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民族经济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凉山州民族地区地貌复杂多变，盆地、平原、丘陵、高原等地貌交错，最高海拔和最低海拔相差5653米，平均海拔超过2500米，70%以上区域在海拔1000米以上。这些地区海拔悬殊，气候垂直变化大，降水量少，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经济分散，经济总量小，不适合大规模农业开垦。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差异大，直接影响了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除凉山州安宁河谷流域的五县一市经济较好外，其余少数民族为主的11个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究其原因，安宁河流域地处凉山州的交通干线-成昆铁路和108公路国道，其他县以公路为主，甚至个别乡村还存在公路未通的落后情况。落后的交通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该区域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都难以进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据统计，2009年国庆期间，凉山州有超过90%的旅行社因买不到团队返程票而停业，可见对经济的制约明显。

（二）经济开发粗放，环境污染破坏严重

凉山州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山区，以种植业或畜牧业生产为主，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强。并且，由于少数民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水资源匮乏以及粗放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导致出现过度垦殖，水土流失加剧而导致土地更加贫瘠的情况。此外，凉山州的矿山开采集约化程度差，矿产资源利用方式粗放，开采技术落后，导致采选回收率低，采矿成本高以及综合利用率不高等情况；私挖滥采，采富弃贫，破坏浪费矿产资源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矿产企业粗放地开采矿产资源，不妥善处理选矿尾渣、采矿废石和采空区，对矿山及周边森林植被造成严重破坏，引起水土流失以及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有些企业还不做处理直接把选矿水排入河道中，造成水体污染等各种环境问题。即使第三产业旅游业发展也以观光为主，片面追求旅游业的观光人群数量等指标，这对于生态脆弱的多民族聚居区来说影响相当严重。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

2012年，凉山州民族地区生产总值1122.7亿元，比上年增长13.8%，位列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州的第一位。201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18.8亿元，同比增长4.6%；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87.9亿元，同比增长18.8%；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16.0亿元，同比增长11.3%。凉山州三大产业结构比为19.5：52.4：28.1，第二产业的比重和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显著，根据西蒙•库兹涅茨三大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判断，凉山州工业化水平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因素，凉山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2014年较发达的安宁河流域六县一市生产总值占到凉山州的72.7%，而彝区和藏区11个县生产总值仅占全州的27.3%。在民族地区劳动力仍然高度集中在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发展不足，难以吸纳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凉州民族旅游发展又存在过度商业化和庸俗化、民族文化“同化”现象，同时缺乏科学、系统的促销方案，省外的知名度低，没有形成品牌效应，也就不能吸纳更多就业者。（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制约凉山少数民族的贫困主要表现为彝族的贫困。2012年凉山州总人口497.24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269.28万人（彝族人口252.13万人），占总人口的54.15%（50.71%），全州彝族人口的一半多，130万彝族人口都居住在凉山州的12个贫困县。此外，由于彝族是直接从奴隶社会跨入现代社会，大多数彝族又居住在山间和高寒山区，因此彝族聚居的农村都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使凉山彝族地区农业发展滞后，农村劳动力一直未得到有效转移，大多数劳动力仍滞留于第一产业。民族地区劳动者普遍存在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总体素质教育水平偏低，难于直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2008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32.7%，而凉山州还不到20%，特别是在母语“彝语”为主的彝族聚集地更为明显。因此，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第一产业的发展。

二、积极推动四川凉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扶持当地发展

1.扩大基础建设投资

凉山州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地域复杂、人口稀少，整体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要加大基础设施、环境改造和公共服务等投入，解决民族地区电力、通讯、交通和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其中，旅游交通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前提，方便、快捷、低廉的旅游交通直接影响旅游地的可进入性，从而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凉山州地区位处我国西南内陆地区，游客进入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较高。因此，应该大力加强旅游交通建设，重点发展大众性航空、高速公路、快速铁路对西部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2.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凉山州民族地区的发展应该根据开发者付费、受益者补偿以及破坏者赔偿的原则，建立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支持等举措，从国家、地区、产业三个角度，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合理补偿，这是为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3.增加教育资金投入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资金来源由中央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实际上很多民族贫困地区中央财政投入所占比例低，而地方财政又比较困难，导致义务教育难以实施。应该增加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减轻民族地区地方财政和农民的经济负担，改善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水平。

（二）民族地区应大力发展优势低碳产业

1.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工业

民族地区把资源优势与低碳经济相结合，是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必然的选择，因此，凉山州少数民族地区应该以资源优势为依托发展特色工业，以其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等资源禀赋为依托，对区域内部各经济要素与生态环境间相互整合、协调发展。从少数民族自身利益出发，开发特色产品和产业，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一方面发展清洁能源，根据各民族地区自身特点，发展风能、水电、太阳能和地热能等，以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粗放型的矿产资源开发模式应该向精深加工转型，走延伸矿产资源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因此应该加快成都-凉山工业园区、西昌钒钛产业园区等重点产业布局的建设，重点发展优势产业包括水电、有色金属、稀土等，建立相关产业集群，构筑现代工业发展体系，以工业振兴带动经济全面发展。

2.发展生态特色品牌旅游

要保护凉山州当地民族原生态环境旅游开发，就应该尊重凉山州当地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和信仰，重点进行民俗文化结合生态深度旅游的方式开发，并进行多项资源整合和综合深度全方位开发，以单项旅游开发为主导，兼涉其他的综合项目开发，多层次的、多角度地充分发掘出吃、住、行、游、娱、购的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和民俗风貌，在部分较为深入民族生态居住区域可以采用小众旅游的开发模式。例如探险、远足等旅游模式，开发规模、服务方式和营销策略都针对部分特殊的市场或消费者。这样就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从而对凉山州民族地区民俗进行整体性开发。

篇（2）

（二）忽略了信息化和市场化的水平、过于注重法规和政策从西部民族地区来看，存在着比较低的市场化程度，这个因素也对投资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从西部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来看，还未能破解政企关系的相关难题，没有较高的市场化水平，投资者将会难以得到所需信息。但是，对企业的经营者而言，能否及时掌握信息是较为关键的。从相关调研来看，外企中51.2%的公司不具备特定的信息部门，而且还有34.3%依赖母公司所提供的信息；在此过程中，相关调研结果表明，32.2%的公司并不十分满意西部民族地区眼下在信息资源方面的环境，觉得它难以达到企业发展的要求和需要。[5]在获取这种信息方面，理所当然地涵盖了企业与当地其他企业、或社会团体、或政府间所开展的谈判的相关信息。假如西部民族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有着相当规范的政府行为，市场中相关团体和企业会根据市场规则开展经济活动，这样的环境也最能吸引投资者。

（三）重视政府、团体行为，相对忽视社会文化体系的建立和个体行为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考虑，要认真地分析拟投资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个体素质，这也是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相互要素。对西部民族地区来讲，分析它的社会文化体系，怎么样才能把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变成有着强大前景的生产力，还需要进一步强化相关研究活动，使得它的社会文化体系具备持续开展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反之，传统文化和历史积淀的丰富性将以一定程度的固步自封和保守思想带给了西部民族地区人民。对西部民族地区而言，这种人力资源的巨大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成是低廉的低素质劳动力的不合理运用而造成的。

（四）不具备整体吸引投资的理念，区域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公平西部民族地区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资源禀赋差别，然而也有一定程度的相近状况，难以避免地形成了争夺投资的问题。本文认为，肯定是要进行争夺，但如何争夺是关键，是借助投资经济环境的改善还是其他非正当手段，这是重中之重。对于少数民族不同地区而言，假如缺乏整体协调的系统或能力，相关地区间肯定会存在一些矛盾，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五）注重吸引投资者，忽略了被投资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属于规模非常大的系统，从其中的子系统来看，相互之间都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无论哪个子系统存在问题，均可能会影响相关子系统，或者会影响整个系统，包括被投资地区附近的人民生活水平、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稳定性。从投资场所来看，周围地区所具备的经济形势以及环境，也是必须要估计的投资环境方面的关键因素。假如周边环境不是十分有利，肯定会以负面作用影响投资，地区如此，国家也同理。难以想象处在某个特别不发达的乡村的被投资西部民族地区会存在着较为有利的投资经济环境。还要认真关注投资项目的发展状况，市场的发展重点处在广袤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但是农村的经济发展形势不好，不具备一定程度的购买力，难以达到投资的预期目标。

二、完善西部民族地区投资经济环境四大路径

（一）培育市场主体对西部民族地区而言，为了破解长时间以来的资金短缺现象，要更好地将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出来，还要合理地培养合乎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资以及融资主体。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是合格的发展主体。它涵盖了民营经济等相关的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涵盖了个体、私营、港澳台合资企业和独资经济，此外也囊括了外资独资经济以及合资企业，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股份制经济和联营经济中的民营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合格的市场主体是民营经济，这是由于民营企业具备了非常清晰的产权关系，可以独立地进行经营，而且实现了自负盈亏。这些民营企业有着较强的约束机制以及动力机制，较为灵活的经营机制以及强大的创造力。它们也在追逐企业经营利润的最大化，尽可能地实现最佳效益的资金运营目标，这种投融资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也是非常合格的。[6]从东南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来看，能够很好地证明这一点。为了高效地在西部民族地区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可以从两方面入手，首先要加大力度在西部民族地区培育大量的民营企业，其次，对于西部民族地区而言，要想尽一切办法吸引中东部地区的民营企业来投资，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西部民族地区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的支撑和力量。对民营企业而言，这种市场投融资主体对西部民族地区而言是非常合格的，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

（二）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了更好地在西部民族地区将市场机制的巨大作用发挥出来，扎实地建立市场化的公平竞争环境，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1．严厉打击造假、欺诈等不诚信或者违法行为如果发现存在着假冒伪劣商品，特别是多种类的大宗服务交易场所或商品市场，需开展严格有力的整肃活动，切实将制假售假的相关场所铲除殆尽，严查大案以及要案，对肆意横行的虚假广告进行严惩，尤其是对那些包治疑难病症的虚假广告和保健食品领域要严查狠打；对商标侵权行为进行严厉的惩处；如果印刷企业出现了印制假商标、包装以及标识，要对其从严查处；对包括逃税、偷税、走私、贩私以及骗汇等花样繁多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7]2．严格审查违法经营，规范市场主体的准入行为西部民族地区还要进一步强化审查市场主体的准入资格，坚决将那些不符合准入制度的市场主体从市场中清除出来：要对生产者、流通者以及企业家等相关主体的行为，进一步规范，确保流通主体的最低注册资金。阻止部分市场主体，可能是能力不强，但是在进入市场后对相关的市场秩序进行干扰的丑恶行为；在市场退出机制方面，要遵守相关的手续和程序，制止它们侵害其他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合法权益。3．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工商部门而言，务必努力地开展好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活动，更好地破除行业垄断、区域经济封锁以及地方保护等，对相关单位或垄断性行业采取多种措施，更好地提升和改进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环境，切实体现出市场竞争环境中优胜劣汰机制的巨大作用。

篇（3）

2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2.1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是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

把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市场为先导,以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为宗旨,挖掘丰富多彩的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发挥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功能与价值。在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过程中,要充分理解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实质,要吸取产业之精华去除糟粕,体现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独特风格的一面。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勇于创新与开发,使其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来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出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从而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以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来推动区域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2.2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是以政策为导向来推动经济发展

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给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绝好的契机,在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起到决定性作用,为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扶持,要抓好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机遇,利用政府提供保障措施和法规制度的完善,培养专业高素质人才,来促进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跨越式发展,通过政府政策大力的支持,我们要有效利用好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来拉动湘西经济的发展。对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利用好体育文化产业中的优势资源,加以拓新与挖掘开发出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最大经济效益利益化。

3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策略

3.1利用优势资源,发展特色民族体育文化产业

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资源丰富,(如:体育竞赛表演、民族体育舞蹈表演、民族传统体育健身表演等)。因此,要着重抓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资源,利用国家西部政策来发展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旅游带的战略规划,大力发展体育文化旅游业,把体育文化产业发展为湘西文化产业的引擎,成为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有规模、有吸引力、可持续发展的知名产业。湘西的人文资源丰富,土家族、苗族等各种民俗节日文化活动独具特色,开发少数民族文化和节日文化,把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创造少数民族民俗体育风情游,把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引向文化产业之路。通过第三产业开发逐步带动湘西经济发展,使湘西经济由传统的单一化走向灵活多样多元化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循环的、原生态的绿色产业,就现展而言,信息掌握时代,科技改变未来、人们追求高质量的工作环境、舒适的度假环境,所以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正处于发展期,对湘西经济发展是一个绝好契机,无论对于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来说还是对于湘西经济发展来说这都是双盈利。

3.2发展旅游业,打造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协同发展共双赢

把握好湘西民族文化第三产业发展势头,在信息高速化时代,通过互联网来传播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同时继续保持好这股良好势头,将其发展为支持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并肩发展的新兴产业。现代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时尚、休闲、健身等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产业链。湘西民族体育文化可以将自然风光、人文景点与生态农业、体育休闲、民风民俗、民族体育结合起来,打造出有特色的旅游产业,借湘西少数民族资源丰富平台来塑造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让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独特民族文化优势。

篇（4）

1.基小的皮件生产

目前全村在上海、广州、浙江、新疆和内蒙古等地的从业人员有300多人，占全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李楼村李臣在广州创业，吸纳本村就业100多人，致富后不忘家乡，拿出10多万元用于改善村容村貌。通过深入调研，调研组发现，近年来少数民族聚居村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以项城市为例，主要有：发展不尽平衡。受基础设施、经济基础、区位优势、经营习惯、群众思想解放程度等诸多因素影响，民族村之间发展不平衡。如丁集镇河北村交通便利，少数民族群众思想活跃，经商意识强，户户以皮革加工为主，村民创业有成，开小车、住别墅、走水泥路、用光纤网，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而付集镇马庄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群众思想解放程度低，还是传统的农业村，人均纯收入仍低于全市7700元的平均水平。

2.农业基础薄弱

一些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特别是个别村50亩地一眼井、沟沟相连、小沟通大沟的河流畅通网络还未完全实现，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多数村人均耕地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生产成本高，组织化程度低，农业增收难度大。养殖业多是散养，规模偏小，品种不优，形不成规模效益。林果业在个别村发展较慢，没有连片种植，缺少经过精深加工的品牌农产品。加工业上多数民族村缺少特色，仅靠做小生意和外出务工增加收入。

3.产业升级缓慢

皮革、制鞋、农机配件等板块经济作为家族式民族企业，老一辈创业者目前年龄老化、闯劲不足、缺少现代管理经验，特别是近年来受市场环境大气候影响，企业投入严重不足，产品结构调整缓慢，现有产品科技含量低，市场竞争力弱，企业抵御风险能力不强。

4.建设规划滞后

少数民族村缺少整体规划，服务设施不完善，无垃圾污水处理设施，无公共排水功能，缺少照明设施，环境亟须改善。有的村缺少卫生室和医务人员，出现群众突发疾患时，应急处置能力差。大部分村缺少文化大院和体育设施，群众在从事习武、秧歌等传统体育项目时，大多在清真寺进行。

5.人才储备不足

村级班子年龄偏大，一些村干部年龄已过60岁，后备力量严重不足。个别村级干部服务意识、集体意识、民主意识不强，影响着村级力量的发挥。加之受重商轻教的传统习俗影响，青壮年劳力外出经商务工的多，接受专业技术培训的少，导致懂种、养、加等专业技术的人才缺乏。

二、少数民族是一个特殊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少数民族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因此，推进少数民族聚居村经济发展必须统筹兼顾、合力推进。对此建议：

1.是制定扶持政策，增加资金投入

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出台促进民族聚居村经济发展的意见和措施，形成政府主导、民族部门综合协调、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当前，重点是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打捆使用各级各类扶持资金，集中对优势产业、新农村建设项目予以扶持，推进民族聚居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落实各级政府关于加快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有关意见，用足用活用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借鉴外地做法，研究出台对回族群众养殖业的优惠政策和牛羊肉差价的生活补贴办法，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及时解决民族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困难。

2.是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增收途径

围绕少数民族生活特点，帮助制定发展规划、配套政策和服务措施，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要加强现代农业基地建设。引导各村瞄准市场需要，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土地流转，加快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业。要发挥产业集群优势。继续巩固发展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增强企业辐射带动作用。要注重打造特色。对有特色的清真食品进行精深加工，积极申报名优小吃，扩大影响，提升知名度，使其成为少数民族群众增收的短平快项目。

3.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聚居村民生改善

对有条件、群众要求强烈的村，抓住创建“清洁家园”、打造“美丽乡村”政策机遇，实施“天蓝、地绿、水清”工程，以点带面，典型引路，建好新型农村社区，让群众享受到城里人的生活。对不具备条件的，要立足实际，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根据民族村存在的问题，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逐步解决。把民族村供排水、交通、用电、建房、就医等与群众生活相关的建设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并及时有效地付诸实施，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

4.是加强教育宣传，提升少数民族整体素质

立足各村的特色产业和重点项目，开设职业教育、农民科技学校等阵地，抓好科技知识普及，加快种植、养殖、加工等实用技术推广。建立健全村室文化大院，实施好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给村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和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为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奠定基础。在少数民族聚居村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全面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

5.是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增强整体带动作用

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党性观念强、群众威信高、致富门路多、带头作用发挥好的“能人”选进班子，发挥其“核心”带头作用。认真做好发展新党员工作，加快后备力量培养，加强“双强”支部建设，促进聚居村党支部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此外，扎实开展回族友好村邻创建、民族团结进步表彰等活动，巩固民族团结的基础础设施日趋完善，生产生活条件逐年改变。经过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群众的出行、供水、用电矛盾得到缓解。目前，90%的村实现了村村通油路，100%的村通上了自来水、有线电视和程控电话，100%的村办小学完成了危房改造，解决了辖区内中小学生的就学问题，100%的村完成了农网改造，实现了城乡同网同价。特色村李楼实现了排房化，村庄四周油路环绕，村内硬化路面四通八达，公共照明设施齐全。

篇（5）

2014年中央、四川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新常态的特征要求，为经济发展增速换档、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在当前，国内畜产品产销逐渐回归正常，消费更加趋于理性，人们对畜牧产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希望它提供大量健康营养的畜牧产品，同时要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到最小。为此，在畜牧行业调整生产结构，控制总体产能的大背景下，循环经济便成为维护地区生态安全、维持正常畜牧业生产的关键。四川是畜牧业大省，川西北又是全省欠发达地区，只有突出“生态立州、畜牧强州”的工作思路，将循环经济融入现代畜牧业发展全过程，促进畜牧业有效转型，才能使畜牧业在引领新常态中走在全省前列。

（二）是川西北民族地区推动新发展的现实选择。

同志在云南调研时强调，“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川西北民族地区幅员面积23.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7.9％，不仅是我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和全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也是全省五大经济区之一的川西北生态经济区，拥有全省87％的牧草地和46％的林地。2013年，川西北民族地区实现畜牧业生产总值57.6亿元，占农业生产总值的52.4%，畜牧业在农业中的主导优势突出，在全省三次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明显。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可以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有效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走出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路子，为农业转型、农村发展、农牧民增收提供有效途径，为实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川西北民族地区迎接新挑战的重要举措。

川西北民族地区是国家和省重点生态功能区，是藏、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所在地，生态地位、政治地位、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近几年来，该地区生态改善、环境治理效果不够明显，畜牧业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藏区、反破坏、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艰巨；同时，该地区又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当滞后的民族地区。据统计，2013年末甘孜、阿坝两州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01.22亿元、233.99亿元，在全省各市州中排位倒数前两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435元、6793元，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有一定差距。面对诸多挑战，只有大力推进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以一业促多业”，“以一点带多点”，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才能确保川西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二、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国内畜牧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加大。

近两年，受禽流感疫情、倒奶杀牛事件、死猪事件等的影响，国内畜禽养殖业一度遭遇“寒冬”。据统计分析，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畜牧业总产值与2013年前三季度相比未见“增色”，其中第一季度产值还略低于2013年第一季度产值。同时，四川玉米、大豆等饲料粮供需矛盾突出，饲料价格上升直接导致全省畜牧养殖成本增加。此外，劳动力、环保、用地、防疫、水、电及循环利用技术方面等费用也逐年呈上涨趋势，而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有限，养殖效益面临多方挤压，势必给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增加难度。

（二）生态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控制。

草场资源是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维持川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稳定的战略资源。没有稳定良好的草场资源和养殖环境，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将无从谈起。从这几年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业发展现状看，农牧民的环保意识仍需进一步强化，草原退化现象比较严重，超载过牧问题依然突出。

（三）畜牧业生产方式亟待转变。

川西北民族地区地处高寒山地，除地形、气候等客观条件制约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因素外，当地生产企业标准化、产业化程度低，科学技术投入不足，形成原始资源和再生资源浪费，畜产品深加工率低，与金融机构、担保公司、畜牧养殖户等的产业利益链接机制还未完全形成；作为散养户的农牧民，个人文化素质较低，家庭养殖条件较差，采用实用技术较少，防灾减灾能力弱，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较大隐患。

三、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主要路径

（一）突出绿色循环再利用，加快构建新型畜牧业循环经济体系。

循环利用是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关键环节。当前，阿坝、甘孜两州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农牧民增收新型业态的双重任务条件下，要从现有畜牧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考虑，突出绿色循环导向，强调上下游资源及延伸产业的节约使用、循环利用，逐步形成以养殖业为核心的多种业态相互交融的新型畜牧业循环经济体系。在上游及延伸产业中，注重对牧草资源的适度利用和提高畜牧饲料品种的多样化。针对牧区饲料和玉米、豆类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问题，要深入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扩大草场资源供给和秸秆资源化利用；要加大饲料原材料的培育力度，拓展饲料品种，降低畜牧饲养成本；要充分借鉴红原县草原畜牧试点经验，依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建立种子培育、良种繁殖、生产、加工、储藏、供应于一体的草产业，另一方面由牧民自建牧草基地，为畜禽养殖提供丰富的牧草资源（同时可发展为文化旅游产业），可以较好地解决牲畜“冬瘦、春死”的困境。同时，由图1分析可知，通过疾病防控、技术研发和政策咨询等服务，可以有效提高技术含量，降低畜禽疾病，减少损失。在下游及延伸产业中，注重畜禽产品废弃物的再循环和再利用。如图1所示，在畜牧业生产中，除畜禽产品用于食品加工、生物制药（藏医药）、皮革生产、奶业等加工业（精深加工业）及餐饮业、旅游业外，牛、羊、猪等畜禽产生的大量废水和消化不完全的有机质，通过技术分离后直接供给种植业或通过微生物处理方式供给种植业或生产沼气，既可减少污染排放，提供燃料，又可为草场、林地、花卉、果蔬等提供低廉的肥料，也可用于特种经济和药用动物生产，充分拉长畜牧业产业链，实现养殖业与种植业、加工业、服务业的互动发展。

（二）突出标准化生产养殖，积极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

标准化养殖是川西北民族地区提高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基础。2014年四川省深化现代畜牧业发展现场会议明确提出，要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监管常态化”要求，提高畜牧业养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层次，增强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要严格执行全省畜禽标准化养殖建设标准，落实安全生产要求，完善养殖配套设施，积极引进先进设备，强化疾病防控、市场监管，提高畜产品生产质量水平，加快畜禽出栏周转，增加生产效益。要优化畜禽品种结构，注重对牦牛、藏绵羊、藏香猪等优良高原特色畜种的选育繁殖，继续探索在若尔盖、红原、石渠、德格、色达、理塘、白玉等牧区，发展乳肉兼用型商品畜种，突出畜牧知名品牌建设，切实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要强化示范引领，依托川西北生态经济示范区和红原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两张“名片”，大力推广畜牧业生产基地（园区）、龙头骨干企业、专业合作社和适度规模养殖农户共建或集中联建养殖小区发展的先进典型和经验，通过示范带动，推动畜牧业标准化养殖，使其不仅成为畜牧业发展的主力军，循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三）突出新型经营体系培育，不断推动畜牧业产业化发展。

加快培育畜牧业新型经营体系，是推动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要按照四川省《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专项改革方案》，重点培育一批规模效益好、市场覆盖面广、带动能力强的畜牧业循环经济龙头企业（畜牧生产基地或示范建设园区），推动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产品精深加工，延伸畜牧业循环经济产业链；大力发展养殖专业合作社，构建农户为基础，合作社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将分散的养殖农户组织进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中；突出农牧民主体作用，建立家庭牧场，培育家庭养殖大户，支持牧民转产创业，成为畜牧业延伸产业或服务业新型主体，让农牧民充分参与和受益。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基地”、“合作社+基地+养殖户”等发展模式，在部分地区探索“企业+协会+养殖户”的新型模式，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形成相互依存、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产业化框架体系。要广泛推行合同订单、保护价收购和以牲畜、草场等为股权的股份合作、股权转让、受益分成等做法，探索推行畜牧产品价格指数保险，降低生产成本，缩短收益时间，确保农牧民多渠道增收致富。

（四）突出科技创新这个支撑点，努力实现畜牧业循环经济跨越发展。

科技创新是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加快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业科学技术应用与创新，必将实现畜牧业从粗放式外延发展，向现代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要充分利用甘孜、阿坝和省内外优势科教资源，构建政研院企合作共研平台，积极争取项目技术和资金支持，加快涉及畜牧业循环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努力提升畜牧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畜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畜牧从业人员素质和加强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实现传统畜牧业发展模式的有效转变。要建立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引入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将具有可追溯系统的畜牧产品迅速推至市场，并对流通全过程进行跟踪，实现畜产品从田间到车间到商场（市场）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要积极探索畜牧业电商新型经营服务模式。依托全省对民族地区开展“民生工程”、“富民安康工程”建设，在加快推进交通设施建设的同时，利用电商节约化、便捷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优势，同步建设互联网、金融站点、支付终端、物流体系等设施设备，打通川西北民族地区“网络大道”，为推进畜牧业循环经济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篇（6）

贫困地区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科技素质普遍较低。在甘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一些山区受过初中教育的青年屈指可数，文盲、半文盲高得惊人，不懂科学文化知识、不懂法律成为贫困地区普遍现象，而文盲率与贫困率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以笔者工作过的康乐县为例，全县总人口为24.13万人，文盲人口为80065人，粗文盲率(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4.9%，一般文盲率(文盲人口占巧岁及以上人口)为50.0%。文盲率远远高于甘肃省平均水平，甚至比临夏地区高出3.88个百分点。劳动者素质低已严重制约着康乐经济的发展。人才奇缺又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屏障。康乐全县人才总量为2643人，其中大专以上为920人，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1.1%和0.38%，全县有高级职称18人、中级职称396人，特别是教育医疗方面人才奇缺，造成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滞后。许多人看病就医和孩子上中学宁到临眺不到康乐，落后乡村没有一个正规医生和一家像样的卫生院，农民看病就医成很大问题，身体健康难以保证。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教育水平低，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落后，造成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差、人才缺、社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少，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2、人口增长过快、资源紧缺

与经济落后和增长缓慢相反，少数民族地区又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据统计，甘肃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平均亩产的增长速度，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51.7公斤，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亩产只提高到130.8公斤，增长了巧3.1%，但人口却增长了近一倍。康乐近几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左右，但在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下，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偷生超生现象时有发生，贫困户依靠增加劳动者数量来代替经济积累提高生产能力，造成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贫困户没钱也不怕罚款，还要靠国家救济，使计生部门和民政部门工作难度加大并处于对立之中。在有限的土地和生活资料下，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人均资源减少，生存条件恶化，社会负担加重，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减慢，严重地影响到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

3、农业人口过多，产业结构不合理

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是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特点。再以康乐县为例，全县农业人口23.n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5.8%，2002年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到全县GDP的50.23%。多年来，在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主要从事小麦、包谷、豌豆、油菜等传统种植业，受国家价格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种植业是增产不增收，农民收人低微，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再加之受到地域偏僻封闭、思想保守、资金匾乏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只能围绕土地作文章。劳动力多的能维持温饱，劳动力弱的连肚子都是吃不饱，长期靠国家扶贫和社会救济。到目前为止，康乐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16个乡镇均为重点乡，152个行政村中有93个村为重点村，绝对贫困人口2.34万人，绝对贫困面为9.86%，低收人人口为7.55万人，占农业人口的31.8%，个体贫困与区域贫困并存。因此，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而农业经济又表现为一种非集约的农耕或种养型经济，并不是集约型和农工商复合型经济，造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二、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

1、国家政策倾斜度不够

国家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作用极大。东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是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撑。20(犯年初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目的是通过政策的支持，加速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缩小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这对西部而言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从四年多的实践来看，西部大开发政策并没有使西部开发起来。“开而不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政策的适用范围过宽，原则性多，量化少，可操作性差，优惠效应不明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东部开发区享受税收返还政策，而到了2000年西部开发区成立后，该政策已经取消。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只是减少了地方税，地方积极性并不高。在国家制定的《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产业目录》中，高风险、高投人、低回报的产业居多，而且政策只是产业倾斜，不是地区倾斜。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并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数，说明投资并没有向西部倾斜。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各方面都处于略势地位。对西部而言，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要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是关键。

2、已发展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冲击

如果说东部的经济已经在由工业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甘肃则是在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而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一转变中却举步为艰。要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腾飞，必须建立相应的工业来支撑。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发展要因循市场规律发展。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初，声势很大，似乎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转眼之间就要向西部转移。西部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以迎接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的转移。事实上，规模“转移”并没有出现，长江流域的互利合作也没出现。经济均衡发展的大变革尚没有出现。在市场经济时代，东部的产品进来得比资金、技术、人才多，进来得快。近年来，我们过多地乐观地期待发达地区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带动，却忽略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市场竞争。

三、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综上所分析，甘肃少数民族目前存在着人口多、农业人口比例过大、受教育水平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正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最大的内在困难。而在外部则期待国家给予更大更宽的政策幅度，以进一步适应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甘肃少数民族所表现出的这一系列间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必须以改革开放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契机，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目前面临的问题，以积极、客观的态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实现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社会。为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我们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1、在少数民族地区需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虽然甘肃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工作非常重视，层层签定目标责任书，层层抓落实，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由于一些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影响，计划生育工作的效果往往事倍功半，困难较大。尤其是受亲属关系和裙带关系等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给计生工作带来较大难度。个别乡村计生工作长期停滞不前，只做表面文章、玩数字游戏，应付上级检查。因此，要进一步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计生工作存在的问题，调整相应的政策措施，改变工作思路，注重实效性。要加强计生专干队伍建设，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提高他们的工作报酬，增强其责任感。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应采取处罚与奖励并重的原则，通过宣传和引导，让群众从思想上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生育文化。同时要将计划生育工作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多方面、多角度，形成合力做好计生工作。

2、根据目前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素质特点，加大智力投资

首先要加强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投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人学率、合格率和巩固率。其次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不断扩大初、中、高级职业教育的规模，使不同层次的劳动者都有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技术和业务骨干。第三，要努力培养师资队伍，提高教师素质。要稳定教师队伍，引进外来人才，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大力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第四，必须解决教育观念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除了教育设施落后和师资队伍缺乏外，还与当地群众认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有关，教育科技的贡献率不大，直接影响着受教育的观念。即使许多家庭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教育投人与产出反差太大，甚至为了投资教育背了一身的债务，生活条件仍未改善，而对教育失去信心，形成了不读书、不上学、照样赚钱的观念，把接受教育当成了一种负担。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育科技在生产生活中的回报率和贡献率，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教育科技的重要性，自觉接受教育。

3、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要实现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人的稳步增长，结合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的特点，必须在全面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方面下功夫、做文章。首先要调整传统种植业结构.将以种植粮食为主，逐步调整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种植业结构，紧跟市场，开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要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自然环境优越，天然草场丰富，民间也早有“无牛无羊不成家”的传统，发展畜牧业具有自然、历史、人文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在种植业遭遇困境的情况下，畜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第三、大力发展多品种、高品质、无公害的农产品。现在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作物品质育种，正在利用常规育种手段和农业生物高新技术措施，不断培育农业良种，而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因具有相对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比较丰富的农业资源，生产的粮、蓄、果、菜等农产品无污染、品质好，特别是很多地区营养型、保健型野生绿色食用植物资源丰富，备受消费者青睐，产业开发前景广阔，潜力巨大。第四，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中，还应注意运用科学技术对传统产业实行技术改造，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份额，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4、积极争取国家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试点权

篇（7）

黔西南州“后发赶超”，就是由比较贫穷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向富裕发达的现代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因此，“后发赶超”是一个“化”的动态过程，所以重要的在于“化”，没有“化”，就没有“后发赶超”。这些“化”，包括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等。也正是由此，我们才说“后发赶超”不仅是理论，更重要的是实践。“后发赶超”是干出来的，不是光讲一下就可能得到成功，就可以“化”起来。“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本质上讲， “后发赶超”还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推向前进的“干”的动态过程，是一个强调“化”的过程。

“十二五”以来，黔西南州工业发展的动能正在聚集，工业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初步形成了以煤、电为主的能源工业；以黄金、铁合金为主的冶金工业；以化肥、电石、甲醇、烧碱为主的化工工业；以水泥为主的建材工业；以烟、酒、糖、茶为主的食品工业；以苗药膏贴、输液制剂为主的制药工业；以碳化钙为主的重化工工业等七大工业门类。黔西南州2008―2013年相关数据显示，其工业增加值与增长速度呈现较大的落差（见图1），但后发优势明显增强，区域特色开始凸现（见图2）。

2013年全州生产总值558.91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88.46亿元，增长7.3%；第二产业增加值205.60亿元，增长17.9%；第三产业增加值264.85亿元，增长16.1%。全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9840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3203美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5.8%、36.8%和47.4%。与上年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0.5个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上升0.4、0.1个百分点。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88.81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其中，轻工业增加值10.86亿元，增长29.2%；重工业增加值177.95亿元，增长14.6%。通过研究黔西南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我们发现，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总是时起时伏，时快时慢的。在此发展过程中，黔西南州有过多次“盲目”的跟风，被非议多而肯定少。近年来以资源换技术、资金、市场的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也正在逐渐地显露其消极的一面。究其缘由，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即“化”的规律，我们只能去探索、去适应这种规律，而不能是随意跨越，甚至去践踏这种规律。工业化是由技术革命引发工业革命，继而推进工业发展的；因为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和进步，其中包括了人的观念和素质的提高，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这才有真正的工业化实现。一个地区只知生搬硬套搬来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知运用和管理，这种所谓的工业化引进（推进），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新型城镇化是什么？靠什么支撑？需要从理论上认清内涵，需要理论的引导和指导，这是无疑的。“后发赶超”是一个多维坐标，追求的是效益优化和效率优化。

二、民族贫困地区“后发赶超”的若干问题

“四化”同步，发达地区已经走在前面。发达地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道路，也是摸索着走过来的。今天，回过头来去看发达地区的“四化”道路，似乎清楚得很，然而他们也是经过多方探索，不断修正才过来的，并非都一帆风顺。而我们今天推进的“四化”同步发展，无论是背景、环境、支撑条件（可利用条件的因素）、人的素质、政治条件等等，都已与他们走过的路大不相同，因而也必须有新的、符合现实情况的思维和方法，决不可以对发达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模式照搬照套。从“实践”的道路来讲，黔西南州发展的道路与全国一样，都走过弯路，都有过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其实教训也是经验。比如黔西南州工业化开始是有较多的盲目“跟风”，到头来不仅不能维持，不能快发展，相反是留下环境被污染、生态被破坏的后遗症，至今提起都让人心颤抖不已，一些被破坏的痕迹，至今尚历历在目。而忽视自身竞争力的培育，抛开了自主创新，尤其是没有从实际上极为重视技术创新，盲目推崇“以资源换技术”、“以资源换资金”、“以资源换市场”，到头来让用了几十年才创造积累下来的产品、品牌、技术创新体系，甚至是辛辛苦苦创建和积攒下来的企业毁于一旦。黔西南州城镇化发展缺乏大手笔，城镇化的进程与结果总不令人满意。分析黔西南州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其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1、劳动力素质问题

黔西南州人口总量346万人，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职业教育是“短板”，人力资源素质整体偏低，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质量。

2、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问题

黔西南州资源丰富，但丰富的资源带动经济增长的多重效益与效率比较低。具体表现为：重工业不重，轻工业太轻，农业产业化发展严重滞后。克服这一问题，关键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要最大化自然资本，采用产业集群等组织形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资源收益；另一方面要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加速自然资本向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转化。

3、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问题

黔西南州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低，直接导致三个后果：一是区域内发展资本短缺、物资设备落后，以及现代服务业稀缺，严重限制了黔西南州经济发展空间；二是缺乏由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造就的人才资源尤其是企业家群体，使得发展动力严重不足；三是区域内市场配置资源不起决定作用，市场经济要素组合效率低下。

4、制度创新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黔西南州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与体制变革的方式有关。东部沿海地区制度创新较快，形成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挥体制改革对释放经济潜能的作用。黔西南州制度创新滞后导致区域内经济发展要素组合不理想，以及吸引东部和海外资金等流入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不够宽松。目前，黔西南州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创新制度：创新农村产权制度、创新产业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制度。

三、民族贫困地区“后发赶超”的路径选择

黔西南州属于欠开发、欠发达区域，要根据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自然环境基础，科学把握“四化”同步进程的基本规律。党的十七大全面总结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思想成果而完整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是发展理论的创新，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党的十把科学发展观定位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之一。加速推进“四化”同步发展，是黔西南州“后发赶超”的主导方向和核心战略，强调遵从客观规律，坚持以信息化带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新型工业化促进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其“后发赶超”的路径选择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要将资源优势与降低资源消耗相结合

黔西南州工业主要是以山区资源为依托的工业，如能源、矿业、林业、药业、化工、冶金等，而长期以来开发方式粗放，一些地方和领域资源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资源的消耗必然增多，因此，必须着眼合理、集约使用资源，努力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率，促进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

2、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大量的失地和少地农民，这些农民与城镇失业、待业居民的出路，成为黔西南州必须解决的一大关键难题。因此，在加快推进“四化”同步的过程中，我们所选择的模式和途径，首先要有利于人们比较充分地就业，能够基本实现人人有事干，人人都干事，充分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了这一条，社会活力，创造财富的力量源泉就有了保障，就会畅通无阻，加快“四化”同步的目的和愿望才能顺利实现。

3、要有利于真正的技术进步，形成创新新格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其创新不仅是理论，更是实践，是实践的结果。包括理论创新在内，是靠实践来升华的。“创新”的关键是行动，“创新”的过程是动态的、发展的。实际上，如果没有技术上的进步（再进一步），是形成不了技术创新的。发挥人力资本潜在优势与推动科技创新相结合，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借助资本，主要依靠提高人的素质和科技进步等知识资源的力量，进行“后发赶超”。这与传统工业化相比，时代不同，我们选择的路子、方式、手段也要不同，在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年代，“后发赶超”是以技术进步为最明显特征的。

4、要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传统的发展观，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要在“四化”同步发展进程中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努力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持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离开了“可持续性”，盲目地追求速度和效率，就已经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了。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保持和建设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处的社会形态。黔西南州“四化”同步正在加速，诸多的环境问题也正在显现，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作决策，必须认真考虑资源环境的可承载能力，不管任何区域、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都要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选择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方式。

5、要有利于农业现代化，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

篇（8）

中图分类号：GO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3－0180－02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于是，图腾信仰便与祖先崇拜发生了关系，在许多图腾神话中，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例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因此，图腾崇拜与其说是对动、植物的崇拜，还不如说是对祖先的崇拜，这样更准确些。图腾与氏族的亲缘关系常常通过氏族起源神话和称呼体现出来。

图腾的第二个意思是“标志”。图腾标志在原始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它具有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组织和互相区别的职能。同时通过图腾标志，得到图腾的认同，受到图腾的保护。如旗帜、族徽。中国的龙旗，据考证，夏族的旗帜就是龙旗，一至沿用到清代；古突厥人、古回鹘人都是以狼为图腾的，史书上多次记载他们打着有狼图案的旗帜。

中国最早的图腾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但没有留下确凿的遗迹。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期。但在中国却发现了不少图腾文化的遗迹。这包括半坡遗址的彩陶纹，鱼纹等。同时，中国古代各民族也有各自的图腾文化，每个少数民族各自的图腾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根据民族学资料，中国的少数民族图腾文化大致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以动植物为原型的图腾，如蒙古族的狼图腾，阿昌族的大象图腾以及傣族的孔雀图腾，仫佬族的竹图腾，等等。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中，以动植物为原型的图腾最为普遍，这是缘于当时初民的眼界险隘与氏族制度的特点。原始人不懂得男女媾和繁衍人类的道理，而认为本氏族的祖先与某种动植物、特别是动物有密切联系，氏族的祖先就是图腾动植物的化生或转世。

2、以无生物为原型的图腾，这一类包括以生产工具为原型的图腾，如保安族的腰刀；以乐器为原型的图腾，如毛南族的铜鼓，京族的独弦琴以及布朗族的三弦琴；还有以建筑物为原型的图腾，如白族的白塔，回族的清真寺，藏族的布达拉宫等。

图腾文化的丰富多彩也体现出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图腾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是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类型的高度概括，是这个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其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和原型意义。因此，可以说图腾本身就是一种升华的地域文化。同时，文化本质上就是经济类型的产物。一个地区的精神气质显然与其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形态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文化的类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也有着积极的反作用。就一个地区而言，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特别是一种新的精神气质、新的精神面貌，对经济形态的转变至关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的核心价值之所在，是区域综合竞争力的灵魂。而作为地域文化的核心――图腾，更是与该地区的经济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要讨论各民族图腾文化与经济结构的关联性，首先，从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类型分类人手。根据我国少数民族传统的物质生产条件、生产水平、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生计方式的特点，少数民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经济类型：采集渔猎经济类型；畜牧经济类型；以及农耕经济类型。

一、采集渔猎经济类型

其中以赫哲族为例，赫哲族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同江县、饶河县、抚远县。少数人散居在桦川、依兰、富饶三县的一些村镇和佳木斯市。赫哲族最具代表性图腾图案上是一只天鹅和两只从水里越起的鱼。考古资料表明，赫哲族的古代文明，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黑龙江文物考古队在密山县新开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带有浓厚渔业文化气息的陶器、石器、骨器。陶器上饰有美丽的图案：象征着鱼身上的鱼鳞纹、千孔百洞的鱼网纹、表现江河湖水荡漾的水波纹、变形夸张的渔网菱形纹。骨器主要有鱼钩、鱼叉、鱼标等捕鱼工具。另外，在不少赫哲人中流传着“赫哲人是鱼的后代”的神话，鱼的生殖能力给赫哲先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国早期的一些文献中称赫哲族为“鱼皮部”或“鱼皮”，这一称呼反映的是赫哲族人以鱼皮为原料制作衣服(乌提库)、(温塔)等，亦足见鱼在赫哲人中的显赫地位。赫哲族的经济结构以传统捕渔业为主，加上以鱼皮制衣的特色产业，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捕鱼观光旅游业，这一切都与先民的图腾鱼有关。先民对鱼的自然图腾崇拜反映了鱼在他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鱼也成为了赫哲族经济结构的重要支柱，成为了赫哲族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二、畜牧经济类型

以分布在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到准噶尔盆地西缘，南到青海草原、甘南草原、藏北草原及横断山脉中段广大地区的蒙古族、藏族、宁夏回族等为代表。其中，以宁夏回族为例，畜牧业对于回族穆斯林是继商业之后的第二大事业，从对待畜牧业的文化观念、习惯传统和心理因素上说。回族十分重视畜牧业，而且也擅长畜牧业。这使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畜牧经济类型。然而近些年来，蒙古地区以及地区的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宁夏的畜牧业的优势在进一步弱化，如何才能找到突破口，调整优化该地区的经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需要从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的特点着手。伊斯兰教主张不崇拜植物、动物和自然、灵魂，不崇拜偶像。也不信什么财神、火神、风神等鬼神。因此，在回族的图腾图案上是一座清真寺，而不是动植物。这也反映了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使得回族很适合发展寺院经济，以清真寺为代表的寺院经济，是最具伊斯兰特色的宗教经济，也是伊斯兰教经济中主要的经济类型之一，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极其可观的发展前景，其优势在于经济来源广，宗教仪式盛大，如每年的麦加朝圣。以及围寺展开的回族特色餐饮服饰，再加上比其他机构更容易募集到较大数额的资金，使投资活动变成现实。这些优势使得“以寺养寺”的发展模式更便捷。寺院经济对于活跃市场经济，推动回族地区经济发展将是前景光明。由此可见，图腾文化显示了回族民族文化的特点，而民族文化的特点进一步决定了回族优化经济结构的所在。

三、农耕经济类型

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围，雅鲁藏布江流域，澜沧江、怒江流域。云贵高原一带，其中。我们以雅鲁藏布江流域

的门巴族为例，门巴族的图腾图案上是一个精致的木碗。何以以一只木碗作为图腾呢?原来这与门巴族的生产力水平有关。门巴族聚居位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东南，峰峦重叠，原始森林茂密。在那里，有十分丰富的竹木资源，门巴族特别擅长竹蔑藤条的编织工艺。竹方盒、竹斗笠、藤背篓、竹筐等制品坚固耐用，工艺精美。特别是他们制作的传统手工艺品――木碗，别具一格，夺目生辉，在乃至国外享有盛誉。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的原因。门巴族的生产力水平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生产工具虽然铁木并举，但十分简陋，多为木犁、木锹、木耙、尖木棒、木叉、木槌、木连枷等，木制的农耕工具相比铁制工具，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简单的农耕业，再加上以木编、竹编为主的手工制造业，使得门巴的经济结构一直处于很低级的层次。木制的生产工具使门巴族生产力难以发展，而同时木制的碗因为其精致、轻便深受人们喜爱，使门巴族为世人所知。也许，把木碗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是门巴人民一种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的体现。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图腾文化与经济结构的关联性在于：

篇（9）

宁夏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人口迁移产生了移民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使得宁夏地域文化呈现多元性、创新性、包容性、丰富性特点。在这样的地域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探讨如何在花博盛会及景观设计中融入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以“花”为主题的硬件物质文化与软件精神文化融合

第九届花博会一方面要赋予其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价值，文化底蕴、人文内涵，另一方面也要为文化、艺术、体育运动提供平台和保障。创意民居的设计、民俗活动的开展等文化体育活动，都将有助于实现本次花博会目标，体现硬件性质的物质文化与软件性质的精神文化融合。

（一）花乡留客

利用现有的条件，打造特色花式星级民居，拥抱自然，体验乡村纯朴、悠然的宁夏人生活，参与各类农事、采摘活动和当地的民俗活动。设计风格迥异的风情园，展示银川的建筑风格，体现民居风情与文化。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和内涵，让更多的参观者、游人感受宁夏人的生活魅力。体现地域文化，突出民俗文化。

（二）花都风韵

花博会的召开，是全面展示城市形象的绝好平台。以花与文化、花与科技、花与生活、精品插花、精品盆景、精品奇石等为主题活动，在园区各花卉生产基地举行插花艺术大赛，邀请国内外知名的景观设计大师及花卉园艺师现场竞技，展示插花艺术的魅力；同时还可以举行以赏花、购花、品茶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将“花”的故事与传说融入活动中。

（三）“花卉沐浴”，美哉服饰

创设以“花卉沐浴”为特色的保健温泉沐浴活动场景，满足更多人洗浴的欢愉，洗浴的环境和形式可多种多样，如保健浴、贵妃浴等。同时开展富有民族风情特色的服饰展，具体如下。

1、戴回回帽：回回帽是男子戴的无檐小白帽，亦称“礼拜帽”，回族在礼拜磕头时，前额和鼻尖必须着地，戴无沿帽行动更为方便，遂发展成一种服饰习俗。

2、戴斯达尔：回族除了戴白帽外，有些也用白、黄色毛巾或布料缠头，俗有“缠头回回”。相传在早期传播伊斯兰教时，头缠戴斯达尔做礼拜。现在多数回族群众习惯戴白帽，清真寺里的阿訇、满拉和乡佬们则缠头。

3、搭盖头：盖头，旨在盖住头发、耳朵、脖颈。回族认为这是妇女的羞体，应该加以遮盖。戴盖头的习俗，一是受阿拉伯国家的影响。二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少女戴绿色的，已婚妇女戴黑色的，有了孙子上了年纪的老年妇女戴白色的。

二、构建花博网络媒体

充分运用网络媒体，建立银川花博官方网站、微博客、微信平台，提供献计献策平台。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如“九博会”会徽、会歌和吉祥物征集活动；制作公益广告；张贴、散发宣传画和宣传品；举办“花博会”宣传短信征集活动，评出获奖作品，为其提供宣传平台，在花博官方网站、微信平台公布，扩大“花博会”影响力。通过这种全方位、多维度、多角度、多渠道的方式，宣传推介花博会，让本次花博会的筹办、规划、设计、建设等工作更科学、更合理、更人文。让创意、创新、创作有序地体现在花事盛会中。

三、在花博园中设计西部美食迎客厅

用西部美食迎客，应着重突出“清真”的特点。这也是民族饮食文化的体现。追溯历史，其实早在唐宋时期，许多文人就喜欢用“清真”一词，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清真”一词入诗，唐李白的诗句“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是指“自然质朴纯洁，摒弃雕琢”，把回民喜欢的饮食作为待客的佳品，如八宝茶、油香、馓子、烙面、长面、白皮臊子面、生汆面、八宝甜饭、手抓羊肉、烙羊羔肉等。

四、以花为媒，见证爱情

开展迎花博的群众文化活动，持续提升花博会人气。在花博园中僻出举办婚礼的场地，举办“花好月圆・回汉联姻新人集体婚礼”；同时还可以举办“浪漫一生・金婚庆祝活动”。在宁夏自治区征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新人和金婚老人，并各选出30对参与上述庆典活动，让金婚老人为新人证婚。

篇（10）

我国是由多族群（民族）构成的以中华民族为一体的数元文化兼收并蓄、和谐相融的国家，在源远流长历史江河中，各民族创造出丰富多彩而又各具风格特点的传统体育。我国一直把发掘、保护与发扬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国家文化战略，而在目前四川省进一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应用力度的政策背景下，作为藏羌民族聚居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中称简称为“阿坝州”）如何把传统体育文化的族群性、地域性资源生产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就格外地显得意义重大。

一、阿坝州具备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优势

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北邻青甘紧挨绵德，东切成都，南接雅安，与省触壤，区位优势明显。境内居住着藏、羌、回、汉等15个民族，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区和我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大多的少数民族文化是通过体育艺术为载体进行传承的，所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也意味着其体育文化资源丰富。阿坝州实施“基础驱动”拓宽体育文化活动场馆设施，加强相应的管理和维护，为城乡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文化休闲和健身娱乐环境，重点抓好汶川地震灾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恢复重建项目。在北京奥运会后，阿坝州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州文化体育广场、州体育馆等，并提供体育健身特别是藏羌传统体育项目的服务，逐步恢复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突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产业标志。2011年，总投资20亿元的茂县九顶山国际滑雪场一期工程顺利开展。近年来，汶川、茂县、小金、黑水等县开展了登山、滑雪、攀冰、山地越野、自行车等山地户外运动，增加体育产业附加值。探索户外运动规范有序的管理方式，认真受理攀登山峰活动行政许可，加强登山等高危体育运动监管，促进体育产业健康科学规范发展[1]。

二、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促进民族交流保持社会稳定

阿坝州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积极开展民族体育活动有利净化社会风气，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抵制不健康文化的侵袭。通过开展民族体育活动和比赛，能增强人们顽强拼搏的意志、协作精神、竞争意识、创新意识、使人们的责任心、使命感和集体主义观念得到加强，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起源、发展同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政经文教等融为一体，并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延绵不绝，表现在民族共同的国家、信念与心理等认知上。精神范畴的民族体育文化依附于肢体语言和其它载体形成一种促进内部同化的合力，为族群成员的、人生价值、美丑善恶等意识形态涂上相似的底色观点、理念，大致相同的思维习惯为族群的认同、趋同提供了内环境条件，有利于调和民族关系。共同利益促进了各族群文化的整合与凝聚，基于是平等互助、团结求同理念的中华文化思想是民族融合的调和器，一直到今天都表现着强大的力量和积极的意义。

三、根据阿坝州实际情况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有利于经济发展

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符合阿坝州实际，也是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具体体现。辖区内有着大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有民族式摔跤、草球、押加、珍珠球、马术、推杆、锅庄等项目。居住在辖区内的居民往往利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庆日，开展一些民族体育活动。如藏族的民族体育项目马术运动对于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和壤塘县的藏族群众尤为喜爱，他们通常利用在一些传统民族节庆日，举行一些官方或民间的比赛[1]。羌族的民族体育常与宗教祭祀活动相伴而行，有教导本族人了解、遵循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功能，而后来演变成在传统庙会或宗教活动举行当中，使参与民族体育活动的人们感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达到本民族文化的宣传作用。开展民族体育，充分体现了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能把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加强本地区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发展社会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2]。

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赢

近年来，体育旅游以其内涵丰富、生动趣味、体验刺激的特点在满足现代人多层面旅游需求，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阿坝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紧邻成都平原，辖13县。境内有九寨沟、黄龙、卧龙、四姑娘山、大草原、达古冰山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结合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游和浓郁的藏羌民族风情，是自驾游、陡步、登山、滑雪、探险、攀冰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上佳去处。适当开发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旅游，挖掘其中的商业价值，驱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能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社会体育文化体系构建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也是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社会活动不能脱离经济利益而寻求纯粹的精神需求，后者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依托。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应该尊重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通过合理开发民族体育的商业价值，努力改造民生。

五、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阿坝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随着我国全面深入建设小康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经文化发展也取得了良好成绩，这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华复兴梦想实现的进程，当地各民族的物质、精神文化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具有丰富内涵的藏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以其广泛的社会功能和鲜明时代感，振奋着各族人民积极开拓创新的优秀精神，同时，也起着维系民族情感的作用。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儒、道、释等多种文化思想的结合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通过各民族间相互交流、沟通和了解，从而加深、增进感情，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实现民族大团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与自然的竞争意识很强，因居住分散，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相对缺乏，而民族体育活动作为少数民族集会的主要内容，在“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方式下展示优秀的原生态民族体育文化，打造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区域性品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为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提供了一定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尺度，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倡导在统一的游戏规则下，体育竞争公平，在竞技比赛中，要求将诚信，反对弄虚作假，零容忍于欺骗诈骗行为[2]。

六、结语

大力推进和扶助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必然需要，也是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的需要。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底蕴的体育文化形态，民族体育的发展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的，而且，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建立各民族和谐关系的剂，是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助推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长剂。（作者单位：四川省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社科类重点科研项目（编号09SA003），阿坝师专校级重点课题项目（编号ASA09-11）。

篇（11）

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