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储蓄率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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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问题的提出

江苏省作为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10年GDP排名位于全国第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江苏省也保持着较高的国民储蓄率，2010年已高达58.39%。江苏省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城乡居民存款储蓄额已达23334.8亿元，占当年总GDP的56.33%；企业部门储蓄额为19148.59亿元，占当年总GDP的46.22%；政府部门储蓄额569.95亿元，占当年总GDP的1.376%。从统计数据来看，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对江苏省高储蓄贡献较大，企业储蓄所占比例较小。

现有的关于高储蓄率的形成原因，学术界对其有不同的解释，比如：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男女比例失衡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动等。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苏省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0230180人，占13.01%；15-64岁人口为59861916人，占76.10%；65岁及以上人口为8567807人，占10.89%。国际上将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 7%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起点，根据该标准，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在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快。那么江苏省的高居民储蓄率和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呢？本文对此进行验证。

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理论介绍

现有的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Medigliani（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CH）。生命周期假说将人的一生分为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个阶段。一般而言，在年轻时期，家庭收入低，但因为未来收入会增加，因此在这一阶段，往往会把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有时甚至举债消费，导致消费大于收入，这时家庭中基本上没有储蓄或有很少的储蓄。进入中年阶段后，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降低，收入大于消费，因为一方面需要偿还青年阶段的负债，另一方面还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这时需要依靠年轻时的储蓄来消费，从而社会储蓄率又会下降。1976年，Medigliani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扩展，认为储蓄率会随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上升而下降，随劳动者人口比例上升而上升。

LCH理论是从微观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的关系，Coale and Hoover（1958）从宏观角度提出了人口转变过程的“抚养负担假说”（Dependency Hypothesis，DH）。该假说认为，下降的婴儿死亡率和上升的生育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背负的少儿抚养负担上升，导致社会储蓄随之减少。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经济活动人口的急剧增加，劳动年龄人口背负的少儿抚养负担减轻，社会储蓄也增加。最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表现为巨大的老龄抚养负担，这将削弱储蓄力度并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文献综述

一些学者以生命周期理论和抚养负担假说为基础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Loayza等（2000）在Schmidt（1996），Higgins（1998）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少儿抚养负担比和老年赡养负担比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Kraay（2000）通过不同国家截面数据的估计，认为老年抚养负担比对社会储蓄率存在显著的负作用，而少儿抚养负担比对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汪伟（2009）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得到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影响为负，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影响为正，且均显著。李魁（2010）通过采用全国30个省市1990-2006的面板数据，主要运用二步系统GMM法进行研究，发现少儿抚养负担比对储蓄率有负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老年赡养负担比对储蓄率有正的影响，但是效果不显著。王麒麟、赖晓琼（2012）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Hausman检验，实证分析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城乡差异。

总体来看，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利用面板数据对储蓄率进行整体的研究，较少将其细分，并且具体到省际的研究也较少。本文研究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江苏省关于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提供对策建议。

数据、变量选取

由于本文要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选择江苏省1995-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率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分城乡差别的特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CS）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率（US）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储蓄额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额与各自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解释变量里，本文选择少儿抚养比（FC）和老年抚养比（FO）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假定N、L、O、C分别表示总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14-64岁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数量（65岁以上人口）和少儿人口数量（0-14岁人口数量），少儿人口抚养负担比FC用C/L表示，表示每100名劳动力要抚养的儿童数量，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比FO用O/L表示，表示每100名劳动力要赡养的老人数量。从微观上来讲，人口自然增长率同居民储蓄率存在一定的关系，所以引进江苏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用NR表示。

以上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和江苏省统计年鉴整理得来，由于考虑到各种数据指标的可得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数据区间选取为1995-2010年。

实证分析

由于时间序列往往存在非平稳性，为保证建立的回归有意义，应先对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并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关系，选取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城镇居民储蓄率（CS）和农村居民储蓄率（US）分别与少儿人口抚养负担比（FC）、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比（FO）、人口自然增长率（NR）的协整关系。各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结果可知，上述序列除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原序列平稳外，其余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

（二）协整检验

从上述ADF检验结果可知，城镇居民储蓄率、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负担比、老年抚养负担比、人口自然增长率符合协整的必要条件。分别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自变量进行OLS估计，建立回归方程，结果如下：

CS=50.39658-1.586298FC+ 0.302968FO+2.728209NR （1）

t= 2.5987 -7.0439

0.294812 2.8644

R2 =0.9029， F=33.3552，DW=2.0091

US=-2.866137+0.970690FC+ 0.896333FO-4.244340NR （2）

t= -0.154251 4.498764

2.9103 -4.6510

R2 =0.9057， F=22.3758，DW=2.40739

上述模型回归效果比较理想，然后对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平稳性检验，仍然采用ADF检验。若平稳则可证明上述变量之间是协整关系，具体结果见表2。

通过对两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E1的t检验值为-6.971217，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E2的t检验值为-3.87219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两个残差序列均平稳，意味着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指标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根据上述协整方程，分指标情况看：第一，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影响为为正，并且影响效果显著；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影响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影响均为正，但是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影响不显著，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影响。第二，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负的影响大于老年负担比对其正的影响，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比，城镇居民储蓄率增加1.586个百分点；老年负担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约0.303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大于老年负担比对其的影响，少儿抚养比下降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下降0.971个百分点；老年负担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上升0.896个百分点。第三，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正的影响，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增加2.728个百分点；但对农村农村居民储蓄率有负的影响，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下降4.244个百分点。第四，从常数项来看，城市居民存在更多的自发性储蓄行为，农村居民相对来说自发性储蓄比较少，这个可能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高低有关。

（三）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分析证明城镇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因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存在协整关系的经济变量之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各个影响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指标的短期行为和长期变化结合起来。先对各自变量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再进行回归分析，纳入误差修正项，建立误差回归模型（3）和（4）：

DCS=12.46441+0.540489DCS（-1）+0.577721DFC+1.568364DFC（-1）-1.743938DFO-1.686220DFO（-1）+11.89308DNR-10.45389DNR（-1）-0.919043ecm （3）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常数和误差修正项的t值分别为：

t=（-1.958373），（2.965464）， （3.050599），（2.391702），（2.944830）， （2.952219），（-2.378873），（-2.763881， （-3.109256）

R2 =0.8919 F=21.29877

DW=2.553747

DUS=-14.39142-0.121804DUS（-1）-0.527489DFC-1.25919DFC（-1）+ 1.685201DFO +0.950451DFO（-1）+ 5.010568DNR-1.647784DNR（-1）- 0.591880ecm （4）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常数和误差修正项的t值分别为：

t=（-1.978498），（-2.332162）， （-2.402645），（-1.987975），（2.539363），（1.890086），（2.373466），（-2.063968）

R2=0.9124 F=21.419295

DW=2.018500

以上数据说明上述两个模型拟合度较好，变量之间无明显共线性。误差修正项为负，说明均衡误差对短期波动收敛于长期均衡有较好的调节作用。当城市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出现不适应时，误差项能够在其中起到迅速调节作用。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判断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表4所示。

由表3可知，老年人口负担与城镇居民储蓄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因果关系，少儿人口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由表4可知，少儿人口负担比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老年人口负担比与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五）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反映少儿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可通过绘制脉冲响应图来衡量。

由图1可知，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约从第1年持续到第20年，影响最大的是前10年，在第15年后开始逐渐减弱。

由图2可知，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达15年，影响最大的是前8年，在第10年后开始逐渐减弱。

由图3可知，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同样是个长期的过程，影响最大的是前5年，从第7年后影响开始逐渐减弱。

江苏省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影响，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即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使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农村居民储蓄下降，这可能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有关。江苏省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229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9118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大约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2倍。城镇居民收入较高，少儿负担减轻了，在消费水平既定的条件下，能够储蓄的钱相对增加。老年抚养负担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比较模糊，城镇社会保障政策的相对完善，而且老人有更多的再就业机会等原因，使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没有太大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低，除去日常生活消费开支外，能储蓄的钱相对较少。少儿负担的减轻，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增强。虽然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正在逐步贯彻实施，但各地还是存在差别，同时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的影响年限长于城镇，所以农村老年抚养负担对农村居民储蓄仍然存在正的显著影响，预防性养老储蓄在农村还是比较普遍。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不同效应影响，进一步说明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成熟。

结论

本文对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江苏省少儿抚养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对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少儿人口抚养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率存在因果关系，老年人口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绘制脉冲响应图，说明人口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长期动态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的影响时间年限长于对城镇的影响时间年限，抚养负担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相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来说更加深远。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特别要鼓励城镇居民消费，用消费拉动内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促使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完善和贯彻实施农村养老保障政策。

参考文献：

1.Anselin，L.，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

2.Loayza，N.，Schmidt-Hebbel，K.and Servn，L.，What Drives Saving across the world，Review of Economincs and Statistics，2000，82（2）

3.Kraay，Aart.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2000，14 （3）

篇（2）

【关键词】消费;储蓄;馈赠性储蓄

1我国最终储蓄率的发展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稳步增长,在15年的时间内上涨了10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呈现下降的趋势,5年的时间内下降了3.6%。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又进一步抬头。

2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

中国国内的居民可以分为两类:前瞻型居民和短视型居民。本文主要讨论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居民前瞻性储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预防性储蓄、馈赠性储蓄和生命周期储蓄。各种类型的储蓄动机是不同的。因此与当期收入的关系也不相同。

2.1前瞻性储蓄中的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是用来预防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产生的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不确定性因素。在不确定因素下(比如,收入的不确定性)居民会直接增加储蓄,从而防止消费的剧烈波动所造成的效用下降。这种影响是直接的,居民受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直接调整储蓄。而在我国收入的不确定性不影响前瞻型居民的消费即不会引起预防性储蓄的产生。

第二类:保障性因素。在低保型因素下(比如,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或者低收入的保障)前瞻型居民的消费会变得非常有耐心,会尽量的节省,从而减少当期的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保障因素通过影响居民的耐心,进而影响居民的储蓄。第二类因素其实质是一种与不确定性因素相对的变量。这类因素可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具体来讲:当期收入的总量(规模),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因素暂不讨论,当期收入规模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大,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弱,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小。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小,会被收入的规模所抵消,不会存在消费的波动,从而就不需要大量的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另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小,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弱,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强,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大。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大,而收入的的规模不能抵消这种影响,为了防止消费的波动,实现效用最大化,居民变得非常有耐心,从而减少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因此当期收入规模与预防性储蓄成反比。

2.2前瞻性储蓄中的馈赠性储蓄:馈赠性储蓄是赠送给他人(特别是子孙后代)的储蓄。决定馈赠性储蓄的因素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是居民的心理因素,包括个人对馈赠性储蓄的偏好,这暂不讨论。决定储蓄的客观因素有两个,收入的规模和收入分布。

收入规模和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影响:收入规模和馈赠性储蓄成正比,收入规模的增长会导致消费的增长,进而导致消费的边际效用的减少,因此收入规模的递增会导致消费边际效用的递减;馈赠性储蓄也会增加总的效用,并且随着收入规模的增加,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会增加。当消费的边际效用低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时就会产生馈赠性储蓄。因此收入规模的增加会降低消费的边际效用,提高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从而产生馈赠性储蓄。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关系。在收入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的变动会影响馈赠性储蓄的变动。衡量收入分布的主要标准为基尼系数。收入的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小部分的人占有了大量的当期收入,表现了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收入的分布越不平均,基尼系数就越大,小部分居名的收入规模比较庞大,因此会产生大量的馈赠性储蓄。因此基尼系数与馈赠性储蓄成正比。

2.3前瞻性储蓄中的生命周期储蓄:莫迪格利安尼、布伦博格假设消费者面对现在和今后一生总消费的效用函数。试图将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会考虑当期收入,而且会考虑今后一生的收入。但是行为人却是一个短视的行为人。因为现实生活中收入是变动的,在适用性预期的框架下,前期的收入是预测未来收入的主要指标。因此消费会受到持久性收入的影响。而持久性收入又是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所决定。消费最终还是受当期收入的影响。但是无论消费是否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储蓄总是与当期收入相关。只有当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时,收入的变动会部分的转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缓慢;当小费不受当期收入的影响时,收入的变动完全转化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快。

3对我国近段最终储蓄率发展的解释

第一阶段:前瞻型居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收入规模的逐渐增强导致了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强、预防性储蓄快速增长。而且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消费的增长速度,因此最终储蓄率在这一段时间内稳步增长

第二阶段:前瞻型居民的收入和预防性储蓄总量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还不是很强,因此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总储蓄倾向减弱。导致了最终储蓄率的下降。

第三阶段:由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变大所导致的,馈赠性储蓄倾向的变大是由于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收入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进一步加大而导致的。

4改进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的政策建议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保障。我国作为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稳定、持续增长的趋势,因此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的的持续稳定增长。另外,从现阶段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平均在11%左右,上下浮动没有超过2%,特别在最后两年基本保持在11%的水平上,因此从现阶段的收入数据和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势两个方面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会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储蓄也会快速增长。中国储蓄的稳定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居民储蓄的稳定增长是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资本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储蓄的高速增长也给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带来了一定的不安因素。消费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部分,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消费偏低不仅会导致内需不足,而且会突显投资在经济中地位,进而增加经济的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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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民间借贷”是今年最热的词。从年初银行信贷收缩开始，民间信贷已然被推到风口浪尖，以温州为代表的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高利贷横行，取代了以往的炒房团与炒煤团等投资方式。本文从金融抑制论的角度浅析我国信贷缺口逐步扩大的过程，得出在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民间借贷难以遏制的结论。

二、金融抑制论与金融约束论介绍

（一）金融抑制论。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R.I.Mckinnon，1973 & Shaw，1973）几乎在同 时提出了“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 ”论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 ”论。这两个理论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金融抑制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的目标下，企图人为以低成本来利用国内和国外金融资源，从而人为压低存贷款利率，由此造成金融市场调节资金供给和需求的能力丧失。

低利率一方面限制了金融体系动员国内储蓄的能力，造成资金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刺激了资金的过度需求。于是金融市场供求失衡，这又迫使政府进一步加强干预，即通过信贷配给，抑制过度的资金需求，强制实现资金供求平衡，从而使有限的资金大多低效率地使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低效率地使用资金，束缚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又反过来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

（二）金融约束论。

赫尔曼和斯蒂格利茨在他们的《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中重新审视了金融体系中的放松管制与加强政府干预的问题，确立了通过政府推动金融深化的策略，认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假设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在现实中，这种均衡条件难以普遍成立。况且，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行为、道德风险等，即使在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下，资金资源也难以被有效配置。所以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十分必要的。金融约束的目标是政府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为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尤其是为银行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其有长期经营的动力，以发挥银行掌握企业内部信息的优势，减少由信息问题引起的不利于完全竞争市场形成的一系列问题。

金融约束是一系列金融政策，这些金融政策构成政府推动金融深化战略的核心，制定的目的在于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设立租金。金融约束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金融约束不同于金融压制：金融压制是政府从民间部门攫取租金；金融约束是政府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

三、我国储蓄曲线研究

（一）我国储蓄曲线实证研究综述。

在本节中，本文回顾了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利率对于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比学者们在研究数据的选取、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对实证结果的解释，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经验支持。

赵志君（1998）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居民收入数据，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提出的宏观储蓄率函数，引入了利率和通胀率数据，研究了1982 年至1994 年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储蓄率受经济增长率和滞后储蓄率的影响较大；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正的，通货膨胀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负的，且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较大。

李焰（1999）选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提供的数据 1978-1997 年我国居民储蓄的数据，使用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居民收入增长率、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了居民储蓄率与这些变量的关系。研究表明利率对于储蓄率的影响不确定。

许涤龙、乔增光（2002）在构建我国居民储蓄函数的基础上，以国内生产总值、零售物价指数、一年期存款利率、各期股市市值和制度变量这 5 个与储蓄相关的经济变量 1994-2000年的季度数据为依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居民储蓄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居民储蓄存款函数而不是准确的储蓄函数。实证研究的结论认为名义利率与居民储蓄存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对国内实证研究的评价。

1、实证研究的结论差异较大。有的学者认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很小，甚至基本没有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显著。即便是认为影响显著的学者，依然在争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方向。

2、国内的研究的实证数据全部是 2000 年之前的情况，没有对 2000 年之后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已有论文的研究发现，1996-1999 连续下调利率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所以这一时期的关于利率与居民储蓄的研究较多。

（三）实证研究。

1、回归方程建立。

在模型的选取中，我借鉴了李焰（1999）的回归模型，对其中的某些变量进行了修改。接下来对于实证研究中所需要的的年底储蓄余额、GDP增长率和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进行了收集（以上数据均来之2010年统计年鉴）。最后利用 Eviews 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方程如下：

St=C+RtX1+ tX2+PtX3+ t

其中 St表示第t年的储蓄存款年底余额，Rt， t表示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Pt表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t表示随机误差项，X1、X2、 X3表示各项系数，C代表常数项。

2、数据选取。

选取2000年至2009年10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数据见下表。

3、参数估计。

通过Eviews回归结果如下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S=-1.318187-1.617428Rt-0.1048 t+1.794939Pt

修正后拟合优度高达0.9968，整个回归方程在F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下也表现良好。年度储蓄余额与名义利率Rt，实际利率 t都成反方向变化，受名义利率的影响明显大于实际利率，受到实际利率的影响不大。年度储蓄余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成正方向变化，Pt的增加对储蓄的影响效果十分显著。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知道，2000年至2009年的储蓄额与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呈反比，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正比。

四、以麦金农-肖模型为基础分析信贷缺口的扩大

结合以上对于我国储蓄曲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同时：ri为实际利率，S（gi）表示经济增长率为gi时的储蓄（i=1，2，3…），它是实际利率的减函数但是斜率很小（与原模型相反），F代表金融抑制水平：I表示投资，它是实际利率的减函数。用T来表示信贷缺口。

假设：（1）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2）没有国外融资来源。

从图1数据显示我国实际利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已经是负数，从中发现，我国的金融抑制水平一直长期处在均衡利率之下，并且近十年呈逐年加剧趋势。

在图1中，我们先将实际利率限制在r的水平，此时所能形成的储蓄总额仅为S。但是从投资曲线来看，当实际利率为r的时候，意愿投资总额（即贷款需求）为I.这就形成了信贷资金的缺口T=（I-S）。如果政府只限制存款利率而不限制贷款利率，根据供求定律，贷款利率将上升到r4，结果是金融体系获得不正常的高额利润，即（r4-r）。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即限制存款利率又限制贷款利率，将中间的存贷利差作为金融企业创造的租金以解决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满足后来的金融约束论的理论要求，但是如果可贷资金严重供求不足，这种行政化的货币价格干预手段，必然导致非效率性和非价格性的信贷配给，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发生并将长期存在的实际情况。

现在，我们将金融抑制水平由F扩大到F1，则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我国的储蓄总额随着实际存款利率的下降而得到少许的提高（从前面的实证分析来看，影响十分微弱），从而投资总额得到一定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利率从r下降到了r1，原来那些收益率低于r1的企业得以起死回生，，这样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下降，于是经济增长率从g下降到g1，储蓄曲线由S（g）向左移动到S（g1），此时信贷缺口进一步扩大为T1。因此，根据麦金农-肖的理论，实际利率的降低即减少了资本形成的数量，又降低了资本形成的质量，所以它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有着双重的不利影响。

五、结论：数额巨大的民间借贷难以遏制

近年来中国普放高利贷，是违反市场化运作逻辑的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央行把控制货币供给的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1.5%的历史高位，而把调节货币需求的基准利率人为压得过低，导致货币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全国信贷规模“失控”和利率“失序”，乃至全国各地普放高利贷，是这一扭曲的货币政策的必然产物。

随着我国金融抑制水平逐步扩大，实际利率长期维持在0利率左右徘徊，再加上不合理的货币政策手段组合，使我国处在银行可贷资金短缺，市场贷款需求旺盛，CPI高企，实际利率为负数的复杂经济金融形势。在贷款越紧缺的情况下，我国的贷款行政化比率越严重，此时，大部分中小企业是有寄希望于民间借贷，寄希望于高利贷。这种情况的产生将十分不利于我国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如若长期持续必将降低经济效率，引起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衰退。我国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政 治，读不懂中国的政治就读不懂中国的经济。所以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源，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此来推动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变金融抑制的根本局面，增强央行的独立性。

只要基本的经济金融条件具备，以上的问题如果得不到遏制，尤其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相信不是在温州，就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民间借贷崩盘的事情将再次发生。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篇（4）

一、文献综述

股市涨跌与进出股票市场的资金密切相关,二者间的关系历来为各类投资者及学者所关注。

Levine(1991)认为,如果股票市场的自由化和扩张可以使个人投资风险多样化,那么股票市场的发展就可以降低储蓄风险。Pagano(1993)指出,金融市场与储蓄之间的关系被认为很重要是因为储蓄被看做刺激金融市场发展的渠道之一。Jappello和Pagano(1994)、Bonser-Neal和Dewenter(1999)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居民获得按揭贷款和消费信贷有较大阻碍时,他就趋向于高的居民储蓄率,但是居民储蓄率的高低与这个国家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无关。Devereux和Smith(1994)认为,股票市场分散风险的机制能引起储蓄水平下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Singh(1997)曾指出股市的发展并没有导致总储蓄的增长。

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起步较晚,所以国内专门对于股票市场与居民储蓄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也较晚。徐名社(1998)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储蓄存款与证券资产的投资选择机制问题,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储蓄与证券的替代还只是基于表层收益关系的权衡,未能有效促进存款向投资的转化,两者替代关系中的均衡机制尚未形成。刘巍、徐颖(1999)分析了证券市场资金吸纳和可支配收入对我国居民储蓄存款额的影响,得出结论:证券市场资金吸纳率上升则储蓄存款额会下降,但储蓄存款对证券市场资金吸纳率的弹性极弱。李洪慈(1999)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分流储蓄存款的程度,认为我国证券资产投资对储蓄存款的分流作用是很有限的。张志、王德劲、段吉华(2001)用实证分析得出居民储蓄率与股市周转率、股市成交率之间不构成因果关系,即证券市场的流动性不能对居民储蓄的变化构成显著影响。何德旭、高伟凯、王轶强(2002)的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规模和流动性对居民储蓄有明显的分流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储蓄量的变化,股市交易的活跃程度和股指的涨跌直接影响着投资者以及潜在投资者的储蓄行为。张眠、张桂霞(2003)通过对城市居民储蓄与上证指数的相关性分析得出,储蓄的增长会引起上证指数在相同方向发生变化,而不是股市增长导致居民储蓄的减少。熊其康(2008)通过建立VAR模型对我国现阶段股市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指出股市交易额一方面能很好地反映股市,另一方面也能反映投资者的投资力度。

国外文献主要基于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对银行存款与股票市场关系展开研究的,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情况。国内研究实证分析虽然很多,但大多都是从居民储蓄存款的角度出发,运用各种计量方法分析该变量与股市之间的关系的,对其他存款与股票市场的关系缺乏分析。基于此,本文拟从分析储蓄存款的各组成部分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入手,探讨和分析我国居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及企业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的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分析方法

1.数据平稳性分析

在时间序列分析中,数据通常被假定为平稳的。如果数据表现出随机游走的特性,则必须对其进行平稳化处理,否则运用不稳定数据作出的回归分析有可能是谬误回归。对数据稳定性的判定,实践中通常采用增广迪基-富勒(ADF)检验。

2.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就是在两个不稳定时间序列进行回归的基础上,对其残差序列εt进行ADF检验,看其是否为稳定数列。如果εt是稳定的,则可以认为两者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即协整关系,否则就是谬误回归。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Granger)(1969)因果关系是指:如果两个时间序列变量x、y在包含过去信息条件下对y的预测效果要好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的预测,即加入变量x的滞后值有助于改进变量y的预测精度,则称x对y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或者说,若变量x的滞后值在另一个变量y的解释方程式中其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则x是y的格兰杰原因。

如本研究欲检验股指收益率(LSTK)与银行存款变动率(SR)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所用的模型如下:

因此通过上述模型,获得四种假设之一的结果,就可以检验股票收益率与银行存款变动率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三、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2003年1月至2010年7月的月度相关数据,共计91个样本。其中居民存款、企事业单位存款包括定期与活期指标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表》,股票指数(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代表)数据来自中国证监会网站。

上述数据按环比方式计算各自的变化比率,即:变动率=(本期指标/前一期指标)-1。

各指标具体符号如下:LSTK――上证指数收益率、LL_JMHQ――居民活期存款变动率、LL-JMDQ――居民定期存款变动率、LL_QSDQ――企事业定期存款变动率、LL_QSHQ――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

四、银行存款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关系的实证检验

1.数据稳定性检验

在进行时间系列分析时,要求所用的时间系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会产生“伪回归”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居民定期存款、居民活期存款、企事业定期存款、企事业活期存款等指标的时间系列通常是非平稳的,我们按前述公式:变动率=(本期指标/前一期指标)-1,对上述指标加以处理。经ADF检验发现,这些指标是平稳的。检验结果见表1。

格兰杰因果关系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存在由股票收益率到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的单向影响。这一结果与子样本一的结论形成鲜明对照。我们认为,可能的解释是:股票全流通后,大小非股东出货套现的行为显著。

五、结论

本文对2003年1月至2010年7月的各种银行存款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1.居民定期存款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但统计上不显著,格兰杰因果关系是股票收益率影响居民定期存款,并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居民定期存款变化与股市涨跌互为消长。2.居民活期存款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格兰杰关系不存在。3.企事业定期存款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不显著。4.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虽然不显著,但格兰杰因果关系显示存在从股票收益率到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的单向影响,并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存款与股票收益率呈负相关结论相矛盾。进一步将数据以股票全流通改革后的2007年6月为界限将数据分为两个字样本。子样本一显示:2003年2月至2007年6月股票收益率与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呈负相关,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显著,无方向性。子样本二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后,2007年7月至2010年7月,股票收益率与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格兰杰因果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股票收益率对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存在单向的影响关系。这一结果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股票全流通后大小非出货套现的行为。

参考文献

[1]Levine,Ross,1991.Stock Msrket,Growth,and Tsx Policy[J].Journal of Finance,September:1445-1465.

[2]Bonser-Neal,Catherine and Dewenter,Kathryn,1999.Doed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Stimulate Savings?Evidence from Emerging Stock Markets[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17:370-380.

[3]Devereux,Michael B,and Gregor W.Smith,1994.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and Economic Growth[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35:3,August:535-550.

[4]Jappelli,Tullio,and Pagano,Macro,1994.Saving,Growth,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ebruary:83-109.

[5]Pagano,Marco,1993.Financial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April:613-622.

[6]徐名社.储蓄存款与证券资产的投资选择及其若干效应分析[J].投资研究,1998(7):21-25.

[7]刘巍,徐颖.对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因素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1999(5):

54-58.

[8]李洪慈.我国证券投资与居民储蓄存款间的替代效应分析[J].海南金融,1999(10):12-15.

[9]何德旭,高伟凯,王轶强.股票市场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一个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1):9-12.

[10]张眠,张桂霞.我国城市居民储蓄与上证指数的变化实证分析[J].江苏统计,2003(10):12-15.

[11]熊其康.对我国居民储蓄与股市交易之间联动效应的实证研究[J].西部金融,2008(2):63-64.

本论文为2010年西安翻译学院科研课题“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投资关系研究”(编号:10B19)之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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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金融是经济增长的命脉,资金的融通和有效配置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一个地区的金融体系又是制约其资金有效配置的关键｡这里的金融体系,主要是指 金融机构 与金融工具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等｡金融体系的运作主要是通过提高储蓄､投资总水平以及有效配置金 融资 源来促进经济增长｡下面主要应用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来分析金融体系的运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 人口 和劳动力规模是静态不变的,不存在技术进步;一定时期内投资的折旧率为δ｡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总产出是总资本的一次线性函数:

Yt=αKt(1)

其中,α为资本的边际产出率｡根据t+1时期的资本总额等于t时期的净投资减去折旧,则有:

变形后可得：

Kt+1/Kt=It/Kt+1-δ(3)

由于农村金融机构在动员储蓄并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资金上存中央 银行 或以存贷利差等形式被银行吸收,这样1元的储蓄只能转换为小于1元的投资,假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为θ,则有θSt=It,根据(1)和(3)式可以得出t+1时期的经济增长率：

gt+1=Yt+1/Yt-1=Kt+1/Kt-1=It/Kt-δ(4)

由于θSt=It,储蓄率s=St/Yt,则(4)式又可转化为:

gt+1=θSt/Kt-δ=AθSt/Yt-δ=α(sθ)-δ(5)

可见,经济增长率与资本的边际产出率α､储蓄率s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θ密切相关,金融体系的运作正是通过影响这三个指标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

首先,金融体系的完善可以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θ,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要消耗一定资源以维持自身的运转并实现利润,从而使1元的储蓄在向实际投资转化的过程中总小于1元,差额部分以存贷利差的形式流向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健全就是通过改革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促进金融体系内各主体的合作和有效竞争而提高其运营效率,从而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θ,促进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第二,金融体系的改革有利于资本边际产出率α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功能就是把动员而来的储蓄资金,通过选择､比较和评估不同企业与项目的融资需求,将资金贷给那些信用好､项目投资回报率高､风险相对较小的企业,从而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率α,达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三,金融体系的优化可以改变储蓄率s,促进经济增长｡良好的金融体系不仅可以方便居民进行储蓄,而且可以通过 金融创新 改进的结构有利于提高居民储蓄的收益,增强居民储蓄的积极性,更好地动员储蓄,即提高储蓄率s,进而增加投资所需的金融资源｡

二、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的农村金融体系,其面临的一些问题及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一)政府政策性 金融 支持弱化

作为弱质产业的 农业 和弱势群体的 农村 中小企业､农户,对于国民 经济 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其金融需求不能完全依靠 市场 来解决,理应受到国家政策性金融的扶持｡但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 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基本上是一个粮棉油的收购银行,主要发放粮油贷款,业务和资金来源非常单一｡而急需政策大力扶持的农业开发､农业技术进步及农村基础设施等“ 公共 物品”却得不到足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就是说信贷资金没有配置到 投资 产出率(α)较高的企业或项目上,进而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处于很低的状态｡

(二)农业银行资金投放减少

农业银行受自身利益最大化驱使,其资金投放逐渐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城市 工商 业为主｡资金的趋利性､信息不对称及无规模经济的客观现实使得农业银行不愿将资金投放到期限长､见效慢､风险高的农业项目,以及规模小､分散､缺少抵押担保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上｡现在,农业银行的农业贷款只占10%,从本质上讲它已经不是一个农业银行,其支农作用也越来越弱(θ减小),没有起到对农村经济发展应有的资金支持｡

(三)农村信用合作社名不副实

合作制实际上是一种产权制度安排,而作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自产生那一天起就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性质,在历次制度变迁中演化为政府部门或国家银行的附属机构,产权不明晰,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沉淀下了大量不良资产,“信用合作”有其名,无其实｡其沉重的 历史 包袱和落后的 管理 技术使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θ)较低,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邮政储蓄外流

邮政储蓄网络覆盖面很广，但对农村居民只存不贷，这只是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涌向城市｡全国邮政储蓄现在接近9 000亿,其中,65%来自县和县以下地区,乡镇及所辖农村占34%｡转存人民银行零风险的高利差使邮政储蓄大肆揽存,使本已严重“贫血”的农村“雪上加霜”｡农村储蓄无法顺畅地汇流向农村投资(θ),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五)活跃的民间金融活动被压制

由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缺陷,已滞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金融“空洞”,民间借贷应运而生｡虽然目前只能以“灰色”或“黑色”的形式存在,表现却异常活跃;从1986年开始,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农户借款中民间借款所占的比例超过70%｡但由于政府视其为非法金融活动,屡次取缔或禁止,使民间借贷风险大, 成本 高,无法形成气候｡

三、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以促进其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体系作为农村金融制度的基础结构,是农村经济增长的关键｡要实现加快农民收入增长以及缩小农村与城镇差距的目标,离不开一个有效运转的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不能只从形式上小修小补,必须从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因素入手,建立一个更有效率和活力的农村金融体系｡

第一,建立政策性金融的 财政 补偿机制,为农村经济提供更多政府层面的支持和保护｡第二,完善邮政储蓄,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制度,从而实现农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提高经济增长率｡第三,大力发展农业 保险 ,分散目前由农村信用社独立承担的农业系统风险和 社会 成本,维护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第四,建立公平而完善的市场准入制度,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化经营,使之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增长服务｡

参考文献:

[2] 谭建学.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因素分析[J].西南金融,2005(12).

篇（6）

一、2000年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情况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始终保持在经常项目顺差，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双顺差”格局，总顺差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收支的平衡与否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表明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过万亿，持有如此巨额的储备固然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但由此产生的国际收支顺差过大也会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国际收支顺差的原因

1.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储蓄大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低消费高储蓄，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00年62.3%下降到2006年的49.9%，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46.6%下降到2006年的36.3%。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同时全社会总存款，居民消费存款的比重持续降低，从2000年的53.6%下降到2006年的50.7%。因此，全社会储蓄率的过高不是由于居民储蓄过高，而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导致的企业存款和政府储蓄的巨幅增长与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消费率长期偏低,消费率和投资率之间就不能形成合理的比例,就会导致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及时得到实现,大量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带来高失业率,并且直接影响企业效益和偿还贷款能力。因此，只有减少企业留利和政府税收在GDP中的比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消费启动的支撑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以及工资形成机制的滞后成为中国消费增速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难以改变目前格局，消费启动依然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同时，我国微观经济主体信用度不高，一些企业从银行得到贷款后，到该还贷时，虽有能力但拖欠不还；还有一些企业盲目投资，相当一部分投资形成无效投资，导致平均投资回报率低，还贷困难。这些现象使银行风险增大，导致“惜贷”现象出现。其结果是国内储蓄出现相对过剩，这种过剩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就是持续盈余和“双顺差”。

2.外汇资金的过度流入

(1)国内居民和企业的发展对外资的需要

我国的居民储蓄倾向比较高，而居民储蓄绝大部分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转化为投资的。由于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及内部机制不完善，效率相对比较低等因素，银行不能很好地发挥社会资金转化功能。国家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与不能使储蓄有效率的转化为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是产生需求外资的主要原因之一。

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然而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企业的融资渠道少。我国企业的融资大部分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融资。随着商业银行转向商业化经营，建立自我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各大银行都以追逐和保持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严格控制发放贷款数量，而对放贷地区、项目进行谨慎的选择以追求经济效益，企业在国内获取资金的渠道被堵塞之后，自然而然地就将目光瞄准了外资，产生了对外资的需求。同时，国内企业愿意与外资合作。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以及跨国企业的进入，我国国内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急需高新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而外商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因此，国内企业往往通过引进外资的形式来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

2.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在制度安排上，明显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从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看，流入管理较松，流出管理较严。例如，鼓励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限制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鼓励外债流入，限制国内金融机构向境外提供债权，不允许非金融企业对外发放贷款；鼓励非居民向我国居民提供资本项目下捐赠和转移，限制居民向非居民提供资本项目下捐赠和转移等。

(3)外资的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主要动机就是寻求获利机会。首先，进行直接投资可实现内部化从而节约交易费用。我国外贸市场的高额交易费用和存在的较高的贸易壁垒促使大量的跨国公司放弃国际贸易的形式而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体化策略。其次，我国廉价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等，巨大的市场潜在容量，再加上我国政府为吸引外资给予外资的一系列超国民待遇，更加吸引外商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外资大量超规模涌入，形成了负的储蓄缺口；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取代进口，加大出口，从而进口减少，出口增大，外汇的负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

(4)是较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

心理预期对我国的资本流动始终具有很强的影响力。2002年以来，受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企业和个人出现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同时，媒体铺天盖地地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被强化。在存在价格落差（利率差、汇率差）的情况下，社会中的每个企业和个人都会成为潜在的投机者。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出口企业会尽可能早收汇、多结汇；进口企业会推迟和减少购汇、付汇；老百姓也不愿意持有外汇。这些行为直接导致我国资本流入增加和资本项目顺差扩大。从境外远期外汇市场看，人民币非交割远期汇率升值较高的时段与我国外汇储备增加时期高度吻合。

参考文献：

篇（7）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3-0010-02

1 引 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增长率在1979―2009年平均为9.8%,其中,2007年增长率接近12%,虽然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仍保持高增长,增长率达到9.6%和8.7%。

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这种高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问题的研究著作、论文如汗牛充栋,体制改革、资本积累、技术模仿、教育、贸易、全要素增长率等解释不一而足。不过,从人口红利角度分析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则是近几年的事情,人口红利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其他因素(如管理水平等)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这些国家(地区)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

近来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又进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国际经济竞争力将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而大大下降,未来的经济高增长将无法持续。

本文认为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未必能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经济至少可以持续增长20年。

2 人口红利的概念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目前,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大,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

最近,人口红利的概念又进一步得到扩展,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由人口转变所导致的生产性年龄段的人口份额的增加,而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即使假定劳动力生产率保持不变,劳动供给数量相对较高也意味着总产出同比例上升,同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该人口红利期的效应短暂,持续时间为50年或稍长些。

第二人口红利则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了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了代际更替关系。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他一生的总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人们会选择一个接近其预期一生的平均收入水平的消费水平,且其长期储蓄水平将与生命周期紧密相关,因此,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和人口结构变动密切相关。在生产效率较高的壮年阶段,其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将明显高于其他阶段(比如养老金积累)。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由此反映出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因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带来的国民储蓄率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

3 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因素

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高劳动参与率。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第二,高储蓄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经历了几个显著的增长阶段。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0%以上,这一阶段是增长最快的时期。1989―1996年,进入第二个增长高峰期,存款余额年增长率达31.6%。1998―2000年,增长率开始一路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值,其主要原因是股市火暴促进了储蓄的分流,更多的资金从银行流入了股市。2003―2008年,居民储蓄存款冲破了几个大关：2003年9月首破10万亿元；2005年超过了14万亿元；2006年12月,突破16万亿元；2007年,17.25万亿元；2008年,21.79万亿元。按现价计算,2000―2008年年平均增长率达16.5%。第三,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

当社会处于人口红利期时,由于人口结构较好,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足,同时,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了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并因此导致了较高的资本积累。20年来,中国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同样奇高的储蓄率也助推了这种高投资率。当然储蓄率高,部分的原因有养老保险与医疗制度不完善、中国文化对较高的储蓄水平的偏好等,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抚养比率”较低。所谓“抚养比率”是指不工作的孩子人数、老人数与工作人数之比。当家庭中孩子年幼、无工作时,家庭的储蓄率较低;当孩子长大,且自身也处于最佳创造期时,家庭的储蓄率较高;退休后,储蓄率则开始下降。因此,不工作的人越多(因为太小或太老),储蓄率越低,反之亦然。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效应以及中国人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使人口红利这种较低的抚养比率因素逐渐消失,但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里,低抚养比率仍将持续,从而可以预计的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也将继续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曾经有过的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级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级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4 最优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建议

人口红利效应终将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而逐渐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前,我们仍能有所作为,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减少劳动力闲置和浪费,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从而使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最大化。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应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以更好地支持经济发展。

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应通过扩大就业,最大化开发尚存的人口红利,并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性质、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并且,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这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的源泉应当从依靠良好的人口结构(即人口红利)转为以技术的创新能力为主。人口红利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终究会成为一个历史现象,调整政策延缓一点时间只是短期效应。从长期而言,需要依赖产业换代,依赖技术的创新能力,才可以长治久安。实际上,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不断地实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改变中国在国际市场处于低端产业低利润环节的局面,提高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高劳动力成本,将有助于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资料显示,中国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家庭。通过增加收入,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人口和城镇低收入人口以及其他中低收入人口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将加速消费品市场的启动过程。基础消费品的爆发式需求增长,新消费群体的各类时髦需求增长,居民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将启动中国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

在保证了中国的自主创新持续增长力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正视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社会安全和秩序问题。而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将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只有通过它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能够在既有轨道上良好运行。在此前提下,我们再通过进一步将农村人口和农民工不断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地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样我们的社会保障就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善,在面对后人口红利时代的时候,就会更加的从容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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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GDP取得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和国民储蓄总量不断增加，与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费率却呈长期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伴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居民消费率却以年均1.4%加速下降。过低的消费率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问题，受到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的原因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过大的收入差距，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导致收入中预防性储蓄动机加强等。除此之外，我国居民消费率还会受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是不同的，变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不论对家庭消费还是整个国民经济中消费所占比例都会有影响。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本文以抚养比作为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指标。包括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和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指0-14岁的少儿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老年抚养比是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少年抚养比加上老年抚养比就是总抚养比，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的人口数量。如表1所示，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少儿抚养比明显减小，老年抚养比逐渐缓慢增加，总抚养比呈现下降趋势。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开始，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结构。2013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0243万人，占总人口的14.9%，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的9.7%，到2017年，将超过10%。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

消费率是居民消费绝对数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因此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率的影响的时候要考虑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微观角度主要体现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微观经济主体消费行为即消费倾向的影响上；宏观角度主要体现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何影响国民总产出和国民总储蓄率上。

（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对我国居民消费影响

低出生率引起了我国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少子女化对中国家庭储蓄会带来影响。首先，中国家庭一直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家庭储蓄和子女数量可以看做是养老两种形式。在高出生率下，父母对养老保障预期乐观，就会减少储蓄增加当前消费。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没有孩子的时候，父母的养老预期会变得不明确，六普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很多父母在40岁左右或就开始增加养老储蓄，养老储蓄上升消费率就会降低。同时，在家庭中子女数量和质量存在替代关系，低少儿抚养比的情况下父母会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营养、教育方面的支出。但是在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的情况下，子女抚育消费（如接受高等教育、结婚买房、成家立业、出国深造）的高峰期实际上发生了后移（18-28岁）。适应子女消费变化趋势，家庭在资源的即期消费与远期消费选择上倾向于远期消费。而远期消费的即期行为就是增加当前储蓄。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为了孩子的长远发展，大多数家庭勤俭节约。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少儿抚养比的上升会增加储蓄，减少居民消费。

（二）老年抚养比上升对消费的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对一国来说，如果一个国家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可以预期该国消费率会提高。老年抚养比上升预示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并没有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上升。从微观家庭角度分析，中国老年人的退休后收入与消费行为与西方人有所不同，很多中国老年人会在退休前积攒足够的养老金，并且大部分老年人退休后不会选择出国旅游休闲度假的高消费生活方式，他们会省吃俭用减少开支，仅仅依靠微薄的退休金就可以度日，储蓄率下降不会很快。另外一方面，中国人有强烈的遗赠动机传统，遗赠储蓄动机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决策。有研究证明收入分配越不均衡，财富越向少数人集中，整个社会的遗赠储蓄倾向就越高，储蓄率也就越高。我国自1986年以后基尼系数加速增长，目前已经超过0.47。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速导致整个社会的遗赠储蓄增加，引起总消费不振。

（三）总抚养比下降对消费率的影响

总抚养比下降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从宏观来讲，一方面劳动供给的增加会降低实际工资率导致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当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时，人均资本存量下降，产出减少，会降低居民长期消费；但是总抚养比的下降会抵消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对人均资本存量的稀释作用。如果将总抚养比下降所形成的剩余产出用于弥补资本存量的不足，此时社会人均资本存量并不一定会稀释。在我国的情况是人均资本存量较为稀缺，总抚养比下降使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

综上所述，从长期来看，老年抚养比上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会降低我国居民当前消费率，我国目前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较优时期，总抚养比达到最低点，人口老龄化趋势初现，出现储蓄率的上升和消费率的下降。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不会有较大改善。

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技术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两种计量分析方法，利用中国1978-2011年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和居民消费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率的长期关系进行回归研究。本节将利用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率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分析。假设回归方程为：CONS= +1YD+2OD+ε。

CONS：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消费总额与GDP比值。YD：少儿抚养比，即0-14岁少儿人口数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OD： 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选取1978-2011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和人口抚养比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分析，样本期为32年。居民消费率数据和人口抚养比数据分别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人口统计年鉴，并通过计算整理。

（一）协整分析

平稳性检验。由于本文所涉及的时间变量有可能是非平稳的，若不加检验地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出现谬误回归。本文采取ADF检验方法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其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这些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都是非平稳变量，而其一阶差分后的ADF值小于5%水平的临界值，说明一阶差分后的数据都是稳定的I（1）时间序列，因而可以进一步对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协整检验。通过上面的平稳性检验，我们得知各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约翰森检验结果见表3。协整回归结果：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的假设，CONS、YD和OD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居民消费率与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它们的回归不是虚假回归。通过协整回归结果如下：CONS =62.38+0.11*YD-2.35*OD。

回归方程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但是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居民消费就会减少1.1%。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老年抚养比每上升1%，居民消费率就会下降2.35%。处于少儿阶段的居民消费倾向要高于其储蓄能力，处于老年阶段的居民消费倾向要低于其储蓄能力，并且相比较而言，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作用。

（二）因果检验

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如表4、表5所示。

从表4和表5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解释变量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是造成消费增长的原因，居民消费率、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更大。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继续，消费率在一段时期不会明显上升。

结论和建议

本文主要探讨抚养比的变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利用协整回归的方法对1978-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弱显著的正影响，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率有中等显著的负影响，与生命周期理论的结论相反。生命周期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这些国家完善的社会养老制度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因此储蓄用于老年消费是平滑一生消费的惟一途径。而我国的老龄化背景是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完善的养老保障模式还没有建立，再加上改革、通胀等预期，老龄化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的增加。

完善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就应该适当提高居民消费率。从上述结论可知，提高国内需求水平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改变消费预期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此外，还应进一步调整消费结构，积极发展老年产业和老年消费场。最后鉴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和我国独特而强烈的遗赠动机，还应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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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 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 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 )，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 M2规模大于使得 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 M2 与 GDP 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 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 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 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转贴于

2.4 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3 总结

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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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通常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实现顺差，则说明了该国商品在国外市场具有一定竞争优势，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可使得该国的对外支付能力加强，同时增加对外债权。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顺差的产生意味着出口获取的外汇并未实现同期的进口、对外投资、技术的引进。这种顺差只表现为国外银行的存款或者是购买外国债券，这样资金使用的收益率不仅低，还会加大本币汇率升值的压力。让本币升值，便会对随后的贸易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也会迫使货币管理当局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以维护汇率的稳定，造成国内通货膨胀。作为贸易伙伴的逆差国，更是会以长期逆差为借口，设置多种贸易障碍，要求顺差国减少出口或增加从逆差国进口。

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巨额的顺差不仅给国内的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也不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自金融危机后，我国对外贸易环境恶劣，遇到各种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引发的国际争议都指出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纷纷要求人民币升值。理论上说，一国币值上升，使其出口商品在外国市场价格上升，不再具有价格优势，而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则更加便宜，从而达到减小顺差的目的。但是，从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虽然相比从前增幅减小，但仍无法改变长期顺差这一事实。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人民币的升值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如今面对的不利外部环境么？

一、我国贸易差额的基本状况及形成原因

1.我国贸易差额的发展概况

中国原本经济落后，我国的贸易差额也并非一开始就处于顺差地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仅实现了一年贸易收支平衡，两年有顺差，其余七年累计达到42.9亿美元的逆差。从1990年开始，除1993年为逆差，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持续顺差。在2005年顺差额更是创造记录的达到了1018.8亿美元。仅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平衡贸易收支的重要性，但是我国仍没有改变持续顺差的局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人民币不断的升值，无疑给出口行业雪上加霜。从2008年到2011年，贸易顺差逐年减少，但是，中国对外贸易总体保持着顺差，不仅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是给了贸易伙伴国家以借口，对中国的出口设置重重壁垒。对长期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而言，持续的贸易顺差，对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已产生负面影响。

2.我国贸易持续顺差的主要原因

（1）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

国际分工的变化导致国际产业的转移，在历史上，国际生产的中心先后产生的从欧洲到美国再到亚洲的转移。二战之后，生产力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得到飞速的发展，全球产业调整的步伐加快，发达国产纷纷实现产业的升级，伴随而来的便是制造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快的对外扩张，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和较为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商来华投资设厂，开始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贸易。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国际制造业大量向中国转移，中国成为计算机、音响设备、玩具、家具等制造品的生产中心，而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出口的不断扩大必然导致贸易的持续顺差。

（2）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贸易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转为外向型，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并且成功利用出口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证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有利于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快速提高。基于国外的成功案例，中国政府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很快的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充分发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的鼓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当时确实很大，但是发展至今，我国的外汇储备和国际债权债务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于当初，可是许多地方或部门，仍未改变观念，鼓励进口平衡安排的相应措施较为不足。这也是中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3）我国内需不足影响进口增长

我国提出扩大内需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口号已经多年，但是成效缓慢。具体体现在中国的高储蓄利上。根据人民日报012年11月21日的相关报道指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早在2009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超过18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储蓄率已经达到世界排名第一。除了传统消费观念造成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外，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与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不乐观有关，因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不乐观使得大多数人对医疗、保障、住房等消费前景的担忧，进一步压抑了大多数人的消费欲望，消费品进口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虽然我国贸易持续的顺差，但在出口的产品中，真正具有综合竞争力的产品较少，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是依靠低价竞销，效益并不理想。

二、人民币升值没有改变我国贸易顺差的原因则说明了限制我国进口的原因，由此，中国持续顺差可以说和我国的需求和经济结构有关。

因此，我国持续顺差产生的原因很多，人民帀的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效的调整我国贸易收支。实现贸易平衡。

三、实现贸易收支平衡的思路和建议

1.切实转变观念

要客观认识顺差的利弊以及我国的现实，面对外部环境的改变，产业转型是势在必行。应当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发展对外贸易，仅依靠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不是长久之计，提高出口效益必须通过修订更加合理的相应政策法规，引导出口产业顺利转型，以实现贸易平衡发展。我们更应当认识到，依靠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为主发展对外贸易，是不可能成为贸易强国的。

2.转变对外贸易发展的方式

通过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对外贸易，以改变外资企业在我国外贸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局面；发展多种贸易形式，降低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方式中所占的比重；出口商品应当提高品质，打造属于中国的品牌产品。通过技术创新来加强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实现从委托加工生产到自有品牌的生产出口的转变。

3.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建设

对待贸易摩擦和国外施加的压力，我们应当冷静对待，据理力争，以长远的眼光来处理每一个问题。同时，在与周边国家达成自由贸易的意向，或在与一些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时，都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以利于双方共同努力，实现贸易收支平衡，减少不必要的磨擦。

4.加强出口管理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我们需要加强海关、外贸管理、外汇管理、银行、商品检验、运输管理等部门之间的合作，对进出口商申报的进出口贸易的真实性及其报价的可信性严格把关核实，以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从而更好的确认贸易差额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1]楚建英：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及对策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2]何 瑾：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原因分析[J]，商品与质量，2010，第7期.

[3]黄飞雪 寇 玲：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变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增长的趋势[J]，国际贸易问题，2009，第11期.

[4]彭红枫：人民币升值能否减少美中贸易逆差[J]，国际贸易问题，2010，每6期.

[5]张二震 赵顺龙：关于贸易顺差原因的理论思考[J]，当代经济管理，2009，第4期.

篇（11）

论文摘要：主要采用多间端等距指标入户抽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和数理统计法，对陕西省十一个地市的城市居民体育消费行为制约因素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传统的消费观念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意识的提高；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中医疗及储蓄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支出；消费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影响体育消费的整体发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对象是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主要采用多间端等距指标入户抽样调查法，对陕西省11个地、市城市居民，就体育消费的制约因素进行调查。调查时间：2005年6月一10月。采用陕西省统计局的国民经济统计网点，样本量为990份，回收990份。对所收集的全部调查问卷在计算机上运用spss9．0软件对174240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陕西省初步具备了体育消费兴起和发展的条件。体育消费的内容主要包括人们进行身体锻炼的参与型体育消费，现场观看体育比赛的观赏型体育消费，以及人们进行体育技能培训的培训体育消费等等体育劳务形式。本文主要从体育的参与型和观赏型消费进行调查研究。

 

2．1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总体分析

调查统计分析表明：陕西城市居民家庭参加各种体育健身活动的年消费额是348．14元，以城市居民家庭平均人口3．06计算，人均参与型体育消费年支出是113．77元。以陕西省城市人口1222万人推算，陕西城市居民参与型体育消费年总量是13．9-亿元。观看各种体育比赛、体育表演是观赏型体育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陕西城市居民个人平均全年观赏型体育消费的支出是39．78元，全省年消费总量是4．86亿元(见表1)。

 

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观赏型消费额50元以下的消费者占到总消费群体的70．8％。如果篮球cba联赛球票价格以，30元计算，39．78元的观赏消费支出最多只能观看1场比赛，说明近年来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总体水平相对较低。 

 

2．2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因素分析

笔者主要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生活结构、消费者个体等方面进行分析：

 

2．2．1浓厚的传统消费观念制约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  传统的消费观念崇尚节俭，人们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通过节俭进行理财。但是，节俭本身并不生财，不能增大资产规模，而只是减少支出。陕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轻消费，重储蓄”的消费观念在陕西居民中的表现较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陕西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

 

2．2．2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制约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

 

2．2．2．1陕西省与其他省份经济条件比较  体育消费归根结底是一种经济和货币开支，它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陕西省人均gdp达到7757元，比上年增长12．4％，与全国及西部的青海、甘肃省份相比较，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92．50元，同比增长10．1％；ja居民消费指标恩格尔系数来看，2004年陕西省城镇居民家庭该系数降到33．7％，低于全国和西部省份水平；对于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指标，陕西省的同比增长速度达到10．0％，高于西部各省及全国的增长速度。总体看来，2004年陕西省经济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2)。

但是，经济总增长水平快速稳定，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2．2陕西省内不同区域经济比较分析(见表3)

陕西省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十五”期间，全省十市一区经济发展都实现不同程度的快速增长，但增速在陕北、关中、陕南地区间差异明显。

从人均gdp来看，西安市一直保持在10000元以上，2005年之前都远远高于其他市区，2005年延安异军突起，达到17670元，比西安高出1745元，列全省第一，宝鸡以11126元排在第三位，其他市区都不及全省平均水平(9878元)，其中商洛市最低(3616元)。在一定的经济条件，西安市具有体育消费的硬件基础设施和大量的有能力进行体育消费的群体，而其他城市由于自身经济水平的制约和居民体育消费的观念差异造成其体育消费水平普遍不高(见图1)。

图1陕西省不同区域城市居民年人均体育消费水平统计

2．2．3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对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见表4

表4 2004年陕西省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统计

对陕西省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排在前八位的消费项目分别是：“吃、穿、住、教育、医疗、交通通讯、文化娱乐、体育消费”。这说明体育消费在目前并非是居民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年来住房、医疗、教育制度等的改革，造成了大部分居民把大部分支出用于此类消费。但是随着陕西经济的较快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消费结构将会发生较大变化，消费领域也会迅速拓展。

2．2．3．1医疗消费支出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医疗消费支出在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这间接影响到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据最新资料显示，陕西省年城镇居民医疗消费支出：1995年人均医疗支出是41．3元，2000年是91．4元，2005年人均医疗肖费支出是605元(见图2)。人力资本理论把用于后天的营养、锻炼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看做是一种与物质建设一样的投资，即健康投资，这种健康投资就形成了人力资本中的健康资本。但是，健康投资中仅注重医疗保健的支出，忽视体育健康的支出，是一种不科学的短视消费行为。

2．2．3．2居民储蓄存款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从2001年到2005年，陕西省城乡居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分别为1768．47亿元、2107．83亿元、2519．83亿元、2948．34亿元和3533．97亿元，按年分别增长19．2％、19．6％、17．0％和19．9％(见图3)。居民对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据统计，居民的储蓄目的依次是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而主要消费支出是食品和医疗等。统计显示，以2005年城市人均消费性支出6656元计算，2005年陕西省城市人均医疗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已经达到9％。

然而，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因此，个人消费者必须面对养老、医疗以及孩子教育的问题，因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使得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对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和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较大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所以摆在陕西省政府面前的问题就是必须扩大消费，推动内需，改变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首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其次就是必须增加和培养居民新的消费热点，那么体育消费就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被提上日程，引导居民的健康投资与消费，逐步培养城市居民的健康消费意识。体育消费既能改变我国目前的消费不足的情况，同时也是政府推行医疗体制改革宏观政策下的有益补充，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投资，使自己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得到有效提高，从而把医疗支出的费用能降到最低点，把看病花钱的事后控制改变为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的事前预防中来。

2．2．4消费者个体特征对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  本文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两个方面来分别论述。旨在进一步明确不同体育消费群体的制约因素，从而对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市场给予准确定位。

2．2．4．1性别差异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从性别的角度来研究体育消费的制约因素，通过调查统计我们可以看到：男性与女性在首要制约因素的认识上无明显差异。大家一致认为是“体育消费价格偏高”；但是在第二位至第五位的制约因素中男女性别差异显著。制约男性体育消费的第二位因素是经济条件差，排在第三、四、五位的分别是：工作任务重、健身场所距离远、没有适合自己的体育消费场所。制约女性体育消费的第二、三、四位因素分别则是家务忙、缺乏体育兴趣、不懂运动知识及无人指导。因此，在新时期对陕西省城市体育消费的宣传及增加体育消费场所很有必要。

2．2．4．2年龄结构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从消费者个体年龄结构出发，制约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体育消费价格高，家务忙和消费场所距离远。不同年龄的消费个体差异显著，18岁以下和19—25岁为一类，他们认为影响他们健身娱乐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健身娱乐价格偏高、经济条件差。其次是体育消费项目单一、缺乏健身娱乐兴趣。26—40岁和41—50岁为第二类群体，他们有比较可观的收入，但影响他们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工作紧、家务忙，其次影响因素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健身娱乐消费场所、健身场所距离太远。第三类群体是5l一60岁和60岁以上的消费者，他们认为主要因素是健身娱乐价格偏高、经济条件差。这个群体还是把经济因素放在首位，其次影响因素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健身娱乐消费场所、健身场所距离太远、缺乏体育健身娱乐兴趣等因素(见表5)。

体育消费价格高与陕西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和体育企业的价格策略有关。家务忙，说明社会经济生产中的效率不高，人们闲暇时间少；消费场所距离远显示陕西省体育场馆资源配置不足。体育场馆设施是发展居民体育消费的物质保障，据第五次陕西省体育场地普查数结果表明，体育场地总数虽然有19227个，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有0．9平方米，而且配置不合理。标准场地主要分布在大城市，而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城区，小城市体育场馆资源十分短缺。这种分布不均匀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

2．3体育消费的研究对陕西省体育产业发展的启示

经济是体育消费的基础。体育消费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规模，归根结底要受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制约。这就告诉我们，体育消费与经济发展往往处于“水涨船高”的增长态势。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体育消费水平较高，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陕西省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高，才阻碍了人们的体育消费水平，影响了体育产业的发展。所以体育产业的发展，必须结合陕西省的实际经济状况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政府部门在制定体育产业发展战略方针时，应参考陕西省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积极发展一些居民喜闻乐见并且有实际消费能力的体育项目，如羽毛球等参与型项目，大型体育赛事等欣赏型项目。

3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