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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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32-6

目前，锦里和文殊坊作为业已建成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了成都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名片，优雅地代言这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二者均是成都市政府统一规划的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各具特色、各有优势，本该不相上下、评分秋色，但事实上，“锦里”一直保持着一枝独秀的繁荣，“文殊坊”却在刚开市的一时风光之后长期陷入门庭冷落的境况。

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各界关注。2006年10月30日，《四川日报》记者黄玲在04版经济新闻中发表了题为《国庆人山人海节后冷冷清清文殊坊缘何不如锦里》的报道，针对文殊坊作为“锦里第二”的趋同性，提出了诸如依托文殊院的素食，打造“素食一条街”以及“现场演奏天竺乐器”等操作性建议；其他重要论文有诸如周杨和乐雪《成都城市RBD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分析》（2008）所作的经济分析、周向频，唐静云《历史街区的商业开发模式及其规划方法研究——以成都锦里、文殊坊、宽窄巷子为例》（2009）的规划学分析、崔佳春《基于后发优势的成都大慈寺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建议》（2011）的后发优势理论与文化结构功能理论分析等。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三者得失成败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其他历史文化街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本文将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二者在被作为都市文化景观而建构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以此探索作为都市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优势路径。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形成：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

（一）“文化景观”概念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其标志是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O.Sauer）《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一书的发表。索尔首次将拉采尔等人的“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他从综合角度对文化景观加以发生学的研究，对景观的结构做了详尽剖析。他对文化景观进行了如下定义：

文化景观是由一个文化团体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是人，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

自此之后，文化景观成为以美国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学的中心论题。1962年，该派地理学家瓦格纳（Wager）和米克塞尔（Mikesell）进一步指出：

文化景观是一个特定人类团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化和特征性产物，体现了特定的文化偏好和潜力以及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它是历代自然演化和人类活动的结果。[2]

（二）“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出现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该指出，“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

1992年12月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WHC）第16届会议上，文化景观被提出并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成为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后的第4种遗产类型。[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社会和聚落随着时间在自然环境提供的自然限制和机会以及延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外在的或内在的）影响下的有形证据。它们必须具有杰出的普遍价值并成为某一地理区域、文化特征的代表。[4]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署则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联系着一个历史事件、活动、人物或展示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一个地理区域。[5]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提出使得遗产保护从对单一对象的保护扩展为对“场所”的保护，从静态保护转变为活态保护，从器物层面的保护扩展到人地关系的保护，这种转变充分彰显了文化景观遗产的时空特性。自此之后，文化景观遗产的观念被纳入到各国的历史和文物保护法中。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地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从此形成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2年，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等文化景观列入文物保护范围，要求建立起一个从单体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到历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护架构，使得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如京杭大运河、长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出现在历史保护从文物建筑逐步走向历史文化环境整体保护的过程中，是一种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景观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建筑、文化、社会、历史多个维度的价值。

成都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从“历史文化保护区”到“游憩商业区”

（一）成都“历史文化保护片区”的规划

历史街区是城市演进历程的见证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引起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成都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名城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1984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了文殊院、大慈寺和宽窄巷子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1986年又对该规划进行了修订补充。1987年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牵头召开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研讨会”，并向市政府提交了《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保护发展建议》。此后成都市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系统的保护，即从个别保护到群体保护，从静止保护到动态保护。[6]

（二）成都RBD现状

与此同时，成都还必须思考如何在延续旧有文化血脉、保持固有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问题。在无数的探索与调研之后，与北京、上海等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成都最终选择了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RBD）规划模式，决定将RBD作为城市文物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创造城市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RBD这一概念最早由查尔斯.A.斯坦菲尔德（Charles A.Stansfield，和约翰.E.里克特（John E.Rickert）在1970年研究旅游区的购物问题时首次提出：RBD是中心商务区（center business district，简称CBD）和居住功能区（LBD）相融合的产物，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在城市内某一区域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商店的街区。[7]1982年，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学》（Recreation Geography）一书中把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理念内置到RBD概念中。[8]

1995年，保继刚在研究深圳华侨城发展模式时，首次引入了RBD理念。在此之后，许多国内外学者进一步研究发展并实践了RBD规划理念，将城市RBD的类型扩展为四类：（1）大型的购物中心型（shopping mall）；（2）特色购物步行街型；（3）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4）新城文化旅游区型。如北京新东安商城的老北京一条街、上海老街、上海田子坊等就是较为成功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案例。

2006年6月8日，成都市政府了《成都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提出在2020年以前，成都市将重点把浣花风景区、武侯祠片区、水井坊片区、文殊院片区、北郊风景区、十陵历史文化区等6个片区建设成旅游休闲商业片区，以此为中心带动周边的旅游产业和商业文化的发展的规划。这六大片区中，除北郊风景区之外，五大片区均分别依托杜甫草堂、武侯祠、水井坊、文殊院和明十陵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

锦里（武侯祠片区）和文殊坊（文殊院片区）相继建成，并对外开放，二者的基本隋况如下：

1.锦里

锦里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早在秦汉、三国时期便闻名全国。如今，锦里被改造为一个集中展示巴蜀民风民俗和三国蜀汉文化的民俗风情街区。

它依托成都武侯祠，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貌作外表，川西民风、民俗作内容，扩大了三国文化的外延。一期工程在这条全长350米的街上，浓缩了成都生活的精华：有茶楼、客栈、酒楼、酒吧、戏台、风味小吃、工艺品、土特产，充分展现了四川民风民俗的独特魅力。此外，古戏台将定期上演川戏的经典剧目，戏台前会定期放映坝坝电影、以特色小摊的方式举行民间艺人的展演（如糖画、捏泥人、剪纸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镜等）；热闹非凡的民间小吃集市，让人们亲身体验川西古镇“赶场”的热闹场景；趣味十足的民间婚礼展示，游人可参与其中，乐在其中，而情侣们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婚礼仪式搬来锦里举行，体会一种独特的、传统的婚庆方式；民间音乐及戏剧表演、民俗服装秀更是长年不断，花样百出。其他诸如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让锦里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被称作“成都版清明上河图”。

该街采用由武侯祠控股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引进经营管理人才进行市场管理。据统计，自2004年11月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800余万人，实现销售收入近亿元，拉动周边经济2亿元以上，为社会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形成了成都民俗旅游休闲文化的一个知名品牌。2004年11月，“锦里”古街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9]。

2.文殊坊

文殊坊是成都市政府规划的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之一、六大旅游休闲商业区之一，是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倾力打造的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以川西街院建筑为载体的，充分体现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的都市文化休闲旅游胜地。它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殊院（5.73公顷），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总规划用地面积为33.25公顷。

一期工程包含成都会馆和成都庙街两大部分。成都会馆院落总占地面积为7460平方米，项目分两期进行开发，于2010年完成。二者均为清末时期的木质建筑，通过落架整合修建进行保护后，老院落里破旧的木柱、木梁等已被修复；成都庙街与成都会馆一街之隔，同样为传统老建筑。开街营业后的成都庙街主要包括旅游精品古玩、旅游民俗用品、文化餐饮休闲、老成都味道四大核心部分。

文殊坊于2006年10月1日开街，依托具有1400年历史的文殊院，投资22.2亿元，将其周边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老院落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整修而成，“文化”、“投资”和“规模”都可谓得天独厚，且有后发优势。如此偌大的占地规模，每天不到千人的游客量便显得过于冷清。

历史文化街区的未来：从“物质文化景观”到“非物质文化景观”

（一）英美新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新“文化景观”

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在西方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是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彼得·杰克森（Peter 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杰克森1989年出版的专著《意义的地图》（Maps of Meaning）一书被视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标志。

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相比，新文化地理学提供了一种景观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强调人地关系：从景观形态研究的研究转向景观文化的研究，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新文化地理学结合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对景观进行文化研究，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对景观的塑造，以及景观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将景观的讨论纳入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显示出景观成为社会、文化、政治体系等活生生的人地关系中的重要部分。这样，景观就并非只是一个对象性的客观自然系统（自然景观）或客观文化系统（文化景观），而成为一个文化、社会、历史的多维存在。这就强调了文化景观中人地关系史的重要性。

第二，强调文化景观对于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承载：注重城市象征性景观的研究、注重分析文化景观的符号意义。

李凡、朱竑、黄维《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一文指出，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详细梳理了城市文化景观对于保存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戴维·洛文苏（David Lowenthal）指出，历史建筑和城区的保护、象征性复制品的创造、纪念碑和博物馆均用于纪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诸如供娱乐的街道设施、公共艺术品和历史地名等象征性符号都是城市记忆的证据。[10]蒂姆·科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指出，“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额、碑铭，以及将整个都市邻里指定为‘史迹地区’，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11]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必须考虑到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传承。

（二）历史文化街区内涵的进一步界定：物质文化层面与非物质文化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景观的重新定义使得历史文化街区从单纯的“历史古迹保护地”变成了“城市集体文化记忆场”，这促使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从“物质文化层面”进一步深入到“非物质文化层面”。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并通过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指南》明确指出：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成果，反映了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12]同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其中提出：历史性城市景观的保护和保存，既包括保护区内的单独古迹，也包括建筑群及其与历史地貌和地形之间在实体、功能、视觉、材料和联想等方面的重要关联和整体效果。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中国西安召开第十五届大会，大会通过的《西安宣言》首次明确指出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和独特贡献，“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靠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和延伸的、影响其重要性和独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组成部分的周围环境……除了实体和视角方面的含义之外，周边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精神实践、习俗、传统的认知或活动、创造并形成了周边环境空间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前活跃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氛围。”[13]

正如崔佳春所言，“历史街区是过去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的载体，反映着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能力、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综合目前各类文献对历史街区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历史街区，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构筑物，且能够完整地反映出某一时期城市的历史风貌、生活习俗、民俗文化，由城市干道围合而成的区域。”[14]

（三）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

1.锦里：锦里是成都首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进行综合开发的街区。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锦里片区街道两侧的所有建筑均属新建，并不具备历史遗产价值；但锦里充分利用紧邻武侯祠的区位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为集中展示三国蜀汉文化和巴蜀民风民俗的民俗风情街区，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承载。

2.文殊坊：文殊坊的保护与开发采用的则是改造与重建结合的方式。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文殊坊片区内的老建筑、老院落得到维护与修缮，其中庙宇建筑的宗教功能、院落建筑的居住功能，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较好地实现了物质层面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面看，街区设想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传统川西街院建筑群为载体，力图保留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并提出了打造以文化休闲旅游为主的城市“游憩商务区”（RBD）的想法。但由于对佛禅文化强调不足，对川西民俗表达不充分，与街区核心文殊院几乎没有互动，文殊坊街区成了_一个文化空壳。

结论：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成都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意义

首先，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人地关系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思考历史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

锦里采用“赶场”、坝坝电影、古戏表演、手工织锦、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来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文殊坊对于古代佛禅文化、民俗文化的呈现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篇（2）

虽然地理一直忽视体育，然而无论是从纵向的历史起源和演变，还是横向的经济、文化现实发展来看，体育与地理间的联系都是不容忽视的．地理学从根本上讲关注3方面问题，即地球上各种现象的区位和空间秩序、人地关系以及区域差异．地理学注重地球表层现象的记录、描述和分析，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体育文化现象，理所当然属于地理研究的范畴．自1975年美国俄科拉哈马州立大学罗雷（JohnRooney）教授提出体育文化的地理学概念体系以来，对体育文化的地理学探讨一直未停．地理学空间扩散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等众多地理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研究中的成功使用也提供了以地理学观点解析体育文化的新思路和框架．从地理学的观点和视角出发，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讨论体育的原型、起源、扩散、体育的革新等内容，以科学的方法寻求体育空间组织的规律性和模式，认识体育及体育文化的区域差异，有利于针对性地指导体育工作的开展和加强体育文化的传承．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对体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地理因素进行分析、寻求传播的方向和路径，以及探讨体育运动影响的地域范围，能为体育工作的开展提供更为科学的决策依据，从而促进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1影响体育文化形成与传播的地理学因素

1．1纬度

在地理中，不同纬度地区的总体气候有着很大的差别，在高纬度地区，气温相对来说比较寒冷，在低纬度地区，气温则比较温暖和炎热．而气温的不同对于体育有着直接的影响．首先，在不同的纬度地区，其体育项目均会有着符合当地纬度特点的现象．随着纬度的变化，不同地区的冷暖环境也有所不同，直接决定了当地人们所从事的体育项目和休闲活动的不同，尤其是在冬季项目上的区别．在纬度较高的北欧地区，由于其气候相对寒冷，所以这一地区与冰雪相关的体育项目开展比较丰富，例如高山滑雪、冰球等项目均受到当地居民的喜爱和参与．地处北欧的挪威，在历届的冬季奥运会上取得了超过300枚的奥运奖牌，其中金牌更是超过了100枚，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而冬奥会上的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的俗名更是直接用北欧两项来称呼．在北欧，冬季项目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但是在低纬度的非洲地区，却鲜有机会进行冰雪项目［1］．其次，高纬度地区的体育项目较之低纬度地区更加丰富．高纬度地区除了能够体验丰富的冰雪体育项目之外，还因四季分明，能够体验不同季节的体育项目，低纬度地区的夏季项目在高纬度地区都有实现的条件．例如北欧地区的气温，在夏季最高的时候也能够达到30℃之上，即使在极高纬度的地区，人们也可以在室内进行夏季体育项目．而低纬度地区则只能够从事夏季体育项目，即使不计成本建设一两个室内的冰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造成了在冬奥会的赛场，基本上见不到非洲地区的国家参赛，而在夏季奥运会上却能够看到北欧等高纬度地区的国家参赛．最后，因纬度的不同，不同地区的民间都会出现符合纬度气候特点的体育衍生项目．例如我国东北地区，广大居民们在冬季就会进行雪地足球，将足球和冰雪结合起来，而在非洲地区，产生了类似滑雪的滑沙、滑草等民间项目．

1．2地形

山川、湖泊、树林、大海、河流等一系列的地形因素也会影响体育项目和体育文化的分布．在同一纬度地区，由于地形的不同，体育项目开展也有所不同．首先在平原地区，由于地形平坦，能够受到充足的阳光照射，并且具有稳定的气候环境，所以在平原地区足球、赛马等体育项目比较方便开展．而在高原地区，由于氧气缺乏，气压增大等因素，造就了具有强大心肺能力的居民，很适合开展中长跑等体育项目，例如肯尼亚等地区，在中长跑项目上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山地地区则具有复杂的地形特点，并且陡坡和峡谷较多，当地居民就会进行攀爬，从而演变成了现代的攀岩项目［2］．其次是内陆和沿海的区别．沿海地区具有天然的海水资源，所以像帆板、冲浪等体育项目都是居民常开展的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在内陆地区就很难实现．在世界上，美国、法国、波兰等帆板强国都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水资源．

1．3人口分布

在地理上，人口分布包括人口的密度、数量、种族和性别等因素．一个地区的人口分布，对这个地区的社会现象、地域文化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人口分布对于体育文化区域差异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人种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奥运会上，不同的人种所擅长的项目不尽相同．黑种人运动员在田径项目上具有相对于白种人和黄种人更加明显的优势，黑种人具有良好的耐力和爆发力，因身体条件，黑种人在游泳项目上却没有明显优势．参照世界的各项比赛成绩可以发现，在游泳项目上非洲国家几乎没有比较著名的游泳运动员，虽然考文垂在津巴布韦，但是她却是白种人．而黄种人由于具有灵巧的身体，所以在羽毛球、乒乓球等具有很强技巧性的项目上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和优势，例如我国的乒乓球项目．白种人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较黑种人灵巧，所以白种人在各项体育运动的分布比较均衡．此外，不同的人种进行同一项体育运动的文化也不尽相同．例如在排球赛场上，我国队员由于身体灵活性较强，打法主要以快打慢见长，而欧洲地区的球队，由于队员们的身体条件好，一般进行的是高举高打．其次是人口密度对体育分布和体育文化的影响．人口密度大的地区资源的集中程度也就多，这些资源中也包括了体育资源．拥有较高人口密度的地域拥有较为充足的体育运动员后备力量和较为完善的体育设施、体育服务，拥有较好的参加体育活动的机会等［3］．

1．4交通

纬度、地形、人口分布决定了体育文化的产生和具体分布，交通却是推动体育文化分布和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以来，在地理上，对于交通也有了实体交通和虚拟交通的区别．实体交通，能够快速地将人、货物等运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意味着运动员能够更加方便地进行外出比赛和交流，各种先进的体育器材也能够更加方便地运送回国，使国内的体育训练水平得到提高，同时也增加了各地的体育文化交流，使体育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而虚拟交通，则让人与人、人与信息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方便，在数秒的时间内就能够让世界不同地方的人进行交流．这更加方便了体育信息和体育赛事的传播，增加人们对不同地区体育文化的了解，让体育事业有了更加快速的发展．

2体育文化形成与传播的地理学解析

从目前的各项科学研究来看，体育和地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叫体育地理学，虽然目前体育地理学的各项研究还不够充分，但是体育地理学从独特的角度对体育与地理的联系做出了总结，给体育和地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来解构各自的学科思路．

2．1空间扩散与体育文化

当今世界的所有体育运动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有其起源和原型，体育的发展过程也是这些原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个空间向另一空间面状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综合了时空变化的过程［4］．在这个过程中，体育项目不断地从起源地向周围扩散，最终向世界范围传播，所以体育文化兼具大众性和学术性，并与地理学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些体育文化在传播的早期具有明显的地理性质和地方形式．体育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经济发展、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羽毛球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但是其起源却是在英国的一个叫柏明顿的小镇，而其在丹麦和印尼盛行，与当地的静风天气不无关系．体育文化在某个地方形成之后就会从空间上向周围传播，这个空间扩散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体育传播方向和路径的过程研究对于体育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中国的武术项目，起源于中国，但是传播的方式却呈面状传播和等级扩散．面状传播是以体育文化的起源地为中心，向四周空间进行面状的连续传播；等级扩散则是由起源地向其他文化中心进行空间跳跃式的传播，中国武术在日本、朝鲜、法国等地都能够寻找到传播中心正是因为武术是由中国向这些地区进行了等级传播．此外，体育文化的传播还能够通过地理模型进行虚假的模拟［5］．

2．2空间组织和体育文化

体育项目在传播并被各地区的人所应用的时候，就形成了体育的空间组织．对于体育设施的空间分布，克里斯泰勒有一套中心理论．而对于体育则是拥有一个等级序列的，在一项运动中，关于人口应该存在一个最小限度“门槛人口”，如果这项运动的应用人口高于这个限度，则这项运动就会普遍存在，在英国，娱乐性的足球比赛，每一英里就有9成以上的人参与，而在美国，职业棒球队在业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球队在每年必须要能够吸引100万人次进行观战．对于承办奥运会的城市拥有严格的地区和位置要求，所以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和城市有能力和资格承办奥运会．由此可见，大城市在体育的空间组织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体育项目的队伍数量与城市的规模有着较大的关系．但是体育的等级在空间尺度上也存在一定的缺失．有很多应该具有体育设施的地方，实际上却没有相应的体育设施．例如我国的足球俱乐部，在广东曾有包括宏远、深圳、松日、太阳神、佛山5个甲级球队，可是在我国人口较密集的城市河南，却只有1个甲级足球俱乐部［6］．由此可见，足球俱乐部数量和需求也就是足球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在空间上并不是均衡分布的．有些城市往往拥有足够多的球迷，但是没有一个拿得出的俱乐部，这些城市为了满足球迷的需求，就会迫不及待地引进一些足球俱乐部在当地进行足球赛事，例如韶关、柳州、石家庄、绵阳等城市．而观看足球比赛则渐渐成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所以为了追求最大的利益，足球俱乐部会进行区位迁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运动的商业化道路也越走越远，成为新兴的第四产业，而体育一旦商业化就会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选择体育活动的最适合区位，也是体育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例如北京亚运会场馆采用的是分散式的布局，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采用的是集中式布局，这些都考虑了各种人文地理的情况，考虑了城市居民的观赛情况以及土地的征用、城市功能区的协调等一系列的与地理学知识相关的因素．

2．3空间景观与体育建筑

体育景观的产生是在地理空间内，由于体育运动而发展出的各种体育建筑物，从而形成的一种暂时或者永久的标志性体育景观．在19世纪以前，人们对于体育景观的认识多以自然景观为主，并没有太多的人为干涉，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自然体育景观成分在人们的认知中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人工体育景观开始诞生．例如由于人们追求生活的休闲和完美而产生的各种以绿色草地为场所的马术、高尔夫、足球等体育运动，这些运动被人们称为“绿色体育”［7］，这些绿色运动带来令人赏心悦目的地理景观，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同时随着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掌握能力增强，逐渐出现了冲浪、帆船等以海洋为载体的体育运动，这些体育运动被人们称为“蓝色体育”．还有以雪山为载体的山地滑雪等运动项目，这些被人们称为“白色体育”．随着近代体育的发展，各个城市都开始了体育场馆的建设，这些体育场馆中不乏一些独具特色、具有欣赏价值的场馆，例如我国北京奥运会的鸟巢等．

2．4体育与空间相互作用

体育空间是一个空间上的结节点，所以体育空间区位会在空间层面上产生各种情况的相互作用．首先是体育场馆的圈层影响，这种空间相互作用决定于体育场馆的规模和服务质量，以及体育场馆所属的机构和场馆进行体育活动的机会等．“球迷区”是受到这种相互作用最明显的一个地方，球迷的集中区与运动员的分布是大致相同的．这些区域少则只有数十人，而多的像一些职业俱乐部的这种区域，可能有数万人．主场是核心的区位，随着距离的增大，球迷的规模也会渐渐的衰减．在“球迷区”的人通过接近这个体育节点来获得自身的利益，而在这个圈层的第二层位置，则是一些诸如运动爱好者之类的球迷，通常以这种运动作为娱乐方式［8］．体育空间以节点为中心的圈层，具有经济地理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从好的方面来说，能够创造各种各样的经济收益，而一旦这个节点被周围的人所厌恶和排斥之后，这种效应就会变成负面的影响，产生“负影响圈层”．例如体育迷们制造的一些诸如噪声、游行、骚乱等“体育污染”，这些污染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地的经济受到影响．一个体育运动俱乐部要完成其全部的比赛赛程，就会有一定的空间位移，这种位移是必然也是必需的，这种空间位移也是体育空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情况．要进行空间位移，就会产生必要的交通费用，但是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看，节省季节性的交通开支，是所有商业化体育运动项目共同的要求，虽然这一费用占用不了多少经费．这个矛盾可以通过体育赛事的区域化来解决，例如美国的NBA分区赛，免除了运动员的长距离移动．一个职业运动员，在其运动生涯里一般都不会只效力于一个体育俱乐部，而是在多个不同的俱乐部间效力，从而产生相互作用，这种情况也是体育空间相互作用的一种．通过英国的职业运动员和美国的职业运动员招募情况来看，运动员大多数会选择在自己所出生和成长的附近俱乐部中效力．但也存在运动员转会的情况，这种容易造成运动员在其效力的各个俱乐部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不可预知的情况．在我国，由于还没有比较健全的职业运动员转会的法规，所以这种体育空间的相互作用还没有比较明显的规律．

3地理学知识在体育文化形成与传播中的运用

3．1指导赛事申办

地理学知识对选择各项体育赛事举办城市和地区具有指导性作用．例如我国厦门，虽然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但是却不适合举办大型综合赛事，主要是因为厦门是一个小岛城市，面积比较小而且地形复杂，交通也不是很方便，很难满足大型综合比赛对场地和交通等的要求．但是厦门岛是一个天然的环形岛屿，而且具有美丽的风光，其四周的环岛路就非常适合进行马拉松比赛，厦门国际马拉松比赛也已经成了厦门的标志．我国哈尔滨的天然气候条件适合冬奥会的举办，青岛适合帆船赛，这些挑选都结合了地理学知识．此外，申办赛事也需要应用人文地理知识．通过运用地理学知识对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科学的分析，能够清楚地知道申办的优势，从而进行有针对性地赛事申办．例如，2008年选择在北京举行奥运会，实际上在自然条件上比北京更适合办奥运会的城市有很多，却没有选其它城市．这是因为从人文地理的方面看，北京具有更加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北京也是我国的首都，是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承担奥运会这项世界性的综合赛事从各方面来说都具有明显优势［9］．

3．2指导体育设施建设

对城市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的建设布局来说，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会不会破坏城市当前的经济布局与城市的地理环境，场馆周围是否有比较方便的交通，足球场馆、篮球场馆、游泳场馆等不同的场馆，分布应该建在哪些位置以及场馆建成后对周围人群聚集地的经济会不会带来影响，是否能带动群众体育运动的积极性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地理学的知识来进行判断和指导．

3．3对体育训练的指导

地理学知识对体育训练的指导作用，主要是在运动员进行异地训练时，比如高原训练，因为高原具有锻炼心肺功能的特点，所以田径运动员们通常会到高原上进行训练．每年冬天，我国的中长跑运动员们会在东北冰天雪地的地方进行训练，这是因为雪地较松软，可以减轻运动员的脚踝与膝盖关节的压力．我国女排选择在福建漳州进行训练，是因为南方的气温变化比较稳定，对运动员的身体影响较小．

4结语

地理与体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体育文化受到纬度、地形、人口分布、交通等自然地理的影响，也受到城市和地区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的影响，同时地理学的知识还能够指导体育活动及赛事举办城市的选择，以及体育设施和体育场所的分布等作用．体育文化也具有空间扩散、空间组织、空间作用以及空间景观等地理学特性，地理学因受到体育文化的影响变得更加多元和生动，从而形成了地理与体育的更深层次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能够促进体育运动的多样化发展，还能够促进体育文化长远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东升，邹玉玲，李林林，等．西方学界的体育空间研究与体育地理学的构建［J］．体育科学，2013，33（2）：3－10，60．

［2］李延超，饶远．彝族传统体育活动为何这么“火”？———云南彝族体育的文化地理学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06（2）：85－87．

［3］王茜，苏世亮，苏静．社会地理学视域下的城市休闲体育空间重构［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9，29（1）：65－69．

［4］王海燕，姜君，张宇峰，等．对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城市体育文化塑建若干问题的思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7（12）：22－26．

［5］林涛．多元文化视角下审视体育文化基本理论———评《体育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多元审视》［J］．当代教育科学，2015（14）：封4．

［6］姚磊，田雨普，余涛，等．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体育文化服务供给的困境与建议［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36（3）：14－18，31．

［7］郑会娟，刘永科，张杰，等．新时期体育文化科学化发展与应用———评《体育文化科学探析》［J］．当代教育科学，201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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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可见饮食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食”也居旅游六要素之首，旅游者在外旅游离不开美食。因此，挖掘饮食文化内涵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火锅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饮食方式，重庆火锅更是对重庆这座城市的文化产生了及其深刻的影响。但目前学术界对重庆火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烹调技巧、火锅的起源与类型、火锅与重庆当代人文精神等方面，鲜有人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重庆火锅，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着眼于重庆火锅的饮食文化内涵来进行研究。

一、饮食文化研究概述

（一）饮食文化的含义

对于饮食文化的定义，目前尚不统一。典型的是季鸿昆认为：饮食文化是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关于食物需求、生产和消费方面的文化现象，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包括人类社会与食物的关系。又如赵荣光认为：饮食文化是指食材开发、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的技巧、科学等，和以饮食为基础的传统习俗、理念和哲学等结构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总和。总之，目前学界对饮食文化的定义缺乏统一标准且观点繁杂。

（二）饮食文化研究的视角及其主要研究内容

关于饮食文化的研究涉及众多学科，比如历史学、经济学、艺术学、地理学等，但各个学科研究的侧重点和主要内容都有所不同。目前国内大部分文献都集中于研究少数民族饮食文化、饮食文化的影响、饮食文化与营养学等，涉及到社会、化学、营养学等领域，但是从地理学视角进行饮食文化研究的文献还相对比较少。

二、重庆火锅的饮食文化研究

（一）地理环境对重庆火锅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饮食文化的特色是在特定地理环境因素影响下形成的，了解地理环境因素对重庆火锅的影响，对于挖掘重庆火锅的饮食文化内涵和指导开发饮食文化旅游等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主要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2个方面进行分析：

1.自然地理环境。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境内山多水广，全境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酷暑湿热，而冬季阴冷潮寒，所以无论何时何季重庆区域内都很潮湿，为了驱除湿气，重庆人民在长期的饮食实践中渐渐认识到辣椒的“辣”和花椒的“麻”对驱除湿气有重要功效，于是在烹煮食物的时候特别爱使用花椒和辣椒作为调料，这样不仅可以达到驱除湿气的效果还能为菜品增鲜配色。因此，这就形成了重庆火锅的主要特色――“麻”和“辣”。

2.人文地理环境。重庆火锅最初是长江和嘉陵江边船工纤夫的饮食方式，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重庆自古是水码头，往来船只众多。中日后，伴随重庆的正式开埠，中外商贾日增，船工纤夫的数量在山城也增多，但他们的生活条件简单艰苦且体力消耗量大，因此需要食用便宜又相当耐消耗的食物以补充体力，所以火锅的便宜、方便且美味便深受大家喜爱。

伴随重庆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于是，重庆人便应时推出一系列的“滋补火锅”、“药膳火锅”等，这不仅把医药文化与饮食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同时也增加了重庆火锅的特色。这些人文因素都促进了重庆火锅的形成与发展。

（二）重庆火锅蕴含的饮食文化内涵

目前对饮食文化内涵的研究在各个文献中是众说纷纭，本文研究重庆火锅所蕴含的饮食文化主要借鉴了周尚意、孔翔的《文化地理学》中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食物原料文化。食物原料在任何饮食文化体系中都是最基础的部分，其构成几乎决定了饮食生活的基本面貌、甚至决定了饮食内容和方法及营养结构。重庆火锅的菜品来源甚广，有荤有素、有生有熟、有麻辣也有香甜，它追求同中求异，异中求和，这很好地表达了中国饮食之道蕴含的和谐性，也正因如此重庆火锅能风靡于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群。尤其是在民俗风情方面，重庆火锅呈现出一派和谐与酣畅淋漓之景，造就出一种“同心共聚、同享共乐”的文化气氛。

2.食物烹饪文化。食物加工观念的增强和加工技术的提高，体现了饮食文化的进步，但绝大部分食物经过加工后还必须使用各种烹饪方法加以烹煮才可食用。首先，重庆火锅表达了中国烹饪的包容性。“火锅”本身是炊具的称呼，同时又是吃法、技法与炊具的统一。其次，重庆火锅体现了中国自古追求健康养生的饮食习俗。重庆火锅是水煮火锅，这种非油炸烹饪方式是非常健康的；近年重庆还陆续推出了“保健火锅”、“药膳火锅”等。

3.餐桌礼仪文化。餐桌礼节文化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体现，同时又是一种社交手段，在用餐过程中，人的修养会通过言行举止表现出来。在重庆，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人都很爱吃火锅，且家家都会做，它具有极大的普及性。而每家每户吃火锅时则都是大家围坐在一起，这样就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时间和空间去交流与沟通，进而增进彼此的感情和联系。所以重庆火锅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阖家团圆的文化氛围，亲朋好友围“锅”而坐，在火热的气氛中尽情畅饮，和乐融融。

三、重庆火锅饮食体现的重庆文化

（一）重庆火锅表现了重庆人热情与豪放的民风

重庆火锅的主要特点是口味浓、重，以正宗川味的“麻”和“辣”为主，这与重庆人热情、豪放和喜好群聚的性格相同。重庆人不论何时都很爱吃火锅，且吃相很豪放，常常是叉开双腿，赤膊上阵，有气吞山河之势。在重庆通常有这样的景象：不论是街边小吃摊、小火锅，还是高档的火锅城，人们总是围炉而坐，锅里汤汁翻滚沸煮，锅外人人杯盘相碰，欢声笑语，在热烈的氛围中开怀畅饮。从这些胡吃海喝的人们身上，就能够感受到山城人民的热烈和豪爽。

（二）重庆火锅表达了重庆人追求健康与美味结合的生活方式

重庆火锅的基本调料辣椒、花椒、豆豉、老姜、大蒜等均有益于人体。医书记载川椒所含麻味素能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消化和杀菌，起到开胃健脾的作用；食用大蒜可治痢疾、腹泻和咳嗽；豆豉有消食化滞与驱风散寒的作用；老姜则味辛性温，是发汗和祛风的良药。

重庆火锅的烹饪方式也非常健康，所有食物都经高温消毒且一熟便吃，这样既保留了食物的主要营养又鲜嫩可口；此外先烫荤菜再烫素菜的烫食顺序也有利益人们的肠胃健康；随着时代的进步，重庆推出的药膳火锅、滋补火锅等更是美味与健康的结合。综合以上可以看出重庆人民历来都追求健康与美味相结合的生活方式。

四、对重庆火锅饮食文化的开发利用问题

（一）“火锅饮食文化”被当作城市名片

重庆火锅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早已从穷苦人才食的大杂烩发展成人人爱吃的美味佳肴。今天，重庆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是遍布大街小巷的火锅馆，以至于人们认为到重庆不尝一尝正宗的重庆火锅就不能算真正到过重庆，就像去西安一定要吃羊肉泡馍、游天津必吃狗不理包子一样。可以看出火锅已成为重庆的代名词，重庆的城市名片，而如何挖掘火锅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使“中国火锅之都”的城市名片更加响亮、长久则需要政府部门与火锅企业的共同努力。

（二）“火锅饮食文化”被当作旅游资源

随着火锅成为重庆的城市名片，重庆政府开始将火锅这一饮食文化资源与旅游结合起来，发展独具特色的重庆火锅美食文化旅游，这对重庆旅游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能促进重庆火锅业的发展。从2004年开始，重庆政府便开始举办火锅文化节，到2007年共举办了3届，在短短3年时间，规模从万人、十万人发展到百万人参与，从八百桌、一千桌发展到赢得“火锅之都”的称号，火锅节在重庆的巨大成功，让人既兴奋又惶恐。火锅因节日的举办串红，节日也因火锅的走红而日益成熟，但发展火锅美食文化旅游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构建火锅文化旅游发展的良好环境、设计特别的火锅文化旅游产品等，这些都需要旅游部门与火锅企业的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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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美术教育；地域文化；开发与利用

地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见证了各个地域的历史，而且还直接反映出该地域的民俗内涵和民间审美意识，成为乡土文化的重要标志。

一、在小学美术教育中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意义

地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大同于文化地理学。所谓地域文化资源，是指师生和学校所处的某一个具体的行政区域内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科技人文等方面的反映群众文化心理并且带有积极教育意义的系列内容。首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具有民间美术特质的地域美术，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形式，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结晶，从洪荒时代的石器、陶器，到现代的民间绘画、民间工艺美术，地域美术的传承与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对的传承性，它不仅具有群族文化本体根性揭示价值，而且它又再现了各个地域的族群文化的艺术价值。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地域美术是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地域美术体现了人文学科的特征。其次，从应用的角度讲，地域美术造型变化万千，异彩纷呈。它来源于中国农村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所形成的集体审美意识，也来源于民间艺术家们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造型意识。通过艺术课堂的引入与应用，不仅有利于引领和强化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同时也可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而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地域美术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形式，肩负着美术教育现代化的神圣使命。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科技手段和信息传播方式，使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表现在少年儿童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表现出的冷淡与漠视，另一方面，在当前以倡导多元文化倾向为主流的环境下，少年儿童对以娱乐性、刺激性和商业性为特征的外国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趋之若骛，而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敬而远之，甚至于视而不见。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难以传承，而且也加剧了小学生对民族和国家感情的衰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挖掘和剖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遗存，以中国各地区的地域文化为依托，在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富有针对性地开展以实践为主导的美术教育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切实将其拓展为可利用的文化教育资源，是当前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方法与途径

针对地域文化资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各地的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系统地分析、整合、把握与运用。在中小学教学过程中，地域文化资源在发挥其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中的资源优势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以中原地区的文化资源为例，从我们现行的中国美术教材中很难找到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材料，如河南地域的豫剧艺术、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商丘地区虞城县的“泥人李”、河南民权的画虎村、河南省虞城县的木兰文化等文化资源。这些既有传统文化资源，又体现了新时代的典型的地域文化，以美术学科为例，这种丰富而悠久的美术资源，在中国美术史上既没有应有的陈述，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有效保护。中国地域美术文化的传统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分析、探究、梳理与传承，中国地域美术文化的价值还需努力发扬和彰显。在当代社会普遍提倡全球化、接轨论的当下，积极探讨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探索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对于构建中国族群本土美术核心的价值，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更新教育观念，积极整合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不同的地区体现着不同的风格与特征。以美术学科为例，研究地域美术，需要我们依据地域特色的不同，通过不同的美术中心区的筹建，依托分析、探讨、整合、继承和发扬等必要环节，切实构建中华美术的多地域研究体系。而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依靠各地的高校师资力量，整合地域文化资源，建立起各有美术特色的、具有较强地域性、专题性的美术文化中心区，不仅可以引领当地的美术文化建设，还可以积极有效地引领全国美术的良性竞争化发展。而在中小学中，通过体现着地域美术资源的相关课程的开设，将会对中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有着不无裨益的作用。

（二）加大科研力度，积极研究和传承地域文化

各地相关教育机构，应充分依托当地文化资源，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根据地域文化资源情况，组织相关专家、当地师范院校教师，配备相关经费，形成一个集行政领导、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能力为一体的科研小组。

以专家团队为中心的科研团队，通过具有品牌效应的活动的设计与打造，将相关教师散兵游勇式的研究队伍有效集结起来，逐步形成一个集探索、研究与最终应用为一体的涵盖专家队伍、师范教师和一线教师等不同梯队层次的科研团队，切实营造人人重研究、人人重实践的良好氛围。

品牌活动的打造，不仅可以加强彼此间的互相交流，建立一种“参与式”和“互动式”的交流机制，而且还可以将相关的研究成果对相关地区的美术专业教师分阶段轮训。科研团队的学术成果，不能只保持在理论研究的层次上，而应将相关的课题研究真正化为有可操作性的实践环节上来。这需要以专题的形式，将当地的相关资源加以整合、梳理，并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字，充分运用本地文化资源，使学术理论充分应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报请有关部门，将最新的学术成果以地域文化教材的形式，作为全国统编教材的配套教材进行有益补充。

（三）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切实建立地方艺术课程资源数据库

在以往的日常教学活动中，艺术学科的教师教学活动，大多数依靠教师个人力量来解决教学实践环节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在开发课例、编写乡土教材的同时，要逐步以图书、课件和媒体等多种形式，建立地方性艺术课程资源管理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立，可以通过网络公共平台，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针对体现着地域文化资源特点的优秀课件或是理论探索文字，将一线教师的个人成果整合在网络资源管理库中，使广大艺术教师之间，利用更大的资源空间，以更加平等、合作的方式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而对于各个地域的历年有关研究课题，需要及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梳理、整合与公布，此举不仅可以促进美术资源共享，拓宽校内外课程资源及其研究成果的分享渠道，同时也可以提高地域文化资源的使用率，并有利于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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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055-02

面对当代人的生存困境，现代西方神学家们都试图到基督教神学中寻找解读的答案。蒂利希身份的特殊在于他身处神学和哲学的边缘位置，他的著作大多数都不是纯属神学或纯属哲学的，但正因为他的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其能对神学和哲学的关系阐释得更加深刻。

一、人类困境的宗教回答――终极关怀

基督教神学在现代的兴起是在新时代中对人的困境的宗教的回应。尼采曾说过，上帝的观念是存在的最大障碍，对生命一切意志的斗争都是以上帝名义发动的，于是，他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这里的“上帝”应理解为基督教价值观的化身。于是，他提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要批判一切流行的价值，一切偶像，并提出了以“权力意志论”为标准的“超人”价值观。他主张作为世界主体的人应该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意志的主人，成为世界的主人，要努力夺取权力，权力是生命意志的最高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尼采一再宣布“上帝死了”是来意指以上帝或绝对理性的概念为基础的基督教和理性派哲学的终结。尼采的这种价值口号一直被西方人本哲学流派所继承着。

然而，蒂利希对人存在困境的关怀是从人的生存焦虑角度出发的。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萨特说：“上帝不存在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因为随着上帝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内找到价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因此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他不论在自己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以外，都找不到可以依赖的东西。他会随时发现他是找不到借口的。”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而且存在主义中的主体是个体的人，是存在于生活焦虑中的人。蒂利希认为，“存在本身”通过每个个体的实有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只有存在本身才能使每个人拥有“存在的勇气”。蒂利希把基督教神学看作具有深层价值意义的文化资源，“宗教是人类精神的一个方面”，他试图对文化危机做出一个全新的诠释。蒂利希认为，对于当代人们的这种生存焦虑导致的精神困境和文化危机，只有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可以给人以终极关怀。

蒂利希试图从神学中找到人们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他指出，宗教是整个人类精神的深层家园。他将宗教的本质解释为对人的终极关怀。然而，处于科技不断发展和理性超越的当代社会的宗教显得愈加趋向世俗化，人们越来越忽视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然而，蒂利希从宗教神学的角度出发，始终相信宗教在当代世界中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他看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类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蒂利希曾说：宗教，就该词最宽泛、最基本的意义而言，就是它对人的终极关切。然而，不管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正是宗教对人终极关怀的本质体现。

蒂利希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理性精神解决的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然而唯有无形的、广义的宗教，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人的生存问题，才是对人的终极的关怀。也就是说，人类是离不开宗教对其精神上的终极关怀的，如果人类的这种精神需求出现了状况，而拯救精神，最终只能是宗教精神，而不是采用科学技术或是物质的方法就能解决的。所以说，这种宗教可以解决人的本体性焦虑导致的生存困境，而西方现代文化危机单纯是依靠科学、技术或物质的工具不但无助于解决人们的精神存在问题，相反会使困境加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蒂利希的文化神学对于解决文化危机和人类困境的一种尝试是具有深刻意义和价值的。

二、宗教与文化的整合

张志刚在他的《宗教文化学》著作中，关于蒂利希文化神学的思想的研究非常深入。他认为，蒂利希有意调和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宗教存在的合理性。蒂利希曾说：作为终极关怀的宗教是赋予文化的意义的本体，而文化则是宗教的基本关切表达自身的形式的总和。可以简单概括为，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但是，宗教在现代西方的社会中已经不再属于主流文化精神，取而代之的是科学、技术等，它们才是主流的精神，主宰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宗教逐渐被世俗化，它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被弱化。以往处于高高在上地位的宗教，与当下主流的文化精神却格格不入。蒂利希认为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基于宗教与文化的这种对立与割裂。

回顾当代西方思想史，20世纪前后的一些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等都会从文化学的角度去探讨宗教问题。如马林诺夫斯基、韦伯、道森等都试图从文化学的角度去阐释宗教与文化的关系。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它是与人类社会中的超自然和超验的现实性相关的，从而使人类的相互关系继续下去。在社会管理方面，宗教有可能成为最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支配着人们的精神存在；在教义方面，宗教为人类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使人类成为命运的主人，从而消除了人们的苦恼。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是在人类的需要基础之上产生，而宗教是诸多文化现象中的因素之一。

社会学家韦伯在其整个世界宗教系列比较研究中所确立的主题是：他视宗教为一种基本的文化特性，并揭示了宗教在西方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重大影响与作用。最后说明新教经济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观念与经济行为的决定性作用。

蒂利希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西方文化危机，最关键就是要对文化与宗教的对立的现状进行整合，他提出必须坚持的两个原则：一是宗教为文化的实质，二是文化为宗教的形式。

（一）宗教是文化的实质

在蒂利希看来，是一种被终极关怀所支配的状态，而从传统的意义上讲，上帝就是这种终极关怀的内在的代名词。他着重强调的是，人如果为了寻求生存之道，他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一切，需要对其无条件地皈依。蒂利希在此强调的是，信仰体现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一种生存的力量，是一种生存的状态。

上帝是存在本身。在蒂利希看来，上帝的存在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与其他存在物并列的一个存在物之存在。因为，若上帝是一个存在物，那他就会受制于有限性的约束。上帝也就不再是一个存在物，而是“存在本身”。总之，蒂利希这样界定上帝，在于强调上帝是存在的根据和存在的动力，是存在勇气的源泉。

（二）文化是宗教的形式

蒂利希对文化并没有做较为完整的定义。在蒂利希看来，科学、哲学等都属于文化的各种表现的形式。然而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是内在和外在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是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他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往往将宗教看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它曾寄宿在道德的门下，为道德说教的辩护者，有时宗教又或是充当艺术的表现形式，又或者是充当着人们情感载体等角色。在蒂利希看来，宗教是不需要寄居于其他生存的门下，并且宗教本身就是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

综上，蒂利希的观点是，科学、艺术、哲学等都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从实质上讲都是宗教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无论何种文化的产物，或是内在的人类精神的，或是外在的人类认知的，都是对于现实社会的改造，都是对人类的一种终极关怀。在蒂利希看来，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可以总结为：宗教作为对人的终极关怀是文化的本质体现，而文化则是宗教得以体现的形式的总和。

三、神学的俗化和文化的神化

蒂利希的文化神学主要通过调和宗教和文化的紧密关系来消除二者的对立。张志刚认为，蒂利希对宗教与文化的调和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反映出来，即“神学的俗化”与“文化的神化”。“神学的俗化”是指，对于宗教而言，蒂利希首先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将神学研究引向世俗生活，他试图重新确立宗教的神圣地位，阐述宗教的本义及其关注的对象，将宗教与文化联系起来，拉近了宗教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宗教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无法触及的精神存在，而是更加切近人类的世俗生活，是人类精神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文化的神化”是指，就文化方面而言，蒂利希则是从信仰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文化形式赋予神学的诠释。作为文化所创造的任何物质的精神的财富，均是源于人类的精神需求，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体现。可以看出蒂利希开始萌发关注世俗文化创造活动、走向人类精神生活底层的大胆主张。“神学的俗化”，在蒂利希看来，不光表现为把神学研究引向一般意义上的世俗生活，而且还表现为正视世俗科学。他在神学研究中不仅积极主张吸取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学科的重要成果，以便重新发现传统符号的深刻含义。

如果说“神学的俗化”是蒂利希为了调和宗教与文化的对立而走出的第一步，那么他的最终的目的是在此基础上走向“文化的神化”。按照蒂利希的观点，如要真正解除人类的生存困境，则必须消除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分裂，而想要消除二者的对立，不仅需要“神学的俗化”，更需要“文化的俗化”。在张志刚看来，从根本意义上讲，蒂利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文语言探讨思想史中的一大难题，即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综上，蒂利希将文化赋予神化的结论可以概括为：无论何种文化产物，都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表现形式，都是存在于宗教之中的。

四、结论

蒂利希的文化神学认为，只有从宗教和文化上把当代处于分裂状态的各种文化精神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的精神分裂，消除文化危机，进而从根本上摆脱人类生存怀疑和空虚的困境。而张志刚对蒂利希的宗教哲学的解释是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基于信仰主义立场的文化神学，或者在此意义上简称为“泛宗教论的文化神学”。所以，人类摆脱生存困境和最终归宿是源于人的实践力量之上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依靠精神上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张志刚.宗教文化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路易斯・P・波伊曼.宗教哲学[M].黄瑞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安德鲁・迪克森・怀特.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M].鲁旭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篇（6）

山东琴书《祖国旧貌换新颜》正在表演，台上的演员热情洋溢，台下的老百姓掌声阵阵。

这是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广场上的一幕。从7月到10月，黄岛区的四个文化广场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文化表演。在青岛市的民众满意电话问卷调查中，黄岛区文化工作的群众满意度超过91%。在全青岛市多年名列第一。

文化工作：传递正能量

薛立群是黄岛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广新局局长，党委书记。学生时代，她是胶南师范的校团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组织同学歌舞、书法表演、比赛，是薛立群如今回忆起来依然觉得快乐而难忘的事情：“同学们参加表演，水准虽然未必很高，但大家发自心里的踊跃表演欲，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段共青团工作给了薛立群组织群体工作的经验，也让她明白，工作要靠同学来支撑，目的是让同学心情舒畅。薛立群认为当初的学校共青团工作和现在的文化工作一个道理：文化工作也要靠老百姓来充实，目的是让老百姓寓教于乐，营造和谐的氛围，传递正能量，推动党和政府的工作。

黄岛区的文化广场表演，不见光鲜靓丽的明星，由百姓自己组织演出，各村各镇几乎都有自己的演出队伍，他们平日自己在村里、社区里的文化中心预演、排练，节目成熟后预定黄岛区的四个文化广场，进城演出。大场镇淘金河村有60多户村民，现在家家有演员、户户有编剧。群众表演的节目会刻成碟片，按家按户发给村民，每年都能拿到区里文化节目的评奖。在演出中，他们与城区村增加了感情，结成了对子，和城区村签订了农产品销售协议，把花生、白菜销售到城里。

文化工作是一种软实力的工作，百姓在充满正能量的节目熏陶下，社会风气得到了净化，走在黄岛区的街道上问路，老百姓都会热情地详细指明方向，民风淳朴。

“云卷云舒几十秋，特色红旗砥中流。“三个代表”兴国策，“八荣八耻”辩美丑。这是黄岛区隐珠区双珠诗刊市民刘思星的诗句。

“喜的是儿媳有身孕，依我看，生男生女一个样，女孩一样能养老，再不像过去那种旧思想。男女平等新风尚，女人一样能把总统当。老婆子我的思想多开放，不难为儿媳说短道长。”这是村民于孝均自编的茂腔戏中的唱段。

文化工作显然不局限于娱乐节目，在黄岛区珠海街道社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市民可以在闲暇时间来这里锻炼，不需要费用。书法练习室、戏曲排练场地、舞蹈排练场地应有尽有，书画展厅免费为市民提供展览。各个戏曲场地里，不时传出或悠扬或铿锵的曲调，老人、儿童在其间悠然自得地演练或欣赏。

在几个主要社区的市民文化活动中心，都设有电子阅览室，市民可以免费上网。在这里了解国家大事、科技前沿、娱悦身心。

“给老百姓提供便利，老百姓愿意来，来了有的玩，有的乐，有的学，我们的群众工作也就落到了实处，老百姓看你的眼光都是温暖的。”薛立群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幸福感。

老百姓温暖的目光最让自己满足

在日常娱乐节目里，老百姓的思想得到了净化，但显然，如何尽快提升市民、村民的思想，开阔眼界，仍然是一个难题。薛立群在这个问题上，想到了法子。

今年8月，在一次黄岛区市民文化大讲堂里，普通市民、机关干部人员爆满，甚至中国石油大学青岛校区的几位教师也来听课，这次讲座的课题是《论儒墨道法系统》，主讲人是山东大学副校长陈炎。陈炎教授的课在大学校园里也异常受学生欢迎，听说他要进社区讲课，大学讲师也就跟着来听，吸取营养。而普通市民更是大开眼界，现场掌声不断。

把大学教授请入社区是薛立群开阔市民眼界的一个思路，青岛大学王照青教授的《孝道絮语》讲座，让年老年轻的市民普遍感到受益匪浅。市民文化讲堂、道德讲堂把大学教授请进来，为市民提升文化素质开拓了空间。

提升市民视野，自然离不开书籍，黄岛区的几个社区图书馆，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无需办证即可阅读，农村书屋更是几乎普及到了所有村镇，在薛立群的主持下，文广新局组织开展“爱心图书漂流驿站”，号召机关干部把自己书架上的一些书捐献给相对落后的村庄，学校，工地。图书管理员这个本来相对清闲的工作，如今却因为需要到处收书、送书变得忙碌起来。

说起这些工作上的新做法，薛立群说：“政府工作可以做得轻松，老百姓看你的眼光也许有羡慕，但心里会有不满。我们自己忙起来，老百姓得到了实惠，看到干部就像看到家人一样没有隔阂，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干部自己内心一种快乐需求的时候，给老百姓做什么也就不觉得累了。”

说梦话，可以欢快地唱出来

作为女性，薛立群走上工作岗位后，做过乡镇的“片长”，一个片联系着七八个小村子；做过副镇长，分管过教育、卫生、计划生育、招商引资、小城镇建设、生态旅游、工业园建设等工作；在薛立群的思想里，工作是第一位的。“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薛立群笑着说自己的工作经历。早年分管旅游的时候，她就买了一堆生态旅游的书，学习先进的理念。如今分管文化工作，她成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提起笔来，一手好字。

工作忙碌，对家庭难免照顾不周。薛立群的儿子曾幽默地对她说：“妈妈，我明白为啥我个子不很高了，因为人家说经常得到妈妈夸奖的孩子才会长得高，可是我从小就很少见到您，每次见到您，您又都是批评我。”

篇（7）

地理学科在整个中学教育教学中起有着重要作用，只有引导广大地理教师深入学习教育教学理论，转变教育教学思想和观念，才能真正改变教育教学现状。要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深刻理解新课程标准，做好新课程的解读工作。塌实做好新教材的教育教学培训，帮助每一位教师进行新教材的备课，掌握教育教学的新方法新规律，上好每一堂课。引导广大地理教师深入钻研本专业的知识并注意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努力做到：“博学多才”“博大精深”，实现从“教书匠”向“教育家”的转变，提高吴江的地理教师整体素质。

深入课堂认真听课，为广大地理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作出正确的评价和指导，使他们能不断地明确方向和具体目标；能不断地改进方法和措施，提高效率。

建立教

育教学研究网络，使教研工作经常化、制度化、普及化，真正成为提高教师业务的有效手段。

二、主要目标：

1、以新课程标准的实施为突破口，大胆进行地理课堂教改革。实现从“讲——学”“灌——学”到“导——学”的转变。创设“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气氛，让学生乐学、爱学，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

2、更广泛、更有效地使用电教手段，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益，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综合能力。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更直观、生动、形象地感知地理事物；更密集地输出地理信息；更有效的进行反馈都需要新的教学手段的使用。

3、积极有效地提高地理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一批优秀的地理教师。通过各类教研活动、培训活动……提高广大地理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并通过课题研究、社会实践活动、竞赛等等，使一批青年地理教脱颖而出，成为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与教坛新秀。

4、加强课题研究，使课题研究真正为教育教学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教育教学的层次起作用。在课题研究中要把实效性、可操作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使它与教育教学实践密切结合，并实实

在在出成绩出效果。

5、探索教育教学的评价体系改革的方法。在初中和高中的教育教学评价方法上，试行一些改革，探索一些方法和思路。

三、具体工作

1、高中地理教研活动。

⑴高一、高二年级教研活动：

地点：黎里中学 开课老师：丁金菊、钱明霞（刘正平）

活动的主要目标：改革高中地理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用以下几种方法：a。由学生来选择学习方法进行学习。b。进一步探讨网络课的开展。c。研究如何把课本知识与当地实际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

⑵高三年级教研活动：

研究新高考方向；制定新教学内容和复习方法；学难度、深度与具体目标。

地点：开学后定。

⑶配合苏州大市高中地理必修内容的评课活动做好准备。

2、初中地理教研活动：

以新课程标准的学习解读为重点，认真做好初中地理的教学研究工作。

⑴建立初中教研网络：各校选派一名地理老师参加《历史与社会》的地理部分培训。成为学校学科联络员。

⑵各片组织学科中心组：松陵片：邱雪华、丁敬海 震泽片：钮土林、金卫星 平望片：吴永锋、金花、朱冬生 黎里片：钮文忠、庄巧英

3、课题研究工作的推广：

苏州市地理课题已经结题，起揭题报告受到苏州市有关专家的一致好评。在此基础上

，我们要认真做好有关工作的总结、分析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加以推广。

吴江市级课题也将结题，要把已经取得的经验展示出来。并且进行推广。

高三信息搜集、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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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广西)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四)举办各种沙龙，让地方历史文化在我们的手中不断得到传扬与传承

在传统的成高教学中，举办沙龙真是少之又少的。这往往囿于一种观念:沙龙多数是普高才采用的一种学习与交流的方式，成高没有必要搞。其实不然，不管哪一类学校，都是可以搞沙龙的。作为成高来说，围绕地方历史文化，搞几次沙龙，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再以桂林为例，地方历史文化如此丰富、厚重，不妨举办以“桂林石刻”“桂林古代状元”“临桂词派”等为内容的沙龙，让学生搜集、研究这些文化现象的形式、内容、特点以及来龙去脉，从而加强学生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知，加强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加强传承地方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地方当代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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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历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路

(一)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广西)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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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所讲是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在学习过程中将全部内容划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对象与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人文地理学的思想进程和学习要点。

第二部分以TerryG.Jordan的TheHumanmosaic一书为基础介绍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内容包括分布区，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观五个方面，并对相关的人地关系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从人的群体性特征出发，分别介绍“人口与发展”和“人口的分布与迁移”。

第四部分介绍农业与工业。基于对农业和工业本身就是文化产物和二者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过程为主线，以空间的格局作为其发展的空间表现来阐述。

篇（11）

收稿日期： 2013-05-02； 修订日期： 2013-10-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象征空间特征、演变及地方建构研究——基于建成环境符号景观的视角”（41161026）、“中国城镇书法景观的地理分异及地方感过程的案例研究”（40871072）。

作者简介： 唐文跃（1973-），男，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游憩地理与地方感研究。符号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Cassirer，1944）。人不仅生活在物质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中。人类生活的符号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由各种文本构成的世界。文本是一个（一套）具有独立意义的符号或符号集成。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人类生活的世界日趋符号化和文本化。人们生活在一个由各种符号和文本构成的“超真实”（hyperreality）的世界里。当人类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文本的世界、象征（符号）的世界，人文地理学所关注的人地关系具有怎样的新内涵？这为人文地理学（尤其是社会、文化地理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可用（指导行为的）符号（signs）、（引起情感的）情感符号和（影响思维的）象征（symbols）来研究人类世界（Tuan，1978）。Salter等认为，对景观含义和秩序的探寻是地理学的义务，这可以促进人们对周围世界人文含义的更深理解（Salter，et al.，1977）。Gold进一步指出，需要研究人类经历的具有符号价值的景观（Gold，1980）。从符号景观的角度进行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分析，是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西方新文化地理学注重分析景观的符号学意义，研究景观是由哪些符号构成了可供阅读的文本，认为地理学家的工作在于解读这些文本（周尚意，等，2004）。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的空间象征符号意义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周尚意，2004；唐晓峰，等，2008；李蕾蕾，2004，2005），并出现了若干文化景观符号的地理学研究案例，如地名景观的研究（朱竑，等，2009）、书法景观的研究（张捷，2003；Zhang，et al.，2006）等。书法作为人文景观元素，与其它人文、自然景观元素组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文化景观。书法的地理学研究自1990年代后逐渐为国内研究者所重视。张捷（2003）认为，书法地理学是研究作为文化景观和人地关系产物的书法现象的特征及其空间分布规律，以及书法对人类空间感知与行为的影响的学科。书法地理学研究，必须将书法作为文化景观和环境、作为人地关系的产物和反映，着重关注书法作为景观元素如何作用于人地关系、如何影响人的环境感知、空间行为模式以及地方感形成等问题的研究。书法景观（Calligraphic landscape）是指由一定规模或视觉效应的书法作品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集中展现而形成的具有特殊外部视觉特征和特殊地方感的场所环境或空间（张捷，2003）。以往的书法景观研究以宏观人地关系的视角为主，如从人地关系的视角来阐释书法风格的地域特征（吴慧平，2001；冯健，胡牧，1999；冯健，张小林，1999）、自然景观与书法审美（Zhang，et al.2006；张捷，等，2004）、地理环境对书法风格的影响（董明辉，吴慧平，1997）等。近几年，研究重点转向微观视角的书法景观研究，如作为文化符号的书法景观对人的环境感知、环境行为和地方感的影响等。书法景观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文化景观和文化符号，被广泛应用于旅游景区而成为旅游景观的重要类型。书法景观与旅游发展的关系（Zhang，et al.，2008；张捷，等，2010），旅游景点书法景观的公众知觉特征（张捷，等，2012a），游客对书法景观的态度、原真性感知、体验及其限制因素（Zhang，et al.，2012；Zhou，et al.，2012；Qi，et al.，2013），城镇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异（张捷，等，2012b），游客的书法景观感知意象（柯立，等，2010），居民对书法景观的感知和认同（肖潇，等，2012a），游客在书法景观旅游地的地方感（肖潇，等，2012b），书法景观在景区旅游意象构建中的作用（尹立杰，等，2011）等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但现有的研究较少涉及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对旅游者产生的行为效应问题。本文以旅游景区中的书法景观为例，探讨作为文化景观符号的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以期为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设计、特定旅游氛围的营造提供参考与借鉴。

1旅游景区书法景观符号效应概念模型旅游景观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并向旅游者传递某种意义，而意义的表达总是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符号，因而旅游景观具备了象征符号的特征，旅游景观的营造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地方建构过程和符号化过程。文化旅游景区的符号化特征尤为明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主题公园等人造景观，有的已经完全为符号和幻象所编码，各种人造符号景观以及由符号构成的文本把旅游景区变成一个“超真实”的世界，游客在其中获得特定的旅游体验。自然旅游景区的符号景观也比比皆是，成为自然景观的点缀或作为营造特定旅游氛围的景观元素。符号除了能够表达某种意义，还会对人的感知和行为产生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即是符号效应。因而符号效应是人与符号景观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意向。在中国传统书法文化熏陶下，人们在书法景观空间中能产生一种特殊的体验和行为反应模式，这就是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这种效应是书法景观与旅游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由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书法作品本身3个元素构成。在景区游览过程中，对于书法景观的内容和艺术形式，旅游者习惯于产生鉴赏和评价的行为反应。其次，书法景观向人们传递的文化信息，使人们感受到一定场所环境或空间的文化内涵和氛围。此外，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具有景观审美引导作用，尤其当书法作品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与景区的风景特征相协调时，可以对景区景观审美起到提示、暗示的引导作用。因此，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对旅游者产生3个维度的符号效应：书法鉴赏、文化象征和审美引导，由此构建旅游景区书法景观符号效应概念模型（见图1）。在这种符号效应作用下，旅游者在书法景观空间中形成书法景观地方感，因而符号效应是书法景观地方感形成的中间环节。图1书法景观符号效应概念模型

①②③引自：周有光.论桂林石刻与山水旅游的关系.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5）：6871.2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中国石刻素有“唐碑看西安，宋刻看桂林”之说①。桂林石刻以摩崖为主，分布于各风景名山洞府，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数量众多、精品纷呈，形成“摩崖殆遍”、“诸山无一处无摩崖”（叶昌炽《语石》）②之奇观。桂林石刻是桂林山水的灵魂和精华，也成为桂林山水旅游的重要内容，素有“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陈元龙《龙隐岩诗》）③之誉。从桂林石刻的分布情况来看，数量最多的是普陀山石刻，现处在市区七星公园内，叠彩山也是现存石刻数量较多的地方（郑艳萍，胡海胜，2006）。叠彩山和七星公园都是桂林旅游的必到之处。因而，本文选取石刻景观分布较集中的叠彩山和七星公园作为调查地点对旅游者展开调查。

2.1问卷设计与调查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旅游者对书法景观（主要是摩崖石刻）感知、旅游者对书法的认知和爱好、旅游者人口统计学特征等。书法景观感知测量量表采用从1（代表“非常不同意”）到5（代表“非常同意”）的5分制Likert量表。调查小组于2009年7月14日至16日在桂林叠彩山、七星公园等处对旅游者展开问卷调查和访谈，共发放问卷1300份，回收整理后得到有效问卷1180份，问卷有效率90.8%。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 16.0进行分析，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表（见表1）。

2.2问卷信度与效度通过可靠性分析并结合变量相关系数和变量共同度进行综合考察，剔除“读懂摩崖石刻上的内容对您来说常常是一件困难的事”、“摩崖石刻等书法景观与旅游景区的总体环境非常协调”等降低量表整体可靠性的陈述项，最终获得一个由10个陈述项组成的量表，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04，具有较好的信度。书法鉴赏、文化象征和审美引导3个维度的测量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674、0.751、0.712，量表的内在信度尚可（见表2）。下文因子分析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结果分析

3.1旅游者的书法认知书法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已广泛为国人所熟悉，然而书法作为一门高难度的艺术，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其有持久的浓厚兴趣和鉴赏能力。问卷中设计了相关问题调查被访者对书法和书法景观的认知状况。被调访者中，具有书法业余爱好的占39.3%，上一次拿起毛笔写字是在一年之前的占54.0%，曾经因为兴趣练习过硬笔书法的占72.5%，63.4%有欣赏书法作品的习惯，购买带有书法元素的纪念品时，40.9%是因为喜欢书法而购买相关纪念品。调查结果表明，旅游者潜意识中对书法艺术有一定的兴趣，书法元素对旅游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从多数游客喜欢以带有书法元素的景观为背景拍照留念也可以看出旅游者对书法艺术的偏爱。因而书法元素可以普遍应用于旅游景区和旅游纪念品中，以满足旅游者对书法艺术的审美需求。本文调查显示，来桂林前听说过桂林的书法景观（摩崖石刻等）的占59.7%，43.7%的被访者认为桂林的摩崖石刻等书法景观的旅游吸引力大，60.5%认为桂林的书法景观（摩崖石刻等）具有一定特色。可见，旅游者对桂林的书法景观认知度较高，书法景观已成为桂林旅游景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2书法景观符号效应总体特征从测量量表的总均值来看（M=3.69），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对旅游者的旅游感知和体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书法景观具有某种程度的符号效应。从各测量项得分均值来看，旅游者对书法景观的文化象征意义感知较高（M=3.96），普遍认为，摩崖石刻等书法景观是一种文化符号，可以增加景区的文化内涵，增强景区的文化氛围。旅游者对景区的书法景观具有一种鉴赏意识（M=3.52），但这种鉴赏仍然是浅层次的内容识别，还没有普遍深入到字体和书法艺术风格等专业层次的鉴赏上。此外，景区的书法景观也对旅游者的旅游审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M=3.58）（见表2）。

3.3书法景观符号效应结构特征运用因子分析探讨旅游景区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维度结构特征。经检验，KMO值=0.842，Bartlett值=2700，p

3.4书法景观符号效应差异特征以书法景观符号效应各维度的均值为变量，运用方差分析方法分析各维度在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收入、文化程度等旅游者之间的差异，从而考察这些因素对书法景观符号效应的影响。因某些组别样本量太少，为尽量消除因此对分析结果可信度的影响，忽略了样本量太少的级别进行组间方差分析（见表3）。

（1） 书法鉴赏效应差异由表3可知，书法鉴赏维度在不同性别、年龄、收入和职业的旅游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书法鉴赏维度反映了被访者的书法鉴赏习惯和兴趣，分析表明书法景观对旅游者产生的鉴赏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这与旅游者对于书法景观的鉴赏习惯和兴趣有关。结合均值比较可知，书法景观对男性旅游者（M=3.56）的鉴赏效应显著大于女性旅游者（M=3.45），对25～44岁的旅游者（M=3.55）的书法鉴赏效应显著大于15～24岁的旅游者（M=3.37），对平均月收入在1001～2000元（M=3.60）和2001～3000元的旅游者（M=3.53）的书法鉴赏效应显著大于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旅游者（M=3.37）；对专业/文教技术人员（M=3.68）的书法鉴赏效应显著大于学生（M=3.37）。由此可见，旅游景区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与作为受众的旅游者的书法文化艺术素养和兴趣有关，同时也说明书法景观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特定的鉴赏群体，从受众的角度来看，书法景观的艺术鉴赏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意义。（2） 文化象征效应差异文化象征维度在不同组别的旅游者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书法景观对于旅游景区文化内涵和氛围的表征作用得到了旅游者普遍的、无显著差异的认同，书法景观的无显著差异的文化象征效应主要是基于旅游者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和对书法文化的普遍认同。我国书法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景观也成为中国特色文化景观符号，书法的传统文化象征作用普遍被运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书法景观的这一功能对于中国人而言已是根深蒂固。因而，在特定的景区和合适的场所，书法景观具有普遍的文化象征意义。（3） 审美引导效应差异审美引导维度在不同组别的旅游者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书法景观对旅游者景观审美的引导作用也是普遍和无显著差异的。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影响到旅游者的旅游审美心理活动及其对旅游景观的感知、欣赏和评价，并进而影响到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和旅游满意度。书法景观对旅游者的审美心理活动、游览行为和旅游体验的作用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书法景观的审美引导作用对于旅游者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旅游研究者、规划者和旅游资源管理者重视。4结论与讨论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书法景观作为旅游景区的重要人文景观，旅游者总体上对其具有较高的景观认知和鉴赏兴趣，也得到了旅游者较高的文化认同。（2） 书法景观对旅游者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符号效应，具体表现在书法鉴赏、文化象征和审美引导3个方面；书法景观对旅游者产生了书法鉴赏的外在行为、旅游文化环境知觉和旅游景观审美引导3次层次的行为效应。（3） 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在书法鉴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文化象征和审美引导方面无显著差异。符号效应与作为受众的旅游者的书法文化艺术素养和兴趣有关。书法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景观已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游憩中，是塑造中国特色文化场所的极为重要的景观元素符号，也是形成特殊地方感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景观有一种可以感觉到但难于表达出来的“气氛”（汤茂林，金其铭，1998）。张捷（2003）认为，书法景观是一种具有特殊地方感的场所环境或空间。因此，可将人们在书法景观空间中形成的地方感称之为书法景观地方感。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研究，有助于揭示人们的地方感和环境行为与书法景观之间的关系，对于旅游景区书法景观的设计和景区文化氛围的营造等实际问题也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本文是这一课题研究的初步尝试，书法景观对旅游者的景观审美过程的引导、书法作为景观元素对旅游者的游览行为和地方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书法的公众知觉是书法美育和书法文化传承的前提和重要途径。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书法景观是书法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书法美育和书法文化传承具有与纯艺术领域的书法作品同等重要的作用。对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书法景观的审美活动是书法公众知觉的重要方面，是一种日常生活化的书法美育活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广泛的公众覆盖面，这对于我国书法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张捷，2011）。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研究对于探索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书法美育及书法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感谢张宏磊、卢韶婧、李倩、王岚、祁秋寅、柯立、廖仁静、董晓莉在问卷调查中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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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Symbolic Effects of Calligraphic

Landscape of Scenic Spots in Guilin

TANG Wenyue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