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考察报告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博物馆考察报告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博物馆观众记忆是指观众在博物馆参观中形成的识记和回忆，也称博物馆记忆，包括在参观过程中对展示的感知和识记，也包括参观以后对参观经历的回忆[1]。本次调查以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东北考古”展厅为样本区，时间从2016年5月18日至6月27日，在为期40天的时间内，发放了100份问卷，回收93份，有效数据70份。此次问卷共11道题目，其中4道综合评价题，包括观众的基本信息、参观情况、讲解员、博物馆服务品质、展品、辅助展品和观众自评等。

问卷主要探究观众参观博物馆时影响观众短时记忆的因素和影响程度。探究的影响因素有：

1.博物馆的服务品质，包括博物馆的环境、前期宣传、交互设备、观众在参观时有没有讲解、讲解员是否认真负责、讲解是否生动精彩等。

2.展品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展品的体量大小、颜色、形状、摆放位置等，以及展品本身的用途、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等对观众短时记忆的影响。

3.辅助展品的运用，是否具有辅助展品，辅助展品中包括多媒体、照片、灯箱、模型、图片、图表、文字等的运用，以及色彩、字体、字号、字数和版面排列等对短时记忆的影响。

调查结果统计分析如下：

一、基本信息

由表1可知观众男女比为2∶3，以女性观众为主；62.9%的观众为18～22岁，大多为青年；学生占84.3%；80%的为大学本科，观众主要为大学本科学生；65.7%的观众为第一次参观博物馆，占大多数。在记忆自评方面，认为自己记忆程度为4的所占比重最大，为35.7%；其次是记忆程度为5的，有27.1%。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观众在参观时没有讲解员，高达82.9%。因此，在对讲解员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时可能会产生误差。

二、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将各因素对观众短时记忆的影响程度划分为1到5五个等级，影响程度依次递增，让观众自评。运用数学期望和SPSS回归分析，对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1.数学期望

在服务品质方面，由表2可知认为博物馆的外观对短时记忆的影响程度为5和4的分别为39.4%和27.3%，认为博物馆环境的影响程度为5和4的分别有55.9%和22.1%，可以看出博物馆外观和环境对观众短时记忆的影响程度和人数的有效百分比是正相关的。其中前期宣传五个影响程度的有效百分比浮动不大，由1到5分别为24.2%、21.0%、21.0%、11.3%和22.6%。v解员方面，程度为5和没有讲解员的分别为46.2%和25%。

在展品方面，由表2可知其中在颜色、大小、形状、价值、历史背景、年代等六个方面影响程度为5的有效百分比是最高的，均超过了30%。摆放位置和名气的影响有效百分比最高的程度为3，摆放密度的影响有效百分比最高的程度为4。展品年代和历史背景的影响程度在3到5之间的所占比要大于其他的影响因素。

在辅助展品方面，由表2可知图片、图表和文字的影响程度在4和5之间的百分比都超过了50%，其中文字的影响程度最大。但是在该展览中多媒体并未开放，因此观众的选择并不适用于吉大博物馆。

根据观众短时记忆程度影响总汇表，我们计算出各影响程度的期望值。在概率论和统计学中，期望值是指在一个离散性随机变量试验中每次可能结果的概率乘以其结果的总和，它反映了随机变量平均取值的大小。公式如下：

xi为离散型随机变量，pi为这几个数据的概率函数。在随机出现的几个数据中，pi概率函数就理解为数据xi出现的频率f（xi）。

由表2可知环境、年代和历史背景的期望值最高，超过了3.9，分别为4.283、3.98、3.955，说明这三个因素对短时记忆的影响程度最高。

2.SPSS回归分析

Pearson相关系数是用来衡量两个数据集合是否在一条线上面，用来衡量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相关性越强：相关系数越接近于1或-1，相关度越强；相关系数越接近于0，相关度越弱。其公式如下：

由表3可知，与博物馆观众短时记忆有显著关系的有博物馆环境、讲解员、参观之前的兴趣水平、本人的记忆能力、展品大小、形状、位置、摆放密度、价值、历史背景、图片、灯光、图表、文字等因素，其中接近1的有历史背景、本人的记忆能力、文字、灯光、图片、图表，最高为历史背景，相关系数为0.517。通过回归分析逐步分析得到，展品的历史背景、个人的记忆能力、文字、灯光对观众参观之后的短时记忆程度有较高的预测作用。

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参观博物馆的次数和性别不影响观众对本问卷影响因素影响水平的评判，差异全部不显著。所以针对不同性别的人群，可以进行普遍的展览设计。

三、结论分析

根据数学期望分析，环境、年代和历史背景对观众参观博物馆短时记忆影响程度最高。根据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展品的历史背景、个人的记忆能力、文字、灯光对观众参观之后的记忆程度有较高的预测作用。综合看，排除本馆自身因素影响，展品的历史背景对博物馆观众的短时记忆程度是相对比较重要的。随着教育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展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博物馆也应与时俱进，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在策展时要注意挖掘展品背后所蕴藏的故事，不断探索新形式、新方法，把展品所代表的精神文化展示给观众。另外，也应重视起博物馆环境、灯光、文字等对博物馆观众记忆的构建，为观众营造出一个舒适的参观环境。

参考文献：

[1]吕军.湖北省博物馆观众行为调查报告[J].东南文化，2012（03）.

指导老师：史吉祥

篇（2）

这里背靠峰峦起伏的太行山脉，面临着广阔的华北平原，山前一条小河潺潺流过，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宜人。在这里，科学家们陆续发现了“北京猿人”、“新洞人”、“田园洞人”和“山顶洞人”等不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存，这些人类遗存跨越了几十万年的时间，涵盖了人类演化史中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是集地质变迁、生物演变、人类进化三位一体的珍贵遗存，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是闻名中外的史前人类遗存宝库。

周口店镇的龙骨山和太平山等处，从1929年发现震惊世界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后，经几次发掘先后出土了距今50万年至1万年前的古人类的遗骨、遗物、遗迹和古动物化石，其中包括近200件人类骨骼（代表40个男女幼个体）、上万件石器、数层灰烬和200种动物化石。遗址有龙骨山50万年前的“北京人”、10-20万年前的“新洞人”、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点共计27个，总面积约4km?。这是迄今世界同时代遗址中出土材料最丰富、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也是世界人类祖先头盖骨化石发现地。在科学研究、人类远古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88年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考察团在考察报告中称其“具有世界意义”，表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它是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如今，猿人洞、山顶洞、田园洞等古人类生活过的洞穴仍保存完好。科学家们发掘出的各类化石展出在猿人展览馆中。探访周口店，看到这些古人类生活留下的痕迹，就能帮助我们勾勒出人类祖先的生存场景。

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于2011年7月开工，历经三年多的建设，已于2014年5月18日对外开放。新馆建筑面积8093平方米，限高9米，是老馆的8倍。建筑层次分为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其中，地上面积4813平方米，地下面积3280 平方米。新馆创意源于“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劳动工具――石器。建筑线条简约、粗砺、刚毅，多折面的面与面之间形成锋利的石器“刃口”结构。建筑由南向北逐渐降低，与周边山脉天际线及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新馆是集科学研究、藏品保护、科普教育、文化交流、展览展示于一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是收藏、保护和研究周口店遗址历年来考古发掘实物，宣传、弘扬中国古人类悠久历史的遗址博物馆。新馆采取基本陈列、临时陈列和遗址展示相结合的展陈体系，使用“实物展陈与互动体验相结合、文物展示与场景再现相结合、传统展陈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表现手段，从“发现、研究、保护”三个层面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展示。新馆设有序厅、临时展厅、4个常规展厅和4D影院，涵盖了基本陈列、临时展览、互动展项、模拟场景、纪念品销售、公共服务等内容。

篇（3）

方李莉认为，从遗产到资源创新是一种更深刻的保护。在后工业社会里，事实上文化产业已经带动经济发展了，而且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当中，每个民族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所以方李莉团队考察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报告书定名为《从遗产到资源》。他们发现，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一种资源，成为一种政治认同的资源、民族认同的资源，还可以成为一种经济资源。各种力量都在运用这些资源，然后又呈现新的民间文化。

方李莉研究团队的诸多理论都来源于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启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完全为了寻找精神家园。方李莉认为，最重要的是寻找我们未来的路，寻找我们的民族理想。梭嘎在当代的遭遇正是一面反映中华民族昨日的镜子――我们曾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甚至出现全盘否定的极端态度。

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逆转。方李莉试图忠实地记录长角苗文化的变迁过程。她在考察中亲历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剧烈变迁和重构的过程，也不得不面对种种复杂的心理矛盾。方李莉通过考察看到的是，在生态博物馆没有建立以前，当地的文化一直在缓慢地变迁，但它的文化还活着，还在继续发展，甚至有很强的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但生态博物馆建立后，它的文化表面上是被保护了，但事实上只是被曝光，被展示出来，其文化的内涵，文化自身的创造力、生命力却逐渐萎缩。

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但对于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来说，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当地人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2006年春节期间，方李莉的研究团队再次来到梭嘎，对回来团聚的中青年人进行了深度采访。她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困境，在外地打工的长角苗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最危险、最累或是工资最低、劳动时间最长的那种工作，其中挖煤是他们从事最多的工作。方李莉在的考察报告中说道，挖煤的工资相对高一些，也不过是每月1000元左右，而且他们不懂得签订合同，一旦出事了，能够获得多少赔偿只能听凭老板的良心。

2006年，方李莉团队统计了长角苗的年收入，大多数人年收入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其中有一半是通过打工得来的。方李莉认为，这些不识字的苗族兄弟，进入城市，就像在黑夜中行走，他们害怕这种黑暗，想驱逐这种黑暗，但他们又无能为力，只好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他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做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供孩子们读书，这是生活教给他们的真理。但据本刊记者了解，长角苗念完高中和大学的费用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能上高中和大学的很少。

生存权和话语权孰轻孰重，这也是方李莉在考察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期间思考的问题，一个群体在生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能够拥有自吗？“我到过世界上最苦的地方，梭嘎我觉得是世界上最苦的地方之一，然后到过世界最富裕的地方，只有经历这样的反差你才可以理解这个世界。”2011年8月24日，本刊记者专访了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方李莉。

寨子里90%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面打工

文化月刊：您刚从美国回来，最富裕的地方和最贫穷的地方，通过这个反差你能认识什么呢？

方李莉：它让我了解世界的多面性，太多元化，差距也太大。

文化月刊：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探究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

方李莉：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是挪威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保护项目，我就想欧洲的经验到中国这块土地上来实践，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如果失败了，我们找出失败的原因，那么对我们今后的保护工作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成功的话，这个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来推广。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了解到长角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族群，这个民族没有文字，所以他们的历史没有文献记载，所有的历史都靠口传心授。在我的想象当中，生态博物馆肯定有很多记录，但是当我问他们要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只有很少的资料，我就觉得很危险。

文化月刊：2005年你们刚到梭嘎的情景是怎样的？

方李莉：2005年，我们课题组第一次到梭嘎，住了一个多月，那时候寨子里90%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面打工，我们接触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我们了解到自从建立博物馆后，寨子最大的变化就是90%的女孩子纷纷开始上学念书了，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读了书的女孩子不仅不想穿民族服装了，甚至想嫁给汉族人，读书让她们变成了民族文化的叛逆者。

文化月刊： 10年的时间让梭嘎变化很大。

方李莉：怎么叫变化很大呢？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对他们的生活已经不熟悉了，因为他们感受到他们的文化在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没用了。以前梭嘎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他们跟外界接触很少，活动的范围大约在方圆50里。但是我们去把这个封闭的社区给打开了。一个是很多的外来的人到了那里，另一个就是电视进入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忽然意识到了他们的贫困落后。

长角苗没有把自己当成文化的主体

文化月刊：教育水平的提高让他们接受了现代文明，这也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方李莉：只有读书他们才能顺利进入另一个文化体系。以前他们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只会牢牢地被捆在他们的土地上，但生态博物馆的建立首先就是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解决教育问题也是一把双刃剑，当你解决了他们的教育问题以后，他们就有了离开这块土地的能力，到外面去打工，而且他们也有了不再继续传承他们文化的能力了。我们做了很多统计，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走的就越远。这么多人离开了这块土地，那么谁来传承文化？人离开了之后它就没有传承的主体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文化月刊：那么对于留在当地的人来说，文化意味着什么？

方李莉：当然，还有留下来的这些人，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表演。如跳花坡本是长角苗年轻人聚在一起的爱情活动，但就是这样一个仅限于年轻男女之间的爱情活动，在梭嘎生态博物馆建立以后，却让其成为一年一度寨子里所有人，包括外来游客都参加的盛大的表演活动，人数最多的一年达到5000人，以至于找不到表演场所。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一种文化还是生活的指南的时候，或者跟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时候，它不会进博物馆，也不会用来表演。一旦它进了博物馆，一旦被表演，就证明这个文化已经失效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多少数民族文化在被表演，那么多的民间文化在被博物馆化，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他们的文化已经消失了。

文化月刊：2008年考察结束至今，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您有关注吗？

方李莉：我们现在一直在追踪考察。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形式上已经脱离了政府，现状并不是很乐观，还是很冷落，当地的民众觉得生态博物馆跟他们生活关系不大，没有当地民众参与，这是很遗憾的。我去考察的时候，我就想象接待我的人肯定是他们当地的村长，最后发现接待我们的是文化干部。我以为跟我们解释这个村庄来由的人肯定是他们当地的村干部，但是给我们解释一切并带着我们参观的，也都是当地的文化干部。这就表明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跟他们当地的村民没有关系。2005年在贵阳举办的生态博物馆研讨会上，发言的人并不是他们当地的干部和村里边最有权威的人，而是一个女中学生。为什么没有让他们当地的村干部来发言？因为当地的村干部不会讲普通话。

文化月刊：所以您特别想为他们培养一个研究生？

方李莉：当时我们很想培养一个大学生，发挥他们自己的力量记录民族文化。我们说服当地领导安排梭嘎的第一个大学生小熊在博物馆工作，但他现在到外边工作去了。

文化月刊：我了解到他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家里一连摆了十几天的酒席。

方李莉：对，我问他有什么理想，他说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想法，上高中的时候，他曾想研究自己的民族文化，写一本关于自己民族的书，非常想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但上大学后，他觉得自己高中时的理想不现实，就想早点毕业，找工作，还助学贷款。我当时希望他来报考我的研究生，这个想法也无法变成现实，读研究生的学费很贵，他根本读不起。现在我们失去了联系。

文化月刊：是否可以说，生态博物馆在客观上加剧了当地的文化流失？

方李莉：应该说加速了它的流失程度。其实生态博物馆不是不可以建，但是国外的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民众自发性的保护，它强调的是，只有当地的民众才有文化解释的权利，才是他们的文化的主体。但是，我们现在反过来了，当地人没有把自己当成文化的主体，而且他们希望丢掉这个文化。对于在外地打工的长角苗来说，他们发现不懂他们的文化没有关系，只要懂汉族文化就可以生存下去。

“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文化的不平等性”

文化月刊：在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考察期间，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情？

方李莉：那当然有呀，就是对那的人印象非常好，他们非常纯朴。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文化的不平等性。人类学讲文化是平等的，所谓的平等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我在那里看到的是文化的不平等。当一种文化非常强势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弱势的文化群体看成是没文化的。因为他们的自卑心理，他们也觉得他们是没文化的人。但相对于他们的文化，我们才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们要是不懂汉族文化的时候来问我们，我们会瞧不起他，你怎么这么没文化。但是我不懂他们的文化时，我去问他们，他们会非常高兴，而且非常热情地告诉我。所以每次在他们的婚礼上，或者葬礼上，本来别人非常忙的时候，我还去问东问西，打扰别人，但他们非常尊重我，而且领我们吃饭。

文化月刊：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反映了中国非遗保护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保护与开发的矛盾，这么多年似乎都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方李莉：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一个就是把流动的、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物质化，要用物质载体把它记录下来。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跟整个社会的发展紧密相结合。如果它跟现实生活没有关系，它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性，它只能留在博物馆。以前我们老觉得文化创新和文化保护是矛盾的，事实上现在看来不是矛盾的，其实这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成为我们文化创新的资源，把它融入到我们当今民族的机体里边，变成民族机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要把它跟创新对立起来。

文化月刊：我们经常是把它们对立起来的。

方李莉：如果把它们对立起来就会发现有很大的矛盾，实际上这也是后工业文明的一个状态。在工业文明时期，人们往往认为传统和现代是对立的，发展与保护是对立的，但是到了后现代社会，人们发现其实这两个东西已经不再对立了，它们已经成为一体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后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建设，没有文化建设的经济发展怕是很难有持续性的，所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文化月刊：您之前也认为它们是对立的，您的思想和结论前后也是有变化的。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方李莉：梭嘎它确实是一个太贫困的地区，所以考察梭嘎的时候，我很失望，我记得当时我对《新京报》的记者说，发展和保护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当时我确实觉得两难，但是后来考察了很多案例以后，我发现并不是两难。在研究梭嘎以后，我在景德镇看到了另外一个景象，就是传统的魅力。景德镇是世界的一个艺术陶瓷中心，很多国外艺术家都到景德镇做陶瓷。吸引他们的是什么？吸引他们的是景德镇的传统手工技艺，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有全世界最优秀的陶瓷技术，最优秀的陶瓷艺人，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和传统的技艺结合在一起，创作了新的作品。这些传统的工匠有他们新的生存方式，很多的传统工匠工资很高。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必须要有它生存的空间。像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更多地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但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它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一个失去了理想的民族是很可怕的”

文化月刊：是否可以说，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里的长角苗的生活与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蜕变？

方李莉：从传统走向现代，他们确实要经历一个蜕变和阵痛的过程。其实我们整个民族都有这样一个痛苦期。从以为我们是强大的国家到发现我们其实变成了一个落后的国家的痛苦与迷惘，为了走向现代化，我们也曾经否定我们的传统，但是到了今天突然发现其实这个传统是宝贵的。遗憾的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传统已经没有了。欧洲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事实上它有过文艺复兴的运动，而我们中国没有这样一个过程。

文化月刊：我们从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获得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方李莉：现代中国遇到的所有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经济问题，还有文化的问题，如果文化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麻烦。我们的民族还有没有共同的理想？我们共同的理想是什么？一个失去了理想的民族是很可怕的。旧的评价体系已经被我们否定了，新的评价体系是什么？新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新的道德准则是什么？如果我们对这些东西非常迷茫，找不到方向，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要寻找一个民族的理想，一个民族立足的根底。所以我觉得文化建设很重要，我们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要回到过去，我们要让传统不变，事实上是通过回到过去重新寻找通向未来的路，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是为保护而保护，我觉得意义不大，如果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未来文化的重构结合在一起，这样才会有意义。

篇（4）

1922年4月21日，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组成“中亚古生物考察团”，

该考察团组织40人、5辆汽车及数十匹骆驼，由张家口出发，4月25日到达二连盐池西驻扎。

在二连地区伊尔丁曼哈组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在二连盐池达布苏组首次发现了恐龙及恐龙蛋化石，揭开了二连恐龙动物群研究的帷幕。尤其是恐龙蛋的首次发现，证实了恐龙是卵生的爬行动物。

这项工作进行了10年，有关的考察成果由伯基，格兰杰和吉尔摩分别于1922年、1927年、1933年发表。

发现的恐龙种类有：霸王龙科的欧氏阿莱龙、似鸟龙科的亚洲似鸟龙、蒙古龙属的坦齿蒙古龙、鸭嘴龙科的姜氏巴克龙和蒙古满洲龙以及吉尔摩龙等等。目前，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依然陈列着二连达布苏组出土的恐龙化石的正模标本及装架标本。1930年有9名中国古生物专家参与了该团的考察工作，其中有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中国恐龙研究的奠基人杨钟键教授。古生物学家张席教授担任中方团长。1932年该团结束考察活动回国后，发表了《中亚的新征服》考察报告，立即轰动世界。这次考察工作，在亚洲及世界古生物化石研究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1958―1999年，内蒙古地质局先后成立了“呼和浩特幅”1/100万区调队、内蒙古区测队、内蒙古第二区测队等单位，先后在全区开展了1/100万、1/20万、1/5万比例尺的区域地质测量工作。通过地质测量及调查，在白垩纪地层中采集到大量的恐龙化石，并对其进行了研究和外检。通过对恐龙化石及其他门类古生物化石的研究，首次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白垩纪地层系统，并成立了研究古生物化石的古生物组和综合研究分队，专门从事包括恐龙化石在内的多门类古生物化石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出版了《内蒙古古生物图册》等多种地层、古生物专著。

1959年，中国与前苏联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中国科学院一苏联科学院古生物考察团”在二连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考察营地设在二连盐池，考察团中方团长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周明镇教授；苏方团长是洛日杰特文斯基，考察团约80余人，有13辆大小汽车，发掘时使用斯大林100号推土机。1960年考察中止。出土的化石种类有：鸭嘴龙两个属（Bactrosaurus和Gilmoreosaurus）、似鸟龙（Orithomimus）及肉食龙、甲龙、蜥脚龙等。其中部分化石曾在中国古动物馆展出。

1987―1990年，由中国、加拿大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中加恐龙考察团”。

在达布苏组又进行了考察、发掘。加方团长为国际知名古生物学家、加拿大国家博物馆馆长戴尔・拉赛尔?罗素博士，中方团长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恐龙研究专家董枝明，考察队队员40余人。这次考察工作对了解全球恐龙分类、揭示恐龙绝灭之谜、北美与中亚两大陆的连接和分离、远古动物群的迁徙及有关古地理、古气候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5年，由中国内蒙古博物馆与比利时皇家自然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中比联合考察发掘队”，在二连盐池发现了一处分布面积近40平方米的骨化石层，发掘到至少四具巴克龙化石。初步研究表明，二连达布苏组的时代为晚白垩世早期，比原定的晚白垩世晚期大约提前了1，000万年。

1998年，内蒙古国土资源厅（原内蒙古地质矿产厅）接受国土资源部（原地质矿产部）下达的前沿科技项目，开始对内蒙古地区进行首次大范围的恐龙化石专项普查和研究工作，该项研究工作由内蒙古龙昊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承担。

自2000年起，内蒙古龙昊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先后在二连浩特地区开展了多项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先后在古脊椎动物学报上，发表了数篇论文，建立了杨氏内蒙古龙、美掌二连龙、锡林郭勒计尔摩龙、赛罕高毕苏尼特龙等恐龙种类。

篇（5）

志愿者又称义工，志愿者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博物馆志愿者大多由在校学生、退休干部和社会有志之士组成。志愿者是文博事业发展的需求，志愿者来自社会，能够提供之服务亦是包罗万象，不仅可以弥补现有馆内人力的不足，也为馆内节约了许多开支。此外，志愿者的责任感与素质较高，又能与参观者平等交流，有利于实现教育和传播知识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博物馆志愿者的多少反映了这个博物馆管理理念、开放意识和员工素质，也是衡量一个馆管理成功与否的标尺。

在欧美发达国家，博物馆志愿服务开展较早，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体制已十分成熟。近几年，我国博物馆志愿服务才刚刚兴起，理论与实践水平难与发达国家媲美，它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作者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认识谈谈博物馆志愿者的培训与激励机制，以期对博物馆志愿者的使用和管理有一些参考价值。

1 我国博物馆志愿者队伍活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志愿者队伍发展速度十分迅速，他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不仅担当博物馆的导览和基本讲解工作，还承担起宣传、幕后等工作。由此可见，博物馆志愿者均具有较强的公众参与意识；人员构成多元化满足了博物馆不同岗位的需求，志愿者已成为博物馆重要的人力资源。

博物馆招募志愿者的标准比较宽泛，凡是对文博事业感兴趣并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人都可参加。由于没有对志愿者专业做出硬性限制，有时也会给志愿讲解工作带来一定“隐患”。一些志愿者自身素质有限，在讲解过程中不自觉会说错一些知识，降低了讲解质量；一些志愿者认为只要熟记讲解稿就行，讲解中很少掺入自我感受，讲解效果不甚理想。关于志愿讲解水平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不在志愿者身上，更主要的在于博物馆自身。（1）不重视志愿者培训。当前，一些博物馆不大重视志愿者培训工作，很少制定切实有效的培训计划。大多博物馆没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长远眼光，只会在重大活动或工作任务繁重期间启用一些志愿者，由于时间紧，大多志愿者缺乏相关的知识、方法和技能，最终获得社会满意度不够。（2）对志愿者激励不够。众所周知，志愿工作一个最明显特点是为理想、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工作，博物馆志愿者也是一样。但是，我国博物馆普遍对志愿者精神激励不够，甚至有些馆连最基本的关心都达不到要求。首先，博物馆志愿者管理多采用指令模式，志愿者的任务基本是博物馆单方面的分配，很少有自主处理权，更谈不上提出任何建议。博物馆一言堂的做法使许多志愿者失去主动性和积极性；其次，有些博物馆管理者对志愿者工作不够重视。由于志愿者队伍组成复杂，人员素质高低不一，没有针对性地给予他们精神奖励，使得他们的工作得不到重视，慢慢失去了工作热情。

细致分析博物馆志愿者培训与激励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存在以下原因：（1）人员招募方面。博物馆志愿队伍流动性大，必须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但博物馆在志愿者招募中往往忽略人力资源规划，造成志愿人士供过于求。博物馆也没有对志愿者的工作性质、社会角色等进行细致分析，一些人加入到志愿者队伍后并不能胜任工作。（2）培训方面。首先，资金来源成为最大瓶颈。博物馆主要资金来源有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等非自创性收入，由于这些资金总额是有限的，应付日常支出已显紧张，更别说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志愿培训工作。其次，一些博物馆未端正态度，对志愿者不够重视，认为他们是廉价的劳动力，不需要投入费用。再次，培训风险大。志愿者流动性很大，博物馆如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在他们身上，可能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博物馆宁愿增加全职员工数量和资金投入，也不愿将精力放在志愿者身上。（3）激励方面。志愿者大多是为了心灵的一种满足，采用物质激励的手段显然不太合适。但是，不需要物质激励并不等于没有费用，如志愿服务中产生的电话费、车旅费、餐费等，这些费用是志愿者的基本保障。志愿者的精神需求增加了博物馆的激励难度，往往博物馆与志愿者之间沟通不利，忽视了他们的精神需求。

2 国外博物馆志愿者招募、培训和激励的经验

一些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志愿者工作，义工甚至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在国外，博物馆每年会定期招募义工。由于义工服务情况比较稳定，招募的数量极其有限，所以许多人报名以后很长时间都未能如愿。志愿招募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它们通过对应征者的专业知识、经验、兴趣以及特殊技能等合理取舍，诸如一些家庭主妇、退休人员等单纯为打发时间的人不一定能够入选。经过繁复而严格的甄选，入选者几乎都是学职俱佳的优秀人才，因此博物馆也无偿得到了一个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

被录取以后将正式成为义工，博物馆会根据具体情况予以一日以上的基础训练和专业训练，然后到岗位上再进行数月的在职训练，直到能驾轻就熟地执行任务为止。另外，博物馆还有专门义务协调员，负责义工的调度、监督和考核。据有关资料，美国博物馆通常要求义工每周工作四至七小时，最少不低于二小时，实际上很多义工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这一要求。纽约自然博物馆拥有六百名义工，每年服务高达十万小时以上，为此馆方节约了巨额费用。芝加哥科学博物馆与当地大学合作，规定大学生参加义工工作两年可拿到导游执照。美国是非常重视义工人权的，义工的甄选范围小至14岁的儿童，大到耄耋之年的老人，并规定了义工服务年限和终止服务的条款，他们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为了激励义工，国外博物馆还给义工“报酬”。虽然义工不是以报酬为目的，但一定的犒赏是对他们业绩的肯定，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许多博物馆会在“义”的标准之下尽可能给他们一定的好处，如日常消费折扣，各种聚会的荣誉券等，还会颁发荣誉勋章挂在他们胸前，将他们的名字或服务成就发表在博物馆的刊物之上。另外，政府也会给义工很多优惠，如交通(包括油料、损耗、停车等)、膳宿、服装、娱乐等，可于纳税时据以减除。总之，博物馆会尽可能想着如何满足义工的精神需求。

3 我国博物馆志愿者培训和激励的对策建议

我们看到，国外志愿者流失是非常小的，这跟他们的志愿服务发展阶段有关。我国志愿服务才刚刚起步，必然不会像国外一样，志愿者流失也在情理之中。但既然我们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也找出了差距所在，我们就应当积极去完善和改进，不断将志愿服务向成熟推进。

3.1 科学有序地开展志愿者招募工作

3.1.1 严格甄选志愿者

博物馆可根据志愿服务领域的需求严格甄选志愿者，尽量保证志愿者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具体来讲，根据服务项目及服务方式设计志愿者岗位，然后分析岗位需要志愿者有什么样的技能，将这些作为招募志愿者的基本依据，从而实现志愿者供给资源的有效配置。

3.1.2 志愿者同样可成为馆内管理者

现代博物馆需要有英明、睿智、意识超前的管理者，这样的管理者完全可从志愿者队伍中选拔，其优势在于：他是志愿者中万里挑一的精英，有足够的能力担当管理者；他有更多的实践经验，了解志愿者的心理，更善于沟通；他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必然是一位品德高尚的管理者。

3.2 加强志愿者的培训

3.2.1 对新志愿者进行引导培训

上岗引导培训可以为志愿者提供博物馆基本背景知识，有利于消除他们对博物馆的陌生感和焦虑感。引导培训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简单介绍博物馆工作，第二阶段在较长时间里对博物馆有深入了解，第三阶段则更长时间上岗实习，了解博物馆现状、远景、服务领域、服务理念和宗旨等内容；对具体岗位作针对性教育，让志愿者对自身工作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3.2.2 科学进行培训需求分析

培训需求分析有两点好处，一是降低成本，二是促进培训实施效果。具体分析内容是：（1）需要志愿者提供真实的档案信息，博物馆对志愿者兴趣、爱好、工作状况、学业情况等有整体掌握。（2）组织志愿者开展讨论，通过沟通了解志愿者的需求，制定合理的培训方法和培训时间。（3）培训要考虑博物馆的经济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

3.2.3 加强拓展培训

（1）对从事某项服务的志愿者进行专门的拓展培训，如根据不同的观众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面对突发事件又该如何自行处理等。（2）聘请国外专家。在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志愿服务已非常普及和成熟，为了更好地吸取国外优良经验，可聘请国外从事志愿管理工作的专家，更多了解国外的培训方式方法，以提高志愿工作的质量和效率。（3）重视志愿者外派交流学习。国内博物馆应当联合起来，组织志愿者之间多交流，互相学习双方的先进经验（4）定期变动志愿者服务项目，培养他们对新岗位的适应能力。

3.3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

3.3.1 志愿者的内在激励

（1）博物馆应制定一些荣誉奖章或奖项，这些殊荣不仅肯定了志愿者的服务历程，还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同时，还可以举办表彰大会，在志愿者心中树立榜样典范。（2）要给志愿者一些自主处理工作的权力，这不仅是对志愿者的信任，还是一种尊重。志愿者有了自，就有了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也会更强烈。（3）为志愿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可激发志愿者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

3.3.2 志愿者的外在激励机制

（1）政府要积极配合对志愿者的激励。博物馆具有教育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政府要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根据国情现状，政府可根据志愿服务年限在升学、医疗、乘坐交通工具上给予志愿者更多优惠。（2）提高社会公众的认识。志愿者最期望看到服务对象满意的微笑和社会公众支持、肯定的目光。因此，社会各界要广泛重视志愿服务活动，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大力宣传志愿服务，提高社会公共的认知度。另外，志愿者的人格是最值得尊重的，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有这样的精神和勇气难能可贵，社会公众要给予积极的肯定，使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总之，伴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博物馆将越来越面向群众，服务社会，也需要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和支持，可以说，志愿者已成为现代博物馆的基本标志之一。随着志愿服务管理的进一步成熟，志愿者必将成为博物馆教育宣传的金色桥梁和重要力量，必将为和谐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江汛清.与世界同行――全球化下的志愿服务[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篇（6）

关键词 ：高职院校；职业人文素养；“宁波商帮文化”课程；体验式教学法

作者简介：庄丹华，女，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和地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3-0060-03

根据2014年5月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是“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而这也是许多高职院校多年努力的方向。当前，随着高职教育的迅速发展，高职招生人数迅速增加，分数线不断下调，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偏低，由此带来一系列教育问题，而对于介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之间的高职学生来说，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相对固定，要引导提升其人文素养难度也很高。为了培养高职学生具备“高素质”，为他们成为“职业人”做好准备，高职院校有必要专门开设适合学生就业所需的人文素养课程，采取相应的教学方式，感染、影响学生，提升其职业人文素养。如百年老校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该校以“传承宁波商帮精神，培养现代商帮人才”为办学特色，致力于培养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高素质、高技能型专门人才，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团队协作精神，吃苦耐劳，并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为此，该校特意开设了“宁波商帮文化”课程，以帮助学生提高职业人文素养。为提高教学实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推广使用了体验式教学法。

所谓体验式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达到既定的教学目的，从教学需要出发，引入、创造或创设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体场景或氛围，以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迅速而正确地理解教学内容，促进他们的心理机能全面和谐发展的一种教学方法。“宁波商帮文化”课程以自己的教学实践对体验式教学法做了深入的阐释和演绎，经过几年实践，已取得明显成效。现以该课程为例，探讨体验式教学法在高职院校职业人文素养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一、“宁波商帮文化”课程开设的目的与课程设计理念、主要教学内容

（一）开设目的

“宁波商帮文化”的开设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创业意识、职业伦理和良好的职业人文素养，使学生通过学习，逐步具备或强化创新创业意识和诚信、务实、协作的精神，并增强爱国爱乡的情感；同时培养提高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设计理念与思路

“宁波商帮文化”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职业人文素养和现代商业意识，故不以知识点的讲授和掌握为目标，而重在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有所触动，有所感悟。所以在教学设计中考虑充分调动学生的情感，全面实行体验式教学，达到课内外、校内外有机结合，使以“创业、务实、诚信、协作”为核心的宁波商帮精神深入学生的心灵，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凸显学校的办学特色。

（三）课程教学内容

1.课堂教学。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宁波商帮精神与人才培养、宁波商帮崛起的背景、宁波商帮的发展历程、宁波商帮的典范人物、宁波商帮的经营谋略、宁波商帮的人文精神等。上述内容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专业情况进行有倾向性的讲授。

2.参观考察。在课堂教学结束后，由主讲教师组织学生外出参观考察宁波帮文化旅游区（含宁波帮博物馆、江南第一学堂、包玉刚故居等），请资深讲解员随同讲解，播放相关资料片，以从多个方位体会、感悟宁波商帮精神。

二、体验式教学法在“宁波商帮文化”课程中的具体应用

“宁波商帮文化”课程在教学实践中明确采用体验式教学法，让学生在情境中体验、互动中体验、实践中体验，逐步实现教师引导、学生主导，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来，且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相结合，使学习成为“体验，认识，再体验，再认识”的循环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让学生不断厘清自身的思想认识，对“宁波商帮精神”产生真切的感悟。

（一）教师引导，学生主导

改变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加入教学进程，共同探讨。一方面，组织教师对“宁波帮”现象及其中的典型人物、事件作深入系统地研究，并结合其他商帮进行类比，贯穿古今，以更好地分析其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涵，以真实的材料、生动的实例感染和引导学生；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学习老师解析的方法，就自己家乡的经济、文化、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特质撰写考察报告，在课堂上进行分析讲解交流，开阔眼界，并加深认同感和自豪感。为交流方便，打破课堂的局限，建立课程网站，内容呈现方式符合学生课外学习需要，加强师生、生生互动。同时，利用QQ空间等和学生加强沟通、联系，拓展教学时空。

（二）校内课堂教学与校外参观相结合

在课堂教学结束后，组织学生参观宁波帮文化园区，并请博物馆提供导游和讲解，实行现场教学，让学生直观印证教学内容，撰写心得体会，从而对其思想、情感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为此，“宁波商帮文化”课程建立了固定的实践体验教学基地：宁波帮文化旅游区（含宁波帮博物馆、江南第一学堂、包玉刚故居等），在导游、讲解、信息交流等方面提供了充分的支持，保证了校外教学的顺利进行。

专门组织学生参加在宁波帮博物馆召开的“2011全国商帮文化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新时期下商帮文化的融合与发展”。研讨会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全国职业经理人协会联盟、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宁波市职业经理人协会、宁波帮博物馆执行承办。本次全国商帮研讨会有徽商、晋商、甬商、粤商、陕商、鲁商等全国各地商帮积极与会，是国内商帮最集中、探讨最深入的研讨会之一，也是国内级别最高的商帮研讨会。部分师生参加研讨会的讨论并作大会发言。

（三）课程教学与课外主题教育活动（现代商帮讲坛）有机结合

现代商帮讲坛以现代商业文化建设为核心，具体包括宁波商帮精神、商业经营之道、创新创业事迹、地域文化内涵等。主讲人包括本省（市）宁波商帮、浙江商帮等研究专家，本省（市）地域文化研究专家，本省（市）经济研究专家，行业协会负责人，知名企业家，创业成功的校友等。每学年开设10次以上大型讲座，以达到进一步传承宁波商帮精神，培养学生现代商业意识，营造出以现代商业文化（精神）为核心的校园文化的目的。

在两年中，现代商帮讲坛开设了20多场，所开设讲座包括：宁波商帮在上海的崛起、保税港区建设与宁波经济发展、宁波商帮的经营谋略、宁波帮成长的土壤、家电业国际发展趋势及国内发展现状、学生理财规划、宁波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与大学生就业、宁波市工程造价行业现状及其发展研究、如何成为优秀的外贸业务员、甬商大讲堂—放飞心灵、甬商大讲堂—激情与理性、甬商大讲堂——职业精神、甬商企业转型升级与产品创新设计、从甬商成功的秘诀谈大学生创业、高职学生走向职场融入社会之要领、宁波商帮文化与当代企业家价值、当代高职生如何适应民营企业文化等。讲座与课堂教学互相补充、有机融合，拓展了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拓宽了学生的视野，给他们不同视角的体会与感悟。

（四）采用体验教学评价方式

改变传统的以考查知识点为主的卷面考核的方式，采用新的体验教学评价的方式，从注重结果评价转化为注重过程评价，更关注学生的心理历程、情感交流与理解沟通而不是知识的增减，更关注教学的互动过程而不是教学的知识授受结果，更关注师生在情境中参与的程度而不是结果的正误。由单一的评价标准转化为多元化评价标准，在学习评价上，采取包括课堂观察、测试与练习、学生作品评价（小团队考察报告加现场汇报）、学生体验与反思（参观心得等）等多元化评价标准，着重评价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应用能力。

期中考试要求学生介绍、提炼自己家乡的经济文化特色和人文精神，制作成PPT向全班同学汇报；期末考试要求学生将参观考察宁波帮文化园区的情况进行介绍，并结合每位同学的参观心得，也制作成PPT汇报，与全体同学共享。考试成绩由任课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同评定。从任教过的班级来看，进行考核方式改革后，期中、期末考试学生普遍参与热情很高，现场气氛热烈，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效果

“宁波商帮文化”课程系公共必修课，计16学时，在模具、机电、电子、自动化、楼宇、企业管理、市场营销、金融、投资理财、电子商务、应用英语、产品设计等10多个专业一、二年级学生中开设，5年来已开设百余个班级，学生数近五千人。就学评教的结果来看，基本上排名在前三分之一，而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这门课从一开始纯粹的传统课堂教学到实行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受学生欢迎的程度明显提高，有时甚至很热烈；从学生的心得来看，体会明显加深；学生能举一反三，用以分析体会自己家乡的经济文化和共同的价值取向，说明这样的教学改革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下面列举几位学生的参观心得。

“包玉刚，邵逸夫……那一个个伟大的宁波名人，用他们坚韧不拨、努力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创造了很多的奇迹，并对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对中国教育事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梁启超曾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可见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前进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而这些宁波名人也确确实实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同时也把自身价值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大学生的我，通过这次活动，更是受益匪浅，对于未来大学三年有了更准确的规划以及更明确的目标，说白了，人就这短短几十年，我们应该实现自身的价值，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

“在这次博物馆的参观中，我学到了许多，坚持、努力是他们的精神；公平竞争是他们从商的原则；永不放弃是他们固有的态度；而扶贫救济，更是他们内心的最真挚的表达。我们学习、生活，都应该不放弃，自信的面对一切。”

“通过这次宁波帮博物馆的参观，我认识到了从商的积极一面。我以前并不理解从商的真正含义。自从听了商帮文化研讨会后，我知道了，从商，就是把商人集结起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回馈社会，回馈消费者，努力把社会建设得更加美好。以前上商帮课的时候，一直都感觉到宁波商业历史的魅力，在参观完博物馆后，我更加感到宁波商业实力的雄厚，我要努力学习商业知识，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篇（7）

在韩国各地可以看到许多标有“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的景区，究其历史，观其遗物规模、形制，似乎不足为奇。然而，韩国人却认认真真地珍惜着自己的遗物，并整理研究公示于众。民族意识的彰显，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共识与自觉，给人以强烈地震撼和感动。

积少成多，集腋为裘，在一个处处有历史遗物标示的国家，足以让外国人驻足观看，足以培养韩国后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也足以提示世界朝鲜半岛文化之重。

而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一铲子挖下去没准就会碰到少说几百年历史的遗物。其地下出土文物，从质量到数量都极其珍贵可观并有文化研究价值。这些的确令人自豪，可以形容为遍地“珍宝”。然而，“珍宝”多得到处都是的时候，似乎便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丢失几个也不在话下。进入博物馆的文物自然是幸运的，而被文物贩子贩卖的遗物数不胜数。最痛心的是，有些中国人并不在乎文化遗产的流失与被盗取，反而自欺欺人地：“这样的东西，咱们有的是！”照此道理，再多的“珍宝”也是禁不住丢弃的吧？

别人因为缺少，才在拼命地捡拾，而我们因为拥有，又在毫不吝惜地丢弃，“珍宝”再多也会有丢尽的一天！

韩国布刷

2005年8月，刚到韩国的第二天，在梨花女子大学美术学院李教授的工作室中见到过一把他珍惜收藏的大刷子，凭直觉我认为是一种民俗用品，但李教授也说不清它的真正用途，只是凭着艺术家对造型美观的直觉才收藏的。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此物属于我研究的范围，我反复观看此物，并辨别其用途，从它的使用痕迹上首先否定了它是炊具，因为没有侧面的使用磨损痕迹。其次怀疑是否是印刷工具，但没有染料的使用痕迹。制作刷子的材料更是令我难以辨认，似草非草，似树非树，分辨不出是何等植物，更分辨不出是植物的哪一部分。从此，那把大刷子像一个谜语一直在我心里牵挂。

2005年秋，由韩国成均馆大学博士生陪同参观了“韩国稻草博物馆”，见到展品中陈列有此物，说明文字解释为韩国传统纺织疏经上浆工具。因为没有具体工艺技术的图片配合，还是不太理解此物。在韩国各地参观的各类民俗馆中也都陈列有此物，并都挂在传统民居厨房灶台旁的柱子上，很容易使人联想为厨房炊具。

之后，在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图书室与梨花女子大学图书馆中，我终于查阅到此物的正确信息，并在考察韩国古玩市场时不惜以重金购得一把品相相当完好的韩国“布刷”。2005年底，笔者于东大门旧货市场，经过协商购得布刷一把，市价35000韩元。经过多方请教，特别是请教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民俗专家，再结合所掌握的文字资料，写出一个小小的韩国传统民间纺织用品考察报告，结束了对此物的考察。

刷子的正确名称为“布刷”，其形制多样，只韩国江原道一带的布刷就有大、中、小3种不同的形制。估计韩国其他地方布刷的形制还会有所不同。

制作布刷的材料很特殊，是江原道一带山上一种齐腰高的草，当地人称之为“刷草”。 在秋天采制其根，利用草根作原料，将草根洗净、晒干、梳理顺直，抓住一头再用布或藤条等材料缠绕绑扎制作成布刷。

布刷是用于传统麻、棉纺织工艺中疏经上浆工序的特有工具。为了使经线整齐、通顺、挺直而便于纺织，要在整理经线时梳理通顺并上浆水。上浆时，经线下燃一炭火盆或炭火堆，以便使上过浆的经线快速烘干。这样处理后的经线挺括舒展，易于上机纺织，织出的布匹也美观挺括耐用。

据韩国图书文字记载，过去，此工具的制作者多为四处流浪的乞丐，他们多以制作布刷换取食物以维持生存。从刷子的制作形式来看，需要有很大的力量与熟练的技巧，估计制作者应为男性。

从收集的图片来看，此工具的使用者多为女性。因为女性是纺织工艺的主导者。此物还用于日常的服装上浆，如韩国传统服装领口的上浆等，但也不排除男性用其梳理牲畜的皮毛。

在我收藏的韩国布刷上，残留有许多麻、棉线头。嗅之有强烈的炭火味道，藤把上有明显的浆糊残留。这些实物残存更证实了文字记载的准确。从我收藏的布刷品相来看，其使用者为勤劳能干并人品端庄的女性。因为此工具使用痕迹端正，说明使用者在此工序中没有不良毛病，动作平直均匀，因此工具使用得平衡端正。工具的保存也相当完好。

在韩国，传统布刷已成为文物级别的遗物被广泛重视，因此，才有了进入博物馆、民俗村的现象。布刷逐渐消失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传统纺织技术在民间的消退、制作人（工匠）的稀少、技术的消亡，以及制作布刷的材料稀缺等。“无用则退，无用而亡”的规律是不可阻挡的。然而，在韩国如布刷这样小小的民间传统纺织工具却被收藏进入博物馆，并有相应的文字图书记录，加之布刷在韩国文物市场上不断攀升的价格，已经构成了人们对布刷的重视与收藏的基础。

目前，韩国传统纺织工艺作为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以庆典、旅游等多种形式聚集人气，展演技艺，为人们提供了传统纺织技艺的实践机会。传承技艺，观赏产品，宣传文化已成为固定的地方特色庆典。在这种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相信布刷这种传统纺织工具不会消失。

韩国“竹夫人”

在韩国各地的民俗村以及博物馆中都可以看到一种被称之为“竹夫人”的夏季传统纳凉卧具。“竹夫人”用竹子编制而成，有大大的透气网眼，中空而结实，富有弹性。人在盛夏抱其睡卧以达舒适。其尺寸大小有别，但都为圆柱形，很符合器物人体功学的设计尺度。

此物在韩国被称之为特有的韩国传统民俗用品，在各地旅游市场上可以见到其踪影，售价不菲。目前，由于物质科技的发达，电扇、空调的诞生，韩国人也早已不使用“竹夫人”避暑纳凉了。“竹夫人”也成了历史遗物，被展示在博物馆和民俗村中。

我很喜欢“竹夫人”这个名字，也喜欢其竹编制造工艺和其优美的造型。问过许多中国人都说目前没有见到中国人使用此物，我很想知道中国历史上是否也有此物，是否有过普及时期。

在韩国水源民俗村，我购买了一个大号的“竹夫人”。由于是在冬天，一路抱着“竹夫人”乘地铁回家，引起不少韩国人侧目。在候车时，抱着“竹夫人”细看，意外发现在“竹夫人”内侧不显眼的地方，贴着一个小小的标签，上注“Made in China”。这使我大为困惑，是中国的东西来到了韩国，还是韩国的东西在中国加工？这更加促使我探究“竹夫人”的“身世”。

上因特网，用“谷歌”很容易查询到有关“竹夫人”的中国信息。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竹夫人”的故事和诗歌，可见“竹夫人”是古代中国南方夏季比较普及的日常用品。北方人可以用扇子除去酷暑的干热，而在闷热潮湿的南方，抱个“竹夫人”睡觉却很舒适。然而，随着现代冷气设备的发展，“竹夫人”已经在生活中被遗弃。而韩国却将“竹夫人”奉为传统民俗遗物，请进博物馆展示于众。

目前，韩国出售的“竹夫人”90%为“中国制造”。在中国制造费用低廉，而“竹夫人”目前在中国没有使用市场，韩国在中国订样加工，再运回韩国作为民俗工艺品出售。我大叫冤枉，在韩国购得了中国制造的“竹夫人”，又花运费将她们运回了中国。可见两国人对民俗传统工艺的不同态度。

中国古代有关“竹夫人”的文字，最著名的有北宋文人苏轼的《送竹几与谢秀才》中的诗句：“留我同行木上坐，赠君无语竹夫人。”北宋文人黄庭坚的《竹夫人诗》：“侬理四弦风拂席，昭华云弄月浸床。我无红袖添娱夜，正要青奴一味凉。”诗中“青奴”是“竹夫人”的别称。南宋文人陆游《初夏幽居》中也有“瓶竭重招曲道士，床头新聘竹夫人。”的诗句。名著《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有薛宝钗诗谜：“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去，恩爱夫妻不到冬。”谜底即为“竹夫人”。

在中国民间也有许多有关“竹夫人”的俗语，如：“冬守汤婆子，夏拥竹夫人”等。

“竹夫人”又称竹女、竹妻、竹膝、竹几、竹姬、竹妃、青奴、百花娘子等。

中国南方各省都有使用“竹夫人”的习俗，中国台湾也有此俗，并至今在民间应用，只不过称之为“竹抱枕”。这种古老的纳凉卧具在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也有应用。

目前，中国南方的浙江、安徽、湖南等地许多竹木加工厂有“竹夫人”的定制产品。除了少数本地人使用外，大量出口东南亚以及日本、韩国等地。2006年浙江一县竹制加工，仅出口韩国定制的“竹夫人”就有两千多只，每只加工费只有10元。但是，中国人却没有把“竹夫人”作为自己的传统民俗工艺品加以重视。我到各地考察时，没有见过此物，询问过许多南方朋友也没有得到有关“竹夫人”的肯定回答。显然“竹夫人”在中国当代生活中失去了地位，并被人们遗忘。

通过一个小小的民俗卧具“竹夫人”，我看到同样生活在现代化环境中的中韩两国人民，对已经失去实用功能的传统工艺品的不同态度。“无用则退”的确是事物的自然规律，但对传统民俗工艺品如何扩展其所“用”，倒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可以想象，在中国众多的传统民间工艺品中，在“无用则退”的自然淘汰规律中，中国丢失的又何止一个“竹夫人”。

韩国民画

2005年刚到韩国，在首尔仁寺洞一家艺术品商店橱窗里，我突然看到一幅装裱整齐的韩国绘画。画中一只大猫蹲卧、面带微笑、憨态可掬，画面构图简练，色彩质朴。我不禁脱口而出“这只大猫太可爱了。”话一出口，立即被同行的华侨老先生笑话：“这哪里是大猫，是韩国的老虎呀。韩国的老虎不像中国的老虎那样凶猛吓人，而是温柔可爱的。”听了老先生的话，我还是对着画面愣了半天。在我眼中韩国的老虎仍然是一只可爱的“大猫”。自此，我开始接触了韩国的民间绘画，韩国学者称之为“民画”的艺术。

在韩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中我对韩国民画特别关注，并与中国民间绘画作了对照比较，得出韩国民间绘画追求“纯朴自然、稚拙风趣”之特点。

韩国传统绘画在形式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国文人画为样式的所谓纯艺术欣赏、笔墨技巧高超、作者有较高文化造诣的文人画；另一类是实用性很强、绘画技巧简朴、作者社会地位低微的民间绘画。韩国的民间绘画和中国的年画、民间绘画的功能相近，都是民间百姓为了装饰生活空间，或根据风俗习惯、绘制而成的实用性绘画。

韩国民画经过长期的本土化发展、改造、创新、定型，形成了特有的朝鲜民画艺术风格。18世纪朝鲜时代后期，民画已在百姓的生活中蔚然成风。这种特殊的绘画以其特有的谐谑性造型特征，反映了韩民族老百姓普遍的审美情趣。

韩国民画多数不落作者姓名。其作者一种是被称为“过客”的画匠，他们从一个村庄流动到另一个村庄，为人绘制家里所需的绘画作品。他们绝大多数是技艺幼稚的农民画匠，但也不乏一些绘画技艺高超，未能跻身于宫廷画师之列的受过专门绘画训练的画家。

第二种是画僧。这是在绘画大师门下接受过严格绘画训练的富有才能的僧人，出师后成为专业画僧，为特定的寺庙绘制各种佛像。未能出师的，往往成为游走画僧，从一个寺院到另一个寺院，依靠为寺院画壁画或单幅佛像画为生。他们也有可能是民画的作者。

第三种是宫廷画师。就社会地位而言，宫廷画师在韩国是艺术家所追求的最高地位。人们往往以为这些人只画古典风格、文人风格的绘画作品，其实他们也绘制装饰宫殿的装饰绘画，只不过其绘画活动在宫廷中而已。宫殿中王位后面的大型屏风背景画就多出自他们之手。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宫廷大殿王位后面的大型屏风背景画，多数为象征着国家疆土与王室权力的《日月五岳图》和祈求长生吉瑞的《十长生图》等，这样的宫廷装饰绘画在韩国同样被列为民画之范畴。

因此，在韩国的宫廷、寺院、萨满神堂、妓生茶室、祭祀场所和私人住宅里都能找到民画的存在。在民间，常见的是贴在大门上的镇邪虎门画、贮藏室房门上贴着的“狗”、 卧室的墙上悬挂供人欣赏的花卉鸟兽及可爱孩童的条幅。这些都与中国民间绘画的使用情况相同。韩国民画内容反映出韩民族对自然的憧憬，对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和防御邪恶的天然朴素愿望，也可以看作为世人普遍求吉愿望的韩国式表达。正是这种朴素的心愿，导致韩国民画艺术风格上的朴素特征。

韩国同中国一样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使用农历的国家，民画在一年四季的传统习俗中都有与之相呼应的作品。如阴历正月初一、立春、五月初五等，会有专门要张贴的民画。从历史记载和保存下来的民画可以看出，这类民画绝大部分象征着吉祥、长寿、幸运，以及各种镇邪守护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类民画具有精神上的实用性和装饰性。普通民画的制作大都为简单的木刻印刷品，极少有手绘作品出现。其画面特点为：构图单纯，造型简练，形象随意风趣，色彩单调，内容诙谐幽默、极富情趣性。在简单的木刻版上涂以墨色，铺以低廉价格的白色纸张印制，以墨色线条为主要造型，在色彩上只是简单的黑白色，很少赋予其他色彩。一块木版可以多次印刷，其作品形式简单，价格低廉，不加装裱，直接张贴于民宅大门及建筑物上，是韩国老百姓经济上可以承受，精神上获得满足的大众化艺术商品。

在我见过的韩国民画作品中，印象最深、造型最突出、数量最多的是以“虎”造型为主题的民画，以及以儒学精神为主题的屏风画。

以“虎”造型为题材的民画，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是以一种温顺可爱、憨态可掬之虎的形象出现的。虽然大多张贴在庭院或居室的大门上，有些手绘作品悬挂在居室的墙壁上，有镇宅避邪驱恶之意义，但没有一只“虎”为凶恶之相。这与中国年画中威猛的镇宅虎有所不同。在以“虎”造型为题材的韩国民画中，还有许多诙谐有趣的画面，如《鹰虎图》、《鹊虎图》、《虎兔图》、《虎符图》等等。

虎在朝鲜半岛广泛栖息。韩国人自古认为，老虎是万兽之王，百姓对其加以神性化，并敬畏崇拜。韩国是一个多山国家，韩国国土面积的70%以上是高山和丘陵。韩国人自古敬重山神，老虎被认为是山神的代表。韩国李朝末期学者朴趾源在其所作的《虎叱》中是这样描写老虎的：“老虎善良而神圣，美丽而善战，仁慈而守孝道，有智慧且善良，行动憨厚而敏捷，猛烈且凶悍，天下没有能够与之相匹敌的动物。”可以说韩国人对老虎的理解达到了极为细致的程度，并赋予人性化的优秀品德。在韩国，有关老虎的民间故事也非常普及，虎往往还是对小男孩的爱称，虎被认为是韩民族的精神象征。1988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吉祥物也是一只可爱的小老虎。

韩国民画中的《鹊虎图》，大多以喜鹊站在高高的松树枝上叽喳叫嚷，老虎在树下蹲坐观望为构图。这时的喜鹊是城隍神的代表，老虎是山神的代表。他们都具有避邪扼恶的作用。春节的早晨，人们会将这样内容的民画贴在大门上或墙上，以求神灵的保佑，祈求平安。

《虎兔图》的内容更有诙谐性，强壮凶猛的山神老虎与诡计多端的兔子狭路相逢，狡诈的兔子使尽阿谀奉承之术，一杆长长的旱烟杆殷勤地送到老虎嘴中，此时的兽中之王变得呆傻憨厚，而兔子却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儿。画面用拟人化的方式表现了智慧与力量的对峙，反映了韩国人幽默谐谑的美学观。

在韩国民画的虎图中，也有老虎与巫术符咒组合在一起的画面，这可以理解为萨满教巫术结合山神虎而融合应用的实例。

在韩国春节期间，我看到各地民俗村民居大门上都张贴上了此类民画。在朴素的木质大门板上，除了贴有木版印制的传统民画外，还会有一些单体的汉字出现。如：“虎”等字。同样是在白色的纸张上书写大大的墨字，黑白两色，既简单又质朴，与朴素的民画风格相融一体。

另一类民画体现在韩国传统高、中档建筑中。此类民画大多有一定绘画技巧，是色彩浓重的手绘单幅画，其中包括带有儒家精神及王室使用的室内屏风画。此类民画大多装饰于家境较好的人家，特别是男子读书的书房，大多装饰儒学书卷内容的屏风画。客厅中装饰有儒学精神的警句书法以及相似内容的民画，相对于木版印刷的民画要精细许多。大多为民间画匠手工绘制，造型相对严谨、赋彩浓重、价格较贵。当今，作为博物馆藏品展出。有收藏价值的民画多为此类。

屏风民画中，运用最多的题材是具有儒学思想的仁、义、礼、智、信，宣扬三纲五常的《文字图》、《孝悌图》和鼓励勤奋读书、进取功名的《册架图》。

“仁、义、礼、智、信”屏风民画大多以变化的汉字书法来完成，其形式特殊而美观，在汉字书法中所用之花鸟虫鱼造型既符合文字之内涵，又有视觉愉悦之功效，大大的汉字在被灵活巧妙的装饰化后，具有文化内涵与美学意义的双重效果。

《册架图》多以勤奋读书、进取功名必须使用的工具组合在一起的画面出现，其内容有古装书籍、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配以书房所用之各种道具，笔筒、纸筒、墨盒、印章、眼镜、烟袋、花卉、鲜果等等，书卷气十足。《册架图》在构图上多为以书架、书阁为主体，以上提到的物品有规律地摆放其上，整个画面虽规整有序，但在花卉、果物等穿插调解下，画面又不失灵活。《册架图》为读书人创造出一个优雅安静，适合学习的好环境。此类屏风民画，既是对书房环境的装饰，又是激励读书人奋取功名的励志图，是宣扬儒学精神的物化体现。

屏风民画大都为手绘的单幅画，其构图讲究、色彩浓重，但又以庄重典雅的深沉色为主。一方面庄重的色彩能为读书之人平静心态、收敛情绪；另一方面，这种色彩也体现出儒学中庸平和之精神。目前，在韩国所能收集到的屏风民画大多已进入博物馆，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中就有保存完好的屏风民画为公众展示。

在韩国民画的各种形式中，无论哪一种形式，所描绘的都是百姓的普通生活，画法则往往有悖于常规和正统水墨画的笔法，多以单线平涂为主，色彩也是较单纯的自然色。然而，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成就了韩国民画纯朴自然之风。

韩国民画代表了韩国人对生活的理想化追求，以及韩国式的幽默、讽刺和幻觉。在内涵上反映了古老的万物有灵观念，在形式上又有其天真稚气的特性。这一切都体现出韩民族对世界万物与自然规律的理解，同时也体现了韩民族的民族精神。

在现代社会中，韩国传统民画在生活中的实用性虽然已经渐渐离人们远去，但韩国民画的艺术价值却被现代人越发重视，这也可以理解为韩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对韩民族崇尚质朴自然审美观的肯定。

篇（8）

《申报》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英美租界的山东路197号创刊。1949年5月26日停刊，共出报2560号。《申报》先后历时78年，所刊稿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一套《申报》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百科全书。明末清初，西方美术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画的发展进程。作为中国近代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商业性报纸，《申报》对西画东进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1 《申报》关于晨光美术会传播日本美术的报道

据《申报》载：晨光美术会发起成立之初，就抱定“使中国明白东西洋美术的精义”志向和兴趣，特别注重西洋美术的引进。晨光美术会会员张聿光、朱应鹏二人赴日本考察美术，该会专门设宴欢送。[1]张聿光、朱应鹏在日本逗留期间，参观了展览厅、博物馆、学校、美术商店等，并拜会日本美术名家。对日本美术的创作、展览、教育、收藏和研究等方面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并由记者出身的朱应鹏完成《日本美术之观察》的考察报告，发回国内由《申报》予以连载。《日本美术之观察》为晨光会员及广大民众了解日本美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在近代中日美术交流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21年10月31日，《申报》刊载了《日本美术之观察》中对日本的二科会、美术院展览会和帝国展览会、印刷文化展览会等，并对重大展览活动进行了详细介绍。日本人称秋季为美术季，意谓美术展览会多设于秋季也。其实日本艺术之发达，一日千里，展览会几乎每月有之，每日有之……二科会为新派画家所组织。帝国展览会，则是政府所特设。二科会纯乎西洋画，帝国展览会则有西洋画、日本画及雕刻，两会之关系，适如法国之新旧沙龙。张聿光、朱应鹏还考察了日本的美术教育，介绍说：“日本竭力从事小学艺术教育之注意”、高等师范学校设图画手工科、“均延聘美术家主任其事，小学图画手工教员，并受严格之试验，非有真实学力者，断无侥幸，非如中国学校视图画手工为无足轻重也”。[2]张聿光、朱应鹏对日本的美术收藏，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们指出：中国社会对外国艺术品，素不注意，而“日本多事收藏，近时富豪巨族及有志研究者，对于西洋艺术品，尤不惜巨资，广事收罗”。他们还向国人详细地介绍了大阪的本吉左卫门，东京的中村彦吉、松方侯爵、太仓男爵、中村石折等著名的美术收藏家的情况。1924年3月，晨光美术会会员柳圃青、张德荣赴法国留学，晨光会员吕文彬4月也赴法国研究美术。晨光美术会非常重视中外美术界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在法国设立通信机构，选举萧公权为美国通讯联络员，“函约法国图画留学徐悲鸿、赵廷良两君，传递法国美术界消息”。[3]

2 《申报》关于倡导西洋美术教育的报道

据《申报》载：1921年3月，天马会会员陈晓江、江小鹣去法国考察美术。[4]同年7月，天马会收到江、陈自法来函，详细介绍了他们在法国所见所闻之罗佛宫、大画院、小画院等博物馆的陈列及艺术沙龙的活动情况。[5]1919年9月，留日画家汪亚尘特邀刘海粟、俞寄凡、陈国良、贺伯锐赴日本考察美术。刘海粟一行不仅参观了帝国美术院第一回展览会、日本美术院第六回展览会、二科会第二次展览会，草土社第七回美术展览会、日本美术协会第六十一回展览会等，还参观了东京美术学校、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太平洋画会研究所、日本美术学校、日本美术研究所、京都高等工艺学校、川端画学校等。他们还会晤了日本的美术家、艺术教育家藤岛武二、石井柏亭、纪叔雄、本野精吾、松本亦太郎等。为了第一时间与中国美术界同仁们分享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汪亚尘和刘海粟还共同撰文《日本之帝展》刊载于《美术》上。

3 《申报》关于美术名家演讲的报道

据《申报》载：民国期间，一些绘画社团常常以座谈会、演讲会等形式，安排关于西洋美术的专题讲座，通过多种渠道向会员和民众普及西洋美术知识。1921年3月6日，晨光美术会开学术谈话会，汪英宾以《我们中国人要学的是哪一种西洋画》为题，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演讲。汪英宾在演讲中对西洋画之印象派、新印象派、后期印象派、立体派、未来派等绘画派别的发生、发展与艺术特征进行了全面阐述。他指出：真正之西洋画，其性质是自然的、活泼的、客观的。中国人学西洋画，不应该迷信主义，必须从艺术根本研究。[6]1926年7、8月间，晨光美术会假上海南光中学举办夏令文艺演讲会，“每逢星期六、日下午四时演讲，凡有志文艺者均可前往听讲，并不取费”。[7]著名的演讲有：雕塑家李金发关于《今后中国到文艺复兴的路》的演讲，音乐家傅彦长关于《中西艺术思想不同之要点》的演讲，画家陈抱一关于《写实与美术之趣》的演讲，画家周一舟关于《最近德国艺术状况》的演讲，学者徐蔚南关于《近代法国文学》的演讲。这些名家精彩的演讲，对中国大众了解西洋艺术和西方文化，活跃社会的艺术氛围，产生了积极作用。

4 结语

《申报》不仅为传播先进的西方美术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也促进了晚清美术市场的形成。《申报》关于西洋美术的报道，基本上呈现出了《申报》在传播西洋美术方面所做的努力。可以肯定地说：经过欧美留学生们的努力，以校园为阵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美术观念为宗旨，以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的美术人才为目的的新型的美术教育体制在中国逐渐建立起来。留学生为西方美术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美术教育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促进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申报》在传播西洋美术的过程中，明显带有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实用主义思维，就事论事，未能系统地介绍西洋美术。

参考文献：

[1]申报[N].1921105.

[2]申报[N].19211031.

[3]申报[N].192176.

[4]申报[N].1921322.

[5]申报[N].192178.

篇（9）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55—06

当代大学的历史课堂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构成了当今历史教学的核心与主体。但实践特别是野外实践环节较少，一些不足显而易见。比如：课堂教学中一般是老师唱主角，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的主动性与技能培养不够；教学主要是在校园之内进行，查阅资料也基本限于图书馆，偶尔会扩展到博物馆、档案馆等地，且除馆藏文献之外，对于其他场所、类型的材料比较忽视；小论文的写作不少是学生个人的应急之作，很少经过讨论、争论或修改；一些走出校园的所谓考察，不少实际是去古迹景点参观，动眼多、动手少，观赏多、思考少；一些史学方法的课程实际是史学方法论，或形而上学，或比较笼统，操作与实践性较差。这些现象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的课程教学，其他学科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的还更为严重。教育部有文件指出：

……实践育人特别是实践教学依然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薄弱环节，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要求还有差距。要切实改变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观念……以强化实践教学有关要求为重点，以创新实践育人方法途径为基础，以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为依托，以加大实践育人经费投入为保障……努力推动高校实践育人工作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

近年来，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教学实践进行了若干探索，其中田野调查实习取得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现在：从传授知识到掌握技能，主角由老师变为学生；从书斋走向田野，由书面记载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从利用藏馆文献回到搜集各类文本，由注重文献到兼顾仪式、访谈与传说；从单打独斗到协同合作，由个人思考到集体讨论、分工协作以至修改统稿。从参观到参与，由了解到理解，较好地将实践与方法落到实处。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具有注重田野考察的悠久传统，搜集利用各类材料尤其是民间文献是其特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傅衣凌先生晚年回顾自己的治史经验时讲道：“我在研究历史中，还有一种‘史料癖’，常常记住‘当人类沉默时，石头开始说话’。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可是正史、政书这些史料多半涉及“公经济”，较少记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必须另辟蹊径来搜集史料，“方志、族谱、账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这些民间文献值得重视，而走出书斋接触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翻。这一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传统，在其后继者中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这在教学方面则表现为，厦大历史系的本科生在田野实习方面得到的探索与提高。

一、田野实习介绍与分析

在例行的课堂教学与相应实习之外，这种综合的、集体的课外实习一般放在第三学年进行，主要的考虑是：三年级本科生经过此前的学习与课堂训练，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历史知识与理论方法，具有进行初步研究的一些基础；另一方面，三年级开始，大量的选修课开设，课程的教学更加专门化与纵深化。从专题来看更具体，而从技能与知识层面来看则更加综合与全面。三年级的学年论文是四年级毕业论文的前奏与序曲，需要加强研究技能方面的训练。限于经费等条件，在田野的实习一般是两周左右时间，但出发之前在学校有准备工作，让学生初步掌握考察地点的自然、人文以及基本馆藏史料。整个考察实习由班主任老师带队，其他三至五名对于调查区域比较熟悉的教师亲临指导，同吃同住。返校后各实习小组分头撰写考察报告，集体讨论写成初稿，然后分头修改，最后统稿。一般有几个月，这样时间就比较充裕。最后由带队老师作序，汇辑而成一二十万字的总报告，打印成册，还以多媒体形式向全系老师汇报，接受评议。

如何选择实习地点很重要，也很关键。如何选择实习地点呢？2005年7月，2002级同学在江西省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田野实习。之所以选择东龙村，指导教师饶伟新的解释是：自己曾在那里做过一些田野调查，收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并结识了村里的一些干部和乡亲。此次调查活动的行前准备和行程安排，都得益于这些方面的熟悉关系，更主要是因为东龙村是一个非常合适、有“东西”可调查的村落：

其一，“东龙村有大量的历史实物和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即傅衣凌先生所谓的‘死文字’或‘死材料’）”。该地的民居建筑、祠堂、社坛、寺庙庵塔、隘口围寨等各类功能性建筑设施，其他如族谱、契约、碑刻等，在地方志、地名志及私人文集中都能找到相关的记载。

其二，“东龙村不仅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还有丰富的‘活材料’‘活历史’”。如带有浓厚特色的生计方式、礼仪习俗等。

其三，“聚落比较集中，其方圆皆在步程肉眼之内。对于我们这类短期的和经费有限的实习活动”，组织安排方便，调查对象内容集中。

篇（10）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除去零星的几篇文章外，有关盐业考古的实践和作业在我国基本还处在空白状态，考古学家基本没能给予这个领域以应有的关注，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盐业考古的历史和现状更是茫然。

短短几年，确切讲，自上一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过考古界同仁的努力实践，我国的盐业考古实践已经起步，并取得了初步的可喜成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我们与国外有关科研机构开展的合作研究。这些对于促进中国盐业考古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一、背景

自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开始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就盐业考古领域的合作开始接洽。1999年初，合作项目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很快，一个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三家组成的“中美盐业联合考古队”（以下简称“联合考古队”）组建起来。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队伍，其成员分别来自中外9所大学、科研机构，所涉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盐业史、历史地理、地质考古、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年代学、石器微痕分析等。

大致与此同时或略晚，一些地方科研单位和大学也开展了小规模的盐业考古实践。这些工作涉及到几个不同地区，在此按地域分别予以扼要的介绍。

二、考古调查

（一）四川蒲江-邛崃

四川成都平原在先秦时期为蜀国领地，这里有悠久的制盐历史。《华阳国志》记：“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成都等地曾出土一批盐井画像砖，以形象生动的画面语言传递出该地区古代制盐业的信息。

1999年3月，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蒲江、邛崃两县。在蒲江县白云乡考察了盐井沟内的古盐井、卤水漕运遗迹、盐井附近的佛教造像、毁坏的寺院遗迹及窑埂村一带的灰砂嘴遗址。对盐井沟内与盐产业有关遗迹进行测绘，对周围景观地貌作360度全景摄录，全面搜集了遗址范围内的遗迹资料。另外，还在金华村金福井遗址进行测绘及景观资料的收取。与此同时，还考察了盐井崖、百家井（六合村）、毛赤井（蒲砚村）、小王井（松花乡）等盐业遗址点。在邛崃县，考察了盐沱村（油榨乡）、火井、盐井村（火井镇）等遗址点。

（二）自贡市

蒲江等地的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自贡市，参观盐业史博物馆并与该馆盐业史专家进行座谈。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介绍了他们以往在四川境内及云南等地进行的盐业调查及收获，放映了考察录像资料。联合考古队成员介绍了中美盐业考古合作的背景及研究目标、国外盐业考古的现状及进展、日本盐业考古及研究成果等。其间，联合考古队考察了东源井、燊海井及盐场内熬制盐卤的设施。实地参观了东源井附近一座由乡镇企业开办的盐厂。这座盐场使用比较原始的熬盐、制盐工艺，其生产流程、煮盐用具、燃料及燃料渣滓废弃物的堆放及位置等引起联合考古队成员的极大兴趣，这些今天已难得一见的人类学材料对深入理解和阐释蒲江盐井沟-灰沙嘴遗存的关系及埋藏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重庆三峡地区

三峡地区在历史上属巴人管辖，这里的制盐历史更为悠久。《华阳国志-巴志》中就有巴人向周天子贡盐的记载。《后汉书-南蛮传》记：“巴氏之子……是为廪君，……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止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此后历朝历代，这里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盐产区。

1）忠县

1999年，联合考古队抵重庆后，前往涪陵参观了白鹤梁遗址。旋即赴忠县，重点考察了甘井镇右溪村中坝遗址、古盐井等，对遗址区域及周围的景观环境进行了测绘和全景摄录；自中坝遗址沿甘井河上溯，调查沿线古盐井的分布及右溪村一带民居旁分布的盐井和与盐业产销有关的遗迹及炼渣。第三，自中坝遗址顺流而下步行至甘井河-长江交汇的河口，考察沿途景观地貌及甘井河口一带的瓦渣地、哨棚嘴、崖脚遗址，并对其相对位置进行了测绘。第四，对中坝、甘井口周围遗址出土的部分尖底陶杯、圜底陶罐进行形态学观察，并对部分器皿的容积进行测绘。第五，前往涂井镇红赤村考察汝溪河两岸分布的盐井、蓄卤池、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大型熬盐炉灶遗迹及损毁的寺庙基址。对这里的大型熬盐炉灶进行测绘。历史上，这一带的盐产业颇具规模，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停产。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曾在甘井沟口一带作过调查 [2]；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甘井沟和中坝遗址进行过调查 [3]。1993-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再次对中坝遗址和甘井沟口等遗址进行复查 [4]。

2）云阳-奉节-巫溪-巫山

联合考古队在云阳县参观了云安镇盐场（已停产）、白兔井等，了解盐井的构造及提取盐卤的设施。然后前往巫溪县，重点考察了大宁盐场（已停产）和向厂区输送盐卤原料的大宁盐泉（后溪河北岸宝源山麓）。对盐场西端3号车间和东端3号车间内废弃的熬制盐卤的炉灶及相关设施、用具等进行测绘。

3）彭水郁山镇

1999年夏，联合考古队派遣北大城市环境科学系硕士研究生李小波（现任教四川师范大学）前往重庆彭水县郁山镇，考察那里的盐业遗址 [5]。与其他盐产区相比，郁山盐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因此有“彭水型”卤水一说。其特点为：1）盐矿地质时代早、埋藏浅；2）盐卤多天然出露；三）盐卤成分较差。通过此次考察，了解到郁山镇共有古盐井13处。此外，明清两代，当地也曾开凿过一批盐井。1949年以后，当地实际有生产能力的盐井共9眼，日产卤1.32万筒（每筒128斤），后又开凿了黄泥井、新皮袋井、郁机一井、郁机二井等，产量大幅飚升。但是，由于盐卤含氟量过高，1984年，郁山盐厂全部停产。另据调查，除郁山镇外，彭水鸡冠山、温泉等地也有产盐历史。

（四）鲁北莱州湾地区

2002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环境学院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莱州湾及胶东半岛进行了一次盐业考古调查，考察地点和单位达20余处。通过此次考察，基本达到了从面上了解鲁北-胶东沿海与制盐有关的遗址，以及这些遗址的分布、数量、埋藏及所在地的景观环境。其中，考察重点是该区域内常见的一种陶质盔形器，详细考察了此类器皿的分布、埋藏、年代、器形、纹样及在遗址中所占的比率等，同时，对各地博物馆、文管所收藏的一批盔形器进行了形态学的观察和实测。经初步分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 [6]。

三、考古发掘

（一）四川蒲江县盐井沟-灰沙嘴遗址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曾在蒲江县白云乡盐井沟-灰沙咀遗址作初步试掘 [7]。在盐井沟发现2口盐井和1处蓄卤盐池，并作了初步清理。2眼井均圆形大口，直径170-175厘米，开凿在沟内山溪一侧基岩台地上，至今仍渗出卤水。从井内清理出的遗物有唐宋时期的板瓦等。在1号盐井上方约28米处发现一处摩崖造像，画面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两侧刻写“大中”、“元和二年”纪年题刻及“勾当盐井人”、“淳熙丙午年修井”等题记。2号井位于1号井的上游段。盐井上方阶地有一处用石板砌筑的蓄卤盐池，长375、宽195、深120厘米，中间用石板分隔成两个小池。2号井和蓄卤盐池附近发现有10个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及板基槽1处。笕槽支架的柱洞为圆形，开凿在溪谷旁基岩或巨石块上，直径20厘米上下、深12-26厘米，间距73-208厘米不等。支板基槽也开凿在基岩上，共14个，长36-100、宽10-17厘米。估计当时可能在基槽上安置支板，再在支板上设置输卤笕槽，向下游窑埂村的盐场输送卤水。

盐场建在溪谷下游窑埂村边，这里保留大量废弃堆积，埋藏丰厚，当地人称“灰沙嘴”。经试掘得知有6层堆积，堆积物主要为熬盐时废弃的炭渣、盐卤渣等。出土遗物有釉陶碗、四系罐、灰陶盆、红陶缸等器皿的残件及板瓦、铁锅残片等。还有数量较多的长条形耐火石。从文化堆积及包含物分析其年代大致在唐-宋时期。

（二）忠县

1）重庆忠县甘井沟口遗址群等

20世纪50年代末，三峡水库的建设开始酝酿，由此拉开了三峡考古的序幕。这一期间，四川省长办文物队和四川大学等单位曾在忠县（原属四川省）甘井沟河口的瓦渣地、哨棚嘴等地作过试掘 [8]，发现了以尖底羊角杯和花边口罐为特征的一组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后来有学者推测，此类遗物有可能为制盐用具。

20世纪90年代，三峡水库建设正式上马，一场世界上最大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在三峡地区全面铺开。1993年末，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承接了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论证的任务，并立即派员前往三峡进行先期摸底和遗址选点工作 [9]。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已先期在哨棚嘴、崖脚遗址进行试掘，为后来的工作作了铺垫。

1994年初，北京大学组建了三峡考古队。2月前往忠县，对忠州镇甘井口遗址群、乌杨镇汉-南朝墓葬、涂井李园遗址和魏晋时期崖墓等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取一批重要资料。在当年作的论证报告中明确指出，甘井口遗址群、中坝遗址、李园遗址出土大量花边口圜底罐、尖底羊角杯应是一种特殊产业活动的遗留，探索这些遗址的性质及此类器皿的使用功能是考古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10]。

从1997年开始，甘井沟口一带的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2002年。

2）重庆忠县中坝遗址及古盐井

中坝遗址位于甘井河中下游的右溪村。该址曾于20世纪50年代末作过试掘 [11]。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该址进行试掘，对遗址的埋藏状况有了初步了解 [12]。1997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址进行大规模的连续发掘至今。

为配合中美盐业考古合作项目的进行，经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商同意，从1999年末-2001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每年派遣部分外国研修生、研究生承接中坝遗址一座探方（编号99ZZDT0202）的发掘（面积10x10米，实际发掘面积9x9米）。自第18层(约东周晚期)到第69层(生土)发现的遗迹有：龙窑3座、房基地面（或工作面）33处、灰坑42个、方形粘土壁坑2座、沟槽6段，以及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角器、卜骨及其他遗物。

发掘中我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1）对探方内所有土壤均作筛选(筛网孔径约0.6厘米)。2）鉴于中坝遗址堆积丰厚、陶片数量极其巨大，在探方内由选取了一个1米见方的抽样区(witness section)，抽样区内出土陶片全面收取。3）探方内出土兽骨全部采集。

发掘过程中，联合考古队的地质考古专家和地理学家还对甘井河流域进行了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的考察。此外，德国、法国、美国、瑞士等国的盐业考古专家也曾前往中坝遗址进行参观，他们对这座遗址表现出高度的兴趣，并一致认同这是一座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重要遗址。

3）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

2001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在寿光县大荒北央遗址进行试掘 [13]。此地距莱州湾15公里，是鲁北沿海地带集中出土盔形器的一处遗址，地表采集盔形器残片占陶片总量的95%以上。该址文化层厚约1米。地1层为表土，第2、3两层为文化层，包含物仍以盔形器为大宗，其比例超过90%。发现的遗迹有灰坑和灰沟。灰坑圆形，圜底，直径50厘米左右，深40-50厘米。坑壁用红褐色粘土涂抹，加工规整，透水性差。发掘者推测它们有可能是保存淡水或卤水的设施。

此次发掘有两个收获：

1）在文化层中发现大面积分布的白色沉淀物硬面，表面平滑，推测是人工形成的遗迹，有可能是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遗留。

2）发现大量盔形器。其质地分两类：一类红褐色，质地差，估计是用当地的土壤在当地烧制的。另一类灰色或黑灰色，质地好，应是在外地烧制好以后的输入品。这些盔形器内壁底部有白色沉淀物，发掘者已采集样品，希望通过检测以证实此类器物是否为专门的制盐器具。

四、初步的研究成果

（一）成都平原

在蒲江一带进行的考古调查和试掘未发现早到先秦的制盐遗物和遗迹。目前，这一区域发现的盐井一般被定在唐代，蒲江白云乡窑埂村灰沙嘴的试掘证实其文化堆积为唐宋时期。我们认为，尽管未找到年代更早的遗存，但也不能说那些大口盐井都是唐代的。事实是，自汉代起川西盆地就流行凿挖大口浅井；另一方面，目前断代的凭据大多为盐井附近的摩崖造像及上面的年款题纪，但这些盐井可能开凿在唐代以前，延续到唐带或更晚仍在使用。也就是说，摩崖题刻并不说明盐井的年代上限。但对此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调查结果证实，蒲江一带的盐井均开凿在山溪两侧或山崖下，井口大而浅，有的在盐井附近砌蓄卤盐池，或利用溪谷的高低落差架设笕槽向下游盐场输送卤水；盐场内用耐火石构建熬盐炉灶；燃料可能多为木柴、木炭，也可能使用煤炭（蒲江白云乡盐井沟内山崖下有自然出露的煤层及早年挖掘的矿洞，但具体何时开采？不详。但煤的质量极差）。另一现象是，盐井附近往往开凿摩崖造像，上面的题刻内容往往与盐井有关，说明当时的制盐产业与宗教之间存在联系，此类造像似乎充当着盐井保护神的角色。总之，上述工作及新的发现为探索川西平原制盐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三峡地区

上一世纪50年代末在甘井沟口发现羊角尖底杯后，有学者就推测这是一种造盐的器具，有人还进而推测，之所以制作尖底陶器，目的是利于将其插在江边沙滩地上，经日晒盐卤获取食盐 [14]。但是，如果考虑到三峡地区一年四季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这一推测显然经不起推敲。

我们认为这里的遗址是专门的产业遗留，其中以制盐的可能性最大。根据如下：

1）文献记载，甘井沟一带在历史上是重要的盐卤产区。至今在甘井河沿线仍分布相当数量的盐井。

2）这里发现的古遗址埋藏状况特殊，堆积物以尖底杯、还边圜底罐为大宗，种类单一、形态特异。

3）此类器皿不是日常生活用具。

4）参阅国外考古资料，上述器皿及特殊的堆积现象与国外一些制盐遗址的堆积和器类极其相似。

中坝遗址探方99ZZDT0202的发掘有这样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1）从第56层开始出现羊角尖底杯。但直至第51层，其总量仅占该层陶器的5%；第50层增至23%；第49b层激增至75%以上。

2）羊角尖底杯的衰退亦极其迅速，第49a层时锐减至7%强。取而代之的是此前仅占5%左右的大口短身尖底杯，第49a-48层，后者跃升至25%，此后迅速回落并走向消亡。

3）与尖底杯衰退的同时，厚胎花边口圜底罐逐渐成长起来。到49a-35b层时，大小不甚匀称的花边口圜底罐成为主流，比例占50%-80%以上。到35a层以后，此类器又迅速被一种容量均等的束颈花边圜底罐取代，后者比例激增至80%-90%。

4）到第21层左右，花边口圜底罐陆续被容量大小相差无几的平口圜底罐取代。

通过对探方99ZZDT0202出土的近200个完整的圜底罐、尖底杯容积的检测，可知圜底罐容积在500ml左右，但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另一共同点是，同时段的陶罐容积非常接近。因此有理由推测，这些陶罐可能同时还扮演着量器的角色。

对探方内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我们全面予以收集，并特别关注这样一些问题：

1）动物和鱼类的比例及变化；

2）不同时期动物种属的变化；

3）鱼类体积的变化（可反映环境变迁或捕渔技术的改进）；

4）兽骨一类遗存与制盐业之间的联系？即是否存在盐产业的副产品-如腌制鱼（肉）、鱼酱等？

尽管我们提出了上述结论，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尚不十分明确当时究竟如何用陶器制盐，在哪些地方制盐？工艺流程如何？盐产业的规模？是否存在贸易和交换？等。

（三）彭水郁山镇

郁山镇是一个比较偏僻的盐业产区。由于储量、质量、交通等各方面原因，这里的井盐业生产不象自贡、乐山等地那般举足轻重，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是，由于郁山盐泉具有的天然性和浅埋藏的特征，又很容易成为早期人类开发利用的盐业产地 [15]。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这一带的盐业开发必然与巴蜀、荆楚地区的早期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四）山东莱州湾地区

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已刊布资料的梳理，了解到这一区域内盔形器的分布基本环绕莱州湾，西起无棣县，东止于胶莱河，南界大致蔓延到泰沂山系以北、胶济铁路（济-青高速公路）沿线。据各遗址点出土盔形器的比例，或可将上述区域进一部细化为两小区：1）高密度区。以莱州湾为圆心，沿海岸线15-30公里构成一面向海湾的弧，这一范围内凡商周遗址均出盔形器，而且所占比例甚高，最高占陶器总量90%以上。2）低密度区。在高密度区外围，商周时期遗址也经见盔形器，但为数不大，呈零星分布。

对盔形器的年代还有不同认识。一般将它们推定为商周时期；或将年代下限延伸至春秋-战国或更晚。对其功能也有不同看法。1）汲水器；2）煮盐或晒盐用具；3）陶臼。

结合四川及三峡地区的盐业考古实践，我们对盔形器有如下基本认识。1）盔形器集中分布于胶济线以北，尤以莱州湾近海滩涂地带最集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盔形器的遗址坐落在现今盐场范围内或附近。2）参考全新世以来海面的变化研究，距今3000年前后，莱州湾的古海岸线大致在现今海岸线以内15-20公里范围，也就是说，那些出有盔形器的遗址当时更加靠近海岸线。3）沿海滩涂地下水位高，加之潮水涨落，土壤高度盐碱化，极不利于农业垦殖。4）盔形器胎体厚重，不具备一般生活用具的特征。有的遗址还发现将盔形器集中放置在地面或窑内，表明盔形器是一种特殊的专业化生产用具。

莱州湾地区的盔形器形态与三峡地区的花边口圜底罐类似，遗址的埋藏状况也与三峡甘井沟一带的埋藏一致，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制盐遗址的堆积及出土物也十分接近。此外，历史上齐国一直为重要的海盐产地，并因占有“渔盐舟楫之利”，而称霸一方。再往前看，《世本》记，“夙沙氏煮海为盐”。夙沙氏为传说中与神农同时的人物，被尊为海盐之神，其部族应活动在山东境内。可见，那里的盐产业出现的相当早。

（五）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重要的盐产地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带。古史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舜、禹之所以将都邑选在靠近河东之地，首要原因是为了控制那里的资源，解池之盐即为其中之一。尽管上述传说还需要考古方面的证据，但晋南一带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的分布密度一直较高，暗示上述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

2000年，刘莉、陈星灿撰文（以下称简称刘-陈文）讨论了黄河流域中心-周边系统的相互关系，特别谈到了夏商时期跨地域控制和运输重要自然资源等问题 [16]。这里的资源即指铜、铅、锡等冶金矿物原料和民生必需品-食盐。夏-商早期将都邑建在洛阳-郑州冲击平原，这里土地肥沃，便于军事防御和发展经济，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即缺少社会必需的一些自然资源，如铜、锡、铅、盐等战略物资。为获取并保障这些资源的供给，夏-商的统治者便将他们的政治-军事触角延伸到蕴藏有这些资源的周边地区。

晋南拥有中原最大的盐池-解池。解池之盐经日晒即可结晶，且蕴藏极其丰富，是晋-陕-豫地区唯一的大型盐业资源。也是夏商时期各方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

刘-陈文统计，晋南已发现旧石器以来的古遗址300余处。到了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以陶寺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龙山以后，夏代没有将都邑选在晋南，而是建到了豫西。但这一时期晋南的东下冯类型文化则趋同于豫西的二里头文化，这说明两个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到商代早期，晋南商时期文化则又与郑州商早期的二里岗文化保持一致。刘-陈文指出，这两次经历相似的文化变迁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夏人、商人都对晋南保持了浓厚兴趣？

刘-陈文通过对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分析，注意到该址第五期（约当早商二里岗下层）建造的一座夯土城，在城垣西南角建有40多座圆形建筑，分为7行，每行6-7座。经发掘可知，这组建筑形制非常统一，每座直径850-950厘米，基址为厚30-50厘米的夯土，高出周围地面，每座房基中心有一直径20-30、深80厘米的大柱洞。地表挖十字形沟槽，宽50-60、深80厘米，内有柱洞。基址周边还有一圈30-40个排列紧密的柱洞。这组基址可复原为无墙、无门道的木构建筑，地面被十字沟槽分割，空间狭小，不宜作为人类居住的房屋。此外，除发现少量的陶片外，基址周围不见其他遗物。反之，它们却更像古代的粮仓。可是，考虑到运城的地势、土壤及这组建筑的格局，刘-陈认为，粮仓说亦不足取。联系到当地重要的自然资源-盐，他们提出这组建筑可能是商代储盐的仓房，其形状与《天工开物》描绘的古代盐仓非常相似。

刘-陈还指出，东下冯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大型陶器-蛋形瓮、敛口瓮，这两类器中的一部分可能被用来储藏河东盐池出产的盐。在豫西二里头发现的蛋形瓮和敛口瓮与东下冯的同类器一致，可能意味着河东盐池的盐在这一时期被运到了夏人的统治中心。从空间看，解池位于东下冯西南30余公里，发源于中条山的青龙河可将中条山铜矿、东下冯遗址与河东盐池连接起来，经青龙河、涑水、黄河及其支流可将中条山所产之铜、解池所产之盐运抵伊洛地区。如此，东下冯实际上扮演了由国家控制的自然资源集散地的角色。

刘-陈文认为，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的某一时期突然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商文化在晋南的消失恰好与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向东方、向南方的扩张趋势同时，而商人向东、向南的扩张正是为了攫取那些地区的盐（山东）和铜矿（长江中游）等自然资源。

利用文献探讨河东盐池及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研究从很早就开始了。但结合考古资料进行研究者可谓寥寥。由此，我们认为刘-陈的研究很有价值。尽管他们的结论还带有较大的推测成分，也有不少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和澄清，但他们毕竟以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对今后该地区考古研究思路的拓展无疑是富有启发的。

注释

[1] 本项研究得到美国Wenner-Gren基金资助。

本项研究得到日本住友财团基金（The Sumitomo Foundation of Japan）资助。

[2] 四川省博物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四川万县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4期

[4] 1993年12月-1994年5月，本文作者曾负责在中坝和甘井沟口一带进行调查。

[5] 李小波：重庆市彭水县郁山镇古代盐井考察报告（待刊）

[6] 李水城等：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遗址考古调查（见本刊本期）

[7] 蒋成、龙腾：蒲江古盐井遗址考古调查有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1999年3月3日第一版

[8] 忠县试掘工作组：忠县甘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况《文物》1959年11期

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忠县甘井沟遗址的试掘《考古》1962年8期

[9] 1993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承接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的任务后，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赵化成及本文作者即赴忠县进行先期考察。

[10] 北京大学考古系：《四川省忠县三峡工程淹没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报告》，1994年8月31日（草案）。

[11] 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注）1《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

[12] 巴家云：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13] 王青：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发掘简介（待刊）

篇（11）

2012年5月6日至11日，以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祝寿臣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一行5人访问美国。代表团在美期间访问了《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彭博新闻社和美国之音等媒体的新闻网站，参观了雅虎、微软等网络公司，考察了美国新闻博物馆，同美国传统媒体、新兴媒体以及有关机构进行了交流，深入了解了美国网络媒体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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