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译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3、时间在流逝，看窗外的果树慢慢长高，赏路边的花朵慢慢美丽，聆听小雨细细的响声。时间在流逝，水稻由碧绿到金黄，小蚕由蚕子到成蝶，丑小鸭变成了小天鹅。

4、时间在流逝，我也在不断长大，童年的那份快乐随时间的流逝，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随风飘动的都是美好的遗失。流逝了17个岁月年华的我，由稚嫩走向成熟，懂得许多人生道理，学会了辨别人世间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

5、“落日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陈师道如是说。与时间赛跑，我们要乘着奋斗的羽翼，翱翔于时间的长空，去摘取那璀璨的繁星。用奋斗去诠释时间的意义，用汗水去感悟时间的真谛。

6、当我们走过峥嵘的岁月，驻足回首观望时，岁月的霜卤在我们身上留下多少凄深的齿痕。生命又在一季又一季的寒暑中交替着，渐渐地，苍白的青春也在时间的长河中消逝。

7、一株生长在沙漠里的蒲公英，干旱时节依旧踏踏实实地生长，不言弃也不忧虑，但只要遇见一次阵雨，它就会尽可能地储存水，也不会顾虑重重，因为它在意的只是当下。面对匆匆的`时光，我们要做点什么呢?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苦思冥想中，时光又悄无声息的飞过了。

8、时间在流逝，我们应当牢牢把握眼前，珍惜现在。珍惜现在，并不意味着“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是拥有陶潜一样淡定的心，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以达到落英缤纷的桃花源;珍惜现在，也不意味着忘却过去，放弃理想，而是让我们学会踏实地迈出步伐，自信面对人生。

篇（2）

季羡林、许国璋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一卷写的“翻译”词条中说，翻译是“把已说出来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1］由此可见，翻译活动首先是语言本身的一种表达，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必然与其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翻译活动也是文化传递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文化意识。

一、翻译、语言、文化的关系

（一）翻译与语言的关系

做翻译要有较强的语言功底和良好的表达能力，在英汉或者汉英翻译中，必须懂得这两门语言是最基本的。王佐良在《英国诗人选译集》中指出，翻译时用的“语言要设法接近原作，要保持其原有的新解和锋利”，“做翻译单有汉语功夫当然不行，还要外语好，要能深刻理解原作”。［2］汉语和英语在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上均有明显的区别，因此翻译时能用译文的形式正确表达原文的内容就算达到目的了。著名翻译家傅雷曾说，“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长年感到苦闷，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有多远……，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懂，叫读者莫名其妙。”可见无论是原作、译作，都离不开语言这个载体，思想、情感、形象都是通过语言呈现的，因此在翻译和翻译批评的研究中，第一位的重点是语言。［3］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相互缠绕、难以分割。早在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就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4］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语言能够保存和促进文化的发展。“每一种语言都服务于文化并反映该文化的需要。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亦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形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都会在语言当中得以体现”。［5］

文化的经典定义，是1871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6］现代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指的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正是这些观念在控制和指导我们的行为，包括语言行为（Linguistic behavior）、伴随语言行为（Paralinguistic behavior）和非语言行为（Non-verbal behavior）。因此，要掌握一门外语，学习者就要培养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社交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文化与语言相辅相成，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相应语言文化的过程。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将语言文化特性分成五类：生态学（Ecology）、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宗教文化（Religions Culture）和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7］由此可见，文化与语言关系十分密切，文化包含着语言并影响语言，而语言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保存文化、交流文化和反映文化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三）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翻译之所以那么复杂，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并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同时又受文化的制约。张今曾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对翻译创作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8］因此，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在翻译过程中传达文化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一旦进入语言交际，就需要对文化内涵进行理解和表达。这要求译者不仅要有双语的语言能力，而且还要有丰富的双文化知识。

文化与语言有着密切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根植于语言。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是基于文化与语言关系的研究之上。翻译活动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翻译应从传统的字面翻译过渡到文化翻译，应转向学科意义上的跨文化的翻译研究。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词汇蕴涵的文化意义及其产生的文化联想意义大不相同，语言、词语中蕴涵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因此翻译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更要克服文化的障碍。

二、翻译中文化意识的重要性

（一）翻译原则的体现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遵守“忠实、通顺”的原则。所谓忠实，首先指要忠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即作品中所叙述事实、说明的事理、描写的景物，以及作者在叙述、说明、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立场观点、所流露的思想感情。一般情况下，译者应把原作的思想内容完整而准确地传达出来，不得随意增删或篡改。忠实还指要保持原作的风格，即原作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及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一般来说，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更不能以自己的风格取代原作的风格。通顺是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合乎规范。一般来说，译文应该使用现代语言，不可逐字生硬地翻译，不能出现文理不通、结构混乱、逻辑不清的现象。［9］P12-13

在翻译原则的指导下，译者除了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翻译技巧之外，成功的翻译还要求掌握一定的文学和文化背景知识。如英语中“spend money like water”在汉语中是“挥金如土”的意思，在翻译这个习语的过程中，就要求译者对这一习语的英汉两种语言的历史背景都有所了解，这样翻译出来的结果既符合翻译的基本原则，也恰当地表达了两种语言的不同文化。再如汉语中有“借花献佛”在英语中却没有与之对应的翻译，而在英语中则会出现“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这种说法，主要是由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的差异导致的。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真正体现“忠实、通顺”的原则，除了字面的意思之外，更重要的是注重文化内涵的表达。

（二）句法的差异

文化差异的主要体现就是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思维方式的不同则导致了中英文句子结构的差异。中国人自古代起就习惯于从总体方面认识事物，把世界看成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用这种观点去解释一切事物的现象。而西方人则是分析型的，他们强调人与自然世界的对立。所以中国人采用的是散点视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采用的则是焦点视思维方式。［10］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汉语句子结构为话题―说明型，而英语汉语句子结构为主谓型。如句子“且说鸳鸯一夜没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贾母，接他家去逛逛，贾母允了，叫他家去。”（《红楼梦》）名家David Hawkes将其翻译为：“That night Faithful was unable to sleep.Her brother came next morning to ask Grandmother Jia if he could take his sister back home for the day.His request was granted，and Grandmother Jia ordered Faithful to get ready.”由此可见，英汉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句子结构的处理方式也有所差异。原文通过一句话说明了一件事，是典型的话题―说明句型，而译文将其分成三个不同的句子，并根据主谓型句子结构的要求补充了一些原文中暗含的内容，使表达更完整清晰而不失原文风采。

三、翻译中文化意识的培养

（一）词汇的正确理解

一个单词的意义可分为两种：概念意义和关联意义（Conceptual meaning and Associative meaning）。概念意义是词义的核心，它直接明确地表示所指对象；关联意义是词的附带意义，包括文化意义、情感意义、问题意义等。［9］P28在翻译活动中首先要对句子中的每个单词进行正确的理解，如果一个句子中每个单词都出现了误解，那么译文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句子“It was Friday and soon they’d go out and get drunk.”此句中Friday是一个关键的具有文化意义的单词。因为在英国，星期五是发薪水的日子，人们往往拿到钱就去痛饮一番。如果对此不理解，把句子翻译成“星期五到了，他们马上就会出去喝得酩酊大醉”，读者就可能会迷惑不解。如果把这个单词的文化信息增补进去，译为“星期五发薪日到了，他们马上就会出去喝得酩酊大醉”，这样读者就一目了然为什么星期五会出去喝得酩酊大醉。由此可见，正确理解译本中词汇的关联意义对于成功的翻译至关重要。

（二）翻译材料的文化比较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渊源，从历史、种族、宗教到风土人情、思维习惯、表达方式等各方面无不存在差异。针对培养翻译中的文化意识，纽马克提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应采用不同的翻译处理方法――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译者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文本，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的风貌，促使不同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在对话中得以交流，这在东西方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翻译活动促进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促进文化交流，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的使命也因此得以实现。

在对文本进行翻译之前，应提前查阅相关文化知识、自主学习、体会文化现象，并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恰当地处理翻译活动。在学习过程可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来提高文化意识，因为文学作品最贴近生活，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含着文化。总之，要想提高翻译水平必须注重培养和提高文化意识。

综上所述，译者应把翻译看作是跨越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时时保持警觉的文化意识，对原文文化含量比较高的词语处理中采取不同的方式，使词语中的文化因素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译文既要保持原文的风貌，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特定的内涵，又要顾及读者的接受习惯，实现文化交流的功能。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王佐良.英国诗人选译集［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2.

［3］王克非.关于翻译批评的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3）：33.

［4］端木义万.谈谈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6）.

［5］Wang Lifei.A Survey of Moder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 Teaching［M］.Shanghai Education Press，2000.

［6］Edward Tylor.原始文化［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28.

［7］刘重德.翻译与文化［A］.浑金璞玉集［C］.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85-87.

篇（3）

[参考文献]

[1]Eugene A1N ida1L anguage，Cu ltu re and T ran slating1[M]1Shanghai Fo reignL anguage Education P ress，19931

[2]N ewm ark Peter1A T ex tbook of T ran slation1[M]1 H er2fo rd sh ire:P ren tice H all，In ternational(U K)L td1，19871

[3]胡文仲1文化与交际[M]1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1

[4]胡文仲:英美文化辞典[M]1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1

[5]邓炎昌刘润清1语言与文化[M]1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1

[6]贾德江1论文化因素对英汉翻译的影响[J]1外语教学，2000，(4)1

篇（4）

1.文学翻译的特点

一般翻译，即非文学翻译，只要将原文的思想内容表达出来，文字通顺易懂，读者就能得到与原文大致相同的感受。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不同，它使用了艺术手法，表达出某种情节内容，思想感情和风格意境。翻译文学作品，光传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注意保存原作的感情，韵味，意境和风格。文学作品是一种艺术品，翻译后还应该是艺术品，有丰富的感染力，给人们以美的感受。茅盾说过：“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

为此，文学翻译要着力于保持原作的神韵和风姿，达到原作的艺术效果，要做到神似。只有这样才符合文学翻译的要求，才能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2.什么叫神似？

神似是针对文学翻译而言，首先是傅雷提出来的。他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所谓“神”指的是什么？神就是指原作的精神。一般说来，好的文学作品总是有丰富的感情，深邃的意境，浓厚的感染力，强烈的艺术效果。一部好的小说、电影看后往往在人们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还法人深思，回味无穷。神似也叫“传神”，就是除了传意外，还要尽力保存原作的神韵和风姿。在翻译时，如果只把故事情结平平淡淡地译出来，韵味尽失，丰姿全无，即使字面上意思没有出入，文字也算流畅，即做到了忠实，通顺，但不传神，就得不到大致相同的感受，也不能算好的、合格的译文。

3.怎样做到“神似”？

要做到神似，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钻研原文，抓住原作精神；二是在表达上下功夫，千方百计把原作的精神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3.1吃透原文，理解原文的字和词，融会贯通

神似是较高的要求。要做到神似首先要对原作狠下功夫，深入钻研，做到透彻理解，深切领悟，融会贯通。要透过表层结构字面意思，抓住原作的精神食指，即懂得原作说什么，怎么说，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已经收到什么效果。要体会原作的情感和意境，领略原作的韵味和丰姿，才能把握住原文的精神，并以此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使自己表达的东西能体现这种精神。这样译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达到神似。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例1：I am never at a loss for a word, Pitt is never at a loss for the word.

译文一：我从来不会想不到一个词，皮特从来不会想不到这个词。

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在理解时，译者必须注意分析原文中的每一个细节，即使小到冠词也不能疏忽。在这里“a word ”指的是一个词“the word”指的是最恰当的那个词，译文一的翻译根本没有参透原文的精神，照直死译，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我们不妨把这句话改译成：我从来不愁找不到一个词来表达思想，而皮特则从来不愁找不出最恰当的那个词来。

“对一个译者来说，译一个词，不仅要正确地把词义译出，而且要把这词所具有的特色、词义的细微差别以及作者褒贬的态度和正反的说法，不温不火、不多不少地加以体现。”（《译艺谭》，第53页）黄邦杰先生的这句话是建立在大量的翻译实践基础上的一句经验总结，很精辟。我们通过字典，通过所学的语法知识了解的字词含义，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含义，可以说是对字词本身的一种表面理解。然而语言是活生生的，只有了解了字词在实际情况下的具体意义，才可以说是真正地理解了字词。

例2：There is something of magic appeal in the rush and movement of a “boom”town,—just a clatter of hammers and saws, rounds of drinks and rolls of money.

这句话中出现的词，意义并不难，但是要把词的特色译出来，重现原文的风格，把原作者的感情表达出来并非易事。看完下面的这个译本，也许我们会对文学翻译中如何把握字词的含义，如何重现原文的风格有所感悟：一个“繁荣”的城市在那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尘嚣中，自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到处都在觥筹交错，到处都是成叠的钞票。在这个译本中，译文似乎是多用了三个“到处”，这种增词并不是译者随意而为，而是依据对原句深刻的理解，为了表达的需要而作的处理。三个“到处”增加了译句的表现力，而且几个成语用的非常贴切。

例3：He was a fool for danger.

这句话，我们如果逐字死译，将会使译文生硬晦涩，让读者一头雾水。“a fool for danger”字典里找不出对应的解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复阅读原文，根据理解对词的意义进行处理。“一个傻瓜，不知道什么是危险”，我们不妨借用中文里的一个俗语来形象地传达原句的意和情：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需要一提的是，在文学翻译中要做到绝对的“信”，“传神”，是比较难的。因为源语和译语在文化内涵，思维方式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很难做到翻译完全对等。我们只有通过反复阅读原文，根据作者字面形象去揣测作者的心思，理解原文字、词、句的深层内涵，并把信息传递给译者才能使译语读者准确地理解原文作者的思想感情。死译，字当句对地翻译，容易让译文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3.2 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再现原文的风格和意蕴

“假如译词而不译意的话，那只能算是翻译了一半，所以说一加一还等于一。如果翻译了原文的意思那才可以算是一加一等于二。如果不但是传达了原文的意思，还传达了原文内容所有，字面所无的意味那就是一加以等于三了。”（许渊冲：《翻译的艺术》，185页）王佐良先生也曾指出“翻译时当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郭沫若说，对一个翻译文学作品的人来说，“一杯伏特卡酒不能换成一杯白开水，总要还它一杯汾酒或茅台，才算尽了责”。这些名家名言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在文学翻译中，除了要译准原文的字词，还要力图再现原文的风格和意蕴。一般性翻译，只要译文准确、通顺，大抵就说得过去了，而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却高得多，译文除了准确、通顺外，还必须传达出原文语言上的文学“味”，否则就没有尽到文学翻译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我们来看一些例句：

1)Size don''t matter, chopping wood...

译文：说到劈柴，个头并不重要……

这个译例中，故事的叙述人想找个人劈柴，见来了个个头很小的孩子，便怀疑他是否能胜任，那孩子便回答了上面这句。显然，这孩子没受过多少教育，说的不是规范的英语，（size 和don''t 主谓不一致，chopping wood和主句关系松散），而译文用的是规范的英语，“说到”一词表明语气正式，语法比较严谨，“并不重要”带有书卷气，跟原文不相符合。

改译：个头没啥关系，劈柴嘛……

2）What the devil use would they be to Pickering？

这句话很俗，译文当然不能雅，否则就有失原文的味道了。“皮克林要它作什么屁用？”杨宪益先生的这个译文就很传神。

德国文论家和译论家本雅明提出：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在译语中发现原文的回声（the echo of the original). 翻译既然要寻求原文的回声，就不能不注意原文的语言文化属性，要一切依照原作来译，在诸如雅俗，深浅，口气，文体，隐显等问题上尽量接近原文。

3）That Home is Home though it is never so Homely.

这句话中“Home”“Home”“Homely”三个词形，音相同或相似，那我们如何在翻译时把这种精妙的韵味表达出来呢，且看刘炳善教授是如何处理的：家虽不佳仍是家。“家”“佳”“家”三字绝好地和原文中的三个词形成映照。

4）“But where’s thy gentleman, Tess?”

这是哈代所著《苔丝》中的一句话，问苔丝的人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乡间女子，所以翻译成“你丈夫呢，苔丝？”或是“你家先生呢，苔丝？”是不符合人物身份的，张谷若先生译成：“你那一口子哪，苔丝？”就很恰当。

5）“Tarquin and Deuceace get what money they like out of him. He’d go to the deuce to be

seen with a lord?” ( W. Thackeray, Vanity Fair)

“泰坤和杜西斯常常敲他竹杠，全不用费气力。他只要能和贵族子弟在公共场合同出同进，甘心当冤桶？”如不变通，前面的就要说成“变着法子叫他掏钱”，含义反而不明朗，后面的也得接着前面的说法译成“掏钱叫他们挥霍了他也愿意”，远不如“敲竹杠”、“当冤桶”两喻干净利落，贴切传神。

6）Poor Dobbin; poor old William! That unlucky word had undone the work of many a year———the long laborious edifice of a life of love and constancy———raised too upon what secret and hidden foundations, wherein lay buried passions, uncounted struggles, unknown sacrifices———a little word was spoken, and down fall the fair palace of hope———one word, and away flew the bird which he had been trying all his life to lure! ( W. Thackeray, Vanity Fair)

译文：可怜的都宾! 可怜的威廉! 一句逆耳的话摧毁了多少年的工作。他一辈子爱她, 对她忠诚不变,仿佛吃尽辛苦慢慢在严藏深埋的屋基上造了一所宫殿———基础是压制下去的深情, 没人知道的牺牲,数也数不清的内心挣扎———如今说了一句话, 象征希望的美丽的宫殿从此垮了, 一句话, 他费了一辈子想捉住的小鸟儿从此飞去了。

在这个译文中，充满异趣的说法和比喻都保存下来了，行文却是归化地道的中文，并无生硬拗口之病，许多地方仍显示出高超的“神似”技巧。

4.结语

“神似”作为从古典书画理论中衍生出来的观点，现在更多地被认为是文学翻译的至高境界。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本非易事，要达到传神更非容易。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该深刻理解原作，吃透原文，理解原文的字和词，做到融会贯通，同时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使用适当的语言形式表现原文的意境和韵味，力求译作的“神似”。

参考文献：

[1]许渊冲.翻译的艺术[C].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2]周煦良.1959“翻译与理解”，载中国翻译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84年.

[3]叶君健.1983“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点体会”，载中国翻译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84年.

[4]顾雪帆.1983“翻译与背景知识”， 载中国翻译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84年.

[5]郭沫若.1954“谈文学翻译工作”，载中国翻译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84年.

篇（5）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4-008-01

文学艺术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文学艺术的创造乃美的创造。散文，更是美的文学。美的思，美的情美的景，美的色彩美的音响。好的散文像一幅图画，具有图画美，除了要求感情灼烈以外，还应当意境隽永、语言清新;而且散文质朴、自然、意境悠远。美学的出现为翻译的研究特别是文学翻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翻译美学是美学与翻译的结合，一直受到翻译研究者的青睐。

一、图画美的再现

文学作品是借助语言来创造形象的,这种形象通常融合了作者的思想和感情,经过艺术加工后就成为意象。作家用形象优美的艺术语言表现意象,引发读者进入艺术境地, 其“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All white save the river, that marked its course by a winding black line across the landscape; and the leafless trees, that against the leaden sky now revealed more fully the wonderful beauty and intricacies of their branches.（Henry Wordsworth Longfellow，THE FIRST SNOW）

在一片白茫茫之中，只有河流在美丽的画面上划出一道曲曲弯弯的黑线；还有那叶儿落净的树木，映衬著铅灰色的天空，此刻更显得枝丫交错，姿态万千。（《初雪》高健译）

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语言的启示性，在读者头脑中形成了一幅浓淡相宜, 意境悠远, 情境动人的写意国画，让人读着不知不觉似乎自己置身于一片雪景中。

二、音响美的再现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朱自清《荷塘月色》)

All over this winding stretch of water，what meets the eye is silken field of leaves，reaching rather high above the surface，like the skirts of dancing girls in all their grace． Here and there，layers of leaves are dotted with white lotus blossoms…(朱纯深)

朱先生利用英语中的头韵“winding”“water”“what”以及“layers”“leaves”加强了节奏感，实现了形式上和音韵上的美。而且妙用了头韵中柔和的辅音［I］和半元音［W］，进而再现了原文所要表达的宁谧美。

三、句式美的再现

散文翻译中词汇的对等是保证散文形式的基础。有些经典的译作在译文字数上都几乎是相当的。

英汉两种语言在逻辑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异：汉语表意朦胧，文采斐然，意境细腻，喜欢在模糊中传递语义，在散文的语言风格上表现尤为明显；而英语则重逻辑分析，语言干净利落，逻辑明晰。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 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 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If swallows go away，they will come back again; if will withered，they will turn green again; if peach blossoms fade，they will flower again.（张培基）

原文中用三个排比句式“…了…时候”，声音悦耳，句式平衡。译文中张先生运用了连词 if 引导的排比句“if… again”，在形式上展现了和原文一样的形式美，读上去也给人一种节奏感，传达再现了原文的形式美。

四、流畅美的再现

What silence, too, came with the snow, and what seclusion! Every sound was muffled, every noise changed to something soft and musical. No more tramping hoofs, no more rattling wheels! （THE FIRST SNOW）

初雪飘荡时，是何等的宁静，何等的幽静！一切声响沉寂，一切噪音都化作柔和的音乐。再也听不见马蹄得得，再也听不见车轮辚辚！

五、结语

优美的散文，有着风光绮丽的图画美，把抽象的意境转化成色彩艳丽的画面，使读者的头脑中具有光、色、态的具体形象，让人们百看不厌，陶醉其中。散文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自己的特色和规律。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散文翻译关键取决于原文的美是否能够在译文中得以传达和再现。译者要尽量把作者的审美转化成自己的，从而最大限度再现原文的图画美、音响美、句式美、气韵美、流畅美，使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达到同等的欣赏效果。

参考文献：

[1] 代菊英.从《初雪》译文赏析看散文的英译汉翻译时美的统一［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

[2] 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篇（6）

在《奈达论翻译》一书中提出了翻译的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1。翻译虽然要最贴切、最自然的在现原文信息,但是翻译活动本身不可能达到百分百对等。“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尽可能等值地把原语的信息换码转为目的语”。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往往给翻译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对原文中所包涵的文化内容若是以译者的文化观点去理解,往往造成译文表达上的错误和不足,因此,翻译绝不是像对号入座那样将原文逐字逐句转换成译文那么简单,为了避免发生对原文的错误理解,译者不仅应努力提高语言本身的修养,而且应尽量多了解该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在翻译时要格外重视不同文化的差异,力争翻译的同等效果。

要做好翻译工作,不仅要深通原语与译语,即言语的语义内容,而且还要了解一切相关的非语言因素,即一定层面的文化因素。翻译的顺利完成,不只要跨过语言的障碍,还得逾越文化的鸿沟。翻译面临着两个语言体系的不同文体,至少要面对两次言语分解与合成的文化介人。因此,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2通常认为,作为一个翻译者,最起码要掌握两种语言,但这还远远不够。要成为一位合格的翻译者,必须要懂得两种文化,以此有能力读懂“言外之意”。3。由于文化大体可分为习俗文化、社会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等三个大的方面,因此,论文从习俗文化、社会历史文化、宗教文化三方面来说明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习俗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翻译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关键问题。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习俗用于之间差异,翻译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字字对译,而是传达目的语主要的意思。这也是汉英两种语言差异甚大,不得已而为之。首先,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其优势,就汉语而言,有丰富的四字成语,这些成语不仅丰富了我国文化,还使文章看起来工整,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把这些成语翻译成英语时,更是困难重重,造成沟通障碍。其次,不同民族对于颜色也各有偏好,做一位合格的翻译人员,必须对此有所了解,避免贻笑大方。中国人习惯用“得了红眼病”来形容我们嫉妒别人,但英文却是“green eye or green with envy”。

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是翻译中另外一个不忽略的因素。在本族语的文化中寻求外来文化的对应物,往往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以古代今、以偏概全、甚至以己度人的消极后果,读者容易因此而产生错觉,被误导引入歧途。如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虽然在英语中每样都有相对应的词: writing brush, ink stick, paper, ink slab,然而对于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知道它们的“真实面目”的。在一种语言文化里的每个人都懂得的事物或情感表示,在另一种语言文化里不加解释便会成为捉摸不定的东西这便会造成语义上的不等值。那么这时,就要看译者所持的翻译理论,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如Paint the Lily,西方人认为Lily(百合花)是清白与纯洁的象征,因此,为百合花添上色彩自然是多此一举,但中国人习惯说“画蛇添足"。所以,译者在翻译这一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词时,首先需考虑的是译入语的文化,采用归化的方法更好。

对从事英汉翻译的人来说,不了解西方的宗教文化就无从下手。因为宗教是深深扎在西方人民心中的。英语中的很多典故来源于《圣经》。《圣经》一度被称为“书中之书”。中国人结婚,首先是“一拜天地”,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地”乃主宰我们的神灵,西方却是在教堂,对“上帝”宣誓,钟爱对方一生一世。再如,Adam被译为“人类始祖”(Adam为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这与汉文化是有段距离的,是两种文化差异的突出表现之一,尽管译文在等值方面已达到了统一,但不熟知这种外族文化者一旦站在本族文化角度无意中得其渊源,恐怕一时难以接受,甚至完全拒绝接受,因此译者有必要给予阐释。在此基础上就能揭示这样一种规律:凡与Adam有关的惯用语总与时间的久远或与人类的各种本来情况有关,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彼此看法悬殊。the old Adam指“(唯心主义杜撰的)人性中固有的罪恶,人类的犯罪本性";since Adam was a boy在口语、美语中指“很久以前,老早”。

总之,由于文化因素的存在,翻译只能是基本一致而不是完全一致。对此,奈达指出,绝对等值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即翻译存在着翻译等值的限度。同样,学者王佐良先生指出,翻译里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花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翻译无非就是通过一种语言转达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信息,因此可以说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翻译中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或说,没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翻译过程中有些文化信息是可以等值传递的,这就是有关两种文化共性的东西;还有一部分是与两种文化差异相连的内容,这就成了翻译中的难题。这种难题很多,任何译者都会经常遇到,由于翻译决不能只着眼于语言转换,而是要透过语言表层,了解其深层内涵和文化涵义。因此,译者必须深谙所要交流的民族语言与文化,透彻理解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才能译出既保持异国情调,又为读者所接受的最自然、最接近原文的译文。

参考文献

[1]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

[2]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见《翻译与试笔》。

篇（7）

 

1. 吴歌中的谐音双关语

吴歌是指吴语地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江浙沪等太湖流域地区的同属一个语言文化圈的民歌民谣。吴歌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喜用谐音双关语，是由“谐言”和“关语”构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在吴歌中运用得相当普遍,历史称之为“吴格”。使用最鼎盛的两个时期就是南朝和明朝。

在南朝时期文学艺术论文，《子夜》、《欢闻》、《读曲》等数百首,都是这一类歌谣。其中《子夜歌》凡四十二首,半数使用了谐音双关语。如:“崎岖相怨慕,始获风云通。玉林语石阙,悲思两心同。”后两句即系谐音双关语。“玉林”、“石阙”关语为“碑”,又“碑”之谐音为“悲”;又如:“今日已欢别,合会在何时? 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其中“空局”关语为“棋”,取其谐音为“期”。其它诸如“春蚕易感化, 丝子已复生”(“春蚕”关“丝”谐“思”)；“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芙蓉”关“莲”谐“连”)都是这一类谐音双关语。而在《读曲歌》八十九首中,几近三分之二是用了谐音双关语的。如:“打坏木栖床, 谁能坐相思? 三更书石阙,忆子夜啼碑论文格式范文。”(“三更”关“夜”,“石阙”关“碑”谐音“悲”,“书”关“提”谐音“啼”。) 又:“非欢独慊慊,侬意亦驱驱。双灯俱时尽,奈何两无由” (“双”关“两”, “灯尽”关“无油”谐“无由”)。更有谐音双关语加叹谓构成歌谣的:“奈何许,石阙生口中,衔碑不得语。”可见谐音双关语在当时的民歌中运用十分广泛。而且同一谐音双关语在多种曲调中反复出现, 某些意象关系相对固定, 比如“芙蓉”关“莲”, “方局”关“棋”“, 黄莲”关“苦”,“石阙”关“碑”等等,说明其时谐音双关语运用已经格式化,成为一种相当圆熟的歌谣语言表达方式。吴歌中之谐音双关语,体现婉转细腻的情感特征,为南方人所特有。其以喻传情,以隐寓意,曲折诡谲,扑朔迷离,听众的思绪须得拐几个弯才能真正领会其本意，是这一时期吴地歌谣的重要标识。

明代吴歌十分丰富,也喜用谐音双关语。如刘效祖《锁南枝》之“瞎虫蚁逃生,实撞着你线索。”等,然实不多见。唯近现的天启崇祯年间冯梦龙之《山歌》，谐音双关语俯拾皆是。冯系江苏吴县人,对吴格谐音双关语自然熟悉。其《山歌》十卷用吴地方言写儿女情长,成就极其伟大,是吴歌史上难得的好歌词。请看几首用谐音双关语写就的短歌:[1]

睃

思量同你好得场,弗用媒人弗用财。丝网捉鱼眼上起,千丈绫罗梭(谐“睃”) 里来。

等

姐儿立在北纱窗,分付梅香去请郎,泥水匠无灰砖(谐“专”) 来等,隔窗趁火要偷光。

别

滔滔风急浪潮天,情哥郎扳椿要开舡。挟绢做裙郎无幅(谐“福”) ,屋檐头种菜姐无园(谐“圆”) 。

旧人

情郎一去两三春,昨日书来约道今日上我门。将刀劈破陈桃核,霎时间要见旧时仁(谐“人”) 。

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运用谐音双关语似乎更活,有的经过扩充令节奏更加活泼。如“姐道郎呀好像新笋出头再吃你逐节脱,花竹仿子绘竿多少班(《作难》)。”又:“好似黄柏皮做子酒儿,呷来腹中阴落落里介苦,生吞蟛蜞蟹爬肠(《思量》)。”另外，谐音双关语大都用在短歌中，长篇山歌如《笼灯》、《门神》等却很少见。这或许说明谐音双关语最适用于独具本色的山野短歌。

前人对此问题已经作了大量的钩沉考索的工作论文格式范文。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将《吴声歌》中所用之谐声字概括成两大类.第一类, 同声异字以见意者, 如以上诗所引“藕”为配偶之“ 偶” , 以“ 芙蓉”为“ 夫容” , 以“ 碑”为“悲” , 以“ 题”“ 蹄”为“ 啼” , 以“ 梧”为“ 吾” , 以“ 油”为因由之“ 由” , 以“ 棋”为期会之“ 期” , 以“ 堆”为“ 涕” , 以“ 箭”为“ 见” , 以“ 篱”为“ 离” , 以“ 博”为“ 薄” , 以计谋之“ 计”为发髻之“ 髻” , 以衣裳之“ 衣”为依旧之“ 依” , 以然否之“ 然”为燃烧之“ 燃” 。第二类, 同声同字以见意者, 如以布匹之“ 匹”为匹偶之“ 匹” , 以关门之‘ 关”为关念之“ 关” , 以消融之“ 消”为消瘦之“ 消” , 以光亮之“ 亮”为见亮之“ 亮” , 以飞龙之“ 骨”为思归之“ 骨” ,以道路之“ 道”为说道之“ 道, 以结实之“ 实”为诚实之“ 实” , 以曲名之“ 散”为聚散之“ 散” , 以药名之“ 散”为聚散之“ 散” , 以曲名之“ 叹”为叹息之“ 叹” , 以曲名之“ 吟”为之“ 吟” , 以“ 风”波“ 流”水为游冶之“风流” , 以围棋之“ 著子”为相思之“ 著子” , 以故旧之“故”为本来之“ 故”等。此外, 还有以二字声音相近而谐声以见意者, 如以“星”为“ 心” , 以“ 琴”为“ 情”之类皆是[2]。王运熙先生《六朝乐府民歌》中的《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将谐音分成“同音异字, 同音同字，混合”三类加以论述, 同时还论述了六朝时期普遍使用谐音双关语的社会风气, 并由此上溯到《诗经》与《史记》, 论述了双音谐字的历史渊源, 颇为详尽[3]。可以说, 谐音双关语是吴歌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特色, 已成为历代研究者的共识。

2．交际翻译理论（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由Peter Newmark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即“译者应该将原语文本的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 以其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容易为译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准确的传递出来。”在交际翻译中,译作所产生的效果应力求接近原作,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 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交际翻译把翻译的重点转移到原文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在译文中再现的过程和结果上来。在交际翻译中,译者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比原作更好的作品来,译者有权力纠正或改进原作的逻辑关系, 用优美的语言替代原文中晦涩的文字,去掉原文中模糊、重复和冗长之处, 修改或阐清术语。译者甚至可以更正原文中的事实错误和笔误, 将脚注中的内容添加在正文中。交际翻译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 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合符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来, 并且还能产生和原文一样的语势[4]。

3.谐音双关语的翻译

谐音双关是一种文字游戏, 利用字或词语的语音条件, 使某些字或词语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双重意义。它具有一明一暗双重涵义, 具有能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用一种语言文字形式表达双重意义的功能。这种修辞格是利用词义根本不同的谐音词来构成双关, 表达两层不同的意思, 借以使语言活泼有趣, 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或借题发挥, 旁敲侧击, 收到由此及彼的效果。英语和汉语双关在格式上和修辞作用上虽然大致一样,但由于两种语言的语音不同和表达方式不同, 英语双关译成汉语或汉语双关译成英语时, 中外译者几乎都有捉襟见肘之感, 难以找到理想的翻译。但是, 笔者认为以交际翻译理论为指导, 可以实现谐音双关语的恰当翻译。下面以笔者曾参与编译汪榕培教授主编的《吴歌精华》（英汉对照）[5]一书中处理谐音双关语的例子来论述。

交际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应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 使译文不论是在摘要回到译作的读者这个中心上来。而《吴歌精华》（英汉对照）一书是编译给参加第27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中外嘉宾看的，所以译文必须明白、通畅、易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所以我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是把谐音双关语的字面意思和所隐藏的意思都翻译出来，或者是直接把谐音双关语所隐藏的意思翻译出来文学艺术论文，否则，中外读者往往会不知所云。事实证明，我们的翻译为吴歌起到了很好的挽救和宣传作用，因为吴歌已经越来越少的人知晓它了，正因为此，国家已于2006年把吴歌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来看书中几例：

例1：怜欢好情怀,移居作乡里。桐树生门前，出入见梧子。（《子夜歌》）

译文：I love my charmingsweetheart all the more/ When he moved his house to live near me. / With theTung tree by my door,/ I can see my man as well as the tree.

在这首《子夜歌》中，最后一句“出入见梧子”，“梧子”谐音“吾子”,即“女方所爱的男子”，这里我们把“梧子”(the tree)和“吾子”(myman)两层意思都翻译出来了，同时文学艺术论文，tree和第二句的最后一个词me押韵，整首诗形成abab的韵式。

例2：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子夜四时歌》）

译文：I climb the terrace when the day is bright,/ And stay beside the lakeshore for the night./ I collect lotus when the moonsheds light/ And pick the seeds, with my sweetheart in sight.

此歌中“ 芙蓉” 即“ 夫容” 的谐音, 指被女性所钟爱的男子或丈夫；“容” 是仪容的意思。“莲”谐“怜”, “莲子”即“ 怜子” , 译成口语就是“ 爱你”论文格式范文。这首歌曲显然是女子的口吻, “ 乘月采芙蓉”者, 乘月会情郎也，“夜夜得莲子”者, 即每个晚上都有得到同你相爱的机会，这两句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翻译这首诗时，我们同样把它的两层意思lotus和my sweetheart都译出来了。

例3：思量同你好得场,弗用媒人弗用财。丝网捉鱼眼上起,千丈绫罗梭里来。（《山歌·睃》）

译文：If I’d like to getalong with you, / Neither matchmaker nor gifts I need. / As fish won’t escapefrom the mesh, / So you won’t escape from my eyes. / As satin comes from theshuttle, / So love comes from the first sight.

在此歌中，“丝”、“思”谐音，“眼”双关“网眼与人眼”；“梭”谐“睃”，又与前文“眼”相呼应。冯梦龙有赞语道：“眼上起，梭里来文学艺术论文，谐音双关语最妙，俗所谓双关二意体也。”此诗原文只有四行，但译文却有六行，因为我们把最后两句所隐藏的谐音双关语也译出来了。因为译文的读者是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客人，如果只是直译成Fish won’t escape from the mesh, / And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他们可能不知所云。

例4：情哥郎春天去子不觉咦立冬，/风花雪月一年空。/姐道：“郎呀，你好像浮麦牵来难见面，/厚纸糊窗弗透风。”（《久别》）

译文：In spring, you left andwinter is now here; / In vain I’ve missed you for the whole year. / “It’s hardto see you just like getting flour from husk; / There’s not a bit of news fromyou,” I’ll say to my dear.

在这首《久别》中，最后一句“厚纸糊窗弗透风”意即“没有情哥郎的任何消息”，所以我们直接把这句背后的谐音双关语翻译出来There’s not a bit of news from you文学艺术论文，让读者一目了然。

4. 结语

总之，谐音双关语是吴歌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特色, 是由“谐言”和“关语”构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在吴歌中运用得相当普遍。但是在把吴歌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这种谐音双关语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最后我们根据Peter Newmark所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原则：“译者应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 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并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 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合符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来。”而我们编译《吴歌精华》（英汉对照）一书是给参加第27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中外嘉宾看的，所以译文必须明白、通畅、易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所以我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是把谐音双关语的字面意思和所隐藏的意思都翻译出来，或者是直接把谐音双关语所隐藏的意思翻译出来。事实证明，我们的翻译为吴歌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参考文献：

[1］冯梦龙等.明清民歌时调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王运熙.六朝乐府民歌[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4］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62.

篇（8）

“忠实”还是“背叛”？直译还是意译？同化还是异化？究竟可译还是不可译？对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的讨论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永恒的话题。然而，无论是探讨译文是否应忠实原文，抑或是纠结于应选择尽量保留原貌的直译抑或改头换面的意译，乃至质疑原文的可译与否，这都体现出翻译活动无法逃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面对他者？

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民族性与翻译性已经呈现水融的态势。如何处理语言文化的异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就已经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译论。

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论翻译的方法》，他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翻译观点，认为翻译活动的实现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二是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而其更倾向于“把读者送到国外”的翻译方法，认为真正的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之异，体现他者的异质性。

他的这一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法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学家安托万・贝尔曼进一步上升到了“翻译伦理”的概念。贝尔曼对长期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在其《异的考验》一书中，通过对从路德到荷尔德林这一历史阶段的翻译史研究，探讨了翻译在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翻译要么处于关联之中，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时他还指出翻译的目的事实上是完成一种伦理行为，而“伦理行为是指认可和接纳作为‘他者’显现的‘他者’”。 由此可见，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彰显差异，认可接纳他者，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

贝尔曼的的翻译伦理观进一步启发了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一书中，韦努蒂明确表明他受贝尔曼思想影响至深。他通过对17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史的考察，指出流畅译法或透明译法抹掉了原文里的语言、文化差异，而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包括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政治差异、伦理差异等等。而要真正引进并保留这些差异，则必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非同化。韦努蒂在贝尔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政治因素。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试图以自己的文化同化他者，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而与之相反，异化翻译反抗和消除文化自恋，帝国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思想的核心，即在翻译中抵制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彰显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翻译上，还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材上。他主张选择边缘化和少数化的文本，即选择在话语或流派上与当时已获得经典地位的叙事形式背道而驰的文本。至此，韦努蒂在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方法和贝尔曼尊重吸纳他者文化异质性的翻译伦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翻译差异伦理。

翻译自古以来在促进人类的语言、文化的进步上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研究从对语言文本的研究，过渡到对文化的研究，而又进一步进行伦理转向，这与每个时代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的提出，是处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语言文化统治德国的背景之下。作为一名爱国者和政治激进主义分子，施莱尔马赫希望德国能保留住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尊严，因此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保留外国文本在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差异的凸显来丰富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挑战法国的霸权主义。无独有偶，韦努蒂在对17世纪以来的翻译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英美国家和非英语国家之间的翻译活动交流极为不平等，在英美国家同化的流畅翻译占主流地位，而在非英语国家，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则大多采用异化的策略。因此，其之所以大力发展施莱尔马赫和贝尔曼的理论，也不无出于抵制当今英美霸权主义文化的入侵的目的，避免弱势文化被予以同化。

贝尔曼曾指出，每种文化都具有骄傲自满的特性，因此在本质上都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然而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有关文本的字面转换，其更是有关两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性格的交流与争锋。王东风先生说过：“翻译，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或者意味着异质增加，活力增强。强势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利话语反过来利用这外来的破坏力，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本土文化的强势地位；弱势文化则常常在这外来的破坏力前显得束手无策，最后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颠覆。而拒绝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则只能是封闭、保守、落后，最后走向灭亡”。

纵观中国历史，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面对外来的他者，中国译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正体现了文化的强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翻译。第一次是公元2世纪到7世纪盛行的佛经的传播，第二次则是16世纪基督教的盛行，最后一次则是19世纪西方思想的输入。在这三次大规模的异域文化输入过程中，翻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勒菲弗尔看来，大多数译者在这三次翻译中，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化的翻译策略，尤其是前两次宗教的传入。面对根植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译者们在翻译佛经及基督教经典时，不得不对原著进行适当修改，使其顺应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家道德观，以便便于中国人民接受。譬如佛经中关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的原本阐述为：“双亲养大我们，我们养双亲；为了他们（双亲），我们要做应做的事；保留家系；承继财产；在适切得时候供奉祖先。”而在翻译成汉语之后，则补充了“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儒家思想。而利玛窦在传播基督教时，将耶稣翻译成“天主”以及后来的“上帝”，则是在翻阅儒家经典后，发现“天”以及“上”与“帝”在中国人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含义。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翻译过程中，异化与同化同时并存。以鲁迅、、梁实秋和徐志摩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派，就主张以西方为本，不作任何抵抗，利用异化的翻译来全面改造本土文化。鲁迅在给其朋友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虽然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已明显处于弱势文化，但当时的人们仍然自豪于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主观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所以这些译者入严复、林纾、傅东华等为了更好地迎合读者的口味采用了归化策略。但是在民族文化输出上，由于清政府闭关自守，中国的辉煌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译者们在翻译时也主要以翻译外来作品为主，而很少将中文翻译成英语，并且在翻译时由于担心西方读者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就尽量采用了通顺流畅的同化翻译。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中文进入了英语。由此可见，翻译作为对话的手段，采用“异化”还是“同化”，如何面对他者，基本上由国力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而定。

当儒家思想强势不可的情况下，弱势的佛教及基督教教义便需要将自己同化，以更好的渗透于强势思想中。而当中国文化处于弱势之时，有识之士便采用异化的策略，基本保留强势文化的全貌以向读者指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差异性，借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同时抵抗文化霸权。对他者的态度，对差异的处理，随着时代背景国家强弱的不同而不同，同样也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融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国与国之间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而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同时也备受实行霸权主义的质疑。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译者，在翻译中如何调和我国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关系，如何面对文化实力迥异的他者，把握翻译的“度”，是每个译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面对更强势的文化，输入文化时采用异化？而面对文化实力薄弱的文化，采用同化，抹去它的异质性？其实，国与国的相处，文化与文化的碰撞，便如同人与人的相处。孔子曾说过“和而不同”，这一观念莫不显示着对他人的存在，对他人价值观的尊重，无论对方强弱与否。

因此，当代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讨论的实质不是关于何者更能忠实传达原意的翻译策略或方法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态度问题。面对文化他者，译者应该寻求差异、发掘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求同，这是当代翻译研究对翻译的人文价值所作出的价值评判。所谓求异，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所谓求同，就是在他人文本中取其所需， 利用他人文本来实现自身价值和目的。对差异的尊重就是对他人的尊重。贝尔曼曾提出一个历史翻译的概念，在他看来，那些创造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历史的翻译，无论是个人翻译还是集体翻译潮流，都应称之为历史翻译。我们希望在的原则下，中华民族能够迎来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在尊重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他者的精华，传播自己的特色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Berman Antoine， L’Epreuve de l’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Gallimard，Paris，1984.

[2]Berman Antoine，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Gallimard， Paris，1995.

[3]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Routledge， London， 1998.

[4]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London， 1995.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4.

[6]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

[7]彭萍，《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8.

[8]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载《中国翻译》，2003.

篇（9）

(一)动植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喜欢的动物或植物，不同的民族对同一种事物的态度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dog，英语中有大量俚语: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Everydoghasitsday(人人都有幸运之时);Heisaluckydog(幸运儿)等都表现出对狗的喜爱。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狗是受人鄙视的动物，一般带有狗的习语都是含有贬义色彩的、骂人的话语。比如“猪狗不如”“狗仗人势”“走狗”“狗腿子”等。又如猫头鹰，在中国是不吉祥的，预示着要死亡的鸟;而在英国等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aswiseasanowl”，owlish都是形容人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另如goat，中国人认为goat(羊)是温顺、听话的动物，但在西方国家有“色鬼”“牺牲品”的意思。

(二)颜色鉴于各地所处地理环境与生活处境各异，颜色词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偏差，而即便是相同的色彩，从东西方环境和文化角度来说也包含着各自迥异的含义。中国红代表大吉大利，是喜庆、美好、欢快的象征，在结婚宴席等大型庆祝活动上，都以红色为主调来装扮环境、突出氛围。中国的鞭炮是红色的包装，过年的对联一定是红颜色的，送人的一定是“红包”，“开门红”蕴涵的一定是好运开始的寓意。另外，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红”代表和年轻女子有关的事物。“红妆”是女子的衣着，“红颜”指美丽的女子，“女红”指以女人手工制作出的传统技艺。然而英语中的“red”和汉语中的“红”所代表的意义就有所不同。例如“paintitred”的意思是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这样就含有贬义。在中国，白色意味着悲怆、哀伤和死亡。同样的白色在西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它是洁白和纯真的化身，在教堂，结婚的女方身着飘逸的白婚纱，喻示着纯洁和贞洁。而在中国，充满喜气的红色却在西方象征着战争、对抗、流血，总之和暴力甚至死亡密切相关。外国翻译家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时，对这部著作的书名就采取了回避态度。而是使用了《石头记》这个与红色无关的名字。这样的翻译既保留了原著的开篇本意，又不至于让西方人一看书名就产生排斥反应，从而达到了很好的翻译效果。再比如在翻译《红楼梦》时便对“红”做了灵活处理: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译者把“怡红院”译为“GreenDelights”而不是“RedDelights”，主要是从西方文化角度出发，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信息对等转化，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

二、价值观念对翻译的影响

价值衡量会因为文化审美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是地域文化和东西方文化差异构成的结构原因，也是区域文化的深层烙印，它深刻左右人们的心态、视角和审美方式。

(一)道德观念西方法律文化是一种个性化突出的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维权思路。于这种利益环境脱胎下生成的人性文化，这种体现生命个体意识，高扬公平、奋斗以及自由的人文思想严重冲击着东方地域文化和法律意识。“individualism”这样的价值观到了中国汉语中则是“个人主义”，完全成为一个贬义词，它与“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相背离，在中文中被解释为“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把个体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仅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观念和做法。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对于这种“喻于利”的小人，是要受责、挨罚的，严重者还要入刑。

(二)神话传说不同的沃土孕育出来的文化是有区别的，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学作品也是异彩纷呈。要想深入地解读作品，把握文中的思想，就必须了解其形成文化背后的沃土。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故事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出现得非常频繁，许多西方文学艺术家们都曾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过程中，多次出现引用了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场景，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表现效果。但是如果对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了解不充分，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深刻思想。所以在翻译工作中，需要有效把握多元文化下的表达方式，通过掌握神话的内涵思想，传达出原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最广为人知的“阿喀琉斯之踵”来说，“ShynessisherAchilles’heel”。Achil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战争英雄，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把他浸到冥河中洗浴，这样他的身体就可以刀枪不入，然而入浸的时候他的母亲是握着他的脚踵的，这成了他的致命弱点，结果他被对手用箭射中脚踵而死，所以“Achilles’heel”代指一个人的致命弱点。所以“ShynessisherAchill’heel”是“害羞是她的致命弱点”的意思。明白了这些神话故事，有助于翻译工作的进行。

三、多元文化下的翻译策略

对于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论述上，关注文化间的差异有助于把握作品的中心思想，做到“信、达、雅”的信息完美传递。翻译的终极任务就是拉近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中间架起一座桥梁，有效地传递信息。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曾经极力呼吁要学会“拿来”，这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文化立场。“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造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既然是翻译，就要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翻译，实际上也是一种再创作。从鲁迅所译的《死魂灵》可以明确地看到他通过积极能动的翻译活动，对促进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在充分认知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异文化采用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与气魄，推动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翻译的实质是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存在的，语言是服务于文化思想的表达的，文化的性质决定了翻译的艺术形式。在小说《名利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SheisjustasrichasmostofthegirlswhocomeouttoIn-dia．Imightgofarther，andfareworse．”在这段话中，并不能只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进行翻译，它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正如杨必所翻译的，“跟那些出国到印度去的女孩们比一比，她不见得穷到哪里去。说不定我左等右等，反而挑着个不如她的”。在原文学作品中，并不是要强调路程的远近和所花路费的多少，所以译者将原文蕴涵的深层内涵结合文中的语境转化成了汉语的表层结构，反映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思想，减少了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

篇（10）

二、风俗习惯差异，造成词汇的涵义不同

风俗习惯的不同，使人们对于同一词汇的使用方法不同。中国是一个崇尚儒家文化的国家，尊老爱幼是一个人的基本品德。在生活中，我们习惯有老奶奶、老爷爷、老太太这样的称呼，老字在中国意味着受人尊敬。而在英美国家则不同，在他们的观点中，“old”意味着他们没有价值了，没有生存的意义了。在进行英汉翻译时，需要对“old”进行合理转换，翻译为令以尊敬的即可。另外，在中国的日常交流中，人们经常会提出工作、年龄、收入、婚姻等问题，大家乐于谈论这些，来增加彼此之间的熟悉度。而在英美国国家，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如果你询问，就说明你没有礼貌。这就提醒我们每一位英汉翻译者，需要认识到英汉语言中所暗藏的思维与风俗问题，尊重不同国家之间的风俗习惯，将翻译工作做准做精。

三、地域环境差异，造成词汇的涵义不同

篇（11）

中国的电影翻译事业已走过了五十多年辉煌的历程。在这半个世纪中,电影翻译工作者给广大观众奉献出了许多优秀的译制片,观众从这些优秀的译制片中不仅领略、了解到了异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感受到了语言给人带来的无穷魅力。许多优秀译制片中的精彩对白已成为中国观众争相传诵的佳句。如“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前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几代身处逆境中的中国观众。由此可见,电影作为大众传媒,其社会效应是无可估量的。然而,在学术领域内,由于受世俗偏见的影响,电影翻译研究却颇受冷落,翻译研究人员似乎“完全把这一领域给忽略了。”[1](P99)为此,我国著名影视翻译界学者钱绍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远不如文学翻译。”而这“与影视翻译的社会作用不相称。这一现象亟应引起翻译界的注意。”[2](P61)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

一、语言与文化意象

语言(Language)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语言在有声电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声画同步的视听艺术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拟现实,创造出酷似“真实”的艺术时空。如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简爱》、《王子复仇记》、《叶塞尼亚》等优秀译制片中那玲珑别致、清晰明亮、颇具异国风情的语言,逼真、自然、随意,充满了生活气息。因而这些精彩的对白、片段令人百听不厌,久久不能忘怀,它们留给观众余韵不尽的美的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image)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3](P184)物象(Physicalimage)与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形成意象的客观事实;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引伸意义。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具体来表现抽象,以已知或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4](P137)如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赋”中用蜉蝣这种朝生暮死的小昆虫来比喻人生的短暂,人很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5](P509)英语谚语Itisthelaststrawthatbreaksthecamel’sback.[6](P1578)意为“骆驼负载过重时,再加上一根稻草也会把它压死。”谚语中意象词语thelaststraw“最后一根稻草”,生动形象地寓意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无可忍的极点。”

二、重构文化意象

译制片又称翻译片,顾名思义,一些国外优秀的影片必须通过翻译方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电影翻译与其它文学作品翻译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但电影翻译又有区别于其它翻译的特殊性,即其译文要做到能见之于文,形之于声,达之于观众。著名翻译家Nida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直接或是间接地反映一个相应的文化,词语意义最终也只能在其相应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几乎很自然地体现在语言上的不相同。”[7](P28)

汉语、英语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汉语是象形文字而英语是一种字母文字。要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际间进行成功切换,这对电影翻译工作者来说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电影翻译工作者不仅给观众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优秀译制片,同时也给电影翻译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英国电影RedShoes播放时被译成“红舞鞋”,觉得也无可厚非。此片主要讲述了英国一名芭蕾演员面对爱情与事业而不能作出正确抉择,最终走向断崖的凄惋的故事。尽管“红舞鞋”正确无误地译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紧扣剧情,但直译的平铺直叙,没有更深的寓意。观众如果光看片名,确实难以激起任何联想的波澜。80年代后期,在一次外国优秀影片巡回展的大幅广告上RedShoes这部英国影片片名被译成了“红菱艳”,细细品味“红菱艳”这一译文,译者把那双纤巧的红舞鞋比作了中国观众妇孺皆知的红菱。它寓意红菱虽生长于浊水污泥,却娇艳迷人,特别是那两只弯弯的红菱角,犹如中国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虽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泪,有的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红菱艳”这一片名隐含穿着如红菱般舞鞋的艳丽却薄命。

译者把这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红菱”注入其翻译中,从而成功地重构了一幅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悉、能会意、肯接受的崭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构(ReconstructionofCultureImage)这一巧夺天工的翻译手法在电影翻译中随处可见。如美国电影WaterlooBridge这一片名原意为“滑铁卢桥”。众所周知,1817年英国在泰晤士河上出资建造了滑铁卢桥,以此来纪念威灵顿公爵指挥英国军队打败拿破仑而取得的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如果依据英文直译成“滑铁卢桥”,乍一看,观众定会认为这是部与拿破仑打仗有关的战争片或介绍与该桥建筑有关的纪录片。但看过此片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

影片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玛拉在滑铁卢桥上结识了青年军官罗依,并成了恋人。而后,玛拉获悉罗依战死疆场,痛不欲生,为了生存沦落为妓。当罗依奇迹般地出现时,她无法面对现实,为了爱情和名誉,她再次来到与罗依初恋的地方,丧生在车轮滚滚的滑铁卢大桥上。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中,有着许多与之相仿的神话传说。如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陕西省蓝田县一年一度的“蓝桥相会”等。而“蓝桥相会”的传说与WaterlooBridge故事情节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译者把原名“滑铁卢桥”译成了“魂断蓝桥”,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城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蓝桥”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一看到片名即刻领悟到这是部关于爱情的电影。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的意义在于它能及时有效地达到使译文与观众勾通,使观众心领神会的效果,由此来吸引广大的影迷,创造译制片票房纪录的新高。仔细认真研究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这样的翻译手法会不时令人拍案称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润

由于中外观众知识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电影翻译工作者应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那些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地域文化、宗教习俗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电影翻译中如果对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润(ModificationofCulturalImage)处理,就事论事直译,会造成这一文化意象的缺损,文化涵义支离破碎。英国电影《魂断蓝桥》[8]一开始,有这样一段画外音:Announceer’sVoice:At11:15thismorning,thePrimeMinisteer,speakingtothenationfromNumbeerTenDowningStreet,announcedthatGreatBritainisatwarwithGermany.

广播员的声音: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应该指出此例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层意义。但对“唐宁街10号”这一隐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补充说明的话,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观众会茫然不知其所云。其一、观众不知道这个“唐宁街10号”在什么地方?其二、他们更不知道广播员在这里特地提及这个地名有何特别的寓意?为了使电影译文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达之于广大观众。译者宜对上述译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补修润,如:

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通过增补“英国首相府邸”,观众这才真正认识到了“唐宁街10号”的“庐山真面目”。至此,“唐宁街10号”所隐含的意象立体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观众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宁街10号”的全部文化内涵。又如:

Peter:Oh,this?Well,IlikeprivacywhenIretire.Yes,I’mverydelicateinthatrespect.Pryingeyeeeesannoyme.BeholdthewallsofJerichho!Err,maybenotaaasthickaastheonesthatJoshuablewdownwithhistrumpet.Ijustshowyoumyheart’sintherightplace,I’llgiveyoumybestpairofpajamas.DoyoumindjoiningtheIsraelites?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哥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此例选自英国电影《一夜风流》[9]。这段对白译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在这段译文中出现了“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三个与《圣经》历史故事有关的词语。众所周知,东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国,中国观众对佛教还可略知一二,而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宗教历史文化就知之甚少了。因而在影片切换的瞬间让中国观众把上述三者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件难事,他们会搞不懂这“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译用于上述译文中不仅令中国观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失去了电影翻译的真正意义。

为使中国观众明白这三个词语间的关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丰满起来,译者应在电影翻译过程中对这段文字作如下润色: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哥城墙,虽比不上《圣经》里以色列人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由于对“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些出自《圣经》故事的词语增补了必要的文化涵义修润词后,观众不仅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同时在上下语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后一个词语“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润增强了语言文字在语境中的透明度;增强了文化意象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转换

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会给它“刷上不同的颜色”。缘于此,文化意象的错位(NonequivalenceofCultureImage)会具体表现为作为喻体的文化意象上的差异。换言之,在一种文化传统中一个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国电影《呼啸山庄》[10]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Isabella:It’sabrother’sduty,dearEdgaar,tointroducehissisteertosomeothertypethanfopsandpaleyoungpoets.

Edgar:Oh,youwantadragon?

Isabella:Yes,Ido.Withafierymust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