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风格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艺术风格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二“、陆得其骨”———以书带画，铁骨铮铮

1“.陆得其骨”“.陆得其骨”指的是绘画用笔追求如刀刻般的刚劲有力，是陆探微较为鲜明的艺术风格。书法发展到魏晋时期，出现了较大的转折，较为注重线条的连贯运动。而连绵不断、跌宕起伏的线条，不但开创了书法的新局面，也充分体现出书写者的审美倾向。

2.陆探微的探索和创新。陆探微则十分敏锐地看到书法这种特点的利用价值，并积极地将书法引入到绘画中来，细心的加以融合。据记载，当时，陆探微十分欣赏东汉时期书法家张芝的草书，于是便将张芝的草书融合到自己的绘画作品中。于是，画作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书法化特征，线条灵动多变，刚劲有力。在当时，陆探微和顾恺之、张僧繇三人并称于世，都是绘画大家，但人们却普遍认为“陆得其骨”，即说明，将骨法融入绘画中是他主要的艺术风格。而张彦远也在《历代名画记》评价陆探微作一笔画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书画用笔同法”的道理，于是绘画作品“连绵不断”，且“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在当时独步天下“，名高宋代，时无等伦。”清代的方薰也曾经在《山静居画论》中评价过陆探微的绘画风格，认为他的作品“天王褶如草篆，一袖六七折”，但却是“一笔出之”，并且保持“气势不断”，笔法精巧，无人能及。陆探微在绘画的时候，用笔十分有利，就如同锥刀入木一样的有力。陆探微的“一笔画”集中体现了他的绘画中“陆得其骨”的风格。“一笔画”指的并不是只通过一笔便可以描画出所有的内容。“一笔画”表示，画家利用自己的感情为工具，营造意境，并诉诸笔端，运用各种具体的绘画技巧，创作出气韵连贯，意境浑成的作品。所以，从用笔方式来说“，一笔画”具有较强的连贯性，于是，整幅画可能会有千万线条，但却有着内在的连贯关系，整体观之，交相呼应，一气呵成，共同塑造出完整丰满的艺术形象。其实，中国的书画艺术向来联系密切，但陆探微的“一笔画”却开以书法入画的先河，将草书所具有的洒脱和连贯性融入绘画领域，并以“草书之体势”来绘画，“一笔而成”，保持了“气脉相通”和“隔行不断”。上文我们提到，《竹林七贤图》已经失传。但从出土的文物《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我们同样可以领略到陆探微的艺术风采。《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线条生动有力，和陆探微的绘画风格较为接近。画中的人物全都是宽衣博带，且洒脱高雅，彰显着竹林七贤的超然物外和不羁于世。纵观整幅画，线条简洁，却颇为生动传神，竹林七贤的洒脱超然充斥在整个画面中，夺人眼光，和陆探微的艺术风格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妙。而从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陆探微绘画的些许风采，体会到陆探微以书带画，铁骨铮铮的绘画风格。

三“、密体”———构图精巧，繁复艳丽

篇（2）

沈柔坚先生说得好：“任何一个画种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强调特点为的是能更好地认识和掌握它的规律性，求得更充分地发挥它的特殊效果。”的确，任何一个画种都有自己的特点，装饰绘画是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艺术形式。我国装饰绘画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历代的新陈代谢，新旧交替，从远古时代的彩陶，商周的青铜器，春秋战国的漆器，到汉代的像砖，魏晋至唐宋的敦煌壁画，明清的民间木版年画……上下几千年，形成了我国装饰画独具风格的艺术传统。装饰绘画脱胎于装饰艺术，它之所以能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于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趣，即装饰画的本体语言。装饰画的语言包括“求变”的语汇，即寻求“变化”的构成元素；求美的“语法”，即追求形式美的法则；求合的“句式”，即综合多变的表现方法，三者的有机结合，焕发了装饰绘画的独特魅力。

二、装饰绘画的语态认识观

装饰绘画灵魂是求美，形式美感高于一切，即形式高于内容。这正是装饰绘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装饰绘画艺术功能在各种绘画中比较起来更长于歌颂、象征、启发、诱导”…的原因。正因如此，装饰绘画被有些人认为是肤浅的，缺乏崇高的审美理想，而难登大雅之堂。艺术就像一个大舞台，各种艺术形式就像不同的演员，它们在艺术的舞台上极尽能事表现自己，目的是在愉悦中教育观者。在这里，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任何一种客观存在的艺术形式，都有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当然这是以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

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全球化”的生存趋势也影响着艺术领域，艺术语言、艺术风格趋向国际化、多元化，而多元化、民族化的文化特征，使得装饰绘画在现代社会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和特殊的艺术价值。装饰绘画有它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语言形式，审视装饰绘画的语态认识观，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

1．装饰绘画的“现代”时态认识观

“现代”时态的语态认识观，是将装饰绘画的语言，放置于当下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使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保持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装饰的风格是以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中心思想为基础一～诸如宗教、哲学、王权、风俗、实用和唯美等意识形态所产生出的装饰艺术，往往会形成一种不同于前一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格。已故工艺美术家陈之佛先生曾说：“装饰艺术即是思想的表性，故装饰亦与其他美术同样有其时代的背景。埃及时代的装饰，希腊时代的装饰，罗马时代的装饰，文艺复兴时期的装饰，王权中心的装饰，自然各自由时代思想为背景而表现出来的。”由此可见，任何艺术形式、美术样式都不能脱离当下的时代文化背景。要坚持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就必须将其置于当下文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只有坚持“现代”时态的认识观，才能更准确、更有效地反映时代的精神。

(1)全球性、多元化的时代背景

当我们穿着牛仔裤，吃着肯德基，喝着可口可乐，看着世界足球赛，挂在互联网上聊天、购物，欣赏着高清好莱坞大片，谈论着次贷危机、金融风暴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在人们的13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着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多维、复合的概念。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也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当代中国文化正处在全球范围的国际性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中，中国艺术也在这样的语境中转型。一个民族的艺术想要得到振兴发展，必须吸收他种文化先进的、科学的、有益成份，经过异质同构，使民族民间的艺术获得新生。“当一项艺术开始拒绝向另一项艺术吸收营养时，它就开始僵化了。”丁韶光先生的重彩装饰绘画，就是传统中国重彩画与西方现代观念的完美结合。丁韶光先生的画作融中国线条、中国风格的重彩、敦煌主题，以及西方画家毕加索和马蒂斯创作中的平面变形人物于一体，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现代装饰重彩画。由于有中国古代工笔重彩的传统技法、又有西方装饰绘画的韵昧以及世纪末分离派艺术的情趣，丁先生的现代装饰重彩画作品能为东西方普遍接受。

(2)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也是当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哲学思想潮流，它深受尼采、弗洛依德的影响，表现出深刻的怀疑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艺术家试图突破传统审美法则的约束，淡化和消解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主张艺术贴近民众，大量采用大众传播媒介。在多数作品中带有某种戏谑的调侃的意味，带有强烈的娱乐性。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实际上都是要求改变以往西方文化艺术“人”的“主体”和“物”的客体相分离、相对立的状况，以人们需要为本，进入“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联系，相融合的更高的境界。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同传统文化的联系，在其创作中，传统被引用、被改造和重构，使之生成新的意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的装饰艺术吸收历史上各种装饰风格，汇集了各种文化、历史、美学和视觉语言的材料，表达出了从未有过的多种多样的方式；鲜亮色彩的不调和，在自然中看似矛盾的材料组合，奇异造型的堆砌，让材料自身说话，以表达个人情愫，使艺术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美国艺术家麦克·j·阿信布莱纳的作品常以玻璃、金属、麻绳以及树皮等材料制作，以表现“骨骼”为主，以此来象征战争之恐怖。他的作品通过综合材料和奇特的造型构成关系，给人的视觉和精神上带来强有力的刺激，风格独特、制作精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和合的审美趋势

自从“国家问世界”转变成了“全球世界”，许多知名学者提出了关于全球文明的见解，其中先生与张立文先生的学说最有代表性。先生认为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我国文化应在“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加上新人文精神的追求，促进世界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和谐共生状态；张立文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目前面临着人类共同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不同文明间。他根据和合生存世界(地)、和合意义世界(人)、和合可能世界(天)的原理，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用和合观来化解冲突、构建新文化。“和”即和谐，和睦，和平；“合”即融合，结合，合作；“和合”即是两种以上不同要素的协调、结合、融合与和谐。和合包括了冲突和融合，冲突是融合的原因，融合是冲突的结果。这些不同的要素处于共同存在、共同生长的状态。

滕守尧先生在《审美文化与艺术生存》一文中指出了文化与艺术的关系，“一种健康的文化最终必然发展成一种审美文化，而审美文化就是以文学和艺术为核心的文化，就是物质生活不断向审美和艺术的层面提升的文化，也是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文化。”张先生的“和合”的文化观建构了“融突”、和和愉悦、审美意象，以及审美体验的主客体、情与景、心与物、善与美的融突和合。这些和合美学要素的构成方式，是最具生命力的方式，是艺术创造和心灵境界的生命活动。但它们只有在融突和合中才能获得生命的存在、延续以及发展，“全球化”、“多元化”、“后现代主义”、以及“和合”的审美趋势，是装饰绘画本体语言的大语境，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要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就要坚持“现代”的语法时态。转2．装饰绘画的“主动”态认识观

装饰绘画本体语言的演进和丰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它在不断地自我增益、完善中成为了语汇丰富、句式多样的语言形式，它不断以主动的姿态完善自我，作为主体的创作者也应以主动的姿态坚持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

自然界的物种多种多样，才使得整个生物世界的生态保持着平衡；人类的艺术世界也因为不同艺术门类，不同画种各自独立的面目，才使整个文化艺术世界生机勃勃。纵观人类艺术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艺术门类都具有其它艺术门类不能替代的本体语言。同样是戏剧，话剧不能代替歌剧；同样是曲艺，相声不能代替小品；同样是绘画艺术，油画不能代替版画，水粉不能代替水彩，装饰不能代替装饰绘画。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语言构成了艺术种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根源，就在于客观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人们审美感觉能力的丰富多样。装饰绘画以其独特的面目和形式，记载和表达了人类的情感，扩大了人类的审美感受，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如果装饰绘画不坚持自己的本体语言，而向某一大画种看齐，那它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因为装饰绘画原本就是借助于别的画种的表现方式，由于具备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得以脱离依附，具有任何画种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装饰绘画如果放弃自身的本体语言，就等于放弃了装饰绘画本身。

篇（3）

二、东北秧歌的艺术风格特征

（一）东北秧歌具有一定的地域民俗特征

东北大秧歌有着久远的历史，它在黑、吉、辽这三个省份颇为流行，是满汉文化的艺术结晶。东北的秧歌以歌唱为主，男女组合《闹五更》、《锯大缸》、《绣花灯》等曲段都是其中受民众比较喜爱的节目表演，这些曲段的特点是都比较注重旋律，节奏也特别欢快流畅，舞蹈和演唱相结合表演的活灵活现。而东三省中吉林的大秧歌是非常有特色的，它将演唱、戏剧以及舞蹈相融合，更注重舞蹈的表演。据说元朝时期为了规避百姓谋反，总是将各家男子聚集起来唱歌跳舞，由此秧歌诞生。虽然这只是一种传说，并无史料记载，但是却足以说明秧歌应该是从关内传入的，吉林的秧歌舞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和乡土气息，它源自于淳朴的底层人民生活，从踩高跷、耍龙灯、跑旱船和逗狮子这些表演形式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既火辣奔放，又雄浑矫健、憨厚幽默的艺术风格。东北秧歌它有着异域的文化风情和地方特色，是关东文化的一大艺术特色，关东的人民豪爽热情、奔放畅快，而这一普遍的性格特征在东北秧歌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秧歌扭起来要浪，舞姿优美却又要不扭捏，腰胯等摆动幅度要大，要踩到鼓点，有一定的节奏感，同时表情也要到位，要尽量夸张一些，集体舞秧歌要注意队形的变换，不可呆板，要灵活多变，给人一种新鲜感，配合着演员鲜亮的服装，简直可以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这样才符合东北人民的性格特色。秧歌表演中经常会看到叼着烟袋的丑婆婆，也有花枝招展的大姑娘、小媳妇，还有猪八戒、孙悟空、傻柱子等一系列戏剧性的人物形象，而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就是秧歌中的女性角色往往都是男性扮演，因为男性表演起来更加大胆搞笑，观看秧歌的同时就犹如在观赏一场欢快的戏剧盛宴。如果能够碰到两伙秧歌队打对台的情况，那就更完美了，为了在观众当中赢得良好的赞誉，两伙秧歌队拼尽全力，总会越扭越欢、越扭越浪，伴着鼓乐手的多样吹奏，秧歌队总会掀起一番又一番的。

（二）音乐有其独有的音律特色

东北秧歌的艺术魅力，更多地也体现在其音乐特色方面。它的音律往往音阶曲调连接非常顺畅，演奏的时候并且灵活多变，富有应变能力，而且讲究节奏感，它既有民族的特征的节奏，也有个性的音乐融入，能够刺激人们的情感迸发释放，同时也能充分地表达出舞蹈所具有的韵味和灵性。东北的秧歌由宫调、微调、羽调、商调、角调等多种曲调组合而成，其中多以宫调和微调为主，因为这两种曲调鲜明欢快，符合东北人的情绪表达。由于舞蹈动作有“上装”（女角）、“下装”（男角）及各种人物之间的互相对答，在音乐中亦常出现对句。东北秧歌音乐的结构比较方整，多为上下句结构或采用同一乐句反复一次的手法使其成双。对句的应用使这种均衡、对称的音乐更加生动活泼，更加亲切和更富有生活气息，并使音乐更为火热、激动，从而达到渲染气氛，使舞蹈进入的目的。在旋律方面，东北秧歌的旋律跌宕起伏、迂回曲折。在秧歌的表演过程中唢呐、鼓等乐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唢呐的表演也变化多端，有的是同质高音唢呐进行对句表演，有的是高音与中音唢呐对句的表演，还有的是唢呐与打击乐器的对句表演。而鼓的表演也是变化莫测的，起鼓、平鼓、煞鼓都是比较常见的鼓乐方式，整个曲乐演奏过程中它的曲体质朴、曲调明快，快慢结合，灵活多变，使得舞蹈表演起来也会跟着节奏表演的淋漓尽致。

篇（4）

人类在原始时期如传说中的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等，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主要以狩猎和采集获取生活资料．这时人类几乎完全被动地依赖大自然，对自然界的许多事物都怀着恐惧、敬畏的心理，并对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难以解释如闪电、雷鸣．在与森林长期相处的人们，对一些大树具有深刻而奇妙的感觉．动物是原始人的主要生活资料来源，可能在某个偶然的时候，某种动物解人于危难之中等等．对这些事物或现象都无法解释，于是将其当作神灵的化身加以崇拜．这就是自然崇拜，其中包括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山水崇拜．自然崇拜在上古人类生活和观念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在生活中竭力以可能的形式和手段模仿自然的崇拜物，如对山岳的崇拜曾使世界许多民族都建造过对山岳的模仿，并以其象征人间某种不可企及的权势和力量如古埃及和古墨西哥的金字塔象征着法老的权力;美洲玛雅人的金字塔位于美洲丛林，是对太阳神的崇拜以象征宇宙神秘的力量;中国古代建台最初也是以筑土建筑的形式表现出对山岳的模仿，并且把它作为神灵的所在加以神化和崇拜，如商周纣王的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风雨”［2］．这都是古代人们对山岳崇拜的主要体现．因为在古人看来，山以其巨大的形体、无比的重量以及简单而强烈的线条，显示着不可抗拒的力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就是这种山岳崇拜的心理表现．同样，古代人们对水及水神有着与山岳相似的崇拜．水是上古人们生命延续的基本条件，许多民族以水泽及河流冲积带为栖身地，于是水泽在古人心目中是神的象征，也具有神性．因此上古祖先选择了地貌优越，自然山水和植物景观丰富的地方麇集会议、祭祀歌舞，并不是因为风景优美，在他们看来这里具有神性．于是在人们以后的活动中，为表示对神的崇拜模仿湖泽开掘了“灵沼”，模仿山岳筑就了“灵台”［2］．随着社会的演进，在这种活动中也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涵义，并一路传承并影响到园林艺术的创作，在造园中注重筑山构水和植物景观的布局，于是形成了自然风景的模式．

1．2社会生活方式改变

狩猎是原始人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进入文明期后，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发生了改变，即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过去的狩猎和游牧中停了下来转移到农业生产阶段．这时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活资料积累也日趋增加并越来越集中，于是社会阶层出现两极分化，有脱离生产劳动的贵族阶层出现．在农业生产阶段，人们发现农业生活缺少游牧生活中那种壮观的乐趣，为再现祖先的狩猎生活，再经验游牧生活的壮观场面，狩猎虽然已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但却成了那些已脱离生产劳动的帝王贵族们礼仪化、娱乐化的行事和享受，于是在一定的地域上加以范围，滋生繁育鸟兽，保持天然草木，挖池筑台供帝王贵族狩猎游乐．在以后的园林形式中都继承了这种自然朴素的景象，不断完善并得以发展．

2主观因素

2．1“天人合一”的思想

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诸子百家都有相似的解释．孔子提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将天道与人性合而为一，认为天德寓于人心，一切封建社会的伦纪秩序和自然界的运行规律都是天道法则的外化．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世上万物都有自己的存在规律，顺应自然，崇尚优美的自然环境，并视之为安放身心的家园．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认为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主张“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2］．认为人与自然相比是渺小的，无能为力的，人懂得了这点，就能“安之若命”，即可以超越现实世界的一切苦难包括生死，而进入一种与自然完全相同的境界．如果以这种态度看待自然山水，就会觉得“山林屿，皋壤屿，使我欣欣然而乐屿．”人只有归化于宇宙自然，回归于天地之境，才能游于至乐．“天人合一”的思想既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肯定了人的社会性，又以“人道”与“天道”相通指出了人的自然性．因此“天人合一”观念中的人具有双重性，人既是社会的产物，也是自然的产物，完整、和谐的人性必然是介乎自然与社会之间．人应该尊重大自然，对待大自然应持和谐的态度．正因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园林作为“第二自然”，其中布局的山水树石，禽鸟鱼虫理应保持自然状态．这种思想贯穿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整个发展过程．

2．2“比德”思想

“比德”思想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人们从伦理，功利的角度来认识自然的审美意识，即大自然山川林木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美感，就在于它们的形象表现出与人的高尚品德相类似的特点．孔子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3］这虽然从君子的人格修养上说明智者和仁者所具有的不同的品质特征，但也说明了人对山水自然美的审美感受，即一定的自然对象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具有某种和人的精神品质相似的特征．所以朱熹也有同感“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孔子、朱熹将山水与人的德性、仁智联系起来，使之人格化．他们对山水的赞美，实则是对人自身理想人格的欣赏和赞美．凡是山水具有的美德，皆为人类具有的美德．由于“比德”思想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把“高山流水”作为品德高洁的象征，于是山水也就成了自然风景的代称，在造园活动中也重视筑山理水，园林形式自然而然地朝着风景式方向发展．

2．3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是原始的神灵、自然崇拜与道家学说混杂的产物．到秦汉时，神仙思想在民间已广为流传，其中以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流传最广．昆仑神话的内容主要为山上有仙人居住，山上有神木，是植物崇拜和山岳崇拜的体现，反映了上古时代西北高原地区人们的生活和宇宙观念．到了战国以后，昆仑神话随着东西方联系流传到中原各国，被当地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地理环境加以利用和改造，创立了另一种神话———蓬莱神话［4］．蓬莱神话补充了昆仑神话中水的素材，并强调了水体在园林景观中的作用，从而确立了园林中的山水体系．从此在皇家园林尤其是秦汉的皇家园林中都有这种山水布局．如秦始皇在兰池宫中筑起了蓬莱山，以表达对仙境的向往;汉武帝在上林苑建章宫的太液池中建有方丈、瀛洲、蓬莱［5］．所以“三山一池”，自秦汉以后就成了古典园林的传统手法如唐代的大明宫有蓬莱池，中有蓬莱山;建于明代的苏州留园水景中就有小蓬莱．因此，园林中由于神仙思想的主导而摹拟的神仙境界实际上是山岳风景和海岛景观的再现，这种情况虽盛行于秦汉时的皇家园林，但对于园林向着风景式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4隐逸文化和山水画的影响

隐逸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园林艺术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隐逸之士，遁隐于大自然，寄情于山水，希望能以此摆脱当时险恶政治的阴影［6］，于是在他们的作品里歌颂自然和田园生活，并影响到园林艺术的创作．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画境“……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豁然开朗……”，正是后来园林中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意境创作的蓝本．在文人园林中力求创造出生意盎然、“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自然美境界．中国过去没有专门的造园家，许多园是由画家直接参与建设．山水画是画家主观认识的，对时空具有较大概括的山水风景，而造园则是对这种概括、提炼、升华的山水画以三维空间的形式再现到现实生活中来．如北宋的寿山艮岳［5］(见图1)．其总体布局为“左山而右水，后溪而旁陇．”山系主宾分明，有远近呼应，有余脉延展的完整山岳体系，可以说是天然山岳典型的概括，体现了山水画论中“主山始尊，客山拱伏”的构图规律，位置经营合乎“布山形，取峦向，分石脉”的山水画理．水系也几乎包罗了天然水体的全部形态如河、湖、沼、溪、涧、瀑布、潭等．整个山水形成了山嵌水抱的态势，这种山水态势既是大自然界山水成景、最理想的地貌概括，是受到山水画理论的影响．又如园林的空间处理手法也与山水画的“咫尺山水蕴千里江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园林常用假山、建筑、廊、墙来分隔空间，还采用借景的手法，在有限的范围内创造无限景色．园林中的假山池水，浓缩了大自然奇山秀水之美，漫步庭园树石之间，仿佛置身于山林之中［7，8］．综上所述，由于人类发展的主观、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古典园林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沉积后，逐步形成为浓缩的、典型化的自然风景．

篇（5）

2挖掘人文属性

形象，是一把壶的外在包装；而人文，是一把壶的内涵底蕴。王寅春的壶艺创作坚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原则，不拘泥于传统标准和形式要求，善于挖掘内在文化价值，将中华文化内容巧妙融入作品中，制作了很多高水准、高内涵的壶艺作品。长期以来，君子文化一直影响着紫砂壶艺的创作，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概念。“君子”二字代表了中国人独特的理想人格，包含了入世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文质彬彬的君子品格等，在“汉君壶”上，君子文化的蕴意被充分地诠释了出来，给予人强烈的精神共鸣。“汉君壶”的人文特点无疑升华了壶的内在气质，使其核心价值得以体现。

篇（6）

（2）精美丰富的雕刻艺术

常氏庄园的北祠堂作为保留较完好的古代祠堂建筑，不仅代表着山西的建筑文化，同时也深深表达了晋中儒商的厚重文化内涵。整个北祠堂的建筑装饰艺术价值较高，其中门式和窗饰以及隔扇、房屋梁柱在雕刻上的艺术真是让人拍案叫绝。其精彩主要体现在“三雕”。［3］所谓的“三雕”包含了木雕和砖雕以及石雕三方面。这三种雕刻技艺以其精湛绝伦的技巧以及灵活生动的形式，加之雕刻内容的既雅既俗，在当时乃至现今都被人称赞，深刻地体现了古代人民对于房屋建筑的审美情趣。具体来说“三雕”中，木雕是指在古代建筑中，在木结构上的雕刻。常氏一族兴于明清，而木雕在明清时期非常流行，常氏一族将木雕引入北祠堂的营建中也就不足为奇。整个北祠堂在外观上显得非常的简洁雅静，而走进其中，却暗暗称奇，这是由于在祠堂内部无论是门楣、斗拱还是窗扇雀替等等都尽雕刻之所能，雕刻之精美异常。在祠堂的两门中，有着双层中空的木雕，这些木雕技艺精湛，刀法娴熟。在常氏北祠堂中，砖雕也是一大亮点，众所周知，祠堂中主要的建筑成分由一块块青砖组成，进而在修建古代建筑的长河上走出了大量优秀的砖雕艺人，这些砖雕匠人技艺精巧，就拿常氏北祠堂来说，砖雕主要体现了两种雕刻技艺：一种是先青砖坯雕制再进行烧制，这种雕刻是一种比较细腻精巧的技艺；另一种是直接在青砖上雕刻，这种雕刻较前者来说是一种较粗放的技艺。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具有浓重的装饰艺术性以及较高的审美价值。这两种雕刻不仅经济适用，还比较节省工时，既可以加深刻画，又体现了其坚毅性和柔美性的完美结合。

（3）炫目多彩的漆画艺术

在中国古代的宅院建筑中，大部分是砖木构造，古人为了装饰这些木件，基本上都会在外面的木件上涂制不同色彩的油漆并进行绘画。在山西地域比较流行的一种漆画艺术是“汉文锦彩画”，这是一种比较具有本土色彩的漆画艺术。因而在常氏一族北祠堂中存有汉文锦彩画一点也不为奇。在资料记载，汉文锦彩化起源于明清时期。初期就是一缕草，一片花的形式，非常的简单。随着后世在建筑上不断地推陈出新，依据建筑装饰的不同要求，漆画艺人创新出多种多样的漆画种类，比如说“五彩漆画”、“素式漆画”、“金青漆画”等等，而汉文锦彩画的等级也是根据在实际建设中工艺的繁简程度来决定。一般等级较高的是“大金青彩画”和“二金青彩画”，中等的有“小金青彩画”和“下五彩彩画”，最低等的有“素式彩画”，总体来说，一共有七种。对于常氏一族的北祠堂彩画，主要分布在外檐这一部分，主要是“大金青彩画”和“二金青彩画”。总体显得庄重典雅，优美异常。

篇（7）

二、浪漫主义时期小提琴的艺术风格

协奏曲是小提琴作品中的代表，集中代表了该时期小提琴在创作和演奏上的水平，而该时期的小提琴协奏曲，主要表现出以下三种风格。

（一）情感性

情感性是浪漫主义艺术创作的核心特征。相对于古典主义在形式上的诸多要求，浪漫主义音乐创作情调将个人主观情感的抒发放在首要位置，这一点在一些名家、名作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如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门德尔松是浪漫主义时期一位个性十分鲜明的音乐家，因为出生于一个银行家的家庭，所以他的生活十分富足，有着单纯、开朗和温存的性格，这也使他的音乐作品表现出了轻快、华丽和细腻的风格。《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38年，正值门德尔松创作的成熟时期，是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全曲由三个乐章构成，始终洋溢着一种欢快和乐观的情绪。第一乐章采用了奏鸣曲式，快板，二二拍，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开始就出现的主题。该主题取材于一首民谣，富有歌唱性，由独奏小提琴在弦乐的衬托下轻轻奏出，给人以温暖、舒畅和活力之感，并将整个乐曲引入到了呈示部。在呈示部中，门德尔松继续对该主题进行装饰性的发展，并不断将其推向至高音区，最后以八度演奏的分解和弦结束于调式的属音上。第二乐章是C大调，慢板，八六拍，三部曲式。该乐章也是小提琴作品中的著名乐章之一，充分体现出门德尔松对于歌唱性的追求。整个旋律线条十分宽广，起伏有致，且十分动听，每听到这段美妙的旋律，都会让人禁不住跟着哼唱，营造出了一个柔美、细腻的境界。第三乐章是E大调，快板，四四拍，回旋奏鸣曲式。如果说前两个乐章是温柔、抒情的，那么该乐章则是一种激情的宣泄。为了表现出这种效果，门德尔松先后运用了多种演奏技巧，特别是连弓和顿弓的运用，将这种情绪表现推向了极致。由此可以看出，整个作品不但情感浓郁，且情感的类型也十分多样化，正是浪漫主义音乐作品的典型。

（二）炫技性

浪漫主义是一种强调个性的音乐风格，抒发出个人的主观情感，正是该时期音乐创作的首要目的。具体到小提琴艺术来说，当时各种音乐会活动繁多，演奏者经常登台演奏，他们演奏的姿态、动作、表情等都会全面展现在观众面前，所以该时期的小提琴协奏曲对于炫技也十分重视。一方面，是通过各种高超的技巧，让个人情感得到更好的抒发。另一方面，则是利用炫技，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震撼。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帕格尼尼和他创作的《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帕格尼尼是小提琴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对小提琴演奏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使他赢得了“小提琴之王”“魔术师”的美誉。《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D大调，四四拍，快板，奏鸣曲式。先是由第一小提琴声部奏出一个轻快的动机，在力度上达到顶点之后，主奏小提琴被自然的引入，并连续奏出了三个并列乐段。经过发展后进入展开部，两个主题高贵而华丽，给人以温暖之感。第二乐章是慢板。先是由乐队演奏出强有力的持续和弦，然后由独奏小提琴奏出抒情唯美的旋律。第三乐章则又回到了快板，也是整个作品的炫技乐章。先后出现了由帕格尼尼独创的飞跃跳弓法、波浪形弓法以及跳弓和抛弓等，在这些高超技法的运用下，乐曲表现出了一种华丽、轻快而热情的风格，最后与乐队一起在欢快热情的氛围中结束全曲。帕格尼尼既是创作者，也是演奏者，所以能够将作品和演奏技法有机融合在一起，并获得了令人震撼的听觉和视觉效果，对后世的小提琴创作和演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民族性

篇（8）

凤翔地处陕西关中西部，夏称雍州，是春秋战国时期先秦王朝的发祥地，又是汉唐时期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2]学术界对凤翔泥塑产生的具体年代尚无统一定论，但据《凤翔县志》记载“:县境内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汉、唐时期的古墓随葬器物中，有各种形态的动物、人物陶俑，如虎、牛、鸽、猪、狗、羊、独角兽、骆驼等，其型制相似今日之泥塑。”凤翔县纸坊镇六营村是泥塑的发源地，相传明朝初年，明军在凤翔一带实行“兵屯”，军队一部中的第六营兵士中，大部分来自江西，兵士有制作陶器的手艺，空闲时捏制各种形态的泥人，后来军士转为地方居民，大部分人没有离开凤翔，并把入伍前的陶瓷制作手艺作为谋生的手艺，用于市场销售。[3]凤翔泥塑是凤翔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形成的历史文化的沉淀物，它是日常生活中具有辟邪、镇宅、纳福功能的民俗用品，人们想借助泥塑具有神力的形象，驱赶妖魔、消灾灭害、保佑平安。是造型寓意的直白倾诉，是饰美意图的形象表达，是色彩寄寓的真情诠释，孕育着悠远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人文内涵。

(二)淮阳泥塑的文化背景

淮阳，古代称“宛丘”。地处周口市，是黄淮平原的中心，也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路史•太昊纪》记载“:太昊伏羲氏，都于宛丘。”太昊伏羲在淮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都城，称为宛丘。淮阳是“三皇五帝”伏羲的建都之地，伏羲死后埋葬在淮阳城北三里的太昊陵，后人又名“人祖庙”。[4]淮阳泥塑中以泥泥狗最具代表性，泥泥狗产地主要分布于太昊陵附近的金庄、许楼等村落。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大型的祭祖活动在这里盛行。庙会上“泥泥狗”是最受大众欢迎的民间泥塑艺术品，“泥泥狗”又称“陵狗”，是祭祀伏羲的“神物”，当地人认为它是为伏羲、女娲看守陵庙的“神狗”，它是原始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观念的物化遗存。人们怀着祈盼与祝福来到这里祭祀，祈求生育繁衍，盼望着人丁兴旺。泥泥狗是意象形态下的物化实体，是人类生殖崇拜的表现物，是图腾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原祭祀文化的“活化石”。凤翔泥塑与淮阳泥泥狗都有着同样深厚的文化底蕴。淮阳泥泥狗受地理方位的局限，上层主流文化没有太多的影响到它，更多的保留着朴素本原文化与生殖崇拜的原始思维理念。相比较而言，凤翔泥塑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受农耕文明影响较多，作品中运用大量含有美好寓意与精神诉求的牡丹花卉纹样作为装饰。

二、两地泥塑艺术风格的比较研究

(一)制作工艺的比较

凤翔泥塑随着时代的演变流传，最古老的制作方法已不可寻，但通过笔者在六营村的深入调查发现，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品，依然以纯手工制作的方式代代相传，并且没有引入工厂批量生产的模式，而是以家庭作坊式为主要创作方式，利用当地粘性很强的“板板土”为原料，注水、添入纸浆进行混合搅拌，以此增强泥塑的坚韧性，使之不易破碎。艺人将混合之后的泥料灌入事先制作成型的模具，翻制成泥胎，再将泥胎晾干，打磨、抛光，随后上白、绘彩，制成空心的泥塑作品和浮雕式挂模。与凤翔泥塑不同的是，淮阳泥泥狗以当地特有的“黄胶泥”为原料，泥土取自于深层土坯。在制作工艺方面，与凤翔泥塑艺术也有所不同，淮阳泥泥狗以徒手捏制为主，尽管现在有部分的手艺人，采取了效率更高速度更快的制模倒型的制作方式。但据笔者了解，在当地大多数手艺人依然采用传统捏制手法，用和好的“黄胶泥”捏成要表现对象的大体形状，再用简单的工具塑造对象细节的部位，捏制过程是整个塑造的关键环节。而泥泥狗泥塑中黑底色是用锅底灰加动物骨头胶熬制而成，将素模泥胚放入熬制的锅中浸泡，制成黑底泥胚。随后将大红、中黄、翠绿等颜料上色，制成实体形泥塑作品。

(二)造型的比较

凤翔泥塑与淮阳泥泥狗在造型特征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主观的审美意象表达为突出泥塑造型特点提供着必要条件。凤翔泥塑的造型分为挂片、泥玩具、立人三类。泥塑形象丰富，但主要以十二生肖动物形象为主，表达艺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凤翔泥塑造型简明、具象，在塑造形象的过程中进行了大胆的夸张和变形。在挂片类泥塑中，艺人们偏重于强调物体的面部神情，设计时遵循着“动物的眉要皱，眼珠大，人见了又喜又怕”的创作口诀；[5]在泥玩具与立人类泥塑中，泥塑的造型非常准确地突出了物象的身形特征:如马、狗、兔、猪或财神、钟馗等泥塑形象，即使是在没有上色与绘制的泥胚状态，都是极容易辨认的。淮阳泥泥狗的造型与凤翔泥塑相比则更加怪诞、奇特。受图腾观念体系的影响，泥泥狗总体为立柱式造型，犹如印第安人的图腾柱形状，神圣的祭祀与朝拜相关联，给人一种深邃莫测的庄严与神秘感。淮阳泥泥狗形象还与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古老的生殖崇拜对泥塑形象的形成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形象，经过艺人们加入动物叠加形象的元素之后，变得抽象且极具神秘色彩:淮阳泥泥狗多以人物与动物、动物与动物的两两结合的复合造型为主，如“人面狗”、“双头狗”、“九头兽”等，当褪去泥塑模型上所绘制的图案与颜色时，这种古朴、敦厚的泥塑形态，往往使人们无法直接清晰辨认出泥塑的所指形象。

(三)纹饰的比较

纹饰差异性是两地泥塑艺术风格较为明显的区别。凤翔泥塑在立体的白色泥模上，大多采用具象的太阳纹、石榴纹、牡丹纹、动物纹饰进行装饰。纹饰的创作形成来源于艺人对日常生活物象的高度提炼，表达艺人们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凤翔泥塑用黑线勾绘纹饰，匀称的黑色轮廓线犹如中国画的线描艺术，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充满直白与清逸的审美情趣。凤翔泥塑纹饰常在两侧及背后全部绘制，纹饰的紧凑布置使得泥塑绚丽多姿、丰富多彩。淮阳泥泥狗中具像的图形与纹饰并不多见，更多的是点、线组合形成抽象装饰纹样。例如，以长线为主，加短线和圆点组合形成圆形、三角形、长方形等组合装饰形状，用来表示女阴图腾纹，用简练的彩色直线表示生生不息的生殖繁衍。抽象的线条型纹样描绘给人以迷惑与神秘的视觉感受。犹如哈特拉古城中萨纳特鲁奇君王石雕装饰艺术，石雕上衣装饰满圆形拼接成的弧形状花纹，同样抽象的点线结合的表现手法，在泥泥狗艺术造型中比比皆是。在泥塑装饰构图中，泥泥狗泥塑针对主体正面进行线纹彩绘装饰，侧面和背面不做描绘，使得视觉焦点更为集中。

(四)色彩风格的比较

色彩的象征在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鲜明的特色，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影响着我国千百年来民间艺术发展的“五行色彩观”。“五行色彩观”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沿袭民间用色基本规则。[6]凤翔泥塑和淮阳泥泥狗的色彩以“五色”为主，五行色彩观体现着民间美术本源文化审美情感，色彩的表现手法展现出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趣，其色彩审美是中华本原文化对外展示的窗口。凤翔泥塑分为彩塑与素模两种。常见的凤翔彩塑以白色为底，黑色勾勒，再施以彩绘；也有部分彩塑以黑色为底，白色点睛，然后再进行彩色描绘。素模有两种色彩，常见素模以黑白二色交错描绘，以白色打底，黑线花纹勾勒的素模，取清爽利索之意，有着单纯简洁之风。泥塑艺人在着色时，对于同一种颜色位置的安排，没有固定的模式，往往是依据个人的审美感知和视觉心理来创作的。在凤翔彩塑的用色中，把五行色巧妙地运用在白色泥胚上，创作时常将高度饱和的色彩、高明度的大红、桃红、明黄、翠绿等色彩直接描绘，不做任何调制与混合。在色彩的搭配上，似乎也鲜少讲究过渡、渐变的设色手法。高度饱和的红色与绿色、白色与黑色通过黑线分割，毫不掩饰地组合在一起，大块的色彩给人以绚丽而不失厚重，热烈而不失庄重的视觉感受。色彩的大面积布局处理手法极力凸现出凤翔泥塑的个性特点，而淮阳泥泥狗在艺术创作上则另有设色手法，因受地域条件与风土人情等因素的影响，淮阳泥泥狗还保持着传统远古艺术的文化气息。淮阳泥泥狗黑色泥胚是有别于其它泥塑艺术最显著的特点之一，黑色底色上绘画制红、黄、白、青色彩线加以点缀，与黑底奇妙的达到融合，真实的表达出大众的审美情趣。黑与高明度色形成强烈的对比，黑底表现色彩比白底表现色彩更能突出泥泥狗泥塑色彩精炼与纯粹、深沉与庄严的审美特征。在凤翔泥塑色彩体系中，蓝色不曾使用，在五行色彩体系中，青指代蓝，并高于蓝色，民俗审美观念中认为，蓝白为阴色，红黄为阳色，在大众民俗观念中以趋阳避阴的审美心理为主，泥塑创作中常将“蓝色”常作为偏色处理，多用绿色代替，而在淮阳泥泥狗创作中，蓝颜色的频繁运用，使得泥塑色彩丰富而饱满，增添女性生殖崇拜的意味。在凤翔与淮阳两地，阴阳两色处理形式各有偏重，也决定了各自显著的视觉风格。

三、泥塑艺术传承途径的思考与探讨

在现代数字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环境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追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带有古老文化意蕴的民间泥塑艺术品已不再是人们追捧的对象，承载着民众精神向往与心灵沉淀的传统泥塑正在远离人们的生活环境。分析凤翔和淮阳两地泥塑风格，总结两地泥塑造像规律，提取概括泥塑造型特征，借用造型对比、色彩冷暖对比规律来加强画面的艺术表现力，把泥塑色彩元素巧妙地运用到现代设计之中，恰当地把民间泥塑艺术的色彩精神与现代设计的色彩语言有效结合，是设计师为之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使其传承与保护的手段之一。

(一)泥塑艺术原始造型的利用

通过模拟原态直接应用的设计方法，利用泥塑特有的地域民俗元素进行抽取，使立体的造型平面化，用流畅的线条勾勒出泥塑造型纹样，如提取凤翔“挂面虎”泥塑中描绘眼睛的太阳纹、装饰眉毛的双鱼纹、装饰躯干的牡丹纹，巧妙地运用到现代设计空间。又如提取泥泥狗“独角兽”泥塑中的叶纹、菱纹、女阴图等花纹装饰图案，以其组合变形图形本身含义，巧妙合理的布局，使设计在保持民族性特征的同时，有着较强的形式美感。通过画面设计，使之产生直接、对比的欣赏美感。把现代设计当作过去与现代空间角色传递的中介形式，直接把泥塑造型与纹样应用到宣传海报上，直接应用能勾起人们回忆过去的情思。如恒源祥集团彩羊系列品牌商标设计，设计者直接提取泥塑艺人胡新民制作的泥塑羊为原样造型，运用绘图软件把立体图形平面化处理，把原始造型的色彩直接运用到品牌商标中，有效传递着吉祥富贵、幸福如意的品牌理念。

(二)组合衍生品造型设计

衍生品设计是当今的时尚宠儿，衍生品的出现使得工艺品成为消费品。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变化使得泥塑失去原始性的功能，在保持原始功能效应的同时，设计具有现代风格的泥塑衍生品是有必要的，为适合现代市场环境，通过重组、拼贴、变形将立体的泥塑造型平面化，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原有特征，创造出变形夸张的卡通泥塑造型，有益于年轻人接受泥塑文化。如制作泥塑卡通形象挂件、卡通泥塑鼠标垫、手机外壳、泥塑形象的便签夹等，泥塑卡通衍生品设计把庄重威严、神秘的泥塑形象拟人化，在欣赏卡通外形色彩的同时，让消费者感知泥塑文化的吸引力。

(三)泥塑动画角色设计

新的视听生活方式正走进人们的生活，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原本习以为常的泥塑，如今却变成方枘圆凿。动画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备受年轻人的追捧，例如，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其形象设计蕴藏着传统中国元素，五个拟人化的娃娃形象代表着五行唯物论，五个福娃的原型和头饰都有中国传统形态寓意。两地泥塑也可以借鉴这些成功案例，提取泥塑美好寓义的造型运用到吉祥物设计中。如凤翔泥塑中有辟邪纳福寓义的“五毒蟾蜍”挂片，泥泥狗中古拙奇特的“人头狗”等。典型泥塑造型通过卡通Q化的造型手法，以“人头狗”造型的泥塑为例，在保持泥塑造型头大四肢短小的原有特征的基础上，把“人头狗”泥塑原始的面部表情进行拟人化设计，给泥塑穿上现代流行的衣饰。卡通的造型容易被大家接纳与认同，也吸引大家关注到传统的民间泥塑艺术形式。

篇（9）

2儒道文化对前山水画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

我国的前山水画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的自然风光，通过画者对山水以及人物的处理，也可以看出画者的心理特征以及思想观念。老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主张无为而治，主张用辩证的方法看待问题，其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老子在分析中国山水时，主张天人合一的山水观念，其认为人们在“无为”的状态下，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庄子是老子的学生，其对老子的道家思想进行了很好的传承与发扬，庄子认为“天”与“人”具有对立性，认为自然与人为是对立的概念，人只有抛弃功名利禄，自由自在的生活才能从“伪”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的去发现美、创造美、享受美。所以，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具有洒脱的意境，这也是道家思想对山水画观念的影响。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其对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较大影响，儒家与道家文化是影响中国艺术风格的基石，这些哲学家对人们的意识形态以及审美观念有着深深的影响，而且改变了很多画家的山水观念。孔子主张“人和”的理念，其创造的学说主要是以“仁”为核心，而且约束着当时社会对美学的观念。“人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一直在寻求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平衡。孔子对关于山水的理论有着独到的见解，其影响着当时社会的审美思想，其主张将人与山水的道德以及艺术风格结合在一起，阐述了人与大自然和谐的关系。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人们对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增添了崇敬以及欣赏之情，为人们不断开发自然提供了信心与力量。老子、庄子、孔子都不是绘画方面的学者，但是其对当时山水画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较大影响，而且还创造出了较多有价值的观念以及理论，其创造的儒道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美学艺术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孔子是我国重要的思想家以及教育学家，其建立了最早的艺术审美标准，而且加入了“善”与“美”的元素，其对后期中国美学艺术的内容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儒道文化的影响下，山水画艺术风格必须在体现“美”的前提下，发挥出“善”的道德规范性，这也是孔子建立的社会审美标准。他的美学标准，艺术在“据于德，依于仁”的人性境界中树立并开创“善”“美”，对治理国家起到了教化作用。他的思想观点历来深受统治阶级的尊崇和欢迎。他的主要观点完全能使有艺术修养的艺术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其创造的艺术在各个统治阶级中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在各个时代演绎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一儒家思想已在中国历代人民的思想形态中根深蒂固。对大自然“天人合一”的观念和对山水“善”“美”的认识及崇敬也深深影响着中国山水画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山对于孔子来说宽厚仁慈、稳重、包罗万象，巍峨屹立；水更是具有“和善”、“秀美”、动静相和、母仪之德。孔子将山水人格化，形成中国文化的人格定义，对山水这个艺术符号似乎存有“父亲”的伟大和“母亲”的美与善，这种人格精神的导向是后人认识山水、描述山水、绘画山水、寄情山水的重要形成元素。山水不仅是让人“乐”的对象，而且还具备了“乐”的属性，使人格的倾向和人生的终极目标相结合，从山水中领悟到人生之“道”。从“中和之美”到“乐山”、“乐水”，都是教育人们解脱世俗烦恼，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找寻到保持人固有的“仁慈”、“善良”的本性。随着人们对“天人合一”、“乐”、“游”思想境界的追溯，后人“好山水爱远游”这种阐述自然成风，从而艺术家的“卧游”、“神游”、“心游”这种优雅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促进了山水画的成型，加快了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出现，儒道学说成为人对山水、对人生的一种精神寄托和心境的一种供奉。

从古代山水画中不难看出当时汉代时期人们已合理处置山川、河流、人物、通道、树木之间的关系，懂得了以小见大、前后有序的中国画透视技巧。以便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应用，为行军打仗提供有力的帮助，满足统治者及社会的需要，也印证了《山海经》中所说“图”。地图的出现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专管天下地图的官，秦朝更有“荆轲刺秦王”中“图穷匕首见”的典故流传。在这些秦汉时期的文献及出土的器物中发现的这些地图，足以证明山水画的起源是这些早期应用于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理性绘画，生活中他们简单的用绘画的方式描绘了自然山川的形貌物象资料，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山水画形成的条件之一。当今童书业老师也在《中国美术史札记》中提出这一观点，他例举了张衡的《地形图》、杨修的《两京图》、戴勃的《九州名山图》等，都是“山水画起源的条件之一”这一观点的证据。

篇（10）

所谓漆器,就是指用漆髹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漆器所用的漆是天然大漆,大漆是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树胶质及水分构成。用它作涂料,具有防潮、耐高温、抗腐蚀等功能。大漆还可以和各种金属、矿物质颜料组合,配制出千变万化的色漆,描绘出绚丽多彩的装饰图案。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至明清的不断发展,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

平遥漆器以手掌推光和描金彩绘技艺著称,发源于山西(简称“晋”)中部的平遥县,后来广泛流传于晋北地区。它始于唐开元年间,盛于明清,距今已有1200年的历史,是中国民间工艺品中的四大名漆器之一。

平遥漆器以家族式生产方式为主,从业者多为父子相承、师徒相承的民间手工艺人。这些手工艺人们扎根于民间,感知着普通百姓的审美倾向,传承着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形成了平遥漆器浓郁厚重的民俗艺术风格。

一、平遥漆器的艺术特点

平遥漆器外观古朴雅致,器物造型简单实用、纹饰浓郁艳丽、漆面光洁如镜、手感细腻润泽。

平遥漆器的器物种类,多为各式屏风、大小首饰盒、各种首饰和实用家具等。器物造型一般简单实用,无奇巧别致之处,体现出民间艺术实用性第一的艺术特点。平遥漆器是传承于民间的艺术,体现着普通百姓对色彩的喜好,因此它的用色浓郁艳丽,整体效果是描金纹彩、金碧辉煌。具体说来,平遥漆器的底漆以中国民间偏爱的墨黑、霞红、杏黄、绿紫四色为主,上面描绘具有民族风格的图案,例如古典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人物;代代相传的吉祥意味的纹样;花鸟鱼虫等民风浓郁的传统图形,或描金彩绘,或刀刻雕垫,或堆鼓镶嵌,推光打磨、反复修饰,形成了线条流畅、色调和谐、富丽堂皇的艺术效果。

二、平遥漆器的制作工艺

平遥漆器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漆器一样,制作工艺繁琐复杂,清朝以前,推光漆器为素底描金,中期创出了增厚漆层、推出光泽的新工艺,最后平遥漆器形成以磨推漆面与描金彩画相结合的独特工艺风格。其制作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施炼制大漆:平遥推光漆器的用料颇有讲究,使用的是在黄土高原广泛分布着的漆树刮掉树皮后流出来的一种天然漆料——大漆。没有处理过的漆树原液被称之为生漆,传统方法的生漆精制加工有两种:自然搅拌晒制和煎煮,现在一般采用搅拌的方法。具体操作是先将源生漆过滤,先粗麻布过滤,再用细布过滤。然后是搅拌,搅拌的目的就是改变原生漆的性能,也就是改良。通过慢慢的搅拌,可以增加生漆漆膜表面的硬度和亮度,同时使生漆各成分更均匀,增加使用时的流平性。

2、木胎“披麻挂灰”:平遥漆器所选择的木胎一般分为两种、高档的是选用实木原料、低档的选用现代合成材料,如细木工板、密度板、胶合板等,甚至于还出现了塑料材料的替代品。木胎选择制作完成后,用白麻缠裹木胎,然后抹上一层用猪血调成的砖灰泥,这叫做“披麻挂灰”。现在出于卫生的考虑,一般不再选用猪血入料。底胎制作的整个工序是非常细致和复杂的。灰胎上每刷一道漆,都要先用水砂纸蘸水擦拭,然后用手反复推擦,直到手感光滑再进行下一次刷漆,多则刷7-10遍,少则刷5-6遍,推擦的工具逐步由粗砂纸变为细砂纸,然后是脱脂棉花团乃至人类的毛发团,一直推到漆面生辉、光洁照人才可以进入绘制工序。

3、以大漆和天然桐油炼制色漆:这里说的天然桐油是熟桐油,分为广油和明油两种,广油稀薄而明油粘稠。一般说来广油在调和色漆时,不宜过多,过多会影响推光漆的性能。

4、纹饰绘制:平遥漆器常用的绘制手段包括描金、彩绘、堆漆、变涂和镶嵌等多种技法。

描金:是以黑漆作底,然后以笔沾金粉作画,或是贴上金箔,可以形成高贵、典雅、稳重的画面效果。

彩绘:分平绘与研磨彩绘两种。平绘是指在完成的底板上直接进行彩色描绘,绘完也就完工;研磨彩绘修饰的彩漆要有一定的厚度,经罩漆干燥后,再研磨显出所画纹样。由于漆绘不是一种特种工艺,需要绘制者有一定的专业技巧。

莳绘:即莳粉彩漆,是引进于日本的绘制技法。莳粉包括金银丸粉与干漆粉,制作时一般以推光漆或彩漆做底漆,趁湿撒上所需之莳粉,干后罩透明或不透明彩漆研磨。

堆漆:堆漆是指用漆或者漆灰在器物上堆出花纹的装饰技法。堆漆的做法有好几种,一种是花纹与地子颜色不同,不同层次的几种漆色互相交叠,堆成的花纹侧面显露出有规律的色层,效果极像剔犀;另一种是用漆灰堆起花纹,然后上漆,花纹与地子为同一色,具有浮雕般的艺术效果。

变涂:使用不同的材料、工具,趁髹漆未干时,制作随意的、有规律的、变化的自然肌理和纹样,可以形成变化天然的艺术效果。

镶嵌:镶嵌装饰是将螺铀、金、银、锡、铝、铜等金属线或薄片蛋壳或者经选择的玉石做为材料,用漆粘贴在画面所需要的位置,结合其它装饰工艺经过髹漆研磨后,产生不同的材料质感、纹理、色彩等独特的效果。

5、出光:出光指用砂纸、头发、砖灰、麻油等逐次推光,使绘制好的漆器出现光亮如镜的效果。出光好不好是平遥漆器产品质量优劣的关键。中国漆器的推光工艺,从底漆到面漆,每髹饰一道大漆都有不同的工艺要求。平遥漆器的最后一道面漆工序是用手掌推磨抛光的,通常的做法是先用细砂纸把漆面打磨光滑,接下来要用优质椴木烧制的木炭块细细蘸水打磨,增加漆面的黑度,再用头发蘸油打磨,最后用手掌蘸上特制的细砖灰和麻油推光。完成后的漆面要达到光亮如镜的效果,适于长期摆放。

三、平遥漆器的传承与发展

平遥漆器在唐代开元年间就已经饱负盛名,明清两代又借助于晋商的崛起而有了长足的进步。后,平遥推光漆器厂建立,老艺人乔泉玉、任茂林等献艺授徒,推动平遥漆器成为我国著名的漆艺品种之一。

但是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对传统的手工制造业起到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传统的平遥漆器受材料与制作工艺的限制,一度也出现了濒危的势头。首先是大漆产地的减少导致了原材料的质量下滑;而后带有合成性质的腰果漆和化学漆,以其廉价快干的特质进一步冲击了摇摇欲坠的漆器市场;此外,制作工期长、程序复杂化的手工作坊式生产方式也难以和机器化大生产的社会潮流融合,低廉的经济效益导致从业人员急剧减少,漆器生产由此陷入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

为了挽救濒危的民族瑰宝,党和国家加大了对平遥漆器的挽救力度,鼓励其依托平遥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地域优势发展旅游经济;同时加大国家政策的扶持,2006年5月20日,平遥漆器被国务院正式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平遥漆器的生产,由此焕发青春,进入再次辉煌的历史时期。

参考文献:

《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的中国传统民间造物》白梵《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6

《中国漆器精华》黄迪杞,戴光品著福建美术出版社2003.7

篇（11）

二、朝鲜族音乐艺术风格特点一：独特的节拍

朝鲜族音乐的节拍多数是三拍，三拍及三拍形成的复合拍6/8,9/8,12/8,18/8等复拍在朝族音乐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这种三拍式的极富特色的节拍感是与朝鲜族语言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朝鲜族的语言中单词有鲜明的长、短音节之分，而在语言中的重音安排上往往形成了前长后短或前短后长的形式，因而受朝鲜族语言表达形式的影响，朝族音乐中采取了有鲜明的长短区别而又能使长短间的对比感觉恰当好处的三拍子节奏形式。朝鲜族三拍子的音乐艺术节拍表现形式在柔和自然的情况下完美的彰显了朝鲜族语言的自然美，因而朝鲜族人在音乐创造中极富智慧，在用歌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的同时为朝鲜族音乐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三、朝鲜族音乐艺术风格特点一：独特的调式

上平调、平界面调、下界面调、平调及界面调是朝鲜族音乐中最为常见的五种调式，五种不同的调式与汉族五音中强调的宫、商、角、徵、羽的五音调式极其相似，根据调式的色彩及功能的不同五种调式可以具体的分为平调、界面调等两大类。而形成朝鲜族音乐艺术风格特色的便在于朝鲜族音乐中对旋律的组织上与特色的民族语言的运用上。而调式与调式音阶中音级间的相互关系及音乐节奏的共同作用生成了朝鲜族音乐中极富特色的音乐艺术风格。而单独就朝鲜族音乐的调式分析可知，平调与界面调是朝鲜族音乐中最关键的两个调式，在平调类音乐中音阶多为大二度，即各音阶间存在的是纯音程与大音程的关系，如《青春歌》等突出的是一种明朗的听觉效果；而界面调式主要强调的是二度、四度的连接性质，从而使朝鲜族音乐在旋律上保有独特感，该种调式下生成的音乐多数是含蓄的，且将哀怨融合进柔和的声音中去让人灵魂随之萌生一种触动感，从而强化了朝鲜族音乐的撩拨听众情绪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