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近代史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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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计的首要任务是科学地认识处于改革大潮中经济、文化等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特点和规律，找到自己的坐标和设计的基准线。企业的生存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发展能力都取决于企业质量，企业设计的基础任务首先是提高企业质量。企业危机的出现，是由于企业的结构性缺陷所导致的。企业设计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对企业内部的结构进行全面的调整，将企业的感性管理上升到理性管理的高度，使企业具有健康的身体。

从企业的内部看，健康企业是由科研、工业、贸易和金融四大支柱支撑的，如果出现某一方面的偏差，企业根基就会出现动摇；从企业的外部看，企业的产业结构、资本组合结构更需要建立科学的体系；从企业管理方面看，产权的明晰化、资本的人格化、企业的现代化、市场的全球化等都十分重要。企业结构的设计就是要对内外诸多因素进行明晰的定位，建立科学的结构。

科技力设计

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国策。对于企业来讲，将科技作为企业的驱动力也成必然趋势，企业的发展战略要变纯粹的市场驱动为科技驱动，即知识驱动。

海尔集团早已实施了“科技驱动”的发展战略，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结构式：变以往的生产与市场的单一结构式为现在的科研、生产和市场的结构式，使科技成为市场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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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次级房贷放款中存在的猎杀放贷和贷款欺诈是造成次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猎杀放贷指贷款机构或其没有依照美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消费者真实、详尽地披露有关贷款条款与利率风险的复杂信息;贷款欺诈是由职业罪犯导演的骗贷犯罪。在这两种违法行为中,前者的受害者一般是消费者,后者的受害者一般是贷款机构。2001～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在经历了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在2006年春季,美国房价开始下跌。在2007年初,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宣布濒临破产,次级债危机开始显现,并波及银行业,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雷曼兄弟倒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美国的投行开始回归银行主业。由于蝴蝶效应,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开始传向世界,成为一场席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暴。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冰岛、迪拜等国家面临破产,即一个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即资不抵债的状况,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墨西哥等,面临信用降级,这些表明,世界正经历着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本文在次级债危机的背景下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我国外贸出口现状

(一)我国外贸依存度高。外贸依存度,也叫对外贸易系数或贸易密度,最普遍的计算方法是进出口总额/GDP,它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大小的指标之一。商务部钟山指出,当一国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时,外贸依存度则会提高。一般说来,外贸依存度越高,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能力越强,外贸依存度越低,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能力越弱。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外贸进出口迅速增长,高于同期GDP增速。1978～2008年我国外贸年平均增速比GDP年平均增速高8.15个百分点。1980～2008年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由34.87%提高到53.3%,我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2.5%提高到57.3%。

2001～2008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速比世界贸易年均增速高11.1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相应上升了20.7个百分点。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09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金融危机对于中下层消费者的影响较大,对我国的商品出口影响较大,我国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了13.9%。(表1)

(二)贸易保护主义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使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据WTO秘书处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分别增长28%和27%,我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我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

美国对我国实施了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如2009年9月11日的轮胎特保案,10月7日的无缝钢管双反调查,10月27日对我国钢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11月3日对我国金属丝网托盘实施惩罚性关税,11月5日对我国油井管征反倾销关税,11月6日对我国铜版纸等征双反关税,12月30日批准对我国钢管征高额关税,2010年2月6日决定对我国大陆产礼物盒和包装丝带征高额反倾销税。2010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337”调查中,有5起涉及在华企业,占案件总数的55.6%。欧盟不仅使用“双反”大棒,同时开始尝试将多种贸易措施叠加使用,采用更加严厉的手段扼制或阻止他国产业对当地市场的占领,如近期欧盟对我国出口的“无线数据卡”拟采用反倾销、反补贴及一般保障措施并用的保护手段。日本经产省的消息显示,日本放宽了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条件,同时对反倾销调查作出肯定性裁定的几率已上升到70%～80%,并拟效仿美国在政府部门设立专门窗口接待企业的调查申请。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出口的形势不容乐观,我国作为最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国家,正在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众矢之的。

(三)出口产品附加值低。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出口企业只是一些国际大企业的加工厂、组装厂,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产品出口中,更多的是凭借低价来获取订单,生产的产品附加值很低。金融危机到来以后,国外的采购人员开始寻找价格更低的产品,一旦发现,就会缩减订单,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同时,在我国出口的产品中,自有品牌比例很低。根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我国所有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不足20%,自主品牌的产品甚至还不足10%。自有品牌的缺乏和品牌建设的不足也是我国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我国外贸出口对策

(一)提高产品附加值,开拓新兴市场。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指出,中国应该让自己的产业链进行升级,这样才能使美国今后从中国进口更多的经过精密制造的产品。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要想改变现阶段面临的出口不利情况,要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加强产品的技术升级,进行产品创新,同时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特殊时机,打造企业的自有品牌,进行适当的品牌营销,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对于我国出口企业来讲,在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引进外资,通过和外资企业的合作,学习外资企业在质量管理和品牌运作上的经验,同时实现出口企业的技术升级。同时,我国出口企业还应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展会和博览会来推销本企业的产品,同时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开拓网络销售渠道,根据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影响来调整出口格局,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逐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

(二)积极应诉双反,提高企业应诉能力。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期,为了防止出口转移对本国市场的影响,当一国针对某项产品采取贸易措施之时,其他国家的“联动”反应正在变得越来越迅速而频繁,典型案例发生在2009年轮胎案、钢铁案及今年的铝材案等。当我国某一产业出口受到一国制裁,很可能面临全球出口市场的贸易保护打击,出口企业事先的全球联动应对战略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我国企业要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争取在WTO框架下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对于违反WTO规则损害我国外贸利益的成员国可以采取“反向报复”,即停止履行对该成员方在WTO项下的义务来迫使对方履行WTO裁决。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8月15日就中国非公路轮胎反倾销反补贴案肯定性损害终裁公告,裁定中方输美涉案产品对美国内产业构成实质损害。在政府支持及行业协会、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此案获得了比较低的倾销税率,补贴税率未出现两位数的惩罚性高关税。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到,只要涉及的企业能积极应诉,在统一的组织下还是可以在面对双反调查时获得比较好的结果。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出口企业在平时要注意规范企业的财务制度,完善财务信息,为以后的应诉做好准备。出口企业一旦面临双反调查,要积极应诉,寻找专业律师,同时与国外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在决定应诉后全力以赴,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要做好准备,最好与同行业的企业进行抱团应诉,降低应诉成本。

(三)慎重对待人民币升值。美国众议院在2010年9月29日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法案要最终生效还需参议院通过,并送交奥巴马签署,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在今年上半年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表明,对于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3%,出口企业利润将下降30%～50%,因此对于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政府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采取相应的汇率政策,为我国出口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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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现代技术和现代审美意识了解

技术是设计的依托和保证。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新技术、新材料不断发展和涌现，再加上有利于快速交流的信息网络和电脑技术，使我们的设计思想和设计能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高技术、高情感”就变成一句口号。美国未来学者约翰·奈斯特认为：“高技术和高情感是我用来描述我们怎样对技术作出反映的一个公式。每当社会采用新技术就必须有人的平衡的反映——那就是高情感——不然的话，这种新技术会受到排斥。高技术越多，高情感越深。”

科学技术是美学观念的动力，当科技发展之时，也必然导致审美意识的变异。“高技术、高情感”，这就是现代审美意识。现代的审美层次从单一的形式美转向文化意识，人们更重视艺术风格、文化特色和美学价值的追求以及意境的创造。人们在探索科技的进步的同时，对以往的文化传统并不是否定和抛弃，而是以强大的内聚力包容了传统文化所创造的传统技术、传统工艺，并在现代设计的基础上，拓展了包括作为“新传统”的现代设计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传统设计和社会文化等内容，使传统的涵义得到提倡。现代审美意识的发展使现代设计比以往具有更多的立足点和更广泛的内容。

2室内装饰设计的传统风格与现代技术特征

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室内设计必须兼顾传统和现代，但是有些人往往一提传统就会理解为复古，一提现代就会理解为照搬西方风格，通过对传统风格与现代特征的探讨，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室内设计”将有一个较深刻的理解。

当代哲学家保罗·利库尔在《历史与真理》一书中的一段话曾被许多谈论全球化问题的学者广泛引用:全球化的现象，既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又起了某种微妙的破坏作用。它破坏了传统的文化，并由此产生了冲突。我们的感觉是:这种单一的世界文明同时正在对缔造了过去伟大文明的文化资源起着消耗和磨蚀的作用。这种冲突表现在它呈现于我们面前一种平庸无奇的文明——在世界各地，人们看到的是同样的电影、同样的由宣传所歪曲的语言。看来似乎人类在“成群”地接近一种消费文化的过程中，也“成群”地停顿在一个次文化的水平上了。于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了走向现代化，是否必须抛弃使这个民族得以生存的文化传统?事实是:每个文化都无法承受及吸收来自现代文明的冲击。这就是我们的谜:如何复兴一个古老的、沉睡的文明，使其参与到全球文明中去。

民族的传统复兴是指经过一段非传统的历程之后出现的传统复兴，是以自然的方式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应在本体基础上进行自身进化，灌输以新鲜的内容。当代的人们常产生一个误解，把传统归结为或者等同于“过去的东西”，认为只有古代的东西才能代表民族性，这是一种将传统凝固化的观点。实际上，传统并不仅代表过去，同时也代表现代和未来。包豪斯的创建人格罗皮乌斯有句名言:“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它的本质是运动，不是静止的。传统应该推动人的前进”。因此，对传统复兴的本身不等同于照搬和模仿传统，“传统”本身更要求和包含着文化发展中的积累性和继承性。这样，传统在发展中才能流传和保持，不是原有东西的延续，而是不断地进行适应新时代的改变和增添的新内容。由此看来，当代人所要找寻的文化传统，是“古”与“今”的统一，是对现代人仍然产生影响力和支配力的传统，这种传统指向未来。只有指向现代和未来的传统才是有生命力的传统。发扬传统的最高境界是，来源于传统，不似传统。

因此，传统和现代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个体，实质的特征都是一致的，都是建立在反思基础上，遵循适时变化和发展的本质。而不是把“传统”和“现代”当作某种形式或风格的“标签”。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传统如何扬弃，如何创建适时性的新文化的问题。生活方式世界化、现代化与文化形式的民族化这两种趋势并非矛盾而是密切相连的。中国室内设计专业的室内设计师只要明晰民族传统与现时代的关系和特征，明确新时期对继承和革新民族传统风格的探索依然是中国现代室内设计发展的主流，加之在设计师中产生民族的回归意识，笔者相信，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室内设计会有崭新的明天。:

3室内装饰设计与现代技术结合的意义

室内装饰设计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产物，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化类型。世纪之交，在经济、科技等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文化趋同的问题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从过去强调室内设计的艺术或技术属性，到现代关注“室内设计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体现出一种由文化衍生出的设计样态不可避免地承担了表达其文化旨意的任务，同时展现了世界多元化的格局。新世纪，室内创作向文化观念的转变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阶段，整体看室内装饰设计的风格，传统与现代技术的结合过于生硬，传统装饰形式直接的运用，民族性的表达依然处在直白的彰显时期，只能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本文旨在探讨现代室内装饰设计的中国风格，室内设计将更多地承载着隐性的文化内涵和不断进步的现代技术气息。现代的室内装饰设计风格，呈现着凝炼的文化传统精神与现代抽象的思辨形式融合的语境，并且，必将从彰显走到隐性、含蓄的呈现。

参考文献：

[1]李惠斌.全球化与公民社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郑时龄.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城市与建筑[J].建筑学报，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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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乡

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城市，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城里，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却还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还要承受异样的冷漠和拒绝，甚至歧视。他们的城市梦不仅没有实现，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贫穷。当乡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们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时，她们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乡。她们真的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她们还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实际上回乡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回乡的路和进城的路一样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的土地已荒废已久，种地无望，她们已习惯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愿再回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回乡是再一次的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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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金融时代风险管理特点

无论是传统商业银行，还是从事金融业务的互联网企业，抑或是跨领域的金融服务提供者，都是在经营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二者总是相伴相生。特别是在行业融合与博弈成为新常态的“长尾时代”，在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仅以风险定价为例，风险经营能力强的金融企业，在准确识别和计量潜在客户风险水平的高低的基础上，能够给“好”客户提供更为优惠的服务价格；而风险经营能力较差的金融企业，由于对客户风险识别不清、计量不准，只能给客户提供一个偏向于平均水平的价格，而这对真正的“好”客户来讲，反而得不到其应得的优惠条件。因此，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好”客户会流动到风险经营能力强的金融企业，因为其为同等服务付出的成本更低；“差”客户则会选择风险经营能力差的金融企业。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风险管理能力依然是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可否认，互联网大数据将给金融企业带来很多思想理念和技术手段方面的变革。长尾时代，风险管理的方法需要主动应变，传统商业银行要向互联网企业积极学习和借鉴，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更加深入地了解位于“长尾”部位的新客户，并为其提供更加卓越的金融服务体验。但同时，传统银行业的风险管理理念不能丢弃，其思想精髓是经过长期实践和验证总结出来的方法体系，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不仅需要坚守，而且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

三、大数据：机会与陷阱仅一步之遥

互联网和大数据革命性地降低了批量获取尾部客户的成本，使长尾时代的到来成为了可能。谈到大数据，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商业智能和无限商机，但实际应用中，要对其持有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技术方面更要谨防“大数据陷阱”。大数据分析和挖掘算法可以帮助金融企业找出很多潜藏在数据里的“规律”，但这只是商业智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是，数据量大不一定就是好事。一方面，当数据量从几十条变为几百条、几千条、上万条甚至更大时，很多微弱相关的变量会在大数据里变得显著相关，很多实际并无关联的变量会呈现相关的表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甄别地盲从于数据挖掘的结论，往往造成模型运行中的偏差，或加速模型本身区分能力的退化。这方面的案例很多，基本都是过度挖掘的结果。另一方面，大数据不仅仅是“大”，更要求“全”，即不同领域、不同来源的数据需要进行整合汇集，这也意味着数据种类和形态变得更为多样和复杂。然而，数据“全”是一把双刃剑，既赋予了数据挖掘无尽的想象空间，也带来了数据质量的良莠不齐。特别是互联网“全民造数”时代，数据应用者必须审慎区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即哪些属于客户真实的交易数据，哪些则可能属于客户在好奇心理驱动下的“试试看”行为。因此，数据挖掘要谨防“伪规律”。防范大数据滑入“陷阱”要做到三个尊重。一是尊重数据质量，在充分了解数据来源、意义和规则的基础上，做好数据质量的甄别、纠正和取舍；二是尊重小数据时代的统计分析规范，如合理抽样、充分验证等，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严格的实验设计，以确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性；三是尊重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专家经验，不能唯数据或唯挖掘，而是要在数据分析和应用的全流程引入专业经验，并对模型规则进行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四、金融企业践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

对于金融企业来讲，互联网金融时代依然要面对信用、市场、流动性、操作、科技、战略、声誉等常规风险，与过去相比，虽无本质区别，却有量的差异。要求金融企业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组织架构、操作流程、系统工具、企业文化和人员队伍。重点包括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客户选择与风险偏好管理，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并把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平衡作为经营管理的最终目标；二是信息对称与“全流程”管理，确保在业务的完整生命周期内充分了解客户的风险状况并采取相应的风险缓释措施；三是数据应用与风险计量能力，将专家经验与基于大数据的风险分析进行有效结合，精准计算和预测客户风险；四是资本约束与风险文化建设，按照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体系，完善与各类风险相对应的资产管理，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风险文化体系，确保各项风险管理工作在前、中、后台得到有效落实。以渤海银行为例，其开业之初即构建了全面、垂直、独立的风险管理模式，并在经营管理实践中按照巴塞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和理念逐步完善了适应本土管理实际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风险偏好政策和风险管理流程，对于所面临的每一种主要风险，均通过“四眼原则、双线报告”建立矩阵式风险报告体系和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断加大研究和开发力度，持续提高风险分析、信息管理、计量工具、系统等量化风险管理基础能力，持续推进风险管理的精细化、专业化品质提升；业务发展方面，不以放松风险管理为代价换取短期发展，不脱离风险管理实际盲目扩张，资产质量始终保持同业领先水平。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以“锻炼和培养一支职业操守好、专业水平高的风险管理队伍”为目标，注重开辟立足长效的风险管理人员培养机制，开展深入、立体、全方位、渗透式的风险管理培训。文化建设方面，注重在风险管理实践中培养和塑造独具特色的风险文化，提炼出以“专业、责任、规范、创新”为基础的风险文化理念，并力求使之成为凝聚力量、规范行为、推动持续稳健发展的“无形之手”。上述措施无疑将为渤海银行在互联网时代的“蓝海”航行保驾护航。

五、监管与创新间的辩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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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Allen,F.(1999),ComparingFinancialSystem,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

[2]Banz,S.(1981),TheRelationshipBetweenReturnandMarketValueofCommonStock,JournalofFinanceEconomic9.

[3]Ferson,W.(1995),TheoryandEmpiricalTestingofAssetPricingModels,inJarrow,MaksimovicandZiemba.

[4]Glosten,L.andMilgrom(1985),Bid,Ask,andTransactionPricesinaSpecialistMarketwithHeteogeneouslyInformedTrader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3.

[5]Harris,M.andA.Raviv(1991),TheTheoryof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46.

[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篇（7）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世界经济与世界航运市场紧密相连。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对此我国航运企业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各种风险。

1.金融危机简介

由2007年3月美国住房次贷危机引发，以2008年9月“两房”——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e）被政府接管、三大投行——贝尔斯登，美林（MerrilLynch），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Holdings）被收购重组或破产为标志，开始爆发海啸式的国际金融危机；10月以后又迅速蔓延、深化，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开始危机实体经济。进入2009年，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为“百年难得一遇”的美国金融风波愈演愈烈，不仅演变成金融危机，而且正向全面的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期[1]。

2.金融危机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

2.1运输需求萎缩，运价急剧下跌

金融危机推动经济滑坡，经济滑坡导致货量剧减，货量剧减导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幅趋缓。2008年9月以来，全国部分中小企业关停，出口企业数量的减少造成港口吞吐量减少。中国口岸自2008年9月之后的连续几个月的欧洲、北美、中东三大主要航线的运费都处于下跌趋势。跌幅最大的依次是欧洲航线、中东航线和北美航线。10月份欧洲航线的运价与8月份相比，平均跌幅高达30.8%。其次是中东航线，口岸到迪拜港的平均集装箱跌幅为13.4%。北美航线以10.5%的跌幅，使原本已经是清淡的航运市场雪上加霜[2]。运价狂跌，货量也急剧减少。这从我国的进出口量上可见一斑。从去年11月至今年6月，我国出口连续8个月负增长。另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中欧、中美、中日双边贸易总值同比分别下降20.9%、16.6%和23.1%。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同比下降23.8%，内地与香港进出口下降24.3%，与印度进出口下降32.3%。

2.2造船业新接订单量急剧下降

对于我国造船产业来说，在经历了从2003年后连续5年的超预期勃兴之后，从2008年开始显现出增长的疲态，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使这一疲态更加趋于恶化。2003年以来，造船业一改以往低迷状态而成为高盈利行业，大量民营、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异军突起，开始“掘金”中国造船业。据统计，2003年两大国有造船集团之外的造船企业新接订单量占全国的比重还是32.2％，但2007年这一指标已经升至62％。如果全球船舶需求继续保持强劲，这些新兴造船能力的过剩还不能完全表现出来，但目前全球经济下滑已经导致全球船舶订造需求大幅下降，而且这种趋势继续的可能性还在不断加大，所以产能过剩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据了解，仅2008年10月上旬一周时间内，广州黄埔区一家造修船企业两个油船改散货船的订单连遭撤销，直接损失4000万美元。近来，江苏省靖江市出于对未来不确定状况的担忧，今后将不再允许新建船厂。江苏另一大型造船企业也推迟了IPO计划，并将原来1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缩减至3亿美元。

2.3投资者预期降低，航运市场泡沫减少

2002年以来的6年时间里，航运业迎来了一轮空前的大发展，成为航运业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繁荣期。但是随着新造船运力的投入，使得航运市场上总运载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经济及运量的增长，给航运市场带来巨大的供给压力。在运力供过于求之下，造成运费受压，甚至出现不升反跌的情况，盈利大受打击。

美国金融危机对投资者心理造成的影响直接作用于航运业。航运业过长的繁荣期一步步抬高了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市场上大量增加的新订单和交船期的不断推延不仅对国际运输市场造成巨大压力，而且造船厂和船东所承担的市场风险也逐渐增加。大量的投机性订单行为，掩盖了真正的市场需求数字。此时的金融危机，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对航运业的过度扩张起到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有利于航运业实现“软着陆”。2008年12月份全球船舶订单几近为零，全球运力增长减慢，市场开始进入回调。挤掉市场泡沫，有利于航运业蓄势进入新一轮发展期。

3.后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航运企业发展分析

面对当面的严峻形势，航运企业必须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必须摆脱以往的思维定式，从传统的航运经营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换脑筋、变思想，开眼界、拓思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坚持创新，破解航运经营的难题，寻找新的发展契机。[3]

3.1创新理念，注重科学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既是对企业战略的全面检验，也是调整完善战略的机会。面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航运业的发展，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由注重货物运输量、港口吞吐量的增长转变到建立质量、结构、效益与内涵相统一的科学发展理念，注重发挥特色和优势，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航运体系。

3.2加强合作，化解经营风险

航运企业要在适当的时候，积极寻找兼并对象，通过业务上的先期合作以及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最终达到收购兼并的目标。航运企业之间，航运企业与有需求的有关企业之间加强合作，在国际经济和航运形势好的时期可以获得双赢，在经济危机时期可以降低成本，分散风险，提高竞争力。面对国际航运市场的严峻形势，航运企业可以采取措施控制运力增幅，包括退租或出租部分运力等。在这些措施中，航线重组被视为各家船公司抱团取暖、共度时艰的最佳选择。

3.3航运企业积极拓展航运产业链，加速企业转型

当前，中国航运业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而高端航运服务业十分滞后。高端服务行业知识密集程度高，利润贡献度大，辐射面广，国际影响力强，是航运服务产业链的上游环节。航运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是规避风险的必要措施，航运企业在确保运输核心业务发展的同时，通过收购、兼并、参股等多种方式，开发、参与多种商品或劳务的生产与营销，增强在“供应链”上的竞争优势，巩固航运主业的地位。

航运企业目前面临的困难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行业发展的规律。2003年至2008年，我国集装箱运输以年均35%的增幅，实现了连续6年雄踞世界第一的跨越式发展。2008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1.28亿TEU。专家认为，我国外贸集装箱运输保持了多年“量”的高速增长，现在到了一个深层次发展期，要求我国外贸集装箱运输发展从以追求“量”的增长为主转变为追求“质”“的增长为主，进行适当的战略调整，优化运行组织，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整体效益。因此集装箱班轮企业只有加大结构调整步伐，按照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发展思路，加强企业的运输组织与管理，实现运输组织向规模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才能再次找到远航的动力。

3.4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新一轮航运人才尤其是高端航运人才大流动，有利于航运业集聚人才。为此，航运企业要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积极培养、全面引进航运人才队伍，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

3.5以”两岸直航“为契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两岸直航“为两岸携手克服金融危机对航运业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两岸航运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不仅可降低两岸之间的运输成本，增加两地的海运量和经贸往来，也将吸4.结论。

世界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对航运业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对此，我国的航运企业可以采取措施，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大胆大步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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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带动互联网金融业态不断涌现，对传统的金融领域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对此，商业银行应当深刻意识到互联网金融对自身发展乃至金融行业的影响，为应对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冲击，商业银行的创新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一、互联网金融概述

互联网金融主要依托于网络、支付、云计算等互联网工具为手段或渠道平台，在业务形态和运作模式等方面区别于现实环境中的银行、信托、保险、证券等传统金融领域的新金融模式和现象。目前，互联网金融模式主要有P2P小额信贷模式、第三方支付平台、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金融服务平台模式、金融理财产品网站等。从互联网金融性质来看，它并不是互联网与金融业的简单融合，而是互联网精神与传统金融行业结合所创造的新兴领域，其不同与传统金融之处，在与互联网金融的业务运行、交易方式等都是基于互联网实现的。总的来说，互联网金融是新兴领域，有多种运作模式，是在互联网渠道上实现货币流通与资金融通，使传统商业银行与现代金融服务在互联网上得以实现。

二、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角色被弱化

互联网金融具有多种功能与作用，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替代了商业银行的一些功能，使得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角色大大弱化。例如，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余额宝等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快速的实现货币支付，使人们无需到商业银行排队办理。此种便捷、快速的支付方式受到了广大客户的青睐。P2P网贷平台的运作，使资金供需双方在了解彼此信息的情况下，快速借贷、多种方式还贷，使得企业或个人融资更加便利、安全。

(二)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面临有力挑战

从互联网金融角度出发来分析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逐渐显示出弊端。因为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主要采用柜台服务的方式，客户来到商业银行是开展经营服务模式的首要条件。而互联网金融的运行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完成，这给客户带来很大便利。所以，互联网金融的替代作用逐渐凸显，使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面临有力挑战。

三、互联网金融时代商业银行的创新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使传统商业银行倍感压力，唯有创新可使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突围，那么，如何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下创新商业银行呢？笔者建议是：

(一)开拓网络运营渠道

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下，商业银行创新发展，首先要做的就是开拓网络运营渠道。通过此种方式的创新，商业银行在从事线下金融活动的同时，进行线上金融活动。基于此，商业银行应当在网络环境中开辟网上商城、融资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等，打开网络运营渠道，进行网络金融活动。

(二)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

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商业银行必然要在充分认识大数据的颠覆性影响的基础上与互联网金融产生联系，而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就是实现与互联网金融联系的有效措施。当然，商业银行要想创造大数据产品组合，应当注意加强以下几方面：其一、商业银行应未雨绸缪，早做布局，从管理体系建设、具体运用模式方面不断探索，抓紧解决内部数据挖掘分析，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和技术成果转化，通过大数据高效应用，加速推进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其二、商业银行应加强与外部资源的合作，如与电商核心企业合作，掌握供应商在支付物流等环节的数据，整合外部数据，对产业链上下游进行融资。也可基于重构信息和数据传递机制，创新适合客户需要的大数据产品组合，如订单+应收账款转化融资。

(三)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

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创新发展商业银行，应当注意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在线上支付宝、理财通、网易现金宝等互联网理财业务大放异彩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作为线下金融服务主力，应当注意做好与线上互联网理财业务的合作，同时优化现有银行业务，使商业银行线上、线下业务发展良好。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商业银行结合线上、线下业务运行特点，合理设置个人财务管理，使其可以有效监督、控制业务运用，为促进商业银行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四、结束语

基于以上内容分析，互联网金融的日益兴起，给传统金融业务带来深层次影响。对此，商业银行可采用开拓网络运营渠道、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等措施，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武国荣 刘超 单位: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 中国银行包头分行

参考文献：

[1]巴曙松,谌鹏.互动与融合：互联网金融时代的竞争新格局[J].中国农村金融.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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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关的其它学科相比，金融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如何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也可以说，所有不确定的问题都能通过金融学的准则解决，这使得金融学的研究和运用范围逐渐加大，在与金融学没有联系的问题上，例如，在市场波动大的情况下，企业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去应对市场价格、产品需求、客户的要求，在环境保护方面，国家应当采取何种措施解决环境污染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等，都可以通过金融学的思维去合理的解决问题。

（二）时间价值

这是金融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重要之处，在不同时间里，不能够把相同的产品进行比较，一定要把资产带来的风险和补偿考虑其中，事实上，这是一个资源的时间配置过程，在资源配置上，金融学能够具体的解释其原则，并且能够强化个体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存在的不同能力，即在同等盈利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以及在同等风险水平的基础之上，如何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以使企业更好、更快的向前发展。

（三）能力

能力问题是金融学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金融学家对于能力概念的理解与经济学家不一样，能力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开拓市场、研发技术、更新设备，金融学家认为能力主要从两方面确定：一方面是获取、创造信息的能力，在金融学的研究领域里，很多都是以信息拓展开的，所以，最具体体现的代表就是信息的创造；一方面是资产头寸的关系，充分合理的头寸关系使得个体能够克服以后的不确定性，这是导致企业兼并的基础，而且也在实践中得以验证。

二、均衡的分析

在经济学里，均衡是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但是金融学里的均衡和经济学里的均衡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价格均衡问题，在经济学里，主要的标志是供求均衡，金融学里，主要是以风险和收益的均衡为主，这两者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在研究对象方面，经济学以商品，而金融学以资产，商品和资产的不同就是，商品主要是以满足消费者为目的，资产是以持有者具有的增长价值空间为目的，这使得价格均衡力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供求关系直接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均衡，风险影响着资产的价格均衡，但是，在这方面，很多学者没有提高重视程度，局限的运用经济学中的价格均衡原理以此解答现实中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的膨胀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1]。2002年过后，央行不断上调房贷利息，企业想通过此种方式控制极具上涨的房价，最后控制投资房地产的热潮，但是结果却与央行的最终目的相反，这一调整政策没能达到想要的结果，反而促使房价不断的上涨，使房地产业进一步发展，所以，在以往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下的调整政策，但是却败给了现实。事实上，利用金融学的思维方式去解释此种现象，很容易找到原因，对于金融学的思维方式而言，资产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均衡，而主要是预期和风险的均衡，提高房产的利率，对于买房的消费者，的确控制了需求，但是对于投资房产的人就不同了，主要原因是，商品的价格均衡主要以供求关系为主，但是商品的资产价格主要以投资的预期和风险为主，导致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断上涨的原因不是消费者，而是房产的开发和投资商，控制供求关系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要想使问题得到解决，应当控制房产开发商，所以对于中央银行的调整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有了充分合理的解释。

三、市场的分析

经济学领域里，市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的，金融学也是如此，但是金融学和经济学所关注的方向完全不同，主要表现在角度、依赖程度方面。

（一）角度的不同

经济学主要倾向于市场的一些基本特征，依据此特征，把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化的市场、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这种分析模式没有从市场的不断波动划分，而是静止的分析。不确定性是金融学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研究和探讨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合理的进行资源的配置，所以更加关注对于资源配置的信息来源和效率程度。因此金融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信息化市场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以此为划分标准，金融机构将市场划分为弱式、半强式、强式有效市场，金融学的此种划分，能够使人们深入的了解市场的不断变化，也能表现出金融学对于市场波动的体系进行完整的研究。虽然人们对于有效市场理论仍存在很多的疑问，而且还没有支撑的依据，但是它的存在仍然是金融学里不可缺少的，并且为金融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由于金融学具有不确定性的金融价值，也能够及时关注市场环境的外部变化，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重要的研究体系。

（二）依赖程度不同

在这里，依赖主要指的是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科研成果，虽然，经济学也依赖市场，但是同金融学相比，经济学的依赖程度要小很多，主要是微观金融学，原因是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资产的定价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市场的信息确定的，虽然，有效市场理论仍然不能准确的反映当前的金融市场，但是投资者们更相信市场的真实性，这些足以表明金融学的研究与发展对于市场的依赖。虽然，大部分企业能够掌握主观的定价模式，并且能脱离市场，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模型的建立主要依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所以，也在暗示市场对金融学发展的重要性。

四、理性的分析

在经济学里，理性是其研究的一项基本内容，经济学给予理性的定义是：当收益高于成本时，个体所表现的行为就是理性的。但是这个定义有一个前提，在确定个体的行为是不是理性之前，金融学领域是指导此种做法的，同时，也把现行的成本作为成本的将来价值。但是，利用金融学的角度去分析此前提，很容易发现此前提忽视了金融学所讲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同时忽视了收益和成本的时间价值，事实上，在收益度量上，金融学都是以预期效益为理论基础。在对于理性的解释上，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不相同，金融学家会将不确定性、时间价值、个体能力等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内，使得理性的定义更全面、科学的显现出来，这对于金融学和个体本身都很重要。

五、企业的经营目标

在企业经营目标上，金融学家打破了以往经济学家的理念，虽然分歧依旧存在，但是更加科学和具体化了。以往的金融学家认为，企业追求的经营目标应当是“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但是它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在财务结构影响市场评估上缺乏理论性的指导。此外，管理者和所有者对于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也存在着争议，管理者对于新的股票发行和市场价值不关心，关心的是公司的财富和融资，所有者关心的是股票所具有的价值，对于管理者感兴趣的持反对态度。总之，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是金融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六、金融学思维的发展

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虽然金融学在科研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金融学的发展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逐步突破新的技术，在此，金融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打破以往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和牛顿力学在经济学里的位置同等重要，它把时间的逆转性作为基础，运用观察、假设和推理的思维模式，使得复杂化的经济领域转化为形象的数理化模型，而且，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认真分析与研究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使得传统的经济学家十分认同。但是这个看起来完美的思维范式自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使其严重影响着金融学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看起来合理的数理化模型，它是以和现实遥远的假设为基础的，例如阿罗—德不鲁—麦其模型的基础就是资产定价理论，但是这个模型以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与实际状况相差甚远，这样一个脱离实际的假设做基础，得出的结论不能真实的反映现实世界的状况，例如有效市场的理论，投资者是客观理性的、投资者的预期相同、投资者可以找到替代品等等这些假设都是与现实不同的，而且，在理论上，也同样没有支撑的条件，所以，怎样正确的运用数理化的模型手段，是金融学以后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时间的逆转性理论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是却不实用，以典型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为例，为了能够更好的和现实相接近，准确的描述变化量的分布形式，他们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量——标价值波动率。从数学的角度分析，这个量的引入很好，其促使结果有一定的准确性，这一观点在实际上也得到了证实，但是这个堪称完美的量使得波动率无法正常运用，因为波动率所呈现的是标的价值将来的变化情况，但是标的信息却不能使我们提前预知未来的变动，提前确认标以后价值的波动，以此也就不能够依据此模型确认某一个标的所期待的未来价值了。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标的未来价值波动率可以依据历史的数据进行推算，但是，此种做法恰好违背了他们方程的建立基础——有效市场理论与无套利原则，在有效市场理论中，对于弱势的有效市场的假设，企业的投资人不能通过以往的历史数据去分析当前的价格，未来的价格就更不可能了。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遇到的困难又一次警醒人们“时间的可逆性”原则对金融学领域的损害，虽然还是有人执着的对模型进一步改进，以此打破前人遇到的困境，但是不管怎样的新模型，假使不能够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里的“时间可逆性”原则，对于所存在的困境，仍不会有太大的突破。在人们的争议下，牛顿主义范式将会被达尔文主义范式所取代，达尔文范式主要强调的是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它和金融学所倡导的时间价值的观点是一样的，这种想法并不是不能够实现，它非常有可能在金融学领域里率先实现，因为其不确定性的原则和金融学倡导的原则一致。例如，在一些已经开始的行业里的改革，例如金融理论的改革已经开始注重研究对象和思想行为的多样性，其研究领域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倡导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将来，金融学能否完成达尔文范式的思想，是不能够预知的，但是对于在金融领域里面工作的每一位员工来讲，都是有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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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的企业经济管理特征

1综合性的企业经济管理

企业的最终目的是盈利，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企业想要盈利就必须控制成本，因此就必须对企业经济进行综合性的管理。就是说要对企业进行财务、经营、人力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管理，才能达到控制成本，提升效益的目的。

2企业经济管理的广泛性

综合性的企业经济管理涉及到企业的资源分配问题，使得企业经济管理部门与其他管理部门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这几乎囊括了所有管理人员与员工，毕竟企业经营成绩的好坏与员工收益是成正比关系的，所以营造一个健康的经济管理氛围也会促使企业其它方面的管理顺利进行。

3通过财务报表来反应经营情况

企业的财务报表是对企业的经营情况的一个直观上的反应。这就包括了企业全年上、季度上和月份上的财务指标，所以企业决策高层通常是根据财务报表的反应情况来调整企业的工作重心，一方面促使企业达到生产指标，另一方面也有效的节省人力物力，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机遇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市场环境也随之有了回暖的倾向，近年来我国总外贸出口额相比金融危机时有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就意味着经济贸易即将复苏，市场经济将迎来第二个春天，这就是我国企业发展的机遇，而且金融危机下许多企业遭遇了重大损失，这时如果能采取海外并购的方式就能很好的优化产业结构，淘汰一些不适合经济发展的老旧型产业，为市场环境注入活力。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改革创新

1更新管理理念

为创新改革企业经济管理，就必须更新企业经济管理的理念。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企业必须从高到低的进行新型经济管理理念的培训，使管理人员以及员工都要认识到更新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形成敢于创新的动力，才能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气氛。再适时引进战略意识以及危机管理等新观念，指引企业高层制定年度生产目标时能够从大局方面出发，科学先进的制定出一个战略目标。

2控制财务支出

控制财务支出的目的是节约成本。即对油费报销、公关接待、电话费、办公费等一系列成本的控制，做到不铺张浪费，合理有效的投入资金，使每一分钱都用到实处，发挥作用。为了做到这点就必须重视财务支出的约束制度和预算制度，成立财务约束制度能有效的节约成本、填堵漏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而成立科学的预算制度则是为了提高企业的预算和计划能力。每一个企业都应该结合自身财务实际情况来执行约束制度和预算制度，避免出现对必要管理经费投入不够的情况出现。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企业应该将财务预算管理当作财务管理的核心，控制协调企业资金的投入，这样不但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也能够更深入的控制企业，实现对企业全方位的管理。

3创新经营方式

企业经营方式的好坏决定了企业盈利的多少，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企业若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形成新的经济管理制度，更新以前的经营结构，有弹性的创新经营方式，提高企业收益，为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而努力。供应链方面应当扩展自己的业务，不仅只担当采购、生产、验货等方面的职责，应该转变思想，积极寻求合作、整合市场、提供信息和服务，综合性提升竞争力，而销售链方面则应该开拓市场，积极寻找新的买家，提升品牌效益或者结成经营联盟来巩固自己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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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变量平稳性检验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在进行拟合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利用EVIEWS5.1软件采用ADF方法对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LGDP和LCREDIT均为非平稳序列，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两者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它们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1.3协整检验尽管水平时间序列LGDP和LCREDIT非平稳，但是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二者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故采用E-G两步法对其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建立LGDP和LCREDIT的回归模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样本容量为31，D.W.的临界值dL=1.36，dU=1.50，因为D.W.=0.569722＜dL，所以模型（1）存在一阶正自相关。如果仍利用上述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将导致模型参数估计不再有效、参数的显著性检验失去意义和模型预测精度下降等问题。因此，考虑在模型（1）中引入适当的滞后阶数来消除自相关。模型（2）D.W.=1.608251介于（dU=1.50，4~dU=2.50）之间，表明已不再存在自相关。此时LGDP和LCREDIT之间协整关系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残差序列是否平稳。对模型（2）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LGDP和LCREDI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1.4误差修正模型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天津地区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为进一步了解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关系，需要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为检验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如表4所示。表4的检验结果表明，误差修正模型的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残差序列为白噪声过程，模型设定比较合理。

1.5结论分析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天津地区银行信贷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当期银行信贷余额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只有0.096739，而上期银行信贷余额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高，达到0.211804。综合来看，天津地区经济增长关于银行信贷的长期弹性为-0.3434，表明当期银行信贷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导致经济增长下降0.3434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当期增加的银行信贷并没有转化成现实的资本和生产力，新增银行信贷的资本转化率和利用率都比较低，银行信贷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滞后。另外，上期接GDP对于当期GDP的影响系数达到1.002628，说明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惯性，上一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会影响到下一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进而影响期初的投资计划，使得经济增长维持某种趋势。由模型（3）可知，误差修正项系数为-1.164278，相对较大，反映了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调整力度。此外，天津经济增长关于银行信贷的短期弹性为0.063727，并且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表明短期内，银行信贷增长对产出增长的影响不显著，银行信贷形成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存在滞后性。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天津地区的金融抑制。近年来，虽然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不断推进，但是金融抑制的现象还是很突出。在金融体系中，国有银行占主体，国有银行的上市并没有改变国有股权处于支配地位的事实。在这种以国家为后盾的银行发展模式下，国家维持对银行较强的控制力度，在信贷的投放数量和投放方向上进行比较严格的调控，再加上过高的金融领域准入制度，使得在信贷领域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进而导致银行信贷投放效率低下。

利率市场化进程过慢，使得利率等金融变量无法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一定程度的管制利率下，利率变化受政府严格控制，无法通过自由浮动来反映市场资金供求变化，从而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也就不能产生约束机制。银行利润来源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稳定的存贷利差也使得银行缺乏创新动力，经营效率偏低。此外，我国的金融抑制使得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如债券市场，仍然以国债为主要发行对象，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很难发行债券融资。股票市场也同样如此，股市投机气氛严重，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困难，侵害个人投资者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直接融资渠道的不畅，导致银行信贷成为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在信贷市场上，国有企业和广大中小企业也处于相互割裂的地位。国有银行偏好于向大中型国有企业提供信贷，由于获取资金的成本低廉，再加上国有的性质，使得国有企业信贷资金的资本转化率和使用效率都很低，从而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彻底沦为政策性银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成为国有企业信贷资金的最后偿债人。而广大急需资金、资金使用效率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由于缺乏有效担保抵押，导致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总之，金融抑制导致信贷市场存在逆向选择，利率等金融变量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使得信贷资金投放缺乏效率，导致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

2对策建议

2.1深化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相辅相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金融领域的改革必然要跟上。深化金融改革，国家要适当放松相关金融领域的管制，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条件，打破金融垄断，努力实现用市场化的手段来管理和调控金融活动。

2.2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强化市场约束机制造成银行信贷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国有大型银行上市后，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市场化经营。国有银行在信贷投放中，比较偏好大中型国有企业，较少去考虑信贷资源是否得到最佳配置。银企双方都为国有，使得信贷投放并未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真正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却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部分国有企业在获得资金后，并没有将资金进行合理运用，投资效益不高，这些都是直接导致银行信贷效率不高的原因。因此，必须从源头上进一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强化银行在信贷活动中的市场化约束机制，提高信贷投放的效率。同时，要加大银行创新的力度，改变目前银行利润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的现状，实现银行利润来源的多样化。

2.3建立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在金融抑制条件下，银行信贷成为稀缺资源。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之所以无法得到银行信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和有效的金融服务体系。要大力推动资本市场的建设，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丰富市场交易的品种，降低进入市场的准入条件，实现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同时，完善市场的监管体系，切实保障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

2.4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目前信贷市场上资金的主要使用者。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发挥银行信贷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强化企业的市场意识，建立健全的企业经营监督约束机制，严格信贷资金的使用管理，对资金的使用严格考核，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确保信贷资金的高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