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配给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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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首先对项目选择风险进行分析。假定一个企业决策者有优、劣两个项目可供选择，优项目可以按概率PG获得每单位投资产出G；劣项目可以按概率PB获得每单位投资产出B，那么优项目的预期收益就是PGG，劣项目的预期收益就是PBB。项目的好坏取决于预期收益水平，而并非取决于项目的单位投资产出。一个预期收益高的项目即使其单位投资产出低也是一个优项目，而一个预期收益低的项目即使其在低概率成功条件下能获得高产出也只能是一个劣项目。由于银行是从项目投资者处获得固定收益，因此，从银行的角度考虑，它当然希望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优项目。

但是，从企业管理者角度而言，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并不完全遵从银行的意愿。在银行不监管企业使用贷款R的前提下，企业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才会自觉地选择优项目，即PG（G－R）＞PB（B－R）（1）

对式（1）进行变换可得：R＜RC＝（PGG－PBB）／（PG－PB），其中RC是企业选择优项目和劣项目的贷款临界债务量，它意味着银行为了避免企业选择劣项目而把贷款的数量控制在RC以内。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计算RC谈何容易，银行不可能了解所有企业的所有可选项目的预期收益水平，也不可能了解所有项目成功的概率，所以银行往往预先设定一个合理的预期收益E＝P′N′。

当贷款数量R＜RC时，企业会选择优项目，故在开始阶段，银行预期收益E随R的增加而增加；当贷款数量R＞RC时，企业会选择劣项目，而劣项目成功的概率PB极小，所以银行会选择一个适当的信贷量RS，它是一个与预先设定的预期收益E相对应的信贷量RY很接近的数量，用公式表示为：RS＝RY＋ε，ε是一个很小的正数，以保证RS不能大于RC。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控制对借款者的满足度（即信贷配给）来控制借款者的道德风险。

二、从企业贷款偿还选择角度看信贷配给

假设企业从银行得到利率为r、数量为R的贷款，企业的投资收入为贷款数量R的函数f（R）。那么，企业在单位时间的静态利润可用下式表示：л＝f（R）－（1＋r）R≥0（2）

如果企业的投资收入f（R）＜（1＋r）R，企业将无力偿还贷款，此种情况并非贷款还款的道德风险，引发这种风险的原因可能是企业选择了劣项目。如果企业的投资收入、支付本金和利息与不偿还成本有如下关系：f（R）＞（1＋r）R＞Cno，即R＞Cno／（1＋r）（3），其中，Cno是不偿还成本，则企业会选择不偿还策略。

上述方程反映了企业是否偿还贷款的经济决策过程。方程（2）表明企业偿还贷款的条件是企业要有正的现金收入，投资收入要大于本息之和。因此，对银行而言，选择贷款项目的首要条件是利润为正。方程（3）表明银行要消除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的风险，应使信贷总量少于Cno／（1＋r），也就是使信贷总量少于企业不偿还成本的贴现值。因此，分析和观察企业的不偿还成本就成为银行决定信贷配给额度的重要因素，它决定了企业可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最大数量。

对于银行而言，面临不偿还风险的情形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置抵押品的市场机制，抵押品的专用性强（多数企业以厂房、设备作抵押），最严重的是有的银行在信贷时没有索取抵押品，导致在企业不偿还信贷时无法对企业进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借款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债务。如果银行决定将贷款不能收回的信息私有化，企业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将更小，企业的损失也会低于债务赖账所带来的损失。债务赖账将使债务人失去继续融资的机会，但是，如果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不存在有效的信息共享，企业实际上还存在其他融资机会。因此，为了避免出现上述不利情况，银行通常要求申请信贷的企业提供抵押品。抵押品的作用在于它提高了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的机会成本。

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的成本（Cno）一般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失去抵押品价值；二是失去再融资机会的可能性；三是受债权人的惩罚。用数学公式表示为：Cno＝aA＋PL＋F。

其中：A—抵押品的折旧价值；

a—抵押品拍卖时的折旧系数；

P—无法再次融资贷款的可能性；

L—企业预期的未来信贷融资额；

F—银行对企业采取惩罚行为时发生的成本支出，这部分支出通常包括进行法律诉讼时的支出以及败诉后被迫偿付的数额。

在不偿还成本中，A是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前可以选择或谈判的内容。如果这部分资产的价值大于银行信贷本身（1＋r）R，而且进行拍卖使得折旧系数较大，则银行面临不偿还的风险较小。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PL项的数值越大则企业的不偿还成本越高。PL项中的因素P和L对银行和企业而言，如果金

融机构存在信息共享，则P值将会很高，这样，对于一个较高的L值，企业的不偿还成本将较高。但是，如果银行间不存在信息共享，如果面临贷款损失的银行试图将损失转嫁给其他的银行，则P值将会很低。在这种情况下，P对整个银行业是一个外生变量，对单个银行则可能是内生变量。L对企业来讲似乎是一个外生变量，但实际上L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在正常情况下，获得再次的信贷额仍然需要新的抵押品，因此，这一变量对企业而言并非外生变量。不偿还成本中的第三项因素F对企业和银行均是内生变量，它取决于法律体系的效率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因素。

在分析企业不偿还成本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银行在面临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时可以采取的策略有两种：第一种是进行信贷配给，即按照Cno既定的数额控制信贷总量，即控制方程（3）中的数额；第二种是银行试图影响Cno的成本。所以，由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银行面临的道德风险较大，从而导致信贷配给的产生。三、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由于企业的项目选择与贷款偿还选择等道德风险导致了信贷配给现象的产生。如果能够消除道德风险，那么信贷市场就能够达到瓦尔拉斯均衡（即市场体系中的所有市场通过价格运动而使供求达到均衡，在均衡状态下，经济行为人都唯一地根据价格信号做出自己的行为决策，它撇开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时间调整过程并假定这种过程是瞬间完成的），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即生产资源的配置和财富的分配如果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任何重新改变资源配置或财富分配的方法，已经不可能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情况下，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更好）。防范信贷市场上道德风险的措施有：

篇（2）

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时候，更多结合当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安定区而言，区委、区政府在全区公民道德建设领域，除了大力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同时制定以“勤劳、诚信、互助、包容、创新”为内容的“定西市安定区公民道德公约”，确立以“不随地吐痰、不乱穿马路、不乱丢垃圾、不占道经营、不损坏设施、不乱停车辆”为内容的“定西市安定区市民行为基本规范”，还制定了以“不随地吐痰、不奇装异服、不乱丢垃圾、不喝酒吸烟、不损坏公物、不滋事打架、不乱穿马路、不跟风攀比”为内容的“定西市安定区学生公约”。上述公约和规范的制定，既符合安定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又切准安定区公民道德问题与弊病，对全区开展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但是，全区教育系统、青少年培养教育机构、有关社区在实际工作中对区委、区政府的政策精神理解不够、落实不力，存在责任缺失现象，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基于此，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分别从加强制度建设、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开展学术研究、创造性落实地方政府决策部署等方面对全区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进行补救和强化，使安定区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具有安定特色和安定气派。

二、亟待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发展规划视角培育青少年热爱家乡、热爱社会的思想感情。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广大青少年而言，具有真切感受的莫过于自己家乡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培养青少年道德人格中热爱家乡、热爱社会的思想感情，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发展规划是最鲜活的材料。就安定区而言，区委、区政府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深入落实“率先科学发展、加快经济转型、建设首善之区”的战略部署，举全区之力精心打造“‘中国薯都’核心区、绿色食品重点区、产业梯度转移承接区和扶贫开发试验区”，基本提前完成“十二五”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从发展规划来看，安定区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区战略，着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传统产业新型化、优势产业集群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以甘肃定西马铃薯循环经济产业园、安定工业园和定西食品工业园建设为平台，一方面，继续抓好现有马铃薯加工企业的孵化延伸，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食品工业、汽车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动承接东南沿海地区和中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打造产业集群，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力争到2016年，全区工业增加值达到12亿元，占生产总值的45%以上。从2014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全区完成生产总值61.12亿元，同比增长9.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9.31亿元，同比增长2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15亿元，增长1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1.01亿元，同比增长12.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29.7元，增长11.6%;农民人均纯收入4620.8元，增长12.5%。这些统计数据体现在每一个家庭和民众身上，就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无论是发展规划，还是发展现实，都是可感的、现实的德育素材，教育工作者亟待从上述视角挖掘故事、书写人物、展望美景，培育青少年热爱家乡、热爱社会的思想道德情操。

三、亟待从了解、研究、弘扬地方传统文化视角培育青少年道德人格。

安定区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境内出土文物证明，早在4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后世先后有汉、戎、吐蕃、羌等民族居住，文明发展与碰撞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境内先后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汉代古村镇遗址及多处汉墓群遗址，并出土过新莽时期的“新莽权衡”和汉代古钱币、汉代陶、铜器等，还发现许多古代城址、驿站、将台、寺庙等历史遗迹，兼有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众多优秀文化遗产，如元至正年间“扬威征行义兵万户府印”、“金写西夏文经卷”等。安定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十分丰富且独特的，有在当地最为盛行的传统文娱活动“社火”，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方戏曲“眉胡子”、小曲子，以及秦腔，还有当地民间流传较古老的又广为流传的“皮影戏”。安定区民间剪纸艺术具有很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还有许多当地代代相传的歌谣、谚语，都能如实反映安定区的历史文化、认识态度和自然地理原貌。许多颇具传奇色彩又不失地方风情的民间传说和逸闻、古人题句和诗作都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安定区乃至整个陇右的历史地理文化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总之，安定传统文化哲理深邃、底蕴厚重、类型繁多、遗存丰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它倡导的价值理念、理想抱负、做人准则，对青少年心灵的影响和道德净化具有特殊功能，对建构青少年丰富和谐的内心世界和健全人格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定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自觉学习安定历史文化，应该自觉用安定传统文化引导、滋润青少年，培养青少年的品德美、才能美和行为美，让青少年在传统文化肥沃的土壤中成长成材。

四、亟待从“践行三苦精神，筑牢定西精神基石”视角培育青少年道德人格。

长期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的“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定西的具体实践，也是焦裕禄精神在定西的生动体现。“三苦”精神是定西最大的精神财富，其核心是“拼搏”精神，但在少数青年一代中存在抵触情绪，不践行、不传承，存在断代危险。因此，大力培育和践行“三苦”精神就显得非常必要。培育“三苦”精神，市、区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多管齐下。学校应把“三苦”精神列入“必修”教育计划，融入日常工作生活，融入细节，润物无声。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级各类媒体应把“三苦”精神作为自己办报办台办网的精神支柱和份内职责，改进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各类文艺工作者应立足定西实际，创作出一大批弘扬“三苦”精神的文艺精品，在文化滋润中达到教育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目的。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制定制度、出台措施时，应始终贯穿“三苦”精神理念，用必要的奖惩推动“三苦”精神的实践养成。培育要坚持时时教育、处处教育，让“三苦”精神进家庭，融入过家教子、家训传承之中，逐步养成“勤劳俭朴生活，快乐健康成长”的家庭理念。让“三苦”精神进学校、进课堂，融入教与学的全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个青少年，使“三苦”精神在青少年中生根发芽，作为定西的传家宝，不断传承，发展壮大。

篇（3）

编辑是精神文化产品的加工者和传播者，参与整个精神文化产品的加工、制作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精神文化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编辑创新意识从本质上来说是编辑在参与编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心理意识。研究现代期刊编辑创新意识对于深化编辑学理论、加强编辑人员素养、提高期刊编辑质量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主要论述现代期刊编辑创新意识的本质、特点和培养途径。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理论，创新的核心含义就是在生产中“引入新要素”，“实现新组合”。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前人或他人已经发现或发明的成果基础上获得新的发明，提出新的见解，开拓新的领域，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新的事物，或者能够对前人、他人已有的成果作出创造性运用。创新落实到期刊编辑活动中，一是对期刊既存文化氛围的突破和对新的文化氛围的营造；二是对编辑活动中固有模式的突破与重组。这种创新，编辑主体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期刊编辑过程的创意中体现出来，称之为创新意识，表现为编辑行为的独特性。创新意识是编辑主体的一种内在属性。它包括创造动机、创造兴趣、创造情感和创造意志。创造动机是创新活动的动力因素，它能推动和激励编辑主体发动和维持期刊编辑过程中的创造性活动；创造兴趣是创新活动成功的助推剂，它能推动和促使编辑主体积极寻求有价值的、新奇的、能产生社会效应的事物；创造情感是引起、推进乃至完成创新活动的心理因素，有了正确的创造情感才能促使创新成功；创造意志是期刊编辑主体创新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的坚强毅力和不屈精神，它是创新活动成功的保证。

编辑创新意识是编辑工作者正确运用和发挥专业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策划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判断能力、语言文字能力、信息感知能力、审美能力和一种自觉的、能动的、熟练的、创造性的编辑心理现象，是人们不断揭示和认识编辑规律、正确驾驭编辑工作的对象和自身的一种编辑创造能力。

编辑创新意识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编辑心理活动，它是以编辑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等为理论依据，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为科学思维方法，以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多项学科专业为知识基础，以作者、读者为社会对象的感知反映、思维、判断、谋划、决策的心理整合和能力的体现。期刊创新意识的实质是期刊编辑在策划选题、组织选题、编发选题上要有主导性和原创性。主导性就是编辑发挥自身的主导意识和创造性，不在家坐等稿件，不是作者写什么编辑就发什么，而是在读者调查的基础上了解读者的真正需求，根据这些需求去组织、编发给读者以心理动力的稿子。原创性要求与时俱进。它是在综观总结历史上的相关选题和审视现实问题过程中捕捉适合自家刊物选题的能力。要求编辑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程度的反省性和自觉性。

现代编辑意识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是从封闭保守向现代开放意识的转换。编辑的现代开放意识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破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闭、保守的编辑观念和编辑模式；二是吸收和学习现代的科学知识，形成开阔的文化视野。书刊的编辑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稿源、审稿、编辑加工、校对、版式设计、发行、广告、人员配备、条件配备等因素都可以成为这个系统的创新元素，应寻找最佳的创新结合点。第二是从自在向自为的编辑主体意识的转换。自为的编辑主体意识是指在编辑全过程中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它不仅包括能力的策划意识，还要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及自觉的市场意识。第三是从文化传播向文化建构意识的转换。在当前的社会转轨和文化转型中，编辑不仅要完成文化选择与文化传播的任务，更需要肩负起文化创新和文化建构的重任。编辑活动中的策划，体现了现代编辑参与高层文化建构的特点。编辑主体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停留于择优劣汰，而是进行初始化控制以引导作者的选题方向。因此，现代编辑必须树立起明确的先进文化建构意识。第四是由知识仓库型向知识创新型转换。意识创新并不是凭空地标新立异、异想天开。这种创新必然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是一个充分积累、不断学习的过程。尤其在现有的以创新知识产品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条件下，编辑主体要面对社会，提高应变能力和发展能力，更离不开学习，更应不断吸收、处理外界各种信息，以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方式。第五是从保守型思维向创新型思维的转换。创新型思维意味着对现有事物的超越。一方面缩短与先进的差距，这是跨越时空的，这一跨越就意味着对时间无限量的节约，具有可投入的巨大价值；另一方面是与原有事物拉开档次，必须树立出版物的精品意识、名牌意识。编辑主体具有了这种创新型思维，就善于在事前作出创新决断，要能根据本单位本部门的内外环境，发现和抓住时机，对编辑要素进行新的组合，从而在市场竞争中以新制胜，以奇制胜。由此可见，创新思维已成为编辑主体最重要的素质和能力。

现代期刊编辑创新意识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洞悉信息的敏感性。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编辑必须主动把握社会信息，特别是文化信息。从社会生活的变化中发现新题材，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发现新领域，从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发现新成果，从国家政策的调整变化中发现新趋势。

2．认知鉴赏的敏锐性。对于编辑的认知鉴赏作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小赫伯特·史密斯·贝利这样形容：编辑好像电子装置中发送端与接受端之间的滤波器。这个比喻形象揭示了编辑工作者沙里淘金、璞石琢玉的认知鉴赏本质。因此，编辑要努力提升自己的认知鉴赏能力，加强政治理论和专业理论学习，使自己不仅能用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判断哪些稿件可以选用，哪些稿件必须淘汰，更要准确把握图书时展的脉搏，增强认识优秀作品的敏锐性。

3．思维进程的超前性。即在思维进程上，不断用未来的模式来调整和规范现在的思维方法，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事物的认知对象进行创造性思维。在编辑活动中，既尊重客观事物(原稿)，又能创造出高于或优于原稿的价值，其成果别开生面、见解独到，体现着人类科技文化的无限上升性，满足读者求新求异的需求。

4．批判怀疑的挑战性。在出版界，大多数书稿的作者都是专家和学者。作为期刊编辑，为了出好刊，出精品，就要敢于以批判怀疑的态度对专家学者提出挑战，有时甚至要“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批判怀疑主要体现在对文稿的严格审查上，既要衡量稿件的学术水平和知识水平，也要衡量稿件是否具有创新性，其考辨的重心是稿件的新与旧的关系。稿件要有新的思想体系或新的论证方式，或提出了补充性的观点，或提供了新的论述思路，或拓展了对原有问题的论述，或析出了原有问题的弊端，用新材料予以反驳，提出自己的观点等等，都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性的识别，既要求编辑具有批评怀疑的精神，又要求编辑多了解出版物的信息，对学术研究动态能了然于心，同时还要了解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代表作的情况。

5．优化提升的创造性。期刊编辑的优化功能体现在很多方面，如优化选题结构，优化提升文稿内容，优化作者队伍等，这里重点谈对文稿内容的优化提升。编辑活动是一个文化价值的再创造过程。原型作品具有原始文化价值，编辑必须对它进行优化、提升。因此，对于编辑人员来讲，优化是一种职责，是编辑活动本质属性的表现。编辑的优化提升能增加原型作品的价值。开发、优化原型作品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编辑的优化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收集处理信息选题到生成原型作品，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完成原型作品，优化主要表现为优选。二是将原型作品转化为传播稿，这个阶段的目标是传播稿，优化主要表现为稿件的加工和完善。

期刊编辑创新意识，是创造性编辑人才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也是一份期刊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编辑创新意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期的培养。优秀的期刊编辑应牢固树立以下五种意识：

1．牢固树立终身学习意识。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学习成了人们的终身需要。期刊编辑更是如此。因为创新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标新立异、异想天开。这种创新意识的形成必然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为基础，是一个充分积累，不断学习、培养的过程。尤其是在以创新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条件下，期刊编辑主体要面对社会，提高应变能力和发展能力，更离不开学习。因此作为期刊编辑首先要博览群书，掌握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一个知识面狭窄的编辑是不会有创新意识的，历史上一切成果卓著的创新者无不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其次是要协调好智力结构。人的智力包括人的观察、想象、思维、记忆等能力。观察力是创新思维获取材料的手段，记忆力是创新思维提取知识储备的重要保证，而想象力是创新思维最有效的途径。必须努力开发各种智力，使他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协调发展。其三是要掌握培养创新意识的原理和方法。创新有其独特的规律，培养创新意识也要有独特的原理和方法。

2．牢固树立现代信息意识。知识经济也是信息经济，将分析、接受、传播和创造信息等功能融为一体，已成为时代对期刊的要求。获得及时、准确、可靠、丰富而又有用的信息，掌握高科技信息处理的应用技术，是期刊编辑的基本功。期刊编辑工作者如果不搜集、存储、占有大量的信息，就无法更新自己的知识观念和思维方式，更谈不上创新。那么如何提高期刊编辑获取信息的能力呢?首先要求编辑必须有追踪本专业前沿性课题的能力，不断更新、充实个人的“数据库”，使自己时刻保持对事物的敏感性，从而取得工作上的主动性。其次，要求编辑要有“新闻鼻”，即对各种信息的敏感性，不放过摄取信息的每一个渠道，在博览群书中获取，在学术会议上获取，从与作者的接触中获取，从大众传媒中获取，从读者反馈中获取，从其他刊物中获取，从不经意的种种渠道中获取，使自己成为期刊的“耳目”和“触角”。再次是要求期刊编辑要熟练掌握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现代社会电子收稿、网上组稿、在机编辑和网上出版变成了期刊编辑的日常工作，信息处理节奏明显加快，手工加工已无法适应越来越多的量与越来越快的节奏。信息只有通过现代化工具的传输才能得到共享。因此，对期刊编辑的信息素质要求，上了一个高的层次。

篇（4）

关于信贷配给现象的描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强调“未被满足的借方需求”是影响投资流的重要因素。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可贷资金”范式，简单地把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形作为“信贷配给”。类似的定义还有“均衡配给”和“动态配给”。关于信贷配给定义的这个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较为通行。这个定义仍然因循了传统的供给――需求范式。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根据信息不对称范式和合约理论，经济学家对于信贷配给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均衡信贷配给是当借方的借贷需求即使在满足贷款合约中所有的价格和非价格条件的情况下也得不到满足。更宽泛的定义如，信贷配给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由于市场利率低于市场出清的瓦尔拉斯均衡水平，信贷市场上出现了超额需求。下面结合我们的研究思路整理了已有的几个信贷配给成因理论。

一、非均衡的信贷配给

在早期的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可贷资金理论在解释信贷配给现象时，把发生在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配给行为归结于银行无法在上游资金市场上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在下游的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市场上无法满足借款人的借款需求而被迫采取的行为。

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金融抑制”学派通过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他们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和重工业化政策下，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干预，对国家试图扶植的投资项目采取优惠利率等措施，对其他的项目或者直接拒绝其贷款申请，或者在贷款数额和利率上施以苛刻的要求。

这两种解释都把信贷配给的原因归结到市场之外的因素，将政策的影响放在首要地位。这种解释同战后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二、均衡的信贷配给

尽管信贷配给的非均衡解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对信贷配给的最合理的解释，但这种解释“毕竟有悖于经济学传统的‘最大化’范式”，许多经济学家做了相当多的努力试图回答“信贷配给究竟是不是理性的”这个问题。

最早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是Hodgman。他从信贷风险入手构建了第一个均衡信贷配给的模型，在假定借贷双方的信息完全相同，同一时间市场上只有一个借贷的标准合约的情况下，利率的上升，带来的预期收益和借款人违约概率的递增反映在信贷市场的供求曲线上，表现为“后向弯曲”的供给曲线。于是可能出现资金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不相交，也就是资金需求始终高于资金供给的情形。当面临过度需求时，银行必须有一种方式能够给借款人排队，于是就出现了配给。在Hodgman的基础上考察并且发展出了“红线注销”的理论解释。

另一种解释从银行和借款人的关系入手。用银行和借款人的关系解释了为什么银行会对一些借款人提供低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利率。在这些模型中，假定借款人在银行拥有长期连续的存款账户，因此这些借款人得到了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优先权。进一步的解释如，银企之间的长期关系是一个隐性合约，银行给予企业较低的利率，换取长期的合作关系，一方面是因为银行可以从同企业的其他业务中获得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获取一个新的借款人的信息是有成本的。企业则在这种长期的隐性合约中获得未来资金需求增加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贷款的承诺。

还有的理论认为信贷配给是一种价格歧视，垄断的银行通过将不同的借款人按照不同的标准分成不同的组，对不同的组要求不同的利率来最大化银行的收益。他们认为，当存在对垄断的管制（例如利率上限）时，某些组里被银行认为高于平均风险的成员，这些借款人就可能面临信贷配给。更一般地，这种配给只要面临着制度上的限制从而银行无法设置差别利率时，配给都可能出现。

三、不对称信息与信贷配给

根据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所发生的阶段来分，信息经济学对信贷配给的成因的解释可以分为三种：事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是逆向选择；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是道德风险；事后信息不对称，这种情形通常用事后有成本的状态检验来解释。值得指出的是，当引入信息不对称假设后，传统的瓦尔拉斯均衡的概念已经无法解释新的现象。这是因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中，假定了所交易的产品的价格仅仅同交易的数量发生关系，所有的交易品都是同质的，或者至少在时间序列上是相同的。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信贷市场上，信贷合约的质量在签订合约时是未知的，而只能在未来履约时显现。于是，信贷合约的质量对于银行或者贷款一方来说是不确定的，换而言之，信贷合约的质量不仅仅同利率有关，同时也同合约条款的规定以及各方履约行动有关。因而，在解释信贷市场的均衡时，必须引入新的概念。博弈论的发展为信贷配给理论提供了新的均衡概念。如上面所提到的，信贷市场的交易包含着从缔约到履约，是一个过程。在一般的商品交易市场上，交易的过程只包括了谈判缔约到交割，相对来说，这个过程比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要短。信贷市场的交易实际上是多时期的行为，因此，序贯均衡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于研究中。这个解概念比纳什均衡更强，它不仅要求在最后一个时期双方战略是均衡的，更要求在每一个时期双方的行为都是均衡的，或者简单的说要求借贷双方的行为在整个时间序列上都是理性的。分离均衡和混同均衡也是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两个概念。

80年代以后的研究，实际上是成因和解决方法相结合的研究，在这些文献中，侧重于考察不同假定下信贷市场上是否能出现分离均衡。显然，如果在某种合约安排下信贷市场呈现出分离均衡的话，信贷配给现象就找到了解决方法。

在信贷市场上引入信息不对称假设的努力最早由Jaffee和Russell做出，之后Stiglitz和Weiss（简称SW模型，下同）的模型为未来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框架，信息不对称假设下的信贷配给模型在前两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的模型可以以这个模型为基准。作为最早的讨论均衡条件下信贷配给的模型，SW模型是开创性的，同时也是不完善的。首先，模型假定抵押为零或者在一些版本中被外生决定了，借贷成为完全或者大部分的信用借贷，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模型的适用性；其次，模型在对不同项目的风险度量和排序上采用了一阶随机占优，将不同的项目按照预期收益分组，这实际上将其他的可能用于鉴别和分组的特征排除在外，这一点受到了许多批评。如Riley认为，根据SW模型的逻辑，只要能够将不同的借款人分成更小的几组，那么当小组分得非常细小时，信贷配给反而不复存在。对于Riley的这个评论，Stiglitz和Weiss回应说，他们的模型仅仅表明一种可能性，换而言之仅仅是必要性而不是充分性。

作为对SW模型的扩展，Bester将抵押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了模型。Bester考察了当借款人风险中性时以利率和抵押为两个内生化的同时发生变动的变量去鉴别借款人类型的情形。Bester的思路是，如果摒弃外生的标准化合约，而采用内生化利率和抵押的贷款合约之后，借款人的自选择作用能够将不同类型的借款人分离出来，即存在分离均衡，那么信贷配给可能就不存在；但是倘若存在的是混同均衡，那么银行随机化选择贷款对象从而配给掉其他看起来一样的贷款申请者，即信贷配给就是合理的。Bester认为，高风险的借款人总是倾向于“低抵押高利率”的合约，而低风险借款人则偏好“高抵押低利率”的。在这个模型中，Bester指出了在使用更多的鉴别信号的情况下，这两种均衡都可能出现，无疑这个假说对信贷配给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然而可惜的是Bester并没有对均衡的存在性做出证明。

尽管后来的一些研究都声称通过利率和其他一些信号能够实现分离均衡，但是信号传递中分离均衡的存在性还是有待证明的。当存在多维信号传递时，均衡的存在性变得非常复杂。一维信号传递模型区别不同类型的个体是通过假定不同个体在传递同一个信号时所付出的成本不同实现的，把信号传递从一维扩展到多维，问题变得非常复杂。现有的结果只能证明，多维信号传递的分离均衡仅在信号传递的成本函数为连续拟凸型时才可能存在。

道德风险的概念最早在研究健康保险市场的文献中提出。在信贷市场上的应用最早在SW模型中。利率一方面对借款人有一个甄别作用，另一方面利率也影响了借款人借款后的行为。银行对借款人得到贷款以后的行动没有或者只有有限的控制，于是就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对于道德风险对信贷配给成因的讨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引入抵押条款以后，违约的可能性随着抵押品价值的提高而下降，即借款人会选择低风险项目。也就是说，抵押降低了借款人道德风险的可能性。

另一个研究的路径是有成本的状态检验，这条研究路径由Townsend1979年的论文开创。他们认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固然是信贷配给的重要原因，借贷合约的条款，特别是当借款人违约时的安排也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某个项目未来收益的分布对于借贷双方是共同信息，同时所有的借款人是同一的（在SW模型中，借款人被假设为不一致的，借款人知道自己的类型而贷款人不知道，于是对于某个项目的可能收益对于双方而言就是不对称的信息），借款人投资于某个有风险项目的最终收益对于他自己是清楚的，但是对于贷款人就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去获知。由于此，借款人有可能声称项目收益为零，从而获得全部剩余，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贷款人在事后可能通过检验项目最终收益而保证自己的收益。但是检验行为有成本，贷款人是否行使这个权利成为成本和收益之间的一个权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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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问题是中小企业和金融市场之间、金融中介之间存在着信息收集、分析和传播方面的障碍，因此，中小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融资有规模不经济问题，在债务市场上融资会面临信贷配给问题。通过分析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如何引起金融中介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采取信贷配给，进一步分析缓解信贷配给的理论方法，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特别是债务融资困难的基本方法。

(一)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是指一方拥有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没有这些信息，或者后者拥有的信息没有前者多，从而对信息劣势者的决策造成很大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借款者一般比贷款者更清楚投资项目成功的概率和偿还贷款的条件及动机。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就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罗斯查尔德(Rothschild)和斯蒂格里茨(stigliz,1976)通过对保险市场的研究得出，在保险费率给定的价格水平上，高风险的投保人将购买更多的风险，而低风险的投保人将购买更少的风险，由此导致高风险的消费者把低风险的消费者赶出保险市场，产生逆向选择行为。而对于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不能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借款者，从而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尽可能高的利率进行信贷配给，但利率的逆向选择效应，使得借款者发生分化，从而把高质量的借款者挤走，而留下低质量的借款者，或者较高的贷款利率诱使企业去选择风险更大的投资项目，银行面临着更大的还款风险。

在借贷市场，道德风险是指那些愿意支付较高利率的借款者，可能会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即高利率对项目进行资产投资的借款方所持风险的刺激作用，会鼓励企业(借款方)从事成功率不高，但一旦成功收益很高的项目，从而会加大银行贷款风险。

(二)信贷配给

国外学术界对于信贷配给的生成机制有着各种理论解释，其中斯蒂格利茨等人以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为基础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最具影响力。斯蒂格利茨和韦斯(stiglitz＆Weiss，1981)在关于信贷配给的经典文献中指出，在信贷市场上，当银行不能观察借款人的投资行为而引起信贷风险时，提高利率以补偿风险反而会使低风险的借款人退出市场的逆向选择行为，但并不能使高风险的借款人减少借款。银行宁愿选择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而拒绝一部分贷款要求。这样，就产生了信贷配给问题。由于中小企业普遍投资风险较高，所以，他们自然就成了信贷配给的牺牲者。

惠特(Whette,1983)的信贷配给模式拓展了斯蒂格利茨等人关于借款人在风险厌恶的条件下信贷配给机制的理论。他指出，在借款人风险中性的条件下，银行的抵押品要求也可能成信贷配给的内生机制，因为对于风险中性的借款人而言，抵押品要求的增加，同样可能引起逆向选择，从而减少银行的期望收益。

贝斯特(Bester，1985，1987)的论文进一步讨论了抵押品在信贷配给中的作用，贝斯特认为，抵押品可以和利率同时作为银行分离贷款项目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即银行可以通过企业对抵押品数量的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来分离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贷款项目。

(三)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关系型融资理论研究

关系型贷款，这是指银行的贷款决策主要基于通过长期和多种渠道的接接所积累的关于借款企业及其业主的相关信息而做出。在关系型贷款下，银行的信息积累既可以通过平时办理企业的存款、结算和咨询业务而附带地取得，也可以从企业的利害相关者(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和顾客等)以及企业所在的社区获得；这些信息不仅涉及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还包含企业的社会信誉和业主的个人品行。由于关系型贷款不拘泥于企业能否提供合格的财务信息和抵押品，因而最适合于信息不透明且资产少的中小企业。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根本原因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且，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普遍存在的政府强制性制度供给的外生性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根本原因。

(一)形成了以大银行为i的高度集中的外生性金融体制

作为一种外生性制度供给而建立起来的国有大银行体系，其服务领域和对象理所当然地要遵循政府的偏好，另外，股份制银行大多是依托某种政府部门的背景建立，并未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由于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明确的、不明确的担保或其他方式来鼓励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从而使银行预期政府是最终偿付人，而这种贷款分风险的不对称性，使得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采取歧视的态度。

(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导致了信贷紧缩．从而引起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由于近几年我国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和整顿的力度较大，许多中小金融机构正处于整合的过程中。伴随着中小金融机构数量的减少，相应地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就会减少。此外，由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严重，我国政府为了降低不良贷款的比率，放贷更加谨慎，这使得即使很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也很难获得新的贷款。

(三)政府实施的强制性制度供给效果并不理想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问题，我国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其有效性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当强制性制度违背了一致性同意原则，即强制性制度与一些人(或部门)的利益不一致时，这些人(或部门)就可能不按这些制度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使制度执行很难有效率。

(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诱致性制度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所存在的严格的金融管制对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产生了一定的阻力，例如，对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成长性中小银行的市场准人的限制。又如，针对金融租赁业以前的混乱状况，央行于2000年将金融租赁公司的注册资本规定为5亿元，市场的准入门槛一下子提高了许多，这就使得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租赁业发展缓慢。于是，各种诱致性的制度供给由于政府所实行的强制性制度而减少了。

三、构造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框架

(一)构建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的核心原则

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高中小企业融资制度效率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政府倡导或组建各种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而在于营造内生性中小企业融资制度成长的环境。主要通过中小企业相互之间的资金流动与组合，激励与约束的矛盾运动，自发地去寻找解决其资金供求矛盾的方法和途径，政府的扶持仅通过其内在因素而发挥作用。

(二)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特体系的框架

1．切实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

不同规模的企业都有其最适合生存的领域，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具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在社会经济中有各自的生态位，中小企业的关键是要提高竞争力。中小企业要从品牌和企业自身经营素质两方面人手，建立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的发展体系。

2．建立多元化的间接融资体系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及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发育晚的现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间接融资将是成长性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因而，要解决成长性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实际，必须构建多元化的间接融资体系。发挥国有商业银行的主渠道作用；放开市场准入，大力发展各种中小金融机构；促生民间金融机构，发挥民间资本市场功能。

3．拓展适合成长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体系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程度时，就要进入资本经营阶段，必须借助直接融资才能发展壮大，这是企业发展的规律。我国的中小企业过度依赖于金融中介的间接融资，既限制了融资规模，又增加了融资成本，也不利于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科技创新。另外，间接融资体制以安全性为前提，向风险性科技型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投资少。因此，应当开辟多种形式的筹资渠道，允许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4．建立完善信用管理体系

篇（6）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Stiglitz(1981)认为，由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所以银行的贷款供给不一定是贷款利率的单调增函数，在竞争均衡下也可能出现信贷配给(S—W 模型)。这样，即使银行可贷资金有剩余，也不愿意按高利率放贷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即在配给中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即使愿意出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

Whette(1983)修改了“S—W模型”关于借款人为风险厌恶者这一假设条件，并认为，在借款人风险中性的条件下，银行的抵押品要求同利率一样可以成为信贷配给的内生机制，从而减少银行的期望收益。

Bester(1985，1987)的论文进一步讨论了抵押品在信贷配给中的作用。Bester认为，抵押品可以和利率同时充当银行分离贷款项目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即银行可以通过企业对抵押品数量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来分离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贷款项目。

(二)国内研究

王霄、张捷(2003)在上述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抵押机制和企业规模因素，建立了新的理论模型，从而使均衡信贷配给理论更加贴近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贷款可得性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一客观现实。通过考虑贷款抵押品的信号甄别机制和银行审查成本对贷款额的影响，将借款企业(项目)的风险类型、资产规模与能够(愿意)提供的抵押品价值量相联系，从而使抵押品和企业规模成为了均衡信贷配给中的内生决策变量。

张杰(2000)从我国中小企业大部分是民营经济的情况出发，认为民营经济一时无法在国家控制的金融体制中寻求到金融支持。解除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只有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不致于损害民营经济可贵的内源融资基础。同时，他还认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确保其内源融资机制的前提下，可发育内生性的横向信用联系。因此，鼓励民营经济自身出资组建金融中介机构势在必行。

林毅夫、孙希芳(2005)从中小企业在融资中依赖“软信息”的客观现实出发，得出结论：只有便于获取并处理“软信息”的金融交易主体才能克服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他们认为，非正规金融部门通过各种人缘、地缘关系较易获得临近的中小企业的信息。因此，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信息优势，而正规金融的信息获取方式和信贷决策机制使得正规金融部门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处于信息劣势。

二、我国传统担保模式简述

目前，我国担保机构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出资建立的担保机构，主要面向符合政府产业导向、政府重点扶持的中小企业；二是行业协会性质的互助担保机构，主要服务于协会内部的企业；三是私人建立的商业性担保，服务的企业类型广泛。前两种担保机构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具有产业导向性强、进入的门槛较高、企业获得担保的门槛也较高等特点；第三种担保形式虽然不具有上述特点，但其担保很难得到银行的信用。

从传统的担保来看，担保机构自身经营也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由于银行的优先权，对于符合要求的企业，其可直接采取信用、抵押、质押等措施向企业放贷，而真正寻求担保的，往往是那些经营状况不尽理想、资信程度低的企业，这就决定了担保机构承担着比银行更大的风险。二是担保筛选机制和担保模式存在严重缺陷。理想的担保机构应该是由大批专业人士组成，可以实现信息完全对称，而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不管是政府性质的担保机构还是商业性担保机构，都不是纯粹的信用担保，而必须设立严格的反担保措施。但担保机构对风险的调查能力有限，并且不具有银行所具有的天然优势。所以，他们为了控制自身的风险，只有通过要求企业提供足额的抵押品等措施来补偿担保的风险，且抵押标的一般是厂房、土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而这些恰好是大量中小企业的软肋。因此，这种经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担保机构存在的本来价值。

三、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研究

(一)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概述

中小企业之间内生性的互助联保融资模式，是由需要向银行贷款融资的企业自己寻找合作伙伴并结成联盟，集体向银行贷款的一种行为。在模式中，任何一家企业都由联盟内其他企业共同为其担保，如到期无法归还贷款，则需他们共同为其还款。相关主体关系如图1所示(虚线箭头表示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融资，实线箭头表示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承担连带责任)。

(二)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运作机制

如前所述，大量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抵押品或者规模较小等原因，被排除在了传统的担保贷款范围之外。但是，这些企业往往掌握有核心技术，或者具有独特的商业模式等等。因此，在内生性互助模式下，这些小企业会互相寻找合作伙伴，争取互助联保融资。在多重博弈后，会形成大量优质中小企业的“强强联合”。当然，也不排除一部分风险巨大的劣质中小企业“弱弱联合”，企图集体取得银行贷款然后联合违约的情况。这就需要进一步筛选，也就是银行的甄别。

经过前期企业之间的初步筛选，已经形成了“强强联合”或者“弱弱联合”。因此，银行的筛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各企业是否满足基本的互助联保融资门槛，如企业前期经营状况、是否有重大违约记录等；二是组合的各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否均是独立经营法人，彼此之间是否存在互相参股等情况；三是企业的偿债能力考察。由于前期企业的自由组合，经过彼此之间的相互博弈，组合的企业大多经营实力、风险大小相近，这就是互助企业彼此组合博弈的信息发现功能，为银行的审查带来了规模效应，节约了部分审查成本。通过银行的审查，“弱弱联合”组合被剔除。

组合一旦通过银行审查，顺利得到贷款融资，组合内部的企业之间就会进行互相之间的监督，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会对经营有困难的企业给予适当的支持和帮助，以减少其经营失败违约的可能。这样，中小企业联合起来，不仅共同联合争取到了贷款，更是将这种联合带到了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助于彼此的发展壮大。

(三)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中交易成本分析

对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交易成本，从企业和银行两方面来分析。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交易成本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筛选和监督合作伙伴的成本，由于都是中小企业的合作，如前所述，他们彼此的筛选比银行或第三方担保机构更具有针对性，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真实地了解对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前景等重要信息；二是申请银行贷款审查的时间成本，企业之间前期的彼此筛选，节约了银行审查的工作量，由于没有经过第三方担保，缩短了业务链条，有助于审查时间的节约和效率的提高；三是银行的贷款利息，由于没有通过第三方担保，企业不必缴纳额外的担保费用，这直接节约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即使银行会对这样的贷款方式作一定的利率上浮，只要还在企业的预期融资成本范围内，这样的融资方式也为企业打开融资渠道带来了便利。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银行的贷款审查成本，相对于通过第三方担保贷款而言，在企业互助联保贷款模式下，银行的审查任务相对增加，但是收益也会随着所承担风险的增加而增长；二是贷款后的监督成本，由于企业之间利益的联动促使他们在贷款后有足够的动力互相监督和扶持，并且他们相互之间密切的业务往来也使他们有最佳优势做好彼此的监督工作。

四、互助联保模式实证检验

在我国，中小企业互助联保模式有初步的尝试。其中最成功的案例要数中国建设银行浙江分行和阿里巴巴公司合作推出的网络互助联保。只要满足：工商注册时间满18个月或企业主本人从事本行业5年以上；上年经营无亏损；3家或3家以上的企业组成一个联合体并承诺互相为联合体内其他企业担保，都可以申请贷款，贷款额度从3万元到200万元不等，如果一家企业到期无法归还贷款，则需要另外两家共同替第一家还款付息。

此业务一推出，得到了大批急需贷款融资而又苦于无法获得担保机构担保的中小企业的热烈响应。不到一年，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通过阿里巴巴已经为两百多家中小企业发放了5.7亿元的无抵押、无第三方担保贷款。

同时，他们设置了严密的违约处罚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一旦企业出现违约，无法归还贷款，阿里巴巴会在网上封杀该企业；二是一种和搜索引擎相联系的惩罚方式。一旦某家企业违约，公众只要搜索和该企业有关的关键词，搜索结果页面的最下方会有个温馨提醒，披露企业的违约信息。

通过这样的机制设计，使贷款企业违约的成本远远高于贷款本身。这对于正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视自身信誉为生命的中小企业来说，无疑很好地防范了道德风险。

上述只是违约后的惩罚机制，但是建设银行和阿里巴巴共同关注的是在贷前、贷中、贷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系，将风险最大可能地降低，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第一还款来源。为此，阿里巴巴根据客户在网上的记录设计了一套筛选流程。同时，还在研究一套测伪系统，通过与工商税务、水电、专业互联网等平台对接，经模型测算，对客户信息的真伪作出初步判断。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等.2006年度中国担保业监管研究[C].2006中国担保论坛(论文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 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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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对信贷融资模式与风险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分别以信息不对称、生命周期、不完全合约等角度对信贷融资模式及风险进行了研究。

（一）信息不对称角度的研究

Masako Ueda（2004）从项目评估、筛选与所有权独占角度的研究得出结论：信息不对称和产权保护水平决定了企业选择银行融资还是风险资本融资。产权保护越弱，信息不对称越弱，企业越愿意选择信贷融资。

Massimo G. Colombo（2006）研究了信贷市场的不完善程度，发现信贷融资金额偏小，而初创阶段高科技公司的每一笔私人股权融资金额要比信贷融资金额大得多。高科技中小企业缺少抵押、担保，巴塞尔协议II客观上强制性地使银行将这些初创公司定为高风险级。银行审查流程判断公司业务计划的完善程度和创业人员的能力，从而发放贷款。由于筛选和监控高科技初创公司困难大，成本高，银行就通过减少贷款金额来限制暴露的风险头寸。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减少信息不对称，如高科技初创公司的运营更加透明，创业项目的预筛选，不需要银行面向高科技公司信贷风险的积极态度等。

郭嘉（2004）指出，近30多年来，发达国家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对称”，创造了多种信贷评估技术（如信贷评分、抵押品价值分析和管理）、多种金融服务产品（如信贷承诺、应收账款融资）以及多种信贷风险控制技术（如信贷配给、契约管理、期限管理、长期关系、信息共享、贷款定价）等。

谢沛善等（2009）认为关系型贷款有利于克服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银行获取企业信息的成本，提高获取信息的质量，从而达到降低贷款利率，提高贷款质量的目的。

陈玉娟等（2009）在肯定抵押和担保作用的前提下，提出了倡议：其一，知识产权、股权、企业固定收益都可以质押。其二，建立评级体系，奖励守信单位，并惩罚失信单位。其三，建立科技交流平台，利用现代交流工具降低交流成本，增加交流频率。

仲玲（2006）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理论与实践时发现，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比一般分散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众多优势例如交易成本优势、外部经济优势等，特别是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二）不完全合约角度的研究

Jensen M C等（1976）指出，债务契约赋予债权人的特定权力将会产生成本，包括监督成本、破产重组成本，以及机会成本等，人们可以通过契约的设计和履行降低成本，消化风险。Ahgion P.等（1992）提出，控制权应该分配给创业者，并且使用优先股融资。目前这种观点已经演化成通过可转换债券融资，以保证在融资的前一阶段的控制权为创业者掌握，而同时又考虑到投资者的后期利益。

秦兴俊等（2009）、谢涛（2009）将高科技创业形式分为三种，专利人不参与管理、专利人参与管理、专利人创业。不同的创业形式有着不同的契约安排，不同的契约安排影响着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为了获得外部资金的支配和使用权，企业家必须将一部分产权让渡给外部投资者。企业家让渡“剩余优先索取权”和“赎回权”，留下了“最后剩余索取权”。而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实现与否最终要看控制权（决策控制权和经营决策权）的配置和执行状况。资产专用性和非人力资本投入大的人（Williamson，1975；Dow，1993）和团队中处于监督地位的人（Alchian，Demsetz，1972） 应获得“决策控制权”，要素贡献估价难度大、更不易观察和确认从而也更难监督的人（Holmstrom，Tirole，1989；张维迎，1996），间接定价成本高的人（杨小凯，黄有光，1994）和最能影响企业资产价值变化的人（Barzel，1997） ，应该获得“经营决策权”。

马永强（2004）将人力资本分为技术创新型、管理创新型和投资创新型三种。合约对人力的资本的激励较为困难，风险与收益的分摊较难。因为有限理性（西蒙，1961；阿罗，1974）、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三者导致了不完全合约。创业者和银行在合作前以及合作过程中尽量降低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即最小化事前的签约成本与事后的激励成本之和。

（三）生命周期角度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C Weston & Brigham提出了企业金融生长周期理论。叶山梅（2007）分析了不同成长阶段的高科技中小企业的融资策略。种子期和成长期的“资金互助会”融资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资金互助会”将很多中小企业费集中起来，然后按照短期、小额的方式进行放贷，入会的会员都有机会申请到数倍于会费的贷款。成长期可以利用票据贴现融资，以及商品与贸易融资。成熟期可以申请银行贷款，以私募或可转换债券等形式发行债券。

高科技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模式及风险

将现有信用风险模型进行整理，得到图1。

（一）专家分析法

“5C”包括：信用（Credit）、品质（Character）、企业能力（Capacity）、资本实力（Capital）、抵押物（Collateral）。

“5P”包括：个人条件（Personal）、目的因素（Purpose）、偿还条件（Payment）、保障条件（Protection）、前景预测（Perspective）。

“5W”包括：借款人（Who）、借款用途（why）、还款期限（When）、担保物（What）和如何还款（How）。

（二）统计方法

Altman & Narayanan（1997）提出了Z-score模型：Z=1.2X1+1.4X2+3.3X3 +0.6X4+1.0X5。其中，X1，X2，X3，X4，X5分别为营运资本/总资产比率，留存盈余/总资产比率，息税前收益/总资产比率，股权的市场价值/总负债的账面价值比率，销售收人/总资产比率。

（三）人工智能

神经网络方法包括模式神经网络（MNN）、概率神经网络（PNN）、扩展的学习向量器以及多层感知机（MLP）。Coats& Fant（1993）、Odom& Shard（1990）采用美国银行信贷数据，建立了神经网络信用评分模型，实证认为神经网络方法预测效果很好。

（四）非指标模型

Majd et al.（1987）讨论了分阶段投资期权的定价问题。在银行信贷评估方面，杨辉（2005）从银行角度出发，探讨了实物期权在信贷评估过程的作用。王文柯等（2010）则针对项目信贷，详细介绍了分阶段信贷期权价值的计算方法。

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将失业率、经济增长率、长期利率等当前宏观经济变量的值与违约率和信用等级转移概率联系起来。违约概率是一个变量为宏观经济变量的Logistic函数：

。式中，X1、X2...X是宏观经济变量。

Credit Risk+模型是瑞士信贷银行金融产品部开发的信贷风险管理系统。债务人要么违约，概率P，要么不违约，概率1-P。不同债务人是否违约彼此独立，整体违约数目服务泊松分布。CSFP Credit Risk+模型利用了财险精算的计算风险的方法。

KMV模型是美国旧金山市KMV公司于1997年建立的用来估计借款企业违约概率的方法。它利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根据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资产价值的波动性、到期时间、无风险借贷利率及负债的账面价值估计出企业股权的市场价值及其波动性。对于本研究来说，该模型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对于那些还没有上市的高科技中小企业来说，无法应用该模型。

（五）综合分析

马欣等（2009）从风险定义、风险驱动因素、信用变动、回收率、数值方法等方面比较分析了VAR、Credit Portfolio View、CSFP Credit Risk+、KMV等风险管理方法的异同，并将实物期权引入了信贷风险评价，而分阶段信贷就是一种期权。对于将实物期权思想引入分阶段信贷，还有徐冬冬（2009）。

韩岗（2008）提出了我国中小企业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有个体因素、地区、行业、宏观经济因素四个因变量，行业i、地区r的企业j在第t年的违约概率Pj，i，r，t是自变量。

云俊等（2006）在做信贷风险评估时，既考虑了定性因素，也考虑了定量因素，共七大类因素。主客观评价后得到23个评估点的值，再利用层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最终得到一个唯一的数值。根据数值大小所在的区间，可以对风险做出判断。

政府主导的信贷风险宏观配置体系

（一）政府引导的主要模式

投资公司模式，如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形式。肖卓（2005）提出政府资金为引导，企业自筹为主体，银行贷款为后盾，并以深圳为例。1996年，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的引导下，深圳的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都建立了研究开发机构，研究开发支出占销售额从3%（生产型）到10%（开发型）。深圳市的博士后流动站也设在企业。印度的政府投入占R&D投入的90%，这意味着我国也应要加大政府对高科技的投入。

科技金融机构模式。Dorothea Schafer、Axel Werwatz、Volker Zimmermann（2004）研究了德国政策性科技金融机构KFW向金融中介发放再融资贷款的资助机制。银行按照KFW的条件发放高科技贷款，VC、私人投资者、银行、公司可以向高科技企业进行权益投资。

董彦岭（2000）详细研究了中小企业政策性信贷担保机构。对信贷担保公司普遍缺乏规范的担保保证金制度、再担保制度、集体审核制度、风险内控制度、运行监测制度、代偿制度和债务追偿制度，以及担保过程中的行政指令、人情担保现象表示忧虑。

小企业管理局模式。范肇臻（2008）在研究美国国防科技工业的金融支持时，发现以下规律：

小企业管理局（SBA）与全国7000多家商业银行合作，直接发放贷款、协调贷款或是担保贷款。这些贷款，从3-5年甚至到25年。1993年，美国通过一个法案，规定银行向风险企业贷款可占项目总投资的90%。如果风险企业破产，政府负责赔偿90%，并有权拍卖风险企业资产。美国每年用于国防科研的资金占国防费的10%左右，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与国家研究发展经费的10%要用于小企业的技术开发。

政府提供综合服务的模式。倪杰（2008）认为政府要：确保各种融资渠道和融资市场发挥作用的法律法规体制及市场维护制度，放松养老金、保险金等的投资限制，以扩大创业资本的供给，创新公司制度，允许设立有限合作制公司等。在信息服务体系方面，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交流机会。例如建立创业投资者网络，设立高新技术企业风险评估机构，制定为企业进行技术定级的标准和办法等。

（二）比较研究

企业信用担保模式的比较研究。潘楚楚等（2007）利用张卓琳（2005）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理论模型假设，推导出在政策性担保机构、互担保机构和商业性担保机构中，互担保机构较为有效的结论。

中英中小企业融资的对比。Javed Hussain等（2006）在对比研究中英两国的中小企业融资时发现：在企业发展的前五年，英国人更多地依靠金融机构，而不是自己的储蓄。按照“啄食顺序”理论（Holmes and Kent，1991；Scherr et al.，1990; Mayers，1984），中小企业的融资顺序是：个人金融资源、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权益融资。中国由于缺乏长期的、系统的、统一和相对独立的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难以向金融机构融资，其社会服务系统需要升级，税收需要改善。

对现有国内外研究的评述

可行的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模式是建立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的，需要宏观配置、微观技术、合约等方面关键要素的组合，以缓解甚至解决信贷融资风险问题。但目前缺乏这方面的综合研究。

一方面，发达国家如美国有着先进的信用风险模型评估风险，为市场服务，另一方面，政府也有着宏观进行风险配置的机制，再加上不完全合约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所给予信贷双方的指引作用，从理论上说，高科技中小企业信贷融资规模能够得到提升，风险能够得到控制。这些值得我国借鉴。

高科技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模式，我国仍处于政府与市场皆不完善阶段，美国处于政府市场皆比较完善的阶段。对于从不完善阶段过度到完善阶段的问题，应完善政府宏观配置信贷风险的机制，为市场发育配置信贷风险的能力撑起一片空间。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条件是需要我们研究的），市场配置信贷风险的能力得到发育，如市场公平竞争、市场规模足够大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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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秦兴俊，申明浩.民营科技企业创业模式与融资契约.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8)

篇（8）

早在1969年，斯蒂格利茨26岁之时，先后推出的三篇论文――《两部门经济中的异质性资本品配置》、《风险条件下的收入、财富和资本利得税效应》和《对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审视》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产品的“非同质性”（heterogeneous）、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对经典理论诸多假设前提的挑战。此后，作者的一系列文献都集中于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激励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问题。

贾菲和斯蒂格利茨于1990年合著了《信用配给》，作为第16章刊登于弗里德曼和哈恩主编的《货币经济学手册第二卷》，其中以专门章节阐述了信用配给在宏观经济学以及货币经济学中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献中，作者归纳了自1919年以来霍特里（Hawtrey）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货币经济学的两大对立学派――货币（或货币主义）学派（money or monetarist school）和信用学派（credit school），认为两者的基本差别在于货币政策出发点的不同，前者以货币供应量为基础；后者以信用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credit）为基础；这一差别导致了两大学派在货币政策衡量、货币工具运用和货币政策职能定位上的根本区别。

事实胜于雄辩，思想历程的逐步成熟必须立足于实践检验。这是中外皆然的基本准则。如果说，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贾菲、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等人的学术思想是建立在天才般的直觉基础上的话，那么本书一方面是对其30年学术思想的延续和拓展，另一方面则更注重实证依据和政策运用。在全部16章中，本书一半的篇幅讨论了基于信贷可得性的货币经济学所引申出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含义，以及金融市场自由化、银行部门风险与重组等政策问题；并以美国经济周期和亚洲金融危机论证微观面因素对货币和商业周期的影响。而这些恰恰是货币学派的软肋。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专门研究了其“新范式”下的货币理论两大应用问题。

篇（9）

一、国内外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分析

纵观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已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仍属于弱势群体，其发展面临着许多的困难。据亚太经合组织的统计，全球中小企业的发展普遍面临五大困难（资金融通难、人才引进难、市场准入难、信息共享难和科技应用难），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融资难问题。

从融资方式上来看，中小企业采用的融资方式一般有两种：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在企业内部通过留存收益和折旧等方式融通资金的融资方式属于内源融资，内源融资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及其引起的相关激励问题，降低融资成本。然而，内源融资能力是受到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外源融资又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指企业利用股票、债券等融资工具，在资本市场上直接筹措资金。而间接融资则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近年来，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银行在风险控制和信息的收集、分析技术方面的进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在我国，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融资规模通常较小，信息披露成本高，中小企业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另一方面，创业板市场和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是高科技、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大部分中小企业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也难以承受其融资的高成本。使得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就只能以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为主。再加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还很不完善，除了融资渠道单一外，还存在着担保体系不规范、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和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等困境，因此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我国显得尤为突出。

二、大型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相关理论的研究

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在融资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成为世界性的难题，国内外有很多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围绕企业融资形成了很多理论。

众所周知，信息不对称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基本原因。在关于信息不对称和由其导致的信贷配给问题的研究中，Stiglitz和Weiss（1981）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他们指出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迫使大型商业银行使用信贷配给而不是提高利率来使贷款需求和供给达到平衡。因此，信息不对称是产生信贷配给的根本原因。在金融机构无法分辨借款人的风险时，有些企业即使愿意支付很高的利息也不能得到贷款。在国内，张捷和王霄（2003）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通过考虑大型商业银行审查成本和贷款抵押品的信号甄别机制对贷款额的影响，将借款人的风险类型、资产规模和抵押品价值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企业规模和内生化抵押品的均衡信贷配给模型。该模型指出在信贷配给中被剔除的主要是资产规模小于大型商业银行要求的临界抵押品价值的中小企业和一些高风险企业。该模型为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及转型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启示。

由于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并缺乏足够的符合大型商业银行要求的抵押品，加上贷款规模通常较小，使得中小企业贷款存在风险大、抵押难和成本高的问题。Strahan和Weston（1996）考察了银行规模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银行规模与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大银行通常更愿意为大企业提供贷款，而中小银行更倾向于为中小企业贷款。

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解决大型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风险与收益的平衡问题。只有风险和收益能够平衡，大型商业银行才会有为中小企业贷款的动力。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何自力（2006），他在对我国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和收益结构进行分析，并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水平和成本及风险调整后收益的关系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大型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贷款成本和风险调整后收益不低于其他优质贷款的建议利率水平。

三、大型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融资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企业选择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方式向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均衡发展转变，这必将使以大企业贷款为主的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减弱，原本就有限的大企业客户争夺变得更加激烈。而由于直接融资对企业要求较高，大部分中小企业难以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发展中小企业贷款就可以扩大市场份额，保证大型商业银行收入的稳定增长。因此，正确认识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找准市场定位――服务于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将是大型商业银行提高竞争力、求得生存与发展空间的一个重要策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自大大加强，但贷款利率仍然要受人民银行的下限管理。这对大型商业银行来说是限制了大企业的议价空间，保障了大型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然而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旦人民银行放开利率管制的浮动下限，这些贷款的定价没有了支撑，各家大型商业银行为了争夺优质客户，大企业贷款的利率必将进一步下降，大型商业银行对大企业贷款的盈利能力便会受到严重冲击。然而，中小企业由于融资能力比较弱，而对资金的需求却十分旺盛，一般愿意接受更高的融资成本。单笔贷款金额低是中小企业的一大特点，发生风险时，中小企业贷款的单户损失率远远低于大企业贷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是调整银行资产结构、防范银行经营风险的理性选择。

四、大型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创新措施

（一）明确市场定位，立足于中小企业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银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励，大型商业银行要在激励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空间，就要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原则，把有限的信贷资源用于支撑更多的实体经济增长上，提高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效能。我国正大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型商业银行充分发挥规模优势，立足于带动未来经济的增长的中小企业，促进实体经济沿着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科学发展。

（二）加强与中小企业的互动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难题就在于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其一，中小企业的信息不透明造成大型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风险很高，通过加强与中小企业的互动，从多方面了解中小企业的真实状况，可以降低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的风险。其二，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是大型商业银行为其提供金融服务的基础，大型商业银行只有加强与中小企业的互动，深入了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其三，大型商业银行加强与中小企业的互动，让中小企业更多地了解大型商业银行有什么创新型的产品适合自己，改变中小企业对传统的银行信贷产品门槛高、效率低的印象，吸引一些有潜力的中小企业。

（三）发展关系型贷款

从各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发展关系型贷款在缓解中小企业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难问题上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在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业务上应积极发展关系型贷款。首先，我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发展关系型贷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其次，一些中小企业具有明显的地方产业特色，在某产业领域形成了产业集群，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协作程度高、联系紧密，减少了企业逃废债务的可能性，降低了大型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的风险。同时，产业集群内的大量中小企业贷款可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抵消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收益成本不对称的问题。

（四）积极探索高效的审批机制

中小企业融资有频率高、需求急的特点。大型商业银行要不断改进与优化贷款审批流程，建立一套完善的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管理体系，可以提升小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同时有效控制了小企业信贷风险。大型商业银行可以探索简化贷款申请及审批流程，通过业务流程的标准化、规范化，提高业务的处理效率和对客户的服务质量。

（五）丰富信贷抵押担保手段

由于中小企业融资业务整体风险比较大，大型商业银行往往要求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抵押作为第二还款来源以覆盖风险。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大多处于起步阶段，固定资产少，自身可抵押物不足，也很难找到有实力的大企业作为担保人，抵押担保难成为制约中小企业融资的一大障碍。而中小企业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仓单、提单、应收账款、专利权、著作权等成为抵质押物，使很多以往抵押手段不足的中小企业有了抵押贷款的新途径。

（六）提供标准化的信贷产品

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庞大，要想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就要为更多的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时，根据其自身经营特点、对手企业特点、交易结算方式等条件所对应的类型提供标准化信贷产品。提供标准化的信贷产品，不仅针对性强、适用性广，还可以大大提高服务效率，并且可以在全行推广成功经验，更好地实现为中小企业的服务。

五、结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针对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及建议。这些措施一方面迎合了中小企业“小、快、灵”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解决了大型商业银行有关金融业务的风险、成本控制问题。总之，大型商业银行在支持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方面很有优势，并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型商业银行可以在经营机制、管理体制、产品创新、业务流程创新、运行模式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完全可以有效支持我国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的信贷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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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2间接融资。中小企业由于经营规模的限制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不成熟，其间接融资过分集中于银行贷款。在国有商业银行加强金融风险防范的形势下中小企业间接融资困难重重。首先，银行贷款数量少。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不足国有商业银行更倾向于将贷款发放国有大型企业致使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比例远低于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比例。其次．信用担保制度不健全使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经营规模小固定资产少等特点因而银行贷款需要第三方提供担保。最后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制不健全没有专门的金融服务机构。

3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近几年随着中小板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开辟更为广阔的融资渠道然而我国的股票融资机制还存在这许多的不足之处。首先IPO审核时间长、不可预测。虽然我国证券发行上市采用了核准制但仍以实质审核为主基本无法确定能否通过发审委的审核。其次发行上市门槛高、层次较单一。虽然深交所设立了中小企业板块但与主板市场的区别不大只向多层次市场迈出了很小的一步。此外，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远落后于股市和银行信贷市场的发展其不发达程度在交易市场上表现突出1995年～1999年股票交易额占交易额的8356％，债券占1644％其中企业债券仅占233％。由于我国实行“规模控制．集中管理．分级审批”的规模管理方式，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来获取资金。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成因分析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因素主要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种情况。

1内部原因

(1)中小企业有较大的财务风险。净收益理论认为企业债务融资的成本比股权融资的成本低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会随着企业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选择不同而发生变化企业更多地利用债务融资增加债务资本比例，会提高财务杠杆比例降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企业的市场价值相应提高。由此中小企业为了求得较低资本成本会尽量保持较高比例的负债。然而较高的负债水平，必然会使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增大从而导致较高的财务风险。

(2)中小企业信用道德风险高。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低而且大多缺乏抵押品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依赖于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因此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更高。而且中小企业通常自有资本较少，面临更为激励的市场竞争亏损和破产的可能性更大。由于破产成本低自身没有更多的商誉价值因此中小企业比大企业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更大．破产逃债的动机更强，这在中小企业的融资的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证明。

(3)权益资本成本过高。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要求融资规模大这样与筹集到的大规模资金相比．发行费用微乎其微。而中小企业所需资金的规模一般偏小．发行费用相对来说很大，导致其在资本市场上等资难。

2外部原因

(1)中小企业融资的所有制歧视。长期以来．我国在资金配置方面存在着所有制歧视因素，融资渠道被国有银行垄断，银行贷款完全为国有经济服务。改革开放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长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不可能一下子随着经济体制变革而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个转变需要更长的过程。国有银行垄断了资金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资本市场处于政府控制之下，这些金融机构主要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提供资金中小企业只能从银行得到很小一部分贷款。

(2)过度的金融管制。在市场不完全条件下金融机构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借款人的请求而会进行信贷配给。在金融过度管制下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更为严格并且金融机构对风险也会更加敏感由于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透明更加严重从而它的风险也就会最高，从而中小企业将成为金融机构进行信贷配给的首要对象，甚至会拒绝给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3)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制约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结构上看中小企业对长期资金需求最为迫切金融机构即使给予贷款多为短期一般在1年以下这种短期资金只能作为企业流动资金运用而对于企业长期资金周转和长期发展投资资金则无法满足。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中小金融机构数量过少实力和规模也不大使得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受到制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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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兰兰我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5

篇（11）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stiglitz(1981)认为,由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所以银行的贷款供给不一定是贷款利率的单调增函数,在竞争均衡下也可能出现信贷配给(s—w 模型)。这样,即使银行可贷资金有剩余,也不愿意按高利率放贷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即在配给中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即使愿意出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

    whette(1983)修改了“s—w模型”关于借款人为风险厌恶者这一假设条件,并认为,在借款人风险中性的条件下,银行的抵押品要求同利率一样可以成为信贷配给的内生机制,从而减少银行的期望收益。 

    bester(1985,1987)的论文进一步讨论了抵押品在信贷配给中的作用。bester认为,抵押品可以和利率同时充当银行分离贷款项目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即银行可以通过企业对抵押品数量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来分离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贷款项目。 

    (二)国内研究

    王霄、张捷(2003)在上述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抵押机制和企业规模因素,建立了新的理论模型,从而使均衡信贷配给理论更加贴近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贷款可得性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一客观现实。通过考虑贷款抵押品的信号甄别机制和银行审查成本对贷款额的影响,将借款企业(项目)的风险类型、资产规模与能够(愿意)提供的抵押品价值量相联系,从而使抵押品和企业规模成为了均衡信贷配给中的内生决策变量。 

    张杰(2000)从我国中小企业大部分是民营经济的情况出发,认为民营经济一时无法在国家控制的金融体制中寻求到金融支持。解除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只有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不致于损害民营经济可贵的内源融资基础。同时,他还认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确保其内源融资机制的前提下,可发育内生性的横向信用联系。因此,鼓励民营经济自身出资组建金融中介机构势在必行。 

    林毅夫、孙希芳(2005)从中小企业在融资中依赖“软信息”的客观现实出发,得出结论:只有便于获取并处理“软信息”的金融交易主体才能克服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他们认为,非正规金融部门通过各种人缘、地缘关系较易获得临近的中小企业的信息。因此,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信息优势,而正规金融的信息获取方式和信贷决策机制使得正规金融部门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处于信息劣势。 

    二、我国传统担保模式简述

    目前,我国担保机构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出资建立的担保机构,主要面向符合政府产业导向、政府重点扶持的中小企业;二是行业协会性质的互助担保机构,主要服务于协会内部的企业;三是私人建立的商业性担保,服务的企业类型广泛。前两种担保机构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具有产业导向性强、进入的门槛较高、企业获得担保的门槛也较高等特点;第三种担保形式虽然不具有上述特点,但其担保很难得到银行的信用。 

    从传统的担保来看,担保机构自身经营也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由于银行的优先权,对于符合要求的企业,其可直接采取信用、抵押、质押等措施向企业放贷,而真正寻求担保的,往往是那些经营状况不尽理想、资信程度低的企业,这就决定了担保机构承担着比银行更大的风险。二是担保筛选机制和担保模式存在严重缺陷。理想的担保机构应该是由大批专业人士组成,可以实现信息完全对称,而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不管是政府性质的担保机构还是商业性担保机构,都不是纯粹的信用担保,而必须设立严格的反担保措施。但担保机构对风险的调查能力有限,并且不具有银行所具有的天然优势。所以,他们为了控制自身的风险,只有通过要求企业提供足额的抵押品等措施来补偿担保的风险,且抵押标的一般是厂房

、土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而这些恰好是大量中小企业的软肋。因此,这种经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担保机构存在的本来价值。 

    三、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研究 

    (一)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概述 

    中小企业之间内生性的互助联保融资模式,是由需要向银行贷款融资的企业自己寻找合作伙伴并结成联盟,集体向银行贷款的一种行为。在模式中,任何一家企业都由联盟内其他企业共同为其担保,如到期无法归还贷款,则需他们共同为其还款。相关主体关系如图1所示(虚线箭头表示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融资,实线箭头表示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承担连带责任)。 

    (二)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运作机制 

    如前所述,大量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抵押品或者规模较小等原因,被排除在了传统的担保贷款范围之外。但是,这些企业往往掌握有核心技术,或者具有独特的商业模式等等。因此,在内生性互助模式下,这些小企业会互相寻找合作伙伴,争取互助联保融资。在多重博弈后,会形成大量优质中小企业的“强强联合”。当然,也不排除一部分风险巨大的劣质中小企业“弱弱联合”,企图集体取得银行贷款然后联合违约的情况。这就需要进一步筛选,也就是银行的甄别。 

    经过前期企业之间的初步筛选,已经形成了“强强联合”或者“弱弱联合”。因此,银行的筛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各企业是否满足基本的互助联保融资门槛,如企业前期经营状况、是否有重大违约记录等;二是组合的各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否均是独立经营法人,彼此之间是否存在互相参股等情况;三是企业的偿债能力考察。由于前期企业的自由组合,经过彼此之间的相互博弈,组合的企业大多经营实力、风险大小相近,这就是互助企业彼此组合博弈的信息发现功能,为银行的审查带来了规模效应,节约了部分审查成本。通过银行的审查,“弱弱联合”组合被剔除。 

    组合一旦通过银行审查,顺利得到贷款融资,组合内部的企业之间就会进行互相之间的监督,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会对经营有困难的企业给予适当的支持和帮助,以减少其经营失败违约的可能。这样,中小企业联合起来,不仅共同联合争取到了贷款,更是将这种联合带到了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助于彼此的发展壮大。 

    (三)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中交易成本分析 

    对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交易成本,从企业和银行两方面来分析。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交易成本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筛选和监督合作伙伴的成本,由于都是中小企业的合作,如前所述,他们彼此的筛选比银行或第三方担保机构更具有针对性,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真实地了解对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前景等重要信息;二是申请银行贷款审查的时间成本,企业之间前期的彼此筛选,节约了银行审查的工作量,由于没有经过第三方担保,缩短了业务链条,有助于审查时间的节约和效率的提高;三是银行的贷款利息,由于没有通过第三方担保,企业不必缴纳额外的担保费用,这直接节约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即使银行会对这样的贷款方式作一定的利率上浮,只要还在企业的预期融资成本范围内,这样的融资方式也为企业打开融资渠道带来了便利。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银行的贷款审查成本,相对于通过第三方担保贷款而言,在企业互助联保贷款模式下,银行的审查任务相对增加,但是收益也会随着所承担风险的增加而增长;二是贷款后的监督成本,由于企业之间利益的联动促使他们在贷款后有足够的动力互相监督和扶持,并且他们相互之间密切的业务往来也使他们有最佳优势做好彼此的监督工作。 

    四、互助联保模式实证检验 

    在我国,中小企业互助联保模式有初步的尝试。其中最成功的案例要数中国建设银行浙江分行和阿里巴巴公司合作推出的网络互助联保。只要满足:工商注册时间满18个月或企业主本人从事本行业5年以上;上年经营无亏损;3家或3家以上的企业组成一个联合体并承诺互相为联合体内其他企业担保,都可以申请贷款,贷款额度从3万元到200万元不等,如果一家企业到期无法归还贷款,则需要另外两家共同替第一家还款付息。 

    此业务

一推出,得到了大批急需贷款融资而又苦于无法获得担保机构担保的中小企业的热烈响应。不到一年,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通过阿里巴巴已经为两百多家中小企业发放了5.7亿元的无抵押、无第三方担保贷款。 

    同时,他们设置了严密的违约处罚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一旦企业出现违约,无法归还贷款,阿里巴巴会在网上封杀该企业;二是一种和搜索引擎相联系的惩罚方式。一旦某家企业违约,公众只要搜索和该企业有关的关键词,搜索结果页面的最下方会有个温馨提醒,披露企业的违约信息。 

    通过这样的机制设计,使贷款企业违约的成本远远高于贷款本身。这对于正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视自身信誉为生命的中小企业来说,无疑很好地防范了道德风险。 

    上述只是违约后的惩罚机制,但是建设银行和阿里巴巴共同关注的是在贷前、贷中、贷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系,将风险最大可能地降低,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第一还款来源。为此,阿里巴巴根据客户在网上的记录设计了一套筛选流程。同时,还在研究一套测伪系统,通过与工商税务、水电、专业互联网等平台对接,经模型测算,对客户信息的真伪作出初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