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亚文化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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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快乐女声;主流文化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09)-16-0079-02

湖南卫视于2004年至2006年成功举办了三届的“超级女声”,是一档带有娱乐性质的平民选秀节目。当中夸张的评委、平民化的选手、痴迷的粉丝团、飙高的收视率都使“超级女声”攀上了娱乐化和商业化节目之巅。自2009年5月起,湖南卫视将原先的品牌节目”超级女声”更名为“快乐女声”。对比“超级女声”2004年接近5万人、2005年超过15万人、2006年超过8万人,以及“快乐男声”2007年超过10万人的报名总人数,“2009年中国快乐女声”以15万人的总报名人数,持平了2005年的超级女声人数。“快乐女声”依然是大众最热衷的选秀节目,它拥有最高的电视广告报价,最热烈的媒体讨论,持续数月的“高烧不断……更值得一提的是,像“快乐女声”这样的娱乐类选秀节目,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评论更是褒贬不一,有人说这是无知的恶俗,也有人说这是大众化娱乐的胜利;有人讥为纯商业炒作,又有人指责为青年文化的堕落。“快乐女声”以自身特有的文化形态,显示出当代青年的亚文化特征。青年亚文化具有自发性、享乐主义、率直性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青年大多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比有兄弟姐妹的同龄人更少得到情感支持,因此独生子女在心理上更早独立,更早成熟。这种独立促使他们渴望认同感, 通过认同追星文化来抵抗主流文化。当下媒介对中国青年的追星亚文化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追星文化等亚文化中包含一些消极的成分,但在青年们看来,这些文化内容中充满了轻松、自由和愉悦,自然就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类文化的追逐和消费在部分青少年那里变成了一种对家庭、社会各种压力的“抵抗仪式”。 青少年狂热地发短信支持选手,其真正的原因是源于一种对自我符号的认同感。选手与支持者同悲同喜的命运相感,再现了大众的一些渴望实现而又无法实现的愿望,一种渴望远处发泄的情绪,而“快乐女声”则成了这种情绪的解压阀。因此,“快乐女声”是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特有方式,也是他们情感沟通和身份认同的渠道。

一、“快乐女声”所体现出的青年亚文化

“快乐女声”能吸引社会成员的广泛关注和参与,究其本质应是以青年为主体所创造出的青年文化现象。青年文化是相对于社会主流文化而言的一种“副文化”或曰“亚文化”,它受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但又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社会文化潮流。基于青年文化的这个特征,青年文化或显或隐地和主流文化发生着对抗,这种对抗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快乐女声”的热点现象。早在2005年超级女声风靡全国的时候,15万人参赛,至少400万人参与票决,两亿多人收看的盛况所显示出的青年亚文化特征就已开始引发大众的思考。人们对于轻松的文化体验和诉求空前膨胀。顺应这一潮流,大量的娱乐类选秀节目迅速在电视上泛滥开来:央视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和“加油好男儿”、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等节目轮番上场,虽然遥控器还掌握在观众的手中,但娱乐节目的严重同质化使得观众无从选择,迷失了“遥控”的方向。大量虚构的、精心设计的节目充斥着荧屏,无法再唤起观众收看的兴趣。最大的间题是,带有娱乐性质的电视媒体无法充当“寓教于乐”的角色,无法承担社会教化的作用。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它更多地是给观众一个娱乐的效果,产生愉悦,麻痹痛苦的感觉。因此,透过节目所表现出的青年亚文化已经在逐渐与主流文化发生偏离,产生对抗。青年越来越成为文化发展的创造者,社会主流文化对青年的影响也在日趋弱化,而同群(辈)的交流、互动、影响则越来越得到强化,加上众多社会机构普遍看好青年文化市场的商业“钱途”而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其结果是青年文化的强势发展或者畸形扩张。然而,当浑水澄澈、泡沫散去,包括快女在内的选秀只不过是大众自娱自乐时代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件产品而已,那些对它神话般的价值诠释只是一种美好的过度想象。它根本承载不了宏大的价值,它的精神内核还不足以强大到去感召所有年轻人。只不过,在这个文娱消费品种多样化的时代里,它的存在让本已乱哄哄的荧屏更热闹一些而已。

二、社会主流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引导

2005年的“超级女声”引发了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共同娱乐的狂潮。在商业运作的精心策划下,“超级女声”的动员方式覆盖面广,影响力大,青年利用手机短信投票的方式去左右比赛的进程,更有无数痴迷的超级粉丝走上街头,为自己所喜爱的选手拉票,他们在网络论坛激扬文字,为自己的选手积聚人气,发动亲戚朋友为自己喜爱的选手投票……湖南卫视将“超女”进行包装,宣称其目的就是送快乐,这是对部分青年追求快乐最大化的一种迎合。“超级女声”成了全民狂欢的娱乐节目,年轻的一代开始变浮躁,由于这类文化娱乐活动大都反对赋予青年活动的崇高的动机、沉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追求一种世俗价值,这在一定意义上适应和满足了当前的青年需求。对于他们而言,苦读十年,不如超女的一夜成名,一蹴而就、一举成名、一鸣惊人代替了求真务实、持之以恒和埋头拼搏,投机心理越发滋生,谁都想要赌上一把。大众的成名心理日趋泛滥,上至退休老人、下到正在读书的青少年,有工作的、没工作的,正在上学的和没有读书的,专业歌手与业余爱好者都踊跃地参与到快女中,形成了比挤高考独木桥还严峻的竞争局面。一朝选秀而天下扬名的理念,在参与“超级女声”的数万人中似乎有了印证,似乎全社会都在关注这档忙得不亦乐乎的“超女”节目。针对“超级女声”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广电总局对2009年的“快乐女声”下达了针对评委、嘉宾、主持人的详细批文,观众的投票方式改为登录到金鹰、搜狐、腾讯、新浪等各大网站进行投票,下载所喜欢歌手的彩铃作为投票方式以及加入到大众评审的队伍中进行现场投票,而不再能通过手机短信投票,以此减低快女对青少年的影响。此外,广告总局对评委、主持人及选手的要求如评委、嘉宾要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和文化涵养;不得涉及主持人、嘉宾、选手的私生活内容;提倡 “快女”增加公益性等都显示出社会主流文化在适应和满足青年现实需求的过程中引导青年追求理想、提升需求的层次,引导青年成为社会先进文化的创造者,这是社会主流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一种引导。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商品化的社会,而“快乐女声”恰恰体现了现代社会文化的浮躁。众所周知,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市场经济走向全面繁荣。在这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条件之下,“超级女声”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兼容开放,充满竞争,极具活力,面对无比广阔的文化市场,选秀活动的幕后人员以其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超凡的组织能力,让“快乐女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处于炎热夏季的中国,最终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文化现象。在造星工业日益繁荣的今天,快乐女生们也同流水线包装出来的明星越来越趋于同质化,她们在镜头前做着同样的表情,说着同样的话,摆着同样的POSE,同样的完美、同样的光彩、也同样缺乏个性和真诚,再加上她们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山寨版张柏芝身陷艳照门”“ 曾轶可和包小柏秘密恋爱同居”“郁可唯抢走了谭维维的前男友”诸如此类的负面新闻不可胜数,这也让将平民明星们视作榜样的观众们有些沮丧,所以到头来,今日之综合运用了高科技的电子音响设备,现代化的灯光舞美艺术,走在时尚前沿的服装穿着,有百变的发式化妆造型;糅合了摇滚乐、乡村音乐、R&B、hip以及中国古典乐曲等多种曲风的平民快女依然只是商业时代的包装产物。

在以“快乐女声”为例的青年亚文化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风靡全国的电视品牌节目,操纵着青年流行文化的走向,让无数的青年为之疯狂。媒体的过度渲染是对青少年树立正确人生观的无形栽害,这样的信息环境会影响到青少年的行为,使他们的价值观产生单一化倾向,并且由于他们的过分追逐成名而忽视踏实努力,整个社会客观环境趋于浮躁,这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更大。诚然,今天的社会是个个性张扬的时代,展示自己,我秀我酷,充分释放潜能,没有过错,就像“快乐女声”给这些花季少女们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这在娱乐与传播的层面自有其价值,但是它显现出与当代社会价值观念相背离的成才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滋生了青年的浮躁心理。毕竟,娱乐至上、选秀至上不能够成为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的普遍趣味,人们日益紧张、繁忙的工作、学习所需要的彻底放松,亦应区别于娱乐节目的日益浮躁、浅薄。“快女”热潮引发争议的背后,希望能够唤起的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社会责任感,个人不应该只从个人名利得失出发,而应该站在我们这个社会、民族的文化发展的立场,多加以思索与探讨。

参考文献:

[1]胡疆锋.反文化、大众文化与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M].新疆社会科学,2008,(1 ): (1009一5330).

[2]王彩平.电视选秀为何从火爆到叫停[M].新闻前哨,200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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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文化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形成品牌的研究成果包括《亚文化读本》《大众传播时代的青少年亚文化》《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2）》等著作以及诸多国内知名学者的学术论文，但可以说，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副教授所著的《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是目前国内形成该领域研究成果最早、论述最为系统的专著。

斯图亚特·霍尔在《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中指出：“……边界与形式依靠特立独行、关注焦点以及领土空间聚合起来。当这些被牢固界定的群体同时通过年龄与代际得以区分时，我们就称它们为‘青年亚文化’。”进一步看，青年亚文化与社会潮流遵循的大众文化具有复杂辩证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不同于单纯的对立抵抗或是屈从附和，而是依据不同情况存在相对应的一种杂糅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在约翰·菲斯克的著作中被命名为“协商”。菲斯克如是说：“正如前缀sub所示， 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

因而，单纯通过抽象概念定义出“青年亚文化”的内涵是困难的，因为这种“协商”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依不同情况而不断变化。因此，胡疆锋在《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一书中（以下简称《伯》），敏锐地以亚文化的具体特征，反推、瞄准、进而命中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内在规律。依据菲斯克对于“协商”的定义，“青少年亚文化”主要表现出三点特征，即“抵抗性”“风格化”以及“边缘化”。当斯图亚特·霍尔继承霍加特担任CCCS（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他逐步强调以结构主义作为文化研究的主流方法，从而使得“清纯文化、媒介文化、政治文化、审美文化……只要存在大众文化的地方，从广告到电视，从电影到文学，都留下文化批评的身影”。而胡疆锋先生把握到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核心特征——“风格化”。正如《伯》一书征引英国学者所述：“风格是个体判断其他人是否属于同一群体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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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年亚文化的概念界定

（一）亚文化的概念界定

“亚文化”一词最早在1886年以前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一直到现在，对它的概念表述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国内与国外有关“亚文化”的研究都是基于“主文化”相对层面的研究。戈登曾经指出，“亚文化”就是指民族文化的一个分支，它是地域差异、宗教归属、种族背景和阶级地位等一系列社会要素的综合，从而构成一个功能性的整体，对综合性地影响着它们的所有成员。美国的科恩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分析了“亚文化”的概念。从广义上解释“亚文化”，它是指一个文化整体中的各种从属文化，在这些从属文化中，有一部分是与“主文化”相吻合的，也有一部分是与“主文化”不相吻合的，而与“主文化”的价值观相吻合的“亚文化”被称为同一“亚文化”，与“主文化”的价值观不相吻合的“亚文化”被称为不良“亚文化”。从狭义上解释“亚文化”，它是专门针对不良“亚文化”而言的，主要强调与“主文化”之间的不同内容，如存在于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的与“主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近几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渐从不同的侧面对“亚文化”进行了研究，他们对“亚文化”的概念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观点。我国的学者朱力就比较认可美国学者科恩对“亚文化”的概念。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亚文化”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另外，我国学者王荣科从政治“亚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政治“亚文化”不仅具有自身的个性与特性，同时还包括与自身相关的各种“反文化”。

（二）青年亚文化的概念界定

“青年亚文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帕森斯最早提出来的。然而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真正开始对“青年亚文化”进行相关研究。目前国内外对“青年”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意见，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比较早，且取得了非常多的理论成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它的研究中，认为“青年”一般是指十三岁至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因为十三岁至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在我国是正在学校学习的学生，且包括了我国的在校大学生，因此本文研究的对象就是包括在十八岁至二十多岁之间年龄的在校大学生。

二、青年亚文化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方面的影响

文化环境一般是指一系列客观要素的综合，这些客观要素是受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意识形态所支配。这些客观因素对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文化环境与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是有一定差异的。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指影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大学生的一系列文化要素的综合。

（一）青年亚文化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与环境内的构成成员及其活动发生直接的关系的，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里，“青年亚文化”不仅是高校大学生之间的互动形成的，也是由一些实体所生产出来的。如作家，创作“青年亚文化”文本的作家往往都是一些表达能力极强的。他们有些是一些非常极端或者另类的方式创作引起关注，有些是以反叛主流文化而获得知名度。经过网络炒作和宣传之后，这些作家很快就成为了高校大学生们所崇拜的偶像。如郭敬明和韩寒，他们在当前的高校大学生中的影响力不低于娱乐圈的明星们。

（二）青年亚文化会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产生连锁反应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中“主文化”一直是占据主流，但是“青年亚文化”也与“主文化”同时并存，彼此相互影响。具体表现在：“主文化”力图采取各种方法去引导“青年亚文化”，而“青年亚文化”不断地对高校的“青年亚文化”进行渗透，并与“主文化”进行对抗，在不断的对抗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鲜明风格。但是“青年亚文化”又不能跳出高校“主文化”的大框架，它必须依赖于“主文化”才能不断地生存下去，因此，有些具有积极意义的“青年亚文化”最终会被高校“主文化”所融合，并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青年亚文化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

（一）青年亚文化严重干扰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观

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的特色国情要求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去教导广大高校大学生。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受到了来自很多方面的干扰与冲击，影响了我国广大青年受教育者的认可与接纳。目前我国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主要受到“青年亚文化”的价值观的严重干扰。1、目前“青年亚文化”中出现不尊重历史、虚构历史以及扭曲历史的现象，这种现象对我国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影响巨大，使得很多高校大学生不能客观而正确地对待我国的历史；2、“青年亚文化”中的消极观念与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如目前很多高校大学生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缺乏对自己人生的规划，缺乏理想和信仰，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缺乏团队合作能力，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而攀比心理严重，物质欲望强烈等。受当今社会“青年亚文化”中诸多不良因素的影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正是这种多元化的现象往往使得高校大学生变得很迷惘，并逐渐迷失自己。

（二）青年亚文化弱化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

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阶级性，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虽然有些国家不直接打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名号直接对自己的国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是在相关的国民教育里往往一定会体现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因此，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会或多或少地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体现着一定的意识形态、阶级、政治等方面的内容。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面非常明确，主要就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在意识形态方面教育上，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突出强调思想。之所以坚持，1、因为它经过实践证明具有实践性与科学性，被我国广大人民所广泛接受；2、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家政权决定了我国要坚持，并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化的重大口号。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从我国历史的角度出发去引导我国的高校大学生正确地认识到它在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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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国外研究现状

据统计资料显示，日本每年产生的流行语高达2000条，除此之外，每年通过“流行语、新语大奖”不断更新出版《现代用语基础知识》。可以说，流行语已经完全融入日本民众的语言习惯中，并产生超越语言本身的社会影响。

日本研究流行语的学者米川明彦在其著作《新语・流行语》（1989）中，从语言的视点对流行语下了定义。石井正彦、小沼悦共同编写的《流行语和语言》（1997），从语言学的角度肯定了流行语这一语言形式。伊藤雅光在《流行语的构成及含义》中，从流行语整个发展变迁过程，提出了流行语的构成模型。

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学者集体撰写了一部叫《仪式抵抗》的著作，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者认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反抗，在当时的社会情景下，阶级的对立也表现在文化领域，平民阶层的青少年因无法进入主流文化而自创了一种时尚文化，这一文化富有反抗的象征意味。青年文化里，、、颓废这些堕落的标签曾一度让多少家长担心发愁，但另一方面，自行车文化的环保意识、动漫产业的积极发展等等都不得不让我们改观，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难以琢磨的亚文化。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于青年流行语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胡明扬、张莹撰写的《70-80年代北京青少年流行语》及金大陆的《南北城市青年流行语》为起点，到后来《青年学报》开设的专栏“流行语与青年文化”，以及2004年起，猫扑和天涯网联合举办“十大网络流行用语”评选活动等，可见流行语与青年文化早已引起国内外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发表和出版了不少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论文及专著，如黄涛《流行语与社会时尚文化》（2004）、刘世华、钟帆《从流行语看都市青年亚文化区群体》（2011）、申鑫《从日语流行语看现代日本年轻人现状》（2013）等等。

从整体趋势上来看，对青年流行语的研究初期主要是针对产生原因、流行的条件、特征、类型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更有学者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领域进行研究，巩固了研究基础，更扩宽了研究视野。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联系社会热点，紧贴大众心理，使流行语的研究更有科学性、客观性。使流行语从口头流传发展到文化领域。由此可见，对流行语与青年文化的研究值得引起人们重视。

二、流行语的定义及其特点

日语辞典《世界大百科事典》中解释：指在某一段时间内，突然被多数人们接受并频繁使用的词语或句子。小矢野哲夫的定义如下：一般来说，流行语是在一段时间内，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人都能极具共鸣地去使用，反映当时世态的语句。在了解流行语的定义后，我们将从流行语的构成以及传播两方面来探讨流行语的特点。

（一）流行语的构成特点

1.字母化。2007年，「KY入选了当年日本的年度流行语，日语写做「空をめない，中文意思是不懂得察言观色。「KY是「空和「めない发音的首字母组成而来。除此之外，还有「JK由「女子高校生而来，「TKG来自于「卵かけご。

2.省略化。常看日剧就会发现，日本校园里同辈间的问候，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常常省略为「おっす，「さようなら则常常省成「さよ。这样的表达不仅能表达个性，拉近同伴间的距离，在互通短信、网上聊天时也非常方便。比如「52意为「ご自由に，「39表示「サンキュウ，「5963是「ご苦さん的意思。这种省略表达，中文里也有“886”之类的表达方式。

3.emoji化。emoji源自日语「文字，意思是表情符号。Emoji可以简单地表达说话人的心情，看起来亲切可爱，一度在日本女性间大受欢迎，现在更是普遍应用在手机短信和社交软件中。

（二）流行语的传播特点

1.口语化、信息化。日本流行语从大正时代开始就早有记载。但在那时，科技的局限使得当时的流行语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只能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来传播。口语化就成了流行语最基本的传播特点。发展到信息时代的如今，网络、大众传媒的力量将世界连成了一体，可以说人人都是信息源，信息化就成了流行语传播的另一特点。

2.年轻化。据日本总务省「平成24年通信利用向の果（2012年）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到2012年底，日本的网民人数已达到9652万人，占了人口总数的79.5%，可以说日本国民中，每10人中就有8人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其中，13-49岁的人占了九成以上。不只是网络，电台广播、杂志、facebook，博客的使用者大多数都是青年。由此可见，年轻化是流行语传播中不可忽视的一大特点。

3.流通速度快、流传时间短。流行语多来源于某热点事件或名人的口头禅，但随着这一新闻的淡去和电影余热的退散，就很容易被人们所遗忘。因此，流通速度快、流传时间短这一流通特点常被人们喜闻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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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文本是时间的艺术，在有些叙事文本中，时间甚至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鲍温曾指出：“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地利用的。”{2}穿越小说在时间叙事上匠心独运，以叙事时间、历史时间（故事时间）、心理时间、环形时间之间的交织与对话，构成了多重时间序列的转换与续接。

依据热拉尔・热奈特的现代叙事学理论，叙事时间是指在叙事文本中出现的时间，其不以实际中事件发生发展的先后顺序以及时间长短进行表现；而故事时间即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则指按故事发生发展先后顺序排列出来的自然顺序时间。{3}通过对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调节，可以控制小说情节发展的节奏，从而使情节更加生动，进而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穿越小说的主人公往往穿越到真实的历史时期，这类小说不会改变历史的走向，主人公以在场的方式见证或无形中参与历史的发展，历史仅仅充当小说情节发展的框架。在这种类型的穿越小说中，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时间是小说的故事时间（也是历史时间），通过叙事时间将历史与虚构统筹起来，从而达到想象历史的目的，它是支撑穿越小说故事情节进展的框架时间。

大部分的穿越小说均选取一中国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作为小说叙事的时间节点，小说的主人公穿越到过去，总要先估算一下自己身处于哪一个历史时间，以预知接下来的历史走向。在历史时间里，女性主人公穿越过去往往与王公贵族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男性主人公则实现了建功立业、挽救苍生的梦想。因而，历史时间本身就会成为主人公思想情感的出发点，乃至行为的动机。桐华《步步惊心》中的主人公若曦，因为预知了四阿哥会成为雍正帝的历史走向，为了自己日后能够获得四阿哥的庇佑，因而时时处处留心四阿哥的喜好，最终对其产生了爱慕之心；又因为预知了众皇子日后的悲惨命运，常年忧思在心，因而造成寿命减损。历史时间为穿越小说主人公的行为和心理的变化发展提供了叙事基础。

如果说历史时间是穿越小说文本的外部标识和框架，那么叙事时间则是文本的内部形式和结构。穿越小说的叙事时间依据历史时间发展，叙事时间包含在历史时间之内，并在某一历史时间点上展开，形成故事情节。历史时间是客观存在不会发生改变的一个常数，但是当它被纳入叙事过程中时便会改变这一特性，成为一个变数。叙事时间既可以浓缩较长的历史时间点，用较少的文字描述较长的历史时间，也可以拉长较短的历史时间点，有时讲述的一日事情甚至比讲述几十年的事情所用的字数还要多。这是因为叙事时间本质上是人对世界、历史和人生的主观感觉在作品中的投射，人作为叙事者自然就会依据自身情感和心理经验对历史时间进行选择，好的小说家会灵活均衡地布置时间点，协调历史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关系，从而使故事情节的设置更丰富生动，故事内容更丰盈充实，双重叙事时间的叠合避免了单纯的历史时间叙事造成的流水账似的叙事效果。事实上，在穿越小说中，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小说中的历史事件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作者只不过是借用历史这个外壳来填充自己的想象，这在架空历史类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末世朱颜》《篡清》这两部“清穿”小说，选取的历史时段是中国饱受西方殖民侵略的晚清时期，主人公穿越过去，改变了中华民族被殖民被侵略的屈辱历史，并引领中国走向强盛。历史无法被更改，但是“穿越”的时间叙事模式在改造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在完全架空的穿越小说中，主人公身处的世界是一个完全虚拟的时空，作者已经摆脱了历史时间的限制，可以任意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如海飘雪的《木槿花西月锦绣》，作者可以随意设置情节，虚构故事背景。这类小说没有了历史时间的限制与束缚，穿越的叙事时间会更好地构建，更可以毫无束缚地释放想象力。

不仅通过调节叙事时间改写漫长的历史时间，穿越小说还因主人公的“亲历”行为，囊括了人物的心理时间。最初将“心理时间”与现实中的时间观念区分开来的是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他的一系列心理研究理论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发展，其“心理时间”观念逐渐被应用到现代小说的创作中，打破了传统小说时间叙事上的单一性。人的意识流动多神游八极，无方向感可言，飘忽不定、转瞬即逝的心理意识活釉谙咝允奔湫鹗轮惺悄岩哉箍的，心理时间的运用可以弥补线性时间叙事的不足和缺陷。穿越小说在心理时间上具有三重性，即回忆“过去”、感受“现在”和预知“未来”。《凤求凰》中的主人公楚玉穿越到了南北朝山阴公主刘楚玉的身上，在心理上既要饱受思念亲人之苦，也要时刻担心历史上山阴公主被杀害的悲惨命运，在预知历史的走向中战战兢兢地度日。因为穿越人物对于“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预期，相对于当时的时间来说都是“过去”，故穿越小说的心理时间具有多重性和相对性，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段，从而与历史时间、叙事时间交相辉映。

线性时间叙事是传统文学叙事中惯用的表达方式，即故事的发生发展一直到和结局遵循固定的直线式方式。穿越小说打破了现实世界中时间的线性思维，穿越前和穿越后的时空因着“穿越”这一行为得以交叉和沟通，线性的时间观变成了环形的时间观。环形的时间逻辑使得穿越小说主人公既可以进行多次穿越，也可以进行反穿越，在时空的跨越上具有相当大的广度，而且环形叙事时间的建立使得人物在另一时空的重生甚至永生也成为可能。比如，《木槿花西月锦绣》的主人公投胎转世为新生婴儿，人类希望回到过去重写人生的愿望在穿越小说中得以实现。此外，环形的时间思维使得各个历史时空与未来时空的改变和重构成为可能，穿越主人公也便拥有了优于古人的预知历史走向的能力，《凤求凰》的主人公楚玉便运用了此能力才避免了杀身之祸。穿越过去、预知历史，这为小说的情节设置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也是中国的穿越小说钟情于古代时空的原因之一。

二、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叠加

空间叙述也是叙事学研究的重要维度，有研究者将小说的空间内容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地域的内容，它承担着人物的活动，同时又限制着活动的范围；二是社会的内容，它将人物与人物的关系统统网罗于内；三是景物的内容，它是地域内容与社会内容在作品中的具体化与形象化。小说空间，就是这三方面内容的相互结合与相互渗透。”{4}“地域内容”即小说的“物质空间”，其主要作用是为故事的发生提供场景以及为人物的活动提供具体的场所，故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情节都得在这个物质空间中展开，这也是小说空间最基本的功能和任务。“社会内容”即小说的社会历史文化空间，小说的叙事空间能够为一切事情的发生发展以及人和物的活动提供一个广阔的场所，但是空间除了具有物质属性外，还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是由社会群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关系中生产出来的，叙事空间不可避免的带有社会属性。而人们在不同的物质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中又有不同的心理体验和感受，因此，小说除了具有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外，还有另外一种空间形式，即心理空间。新世纪穿越小说是由以上三种空间形式组织起来的，多维空间的叠加使其在叙事上更具层次性。

物质空间是最基本的小说空间，也是人们具体真实可感的空间。物质空间在小说叙事结构中起着“负载”和“框定”的作用，它是作品中一切事物实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故事情节发生发展的背景，是小说叙事中最不可或缺的空间形式。物质空间根据所选择时空的真实与否可以分为历史性空间和虚拟性空间。历史性空间指的是史书记载的真实存在的历史时空，如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以及世界历史中的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等等。如悠世的《法老的宠妃》以古埃及作为小说的历史性空间。虚拟性空间即全架空小说的物质空间形式，小说中的环境和人物完全是虚构的，有些虚拟性空间类似于历史上的某个时代，但其本身并非是真实存在的，如猫腻《庆余年》中的庆国、禹岩《极品家丁》中的大华王朝；另一种虚拟性空间是将“穿越”与玄幻、魔幻、科幻、奇幻题材相结合产生的异度空间，如唐家三少《斗罗大陆》中的斗罗大陆、小佚《萧然梦》中的天和大陆。

无论何种小说，都会包含一定的社会因素，由于人的生存空间总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因而穿越小说便形成了两种社会空间，即穿越前的现代社会空间和穿越后的古代社会空间。现代社会空间和古代社会空间分别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因而处于F代空间中的人物在进入古代空间后，便带着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逻辑来看待另一空间中的人和事，这便造成了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形成两个空间社会文化的碰撞，穿越的效果便得以显现出来，形成一种新奇的叙事方式，勾起读者的好奇心。在空间叙述上，尽管穿越前后的两种物质空间是平行的，但是穿越前后的社会空间是叠合在一起的，小说的虚拟空间便在以现代社会为代表的现实空间和以古代社会为代表的历史空间的交叉中得以成立，在叙述历史空间的同时并没有将现实空间束之高阁，而是将现实空间化为碎片化记忆穿插在历史空间中。如《步步惊心》中若曦对月跪拜，寄托自己对现代空间中父母的思念；《绾青丝》中叶海花在现代空间中因患乳腺癌遭遇情感挫折，便想在古代空间中寻找到真爱。

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是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能够真切体会到的空间形式，属于空间形式中的“外空间”和“显空间”，那么充实在作品中人物心理空间相对前两者来说则属于“内空间”和“隐空间”。“显空间”与“隐空间”的交汇与转换，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穿越小说人物心理空间的建构主要是通过内心独白和回忆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人物心理空间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相互重叠，在叙事上建立起因果联系，推动了作品的叙事进程，增强了作品的叙事效果。《末世朱颜》中的主人公欧心妍穿越到饱受列强欺凌的清末，面对国破家亡的历史处境，如果不去改变历史的轨迹，那么就要眼睁睁的看着中国走向任人宰割的命运，但是如果自己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势必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未来时空中亿万民众的凭空消失。两种艰难而又矛盾的选择时刻煎熬着欧心妍的内心，这种心理上的挣扎便是小说的一条叙事辅线，表现方式就是以欧心妍的内心独白呈现的，并成为下文改造历史的叙事起点。

三、“拼贴”：时空交错叙事的生成

穿越小说在时空结构上具有突出的交错式特征，跳跃性和灵活性鲜明，可以跨越不同时空之间的限制，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与历史性或虚拟性时空进行联结与并置，从而造成了不同时空间鲜明的对比，产生独特的叙事效果。在叙事手法的运用层面，这种时空交错效果主要是由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技法来完成的。

“拼贴”手法起源于绘画，原指将不同的素材收集起来进行加工的技法，后被应用于文学创作之中，指“（文学创作者）将各种典故、引文、表达法、谚语、笑话等杂揉在一起，混合不同作家作品中的词语和段落，将文学作品、科学论文、哲学、历史、心理、日常生活用语等不同风格的元素整合在一起，将彼此毫无关联的散乱碎片拼贴成一个整体”{5}。简言之，“拼贴”是对古今元素进行汇聚与杂糅，从而形成陌生化叙事效果的一种手段。穿越小说时空交错叙事的“拼贴”方式主要是通过身份拼贴、语言拼贴、文化拼贴、价值观念拼贴四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人物身份的拼贴主要体现在灵魂穿越小说中，一个现代人物的灵魂穿越到古人身体中，从而在人物名称、外貌举止、衣着服饰、生存环境上面体现出穿越人物的古今“合体”性。如《凤求凰》中的现代女青年楚玉遭遇飞机失事，灵魂穿越到一千多年前的南北朝山阴公主刘楚玉的身上，楚玉因此具备了山阴公主的身份和容貌，完成了古代身体和现代灵魂的拼贴。在性别转换的穿越文本中，主人公灵魂穿越到异时空，不仅人物名称等发生改变，其性别也发生了改变，在生理性别和文化性别上完成了拼贴，具有了“雌雄同体”的性别身份，形成鲜明的戏剧性效果。如狐兮的“男穿女”小说《西周香魂记》，现代刚刚毕业的二十几岁的男青年因感觉生活无望，于是求助穿越公司，希望穿越到古代开启新的生活，不料，自己不仅保留着现代记忆，性别还发生了改变，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西周美女褒姒，一个男性青年的灵魂被拼贴到异时空的绝世美女身上，这一切都为其时空叙事增添了诸多曲折、趣味、诡异的“陌生化”效果，甚至有着某种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意味。{6}

语体拼贴也是穿越小说的一大特色，它将网络语言、俚语、外语、笑话等现代语体与古语、书面语杂糅、交织，形成了不同话语风格和语言类种的“混搭”使用，增强了文本的时空交错效果。比如鲜橙的《太子妃升职记》，一位现代社会中的男性，灵魂穿越到了异时空的太子妃身上，为了生存便想方设法地去讨好太子，口语、书面语、外语和网络语言拼贴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再如《凤求凰》中，“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是世界上最深的寂寞和绝望――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7}，则是古代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的巧妙拼贴。

现代与古代价值观的碰撞则将穿越小说时空交错的拼贴性质往纵深处书写。如《步步惊心》以二十五岁的单身女白领张晓穿越到了清朝成为十三岁的满族少女若曦的故事，小说以张晓的叙述视角和现代人的知识、思想看待当时周围的一切。得知十阿哥被康熙指婚，在古代即使是皇子也没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小说叙述到：“我难过不是因为他的婚事，而是因为他的婚事是别人强推给他的，他并不想要……我难过是因为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听别人摆布，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决定？”{8}这种话在清朝这个封建王朝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若曦之所以大胆地道出内心的悲愤，就在于她身上带着前世根深蒂固的现代价值理念。不管是尽其所能地帮助敏敏格格x择一份适合她的婚姻，不希望她与其她女人共侍一夫沦为皇室联姻的牺牲品，还是在姐姐临死前让八阿哥写休书，以便让姐姐死后与她的心上人团聚，都是现代人自由平等观念的体现，这与清朝等级制与男尊女卑制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二者的平行拼贴也加剧了小说的时空交错性质。

古今文化拼贴在穿越小说中更是比比皆是。也正因为各种文化的穿越和拼贴，看似十分荒诞的时空交错情节才具有了某种可能性和可观赏性。事实上，这正是穿越小说最吸引读者的地方。《步步惊心》的作者桐华在答记者问时便指出运用时空交错叙事手法的创作目的：“用现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人互动，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容易接受。”{9}而据调查，穿越小说最吸引读者的地方也便是时空交错所带来的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的摩擦、碰撞{10}。

总之，尽管有着过分追求情节奇异性的消费主义倾向，穿越热潮的兴起还是突破了传统文学与常规叙述的拘囿，带来了小说写作的又一次革新，时空跳跃性带来的“陌生化”叙事张力，以文学想象的方式突破和超越了人们自身存在的既定时空限制，满足了现代人对“异”时空的神秘遐想与精神上的自由感，并由此大大拉近了与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距离。调查显示，穿越小说的读者几乎全是年轻人，而这是有着深层次心理原因的。从内容上说，穿越小说以文学想象的方式释放了现实世界中青年人被压抑的激情与梦想，给尚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人极大的心理代偿感；从形式上说，穿越小说的网络连载、论坛、跟帖、留言、打赏、情节接龙等运作方式，给了青年读者多样化的参与机会，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到穿越小说的艺术创作之中，提供给了他们自我发声的渠道，这是符合青年亚文化的传播原则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通常所理解的以激烈地对抗主流文化以表达自我“不同意”诉求的青年亚文化有所不同，网络穿越小说似乎更符合迪克・赫伯迪格所说的宽泛意义上的“亚文化”定义，“亚文化可以代表生活中的主要范围……围绕这一核心凝聚着秘密的完美认同；或者，亚文化可以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娱乐，稍稍减轻了现实的单调意味……亚文化可以作为一种逃避的手段，一种完全脱离周围环境的方式，或者作为在度过一个放松的周末或夜晚之后，回过头来适应环境并安定下来的途径”{11}。的确，网络穿越小说的自由、轻松、戏谑、拼贴、随心所欲的轻喜剧风格与其说是对主流文学与精英文化的对抗，不如说是反讽与逃避。比如，本文所论述的其所建构的穿回过去的奇特“异”时空，实在是因为太过天马行空而近乎现代人的“白日梦”，使人寻求心理安慰有余，提供问题解决之道不足；还如穿越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问题，尽管穿越小说中的女尊、女强等类型塑造了强悍的女性形象或以女性视角言说女性为中心和主体的女性故事，但因为过分浪漫主义的我行我素而削弱了女性表达的现实力度与艺术深度，并没有有效承载亚文化应有的颠覆，反而在近乎闹剧的自由与轻松中迷失了其女性主义的话语力量。

因此，网络穿越小说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并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本文对其奇特“异”时空叙事的分析目的也在于此：一方面，穿越小说以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叙事时间、历史时间、心理时间、环形时间的交汇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叠加，以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方式鲜明体现了青年亚文化的“狂欢化”特征，满足了青年人的神秘遐想与精神上的自由感、颠覆性、超验性；另一方面，该“异”时空因为与现实联系过于稀薄而仅仅囿于文学想象的范畴内，只能作为一种文化发挥其亚文化力量，反而有可能沦为逃避性的乌托邦所在对青少年的现实成长产生某种不利的影响。{12}可以说，青年亚文化对青少年的正负影响力在网络穿越小说中均有所体现。

注释：

{1}关于“虚构”“非虚构”的言说见孙桂荣：《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边界与价值隐忧――从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谈起》，《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2}吕同六编：《20世纪小说理论经典（上）》，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页。

{3}[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4}金健人：《小说的空间构成》，《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5}李玉萍：《网络穿越小说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

{6}孙桂荣：《现状与问题：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本土化实践》，《南开学报》2016年第4期。

{7}天衣有风：《凤求凰》，起点中文网2008年。

{8}桐华：《步步惊心》，晋江原创网2005年。

{9}童雯霞：《桐华：用现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人互动》，《羊城晚报》2011年10月3日。

{10} 《问卷星：关于穿越小说的调查问卷》，见[EB/OL]. http：///report/1654295.aspx.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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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作者简介：史迎霞（1977-），女，满族，辽宁鞍山人，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副教授。（辽宁 大连 11605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现代信息手段在辅导员工作中的作用及运用的实证研究”（课题编号：WSZ201140）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2-0189-02

自媒体时代是指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这种媒介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在改变传媒生态的同时也使网络学生工作因信息的高度自由化而更加复杂和充满挑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高教师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教学、科研、服务的能力。”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自媒体时代辅导员能否运用现代媒介平台创新工作，直接影响高校学生工作的实际效果。

一、自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面临的挑战

1.多样化的自媒体平台挑战辅导员的传统教育载体

教育者只有与被教育者在同一个平台下实现话语的对接，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可能。在媒介日益发展、社会舆论环境逐渐宽松的今天，始终走在潮流前沿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满足于结论化的新闻表述，不再满足于只做传播流程中被动的接受者。他们通过QQ、博客、微博、微信等多样化的自媒体平台，不仅随时随地接收各种信息，也随心所欲的信息、表达观点、传递情感，成为一个个富有个性的麦克风、传话筒甚至是扬声器。在这一背景下，班会、讲座、谈心等这些辅导员常用的传统教育载体，已经因无法满足大学生的需要而不能适应辅导员工作。只有充分运用QQ、博客、微博、微信等多样化的自媒体平台，与学生同台共舞才能增强辅导员工作的影响力、辐射力和感染力、亲和力，从而切实提升辅导员工作的实效。

2.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挑战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从2009年至今，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媒体文化是经过层层把关过滤后自上而下传播的主流文化，对大学生具有天然的教育和影响功能，使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与外部媒体的文化环境保持一致而容易产生实效。[1]但自媒体拓展了自下而上的新传播模式，学生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参与信息的创造与传播，有“自己动手做新闻”的热情，这也是自媒体时代的重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自媒体平台上大量未经把关和过滤的信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形成了形形的亚文化，而青年亚文化是重要的表现形态之一，青年亚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边缘性、颠覆性和批判性。这种处于破坏、颠覆状态的亚文化容易使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产生错觉，将全部媒体上的青年亚文化内容当做主流文化来接受，把亚文化宣扬的价值观念当做主流的、健康的价值观念来吸收，对辅导员宣传的主流价值观、主流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抵制，从而大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3.大学生“网络异化”挑战辅导员的既有经验

人与网络的关系本应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但现实世界中，人常常在网络世界中迷失甚至丧失主体性、丧失自己应有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这就导致人与网络的颠倒化和异常化。人成了受制于网络的客体，网络反倒成了控制人的主体，这就是人的“网络异化”。[2]在网络成为大学生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状况下，“网络异化”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他们在人际交往、学习行为、娱乐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异化：大学生注重虚拟世界的人际交往却忽视甚至拒绝现实世界的人际交往；学习上遇到问题不再自己思考而是习惯“百度一下”，做作业写论文不再自己完成而是习惯“复制”；玩网络游戏本是为了休闲娱乐却被游戏绑架，甚至个别人不分昼夜的无节制的沉迷于艰巨的游戏任务，等等。辅导员工作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特别是在多年实践工作中总结的经验更是宝贵的财富。但面对“网络异化”的大学生，辅导员既有经验也会变得苍白乏力，甚至要求辅导员进行彻底的洗脑、转换思维，以全新的视角来面对全新的学生。

4.自媒体传播特点挑战辅导员的舆情监控和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的话语空间得到极大拓展，形成了一个异常复杂而又精彩纷呈的网络舆论场。在这里，真与假、善与恶相互交织，特别是在个别网络推手的推动下，虚假信息的即时“裂变式传播”容易使不良情绪急剧蔓延、发酵，形成网上具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和破坏力的舆情事件，甚至升级成现实中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高校大学生是网络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又因涉世不深缺乏对信息的甄别能力，极易被虚假信息误导，甚至成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和被鼓动者、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这对辅导员的舆情引导、监控能力以及群体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当前辅导员现代信息媒介使用的现状和问题

1.各种媒介使用状况参差不齐

在对辽宁省9所高校128名辅导员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各种自媒体媒介在辅导员工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使用，但总体情况差别较大。与微信、微博、飞信、博客等媒介相比，QQ是辅导员工作中使用的主流媒介，不仅被调查的辅导员100%都有QQ，其所带班级也全部建有QQ群。QQ也是辅导员工作中最常用且运用最熟练、最有效、最适合与学生交流思想的媒介平台。另外，虽然超过75%的辅导员都开通了微信、实名制博客和微博，但无论是与学生的对接、活跃度还是使用频率、效果等，与QQ相比都有较大的差别。

2.新兴媒介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

除了1999年产生的QQ在被广泛的使用外，2000年之后陆续出现的博客、微博、微信等都在辅导员工作中一定程度的使用。调查发现，目前辽宁省81.8%的辅导员开通了微博，79.4%的辅导员开通了微信，75.6%的辅导员在辽宁大学生在线联盟下建立了实名制博客。辅导员所管理的大部分班级都建立了与辅导员对接的微群、微信群和班级博客，所带的学生大多开通微博、微信，部分学生建立了实名制博客。辅导员认为在工作中最能够看到学生真实思想、发现问题的平台是QQ、微信和微博，分别占40.5%、22.7%和15.9%。在实际工作中，除了运用这些新兴媒介工作通知外，部分辅导员能够积极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部分辅导员能够运用这些媒介发现并通过交流解决学生的问题，开展卓有成效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自媒体媒介功能发挥不够充分

自媒体时代的媒介功能较之传统媒介更为丰富和完善，无论是QQ、微信、博客还是微博用户都可以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事情写成一句话，或发一张图片，随时随地分享给朋友，一起分享、讨论；还可以关注朋友、加好友，即时看到朋友们的信息。但从辅导员工作中的具体使用情况来看，这些媒介的即时互动交流功能发挥不够充分。以使用频率最高的QQ为例，数据表明：辅导员在QQ上的最多的信息是单向传递的工作通知，占75%；对学生留言的回复和节日问候，分别占15%和10%；而与学生分享的幽默笑话、经典文章段落或句子、时事评论等均为空白。表明辅导员在工作中通过自媒体平台进行的即时交流思想教育还十分薄弱。

三、推进高校辅导员运用自媒体媒介的对策

1.高校要不断完善相应的保障条件

与传统的辅导员面对面工作相比，自媒体媒介的运用不仅需要相应的设备保障、经费支持还需要适当的技术条件。在辽宁省9所高校的调研中发现，辅导员认为自身在运用现代媒介手段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技术更新太快，希望高校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和设备保障。因此，高校要切实推进辅导员工作中与时俱进的创新手段，与学生同频共振，就必须完善相应的保障条件。实现辅导员办公室一人一机，保障必要的办公设备；制定相应的经费补贴制度，对辅导员工作中运用自媒体媒介按工作半径、工作量等予以不同程度的补贴；提供必要的技术培训，尽管目前自媒体媒介几乎都是零技术壁垒，但要充分运用好自媒体，还需要高校辅以必要的技术支持。高校只有完善相应的保障条件，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现代信息手段在辅导员工作中更为广泛和快速的运用。

2.高校要不断健全配套的激励机制

美国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W·James）教授在对员工激励的研究中发现，按时计酬的分配制度仅能让员工发挥20%～30%的能力，如果要得到充分激励的话，员工的能力可以发挥出80%～90%，两种情况之间60%的差距就是有效激励的结果。

当前，高校辅导员在工作中运用自媒体绝大部分是自发行为。调查表明：84.8%的辅导员是出于方便自己工作的主动尝试，只有15.2%的辅导员是因为学校要求而被动参与。表明辅导员在与时俱进丰富工作载体上是积极主动的，这为不断出现的新媒介在辅导员工作中的运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辅导员每天使用各种现代媒介用于工作不仅要耗费大量工作之外的时间，还要自己负责在此过程中的金钱耗费，而高校大多又缺乏在这些方面相关的激励制度，必然容易导致辅导员对自媒体运用的积极性弱化。目前辅导员对于各种自媒体使用的单向性、信息内容的单一性、频率更新较低、互动性较弱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高校必须建立与推动相应的激励机制，使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正激励和负激励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推动辅导员更加积极、主动、充分的使用各种现代信息手段。

3.辅导员要充分发挥自媒体在工作中的作用

尽管QQ、博客、飞信、微信、微博等现代信息手段都是双向交互式的信息传播通道，但目前这些手段在辅导员工作中的运用过程中，依然是以单向传递为主。对于这些去角色化的、开放对等的交流平台，辅导员在使用过程中的作用发挥并不充分，如图1所示。

辅导员不仅要把这些现代媒介作为信息的平台，更要通过及时的撰写、分享、交流，使这些媒介成为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发现学生问题、帮助学生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的载体；成为和学生交流情感、凝聚情感、以情感人的媒介；成为展示辅导员个人魅力、塑造网络世界教师形象的平台；成为指导服务学生、引领并和学生一起成长的舞台。

篇（8）

另一种是深层的文化批判功能，它是一种塑造人们精神和改变人们对世界看法的积极的文化力量。这是由影视创作的艺术特性决定的。艺术创作过程，具有从文化观念内部“疏离”原先意识形态的功能。正如阿多诺所言：“艺术的社会性根本就在于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它凝结成—个自为的实体，而不是服从社会的现存规范并由此显示自己的‘社会效用’，艺术对社会的批判方式恰恰是它的存在本身。艺术是对人遭到贬低的生存状况的一种无言的批评。”①仓I作钵对整个时代舷靴复Ⅱ何，以—条什么样的文化策略激起消费者的观赏欲望，是票房丰盈与否的关键所在。尤其对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影视创作人员来说，能否恰当地调和审美娱乐与文化批笋哟关系，将文化擞【l力量袭随开的审美体验之中，更为重要了。从历时的角度看，一定社会的时代文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新兴文化。民族传统文化是长期积淀起来的，它通过—代一代的教化而传递下来，构成我们看待事物、分析事物、评判事物的前见，是我们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情绪、审美旨趣、文化、]里、民族性格的根据，是文化中最保守、最稳定的方面。

当代社会的新兴文可债踌冷社会中的人们在新的生活方式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已理,别创i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嘟}伏况约当下表现。它总是指向现在，总是和当下的经济、政治制度相互作用、相互韵向的。它与当下的新生事物相结合，呈现出新的文}k}象与文了凄舰0

当代新兴文化在开放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他民族文化发展演变而来。他民族文可招乍为一种异质文化，作为一种暂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常常构成当代新兴文可留懂要内容。在对夕目妾触的过程中汗似兄族文才匕经常成为时尚的代名词，被青年人不假思索址点团浙胞。

从上世纪so年代末，中国社会就呈现出文不公法型的趋势。前工业化、工州

七、与后工业才廿价段的并存，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私家小汽车与马拉大车抢道的光怪陆离的景象，这种文化的分裂现象在全球才廿付f七进一步加剧。这使得一部作品经常像穿越了几个超丝己，既包涵非常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也包涵当代新兴文化的内容。比如在王全安的(惊蛰》中，在余男扮演的关二妹身上，我们奇怪地看到了她叛逆、追求个体自由幸福的现代女性意识，又倚靠、服从夫权的传}i.态,就像她既对城市现代化生活节奏向往、又对城市价值标准的失衡感到恐惧一样，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又如霍建起的《暖》，这部改编自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的故事，本身就穿越了现代化大都市与偏僻落后的乡村，穿越了古风尚存的上世纪中国山寨与五光十色的当今社会，讲述了穿越文可廿付空的爱与恨。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当代新兴文化是刺激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前进的动因，它被民族传统文才匕吸收、改造、整合之后，又形成民族传统文4}’7一部分，继续生息繁衍。

从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新兴文化形态看，表现二.者的对立、冲突既深刻又能激起人们的兴奋点。电影《离开雷峰的日子》表面上写雷峰的战友乔安山的人生经历，实际探讨的是雷峰精神的当代遭遇，完全可以改名为《如果雷峰活在今天》，他将怎么在今天的社会中生存呢，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价值体系会崩溃吗?这个话题通过时间的错位反思了几代人的文化际遇，同时聚焦于变革中的今日中国大众的文化心理，它是一个关于“钢铁是怎样磨损的”与还要不要‘.炼钢”的话题，肯定能击中几代人的兴奋点。果然，编剧王兴东与导演、制片人独特的眼光迎来了票房的春天。

近年来的国产影片，能立足折日刘长中突蒯民少了，不过，冯氏的贺岁片却是例外，他一直聪明地打着文化分裂的球。‘.《不见不散》把中国市民的文化想象伸展至I--国，让他有玉生异国他乡纵情契龄稗场冷人束I的人生。’，②在《大腕》、《手机》等影片中，冯小刚更是通过游戏反讽将市民阶层中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多层文化，已理、从80}丰代落后的乡村至J手机遍布的现代化大都市光怪陆离的文}f雄瞩示出来，从而扁得了观众的亲睐。

甚至话剧创作，如果能直面文化冲突的趋势，也会引起强烈的反响。被称为巴蜀怪才的剧作家魏明伦，就善于从时代的变迁中寻找文化变异的因子。使右坦江透大江南北的“荒唐”剧《潘金莲》，就是分别从古代女权主义的代表武则天、封建男性社会的执法者武松、现代知识女性、现代的执法者女法官的视角，来评判这一桩中国文学史上的“红杏出墙”案，从而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立场的代言人汇聚一堂，让她们/他们的唇齿交锋尽现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各自的弊端，以此来调动成天围着摄影棚转的观众对话剧的兴趣。

时代文化队其表现形态来看，包括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占主导、统治地位的文化，是时代文化的主脉，处于显在状态，它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大部分角落杨更无阻。亚文化生存在主文化的阴影之下，是时代文化的潜流，它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流行于社会生活中被人遗忘、忽视、不受关注的角落。反文化则是时代文化中的暗涌与异类，是主文化的对立面，它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大都流行于青年人之间，其活动也处于地下状态，受到主文化的压抑与打击。反文不廿良少浮出地表，它一旦进人地面，就会发出刺目耀目良的光芒与振聋发瞪的声音。

亚文不匕站在主文化的影子里，说着自己的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看法。在当代，亚文化有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另类”。“另类文化”在电影中时有所见，甚至被一些大师级的导演关注、表现出来。比如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关锦鹏的《蓝宇》以及最早由王小波编剧、张元导演的《东宫西宫》，都讲述了在异性恋影子里生存的同性恋者的寂寞与感受。又比如在李扬导演的《盲井》中，小煤窑主、煤矿工人、民工、农家孩子的生活状态第一次被真实地搬上银幕，他们的道德底线与人性的呐喊在警醒世人。在王全安导演的《惊蛰》中，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两个女孩互相嘲讽对方愚昧、无知、落后时，用的语言竟然是“你个农民!”她们的文化意识完全被主文了扫听占领，连感知事物的方式也被奇特地修改，亚文化淹没在主文化强势的宣传话语体系里。

反文化是一个时代必须的声音，它可以及时纠正主文化的偏颇，可以将主文化中的弊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第六代导演，大多有一种“地下”嘟吉，他右下付歌舞升平、报喜不报忧的影视传媒不满，对第五代导演在体制内不痛不痒的娱乐说教感到不屑，于是携带着诚挚的艺术电影，走了一条国际化的路线。我们看到了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中残酷、冷漠、令人绝望的青春;看到了贾樟柯《小武》、《站台》、《任逍遥》三步曲中那个关于晋城、关于中国的个人化的历史记忆，那种真实得近乎记录片的流水帐表现方式，那种被主流话语系统遮蔽、窜改过的原汁原味生活与原生态文化;看到了王超(安阳婴儿》中下岗职工与那无可奈何、令人窒息的血淋淋生活现实……从表面看，它是对主流文化的抨击与批判，但它的建设性正孕育在它的批判性之中，如果主文化能及时反思的话。

从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的形态看，走亚文化的策略讨巧一些，既能通过审查，又能满足观众的猎奇}L.}理。主文化的一套，所有的媒体每天甸寸每刻都在不停的说，已经形成了与现实生活相背离的话语体系，不能进入观众的真实心理。至于反文化，虽然能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但是通不过某道关卡。而亚文化不同，亚文才匕现能引诱观众慷慨解囊，又能乔装改扮蒙混过关。电影面临的这种文不担境况在目前世界各国都一样，并非中国特色，所以应该去适应。

近几年来以边缘、另类自居的文艺作品与文化人越来越多。港台电影中更是不乏边缘空间的寻觅者，蔡明亮的城市三部曲《青少年哪吁》、(爱情万岁》、(河流)反映的是都市生活的落寞者，那些消蚀了精神在繁华街头游荡的躯壳，典型如《爱情万岁》中的几个人物，那个从来住不起高楼却售掉了不少新房的售楼女人，那个在夜市上摆地摊卖女人内衣的无聊男人，那个以卖骨灰盒为生的小青年，他在俺无情感的相互取暖与无动于衷的分开，他们的文化根基在哪里?那是从主文化根上派生出的枝蔓啊，它的一切恶与毒，在主文化的母体中便开始孕育了，这便是发掘亚文化的意义所在。给香港影坛带来新鲜空气的陈果，其《香港制造》、《榴莲飘飘》等影片沿着亚文化的道路绕来绕去。《榴莲飘飘》中那个在大陆主文化氛围中生活的女人，在香港的短期旅游中成了中的一员干将，她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东西—钱，却再也回不去了。东北老家，那个她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她的身躯可以在那里任意行走，可灵魂却留在了亚文化的土壤里，她对主文化的不适应症，以与她还深爱着的丈夫离婚告终。

同样，能收回成本的几部内地电影也走了亚文化的路线，反映生活在主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们的人生感悟与空虚精神。在陆川的《寻枪》中，那个边睡小镇的警察本来是在主文化系统中如鱼得水的人物，突然有一天，那把象征男根、权力、主文化地位的手枪不翼而飞，他面临着被排挤、被边缘化的危险。在那些寻枪的日子里，他分明感受到了亚文化语境中的不自在，为了重回主流，他用生命的代价去寻找那把该死的手枪。在《卡拉是条狗》中，男主人翁的名字颇有意思的叫做“老二”而不是老大，是一个精神和文化心理都处在亚健康状态的落魄工人。《盲井》干脆把摄影机搬到了地下的矿井中，把表现对象对准了私有小煤矿的农民矿工。《十七岁的单车》中那个永远只能依附城市大人物们生存的快递小男孩，那个梦想骑上单车进人同学圈的贫穷工人的儿子，那个偷穿主人衣服装扮时髦妄图跟上潮流的小保姆，其实都被潮流、主流群体、主文化的享用者们抛弃，他们徒劳的挣扎才显得可怜、残酷和令人绝望。事实上，《盲井》与《十七岁的单车》经过剪刀过滤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到阳光下放映，因为他们属于亚文化范畴，不像《蓝风筝》、贾樟柯系列、《安阳婴儿》、《蔓延》等影片，反文化的意味太浓。

主流文化系统是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化模式，它控制、引导着文化的宏观发展走向。大众文化系统乃是相对于官方主流文化系统而言的，是自发的、自然的文化行为。在印刷、电子等传播媒介产生之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众文化渐渐兴起。精英文化则是指以学者、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阶层所倡导的独立于主流、大众文化之外的文化系统，它往往具有批判性、独立性。历史的大多数阶段，都是由官方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精英文化一般处在附和的地位，而流落于民间的大众文化则被人们忽略，成为可有可无的声音。

当前，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大众文化部分。代表大众文化的快餐化通俗文学取代了代表精英文化的经典文学，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由官方控制的媒介也进一步使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渐渐靠拢、融合。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复制性，不仅复制艺术品，还复制价值观念。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二就是消费性，不仅物质产品是消费的对象，而且文化、艺术、审美、甚至精神也成为消费的对象。物质与精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随着全球可扫阳市场化，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和视觉化使大众文可长斩渐侵占了原来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位置。

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官方文化的形态看，走大众文化的路线符合影视的大众传播特性，能赢得大多数消费者的青睐。创作者如果能巧犯现把精英的文化视点与文化立场隐藏在大众文化的表象中，会获得文化与市场的双丰收。陈凯歌在(霸王别姬》之前，一直被称作“银幕上的哲学家”，他在《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等影片中，用电影的手段表达了相当深沉的哲学思想，他采用远距离的间离性的视点，启发观众进行严肃的理性eeV"考，其影片打上了强烈的个人风格的烙印。尤其在《孩子王》中，导演的主观意念与文化反思意味表露的非常明显，其作品“在叙述上没有起承接转合引人人胜的完整故事，在剪辑上没有把观众注意力‘缝合’其内的严密组接，与之相反，其结构是开放的，故事冲突是不明显的，观众是被间离的，由于电影本身所具有的先锋性、实验性，需要观众在欣赏时做积极自觉地思考。’，③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在票房上遭到失败，它们只能流行于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之间。但其影片《霸王别姬》却一改过去艰深晦涩的路子，巧犯嘟肥对历史的文化反思潜藏在中国的民俗景观、政治景观、与大众化的同性恋/三角恋的套层故事结构中，完成了从精英文化立场、精英文化策略到精英文化立场、大众文化策略的转变。也许他的电影里少了些哲理的思辩色彩，但从文化价值、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等综合因素考虑，谁能说《霸王别姬》就比《孩子王》逊色呢?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业性大众文化的话语体系就浮出水面。当时的一批先锋小说家如莫言、苏童、余华、格非、刘恒的文本里，就用了许多粗俗和调侃的语言，其文字非常适合通俗的大众阅读方式，其作品中的青春心理、民俗幻想、解构历史、与性若即若离等元素也具有了大众消费的性质，致使许多作品频频地拍成电影这种大众娱乐游戏。还有“新写实主义”的作家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就有强烈的“返回平民”、淡可匕隋英意识的倾向。他们的作品贴近生活，追求经验的直接性和情感的冷漠性，缩短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其作品也与影视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上作家的平民意识与大众意识虽然诞生了，但还没有彻底脱离精英文学的传统。

真正在文学娱乐上掀起大众狂欢心态的作家是王朔。1988年是中国电影界的“王朔年”，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轮回》、《浮出水面》和《顽主》同时出现，引起了文学领域与影视领域的“流氓热”，标志着昔日的精英文化的中L,}地位开始动摇，精英及其文化与“社会边缘人”及其文化的分裂与分流在所难免，“中心”与“边缘”的地位在悄悄地发生改变。此后根据同名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改编的电影，以象征精英知识分子的女大学生企图感动和拯救象征大众的“流氓”，自甘堕落主动投入“流氓”的怀抱，并得知“流氓”与其他女人有染时也痴情不改的故事，宣告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彻底征服。其后《编辑部的故事》轰动京城红遍全国，更是大众文化走向中L}走向社会主流的宣言书。新晨

篇（9）

国内关于“萌文化”的先行研究普遍将“萌”的语义源头锁定于20世纪90年代御宅族使用的隐语“燃”（两者的罗马字发音相同，均为“mo e”），并认为“萌”汉字是日文输入系统下“燃”的借字。但其实不然，根据笔者的研究，“萌”这个汉字根植于日语体系，其语义历史源远流长。

根据文献记载，“萌”这个汉字最早于公元538年与佛教一同经由朝鲜半岛的百济国传入日本，而最早出现的书籍资料记载，则是公元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后半叶所编撰的《万叶集》中的诗句“さわびらの萌え出づる春になりにけるかも”，此句中“萌”的意思与中国古代汉字“萌”的意思一致，为动词，表示植物发芽，这与“萌文化”中的“萌”是完全不同的语义。公元1232年藤原定家领衔编撰的《新敕撰和歌集》中出现了这样的诗句，“雪の下草下にのみ萌え出づる恋を知る人ぞなき”，这里的“萌”指的是从心底萌生的一种情感和相思，与“萌文化”中的“萌”已经有了一致的语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席卷当代社会的“萌文化”的语义源头可以追溯至日本的平安时代，并在战国时代迎来了语义的集大成期。被誉为战国天才的织田信长，在“萌”的世界里也发挥了天才般的作用，信长在他统治的市町中推行了一种“萌え市萌え座”的制度，允许有着相同爱好、志趣的町人结成团体，“萌”在这里是一种类似于“同盟”的存在，这种保护“萌”组织的政策一直延续到了江户时代。进入昭和时代，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这种延续百年的类似于同盟的“萌”组织成为军部动员战争的阻碍，因此日本当局对“萌”组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原先的保护转为戒备，并在1935年了“萌え自粛令”，自此“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从人们的生活中隐退。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的潮流文化、御宅文化、动漫文化取得了如火如荼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御宅族中出现了一个共同隐语“萌”，最初是指动漫和漫画作品中的大眼美少女形象，御宅族在观看此类动漫时对这些大眼美少女形象萌生出一种近乎爱恋的状态，此后随着这些“萌女郎”的流行，“萌”的含义被进一步扩充、延伸，衍生出“萌商品”、“萌经济”，并在传播至中国后衍生出“萌行为”、“萌语言”。这些统称“萌文化”。

二.“萌文化”的表现特征

那么“萌文化”的概念该如何界定呢？关于这一点，众说纷纭，并无定论。在日本，所有能让人产生良好情愫、所有能打动人心的东西，都可以称为“萌”，其对象可以为人、为动物、为物，但是必须有实体；而中国的“萌文化”则进一步升级，行为、语言皆可称为“萌”，并不一定需要实体。既然无法具体界定“萌文化”的内涵，那么笔者尝试通过抽离分析，归纳出“萌文化”的表现特征，一方面为界定其内涵提供经验借鉴，另一方面为探析萌文化的流行原因提供理论支撑。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萌文化”具有以下四个表现特征：

1.草根性

鲍德里亚从物的符号意义的需求出发，将我们当今所处的消费型社会的文化分为两类，一为高雅的或严肃的文化，一为通俗的快餐文化，后者就是供市场出售或供大众消费的文化。显然“萌文化”属于后者，与高雅的或严肃的文化不同，如果说高雅的或严肃的文化只集中于少数精英阶层，表现的是富有个性的审美理想与价值理念，那么“萌文化”随着亚洲波普文化的兴起，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大众型消费文化，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亲密无间，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总是为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即它是一种“草根文化”。“萌文化”的草根性为其迅速滋生、扩展、延伸提供了最有力的群众土壤。

2.颠覆传统性

“萌文化”的出现无疑颠覆了日本传统的审美理想与价值理念，作为日本高雅文化（或主流文化）的代表，无论是能乐还是茶道，都以“幽玄”“古朴”作为最高审美标准。而“萌女郎”、“萌商品”以其独特的、新奇的、轻松的、简单的甚至带有些许幽默的形式走入大众视线，无疑打破了这一正统审美理念，犹如下里巴人之对阳春白雪。而更讽刺的是，“萌文化”不仅作为一种崭新的草根文化出现了，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市场，甚至掀起一股全民消费的文化热潮，这无疑是对正统文化的一次冲击，或者说是以80、90后为主导的青年亚文化群 体向正统文化作出的审美批判。“萌文化”的颠覆传统性使其不仅获得了青少年一族的青睐，也吸引了部分抗拒传统束缚、渴望精神自由的中老年族群的眼球。

3.简单性

作为日本高雅文化的代表，歌舞伎与能乐以“样式美”著称于世，而茶道则以“程序美”享誉全球，而作为其对立面出现的 “萌文化”则极其轻松地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一副猫耳、几笔线条勾勒的“愤怒娃娃”、村上隆的再简单不过的太阳花、草田弥生笔下的大南瓜……甚至一个眼神、一个笑脸、一个手势、一句话语皆可“萌”。因此相对于主流文化的高深复杂，“萌文化”极尽轻松简单之能事，而正是这一简单性，为它赢得了最广泛的消费主体。

4.纯真性

虽然在日本能让人产生良好情愫、所有能打动人心的东西，都可以称为“萌”， 但举凡被冠上“萌”的物品都有一个特质，那就是纯真得近乎纯净：大眼忽闪忽闪的幼小美少女，拥有两只分得过开的大眼、邪恶又天真的眼神、扁鼻梁、抿成一条线的嘴唇的“愤怒娃娃”、憨态可掬的宠物……以“愤怒娃娃”横扫日本当代艺术界的奈良美智在访谈时曾说过：“我的画是要回到最天真的童年的感觉。在和自己对话的过程中，画面逐渐显现。”因此，纯真堪称“萌文化”的重要特质，正是这种纯真激起了各个年龄层的良好情愫，为社会文明高速发展下已疲累的神经注入了一股清泉。

三.“萌文化”流行的心理因素解析

那么作为亚文化的“萌”为何能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走入大众视野并掀起全民消费的的呢？国内的先行研究将原因归结于市场力量的推波助澜，认为传媒利益驱动是“萌文化”流行的直接推手，商业利益驱动是“萌文化”流行的重要因素。不可否认，传媒的推手作用和商业资本的运作确实为“萌文化”的发展推波助澜，但是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流行文化的发展都无法被人为地创造出来。需求是生产的动力，要了解为何会产生这种市场需求，为何会形成市场推动力量，我们就必须从人性发展的内在要求去寻找，就必须探析其形成背后的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因素。以下笔者将从心理学角度入手，探析“萌文化”流行的深层原因。笔者认为“萌文化”的四个表现特征，一方面为“萌文化”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能性，同时也提示了“萌文化”的消费主体的心理特性。

1.对孤独自我的慰藉

催生“萌文化”的旗手是日本的御宅一族，而御宅一族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两个特性：一为封闭性，御宅一族极度沉迷于某个领域或某项事物不能自拔，完全不在意周遭的看法；二为对团体的归属渴求。御宅一族催生出“萌文化”正是源于他们内心的极度孤寂，源于他们对美好感情的极致渴求。“萌商品”的代表之一的“愤怒娃娃”的作者奈良美智也曾说过，在与自己对话的过程中，有孤独，也有快乐，最初的时候，想的比较多的是悲哀和伤心的记忆。她笔下的人物往往有眼梢上吊、略显不逊的双眼，那种流露出不善眼神同时又身处寂寥、淡漠背景下的人物形象传达出来的是一种孑然一身、孤独无依的气息，令人一眼望去顿生怜爱，而这正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绝大部分人或多或少的真实写照。随着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日本的人际关系、社会构造以及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终身雇佣制的结束，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归属；随着集体主义价值的瓦解、个人主义价值的张扬，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属；随着向高龄少子化社会的转型、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就业形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惶惑不安、彷徨无助。而这一切都催生了日本人内心孤独、空虚、彷徨、无所适从的情绪，助长了人们对正统、对现实的批判需求。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御宅一族所催生的“萌文化”，无疑是荒凉沙漠中的一汪清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萌文化”行列，并通过自身的消费进一步延伸、拓展。归根结底，对“萌文化”的膜拜、倾倒正是源于人们对孤独自我慰藉的心理需求。

2.对本真自我的渴求

“萌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简单性和纯真性，人们对“萌女郎”的热烈爱恋、对“萌商品”的趋之若鹜，无不反映出人们对简单、纯真事物的美好向往和追求。而“萌行为”本身就是人们抗拒衰老、渴望返璞归真的直接实践。那么是什么促使人们在这一时期以前所未有的欲求来追求简单、纯真的呢？通过社会学考察，我们发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恐慌，面对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无所适从，处于这样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迷失自我，日本的文艺界应运推出一系列作品，呼吁人性的反思，而较有代表性的则是宫崎骏在这一时期推出的动漫《千与千寻》、《龙猫》等。这些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而作品的核心正是通过“千”找回“千寻”（千和千寻是同一人）、“五月”找回“May”（五月和May是一对同胞姐妹）来隐喻人们应当驻足反思，回归本真。而“萌文化”的同一时期滋生，不能简单归为巧合。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萌文化”的消费行列，甚至直接“卖萌”，正体现了他们内心渴望摆脱种种社会的、观念的、行为的束缚，回归自己的本真状态，正是这种对本真自我的渴求心理，推动了“萌文化”发展壮大。

四.结语

“萌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个代表在日本乃至亚洲各国传播，并迅速形成一种潮流冲击着主流文化，在获得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认可后，甚至对主流文化形成渗透。鉴于此，我们不能仅把目光局限于其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其流行背后的社会和精神因素的消长，应更多地关注作为其消费主体的人的心理动态，只有更多地关注这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陆扬《文化研究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

[2]陈奇佳，宋晖《日本动漫影响力调查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

[3]（日文）大上昭、西本恭一、編『萌えき者 民明書房 1999年

篇（10）

关键词：学校亚文化；校园文化；流行语；机制

学校文化作为学校微观领域的内容，通常也被称为学校亚文化，已经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校园流行语是学校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校园流行语文化作为学校亚文化中的一部分，对于学校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探究校园流行语文化，把握青少年的思想动态，掌握他们的价值取向，了解他们的内心特征，构建良好有序的学校亚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校园流行语文化的内涵阐释

把握校园流行语文化的内涵先要了解学校文化的内涵。学校文化是指一所学校的文化特质，既具有随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而发展变迁的共性，同时又会因其构成或具体环境不同而有所区别于其他学校的个性。学校中这种共性与个性统一的文化特质我们称之为学校文化。其次要把握什么是学校亚文化。学校亚文化是与主流文化相对而言的，学校亚文化是指学生所特有的文化形态，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活方式、语言、价值体系，体现了学生鲜明的群体个性、风格、凝聚力的文化形态。或者说学校亚文化“是在一定时期内为整个大学生群体所共享的一套价值观念，是学校的微观文化”。它随着社会文化外环境的变化，自身也呈现出不断发展、融合、创新的过程。最后要明确什么是校园文化，一般来说校园文化是以校园为主的空间，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以精神指向为核心，以表现出来的各种活动和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的文化。

校园流行语文化是指当代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流行语文化，它是校园文化，属于学校亚文化中的一部分，属于学校文化。当前广为流传的校园流行语有很多，例如：“走，找校长聊天去”，“表酱紫”就是“不要这样”，“晕”等等，在青少年中广为流传。这些都是在社会语言大环境中蓬勃发展起来的，它涉及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时代性强、传播面广、使用频率高，是当代学生的生活全景的展现，体现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内涵和学生精神风貌。

二、流行语作为学校亚文化的形成机制分析

校园流行语文化的形成原因有很多，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从客观方面来看，校园流行语形成的传媒类别、内容、文化背景等都为学校流行语的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流行语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促成了青少年亚文化的形成。从主观方面来说，青少年自身的特点及各方面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校园流行语的形成的主导力量。

（一）客观方面的成因

1、按流行语形成的传媒类别看有：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杂志、手机、直邮。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的新的类别如：户外传媒（路牌灯箱的广告位）、IPTV、电子杂志等为校园流行语文化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些大众传媒的广泛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校园流行语的形成与扩散。网络的广泛使用，导致的网络流行语必然会影响到青少年的思想，甚至青少年作为网络文化的传播者会把这种文化引入学校中，成为了当代的校园流行语。当下网络流行语甚多，在青少年中广为流传的，有“神马”，“浮云”，“爱疯”（iphone）等这些网络的流行语成了当代青少年的口头禅，这些流行语通俗易懂，极大地丰富了青少年的生活，活跃了人们交往的气氛，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新鲜的网络流行语也给学校的亚文化带来了低俗的、无味的气氛，这些低俗的文化，也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青少年的思想，文化以及价值取向。

2、按流行语内容的形成来说：电视中的影视作品，广告词，娱乐节目，也给青少年的校园流行语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如“给力、”“逆天”、还有刚刚在各大电视台热播的《北京青年》里最流行的一句话“青春重新走一回”、在我们人人皆晓的周杰伦的广告词“我的地盘，我做主”，美邦服饰的“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些流行语都迎合了现代的青少年讲求个性张扬，突显自我意识的强烈愿望。其次还有流行音乐的影响。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影响是非常的显著地，其中影响年青一代成为流行语的有“不要疯狂的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些流行语都被青少年合理的用在适当的场合，用以发泄他们的情绪和表达适宜的心情。

3、按流行语形成的文化背景来说：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对校园流行语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社会生活中心的改变，触发了价值观的全方位变化，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体现青少年价值取向的流行语“我的老爸是李刚”、“拼爹”、“高富帅”、“白富美”等相继出现，这些流行语表现了一部分青少年在就业压力、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功利性追求较为突出，享乐主义，成功学思维比较盛行。此外，还有一些“卖萌”等学校流行语青少年尚未成熟的心理，这种回归童真幼稚的言行也是对现实痛苦的心理防御与自我保护。

（二）主观方面的成因

1、从青少年自身的特点来看：青少年具有旺盛的精力，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富有好奇心和广博的接纳的胸怀，他们往往是接受新事物新见解的先锋，他们生活的圈子已不再局限于家庭、学校，由于成人及传播媒体的影响，青少年开始勇敢地踏出家庭、学校，与社会团体接触。由此出现了一些新的词“特困生”（特别喜欢睡觉的学生），“菜鸟”，“MM”，“杯具”（杯具），“88”（拜拜），通过对这些流行语的研究发现，具有开放性性格的青少年，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校园文化与大众文化，都吸纳到青少年的学校文化中，由此促成了流行语亚文化的广为传播。青少年的创新气质也为学校流行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提供了后期的发展动力。

2、从青少年的心理压力来看：现代的青少年受到了学业压力、就业压力、青春期随着生理变化而来的心理压力等多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促使着他们急需要寻求一种排解压力，舒缓情绪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促成了校园流行语亚文化的产生。例如：“郁闷”、“苦逼”、“无聊”、“鸭梨山大”等校园流行语，其中“郁闷”一词一直都是现代青少年最常说的一词，而且这一词也所向披靡地成了所有青少年流行语的排行榜首，这直接反映青少年的学业压力，对生活的迷茫，对未来的盲目、空虚、茫然的现实状态。此外，还有一些流行语如：“找人”、“送礼”等这些词直白但又确切的表明了青少年心里感受到的就业方面的压力以及无奈的情绪。

3、从青少年的成长受到外界文化的影响来看：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社会上很多人误解了个人主体性内涵，以个体感受为中心的唯我文化潜滋暗长，并且影响到一部分青少年。他们往往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他人的感受，这也加剧了青少年价值观的偏差，过分关注自我，只图自己一时的快乐，建立在侮辱他人的基础之上，这些身心特征，导致了一些带有讽刺挖苦的语言如“你有病吗？”、还有相应的答语“你有药吗？”、“神经病”、“二”等流行语在现代青少年中的广为流传。

三、校园流行语文化的引导对策

学校流行语文化的产生，一方面满足了当下青少年标新立异、追求新颖、张扬个性的需求，满足了青少年内心情感的发泄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低俗的学校亚文化却干扰了青少年正常的语言学习，甚至对他们心理的正常发展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校园流行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急切的需要我们提出恰当的引导对策，去引导青少年正确的、合理的利用流行语。

1、破除“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建立正确的多元文化观。主流文化，引领着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风向，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学校主流文化的学习，但也要重视对学校亚文化的研究。亚文化作为次文化，依附于主流的文化而存在着，通过研究亚文化可以探究我们当下存在的文化困境，一方面，可以发掘亚文化的活力和创造性的方面，来丰富我们社会的文化现状。另一方面，亚文化的内部也是纷繁复杂，泥沙俱下的文化形态，因势利导，积极的吸取学校亚文化中的健康向上的一面，对低俗、庸俗的亚文化加以剔除，使得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相互补充，从而建立良好地学校文化环境。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去分析，协调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发扬主流文化的包容性，形成多元文化下的社会环境，丰富我们的社会文化形态。

2、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家校共力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加以疏导。通过对校园流行语的研究发现，它侧面反映了青少年心理状态，家长和老师要联合在一起，密接关注青少年的言语表达，从中洞察他们的心理。首先，家长和学校老师不能盲目的判定流行语只有消极影响，适时的学会融入流行语文化中，切身的体会运用流行语时内心的感受，并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去试着了解流行语背后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尝试运用正确的语言，对青少年的心理进行正确的指导。其次，要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建立深度合作，相互信任，相互认同，相互交流的关系纽带，家长要了解学生在学校的行为表现，老师要了解学生在家里时的情况，在双方的合力之下采取正确的方法，对青少年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和解决。再次，学校也要加强对青少年汉语知识的学习，提高运用汉语的能力，从而规范用词，引导学生多于阅读文字优美，规范的文学作品，提高学生鉴赏与运用语言的能力。使得学生对于社会上流行的语言，有一定的鉴赏能力，从而规范自己的用语。

3、加强网络媒体的语言规范，树立青少年正确的价值取向。青少年是网民的重要构成，当下网络媒体是传播流行语文化的主要渠道，网络媒体的流行语生动、活泼、形象，许多网络流行语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极大的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式，也使得枯燥的文化交流变得生动丰富。但其中一些低俗的流行语对青少年的价值取向负面影响也很大。加强网络媒体的语言规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首先，要加强对网络媒体中流行语的语法、词汇的规范，为青少年的发展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大环境，对于社会上出现的流行语进校园的现象，网络媒体应致力于塑造积极进取、健康向上，文明的社会文化，而不是为了获取利益一些垃圾信息，其次，可以通过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对网络媒体语言进行规范，当然，最为迫切的是要强调媒体的自我管理，强调网络媒体对青少年的社会责任，促进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建立健康地社会文化环境，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综上所述，校园流行语文化，有它积极地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流行语的存在和流行是客观事实，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常常是一个临时的现象，从积极的一面来说，青少年流行语是词汇丰富发展的一条管道，也是某种社会文化和情绪的宣泄，但是它们也会污染语言，传播低级趣味，这就需要我们疏导和规范。通过探究青少年流行语文化的来源及深层原因，不仅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新时代、新阶段青少年的性格特点，更好的掌握青少年的心理，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对待和利用流行语的积极因素，更好的引导和丰富学校亚文化向着积极地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箭从高校流行语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J]河南社会科学.2011（9）：（169―171）

[2] 陈靖当代大学生亚文化建设研究[M]硕士论文.2009

[3] 乐晋霞青少年流行语的来源及影响研究[J]山东省团校学报（青少年研究）2011（3）：（40―43）

[4] 郭劲东探寻中学生流行语的“由来”[J]华章.2009（23）：（48―50）

[5] 郭兴芳，包晓峰校园流行语反映的大学生心理状态及对策（J）中国电力教育2011（35）：（176―177）

篇（11）

一、“文化冲突论”解读

文化冲突是指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的交流和整合过程中，主体对不同价值的选择过程，从而造成的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冲突。文化冲突理论中主流观点大体就是规范文化冲突论、价值文化冲突论和集团文化冲突论三种：

（一）规范冲突论

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塞林在1938年出版了《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而这本著作奠定了他在犯罪文化冲突理论中的鼻祖地位，在该本著作中，他认为：“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念， 拥有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范意识的社会中，文化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多元复杂的当代社会中，社会整体的规范意识与部分社会的规范意识是不可能统一的， 因此，两者极易形成冲突，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条件中，对于某一特定的个人来说， 社会的文化冲突必然深刻的影响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扩大他的规范意识的冲突， 从而引发行为人自我行为的矛盾，最终导致犯罪。”

（二）价值冲突论

价值冲突论的代表人物是柯布林，他认为，在犯罪频繁的地方，不仅住着很多不良青少年，也住着很多正常的青少年，正常少年可能长大后会犯罪，而不良少年可能会成守法公民，因此表明犯罪原因并不是犯罪频繁的地方的犯罪亚文化强于传统的合法文化，而是当地的居民同时接触犯罪的价值体系和传统的合法的价值体系，使得犯罪文化和合法文化之间产生了冲突，致使二者所附带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内部产生不安，最终导致了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集团冲突论

沃尔德，集团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理论犯罪学》中，构建了沃尔德“集团冲突论”体系，从而提出了以利益冲突为基础的集团冲突理论。“犯罪是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之间冲突的结果”是其理论的核心观点。

二、文化冲突语境下的青少年犯罪问题解读

（一）“青少年犯罪”概念界定

法律规定的青少年是指已满14周岁到25周岁的人群。而青少年犯罪是泛指青少年这一特殊主体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事法律、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但在我国，“青少年犯罪”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是犯罪研究或在司法统计中经常使用的概念。

（二） 文化冲突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青少年犯罪已经是当今世界各国十分重视的社会问题，有学者将青少年犯罪、环境污染和贩毒吸毒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在我国，青少年犯罪率多年来居高不下，并且趋势日益见长，不仅困扰着社会，还给家庭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文化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社会振荡器，而且由于文化的濡化、渗透功能，其振荡范围会波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源于青少年自身的特点，故其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尤其在一些特殊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文化冲突是青少年获得社会化成功的严重障碍。”

人类创造了文化也必然受制于文化，一种需求的满足必然以抑制和牺牲另一种甚至数种需求为代价，当有人不愿付出这种代价，就会冲破这种文化对其的限制，直至不可容忍的程度。当青少年受犯罪亚文化的影响，实施了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行为方式，一方面他们会受到冲突一方的认可， 另一方面又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并且制约强度越大， 反制约的作用力也就越大，从而就会在这种制约与反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犯罪行为。

三、文化冲突下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对策

（一）对未成年犯从宽处理

近年来，对刑法中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即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并且对于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青少年不适用死刑，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实施，而且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原则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就是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作为累犯，还有对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予以缓刑，和对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

除此之外，司法机关还可以尝试建立档案封存保密制度制度和轻罪纪录消灭制度，对未成年人或在校青少年犯罪的档案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从而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

（二）人性化公诉

最近，国内司法界新起了一种针对未成年人新的公诉模式，即人性化公诉模式，坚持秉承对青少年“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审查批捕阶段对未成年嫌疑犯扩大适用非监禁性强制措施，主要适用取保候审，重点考察犯罪情节、个人表现等情况，对逮捕必要性进行量化评估；对初犯、偶犯以及被协迫、被诱骗参与作案无逮捕必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予批捕，又在审查阶段扩大适用不措施；对于同学乡邻间或因民事纠纷引发轻微刑事犯罪，引导双方当事人刑事和解。

（三）社区矫正

青少年的社区矫正，顾名思义，就是把符合矫正条件的违法犯罪的青少年置于自己家庭生活的社区，接受惩罚和矫治，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可规定社区矫正制度适用于所有的非监禁刑，如缓刑、假释、管制、剥夺政治权利以及特殊情况下的监外执行对象，还可以适用于因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而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罪犯以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将收容教养、劳动教养以及工读学校矫正对象纳入社区矫正体系。这样做既有助于体现惩罚的公平性，提高矫正效率，节约矫正资金，又有利于青少年矫正对象的改造和成长。

（四）“社会服务令”和“禁止令”

轻微犯罪“社会服务令”是去年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的首次创新性尝试，“社会服务令”的对象，仅限于有轻微犯罪行为、认罪态度较好、取得受害人谅解且按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内容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到社区、街道敬老院进行义务劳动等社会公益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其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中实现自重，并培养积极的生活方式，达到重新回归社会并补偿社会。

“禁止令”是去年天津首次对青少年犯罪的使用宣判形式，其法律依据在于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和缓刑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其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即对于被判处缓刑的青少年，根据其犯罪的原因，在缓刑考验期内，禁止其进入网吧、电子游戏厅等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公共娱乐场所。

参考文献：

【1】 [美]索尔斯坦・塞林著：《文化冲突与犯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版。

【2】 许章润著：《犯罪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版。

【3】 颜小冬著：《当代大学生犯罪问题研究》，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版。

【4】 韩宏伟：《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分析》，青年探索2005年第2期。

【5】 屈琦：《文化冲突与青少年犯罪》，青年探索2006年第1期。

【6】 万明之：《文化冲突理论与青少年犯罪》，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11月第18 卷第4期。

【7】 皮艺军著：《越轨社会学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

【8】 单勇：《犯罪的文化研究―从文化的规范性出发》，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9】 单勇，侯银萍：《犯罪的文化冲突论――基于中国转型社会的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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