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显然，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承载着较以往更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国际经济危局下，中国面临的是如何避免经济硬着陆，因此保增长是第一要务。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等高难度命题，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国家在完成保增长任务前提下的优先选项。一年来的经济运行效果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动员力和资源整合力的国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已不再是一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任务。美欧等发达国家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经济指标，对中国来说则没有太大的实现难度。所以，面对中国一年来经济基本面的相对稳定以及在国际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持续扩大，西方不少人臆测，中国是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胜利者。面对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决策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一场经济与金融危机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既有格局。中国至多只是全球经济力量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需夯实国内经济基础。中国经济不仅有远虑，更有近忧。

事实上，中国经济尽管在规模上不断做大，但自1995年便开始谋求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仅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反而在应对两次国际经济危机和促进就业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为经济转型的迟缓辩护。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持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发挥中国竞争优势的最优选择。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但中国的人口红利使得资本回报率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因此，尽管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备受诟病，却是中国经济近20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如今的现实却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商务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红利在逐年递减，原先拥有的比较优势几乎消失殆尽。而“全民补贴生产”、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但约束管理层调控经济行为空间的一大要素却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显然，如果不能根本改变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单相思”。

由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大力发展生产业，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通过产业调整、技术进步与消费驱动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成了破解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关键命题的关键环节。

篇（2）

[2]姜立杰，黄际英：《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市产业结构的转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科学版）》2001年第2期.

[3]李国璋 魏 梅：《国外产业结构转型理论评述》，《科技管理研究》2008年第11期.

[4]潘淑清：《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计研究》，江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2.

[5]徐秀丽：《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转型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0.

篇（3）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篇（4）

樊纲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9部。2005年和2008年，樊纲连续两次被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在解读供给侧改革概念时樊纲指出，从长期来看，供给侧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樊纲举例，经济增长需要劳动力，劳动力还需要教育，即人力资本；此外还需要储蓄、投资等等要素，共同助力经济增长。

“投资要有效率，就要有技术进步，有创新，根本上就需要体制改革。”在樊纲看来，这些都是决定经济增长率能否提高的潜在因素。樊纲指出，十三五规划正是要着力于这些增长要素的协调发展，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高速。

樊纲着重分析了目前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产能过剩。“之所以供给能力过剩是因为中国经济过去十年中有两次经济过热，2004年到2007年，2009年到2010年两次叠加在一起。”樊纲说。

樊纲进一步分析，产能过剩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大量资源的浪费、金融杠杆过高、出现僵尸企业并由此产生债务的堆积等等问题，从而形成了经济低增长的压力。

因此，樊纲认为：“整个十三五期间，我们可能还都要努力去处理十一五、十二五两次经济过热产生的‘后遗症’，使我们的经济逐步恢复平衡，实现我们的持续稳定增长。”

篇（5）

对家庭的研究，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西方学者的论述都更充分些。他们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对核心家庭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获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新家庭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为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正在加紧现代化的脚步，这个大社会背景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一方面，现代化的冲击使中国家庭源远流长的家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特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挥了强大的功能性作用，灵活而又有很好的适应性，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和它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评析，发现其中一些结论性的问题。

2.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家庭从其经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是生产的组织和机构，是一种经济制度，这一点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贝克尔：《家庭论》，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社会学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经济学对家庭的讨论中更多的是从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和家庭保险这些方面来论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国内对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少，对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业相联系。

2.1国外研究现状

2.1.1关于家庭的论述

“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语中的OIKOS，意为家庭。但是家庭作为经济学词源意义上的鼻祖和社会的细胞却一直徘徊在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之外，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长期以来，个人与企业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当作是市场活动的两大主体而充分重视，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家庭的行为和偏好被笼统地细化为个人的行为和偏好，而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被经济学家当作是非市场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而一笔带过。在贝克尔之前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缺乏严密的论证或者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而只能一再搁置。

1976年，Becker发表了《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是他对后来所谓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首次完整阐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综合的著作《家庭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这本被公认为新家庭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译本只有短短400页，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上的意义，它意味着家庭也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而得到了重视。

Becker后，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星火燎原，许多经济学家把兴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经济的研究上，其中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有：N.Tomes、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Porth等等，他们分别对家庭的性质、家庭的内部分配以及利他主义等不同的方向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为生产、消费和保险三部分。家庭就像企业一样，夫妻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避免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互相信赖，这就大大减少了监督和管理费用。因此家庭也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

YoramBen-Porath从身份确认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认为家庭也是一种制度，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财产权转移现象，因此，家庭和市场一样也是交易的场所[YoramBen-Porath:TheF-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与市场不同，家庭契约最主要的特点是家庭关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确定的合作者之间，失去了这种身份上的确认，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约的意义。在契约结成之后，为防范风险，人们通常选择的做法是进行保险，而保险恰恰是市场失灵的经典解释和家庭契约的可能优势。虽然因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无论是保险还是家庭契约，都不能100%地防范风险，但是，两者都至少说明了身份确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观点是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结构，特别是把婚姻看作一个“治理结构”。[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因此他对家庭生产和保险的分析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的。他认为，家庭生产的产品有些可以市场化，有些不能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产品提供的就是保险功能。尽管保险可以从市场中获得，但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没有办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强制的标准。而家庭治理在其经济行为上的的优势表现在激励、监督、利他和忠诚四个方面。

篇（6）

研究方向:国际贸易、服务经济、谈判等。

主要著作:《科技兴贸战略:外贸跨世纪发展的必然选择》(论文)、《新经济和国际经济贸易》、《知识经济和国际经济贸易》等。

摘要 服务经济是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新的产业革命,是从技术到产业组织、经营管理、商业模式、运行体制、发展方式的全方位变革,是一次深刻、全面的经济革命。当前,世界经济全面向服务经济转型。随着全球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成为引领创新的主导力量。中国经济要崛起于这一轮的全球化,关键是要在尚未定势的全球服务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发展服务经济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战略抉择。

关键词 服务经济 产业革命 经济全球化 发展现状 基本模式

随着全球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3/5,服务业占发达国家经济比重超过70%、占发展中国家经济比重约为60%;服务业跨国投资占国际投资总额的比重超过2/3;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1/5。更重要的是,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成为引领创新的主导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轮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两次经济危机仅是这大变革、大调整中的波澜。中国经济要崛起于这一轮的全球化,关键是要在尚未定势的全球服务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发展服务经济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战略抉择。

全球服务经济发展现状与特征

篇（7）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逻辑体系。检验理论的标准是内部逻辑自恰和理论的推论要与观察到的现象相一致。理论体系也是一样的，从最基本的假设出发，能够用来解释一系列经济现象。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应用到消费者行为、厂商理论和国际贸易等领域。但当理论或理论体系的推论和观察的现象不一致时，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其体系进行改进。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休克疗法没有获得预期效果，新古典经济学也无法很好的解释实际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困境，这时我们就有必要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一番反思。问题不是出在经济学大师们不了解现实或者理论模型，而是新古典理论体系本身不适合解释转型经济，问题的根源出在新古典的一个暗含的基本假设——自生能力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在马歇尔的时代就比较完整了。除了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设之外,它还有一些暗含的假设,如信息是充分的，无交易成本等。斯蒂格勒提出了信息不充分获得信息需要成本,斯蒂格里茨和阿克罗夫等提出了信息不仅不充分而且还可能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形,科斯率先提出了交易成本，认为企业是节省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这些研究放松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暗含假设,拓宽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然而，思考不同转型经济改革过程的经验和教训，新古典经济学还有一个暗含的假设，即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

所谓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这个假设在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时是合适的，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在竞争市场上如果好好经营还不能赚钱，大家就不会投资，这样的企业就不会存在，所以，存在的企业应该有自生能力。而在转型国家里，自生能力的假设就不成立了。很多企业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新古典提出的“休克疗法”却依然假定了转型国家中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显然和现实不符合，其提出的政策建议推行的结果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转型经济中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可以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理解。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如果不一致就没有自生能力，日本的农业就是一个例子，日本的农场都是自耕的小农，所以，不会有公司治理和管理的问题，但日本土地稀缺，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在日本不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力也贵，劳动密集的农产品也没有比较优势，因此，日本农场的生存必须依赖日本政府的补贴和关税保护。

转型中国家原先推行“赶超战略”，为了扶持和保护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为了支持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只依靠税收，政府必须扭曲资源配置，压低利率和外汇价格，高估国内货币价格，采用国家计划和行政的方式保证稀缺的资源被配置到优先发展但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上，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内生于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由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必须给与补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企业的全部亏损做出补贴，从而形成预算软约束。最终，资源配置是低效的，整个经济的效率也是低下的。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经济学家对传统问题的理解也受已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影响。因此，在分析计划经济的问题时，只看到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预算软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其实内生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休克疗法的内容包括价格自由化、私有化、和财政预算的平衡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在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前提下，上述三个内容是无法同时达到的。休克疗法后，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企业的生存仍然靠政府的补贴，私有化后的企业比原有的国有企业向政府索取补贴的积极性高，财政预算的平衡就不可能达到。因而，观察转型经济改革发展过程时，分析模型应该明确考虑自生能力的问题。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而去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情形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采用了这个战略。因此，自生能力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只有放松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才能够更好的用来解决上述三种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林教授还以中国改革为例讨论了如何解决经济转型中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不具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如何，决定了转型能否平稳和成功的关键。针对中国目前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林老师给出了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建议方案：第一，对于那些有战略意义和敏感度高的企业，政府只能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扶持；第二，产品有很大国内市场的企业，可以采用以市场换资金的方式；第三，产品没有多少市场但有很好的人力资本优势的企业，转去生产符合国内经济比较优势，而且有相当大国内市场的产品。第四，连人力资本的优势也没有的企业，则只能让其破产。

讨论和点评

在林毅夫教授报告期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学生与林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简略单摘要如下：

论文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来自

赵忠：自生能力的定义假设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在现实中市场也可能不是完全竞争的。

林毅夫：如果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而要继续生存下去，市场就不能是完全竞争的，政府需要有给企业补贴的理由。所以，市场不完全竞争是果而不是因。例如，日本的农业在19世纪、20年代初是有比较优势的，那时，市场是开放、竞争的，但现在缺乏比较优势，市场的开放、竞争也就被抑制。

姚洋：自生能力定义了正常利润率，那么在开放的情况下，正常利润率又是什么？

林毅夫：在均衡状况下，正常的经济利润率为零，但会有正的会计利润。在达到均衡前，正常的经济利润会不等于零，其水平由竞争的市场决定。

赵忠：管理不当也可能是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原因。

林毅夫：管理不当会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但是，在定义自生能力时，我假定企业是有正常管理的，所以，已经把管理的因素抽象掉。在这个定义下，企业的获利能力决定于其所在的产业、生产的产品和采取的技术是否符合于由其所在的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董先安：是否应该把开放（open）加入自生能力的定义里面，自生能力似乎等同于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

林毅夫：只要企业所选择的产业、产品、技术和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特性不一致，就不具自生能力，所以，在定义这个概念时，并不需要假定市场是开放的。但是，在讨论发展战略时，政府要赶超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所以，把开放的因素也放在定义里，和现实的状况更一致，较容易被人理解。自生能力和盈利能力相关，但影响盈利能力的除了和自生能力有关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以外，管理水平、市场波动等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

赵忠：按照休克疗法，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转变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自生能力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林毅夫：在转型经济中许多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生存而破产，但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让许多人失业同时失业而不管，于是在休克疗法后，企业虽然私有化了，国家给的补贴和保护并不能取消掉，而且，私有企业的经理、老板向政府要补贴的积极性比国有企业时高，但是，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政府收税的能力下降了，于是财政就会面临巨大的赤字，宏观的稳定不可能能维持，所以休克疗法并不能解决自生能力的问题，并且，在许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是不可能同时时显得。

鞠建东：在计划经济中，哪种企业存在是选择的过程。一个国家先有了经济类型和市场之后，再由经济类型和市场来选择企业，企业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要选择和此相适应的生产技术和产业。

篇（8）

关键词:中小企业;经济转型;危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民营中小企业活力的释放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财富。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力军,目前中小企业的经济产量支撑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占全国城镇就业总数的约75%。权威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总比例已经高达99%,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税收收入,在一些非公有制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已占到全省税收总收入的70%以上。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下,中国一大批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中小企业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在中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期的关键时期,全国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1中小企业生存现状分析

自去年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经济带等民营经济活跃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中小企业的倒闭潮。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8月初披露的信息显示,2008年上半年全国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其中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因素交叉作用下,已经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存。

(1)从事供应链低端加工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首当其冲。

国际产业链可以分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全球营销三个阶段,附加值呈现两头高、中间低,大体呈U型,俗称“微笑曲线”。通常情况下生产制造阶段创造的附加值占整个产业链附加值不到30%,而在生产阶段的最底端(制造与装配)创造的附加值只占5-10%,甚至更低。当前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中,以低端加工为主,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制造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浙江象山县不到32平方公里的某小镇为30个世界顶级品牌提供加工服务,然而截至2008年6月底,原本的500多家企业倒闭了100多家。

(2)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中小企业处境“难堪”。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订单的大幅减少使很多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中小企业处境艰难。据统计,温州地区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而纺织、服装、化工和电子机械制造等行业更是“苦不堪言”。

(3)与中小企业资金融资难,受多角债务牵连。

融资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期难题。政府政策需要更多倾向中小企业。虽然2009年政府投资了4万亿来缓解金融危机,振兴经济。但这4万亿资金并没有太多惠及中小企业。国家中长期贷款增加了很多,但用以解决流动资金问题的短期贷款所占比例不高,即便是短期贷款,其中很多也是投给了大企业。

2中小企业面临的危机分析

2.1从国际环境分析

中小企业危机的源头,首当其冲是世界经济局势的悲观。受此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在2009年全面进入衰退,无论世界银行还是联合国的IMF的预测都认为:美国、欧元区和本经济均进入负增长区间,今年全球贸易量竟历史性地下降了9%出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贸易萎缩。另外,摩根士丹利报告还表明,目前,在190个被调查国家中,有50个正在经历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这些不利因素是中小企业根本难以抵挡的。

2.2从国内环境分析

在中国经济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成长”的十字转型路口,“资金、资源、技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瞬间弱化,一大批资本依赖型、劳动密集型、能源消耗型、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全方位吃紧,危机四伏。危机的原因更是多方面:市场竞争的压力,让产品价格无法随通货膨胀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对出口企业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能源、原材料涨价;许多企业难以从银行信用社新获信贷或者续借贷款,地下钱庄成了许多中小企业高息求贷的来源,目前,企业“三角债”问题日益严重,一些中小企业资金链其实已经断裂;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不够,缺乏综合的宏观政策应对。

2.3从企业自身因素分析

目前,很多中小企业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大多集中在加工工业和餐饮服务业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大多数停留在简单模仿的水平,质量难以得到提高。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技术装备水平低,产品质量、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创新能力弱,许多中小企业基本不具备技术开发能力。产业关联度低,在纵向合作上,即在关联的企业之间,没有建立合作关系,没有规定统一的技术和质量标准,没有做到共享先进技术和设备;在横向合作上,即在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企业之间没有进行一定的市场分工,没有在信息、人员培训方面共享当地资源。中小企业在相当大范围内存在低水平过度竞争。

3中小企业应采取的措施和对策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外部经济环境对企业而言是不可控因素,内部运营对企业而言是可控因素。中小企业要走出危机,必须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依靠新技术来提升产品竞争力,扩大市场;政府方面也要深入了解企业的生存状况,制定能帮助企业走出困境的政策,在各个方面予以支持。

(1)改变中小企业业务内容的“杂”、“乱”、“散”,整合业务和组织化构架。

其一,对外“抱团抵御”。通过企业间的“合力”突破实现产业链整合,增强企业乃至行业抗风险能力。例如为了应对所谓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美国“337调查”,国内同行业中小企业只有组织联合才能保证行业产品避免在出口美国市场时遭遇“灭顶之灾”。其二,对内“协同效应”,实现1+1>2。中小企业强烈的“功利”目的使得各个区域的经营业务惊人地雷同,如温州某镇整个生产纽扣,宁波某地企业“不假思索”地集中于冰箱制造生产,而企业彼此间的合作几乎为零,由此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简直无法计量。其三,对资本运作的驾驭和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要合理预期扬长避短,重拾“新型老业务”不失为明智之举,例如对于“绿色农业”“都市农业”的经营也蕴含着乐观的效益前景。

(2)挖掘企业发展的内部空间。

其一,中小企业的管理多是“家族式的传统经营,决策和执行的集中难免增加企业风险,河南已经有民企出让控股权以引进先进管理经营团队来做大企业市值的先例。其二,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的中小企业将转型的视野明确指向中国市场,而非局限于在国内“等待”机会和空间。其三,不少国内网络公司通过在纳斯达克的小市值板块挂牌上市得到发展,微软思科也是从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小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做成全球顶级大公司,走进纽交所的主板市场。而苏宁电器通过在国内中小板上市后,成为电器销售行业的龙头老大之一。

(3)充分利用政策优势。

其一,扬“优”和避“劣”。如新《劳动合同法》无形中要求中小企业研发新技术减少用工量;而新《合伙企业法》对于“有限合伙人”的创新也助推了风险投资注入中小企业,同时国外经验表明“有限合伙”是吸引民间投资、鼓励技术创新的有效形式;《出口退税法》关于出口商品退税率的升、降、免的规定也是企业业务调整的“指南针”。其二,充分利用政府“救赎式”的政策优势。

(4)企业的发展模式创新和突破也是关系企业战略制胜的重要因素。

传统的业务+独特的市场需求产品和服务=“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例如,日本创造了卫星公司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中小企业为主体公司配套,可以由主体公司担保得到银行信贷。福卡所提倡的“生态型企业模式”也是走节能环保、循环经济发展道路的可行选择。而如何去和全球性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各类资本结合,以及了解企业生态,关注政策,去打造一些缺位企业,补充完善中小企业现有生态又显得至关重要。

篇（9）

【论文摘要】企业社会责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悄然兴起于世界各地，近年来在中国也是一个热门话题，令人联想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过的国有企业办社会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乡镇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文章对这两种中国特色的企业办社会进行了介绍和比较，并得出针对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一些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之风越吹越猛。当这股西风伴随着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号角吹进中国，并在中国渐成趋势之时，很多中国本土的企业才刚刚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企业剥离办社会的切肤之痛。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要继续完成企业剥离社会功能的旧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又要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时代要求，倍感压力。中石化就是这些企业的典型代表，在探索中重新定位企业的社会角色。在从2004年开始的国家剥离重点大企业办社会职能的计划中，中石化是重点试点企业。而同时，在中国蓬勃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中石化又是开路先锋。同样在2004年，在由中国石化、清华大学和BP集团联合主办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中国石化副董事长王基铭作了“中国石化恪守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演讲，代表企业做出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胆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企业对自己社会角色的变化和重新定位都能像中石化这么积极面对并应付自如。在经历了企业办社会之累和剥离企业社会功能之痛的中国，社会责任对很多企业来说有杯弓蛇影之嫌。这就注定了，在中国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必然会有浓重的中国特色和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国路径。

一、中国特色的企业办社会

(一)国有企业办社会

“企业办社会”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之外，承担很多理应由社会负担的职能，如办中小学校、公检法、医疗卫生以及一些社区服务机构等，这些存在于企业之内的非经营性职能就被称为“企业办社会”。

国有企业办社会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客观必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企业大都崇尚“大而全”、“小也全”的经营模式。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国际上东西方两大阵营处于冷战之中，中国出于“备战备荒”的考虑，兴建了很多的三线企业，地处偏僻的山区，远离城市，人们“衣食住行”甚至“生老病死”的问题都需要企业来解决。还有许多工矿企业也是平地而起，社会职能因企业需要而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刚刚开始时，社会事业发展不配套、功能不到位，政府社会保障服务不健全。社会应企业而生，社会与企业同建，很多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一开始就承担了许多社会功能。每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职工的生活后勤都由企业负责。为了解决职工后顾之忧，企业必须肩负起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社会职能，“低工资，高福利”是国有企业统一的经营模式。在国有企业改制之前，企业有自己的食堂、学校、医院的情况很普遍，“社会办的除火葬厂外企业都在办”。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承担着大量社会职能的企业不是独立的经济个体，而像是国家的一个行政单位，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企业所有的利润都上缴国家，盈亏都与企业无关；另一方面，企业又要代替国家对职工的生活做出安置，这实际上是企业与政府职能的一种错位。以社会职能为主的非经营性资本占用企业大量资金，造成企业机构庞杂、人浮于事、生产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据研究人员的粗略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非生产性资产占到国有企业总资产的35％一40％。从湘潭钢铁集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企业办社会给企业带来的沉重的社会性负担。湘潭钢铁集团年产330万吨钢，销售收入106亿元人民币，但是2004年其退休人员的补差工资和内退工资约6000万人民币、教育附加费2000多万人民币、自办教育3000多万人民币，医疗费用2000多万人民币、城建费用4000多万人民币，各种社会性负担总共高达2亿人民币。便是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在2005年全国国有企业自办的中小学还有1．1万多所，自办的医院6100多所。国有企业每年缴纳城市建设费和教育附加费约500亿元，同时每年用于办社会的资金支出达456亿元。

企业办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中国工业企业建设初期阶段的客观条件下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也起到了创造企业经营条件、稳定职工队伍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企业办社会形成的这些非经营性资产却成了企业不可承受之重，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成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分离具有社会功能的非经营性资产目的是为了让企业轻装上阵，建立现代化新型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二)乡镇企业办社会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慢慢放下了企业办社会的包袱，但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另一种新的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当国有企业艰难地分离着自己的非经营性资产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些乡镇企业却主动地投资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承担一些公共职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大型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其中一些乡镇企业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凭借着雄厚的集体经济实力，开始兴建公共设施，建立健全的村民保障生活体系，“‘办子弟学校’、‘造职工宿舍’、‘给保底工资’、‘授予终身员工’等曾被视为有损企业竞争力的做法，开始悄悄地‘复辟”，这与国有企业分离社会功能的潮流形成了鲜明对比。

乡镇企业办社会比较有名的是浙江横店集团。自1993年起，横店集团在当地投入了近20亿元进行城市建设和旅游景点建设，建起了体育馆、电影院、游泳池、煤气储备站、仅桥梁就建了35座；办了全国第一个乡镇企业大学和亚洲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另一个新型农村山东荣成的西霞口不但为村民建立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扶，贫有所济”的生活保障体系，还先后投资近千万元，建起了老年宫、妇女之家、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

这些乡镇企业“造城”，大举进行社区建设让人们看到“企业办社会”的轮回，为什么在国有企业卸下社会职能包袱的同时，这些乡镇企业却自愿选择去承担这些社区建设的重担呢?在对这两种不同时期出现的“企业办社会”现象进行比较之后，可以发现他们还是有着根本不同。

(三)两种企业办社会的区别

国有企业办社会与乡镇企业办社会虽然都是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办社会”，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对它们的比较也引发了我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思考。

首先，两者出现的背景不同。国有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中央在财政上统收统支，企业经营不计盈亏，中央政府对企业和社区往往同时兴办。国有企业办社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起到了解决职工生活困难、免除职工后顾之忧的作用。乡镇企业办社会是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出现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后，在乡村开始的社区公共产品的建设。

其次，国有企业办社会是分派给国有企业的任务，即使企业的经济目标不能实现也必须完成；而乡镇企业办社会是在首先实现了经济责任后再自愿地有选择地承担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全面开展社会职能的建设是政府指令也是历史环境所迫；而乡镇企业的社区建设是自愿的，因地制宜、各有特色，是现阶段对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种有效补充。

再者，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受益者只有本企业职工和家属。尤其是像中石化这样垄断性国企，企业办社会成为企业福利的一部分，所以这些企业甚至不愿对社会功能进行剥离；而乡镇企业办社会却往往造福一方，例如横店集团在20年来直接投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就达20多亿元，使横店基本具备了一个小城镇的框架，横店集团的发展也吸收了当地及周围乡村70％以上的劳动力。横店影视城带动了当地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正成为横店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二、中国特色的企业办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启示

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企业被要求与社会职能相分离，减少社会职能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是企业被要求与社会责任相结合，将外部性带来的社会成本内部化。这两件看似矛盾的事情同时发生在中国，给～些面临新时代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中国企业带来很大的困惑。中国企业历经了国有企业办社会、国有企业脱离非营业性资产再到乡镇企业办社会这样的过程，企业社会责任似乎是“新瓶装旧酒”了。但是，在厘正国有企业办社会之谬的过程中，以及在对国有企业办社会和乡镇企业办社会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更加接近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并得到一些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中国成功的启示。

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独立体，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的实现是首要目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定要以经济责任为基础和前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国有企业办社会，企业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结果企业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又做不好自己不该做的事，导致社会职能成了企业发展的桎梏，甚至成为企业生存的拖累。而乡镇企业办社会成功的关键也在于企业实现了经济目标，有了经济基础和实力来参与社区建设。

企业应以适当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不是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而是要搞清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办社会就是对企业应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认识不清，结果就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一边在勉为其难地大力兴办“社会”，一边却连生产合格产品这样最基本的责任也担当不起的局面。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企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企业的行为不应超过自身的边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是同理，否则会回到“企业办社会”的老路上来。剥离“企业办社会”就是重新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划清企业边界。中石化和中石油这样的央企，一方面要剥离社会职能，另一方面又要加大力度承担社会责任，其实是不矛盾的。这些垄断企业理应更合理地承担大范围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承担对本单位职工的社会责任。而乡镇企业办社会是按市场化的思路来办社会，和企业的特色结合起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承担社会责任的模式。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以企业和社会实现双赢为目标。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起步阶段之后，国有企业办社会成为企业实现经济责任的沉重包袱，国有企业办社会因为妨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而被叫停。而乡镇企业办社会之所以存在还被叫好就是因为它没有以自己的经济效益为代价，正如横店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徐文荣所说“我们企业办社会不是纯粹的公益性了，而是要让这里产生出效益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同样也是只有在企业和社会双赢的前提下，才可能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长期规划的一部分。

三、结论

篇（10）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01

一、国内理论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收入差距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如何？中国是否存在“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倒U形关系？ 导致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哪些因素导致收入差距缩小？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这些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能否通过政策手段加以改变？经济转型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1.市场化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从理论框架中看来，生产要素是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其中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9）分析了中国由于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形成的专业技术人员与一般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边燕杰和张展新（2002）认为伴随着市场化，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在增值，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张世伟、赵亮、樊立庄（2007）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会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的作用。

2.体制变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从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变革这一角度来研究国内的收入差距问题成为热点，大多数文章认为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与制度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不规范制度和行为有很大关系。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9）在研究中发现企业内部分配体制的改变引起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上升。李建立（2001）认为，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包括税收制度不合理、公共产品分配不公和行政性垄断。卢嘉瑞（2002）认为要消除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反腐力度。莽景石（2006）借鉴日本的经验，认为日本在完成了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同时，最终也完成了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转变，其中转轨起了的决定性作用。

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李实、赵人伟等人（1999）对省内收入差距与实际收入水平关系的几种函数进行了经验估计，结果没有从经验分析上支撑库兹涅茨假说。周文兴（2002）运用非经典时间序列方法，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同积关系；在短期关系中，体制变迁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非常大，但不同时期影响的方向不一致；在长期关系中，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王亚芬（2007）采用Granger方法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两者相互促进。

4.经济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陈宗胜在最初（1991）的模型中主要讨论的是经济发展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以后又补充了体制改革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并提出了颇具影响的“公有制阶梯形倒U曲线变异”理论。在公有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分配差别较小。当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进入较快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也相应地转为中下收入水平。两部门间的差别扩大，人口转移的速度加快，劳动差别随着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分布差别扩大和白领阶层的出现而扩大，从而导致收入差别相应扩大。郑玉华（2005）认为中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滞后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作用既有扩大效应，又有一定的抑制效应，但总的影响是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李楠（2007）从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对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

5.政府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赵人伟、李实（1999）认为中国农村内部的税收再分配政策基本是无效的，而且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因素。朱国才（2007）的研究证明我国政府转移性支付政策存在问题，背离了减少收入差距的政策初衷，进一步拉大了整体收入差距。薛敏、陈书伟（2007）认为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是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

6.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发展方面，章宏友（2001）提到收入分配的不公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直接影响到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并会产生攀比效应，滥发奖金和实物，危及社会的有效供给。姚先国（2007）指出我国经济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中，收入分配结构应随之发生变动。武小欣（2007）提出一是破坏了我国 GDP 支出结构的比例关系，导致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在 GDP 支出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二是影响国内需求的有效增长，阻碍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对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理论国内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内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文章都是采用理论分析论证的方法，难免带有一些主观的价值判断，难以让人完全信服。虽然也有一些文章通过数据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但受数据来源和技术手段所限，严重影响了分析结果的客观性。

第二，国内对于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一般遵循“市场——政府”范式，但是市场制度和行政制度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大，因此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王亚芬.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7（06）.

[2]郑玉华.地区市场化水平对居民收人分配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05（07）.

[3]李楠.中国所有制结构演变对收入的影响.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09）.

[4]朱国才.转移支付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分析.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03）.

篇（11）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表现与基本特征有：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严重的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腐败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民主乱象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经济论文，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期刊网。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二、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目前，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域，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中国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1.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2.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经济论文，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3.国际原因。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缩小的迹象。2008年，全国10%最高收入组家庭的实际收入是10%最低组的55倍，而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扩大到31倍。同时，劳动报酬严重偏低。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计算，199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2001年该比例降至51.4%，2007年则只有39.74%。七年间，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中国还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鲁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粗略估计为5.4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三年内增长了近1倍，远高于GDP增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临界点。如果再计入'灰色收入'，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中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远，收入悬殊危及社会和谐，并非危言耸听。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选择

1.加快四个转变经济论文，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　一是优化需求结构。摆脱过度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循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期刊网。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　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提高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由强调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强调创新的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并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进国际经济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发展。四是积极调整能源结构。目前中国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从当前形势看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今年一季度，我国生产钢材1.85亿吨，增长28.6%；生产粗钢1.58万吨，增长24.5%；生产生铁1.5万吨，增长21.7%；生产水泥3.36亿吨，增长20.3%。单位能耗是在上升的，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强有力的措施，我们的环境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不论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需求来看，中国要改变“库兹涅兹增长”方式，必须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2.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终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不仅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增加对居民的再分配力度，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问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通过土地流转进行抵押、入股、融资，逐步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经济论文，使农民获得要素资本赋权；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门槛，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控制价格和税收调节垄断企业利润率；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降低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通过结构性减税，以减保增、以减促加。

3.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4.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人民论坛2010-07

[2]专家称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建设滞后新华网2010-8

[3]高伟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人民论坛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