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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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般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人员经费有60%-80%以上的比重，其中2/3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的供电、供水由于有专门的收费（电费、水费）与之相应，不在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其余的服务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交通服务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在那些分散的自然村并不很多。与农民最相关的农田水利及技术服务并不占主要地位。从这种支出结构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农民并不能享受其中所有的收益。而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等公共产品的比例并不很高。农民并没得到与其税费支付相应的公共服务。这是农民对税费的反感和抵制的重要原因。产生这种现象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政府收取的税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公共服务上。由于我国原有计划体制的影响，政府机构承担很大的直接资源配置功能。基层政府中存在一些非公共部门性质的机构，它们占有的税费只是投入而少有公共服务的产出。在改革的初期，为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公共资源被用来生产私人产品，其中失败的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偿还占用了部分的税费。历史遗留下来的庞大政府机构和债务，给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它引起的财政支出对农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受益，成为一种没有交换的负担。

其二是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财政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产出未能最大化。我国的乡镇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人浮于事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官员的寻租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财政资源被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高额的财政支出和低下的公共服务加大了纳税人（农民）税费支付和受益间的不等价。

其三是一些地方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它们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其收益并不能完全被当地居民所受用。例如，基础教育在大多数地区完全是乡镇的责任，而其产生的“产品”（人才）却并不能完全为地方受用，更不能为成本承担者——税费支付者（农民）所获得。这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超越了地方，完全由地方承担成本，损害了税费支付与受益对等的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

基于这三个原因，我国农民的税费负担与其公共服务的受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农民大量的税费没有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农村税费没有体现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是农民没有等价的不公平的支付。

2.农民与非农民相比，税费负担重吗？

税收负担的横向公平原则要求，对相同的人应给予同等的对待。就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相同的情况下，农民与非农民税收负担应相等。将农民与非农民的税费负担相比较，可以分析我国农村税费的横向公平性。

对于农业税，其征收方式是按每亩的单产（取常年平均产量）为计税基础，税率在7%（安徽试点税率）左右浮动，有人认为其实际税率只有3%左右，因而认为农业税负担是不重的。但这是与过去相比，与非农业部门的横向比较的结论则大不相同。张元红(1997)将它与城市个体工商业的所得税比较，发现它的边际税率是高于后者的。同样的收入，在其他行业可能无需缴税，而农民则负担了税负。其他行业的所得税，以扣除了成本费用后的净所得为基础，而农业税的计缴，以农田总收入为基础，没有减除农民的工资，并以所有产品收入而非销售产品的收入为基础。可见，认为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其边际税率是远远高于非农业部门的。

作为“三提五统”的收费，则完全可以看成个人所得税，中央规定的征收率为5%，实际执行中往往以定额的方式为多。与其他非农行业从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相比，边际税率很高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起征点，不管农民收入的多少，即使以5%为标准，也高于了一般个人所得税，其边际效应十分突出。

即使不考虑“三乱”，农业和农民与非农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相比，在相同的情况下，税费负担是不同的，其边际税率已经远远高过了后者。农村税费成为农民在社会中不平等的负担。

3.农业税费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公平吗？

税收负担的纵向公平原则要求，对不同的人应给予不同的对待。对我国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税费负担应有所不同。而我国目前的农村税费的实践并没有遵守这一点。我国农业税费在实际征收中，大多按田亩或人头为计税基础定额征收，即以每亩田或每人为计税单位，按田亩或人口平均分摊。这种定额方式（每亩或每人交纳一定金额）忽略了不同田和个人之间的差异。高产的田和低产的田、高能力农民和低能力农民，承担了同样数额的税费。农业税费的负担金额与农民个人收入高低完全无关，收入越低的人，农业承担的税费占收入的比重反而越高。农业税费在实践中具有了累退的性质。这造成农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收入不同地区，课以同等的税额，也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同地区和收入的农民对农村税费的感受不同：越是贫穷地区，贫困的农民越能感受税费负担的沉重。农村税费违背了纵向公平，加大了农民间的差距。

三、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农村税费的经济影响

税费作为政府的一种政策手段，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一般对农村税费的分析，都忽视了这一点。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税费的归宿来探讨它的资源配置功能。

1.农村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农村税费可以看成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征税，运用局部均衡的分析工具可以追溯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农产品市场的重要特征是它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单个生产者的农民面对的是一条具有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他只是价格的接受者，不能对价格加以调控。这样，对他征收的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可以分析如下：

图中线S代表征税前的供给曲线，线D是单个农民（农产品生产者）面临的需求曲线，由于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农民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线D平行于X轴。征税后，供给曲线移到S+T，结果税收T完全由供给者（农民）承担，没有一点可以转嫁。

附图

图1农业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税费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税费，即使在同样的税率下，由于它完全无法转嫁，生产者承担的部分要多于能转嫁的其他行业。这部分的税费完全等价于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需求。最近几年，农民税费负担的增长幅度大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更加促进了这种效应，农村的社会总需求不旺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增加农民的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税费改革在其中的作用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2.农村税费归宿一般均衡分析

税收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税费负担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达到均等化。一般均衡的分析可以找到税费的最终承担的要素，可以分析税费对要素投入的影响。

我国农业税费的征收可看成对农产品生产的征税。农村税费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并通过要素相对价格与产品相对价格的共同作用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要素有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对农业征税可以对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影响。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不存在流动的情况下，对农业的征税如果高于非农业部门，农民就会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和劳动力投入，从而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进而改变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使对农业的高税费得以转嫁到非农业部门，从而是整个社会各部门税费负担均等化。在存在流动性差的要素的情况下，流动性较好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流动到税费负担较轻的部门来逃避超额负担，流动性较差的要素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的最终承担者。

我国当前的情况是，城乡长期处于分割状态，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民的流动性受到约束，同时农产品的价格也受到较严格的管制，价格体制的作用不能充分的发挥。这样流动性较好的资本就可以通过流动到其他部门来逃避农业部门较高的税费负担，流动性差的生产要素—农业劳动力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最终承担者。我国农村税费高于其他部门的部分最终由流动受限制的农业劳动力承担，直接表现为农业劳动的低工资。较强的农产品价格管制（定价制度和收购制度）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应。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我国当前较重的农村税费激励了农业资本的外流（以逃避不公平的负担），造成农业资本投资的不足；同时它还维系着剥夺农业劳动力收入的角色，长期中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劳动投入和创新的积极性。

在劳动力流动放松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机制是税负均等化的障碍。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对税费改革的将来也有深远意义。

这种效应在我国实际生活中表现十分明显。近年来农业资本投入不足，大量资金外流，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一直难以确立，一定程度上有农村税费的影响。而我国不同地区对农业税费问题反映不同也验证了这一点。在沿海发达地区，非农业经济的兴起，吸引了部分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它们的流动使农业生产下降。结果或是该地区内部为维持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实施相应的补贴政策，或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农产品价格上升，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的配置，使税费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负担均等化。这些地区也就不存在农业税费负担的话题。在缺乏工业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对农业依赖大，要素（劳动力）流动性差，农业税费负担很难与非农业部门均等化，农业税费负担沉重的反应则相对强烈。

三、解决农村税费问题的出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农村税费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民负担的问题，其实质应是农村税费负担的不公平和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一些其他制度在维持这种不公平和扭曲中起了重要作用。仅仅将“费”改为“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农村税费需要系统性的革新，其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1.实现地方基层政府的角色转换

我国地方基层政府长期承担地方经济发展之推动者的角色，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一角色定位已不再妥当。地方政府应成为地方经济的服务者，提供当地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这种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也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目前税费改革的最大矛盾是减轻税费负担的同时也减少了政府收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地方基层政府的改革。收缩原有基层政府规模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这种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收缩原有的机构与在位官员的自身利益相冲突。基层政府自我革命的内在激励是有限的，地方政府改革需要外在的压力机制。

其一，可以通过建立自下而上的选举机制，缓解这一矛盾。自下而上的压力，如果能充分发挥作用，其效果将是可观的，特别在基层，范围的有限，可以避免集体行动的悖论。基层的选举可以表达居民（农民）的偏好；可以增强地方政府对居民的责任感；可以让居民更好地监督地方政府。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能不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值得关注。

其二，赋予居民“退出”权，这也可对机构改革产生压力。在实践上就是打破城乡流动、地区间流动的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种要素流动带来的效应在西方财政学中备受推崇。它可以让居民（农民）“用脚投票”选择自己满意的社区，以表达其偏好；也可以通过行业间的要素转移，改变相对价格体系，均等税费负担；还可以引发地区政府间争夺要素的竞争，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率。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要素流动性的增强，这种压力机制的作用会日益明显。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其自身行为的规范是解决税费问题的重要方面，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的首要因素。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降低地方政府的预算规模，提高地方政府运行效率，使其成为真正的地方公共部门，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基础。

2.重新建构农村税费体系

安徽税费改革方案，思路是将“三提五统”部分消减，部分改为农业税，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费改税”。费改税，改变的仅仅是原有费的征收数量和方式，效果上确实减少了农民的总负担，但这种减少是有限的，其中对农业的税费并没有本质改观。从前文对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方案不仅没有解决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税费负担较重（与非农业相比）的问题，还有加大这一差距的趋势。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基本没有改观。作为农业从业者的农民（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负担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减轻。农村税费改革需要的是农村税费体系的革新。

农村税费改革，其根本问题应是农村适宜征收什么样的税，以怎样的方式征收。这需考虑效率、公平以及征税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地方最适合的税种首先是受益税或使用费，其次是对不流动的要素征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没有体现税收与受益的对等，不具有受益税的性质。它对农业产出征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一种激励作用，鼓励其流向税负更轻的产业。费改税方案并没有改变农业税收的性质，并且在数量上还有加大农业税的趋势，也就不能消除农业税原有的不公平和扭曲效应。农村最适合的征税对象应是土地本身以及一些不具有流动性的财产。西方典型的地方税种是财产税，他们对财产税的研究值得我们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借鉴。如何设计对效率影响最小的并具有公平性的农村税费体系是一个税费改革的重要课题。单单费改税是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均等化农业和非农业的税收负担应是改革的方向。在新古典的假设下，这一点可以通过要素的流通和产品相对价格变动来实现。因此，打破城乡分割和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有利于这问题的解决。但现实而言，农村人口的数量使通过要素流动，达到税负均等化的设想在短期中作用有限，可行性欠缺，重新设计农业税制和农村税费十分必要。

现行的农村“三提五统”收费是不符合费的基本要求的。在财政理论中，费的收取应与受益一一对应。“三提五统”并没有实际的公共服务与之相对应，更象所得税。对此，可以直接改为所得税，按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征收。这会使社会个人税费负担一致，城乡、各行业间从业人员横向公平。农村地方经济的薄弱使在设计税费改革方案时，更应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现行的农村税费体系需要的是一次根本的革新。

3.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地方基层政府的收入问题已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大阻碍。其税源的薄弱致使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与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同时并存。减轻农民负担和减少了政府收入之间的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协调。政府机构改革固然是根本途径，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也要发挥应有作用。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对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的推广，意义最大。

要求转移支付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外部性的存在。地方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些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不足的境地。比如我国乡镇级政府承担的基础教育投入责任（主要是教师工资），对整个社会的效用远远高于其自身的收益。正外部性的存在需要矫正，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是较适合的方式。由上级或邻近地区政府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助（上级的补助更具有可行性），平衡这类公共产品成本的分摊，调整当地居民税费支付和受益享用间的偏差。转移支付还可以调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地区间的均等化。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财政缺口，客观上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但我国一些地区县级的财政也很不宽裕，转移支付的能力有限。这需要整个财政体制的调整，建立从上到下的转移支付。在支付方式上，专项拨款值得一试，如由上级对下级就教育专项补助。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对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

农村税费问题涉及公平与效率。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源于农村税费的不公平：它没有体现税费支付与公共服务的对应，其金额的大小没有考虑纳税能力的因素；它直接减少了农民收入，并扭曲了农业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影响到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税费改革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还要解决农业生产的有效资源配置的问题。在策略上，需要改变基层政府的角色、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调整政府间关系。在具体措施上需要整个制度的配套改革，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消除城乡分割，完全放开粮食价格，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和实行新的农村税费。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应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模式。这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下一步的税费改革工作，应以建立农村地方公共财政为目标，以效率和公平为标准，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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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进入21世纪，农村水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认清形势，制订目标，实施跨世纪农村水利工作战略，是一个大课题。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要从花费很大精力去层层组织发动转移到抓规划、抓政策、抓法制、抓引导、抓服务上来，从注重规模声势转移到更加注重实效、注重质量上来，从以往只讲投入、不讲产出转移到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上来。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搞好规划，明确目标

制定规划时，要认真贯彻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和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从单纯为农业服务转到为农业、农村全面服务；从过去以新建外延为主，转到以配套改造内涵为主；从开源为主，转到以节流为主、开源节流保护并举的可持续发展上来；从做好以供水为主的管理转到做好以需水为主的管理上来；从粗放落后的管理逐步转到依靠科技、信息化、现代化的管理上来。

浙江省根据水利部和省政府的部署，已先后着手编制了《浙江省灌溉面积“十五”发展计划及2015年发展规划》、《浙江省节水灌溉“十五”发展计划及2015年发展规划》等一系列专业或单项规划，将组织专家会审，报请省政府批准后付诸实施。

2增加投入，研究政策

农田水利事业要迅猛发展，关键是投入，要建立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筹资渠道，进一步深化“水利为社会，社会办水利”的观念。1996年，浙江省出台的“五自”政策，是改革水利投资体制，实现多元化筹资的重要举措。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开拓投资渠道，积极利用国内银行贷款和国外资金，积极组织农民使用国家贴息贷款和小额贷款。鼓励集体、个人兴修和经营小型水利工程，进一步加大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扶持力度，要把支持农业放在重要位置，对农业的补助要逐步转到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

加强农田水利、乡镇供水、节水灌溉等方面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研究，使农村水利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尽快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同时加大新形势下开展农村水利工作的研究力度。

3深化改革，理顺体制

浙江省将侧重抓好四项改革：一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拍卖、租赁、承包、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等方式，明确所有权，放开建设权，搞活经营权，盘活存量资产，调动农民群众投资兴办小型水利工程的积极性，实现小型水利工程建、管、用和责、权、利的统一，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滚动发展的投资机制。二是大型灌区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改革，包括管理体制、投资机制、运行机制、人事及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改革，实现减员增效、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和增加灌区发展后劲的目标，使大型灌区走上良性运行和滚动发展的轨道。三是农业灌溉水费的改革，通过用水户参与管理和组建农民用水户协会等方式，将专管与群管相结合，明确产权和义务，完善管理制度，逐步改变水费偏低和计收难的状况。四是城乡供水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发展城乡供水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城乡水资源的统一管理，通过各项改革制度来理顺城乡水资源管理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供水进程。

4培养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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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消费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消费水平不高，尤其是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体育消费额仅占体育消费总额不到30％。因此，从理论上分析，提高农村体育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可能性。

1．体育消费水平的含义

体育消费水平是按人口平均的体育实物消费资料及体育服务消费资料的数量，可用价值单位(货币)来表示。体育消费水映人们实际消费的体育消费品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

2．我国农村体育消费水平现状分析

据有关资料统计，1997年、2001年，我国城乡体育消费水平分别为年人均134．90元和年家庭平均397．42元，在居民日常生活之外的11项消费支出中处较后位置。尽管这种“平均数”的计算结果，能说明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得不承认自身的差距。然而，突显的问题在于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低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问居民收人差距较大，农村居民没钱买健康。

第二，缺乏场地、器材、指导员等必要的体育资源。

第三，由于繁忙的劳动和家务，使得农村居民无暇顾及体育健身。

第四，农民具有人员分散，不易组织的特点。

3．提高我国农村体育消费水平的建议

3．1强化体育健身意识

我国正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关于全民健身工程的进展状况，国家体育总局两次公布的调查结果，给了这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系统工程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两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从未参加体育活动的城乡居民分别为65．70％和65％，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居民。因此，强化农民体育健身意识迫在眉睫。

3．1．1加大宣传工作的力度

由于宣传鼓动的力度不够，国家关于开展农村群众体育工作有很多好的政策措施，由于有关部门的行政意识、工作方式、宣传途径的原因，使这些政策措施宣传没有很好地展开。全民计划化了两年的时问做宣传鼓动，但仍有60％以上的农村居民不知晓，距“家喻户晓，人人参与”的要求深远，足以说明我们的宣传乏力。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细致地做好全民健身的宣传鼓动工作。国家关于农村体育的许多好的政策不能只说在嘴上，要让农村居民“家喻户晓，人人参与”，就要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要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3．1．2树立正确的体育锻炼观念

我国农村居民为增进健康而关注体育活动少，而把食、宿摆在第1、第2位，而把体育活动摆在第5位。资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体育健身意识淡薄，问题突出。理想的体育运动是实现健康的途径，现代医学和体育科学的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可起到以下作用：(1)预防心血管病；(2)改善呼吸系统的功能；(3)提高消化系统的功能；(4)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5)降低糖尿病发生的危险性；(6)控制体重与改变体形；(7)延年益寿。

3．1．3树立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气

农村居民有其生活、劳动特点，开展体育健身活动应坚持与生产劳动、文化活动相结合，坚持业余，小型，多样和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科学文明的原则，充分利用传统节日和农闲季节，开展农村居民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个人活动可不拘一格，贵在坚持。集体活动应突出普遍性、民族性、趣味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定时、定点组织开展。同时加强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教育，弓『导农村居民参与，提高体育健身意识。

3．2强化各类基层组织的作用

由于农村客观上存在场地设施少、时间难以协调统一等实际困难，农村群众体育工作是一个动员面广、涉及面宽的工作，在发挥基层体育管理人员的职能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乡村民兵、妇联、农协、共青团、文化站、乡村医院、乡(镇)企业工会等组织的积极主动配合，利用传统节日开展体育比赛和表演活动，扩大体育的影响，提高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做到齐抓共管，共同搞好农村体育工作。

3．3加强农村体育环境建设

3．3．1改革体育场馆的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

我国现有的体育场地设施约有70％集中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因此，在满足学校教学需要的同时，有必要向农村居民开放学校的体育设施。此举也将大大节约对体育场地设施的投资，提高现有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我国在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本着国家补助一点、学校收取一点的原则，在保证学校正常教学的前提下，向社会有偿开放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

3．3．2研发适应农村居民使用的小型体育用具与器材

体育健身器材是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重要基础和物质保证。据对在职和非在职的中年人群及青少年学生的不完全统计，在不参加健身运动的诸多因素中，体育器材的缺乏列首位。这充分说明，体育器材在健身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几年，市场上不断出现占地面积小、功能有针对性、价格适中的体育健身器材，很受社会的欢迎。据有关资料表明，大型多功能健身器材的购买率不足15％，而占地面积小、价格在千元以下、操作灵活、可折叠的健身类和娱乐类器材是消费者的第一选择。这是健身器材市场销售的主流，为大多数健身者所认可。健身器材的种类应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消费者的需求，以家庭为覆盖面，在价格、造型、体积上适应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以使全民健身计划更深入、持久、有序地开展下去。

3．4开展野外体育产业等特色项目

我国蕴藏着丰富的户外运动资源，这是我国农村居民的天然的运动场。我国的湖泊、水库面积达1072万公顷，当地居民可以因地制宜，开展多种水上运动。我国的森林面积9491万公顷，山地面积320万公平方公里，可以开展野营、登山、徒步旅行、冬季项目等体育活动。我国的河流流域面积95．59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海岸带面积28万平方公里，可以开展游泳、划船、冲浪、野营、沙滩排球等体育活动。

3．5构建多元化农村体育发展模式

3．5．1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模式

通过农村学校体育培养学生终生体育意识、终生体育能力，不但源源不断地增加农村体育人口，而且还能为当地培养体育人才，带动当地体育的全面发展，这无疑是农村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途径。

3．5．2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

以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一方面，在现有的小城镇，要充分发挥镇级政府在发展小城镇体育中的作用，建立和健全各种政府体育组织、社团组织，培养体育积极分子和体育骨干，宣传和动员小城镇内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社会团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建立地方性的竞赛制度，特别是在农闲时组织镇所管辖的村级体育活动，以形成体育发展的合力；另一方面，把体育纳入小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将农村体育事业费和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真正实现体育与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3．5．3民族体育发展模式

我国农村的很多地区都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良好的体育传统、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内容和方式。因此农村体育的发展要充分利用这些民族体育资源，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培养民间的各种组织机构，根据不同民族的传统和特点挖掘、整理和推广这些民族体育文化，特别要利用各民族的传统体育节日盛会，组织和开展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民族体育项目竞赛，既使民族传统体育节日盛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建设的助推剂，又能充分发挥竞赛的龙头带动作用，带动当地民间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

3．5．4体育旅游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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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立足本地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这是所有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发展特色经济就要突出抓好“三农”这个重点，解决“三农”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就要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角度，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大力发展农村特色产业。特色经济没有一定的规模作支撑是脆弱的，必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淘汰。因此，发展农村经济，就要抓特色经济、抓规模经济。毕业论文，农村经济社会。。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项举措不公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而且还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心理负担，农民不再为乡村干部催缴税款而忧虑。取消农业税，加上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健全和完善，对扶持农业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发挥重大而深远的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

1．存在的问题

1．1农民土地纠纷问题：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沉重，对土地的依赖热情不高，土地矛盾没有凸现出来。税费改革后，农民的税费负担大幅度减轻，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田积极性，农村承包土地的矛盾开始显现，要地、争地的现象普遍，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因土地界端不详、面积不实、合同不完善等产生的矛盾增多，土地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农民因地上访的案件逐年增多。

1．2“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问题：由于受村民素质的制约，议事主体消极被动，“一事一议”存在着事难议、决难行的情况。在具体实施中，仍然存在很多难题。一是意见难统一，二是认识不够，三是钱少难办事。这将影响农村集体公益、福利事业的发展。

1．3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转换问题：有的干部认为“农民全部减了负，农村干部无事做”、“农民种田不再纳税，农村工作万事大吉”，表现出沾沾自喜、茫然失落、消极等待的现象，还没有积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农业税取消后，乡镇财政所、地税所工作量大大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较为突出。

1．4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问题：农业税停征后，财政收入渠道更加变窄，刚性支出又必须保证，加剧了乡镇收支矛盾，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经费尽管通过上级转移支付得到一定弥补，但也非常有限，只能勉强维持日常运转。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村级公费主要用于了征订报刊，没有直接拨付到村，村级的一些正常支出难以保证，由于没有经费来源，有的村组无钱购买账簿表册，一些村组也有两年时间没有进行财务核算，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1．5过去农业税费征收遗留问题：税费改革政策明确规定“暂停向农民催收改革前税费尾欠”，“不准强行追收追缴农民负担尾欠或税费尾欠”，负面影响较大。

2．对策及建议

2．1转变乡镇政府工作职能。农村经济要立足于县域优势的发挥，在更大的领域进行资源整合，挖掘潜力，提升档次，降低成本，加强管理，营造新优势，创造高效益。要注重优势转化为成果，见实效，见效益，使其真正实现农民增收脱贫的效益，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的效益，城乡经济、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效益，乡镇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专心致志思考怎样为“三农”工作服务。毕业论文，农村经济社会。。

2．2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探索多种土地流转方式。针对农村土地承包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新问题，各级党政和有关部门要及时组织依法完善二轮土地承包，妥善调处各类土地纠纷，全面规范土地承包合同，切实搞好承包地的确权发证，做到农户承包的地块、面积、合同和经营权证“四到户”，农户的承包地块、面积与合同记载、社存本、登记表、经营权证“四相符”，经营权证书入户率达到100%，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

2．3探索多种途径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引导农民一事一议搞建设。要严格区分农民自愿投工投劳改善自己生活生产条件与加重农民负担之间的政策界限，对农民直接受益的村组公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在农户自愿、民主协商、依法办事的前提下，鼓励农民自力更生，办好管好自己受益的事。对村范围大面积受益的重大事情，需要全村农民筹资筹劳的，必须通过“一事一议”，并按《“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审议程序》报批。对改善公益设施，农民自愿投工投劳的，可通过乡镇、村向上争取，对所需资金给予适当补助

2．4明确各级政府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方面的职责。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基础设施以及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事权财权划分，加强各级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责任，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公平宽松的环境。

2．5妥善处理农业税尾欠问题：尽快解决农业税尾欠问题，建议将真正的农业税尾欠和农业税“上清下不清”形成的债务区分开来，将“上清下不清”形成的债务纳入乡村债务统筹解决。对真正的农业税尾欠是否清收和如何清收，在保证农民社会总体稳定的前提下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毕业论文，农村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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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变迁

1.1 计划经济时期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基本由国家包办，通过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组织体制进行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分配。但国家预算安排制度内提供仅限于公社本级一部分公共产品，公社级的大部分公共产品和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全部公共产品主要依靠制度外自我提供，农村文化投入始终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这使得农村的文化产品短缺单一，但相对比较均等。

1.2 改革开放后至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早在”六五”规划时期，国家就提出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的建设目标，但从未达到。相当一段时期以来，由于观念认识差距、市场经济冲击和财政投入不足等多种原因，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基本处在一个相对滞缓的发展状态，甚至不少地方的建设急剧下滑，已有的设施或破损严重、或转为他用，人员队伍严重流失。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更多地要由基层政府负担，与地方财力直接挂钩。而乡镇本身财源有限，这使得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难以为续。论文写作，公共文化产品。

1.3 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农村税费改革后，随着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步伐的加快以及非税收入的取消，县乡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凸显出来，这使得整个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比税费改革前面临更大的资金缺口，更遑论文化产品的供给了。由于文化事业费总量偏少，加之城市发展日益成为关注的中心，因此有限的投入往往集中在城市文化建设上。广大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日益被边缘化。

2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为改善农村文化生活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看变化不大，我国目前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还很落后，城乡文化差距拉大的现象不容忽视，农村的公共文化生活严重式微，特别是一些健康、文明的公共文化形式更是走向衰微。

2.1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公共文化资源匮乏

中央财政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投入严重不足，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乡镇则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上乏力，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些都造成以政府供给为主体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严重短缺，农民很难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论文写作，公共文化产品。

2.2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意愿失实，过剩与不足并存。我国现实生活中，文化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即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的偏好，由“上级”决定提供公共产品的品种和数量，而没有建立起村民文化需求的表露机制，这使得农民、农村文化产品的需求意愿得不到真实反映。

2.3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结构失调，使用效率低下

政府在供给农村文化产品中，由于没有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和制度规范，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往往从功利原则和个人意愿出发，致使供给随意性很大，不仅在总量上短缺，而且在结构上也失衡，具体表现为：一是关系农民生活的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二是关系农民基本人权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品供给短缺，三是关系政治利益的文化产品供给过剩。这使得农村文化产品的实际使用效率低下，甚至无人问津。

2.4 基层政府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贫乏，难以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

农村基层政府或村级组织举办的公共文化活动不但数量少，而且极少针对农民的文化需求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即使是政府举办的少量文化活动，也主要限于节庆等特定场合，或者是为了满足政府经济活动的需要，或仅仅放几场电影，而非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论文写作，公共文化产品。一些乡镇文化站在国家大力推行“文化下乡'活动时，只选择放电影等成本较低的简单文化活动方式，从而造成了政府供给与农民需求之间的差距。

3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现状的剖析

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供需失衡及文化活动相对贫乏的现实情况，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很不相适应，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3.1 “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严重制约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总量的增长

所谓二元经济，简单地说，就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即在农业发展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超前进行了工业化，优先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我国目前即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得不到有效转移，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迟迟不能转化为一元经济。论文写作，公共文化产品。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我国财政资源长期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形成了城乡不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造成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文化娱乐等公共产品投入长期严重不足。城市居民通过缴纳税收，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文化产品，其供给进入公共财政体制。但农民通过税收等形式向国家缴纳资金后，享受的各种公共产品却仍要进行成本分摊，而不是由政府统一从财政支出中进行安排，其文化产品供给是一种制度外供给的方式，从数量、质量上都远远劣于低于城市文化产品。

3.2 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阻碍了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

我国财政体制自1980年起沿着财政分权思路不断推进，并于1994年在中央和省之间建立了分税制，初步划分了各级政府的财权财力和事权范围。在分税制的具体运行过程中，财力逐级集中，事权层层下放。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尤其是乡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失衡加剧，乡村债务继续增加，乡、村组织正常运转难度加大。上级政府虽然通过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弥补地方财力，但因其支付有限，加之基层政府其财源多来自本地经济总量，增长小且零星分散难以征收，凭借其本身财力根本满足不了当地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要么少提供农村公共文化产品，要么把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推给农民。

3.3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体制缺乏科学性，造成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随意低效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体制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的决策权在县乡政府，农民被排斥在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运作和监督之外，缺乏对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表述，不具有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实际权利，无法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中体现自己的意志。论文写作，公共文化产品。

3.4 监督不足造成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下

我国制度内提供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资金主要来源是财政支农资金，近几年国家虽然加大了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但总量仍然有限，加上财政对农业支出实行分块管理，财政分散且自支自管，使得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另一方面，财政支农经费在各级各地被挪用和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大量财政资金用于人员经费开支，或挪作他用，导致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极其低下。论文写作，公共文化产品。

4 完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意义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加大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是我国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它能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抵御腐朽没落文化的侵袭，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单治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经济学分析的启示[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6(5)

[2]刘颖，杨彦强．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当代经济研究，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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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历程,大同市的各项事业发展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每一点变迁,每一个经济事件的发生都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心态与价值观念,因而,作为新闻报道,一定要正确地引导舆论,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和研究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在这种新形势下,笔者认为,对经济领域内的新闻采取分析性报道这种形式十分有益。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和城市命运的极其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平面动态式的报道,已远远反映不出当今改革开放大潮的波澜壮阔和多姿多彩。多出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分析性新闻,这是新时代的需要。

所谓分析性新闻,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其在活跃人们思维、拓宽人们思路方面有着其他新闻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较于其他新闻表现方式,分析性新闻更侧重于通过运用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对事物给以立体性报道,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又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向,使人从总体联系上把握事物。它既有新闻述评的透彻犀利,又兼新闻综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闻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观性。

一、解读:表达媒体思考

正确解读经济事件是做好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基础。

通常每一项经济政策出台,每一个经济事件发生,每一种经济现象流行,媒体就此作些背景或者条文解读,分析一下事情的成因或来龙去脉,以让公众获得更详细、更清晰的信息。但笔者认为,让公众“知道”仅是解读的第一层面,仅仅是一般信息提供层面。真正成功的解读,必须有第二个层面,即在解读中,更多地体现媒体的思考,并表达这种思考,进而让受众自己进行“思考”。通过这种自我思考,提升受众对经济事件、现象、政策的判断和认知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政策、经济现象,形成共鸣和合力,同时也达到了分析性新闻的初衷。

2006年三四月份,配合税收宣传月活动,大同县国税局联合大同日报共同开展了“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主题策划活动,聚焦大同县农业、农村、农民的减负状况,倾听农民及基层干部对税费改革后有关问题的反映和思索。那段时间,笔者一直在大同县农村进行农民税负调查,了解到了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益处,但同时也得以较长时段地观察税费改革给农村建设带来的挑战及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困境。之后,笔者以《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大同县国税局税收宣传月主题策划报道》为题,对大同县自2004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的农村变化作了一个初步总结和思考。文章以税费改革对“三农”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层层剖析后指出惠农政策确实让农民受到了实惠,但同时也理性地分析了减税对农民增收影响不大,特别是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增的背景下,税费改革政策可以说政治效果大于经济效果。此外,文章详尽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诸如农村基层政权濒于瘫痪、教育欠账、乡村公用建设缺乏资源等困境,并在结尾处指出,“无论是为农民减负,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发展生产。”

二、理性: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新的形势下,“理性”正在成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方法。坦率地讲,做经济新闻报道时常会面对很多诱惑,坚守理性意味着经常要舍弃浮夸的噱头,远离无聊的炒作,能从纷繁芜杂的新闻事件表象中找到内在脉络,更看重的是长远的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而对新闻的原则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是坚持理性的基点。

在工作实践中,笔者以为要想使新闻报道充满理性而非凭感性认知,大量占有原始材料和第一手资料至关重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被媒体形容为2008年度经济金融界的一次“海啸”。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势必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影响,那么其对大同的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时间关心经济金融的人士众说纷纭,不少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看到南方不少厂家破产,心内也充满狐疑。面对这种情况,记者及时采写了《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影响有限》一文,文章始终坚持以数字说话、以事实说话的新闻准则,站在理性、客观的角度上层层分析,通过对2008年前3季度大同市主要经济指标、主要行业价格运行指数、外贸进出口总额、金融形势等考核经济的主要数据的举证和剖析,最后指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对大同市煤炭、钢材、冶金等行业都受到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不大。不过随着金融风暴向实体经济蔓延趋势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对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内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必然会对大同市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面对当前经济波动、投资下滑、外需下降等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及时提出了以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逐步转向,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通过减免税费等适当宽松的财政政策为企业减负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将陆续推出,大同市要在不折不扣执行好中央各项政策的同时,未雨绸缪,及早防范,避免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篇报道在《大同日报》头版显着位置刊发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也显示了分析性报道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领域的日渐深入,经济报道的外延愈来愈广,超越经济做经济报道正是现时经济报道的内涵所在。现在的经济活动已不再狭隘地局限于工业、商贸或者是农业活

动,而已成为一种包含各种经济因素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像文化可称为经济,教育也可称为产业,分析性经济报道已不能只采用纯粹经济的视角,而是要综合运用人文的、法律的、社会学等多种视角加以阐述,需具一种大经济观,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分析性经济报道为区域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服务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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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 针对以往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站在十七大报告的背景之下，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乡镇政府应该重新定位自己的价值取向：强化公共服务，提供优质公共产品。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基本内涵

农村公共产品按照消费竞争性、收费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的过程中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村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农村准公共产品是指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在消费的过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主要包括：一般准公共产品，如农村职高教育、乡村道路建设等；在性质上近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如农村电信、自来水等。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后至税费改革前和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几次制度变迁。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也不断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与农村、农民的实际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总体来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 税费改革后公共资金出现困境

农村的税费改革在为农民减轻负担，为村民委员会减轻了行政压力的同时，也将农村发展中的深层次的矛盾激发出来。农村的税费改革给基层政府带来了减收的事实，但基层政府承担的事权并没有减少，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分摊者的身份也没有改变，这些都提前引起了乡村债务危机的发生，使得乡镇政府掌握的公共资金严重不足。

2.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都是至上而下的，很少顾及到农民的真正需求，加上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只为追求自身的利益，使得现行的公共供给效率低下。表现在：一是生产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包括：（1）保护和稳定农业社会的各种政策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等；（2）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非生产性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比如，政府热衷于一些见效快，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不愿意投资一些见效慢，但是具有战略意义，农民真正需要的纯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错位根据财政分权理论，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的提供，跨区域的公共服务由中央和地方公共提供或几个区域联合提供。但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只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支基数及收入分成比例，而对于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还不够清晰，导致乡镇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了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责任。

3. 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

在现行的体制下，私人组织、第三部门等由于受到政府决策、产权界定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大规模的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仍然是单一的供给主体。长期以来，乡镇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普遍透明度低，经费不足，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既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也造成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职能定位

首先，乡镇政府要积极拓宽农村公共产品的筹资渠道。税费改革后，中央财政预算内支持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筹资在下降，而地方预算内的筹资的地位在增强，乡镇政府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要多向省、市、县级政府争取资金投入并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可以通过给予信贷等优惠政策，调动经济组织增加对公共产品生产的投入。总之，不能再抱着坐、等、靠的陈旧思想。

其次，应当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程序和需求表达机制。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应逐步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供给模式，以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同时乡镇政府也要处理好公共产品投入的优先权问题，应遵循这样一个“梯度”：保证基本民生需要的农业生产、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等优先提供，对于一些发展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应该适度，而对于一些享乐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要严格控制，使有限的农村公共产品资源最大限度的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的民生方面的公共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大力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等第三部门的作用，使一个村或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

再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该明确各自的供给责任。公共产品因为其不同的特性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上的供给主体要各尽其职，失位，错位都会带来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科学地划清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的职责十分必要：全国性的纯公共产品完全由中央政府供给，准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供给，跨区域公共产品，可以由受益的各方政府供给，由中央政府出面协调。

最后，要改变现行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的状况，应该坚持“一体与多元相结合，一体为主”的供给主体体系。坚持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要建立多元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充分发挥农村社区供给、私人组织供给和第三部门供给在供给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划分并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以提高供给效率，是目前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题中之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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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现状

  长期以来，农民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国家通过“剪刀差”使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同时农业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税收、产品、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我国经济，但是也致使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保障差别过大，形成了一定的利益落差。我国是农业大国，有80%人口居住在农村，但是，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有相当一部分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保障体制之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人7285万，占农村人口总数的8. 2%，并且每年以3%的速度递增。人口学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是14%17, 7%。届时，中国农村将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可见，农村老龄化的严峻性对完善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出了要求。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农村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相同条件下，劳动力的减少直接导致收人减少。年轻人赡养老年人的比率上升也引起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日益得到了大众的关注，很多学者提出了关于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设想，主要提倡在基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纳税人覆盖面以宽为宜。但是在我国农村征收社会保障税是不具有可行性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制约了其税基，农民收人水平近年来增长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开征社会保障税，强行收人在个人生命周期间转移，不仅不能保证税收的充足，更可能是影响当前经济的正常运转。农村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与投资市场，如果税收的强行增加必然损害农村的需求，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会回落到需求不足的状态，发展缓慢。

  可见，调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而作为最为有效扩大保障覆盖面、并有法律保护的持续政策的社会保障税在我国农村开征的不可行性，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思考如何有效的完善农村保障。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因地制宜的思考思路，大胆创新，充分利用自身天然优势摸索改善自身社会保障状况的路子。其中，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富。

  二、我国的土地保障状况

  在1978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中国农村居民除了依靠家庭保障以外，还可以通过以社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制度而获得集体保障。1978年农村实行以后，传统的集体核算制度被彻底打破，农民享受的集体经济保障也由此丧失。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收人，赋予了也强化了农民土地保障功能。长期以来，在农民的社会保障中土地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民的社会保障实质上是以土地为中心的非正规保障，特别是那些在农村经济和农民的收入来源中农业所占份额较大的地区。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并未随之强化，反而不断弱化。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滑，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在有的地方甚至绝对亏本，关于土地的农民税费负担相对于城市居民要重，有的地方甚至将土地视为包袱等等。随着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耕地被征用时有发生，上述的主要依靠土地产出的土地保障功能的内涵得到了广泛的扩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土地使用权、土地收益权和土地收益处置权体现的土地保障收人，而这些权利带来的收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农民真正享有。可见，在这些情况下土地保障功能是无从谈起的。

  三、政府在强化土地保障功能中作为

  1、强化土地保障的执法环境建设。2002年8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是我国第一次从法律上界定了农民在承包期内拥有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权或流转权，并且严格规定了由使用权的转让而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农民所有，而被征用的土地的所有补偿费用也全部归属于农民自己。这项权利束的拥有，使农民在某种程度上真正拥有了土地的私有产权。法律制度是相对完善了，可是执法的力度却有待加强，长期以来政府三令五申不能任意更改合同，可有的村委会无视法律任意变更。经验表明许多土地补偿款项被村委会以集体的名义所摄取。因此赋予了农民权利更应从根本上保障农民享有其权利是至关重要的。要杜绝这类事件的发生不仅要从过程上与结果上控制某些村委会的不利行为使其依法行事，而且更应该从制度上根除它们，取消其经济权利，消灭其以集体名义寻租或掠夺农民收人的土壤。

  2、深化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自2000年在安徽全省和其他省市的一些县推开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安徽全省的试点结果表明，农民的总负担下降了31%，农民人均负担由109. 4元/年，减少到了75. 5元/年，减少了33. 9元;农民“两工”负担由29个减为15个，全省不仅取消面向农民的各种行政性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而且取消了50多种达标项目，有效遏制了农村的“三乱”现象，使农民真正得以休养生息。但也存在另立名目现象税费改革效果不明显的地区。因此将试点成绩推广下去，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为了配合农村税费改革，必须要精简政府机构，减人、减事，转变政府职能。可以考虑在全国几个县搞试点，取消乡镇政府机构，在乡镇一级只设置县政府在乡的几个派出机构，负责安全、卫生、教育及公共投资等工作。而且，充分实行村民自治，要公开村务、政务，强化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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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现状

    长期以来，农民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国家通过“剪刀差”使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同时农业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税收、产品、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我国经济，但是也致使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保障差别过大，形成了一定的利益落差。我国是农业大国，有80%人口居住在农村，但是，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有相当一部分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保障体制之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人7285万，占农村人口总数的8. 2%，并且每年以3%的速度递增。人口学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是14%17, 7%。届时，中国农村将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可见，农村老龄化的严峻性对完善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出了要求。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农村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相同条件下，劳动力的减少直接导致收人减少。年轻人赡养老年人的比率上升也引起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日益得到了大众的关注，很多学者提出了关于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设想，主要提倡在基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纳税人覆盖面以宽为宜。但是在我国农村征收社会保障税是不具有可行性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制约了其税基，农民收人水平近年来增长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开征社会保障税，强行收人在个人生命周期间转移，不仅不能保证税收的充足，更可能是影响当前经济的正常运转。农村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与投资市场，如果税收的强行增加必然损害农村的需求，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会回落到需求不足的状态，发展缓慢。

    可见，调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而作为最为有效扩大保障覆盖面、并有法律保护的持续政策的社会保障税在我国农村开征的不可行性，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思考如何有效的完善农村保障。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因地制宜的思考思路，大胆创新，充分利用自身天然优势摸索改善自身社会保障状况的路子。其中，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富。

    二、我国的土地保障状况

    在1978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中国农村居民除了依靠家庭保障以外，还可以通过以社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制度而获得集体保障。1978年农村实行以后，传统的集体核算制度被彻底打破，农民享受的集体经济保障也由此丧失。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收人，赋予了也强化了农民土地保障功能。长期以来，在农民的社会保障中土地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民的社会保障实质上是以土地为中心的非正规保障，特别是那些在农村经济和农民的收入来源中农业所占份额较大的地区。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并未随之强化，反而不断弱化。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滑，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在有的地方甚至绝对亏本，关于土地的农民税费负担相对于城市居民要重，有的地方甚至将土地视为包袱等等。随着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耕地被征用时有发生，上述的主要依靠土地产出的土地保障功能的内涵得到了广泛的扩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土地使用权、土地收益权和土地收益处置权体现的土地保障收人，而这些权利带来的收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农民真正享有。可见，在这些情况下土地保障功能是无从谈起的。

  三、政府在强化土地保障功能中作为

    1、强化土地保障的执法环境建设。2002年8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是我国第一次从法律上界定了农民在承包期内拥有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权或流转权，并且严格规定了由使用权的转让而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农民所有，而被征用的土地的所有补偿费用也全部归属于农民自己。这项权利束的拥有，使农民在某种程度上真正拥有了土地的私有产权。法律制度是相对完善了，可是执法的力度却有待加强，长期以来政府三令五申不能任意更改合同，可有的村委会无视法律任意变更。经验表明许多土地补偿款项被村委会以集体的名义所摄取。因此赋予了农民权利更应从根本上保障农民享有其权利是至关重要的。要杜绝这类事件的发生不仅要从过程上与结果上控制某些村委会的不利行为使其依法行事，而且更应该从制度上根除它们，取消其经济权利，消灭其以集体名义寻租或掠夺农民收人的土壤。

    2、深化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自2000年在安徽全省和其他省市的一些县推开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安徽全省的试点结果表明，农民的总负担下降了31%，农民人均负担由109. 4元/年，减少到了75. 5元/年，减少了33. 9元;农民“两工”负担由29个减为15个，全省不仅取消面向农民的各种行政性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而且取消了50多种达标项目，有效遏制了农村的“三乱”现象，使农民真正得以休养生息。但也存在另立名目现象税费改革效果不明显的地区。因此将试点成绩推广下去，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为了配合农村税费改革，必须要精简政府机构，减人、减事，转变政府职能。可以考虑在全国几个县搞试点，取消乡镇政府机构，在乡镇一级只设置县政府在乡的几个派出机构，负责安全、卫生、教育及公共投资等工作。而且，充分实行村民自治，要公开村务、政务，强化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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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理论内涵

公共产品,亦称公共物品或公共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一种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

益的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本农村社区居民共同享有的“社会产品”。它既包含农村广播影视、通讯、交通、电力供应、水利条件等基础性的“硬产品”,也包括农村治安、农村政策、信息提供、技术服务、技能培训等所谓的“软产品”。由于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低层,地域广大而生产规模较小,农民的生产方式落后和文化素质较低,因此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更强烈。然而,农村的边缘性则使农民很难享受到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所能为农民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十分有限,因此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及其原因

(一)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公共品供给主体缺位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全国性的公共品,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只负责地方性的公共物品的提供。但收于公共产品收益外溢性的广泛存在,实际上中央地方间的事权实际上存在着众多模糊交叉。特别是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划分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教育、国防和医疗卫生等到公共产品职责不清,缺乏具体划分,其结果必然是相互推诿,并最终落到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上。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公共品的提供者是村级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自己。公共品供给的主体缺位的后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严重匮乏。

(二)农村税费改革和转移支付明显不足,公共品供给财力不足

村级政权担负提供农村公共品的义务,而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村提留、乡统筹以及相关农产品特产税等等,农民的负担减轻的同时,乡村两级的财政却遭遇了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在涉及对经济、社会事业的投资与发展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亏空。另外由于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不够规范透明,尽管有专项拨款,到政府级次末端已所剩无几,乡镇财政公共品供给的财力明显不足。

(三)供给决策机制不合理,农村公共品提供结构失衡。

尽管基层政府的财力匮乏,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方面并没有承担主要的投入责任,但是在基础设施供给的决策方面,却起着主导作用。县乡村级行政组织的偏好决定着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的数量和种类。这是一种典型的单中心的公共决策体制。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公共决策机制下,基层政府往往为了政绩热衷于把资金投向“硬”的公共产品,比如,如农村道路、自来水、电网、农田水利设施等,而对于“软”的公共产品,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农技推广、职业培训、信息服务和相应的制度、政策安排,往往不愿提供。由于没有建立公共产品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不能有效反映农村社区多数的需求意愿。因而,农村公共品提供的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的服务职能相对缺乏。

三、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建设的建议

(一)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增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能力

目前我国中央、省和地方等政府体系内财权和事权的现状是,资金层层向上集中,事权层层下移,大部分的农村事务和公共品提供都集中在县乡两级;在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跟不上的情况下,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在这种背景下,亟需明确各级政府合理职能分工并建立科学有效的转移支持制度,使基层政府的事权、财权能在合理化、法治化的框架下得以协调,在法律上建立县乡政府职责与财权相对称的制度安排。同时通过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各项结算补助等财政政策工具,逐步使县乡财政持续、健康、稳定运转,确保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化。

(二)积极发挥市场和社区的作用,推进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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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农业税在我国有着2600多年的历史，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1999年相比，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9亿农民得到了实惠。但与此同时，农业税的取消，也对农村经济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农村基层财政捉襟见肘，农村债务危机不断加重，宏观调控效应变窄等等。正如贺学峰（2007）所言：农业税的取消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加速了农村无序力的形成，而这种无序力打破了农民组织化对未来尚存的预期。这种情况是以前中国农村社会从未出现过的。

财税改革的历史是一部人类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充满了血与泪的历史。政治就是妥协，改革就是牺牲。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早已颁布，并且已经平稳运行了六年，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讨论的意义在于分析农业税取消后给农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二、文献综述

（一）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是秦晖在其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2002）中根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即农民负担会在农业税改革初期下降一段时间后上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从而走向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不同的学者对“黄宗羲定律”的成因有不同的见解。项继权（2004）认为，虽然多数朝代的农业税税率不高，但农民税外之费不绝，朝廷上下随意征派附加税、杂税以及地方政府和官吏的行为与国家财政分配的不合理是导致其定律的主要原因；叶青教授（2005）认为，出现“黄宗羲定律”的原因是国家未对农民实施国民待遇以及政府实行的“城乡分治”政策；伍潜娜（2010）认为，农民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导致这一定律形成的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文献总结，本文认为： “黄宗羲定律”是确实存在的，并且带有很明显的周期循环性，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税收体制一直都缺少的思想。政府可以任意的加税减税，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约束。这就使得税费改革中的问题只能通过体制内不断的自我纠正来解决，缺少外部监督，更缺少合理法律依据，其效率十分低下。但同时我们不也能将该定律的影响扩大化、严重化，更不能形成消极的心理预期。

（二）沉重的农业税负

过重的负担直接影响到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农业发展。项继权（2004）认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第二，由于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扩大。经营非农业比经营农业能获得更多的收入，于是农民的务农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张季生（2005）认为，农民经营土地收入低和负担重，导致出现农民背离土地的现象，此外基层债务问题也日趋严重。因此本文认为：农业税取消后，单从经济上讲是合理可行的。首先，征收农业税的成本已经远远高于税收本身，是不合算的；其次，取消农业税后，增强了农民的购买力，为农村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再次，农民增收使得农业的投入效应明显增大，巩固了农业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

（三）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变化

农业税取消前，农民负担过重，因此各地农民与政府关系紧张，矛盾积聚，抗税、逃税，甚至是暴力殴打税务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官民关系得到了一定的缓和。项继权（2004）认为，农业税无论是税费负担还是农民负担，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的本身并不是单纯的“税改费”或“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它的实质内容首先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其中包括政治以及权力的调整。贺雪峰（2005）认为，取消农业税会使乡村组织在为村民提供公共品时变得消极，农民也只能各自为战，不可能有效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问题。

本文认为：经济基础必然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也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力。尤其是在政府大力推行基层民主制的背景下，农业税的取消进一步弱化了乡镇的影响，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但同时，乡村公共品的供给又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取消农业税的负面效应

（一）财政危机效应

首先，农村公共品的提供更加困难。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政府层级的财政支出配置主要取决于：（1）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经济规模；（2）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外部性，即受益的外溢范围大小；（3）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偏好[1]。但是行政管理体制与分权型财政体制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后果是下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的不一致，以及政府支出职责配置的背离。其次，乡村干部的积极性下降。取消农业税后，由于法治建设的长期滞后，以及传统“皇粮国税”思想的影响，农村干部的职能一时难以转弯；再次，农村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低，社会管理能力弱，农村自然灾害多，基层政府事权划分不清晰等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很多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影响。

当然，中央针对以上问题也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的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在制度上本身也存在缺陷。第一，针对地区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较高，这就会造成区域间的不公平，同时也会为“寻租”提供可能；第二，缺乏法律层面上的制度安排，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第三，效率低下，农村公共财政的决策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财政资金投入完全是自上而下，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和决策机制[2]；第四，缺乏对转移支付资金的审计和监督机制，所以往往会出现政令不畅，效果不佳的结果。

（二）债务危机效应

乡村债务问题是个长期遗留问题，也是各种发展不平衡下积累的结果，只是由于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村债务的负面效应更加公开明显化。崔昌玺（2007）认为，改革前，由于“三提五统”和其它税费收取渠道的存在，使得部分债务负担转嫁给了农民；祁岩（2007）指出， 取消农业税后，一方面乡村收入大幅度减少，造成乡村政府的运转和组织活动经费不足，这就为新债务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取消向农民收费，税费尾欠也不予追究，这就使得乡村政府无法获得偿债的资金，而短期内乡镇财政又无法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乡村两级的债务消偿压力明显加大。

目前，我国乡村债务表现出的三大特点：一是负债额高； 二是负债面广；三是负债增长快[3]。高额的村级债务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瓶颈所导致的问题具体如下：其一，高额的村级债务让很多农民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于是纷纷离开农村，几乎没有人愿意或敢于来对负债负责。其二，高额的债务让村干部失去了基本的工作热情与责任感。其三，债务也使乡镇领导失去了还债的信心[4]。

（三）宏观调控变窄效应

在国外，农业税免征已成为了惯例，但中国有着自己的国情。中国正处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紧要阶段，农民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通过市场法则壮大和发展农业似乎更适合市场经济规律。

在我国对农业经济调控手段和空间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农业税是一个很好的调控工具[5]。可以通过税目的选择、税率的设计、税收优惠政策的安排等来指导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汤贡亮，1995）。同时李晓丹（1998）认为，税收中性化大大的削弱了宏观调控对资源配置具体过程的干预，让宏观领域内的配置更加市场化。李永刚（2011）则认为， 税收可以从宏观上调节商品供应总量与需求总量的关系。此外税收的固定性、无偿性、强制性的特征又使其在调控效果和速度方面明显高于其它手段。

取消农业税后，剩下的手段只有政府的直接补贴，但这种补贴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在目前财权与事权相分离的大背景下，财政补贴往往很难直接到乡村一级财政，复杂的中间环节大大增加了政策的滞后性；其次，政府补贴不具有法律规范性，随意性很强，无法向农民传达一个积极持久的心理预期；再次，在政府补贴的具体操作过程很难做到透明化，这就为各种各样的“寻租”提供了可能。极大了削弱了宏观调控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健全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应合理界定政府与农民的责任。政府的重点应该放在那些农民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上，开展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公益事业、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应该建立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民主决策机制，让农民能表达自己的偏好，监督公共品的提供。具体建议如下：

1. 理顺乡村关系，完善民主选举。农村必须要先理清“政务”与“村务”的事权范围及相互关系，明确领导责任。同时健全社区公共品决策机制，保障村民的选举权和监督权。

2. 提升农村的决策能力，强化民主决策程序。一方面加强村干部的能力建设，使之承担起提供公共品的责任；另一方面，规范议事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制度。

3. 建立农村公共产品选择机制。各项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必须经过村民委员会讨论批准，并且要及时进行村务公开，接受监督。

从制度上有效控制农民负担的增加。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专门向农民征收的税费项目是被全部取消了。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的收费项目仍然不少，包括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等，而且一些超标准、乱设收费项目的现象也比较普遍。所以增强其收费的透明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且建立规范制度

农业税取消后，基层财政依赖转移支付的程度加深，加之在分税制中中央和各级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分配不合理的背景下，进一步改进现行的转移支付方法、建立健全规范转移支付的制度就显得尤为关键。

首先，应该继续加大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各地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等客观因素为基础，准确合理有差别的确定支付规模；第二，转移支付方法多样化。运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手段，使得转移支付效果最优化；第三，明确拨款的使用方向，使专项拨款结构得到优化。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投入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缩小城乡之间的财政投入方面的差距，使更多的农民得到具体的实惠；最后，建立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的激励约束机制。合理划分省、市、县、乡四级财政收入，完善基层财政收入体系。将地方税种的收入主要留给县乡两级，或提高县乡财政分享的比例，调动县乡政府发展经济和增加收入的积极性。

（三）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而增加农民收入又是解决农民其它一切问题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进行体制改革，大刀阔斧的去除体制中的弊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社会经济发展融为一体。同时要从严约束公共权力、防止公权滥用，实现政府职能向提供公共物品的根本性转变。

第一，鼓励农民工进城务工。我们承认在近几年里，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权利以及受到的待遇都有很大的改善。但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对进城农民的不公正、歧视性待遇，极大地影响了这一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因此要继续推进相关改革，并将其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第二，加强农村第一产业的同时鼓励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发展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根基是否稳定。在此基础上应该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尤其是对待乡镇企业，一方面要求乡镇企业推进改革和调整，积极引进强势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现代企业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创造更加有利于乡镇企业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的政策体制，只要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的，就不能随意打压。

（四）建立乡村债务的化解和管制机制

面对全国乡村数千亿的债务，化解的方式既不可能是靠中央和省级财政的一揽子政策，也不能完全由县乡财政自行解决。要在摸清债务底数的基础上进行化解式的处理。

首先，应该了解当地的事实情况，根据自身特定情况，制定出适合当地的方法。其次，对现有的乡村债务，应该区分债务形成的原因，分类逐步化解。要首先解决涉农债务，防止出现农民以债抵税，确保改革顺利进行。再次，要严格控制新增负债。对具体项目要实行责任制，确立责任人，债随人走，并且引入司法机制，加大举债主要责任人的风险成本，杜绝因个人利益而举债的事情发生。

参考文献：

[1]崔昌玺. 废除农业税的负面效应及对策探究， 甘肃社会科学[J]，2007，（2）

[2]崔立勇.取消农业税：农业减负不是全部[J]，中国经济导报，2011，（3）.

[3]黄国帧. 值得关注的农民收入统计数据， 党政干部参考[J]，2011，（4）

[4]韩俊. 调查中国农村[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