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09-18 12:11:24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欧债危机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欧债危机论文

篇（1）

过去的2011年，是内忧外患多种因素繁杂交织的一年。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主权信用危机恶化，欧美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经济再度衰退的忧虑充斥市场。整体来看，欧债危机是中国外部经济面临的一场重要危机，怎么应对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探究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之前，我们先简单谈一下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将债务杠杆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府联手利用公共财政的“再杠杆化”掩盖了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但是这种掩盖是暂时性的，自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最常想起的词语就是“高赤字”。

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经济政策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常年的不对称性使得各项矛盾和问题得以积累。在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矛盾开始暴露，直指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货币一体化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资平台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对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优势。另一方面，欧元区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各国的实体经济结构不尽相同，这样更容易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影响。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显著缩小这种差异。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无法也不可能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从而增加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随的则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缺乏一种活力，并且在财政支出上远高于非高福利国家。不得不说，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出来。欧美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的经济主要还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导致人民币“升值”

最近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被升值”还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

（二）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

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如果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此外，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动出口将会增加，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可能会继续下滑。

（三）外汇储备缩水

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我国防范外汇资产的缩水问题，必须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即不仅需要关注投资的收益，也要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转贴于　（四）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

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欧元和英镑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五）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中国的外需影响较大

欧债危机已经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同时还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外需短期内继续承压。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是不能太乐观。因为首先，我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观”，使得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财政入不敷出；其次，当面临经济下行是，政府刺激计划会使财政负担加大，可能造成通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

（二）注重转方式、调结构，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的局面警示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拉动经济更好更长效的动力。此外，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

（三）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篇（2）

200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了针对2007—2008年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在2007年至2008年，世界经济仍然看好并能继续强劲增长”，“未来的总体风险看来要比6个月前来得低”（IMF，2007）。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是相当的乐观。然而，紧随而来的一系列危机似乎超出人们的预期。这使得世界经济遭受空前的冲击。Mundell（2011）认为这一系列危机包括四个阶段：（1）美国次级债券危机；（2）美元的升值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3）美国和全球经济衰退；（4）欧洲债务危机。

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低税率、低利率和低汇率使得美国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过度繁荣。信用评级低于正常水平的高风险次级债券被大量发行。这些高风险债券也成为追求高回报的投资银行看好的投资产品。2007年夏，美国住宅抵押市场转向，房价下跌。银行业持有的大量以房产为抵押的证券（包括次级债券）价格下跌。按照会计准则中的市场定价（mark-to-market）规则以及反映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巴塞尔协议，银行业开始大量举债来填补银行资本的折损。美国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由次级债券引发的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在此期间，由于全球范围内美元的融资渠道被打破，出现对美元需求的全球性短缺，美元升值（徐以升，2011）。强势美元使得美国产品竞争力下降，房地产市场价格进一步下跌，美国经济衰退并直接或间接通过投资、国际贸易等渠道传递到全球。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Mundell，2011）。目前整个危机仍然继续着，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危机显露的重点会不同。

本文分为三部分。首先，着重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各种原因。其次，分析欧元可能增加的波动性风险。最后，提出我国企业如何规避欧元汇率波动风险。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次级债券危机造成全球经济发展趋缓，进而使得原本经济发展不畅的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希腊等国家出现国家主权债券违约的可能。这些国家包括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等国家（简称PIIGS欧债危机五国）。希腊等欧债危机国家出现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仅是个别国家经济出现问题，而是有更深更广的原因。这涉及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在最初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高福利经济制度的局限性，欧盟规章制度的约束力有限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外部冲击等因素。

1.欧元区财政制度上的缺陷。1961年Mundell在他的论文中提出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的理论，在由几个国家或地区整合的市场区域中，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使用同一种货币或是有紧密联系汇率的几种货币，能减少参与成员国或地区之间的汇率波动，从而使得货币区社会总财富最优化。该理论在Mundell提出后，Mckinnon(1963) 进一步提出：越开放的经济体，国际商品价格的波动会直接或间接传递到国内商品价格上，结果使得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工具的作用越小。Kenen(1969)又提出：进出口中，生产和消费多样化能减少外部对特定行业的冲击。因而，含有多样化生产和消费的伙伴国家，能够用更少的成本应对外部的冲击。这样的伙伴国家能更好获得单一货币区的好处。

正是在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指引下，欧洲经济一体化得到逐步的发展。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签约国统一采用欧元。欧元在2002年1月1日开始起用欧元货币，成为欧元区法定货币。使用欧元的各个成员国，放弃发行本国货币的权利，而统一使用欧元。欧元的货币政策由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负责。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各个成员国对内使用同一货币，对外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欧洲中央银行采取盯住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目标。从法律层面上，要求欧元币值稳定。欧元区成员国采用同一货币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成员国之间的结算成本，增加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但是，欧元的先天不足之处是：各个成员国仍然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政策的制定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统一，为目前的欧债危机发生埋下伏笔。由于各国无法应用货币政策（使得货币升值或贬值）来调节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各国只能使用财政政策来调节。一些欧元区成员国政府为扩张财政，过度运用债务杠杆，使得公共和私人债务比率上升，甚至面临国家财政有可能出现经济意义上的破产情况。转贴于　 2.高福利经济制度的局限性。希腊等债务缠身国家，失业率高，经济发展停滞。在加入欧盟之前，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很高，本国货币币值低。在加入欧盟以后，由于采用统一的货币欧元，币值升值（实际上是币值高估），同时采取和其他欧元核心国家相同的利率，极大地降低了融资成本，使得希腊等欧债危机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激增。同时，这些国家在福利政策上采取与德、法等欧元核心国家相同的福利水准，使得政府的公共开支增加；在欧债危机国家，欧元的币值所内涵的实际汇率高，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因为币值高而下降，导致国际收支逆差，失业率增加。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债危机国家富余的劳动力如果能转移到其他国家就业，也能维持经济均衡。但实际上，由于文化、语言等现实因素，理论上期望的移民大潮并没有出现（余永定，2010）。对待增加的失业人员，政府按照高福利的水平要支付昂贵的失业救济，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由于货币政策的丧失，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只能通过增加债务的方法。

3.“稳定与增长公约”约束力有限。1997年欧盟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其目的是保持欧元区的稳定。该公约规定欧元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如果超过规定，欧盟委员会会要求成员国在一定时间框架内减少过量的财政赤字{1}。按照该公约，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如果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的0.5%的罚款。但是事实上，该公约出台不久，德、法等欧洲大国即超过公约提出的限制比率，但并没有遭到惩罚。使得该公约的信誉造到极大损害。其他欧洲小国政府更是不断增加财政赤字来应对经济衰退。如何增加财政政策实施的纪律性，已经是成为摆在欧盟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4.经济体的外部冲击。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客观上为PIIGS欧债危机国家受到区域外的经济危机的冲击提供了条件。始于美国的次级债券危机，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使得原本经济脆弱的PIIGS等国家，首先暴露出其主权债务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趋同标准。与此同时，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连续下调危机各国的主权债务评级。国际投机机构大肆看空欧元的炒作，进一步加剧了欧元债务危机。

二、欧元汇率波动的可能因素

从经济理论角度分析，影响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通货膨胀、利率、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等。

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对货币汇率有影响。但由于欧洲中央银行从法律上要求以通货膨胀目标制（年通货膨胀率2%）为货币政策目标，欧洲中央银行不可能实施让欧元对内贬值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样，欧元区是否能保持经济增长并改善国际收支平衡，成为长远来看影响欧元汇率的主要因素。尽管欧元区有各种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不大，欧元区更有可能通过解决这次欧债危机而加速欧洲成员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整合进程。Eichengreen(2010)指出，如果欧元区解体，各个成员国在经济、政治、程序和法律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障碍。如果各国重新启用本国自己的货币，会对各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比如，德国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国家。如果重新启用德国马克，德国经济会因新马克升值而致出口竞争力下降；而PIIGS等欧债危机国家会出现本国货币贬值，资产缩水，资本外逃，融资成本增加，债务负担恶化。同时，欧元也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而政治一体化的重要基石。任何国家退出欧元区，意味着在与欧洲其他国进行政治、经济以及外交领域的博弈中，将因缺失主导权而被边缘化。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面并没包含成员国退出欧元区的规定。事实上，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以及各成员国政府积极筹集资金拯救危机各国，也表现出各国政府维护欧元区统一的政治决心。这些努力也增加了市场对欧元长期远景看好的信心。

篇（3）

2009年11月希腊新总理上台后，发现上届政府隐瞒了真实的财政状况，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随之下调了希腊政府的主权信用评级。2010年4月，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进一步下调至垃圾级别，从而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此后，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也被相继下调。2011年9月，穆迪调低了法国两家银行的信用评级，欧债危机由欧元区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欧洲乃至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市场担忧情绪不断升级。

一、宏观经济角度

（一）欧洲国家经济的结构问题

众所周知，欧债危机始于希腊，接着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也出现主权信用危机。这些国家自身结构存在问题和经济的失调直接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总体来看，一方面，这些欧洲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平衡，缺乏“生产性”，即国家的工业基础薄弱，实体经济空心化；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不平衡，人口老龄化加剧，增加了财政负担。以希腊为例，希腊经济结构脆弱，以旅游业、农业和航运业为支柱产业，过于单一、集中，而制造业基础十分薄弱，电器、汽车和船舶等工业品严重依赖进口，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2010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52.57%，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4.62%。同时，政府从国外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共福利支出而不是用于发展经济，资金的边际产出很低。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终究不能用国家债务来弥补，所以导致了危机的出现，即使是欧元区核心国家也不能幸免。

（二）三大评级公司的不公正评级

从欧债危机爆发到在整个欧元区蔓延的过程中，国际三大评级公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均下调希腊政府的主权信用评级是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接着，在欧元区诸国偿债高峰危机警示的非常时期，三大评级机构降低其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和欧盟出台了相应救助方案后，受援国家制定改革计划时，三大机构又进一步降低了受援国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联系之前美国次贷危机中三大评级机构的表现，不得不对其评级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因此在欧洲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评级机构的并不公正的评级，加剧了危机的恶化，对危机的升级有推波助澜之嫌。

（三）欧元区内部制度问题

欧元区是指欧洲联盟成员中使用欧盟的统一货币——欧元的国家区域。1999年1月1日，欧盟国家开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和在实行欧元的国家实施统一货币政策。2002年7月，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的合法货币。欧元区内部存在着诸多不平衡的问题。

首先，欧元区的成立本身就潜藏着分裂的隐患。欧元货币体系涉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结构等存在差异，仅靠欧洲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缺乏其他行政力量控制，必然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当各国发生利益冲突时，欧元体系自然难以维系。欧债危机的爆发，让世界都看到了这一点。

其次，欧元区缺乏有效的制度或机制遏制国家间的“劫贫济富”的局面。欧元区各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没有利率自主权，也没有调控汇率的能力。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和不同的利益诉求，采取的统一的汇率相当于各成员国的平均汇率水平。对经济实力强的德国等国家而言，汇率被低估，从而有利于出口；但对经济实力弱的希腊等国家，出口则受到压制。这就会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使欧元区内部存在着财富由穷国向富国转移的机制。但因欧元区没有形成一套对冲机制，最终导致欧元区经济不发达国家不堪重负，率先出现问题。

最后，欧元区制度僵硬，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统一的汇率调整，这是欧元区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同时兼顾各国的需求，只能偏向经济发展成熟的德国等国，而使得边缘国家的经济逐步恶化，经济出现高通胀、低增长现象。例如2002年，欧洲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利率，实施扩张货币政策，使得德国经济增长加速而导致爱尔兰等国原本很高的通货膨胀率进一步升高。

（四）历史原因：希腊从开始加入欧元区时就不满足要求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指出，“欧债危机并非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几十年错误积累的结果”。这就是说，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历史原因的积淀所致。关于欧债危机的历史原因，主要包含两点：

其一，希腊等国加入欧元区时潜藏的危机。欧元区成立之初，欧洲各国在短期利益驱使下，通过各种手段修改财政数据，加入欧元货币体系，如希腊2001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时，使用“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使账面上的10亿欧元债务暂时消失，留下了10年偿还90亿欧元的债务，为危机埋下伏笔。为维护欧元区经济稳定，减小风险，欧盟《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总量的3%，债务规模不得超过本国GDP总量的60%。但2009年11月，新上任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前希腊总理公布的2009年政府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应由3.7%上调至12.5%，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调为113%，均远远高于《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比例。

其二，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学术界有大量研究表明：欧债危机与金融危机存在着内在联系。在金融危机中，欧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使得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大幅上升。而但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未散尽，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的财政赤字已诱发了政府主权债务危机。Reinhart和Rogoff（2010）分析出全球金融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的传导机制：首先是私人债务的激增导致银行业出现危机，政府为尽快从危机中走出，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造成主权债务危机。

（五）高福利增加了财政负担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加上高福利是各政党竞争上台筹码，一些欧元区的边缘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逐渐向德国等核心国家看齐。这些国家并没有敦实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却要努力维持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政府支出和债务不断加大。当借债的规模不断膨胀，而国家却无力偿还债务时，便产生了主权债务危机。

二、一体化理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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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背景

2007年，次贷危机席卷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在2008年演化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对各行业都造成重创，也成为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尚未走出次贷危机阴影的世界经济在欧债危机更强劲的冲击下陷入了持续疲软的恶性循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周期进一步延长。

从目前情势来看，中国持有的欧元区金融资产非常有限，持有欧债、美债的银行大多已计提减值准备，因此，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金融层面的负面影响有限，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贸易。2009年至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同比上年分别减少34.2%、6.4%、14.5%，贸易顺差连续3年下降，主要原因在于欧元区的需求放缓，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持续处于低迷状态。

“危”和“机”从来都是并存的，危中有机，机可克危。国内外大量案例表明，金融危机往往伴随着老企业兼并破产和新企业重组重生。欧债危机为中国企业投资欧洲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欧洲大批资金链断裂的企业相比，中国银行资本金充足率良好，大多企业现金流充裕，发展平稳，如果能够寻求到合适的并购机会，以投资带动出口，对于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加速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提升民族产业的世界影响力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数据显示，2010年较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从约300亿美元增加到394.3亿美元同比增长30%，2011年海外并购交易总金额达到429亿美元，同比增长12%。

但是，在海外投资日趋活跃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潜在的并购风险。从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石油失败，到力拓撤销与中国铝业的合作，到腾中收购悍马失败，再到华为并购3Leaf受阻，风险贯穿于整个并购活动的始终，其中财务风险是企业并购成功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企业应对并购过程中的财务风险及早识别并控制。

2.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的定义

企业海外并购中的财务风险，是指由于并购评估、定价、融资、支付等各项财务决策所引起的企业财务状况恶化或财务成果损失的不确定性。相应地，企业并购财务风险主要包括评估风险、定价风险、融资风险、支付风险和整合风险，各种风险来源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和制约，共同决定着财务风险的大小。

3.企业并购在不同阶段存在的财务风险

3.1并购准备阶段

并购价格是并购决策的核心，因此，并购准备阶段的财务风险主要是目标企业价值评估风险，即评估风险和定价风险。对目标企业价值评估不当而导致并购企业财务亏损主要原因在于，海外并购双方处在不同的国家，双方的运营背景有着较大的区别。收购方对目标企业所在地区的人文环境、经济环境、行业竞争环境和居民消费能力等问题了解有限，因此无法对目标企业进行完善的价值评估，导致风险的存在。尤其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经济背景下，资本市场瞬息万变，给企业并购前的评估和定价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3.2并购实施阶段

并购实施阶段的风险主要体现为融资风险、支付风险和偿债风险。

跨国并购的融资风险主要是指并购企业能否按时足额地筹集到资金保证并购的顺利进行，资本结构、财务杠杆、融资成本都是影响融资风险的因素。融资方式单一化一直都是我国企业并购融资市场的首要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逐渐繁荣，融资工具已比较齐全，但是在实际的并购活动中能选择的融资方式非常有限，企业并购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这一外部融资方式和自有资金这一内部方式。

支付风险主要是指与资金流动性和股权稀释有关的并购资金使用风险。支付风险主要在于企业未来的资金结构问题。因此，在充分考虑并购双方资本结构的基础上，企业应充分降低支付成本和未来资金流动性风险，并结合并购动机选择合理的支付方式。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支付方式主要有三种：现金支付，股票支付和混合支付。其中，以现金支付比例最大，相应地企业融资来源也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单一的支付方式和资本结构会给企业带来现金流困境，不利于海外并购后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3.3并购整合阶段

整合阶段的财务风险一方面来自对并购后企业的实际运营状况存在主观估计误差而产生错误的经营战略，主要来源于企业重组后资本结构的不合理。通常情况下，被合并方在融资方式、资本结构上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合理性，重组后企业规模的增大，也使得融资难度进一步增加，导致合并方也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进而导致合并失败。

另一方面来自偿债风险，重组后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导致的缺乏足够的资金偿还在并购中支付的大额债务，继而导致新企业资本结构恶化的财务风险。对于企业的偿债风险主要考察以下三个指标：短期偿债能力、长期偿债能力和产权比率。对于以现金支付为主要支付方式的中国企业，原本在并购过程中就已经使用了大量现金，如果并购后没有足够的现金还债，会导致本就不合理的资本结构继续恶化，负债比例过高而导致破产倒闭。

4.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的控制

4.1针对评估风险

评估风险是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性产生的，并购方对目标企业的真实信息的了解永远少于目标企业对其自身信息的了解。并购双方信息不对称是产生目标企业价值评估风险的根本原因，因此并购方应尽可能加强信息的收集，在并购前对目标公司进行详尽的审查和评价。要充分利用公司内外的信息，包括对财务报告附注及重要协议的关注。收集的信息越充分、详细，信息不对称的风险越小，并购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

4.2针对定价风险

并购方应对目标企业的经济环境、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进行详细的分析，合理预期目标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价值评估模型，做出接近目标企业真实价值的定价，从而降低定价风险。

按照并购目的和被并购方实际情况的不同，可参考以下定价方法：当并购目的是取得海外资产或者被并购方为破产清算的企业时，使用以资产价值基础法为主的定价模型比较合理；当并购属于战略性收购时，应采用以收益法和贴现现金流量法为主的定价模型；其他情形下，并购方可以综合运用多个定价模型分别给出定价并赋予相应的权重，取加权平均后的定价为最终定价。

4.3针对融资风险

融资风险主要源于融资结构不合理、融资渠道单一，因而采用多种融资方式，合理规划融资结构，改善资本结构状况，是防范融资风险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要控制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要比较不同融资方式的利弊，通过将不同的融资渠道相结合，做到内外兼顾，以确保目标企业一经评估确定，即可实施并购行为，顺利推进重组和整合。

4.4针对支付风险

企业在选择并购的支付方式时，需要结合自身的利益，保持公司最佳的财务结构的同时降低资本成本，根据自身获得流动性的能力和各种支付方式的优缺点，对支付方式进行结构设计。

现金支付简单、迅速，不会改变并购方原有的股权结构，可以使其迅速获取并购企业的有效控制权。但是如果企业无法通过外部融资取得现金支持，仅以企业内部资金进行支付，短期内巨额的现金支出会给公司运营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股票支付不需要并购方支付大量现金，对企业的营运现金流不产生压力，但是会稀释原有股东的股权，股本扩张可能稀释每股收益，导致股价下降。混合支付是并购方对目标公司的支付采取现金、普通股、优先股、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及债务凭证等多种组合形式，可以吸收各种支付工具的长处，克服其缺点，优化资本结构。

如果并购方财务状况欠佳，企业资产的流动性较差，而企业的股票市场价格被高估，则适合采取换股等权益交换方式来进行并购，或者采用换股并购为主、现金支付为辅的混合支付方式。如果并购方自有资金充裕并拥有雄厚而稳定的现金流量支持，同时本企业股票处于被低估的水平，适合采用现金支付方式，或者采取现金支付为主，股票支付为辅的混合支付方式。

4.5针对整合风险

控制并购后企业的财务整合风险，首先要管理流动性风险，建立流动性资产组合，不断调整资产负债匹配关系，以弥补企业债务到期时资金需求。其次建立新的财务管理体系，以对被并购方实施有效的管理控制。

【参考文献】

[1]蒋燕辉.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企业合并的思考[J].会计之友，2009（11）：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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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科学是部剧本”。经济学的剧本，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的浪漫，而剧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

斯密的均衡思想散见于他的名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其他论文之中，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均衡的内涵：“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均衡水平。主角登场之后，经济学的故事总是围绕着均衡展开，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博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但“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无情的灾难所摧残。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经济学家让人们相信，“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引致市场“均衡”，直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怀疑，所谓均衡，也许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为的努力。

这种怀疑直接引致了几十年的争论，政府是否需要运用宏观政策来帮助“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世界的美丽均衡？尽管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的是，力主政策干预的凯恩斯占据了上风，就像曼昆总结的那样：“我们不能因为人体具有‘自我恢复’功能，就否认医疗必要性的存在，并对医疗技术的发展漠不关心”。从此之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成了改变甚至重塑经济世界的利器，现代宏观经济学也在大萧条的现实废墟和凯恩斯的思想创新中建立并成长起来。

事实上，自大萧条以来，现实经济世界里政策调控的使用日趋频繁，熟稔于此之后，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张进行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和浪漫一样，均衡实际上十分复杂而难以两全。如果将政策目标定位于代表内部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单一政策往往难以促成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这种尴尬的“米德冲突”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丰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紧密一些。

于是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之上。欧元之父蒙代尔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则，即“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理论上看，这种隔离式的指派似乎能够有效解决政策影响力的冲突，但实际上，这种理想化的指派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人们一直忽略了一点，力主政策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接受“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深度衰退中对重回经济繁荣的迫切渴望。某种程度上看，作为经济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理论创新，凯恩斯主义中夹杂着贪婪的种子，而伴随着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断壮大，贪婪的种子悄然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这种理论骨子里的贪婪在政策风格上有两种体现：一是对财政政策的偏爱，二是对增长偏好的倾斜。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实现对这种贪婪的抑制，但经济学家们却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人们谈论政策搭配，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更加协调、内外均衡的增长”，而不是为了“约束过强的欲望和制衡过强的力量”。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尼・马丁曾经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会正进行时拿走盛满酒的酒杯”，然而，实际上政府对此总是意兴阑珊，即便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对通胀嫉恶如仇，偶尔大弹紧缩反调，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财政政策的“GDP崇拜”和“冲动本能”总是难以遏制、显露无遗。更重要的是，隔离式的政策指派进一步切断了政策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组合让“看得见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边缘。

经济学对均衡的浪漫情怀和对增长的潜在贪婪，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赤字化”增长的历史潮流，这一模式的难以为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而欧洲之所以成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过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结构和僵化的税收政策仅仅是浅因。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财政非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对立，既给了欧洲各国更大程度透支财政潜力的搭便车激励，又使得货币政策的约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政策组合上的参差不齐给贪婪以更大空间，进而诱使欧洲债务风险从隐性走向显性，并最终行至崩溃。

篇（6）

对冲基金尤其感兴趣的是，现任加拿大银行行长麦克·卡尼即将要继任英国央行行长。卡尼此前已经明确表态，相对于前任金默文，他愿意在英国容忍更高的通胀水平。一些人认为，卡尼上任以后，可能会变得更加激进。

这与“安倍经济学”异曲同工，安倍一直推动日本央行推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宽松货币政策。

一位拒绝披露姓名的顶尖宏观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向FT表示：“这可能会使英镑今年大幅贬值。”

他相信卡尼想要在英国央行的运作方式和政策目标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唯一的问题只是何时。

在一定程度上，卡尼所有的著作和研究已经成为许多探险者的必读。无论是论文还是演讲，从《后危机管制下央行的未来》到《“荷兰病”后的货币政策走向》等等都不应被忽视。

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投资者之一Permal的CIO Rob Kaplan表示：“（对冲基金）如今密切关注英镑交易。随着卡尼的到来，做空英镑或做多其波动性是有趣的机会。”

道富固定收益部门的CIO Kevin Anderson表示：“英国央行并不畏惧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而我想卡尼也会继续这一点。”

英镑的空头正在集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数据显示，过去五个月来，做空英镑的投机者首次超过了多头，英镑空头仅次于日元成为第二大空仓。

而对冲基金们并不满足于只在外汇市场寻找从英国经济僵局和更积极的英国央行政策中获利的机会。

随着对欧债危机的担忧消退，英国国债收益率在最近几个月显著走高。

对于那些坚信卡尼将会放松通胀目标的人，通胀连接债券尤其有吸引力。

一家美国银行的资深国债交易员向FT表示：“我倾向于英镑会进一步走弱，通胀连接债券将受到欢迎。对我而言，最明显的交易就是英债收益率走高。短期利率不太可能很快走高，而高通胀和降级可能进一步推高长期收益率。”

英镑的贬值对于英国公司会有连锁反应，已经有些公司从日本股市上升，日元下降中获益。

然而，密切的关注尚未变成大规模的投机行为。

到目前为止卡尼对发言非常小心。其任期开始尚有数月，而他很少给外界留下他将采取大胆或冲动的措施。

篇（7）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养老保险制度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也是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保障老年生活、调节收入分配、维护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涉及诸多问题，比如：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养老保险资金运营、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建设等，而西方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经验和教训可以给予我们有益借鉴。

当今世界各国存在的主要养老保险模式

当今世界，每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各不相同，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多样化，以及各自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人口结构，使得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趋于多样化。目前，世界各国主要的养老保险模式可以分为三种：

福利型。福利型养老保障模式源于英国，其理论依据源自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这种养老保险模式倡导“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保障，凡是达到一定年龄的退休国民，都可以定期地从政府手中领取到养老金。其养老基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税收或财政收入，而有的国家甚至不需要公民缴纳任何费用就可以领取养老金。养老金的水平会随物价或工资指数的提高而调整，有一个正常的增长机制。

福利型养老模式的优点在于：一是体现了社会公平性，使所有居民均能享受到较好的福利；二是实行政府统一管理养老保险事务，实现了低成本管理和高资源利用率。

但是，这种面向全民的福利型养老模式也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是政府财政负担重；二是不利于激发和调动社会成员参与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抑制增加就业；三是企业承担了过重的养老保险费，增加了人工成本，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

保险型。保险型养老保障模式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选择的模式。它强调社会保障是个人的事情，采用自保为主、国家资助为辅的模式。这种保障模式源于德国，1889年由俾斯麦政府创立，后来美国、日本等国在继承德国的基础上确立了“保费由雇主和雇员缴纳，国家仅给低保和老年医疗保险提供相应财政补贴”的原则，追求一种“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的社会目标，使受保人的生活得到保障。

保险型养老保障模式的优点在于：一是养老保险层次性多，保障性高；二是由国家立法作后盾，保证了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三是基金筹资方式灵活多样，既可采用现收现付制，也可采用完全积累制，还可采用部分积累制。但筹资的责任主体还是企业和个人，国家只承担补贴或资助责任；四是在社会保障机构实行多层次管理。

其主要缺陷是：大部分社会保障资金来自雇员和雇主一起缴纳的保险税，导致税率问题十分敏感；保障模式的多层次性使得管理难度较大，管理成本偏高。

强制储蓄型。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模式以强制储蓄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由政府强制推行的自我养老制度。因此，养老基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国家不直接进行投资，只是给予税收和利率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该模式强调自我保障，减轻了政府负担，增加了透明度，能很好地监督资金的使用，具有很强的社会激励作用。

但是，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模式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它把国家应该承担的资金责任全部或大部分转嫁给个人，强调效率，忽视了公平，互助互济和再分配作用较弱。此外，养老金账户的管理成本较高，资金贬值的风险也较大。

主要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趋势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都不同程度地遇到困难和危机，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趋势：

削减福利成本和标准。特别是欧债危机之后，高福利国家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改变了过分强调社会高福利的做法，将重心逐步转移到制度本身的效率问题上。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既能有效地为参保人提供必要的养老保障，使国家承担得起相应的开支，又能有效地激发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减轻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性。如：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在欧洲掀起了以提高退休年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欧债国家自2009年以来，政府养老金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都未增加，个别国家甚至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加快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体制及投资方式的改革。养老保险基金是一种长期的社会性基金，它不仅要完成积累，更要实现保值增值，还要应对通货膨胀的挑战以及支出的需要。而基金只有进行投资运营才可能实现保值增值，进入资本市场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投资方式。从各国改革内容来看：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投资运行更加借助市场力量。

首先，基金投资管理开始从政府转向专业的投资机构。智利、美国等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都是由专业投资机构进行的，这种运作方式一方面可以避免政府管理过程中因管理和监管漏洞带来的资金流失，另一方面投资者对投资机构的自主选择权会使不同投资机构之间相互竞争，促使投资管理机构不断开拓新的投资方式，运用多种金融工具，最大程度地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其次，政府转变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中的角色，政府由原来的基金投资管理和执行者转变为监督者，既使养老保险基金能够获得更专业化的投资运作，又增加了基金投资的规范性和安全性。最后，基金投资更多元化。各国都根据公共养老保险基金和补充性养老保险基金功能和特点的差别，制定了不同的投资运营方式。

大力发展私人养老金。私人养老金是养老保险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养老金的重要补充。它的完善不仅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金给付水平，而且有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反之，它的缺失有可能导致政府的财政危机。如：荷兰的职业年金发展非常迅速，在欧债危机爆发前其覆盖率就高达69.3%，2007年职业年金资产高达7398亿欧元，是GDP的132%，①有效地减轻了公共养老金的财政负担，因此，同样是高福利国家，荷兰没有像希腊那样陷入债务危机。

更加注重政府管理的效能。现代政府的职能、职责包括养老保险管理，许多国家都采取各种改革措施来淡化养老机构的行政色彩，吸引地方公共团体、民间团体、企业、志愿者组织等共同参与，营造良性的竞争环境，保证养老保险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如：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分工明确，养老服务在中央由厚生省老人保健福利部负责，在地方由福利事务所负责，民生委员则协助地方行政机构贯彻落实各项福利政策。此外，地方政府还设立了保健所，专门负责指导老人的营养和卫生保健，同时，还扩大了社区居民的自主管理权和民间力量的作用范围。②

主要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主要发达国家养老保险事业的宝贵经验和近期的改革趋势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中国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应该建立在科学地分析与借鉴各国养老保险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既要立足于当前的基本国情，又要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理念。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太完善的中国来说，一方面要学习保险型国家的改革发展经验，学习他们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社会功能的合理做法，同时又要避免国家在养老保险制度中所起作用不够突出的弊端。另一方面要吸取欧洲福利型国家的教训，在养老保险制度中，这些国家一味地把公平福利放在首要位置，执行过程中无法体现效率，导致养老保险制度逐渐从“卷入财政”到“裹挟财政”，并最终演变成财政包袱，直至成为债务危机的诱发因素。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更应该在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和社会的协调作用，树立以公平为核心的养老保险制度价值理念，妥善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立法先行，完善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完美的制度需要由法律来保证落实。从西方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养老保险制度立法促成了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的产生和形成，推动了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发展与完善。当前，如美国、日本、智利、瑞典等国对养老保险事业的管理普遍依靠法律手段，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将养老保险事业发展中涉及到的相关内容固定下来。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至今，唯一涉及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是2011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远不能满足社会养老保障的发展需求。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使养老保险各项工作的开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西方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可以看出，要保证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发展与改革，政府、企业和个人均应适当承担责任，适度引进市场机制，促进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以改善养老保险效率相对较低的现状。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大力发展职业年金，充分发挥养老金市场的作用，有效地减少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也为老年人提供了更高水平的晚年生活。而另一些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欧债四国，养老金制度却严重失衡，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负担严重，第二支柱私营养老金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四国的私营养老金资产所占GDP比例微乎其微，希腊几乎为0，其余三个国家也仅仅在4.9%～7.8%之间，远低于OECD各国的加权平均值72.4%。③因此，当出现债务问题的时候，公共养老金出现缺口，而私营养老金却又无法担当独立支柱的重任，极易导致债务危机。

反观中国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发展，与希腊十分相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截止2012年，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为1847万人，相较于全国劳动适龄人口，其参与率还不到2%，基金累计结存4821亿元，④占GDP比重不到1%。企业年金规模较小，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框架还远没建立起来，因此不能担负起分散长寿风险和分担基本养老保险及其财政压力的作用。所以，我国应吸取各国的经验和教训，大力发展企业年金，重视市场的作用，将其列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时，也要注意避免改革过分私有化、个人承担完全责任，这将有失养老保险的公平性和互助互济性的原则。

另外，西方发达国家还鼓励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养老保险，这不仅仅分散了政府的责任，减少了政府的行政开支，还有利于开发养老保险资源，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元化养老需求，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融洽，值得学习和借鉴。

养老保险水平要适度。养老保险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另一方面，如果养老保险水平超过了国家财政和企业承受的适度上限，就会制约经济的健康发展。通常情况下，只有经济向前发展了，养老保障的总体水平才会得到相应地提高。而欧洲很多高福利国家在经济繁荣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过度提高福利水平，扩大保障范围以及提高保险给付水平，等进入萧条后国家财政开始不堪重负，最终导致债务危机。我们应吸取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养老保险水平的确定一定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必须根据我国的现有国情，遵循养老保险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原则，防止经济总量提高产生的错觉，科学合理地确定养老保险的水平。

完善基金投资运营，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事关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成败，必须高度重视。与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主要选择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方式相比，很多发达国家都选择了进入资本市场。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不仅有利于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效益，也有助于加强其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发展。我国应吸取美国、新加坡和智利的经验，首先，确定市场化的资金运营机构，把养老基金运营职能从经办机构中分离出来，由独立的、市场化的基金运营机构，按照市场化、稳妥性原则对养老保险资金进行资本营运，使其保值增值。其次，随着资本市场日益成熟，逐步放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限制，在基金规模日益扩大的基础上，逐步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安全性高、回报率高的种类进行投资，最大限度地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最后，培育和完善资本市场，加快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专业机构和人才的培养。

加强对养老保险的监督。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它的发展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加强养老保险制度的监管，是保障民生不可缺少的一环。在智利，国家对养老基金的投资方向、投资范围、投资产品的具体交易场所等内容都有明文规定，并严禁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之间进行关联交易、保障参保者的投资选择权，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也必须符合明确的信息披露标准。吸取这一经验，一方面我国应加强对养老基金运行的监管，加强资金运营监督，使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机构选择权、基金保管权和投资营运权分属不同机构，使之相互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国外养老保险制度一般都设置了相应的监督机制，加之法制的健全和公平原则的导向，运作机制和方式的透明化处理，使国民可以随时了解自身的养老保险情况。一些发达国家还针对部分特殊群体，如公务员，设立了专门的信息和管理机构，制定了相关的信息政策，有效地保障了养老保险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者单位：四川音乐学院；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

一五”规划资助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C10B006）

【注释】

①郑秉文：“中国应如何深化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中国社会保障》，2012年第2期，第31页。

②金太顺：《日本养老保险制度借鉴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页。

篇（8）

在年会开幕式上，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恢光平教授、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先后致辞。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刘志彪教授首先作主题报告。他全面阐述了我国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的必要性和路径，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别与全球资金流动、经济泡沫、环境污染和创新资源流动的关系，还向与会者提供了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深入研究的思路。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刘惟蓝副主任在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外贸增值率，强化自主品牌，提高服务贸易占比，注重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挥好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要更大力度地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教授在报告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说得不到普遍性事实的验证，更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增长“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并无内在联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而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津平教授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开放型经济“两头在外”的特点，揭示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主要变化，提出了我国开放战略调整的方向。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在报告中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对策，他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特点是低增长、多起伏、深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努力营造积极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程极明教授今年已经84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他系统总结了美欧大国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认为发达的高等教育和领先的科技水平是支撑美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而重视实体经济则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他还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中美欧大国关系的发展态势和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

篇（9）

小微外贸企业发展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外贸出口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规模小、融资难，抗风险意识和能力薄弱，在当前外贸不景气的背景下，不少小微企业“有单无力接”、“有单不敢接”，错失机会，阻碍了发展。因此，要加强对小微外贸企业的多维支持。

一、小微外贸企业的崛起与发展二、小微外贸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和国际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下，小微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等原因，受影响更为严重，开拓国际市场面临较大压力，生存发展较为艰难。

（一）订单风险增大

由于欧美债务危机影响，现在国外客户常常延长赊账期，小微企业承担不起跑单风险，只能眼睁睁地错失订单。例如重庆劲森珀尔机电有限公司业务主要以出口通用发电机组为主，出口地区包括印度、柬埔寨、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企业开工率仅为60%，较去年下降三至四成。公司曾因非洲买家在港口拒绝提货，也不配合退运或转卖，最后5万美金的货物被海关以17000美金的低价拍卖出去。十单生意只要跑单一次，利润就全没了。出于风险问题考虑，好多小微企业为了不承担跑单风险，宁愿选择不接外贸订单。

（二）融资困难

当前大型金融机构贷款融资门槛高、要求严，融资担保体系不够健全，加之小微企业存在规模不大、抗风险能力较弱、财务管理不规范、贷后管理难度大等先天不足，与金融机构放贷的审慎性原则冲突，致使很多发展前景良好的小微企业难以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常常面临资金链断裂的窘境，陷入严重的融资困境。

（三）用工成本增加

近几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员流动性增加，全国各地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频频出现“用工荒”的现象，招工难、用工贵、留人难已成为影响和制约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关键因素。多数小微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员工福利和保障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导致企业招工难、留人更难。企业万般无奈下，只能通过加薪招工、改善福利留人，使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几年前还让国外企业艳羡不已的人口红利荡然无存。

（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率极低

出口信用保险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允许的促进外经贸发展的有效工具，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可以帮助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有效地规避收汇风险、增加贸易机会、扩充融资渠道、跟踪买方信息。投保后，一旦出现买方破产、无力偿还债务、拖欠、拒收货物等商业风险，买方所在国家发生战争、动乱、贸易管制、外汇管制等政治风险时，企业最高可获得赔偿金额为出口损失的90%。小微外贸企业多呈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的状态，在外贸危机中最先受影响，出口信用保险能保障小微企业规避国外交易对手出现拖账欠账赖账等风险。但恰恰是最容易被危机冲击的小微企业投保率一向极低。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约有1.5万家小微型出口企业，但主动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寥寥无几，承保覆盖率很低。投保比例低，一方面是企业意识还较薄弱，另一方面部分企业认为风险高的海外市场保费费率较高，低风险地区则没必要购买。三、小微外贸企业发展的多维支持

（一）贯彻落实国家政策

（二）加强对小微外贸企业的金融支持

由于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和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我国外贸形势依然严峻，金融机构必须加强对小微外贸企业的金融支持。金融机构出台一些适合于小微外贸企业的低门槛、低费用投保和量身定制的一揽子金融解决方案，可以有助于提升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和能力，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为促进外贸增长，金融机构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例如中信保公司为上海市2011年出口额300万美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赠送出口信用保险保单，同时降低投保门槛、简化投保流程等。中信保公司和江苏银行将分别为符合条件的近400家小微企业提供10亿美元的出口承保，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三年100亿元的意向性融资支持。

（三）设置支持小微外贸企业的专项资金

篇（10）

在欧债危机的逆风之下，德国制造业活力依旧的秘诀何在？答案无疑在于企业的强大创新力及其背后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

十分创新，企业拥其七

在德国，企业是应用技术创新的主体，研发投入约占全国的70%。大约80%的大企业拥有专门研究机构，研发投入占到当年销售额的6%～10%。中小企业一般没有独立研究所，而是通过加入行业协会或委托大学和各类研究所展开技术攻关。在欧盟企业研发投资排名中，前25位有11家德国公司。排名第一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年度研发费高达58亿欧元。

除了企业外，德国创新体系的另一大特色是由马普学会、弗朗霍夫学会、赫尔姆霍茨协会和莱布尼茨学会组成的四大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它们与全国近300所高校和地方科研机构织成一张统筹互补的科研网。除企业委托的研究项目外，这个科研网的研究成果全部向社会公开，由公众共享。

万事人为本，在企业创新力勃发的背后，是德国培育出的大量高素质的工人和科研人员。

职业教育，创新在一线

为确保占据产业链的高端，德国坚持科教兴国。尤其是在职业教育领域，德国在《职业教育法》和《学校法》的严格界定和保护下实行著名的“双轨制”，即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展开职业教育。学生既要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也要到企业参与一线生产，时长3年或3年半。这种半工半学体制，既保证了工人的高素质和动手能力，也在潜移默化中使德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职业精神得以传承。

更有趣的是，德国法律规定，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必须经过职业培训。当售货员，须到商业学校培训；当建筑工人，要经过建筑学校培训；连子承父业的年轻农民在家种地也得有农校毕业证书，否则，银行不予贷款，也不能享受欧盟的农业补贴。

理工科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对德国企业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大部分理工科硕士、博士研究生都会拿出一年左右时间到企业实习，在一线实践中确定选题并完成学位论文。这既使他们能脚踏实地地解决实际问题，也会为企业带来不少专利和技术革新。此外，企业也会主动将研发人员送往高校进行再培训。

德国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德国人传统上的严谨守时的作风、双轨制体系培养出来的高素质技术工人，以及德国企业细致化的风格都在帮助德国企业、德国制造享誉全球。

读书，从孩子抓起

如果说“双轨制”培养出的人才是德国经济的强力支撑，那么德国人爱读书的习惯则为这一特色提供了良性环境。

德国人爱读书爱思考是出了名的，即使小孩和老人也是如此。在欧洲最大的朗读节——2012年莱比锡书展上，在各个展厅以及散布全城的2600多场朗读会上，到处可见静心阅读的耄耋老者和充满求知欲的小读者。

为培养孩子们的读书习惯，一些教育人士专门组成联邦阅读促进协会，举办各种活动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该协会一名成员告诉记者，会员全是自愿参会，协会运作主要靠会员会费和捐赠维持。她认为，读写能力对成长十分重要，但一些枯燥的教科书让孩子逐渐失去了阅读兴趣，因此他们希望能够通过阅读活动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在快乐中学到知识。

从小便开始闻书香、听书声、品书味，德国人在培养下一代的阅读习惯时如此用心，也难怪走到哪里都不难见到低头捧书阅读的德国人。

篇（11）

引言

地方债务的井喷式扩展源自2008年的超常规经济刺激计划，尽管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但是绝大部分配套资金需要地方政府自行筹集，加之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自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需要地方政府借助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渠道来筹集资金。2009年3月，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在这之后，地方融资平台横空出世，成为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融资工具。但是由于管理混乱，某些融资平台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债务风险问题，2010年7月30日，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四部委联合了《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对融资平台开始了清理整顿工作，融资平台风险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变开始暴露。但是仅仅又间隔一年多，在2012年初，关于融资平台的发展道路就又出现了转折，发生了两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故事，首先，美国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危机是意料之中，但是随后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导致中国经济快速下滑是意料之外，2011年以来的经济下行危机甚至超过了2007-2008年度；其次，融资平台在2011和2012年的兑付高峰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如此多平台公司的债务无法按时归还是意料之外的。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宏观调控的政府开始转向“稳增长”的政策，地方政府跑部委、上项目，新一轮的地方投资热情高涨，而地方债务扩张之路似乎要再上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