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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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假设与研究方法

2.1基本假设

知识管理能力是科研项目组织知识管理水平的具体体现，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认为知识管理能力的本质是知识资源的统筹协调，提出知识管理能力的内涵和构成如下：知识获取能力：使组织最大限度拥有知识的能力。知识共享能力：成员间、成员与组织间信息传递的能力。知识转化能力：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有形知识与无形知识相互转化的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利用已有知识解决现行问题的能力。知识保护能力：保护组织知识免遭剽窃或流失的能力。知识创新能力：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知识的能力。在知识管理提升组织绩效的基本前提下，以项目进度、项目成本和项目质量为考量指标，定量分析6大知识管理能力对R&D实施的影响程度，进而探求提升R&D实施效率的有效方法。初步假设6大知识管理能力共同推进项目进度、降低项目成本、提升项目质量，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2.2研究对象

某大型研究所的40个科研项目组织，该研究所主要从事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领域先进材料的研制与开发，拥有10个研究室，设有研究生部和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1000余人，成立50多年来，已取得科研成果2400余项。

2.3研究方法

面向40个科研项目组织的成员，包括项目经理、资深专家和一般科研人员，采用问卷调查法，了解知识管理对R&D实施的推进作用。问卷设计借鉴国内外知识管理理论的最新成果，结合研究对象R&D实施的具体特点，并在调查问卷正式发放前进行小范围的试验调查，检验问卷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量表均从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划分为5级，采用五点正向记分法。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背景情况调查，目的是了解被测试者的基本情况，用于对问卷的筛选；第二部分为知识管理能力调查，包括知识获取能力、转化能力、共享能力、应用能力、保护能力和创新能力6个维度，共计41个变量，用于了解被调查科研项目组织知识管理能力的实际状况；第三部分为R&D实施水平调查，包括项目进度、项目成本和项目质量3个维度，共计16个变量，用于R&D实施水平的定量评价。利用SPSS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建立知识管理能力与R&D实施过程中进度、成本和项目质量的量化关系，包括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和回归分析。其中，信度分析采用最适于态度、意见式调查问卷分析的Cronbachα信度系数法，效度分析采用因子分析法，回归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根据统计分析结果，筛选出影响R&D实施的关键知识管理能力，并分析关键知识管理能力对R&D实施的影响。

3.结果分析与讨论

3.1信度、效度分析

知识管理能力与R&D实施9个方面的信度分析结果见表1，由表可知，所有维度的α系数都达到了0.94以上，调查问卷的内在一致性程度很高。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每个维度的调查结果都通过了0.000显著性水平的Bartlett's球形检验，KMO检验结果接近或超过0.9，非常适宜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每个维度都提取出一个公因子，方差贡献率超过76％，这表明9大因子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知识管理能力的6个方面和R&D实施的3个维度。将103组调查数据代入各因子的数学表达式，利用EXCEL可以计算出各因子得分，成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数据基础。

3.2回归分析

3.2.1相关分析通过绘制知识管理能力与R&D实施的散点图，初步分析出知识管理能力与项目进度、项目成本和项目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性。为进一步明确其相关程度，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3。由表3可知，项目进度与各知识管理能力的相关系数介于0.55～0.73，项目成本介于0.47～0.58，项目质量介于0.58~0.7之间，三者的Sig.值均为0.000，小于0.01，表明R&D实施与知识管理能力之间高度相关。3.2.2回归模型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项目进度、项目成本和项目质量与知识管理能力之间具有较强的线性相关性。因此，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来建立。为消除自变量选取方式对模拟结果的影响，分别采用强行纳入法和逐步回归法建立回归方程。第一，项目进度强行纳入法获得的回归方程为两种自变量选取方式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均表明，知识应用能力对项目质量的影响最大，它解释了总体方差的49.6%。

3.3讨论

回归分析表明：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共享能力和知识转化能力与项目进度、项目成本和项目质量的相关性不强。就此结果，本文进行了专题回访，科研人员普遍反映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项目信息的获取、共享和转化。在信息化技术出现以前，信息的存储方式以纸介为主，科研项目组织信息的获取依赖于分散各地的图书馆，组织内信息的共享主要靠口述和纸介传递，组织的无形知识和隐性知识更多存在于科研人员的大脑之中，未能有效实现有形化和显性化。这种信息的处理和传递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研项目组织R&D实施的效率。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存在于项目组织和科研人员中的无形和隐形知识逐渐电子化、显性化，科技文献实现了网络化，信息处理方式更加便捷化，信息获取的渠道大大拓宽，科研项目组织内部网络办公平台也逐步建立完善，科研项目组织知识获取能力、共享能力和转化能力，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不再是制约科研项目组织R&D实施的关键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知识创新能力影响项目进度。回访过程中，科研人员普遍反映，科研项目组织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以及组织文化、管理制度、激励机制等因素直接影响项目组织知识创新能力。据此，本文认为，为促进项目进度，科研项目组织应从基础研究入手，通过完善自主创新体系、创新激励机制，营造和谐包容的文化氛围，持续增强组织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进而全面提升项目进度。回归分析表明：知识应用能力影响项目质量。知识应用源于理论、行于实践，是理论的工程化应用，回访时，科研人员普遍认为，组织成员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工程化经验直接决定着项目的最终质量。老员工的传帮带，可以快速促进新员工在实践中成长；组织内的团结协作和集思广益，有利于组织整体实践能力的提升。项目组织全体在实践中的共同成长，决定了项目的整体质量。回归分析表明：知识保护能力影响项目成本。对科研人员的回访了解到，随着国家科研体制改革的深入，科研项目的投入逐渐从数量向质量转化，而且项目从申报到成果验收的管理也明显比过去规范和严格，与此同时，同期内同类项目的申请单位却在成倍增加，这使得项目申请和实施的难度越来越大。为确保项目申请成功，项目组织逐渐开展先期风险投入，增加了项目运行的成本。为此，加强科研项目组织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组织知识保护能力，成为赢得项目竞标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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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综述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有组织的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管理活动的出现促使一些人对这种活动加以研究和探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总结，对管理活动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见解，从而开始形成一些朴素、零散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管理理论。管理理论最早出现于西方，先后出现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理论等许多对人类发展有重大价值的成果。

古典管理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欧，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和以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组织管理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典管理理论对人类生产率的提高指明了方向。行为管理理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梅奥的霍桑实验揭示了人是社会人，除了物质方面的条件外，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因此不能忽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人积极性的影响。数量管理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期间，它是以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果为手段，运用数学模型，对管理领域中的人、财、物和信息资源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并作出最优规划和决策的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是指应用系统理论的范畴、原理，全面分析和研究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重视对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以便于分析。权变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把环境对管理的作用具体化，并使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质量管理理论则出现在日本，它强调产品质量的不断完善和再造，从而实现企业的节约型生产。

二、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管理科学

知识经济时代，管理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重要，只是管理模式必须改变；管理科学理论依然需要，但必须有新理论取代。因为管理科学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海外，都是现代国家的兴国之道。在科技兴盛之世，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企业乃至社会各系统都必须全方位管理，必须科学化，同时还将人性化。因为分散式的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的式样，有序则生气盎然、万事俱兴，无序则无以繁荣、发达。各国企业经营多角化的过度展开或收缩使企业界面临着不同的命运，IBM与联想的购并、波音与麦道、埃克森与美孚、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与美国及德国公司合作等新趋势，不仅强化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也使人们到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管理问题的判断、决策、实施、反馈等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哲学思想来指导；越来越感到管理活动中不仅有着数理方面的科学方法问题，而且也还大量地存在着属于管理文化范畴的问题。我国日前要解决的不仅是具体方法和理论的问题，而且首先是管理的社会属性的各类问题。管理科学的哲学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如果说哲学本身面临着一场革命，那么，管理科学取得哲学的灵魂后也会发生一场革命。这种“双重革命”，将使管理科学变成具有“灵魂趋使”的巨大力量，变成有血有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严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呼唤管理科学的发展。

三、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内涵

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科学是以自然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科学体系为母体和父体孕生出的子体科学。管理科学是充分运用两大科学体系的现有成果全面地转化为生产竞争力，通过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措施的优化，激励人们的行为优化，从而导致总体生产力的最大化与成本、质量、效益的最佳化。管理科学的现实价值更在于为解决各种社会提供有创新意义的、切实可行的科学管理办法。知识经济时代决定性的要素是人群的整体知识水平。“五商”素质和创新能力（“五商”指人的智商、情商、德商、性商、体商）。知识是寄生在人头脑里的最宝贵资源，而且是一种“绿色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无污染的、可再生资源），中国拥有大量的这种深埋在人力矿山里面的初级原料资源，管理科学就是从开掘人力矿到冶炼、加工、应用、输出高级人才并促其发挥巨大作用的现代科学手段。管理科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凡是有人群行为的地方，便应有管理科学的介入，以求得组织的科学化、行为适应化、内耗的最小化、产出与投入的比值最大化、错误与风险的最低化。管理科学是多层面的。

1.管理科学方面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技能。管理科学的知识有助于大至政府小至企业的决策者们分析决策形势，防止出现难以应付的局面，识别新的机遇，经常能使政府和企业取得政治或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2.管理科学在适当条件下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擅于运用管理科学的组织较其竞争者更能形成成本优势。

3.管理科学还是由成百个公司及众多个人组成的行业，他们给工商业、政府和个人提供管理科学服务。大至国家的科学管理，如政体、法治的演变与设计；研究各级政府、议会、司法、监督机构的设置、制衡、运行、反馈、纠偏、防腐；同时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与“专家程序决策系统”，“风险评估否决系统”建立起“电子政府”设立政府各级官员、议员、司法执法人员的资格标准与核查办法，候选人先通过公开资格选拔，然后竞选或任命上任，使权力处于相对透明被监督之中。管理的科学性就在于设立一套高效而完整的构架运行机制，不致衍生“制度性腐败”。

四、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和实践将在管理理念、管理对象、管理方式、目标模式、组织模式、效益模式等六个方面发生变革。

1.管理理念：从基础型、理性型转向发展型。管理理念是领导者在管理科学活动中所持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作为观念形态的管理理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必然引起管理理念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英国城市大学罗尼·莱森首先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的基础型和理性型管理理念不同的发展型管理理念。莱森把管理理念作为生长在不同土壤里的一棵大树来描述三者的区别：从生长的土壤来看，认为基础型管理生长的土壤是古典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土壤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型管理的土壤是浓郁的人文思想。从三者的根来看，基础型管理的根是政治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根是行政学、行为科学，发展型管理的根是发展生物学和社会生态学。从三者的枝干看，基础型管理的枝干是追求卓越，理性型管理的枝干是成效管理，发展型管理的枝干是发展中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学习型组织。从三者的结果来看，基础型管理的结果是最终导致经济的个人化；理性型管理的结果是企业组织化(发展型管理的结果是个人、企业和社会都获得了自我实现和发展。因此，发展型管理理念不再是表现为个人对财富、成就的追求，也不完全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强调科学和理性、硬性和数量化，而是在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强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共同发展；决策的目的是引导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交易行为，促进企业与全球社会的相互依存；决策过程的基本要素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个人、信息、资本、设备，而是行动、思想和感情。这三个基本要素不断成长和组合的过程使决策不断优化，而承担这种成长和组合的载体是“学习型组织”。

2.管理对象：从有形生产要素为主转向无形生产要素为主。传统的决策主要是对劳动力和物化劳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有形生产要素的管理。随着社会财富生产过程和结果的科技含量的增大，科技知识等无形生产要素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举足轻重，从而知识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逐渐成为重要的管理科学方面的课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超过资本的价值与作用，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任何国家和企业都必须重视知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迅速将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运行节拍，求得自身的发展。

3.管理方式：从传统管理转向综合集成管理。信息网络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企业面对一个全球的竞争环境和经营形式。传统的依靠企业自身可利用的资源来建立竞争优势的决策方式，将束缚企业的视野，限制创新思维，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应用能力和经营活力。集成概念的提出可以认为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奠定了基础。集成管理实际上就是将集成的思想和观念创造性地运用于管理科学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说集成管理是以企业内外软硬资源要素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动力，以实现社会责任为条件，以整体优化、优势互补、聚变换大为手段，兼容各种决策手段和文化，在集成对象连锁互动、共同得益、协同推进中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决策方式。

4.目标模式：从注重经济目标转向更注重社会目标，实现双重目标统一。在工业经济社会初期，企业管理的目标是裸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主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顾客的利益、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自身的利润目标。企业利润几乎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对资源利用、生态平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消费者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部属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为投资者带来应有的收益，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中，就会被淘汰出局。追求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双重目标的统一，是22世纪企业管理科学领域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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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个人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资源生产知识。在知识方面的投资从狭义角度（包括R&D、软件及对教育的公共支出）看，目前占OECD各国GDP的8%，并仍在增长，与在设备方面的投资相近。如果将私人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支出包括在内，则超过10%。

劳动力技能正在不断提高。OECD各国超过14%的劳动力受过大学教育。

R&D支出经过50多年稳定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又开始增长。这部分原因是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的较快增长。R&D的约1/5投向了基础研究，整个90年代没有太大的变化。在大多数国家，商业部门提供的基金在R&D中呈增加之势，这在20多年前就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并在90年代有过之无不及。服务业，特别是那些生产或使用信息及通讯技术的部门，商业研究所占的份额正在增加，在一些国家已占到1/4。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支出，包括在新设备、新设计和市场开发方面的支出已经超过了R&D。在有这方面统计数据的国家，这项支出相当于R&D支出的两倍左右。此外，服务部门有关销售的创新支出与加工部门的该项支出几乎相等。

大多数R&D发生在大公司，但工业结构的变化（如软件、生物技术等新兴工业）也使一些新兴工业和快速增长的工业非常重视R&D。风险资本是向新型的、高风险的商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提供基金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在几乎所有OECD国家迅速扩大，到1998年已经超过150亿美元。新技术的涌现，以及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改革后形成的市场开放对此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欧盟教育投资（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占GDP的5%）虽占较大比例，但R&D和软件开发滞后。美国在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分别占GDP的2.6%和1.5%。日本R&D虽然占GDP的2.8%，但软件开发仅占GDP的0.9%。

二、日益重要的信息和通讯技术

信息和通讯技术（ICT）被公认为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基础。它巨大的、持续的进步使不断增加的大量数据迅速而廉价地贮存、处理和传递成为可能。技术进步是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而ICT在其中占很大的比重。应用和掌握ICT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经济运行的关键。

公司、居民和政府正在向ICT大量地增加投资（1997年OECD国家此项投资占GDP的7%）。一些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处于领先水平，其他国家则迅速追赶。在OECD各国，ICT中的2/5支出投入到了通讯、2/5投入到软件，另有1/5是投入到硬件中。

在OECD各国，使用计算机的人口正不断增加。其中使用计算机的白领工人超过了50%，使用计算机的居民超过了25%。互联网是ICT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正在上网。过去几年，由于技术进步和通讯业内的竞争使互联网的通讯费用大幅度地下降。然而，在一些国家，高价格仍是其普及的一个障碍。这些技术也导致了电子商务的发展，虽然目前迅速增长的业务量仍主要限于美国。

技术创新是ICT扩大的基础。R&D支出在信息与通讯技术及服务业上升得最快。在90年代后期，几乎有1/5的专利是与ICT有关的，而在90年代前期这个比例是1/10。在这方面，美国和日本占尽了竞争优势，大多数欧洲国家落在了后面。此外，在过去几年这方面的差距正在拉大。

三、科技政策

在所有OECD国家，政府在发展科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如果它们要想从科技方面获得最大的利益，将不得不为知识经济的增长创造新的条件。限制公共支出、改变技术创新的驱动者，以及对什么样的政策应该和不应该做出更好的理解，已经引导政府更加面向市场。此外，政府应该成为工商界和消费者达到他们目标，保证他们适应知识经济带来的新需求的推动者。由于大多数公司觉得投资基础研究很难产生足够的收益，然而其对社会的长期回报是相当高的，所以政府需要直接投资于基础科学。为满足公共需求的需要，政府仍要继续投资于国防、卫生和环境。

在大多数国家，政府R&D基金90年代以来已经下降。国防支出的减少（由于冷战结束）和对预算的约束已经对科技经费支出形成压力。英国和美国的经费削减得特别多，法国和德国也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在OECD大多数国家中唯一例外的只有日本，虽然其全部R&D费用所占份额仍相对较低，但政府R&D基金90年代以来仍在增加。

对产业的公共支持包括金融支持（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公共品采购（主要是国防和航空），及设立科技基础设施（如公共实验室）等几部分。90年代国防合同的减少由航空费用的大量增长所替代。在这一阶段，虽然各国有明显的不同，但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支持已经减少。大体上，对大公司直接的公共支持的比重远远超过它们从事商业R&D的比重，这表明如果政府要鼓励新兴产业加入者的技术创新，现有政策必须进行调整。

在一些国家，由于R&D支出会给小公司带来很高的成本和负担，常对此类企业这方面的活动起着抑制作用，因此这方面的税额抵免（taxcredit）对小公司来说是一种优惠待遇。目前OECD中有11个国家已经实行了税额抵免或相似的政策。

90年代由公共实体（主要是政府实验室和大学）承担的研究支出份额已经下降，但相对于公共研究基金来说下降的幅度仍不算大，工商界承担的R&D公共基金下降的幅度更大。

技术创新不再单独依赖于公司、大学、研究机构和管理者如何如何，更多地是依赖它们如何共同协作。它正在转变为公司增加对大学研究基金投入（虽然目前仍较低），以及公司认识到学术研究对自身技术创新的作用。

四、技术的全球化

科学技术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方面。信息和通讯技术已经使金融市场全球化成为可能，并大大促进了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扩大。科技活动的国际作用也大大增加了。

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在增加（有25%的出版物和9%的专利是多国合作的结晶）。

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虽然R&D比其他方面，如生产，国际化的成份仍很少，但它已经呈现出全球性的趋势了。结果，越来越多的创新为许多国家的公司，而不是为发明者个人所有。公司间的跨国技术合作协议比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高出两倍以上。

高技术商品贸易作为国际技术支付的一种（如专利许可证，技术决窍），比其他商品贸易更快速地增长。

然而，经济国际化仍是不平衡的。爱尔兰是一个国家受惠于科技全球化的典型例子，它的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技术和资本的流入。另一个极端是日本，它的技术似乎受岛国思想的影响过重。欧盟由于是多个成员国组成的国家联盟，其国际化程度与美国大体相同。

五、科技产出及对各国经济的贡献

随着花费在知识生产方面的资源增加，有更多数量的知识产生（科学发现、发明）。由于创新增加了市场，提高了生产率，扩大了高技术的出口和技术贸易，由此导致经济发生变化，改善了经济的运行。然而，各国经济运行情况的不同表明，科技活动的产出不仅依靠投入的数量，也依靠整个创新体制的效率，而后者主要有赖于创新体制的框架条件和政府政策。

就科技活动而言，计算产出比投入更困难。投入可以以货币的方式或劳动力的方式来计算出，但产出更多样化，经常是间接的，没有相应的人和物来对应。

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装置是研究的直接结果。它们可分别通过科学出版物和专利来测算，虽然这种方法不够充分和不完美的。这两种方式自90年代以来都呈现上升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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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011-08

收稿日期：2011-10-12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11ZDll3)

作者简介：李西建，男，陕西大荔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贺卫东，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牛。

“后理论”命题的提出已有多年，这是进入新世纪后经西方理论家的鼓噪，又一次移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话语。然而，与以往西方批评形态及研究模式的移植有所不同，“后理论”话语的提出更具全球性与根本性，它带有某种程度的价值定位与方向选择等方面的展望与规定。从伊格尔顿《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的出版，到拉曼・塞尔登等在《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中对“后理论”现象的专题介绍，①再到国内学界对该命题的持续关注与探讨，②种种迹象表明，文学理论在历经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与“理论终结论”的影响后，是否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个衰落的状态，其发展的前景与出路何在?人们是否还可以继续预测理论终结后文学理论的走向与这一境况下的知识生产等等，这实际已成为国内理论界高度关注与深入思考的一个焦点性问题。正是基于如上背景，本文力图进一步分析“后理论时代”的文化场域与文学理论的知识景观，并对这一背景下文艺理论的知识生产作尝试性的探讨。

一、“后理论”及其文化场域

依国内学界的看法，詹明信是最早发出理论终结“讣告”的预言家。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在《德国批评传统》一文中，他曾不无惋惜地慨叹：“今天在理论上有所发现的英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其标志是下述的事件：巴特、拉康和雅各布森的死；马尔库塞的去世；阿尔都塞的沉默；尼柯、布朗特日和贝歇的自杀为标志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终结；甚至还有更老一代的学者如萨特的谢世等。所有这些事件都从不同的角度表明，结构主义的有所发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再指望能够在语言的领域里找到堪与60年代的地震图标转移或结构主义诞生所引起的震动相比拟的任何新发现。”进入新世纪后，伊格尔顿以《理论之后》的出版，宣告了一个理论时代的终结和对一种新理论到来的期待。他不无悲观地指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拉康、列维一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开创性的著作距今已有数十年之久了。威廉斯、伊丽格瑞、布尔迪厄、克里斯蒂娃、德里达、西苏、哈贝马斯、杰姆逊和萨义德等人早先开拓性的著述也有数十年了。这以后并没有很多可与这些奠基者的雄心和独创性媲美的著作问世。他们中的一些人此后遭遇了不测。命运使巴特在巴黎的一辆洗衣行的车下命丧黄泉，福柯因艾滋病而备受痛苦，送走了拉康、威廉斯和布尔迪厄，阿尔都塞因弑妻被罚而关进了精神病院。看来，上帝并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伊格尔顿预言的依据是，一代思想家的纷纷离去与新的理论思想的空缺及贫乏。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近由拉曼・塞尔登等学者编撰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的结论中，作者以“后理论”命名，进一步探讨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问题I生。该著作认为，新千年开端的一些著述奏响了新的调子，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者说得模糊一点，一个“后理论”(After-or Post-Theory)转向的时代开始了。①且不论我们能不能有意义地进入“后理论”，我们最终发现，这一预告更像是在复位方向，而不像一个戏剧性的启示录。对许多人来说，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文化研究或者说更一般意义上对文化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吗?)的研究以及当代的种种理论都处于视野之外。这种对最近的过去的弃绝是令人惊异的。难道这个时代有太多错误的构思吗?难道这类弃绝的术语不应该更仔细地思索吗?难道现在的任务中没有一项要重新承担起对文学和文化以及对当代的理论化，以便更完整地理解这些转型的或者说另一种思路的术语吗?拉曼・塞尔登等人的思考，揭示了“后理论”时代所隐含的两个重大问题域，其一是我们如何对待“文化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遗产，其二是理论之后的出路何在，我们是否需要理论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等。而要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则需要依据对“后理论”时代所呈现的文化场域的科学认知与理解。诚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种种文化观念随着由他们所映照的世界的改变而改变”。

“后理论”时代所依赖与生成的文化场域是复杂且极富悖论性的。这是一个“失与得”并存，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乱像杂糅共生的时代。一方面是某种观念的快速生产与炮制，而另一方面是思想、价值等具有根基性的东西的衰落、遗忘与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人文性危机。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把这一时代称之为消解文化整体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形象已变得越来越复杂。与其说出现了统一的全球化，不如说全球化进程呈现出一个强劲趋势，即全球差异阶段的出现，它不仅开启了“文化的世界橱窗”，让相距遥远的异域文化直接比肩而存在，而且提供了一个场所，让文化的碰撞发出更嘈杂的音调。因此，全球化进程似乎并不是在制造文化的单一性；相反它是差异、权力争斗、文化声望的竞争将在其中进行到底的一个场所。伊格尔顿的判断是，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改变。我们已经从认真、自律、顺从转移到了孤傲冷漠、追求享乐、拼命犯上。如果存在着广泛的不满，那么，同时也存在着虚幻的希望。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起，文化也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符号和景观逐渐充斥着社会生活。伊格尔顿的结论是，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后现代主义对规范、整体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大灾难，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遗忘的政治”。这些新的文化观念涌现于文化本身正变得日益重要的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非同寻常。“文化”表示的就是这样辉煌的综合，文化是摇摇欲坠的掩体，工业资本主义厌恶的价值观念和活力正好在此藏身。

人文科学的生存危机及其生产危机，也是形成“后理论”时代文化场域的重要根系与基础。早在

20世纪后期，一些思想家就注意到了这种状况。美国人类学者马尔库斯、费彻尔在谈到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时指出：“知识的现状，与其说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依其所追随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的”。而人文学科“现时代的表述危机是一种理论的转变过程，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变幻时代，与范式或总体理论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让步于范式失却其合理性与权威性的时期、理论中心论让步于现实细节论这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产生的前提在于，人们越来越发现大理论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细节。”这似乎是当代社会文化景观的一种真实写照，随着后现代文化的转向，许多时尚的、大众的、流行的、通俗的以及形式多样的文化样式已纷纷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文本。“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迷恋的恰恰是这一完整的‘堕落了的’景象……”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的分析更为深刻与彻底，“人文科学已经丧失了清白之身；它不再自诩不受权势的玷污。它如还想继续生存，停下脚步反省自己的目的和担当的责任就至关重要”。人文学科或“文化”，是敏锐地显示现代性整体危机的所在。文化涉及礼仪、社群、想象力的创造、精神价值、道德质量以及生活经验的肌理，所有这些都陷入了冷漠无情的工业资本主义重围之中。科学、哲学与社会学似乎都已臣服于这野蛮的秩序。哲学沉迷于“什么都不重要”与“什么都非不重要”的逻辑区分里，因而对改变世界不感兴趣。当然，伊格尔顿并非一个文化悲观主义者，后理论时代也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化价值的生成与开启，依某些学者的看法，《理论之后》并不标志着理论的死亡，而是预示着一种新的走向。文化理论必须重新积极进取地思考，这并不是为了给予西方世界的生存以合法性，而是为了能够寻求新的价值方向。在“失与得”一章的结尾，伊格尔顿强调，“我们坚持的文化理论许诺要尽力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但总的来说却没能兑现承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上它面带羞愧，生物学、宗教和革命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地是沉默无言，在死亡与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表明的，自己对这些根本问题建言甚少或无所建言，是历史上相当尴尬的一个时刻”。作者的这一论断，既是对20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与理论生产中的某些重大失误的深刻反省与批评，也是对“后理论”时代人类的思想和价值创造所寄予的展望与期待，对新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理论的发展及其知识生产是极富启发性的。

二、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

知识图景是沃尔夫冈・伊瑟尔在探讨文学理论的理论视角时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表示理论构型的一种整体样态。“被表现的事物并不具有客体的性质，而是具有图式的性质”。知识图景的显著特征是显示思想的全景，它通过干预现实，对现存的事物进行重组，从而也提供了一种阐释方法的综合性框架。“如果理论框架是建构性的，则它实质上是加诸于作品之上的一组坐标体系以对其进行认知；如果它是操作性的，则是为了解释事物的生成过程而构造的一套网络结构。”。由此可见，知识图景与马克斯・韦伯所讲的“文化是富有意味的网”，福柯的“知识型”以及布迪厄的“场域”等，均是含义相近的概念，表明知识图景也是特定时代知识系统所赖以形成的一种更具根本性的话语关联总体，正是这种关联总体为特定知识系统的产生提供背景、动因、框架或标准。由此观之，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就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其中既有丰富的思想取向、文化观念与相对稳定的学理基础，又有审美与文学批评实践活动的不断积累与建构。从这种界定来判断，我们所理解的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既不是基于“语言学转向”视阈下的知识范式，也不是为“文化研究”所取代且脱离了文学性的理论形态，它呈现出或者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从文学理论基本的知识面貌看，大理论的消退与小写的、众多的“理论”形态的孵化与生成是一个重要的转向。伊格尔顿的观点是，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风光不再。不管怎样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使我们确信，宏大叙事已经成为了历史，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很有可能正在走向终点。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而应以一种新的质疑提出自己的文化理论。如果说它注定要和雄心勃勃的全球历史紧密结合，它一定有着自己可以响应的资源，其深度和广度与自己所面临的局势相当。拉曼・塞尔登等人指出，1985年到2005年之间的“当代文学理论”领域发生了许多动荡和变化，首先，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成了小写的、众多的“理论”――这些理论常常相互搭接，相互生发，但也大量的相互竞争。文学研究的领域充满复杂性与多样性，过去30年来的理论论争留下了不少重大的教训。这些教训是：所有文学批评活动总是要由理论来支撑；不论是什么样的理论都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如果不是明显地政治的――立场；而不是看起来哲学上绝对的；大写的理论不再显然是单一的、令人敬畏的；理论是要被使用的、批评的，而不是为了理论自身而被抽象地研究的。所谓“大理论”的消退，是指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衰落，这种理论以雄心勃勃的创造解释一切，尤其是先验地预设文学理论的整体面貌与标准话语，在以往文学理论知识构成中，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观念的流行，定于一尊的大原理与概论性书写，大都与“大理论”的思维模式息息相关。“作为一种知识的系统生产，‘大理论’的知识构成往往具有一种‘学科帝国主义’的局限性，其知识系统在急剧膨胀的同时，扩大了这一知识视域中的某些问题，而遮蔽了另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学科帝国主义’缺乏自身的反思批判性，因此需要调整知识生产的策略和视域并形成另类视域，而小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所谓“小理论”是指具有反思性且面向文化与文学实践的理论，这些理论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行动而不是文本或立场观点；它“提供的不是一套解决方案，而是进一步思索的前景”；这种理论或许会重新奠定文学性的根基，回归诗学，甚至重新恢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生机，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领域。因此，伊格尔顿的“后理论”其实是“更多的理论”，是“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那些更大的问题敞开胸怀。这种问题包括道德、形而上学、爱情、生物学、宗教与革命、恶、死亡与苦难、本质、普遍性、真理、客观性与无功利性等。这就是说，他的这个宏大的新构想既包含了一种拓展的，也包含了对自由主义某些原则的重新评价。”

其次，知识范式上的跨界性即跨学科性将愈来愈突出，从而为所谓“小理论”的生成提供学科的依

据和学理的基础，有利于突破文学理论的单一学科化模式，强化与延宕理论的多元性、具体性和差异性。文学理论的特性之一就是它的跨界研究与跨学科性。卡勒对理论的界定有四点：“1，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话话。2，理论是分析和推测――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文字、或意义、或主体中包含了什么。3，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4，理论具有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它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在“后理论”一节中，拉曼・塞尔登等强调，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重要的不仅是理论的含义，还有那“某种东西”(“文学的”、“读解”、“文化”、“政治”)的含义以及如何理解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一些新的批评还引进了一些更专门的领域，譬如与法律、生态、空间、地域等相关的话题与讨论。这类话题与讨论也常常被称作新的跨学科的创造，既不是狭窄的文本，也不是完全理论的，而是内在形式的精微与深刻之处以及当今社会与政治的介入。审视20世纪西方文论及批评方式的意义与经验，从知识范式的层面看，它所彰显的价值就在于跨界研究与跨学科的构型作用。20世纪西方的诸种理论及批评实践，主要呈现为一种阐释性的话语系统，其特征是把某种具有构型性的学科观念与文本内涵有机结合，在与学科观念相统一的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生成具有范导性的理论话语概念，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特定知识系统、方法论意义与阐释空间的话语模式，即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范式”创造。无论从学理的构成，还是从阐释空间的拓展看，诸多批评形态大都体现出重要的理论生成效果，起到类似詹姆逊所说的“元批评的作用”，这当然是跨学科互渗的结果。所以说，学科的范围不存在神圣的规定。如果历史驶入另一个阶段――如果传统的学科框架成为进一步认识的遮蔽，人们没有必要效忠于某种“学科领土权”而拒绝敞开边界。许多学科的疆域始终游移多变。从一个学科内部的积累到多学科交叉导致的视域调整，从社会需求的浮动到学院建制的改变，这一切均有可能成为重新勘定学科版图的理由。但是，文学理论的跨界研究与跨学科互渗，绝不意味着文学性及其知识谱系的消解，作为文学理论知识形态自主性依据的学科理论范式层，似乎更应是这种跨界性与跨学科性所依持的圆心，而那些借助于某种思想与观念实施文学批评实践的诸多理论实验与探险则更多地游移于这一圆心的周围。

最后，鉴于对文化研究阐释经验的深刻反思，后理论已显现出回归文学的某种表征。戴维，凯洛尔和乔纳森‘卡勒在90年代曾指出过，倘若文学经典的现状受到质疑，倘若文学、艺术和一般文本证据已经形成的完整性被内在矛盾、边缘性和不确定性等观念驱逐，倘若客观事实被叙事结构的观念取代，倘若阅读主体规范的统一性遭到怀疑，那就必然是，很可能根本与文学无关的“理论”在捣乱。在一些学者看来，20世纪80年代后对文化研究及其诸多理论的兴趣与依赖，似乎起到了一种更阔大的作用，但也可能让人感到的是对文学正业的一种偏离，一种令人畏惧的、受到挫折的偏离，或者是一种时髦的偏离。文学与文学性的显著标志被种族、性、性别的种种规范、律条遮蔽了，如卡勒所强调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研究及其文本分析的方法就只能遵从社会学意味很强的文化研究的模式，沦落为文化研究的一种‘症候式解释’”。事实上，文学理论与研究已拓展的太远，它变成了自觉虚构的后现代文化的共同语。这样的拓展在卡勒看来，势必使文学的特征与批评锋芒丧失，因此，他合理地指出，也许该是在文学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回归诗学，回到被理论“抛入外圈黑暗之中”的文本细读的传说……按照我们的理解，“后理论”在关注大问题的同时，更应关注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符号的艺术性建构，关注审美性经验及其阐释在文化研究中的归位。这种归位或者侧重文化诗学的理论取向，或者侧重一种元批评的阐释方法，或者更注重新构筑理论场域中的文学与审美的深度结合等等，无论理论与学科的跨界有多广，作为“与文本相关联的诗性(审美性)阐释理论”，它应始终保持审美性的质量，即通过审美价值判断，把生活与作品中蕴涵的美发掘出来，以超越人类的日常经验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形态。

三、知识生产的路径及选择

“后理论”时代知识生产问题的提出极为重要且极为复杂，它无疑面临着诸多的困惑与焦虑，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与选择。诸如全球化语境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认同性危机与趋同现象，高度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与消费语境的日渐建立，文化建构的日益功利化、世俗化与精神价值趋于消解的状况，理论生产的空前冷落以及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化的现状。更为严重的是，“全球化经济活动中，物质商品与文化产品往往是共生的，经济的全球化时代要驱动文化思维、审美趣味的一体化，甚至文艺产品的克隆化。面对异土情调、异样风格的西方消费文化的大举挺进，第三世界往往显得惊慌失措，精神阵地溃不成军，其文化核心阶层大抵最后借助民族主义的政治权威或的道德律令作生硬的限制与抵抗”。从广义的文化与价值层面表现出的消解性危机，到精神生产领域内人文学科所呈现的时代性焦虑，再到文艺理论和文学研究的困惑与茫然，诸多现象无一例外地表明，面对后理论时代的知识生产的多重性危机和焦虑，只有科学的思考和探索知识生产的合理路径及其选择，才能找到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依照我们的理解，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知识图景生成的价值定位，将可能构成其知识生产特定取向与路径的关键所在，进而也成为当代中国文论需要深度反思及其认同性选择的重要面向。

其一，与“大理论”消退及“小理论”的孵化与使用相关联，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则更多地转向文化政治，强调理论生产应承担公共领域内更多更大的社会责任。在伊格尔顿看来，理论中缺失的“另一半”并不是文学、读解、文化或美学，而是政治。后现代主义对绝对真理和普遍性等概念的厌倦意味着它已经丧失了深度与雄心。后现代文化理论远非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更是其同谋、附隶于――正因为是资本主义――其侵略性、杂交性与多元性之上。至于价值问题，伊格尔顿评论说，对固定的等级制的解构“轻而易举地与人们熟知的市场对一切价值的革命性铲平同时诞生了”。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理论之后的价值选择是什么?伊格尔顿提出的补救办法是一种雄心勃勃的政治批评或文化政治。他说，“文化可利用它漂流在社会之中这一事实，超越社会偏狭的界限，探究那些对全人类至关重要的事件。它可以具有普遍性，而非仅局限于狭窄的历史性。它能提出终极问题，而不仅仅是那些实用的或狭隘的问题”。“后理论”其实是“更多的理论”，是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那些更大的问题敞开胸怀。这些问题包括道德、形而上学、爱情、生物学、宗教与

革命、恶、死亡与苦难、本质、普遍性、真理、客观性与无功利性等。“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些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要忽略这些，目光会相当短浅”。如上表述应看作是伊格尔顿“文化政治“观念的核心所在，即文学理论生产中的”微观政治”取向。

历史地看，面向社会文化公共领域，指出社会发展中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问题性，是20世纪西方文论在知识生产方面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由此推动和形成了西方文论参与文化政治建构及新观念的不断生成。伊格尔顿作为政治批评的倡导者，坚信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情感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会涉及种种更深广的信念，涉及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的种种问题。……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时隔20年在对后理论时代的描述中，伊格尔顿秉承其“政治批评”的信念，继续依持那些形而上学的宏观政治的大问题，但却更加强调知识生产向文化政治的转向与渗透。所谓文化政治，即是指区别于具有宏大叙事特质的社会政治的一种微观政治。它更多地指向性别、种族、族裔、性、年龄、地缘、生态等文化权力关系。与社会政治相比，它更富于生存的具体性与文化意味，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被文化所规定和塑造。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政治是社会政治的实践性呈现与延伸，它构成了文学生存的栖息地，是文学理论面向公共文化领域的基本寓所。诚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所谓微观政治现在就成了时代的命令。……如果所有的理论，就像有些人所怀疑的，天生就是总体化的，那种种新型的理论就得是一些反理论：局域性的、部门性的、从主体出发的、依赖个人经验的、审美化的、自传性的、而非客观主义的和全知性的。……代之者则将是那个流动的、不再居于中心的主体。不再有任何连贯的系统或统一的历史让人去加以反对，而只有一批各自分立的权力、话语、实践、叙事。由此可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可能将成为“众多的理论”，“差异的理论”，面向文学实践与文化问题的理论，这些现象和存在正是形成其理论的动力和价值的基础所在。

其二，与知识范式上的跨界性和跨学科性相适应，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应更加突出反思性与思想生产的深度综合。这也是文化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为什么需要反思性，伊格尔顿的分析是，我们拥有一个不间断地在穿衣镜前表演的整体社会，把它所做的每一件事编织进一个巨型文本，每时每刻都在塑造着这个文本世界那鬼怪般的镜像，这意味着文化变得日渐狭隘，也变得日渐空泛，平淡乏味在偏狭盲从中找到了回音。因此，文化在认同意义上已变得更为迫切。由此可见，对我们的处境进行批判性反思，这是我们处境的一部分，是我们属于这个世界的特殊方式的一个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后理论的真正使命就是对迄今为止尚未触及和思考过的问题进行探索的种种可能性。但这一工作只有在反思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那些被大理论和文化研究所遮蔽的大问题，反倒可以在理论之后的小理论的视野中凸现出来。华康德甚至认为，一种真正新颖的思维方式，即生成性的思维方式，其标志之一就是它不仅能超越它最初被公之于世时受各种因素限定的学术情境和经验领域，从而产生颇有创见的命题，而且还在于它能反思自身，甚至能跳出自身来反思自身。只有这种反思性甚至批判性的价值取向，才为文学理论进入“深度综合”奠定观念基础。因为“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它不仅针对其它学科的内容，而且也针对其它学科的局限性，因此文化研究属于后学科”。文化研究打破了各学科间的界限，促进了文学研究与文艺理论的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但文化研究不能取代文学理论。所谓文学理论的深度综合，既指思维形态与方法论层面的吸收与借鉴，也包括在思想根基与文学性向度方面的建基与会通。博采各种文论形态有益的资源与创见，在一种新的基点上进行创造性建构，是理论创造走向博大精深的一个必要环节。无论如何地实施跨学科与跨文化，一个必要的前提是文学理论为跨界中的聚焦点与圆心，它既是一种广延性极强的人文科学理论，又是一种研究与阐释文学审美现象的自主性理论，它必须依赖特定的文学经验、形式、情感、心智与形象，类似于杰姆逊所讲的一种文学的“协力关系网”，拉尔夫・科恩所强调的，文学理论应成为一种阐释的指南、贯通性的源泉、分析的基础，以便发现和开拓出生活与意义的某种可能性空间。

篇（5）

二、加强完善整体化方针机制的确立创设

1.在实际工作中，要结合实验室的实际情况，按照实验室评审准则的要求，建立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同时将质量管理体系进行细化，真正的将责任落实到每个质量管理人员身上，确保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同时进行维护和完善。

2.要合理的分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对岗位的职责进行明确。对于实验室体系管理的相关文件，要定期的培训给每一位实验室工作人员，并要求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标准规定开展检验工作，并制定合理的奖惩制度。

要对实验室的客观环境进行严格管理。对所采用的标准品和比对样品进行严格的控制，采购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要一起进行严格监督。对进入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要严格把关，进行质量对比，质量低劣的物资品类不能进入实验室，从而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三、将质量控制贯穿于实验室全部质量活动中

1.对检验样品进行科学管理

要使检验结果准确无误，首先要对检验样品进行严格的管理，检验人员要对检验品进行标识，确保其唯一性，这样就可以避免样品与其他物品发生混淆。其次，对检验样品进行严格的登记，这种登记记录要安全保存，不得丢失。无论是检验前还是检验后，都要有专业的检验人员对检验样品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使样品检验顺利有效的完成。在对样品进行备样时，必须进行相关的记录、保存。

2.合理确认检测方法

检验方法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检验结果的准确性。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食品检验方法也在飞速的前进中，种类也是多种多样，在对不同食品进行检验时，需要运用多种检验方法和实验仪器，因此，在选择食品检验方法时，检验人员要根据实际需要检验的食品特点，选择合理的食品检验方法，并规范的开展检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3.确保实验室人员的综合素质满足检验要求

要想食品检验结果准确，离不开食品检验工作人员，因此，食品检验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检验结果也有着密切联系。实验室要对检验人员的综合素质引起重视，不仅要求检验人员的检验技术过硬，还要求检验人员有较高的职业素质。另外，要对检验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使检验人员能够不断的学习先进的检验技术和方法，并将这些先进的检验技术和方法合理的利用到实际的实验中去，从而从根本上增加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4.对实验室仪器、设备的控制

对实验仪器、设备按照规定要求，进行定期的检定、校准，确保使用的每台实验仪器、设备都是符合标准规定要求的。并对仪器设备的使用状态标签的粘贴进行检查，保证仪器、设备的正确使用。

5.对相关设施和环境条件进行有效监控

在进行实验前，要检查环境条件和相关设施是否满足实验要求，是否满足样品储存和配置的要求。同时，检验人员对环境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时记录，记录的内容要严格按照规定来做。在进行实验过程中，发现环境不符合实验要求时，就要停止实验，并制定相关的解决措施，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6.做好检验记录

即使在检验过程中严格按照要求操作，并获得了准确的检验数据，没有对检验结果进行认真记录，就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因此，做好检验记录是很重要的。因此要求工作人员对检验过程进行严格记录，保证记录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此外，还要求管理人员对记录进行严格的管理，保证记录的完整性，可追溯性。

7.检验结果质量的保证

在对食品进行检验过程中，根据实际的情况，工作人员要采取合理的监控方式，定期对监控计划、方法、结果进行审查，对监控的数据进行定期详细的核查，及时的发现问题，一旦发现问题就要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进行纠正，并严格执行，进而从根本上杜绝错误报告的产生。

篇（6）

1前言

知识管理已逐渐受到企业界及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与之相关的研究及书籍近几年陆续出现，越来越多企业也纷纷相应成立相关的岗位，以落实执行知识管理的工作。许多组织都在着力于通过知识管理以改善企业效率，在各组织中积极推广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并以技术架构为基础建立框架，用以对知识的获取、应用和合作。对于高校而言，高校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已不像从前一样只能靠口述或是文字来传授知识。在信息化的环境中，高校教师能选择更多方法辅助本身的教学活动。相对的，学生在学习方法和知识的获取上也有更多的选择，以往填鸭式的教育模式逐渐被更生动的知识传授方式，更多元化的师生互动渠道所替代，高校教师也逐渐从知识的传授者逐步转变为知识的引导者。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校教师需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知识管理流程，将教师自我知识进行条理化管理，使其教学水平和竞争能力得以有效提升。

2个体知识管理

何为知识管理？Galbreath认为知识管理应由个体开始、其次为组织的个别单位、跨领域或跨单位、全方位的实施，最后逐渐扩展到与其他组织的合作。知识管理是指对知识及知识的转换和创新进行管理，一方面，将知识视为物体，另一方面也将知识视为一种过程。就其主体而言，进行知识管理者可能是个体或组织，由此便形成所谓的个体层次或组织层次的知识管理；就其手段而言，知识管理不单是技术问题，还有一部分是策略问题，同时也强调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总而言之，知识管理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只有结合科技与人，兼顾内容与过程，才能促成真正有效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应由个体做起，目的是帮助个体更有效率地将知识付诸于实践，以协助组织的发展。个体的知识管理可以将个体兴趣和工作需要作为其出发点。个体是组织的基本单位，个体知识管理即是组织知识管理的基础，它与组织知识管理是相辅相成的。知识管理是每一个体的工作，知识管理者的例行工作需要搜寻、利用、创造以及分享，因此应鼓励所有的员工都能管理知识。在终生学习时代中，个体不但是知识的创造者，也是现有知识的消费者，而且后者的作用更加明显。个体为何追求知识，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力，进而提升个体自身的能力，并在组织中占居一席之地。此外，个体除了要不断学习新知识以外，还应积极投入到知识的创新中去，努力创造出新的知识。第一，知识计划：秉持自我负责态度确立完善的知识计划，并妥善做好目标、时间以及情况三方面分析。第二，知识评价：对个体知识管理整体方案进行自我评价及总体性评价。第三，知识展现：此过程主要包括对信息和知识来源的识别。前者包括对个体已掌握知识的分析及个体对新知识的需求分析，后者则涵盖对查寻到的信息来源可靠程度的分析。第四，知识产生：针对各类的知识形式，如文本、演说、图书资料、影像作品、多媒体课件以及学习软件等进行信息处理与知识体系的建构。第五，知识传播：知识传播过程主要涉及与他人的信息与知识的沟通和交流。在个体间知识的沟通互动之中，其重要的沟通和交流工具大多依靠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第六，知识运用：个体根据自身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以一种适当的方法对知识进行有效的应用。第七，压力与缺失管理：通过在吸收知识的过程中，对其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控并能从发现的错误中不断总结。

3高校教师的知识管理

教师知识管理是指教师个体隐性知识外显化的过程。由于高校教师个体知识有高度的经验性、脉络性与内隐性，因此为了提升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特别需要通过外显化与理性化的努力，才能使此种看似庞杂、无价值的隐性知识，得到系统性的整理，以增进其流通性与可接近性。有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身为高校教师必须有良好的知识管理能力，包括信息运用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知识分享能力，即教师也要不断利用信息技术，查询教学资料，并加以有意义和有系统的组合，并且能与师生互相分享，以丰富和强化教师教学能力。高校教师身为一个知识工作者，对于社会全体知识进步的推动与探索，相对于其他行业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高校教师在知识的学习、应用和创新上面，更应该有积极作为，不但能够管理个体知识，并且可以指导学生如何管理知识，成为掌握时代知识的主人。以高校教师身处的环境而言，知识管理也有其重要意义：第一，从知识管理流程的视角定义：知识管理主要包含知识的判别、知识的获取、知识的创新、知识的分享以及知识的储存等流程。以高校而言，需了解哪些是有用的知识、摸清获得知识的渠道、建立高校知识流动与分享的渠道，最后还需整理出一套系统完整的知识，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建档。第二，从知识管理的目的角度定义：知识管理能增进组织获取更新知识的绩效，并解决复杂或重复的教学与行政作业。第三，从知识管理功能的视角定义：知识管理就是如何更高效地管理高校的智慧资本或知识资产，能将高校的显性知识或隐性知识有效的运用，以累积高校的无形学术财富，从而能提高高校的竞争力。

4信息技术对知识管理的影响

BillGate指出知识管理要有完善的功能必须有工具加以辅助才行。其基本的几个条件包含资料库、档案以及电子邮件和工作流程的应用软件。此外，还包括了特别搜寻的功能。Graham则认为信息技术的普及已经改变了人类沟通方式，因此它被视为沟通技术革命的产物。此种沟通技术的革命，通过信息技术来不断创新知识，并提供传播与扩散渠道，使知识的普及与应用更加便利。这样的变化也使得人们学习方式发生转变，逐渐进入了以信息化学习手段学习的环境，一种运用网络传播、获取学习信息及学习内容的学习方式应运而生。信息技术的应用对知识管理存在四方面的影响：其一，可以很方便地延伸个体在组织内部的网络；其二，可以提供一种快速学习别人知识的途径；其三，信息技术可以方便提供对知识的快速获取、更新以及存储；其四，可以使得结构化知识在组织内部向垂直和水平两个纬度快速扩散。同时，由于信息技术已融入个体在知识管理的要素中，造成个体在处理信息的模式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第一，多媒体的应用使信息型态的转变。所谓多媒体，是一种以电脑为中心结合所有已知的信息，包括文字、图形、声音、影像、视讯等，是各种资源的结合体。以往单独存在的书、杂志（文字）、录音磁带、电视、电影、录像带，通过多媒体的整合能呈现不同一般的效果。第二，信息搜寻、纪录、内部查询的便利性与可扩充性。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过去从内部资料库搜寻的资料，也就是个体整理过的笔记、图片、摘要等以及外部资料（图书馆、杂志社等）更加快速与便利。也可以超越时空限制的互相沟通交流，并且累积大量知识加以活用。第三，信息储存空间的改变。传统上对个体资料库的建立以分类卡为基础（包括个体的藏书、书报剪辑、讲义目录、会议记录等），而当个体资料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物理储存空间有限，对资料的保存和检索就会变得特别困难。但是信息技术在资料储存与处理能力上更有助于解决知识凌乱多变及难以保存的问题，所以信息技术的运用对于知识管理有很大的影响及贡献。第四，将信息做结构化系统分类。由于个体所属的专业有所不同，传统的知识分类尽量采取较简单且易于检索的方式。而运用结构化的分析架构，可依据运用数据库技术和分布式存储的方式，对已有知识做分门别类的安排，并可对个体在知识的创造及运用的衔接上起到协助作用。

5信息技术环境下高校教师知识管理策略

在信息技术及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高校教师知识管理的策略是指在知识管理的过程中，教师如何主动利用信息化手段，判断其所具有的显性、隐性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整理、储存、传播以及创造。其目标是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对教师知识储备进行系统化、条理化的管理，从而提升知识应用及创新能力，从而达到提升高校教师专业能力的目的。第一，高校教师要很好进行个体知识管理，高校首先应该建设资源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中心，比如建设高校数字化图书馆建设。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化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全面应用，网络教学资源中心不仅仅给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也给教师也提供了一个获取各种教学资源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学生可以在线咨询课程与教学问题，教师可以通过教学资源中心的帮助，培养自我学习和独立研究能力。第二，使用专门的软件来进行个体知识管理。由于高校教师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差异，大部分教师对概念地图等知识管理软件并不是很清楚。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教师知识管理的技术和软件平台，可以有效提高教师的相关软件应用能力。第三，高校教师可以享用互联网中丰富的信息资源，通过相关网络搜索技术，下载电子书籍和相关期刊网上的学术资料等方式来获取相关专业信息；还可以登陆专业的学科网站来获取自己所需的专业知识；此外散布在互联网中的许多专业论坛也是高校教师获得专业知识的很好补充。第四，高校教师可以利用校园网或者及时聊天工具，如QQ、MSN、E—Mail、BBS、个体网站等建立虚拟社区来促进彼此之间的知识共享。在教师虚拟社区内，教师围绕共同的主题发表各自见解，进行知识分享。在同一虚拟社区汇集的教师越多，社区内所集聚的知识也越多，其学术价值也越高。在虚拟社区内，高校教师可以将自己获得的相关知识上传在QQ空间中，供大家转载、阅读，也可以将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的点滴教学经验和不足以微博的形式让同行借鉴和评论，从而提升自己的教学和专业水平。

作者:李乐婷单位: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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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电力作为高风险产业，不仅源于其公用事业属性，以及技术资金密集、供求瞬时平衡、生产运行连续等特征，同时电力项目投资额巨大、建设周期长、沉没成本高，而且，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市场建设进程的深入，市场主体越来越多，电力交易关系复杂，不同主体之间协调困难，电力行业规划建设、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加大、电力市场风险增加。根据“十一五”期间电力体制改革的任务，面对我国电力市场化发展的现状，增强风险意识，树立风险观念，加强风险管理将是电力企业的重要任务。本文在阐述了企业风险管理基本框架流程及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提出电力企业定量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及方法，以期推动电力系统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

1、风险管理的主要内容

风险作为客观存在，要求人们考察研究风险时，要从决策角度认识到风险与人们有目的活动、行动方案选择及事物的未来变化有关。风险的形成过程和风险的客观性、损失性、不确定性特征共同构成风险形成机制分析和风险管理的基础。

人们一般对风险持厌恶态度，都想减小风险损失，追求风险与收益的均衡优化。风险管理的提出与发展与企业发展状况、社会背景密不可分。风险管理作为一门管理学科，首先在美国应运而生，之后传到西欧、亚洲、拉丁美洲。美国大多数企业都设置专职部门进行风险管理，许多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都开设风险管理课程。风险管理作为一门科学与艺术，既需要定性分析，又需要定量估计；既要求理性，又要求人性；不但需要多学科理论指导，还需要多种方法支持。

源于风险意识的风险管理主要包括风险分析、风险评价与风险控制三大部份。根据风险形成的过程，风险分析需要进行风险辨识、风险估计。风险估计需要进行频率分析与后果分析，而后果分析又包括情景分析与损失分析。通过风险分析，可得到特定系统所有风险的风险估计，对此再参照相应的风险标准及可接受性，判断系统的风险是否可接受，是否采取安全措施，这就是风险评价。风险分析与风险评价总称为风险评估。为进行风险定量化估算，要进行定量风险评估(QuantitativeRiskAssessment—QRA)。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针对风险状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与对策方案，以控制、抑制、降低风险，即风险控制。风险管理不仅要定性分析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及损失状况，而且要尽可能基于风险标准及可接受性对风险进行定量评价。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工业企业也希望将风险损失价值化并给出货币衡量标准。风险管理就是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险控制三者密切相联的动态过程，见图1。

2、风险管理的组织实施与基本流程

为有效实施风险管理，企业应由专门的组织及相关人员按一定程序组织实施风险管理工作。据《幸福》杂志对美国500多家大公司的调查知，84％的公司由中层以上的经理人员负责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的趋势是董事会下属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公司风险管理，组织实施的流程是：①制定风险管理规划；②风险辩识；③风险评估；④风险管理策略方案选择；⑤风险管理策略实施；⑥风险管理策略实施评价。

3、电力企业定量风险评估(QRA)

电力企业QRA的建立与发展从内部来看，不仅已有可靠性分析、安全分析、质量管理、项目管理等各专业分析作基础，从外部而言有电力用户、政府与社会公众、咨询机构等众多相关主体的关注。电力企业QRA对企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QRA有利于企业将风险水平控制在规定标准的风险水平之内，并符合最低合理可行原则；通过开展QRA可帮助企业全面识别风险，并按轻重缓急排序，以有助于管理者将精力、财力、物力集中于风险控制的重要紧急领域，使风险管理决策更为合理、效果更好、成本最小；通过对各种风险控制方案或安全改进措施进行QRA，使决策者对方案措施进行优劣选择，为公司提出决策支持。电力企业的风险将对其它企业和主体带来连带影响，并产生放大效应，电力系统安全、可靠、高效、优质是各行各业和政府管理部门共同的愿望。电力企业实施QRA具有现实意义。

3.1电力企业QHA的基本框架模式

电力企业QRA是指在工业系统QRA的基础上，考虑电力系统的技术经济特点及运行规律，结合电力体制改革及电力市场化进程而以概率模型表征的全面风险管理理论方法。为便于实施风险管理，保证风险评估质量，满足风险评估过程各阶段的不同要求，构建如图3所示的适用于电力企业QRA的基本框架模式。在具体实施时，允许依实际情况而有所改变。

3.2电力企业QRA的主要工作内容

(1)确定目标及范围。包括风险管理的目的与意义，待分析系统的设备配置、工作流程、资金、人员、管

理、信息、地区、人文环境等，即确定QRA实现目标和实施条件等。

(2)风险辨识。即找出待评价系统中所有潜在的风险因素，并进行初步分析，通过安全检查看系统是否达到规范要求。风险辩识的基本途径有历史事故统计分析、安全检查表分析、风险与可操作性研究(HZOPS)、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FMEA)、故障模式影响及危急分析(FMECA)、故障树分析(ETA)、事故树分析(ETA)、风险分析调查表、保单检视表、资产风险暴露分析表、财务报表、流程图、现场检查表、风险趋势估计表等。为配合保险公司对出险事项的处理，可采用从下至上的归纳法、从上至下的演绎法及两者综合运用。针对特定风险，可选用基于系统平面布置的区域分析、隐含事件分析、德尔菲法及基于事故树分析的风险事故网络法等。风险辩识不只局限于系统硬件，还应考虑人为因素、组织制度等系统软件。风险综合集成是指对所有风险按其特性类型分门别类加以汇总整理。因电力工业特点及电力市场化改革特点，把电力系统风险按厂网分开的行业结构进行分类。

对于发电企业而言，主要有电源规划风险、报价竞价上网风险、供求平衡风险、市场力抑制风险、备用容量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项目风险、中介机构风险等。对于电网企业而言，主要有电网规划风险、电网融资风险、购电电价风险、电力交易转移风险、辅助服务风险、成本分摊风险、输电阻塞风险、输电能力风险、备用率风险、电力监管风险等。另外，电力企业还将面临电力可靠性、安全性、稳定性风险及电能质量风险等。

风险综合集成后的初步风险分析是对已辩识出的风险进行初步分析评估，确定风险的等级或水平。风险水平低的可忽略不计或仅作定性评估，风险水平高的要在定性分析基础上，进行定量评估。

(3)频率分析。即确定风险可能发生的频率，其方法主要有历史数据统计分析、故障树分析与失效理论模型分析。历史数据统计分析是根据有关事故的历史数据预测今后可能发生的频率。因此要建立

风险数据库，既作为QRA的基础，又作为风险决策的依据。故障树分析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逻辑分析法，把可能发生的事故或系统失效(顶事件)与基本部件的失效联系起来，根据基本部件的失效概率计算出顶事件的发生概率。失效理论模型分析是在历史数据与专家经验的基础上，采用某种失效理论模型来计算风险发生频率。

(4)风险测定估计。根据风险特性及类型，运用一定的数学工具测定或估计风险大小。常用方法主要有主观估计法、客观估计法、期望值法、数学模型法、随机模拟法和马尔可夫模型法等。

(5)后果分析。即分析特定风险在某种环境作用下可能导致的各种事故后果及损失。其方法主要有情景分析与损失分析。情景分析通过事件树模型分析特定风险在环境作用下可能导致的各种事故后果。损失分析是分析特定后果对其它事物的影响及利益损失并归结为某种风险指标。

(6)风险标准及可接受性。风险标准及可接受性应遵循最低合理可行(ALARP)原则。ALARP原则是指任何系统都存在风险，而且风险水平越低，即风险程度越小要进一步减少风险越困难，其成本会呈指数曲线上升。也就是说，风险改进措施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最终趋于零，甚至为负值。因此，必须在风险水平与成本间折衷考虑。如果电力企业定量风险评估所得风险水平在不可接受线之上，则该风险被拒绝，如果风险水平在可接受线之下，则该风险可接受，无需采取风险改进措施；如风险水平在不可接受线与可接受线之间，即落人ALARP区(可容忍区)，这时要进行风险改进措施投资成本风险分析或风险成本收益分析。

分析结果如果证明进一步增加风险改进投资对电力企业的风险水平减小贡献不大，则该风险是可接受的，即允许该风险存在，以节省投资成本。ALARP原则的经济学解释类似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一样，风险与风险措施投入间的风险曲线也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3.3电力企业QRA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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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教师知识管理的内涵

教师知识管理的研究大部分是把知识管理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套在教师这一研究对象上。如刘敏把教师知识管理的内涵界定为：“教师个人或教师共同体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知识获取、存储、利用、共享、创新的过程，是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互相转化的过程，并在这些过程中提高教师个人素质，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进而提升学校或组织的竞争力。”［2］P19同时，教师知识管理的主体是教师个体和教师实践共同体，即教师知识管理包含教师个人的知识管理和教师实践共同体的知识管理；教师知识管理的客体则是教师个人和教师共同体所具有的全部知识。［2］P20对于教师个人知识的管理，纪清华老师把其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本体性知识，即教师所具有的特定的理论知识、学科知识；二是教师的文化知识，即学科知识以外的，具有拓展性、分散性、引导性等的知识，这方面的知识使教师教学更具人格魅力，教学更具个性化风格；三是教师的实践知识，包括学科知识的实践经验和社会知识的实践体会；四是教师的条件性知识，即教师教学所需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以及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知识。［5］与之相应的，代宏伟老师把教师知识管理的研究总结为三种取向：一是教师的基础学科知识，包括学科内容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学科教学法知识等；二是教师的实践知识，指出这些知识具有五个特征：情境性、具体性、综合性、经验性、情感性；三是教师的情境知识，“知识是个体与社会情境和物理情境互动的结果，知识的运用不仅受本身规则的制约，还受特定文化、活动和情境的制约；知识随着在每一次新的情境中的运用，其内涵都将发生变化”。［6］P18其中，情境性知识与文化知识都属于教师个性化的知识，为教师个体的兴趣涉猎、跨专业拓展、经验积累等方面的显性与隐性知识的总和。

3教师知识管理系统的构建

构建教师知识管理系统，需要对教师知识管理的活动、知识管理系统、知识管理工具、知识管理配套的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探讨。

3.1教师知识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

3.1.1知识获取知识管理系统要能够为教师提供从知识库中挖掘知识的工具与技术（如关联规则、范例推理、神经网络等），方便教师从知识库获取有用的知识。对于教师的隐性知识，可以通过叙事日记来实现其隐性知识的显性化。

3.1.2知识存储目的是促进教师自身知识结构的优化，建构教师群体的组织知识库。因此，知识管理系统要构建合理的教师知识库，并提供绘制知识地图的地具。

3.1.3知识共享有利于打破教师之间的壁垒，有利于减少学校和教师个人获取知识和知识创新的时间和成本。因此，知识共享是教师知识管理系统的重要功能。

3.1.4知识创新知识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知识的创新，而知识创新主要来自于教学管理实践。因此，知识管理系统可提供知识创新成果的展示平台，促进知识创新的行为。3.1.5知识管理绩效评估其目的是发现知识管理过程，包括知识管理的内容、管理机制和管理平台的设计构建等方面，帮助学校、教师与管理人员做出相应的决策，提高教师知识管理的绩效。同时，知识管理绩效评估也是一种促进知识管理的激励机制。

3.2教师知识管理系统的逻辑架构

笔者把张旭芳和詹晓玲两位的研究成果中教师知识管理系统逻辑架构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知识管理系统的基本架构核心是用户（教师）、应用程序（知识管理工具）、知识库（数据库），即要表现出“知识管理主体”、“知识管理客体”和“应用手段”这三方面的需求内容。在此基础上，因为采用的软件平台的不同，知识管理主体需求理念的不同、知识管理客体分类方法、编码与存储方式等的不同，知识管理系统应用导向的不同等，最终形成了不同的设计理念和不同的教师知识管理系统风格。但这并不影响在知识管理系统中，教师进行信息、知识的分类储存、交流分享、应用、创新。

3.3教师知识管理系统的应用

在我国教师知识管理系统中，通过对各种知识管理工具的整合与应用，达到各种知识管理功能的实现。知识管理工具即在知识管理的过程中，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有效知识管理的辅助手段。通过对知识管理工具的分类，为知识管理选择具有特定功能的知识管理工具提供了思路。有研究者以知识管理工具的特定功能类为标准，对其进行了系统分类，详见表1。如谷歌、百度的搜索引擎，就是一个知识获取工具；维基百科、百度百科，是一个知识的产生、编码和传播工具；知乎、百度知道、新浪爱问等，则是集知识共享、知识利用、知识评估、知识锁定等功能为一体的工具；百度文库、爱问共享资料、豆丁、中国知网等，则属于知识库的工具；麦库记事、PKM2、OneNote等，则属于集知识云储存、分类、共享等具有个性化的管理工具.把这些知识管理工具整合到知识管理系统（平台）中，就实现了具有不同的知识管理功能的模块的建设。通过这些知识管理功能模块的细化与应用，就可以完成知识管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知识管理任务，满足不同的知识管理服务需求。.其中，在教师知识管理系统构建中，有几个关键的技术需要指出：［8］一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即个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将社会网络引入教师知识管理系统，使得教师的个人数据处理、个人社会关系管理及其可信的知识共享得以实现，安全地与自己信任的人分享知识与信息，籍此信任关系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达成更有价值的沟通和协作。二是知识地图。知识地图的概念最早是由布鲁克斯（B.C.Brooks）提出的，强调知识的创造以及人的思想，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知识地图。在教师知识管理中引入知识地图，建立知识索引和知识的相互关联，把知识按层级方式组织起来，便于教师依据这一关系及所提示的关联性，快捷地找到所需的知识，为教师提供“使用知识库路径、寻找知识拥有者的信息以及记录知识的文件等”。［8］三是维基技术。WIKI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网页编辑与知识系统。把维基技术引入到知识管理，一是可以充实知识系统的资源；二是促进教师扩大知识面；三是扩大教师之间的对话、交流、合作。四是网格技术。知识网格研究是利用网格、数据挖掘、推理等技术从大量在线数据集中抽取和合成知识，使搜索引擎能够智能地进行推理和回答问题，并从大量数据中得出结论。有研究把知识资源库的知识本体分成六大类：概念本体、领域知识本体、教学策略本体、教学对象模型本体、教学任务本体和教学应用本体；并认为，知识网络是一个智能互联的环境，能使用户有效地获取、、共享和管理知识资源，并为用户和其他服务提供所需的知识服务，辅助实现知识创新、协同工作、问题解决和决策支持。同时，构建教师知识管理系统还应重点关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建立教师知识交流平台，促进教师之间基于平台的合作与交流；二是建立知识数据库（仓库），促进教师对知识的存储与分类管理，促使学校积累宝贵的知识财富；三是建立知识地图，帮助教师在恰当的位置获取知识；四是实现知识方便地共享，并提供快捷的搜索功能；五是构建教师知识管理系统，要塑造知识共享的校园文化氛围，建立知识共享的激励机制，包括学校知识共享的激励机制和知识管理系统的知识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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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知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1986年，舒尔曼(Shulman)对教师的知识分类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7种类型的知识，即一般教学知识、关于学生的知识、学科知识、教学内容知识、其他内容知识、关于课程的知识以及教育目标的知识。我国学者认为，能胜任教育教学的教师，其合理的知识结构应具备三方面的知识，学科知识(也称为本体性知识)、条件知识和实践性知识。

学科知识方面，要求教师既要熟悉、深刻理解所教学科的知识，知晓知识的由来、组织、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以及在现实情境中的应用，还要具备向学生传授学科知识的专门知识，了解学生的学习需要、学习困难，注意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条件性知识，即教育教学中所运用的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知识，包括学生发展、课堂互动、个体差异、教学评价、教学方法与策略、教学计划与目标等，掌握条件性知识有助于教师认识教育活动的规律，也有助于教师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对教育进行灵活而有效的调控，从而顺利实现教育目标。

实践性知识，即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所具有的课堂情境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这类知识大多数来自于实践，是教师经验的积累。

二、中学化学教师应具备的知识结构

l.化学学科知识

教师的学科知识结构因人而异，但根据当前化学教师的工作任务，化学教师的学科知识结构应该是如附图所示的“鸡蛋式”结构，包括核心知识、紧密知识和知识。核心知识是指中学化学教材中的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实验技能以及教材的结构安排等内容。紧密知识是指与教材内容相关的较高层次的化学理论、化学学科的体系框架、化学学科发展史、探究化学学科知识的标准与思考方式、对化学学科及其发展的基本认识和价值判断等内容。知识是指与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化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化学学科最新成就等内容。核心知识反映教师教学工作的基本内容。紧密知识反映教师学科知识的纵深度，这部分内容不仅有助于教师讲清“是什么”，更有助于教师讲清“为什么”，使教学做到深入浅出，得心应手。知识反映教师学科知识的宽度，这部分内容可帮助教师灵活多样地处理教材，缩小教学内容与新知识、应用之间的差距，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师的学科知识结构是影响乃至制约教师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所内化的知识的性质、数量、类型和程度不同，其创造力的强度和方向也就不同。所以，教师应该建立合理的学科知识结构。自学、参加继续教育、阅读报刊、查阅网络资料等可使教师的知识结构不断得到更新。

2.条件性知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所面对的学生也会更加个性化，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不断学习心理学和教育学，能够以新的教育理念来面对自己的教学对象。

新课程的最大特点是彻底改变“学问中心”的应试模式，将素质教育落实到新的课程标准中，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全面的发展。但在长期的应试教育中，化学教师形成了重教师的知识传授轻学生的主动学习，重书本知识轻社会实践与发展，重考分轻能力和情感的陈旧教育观念，根本不能适应新课程中让学生全面发展理念对教师的要求。

新课程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现代基础教育的最终目标是青少年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中学化学教师必须具有关于青少年发展与教育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即要真正拥有这两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以便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效地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知识增长各方面指导他们全面发展。

可以说，没有坚实的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就不会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没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就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镣铐”，根本不能成为一名新课程的执行者和实践者，其他新课程中的角色更是无法胜任。

条件性知识是动态的，可以通过系统的学习来掌握，但更多的是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逐渐地了解和习得，需要动态地把握领会，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和加深。可通过请进来(专家引领)、送出去(在职培训)等方式使教师的条件性知识得到充实，但关键还需要广大化学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积极主动地去内化，只有把外部的知识纳入个体的知识体系中，才能把理论自觉地落实到行动中去，从而克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

3.实践性知识

具有丰富的实践性知识可以使化学教师在课时计划、课堂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材呈现、课堂练习、家庭作业的检查以及课后评价等方面游刃有余。专家型的化学教师能够根据过去的教学经验有效地勾勒出对待优等生和后进生的方案，为了有效地组织教学，能够补充很多课外的东西。

实践性知识得以提高的基础是教育教学实践，核心是反思。化学教师开展研究是提高化学实践性知识的有效途径，所以我们要积极开展课改实践，并要善于经常对自己或他人的教学实践按照新课标的要求进行反思和总结，由感性上升为理性。同时还要积极开展教育科研，要善于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目的有意识地对教学领域中的现象进行研究，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和认识教学规律，形成适合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教学风格，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研究能力。通过教师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的“反思研究”，教师的专业知识及技能可以得到扩展和提高，从而使化学教师从“教书匠”走向“学者型”教师和教育家。不仅要自己重视研究，还要使学生在思想、能力、个性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鼓励学生思辨，注重他们对知识的探究和研究能力的培养，能以类似科研的方式主动地获取知识、解决问题。

在新课程改革中，化学教师不仅要有广博的化学专业知识，有深厚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素养，还须积极追踪现代专业前沿知识，还要广泛融入综合性知识，同时要充分利用课程资源，在教学中多方面、广视角融人相关学科知识，积极开展教育实践，通过教育科研不断反思，为落实新课程贡献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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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有的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研究的文献可知，一方面，教师个人知识管理包含三层含义：一是管理个人已经获得的知识；二是通过多种途径学习新知识，在借鉴和吸收他人优点、长处的基础上，弥补自身缺陷以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三是利用个体知识以及长期以来的形成的思想和方法，在吸收他人知识精华，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实现隐形知识的外显化，创造出新知识。另一方面，教师个人知识管理涉及知识、知识主体、知识环境以及知识活动四个要素———知识是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基本要素和对象；知识主体是指教师本人，教师是其个人知识管理中能动的主体性要素；知识环境是教师个体对知识进行管理所借助的教育场景或教育设施；知识活动是指教师进行个人知识管理的实践活动，是教师个人知识管理活动的实践性要素。无论是从教师个人知识管理包含的内容还是其涉及的基本要素，都深刻反映了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本质和核心———建构个人知识体系。它反映的是知识创新的过程，是更具有创造性的教育教学活动，目的在于提高教师个人和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复杂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围绕着教师专业化发展这一中心论题，确定了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研究范畴：一是在研究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过程中，侧重探究“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科研意识”等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几个方面；二是进一步厘定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知识获取、知识整合、知识共享、知识应用、知识创新。其中，知识获取是基础，知识整合是优化，知识共享是关键，知识应用是核心，知识创新是旨归。

二、影响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内在因素分析

（一）知识获取：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获取，即个人学习知识、积累经验的过程。知识获取是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内在构成因素，在教师的个人知识管理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有学者利用两分法从三个维度把教师个人知识分为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隐形知识和显性知识、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9〕也有学者调查发现，不同类型的教师知识在教师专业化发展中的相对重要性不同———学科教学知识最为重要，学科知识次之，教育理论知识再次之，课程知识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影响力最弱。然而，无论是对教师知识的两分法归纳，还是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教师知识构成要素重要性的梳理，知识的获取始终处于首要地位。目前来讲，教师个体获取知识应该考虑的问题主要有：第一，首先培养学习知识、积累经验的强烈愿望，端正学习态度，正确学习观念；第二，在准确定位个人发展的基础上，明确哪些知识是个人需要获取的；第三，掌握知识学习的相关工具与技巧，毕竟“在这个信息爆炸知识浩如烟海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收集和加工知识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二）知识整合：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优化知识整合是教师通过对知识的编码，使知识便于记忆、积累、查找、公开、交流和传递的过程。具体体现在教师对知识的筛选与分类、归纳与总结、提炼与组织等方面，它具有长期性、自律性、实践性、情境性等特质。在教师的专业工作中，能否表现出熟练的知识筛选与分类技巧，是否具有知识归纳与总结能力以及是否善于进行知识的提炼与个体知识体系的组建等等，这既是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必备条件，更是衡量其专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检验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重要维度。知识整合对教师个人知识管理起着优化与推动作用。教师个体对知识的筛选与分类、归纳与总结、提炼与组织是教师知识整合的重要内涵，是推动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动力源泉。知识的筛选与分类是教师主动适应当前知识日益剧增、充满不确定的社会的表现，即在多、杂、乱的知识中有筛选性地学习，实现知识的选择；知识的归纳与总结是教师对获得的知识进行消化吸收，予以内化的过程，即对知识进行情境化分析与归类的过程；知识的提炼与组织则是作为“专业工作者”的教师的自我提升，是教师不断提高自我“工作资本”，适应社会要求的重要表现。教师个人知识的整合并不是迫于工作职责或领导高压政策下的产物，不是因为他应该这样做，而是发自内心的对教师职业的热爱，是教师专业化发展前提下的自然生成。

（三）知识共享：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关键在教师的专业发展中，知识层面上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建构“学习共同体”，促进教师个体的“反思式学习”，即借助教师间的互通、互融，实现知识的共有、共鸣。基于知识管理的教师间的“学习共同体”以及教师个体的“反思式学习”，就是在知识管理背景下的教师知识的交流与共享的组织形式。知识共享是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关键要素，对教师专业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建构“学习共同体”即教师间知识的“外化”，是教师知识的共有型发展。它直接制约着共同体成员知识的交流和共生。这种共有型发展就是在共同愿景下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个体间的交流与沟通。交流与沟通促使教师的个体知识与经验转化为集体知识，从而拓延了自己的知识来源，最终实现个体的专业化发展。知识的“雪球效应”表明只有在相互交流中知识才能更快地发展，实现增殖。知识的增值过程中，由于不同个体在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工作经验以及研究思维等方面的不同，“大家才得以不断突破自己能力的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愿景抱负，以及不断学习和共同提高。”〔12〕其次，倡导“反思式学习”，即教师个体知识的“内化”，是教师知识的共鸣型发展。对教师个体而言，“反思式学习”是进行知识管理，实现知识增殖个性化体现。在知识的这种共鸣型发展中，教师个体将“学习共同体”中的团队知识与个人已有的知识进行合理“嫁接”与有效整合，从而实现个体知识的扩展，最终实现其专业化发展。从教育教学实践看来，“反思式学习”主要源自四个方面的视角：〔13〕一是自我反思的视角；二是学生所提供的视角；三是同事的感觉和经历所提供的视角；四是理论文献所提供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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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权利限制的法理基础

权利限制与权利滥用之禁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二者都是现代私法发展的产物，以诚实信用原则为理论基础，均以当事人正当行使权利为规范意旨。权利滥用之禁止是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权利限制是权利自由的例外，目的是使权利之行使符合正当性的要求，不致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由于18世纪个人主义思潮的勃兴，权利神圣、个人自由的价值逐步被确立为社会的普遍观念。19世纪末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和保护雇工、消费者等利益的呼声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这一社会思潮相适应，各国和地区在立法政策方面都作出相应调整。随着诚实信用原则和当事人利益平衡的价值取向在民商法律制度中的确立，愈加凸显出民事权利的社会化倾向。民事权利限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民事权利限制的规范体系

民事权利限制可以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也可以基于当事人依法作出的约定。前者如民法关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规定，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限制的规定以及专利法中对专利权限制的规定；后者如地役权的设定。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判例基础上发展的权利失效制度也被认为是对民事权利的限制。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持续不行使其权利达一定期间，则丧失其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能够促使权利人积极地主张和行使权利，也使债务人尽早免除债务束缚，有利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实现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果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则丧失法律的强制力保护，因而形成对权利人权利的一种限制。

除斥期间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致使权利人丧失该权利的制度。除斥期间适用于形成权，这与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是不同的。但二者都是由于权利人不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产生对权利人不利的法律后果。从而对权利人的权利形成限制。

权利失效是指权利人在相当期间内不行使其权利，依特别情事足以使义务人正当信任债权人不欲使其履行义务时，则基于诚信原则不得再为主张，体现了法律的可预见性，也是法律的安定性的要求。权利失效对包括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在内的一切权利都可适用。权利失效是一种特殊例外的救济方法，其通过对当事人既存交易关系的肯认，维护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

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于权利自由行使原则的绝对性进行修正，承认民事权利的行使应该受有一定的限制。权利限制还体现在权利行使的内容方面。现代各国为了加强对消费者和雇工保护、防止企业利用经济上和经营技能上的优势地位滥用缔约权，一方面对格式合同的订立以法律之强行性规范进行规制，另一方面通过专门立法来保护消费者和雇工的利益。民法关于行使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权利时不得超过必要限度的规定也是对民事权利行使的限制。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