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历史学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2.师资队伍。师资队伍是特色专业建设的重要保障。教育部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教高司函〔2008〕208号)文件指出:要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围绕特色专业建设需要,建设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骨干,教学和科研综合水平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要将优质教学与研究资源用于本科教学,鼓励教师根据教育目标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研究。教师是课程教学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教师的素质直接决定课程的教学质量,因此,切实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是课程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师资队伍从数量上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即一门课程至少有两位以上的教师讲授。师资队伍在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比较合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样,才能形成一支高质量的教学梯队,相互促进,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开展教学改革等。
3.教学组织管理。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包括教学环节、教学手段、教研活动等。要合理安排各教学环节,采用启发式、引导式教学,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现场演示、投影、电化教学等;教研活动要有计划、有内容、有记录;以教研室为单位,坚持听、评课制度,每位教师要认真听取同行意见,及时总结、改进教学,有完整的听、评课记录;遵守教学纪律、教学法规,无教学事故,如上课迟到、提前下课、随意调课等,无违纪现象,如随意停课、考试漏题等。
4.课程考核。每门课程都要有试题库,且试题质量较高;试题内容体现教学大纲的要求,既要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要考查学生的应用能力,试卷难易分布要合理。统一评分标准,由教师实行流水判卷,考试结束后要有总结与试卷分析。
5.教学改革。课程建设要有明确的教学改革计划,计划切实可行;在教学改革某一方面,如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试方法、能力培养等,效果明显,并有与教学改革相关的教学论文、阶段性成果报告等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二、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围绕构筑四大课程模块、优化课程结构、完善课程体系展开。随着历史学的发展,新理论、新方法犹如老树新枝,蓬勃兴旺,与多学科的关联性日益密切,因此历史学的课程体系必须涵盖多学科门类。基于这一基本原则,对原有课程通过增、删、并、减、压等方式,实现“强干减枝”,增设实践性、跨学科课程。通过“学科基础课”、“主干理论课”、“科学研究课”、“实践教学课”这四大课程模块的建设,构筑基础性、专业性、研究性、实践性为一体的课程体系。
1.基础性。要突破以往在该专业课程设置上偏重于传统的历史学基础知识课程的狭窄局面,拓宽专业课程的支撑面,以“宽口径、厚基础”为重点,以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课程为支撑,构成学科基础课课程模块。
2.专业性。以掌握专业基础理论方法为核心,突出专业理论课教学,以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中国历史地理等课程构成专业主干理论课程模块。
3.研究性。以掌握专业基本研究方法为原则,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以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红山文化研究、契丹辽文化研究等课程构成科学研究课程模块。4.实践性。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导向,突出运用专业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本领,抓好实践性教学环节,继续坚持并不断改革“中学历史教学法”课程教学,以课程考察、历史专题调查、社会调查、学年实习、毕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构成实践教学课程模块。
三、建立课程建设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是课程建设客观评价的依据,同时也是课程建设要努力实现的目]。把课程评价作为实施课程建设的措施与途径,使课程评价寓于课程建设之中。经过长时期的摸索总结,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课程建设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建设评价体系。课程评价体系由两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有5项,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细化,有17项。一级指标包括师资队伍、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改革与教学效果等五项。二级指标具体包括学术水平、教学水平、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梯队规模、师资培养、教学文件、教学大纲、教材、教学设备、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教学效果等。每一项二级指标都对应相应的评价标准,同时,划分相应的评价等级。评价等级分A级(优)、B级(良)、C级(中)、D(一般)、E(差)五等,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分值,各项得分之和为评价总分。评价总分≥85分的课程为优秀课程;评价总分≥60分且<85分的课程为合格课程;评价总分<60分的课程为不合格课程。四、课程建设的成效在课程建设标准的指导下,在课程建设评价体系的监督下,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
1.促进了师资队伍建设。历史学专业通过引进具有博士学位且具有学术潜力的青年人才以充实师资队伍,并通过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等形式来提高•82•吕富华/论国家级特色专业下的历史学课程建设———以赤峰学院为例现有教师的整体素质,做好教师的培养工作:(1)培育名师,鼓励科研水平高的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使科研和教学相融合。目前,本专业已有自治区级教学名师1名、校级教学名师1名。(2)注重教学、科研能力比较突出的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青年骨干教师在承担专业课程教学的同时,积极申报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近年来,本专业的青年教师2人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人获教育部项目,12人获自治区级科研项目。专业建设点还有计划、有重点地优先派遣青年教师外出访学和交流。目前,4位青年教师已先后到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内蒙古博物院等单位访学,其中2人顺利完成访学任务,并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先后有7名教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博士研究生。不久的将来,这些学成归来的青年教师必定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3)是探索学校与社会联合培养教师的新途径。鼓励校内专任教师到历史学相关产业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同时聘请相关产业领域的优秀专家、资深人员到学校兼职授课,形成交流培训、合作讲学、兼职任教等形式多样的教师成长机制,建设一支熟悉社会需求、教学经验丰富、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同时,结合特色专业建设的目标和要求,通过引进、培养、调整等方式,有意识构建具有专业特长的师资团队,逐步形成年龄结构合理、专业基础稳固、研究方向明确、具有专业特长和影响力的师资梯队,为今后专业的发展和凸显特色奠定基础。目前,以红山文化研究为核心的红山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级科研创新团队;以契丹辽文化研究为核心的契丹辽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级科研创新团队,契丹辽文化教学团队被评为赤峰学院2013年校级教学团队。
2.促进了精品课程和优秀课程建设。历史学专业已有两门课程建设成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即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考古学通论,有多门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与优秀课程。同时,为突出地域特色,建设两门特色课程,即红山文化研究专题与契丹辽文化研究专题。
3.促进了图书资料建设。按照课程建设的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学院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资料室、实验室及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依托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基地图书文献、期刊等现有资料基础,建立起一个与课程教学相配套的图书影像资料库,为课程建设提供资料支持。
一、“学参”优化设计的提出
钱梦龙老师提倡“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为使学生乐学、会学并且学活、学实,教师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之自觉地获取知识,培养能力,进行思想和情感上的自我
教育。因此教学改革应体现创造为本、能力为魂,素质为先的宗旨。笔者以教学信息资料有选择地包容、吸取为核心,以激发教与学的自主性、创新性为基点,转变学生的学习方法和习惯为关键,追求教与
学的可持续发展为归宿,符合教师要“加压”,学生要“减负”的趋势。教师先跳进题海,以大纲为纲,教材为主,教参为目,“学参”为辅,再让学生跳出题海,获得元认知知识,通过精讲、精选、精
练,举一反三,熟能生巧。这样学生可根据自身特点,在“学参”帮助下最大程度地起到诱导、指正的作用以提高效率,变劳动密集型为智能密集型学习,走出片面追求分数结果的怪圈,把求知作为信息交
流和自主探索的过程,让大家突破教材和课堂束缚,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还给学生,在知识的广阔天地中展示其能,实现分享学习,走出传统教学的狭隘圈子。因而提出了“学参”优化设计的轮廓构想。
二、"学参"优化设计的框架
“学参”是指教师在全面钻研大纲、教材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班级情况,对教材中每单位(课时、单元)的内容进行优化设计,作为辅助学生学习的参考资料。教师通过编篡“学参”来代替过去的
教案与学案,使教案和学案合二为一,“学参”既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与教材相配套,但又不拘泥于课本或照搬于某一教学参考书,与授课进度相同步(课前发给学生并经装订成册,可滚动使用),便
于学生预习、听课和复习,实现教师、学生、教材三者的贯通与互动,达到课内与课外的结合,使学与思、读与练相辅相成,做到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融合。
“学参”大体框架包括下列项目:㈠“课时学参”包括⑴目标要求、⑵导学过程、⑶知识结构、⑷材料补充、⑸知识迁移、⑹作业练习;㈡“单元学参”包括⑴阶段特征、⑵学法指导、⑶主要人物活
动、主要时间、地点、⑸疑难解释、⑹学习札记等,各课时结束以“单元学参”作总结,设置应灵活便利。其中“目标要求”包括基础知识、重点难点、能力和思想教育要求;“知识迁移”包括学科内纵横
知识联系。特别是中外联系,显性尤其是隐性知识,及与语文、政治、地理等学科交叉综合运用,史论结合等;“作业练习”有常规题型(如5分钟随堂练习),也可以是开放性写作题,但侧重单选和材料
解析题。“补充材料”包括相关原始史料、争鸣观点、典型例题、还附有相应参考书目、影视歌曲,名人名言等;“学习札记”由学生独立完成,其中可记录某些疑问、心得,还有自我设计试题,答题失误
分析等,教师作定期检查。
三、“学参”优化设计的特点
诚然提高历史教学质量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脚踏实地,有的放矢,其中“学参”的精心编写无疑只是一种尝试,。笔者对“学参”进行了长期酝酿、论证,在1999年已作初步实施。它与教参、学案
和教案不同,主要突出之处有:
一、独创性,⑴结构不同:教参包含引言分析、教学目标、教学要点、教材分析、教学建议、练习提示、资料和注解等;教案包括教学目的、重点难点、教学过程、小结和作业等;学案由学习目标、知
识结构、认识方法、技能训练等组成。⑵主体不同:教参由权威专家合作著写;教案由各位任课教师单独准备完成;学案由备课组教师共同编制。⑶对象不同:教参为教师服务,作备课参考;教案针对相应
的学生,作授课蓝本,限于课内使用,不与学生见面;学案联系学生实际,公开在全年级统一使用。
二、针对性,目前制约中学历史素质教育的因素,除观念导向和学校客观条件外主套还有:①教师因素。不少教师的知识面狭窄,功底浅,对现代学术动态知之不多,而且教法古板,重教轻学,忽视学
生的主体作用,习惯于满堂灌或照本宣科,知识承载量少,导致出现启而难发,启而不发的现象,因而师资的知识和方法尚待更新。。②学生因素。在基础知识、技能欠缺和学习方法、习惯不如人意,学生
对教师和教材过于依赖和盲从,处于被动应付状态,有被牵着走、喂着吃之虞,只知死记硬背,临时突击,一味猜题押题,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③教材和参考资料因素。由于课本体系陈旧,观点滞
后,既无法反映国内外形势变化,也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更无法跟上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潮流,况且缺乏配套辅助资料精品,存在过多过滥,过偏过难,搞题海战术或雷同抄袭等弊端,辅导用书良莠
不齐,无谓地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和选择的疑虑,因而“学参”的编写呼之欲出。
三、启发性,教学的首要任务是要学生形成浓厚的兴趣和掌握正确的方法,帮助他们去“发现学习”,培养“问题意识”,让学习者经历一个发现过程,让他(她)自己得出结论或找到解决问题的答
案。“学参”的运用旨在透过表象深入发掘隐性的、潜在的知识联系,形成点、线、面的立体智能结构,这样学生先通读学参,设疑质疑,然后带着问题上课,在课后进一步吸收、消化和巩固。进而夯实基
础,扩大视野,活化思维,挖掘禀赋潜能,最终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整体性,“学参”不仅强调德育、知识和能力的综合目标,课前、课中和课后的充分利用,而且以课时或单元为板块,从宏观上和微观上把握知识的纵横联系,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进而把目标的
全面性、结构的完整性、阅读的广泛性和理解的深刻性落到实处。还进一步突出交互参与,实现师师、师生、生生之间互动、形成有序和良性的信息循环,共同享用信息资源,使实践、创新、竞争、协调意
识得到培育,特别与多媒体手段配合,以实现传统与现代教学的结合。
中学历史学科中的能力培养虽提出已久,可时至今日,教学中依然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即使在北京的某些市重点学校,学生不能也不会主动思考问题,仍只会记忆一些零散的知识。〔3〕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证明:零散的材料遗忘最快,经过一段时间后几乎可以完全消退。〔4〕这种情况也是导致1989年以来高考材料解析题普遍得分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高考制度的逐步改革,将日益侧重对学生能力的考查。仅从应考的角度来看,加强能力训练和培养也是必要和紧迫的。历史学科应培养什么能力?近年已有不少提法。有学者认为在诸多能力中最紧要的是历史思维能力,即依据历史材料认识、分析历史人物、事件和历史过程的能力,笔者同意这种看法。它不仅适用于考察历史,而且在观察现实、认识社会等方面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是做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
教育要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那么它的指导思想就应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头,需要有一些超前性或前瞻性。鉴于目前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偏重于教学知识量的多少,没有发挥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等问题,笔者在前人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提出一点设想:把以讲授法为主的方法逐步过渡到引导、讨论法。
二
引导、讨论法的具体步骤是:课前,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有意义的主题或带有争论性的问题,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阅读教科书有关部分,并到图书馆利用各种资料,如百科全书、小册子以及研究资料等,作好上课前的知识准备;然后有目的地阅读,将注意力集中于与论题有关的内容;最后准备一个提纲或报告。教师在认真钻研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也要准备一份计划;设计如何开始讨论、讨论的方法、预计学生回答问题的情况、可能提出的问题、希望学生回答到什么程度……。课上,可由教师作简短的发言,帮助学生了解讨论的性质、内容和步骤;也可由学生提出问题,其他学生发表见解,教师可随时补充。教师在讨论完毕时,从中发现疑难或者有意义的见解,阐明自己的看法,指出讨论中的优缺点。对某些仍有争议的地方,允许保留意见,而不强迫学生接受。
这种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能否适用于初中教学?回答是肯定的。初中学生年龄一般介于十一、二岁——十四、五岁之间。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大量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证明这个阶段的儿童可以处理各种可能性和假设,进行抽象的、创新型的逻辑思维,〔5〕“他们的思维水平开始接近并达到成年人的水平”。〔6〕皮亚杰的研究说明:儿童的头脑不是“白板”一块,他们是有思维能力的人,经过培养,逐步发展,接近成人。而且,由于儿童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凡事有疑必问,常常能提出种种天真却不失哲理的问题。特别在大众传媒发达、普及的今天,儿童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通过多种信息渠道,还能获得大量的知识经验。在这种背景下,给学生大脑以足够的、合理的、丰富的、能激起他们兴趣的刺激,完全有可能把他们的创造性发挥到最大限度。上海市实验学校经十多年的实验,充分证明了儿童创造潜力是很大的。〔7〕对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智力潜力,教师应充分估计并积极采取引导措施。
上述讨论法是由学生独立参与探究的学习活动,使课堂教学成为师生多向信息传递、获得创造性认识的过程,而非学生单方面接受教师提供的知识。它具有以下优点。
首先,以学生活动为主,可培养学生学习的独立性。课前准备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教科书,查阅参考书,可养成他们从小读书的习惯和查找、搜集文献资料的能力,学会如何获得知识远比教给学生知识重要,而且能使学生从被动地回答问题发展为主动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人的思维发展中至为关键,“思维从疑问开始”。李政道博士也认为:“学习怎样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应在学习答案的前面。”〔8〕而独立提出问题的能力能通过这种课型慢慢培养出来。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学生因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思维活动会大大加快,经过思考、提炼,依逻辑关系排列、组合,使松散的知识通过学生加工成为系统并建构成自己的思维方式。总之,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会大大增强,并从中品尝到学习的乐趣,不断积极探求进而推动学习进一步深入发展。这种能力不仅在学校教育阶段需要,从长远来看,对人的一生发展作用甚大。
其次,课上师生间群体性的、自由的交谈讨论,可促进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发展。寻求交流,既是学生的本能,又是现代生活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他人思想上交流与合作,个体思维才能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还可帮助学生摆脱心理的“自我中心状态”〔9〕而且从别人那里获得丰富的信息,要经常改变思维角度,能促进思维的灵活性。所以课堂的自由交流,能使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得到全面训练。
第三,这种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个性心理特征。探究问题需要学生经过动手搜集整理和动脑冥思苦想,脑力和体力高度紧张,这就要求学生有坚强的自信心、耐心和恒心。这种积极的个性心理(非智力因素)可以通过长期训练形成。
第四,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能大大提高学习效果。根据学习心理学原则,学生自愿参与的学习过程,会进展迅速且学习内容保持率高。“因为学生将知识组织起来,并能随时得心应手地检索知识。”〔10〕在课前准备和讨论过程中,大脑中已有的储存信息,在定向思维不停地刺激下被激活了,沉睡多时的知识被唤醒了,而且以学生活动为主,方法灵活多变,使其大脑皮层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不易疲劳,学习效果好。此外,学生在非被动情况下更易于记忆学习内容。如果学生每堂课都能在理解中学习,记忆将不再是问题,也不再成为负担,反过来又为能力培养提供源泉。
第五,课堂上师生平等对话,在和谐、自由的氛围下,相互交流甚至相互影响,使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真实思想成为可能,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发现学生幼稚、可笑甚至错误的看法,正是教师帮助学生形成正确认识、价值观念和人生观,进行思想教育的良好契机,使课堂不但成为能力培养,也是切实进行德育的场所。而有时学生积累的课外知识或突发奇想也会启发教师,使教学更趋完美。
可见,讨论法不但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还对学生智力、思想品德、个性心理特征的培养和形成发挥很大作用。从实践角度讲,这也是可行的。
北京三级教师朱尔澄数年的教改实践充分证明了启发讨论式教学方法是卓有成效且大有可为的。朱老师于1989—1990和1990—1991学年度在三中和幸福村中学初一做了学年初和学年末的问卷调查:入学时90%以上的学生希望老师课上讲生动的历史故事;而经过一年的启发讨论教学,到学年末,两校都有70%以上的学生选择“师生讨论问题”的课型。短短时间内,学生的学习方法由被动接受灌输到主动讨论学习,发生了质的变化,学习兴趣有了较大提高。而八中超常班学生对她的教学能“启发引导积极活跃”一项的评价高达87.9%,说明对这种教学方法的高度认可〔11〕。需要指出的是,朱老师主要的教学学校三中是一所非重点学校,学生并非高智商的尖子,有些甚至是差生。但在她的启发、引导、信任和鼓励下,学生们热情参与,积极思考,历史思维水平普遍有了较大提高。
朱老师总能设计些带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放手让学生思考,鼓励其创新思维,课上常会出现令人惊喜的情况。比如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她一改过去的讲法,而是出示《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出中国水系特点:东部河流多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需要开凿一条南北的河,然后提出“开凿大运河怎样最省力?”在学生回答“选择经过测量的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之后,她继续启发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法子?”在“全班学生思路不通的情况下,由一个学习较差而且是十分顽皮的借读生打开了同学的思路,认为沟通近于南北流向的天然河流,会大大节省劳力。”〔12〕再如比较“都江堰与郑国渠哪项对秦国利益可能更大?”的问题,许多学生都从水利工程的功能来考虑。这时朱老师启发学生换个角度,看战国示意图,在学生的沉默中,一个学生意识到郑国渠位于秦国都城一带,地处关中,具有重要意义,从而解决了问题〔13〕。类似的教学实例在课堂上几乎随处可见。像这样的学生,我们不能低估他的智力潜能,如果不能被教师发现并引导发展,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由于朱老师引导有方,讲究教学民主,能充分调动各类学生的积极性,促进了他们思维水平的提高。《评价唐玄宗》讨论课的成功即是一例。在学生学完唐朝全部历史、具备足够知识的基础上,老师做必要的引发、讲述,学生通过综合分析,自己得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看他对历史发展起的作用”,“看他的作为是否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14〕,进而能辩证地、一分为二地认识唐玄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得出了封建王朝盛衰兴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这节讨论课,训练了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达到了教学目的,充分显示了学生的思维水平和潜能。她的实践也证明了“学生在认识道路上能否取得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相信每个学生的能力”这一研究结果的可信。如果教师们都能尊重每一个学生,正确估计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智力潜力,多多提供他们主动学习的机会,不剥夺任何学生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且能适时、有效地引导、培养学生的思维,有难度、看似高深的问题学生也能迎刃而解,教学目标也就水到渠成。那样,学生能力的培养就真正落到了实处。
三
不可否认,这种教学观念的转变、教学方法的实行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逐步实践、摸索和研究。即使在现今从幼儿园—中小学—大学—研究院都以充分发挥创造性为目的的美国也走过一个过渡阶段〔15〕。更何况目前在我国历史教学还受到相当多因素的限制,传统教学观念影响仍根深蒂固,教师能力素质亟待提高,教科书编写尚需改进等等。但培养学生能力是历史教学的要求和发展趋势,为迁就目前的客观条件和学生表现出的实际水平而放弃追求,降低标准,实乃对下一代不负责任。原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坚信:学生的现有水平与最近发展区之间的动力状态是由教学决定的。只有走在发展前面的教学才是良好的教学。在现有条件下可考虑在一节课教学中采用讲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课前让学生预习教材,阅读教师印发的有关材料和课外读物,课上教师只需讲重点知识,但要精心设计适合学生水平、层次的问题或情境,启发、点拨、引导学生思维。在这里,教师不仅仍处于教育、教学的主导地位,还要求具备更全面的能力。一个好的教师除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外,还应“促进学生自由的、有创造性的人格发展,激励他们热情关注人生的意义以及他们自己生活的质量”〔16〕,而不是那些讲得或背得最好的老师。理论上如此,实际上学生也喜欢能引发讨论的课堂教学。学生的这一转变和需要应成为教师不断探索提高、改进教学的动力。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种讨论课要花费师生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比起讲授法它很不经济。不错,可殊不知使相当多学生不用多动脑子就能学会一些知识的教学,会使他们的智力处于停顿状态,不仅不利于学生智力发展,而且还会压抑一部分智力发展较好的学生。如果一学期只搞一、二次讨论课,它的“费时费力”比较很明显,可经常不断地采用这种课型,学生的阅读、查阅工具书、发现问题、组织材料、撰写报告及课上表达能力会不断进步,随着各种能力运用越来越熟练,花费时间会越来越少,各项学习任务的完成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快。从长远来看,讨论法不论从时间和效果来看都是很经济的。因为它能在有限时间里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
这种方法会不会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平心而论,学生负担重主要是因为要做太多的重复性的、枯燥的、搬运工似的作业。他们不感兴趣,心理负担就重,记忆负担也重。而且现在有不少学生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消磨在电视和游戏机上,却把读书、功课挤入有限的时间中。以上原因相互作用,导致了课业负担沉重的结果。而讨论法这种主动探索、创造性地学习,充满乐趣,能极大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成功欲和表现欲;况且历史课每周只有两次,只要拿出一个小时用于读书,从中能获取大量有用的信息,为自己的学习打通道路,读书之乐自然而生,读书就会成为一种爱好,一种生活需要,而非强制和压力,也就不再成为负担。
如果每位历史教师从初一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养成科学思维的习惯,打破思维惰性和定势,久而久之,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加,范围的扩大,特别是接触到世界史后,视野会更广阔,学生就会提出更丰富更深刻的问题;学会正确分析、思考问题,就能够积极面对现实生活和未来社会,无论将来从事何种工作,都会对社会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讲,历史学科在提高全民族素质方面具有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长处,这正是历史教育重在培养能力特别是思维能力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应该承认,这种讨论式教学法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使学生在学习各阶段之间妥善衔接,推动能力不断向高层次发展,不同年级,不同层次学生思维水平究竟达到何种程度等,这些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测试。但无论有什么困难,采用何种方法,培养学生能力,提高思维水平是历史教学的当务之急,希望这一目标能在教学实践中切实落实。*
注:
〔1〕杨振宁博士说:泰勒几乎每天都有10个新想法,其中9个半是错的,但每天半个新想法积累起来,足以使泰勒获得巨大的成功。见《长江日报·下午版》1995年6月13日。
〔2〕《计算机世界·教育专版167》1995年5月10日。
〔3〕笔者在中学实践及听课、调查所得。
〔4〕(日)山内光哉编著《学习与教学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页。
〔5〕(瑞士)皮亚杰著《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2页。
〔6〕俞吾金著《问题域外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7〕见恽昭世主编《走向未来的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8〕李政道博士北京答记者问,《科技日报》1995年6月25日。
〔9〕〔10〕皮亚杰著《皮亚杰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12页。
〔11〕朱尔澄《从情理交融到历史思维》,北京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140页,143页,48页。
〔12〕同注〔11〕。
欲取得对当代学科能力的认识,我们应该先讨论一个与“能力”有关的问题。
从教育和考试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能力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能力的认识和要求也不同。
教育几乎是伴随人类文明同时产生的。蒙昧时代的教育尚未从人们的社会活动中分化出来,其教育的内容和目的是在劳动实践中和各种部族、宗教仪式中使人们掌握劳动技能和生活规范。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1]由于面对严竣的自然环境和低下的生产水平,氏族公社的教育行为对能力的要求,只能是取得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当然,一些带有精神文化特点的教育内容,如口耳相授的族史、神话传说等,其中隐约地含有对人类自身历史的认识成份,但其目的也是为了在精神上取得生存之信念。史载“三岁一考功,三考黜陟,远近众功咸兴”[2]的状况;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贤与能”的衡量标准在于“功”,即在信念和生存能力上足以为首者。
对蒙昧时代教育的认识很重要,实际上它是人类整个教育意识的朴素起源,正因为它朴素到极至,因而它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教育的实质。试想,在此之后乃至我们当代的教育,又何尝不是为了提高人们生存、生活的能力呢?
自产生学校教育以来,教育的面貌为之一变,人们对于能力的认识也大大地丰富了。
我国是较早出现学校教育的国家,据孟子说,夏朝就已经有学校,先秦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代的学校教育。周代的学校有国学和乡学两种,这些学校都是教养贵胄子弟的场所。史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痒,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着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3]。又曰“师氏掌以一@②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4]。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如教之“六艺”、“六德”、“六行”等等。
这个时期,人们对所谓“能力”的认识与要求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在教育体系上有很强的科目意识,如“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这些科目从能力的角度看代表着人才应具备的各种能力内容。科目的产生,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人才的能力构成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其二,对能力的要求有明确的层次划分。从“离经辨志”到“知类通达”,九年五个阶段,各有其能力要求的目标。“小成”阶段之前以“学”为主,也就是以知识的积累为主要教育内容,但其间随着知识的逐渐增加而不断加强对“识”的要求。所谓“识”就是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在一定知识基础之上的辨别事物的能力,约束自己并指导社会行为的能力。“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显然是能力要求的最高层次,在这个层次中对所谓“学”的要求是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而贯通,强调了知识的整体性和其结构功能,这就绝非是死记硬背获得的大量零散知识,而是运用知识内部的联系而重新组织起来的知识体系,思维能力在其中起了决定的作用。“识”的要求是要识别各种社会现象,以明确的社会意识立身行世。
其三,在能力要求的不同层次上,都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意识,所谓“辨志”、“乐群”、“亲师”、“取友”、“强力而不返”,都代表了一种反映价值取向的社会交际能力和生活能力。
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学非常重视对于能力的培养,始终没有把传授知识做为学校教育的唯一目的,而是把获得各种专门知识做为一种认识社会事物,参与社会活动的门径。如果用“学”与“识”来概括知识与能力的关系,那么就应该认为,通过“学”提供一种认识基础。“学”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文明的具体内容,“识”则反映了对这一历史时期文化、文明的理解、阐释、运用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识”的要求是认识与吸收,批判与改造,继承与发展的问题。没有“识”,“学”便成了毫无生机的东西。
这一点,在当时的私学中表现得也很突出,史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5],这是指“学”的方面。又说:“孔子以四教:义、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6],这是指“识”的方面。可见,孔子是通过对诗、书、礼、乐的教育达到义、行、忠、信的目的,也就是他的能力要求。这便使儒家学派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寻找到了一条认识现实事物的途径,儒学之所以获得显赫的地位,关键在于其“识”的内容得到了社会承认。当时的其它学派的接受传播也都带有这个显著特点。
早期的古希腊教育也认为“教育主要是一种实际的事物……是道德性和社会性的”[7],“只有当我们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好象是奉公守法的君王,训练他们从我们手中接过由同样原则支配的职责的时候,我们才能任其自由发展”[8]。在这里,教育同样被认为是获取生存、生活能力的一种途径,有什么样的教育,通过何种知识培养人,就会造成什么样的人才,即“一个人开始所受教育的方向将决定他未来的生活”[9]。教育如果不把知识的传授和对人的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不把锤炼人们的认识能力做为其根本目的,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
早期人类教育的特点是注重人的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由于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限制,还未能在能力培养中注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思考。也就是说,人们注意到了应该怎样去生活,但是对为什么这样生活,生活本身究竟是什么这类问题还缺乏认识。人们创造了历史,但对于历史意味着什么,还要从人们已创造的历史当中去体味。历史编纂学的产生与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料,也为人类的教育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新的课题。
我国是治史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以史为鉴的观念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史学还没有从巫祝神学当中分离出来,史学的教育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秦汉之后以至整个封建社会,我国的历史编纂绵延不绝,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与此相随,重视历史教育也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
秦朝的以吏为师,不足为训。两汉时期经史未分,但将《春秋》、《左传》、《谷梁》、《公羊》的学术做为国家教育。私学乃至察举的内容,显然体现了“史”的地位,由于当时是从解经的角度治学,因而历史的教育功能没有显示出来,“史、汉”之后,我国历史编纂学终于崛起而一发不可收拾,在史职圣神责任的驱使下,各类史籍纷纷问世,其巨大成就如灿烂的星空,昭示着丰厚的华夏文明,也体悟着悠远的历史意识。史学的教育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史识”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
秦汉时期是移风易俗的时代,帝王和朝廷官员们做了一些文化重建工作,这与动乱后必然有一段收拾文明的阶段有关。人称:“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10]当时的教育与选才皆从师法家法而出,但这时的经学传授已然不仅仅是为了收拾典籍,而是人们对历史见解的一种反映。史载:“西京博,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中兴以来,始试而后用,盖欲其为人之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也”[11]。另(太和四年)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12]显然,那时对于试图习经谋官者来说,仅诵经文、释经义已被认为是“浮华不务道本”,而将经义融于德行者,方可牧民。所谓“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反映了人们从被动地皓首穷经到把经义做为历史文明,从中汲取“德”或“政”的营养,为现实所用的转变,而如何去汲取,如何施德政于民,则反映了一个人历史见识或者说能力。
魏晋以降,务实之风日开,史学作为正统文献而成为人们论学选才的重要内容。隋“仁寿三年七月,诏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者,不限多少,不得不举”[13],唐初秀才科即重史籍,史载“三史皆通者奖擢之”[14]。
科举以来,特重史识,朝廷也将史识作为评价入试者的标准,所谓“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煜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15]。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史为试和以经为试有重大区别,以经为试大抵是代圣人立言,较少创作,充其量是在发挥其师承。而以史入试则不然,它不苛求转述史籍之内容,重在阐其“大意”,重在古今之通变。这和我们当今所说“能力要求”已相当接近,所不同者,仅为用什么指导思想去认识古今之通变。
近代以来,人们日益注重将教育测量与学科能力要求的研究结合起来,使历史的研究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途径,以1934年会考试题一例看:“自机械发明,工业发达之后,社会渐呈“工人失业”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之现象,其故安在?试言大略”[16]。此题显然是试图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分析社会现状,它完全符合测量的要求和史学认识的特点。
时至今日,对历史学科的能力要求集中在如何启发和测量学生的思维能力上。台湾周梁楷先生认为:“历史教学及测验目标,除了‘历史知识’的层面,还应该培养学生具备下列几项认知的能力:(1)基本的历史思考(historicalthinking)能力,包括有分析的、推证的、综合的和判读史料的能力。(2)初步的历史方法(historicalmethod)。包括使用图书和收集资料的方法和知识。(3)了解历史学(historiography)的本质。包括史学的意义、史学史,以及如何理解或感受历史的情境。”[17]。
由是观之,对历史学科能力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的。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认识:
1.对历史学科能力的认识是随着史学自身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其中,在史学成为一种教育目的之后,人们才有意识地去探索所谓“能力”问题。
2.最初人们希望了解或阐释自身的历史是为了获得一种生存能力、社会生活能力,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中唐以后由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和史学史的研究,认识和阐释历史逐渐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的一种方法,但取得生存能力和社会生活能力的这种朴素内核仍被容在其中。产生以来,科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真正成为人类认识自身历史的武器,但的理论与方法绝非凭空产生,它是人类历史文化科学的总结。我们今天讨论“能力”问题,不能仅仅从理论出发,而要去研究人们对“能力”认识的历史过程,这样,才能揭示“能力”问题的教育含义和历史、现实的含义。
3.“能力”既是一个历史范畴,既反映了不同时期人类对自身历史认识、阐释的程度,那么,它的教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能够很自然地溶入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当中去。其次,的史学理论能够指导我们对历史学科的能力进行科学概括,也就是说,如同历史一样,它不是一个即可以这样讲,又可以那样讲的东西,它是有客观标准的。
4.当代史学研究的多样化趋势,为我们加深对“能力”的认识,扩大我们视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本人认为,史学的意义和感受历史的情境是我们当代人类体味自身历史的主要观念,也是从中提炼学科能力的一个研究课题。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能力是什么”这个问题了。它基本上应包括这样几个含义:历史学科的能力是我们要求人们所能达到的对历史认识的某种水准;能力应表现为知识的、理论的、方法的内容;能力的主要意义在它的教育功能,其次,它是可以被测量的;历史是发展的,能力要求也是发展的,不断加强对能力教育和测量的力度,反映了能力自身的特性。
二、历史学科的能力测量
谈到测量,我们应主要理解测量的目标以及这些测量目标之间的关系。
测量的目标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能力要求。新修订的《考试说明》对能力要求的表述是这样的:
(一)再认、再现历史知识
1.再认、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概念和历史结论。
2.再认、再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
(二)材料处理
3.阅读理解历史材料。
4.对材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得有效信息。
5.充分利用有效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有关问题进行说明、论证。
(三)历史阐释
6.归纳、比较、概括历史知识。
7.把历史事件、人物、观点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评价。
8.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
(四)文字表达
9.语言准确,逻辑严谨,史论结合。
这个测量目标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我们对能力要求的认识程度,和以往不同,这次对能力要求的内容首次进行了分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项能力要求被切割成四个类别,即“再认、再现历史知识”、“材料处理”、“历史阐释”、“文字表达”。分类说明了什么?首先,它告诉人们从哪几个方面去进行测量,也就是明确了测量的范围,这个“范围”,大致上是从前述能力因素分析而来,只不过把带有理论意义的东西转化为可以操作的测量目标的类别。
在测量上,对这四类的要求也有区别,区别的依据主要是知识、方法和思维含量。
第一类,再认、再现历史知识,含有两条。这两条概括了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知识含量高,所以它在测量上的要求是准确。所谓“再认、再现”,就是要准确地反映史实原貌。之所以把这类分为两个具体目标,是因第一条比于第二条来说是更为基础的东西,第二条是根据第一条的内容被人为地概括出来的东西,比较系统,但仍属于反映历史原貌的内容,它只要求准确地再认、再现,不要求发挥和阐释。请注意,对于知识的测量要求和如何获得再认、再现的知识显然是两回事,不能认为考的是死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就可以完全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获得,这是一个误区。事实上,在测量方法上,死的知识是被包容在活的问题当中的。也就是说它与其它几类的测量内容是一个整体,不会截然分开,这在后面还要谈到。
第二类,材料处理。在测量当中材料的概念是:它是指在题目当中出现的所有历史材料,这些材料是为回答问题而布置的。因此,对于材料处理的要求是有效。所谓“有效”,是指:其一,对于回答具体问题来说是有效的;其二,对于联系所学基础知识是有效的;其三,对于说明、论证是有效的。因此,材料在答题当中不仅仅是被引用、转述、复述的对象,而是用来理解并说明问题的。概括起来,“有效”有两个含义:材料中信息的获取是有效的;对于有效信息的利用是有效的。请注意两个有效所使用的限制词,前一个有效用了“最大限度”,是指要穷尽材料中的有效内容,不能用一两条有效内容去代替其它内容,这样只会导致说明不清、论证不周。“充分”是指对于有效信息不能只求罗列,而要求展示有效信息在回答问题当中的作用和意义。要针对所回答的问题,把有效信息和所学知识溶为一体,进行透彻的说明、论证,实现其材料价值,这才是“充分”。材料处理综合性较强,知识、方法、思维含量都比较高,用“有效”去概括是合适的。从能力型考试的要求来说,我们更注重后一个“有效”。
第三类,“历史阐释”。其主要特征是思维。这里先声明一点,说历史阐释的主要特征是思维,并不是说其它类不需要思维,或者说思维不重要,这里所说的思维,是指这一类能够比较典型地反映历史学科的思维特点,同时亦可统帅其它类的思维。从测量的角度来说,对于这种理论、方法、系统知识含量最高的测量目标,首先要有一个程度的要求。此类范围中含有三条具体目标,相对而言,对于“归纳、比较和概括历史知识”要求程度应该是准确、合理、周到,也就是说,这一项虽然知识要求容量很大,但在测量上伸缩性并不大,它基本上是要求人们将历史知识按特定要求进行本质的、系统的整理,更多的是根据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初级历史思维的能力。因此,要求其准确、合理、周到是符合这一条目标的具体情况的。“把历史事件、人物、观点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评价”,这一条要比上一条的思维力度高一些,且带有明显的学科思维特点,因此,对它的测量要求是客观性。所谓“客观性”就是要求做到对历史事件、人物或观点的分析、评价要与历史发展的具体史实、阶段性特征相结合,揭示那些历史事物的特点、作用和意义。客观性思维最能体现历史感,它是历史的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的结合点,带有较强的情感意识和情景意识,是走向辩证思维的唯一阶梯,抓住这一能力目标至关重要。从我们以往的教育学和测量的情况来看,这一能力目标是一个弱项,一则很多人不知道怎样把历史事物放在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二则以的原则做为出发点,用后人的认识去苛求前人。上述做法的结果是,人们实际上对历史事件本身尚不甚了解就去妄加品评。做为教师,那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做为学生则是似懂非懂,学的不是真正的历史。说到底,这是个学风问题,危害最大,必须扭转。此类范围最后一个测量目标: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对历史思维的最高要求,因此它强调的是理论性。如果说在上一个测量目标当中也含有一些理论内容的话,那主要是一些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比如要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分析入手去考察社会制度,去评价人们的社会地位。要从社会经济生活入手去分析当时的社会意识或观点等等。相对来说是静态的。但在这一条目里,理论性的要求就是系统的、深入的、动态的,它除了要把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之外,要着重分析事物本质和它的历史倾向。我们在上节中讲过,历史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转化过程,理论的意义在于揭示这种转化的历史倾向,从而深刻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总之,强调理论性,就是要对历史事物的认识具有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思维特点。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考生去做大学问,做大文章,因此,在此条目之前冠之以“初步”的限制。“初步”的含义是:其一,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是正确的;其二,所涉及的知识内容与理论分析是有内在联系的,有系统的;其三,其论述具有认识意义。要防止把“初步”的含义理解为仅仅懂得理论条条的做法。对号入座的做法,也就是说,不能把的理论和方法仅仅当做纯知识来传授,要化为精神和灵魂,这是进行素质教育的关键,也是考试能力要求的原则。这里顺便说一句,不能因为存在考试,我们的教育就一定是应试教育。考试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形式,和素质教育并非一定矛盾。当前我们之所以在能力要求上下很大工夫,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素质教育和选拔考试的结合,使考试这种形式更好地为素质教育服务。
第四类,文字表达。作为历史学科的文字表达与其它文科科目文字表达的要求不一样,它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它要求语言准确。这一点和其它科目的要求共性多一点,不过,历史学科要注重这其中的概念表述的准确、史实表述的准确和说明论证表述的准确。其次,要求逻辑严谨。这里,逻辑不是指行文作章的结构,而是指所述内容的内在关系。概括来说,它应该是有序的而非罗列的;还应该是完整的而非残缺的;又应该是主旨明确的而非含混的。第三,史论结合。这要求在表达上要有鲜明的观点作为立论基础,又要适量的史实作为支持,史论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不能自相矛盾。这里需要说明,我们不会要求学生去做纯理论的论述,而是希望一种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对史实的科学分析,要把观点溶入这种分析当中去,并非一定要出现什么完整的理论阐述或理论字眼。“史论结合”做为比较典型的反映历史学科文字表达的形式,在考试测量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并不为过,再说,这一要求在题目中会有程度和范围的限制,只要理解了这一要求的基本含义,考生是能够做到的。
以上对能力要求的四个类别范围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需要指出的是,对能力要求进行分类,其目的是基于教学者的理解和命题的操作,并不是表示在命题中以类区分试题的测试功能,比如“材料处理”就一定针对材料解析题。事实上,这四个类别构成了能力要求的整体。在试卷中,一种题型或一道题目往往含盖了两个以上或全部类别的能力要求。从测量的要求上说,题目含盖能力要求多,总比含盖少有更好的测试效果。当然,有时一张卷子需要有某些题目进行非常单一的能力测试,但这绝不是整张试卷的要求,我们最好不要把能力要求的类别条目和题型对号入座,这样会事倍功半,而需要把能力要求融会贯通起来做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这样就会事半功倍。
注释:
[1]《礼记·礼运》。
[2]《史记·五帝本纪》。
[3]《礼记·学记》。
[4]《礼记·地官司徒》。
[5][6]《史记·孔子世家》。
[7][8][9]《现代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10]皮锡瑞:《经学历史》。
[11]《文献通考》卷40《学校一》。
[12]《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13]《册府元龟》卷645《科目》。
[14]《文献通考》卷29《选举考二·举士序》。
[15]《唐会要》卷76《三传附三史》。
[16]《安徽教育半月刊》第66期。
[17](台湾)《清华历史教学》创刊号。
一、试卷设计体现《历史科考试说明》的各项要求。
《考试说明》是依据《教学大纲》制定的,它和大纲不同的地方是对考试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和实施问题做了规定。这主要是:考试的能力要求;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其中包括考试的方式和时间、试卷的分类、考试内容的比例和题型的比例;考试的知识范围。
《考试说明》是联系《教学大纲》和考试的纽带,在标准化考试的各个环节中,《考试说明》集中体现了标准化考试的透明度要求,也是用以评价试卷、试题的主要标准之一。
二、考查历史学科的主体内容
所谓主体内容一是指中学教学的重点内容。考试的内容要和教学的内容一致,更要和教学的主体内容一致,不然,考试就失去了它的有效性。其实,所谓主体内容,在《教学大纲》中有透彻的解释,归纳起来就是:反映历史整体面貌和发展线索的内容;反映历史演变规律的内容;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内容;反映国情的内容。
另外,主体内容亦指与大学学习相关密切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是指建立在主体知识之上的与大学学习相关密切的学科理论和能力方面的内容,即指对历史事物和历史现象的综合、分析、评价的能力。
三、反映学科的内部联系和基本规律
这实际上是对试题科学性的总要求。所谓学科的内部联系有两层含义,一是体现历史事物、历史现象之间的本质关系,不能孤立地考查知识点,不能片面地、错误地解释历史事实。二是试卷内容对学科各部分内容的考查要有整体性,也就是说坚持合理的内容比例,这个比例一旦失调,内部联系也就难以全面地反映出来。所谓基本规律,是指试题的设计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引导考生通过历史现象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四、全面考查学科的各种能力要求
现在公布的历史学科能力共有十项要求,其中第一、二项是识记、理解的要求,做为最基础的能力要求是肯定要考到的。三、四、五项是对历史材料和历史信息的处理能力,由于材料题的数量有限,不可能针对每一项能力要求出一道题,只能是综合性地设计题目内容,把能力要求包含进去。六、七、八、九项是叙述、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要求,也做综合性处理。
五、题目难、中、易比例合适,总体难度得到有效控制。
题目难度的控制有这样几层含义:其一,大部分的题目难易程度应该在0.3-0.7之间,这个幅度里的题目,其难易程度又应相对集中在0.5这个区域里。其二,全卷题目难度应该难、中、易交替出现,逐级由易到难。从我们的试题安排上可以看出,先是选择题,中间是材料题,最后才是问答题。在每一部分中,难、中、易不是呈扎堆状态,而是交替分布。这样,全卷的总体难度才能得到有效控制。
难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通常人们认为0.5-06之间是合适的区域。当然,如果需要,也可上下调整到其它区域。
六、试卷长度合适
试卷长度是指试题的数量和参考答案的文字总量之合,试卷过长或过短都会影响考试的信度。在目前的高考中,在规定的时间内在50%以上的考生完成全卷内容,这个长度就是合适的。从现在的情况看,试卷长度是比较合适的,有的考生做完全卷后尚有时间检查。
二、试题
一、测试目标明确
任何题目的设计都要体现具体测试目标,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限制题目的随意性,达到规范化和标准化。历史学科的测试目标大致可分为几类,一是对知识内容掌握的准确程度;二是对知识内容掌握的深入程度;三是对历史事物内部联系的认识程度;四是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水准,五是历史意识。在这五类目标范围内又可以分为许多小的类目。在实际操作中,一道题目往往含有一个以上的测试目标,但几个测试目标在题目中不能平分秋色,要有主次之分。
二、试题科学、规范
试题不能出现科学性的错误。有些问题虽然不能算作错误,但它存在争议,遇上这类问题应相当慎重。另外,试题的科学也表现在题干和参考答案的对应,题目的测试目的,它所涉及的知识范围等等,都必须在参考答案中有相应的表述,其层次、范围、幅度就都是一致的。不能题干庞大,而答案很窄,也不能题干要求很少但答案要求很多。
规范的含义是题目的设计要符合历史学科的特点;在表述上有相对固定的形式;在格式和语言的运用上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三、题目角度新颖,立意深刻
在就要求题目的创设应不句泥于教材的表述,设置新的情境,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这样的题目往往都含有较深的立意。如把焚书坑儒和八股取士相联系论述问题,这自然就要求从这两个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上寻找一个共同角度去展开。把榷场和民族关系相结合也反映了这样的问题创设新的情境,是测量对已有知识掌握程序的最有效的办法。
四、题意明确,表述方式合理
考试当中有时会出现因题意不明或由于考生对题目的表述不理解而出现了审题错误,这是造成误差的一个原因。
题意明确首先是命题者对题目所涉及的知识内容准确掌握,其次是对测试目标有准确理解,再是对知识内容和测试目标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题目的表述方式应该选择最简洁、有效的书面语言。
五、题目类型和题型比例合理。
题目类型比例是指主观题和客观题的比例。目前历史科高考试卷主、客观题的比例是各占50%。在客观题尚未发掘出更好的测量办法的情况下,这个比例是合适的。大多数的考生往往是在主观题这一部分拉开档次。题型比例是指各类题型所占的比重。前边我们已经提到选择题、填空题、材料题、问答题的比例,它们基本上呈金字塔形状,这种形状是为了有效地实现考试目的。它一方面反映了对基础知识的重视,另一方面反映了对学科能力的要求。这种状况在目前情况下能够较好地区分考生。
六、有较好的区分度
区分度指试题对不同水平考生的鉴别能力,对于区分度的掌握,有从整体上看的,也有从局部上看的,亦有从一道试题上看的。从整体上看,全卷的区分度应该在0.3以上,说明试卷整体的鉴别能力较好。全卷区分度好不等于要求每道题都在0.3上,但在考查主要学科能力的试题上或综合性较强的试题上要求有较高的区分度,这类试题往往是材料解析题、问答题和部分选择题。在这些题目中,区分度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它们之中亦有很高、较高之分。总之,区分度也有一个根据命题意图合理布局的问题。
区分度和难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太难、太易的题目都不会有好的区分度,只有中等难度的题目才会产生好的区分度。根据这一原理,目前历史科考试中的问答题里出现了考查再认、再现能力和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相结合的形式,使题目达到一种不难不易的状况,以求达到好的区分度。当然,问答题最理想的设计还是从思维的角度划分层次,这样能充分利用题型的功能。
以上是对于各种试题总的评价目标,但具体到不同类型的试题,也有不同的要求:
[客观题]
一、试题内容适合使用选择题
从理论上说,选择题应该可以考查各种内容和能力要求,但目前对于选择题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掘出来,也由于受到试卷长度的限制,所以有的内容不适于选择题使用。比如考查叙述、论证、对历史材料中所含有效信息的筛选等,在选择题中难以实施,尤其是涉及理论的内容,弄不好就会形成模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这几年,实际上用于选择题方面的内容在不断扩大,由最初的考查再认、再现能力的内容,扩大到理解、分析、综合甚至评价的内容。选择题的发展方向是在发掘题目多样化的同时注重考查历史思维水平。
二、题干围绕一个中心,选项和题干的关系一致
题干围绕一个中心,首先,题干必须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心问题,不能将题干要表达的意思放到选项中去。其次,题干不能产生歧意。选项和题干的关系一致是指选项和题干围绕一个共同的问题,不能出现与题干所问无关的选项。
三、干扰项有效
干扰项有效是指对正确项的干扰有效。一道选择题出的是否成功,除了正确项无误外,干扰项也相当重要,因为它起到了调节试题难度的作用。如果干扰项不起干扰作用,易被学生排除,试题难度就会下降,因为学生不用对正确项进行分析,只凭排除错误项即可做答,这样,不仅难度下降,区分度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干扰有效也存在一个程度问题。这个程度的控制标准就是使试题达到中等难度为最合适。如何使干扰项有效呢?一是干扰项和正确项对试题题干的关系应该一致,这个在前边也讲过;二是干扰项应该代表考生的典型错误,否则,就会出现干扰项太易或大部分考生把某一干扰项做为正确项的情况。这样,考试的有效程度就会降低,在选拔性考试中,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四、各选项的结构、长度大体一致
这实际上是要求各选项要整齐。结构是说句式、用词、语气要大体一致,不能出现迥然不同的表述,这样容易带来某种暗示,或者引起评分上的分歧。长度是说文字长度要大体一致,一般来说,选项的文字不宜过长。如果文字不长不足以表述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那么就要考虑重新设计题目内容。
五、正确选项比例分布合理
从总题量的角度说,正确项应该大致均匀地分布在四个选项中,这会降低猜题、蒙题的可能,提高考试效果。在多选题当中,正确项存在一个比例问题,原则上正确项不能集中在某一数量上,也要有所分布,同时分布要均匀。
[主观题]
一、题目设计体现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考查要求
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是对学科能力要求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它体现在试题设计上应该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其一,题目涉及的内容在教材中有依托。其二,题目要设计成不同于教材表述的新情境。其三,题目要引导考生对历史现象进行新的认识。
这里边第二条最不容易做得好。因为新情境的设计首先受到教材的制约,往往是新情境同时也会带来许多的新的内容,如果这些内容在教材中没有涉及到,就要进行修改、剪裁,弄不好会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有时甚至会失去新情境的意义。在历史学科中,所谓新情境实际上就是人们认识历史现象的新角度或展示的新材料。这些东西不是文学创作,可以由命题者去编制,它必须来源于既有的材料和现实中人们在研究历史现象时所认识到的那些问题以及认识角度,它的规定性很强,要恰当地把它们改造成一种新情境并与考生已有知识对接,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劳动,做到天衣无缝相当不容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情境都会带来新角度,命题者不能一味单纯求新,关键还是要看新情境有没有一定的深度,它自身的认识价值如何。这也是我们评价问答题时应注意的一个问题。
二、考查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
历史学科十项能力要求中,涉及对历史材料的分析运用能力、论证能力、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能力应该是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这几方面的能力有些共同特点,一是理论水平要求高,二是对历史材料和信息的处理水平要求高,三是对文字表述水平要求高,总的来说,较高层次的能力要求综合性强。
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是以较低层次的学科能力为其基础的。在主观题的设计中,命题者很注意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的深入梯度,也就是说,涉及再认、再现历史事实、叙述、理解的能力要求在主观题中仍占有一定的份量,所以,确切地说应该是重点考查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
三、难度和答题量与赋分值合理
赋分值是指题目在全卷总分当中的比值。历史学科四种题型的赋分值不同,从每道题来说,填空题0.5分;选择题1分、2分;材料解析题9分左右;问答题12分左右,由此可以看出,赋分值是随着试题的难度和答题量的增长而增长的。那么,对于赋分值与难度、答题量的关系的含义就应该这样认识:赋分值是考试内容含量的显示,它反映支付思维活动和文字表述活动的程度。难度和答题量的控制依据是赋分的比值。
但是这里边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赋分值和难度、答题量的关系在同一题型内是相对整齐的,但不同题型相比较就复杂一些,比如十个1分的选择题和一个10分的问答题的比较只能是大致整齐。在主观题中,应特别注意分数的分布和难度、答题量的比重。比重应体现能力考查的要求,应体现对学科深层含义的理解。二是主观题的难度相对地比客观题的难度要高一些,不能用整卷的平均难度值去衡量主观题的难度。另外,主观题的难度和答题量关系要具体而论,通常,涉及再认、再现历史事实的内容,即使文字量多,但难度不高,赋分也较少;涉及综合、分析、评价的内容,即使文字量不多,但难度较高,赋分也多一些。
三、评分
一、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科学性是指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无科学性错误,另外,亦指程度合适。对于选择题来说,答案就是正确选项,在设计正确选项时就要考虑到它的科学性和程度问题。程度包含难度,也包含其它的因素,如应排除正确选项的偏、怪现象以及它和干扰项的内容是否平衡等等。
对于主观题来说,科学性首先是指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科学合理。另外,重要的是要看参考答案是否体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科学含义,是否揭示了题目各个因素之间的内部联系。可操作性是指评分标准应与参考答案相呼应,相一致,同时又有一定程度的变通性,也就是说,评分标准对答案来说既是给分的依据又是变通的依据。这要求评分标准的含量要大于具体的答案,要能放得开又能锁得住。总之,评分标准应能够应付对同一问题的各种理解的表述。
二、主观题评分既能有效地控制评分误差,又能鼓励考生有创见地答题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4-0121-02
在高等教育中,历史学科是基础之一,必须坚持把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教学活动的根本目标,同时,要紧密结合改革的步伐和社会的需求来培养人才。历史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21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基础扎实、知识丰富、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小学师资及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相关专门人才。根据这一目标,改革和创新史学论文写作的理论教学和写作实践,必将对我们实现目标、培养人才起到突出的作用。
史学论文写作课程教学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写好论文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关键,学生通过论文的写作,将所学的专业基本知识运用于实践,掌握论文撰写的步骤、方法和技能,并且在思想品德、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为毕业后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整体优化构建
(一)改革理论教学
改革以往史学论文写作课程的传统理论教学方式,增加研读、探求两个环节,来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有必要逐步改革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两门历史专业核心课的内容和体例,使之更好地反映时代变化和学术的最新发展。三年级将较多地开设专业选修课(包括必选课和任选课),地方高校尤其要注重开设部分区域历史文化课程,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增加有关生态、拓殖、人口、社会思潮、大众心态、社会生活等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内容,将历史学习与现代社会问题诸如区域稳定、边疆经济、生态变迁等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更多地了解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趋势,凸显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要增开反映本学科前沿成果,有助于提高学生基本功训练和理论思维能力的选修课,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外交史等领域的专门课程以及断代史研究的专题,拓宽学生的认知面。
(二)创新实践方式
要结合理论教学的改革,充分挖掘和利用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发挥历史学教化与教养的功能,凸显历史学科功能和价值,培育经典名师,讲传经典文献,开设精品课程,打造精彩讲堂;培养学术人才,加强地方特色文化研究,提高校园文化品位和学生人文素质,建设文化名校;培养社会人才,满足社会对具有一定史学功底的应用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同时,结合高校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实践,创办校园历史文化节、“历史与文化”学生论文大赛、学生学术论坛等学术实践活动,以演讲、辩论、沙龙、历史剧、考古调查等形式,丰富校园文化、提高学生能力,在学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历史专业独特的魅力。
(三)增强教师指导
教育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是通过教师的具体教学活动来完成的。建立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进一步完善师资队伍的知识储备,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不可忽视的前提。必须把教师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要抓好中青年教师队伍的稳定及其知识结构的完善,采取相应措施保证绝大多数教授、副教授都承担本科教学第一线教学任务,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不仅对学生在知识结构、思辨能力、认知水平、学科体系、考研素质等方面着力进行培养,还要对学生在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打造。四年级学生除了继续进行少量课程的学习外,在教师的指导下,要积极参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项目活动开展。尤其是结合论文写作课程、毕业论文(设计)、历史文化研究竞赛等活动,提高能力。
二、积极开展课题研究
(一)具体分工与集体攻关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和实践,需要课题组全体成员积极配合、协调统一来展开。在总项目之下,设置若干子项目,充分了解历史学专业本科学生学术研究倾向;调查历史学专业学生读书情况;理清教学、团学工作一体化与创新改革的关系等等。对每一个子项目进行具体分工,展开工作,不定期进行集中讨论。最终在子项目完成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检验和集体修订,形成最终方案。
(二)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要在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教学新理念的指导之下,紧紧把握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结合国家、地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法规、政策,认真学习,融会贯通,将核心内容渗透在课题的研究和实践中。同时,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形成,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展开,如对相关现状的调查,就必须通过大量的调查问卷来进行,而初步研究形成的方案,也必然通过教学实践活动来进行检验和不断完善。只有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三)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要立足于具体高校,但又不能仅局限在一所院校,必须与历史学专业改革发展的趋势目标相统一,与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和趋势相统一,与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相统一。课题的研究主要针对史学论文写作,但又不能仅局限在写作上,要充分考虑应用型人才对各学科知识的需求,对各种能力的需求,以及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思路。
(四)专业课程与知识拓展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还包括在历史学专业传统的课程设置以外,有效地对教师资源进行整合,以师资特色开设专门史、断代史专题选修课来培养“学术型”人才;同时,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结合历史过去性的特点,以多媒体辅助教学,集声像、音响、图片于一体,增强历史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学史兴趣。开展专业考察、地方遗址遗迹参观了解等方式,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三、主要特色和创新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我们提出,创新史学论文写作教学和实践活动,具有特色的“123模式”是有效的途径。
“123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两个“123”,即教学中的“一堂课、两论文、三环节”;实践中的“一结合、两展示、三监控”。
一、关于“治史”的模型John Fines在《历史教学实践》一书中提出了学生可以借鉴历史学家“治史”的模型来学习历史。历史学家“治史”的模型(见下图):图:“治史”的模型(A model for ‘doing history’)① 他认为学生应该以类似历史学家的方法进行学习,原因有三:1、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历史是这样形成的,我们就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组科学的断言,而这种科学的断言,只能通过死记硬背来学习。死记硬背的历史,只能符合测试者的利益,而在实践中,它是不能用的,因而也是无用的。2、好的学习永远都是积极的学习,在这种学习中,是学生,而不是老师,在做工作。学习处理证据的问题是具有挑战性的,需要努力的,并是令人满足的;而且,它能帮助理解正在学习的知识。积极的学习导向是理解历史。3、使用原始资料、处理有关证据的问题,这些都给人一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是第二手资料所不能给予的。处理从某一时代来的证据,所提供给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许多方面的洞察力,并能帮助我们感知正在学习的主题。而第二手资料,则不能轻易激发我们的情感、想象力或我们的行为;相反,第一手原始资料,如果我们仔细处理的话,确实能给我们提供那种感觉会计毕业论文范文。①根据John Files的观点教育教学论文,中学生应该、也有能力运用“治史”的模型来学习历史。因为就中学生而言,他们的思维尚处于培育阶段,他们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与历史学家相比,差距是明显的。但只要他们能够灵活地运用所学过的历史知识,勇于突破教材所提供的知识范围,充分运用“治史”的模型来理解历史,汲取历史智慧,开阔视野,可以增强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那么,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得到贯彻实施呢?二、“治史”模型的阐述和运用1、 理论阐述这个模型图可以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历史学习的过程是学习主体对历史客体再现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不仅仅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索取。主体(知识人)认识客体(历史事实),是通过中介质(史料)来认识的。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历史学家(认识主体)凭着自己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在拥有了第二手资料,如史学专著、论文等;并在探究的过程中,提出了难易、深浅等不同的问题;问题提出后,需要找原始资料来证实(历史资料);而面对原始资料,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知识有不同的看法,找出了证实问题的不同证据,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历史客体);而这些结论又当作第二手资料或问题重新提出,又经过不同的解释得出新的结论。由此可见,历史的结论是无止境的,关键在于如何解读原始资料,而这又取决于对历史的理解能力。所以说,历史的认识是相对的,它是历史主体经过史料中介达到对历史客体的本质的能动的反映。
主要责任;更有人从证据中得出李鸿章决不是卖国贼,而是一个爱国者。结论五花八门,如何能进一步理解呢?这涉及到学生已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对史料的判断、取舍来认识历史;同时,还需要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通过探究学习、合作学习和交流,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3、应注意的问题中学生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学家,在应用此模型的时候应扬长避短。学生的起点较低,我们无法改变这种起点,但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教学,使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得到扩展和提高。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合作学习,集思广益,循序渐进,理解历史,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学生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运用“治史”模型来学习历史的意义1、有利于提高学生理解和分析历史的能力历史是指对过去的了解,学习历史是为了发展并提升我们对过去了解的能力,也就是历史的认知能力或历史思维的能力。利用此模型可以充分的运用历史原始资料,学生透过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增加对过去的了解,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这是历史教学的基本任务和重要目的。《历史课程标准》(普通高中,实验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对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有一个要求,即“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用“治史”的模型来学习历史就是这一方法的很好体现。2、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在教学上利用此模型,既增加学生的投入感,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运用原始资料,可以将时空的距离拉近。历史是过去事实的记载,会使学生对悠远迷离的史实不易理解,透过原始资料的一些文字描述如当时人的章程、见闻录及报纸等或图样的示意感受当时人强烈主观感情。所以即使历史是不得直接观察,学生头脑中也会再现出某一事物的过程。这种“再现教学”使学生冲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将几百年、几十年中外历史现象都能在想象中“看见了”,学生一同感受当时人的看法和感情,无形中增加学生对历史的投入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3、有利于培养学生领悟历史和创新能力历史知识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过去性。因此,学生理解历史必然有很大的难度,领悟历史的能力较差,一知半解地死记教材现有结论,严重制约了历史思维能力的发展。在此模型中,要求学生尽可能客观的接触和运用史料。史料能比较生动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帮助学生准确地领悟历史。教学中让学生根据已有的历史知识和第二手资料,思考提问,然后直接阅读史料,接触各种历史文献,可以使学生对历史进行直接的探究,通过分析各种史料,思考这些史料是什么人、什么时间、为什么和怎样做出的,其证据的可靠性、权威性和可信性如何?从中反映出作者什么样的观点和背景?这些史料是对事件叙述的全部依据吗?等等。学生经过一番探究,避免了死记硬背教材结论的弊病,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促进学生历史思维和创造力的发展。参考文献
①模型译自A.K.Dickinson &P.J.Lee ,History Teaching and HistoricalUnderstanding.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历史问题不断赋予新的阐释。由于依托于历史科学,历史知识教学还要注意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而不断更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给学生科学的、符合时展的历史知识,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
2.过程与方法。历史课标没有对历史教学的过程与方法作出具体要求,师生应根据“课程目标”中有关“过程与方法”的总体目标,参照“教学活动建议”,结合教学实际,灵活地、创造性地采用不同的教学过程与方法。
关于学习方法,中外专家有多种解释。我国专家通过归类性的研究指出:学习方法的第一要素是程序,按程序学习,能够节约时间,容易使学习行为达到熟练化、自动化。所以学习的一般过程离不开学习、运用、巩固、总结等环节。在历史教学中,历史教师必须让学生成为历史学习真正的主人。要摆脱以往教学中学生只有学习,而没有运用、巩固、总结机会的旧模式,要创造条件使学生能够充分展示学习的效果。
学习方法的第二个要素是原则,即人们在学习中应该遵循的准则或要求。这一要素具有以下特点:较之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方式具有概括性、抽象性的特点;是人们主观提出的要求,具有规范性、主观性的特点;学习原则既可以涉及整个学习活动,也可以涉及学习活动的某一环节,因而具有层次性的特点。
第三个要素是方式,指的是完成学习任务所采取的具体途径、形式和方法等。我们建议历史学习的一些基本方法应该包括记忆、思维、听说、阅读、观察、练习、写作、实验、参观、表演、欣赏、研究、总结、评论、创作、讨论、访问、调查、游戏、收集资料、制作图表、社会活动等等。提倡教学形式的多样化,积极探索多种教学途径,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充分开发和利用课程教育资源。应多层次、多方位地创造有利的教学条件,如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多样化,提供多种辅教学材料,以利于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方法的改进,特别要为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提供良好的条件。
第四个要素是手段,指学习活动中采用的工具或物质手段,具有物质性、多样性的特点。教学中学习手段应多样化和现代化,积极运用教学挂图、幻灯、投影、录音、录像、影片、模型等,进行形象直观的教学;要努力创造条件,利用多媒体、网络组织教学,开发和制作历史课件,开展历史学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
完成历史学习“过程与方法”目标的教学,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掌握学习历史科学知识的方法,所以以上概述的学习方法的四个要素的动作执行者都是学生。如“概述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向,理解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复杂性”的学习内容,就可以使学生“通过查阅报刊杂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进行社会调查等形式,了解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并从中学习收集资料、社会调查等方法。“过程与方法”目标实施的过程,是学生体验学习并学会学习的过程。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历史课标在对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上也作了一定的要求。情感,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与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一种比较复杂而又稳定的态度体验,包括道德感、美感、理智感。道德感是人们运用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身或他人行为时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表现形式有爱国主义情感、国际主义情感、友谊感、同情心、责任心、良心、荣誉感、自尊心等;美感是在人对外界事物的美进行评价时产生的一种肯定、满意、愉悦、爱慕的情感;理智感是在人对认识活动成就进行评价时产生的情感体验,表现为成功感、怀疑感、对成就的欢喜与自豪、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等。正确、积极的情感体验来自于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对人的思想、态度、行为倾向等具有统领作用和整合作用。
「如果历史不仅是一连串的知识结体,那它是什么?我们建议,将历史视为一些过去所遗留的材料之集合,而史学家乃用这些材料来作为关于过去的证据。……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学生、教师和历史学家为重建过去而进行的一连串活动,亦因此而使它对他们而言变得真实与有临场感。此种历史知识观应用于教学方式上,即意味着学生应该对于各种一手、二手的史料进行探究活动。
------SCHP研究组
相较于其它知识类型,历史知识一项很重要的特质即是其研究对象早已消失,也不可能再次出现,所以难以被直接观察;建立历史知识所需要的「证据都是间接来自于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史料。历史是从史料所提供的「证据中,建构关于过去人事的论述,可以说是一推理学问。因此,历史是一「不断地在发展的活动(anongoingactivity),而不是一段段固定不变的事实知识;任何历史的陈述和观点都应具备合理的论证程序,而只要它们有合理的论证,其成立就可以被承认,历史所以常常容许有各种各样的
观点共存。学习者必须先有这些基础观念,跳脱了单纯事实层累的历史观以后,才能谈到进一步去认识历史这一种知识类型。
既然史料是我们了解过去、建立历史知识的媒介,因此历史知识的「程序性规准之核心即在于「如何将史料化做历史证据的正当运用-对史料证据的运用有所认识,是掌握历史此一知识类型之「程序性规准的基础。由于英国新历史科理念的根源即在于以历史为一「知识类型而教与学,强调学习历史「程序性知识之不可规避的重要性,所以自然认为应将「运用史料为证据之概念与能力,引入于教学之中。他们强调,唯有理解了史料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历史知识的本质;理解了历史知识的本质,才是真正认识了历史,从而能展现学习历史对人们的真正价值。基于此种观点,从历史知识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新历史科理念,乃以史料的运用为其历史教学法主张的起点,让学生学习如何运用史料作为历史证据,乃成为新历史科教学设计理念的重点之一。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即使不同的人可能对于何谓「新历史科的意义看法并不相同,但是却普遍视「以史料做为教学基础的主张,为新历史科的基础成分。例如「史料对于历史的重要性这个主题,即在表现新历史科理念之SCHP课程中一再回旋,甚且常常因而被贴上「证据教学法的卷标。
所谓认识史料的运用,即是去认识「史料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去认识各种历史材料如何被运用于过去的重建。然而,由于史料只是一种间接性的媒介,因此运用史料以重建过去所涉及的问题也较为复杂,其中包含两项主要工作:一是史料的鉴别,二则是史事的说明和诠释。面对史料时,除了判定真伪的基本问题外,更牵涉到如何获得「有效证据,以及证据「如何被理解与诠释的关键概念。落实在教学中,学生要既认识那些处理史料的「技能(例如:鉴定真伪、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而从中萃取资料、比较不同来源的史料、判断史料中的矛盾和偏见成分等等),也要掌握理解历史证据时牵涉到的各种概念(如神入、因果、变迁等等)。
但是,学习何谓历史证据的概念,以及处理做为证据之史料的各项技能,却并非学得它们的定义即可。技能与概念的学习皆非倚靠记忆即能成就的。若仅是要求学习者去咬文嚼字地背诵「历史证据是什么云云,只会使他们觉得枯燥无聊而已,即使终能背出长篇大论,亦无实际意义。学习者真正学会一个概念或技能,必须是要能够在课堂之外的新情境中自己独力应用
它才是,而这就不是教师单方面的谆谆教诲所能完全含括的了,还必须涉及学生自己实际操作的学习经验。因此,在课堂上给予学生直接对史料进行探究的机会是必要的。SCHP研究组即强调:
「既然所企望的结果并非事实的记忆而是关于态度和能力,课堂中所运用的方法就应该是尽量去为学生创造一种活动性的学习情境,而不是单让教师扮演传递知识者的角色。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既然史学家都是运用了历史知识的规准来从事探究,那么学生能否从阅读史学家的论述作品或其彼此的论辩中去掌握如何正当运用史料的规准呢?这样不是更为便捷吗?事实上,这种方式对一般学生而言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除了十分专业化的史学析论文字以外,历史知识的规准这个部份在历史叙述之中并不清晰,一般人并不容易从史学家的作品中明显看出他在建立此一叙述时所运用的方法技能。学生一方面很少已具备了研读专业史论的能力和兴趣,再者也还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去透视一般历史论述中所用的方法和技能,因此很难期待他们从阅读历史论着中去习得历史知识的规准。他们需要从自己处理史料、尝试建立某些论述的经验中来学习这些规准,这才是教导这种规准的较为具体的媒介。因此,对新历史科的支持者而言,要使学生对于「如何面对史料、「什么是历史证据有一些理解,作为其历史教育宗旨达成的基础,最好的方式还是透过他们自己运用史料作为历史证据的实际经验来得到。
综言之,在新历史科理念的脉络中,在学校历史课堂中使用史料的核心意义是:由于学生不能仅是被教导固化的知识,还应该被教导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而这便涉及了让学生自己去运用史料,因为唯有透过运用史料的实际经验,学生才能真正掌握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然而,在历史课堂中运用史料的
活动,本身可以具有许多不同于此的意涵,并非只要在教学中运用了史料即是符合新历史科的理念。在这里有需要加以进一步地厘清。
运用史料于历史教学之中,在英国其实有长久的传统。自十九世纪中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vonRanke)确立了现代史学以来,依据史料证据以追求「如其所是之过去的理想,即或显或隐地引导着历史学界,也影响了历史教学的观念,史料亦因而被引入了历史教学之中。早在关注历史教学的英国「历史学会(HistoricalAssociation)于二十世纪初成立之时,其出版品中即已有专门谈论史料运用的小册了(C.H.Firth,Source,1906)。当时在历史课堂上运用史料的观念引伸自片面兰克式的史学观,认为其主要的作用是藉由呈现各个时代的原始材料做为一种引证,来让学生感受历史叙述「如其所是的真实性,进而引发学生的兴趣。例如于1919年出版《英国历史材料集》(EnglishHistorySourceBooks)的编辑们,即在其前言中说明,他们运用史料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放在一课的结尾,作为一种生动的例证;另一种方式则是放在一课之先,在学生尚未读到正文前作为引线。
很明显的,这些史料的角色地位是附属于课文内容之下的,只是帮助学生从课本中学得「事实的一种附属品,点缀于行文之间,使这些要学生去「记得的论述能生动活泼些,作为事实的那些叙述本身才是重点。这种运用史料的观念及方式在英国历史教学中颇为常见,多年来一直绵延不断。
在1951年IAAM(IncorporatedAssociationofAssistantMasters)出版的《中学历史教学》(TheTeachingofHistoryinSecondarySchool)中即指出,运用史料的好处就是「传输历史事件的真实感,并且对于在一般学校中使用史料来进行「研究、批判、比较的做法,表示疑虑。同书之1965年版则说明史料的运用在中小学的价值是作为「事实的例证,提供学生
去相信那些被提供的事实的基础。表面上,这些关于历史教学的主张与新历史科的教材一样都含括了史料,但是他们背后的理念却并不相同。学者罗吉斯站在新历史科的理念上即针对此点批评道:
「一般课本里引用的史料多半是装饰性的,通常只涉及文义说明的问题,其实意义不大。事实上,把史料放进课本之中的本身并非重点,重点是在于这些史料必须被学生用某种纯粹历史的方式而运用。
从他的批评中可以明显分辨出新历史科之倡导运用史料,与传统教学之运用史料在理念上的重要差异处。所谓「用某种纯粹历史的方式而运用,也就是要让学生利用那些史料来尝试进行「依证据重建过去这样的「历史工作。这包括了鉴别和阐释相关的史料证据;联系不同的证据并认识到它们之间可能有的矛盾;识别史料中所含的意义可能是什么,以及能否充分支持一个结论;评估证据的可信性,例如是否带有偏见;根据手中的史料证据做出判断或提出说法;并联系相关的史料证据以推证所提出的判断和说法等等。从而掌握那些与建构历史知识有关的重要概念,认识历史知识的本质,终能理解历史这一门「知识类型:这才是史料出现在教学之中的主要意义之所在。仅仅是使某种历史论述生动一些,以强化学生的印象之成形与记忆,则并非重点。从新历史科的理念而言,史料运用的本身就是教与学的重心之一,不只是附属品而已。
另一种常见的运用史料的想法则是将史料视为「说故事者。他们运用史料不是为任何已存在的叙述做例证,而是要让它「自己说话,也就是用史料去「让过去用它自己的声音来诉说。从这点而言,一手史料所能带来的临场感和真实感,是一般后代转手叙述所难及的,不但可能刺激学习者的思考,亦具有提升学习兴趣的效果。相当受到欢迎的这一种教学用书《发生在他们眼前》系列("TheySawitHappen"Series)的作者之一海斯(E.E.Y.Hales),即在其导言中指出:
「不管历史的意义是什么,终究曾有一个时刻它并不是历史。……历史学家依据经验来写他们的描述,但是头一件事还是这些事物发生了,而对我们而言,第一步就是这些事在我们的想象中重新发生。在我们去诠释之前,我们乃是先去经历;在我们判断之前,我们先去感受。
持这种想法者,着眼处是原始材料所能带来的二手描述难及的临场感,甚而扩而大之去等同于某种「真
实,因而着重于让学生透过某件原始史料自己建构出过去的情境。例如在六年代后期深入参与史料教学推广的学者费艾司(J.Fines),对于一封来自GarnetWolseley将军邻人之信件的教学价值,其形容即是:「那个住在历史隔壁的人可以给我们任何现今二手叙述都比不上的读物;他指出,那些原始史料的「力量就是在于「告诉我们更多的事实。如此的用法走向极端的话,就是将一段段史料视为一幅幅「过去之画像(pictureofpast),呈现了某些过去本来的面貌,甚而让我们能去「直接观察。然而,史料本身是否真能如画像般「如实重现过去呢?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的所言所行就是历史吗?(有任何人是住在历史的隔壁吗?)仅凭一件史料是否就能使我们「得到事实呢?历史是由一件件史料一段段地「原音重现连缀即成的吗?答案却是可疑的。从历史知识的本质考虑这些问题后可知,这事实上是因简化而扭曲了史料与历史的之间的关系。这种史料的教学用法是有必要再加以斟酌的。
从历史知识的本质而言,史料是我们通往过去的媒介,为我们呈现过去本来就是史料的作用。这种运用史料于教学的方式的确脱离了「装饰的性质,已经让进入课堂中的史料本身有了「历史的作用。藉此至少能够让学生生动地体会到:我们是「透过史料来认识历史的;历史叙述必有所本,而这「言之所据即由史料所提供。这虽可以说是学生使用「纯粹的历史方式运用史料的第一步,然而,也只是第一步而已。因为历史「史料-「证据-「历史之间的关系其实更为复杂,史料提供证据,但史料本身不能等同于证据,更不就是历史。真正能使史料有助于历史理解的用法,是要去问:这个材料如何能够变成一种历史证据?而不只是将片段的材料「对号入座,单纯的视为「就是某种证据。如果停在「对号入座然后「让它自己说话的阶段,则其内在的基础理念还是与新历史科所应用者不尽然相同。
再者,一些历史材料确实能激起学生的兴趣,阅读一封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十八世纪儿童所写的信,或是去参观城堡、拜访古迹、观察出土的陶瓶碎片,都会使学生觉得相当有趣。而费艾司说的并没有错,「所有历史工作的起点,都在于对某些特定事物的兴趣之被撩起。然而,对新历史科的理念而言,关键却是在于这个「起点有没有真正进一步的可能性,亦即在这兴趣被撩起后,是否能够引起学生在认识历
史本质方面有所进展,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如果学生的兴趣是表现在有意愿去接受更多别人给的「故事,那其实并不是一种历史教育的成功信号;这种教学即使运用了史料,也不是达成历史教育宗旨的途径。
简而言之,虽然都是运用了史料,但若老师在实际教学中还是单方面地大讲史料,以一种「较真的事实的姿态传授给学生,或单纯用作说明「一种事实的工具,在新历史理念的脉络中,都是不足的;而在最糟的情况下,还会有误导作用。
另一个需要厘清之处则是「史料教学法与「活动教学之间的关系。运用史料于教学可以说意味着将历史视为一探究过去的「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纳他人所给予的资料。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提供学生「活动性学习的模式,不但有课堂讨论、史迹考查、观察遗物等等身体方面的活动机会,也使得学生需要去动动脑因而获得的心智上的活动。学习处理史料作为历史证据,可以说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活动,能够扩展心智,产生满足感。在强调「学生中心、「活动教学的五、六年代教育改革浪潮下,「好的学习被认为应该是「活动性的学习,而因为在历史科中最能运用
活动教学形式者,首推运用史料,史料在历史教学的运用于是被推向了一个高峰,运用史料的教材在量与质上皆有大幅度的提升。然而,反过来说,由于大环境的风潮强大,风行草偃,往往使历史教学者过于着眼在「活动的概念,反而喧宾夺主,轻忽了对于「历史本质的思考与应用,流于追求表面活动教学法,以致常常有「为活动而活动之弊。学生们迷失在一些代表了过去的「新鲜、「愚昧、「好笑的史料中,脑筋急转弯一番,也许当时觉得课堂上十分有趣,最后却难以留下些什么真正有意义的学习成果,反倒是伤害了历史教育所有的价值。
然而这其实并非史料教学之「活动本身之弊,而是因为在理念上本末倒置所致。要防弊则必须抓紧最根本的原则:运用史料于教学中的原因,是因为学生需要透过这种途径,这种以史料进行探索的「活动,才能真正达成历史学习的宗旨,认识历史;绝不是因为要急着寻找一种「适用于历史科的活动来响应教育风潮之需,才找上了史料教学。运用史料的历史教学方式,既不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活动而能戴上神圣光环,也无须因为一些「表面性的
活动教学所闯下之恶名而被判逐出天庭。对于新历史科的支持者们而言,真正该思索的乃是应藉由什么样的活动方式来发挥史料证据在历史学习中的正当功用。
而这种发挥史料教学功用的方式,在新历史科理念的脉络里,其原则乃是:应将史料做为为了「特定推理而用的证据的来源(‘evidenceforparticularinferences’)而学习如何被处理。也就是着重于去认识「某物如何能作为某项推论的证据,去学得一些用以评价证据的观念,同时学习「把证据放到它的背景之中来运用以及「考验证据等等。如此,配合他们日渐增长的背景知识,学生们能够慢慢地加深了对于运用证据的掌握,帮助他们向认识历史这一门知识的终极目标迈进。从许多服膺新历史理念的教材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虽然教学中所用到的史料只是相关史料中的一小部份而已,但却要藉以给予学生史学家在运用各种类型的史料时的一些重要观念。归纳起来,他们在实际教学时所采用的主要方式大致有:
1.展现叙述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常见的提问形式是:「在这段资料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证据来说明……。
2.鼓励学生去分析史料的内容,从中引出推论,说明自己的观点,以及支持此观点的证据,而不是让他们只是去重复或摘要史料的内容。
3.时常要求学生针对不同材料的证据,就内容和可信度做比较。
4.明确针对相互冲突的证据进行讨论。
5.对同一事件之不同的历史论述加以比较。
6.选出一个主题(如俾斯麦的性格),给予学生多段来源不同的材料,让他们自己去对照整理,并且解释其中的差异,进而形成他自己的推演,找出自己的结论。
7.让学生尝试用自己的眼光去找出史料中带来的问题,并用他自己的方式处理。
因此,在服膺新历史理念的历史课程中,教师会就每一项内容主题运用多样性的一手与二手史料,引导学生就这些方向提出问题,帮助他们学习掌握历史料证据的概念和技能。让学生学习用某种「
纯粹历史的方式运用史料,从事新历史理念中真正的历史学习。
(二)「学习做历史学家所做的事
对于新历史科以史料证据为基础的教学理念,反对者主要的批评是:将成人的历史研究工作与学童去处理史料「进行探究并举而谈,根本是一种噱头而已;因为研究历史是需要具备人情世故的经验、研究技能、及足够的知识才能进行的工作,以学童的程度而言,他们不可能进行「历史研究。也有历史学家宣称,一般学校历史课中所谓「史料探究的练习,90%只是虚有其表的冒牌货。极力反对新历史科理念的铎夏(StewardDeuchar)即针对此点强调:「许多老练的历史学家都被『新历史科的现象所惊吓,我从未听到有哪一个历史学家对它有好的评语。事实上,此类批评牵涉到新历史科理念对于在课堂中运用史料的实质意义之更深入的分辨。
历史教育学者承认,「历史方法训练听起来的确是超越了一般学校历史课堂所应负荷的工作,然而他们亦指出,这些「历史方法事实上存有其最基本的一些层面,有其相对上较为简单的技能层次可以用来解决相对上比较简单的问题。学生虽然无法马上抓住全部的证据概念,但是可以一步一步地做到。面对一般的学生,新历史科所主张的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做历史学家所做的事,而这绝对不同于「就是去做历史学家所做的事。在一般学校中的历史教学使学生学习去做历史学家所做的事,直接去运用各种一手和二手的史料,是可以用有限制的意义来谈,并不去涉及将学生培养成历史学家的层次,而只是使学生借着某些运用史料的特定练习,学到历史学家的一些态度和方法。历史教育学者沈模特即特别指出:历史程序性的概念和技能事实上是具层次性的;从负面去定义历史学习活动而以为任何不合于历史学家之活动者也就不该是历史学习的内容,这样的观点是「忽略了这个科目的发展性结构。学生所从事的工作并非全等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对于历史学习而言,某些与专业历史学家的做法相冲突的层面,也许正是不可或缺的。例如,适用于历史教学中的史料是有限的,势必要由
教师进行事先的选择,甚而往往需要加以编辑和重制,教师也常常会「建议一些问题,有时甚至需要提供一些特定的答案,而这些却是专业历史研究中所应避开的。因为学生是在「学习,他们的运用史料证据的活动必然需处于教师的督导之下。历史教育并不是直接套用历史学家的工作于学生身上,而是以历史知识特质为基础,一种经过设计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学习活动。
这种对于「处理史料等历史方法的学习在历史教学中的定位方式,是合于普通教育的本质与目的的。每一个学生在踏出校门前,都应该有机会接触各种人类用来运思的方式,这原是教育「扩展智识的本质。正如虽然绝大多数的学生不会成为科学家,但没有人会因而认为不该在学校的科学课中教导每一个学生「科学方法,或是鼓励每一个学生自己去做实验一般,学生也应该「学习历史的方法。事实上,对于学生而言,去追踪寻找资料并且对它们进行整理,对各种不同种类的证据进行比较与诠释,并不比学习「使用科学的语言来得困难。他们之能够做这些「历史练习,与他们不必是科学家却还是可以在实验室中做某些科学实验是同样的道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学生「没有能力学习,而在于如何配合学生的能力使他们学习。
然而新历史科关于史料教学的理念亦并非没有其内在的问题。最引人疑虑的一点是,新历史科倡导者的早期谈法常会给人「盲目崇拜一手史料的印象,并且偏重于史料处理的「技能(skills)层次,忽略了理解史料还是与对「产生史料的环境(特定历史知识)的认识之间有密切关连。这对于「历史的教与学会有所妨碍。1989年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即使是支持新历史科理念的
教师,还是会对于目前似乎过于着重处理史料之「技能的状况觉得担心,忧虑会因此而对历史教育中其它有价值的部份产生排挤的效应。由于近年来对于「历史技能的强烈宣扬,明显的,许多教师已对程序与内容之间的重要平衡产生了不确定感。一位采用SHP考试大纲的教师即说道:
「像那样过于强调事事都是『以技能为基础或『以证据为基础带来了危险。它忽视了『历史内容本身也能提供某些贡献的这个事实。
在现实中,有些教师的确以牺牲「历史内容的考量为代价,来专注于用史料发展学生的「历史技能。长远来说,这种做法之瑜却难掩其瑕。事实上,史料与历史知识是相互依存的,必需要拥有与史料有关的历史知识,处理史料证据的活动才能展开;如果没有历史知识做基础,所谓鉴别史料,重建史实,只会变成一种猜谜游戏,反而失去了历史教育的意义。再者,处理原始史料对于年轻学生而言本就还是有相当的困难度,史料并非时时都显得那么有趣,有时甚至根本是难以了解的。史料并不会对「陌生人开口说话,而且即使是说了话,拥有不同背景知识的倾听者也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表情。史料和历史知识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若过于偏重史料处理的具体层面将会带来极根本的问题:其学习活动的历史性过于肤浅和薄弱。
这可以说是因为新历史科理念发展初期对相关问题探讨仍不够细致所致。本来这也许是任何一种新的教学理念所必经的阶段,应该会随着反复的论辩与理念的深化而逐渐克服。然而,历史教育涉及的层面广泛,新历史科的理念推广之后,所带来的效应已非纯粹理论层次可局限。许多在实际教学上的应
用者,他们面对着教学的「效果与学生考试成绩等等现实压力,易于倾向去抓住最具体的革新做法,对于真正作为基础的理念探索却难以深入。史料证据的处理在历史中本来就是复杂的,牵涉个人的经验、知识、技能、史学概念之间的交互作用,运用史料证据的教学也就难以是简单明了的,各项因子之间的辩证关系需要随个别情境细心掌握,不容易有机械化的规则可循。如果教学者未加深思,仅以表面的革新为念,则容易偏好一些在处理史料时较为明确而容易掌握的「规则或观念,像「找出偏见、「分辨一手与二手史料、「高度简化地去判别一个史料是否可信等,来做为其教学的重点而忽略其它重要的内涵。然而一旦走入偏锋,其实往往是从「死背资料的一端,走向「死背方法的一端,对于历史的学习,仍是无益。
因应此种问题,近年来新历史科阵营中的学者莫不一再说明史料与历史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指出,有关考验证据的活动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智能游戏,而是真的要使学生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而知道发生了些什么;强调将历史的『内容与『技能两者两极化对立,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如果一种以史料证据为基础的大纲只是关注于史料本身,那么它事实上是「非历史的(unhistorical)。因为具有相关历史知识背景脉络是理解一项证据的条件之一,若仅仅要学生研究史料就会忽略了这项条件之需求,因而使得学生不能真正认识历史知识的「类型。处理史料的「技能必须在历史知识的脉络中彰显其意义,它们并不能被先分离出来学会了以后,再拿回去运用。他们强调,除非学生已经具备一些背景脉络的观念,以至于能够向史料发出问题,否则原始史料其实很难发生作用。而要如何在技能与内容之教学中取得良好的平衡,是历史教育中值得继续深入探索的主题。
整体而言,当前英国历史教育界已经普遍接纳运用「史料来培养「历史技能为历史教学中一项重要的目标。我们可以发现,当教师想到一些重要的议题时,像GCSE对历史教学的意涵、初中历史课程的设计等等,「历史技能的发展自然就出现在老师们的想法里。1988年中,全英国廿一个历史
课程大纲中只有五个未将技能的教学列于优先。然而,实际教学层次的问题亦一一浮现。除了历史技能与知识之间的平衡仍有待斟酌外,在课程、教材、教学的设计上亦需要更细致的考量。例如,许多史料的选择本身相当不错,能够配合学生程度和课程主题的需要,但是配合的讨论问题却是若非太大以至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回答,就是答案已经明显的写在课文之中了,失去运用史料的真正意义;有时一些史料的简短摘录所能提供的证据可能难以支持学生去回答如「请你对……提出解释或「哪些证据可以用来支持……的观点之类的问题;问题的设计不当,有时则会造成历史学家的工作被看得太轻易了的情形,例如:「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放在一起,想一想他们……等等。
事实上,要采用新历史科这种运用史料证据的教学方式,需要比传统教学更多几分小心。因为,这种做法如果碰上了不好的教学者,往往会带来比「传授事实模式更大的危险:学生不是会产生对过去的认识过于主观的态度,就是可能会连一些具正当性的历史知识也一昧地怀疑。可以说,「以史料为基础的教学专制会比以板书和讲述为基础的教学专制来得更为糟糕!而要做好这个工作,避免因偏执而产生的危险,则必须学校教师和专业历史学者一起合作才行。
一、教学目标的固定化与封闭性。
近年来,在确定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目标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即分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思想教育三个方面。这一方面反映了历史教学研究成果,教学目标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另一方面,它内含的固定化因素对课堂教学目标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它造成了对这三项任务不能完全涵盖的内容的忽略和排斥。诸如,不同年级学生在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在历史课堂往往不被认识或重视,这些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另外,固定化也导致了相对的封闭性,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忽视各项目标之间有机联系的现象。其表现,一是知识目标定得多且细,课堂教学承载量过大;二是能力目标和思想教育目标往往流于空泛,存在着老师用教学大纲中“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向学生进行社会发展规律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等历史教育的宏观目标作为一节课的具体目标的现象。三是教学目标间不能统筹兼顾,常常厚此薄彼或顾此失彼。其结果,是使中学历史教学的育人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旧的教学观将教师视为知识的传递者、能力的培养者、思想认识的教育者。在这种观念下,不少教师在备课时对学生的自主性活动或是缺乏设计,或是停留在一问一答浅层次的认知活动上。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单一化,也造成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北京市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历史室根据近两年在各类学校所听的约四百节历史课的情况进行分析,得到的认识是:历史课上教师以自己为中心,讲述时间过长,学生主要是听教师讲,处在被动地位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地存在。其结果是,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课堂教学质量得不到真正提高。
三、教学评价的片面性和评价方式的单一化。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对教师教学的评价上。在评价课堂教学时,重视评教忽视评学,将教师“教”得怎样作为评价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和学习的实际效果缺少有效的考查。教师在设计教学时也是从“教”的角度想得较多,从学的角度考虑得较少。
中学历史教学评价方式的单一化,主要表现在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上。一是在确定学生历史课总评成绩时,一般只重视期末的考试成绩,对学生平时的历史学习情况缺少记录和考评,或者是有记录而与总评成绩无关;二是在考试方式上,一般只是书面考试,几种常见的题型,很少有实践活动的考查;三是在考试内容上,多以记忆性知识为主,历史思维能力和唯物史观的考查较少。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方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学生认为历史考试必须“死记硬背”,形成惧怕或厌烦心理,或者平时不好好学,考试时临阵磨枪。学生在平时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得不到激励,缺乏主动学习的内驱力。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当前进行历史课堂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一)、实现教学目标的开放性和多元化。
现代教育的不断进步和历史教育功能的深入挖掘,要求历史课堂教学目标不断更新和完善。要使历史教学与时展同步,教学目标的设计和实施就要树立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的观念,突破旧的模式,实现开放性和多元化。
第一,要充分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和教育。北京市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中的《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对历史教学目标的表述与过去的大纲有了很大不同。首先是将态度、价值观目标放在了第一位。这是因为对人的发展而言,态度和价值观相对于能力和知识应该更受到重视,在选择教学内容,设计和实施教学目标时,应首先予以考虑。近来用“态度、价值观”取代“思想教育”目标的作法已被越来越多的老师所接受,有人将其进一步表述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种表述比之“思想教育”拓展了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它可以涵盖原来思想教育目标不能包括的情绪、兴趣、动机和意志等各种情意目标,体现了目标的多元化。此外《标准》中还在“态度、价值观”具体目标中,提出了“培养人文素养”、“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等内容,这是以往各版本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从未明确提出的。和“思想教育”相比,“态度、价值观”的表述更加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它提示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人文素养主要是通过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学习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得到的人格、气质和修养的内化。从终生教育的大教育观看历史教学目标,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确定当然至关重要。
第二,从学生的发展出发,实现教学目标的开放性。“学史使人明智”。“明”可以说是对历史规律、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认识:“智”既包括鉴古知今的认识智慧,也包括开拓未来的创新智慧。“明智”的过程就是引导学生运用分析、归纳、比较和概括等思维方式,对重要的历史问题、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的认识过程。这个认识既体现了教学目标的多元化,也说明了各项目标间开放、渗透和融通。北京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展示课《战国七雄》的教学设计在教学目标间的开放与融通上作出了成功的尝试。首先,确定了以商鞅变法为重点教学内容,用以培养学生的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引导学生从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去认识人生价值的教学目标;在思维能力培养上,教师与学生一起就“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商君死而秦法未改”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讨论、激发了学生思维的创造性;为保证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时间,教师对教材的知识内容大胆地进行了取舍。从教学实况看,学生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思维活跃,在探讨历史问题的同时掌握和理解了重点知识,训练了历史思维能力,从活生生的历史中受到了做人、行事的启迪。
(二)、确立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学生是历史学习的主体,推进素质教育,深化历史课堂教学改革,需要我们认识主体、尊重主体、发展主体,让学生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学生在自身的“体验”中学习历史,在体验中“学会学习历史”,就是能力的培养过程和人文素质的提高过程。
第一,认识主体,就要转变旧的教学观念,改变“以讲为主”的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明确“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学生要成为教学活动的全面参与者;教师要成为学生主动学习的指导者和组织者。认识主体还要突破以教材为中心的旧观念,全面了解学生,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按照学生发展的需要,调整教材内容,删繁就简,以保证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第二,尊重主体,就要在教学过程中创设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平等、和谐的民主学习氛围。教学民主性的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思维的火花就是在尊重中绽放。尊重主体就要面向全体学生,平等地关注和尊重每一个学生,给他们以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及表现、发展能力的机会。尊重主体就要在课堂上关注到学生基础、智力和爱好特长的不同,使他们都能参与教学活动。一些历史教师因材施教,实行了的分层教学。他们不仅在课堂教学中的讲述、自学、提问等环节兼顾了不同层次的学生,而且在课前预习、课后辅导、作业和考核中都从层次性出发,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样,全体学生在不同基础上都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这种成功可进一步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并迁移到整个历史学习的过程中。
第三,发展主体,探索适合学生主体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作为课堂教学的结构和活动程序是客观存在的,它受制于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以讲为主”教学模式是传统教学思想和历史教学传承习惯的体现。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研究的深入,改变旧的教学模式和落实素质教育精神已成为广大历史教师的自觉行动。经我们最新的调查表明,北京市历史课堂教学学生主体活动时间有了明显增加,由原来平均每节7分钟,增加到了15-20分钟。《德国法西斯的建立》、《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和内战的爆发》两节研究课,采用了人文学科的“问题解决”教学模式,其课堂实录师生讨论的片断在北京市历史教学研究会年会播放后,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并得到了莅会各方面专家的肯定。当前,越来越多的教师正在探索和试验体现学生主体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可以不同,但遵循的教学规律和教学原则是有共性的。首先,要注意不断提高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质量。历史课堂教学中,学生应当经过“意向——感知——理解——运用”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应是师生互动的,在恰当的历史情境中对有价值的历史问题提出、探究和解决。停留在一般感知层次的学生活动,不可能产生创新意识和培养创新能力。其次,要保证学生活动的足够时间和空间。教师要给予学生系统的学法指导,还要调动学生情感、兴趣、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再次,要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教学媒体的变换可以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还可使更多的学生有独立观察、思考和参与解决问题的机会。
(三)、运用多样化、现代化的教育技术。
从培养适应21世纪人才的角度思考,显然仅仅依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传统教学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合理、创造性地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资源已成为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从历史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不可再现性的特点和较其他学科更为严重存在的“师讲生听”的状况看,如何实现现代化教学媒体为历史课育人目标服务的功能,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第一,转变观念。一是要转变不重视现代化教育技术在人文学科中运用的思想或认为现代化教育技术的运用太麻烦、太难的畏难情绪。二是要改变已往把现代教育技术仅仅看作是一种教学手段或教学方法的看法,要看到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是社会变革的动因,而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全面运用,将“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模式的深刻变革,并最终导致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与学的理论乃至整个教育体制的根本变革”(何克抗:《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关于ME命题的论》,)。也就是说现代化教育技术的运用是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育目标相联系的。
第二,促进教学模式的转变。从已经开发的教学软件看,其设计思想基本上还是以“教”为中心,主要作用仍然是辅助教师如何在课堂上讲授,而较少考虑学生如何学的问题。这种设计实际上同多年来统治我们课堂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有关。这也告诉我们,教学模式不改变,仅仅是内容、手段、方法的先进,是不可能真正使素质教育进入历史课堂的。我们主张,在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多媒体交互性强、共享性好等特点和超文本、网络特性,开发教师为主导和学生为主体两者相结合的教学软件,促进新型的教学模式的建构。
第三,因地制宜、灵活、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技术。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全市历史学科教育技术运用的状况是不平衡的,大致分为两种状况:一是以城八区为主,计算机辅助教学发展得较快,有些区已经把让青年教师掌握一种工具平台软件视为教学基本技能。一是以远郊区县为主,由于设备、条件等硬件的限制,计算机辅助教学刚刚起步,教学媒体还以投影、挂图为主。我们主张应将教育技术发展的现实性与长远性相结合。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学网络和计算机辅助教学,在利用现已推出或上市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的同时,鼓励中青年教师掌握一种工具平台技术制作优秀的教学软件,而市区教研中心应为实现全市历史教师软件资源的共享,变现今全市软件开发“人自为战、封闭”式的小生产模式为开放、共享的模式创设条件;另一方面应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灵活、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技术推进课堂教学的改革。
(四)、明确教学评价的指导思想,改进教学评价的方式方法。
教育教学评价有很强的导向功能,形成素质教育机制带有关键性的一项任务是解决教育教学评价问题。中学历史学科要推进素质教育,必须改进教学评价特别是课堂教学评价。
第一,要树立符合素质教育精神的历史教育价值观。教学评价是对教学活动及其结果进行价值判断。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是教育价值观。素质教育的价值观核心就是提高学生的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中学历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评价历史教学,主要不是看教师是否能讲,不是看学生对具体的知识记忆多少和某一次书面考试成绩,而是要考察其是否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养成。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的理论指导,自觉抵制“指导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倾思想影响下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唯物史观传人中国之后,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较严重的混乱,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否定的社会思潮。并在国内思想界有所反映,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其三,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人国内,但由于缺乏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其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诸如“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需要面对现实,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关注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时地回应社会的呼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为了应对唯物史观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一,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包括史学在内的所谓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第三,高度重视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仅要重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辉煌,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把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有的学者认为,坚持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基本原理.近一个世纪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这种理论才提供给了人们认识历史问题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那种赋予唯物史观的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们的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其基本原理去宜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去丰富和发展的唯物史观。
有的学者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中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看待唯物史观;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修正”与否定;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所以,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加強对唯物史观产生背景、时代意义、根本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灵魂与精髓,澄清当前史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其二,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其三,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学要在新世纪获得更大的发展,关键还在于要有一大批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优秀学术成果;其四,作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的学术根基广布于哲学、历史等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具体研究工作中,而作为学术与普通大众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艺作品能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则是唯物史观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研究中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在运用唯物史观之理论上的公式化与教条化;另一则是沿袭唯心史观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诠释模式.实际上,唯物史观的思想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分析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唯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进而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也是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虽然时下没有人会对应该丰富和发展持有异议。但是一旦涉及原创性的经典结论,人们便很难有所突破,往往使丰富发展流于一句空话。而新的文化哲学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因为新文化观具有它的理论生命力,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具有容纳解释能力,不像其他哲学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确阐述自身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搁置。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之所以这样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第一,这一理论体系是实践的理论体系,即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而社会实践本身就具有广泛联系,从而构成开放系统;第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从而既具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的空间,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薪火传承,宜传诠释,发展创新.开放的系统较之封闭的系统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终结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