生态环境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生态环境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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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局部海域生态系统遭到一定程度破坏河流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干旱年份河流入海径流量的减少，对河口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局部围填海等海岸工程开发建设，使海洋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滩涂和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等重要生态功能区水域面积逐渐减小，一些关键的生态通道受到破坏，局部海域生态功能明显下降。

1.3海洋灾害频繁发生由于海域污染和富营养化等原因，福建沿海是我国赤潮的多发海区之一，赤潮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有毒赤潮生物发生的比例高，对渔业和养殖业生产的破坏性大，严重影响福建省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福建闽东沿岸、闽江口近岸和厦门近岸海域3个海域赤潮的发生次数占福建省赤潮的77．8％。闽东沿岸、闽江口、平潭沿岸和厦门近岸海域4个赤潮监控区成为福建省赤潮多发区。当前福建沿海赤潮灾害历年不断，发生面积逐年扩大。福建省浅海滩涂广阔，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研究发现互花米草和沙筛贝等外来物种已经成功入侵福建省海域，其中互花米草遍布福建省大多数海湾滩涂，沙筛贝在许多封闭型围垦区均有发现，部分海域仍有人为种植互花米草和养殖沙筛贝的现象。福建省对外贸易发达，大型港口遍布沿海各地，海上航运繁忙，船舶压舱水携带的浮游动植物及海洋生物幼体进入福建省海域；海水养殖历史长、面积大、品种多，部分引进品种可能具有入侵性，省内养殖苗种交流频繁，外来养殖品种及可能携带的病原体扩散到全省大多数海水养殖区。

1.4溢油、危险品泄漏污染事故严峻近年来，福建省临港工业特别是石化工业快速发展，海上物流规模日益加大，各类海洋经济活动显著增加，海上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污染事故多发，对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源和海上活动等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1.5人口增长和城镇化建设对环境压力加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福建省沿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福建海岸带涉海市、县、区人口大幅度增加，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全省人口增长速度。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发展，劳动力需求以及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沿海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随着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沿海人口将继续集聚，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而人口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负荷总量将呈增大趋势，沿海地区海洋环境保护压力也将明显加重。

1.6临港工业发展对环境压力加大福建省着力培育发展三都澳、罗源湾、兴化湾、湄洲湾、厦门湾和东山湾六大临港工业基地，形成以湄洲湾、东山湾为重点的石化产业基地，依托大型深水港口的沿海能源产业基地，以三沙湾为重点的冶金产业基地，以湄洲湾为核心区域的大型林浆纸一体化产业基地。港口及临港工业项目建设将刺激新一轮的围填海造地，占用湿地资源，进一步威胁红树林生态系统、滩涂和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影响海域生态功能。产业发展及城市建设导致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处置不当必将加重近岸海域水污染态势，加大海洋生态环境压力［10］。

2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演变趋势

2007年福建省近海海域环境状况良好，水质总体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中，二类水质标准、三类水质标准、四类水质标准和劣四类水质标准海域面积分别为2850km2、1640km2、240km2和550km2。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罗源湾、泉州湾和厦门近岸局部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污染主要分布于沙埕港、三沙湾、罗源湾、闽江口、兴化湾和泉州湾以及厦门近岸海域；石油类则分布于沙埕港、兴化湾和泉州湾。2007年福建省海域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主要海湾部分站点沉积物存在重金属、石油类和多氯联苯超标的现象，其中三沙湾部分海域铅和多氯联苯超标，泉州湾部分海域石油类超标。本文选取3个代表性的时间段，即1983—1986年开展的“福建省海岸带与海涂资源综合调查”、1998年的“福建省海洋污染基线调查（第二次）”，以及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报告各时间跨度均为10年；通过搜集3次调查中福建省近岸海域所有站位各评价指标的测值范围和算术平均值，对比分析福建近岸海域水质、沉积物质量的变化趋势。3次调查各主要水质要素测值比较结果见表1和图1。与1983－1986年的水质监测结果对比可知，1998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趋势较为严重，主要表现在营养盐含量大幅度上升。1998年海域的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平均含量为1983－1986年的2．4倍，已成为福建省近岸海域的主要污染因子。此外，石油类、重金属含量与1983－1986年相比也有不同幅度的上升，油类、汞、铅和镉的平均含量为1983－1986年的1．5倍、6．6倍、1．9倍和2．5倍。化学需氧量有所降低，减少了约21％。

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体中的主要超标指标依然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与1998年相比浓度有所下降，但超标率在增加。化学需氧量浓度有所升高，溶解氧有所下降；石油类、铅和镉的平均含量均持续上升，其平均含量分别增长了42％、90％和130％；汞的含量有所降低，减少了约43％。3次调查各主要沉积物要素测值比较结果见图2和表2。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变化趋势如下：①硫化物、镉的含量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几年间，硫化物和镉含量增加了90％、70％，最近10年硫化物和镉含量分别降低24．18％、5．26％。②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平均含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14mg／kg下降至0．056mg／kg，降低60％，而近10年来降幅变化，仅降低了10．71％。③铅、石油类、滴滴涕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从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几年间，铅、石油类、滴滴涕的含量分别降低39．63％、21．76％、81．82％；最近10年，滴滴涕和铅的含量分别增长了13％和102％，石油类的增长速度更快，增加了约3．5倍。综上所述，3个调查时期，沉积物中硫化物、镉的含量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趋势；铅、石油类、滴滴涕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其中石油类的剧增可能与临海工业、港口、船舶排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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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拥有较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良好、健康的经济可以提升技术与科技，帮助抵御恶劣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过快或不健康发展会损坏生态环境平衡，破坏生态环境自愈或供给能力，造成环境恶化、资源供给降低等问题，引起政府干预，生态环境系统便通过环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馈制约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给能源的形式参与经济系统活动，而经济系统活动主要以“三废”回流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通过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而生态环境又受到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影响.只有当两个系统互相以积极的效应抵消掉消极效应，形成协调、健康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与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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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库库岸生态环境现状

思林水库库岸本就山高坡陡，土地破碎，水土流失严重，特别是2014年7•17洪灾，造成了库岸多处塌陷、滑坡，公共基础设施损毁，生态环境大有恶化之势。

2.1库周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环境破坏

为实现库区移民搬迁安置需要，在电站建设期间，库周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思南县有文家店、三道水和瓦窑3个集镇整体搬迁，新建3个集镇，仅场平工程占地就达近千亩，库周交通、水利、电力等设施建设，新开挖量大，对库岸生态环境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电站建成蓄水后，库区各县为加快库区发展，又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大量的村组公路建设，多地现状破坏，许多原生植被遭到毁灭，对库岸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2.2人为垦荒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思林水库移民搬迁安置主要是后靠安置，库区4县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原本乌江沿岸村民人均耕地不多，劳动技能和生产方式单一，水库蓄水后，沿岸大量耕地被淹。搬迁后，为了生存，移民不得不进行垦荒，并进行复种，造成表土疏松，稳固性差，水土流失严重。

2.3自然灾害造成的地质破坏

水库自2009年下闸蓄水来的这几年，库区自然灾害频繁。每年雨季，建设单位都要进行库岸巡查，从巡查的情况看，库岸多处地质不稳，塌陷、滑坡地方多，尤以2014年7•17洪灾为重，损毁之大，地质破坏程度，前所未有。

2.4消落区的环境现状堪忧

思林水库正常蓄水位是440m，死水位431m，为了满足发电和防洪需要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水位都在434～436m之间，在库周形成了4～6m的消落区。消落区是属已征用区域，农民不能耕种，而电站业主单位也没采取治理措施，一年四季都是处于荒芜状态，基本没有一丝绿色。

3水库库岸生态治理的对策

3.1搞好库区生态保护总体规划

库区各县人民政府应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在省、市相关部门的统一指导下，与电站建设业主单位，做好库区生态保护总体规划。规划要有前瞻性、长远性和全局性，要能够指导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水库库岸生态治理工作；规划要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要结合当地地理、气候和社会经济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理方案，做到因地制宜，能够指导实施。

3.2加大库区的植被恢复力度

在规划的指导下，库区各县应整合各方资源，特别是林业、环保、生态、国土、水利、移民等部门资源，加大对库区投入，进行植被恢复，应按照国家有关退耕还林政策，强制对库区25°以上坡耕地实施退耕还林，有效保护库岸环境。特别是移民部门，要按照《移民安置规划》中拟定的《环保及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项目建设，大力提升库区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

3.3加大库区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实现劳动力的转业与转产

库区各县应加大库区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特别是劳动力技能培训，让库区劳动力都能熟练掌握一门实用技术，顺利实现劳动力的转业与转产，使他们不再依赖土地生存，减小库区土地的破坏，从而有效保持水土。

3.4制定严格的保护制度与措施

依照国家森林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严格的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措施，组建相应的执法队伍。

3.5加强督促和检查，确保各项生态保护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

加强督促和检查，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对相关责任单位、部门和个人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各项生态保护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各类治理项目顺利实施，实现库区的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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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全新概念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4年首次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将“自然生态”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是对金融理论的一次创新，是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高度概括。什么是金融生态环境呢？概括地说，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生活。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金融风险，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竞争力。经验表明，一个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会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的商机和融资便利；在全国统一政策指导和调控下，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之所以存在明显差异，除了自然禀赋因素外，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也有很大关系。而造成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地区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和金融服务水平。

2、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资金流向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金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更多地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即金融生态。如果一个地区具有透明的政策法律环境，社会信用状况良好，当地企业有良好的信用等级和信用记录，银企关系融洽，中介机构健全，金融债权能得到切实保护，那么，这个地区就能很好地引来资金，经济金融就会步入良性互动快速发展的轨道。

3、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商业银行内部评级的重要因素，进而也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对该地区授权授信的程度。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目前各商业银行开始建立自己的内部评级体系，各地方行政干预程度、不良资产比率、信用环境、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能否在保证处置效率的同时保护债权人利益，地方在司法、执法方面的力度以及对债权人的实际保护情况，各地区处理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破产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对再贷款偿还进度表等成为商业银行内部评级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商业银行根据评级给出信用等级，并按等级确定对一个地区投放授信大小，最终形成信贷资源在全国地区间的分布。可见，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区域性信用等级，是争取更多信贷资源的有效途径。

二、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

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辽阔的土地，还有丰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气、森林储量；此外，东北地区重工业有相当的基础，还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近年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平稳、健康的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东北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1、现行的法制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东北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一般，体现为保证或促进当地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办法少，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当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司法机关不能客观公正地做出判决或者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促进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措施办法较少。

2、政府信用环境欠佳影响金融债权落实。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信用环境虽有所改善，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金融债务落实情况一般、金融债权落实不好，而且，金融债权落实与政府有一定的关联度，金融业要想更好的履行为经济保驾护航的使命，以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3、经济发展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较高。近两年来东北地区的财政收入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城镇居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招商引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围绕生态经济建设的发展潜力较好，但由于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较高，加之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调整、信贷授权授信上收，削弱了银行的放贷能力，不利于对经济的信贷投入，加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供求矛盾。

4、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东北地区的企业能做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是很完善，企业财务管理不够规范，企业以破产、改制名义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较多，与当地金融机构存在一定的金融纠纷。

5、金融服务水平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目前一些部门金融服务水平较好，但当地的担保、服务水平不能很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多元的、竞争性的银行金融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优化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首先，从政府角度讲，地方政府要关心金融业的发展，要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包括金融机构依法自主经营权，保证金融业发展的法制环境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等等；还包括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化解和处置等内容。地方政府要采取措施，在营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方面应采取更多的具体措施和办法。首先应在立法方面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适当修正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利于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条款，进一步建立健全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各项法律法规，使金融机构和借款人处于平等地位；其次在执法方面，执法部门应从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大局出发，强化司法公正，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特别是要千方百计提高案件的执结率，以增强法律法规的震慑作用。

其次，从金融系统的角度看，需要做好几件工作：

一是对金融机构要加强监管和自律。监管机构应转变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建立健全更多适用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当地金融业良好稳健地运行。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应加强行业自律，以确保金融业稳定运行。

二是央行的职能和作用要得到有效发挥。新时期央行职能重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当前应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调研和评估，对房地产、钢铁、电解铝等重点行业建立预警监测机制，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积极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相关部门形成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合力，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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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贯通的，因为人本身就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物质需要范围的拓展是由精神需要而引发的，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不断转变使人突破了其动物性自然规定界域，人成为一种新的面向对象、了解对象和把握对象的存在物；精神需要在使人成为对象的人的同时，也使对象成为人的对象。人的精神在打开他的总体自然存在疆域的同时，也打破了他的自然需要的限度，使得人的需要呈现出不断上升和无限扩展的态势。可见，一方面，正如人的精神的超越性使人打开了难以穷尽的欲望空间，使人不必像动物那样完全被锁定在自然需要的限度之内一样，也正是人的无限欲望对需要的不断流注，才使人的需要源源不断地发展，也正是人的需要的不断发展，才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另一方面，人越是成为精神的存在物，他就越想要突出和表现其自由本质，他就越是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内在发展冲动，这样的发展冲动为人之不安于现状和想要超越现实的诉求所表达。因此，他在推陈出新着自己的存在形式、自己的内在需要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在不断地发展和奔向那个遥遥无期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发展”这一概念的产生，是基于人们对于争夺有限物质利益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始于需要对象的有限性和人对满足欲求的强烈渴望。人的精神与自由使人的需要变得无限，而无限的需要最终会指向无限的发展。人的无限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无限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又加重了对环境的破坏和压力。历史上的无限发展论基于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发展出这样两种认识：一是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二是认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是无限的。过去，人们总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无限广阔的资源宝库，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各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料。同时，人们总是相信，个人的知识虽然有限，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凭借其文化积淀而持续地认识自然和不断地生成新技术，从而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提供用之不尽的手段和工具。基于以下理由，无限发展的理论的两种认识都存在问题：首先，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其次，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方法也不是无限的。就第一个方面来看，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另一类是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成历史的产物，它的总量是有限的，而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也只有在保证其再生周期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即可再生资源并不等同于无限的资源。同样地，人类征服改造大自然的手段也不会是无限的。虽然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但这种能力相较于无限的自由仍然难以望其项背。所以，在无限的需求促成无限实践的条件下，会造成无限的生产与消费，而无限的生产与消费，就必然促成无限的发展，而正是这种超越了生态限度的无限的发展，才导致了当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在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之下，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江河日下，如果人类仍然不警醒，仍然不改变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最后必将走向自我毁灭。有人认为，人类完全可以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无限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对此观点我们持否定态度。其实，正是人类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种能力的总体的绝对有限性，才导致了当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正因为人类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自然对象存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而只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一定条件下通过已有的知识来把握自然对象，因此“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能力的展开过程只不过是一个基于既有知识系统不断地自我纠错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

二、像人一样生活：需要与生态的内恰

人要像人一样生活，首先就必须理解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质。雅斯贝尔斯认为，我们应当认识人的真正存在、了解人的真正自由和理解人的真正本质。他进而认为，人的真正存在与自由，并不像现代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各门关于人的科学那样，仅仅将人当作一种客体，通过各种层面的知识就能够被认识。我们认为，对人的认识必须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人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由于人的物质性存在是有限的，而精神性存在可以无限，所以这种总体状态与人的需要是相互对应的。因此，人要像人一样生活，就意味着人必须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而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换而言之，就是要在满足人之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着力于其精神世界的开发，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但是过去的无限发展理论，却并没有受导于如此的认识，而是将人的物质需要从自然限度中释放之后，就让需求如脱缰的野马任其狂奔。人们沉醉于对物质利益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满足之中，物质需要成为人们耗费精力而永无注满的无底深潭，使人们沉溺于无止境消费和无意义的生活。如前所述，无限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是严重的，而要摒弃无限发展主义，保护好生态环境，就必须使人回到人本身的本然规定之中，即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而要如此，首先就得让人类习以为常的无限的物质需求“回归”到它的一定的应有限度之内，即必须对人的物质需要进行合理调控。那么如何进行调控？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类物质需求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能够提供相应需要的限度之内，人类物质需求应当是一种被调控的生态化的物质需求。要对人类的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调控，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培养人们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人们只想到其无限的物质需求应当不断地被满足，而很少考虑那些无限的物质需求本身是不是合理，更没有考虑到它们有没有符合生态要求，是不是具有内在的生态合理性。面对如今严峻的环境恶化形势，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各种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考量，在考察它们是否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而要进行这种合理考量，就得有这样的意识准备：一是树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限意识。人类需求内含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是二者构成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人的精神需求可以无限发展，而人的物质需要则不能无限发展，它必须受到限制。二是建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度意识。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内在节度，物质需求也是如此。物质需要须符合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个体生态的内在节度，任何超出这些节度的物质需求，都可能对人类带来危害，都必须得到调整。三是确立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意识。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性包括需求本身的生态有利性、需求对环境的生态维护性以及对实现需求的条件可能性，从这三个方面对人的物质需要给予全面考量。那么，如何培养人之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对于控制我们过多的欲望，对于我们物质迷狂精神的生态化“整肃”是有积极意义的。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道德经》则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寡欲可以养生、养性，而这种养生、养性原则因天人合一而完全内恰于生态要求。荀子则认为相对于总体上谈欲之多寡，不如谈欲本身的性质规定。他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他认为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非常重要，不合理的欲望多了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合理欲望的增长则无伤于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其实主要是谈寡物质之欲，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关涉到精神以及道德之欲，我们则认为不但不能减少，反而更应当增多。这是因为我们对精神对象的分享不仅有利于人们生存境界的提升，而且也不会造成其自身的减少，就更不会因此带来生态问题。那么如何开发人的精神领地、如何发展人的精神需求———即如何使人成为一个重心偏于精神的存在者呢？我们认为至少得注意两方面：

篇（6）

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位于敦煌市南郊，它以其独特的“山泉共处、沙水共生”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自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旅游发展迅速，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2012年景区营业总收入达到6346万元，接待人数增加到58万人次。景区周围的月牙泉村有居民221户，共820多人，居民参与旅游业可分为几个阶段:①1978—1985年零星参与阶段。其间由于旅游业刚开始发展，接待的主要是国际游客，游客人数少，全村仅有10多户参与到旅游业中，主要是从事牵骆驼服务和经营小商品。②1986—1993年初步参与阶段。其间全村有30多户自愿参与到旅游业中，由于游客人数增加，旅游服务价格上升，再加上景区管理委员会限制村民加入，参与旅游的居民收入非常可观。③1993—2001年深入参与阶段。其间约有120户居民从事旅游工作，但农业仍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参与旅游业的居民还要从事农业。④2002年—至今全面参与阶段。由于敦煌水资源危机，出现了天然绿洲退化、土地荒漠化加剧、风沙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月牙泉村的农用水井被迫关闭，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当地政府实施了月牙泉渗水工程，建设生态保护林，征用了居民的大量农田，当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为了解决当地人生存问题，政府决定给全村每户平均分配两个“骆驼号”，让他们全部从事旅游服务。整个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旅游业，当地村民从此从农业转入到旅游服务业中。政府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展旅游业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调查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居民的人口社会学统计特征、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总体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其中，个人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用旅游收入和在景区工作的人数衡量，社区归属感用是否在本地出生和在当地居住的时间衡量，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用旅游旺季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衡量。为了保证旅游影响的态度指标具有代表性，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文中出现的旅游影响指标分别进行统计和排序，选取出现频率大于30%的26个指标，然后再根据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对选取的各个指标进行调整，使指标的语言表达方式更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测量参照Ap、Crompton在旅游影响研究中使用的Fishbe态度量表模型，公式为:A0=Σni=1biai。式中，A0为对一个事物和现象的态度，bi为感觉，ai为评价。采用这种乘积函数方式评估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感觉和评价采用5分Likert量表。考虑到当地人口数量状况，本研究选取整个月牙泉村为研究范围，以每户为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10月，正值旅游淡季，配合调查的时间充裕。调查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主要针对家中男、女主人进行。共发放问卷177份，由被调查人面对面交流完成问卷，有效问卷达100%。收集的数据采用Excel软件进行编码处理，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1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00%，女性占48．00%;年龄在25—44岁的为48．60%，45—64岁的为390%，15—24岁的为140%，65岁以上的为5．10%。在教育程度构成方面，40．70%的居民拥有初中文化，小学学历的为24．30%，未受过教育的为15．80%，高中的为15．30%，中专及以上的为4．00%。职业是农民的占71．80%，当地经营业主的为14．10%，其余依次是工人(4．00%)、学生(40%)、教师(30%)、其他(30%)、离退休人员(1．70%)、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0．60%)。全家年收入以20000—25000元的为37．30%，25000元以上的为27．70%，15000—20000元的为20．30%，10000—15000元的为10．20%，5000—10000元的为40%，5000元以下的为1．10%。家里有1人在景区从事工作的为74．60%，有2人的为18．10%，无人从事景区工作的为5．60%，有3人的为1．10%，3人以上的为0．60%。

2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总体上

当地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受深刻，总体变化均值为91，除外来投资外，所有指标变化均值都超过了5，表明当地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对当地起了积极作用。偏好的总体均值为91，说明当地居民乐于接受这种变化。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总体均值达到15．39。其中，在基础设施、环保意识方面的得分分别为17．94和16．41，显示出居民的较高认同度和满意度;而在外来投资、娱乐休闲机会、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等指标的均值都低于15，态度平淡。在旅游负面影响，总体变化均值为65，与正面影响感知相比，居民对负面影响的感知较弱，其中感受变化较大的有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生活垃圾、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噪音5个指标，得分均值都超过了80;感觉变化最小的为“犯罪率”，变化均值得分为16。偏好的总体均值为19，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变化并无反对情绪，包容了这些变化。态度的总体均值为11．36，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态度较温和，没有显现出消极态度。比较而言，居民对日常生活影响和宁静生活氛围的态度更宽容，但在意上缴的税收和犯罪率两个指标。

3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不同态度，了解不同群体对旅游影响的差异性，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当地居民进行分类。首先采用分层聚类，运用沃德法，选择欧氏距离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树形图，根据以前研究成果和综合分析，将旅游地居民分为三种类型;再根据聚类数目运用非阶层聚类分析中二阶段聚类法分析，并对分类结果进行方差检验和判别分析。结果显示，除了上缴的税收、娱乐休闲机会、外来投资、贫富差距指标外，所有指标的方差显著性都为0．00，表明整体分类正确率为97．74%。类型1的居民占850%，为146人;类型2的居民占7．90%，为14人;类型3的居民占9．60%，为17人。对三种类型的居民比较可知，第一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各指标得分平均值高于第二类居民低于第三类居民，他们承认旅游给当地带来了积极效应，感觉较满意，但也感受到了旅游的负面影响，没有显出强烈的反感态度，在土地和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犯罪率、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噪音的态度得分均值最高，显示出对旅游负面影响的容忍。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热情的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占50．00%，职业主要是农民，所占比例为79．59%;旅游旺季时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平均次数超过5次的为68．50%，当地人占98．60%。第二类居民在旅游正面效应方面得分的平均值最低，如就业机会为10．29%、家庭收入为9．79%、自豪感为121%、文物保护力度为11．93%，他们对旅游正面效应的认同度低，没有显示出积极态度。同时，他们在消极影响方面的得分值也较低。其中，生活用品价格、土地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宁静生活氛围打扰指标在三类居民中得分最低，表现出不满意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冷漠的支持者。其中，女性比例为71．40%，15—24岁的占50%，职业主要是当地经营业主(35．70%)，其次是学生和农民(各占28．60%)。这类居民直接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较少，57．10%的居民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都小于1次。与其他两类居民相比，第三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最积极，主要是在基础设施、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的指标平均分值很高。同时，他们也注意到旅游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生活垃圾、噪音、犯罪率方面持消极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矛盾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为58．8%;在受教育程度上，590%的为初中，88．2%的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次数都超过了5次，且100%是当地人。

4旅游影响态度维度分析

为了简化变量，分析居民对旅游影响态度的主要维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6个指标进行分析，KMO值为0．74，Bartlett''''s球形检验值(0．00)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各指标负荷值都在0．8以上，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7．07%。我们对总体量表和各分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总体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36，各分量表中除积极环境影响外，其他可信度都大于0．6。由于上缴的税收、犯罪率、日常生活影响、娱乐休闲机会、上缴税收5个指标在各主因子上的载荷小于0．5，所以被删去。居民思想观念、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等指标在第一因子上有较大载荷，主要反映的是旅游社会影响方面，可命名为积极社会影响因子;家庭收入、就业机会、生活水平3个指标在第二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反映的是旅游经济影响，可命名为积极经济影响因子;宁静生活氛围打扰、交通拥挤状况、生活垃圾等指标在第三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消极环境影响因子;生活用品价格、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在第四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消极经济影响因子;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在第五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文化影响因子;基础设施、环保意识在第六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环境影响因子。在旅游正面影响方面，居民在积极环境影响上平均分值最高，态度最积极;其次是积极经济影响和积极社会影响，在积极文化影响方面得分值最低，居民对这方面影响的态度不积极。在旅游负面影响方面，消极经济影响比消极环境影响平均分值低，显示当地居民对负面经济影响的态度更消极。为了解居民的态度与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感、个人对旅游业依赖等变量之间的联系，本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进行检验，研究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否在这些变量影响下有显著的差异。如果存在显著性影响，进一步运用事后检验(POST－HOCtest)，分析变量各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结果表明，性别和年龄对居民的态度各因子没有显著性差异。教育程度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四个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两个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其中，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平均分值显著高于其他的平均分值，并与其他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初中文化和中专文化的居民差异显著，前者比后者的均值高。此外，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经济影响上，中专文化的居民平均分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居民(p＜0．05)，其他类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文化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居民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居民(p＜0．01)，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距不显著。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大专与其他教育程度差距明显，均值显著高于其他(p＜0．01)。收入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环境影响因子有显著差异，对其余的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与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之间有显著差异，其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在积极经济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p＜0．001)。在消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与20000—25000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职业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的消极影响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上，除退休人员外，学生和其他职业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与农民、工人、离退休人员之间也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的均值明显高于后三者，当地经营业主与农民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p＜0．001)。在积极经济影响上，学生平均分值最低，与其他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积极文化影响上，教师和农民、学生、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之间存在显著差距(p＜0．05)，学生和工人、经营业主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教师与农民、工人、学生之间有显著差距(p＜0．05)。家人在景点工作的人数只对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其他无显著性。旅游带来的收入仅在积极经济影响上有显著性。居住时间对积极经济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他因子无显著性差异。与旅游者接触次数仅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在其他因子上无显著性。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以上变量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

5影响支持水平的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因子是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有影响，本文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住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等变量后，分析各变量对支持水平的影响，第一步选择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把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6个自变量作为第二层引入回归。第一步引入的控制变量对居民的支持态度有一定的解释力(R2=0．20)。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无显著的影响，但职业和全家年收入有显著预测力，职业排序从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当地经营业主、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到其他，可见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越不密切，越有可能不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22，p＜0．01)。全家年收入从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5000—20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到5000元以下共6个等级，收入越低的家庭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越弱(Beta=－0．33，p＜0．01)。在旅游业依赖的指标中旅游带来的年收入对旅游支持态度有显著负影响，从旅游业中获得收入越少，越倾向不支持旅游业的发展(Beta=－0．28，p＜0．01)。社区归属感中的居住时间对支持态度有显著作用，居住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18，p＜0．01)，而居民与旅游者的接触程度对支持态度无影响。在分析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旅游业依赖程度、社区归属感等变量后，旅游影响态度各维度对预测支持态度做出了新的贡献，对支持态度方差的解释显著增加，对支持态度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36%，并达到显著水平(p＜0．05)。从标准回归系数可见，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文化影响态度、积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无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较明显的预测力(Beta=0．21，p＜0．05)。消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明显的负影响(Beta=－0．17，p＜0．05)。消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显著的负影响(Beta=－0．10，p＜0．05)。总体表明，随着居民的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增加，消极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态度减少，居民更可能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篇（7）

1.2治疗方法采用常规的固定矫正器矫正错颌畸形，疗程时间半年至两年。分别在矫正前与矫正后1个月、2个月、4个月、6个月对口腔菌斑进行采集及培养，观察并比较矫正前后口腔微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

1.3细菌培养方法采集的标本选择两侧中切牙位置，使用无菌纸条进行采集，将采集的菌斑稀释10倍后以2500r/min低温离心20min，取上清液接入培养基，在37℃下培养1周，观察细菌菌落形态，统计牙龈卟啉单胞菌、伴放线杆菌、核酸杆菌、产黑色素类杆菌及衣氏放线菌的检出率。

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结果

矫正治疗后1个月口腔牙龈卟啉单胞菌、伴放线杆菌、产黑色素类杆菌的检出率较矫正前升高(χ2=3.99、4.74、4.32，P均＜0.05)，而口腔核酸杆菌、衣氏放线菌的检出率与矫正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4、1.22，P均＞0.05)。矫正后2个月、4个月、6个月口腔牙龈卟啉单胞菌、伴放线杆菌、核酸杆菌、产黑色素类杆菌及衣氏放线菌的检出率均高于矫正前(χ2=6.04、4.74、4.32、5.30、3.99，6.04、5.72、6.33、4.32、3.99，10.67、7.83、5.30、5.30、7.14，P＜0.05或P＜0.01)。

篇（8）

2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原因

2.1草畜双承包制度是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根源

自1983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推行了“草场共有、承包经营、牧畜作价、户有户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在人口与草场比例失衡的状态下，牧民只在自己的牧场上完成日复一日的放牧活动既不科学又不合理.草场承包制限制了四季轮流放牧的可能，这种使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双包制”使得经营畜牧业和经营草原紧密联系.牧民承包以后年复一年都在固定的放牧圈里活动，牲畜昼夜啃食同一个牧场，在居民点、卧盘、水井附近出现许多直径60米至95米的同心圆，平均每个居民点退化105亩至310亩左右的草原“.草畜双包制”导致草原的不科学使用，牲畜以牧户为中心每天从定居点至饮水点不断践踏和啃食一片草地从而导致了蹄灾.同时，这种把草原一片一片圈起来的制度不仅使草原载畜力降低而且加大了牧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造成牧民之间的恶性竞争.

2.2新巴尔虎右旗旅游业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截至2014年11月，新右旗共接待游客496191人次，同比增长9.1%，其中接待国内游客473860人次，同比增长8.9%；接待国外游客22331人次，同比增长13.1%.②通过对一个在旅游基地工作多年的同学进行电话采访了解到，游客进去之前和出来之后的地面状况完全不同，塑料袋、矿泉水瓶、饮料瓶等满地都是，加上草原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也会对草原植被、动物、土壤产生影响.土壤遭到破坏之后导致其结构的变化，并引发土壤上层植物的大量生长，终将造成动物的迁徙或减少.旅游者丢弃的废弃物严重污染环境，超过了草原生态的承受能力，导致水质和土壤质量变差，环境和旅游之间是既有冲突也能共存的关系，环境保护依托于游客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素质.

2.3过度放牧使草畜得不到平衡发展

全旗总面积25194平方公里，草原面积3444.2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2716.7万亩.牧业户3909户，牧业人口1.5万人，2006年全旗牲畜总头数突破205.3万头只.随着人口的增长草原的载畜量已经超过其载蓄能力，新巴尔虎右旗属于干旱草原，生态系统非常脆弱，而且年降水量少，冬季干冷，夏季炎热,2010年退化草原已达1208万亩，占可利用草场的44.5％.过度放牧的大多是外来人口，他们承包本地牧民的草场，大量引进牲畜，短时间内过度使用牧场，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近年，新巴尔虎右旗牲畜数量愈发增多，对现有的草场容量已经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不防止过度放牧草原生态系统会遭到破坏，因为牲畜数量的增加，造成草场压力变大且得不到有效恢复，致使草场退化，也因此引起草原沙漠化的蔓延.

2.4外来人口过度开采导致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2008年至2011年，金山矿业和新鑫矿业为利益所驱使，在新巴尔虎右旗草原上进行非法开采并向周围排放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这些对地表水、土壤、空气和人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开发到完成，牧民始终是弱势群体，不但没有利益而且还要遭受开采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每年来新巴尔虎右旗挖药材的流动人口约260人，而且很多人就地搭帐篷过夜，连续几天不停的采挖，严重破坏了牧民的居住环境.2013年7月，公安机关在药材密集地抓获数名违法作案人员，没收作案工具数把，去年新巴尔虎右旗查获违法采药人员143人，没收非法采集的药材将近1027公斤，过度采挖使草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3关于新巴尔虎右旗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

3.1合理利用草原资源

对草原进行科学地开发利用和建设是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措施.很多鼠目寸光的人为了眼前利益去破坏草原，如开矿，滥挖，滥櫵，过度放牧等等.2007年旗长白爱军接受采访时说过：“牛羊还是太多，还要往下减！”.草原受到破坏就等于广大牧民的利益也在遭受损害，但光靠他们的力量无法制止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相关部门应及时并强力打击破坏草原的多种行为，促进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

1、制定具体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同时应根据破坏活动的程度进行批评或处罚，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

2、坚持保护是为了利用，利用一定要保护原则.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人开发之后都要进行付费，获取利益之后都要进行补偿，开发之前应制定相关的保护措施，坚持保护和开发并行，不能盲目的开发要遵循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

3、严格检查流动人口，禁止其破坏草原.新巴尔虎右旗有众多流动人口，由于他们对草原的不了解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利益所驱使就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的破坏.2012年全旗投入约300万元组建了“草原110”，设立多个流动报警点以及固定警务室.必须“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得”.③

3.2从经济上帮助牧民,减轻对草原生态的压力

有效地限制过牧行为实属不易，在政府的强力管理下过牧活动依然存在.牧民的过牧行为会受到草原监管部门的制止，然而，这会影响到牧民的生计，如果超载被发现监管部门会对牧民进行罚款，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政策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相关部门往往只对过牧行为进行罚款了事而对超载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当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保护和建设，例如从2002年以来惠及牧民的退牧还草补偿金约1500万元，约716万亩牧场得到休养生息，同时政府投入约1460万元有效的控制了10多万亩草场的持续沙化局面，制造并投入使用移动篷车近400辆，棚圈近600座.

3.3合理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

外来人口的增长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牧区的平衡发展，新巴尔虎右旗在1990年总人口近2.5万，1997年总人口3万，现在全旗人口近4万人.不有效合理的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长会给新巴尔虎右旗以后的发展带来阻碍和困境.新巴尔虎右旗现在的常住人口为26420人，总人口近4万，外来人口近10000人.人口的增长及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造成了牧民赖以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浪费.应把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工作重视起来.

1、充分认识人口增长给有限资源带来的困境.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对周围环境和资源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加大，这不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从长计议使有限资源科学搭配人口数量，鼓励牧民有效利用草原资源.

2、禁止外来人口进行养殖活动.现今外来人口对草原的使用主要是代放牧，他们从牧民手里购买牲畜之后让牧民代放，间接地使用草原，加大了草畜矛盾.

3、成立户籍制度改革小组，通过合理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效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加快建立外来人口动态监测长期工作机制.

3.4保护草原旅游资源环境

选择科学的开发利用模式，明确旅游资源与市场需求相互平衡原则，要顾及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可承受能力等.现在的旅游业和消费文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冲击力很大，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草原旅游环境.

1﹑发挥政府的管理作用.政府在旅游环境和资源管理上进行战略性调控，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并肩而行，确保旅游资源的长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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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数据来源及标准化处理数据来源于哈尔滨市统计年鉴(1999年—2008年)、环境状况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年—2008年)，并且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本文将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

2．2指标体系建立本文构建了两个子系统城市化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一级指标7项、二级指标21项。指标选取主要遵循真实、可靠、资料获取性和可比性等原则。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评分相结合确定权重

2．3评价模型与标准，评价模型。本文的评价模型采用杨士弘提出的协调发展度模型，用于定量评价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协调程度(D)，并且找出其制约因素。

3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结果分析

3．1协调发展度结果分析根据式，研究表明:1999年—2008年间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整体上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协调发展度从1999年的0．594上升到2008年的0．709，说明二者的协调发展水平日趋良好，但未达到优质协调阶段。根据协调等级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9年之前协调发展度0．594，处于勉强协调等级;2000年—2007年从0．613上升到0．691，处于中度协调等级;2008年协调发展度0．709，处于良好协调等级。

3．2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指数结果分析依据式，研究表明:哈尔滨市的城市化评价指数由0．319上升到0．457，生态环境评价指数由0．408上升到0．578，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生态环境评价指数在2000年—2002年3年间有缓慢下降，主要是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城市化水平f(x)均小于生态环境水平f(y)，说明哈尔滨市在1999年—2008年间属于城市化滞后型。

4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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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中指出：“从学习内容上看，环境教育兼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涵，环境教育帮助学生从各种角度全面理解环境系统掌握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及其内部各种组成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环境教育可以跨学科的方式融入各课教学之中。”如科学活动“水”“声音”等内容，让孩子懂得干净的水和安静的环境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教育幼儿不浪费水、不喝脏水、不在公共场所里大声喧哗；艺术活动中《爱护小树苗》、《小乌鸦爱妈妈》，让幼儿从小爱护树木，敬爱妈妈；在第26个“爱鸟周”来临之际，我们组织幼儿观看“鸟叔叔”精彩的口技表演。婉转动听，惟妙惟肖的鸟叫声，更加深了孩子们对鸟的喜爱，家长和幼儿共同收集鸟类图片1000多份，师生共同布置“爱鸟园地”16个，幼儿动手创鸟图画800余幅，我们还带孩子设计鸟巢，挂鸟巢。为了让孩子懂得“爱”与“被爱”的双重情感体验，我们开展生态体验教育活动：“做蛋宝宝的爸爸妈妈”，电视台、广播电台都做了报道。活动为五个小活动，渗透五大领域，科学活动：认识蛋宝宝；美工活动：打扮蛋宝宝；社会活动：给蛋宝宝看病；语言活动：做蛋宝宝的好父母；健康活动：照顾蛋宝宝；最后我们进行谈话活动，让孩子进行反思性表达活动。

亲近自然

我国著名学者、自然之友主席梁从诫先生曾在《与孩子共享自然》中说：“没有孩子生来不爱树林、池塘、草地，不爱护野花和小鸟，如果他们漠然，那么现代都市生活对童心的歪曲，孩子们亲近自然，在大地尽情游戏，体验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自然本身应有的和谐与平衡，这不仅是为了环境教育，而且是对稚嫩心灵的抚爱与陶冶。”工作中，我们解放幼儿的时间、空间，让孩子用激情拥抱自然。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发现、认识自然，用心灵体验、感悟自然。自然中，小草有生根的土地，花儿有开放花蕾的空间，鸟儿有歌唱的平台，孩子也有了放飞心灵的时刻，他们扑进自然的怀抱，和各种生命打成一片，认真地观察昆虫，用泥土为蚯蚓盖房屋，拯救小沟沟里的蝌蚪，倾听花儿的言语及树叶的吟唱，感受着自然万物中一切鲜活的生命形象。我们遵循生态教育理论，认真挖掘自然中的教育因子，着力培养孩子强健的身体和完善孩子的人格。每年的登山活动、春游、秋游，我们不断扩大教育的内涵，灵活运用多种活动形式、增加活动难度，让孩子得到丰富的体验，以培养多种能力。登山时，孩子们你拉我、我推你；过小河沟时，男孩拉女孩，大的牵小的。他们那么认真、那么负责，人性中的善良熠熠生辉。

节日主题活动

我们除了在教学中不断渗透环保教育内容外，特别在国际国内一些主要的，与环保有关的纪念日里，更积极地开展环保专题教育活动。一年中，有很多环境节日，如何深层次挖掘教育资源，让每个节日都闪光，取得应有的教育效果，也是教育者应该深思的问题。在3月12日植树节活动中，我园组织了“小手牵大手，共同植树护树”活动。孩子们把自制带有文字和图案的卡片挂在小树上，如“请珍惜一片绿”、“我要发芽，别动我！”等，通过劳动实践让孩子明白人与万物息息相关、共生共荣的关系，以及环境人类生存的意义，从而使孩子对自然产生崇敬心理、仰慕之情。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里，我们举行了“争当绿色小卫士”系列活动。孩子们手拿“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小旗，远足到公园。通过活动，家长也深深地认识到了“环境保护要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整个活动真正起到了以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区的作用。我们还带领孩子们将关在笼中的小鸟重新放回到自然的怀抱中，激发了幼儿爱护小鸟的情感，并让幼儿们知道小鸟是我们的朋友。

习惯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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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中本土音乐文化具有地方性，全市九县两区都有属于自己的本土音乐文化，并且各具特色，高校发挥自身的优势，建设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要注重地方性，把能反映地方特征的风俗语言等文化符号考虑进去，不能轻易改变地方特征。把九县二区的本土音乐制成声像资料，找当地的老艺人给高校本土音乐文化建设环境把关，保证地方性的音乐本土文化特征不变。地方的唯一性即是世界性，为未来天中本土音乐文化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二）真实性原则

真实性也即原生态，指没有被特殊雕琢，存在于民间原始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表演形态，它包含着原生态唱法、原生态舞蹈、原生态歌手等。从原生地移动到高校环境，尽可能保持本土音乐文化的真实性、原生性，特别是本土音乐文化展览馆的建设更需要真实性。本土音乐文化的乐器要老艺人使用过的，乐谱也要没有经过更改的原乐谱。要经常请老艺人到学校表演原生态歌舞，为大学生提供最为真实的原生态音乐标本，以供学生学习本土的草根音乐文化。

（三）综合性原则

本土音乐文化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建设物质的好做，而建设非物质的相对困难，如何把握需要综合考虑，即做好物质的也要做好非物质的建设工作；重要的和不太重要的如何取舍，也需要综合考虑。同时需要做好原生态和次生态的本土音乐文化建设，既要考虑经济的因素也要考虑社会的因素问题，总之，需要综合把握建设环境因素。

（四）保护性原则

在做好本土音乐文化传承创新工作的同时，需要保护好本土音乐文化，当保护与发展发生矛盾的时候，要以保护为主，不能因为创新发展而已破坏性为代价。特别是建设高校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过程中，一定要以保护本土音乐文化为前提，宁可不发展也不能破坏本土音乐文化。这是建设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则。

（五）教育性原则

高校在建设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时，要考虑建设后的教育性，从本土音乐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师资力量、教学方式等考虑对大学生的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效果。包括网络建设对大学生的环境影响，从而构成立体化的本土音乐文化教育空间环境。

二、建设高校本土音乐生态环境的途径与方法

（一）建设方法

1.学校自建。

高校有责任有义务建设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积极主动地搞好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建设的方式一般是以展览馆的形式为主的物质性的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同时构建非物质的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资金可以分期分批投入，也可利用本土音乐文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实行再投入再发展。建设的先期要合理规划，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建建停停，既要有长远规划也应有近期任务，注重建设工作的可持续性和工作的可操作性。

2.合作共建。

高校虽有责任建设本土音乐文化环境，但由于学校的资金紧张，往往会受到资金的限制而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任务，因此合作建设是可以选择的方向。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是可以和当地政府合作，充分利用政府的平台及资源，比如和文化部门合作，有传统文化节日活动时，把政府组织的活动放到高校开展，可以说是“借鸡生蛋”，不花一分钱还能办大事；二是可以和音乐协会合作，发动群众组织的力量，利用协会成员的采风活动，收集整理本土音乐文化的珍贵资料，实行本土音乐文化资源共享；三是可以和各地的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人合作，把原生态的资料拿来共享；四是可以和社会市场合作，将已有的研究成果转化成经济效益，实行本土音乐文化产品和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相对接，实现校企合作，达到合作共赢或多赢。

（二）建设途径

1.本土音乐自然环境建设。

高校的本土音乐文化自然环境建设主要包括：本土音乐文化研究所、展览馆、微环境建设等。特别是本土音乐文化展览馆，它是自然环境建设的主要阵地，把各种本土音乐演奏的新旧乐器、服装、乐谱等收集起来，在展览馆展出；本土音乐文化微环境建设，就是把相关的本土音乐文化资料，包括图片、音像资料等在相对集中的场地进行布置，比如本土音乐文化墙建设等。通过自然环境的建设，为教师、学生提供试听环境，引发对本土音乐文化的感悟，为研究当地的本土音乐文化提供参考。

2.本土音乐生活环境建设。

将本土音乐文化融入生活环境之中，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内涵资料，比如在校园内建设道路和景点时以当地的本土音乐文化中著名的传说故事、人物等命名，如将开天传说为学校花园命名为“开天园”；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乐故事将学校其中的道路命名为山伯路和英台路等；在学校的广播站定时播放当地的民歌与戏曲节目；定期举办当地的民俗文化节；将本土音乐与现代传媒技术结合，进行本土音乐文化的产品开发与销售，将本土音乐的文化与经济相结合，走文化经济的发展道路。

3.本土音乐网络环境建设。

利用网络技术建设本土音乐文化网站，网络环境建设具有很多优势，一是容纳量大，大量的视听资料都可以在网络存放，而且能够时时更新；二是传播速度快，便于学生学习，学生在收集和网络环境建设过程中提高了对学习本土音乐文化的兴趣。网络环境建设需要整体设计，在前期的框架设计好后逐步添加内容，可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的本土音乐文化放置于网络环境之中，在教师指导下全部由学生动手完成。

4.本土音乐教育环境建设。

本土音乐文化在高校中的教育环境下得以生存与发展，教育环境建设极为重要，一是将本土音乐文化课程化，在大学生中进行本土音乐文化的课堂教学，让学生在教师和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人的教育下，形成全面的本土音乐文化系统的知识结构与能力，为本土音乐文化的发展培养传承人；二是把本土音乐文化形成教材，进行学校与社会的传播。三是校园内定期举办本土音乐文化节、本土音乐文化原创作品大赛等；四是以本土音乐文化研究所为依托，开展本土音乐文化研究，将研究成果转化成社会产品，为保护传承本土音乐文化提供理论支持。

三、建设高校本土音乐生态环境的困境与对策

（一）资金不足问题

地方高校在建设本土音乐生态环境方面，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特别是像黄淮学院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建一个本土音乐文化展览馆需要购买的乐器就占很大资金，只靠学校的资金是不行的。我们的做法是：学校建设场地、环境等，由建立的合作联盟单位出一部分资金进行实物建设，并且是分期分批建设；另外，靠社会的其他渠道捐助，比如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人对乐器的捐赠、黄淮学院往届优秀毕业生的捐赠等；通过以上几项措施，基本解决了高校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中展览馆建设的难题。

（二）持续发展问题

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的建设有物质和非物质属性，既要注意物质的环境建设，同时也要注重非物质的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本土音乐文化的原生性。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发展的可持续性。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避免发展中对原生态本土音乐文化的破坏。高校的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是次生的本土音乐文化建设环境，利用高校中的人才和资源优势搞好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传承要求音乐文化的原生态的持续性，创新要求音乐文化的变化性。要树立传承中的创新理念，对本土音乐文化的创新即是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过程中传承本土音乐文化。比如进行高校中的本土音乐文化原创作品大赛，要求大学生利用高校中的本土音乐文化资源创作新的本土音乐文化作品，以此推动本土音乐文化的持续发展。也可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创新传承模式，走出一条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路子，但不能以经济为主，更多的需要注意社会效益，寻求本土音乐的社会、经济、文化效益的同步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