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循环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生态循环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全面推进秸秆机械深耕还田，重点扩大秸秆过腹还田、秸秆生物反应堆、秸秆沼气、秸秆固化、生物质能源等转化利用能力。组建完善配套秸秆循环利用技术模式9个，建设秸秆青贮场所9处，年青贮玉米秸秆40余万亩，秸秆固化点40余处，秸秆生物反应堆6000个大棚，秸秆养藕4000亩，户用秸秆沼气5000个，大型秸秆沼气工程28处，制造秸秆颗粒年消化20余万亩的玉米秸秆，玉米机械深耕面积每年达到90万亩，小麦、玉米平均亩产分别增产10%和12%，每亩为农民增收节支近300元。

1.2推广节肥、节药、节水、节种技术，实现农业投入品的减量化

全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实现了全覆盖，建立村级测土配方技术示范面积8.47万亩，年累计推广粮食、蔬菜等农作物配方肥2.2万t，使用面积37.87万亩，技术推广面积300余万亩，减少化肥施用量3万吨，化肥利用率提高3%左右，每公顷化肥使用量减少100kg，节本增效1.7亿元。在临淄区朱台镇建成1万多亩小麦垄作示范推广基地，节肥10%、节水30%以上。在临淄、桓台、高青、沂源等4个项目县建立专业化统一防治示范区4万亩，全市专业化防治服务面积每年达到158万亩次，防治效果平均达到90%以上，每公顷农药使用强度减少0.5kg；粮食作物农药用药量减少5%以上，经济作物用药量减少15%以上。

1.3以沼气建设为纽带，促进农村废弃物资源的循环利用

全市共建有户用沼气池10.11万个，占农户的30%以上，其中80%以上的户达到了“一池三改”标准。建成生态能源示范村86个、“千池镇”15个，年可利用人畜粪便30%以上、作物秸秆10万亩以上，提供优质有机肥40多万吨、沼气4000多万立方米，节约标煤3.1万t，减少CO2排放7.1万t，为农民节支8000多万元。发展“猪沼果”模式6000多个，“猪沼菜”1200多个，沼渣沼液利用户数达67048个，沼渣沼液利用率达到93%，亩节药219元，节肥68元，农产品增值179元。

1.4以乡村清洁工程为载体，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选择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条件的乡村清洁工程示范村16个，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示范村30个，相继开展了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建设，梦泉村等5个村通过省级验收，被列为全国农村清洁工程示范村。通过开展农村清洁工程示范建设，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示范村内100%耕地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农药、化肥减施率超过30%；人畜粪便等废弃物入沼、还田、沤肥等方式使人畜粪便利用率均达到100%；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以上，田间废弃物收集率达到90%以上。有效解决了农村普遍存在的粪堆、柴堆、垃圾堆“三大堆”现象，达到治理面源污染和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的目的，受益农户达到5000余户，农民人均增收1200元，大大推动了新农村建设。

2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扶持力度偏小，缺少资金支持

目前循环农业项目的覆盖面仍然偏小，循环农业发展中无论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人才的培训、技术的开发等，都需要大量资金，生产者多为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户，发展循环农业仅靠农户和农业部门显然力不从心。由于政府对循环农业资金投入不足，社会多元投入体系尚未建立健全，资金不足仍是制约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2产业化经营相对滞后，后续服务比较薄弱

目前循环农业相关产业还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从建设使用管理后续服务的产业链条，专业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滞后，管理和运作不规范，没有对循环农业发展起到应有的服务保障作用。尤其是农村沼气产业，产品市场比较混乱，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许多产品的质量不过关，这无疑加大了建设成本，影响了沼气产业发展。受服务经费缺乏、运作方式不成熟等原因限制，农村沼气的后续管理和服务还跟不上沼气产业迅猛发展的步伐。

2.3循环农业技术支撑不够，需要进一步强化

目前循环农业模式特别是适合当地的循环模式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创新，部分循环农业产业链偏短，秸秆机械还田在综合利用中所占的比例偏高，多元化开发利用模式规模偏小，而当前对循环农业实用技术的研究和实践相对薄弱，循环农业的技术支撑需要加强。

3对加快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建议

3.1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长效机制

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作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2]。具体到各地市，建设生态文明，最基础的就是以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为着力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地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促进生态循环农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建议各级政府设立生态循环农业专项资金，加大扶持政策和发展措施的研究力度，以适应当前生态循环农业发展需求；同时建议省有关部门结合本省实际，制定并完善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政策和法规，建立生态循环农业的核算体系，并纳入统计体系和考核体系，逐步形成"政府推进、市场驱动、企业发挥、全民参与"的长效发展机制。

3.2强化技术研发，建立促进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机制

建议设立省、市级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研发中心，整合各级、各类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高等院校、农业基层技术部门技术力量，强化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提高技术创新力度，逐步完善支撑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技术体系。创新循环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建立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研发推广人才梯队，完善基层农技推广网络。加快生态循环农业新技术、新成果转化，建立技术集成示范基地，通过开放性的试验示范，将先进的技术和成果直观地呈现在农民眼前，真正实现“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让农民学得会、用得上。

篇（2）

二、循环经济理论应用于生态城市建设的必要性

循环经济理论应用于生态城市建设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自然资源的稀缺性

随着各项科学技术地不断创新，人们极大拓展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深度和广度，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使得在生态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正视资源使用的持续性。循环经济正是在“3R”原则下，为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另外，它还在一定层次上促进了社会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提升了环境质量以及人们的生活质量。

（二）生态城市建设的高效性

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不仅注重经济发展的数量和速度，更注重发展过程中体现的经济质量。因此，生态城市建设是一种高效的经济增长模式。生态城市不再将发展的速度单纯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将经济发展的重心偏向于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城市各要素间是否科学、合理，以期从全局出发，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循环经济追求资源的循环利用，立足于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改变了传统低水平生产方式，恰好适应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发展要求。

（三）循环经济理论实践的转化要求

为保证循环经济理论更好地在生态城市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应对该理论实施提出如下实施要求：

（1）提升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资源需求量日益增加，如果不加以改善，生态环境将更加恶化，由于对环境问题认识不足，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问题。因此，必须在发展过程中，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思路，引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尽可能地用可再生资源代替不可再生资源，走可持续化发展路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确立和完善绿色消费制度。

绿色消费作为一种时尚、健康的消费方式，直接反映了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程度。绿色消费与传统消费方式相比，有较大的区别。传统消费忽视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单纯地建立以人的需求为中心，满目追求超前消费、奢侈性消费等消费意识，无视消费行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而绿色消费则是在现有资源合理利用的基础上，降低人类消费行为对环境的破坏，是一种可持续性的消费模式。循环经济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企业、大众的积极参与，而且还需要政府的正向引导，倡导绿色消费，建立完善的绿色采购制度，在整个社会形成绿色消费的消费模式。

（3）转变GDP核算体系。

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以此反映出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但是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们仅单纯地获取自然资源发展经济，而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国内生产总值（GDP）并没有将这种负面效应计入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统计方式。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式摒弃了传统高消耗、低利用、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在综合评价国民经济时，应该引入可反映生态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以此客观地评价循环经济理论下生态城市建设的效果。

三、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生态城市建设途径

（一）发展生态农业、工业、旅游业以及环保产业

（1）大力推行生态农业。

积极引导生态畜牧业、生态种植业，合理使用农药、化肥，降低白色污染程度，构建良性的大农业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农业的良性循环。

（2）积极发展生态工业。

工业发展应该坚持低环境破坏、低资源消耗，减少重复性建设。对于某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应立足于产业结构发展方向，采取关闭、停业、并购等一系列措施。新上马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应进行严格的环境评估，并实行集中布点，使其处于远离城区的下风位置，以减少工业企业污染物向城市的排放量。

（3）发展生态旅游业。

发展生态旅游业最基本的条件是维护本地自然生态环境。生态旅游业使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高污染、高消耗、低利用的现状。

（4）推进环保产业发展。

政府应该从宏观层面推进环保产业发展，并合理立法，制定完善的财政税收政策，引导及提高社会各部分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对于个人，政策应增加个人污染的处罚力度，强化个人污染的约束性；对企业而言，政策可从企业税收、水电、价格等方面给予优惠，正向强化企业环保产业的投入力度。另外，还需提高城市建设者的环保意识，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增强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以及处理深度。

（二）从法律和道德层面强化形成绿色消费观念

绿色消费不但涵盖生产过程，而且与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有紧密联系。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从法律层面建立有关法令、法规，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第二，加大社会舆论宣传力度，使人们从道德上意识环境资源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性，从而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建立长远的消费激励机制，保证生态城市建设顺利开展。

（三）大力推行住宅生态化

现阶段，房地产消费已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随着生态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生态住宅概念顺应而生。生态住宅鼓励资源节约利用，倡导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居住环境，着眼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统一、协调以及人性，最终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协调与统一。因此，大力推行住宅生态化，不仅顺应了生态城市建设发展的方向，而且对循环经济理论在生态城市建设的开展也具有突出意义。

（四）补充及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必然产生费用及效益，这也是许多企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为了适应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应对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予以补充，加入企业绿色资产、环境成本、社会成本、绿色利润等核算项，以详细反映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各重大层面问题。在循环经济核算体系未来发展中，应重点突出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充分披露绿色会计信息。

篇（3）

一、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

将经济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做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经济与价值的关系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的价值论贡献是伟大的，主要在于劳动价值论。当考察当下人类遇到的环境与经济关系问题时，我们发现仅仅以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现时代的自然资源、劳动、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当时的研究条件和应用条件，重点揭示了微观领域的劳动价值关系，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作出了近似于忽略不计的处理。随着经济学的深人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的拓展，经济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范畴。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在这里承认了经济财富的全面价值来源在于人类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遗憾的是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以价值，却没有赋予土地等自然资源以价值，而仅仅是承认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不相容的关系。

由于自然物的使用价值是无法计量和难以比较的，而经济学基本上沿着数学化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没有重视自然资源，不仅仅是因为其与人类劳动的区别，还因为其不容易量化和比较的特征。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没有价值当然也不能以数量进行比较的财富来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忽略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的理论创造，也不能无视现实的要求。立足于现实，从逻辑上说，生态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补充，二者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我们仅仅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谈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不合适的，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前提与生态价值论是不同的。比如说，以前人们说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该结论显然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是违背常识的。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都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将价值的含义作了狭隘的理解。相反《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把价值的常识理解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value:qualityofbinguseful。:desir-able:有用性，重要性，价值”。从常识的角度来说，价值既包括可以数学计量的劳动价值，也应该包括不能数学计量的，如使用价值。在使用价值概念中，汉语构词是偏正结构，暗示了“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理解。由于马克思明确划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就造成了学术界对自然物价值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谈到的价值不是“价值”，而是劳动价值，用劳动价值代替价值，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很多事情就说不通了。因为就概念来说，价值的宽泛含义显然不是劳动价值所能涵盖的。但是把马克思理解的价值表述为“劳动价值”，那么自然物的价值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物不是人类的劳动创造，没有劳动价值，但是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显然是具有价值的。既然自然物有价值，那么保护环境和节省利用自然资源就合情合理了。要不，说自然资源没有价值，那么就可以浪费自然资源了，这根本说不通。

由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问题，我们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的价值是指劳动价值，不是一般所指的“价值”。从逻辑上说，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应该包括所有的价值形态，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在劳动价值之外，就能够承认生态价值的存在了。生态价值的存在证明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来说是有价值的。从哲学角度来说，自然资源作为客体满足人类作为主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具有价值是我们保护环境的价值前提。没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肯定，循环经济的保护环境初衷是不可思议的。

自然环境不仅具有价值，而且具有人类所不能创造的价值。人类凭借自己的脑力和体力，长期致力于经济财富的创造，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创造巨额财富使得人类对自己的创富能力的认识急剧膨胀，人类获得了有史以来最积极的自信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创造一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类的创作力不能代替自然界的创造作用。美国科技界启动“生物圈2号”工程，目的是再造一个人类的生态系统，可是最终失败了。“生物圈2号”工程的失败让我们懂得，目前自然界是人类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实事求是地说，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创造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人类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在很多的方面并没有考虑到自然界生态循环的规律要求，比如工业流程的孤立设计就与物质、能量的自然生态循环相违背。人类与自然不协调的经济行为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及其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告诉人们，人类应该在自然界面前谦虚一点，人类经济行为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自然界的规律要求，人类的创造不能取代自然界的创造。人类社会不过是整个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个系统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取决于自然界的选择，这就是“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体现在真、善、美多个方面。“真”的价值体现在人类科学研究、模仿自然界智慧等方面。“美”的价值就是自然界为人类提供审美对象、影响人类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活、宗教等方面，其中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本文的主题之一。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绝不仅限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的自然资源价值，比如森林作为木材的价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自然界经济价值的发挥取决于生态条件的状况。直接来自于自然界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是生态资源，同一资源综合地发挥着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由于生态价值的作用，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不仅体现为自然界对当代人类的价值作用，也包括自然界对人类后代的价值作用。人类后代的命运寄托于现有的自然资源能否有效的保护，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才能保证人类后代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其他价值。生态价值是自然资源的基础价值，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的，生态价值的缺失将大大降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耕地的沙化就大大降低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人类的发展不仅是自身种的延续，还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条件。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上，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有利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发挥。

广义而言，生态价值不仅包括自然界对人类的生态价值，还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对人类正面的价值作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然界—人类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人类对自然界具有价值关系，人类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都体现了对自然界的良好价值。

二、循环经济:创造价值

既然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那么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以及人类创造的劳动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系统所涉及的价值类型至少包括生态价值和劳动价值。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是三类: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当然与此相应地就产生了三大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资本价值以及劳动力价值。从终极源头来说，资本价值来源于劳动创造价值。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主要包括两类价值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运作模式，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在价值创造方面，必然具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循环经济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循环经济作为人类的行为选择，它创造的价值必然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不是自然界创造的价值。自然界创造的价值集中于人类经济活动开始之前。经济活动开始之后，主要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无论这种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要比传统经济更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循环经济创造价值的主要手段是科技进步和策略智慧。由于科技含量的提高，’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由人类的复杂劳动带来的。

循环经济中的人类复杂劳动是立足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等生态目的的劳动。具体来说，包括各经济环节的技术改造、工业流程重组、产业衔接整合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循环经济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经济环节的微观部分，而是经济运行的宏观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为了发展循环经济，我们要改造工业流程，对工业环节进行技术改造，最终要实现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良性对接。

循环经济创造价值，“创造”一词在这里的意思决不仅仅是源头性的产生，还包括价值的储存和转移。在循环经济中，人们的劳动创造经济价值。人类节省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行为也是劳动，创造的是生态价值。人类的循环经济行为阻碍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对自然环境是有益的，这反过来又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态价值。当然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还是经济价值。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在循环经济中被节省、储存和循环，体现在不同层次的生产成品上。人类减少污染排放而产生环境价值，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相对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方式，循环经济变相地创造了生态价值。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自然资源利用率，就会延长自然资源的存续和保护环境，所以说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显著的生态价值。

具体来说，循环经济创造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原材料、能源开发环节。在该环节，循环经济由于置人了保护环境的理念，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回采率，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重视开发可再生能源，而避免了由于大规模开发不可再生资源而威胁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区别和采取不同策略，就是基于循环观念的引人和理解。实际上不可再生资源就是资源循环生成极其缓慢的资源;可再生资源就是循环生成比较快的资源，如风、太阳能等。循环生成缓慢的资源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具有维持环境稳定和完整的生态作用，其开采和使用应该降低，否则生态环境将面临较大威胁，人类将难以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相反，循环生成快的资源具有无限的可利用量，并且大规模利用不影响环境的美丽、完整和稳定，没有明显的生态负面作用，并且充分利用了不断循环产生的大量资源和能源，为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2)工业“三废”的回收利用环节。适度延长工业流程，整合工业布局，对工业“三废”进行再加工和深加工，既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品产出率，又减少了污染排放，对生态环境具有增益作用。比如糖厂的甘蔗渣和甜菜渣可以用来造纸，造纸排放的废水可以用作水泥制造。(3)消费品报废后回收再利用环节。随着经济发展，报废的消费品数量日益增大，其占有的可利用资源相当可观，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加强对报废消费品中可利用资源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比如报废的家用电器，其中有很多零部件具有回收利用的价值，另外像汞等有毒的物质会因为不回收而污染环境。

总之，循环经济是将经济过程的循环与生态系统的循环融合起来，协调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减少两个循环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目标。

三、生态经济价值:循环经济的价值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诞生的背景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到循环经济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传统工业经济以“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大规模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该经济模式具有显著的生态和社会负面效应，从而引发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心。为了确保人类的经济前景，循环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循环经济从微观上说，起步于工业流程的生态设计.如清洁生产，还有垃圾等工业排放物的再利用，但是由于经济属于宏观范畴，其涉及范围远远超过工业工程，在单一的工业工程之外，循环经济发展了不同的工业工程之间的复合设计、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业工程循环设计，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循环设计，最后是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复合设计和循环运作。这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反映了循环经济由循环工艺到循环经济的发展历史。

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区别的关键在于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即在经济活动的价值追求中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目的。传统经济模式的目的是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基础上生产和销售更多的商品，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由于人们对成本的理解是狭隘的，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利用了甚至是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环境，总之是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循环经济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兼顾了生态环境的规律要求，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节约利用，同时减少了排放物，有利于环境净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价值观上，循环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差别是明显的。传统工业经济只追求经济价值，没有考虑生态价值等其他价值的意义。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这种对多种价值的兼顾使得我们发掘出这样一种价值，即生态经济价值。所谓生态经济价值就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融合的价值形式，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共生、兼顾的产物。循环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原有经济模式的调整，意味着过高的经济增长会出现减缓甚至是负增长，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就是暂时牺牲部分经济价值，保护和发挥更大的生态环境价值。这是对过去片面强调经济价值的一种纠偏，纠偏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平衡。我们知道健康的必然是相对平衡的，相对平衡的经济活动、价值结构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单一地体现了经济价值，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补充体现了生态价值，这是对传统经济的价值结构的有效调整。由此可提出如下问题:有没有一种经济模式单一地体现生态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在比较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没有意义。因为经济价值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价值，取消了经济价值，也就无所谓经济活动、经济发展和经济模式了。

篇（4）

1.1循环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发展生态农业

发展生态农业是现在所提倡的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典例，生态农业的发展是农业循环经济的最主要表现形式。要更好的发展生态农业，要了解其本质。它就是把农业生产更加生态化，其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寻求农业的生产发展、经济增长，又要进行资源环境的保护协调与同步，最终寻求到适应我国国情农业发展模式。

1.2循环经济的发展利于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循环经济是一种旨在实现环境、资源、人口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创新型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它的核心就是运用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思想，通过农业各技术创新和组织方式的变革等方式，提高农业系统内部环节的多级循环利用，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倡导清洁化的生产和节约型的消费理念，严格地控制外部系统有害物质的进入和农业废弃物等的产生，最大程度地减轻有害物质对环境污染及生态的破坏，最终实现农业的良性循环发展以及农村的和谐有序。

1.3循环经济能够引领生态农业的发展

循环经济在生态农业的4R原则对生态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严重的破坏了大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也危及人类的生存空间，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农村经济的停滞乃至下降，进而破坏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系统平衡。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是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重点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能源，其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以及再循环，从而能够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这些原则的规定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生态农业的发展。

2舟山生态农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条件分析

2.1舟山发展生态农业的优势

舟山已初步具备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据统计，截至到2011年底，全市的水果、蔬菜、水产养殖、生猪饲养等数量在有序的基础上仍有上涨的幅度。舟山定海区和普陀区现已在农业方面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和生态化的生产模式，同时还推进“良种良法”和“良机良制”综合运用，更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据调研得知定海的瓜稻轮作区等一大批核心示范基地已经初具规模，更好地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舟山已开展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和试点。全市各地采用以试点探索和模式创新为基础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方法。普陀区的展茅、岱山衢山、嵊泗本岛、定海岑港等地都已计划形成以“畜粪、沼液、沼渣”综合利用为核心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他的如普陀区的林地鸡合作社已计划实施小型屠宰场污水沼气工程并进行开展“三沼”综合利用果园养鸡模式等。这些模式的推广都有利于舟山市的农业转型和升级。

2.2舟山发展生态农业的劣势

2.2.1发展生态农业的资金投入不足

生态农业有别于其他的农业，它的效益具有长期性，只有进行长期的实践才能有显著的效益，而且在发展生态农业的前期和后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大多数的生态农业技术的初期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基本上靠的是国家以及各级财政的扶持，加之目前一系列的制度并不完善，有关部门降低了对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这就导致了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率比较低。农业推广的资金投入，是农业技术推广事业维持和发展的保证。目前，生态农业推广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资金投入不足；另外就是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方式是依靠政府的全额拨款，而全额拨的款项中大部分被用作农业推广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从而造成推广经费严重不足的现状。

2.2.2发展生态农业的人才缺乏

生态农业是一种专门、专业的技术，它的基础学科是生态学，然后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同传统的农业结合起来。因此这就要求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但目前的情况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较低，不能很熟练的掌握应具有的先进的、专业的知识，同时接受培训和教育的机会也比较少，不能将先进的技术及时而准确的传达给农户，这样就限制了生态农业技术的快速推广和发展。

2.2.3生态农业推广对象生态观念不强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推广的对象是农民。农民行为和观念的改变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舟山市的农业发展污染还是比较严重，忽视了在发展农业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业三废”向农村和农业的转移趋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态农业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的宣传力度还不够，现在这个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所以导致在农业生产和发展过程中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长期的传统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2.4生态农业发展中的劳动力障碍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快发展以及城市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农村逐渐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少、儿人群。在这部分人群中存在着劳动力不足问题，特别是在农忙季节，结构性劳动力不足问题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从而使生态农业推广工作无法真正落到实处，进而影响了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发展。

3加快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加大生态农业技术的资金投入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远期效益比较显著，这就需要依靠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发挥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作用，通过国家政策的倾斜，使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要把发展生态农业当作一项民生项目工程来开展，加强政府的资金投入和项目扶持力度，发挥国家政策以及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调动农民和社会各界力量的积极性。同时还可以通过联合推广模式，实现规模效益，建立多种渠道的资金投入机制。

3.2提高生态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进展，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就要不断地提高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建立完善的生态农业推广人员及生态农民技术培训机制，对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提高推广人员的学历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建立起考核奖励制度，充分发挥和调动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完善和建立技术成果推广奖励机制，对在推广工作中取得重大成绩并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工作人员给予重大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3.3加大发展生态农业宣传的力度

要从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着手，要以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为宏伟目标，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教育宣传力度，积极地引导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树立起新的资源观、发展观和生态价值观念，成为建设生态农业的建设者和促进者。建立起一批先进的示范企业、示范区、示范模式、示范项目等，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生态农业示范推广工作，营造一个农民群众自觉参与、社会普遍关注、政府积极倡导的良好氛围。

篇（5）

基础要素在东林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中，规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三种制度基础要素共同发挥作用。首先，规制性要素特别强调明确、外在的各种规制过程。从制度建立的视角，地方政府出台的规制性政策文件对合作农场的制度和组织属性作出明确界定。2010年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发展合作农场的意见》的通知。当前人力资源的短缺，是合作农场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之一。应农民加入合作农场后转型为“职业农民”的需求，地方政府于2012年印发《关于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的通知，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和人才成长机制。实行持证职业农民制。强制性的规制性要素是合作农场制度创新的核心成分，为合作农场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基础。政府还在引导、财政和信贷扶持、税收减免、经营范围与建设用地等方面给予支持性规制。合作农场成立之后，内部建立起一套运行规章制度，涵盖合作社章程、农场协议、种植管理合同、农场员工规章制度（种植员、放水员、仓库保管员等）。但对合作农场的雇员来说，职位规则的激励作用尚不明显。种植农场的雇员，有2/3对于前一年的农作物单产、小麦和水稻的标的产量、奖金计算方式等一概不知情。然而，这种形式的好处是不用担心下雨影响生产等。因此，标准制定不合理也不会说。偿付规则的制裁中，包括由雇员自己填写打分表的形式，涉及偷拿集体财产、偷卖集体粮食等处以加倍罚款，2-3次以上将解雇。其次，规范性基础要素，强调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制度，还存在说明性、评价性和义务性的维度，包括了价值观和规范。东林合作农场制度的主要创建者是东林村村两委，来自村集体层面的其他规则和价值观构成了合作农场的规范性基础要素，主要有《东林村村民自治章程》和《东林佳苑小区管理“十不规范”》。《自治章程》为村委会管理本村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财务这一职责提供了规范性基础，赋权村委会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村成立由党员、老干部、村民代表组成的理财小组，对村财务活动进行监督。早期的规范性制度理论家帕森斯就将共同规范与价值观视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基于村集体的共同规范和价值观为稳定合作农场的发展提供不可或缺制度基础要素。第三，制度的文化—认知性要素构成了关于社会实在的性质的共同理解，以及建构意义的认知框架。合作农场的社员大多生活在同一个行政村的村域共同体之中，东林合作农场的管理层与村两委属“一套班子”：场长即理事长，由村主任担任；副理事长也是村两委成员；其他成员则是按照技术分类的小组长（仅有日常生产管理的权责）。关于农场发展及利益分配的重大决策主要是由以村书记和村长为代表的村两委共同决策。在村民自治的情景中建立起来的行政权威，构成了管理者与农场雇员之间互动的支持。在东林村，身兼私人企业老板的村书记与曾任蔬菜合作社社长的村主任，不仅具备科层制权威，同时也拥有魅力型权威。合作农场每月召开一次党员代表议事会，文化—认知性要素为合作农场提供了一定的信任基础。

2三位一体的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建立合作农场成立以后，村两委与上级相关农业部门开始密切的业务往来，通过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拓宽了农场产业化生产的思路。村两委领导去河南考察后，提出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项目（获得六项专利）。与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公司及地方农委等合作，实现定性、定量生产有机富硒的水稻、小麦，单位产值约10.5万元/hm2，效益6.0万元/hm2。由富硒有机大米项目，因一个科技项目落户而产生了“一头猪、一亩地”和“富硒水果园”的生态种养殖项目，应用发酵床养猪及猪粪干湿分离新技术建设万头生猪生态养殖基地。用米厂的青糠、谷糠、小麦喂养生态猪、有机硒猪，并实行母猪生产智能化管理、数字化生产、肉猪生产的百分之百发酵床、自动给料系统。并与政府部门合作建成土壤氮磷拦截工程。当前生态养猪场占地3.5hm2、总投资1350万元，设计年产肉猪10000头，其中5000头为生态优质猪肉，产值3500万，效益600-800万，争取三年内实现每亩平均效益10000元。创建有机水果生产基地，占地4.0hm2，投入250万元，建有设施大棚、保鲜仓库，引进水果新品种12种，年产水果90t、产值70万元。继有机水稻项目、生态养猪和富硒水果园等生态种养殖项目之后，村两委带领下的合作农场正在积极创建东林生态旅游基地。利用3%的农业设施用地指标（政策规定）开展建设，打造集果园采摘、农场体验、生态农家乐、营销门店购物等于一体的生态游线路，打造集生态生产、文化创意、休闲旅游等多功能的现代农业模式。整合外部的信息和技术支持，借助各类涉农项目，东林合作农场生态循环农业正走向“机械化”、“生态化”和“科技化”的新“三化”之路，打造“种植业（稻田和果园）+养殖业（猪场和羊场）+生态旅游业”三位一体的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合作农场收益的60%归村集体，40%用于支付农场员工工资和奖金。在农场层面，实行“大承包、小包干”的经营方式和“成本核算、绩效挂钩”的利益分配机制，包括支付管理费及管理人工费的标准、奖励方式、支付方式，亩均管理费、月基本工资等。由村两委制定承包管理标的（年际有波动，一般以农户经营方式的平均亩产为基准），如2011年的标的为水稻7500kg/hm2，小麦4125kg/hm2，定奖赔各20%（按正常年份产量）。与种植农场不同，生态养猪场很难制定承包管理标的。当前村两委也开始着手入股分成的分配机制。当前的养殖业激励主要来自规模生产，通过循环农业规避个体养殖所面临的猪场环境压力，且能更好地分担市场风险。当前合作农场实现的利润，在按章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后，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红，每人200元（基本可以解决一人一年的口粮所需），共60万元。同时，合作农场蔬菜基地生产的蔬菜以低于市场价20%供应村便利店，村民可凭粮食银行卡定量购买。

二、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制度创新机制

1规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共同约束机制

规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三种制度的基础要素共同发挥作用，建立起集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村民就业保障与社会管理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合作农场型现代农业模式。地方政府出台的规制性文件，是合作农场制度创新的核心成分，为合作农场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基础。它不仅有利于解决土地流转、设施用地、风险保障等家庭农场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有助于通过政府规制有效控制龙头企业经营中的“非粮化、非农化”现象。基于村集体的共同规范和价值观为稳定合作农场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在村民自治的情景中建立起来的行政权威，构成了合作农场中管理者与农场雇员之间互动的支持性制度要素。以村集体为单位的合作农场，发挥着生产发展、就业保障与社会管理等多重功能。地方政府和村两委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发挥了积极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合作农场发育的积极推动者，在组建引导、宣传动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召开现场会、推进会、动员大会、大讨论等，出台扶持政策、营造舆论氛围，规范土地有序流转、统一村干部的思想。2010年太仓市出台《关于发展合作农场的意见》，明确了发展合作农场的方法和形式、基本原则，组建的基本条件和程序及主要政策措施等。在土地、人力、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方面，政府出台了具体措施；其次，村两委作为合作农场运行的管理主体，在决策、操作、监督制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将治理组织和经济组织有机结合起来的制度设计，合作农场的管理层与村两委属同一班子，运行规则主要是村两委决策。在东林合作农场，村庄层面对土地、人力、资金、技术、信息及社会资本等各类内外部资源进行优化整合，顺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2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的模式创新与运行机制

生态循环农业的生产机制的再生产，是三位一体的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创新的制度诱因。对于合作农场的成员，由于农业生产（特别是养殖业）的特殊性（生产的周期性、以及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难以制定生产的管理标的。长远来看，土地规模化集中经营的面积将会受到规制性和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的双重制约，不仅在政策上面临稳定粮食生产与发展高效农业的双重目标，在土地集中流转方面也会因边界不重合而受到村庄治理边界的限制。从土地规模经营主体创新的视角，总的来看，土地流转实行“三权分离”的目的就是保障承包经营权带给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原承包农户以更多的财产收益，而经营权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主体，东林合作农场模式，一方面构建了“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农民参股”的承包地规模经营，强调了集体产权的合作优势；同时，它整合了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统筹收益与置换，强调了农民作为承包主体的财产权和合作参与，进而突出土地合作化经营的规模优势和组织优势有效整合。最为关键的是，不单是土地资源，合作农场有效地在行政村层面进行各类资源要素的整合，包括人力、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为最大化土地规模经营效益创造最佳条件。

三、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1多途径提高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产业绩效

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过程表明，农业必须按照产业的特性（即以市场为导向）来发展。但完全依靠市场化不可能顺利实现农业现代化，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提高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至为关键。基于太仓东林合作农场的案例，政府部门应采取多元方式积极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合作农场；加大财政、信贷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在土地整治、农业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扶持合作农场的发展；依法减免合作农场税收，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相应的税收优惠；支持合作农场参与粮食和农资经营，包括开展自用农业生产资料的购销业务，向本组织成员农户代购和代加工自用粮食；保障合作农场建设用地，如规模化畜禽养殖所需用地、农业机械存放场库用地，按照农用地进行管理。加工企业所需的建设用地，由当地国土资源部门统筹安排用地计划。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发挥政府在外部的农业公益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对合作农场的发育尤为关键。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中，加大发展现代农业相关的指标权重，缩小GDP的考核权重，激励地方政府在追求产业绩效的同时，避免农业产业的非农化、农业种植的非粮化趋向。

篇（6）

1.2土地污染严重有调查表明，我国化肥年使用量达到4214万t，占世界的35%，平均施用水平为368kg/hm2,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所设置的安全上限，使得土地污染严重。以氮肥为例，它在土壤中会发生硝化反应产生硝酸盐，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交换性氢离子，与土壤吸附性复合体相接触时，会使土壤中的碱性离子淋失。此外，除草剂中所含有的阿特拉津、氟乐灵等在土壤中残存1a以上，也会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这些问题都会降低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使土壤中的污染物质难以转化及降解，从而导致土壤严重板结和养分流失。

1.3农业生产规模过小制约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若想使生态循环农业得到有效发展，适度的经营规模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在农村，每户耕地在0.53hm2左右，劳动力平均耕地约0.27hm2，而且在地区分布上也极不均衡。这种过小的农业生产规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成本的浪费，使得土地和劳动的生产效率不高；而生态循环农业技术在这种小规模的农户中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很低，使得农民采用的积极性不高，使用率低，限制了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另外，这种分散的、小型的生产规模，也使得农户在农业资源的利用和农业生产上缺乏限制，随意性较大，这都不利于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而通过政府使用强制手段、施加外力来督促农户采用循环农业技术，也会因为交易费用和监督费用过高而行不通。

2农业配套种养结合型技术模式

随着生态循环农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技术的不断创新，多种多样的农业配套种养结合型技术模式开始发展起来，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本文就选取几个典型的农业配套种养结合型技术模式进行深入研究。

2.1稻—鸭共育的生态技术模式稻鸭共育是一项不需要使用除草剂而农药施用量又少的低成本生态农业技术。一般情况下，20d左右大的鸭子按225只/hm2投放到栽种不久的稻田，以鸭粪肥田，基本能满足水稻生长所需的追肥量，而且除草、除虫效果显著，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病虫害药剂对农作物的损害，从而促进稻田的良性生态循环。稻－鸭共育的生态技术模式的具体优势有以下几点：

2.1.1可以促进养鸭的发展由稻鸭共育养殖的鸭子，将原来的庭院圈养改为了田间放养，鸭子可以在田间自行觅食，减少了鸭子的饲料成本。据相关数据统计，平均每只鸭子减少喂配合饲料2.4kg,就可以节省4.8元/只的饲料成本，还能增强鸭子的体质，降低了交叉感染病菌产生的几率，从而使得发生鸭子疫病的现象也大为减少，能够大大提高鸭子的成活率，为农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2.1.2可以促进水稻增产通过鸭子在田间的各项活动，如：觅食吃草、松土浑水、增氧通气等，既可以对影响水稻生长的有害物质进行有效防治，又能促进水稻根系延展及分蘖发育成稻穗；而且鸭子在田间游动时，水稻也会跟着摆动，进而增强其抗病虫、抗倒伏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使用稻－鸭共育的生态技术模式对无公害、绿色、有机水稻的生产种植体系的推广和完善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2.1.3改善土壤结构鸭子在稻田间不断的活动，使绿肥紫云英、稻草等在嫌气条件中分解出来的沼气、硫化氢等气体能从水稻土壤中快速排出，从而使得水稻根系能够深扎入土壤内，促进水稻的良好生长。而且与常规的水稻栽培相比，稻鸭共育能减少土壤中的大孔隙，增加容重和水稳性团聚体，使得土壤的物理性能获得良性转变。另外，稻鸭共育可以避免用农药防治水稻病、虫、草害时给土壤带来有害物质，有利于水稻土壤环境向自然环境方向修复。

2.2果园—鸡共生的生态技术模式果园—鸡生态综合技术是利用果园间隙地等资源，以自由采食、自然饲料为主，人工科学补料为辅，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下对化学合成物的使用进行有效限制，实行舍养和放养相结合的模式。能对果园的土地与资源进行合理、有效利用，达到养鸡、果园双获利的目的。果园—鸡共生的生态技术模式在环保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一种新型、高效的养鸡综合技术。具体优势如下：

2.2.1减少果园肥料施用量果园—鸡共生的生态技术模式能够减少果园肥料的使用量，为果园的经营节约成本。这是因为鸡喜欢采食草籽和嫩草，从而能够降低杂草的生长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果树争抢肥料与养分的对象，使果树吸收更多的肥分，使得肥料的效用得到充分发挥；同时鸡粪也是一种很好的农家肥，可以降低人工施肥的用量和成本。

2.2.2增强鸡群体质果园可以为鸡群提供一个空气新鲜、水源清洁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对鸡病的传染进行有效控制，从而降低鸡的死亡率。但是在果园里养鸡时，要注重鸡的免疫工作。在果园内为了满足鸡的饮水需求，要有足够的水源而且要保证水的清洁。可根据鸡的数量设置相应的水盆或水槽，白天放养时最好不要放饲料，以保证水的清洁；在阴雨天鸡不能外出觅食时，需要及时提供饲料，最好将料控制在25g/只。为了防止果树发生病虫害现象，需要对果园喷洒农药，这时就需要巧妙安排，穿插闲置进行，避免农药对鸡群造成毒害。

2.2.3增加社会效益果园—鸡共生的生态技术模式下培养出来的鸡大都是无公害、优质的土鸡，可以对当地的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从而推动农村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双赢局面。而且也能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农民的发家致富开辟了新的途径，有利于规模效应的形成。

2.3猪—沼—鱼生态技术模式猪—沼—鱼生态技术模式主要是利用饲料养猪，将猪粪发酵产生的沼气作为能源，将沼渣、沼液用于水产养殖的一种生态养殖模式。其主要目的是围绕主导产业，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增加农户收入。对这种生态技术模式进行推广，能够将国家的“科学发展观”理念在实际中落实，对于城乡的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统筹作用，对改善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发展现代农业有着莫大的助益。其关键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点：

2.3.1猪圈的设置在对猪圈进行设置时，要按照两栏设计，最低养殖量不得低于3头，从而能够为沼气池提供足够的原料。建设地点要尽可能选择在房屋的后面、地势较高的地方，而且在猪圈的朝向上还要保证能够避风、向阳，这样不仅能减少猪圈的占地面积，在冬季时也能起到保温、防治疫病的作用，同时也不影响所在地方的村容村貌。

2.3.2建设标准沼气池沼气池是“猪—沼—鱼”生态技术模式的中间环节，有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在建设沼气池时，要按照标准去建设，并且要分设多个沼气池，以便轮换使用，确保原料在发酵过程中能够正常运行。

2.3.3合理进行鱼、猪放养在鱼苗的选择上要慎重，并不是所有的鱼都能够用沼肥饲养，目前的沼肥养鱼以鲢、鳙鱼为主要品种，对鱼的放养量要以池塘条件和饲养管理水平为依据。通常情况下，精养鱼塘一般每667m2投放大规格鱼种1500～2000尾，粗养鱼塘每667m2放养1500～1000尾，其中鲢鳙鱼和混养鱼的比例是3:2，而且混养鱼要以底层鱼为主，这样才能对水层进行合理利用，增加单位面积产出，可选用名优新品种进行投放。

2.3.4加强日常管理工作要适时调节水质，鱼种放养后要每周加1次水，加水量深度可控制在10～15cm之内，到6月中旬达到最高水位时，可以延长加水时间，每隔半个月浇1次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要进行巡查工作，检查的内容包括：沼气设施运作情况、鱼猪吃食情况、养殖水体水质情况、猪圈卫生情况等，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以保证整个程序正常运行；要保证猪圈内温度适宜，及时做好通风、降温、保暖等工作；对沼气设施也要进行经常性的检修，防止泄漏、污染现象的出现。

2.4秸秆还田生态循环技术模式秸秆还田后，对微生物的活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能够加强生物的固氮能力，避免氮素损失和作物中后期脱肥现象的产生，使土壤中代换性钾的水平得以提高，同时还为土壤增加了硫、硅等微量元素。秸秆还田生态循环技术模式中要注意的问题有如下几点：

2.4.1注意秸秆的翻埋量秸秆直接还田时，翻埋量不宜过多，一般每667m2最好不要超过500kg，否则就会使秸秆腐朽速度变慢，影响作物的正常种植。而且秸秆在腐朽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机酸，对作物的根系具有严重的损害作用。

2.4.2注意翻压时间和方法在翻压时间上，最好是一边收割，一边耕埋，因为刚刚收割下来的秸秆含水量是最高的，如果这个时候进行回田处理，能加快秸秆的腐解。

2.4.3注意避免病害传播农作物中一些特殊的秸秆很容易引起病虫害的传播，如病虫害严重的水稻、玉米、大豆等秸秆，这类秸秆在还田前，要对其进行高温堆沤处理，然后再施用，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病虫害的传播。

2.4.4加强水分管理土壤中的含水量的高低对秸秆腐朽速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秸秆还田时，要对秸秆进行切碎处理，然后再翻埋到土壤中，翻埋的深度可控制在20cm左右。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在覆土时一定要严密，以免出现跑墒情况；对于一些墒情较差的土壤，在翻耕后要及时进行浇灌；而对于墒情较好的土壤应该镇压保墒，这样可以使土壤变得密实，便于秸秆吸收水分和分解。

2.4.5加强养分补施加强养分补施是为了能更好地解决微生物与作物幼苗争夺养分的矛盾，因为大多数粮食作物秸秆的碳氮比都很低，如果不增施化学氮肥，微生物为了分解有机物质，必然会与作物幼苗争抢土壤中有限的速效氮素，从而对幼苗的正常生长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在秸秆还田的同时还要相应的增施氮肥，也可以选用过磷酸钾，也能起到增加养分的作用，从而促进秸秆的快速分解，使肥料的效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篇（7）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95（2014）01-0003-0008

1、问题的提出

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语言学家、教育学家、语言规划工作者疾呼：人类语言生态严重恶化，大量语言濒危，尤其是土著语言消失速度在加快；全球语系、语族、语支、语种及其变体关系失衡，大语种越来越大，小语种则越来越小，通用语越来越通行，地区方言越来越孤岛化，人类语言的万家灯火逐一熄灭；有人预言：本世纪末，现有语言十之八九将不复存在；有人高唱：五洲同音，四海同语，天地同歌，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语言，重现巴别塔语，指日可待。

其实不然。人以语言为家园，以文化为根基，以信仰为寄托。语以载文，文以化人，信以传承。语之不存，文之安乎？文之不存，信以安乎？语言灭则文化灭，文化灭则信仰灭，信仰灭则人类灭。

语言是生命体。语言生态、语言生活、语言生命、语言生机……，其中“生态”、“生活”、“生命”、“生机”系隐喻，隐喻是人类的思维工具、概念的主要载体、意义的传递手段。“语言生态”概念衍生自“生物生态”概念。生物，生命之物。“生态”是“众生之态”，单体独身不成系统，稀物寡种更无法形成态势。人类语言的失“态”，如同生物失“态”，弃之不回，去之不归。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即“熵增定律”）表明，自然界存在着不可逆热力过程，具体表现为从有序走向无序，而且不可能自动复原为初始状，守恒只是理想而非现实。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人类语言种类的数量可以发生变化，但能量保持不变，其结果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能量由弱者传导至强者并被其吸收。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生态变化过程是一种能量耗散过程，生物的消失意味着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失衡，语言种类的减少意味着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系统的耗散，文化多样性的衰弱耗散意味着人类知识库的耗散，尤其是人类的地域性非物质表达形式的消失，其后果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灾难。热力学三定律不仅对自然生态的发展而且对语言生态的变化结果有着深刻昭示意义，同时要求语言规划工作者更深入地考察人类自然语言的生态实况。

那么，人类语言生态的实况究竟如何？人类语言多样性系统是否面临危机？

2、语言生态观

2.1 语言生态观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有机体之间关系以及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语言生态观是指以生态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和研究语言系统、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语言生态研究涉及语言学和生态学两大领域，具有跨域叉研究的属性。

以有机生命的生态观看待语言和语言生活由来已久，历史上不少学者早已洞察到自然语言所具有的有机生命形态属性，尤其关注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同源关系。例如，Humboldt（1997）认为，所有语言都是有机体，语言是人类的天赋属物，具有有机生命的属性。Schleicher（2008）认为语言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有诸多相似点，语言所遵循的发展规律与生物的路径非常相似。他在1863年发表的《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文中宣称，他的语言理论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他还采用了生物学对植物分类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历史亲属关系。Schleicher的研究表明，印欧语系的谱系图所反映的历史亲属关系与植物群有着十分相似的生态规律。Chomsky在其半个世纪以来的著述和演讲中始终将自然语言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心脑机制，将人类语言能力尤其是儿童语言习得机制视为人类特有的生物禀赋，将人类认知系统中专司语言知识及其运用的系统视为以基因为载体的“语言器官”（见梅德明，2008）。

2.2 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

语言生态观是将语言环境视同生物环境的一种隐喻类比。按照生物学的观点，维系生物系统长期稳定的要素是多样性生态环境。换言之，多样性生态系统是生物系统的基石，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不仅直接影响着而且还决定着生物系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如果我们依循“生态观”的思路，借用“生物多样性”的词语，对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具有现实性。Baker（2001：279-283）高度评价了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多样性改善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进而也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语言生态观念由来已久。oegelin等人（1967）曾提到“语言生态”这一概念，但首次正式使用“语言生态”一词的是Hau-gen。1970年8月的一次报告中Haugen将语言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比作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并提出了“语言生态”的概念。Haugen的“语言生态”概念主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以及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两年后，Haugen（1972）以专文阐述了语言生态，特别强调了语言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语言在环境中的地位和功能，他列出了一系列与语言生态相关的问题，如语言使用者、语言的语域、语言的变体、书面语、语种关系、语言的支持和类型等。Haugen认为“语言生态”表述还仅仅是个隐喻，语言和有机生物之间虽然存在着诸多相似处，这种相关性有借鉴意义，但不能过分强调。他同时也指出，语言生态既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生态，同时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这种生态主要是由语言的使用者、学习者和传播者决定的。Haugen将语言生态学定义为具体语言与其环境关系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语言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语言自身所产生的影响。Haugen（1987）在讨论双语教育与语言规划时，用生态隐喻阐述了语言生态多样性与“社会生态”多样性的关系。

Fill&Mohlhausler（2001）认识到生态隐喻的借鉴作用，指出生态隐喻可以加深我们对某一生态环境中居住者多样性以及居住者相互关系的理解，加深对保持和促进生态系统多样性要素的理解。Creese&Martin（2003）认为语言生态观是一种关注多种要素之间关系的理念，持语言生态观者注重调查各语言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说话者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所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Harmon（2002）的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及文化多样性有很高的相关性。根据Maffi（2001）、Skutnabb-Kangas等（2003）学者的研究，这种相关性具有双向致因属性，即生物多样性和语言文化多样性表现为相互促进、共同进化。

Hornberger（2002，2003）集中关注语言生态隐喻的三个关键要素：语言进化、语言环境和语言濒危。她指出，语言如同其他物种一样，在与其他语言的相互关系中，在其生存环境中，会经历一个进化、生长、变化、生存和死亡的过程，如同物种一样，语言也会濒危灭绝。在她看来，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对增强濒危语言的活力，甚至对复兴濒危语言，能起到积极的作用。Horn-berger认为，语言应该被视为在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与其他语言共存发展（2003）。Hornberger（2002）将语言生态观延伸到语言规划领域，指出语言生态隐喻直接影响着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是否重视多语言政策的实施。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领域采用语言生态观，其重要意义在于保护和发展语言和文化。

徐佳在其博士论文（2010）中指出，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众多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Oviedo&Maffi研究了全球数百个生态区的土著族群、传统民族的语言状况和生物生态状况，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程度高的地区，语言多样化程度也高，二者存在地理相关性；Nettle对西非地区的语言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越接近赤道地区，语言的数量就越多；Glausisz发现，雨季的长短与语言数量直接相关；Smith对墨西哥北部土著美洲族群的研究也证明，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3 语言生态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思考

语言生态环境是由语言使用的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相关语言的语际关系，以及语言使用人群的情感态度三方面构成的复杂体。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促进了语言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

有些语言学家试图从纯粹的生态学角度证明生物的多样性与语言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William Sutherland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薄守生、董照辉，2007）。但是这种相关性是否呈双向性？换言之，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是否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薄守生、董照辉（2007）认为，“把语言多样性比附于生物多样性更是缺乏根据，生物是自然的产物，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遵循的是社会规律。”上述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语言的生存、发展乃至消亡的确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战争、宗教、移民、文化等紧密相连。但是，语言生态观并没有排斥社会因素。语言生态观不仅将语言的社会因素视为语言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构成语言生态系统、影响语言生态系统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生物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是最强健的生态系统。从语言生态共生关系的角度看，多语并存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幸运。人类之所以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荣的发展，是因为人类为了应对其所处的各种不同环境发展出了多样的文化，人类语言生态的共生共荣关系是人类人文生态环境得以保持平衡的基本条件。促进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发展的前提，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播主要靠语言。多语并存意味着人类多元文化和人文生态系统得到传承和保持。相反，人类一门语言的消亡意味着失去了一种文化，失去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可供比较、借鉴的文化信息来源。

3、语言生态危机

3.1 语言生态事实

从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语言的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2月20日的报告显示：世界上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大约有一半的语言处在危险之中或濒临消亡。

自上世纪70年代起，语言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的诸多学者（Crystal，2000；Dixon，1997；Dorian，1989；Grenoble&Whaley，1998；Hale et al.，1992：1-42；Maffi，2000：175-190；Robins&Uhlenbeck，1991）在对土语和小语种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逐渐对这些语言在日益深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中的前景表示担忧，他们向世人警示：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受到空前的破坏，人类语言的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

到了90年代，随着世界上各种语言资料的积累，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都传出同一个消息：世界上的土语和小语种正在以惊人而且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为数不多的几种不断扩张的主要语言（Grimes，2000；Skutnabb-Kan-gas，2000）。美国《语言》杂志1992年第1期发表了一组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重要论文，包括Krauss的“处于危机中的世界语言”和Hale的“语言濒危和语言多样性的人类价值”，这些文章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语言濒危问题的关注。不少学者惊呼：语言正在消失，到2l世纪末，全球现有6，000多种语言的半数将不复存在，而数量更多的方言也将成为历史。也有学者更为悲观地指出，百年之内将有90%的语言成为人类的绝唱（Krauss，1992：4-10；Krauss，1998：9-21；May，2004）。

Crystal（1997）在其主编的《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告诫世人，人类语言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一个世纪前巴西境内有1，000种印第安语，现已仅存200种。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中有四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已不足1，000人，二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不足10，000人，这些语言中的绝大多数在50年内将不复存在，只有1，000种语言可进入22世纪。

我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的语言生态也不容乐观。我国的语言在谱系上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以及多源混合语类，从类型上可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和分析语三种。我国在秦统一全国之前有上万个诸侯国，其时的社会语言状况可谓“文字异型、言语异声”。自秦实行“书同文、路同轨”政策之后，因各种原因大部分语言或被融合，或被替代，或自行消亡，如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等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语言早已不复存在。根据孙宏开、胡增益、黄行（2008）主编的《中国的语言》，时至今日，我国仅存语言129种，文字60多种，其中2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从发展趋势看，有的语言分化了，如蒙古语；有的语言缩小了使用范围，如仡佬语；有的语言正趋于消亡，如满语。所以，全球普遍存在的语言生态危机在我国也同样存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使用人口在10万以下的“非安全语言”多达99种，约占我国语言总数的77%，其中，有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口已不足千人，这些语种濒临灭绝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的满语正在彻底退出实际的日常交际。满族在清代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历经三百多年，由使用单语过渡到同时使用满语和汉语，到最终放弃满语而转用汉语，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发展原因、社会文化原因和语言活力原因。语言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其存在必须有合适的生态环境。语言赖以生存的环境一旦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该语言的衰弱甚至消亡。满语的濒危是其赖以生存的语言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

语言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根本特征和记忆，随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的消失，承载着这个民族文化的记忆也就荡然无存了。人类的语言生态日益恶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不平衡、不和谐的语言生活令人担忧。目前，全球97%的人使用4%的语种，3%的人说着96%的语种。由于各种原因，数以千计的语言基本上进不了教育体系、新闻媒体、出版物和公共场所，使用者日趋萎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交通及传媒的现代化，以及各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弱势语言陆续走向濒危已是不争的事实。

3.2 语言生态危机致因

语言生态的概念就是语言多样性的概念，语言生态危机就是语言多样性的危机，就是语言的濒危和灭绝。当前语言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为：1）强势语言国家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2）互联网通用语的一体化发展态势；3）土著或少数裔族语言的濒危与消失；4）方言的边缘化与消失；5）双语社区及双语人的减少与消失；6）年轻人对非通用母语及母语文化表达形式的主动抛弃；7）语言岛和方言岛的沦落和沉没；8）杂交语或混合变种语言的难产或式微。

语言研究工作者往往只看到语言的消失，而未深入研究语言消失的生态原因。Muhlhausler（1996，2000）调查了太平洋圈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态状况，尤其是皮钦语和克里奥语的语言系统、历史演变和生存状况。他发现太平洋语言圈的根本问题在于语言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摧毁语言生态环境的首要因素是语言帝国主义，而非土著语言数量的减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称“语言濒危既可能因外部力量所致，如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和教育的逼迫等；也可能由内部因素引发，如语言族群对母语的消极态度。内部压力往往有其外部根源，二者都阻碍了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代际传承。许多土著民族把自己的弱势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相联系，进而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保留价值，于是抛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期摆脱歧视，过上稳定的生活，增强在社会中的能动性，以及融入全球市场经济。”

学校教育对语言多样性生态的保护有冲击作用，正规教育具有反传统性。学校教育的统一性模式和标准化范式带来的是工业化、批量化的规格产品，而不是农业化、多样性的个性产品。而国际化教育更是一把双刃剑，国际化教育的结果往往是西方化教育，得到强化的往往是西方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和方法论。

语言多样性受到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冲击。今天，语言多样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减。弱小语言在消失，中型语言在缩减，大型语言尤其是超级语言如英语在加速扩张，挤压了中小型语言的生存空间。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英语成为最重要的沟通语言。世界上约有15亿人使用英语。英语除了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母语外，也是世界上7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选择英语作为优先学习的外语。基于全球化的需要，各国在反对英语霸权的同时，不得不主动学习和使用英语。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更加快了英语的全球化，目前互联网上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信息载体是英语，网络域名几乎成了英语的专利，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此外，世界上五分之四的电子产品说明书用英文撰写，三分之二的科技论文用英文撰写和发表。

3.3 语言生态保护行动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浪潮极大地促进了各种语言和文化的接触与交流，语言消失速度加快，语言濒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根据各自的语言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积极保护措施和抢救对策，以延缓濒危语言的消亡。如美国1990年制定了支持土著居民保护自己语言的法律；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保留土著民族语言的计划给予资金援助，1927年曾一度消失的乌尔娜语由于纳入了大学教育计划等，如今已有50人能自如地驾驭该语言。英国的威尔士语处在英语的包围之中，在急剧衰落的危急形式下，经过努力而使其恢复了元气。

在对语言生态危机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语言学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表现了对濒危语言问题的高度重视。1992年，国际语言学界在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举行的第15界世界语言学大会将濒危语言问题作为大会的两大主题之一，这是此问题作为主要议题的第一次大型国际性语言学会议。1993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濒危语言方案》，其中包括《濒危语言红皮书》和《濒危语言研究进展情况报告》，旨在汇集世界范围内濒危语言的信息及其研究工作情况。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和亚太地区语言研究部。1995年，美国和英国也相继成立了濒危语言基金会。199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会议通过了《国际语言权利宣言》。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批准设立“世界语言报告”项目。1998年，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向各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公开信，要求各国有关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完成“世界语言报告”。2000年，在德国科隆大学召开的国际濒危语言研讨会，汇集了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从事濒危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协商、交换意见，对制定研究和记录濒危语言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

语言体现着特定语言社群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思维方式等精神性、观念性的内容，承载着丰富的自然及宇宙知识，包含着人类关于数学、生物、农业、历史、地理、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知识。一种语言的消失必然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消失，一种语言的灭绝，必然导致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湮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了《世界处在消亡危险中的语言地图集》（1996年），修订并绘制了《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2009年），组织成立了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报告。为了广泛宣传保护母语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99年起，将每年2月21日确定为国际母语日。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出台了三个重要文件：《文化多样性全球宣言》（2001年）、《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

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会议，会议评价了世界各国现有的濒危语言研究项目和推广保护濒危语言的最佳做法，讨论了提高人们的语言忧患意识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战略措施。会上David Crystal以Crossingthe Great Divide：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Public Awareness为题作了主旨报告。2012年9月，“亚欧会议语言多样性论坛”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会议的主题为“保护和促进亚欧语言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笔者作为中国代表以“中国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为题，就我国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的经验作了专题发言。2012年12月，“中欧语言合作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笔者作了“中国语言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及多语教育实践”专题报告。2013年9月，“东亚峰会双语教育政策与实践研讨会”在新加坡举办，笔者在会上作了题为“促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多语教育：从语言政策到语言实践”的专题报告。

3.4 语言生态危机再认识

就世界范围来看，语言濒危致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语言接触、强势语言挤压弱小语言是导致语言濒危的主要原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在人们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等大众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一些弱小语言由于不能适应社会交际及信息传递的需求而逐渐丧失其交际作用，最终被强势语言所代替。当然，语言全球化也会引发语言地方化。例如，伴随英语全球化的是英语地方化，世界各地地域文化在英语语言与英语文化的冲击下，产生了地方身份的自我觉醒和自我保护，其结果是成百上千种英语变体――“地方英语”（indigenized English）的产生。

语言生态危机的本质是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PhiHipson&Skutnabb-Kangas（1996：429-452）指出，语言生态研究范式基于全球范围的语言多样性，促进多语主义和外语教学，赋予所有人以母语权利。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母语价值。人类的语言结构是人类智能成就的证言，反映了一个族群（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特点。语言所具有的文化载体功能，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财富。一种濒危语言代表着一种文化，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贡献和特点，谁都代替不了谁。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

应对语言生态危机，改善语言多样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需要多角度思维和国家政策和技术支持。Pennycook（2004）指出，语言保护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有效地协调自然语言的动态本性与国家语言政策的协调能力。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没有战争、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其语言和文化就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威尔士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在分析和研究濒危语言时，我们要多角度地研究和分析造成濒危语言的濒危条件以及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专家学者和有关机构的学术支持和人力参与，而且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

至今为止，语言生态调查主要依靠语言工作者的田野调查，通常锁定某一目标语言进行个案调查研究，尤其是锁定某一土著语言或濒危语言，将“活”的语料记录在案、考究分析、归档保存，然后或报告，或会议交流。这种传统的调查方式和手段往往只见树木而不见树林，见个景而不见全景，见昔时状态而不见现时状态，从而无法全面、实时、动态地考察地区乃至全球的语言生态，无法及时准确地了解语言的结构变异和功能变化，因而无法为制定有关语言政策特别是语言教育政策和语言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4、大数据时代及语言数据意识

4.1 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数据

人类已进人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指在信息爆炸时代无法在允许的时间里用现有的常规软件工具提取、存储、搜索、共享、分析和处理的海量的、复杂的数据集合。

随着社交网络、移动计算和传感器等信息新渠道和新技术的产生，如PB级大规模数据量的不断涌现，过去三年里产生的数据量比以往三万年的数据量还要多。截止到2012年，数据量已经从TB级别跃升到PB、EB乃至ZB级别。据估计，互联网上的数据量每两年会翻一番，到2013年，互联网上的数据量将达到每年667EB（1EB=230GB）。这些数据绝大多数是“非结构化数据”，通常不能为传统的数据库所用，但这些庞大的数据“宝藏”将成为“未来的新石油”。今天我们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可处理的信息量相当于我们的DNA用10亿年处理的信息量。整个人类文明所获得的全部数据中，90%产生于过去两年，而2020年全世界所产生的数据规模将达到今天的44倍。

Mayer-Schonberger&Cukier（2013）指出，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的是承认混杂性，关注相关关系。这就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思维惯例，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以往的思维决断模式是基于“为什么”，而在“大数据时代”，则已可直接根据“是什么”来下结论，由于这样的结论剔除了个人情绪、心理动机、抽样精确性等因素的干扰，因此，将更精确，更有预见性。

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根据Kelly的观点（1994，2010），宇宙的本质是信息。那么信息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数据，生物的DNA会消失，而数据化的DNA则永存。Kelly早就预测，未来的人工智能将诞生于由10亿台中央处理器组成的“全球脑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互联网及附属设备一从扫描仪到卫星以及数十亿台个人电脑。这台全球脑包含的不只是笔记本电脑，它还包括数十亿部手机、数十亿部固定电话，数千万台数据服务器，上亿台平板电脑。整个系统有上万亿个网页，每个网页平均链接数十至近百个网页，网页和网页之间形成数以万亿计的“突触”，而这些“突触”每隔两年翻番，形成难以删除的人类记忆。

语言生态是由语言、语言人和语言环境所构成的自然.人文系统。如果宇宙的本质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数据，那么语言生态系统的本质也是一种信息系统，构成这一信息系统的是数据。全球语言生态是一个大系统，涵盖所有语系、语族、语支、语种、语言变体、语言人、语际关系，以及语言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个大系统由大量中系统和海量小系统构成，中小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关系错综复杂，形成无以计数的语言信息“突触”，并产生浩如烟海的过程性、交互性、变异性语言数据。

4.2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方式

产生于通信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大数据使人们得以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和共享语言信息，同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让数据说话”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八九不离十”的思维方式。

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思维，全球性思维需要由全球脑来支撑。在小数据时代，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在大数据时代，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头痛可医脚，脚痛可医头；宇宙只有统一的法则，而没有中心，形成的是点对面的网状相连关系，而非点对点的线性因果关系。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之道是群蜂之道，信奉群体规律和集群智慧，众愚可成智。群体规律是大数据定律，大数据定律也是必然定律，由无形之手操纵。网状世界，没有中心，没有边缘，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周而复始，互为因果。大数据可避免偏见，消除纠结。人们不受时空和形式的限制，全天候、全方位地进行点对点、点对面的交流。

以大数据理念观察事物，世界的均衡是暂时的，流变是必然的，均衡的生态系统是僵死的系统，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是绚丽多姿的系统，是开放多元的系统，也是不断流变的系统。

以大数据视角看待语言生态，就是以网状的整体论和循环论观点看待语言和语言数据。数据不仅是名词和代词，更是动词和介词，甚至是助词、副词和修饰词。数据既是逗号和句号，也是引号和问号，甚至是省略号和惊叹号。数据既是因之果，也是果之因，甚至是一种多重叠加的并行关系或串行关系。

4.3 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模式

大数据和云技术使追求全样而非取样本数据成为现实。面对海量数据，云计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使我们并处物质和数字两个世界。

篇（8）

一、师生关系概述

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曾说过：“教育的本质就在于建立个人与集体和社会这种实际联系的关系和体系，以保证个人的社会化。”这句话说明了学校内部的关系系统是实现个人社会化的重要保证，而“师生关系是教育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活跃的人际关系系统”[1]。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为实现教育目标，以其独特的身份和主体地位通过教与学的直接交流活动而形成的多性质、多层次的关系体系。师生关系不仅是人与人的关系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而且是一个体现了人际、教学、管理等特征的关系。[2]师生关系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作为教育系统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之一，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将会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成效和成败，也影响着学校的整体和谐。但新时期的师生关系却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如师生校园暴力、师生关系淡漠、教师体罚、辱骂学生等，这些现象如果不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将会直接影响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发展。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要在教育系统内部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师生关系，以有利于使学生在和谐、愉悦的良好教育活动氛围中健康成长。在新的形势下，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学校各项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也是[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开展和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合格人才的必备条件。此外，“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促进学生愉快地学习和减少学生问题行为的关键因素”，[3]它对学生学业的提高、智能的养成、品行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塑造，以及身心和个性等的全面发展和促进，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如何有效应对和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并使之和谐发展，成为当今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也是摆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突出而紧迫的问题，为此，复杂性科学领域中的自组织理论可以为我们构建新型的和谐师生关系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二、自组织理论及其内涵

自组织理论是复杂性科学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Haken）认为，如果从组织的进化形式来看，可以将其分为他组织和自组织。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形成某种有序结构，即系统有序化的原因主要是内部的，这种有序化就叫做自组织。自组织系统与他组织系统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组织力的来源。他组织系统的组织力来自系统外部，系统本身无进化的动力和可能（如机械系统）；自组织系统的组织力来自系统内部，即系统元素间相互作用以及系统和系统元素对外界输入的物质、能力、信息的反应方式和过程（如复杂适应系统），其“微观组元都是具有自身目的的积极活动的主体，它们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协作推动了系统的发展”。[4]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自组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它是研究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自组织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一般来说，一个系统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自组织理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它是研究自组织现象、规律，揭示复杂系统的形成、演化与消亡的一个理论群。自组织理论由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和超循环论组成，但基本思想和理论内核可以完全由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给出。[5]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和自组织理论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方面即“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和“突变论”来谈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

三、自组织理论视野下的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

我们知道，教育的基本要素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中介三个要素所共同组成的，其中教师和学生分别作为教育系统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师生关系共同构成了教学系统内部一对主要的关系。教学在本质上就是在一定的教育目的的指导下，由特定的学生和教师所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教师和学生构成了这一复杂适应系统的教学主体，二者以教育中介为交往对象，共同建构起来的一种旨在促进学生发展复杂适应系统。教育系统是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自组织的涵义和研究指向，我们发现教育系统也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这一自组织系统的组织力来自于教学系统内部师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系统外部之间各组成要素和组分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作用，教学系统在这些组织力的作用之下，在有序和无序之间来动和转换。在教学系统内部运用自组织理论来处理和研究师生关系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地尝试，运用得当将有助于更好地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下面笔者就从自组织理论的三个方面来谈如何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1.耗散结构理论与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

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理论是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LPrigoging）在热力学的基础之上于1969年提出来的。后来这一理论被推广到包括社会系统在内的各种系统，用于解释系统进化的动力、方式、途径等问题。所谓耗散结构，是指“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系统通过不断地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会自动产生一种自组织现象，组成系统的各子系统会形成一种非线性相互作用，一旦系统的某个参数达到一定的阀值，通过涨落，系统就可以由原来混沌无序的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的[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有序结构，这种非平衡状态下的新的有序结构称为耗散结构”。[6]也即是说 ，一个开放系统在处于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有可能突变为一个稳定有序的结构，这种具有有序结构的系统就称为耗散结构。耗散结构需要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才能维持，并保持一种稳定性，且不会因外界的微小扰动而消失，它是一种“非平衡状态稳定有序结构”。系统这种能够自行产生的组织性和相干性，被称之为自组织现象，所以，耗散结构理论又被称为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理论。

一个系统由混沌状态向有序状态转化，形成耗散结构，至少要满足和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开放系统；（2）远离平衡态；（3）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作用；（4）涨落导致有序。

学校教育系统是由教师、学生和教育中介等基本因素所构成的一个动态系统，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将会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成效。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系统形成有序是需要条件的，作为教育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师生关系这一主要关系，要想形成新的非平衡状态下的新的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也需要具备和满足一定的条件。那么教育系统中的师生关系是否满足和具备耗散结构所需要的条件呢？首先，师生关系这一系统是开放的。系统要形成自组织结构，首要的条件就是要系统开放，因为只有系统处于开放状态才能使系统与外部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之间的交换，使系统朝向有序的方向转化。师生关系作为教育系统中一对关系，其有序和和谐的程度如何，既与师生内部之间如情感、心理、教学内容、课程、手段等有关，还与这一系统的外部环境有关，教育系统中的师生关系所面对的还有开放和价值多元的社会大环境下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无时无刻不对教育系统中的师生产生各种影响，使师生关系的有序结构不时发生着转化，从无序结构走向新的有序结构。系统论告诉我们，结构决定功能，结构发生了变化，其功能也必然会发生相应变化。处于开放的教育系统中的师生关系必然随着与外界进行各种能量和信息交换，使其结构发生变化，其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自组织现象也随之出现，这样就会使师生关系不断趋向有序和和谐稳定。其次，耗散结构理论指出，一个系统要想形成新的系统和结构，系统还必须要远离平衡。因为只有在远离平衡时，系统才能实现不断地与周围和内部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从而保持系统内在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过来又维持着系统的交换过程，如此来往反复，使新的结构得以自发形成。所以说，“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师生关系在与内、外界进行各种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过程中，必然受到这些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得师生关系产生震荡，使师生关系系统内部的不平衡性加剧，这种不平衡又进一步促使师生关系系统与外界进行进一步的开放和交换，从而形成师生关系的新的有序结构，这样就使师生关系这一系统不断地与外界交换信息和能量，使师生关系充满活力，形成新的有序结构。此外，要想实现系统走向新的有序，离不开系统内部诸要素的共同作用，系统内部要素作用关系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即推动系统有序化的重要原因和动力在于各要素不是单独作用的累加，而是系统内部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师生关系受到教师、学生、课程、方法、外部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师生关系不断出现涨落和起伏，师生关系系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也不断地使师生关系从一个个不稳定状态跃迁到一个个新的有序状态。

所以，作为耗散结构的师生关系系统，是可以经由外界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这种因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教师与学生都是社会角色概念，师生关系是在教与学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主要受教与学指导与被指导职能活动的结构制约，而这种职能活动的结构，又因课程编制及其他相关因素有异。”[8]为了建立更加和谐的师生关系系统，我们需要使教育系统进一步与外界开放，不断地使教育系统与外界进行尽可能多的能量和信息交流，教育及其行政机构要不失时机地对师生关系系统施加积极影响，使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不再仅仅局限在教育系统内部，而将其与周围的外部环境结合起来，不断地为师生关系注入新的能量和活力，使师生关系不断实现涨落和起伏，从而使师生关系不断走向新的有序和和谐发展。

2.协同学对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启示

协同学（synergetics）是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在激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关于多组分系统如何通过子系统的协同行动而导致结构有序演化的一门自组织理论。哈肯认为，协同对系统的进化尤为重要，他认为“协同学”就是“协调合作之学”。[9]协同学研究的是那些极不相同类型的系统所普遍存在的共同特点，即一个由大量子系统所组成的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子系统之间如何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协同现象和相干系统，使系统形成有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从而在宏观上产生时间结构、空间结构或时空结构，产生新的有序状态。[10]哈肯把协同学的基本原理归纳为三个方面：不稳定性原理、序参量原理和役使原理。不稳定原理指出，一个系统同时存在稳定性因素和不稳定性因素，其中稳定因素使系统保持稳定结构，不稳定性因素使系统产生震荡，倾向于使系统离开平衡态，进而形成新的结构，不稳定因素是系统发展演化的革命性因素。序参量在系统失稳时，能够对系统中的其他参量进行综合集成，使系统行为特征更加趋于持久稳定，它作为系统中的起决定作用的命令参量，一旦从系统内部自组织中产生出来，就成为支配系统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系统的组织者，支配着其他子系统和组分。在系统的稳定状态下，系统各参量[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力量之间对比均匀，均无法主导系统的模式。但系统组分间的差异及非线性相互作用会使系统产生涨落，对系统产生扰动，使系统离开平衡态，这时，系统内部会出现变量来推动和役使系统朝新的结构和稳定性发展，使系统内部出现涨落，从而使系统趋于新的稳定和发展。这就是系统内部的协同作用。协同和竞争是系统内部组分相互作用的两种方式，也是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动力。竞争使系统内部组分互相争夺，努力使自己成为系统的序参量；协同使系统内部组分和各要素相互合作，共同行动，共同决定系统的状态。竞争使系统内部各要素产生差异，使系统内部失稳，失稳产生序参量，序 参量导致新结构的形成，使竞争成为系统进化的动力。与竞争相比，协同使系统内部各组分和要素之间相互配合，共同行动，使系统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和新的整体。“协同导致有序，有序需要协同。”协同是序参量实现对系统支配的重要手段，序参量支配系统的过程就是使系统组分与其协同运动的过程，因此，协同与竞争构成了系统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所以，协同学解释了多组分系统通过组分间的竞争与协同产生有序结构的机制。

“协同学”作为一门“协调合作之学”，它对促进系统的进化和有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系统内同时存在着稳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它们各司其责，共同维护着系统的发展。要想在系统内部实现新的有序结构，必须使系统离开平衡态，进入不稳定状态，而不稳定因素是实现系统发展演化的革命性因素。在系统处于震荡和不稳定状态下，需要发挥序参量在系统中的作用，因为它能够对系统中的其他参量进行综合集成，使系统行为特征更加趋于持久稳定。师生关系作为教育系统内一对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内部也同时存在着稳定和不稳定因素，在师生关系系统中出现不和谐、不稳定状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利用这一系统中的“序参量”对师生关系系统进行综合集成和协调，如师生关系僵化死板的时候，教师可以改变自己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另辟蹊径，使自己的教学让学生乐于接受和理解，这样就会使师生关系得以缓解和改变。此外，为了使师生关系不断走向新的和谐状态，需要创造条件改变师生关系系统的结构，推动师生关系系统走向新的有序状态。为此，需要在师生关系系统中引入协同和竞争机制，发挥二者在自组织演化中的动力作用。协同要求师生系统内的教师和学生等各要素之间相互合作，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和行动；而竞争使系统内的各要素之间互相争夺，都努力成为系统内的序参量，这样就会使系统内部产生差异，使系统失稳，产生序参量，使其成为系统进化的动力之源。为此，构建师生关系一方面要求教师和班级管理者强化同学们的团结协调意识，保持教育系统稳定，一方面要在班级管理和教学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奖惩措施激发同学们的前进动力，合理拉开差距，在班级内部形成你争我赶的良好局面，推动师生关系走向新的和谐和有序。

3.突变论与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

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是法国数学家托姆（R.Thom）在1969年提出来的，它是研究客观世界非连续性突然变化现象的一门新兴学科，在生态学等各个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中，除了渐变和连续的变化现象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突然变化和跃迁现象，如种群动态的突然爆发或突然崩溃等。突变论是一门注重应用的学科，它与耗散结构论和协同论一起，在系统的有序和无序的转化机制上，把系统的形成、结构和发展有机联系起来，成为推动系统科学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突变论特别适用于用来研究系统内部作用尚属未知、但已观察到不连续现象的系统。突变论的方法就在于试图用数学方程来描述这种突变的过程，其研究的内容是从一种稳定组态跃迁到另一种组态的现象和规律。突变论的基础是结构稳定性，结构稳定性的丧失，就是突变的开始。所以要保证系统结构不致发生突变，就要保证系统内部结构的稳定性。

师生关系作为教育系统内部一对重要的人际关系系统，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保持师生关系的稳定性非常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突变论告诉我们，在自然界和社会系统内部，除了存在大量的渐变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突然变化和跃迁现象。突变的开始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稳定性的丧失，要保证系统内部结构不致发生突变，就要想方设法来保证系统内部结构的稳定性。所以，要想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就必须要保证师生关系系统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师生关系系统内部结构包含有很多方面，既有物质层面的因素，也有精神层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着师生关系系统的内部结构，也影响着系统内部的稳定和功能发挥。“师生关系观的构建，必须从多个视角出发，其中，人性论和教育学是两个最主要的视角。”[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12]所以，对师生关系系统中所观察到的那些不利于师生关系的萌芽因素，师生双方要从尊重和民主的角度出发，要采取合适的方式将其化解在萌芽之中。如同一年龄段的学生，他们由于生活经历、个性特征、心理结构等的不同，针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和认识也不尽相同，做法也各不相同，教师要注意做到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和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避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使师生关系产生矛盾。师生双方要经常做换位思考，体谅对方的难处，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之上进行沟通，及时解决学习和生活所发现的各种问题。要尽量避免对发生于萌芽状态的影响师生关系的不利因素置若罔闻，防止这些不利因素经过长期积累得不到解决而在师生关系系统中发生突变，从而改变师生关系系统的内部结构，使师生关系的稳定性产生突变，这样就会影响到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甚至出现严重的后果。

————————

参考文献

[1] 李瑾瑜.关于师生关系本质的认识.教育评论，1998（4）.

[2] 闵容，罗嘉文：师生关系研究综述.教学研究，2006（1）.

[3] Morganett L.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A key element in classroom notivation and management.Education，1999.

[4]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5] http：//baike.baidu.com/view/4719481.htm.

[6] 乌杰.系统辨证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7] 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曾庆宏，沈小峰.从混沌到有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

[8] 陈桂生.漫画“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教育发展研究，2001（9）.

[9] 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0] 颜泽贤，范冬萍，张华夏.系统科学导论——复杂性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篇（9）

心理学目前的多学科分支的现状，是心理学高度发展的结果，还是心理学分离和破碎的预兆。张海钟和姜永志（2010）认为，学科分化是心理学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物理学这样的成熟学科就有数十个分支学科，相比较而言心理学并不多。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斯塔茨（Staats， 2003）则认为，学科过度分化是心理学分裂的预兆，这样的分裂现状，使科学心理学很难形成真正的科学共同体，难以形成如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所说的统一“范式”（Paradigm），使心理学成为一门常规科学将成为泡影，心理学终将难以摆脱前范式科学形态的命运。斯塔茨（1996）曾指出，“每一门科学都得经历一个从不统一到统一的转变过程”，他注意到在自然科学方面，这种转变以极高导致了在理论、方法和哲学上的相当多的一致性，而行为科学却是分裂的，因此，他试图利用实证主义方法论将心理学整合为统一科学心理学，但是舍弃人文的心理学注定是不圆满的，这一整合注定了失败的结局。那么，心理学的现状究竟是怎样的呢？心理学是在发展还是在倒退，心理学的历史是否有一个类似于规律的法则来引导学科发展，或者说心理学发展的模式和方向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澄清会让我们对心理学的现状有一个新的认识。以下我们将看到争论最多的三种心理学史发展模式，同时，立足于当下后现代和多元论的观点，我们提出心理学的多元论发展模式，作为第四种模式，同样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

2心理学史发展的传统模式

2.1循环发展模式及其评析

每一种发展模式都是一个规律的生成，循环发展模式（Cyclical development model）认为历史就是重复自身，起落消长，无尽往复。王国由盛而衰到再次兴盛，知识的停滞与知识的重新发现都是循环往复的。最早的循环论者应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阿那克·西曼德，他认为，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是无限与无形的，他命名为“阿派朗”，意思是“无边无界”，他认为宇宙的每一事物都要经历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循环变化过程。在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为循环发展模式提供了佐证。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论认为，范式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一门学科只有具有共同的范式，才可以称之为科学，任何一门学科在没有形成范式以前，都处在前范式或前科学时期，科学工作者各自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待经过讨论形成统一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于是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因此，他认为科学发展是四个阶段的往复循环：即前科学时期（前范式）→常态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时期→常态科学时期……。库恩认为，当新范式战胜旧范式就标志科学革命时期的结束，而进入新的常态科学时期。在新的常态科学时期，新的范式成为该学科的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科学研究在新范式的引导下继续积累式的前进。但到了后来又出现新的反常，陷入新的危机，引起新的科学革命，并实现从新范式到更新范式的转变，进入更新的常态科学时期，科学的发展模式就是通过这几个环节不断循环往复不断前进。与库恩同一时期的另一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中，同样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认为科学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即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新的进化的研究纲领证伪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拉卡托斯的这个模式不同于波普尔的不断革命模式，它既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过程的质变，也体现了它的量的进化（夏基松， 2010）。

从历史发展的规律出发，心理学史的发展也遵循这样一个往复循环周而复始的规律。从地域人格的形成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循环，姜永志和张海钟（2010）就发现，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将导致人们适应环境的差异，对环境的不同适应会逐渐内化为区域文化内的一种习惯、思维，最后生成一种区域性文化，不同的区域文化因差异不同，而形成不同区域的文化心理特征，不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的表征方式外显为区域文化心理行为，这种行为又会使人们对区域地理环境进行改造，即区域地理环境→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心理→区域文化心理行为→区域地理环境→区域文化心理……，这是区域地理与人格生成的循环往复过程。另外，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的循环模式，意识或经验是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初唯一的心理学研究对象，在构造主义心理学和机能主义心理学时期，意识仍旧是心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自从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1913年在《心理学评论》发表《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之后，心理学彻底的将意识排除在心理学之外，将外显的能够测量、重复和量化的行为作为心理学唯一的研究对象，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持续影响整整持续了半个世纪，其很多观点仍被认知心理学所沿用。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认知心理学使 意识重归心理学领域，意识的回归是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又一次循环。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使意识与行为成为当代心理学都涉足的研究领域，认知神经科学致力于寻求意识与行为的神经生理基础。这种循环其实并没有停止，每一次循环只是达到了暂时的平衡，即达到了库恩所说的常态科学时期，或者拉卡托斯说的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但是，每一次循环都会从之前的发展过程中吸收新鲜的东西，并将其整合到现有理论中来，从而促进学科的发展进步，这是该模式最易被接受，也是最具解释力观点。

2.2线性发展模式及其评析

线性发展模式（Linear-progressive Development Model）认为，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是建立在先辈发现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人类的知识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就如实证主义先驱孔德说的一样，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和基础，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其暗含的假设就是只有被经验证实的知识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那么这种发展应该就是线性的发展。而波普尔（Karl Popper）的批判理性哲学也承认了积累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学发展模式是：（1）科学开始于问题；（2）科学家对问题提出大胆猜测，即理论；（3）各理论间展开批判和竞争，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筛选出逼真度高的理论；（4）新理论被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证伪，又出现新的理论。波普尔认为，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不断的否定之否定，是知识经验的不断累积（姜永志，刘额尔敦吐，2012）。孔德（Isidore Comte）和波普尔的科学进步模式直接影响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众多学科。

在心理学领域，或许这一线性进步发展模式更容易被接受。因为从心理学史的考察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佐证。如在心理治疗领域，这个过程就是一种线性模式，我国心理学家车文博（2010）在《车文博文集：西方科学心理学史（第五卷）》中认为，早期希腊思想将心理障碍看做是超自然的力量，后来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认为是体液失衡导致心理障碍并强调脑的作用，后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强调“中庸”的情绪反应是缓解心理障碍的重要手段，后来萨布科（Oliva Sabuco）认为情绪的自制促进了心理健康，后来皮内尔（Philippe Pinel）对精神障碍进行了分类，并认为有些精神障碍有神经生理基础，而有些精神障碍没有生理解剖基础，环境和生活方式对心理疾病的产生有重要作用，再到后来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人们通过现代测量技术来鉴别心理障碍，并通发展出了精神分析疗法、行为主义疗法、人本主义疗法、意象疗法等。现代心理治疗的诊断与治疗的发展，并不是突现的，而是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断累积的结果。研究者也常常深有体会的认为，我们所做的每一项研究都是奠定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累积，如感觉、知觉、记忆等的每一次新的突破都是在对大量文献进行研读基础上，通过一次次实验得到的。在科学主义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之争中，所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心理学是否需要这样的实证累积，由实验数据组成的实证材料能否代表心理学的发展进步，实证积累的心理学能否促进心理学的统一？

这种线性进步的发展模式其实是每一个学科发展多必须要经历的，知识的产生都是逐渐积累的。心理学史的发展同样需要这样的早期积累，心理学史的每一本经典著作，都对促进科学心理学产生的各学科知识做大篇幅的论述，哲学作为心理学的母体、从来都是科学心理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直接供体，生理学作为对科学心理学具有重大影响的学科也成为了科学心理学最亲密的伙伴。正如维特斯特恩（Wetterstein， 1975）认为的那样，“在心理学领域，人们理解记忆、学习和感知过程等问题的知识有了显著增长”。但是心理学内部仍存在一些分支学科的领域，它们通常研究诸如人格或社会控制问题，其发展历史较为混乱，不容易根据线性进步模式来解释。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心理学历史的发展是否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总体模式，也许存在几种模式，一些符合循环发展模式，另一些符合线性进步发展模式。

2.3混沌发展模式及其评析

混沌发展模式（Chaos Development Model）认为，历史本身没有任何完全相同和普遍性意义。正如费舍尔（Fisher）指出的那样，“历史只不过是一出偶然发生的、不能预见结局的戏剧”（墨菲， 科瓦奇， 2010）。在历史中发掘的意义是我们强加于历史之上的意义，而不是历史本身所固有的意义。萨瓦（Sawyer， 2000）就认为：“撇开创造历史的人，历史不过是一个抽象、静态的概念，既不能说它具有客观性，也不能说它没有客观性，问题在于人们不了解历史的客观性却赋予其客观性”。因此，心理学的历史也可能是一种混沌的和不连贯的历史，科克（Koch， 1969）在《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连续的科学》指出，心理学在百年之后产生了大量的伪知识和无意义的思想[。科克认为，科学心理学的历史可以被看做是“极力效仿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不断变化的连续体”，但是他又说，目前为止，心理学尚未找到一种适当的方法论来研究其独特的对象，还远远不能说明它是一门累积的、渐进的科学。

事实上，科学心理学在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过程，已经将心理学割裂了。按照科学心理学的发展轨迹，科学的心理学是以实证主义为逻辑主线的，无论是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还是近年兴起的认知心理学，都主要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为其哲学基础。传统科学方法论是以物理主义的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直接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假设，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现象是可以通过感官或借助于感官的延长工具可以客观把握到的，只有感官把握到的才是客观和真实的，否则是虚假的。实证主义立场的心理学其实揭示的只是人类全部心理现象的一部分内容，很多无法用经验证实的心理现象必须借助于非实证的研究（葛鲁嘉， 2008）。对自然科学过度的模仿，使心理学失去了本真，那些不能用实证方法研究的，但又对人的日常生活起着主导作用的心理现象，不应该被方法论无情的拒之门外。从这一视角来看，心理学的历史更多的是一部 实证科学心理学史，它缺少的是连续性的和综合性的关于人的心理的解读。因此，混沌发展模式占据的市场份额并不大，显然它也不能完全解释心理学的历史，毕竟科学心理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内容以及体系上，都具有循环和线性进步的特征，那究竟哪种模式更适合当下的心理学，更能揭示心理学历史的发展规律呢？显然上述三者都具有相对的适切性，但同时也有片面性。

3多元发展模式

以上每一种心理学史发展模式都不能完全解释心理学的发展连贯性，正如前面提到的，有些人更愿意接受心理学史的循环发展模式，另外有一些人更倾向于接受线性进步发展模式，甚至还有人认为心理学史部分上也是混沌的。理论的不统一往往都会陷科学于囹圄之中，在心理学这个限定的领域也一样。既然以上三种历史发展模式存在缺陷，那么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来看待心理学的历史。回顾对心理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早期学者，会发现很多学者都持有一种多元论，瓦伊尼（Weiner， 2010）在其著作《心理学史：观念与背景》中强调，苏格拉底（Socrates）就曾最早规划出一种多元论的心理学研究取向，强调行为具有多重原因，行为的原因不单纯是心理学、生理的或是社会的，而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而中世纪理性主义者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哲学视角也允许多元性和多样性在整体性中占有更重要地位，认为世界由无数独立的精神性的“单子”所组成，是无数单子的和谐的体系，这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现代机能主义心理学创立者詹姆斯同样是一位彻底的多元主义者，詹姆斯明确证实了分析的多重水平：分子的、生物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所有这些都是合理的，并且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和应用。他的多元论对他的心理学取向有几种含义，首先是方法学的，我们审视詹姆斯的著作，无论是心理学还是哲学，就会发现一种实用主义的多元论，其中方法学的观点起了辅的作用，詹姆斯是用了多种方法，显然是一位方法多元论者。二是在心理学对象上他的多元论也尤为凸显，他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基础问题与应用问题，宗教心理甚至超自然现象（方双虎， 2011）。早期学者的多元论思想，为今天心理学的多元论取向奠定了基础。

随着近几十年科学哲学的发展，后现代哲学成为支持多元论的主要阵地，后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反一元论，提倡多元主义，认同不同意见同时并存，共同繁荣。后现代哲学还接受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和“增生原则”，认为任何理论都有韧性，没有一种理论永远能驳倒另一种理论，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能判定一个理论好于另一个理论。我们再回到心理学分裂的源头来看，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实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文化霸权问题，即主张建立一种普遍性适用的实证科学和严格意义的实证科学，这种客观的研究范式确实给心理学研究带来了科学的地位，揭开了人类心灵的神秘面纱，操作主义使人类心灵越来越具有可操作化，提供了客观揭示和理解心灵的方式方法和有效的干预技术，合理的揭示了人类心理的一个侧面。

但是，这种客观研究范式所坚持的主客分离的思维模式没能完全的阐释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类心灵主观性。这种以实证主义取向建立的心理学实际上所持有的就是一种一元文化论，反对其他形态的心理学形式，反对其他文化中的心理学式样，这样难免忽略了其他文化中有价值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关于心理的解释。从美国心理学会（APA）53个专业分会来看，学科分化越来越细致，这样的分化是否阻碍了心理学的健康发展了呢？从目前的发展来看，这样的细化不但没有阻碍各心理学分会的发展，而且很多心理学研究领域还出现更多的交叉研究。从行政组织结构来看，在20世纪末，心理学已经同其他学科一样统一，甚至比某些学科还要统一，如，在生物学内部，我们通常能见到至少20个系，包括植物学、园艺学、畜牧学、林业学、动物学、解剖学、动物研究学、微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等等。所以，心理学可能高估了其他学科的统一而贬低了自身的统一性。按照詹姆斯的精神，我们必须考虑学科统一的优势，但是我们也应该探索多元化为心理学提供的优势，一门新的理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会弥补心理学的分裂，同时又为心理学的未来发展带来希望。

4小结

综上所述，心理学的历史并不是分化的历史，而是学科多样化、复杂化、丰富化、精细化的发展必然性。那么，心理学史的发展模式更可能会遵循这样一种多元论取向，心理学学科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分支学科不断增多、心理学研究越精细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弥补了心理学的分裂，起码将其研究限定在了心理学的边界之内，阻止了学科分裂或被其他学科蚕食的结果。因此，对心理学史的解读，要站在多元论的立场上，持有多元发展模式（Pluralism Development Model）的观点。在心理学史的体系中，诸如机能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等几种典型体系被纳入到了当代主流心理学之列，而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等对当代心理学也产生着持续的影响，认知心理研究回归了意识的主体地位，同时对多元方法的重视也拓宽了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论基础，我们对整个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变化仍会持续关注，但我们应该更倾向于采用多元论的视角，将心理学史的发展纳入到多元发展模式中来考量，客观公平的承认每一种心理学研究取向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性，这样解读的心理学史才会彰显心理学的当代价值。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一 论 文 网专业写作教育教学论文和毕业论文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车文博. 车文博文集（第五卷）： 西方科学心理学史.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方双虎. （2011）. 论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科学观. 心理科学， 34， 1242-1246.

葛鲁嘉. （2008）. 新心性心理学宣言---中国本土心理学原创性理论建构.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姜永志， 张海钟. （2010）. 中国区域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整合探索. 心理学探新， 30， 3-6.

姜永志， 刘额尔敦吐. （2012）. 近代哲学与心理学的逻辑演进--基于语言哲学的发展脉络. 心理研究， 5， 8-12.

篇（10）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

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

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

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