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2-24 11:23:38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后现代文化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将课程理论置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固然可以超越现代课程理论，追求旨在保护文化自由的课程计划，但是，课程理论的后现代化也容易使课程理论流变成一种随个人文化兴趣漂浮的语言游戏，常常只是在传达一些人文价值理想，难以建立起现代课程曾经拥有的合法社会谱系；而且，由于缺乏田野作业作基础，这些价值理想同样可能成为普遍性的知识权力。最后，本文将从现代课程理论史上两大现实主义风格的改革尝试出发，探讨走出困境的可能方向。
一
皮纳(W.F.Pinar)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课程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换”。过去，受泰勒的影响，人们以为课程理论的研究目的乃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捕捉那只决定课程开发的“看不见的手”。言外之意，与牛顿式的物理学可以科学地发现物体运动的客观规律一样，课程理论者也能够揭示课程开发的客观规律。只要掌握了客观规律，人类便可以根据它来处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混乱表象，使之朝有利于资本增长的方向演进。无疑，现代性的经济社会秩序自建构之初就以这种工具理性信仰作为发展的精神动力(Weber，1992)。
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工具理性依旧是国家、垄断公司实施其政治、经济与社会行动的理论指南。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它的纲领地位却普遍地被后现代主义取代了。有些学者甚至还没来得及反思后现代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便匆忙地引进这一新理论框架。的确，谁能想到，凯恩斯、帕森斯、泰勒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突然有一天不再起作用；谁又能预料到，原先只是一伙先锋艺术家和建筑师用以显示其背叛姿态的后现代主义竟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竟相讨论的主题，以至于可以用后现代主义来象征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文化逻辑。
身处后现代主义气息浓厚的学术背景中，课程理论工作者及其他教育学者自然也难以不“走人”后现代主义。比如，多尔之所以能够确立“不稳定性课程”的理论框架，便得益于参加了著名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主持的“走向后现代世界”的大型会议。多尔是位“敏锐的教育学者”，对后现代主义“观念革命”具有“良好的感受力”，并出色地“将其框架应用于课程领域”（多尔，2000，英文版序：I；原编者序：I）。
走入后现代主义之后，教育学者致力于更新泰勒主义的课程理念。在后现代教育学者看来，泰勒式的课程理论是在执行工业经济体制的教育意图，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可以概括为“技术理性主义”，虽然这一逻辑填补了基督教文化崩溃之后产生的信仰空缺，但这种逻辑却使得“所有关于教育、课程以及教学的理念……都指向唯一的作用，即要求学生在教育过程终结时必须掌握一种技能”，而没有考虑“被教育者通过学习，在耗费精力地学习课程改变自己的过程中，究竟带来了什么后果”。这里的评论来自一位德国后现代主义者。他进一步说，现代课程及教育是按照某一外在的功能标准来规训学生的学习经验，而全然不顾学生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所以是“功能决定形式”。与之不同，后现代文化教育则是“理念决定形式”，直到实现“人性的本质和圆满的生命”（彼得·科斯洛夫斯基，1999:8、42）。
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上述后现代教育学者的见解，而是教育学者走入后现代文化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方式，上述后现代教育话语本身是如何形成的？其对现代课程与教育的描述是否准确揭示了19世纪以来现代教育的实际状况？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与其说上述后现代教育话语是在对现代教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之后才形成的，还不如说乃是仅仅来源于后现代教育学者心中的那种价值两分的思维方式。言外之意，后现代教育学者在作出评价之前，并没有从历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等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考察现代社会某一地区、某一人群的学习经历及其复杂的行为关系、感受差异，而只需根据预先确立好的理论框架.即“现代／后现代”的价值两分，前者代表应被超越的“技术理性主义”，后者则代表某些新的应被推广的价值理想，便可以给现代教育定性，自然是一些消极的特性。
实际上，现代课程与教育的内涵远不是“技术理性主义”所能概括得了的。以博比特的课程开发为例，正如后现代教育学者不会明言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按照价值两分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博比特也没有称自己的文化逻辑乃是“技术理性主义”。他同样想让受教育者过上“健康”、“幸福”、“完满”的成人生活。在帮助菲律宾建立课程体系时，他对当地的社会状况做了研究，而他设计的课程计划也确实让当地许多人感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成功(McNeil，1996:418)。应该承认，博比特再怎么研究菲律宾当地的社会生活，也不可能获得“完全一致的信息”。就此而言，任何研究者都难免会犯“学者的谬误”：“以逻辑的实践代替实践的逻辑”(Bourdieu，1992)。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博比特从自己的设想和对现实并不“绝对准确”的把握出发，通过设计课程计划进入菲律宾当地的某一教育“场域”，与当地人（官员、教师与学生）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要想评价这一教育“场域”，就必须收集各方面的经验资料，直到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才可能做出较为全面客观的描述与评价。
对于博比特曾经卷入的这一复杂的教育场域，上述后现代教育学者能做出何种描述呢？显然，所有复杂的经验与感受都将被“现代／后现代”价值两分的叙述框架过滤为一句没有具体所指的“技术理性主义”。事实上，“技术理性主义”最初是由一些对现代生活感到不适、担忧”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边缘哲学家、艺术家发明的概念，其功能除了用来对现代性的经济社会体制实施整体性的批判之外，还可以作为一种虚构的区分标准，从而很方便地引出一系列后现代人文理想。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源于后现代主义者本人的“文化兴趣”或“主观感受”。即便现代课程、教育乃至社会机制可以被称为“技术理性主义”，也仅仅是研究者本人的内心独白。至于置身于现代课程、教育与社会空间中的其他人群有何种感受，技术理性主义这个词并没有予以描述。
二
根据“现代／后现代”价值两分而展开的课程理论思辩在英语国家的教育学界同样很显眼。首先，人们假定现代教育是“单向独白式权威教育”（多尔，2000:9），“控制”如“幽灵”一般隐藏在现代课程体系中(Doll，1997:295)，因此只是在塑造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Marcus，1964)或“没有灵魂的机器”(Orwell，1981:257)。接着，又通过引入一些后现念或者后现代主义者向往的非现代性文化，提出一系列重构课程体系及课程研究的价值原则（史密斯，2000;Moore，2000）。
通过引入这些理论，人们的确超越了泰勒主义的课程理论体系。但是，由于人们常常以“话语平移”的方式引入后现论，只是把具体的概念、论点抽取出来，不太注意这些观点所产生的社会语境和观点背后的动机，而这些观点之所以会被抽出来，则是因为它们能够让教育学者产生共鸣，并且可以作为自己重构课程的理论基础。然而，根据这些理论生产出来的课程研究文本与其说在如实地描述现代课程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行为关系，还不如说只是在回应、重复后现代人文社会学者所提出的人文价值理想。长此以往，必然导致课程实践领域的状况与问题从课程理论文本中淡出。事实上这也是其他人文社会学者经常遭遇的尴尬。比如，在引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时，许多人文学者仅仅是机械地从中取出某些核心概念，然后再运用它们来对现代社会实施整体性的批判，而不是象福柯当年那样，选择现实生活中的某一边缘群体，从知识、文化以及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边缘群体在此变迁中的命运起伏。
这里恰恰可以引出后现代课程论的困境：从主观想象或后现代观念出发来评价、重构现代性的课程、教育与社会，只会使课程理论活动演变成一种随个人文化兴趣（思想方式、理论阅读范围、乌托邦情结）漂流的“语言游戏”，而不是对现实课程及教学活动的追踪与描述。随之还渐渐脱离曾经诞生现代课程理论的教育场域及社会联系，只能在数量有限的学术同道中流通，泰勒时代的社会谱系，由国家机构、公司、大学校长、中学校长、教师、学生组成的跨学术体系，变成几乎由课程理论家、研究生和出版社组成的纯学术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任何一位有一定理论阅读量的学者都可以对现代课程与教育作出某种批判与重构，所以，课程理论界很容易陷入“无谓的争吵”。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同样没有反思自己的课程理论，也就是说，其中宣扬的价值原则有没有可能成为新的知识权力？如果说“技术理性主义”的现代课程论没有考虑学生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将重心放在“文化解放”上的后现代课程理论同样没有考虑处境不同的学生是否都应该把自己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希望寄托在“文化解放”上。
究竟应该将课程理论活动安置于何处，并且，这种安置还能与国家、社会以及学校教学实践形成合作关系呢？事实上，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曾为安置自己的求知活动而感到烦恼，最典型的个案之一便是利奥塔。因此，回顾他的知识经历可以进一步理解后现代课程理论可能遭遇的困境。1971年，利奥塔发表了博士论文《话语，形象》，表明他一直在尝试突破现论体系。在他看来，现代知识是围绕一系列“价值对立的两元论”建构而成的，诸如理性与感性、自然与社会、普遍与个体、话语与形象等等。这些两元论意在从不同方向下手，使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与欲望全都归于统一的理性形式。由此，利奥塔勾勒了自己的理论追求，它不仅要解除理性形式的束缚，而且还要确立一种向人类经验的多样性敞开的思想风格及表达方式(Lyotard，1984:34)。怎样才能完成这一计划呢？利奥塔推出了（利比多经济学》。在其中，利奥塔根据尼采、弗洛伊德的理论，继续批判理性的现代知识形式，“人种学、精神病学、儿科学、教育学”等等，都是依靠非此即彼的逻辑建立起来的“排他性”文化机制。之后，他以“戏剧性”的心态和词语呼唤各种非现代性的文化：“来吧，黑美人，迷人的印第安人，迷一样的东方，都到我的作品、我的概念空间中来吧”(Lyotard，1993:14)。
为超越现论，以非理性的方式思考、写作，利奥塔只能在各种非理性的文化中“漂流”，而他这样做又是为了“写”出一种全新风格的理论文本。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漂泊状态”，并试图结束它。因为“人”、“理论”、“思想”毕竟都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这一宿命决定了思想必须达成某种一致性。但是，利奥塔仍然拒绝在科学文化的基础上达成思想的一致性，而是想让现代社会在“审美原则”的基础上达成统一。利奥塔终其一生都是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中挣扎。无疑，这一困境正是由他本人的思想方式造成的：他先是根据一种两元论的逻辑把现代社会文化的内涵笼统地描述为理性主义与个体欲望之间的对立（但现代社会的内涵果真如此吗？或者说那些未曾感到紧张的个体岂不是被这种叙述“抹杀”了）；接着，他到现代文化之外寻找各种另类的思想与表达方式（但“迷人的印第安文化和东方文化”也并不尽是快乐的风景）；最后，他意识到社会生活需要他曾经猛烈批判过的“整体性”，但他依旧认为社会秩序应该按照他心目中的审美理想来建构。很明显，就现实而言，目前的国家、经济社会机制以及学校教育还不会接受后现代主义。那么，如何走出利奥塔式的后现论困境，并使课程理论回归国家、社会的行为空间，而不是局限于根据后现代的理念与原则来勾勒人类文化教育的新图景呢？
三
从那些没有走入后现代文化的课程学者来看，出路乃在于将课程理论安置在现实的生活场景和教学事件中。六十年代的艾略特·威金顿(Eliot Wigginton)便是这样做的。作为一名学院学者，他当时没有致力于搜寻后现代哲学，以求更新课程理论，而是深入城镇中学，并把那里的实际状况带回学院加以研究。他发现，“在教研室里，教师们的谈话总是充满着悲观腔调，抱怨孩子们什么也不会做”。而实际上，孩子们“对做事充满了渴望”，只是学校没有提供机会。后来，威金顿设计了“狐火课题”(Foxfire Project)，发动学生创造自己的“课程杂志”：其中将记载学生通过自己的行动焕发出来的火热生命力与创意。学生们动起来了，借助于家庭亲友的关系，他们在社区、城市乃至整个美国采访、摄影和记录各种信息，“不仅逐渐学会了编排杂志，也学会各种技艺，如拆装机器和拆建旧房屋，把老人组织和集中一起等等”。
几年过后，学生们的课程杂志“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在美国可谓是家喻户晓”，“甚至欧洲目前还没有取得象狐火课题那样的成绩”。1972年，狐火课题杂志开始以丛书的形式公开出版，到1978年，印了三辑，“销售量就超过了四百万册”，“影响大大超出了两百多份类似的中学杂志”。这项学生课程事业今天仍在继续。“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参与课题证明了经验转变的过程”。如一位学生说：“我通过《狐火》学到了……怎样表达自己和与人交流。通过实实在在地教一个小孩子怎样做事，理解了教学的价值。当我看到孩子的眼睛亮起来的时候，感到十分兴奋……更重要的是，我理解了人们共同工作的价值，人们彼此依靠、互相合作的价值。它使我的生活与以往不同了”（保尔·汤普逊，2000:214-23）。
狐火课程活动没有创造任何新颖华丽的理论，而就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日常教育活动中每一件具体细小的事情与问题上，并想办法去做好它。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细小的建设性的课程思路，使狐火课程活动渐渐赢得了社区乃至国家的尊重与支持，建立起了后现论批判家无法获得的广泛良好的社会关系与影响。
同样是在教育学者有可能走向后现代文化的六十年代，英国学者斯坦豪斯(Lawrence Stenhouse)和埃里奥特(John Elliott)提出了以“行动研究”为方向的课程理论，也就是将课程理论转变为叙述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及其问题。尽管他们非常熟悉福柯、伽达默尔等后现代风格的理论家，而且是许多理论争辩的“在场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围绕后现论进行课程研究，而是相信类似于人类学“田野作业”(Field Work)的“学校作业”(School Work)和学校中的各种“小事情”(Small Things)才是课程理论走向新生的园地——而且是永不枯竭的园地。而恰恰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思路，使得行动研究能生产出一种真正后现代风格的课程理论文本——正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叙述了社会边缘人的处境与命运（而不仅仅是阐释几点新的思想原则），行动研究的课程理论也是以一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知识教学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为核心主题（而不是为了表达某些后现代的教育理念）。（注：2002年9月，埃里奥特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作为日常活动的陪伴者，笔者曾就“行动研究”的历史、旨趣及其与国家权力、后现论的关系，向埃里奥特教授咨询，本段关于行动研究的评论因此形成。）当然，如同现代课程理论是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广泛传播，类似于行动研究的课程探索也需要国家把权力下放到地方社会、学校与教师。同时，学者、学术刊物与媒体也应以一种务实的精神来和教师一起“对真正阻挠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展开扎实的研究”，而不是“吵作教育问题，干扰人们的思想”（钟启泉，2002）。
参考文献
1 钟启泉.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化.2002年10月19日“上海教育论坛”专题演讲.
2 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 小威联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 大卫·杰弗里·史密斯.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5 Bourdieu， P.， et al.， An Introduction of Reflexive Socialog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6 Doll， W.E.， Jr.， Curriculum and Concept of Control， in W. Pinar(ed.)，Curriculum Identities: New Visions for the Field，Garland. 1997.
7 Lyotard，Jean-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8 Lyotard，J-F.， Libidinal Economy ，Athlone Press. 1993.
9 Marcus，H.，One Dimensional Man，Beacon Press. 1964.
10 McNeil， John D.， Curriculum，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fifth editi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6.
11 Moore，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Pedagogy， Curriculum and Culture.
篇（2）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现代主义文化被超越而迈向后现代主义文化，哲人以文化断裂的方式获得了解构现代文化的哲学话语，并宣告人类传承数千年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正在和将要经历重大的历史变迁。现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当代全球性的文化思潮已经来临，在对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评判上，哲学界、社会学界、教育学界、美学界、文学界领域开始了经久不息的论争，影响巨大。权力话语引发的权力转换产生了深远影响：借助信息传播媒介，新的文化精神开启了一个差异性和重生成性的文化视野；曾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理论遭到了质疑；曾一度为现代性所排斥的不确定性和非中心性进入人们视野。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后现代社会以计算机产业为基础，知识作为生产力，体现为权利象征，知识掌控者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这直接导致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时的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变，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对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冲击。
首先，后现代主义坚持不确定性，反对真理性、中心性。现代主义视人为主体，社会为客体，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认识自然的必然逻辑过程，而后现代主义沿袭了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活动皆没有普遍逻辑，用逻辑概括世界是错误的，不能把一种有效的思维方法看成普遍有效的。后现代主义放弃了对终极真理的追求，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因为真理是建构而成的，没有永恒不变和普遍价值的东西；所有的真理都是由语言构成，语言和表达的扭曲，导致了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差异性，在这样的意义中没有绝对真理。詹姆逊主张人不是语言的中心，不是人控制语言，而是语言控制人；德里达也强调要打碎固有语法结构，重新建构语言；福柯则在《物与词》中主张要创建新的语言，写别人看不懂的语言，这是一种没有规则的游戏。这样反对中心性必然导致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哈桑认为不确定性是中心和本质解构后的产物，将一切已有的事物都纳入总体的怀疑之中，构成对一切事物、一切权威合法性的消解。
第二，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批判元话语。后现代主义认为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都是为与日常话语不同的科学活语寻找合理性而存在的，都属于元话语、宏大叙事，都在消解之列。后现代不信任元话语和宏大叙事，把对其消解作为自身的主要任务。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认为有两种国家神话，德国思辨传统的普遍性原则建构起来关于知识的统一性的神话和法国启蒙主义传统的政治式的关于人性解放的神话。两种神话都通过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科学理论存在的合理性为各种学说提供了合理论证，建立了元话语，而科学知识是话语，所有先进科技都与语言有关。对于后现代，具有单一话语权的“无话语”已被瓦解，追求宏大叙事、合法性已在消解之列。
第三，后现代主义消解知识的权力。当下，知识成为了商品，通过复制获得，知识也随着电脑霸权的确立成为冷冰冰的外在化的符号。西方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普遍性，他们的理论也在追求普遍性的话语权，如福柯所强调，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知识实际就是权力。权力构成了社会统治的基础，隐藏在各种文化形式和社会关系之中，知识的功用发生了改变，由最初的启蒙变成为专家控制，因此，知识也不再客观中立，它以真理为特征，实际为意识形态服务。福柯认为权利与知识结成了联盟，它利用知识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外表是知识，实际是权力。而后现代主义通过对语言解构和对逻辑、理性和秩序的消解，使权力话语归于失效，由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和否定性取代了思想的同一性。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精神，象征着与传统相对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和精神的蜕变。在现代主义开始形成了新的权威、范式，失去了革命的精神之时，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以其颠覆现有意识形态的反中心性，揭示潜藏在统治秩序深层的盲视；以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和反文化姿态，使那些堂而皇之的虚假设定，那些对终极本源的承诺在消解中现出本相，使文化的颠覆本身被颠覆，使精神的抹煞本身被抹煞。然而，当后现代主义思潮横扫整个文化领域时，其虚无主义亦愈加突出，致使思想领域真实与虚妄的冲突愈演愈烈。后现代主义的悖论本质，令其理论本身包含着含混、偏颇的谬误，人类对良善、正义、真理的追求亦不断被语言所消解，生命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消泯于话语的操作之中。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不是回避后现代论争，而是直面各种层面上的尖锐问题，肯定后现代主义中的富有建设性的批判性思维，对其虚无主义和价值消解加以批判，并在学术参照、审视和批判的层面重新厘定健康的文化精神坐标，使我们对这一风靡世界的思潮始终保持一种学术批判的眼光。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而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2]张志伟，欧阳谦.写给大众的西方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篇（3）
关键词：网络文化 后现代性 狂欢 仿像
21世纪是一个数字信息技术与文化高度交融的世纪，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网络文化正在勃然兴起。它为人类提供了新世界文化生活空间，建构起新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因而网络文化也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后现代景观。
一、网络文化的定义及特征
1．网络文化的定义
如何定义网络文化?有的学者认为：“网络文化，它并不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如果你感觉到了以某种方式生活的话，这里面就有了文化，当你的吃、住、行、交友日常活动按网络的方式来进行，自然就形成了网络生存方式，也就是网络文化”。盯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文化是一种分布很广的、松散的、准合法的、选择性的、对立的亚文化复合体，它可以分为几种主要的领域，如视觉技术、边缘科学、先锋艺术、大众文化等等。”狮综合各家之言，我认为网络文化可以这样来理解：网络作为一种以网络技术为基础，以网上生活为核心内容的新的文化形式，它不仅对传统的占主流地位的文化价值规范进行了反思，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特性，而且还正在塑造出一种全新的多元的文化体系。
2．网络文化的特征
(1)平民化。在网络中，所有信息都以“比特”的形式传播，人们在网络中的存在也被虚拟化为一个个“符号”。如卡西尔所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中，而网络的现实是，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中，而且他自身也变成了相应的符号。”因此，这也完全消除了现实社会中身份的差别和地位等级的悬殊，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参与种种思想的交流和探讨。网络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创造了一个非等级化的平等的公共领域。
(2)开放性。网络文化的传播是依靠虚拟技术，以数字编码、存贮和传播的方式实现的，它具有高度的灵活、快捷的特性。网络通信技术打破了时空的界限，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文化产品的传播具有了高效方便和极易普及的特性。有人把网络文化称之为“快餐文化”，例如：一种文化现象、一个观点和一件大家感兴趣的事件，通过网络在一瞬间就可以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网络的这种灵活、快捷的技术支持，使得网络文化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
(3)共享和互动。网络文化的任何一种产品对于每一位网络行者来说都是可以尽情享用的，它没有供应的限制，也不受供应时间的限制，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读者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起翻阅同一本书的同一页。如果你喜欢，你还可以在论坛、聊天室、博客中写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供大家进行讨论。共享和互动是互联网的特色，因此互联网具有了无限的魅力和生机。
4．多元化。“虚拟文化是文化的多维选择的展示，其中既有变成了现实文化的可能性的选择，也有尚未变成现实文化的不可能的选择。虚拟世界可以兼容现实，把现实的可能性和非现实的可能性都融合在互联网上，这就导致了虚拟文化的丰富多彩”抛游走于现实和虚拟之间的网络行者们，借助于虚拟技术在网络中找到了尽情展示自己的舞台。在这里，避免雷同、张扬个性、发出自己的声音早已成为了一种时尚。在这样一个“蛙噪时代”，网络文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元的态势。
二、网络文化的后现代意蕴
1．网络文化的后现代性表征之一——狂欢
我们可以发现，网络文化的主要特征与上世纪6O年代米哈伊尔·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文化有许多奇妙的契合之处。“对话”、“众声喧哗”、“狂欢”、“未完成性”等巴赫金的理论术语极具后现代特色，而这些特色也正是网络文化的。
(1)狂欢文化的全民性、参与性。狂欢节是民间性的活动，“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说，它是全民。”这一特色也同样适合互联网。如前面所述，网络文化是平等参与的平民文化，只要你具备上网的硬件设施，你就可以参与其中。任何一个网络行者都可以通过在论坛中发帖和回帖，实现交流、沟通、表达和宣泄的目的。
(2)狂欢文化中的个体是平等的，权威性被消解。在狂欢节中，那些曾经决定和支配着日常生活的秩序、法令和限制统统失去了作用，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平民贵族之分。在网络中，每个主体之间也是平等的，处于边缘和弱势群体的人同样有说话的权利。正如《虚拟认识论》一书所写：“因特网的出现和发展，尤其是它的无中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削弱了传统社会的文化和信息垄断的局面，行政官员、精英人物都将与平民百姓在信息传播和接受加工的过程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3)狂欢文化的表现形态是多元的、自由的。巴赫金认为狂欢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是诙谐和笑，“她是狂欢的，狂喜的，同时也是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狂欢文化这种诙谐和笑与网络文化的潜意识是一致的，没有禁忌、没有限制、随心所欲，这正是网络行者们想要达到的境界，而这种追求也必然决定了网络文化形态的多元化、表达方式的自由化的后现代特性。网络上流行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悟空传》等文学作品都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色。如迈克尔海姆所说：“未来的网络空间可能不单单复制出传统信息的更有效的翻版。新的信息网络类似于现代的超级大都市……混乱的打斗和暗藏的小路到处都是，没有任何明显的中心。”
从网络文化与狂欢文化的比较可以看出，网络是滋生后现念的绝佳场所，它使人们可以自由地徜徉其间，多元、反传统、开放和自由的后现代特性在网络文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篇（4）
“在后现代主义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像片的出现，也可以称为形象”[1]后现代性的文化领域其典型特征就是伴随形象产生的。形象文化所制造的真实究竟意味了什么？形象文化不断膨胀究竟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形象文化是怎样使得我们在文化探索上一步步陷入了迷途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本文试图从形象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深刻变异来诠释形象文化的内在精神，引起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变异进行深层体察和深刻思考。
一.“他性”与“想象界”的消失
什么是他性呢？所谓“他性”指的是事物的外在性特征，事物对你来说是属于另外一个外部的现实的，和你没有直接的必然关系。美国著名学者杰姆逊认为电视的到来给信息带来了一个很奇怪的变化，那就是使得事物失去了“他性”。“同样的信息出现在电视机上的时候，便失去了他性，因为电视是你家庭的一部分……电视安放在你自己的起居室里，它加入了你的生活，它上面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属于你的。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它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2]当我们坐在家里观看着电视上的图像时候，这个过程从而把外部客观世界发生的事情转成为我们自己世界的一部分，通过电视我们可以使得外部事物内在化，甚至可以使得外部事物成为我们自身的经验，成为我们可以亲自体验的一部分。在不知不觉中，事物的“他性”也就丧失了。
“想象界”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将其作为一种感知形式，与现实事物发展联系的形式”[3]从印刷文化到形象文化，“想象界”与“实在界”的距离却在趋于消失，距离的消失也就是与对象融为一体，进入对象的存在结构。此时，异于这个对象的坐标体系被摧毁了”[4]在后现代文化中，复制技术的出现使得各种影像的生产早已经超过现实的边界，因为形象文化的逼真性，其和真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于是也就消失了。距离感的消失阻碍了我们发挥想象力，因为我们想象的空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形象的复制使得其与真实物质的原型分毫不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些大量复制的形象已经取代了现实本身，我们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借助想象力来还原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很早的时候就对此进行了思考，他说“复制技术使得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观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导致了传统的大崩溃”[5]我们的文化传统已经崩溃了，我们的文化再也没有现实感了。
二.非中心主体的零散化
后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没有现实感的荒诞时代了，后现代同时也是一个被“耗尽”的时代。杰姆逊指出“在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你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了的主体”[6]“事物发生了变化，我们都不再处于那样一个仍然存在着‘个人’的社会，我们都不再是个人了，而是里斯曼所谓的‘他人引导’的人群。”[7]形象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导致这种主体零散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形象文化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给受众提供暂时的感官刺激。耽于这种感官享受中，我们根本来不及也不需要思考。形象文化的行进节奏速度太快，成千上万的色彩斑斓的图片，从我们的眼睛前倏忽而过，我们的思维根本无法从形象文化上得到锻炼和提升，因此成为了里斯曼所言的被“他人引导”的人群，只能被引导的去相信这个信息，接受那个信息。我们在接受印刷文化时候，可以停下来去思考文本的意思。可是面对稍纵即逝的形象文化，我们无法停下来，必须舍弃思想才能跟上其节奏，舍弃了思想谈何思考呢，没有思考谈何有自己的存在呢。
我们在形象文化创造的奇幻虚无的瑰丽花园中漫无目的的遨游，终于忘却了自我的存在，失去了主体价值的意义。我们不再对现实世界做严肃的思考，不再对生命的形而上学发出叩问，我们悬置了对终极意义的追寻，最终搁浅了对理想价值的探索。我们被淹没在形象文化形形的图片中，我们的感官被形象文化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渲染严实的填充起来，不再思考，不能思维，缺少了基本的逻辑思维锻炼能力，没有任何反思和超越的空间和机会，我们怎么使自己统一起来？怎么能寻回自我的身份？又怎么去建构完整的世界和自我呢？
三.深度削平后的形象呈现
后现代主义的形象文化之所以会是造成中心主体的零散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缺乏深度，是一种平面性质的文化。现代主义本质主要是一种时间的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主要是一种空间的模式，所以从本质上说作为后现代主导文化的形象文化是一种平面性的空间美学，这一性质必然导致形象文化会削减掉时间的深度，文化因此失去了纵深层次感，演变成为一种自我封闭和自成体系的文本游戏。文化的精神失落了，最终只能以一种深度削平后的形象向大众呈现。
面对具体和直观的形象，我们的抽象思考和想象思维毫无疑问只能被中断和扰乱，对意义的领悟最终无奈也只能停留在浅显的图像表面上。在形象文化中，由于缺失了叙述，无疑也就失去了时间的线性结构。时间在形象中断裂开来，“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感觉已经崩溃了，新时间只集中在现实上，除了现实以为，什么也没有”[8]没有了线性的形态，于是文化只能分解为零散且不连续的形象，从而失去了其深度。形象文化“产生非连续性的时间意义，它是与传统的断裂”[9]在这种深度丧失的断裂中，现象与本质、能指和所指的、表层和深层、真实和非真实的对立都显得不再有意义。正如同海伯狄治所言；“形象之下或之后一无所有，因而没有什么要揭示的隐藏的真理。”[10]人们在一种缺乏时间、历史维度的形象文化中徘徊与滑落，彻底陷入到一种无意义的狂欢之中了。
四.本源丧失后“物”的世界
文化的物化是形象文化出现后带来的又一个重要变异。“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11]形象文化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它与工业生产和商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艺术迎合社会现存需求的程度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12]在这种情境下，文化最终失去了其本源的意义，失去了其主体的价值。形象文化的出现和普及让我们的文化彻底的“物化”了，我们的文化因此被深深的打上了商品的烙印，文化其所固有的神圣性丧失了，迅速陷入了审美的极端贫困状态。
商业原则渗透在形象文化中，“文化开始从膜拜走向展示、从仪式走向实用、从独特走向复制、从幽深走向亲近。”[13]当文化演变为形象，形象又附属了太多商品性质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完全的工具性世界了。在这个工具性世界里，我们不会去解读文化，不会去感受文化，而只能被动的去接受，去操作文化，因为我们的审美文化已经走向自我放逐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性质和目标皈依已经被成功的篡改。
消费社会的形象文化剥离了文化作为文化的深层意义，文化不再有深度，不再有历史，没有真理，也没有主体，一切的一切都在一个平面上。而形象文化大规模的复制使得本源都完全的丧失了，本源的丧失剥离了文化的同一性、整体性和中心性。我们被大量的没有原本的摹本所包围，成为了视觉文化中形象的俘虏。形象文化的非真实性使得其与现实的界限模糊，现实于是被隐退了，我们作为自我的主体于是也丧失了，世界最终成为了物质的世界。
五.结语
形象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化的思潮已经确确实实来临，我们已经进入了海德格尔所言的“世界图像时代。”形象文化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我们的文化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途中，这是我们无法回避也不能逃避的。我们应该如何挣脱出这个形象受到控制的超现实的世界？如何能逃脱出来重新拥有自我的主体而不成为形象的俘虏呢？我们还能重构文化的乌托邦信念吗？还能重塑指引我们真正通向理想、通向自由境界的文化范畴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还是让我们沉淀下心底的浮躁，按捺住心底的喧嚣，去静静的沉思，好好的思考，我们的文化怎样才能够重新担负起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董学文等编.《现代美学的新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英】迈克・费瑟斯通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 王柯平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5]南帆.《影像的魔力》【J】.书屋，2000.
篇（5）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1-0155-02
当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中万事万物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事物的关联性要么是在同一时空关系中，要么逾越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它们或是以形态，或是以色彩，或是以组织结构，或是以物质时间传承性等形式产生着关联。更有甚的是，不同领域、不同时空关系的文化中在其精神性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而这些关联性，在我们以往学习中往往被教条式的逻辑掩盖着。当我们用打破教条式的逻辑性思维方式思考这些处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类别，回到物质的精神层面去看其最真实的结构关系时，于是很容易发现它们其实有着本质的关联性或是趋同性。将日本“枯山水”园林景观中的精神性与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精神性置放一处。尽管日本“枯山水”园林景观出现和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提出相隔有几百年的时间。当抛开时间这一先后的逻辑关系，或是打破地域空间这一关系，回到它们的精神层面思考时，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在日本的“枯山水”园林中很早就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精神。笔者该文章的主体内容正是要探讨这两者是如何在精神性上产生联系的。
一、关于后现代主义
在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后，可得知后现代主义中的“后”并非是指时间或空间上的概念，其中的“后”指的是对现代主义的“批评”或是“反思”。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很多学者也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而是对现代主义所提的现代性的一种批判。美国著名哲学家曹天予教授在《科学与哲学的后现代主义》一书中认为后现代主义其实是一组文化现象，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指向，更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时期和一种类型的社会的现代性。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在《后现代主义状态》一书中也提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它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
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精神
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国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应该注备以下三个特点：“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后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造型十分的特别而具有美感，因为它更多的融入了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后现代主义精髓。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象征性与隐喻性充分体现了艺术性的核心所在。所以，当我们去了解一座建筑时，必须从他的历史文脉去发现，去体会他的象征性，从而才能真正地了解其中的隐喻内涵，实现它的审美功能。
1.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性。所谓象征性是指用具体事物表达某种抽象概念或某种情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表现方式。它通过某一具体的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和被象征物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表现。建筑师要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就应该了解熟悉“形”与“义”之间的转化途径与过程。使建筑的空间形式成为一种载体，表达一种意境的艺术价值，从而达到设计师与体验着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
2.后现代主义的隐喻性。卡西斯说：“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一世界的部分。它们是用不同的丝线，编织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的纠结之网。”而建筑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艺术品来看同样是一种符号工具，后现代主义利用一种符号，把建筑作为一种语言、一种修辞手法来喻示某种文化，达成建筑与人的心灵“对话”。
三、关于日本枯山水
公元13世纪，佛教传入日本，给日本的庭院设计带来了严谨的新思想。而建造园林大都是知识阶层的僧侣，他们被称为“立石僧”为体现他们的苦行以及淡泊的生活，通过塑造枯山水景观来表达佛教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真谛。佛教思想中的“凡人下，神佛上”的观念，对其园林艺术的营造手法也产生重要影响，浓缩自然，以小见大，从给渺小的事物以平衡之感。枯山水的出现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追求标准，从而在日本广为流传。
四、枯山水中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体现
1.枯山水的形成。禅宗传入日本后，为体现僧侣们的追求苦行、淡泊名利的生活状态，日本的庭院设计也开始体现出别于愉悦性庭院。转瞬即逝的开花植被很少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永不变色的常青树、苔藓、沙地、砾石和巨石。枯山水的样式，乃是先做出断崖、地势起伏等景致，在因顺其势，立石而成之。于无池无水之处摆设石组，名曰枯山水。
2.枯山水中的中国山水画。枯山水以独特的形式婉约呈现了一幅立体的中国山水画，中国水墨画传入日本以后对枯山水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山水画的表达方式其中一种被称为“咫尺千里”，是指在纸张中囊括千里景色。另一种被称为“残山剩水”，是在三维空间中追求二维效果。而枯山水其抽象、纯净的表达方式带给人无限的遐想，在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影响下，枯山水园艺文化开始出现，它以简单的意境展现出，无形之处得山水真趣，极耐人寻味。
3.枯山水的特征。枯山水的基本特征是抽象深邃、小巧精致、枯寂玄妙，是佛教园林化的体现，纯净、抽象。善于运用象征性与隐喻性来表达真实山水的含蓄之美。由于只保留真实山水的形式，从而拉大了与主体之间的时空距离。当人们置身于枯山水景观的时候，可以通过自身的感受进行想象，呈现在脑海中是一幅幅真实的山水景象。所以说，枯山水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同时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4.枯山水中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以其清纯自然风格闻名于世的枯山水文化，摒弃了人工斧凿的痕迹，注重朴实的自然景观，营造出了一个安静、脱俗的质朴境界。从中所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性和隐喻性的设计精髓，后现代主义的设计中所体现的隐喻性，可使我们对事物有一种新的看法。日本一直所崇尚的是自然的伟大与人的渺小，在庭院设计中通常人工痕迹不明显，这些设计手法与中国园林截然不同，不论是真山真水与枯山水之间真与假的质变，还是石庭到茶庭有与无的质变，这其中的不同转换是整个发展过程质变式的。在枯山水设计中，通常是用石藤等来描绘“浓缩的自然”，其本质还是体现自然的韵律为蓝本，所以说枯山水园林是天型的。而在后现代语境中，设计师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设计表现出一副正襟危坐、面无表情的冰冷面孔，而为了获得一种生动感。枯山水在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完美结合的同时又充分注重尺度与空间的关系，它虽营造真山真水的意境，却不用真山真水的质感，选取自然界特有的材料形成特有的园林风格。
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逻辑，回到它们最本质的精神层面思考，透过它们使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在枯山水庭院设计中的表现轮廓。日本枯山水的设计以场所的意义和情感体验为核心，所表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精神气质，它的存在满足了人们放松心情、陶冶心智的精神需求。人的精神自由和尊重这种自由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毫无列外。后现代主义中放松的、强调非理性作用的思想，而更如同有生命力的野草，虽杂乱丛生，却生机勃勃。指引了我们现代更多的设计走向不同的艺术方向，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中使得设计成为现实的可能。从而真正调动自己的创造潜力，在审美愉悦中创造美学奇迹。
参考文献：
[1]加]卡尔松.环境美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239.
[2]刘健强.新编日本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篇（6）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87-02
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有着极为庞大的体系，它出现于二战前后，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虽然，西方后现代文学中理论驳杂，但能够对女性诗歌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以下几个方面：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微观的政治欲望理论，以及法国思想家们为首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理论。在这些思想中，所谓解构主义，就是颠覆了传统的文学理论，以语言文字秩序作为发展筹码，着重于对现实中的所有二元对立理论提出批评。他认为先验的本源和意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幻想中的无限迂回可以算作存在，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认为：所谓真理，其实并非得到结果，本质和绝对无法共存，故而普遍主义是一种虚幻的思想。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世界只能在话语运动中无限分解、重复，这也与禅宗中所遵循的名言戏论可谓不谋而合。这样一种分解与重合的循环，就是德里达论述中“散播”的形成过程，他强调人应抗拒一些外界的强加束缚，从而生成一种多元性的存在。而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也为消除男女间的对立奠定了一部分思想基础。
一、德里达结构主义对女性诗歌发展的影响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认为，男女之间会出现对立现象其实是由于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这一地位形成的原因包含了多种方面，在等级中，传统思想会特意将男子置于等级中的优先地位，而将女性放在从属的劣等地位。而后现论则反对二元对立的观点，倡导一种相对平等的理论，这也就与女性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后现论对多元性、差异性和边缘性都有着着重的强调，这就同时也为长期被主流思想排斥在边缘的女性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想的思想和客观的声音。[1]同时，它的出现也为女性争取自身的话语权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故而，在德里达的理论进入我国之后，女性主义的思想也就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时也为当代女性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新的活力。
对我国现代文学而言，具有标志性的女性诗歌大多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如女诗人伊蕾的作品就是各种典型。她的作品《我是谁》《主体性》等代表篇章，就可以看作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实践性表述，从其描写的内容和方式来看，这些诗歌也就是对结构理论最完美的演绎。[2]
女性诗歌的成熟期大概定格于9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女性诗歌逐渐走出了以往的流俗影响，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启迪，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诗歌的创作主题由最初的意识觉醒慢慢转向为对性别意识的淡化和消融。在这个时期，女性诗歌创作不再一味地倡导性别意识的抗争，而是主张淡化性别意识，写作风格也由开始的激烈反抗慢慢地转向平和，她们试图于消解性别的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同时将其逐步转向为无性别的写作。[3]从最初翟永明在《女人组诗》中用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方式描写道：“今晚所有的光为你照亮/今晚你是一小块殖民地/久久停留/忧郁从你的身体内/渗出/带着细腻的水滴/”到90年代的女诗人张晔在著作中曾这样写道：“白昼和黑夜不过是一种秩序 / 形状不同，之间没有玻璃 / 世间的万事万物是一个整体 /创造的轮子是没有性别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生命痕辙。”这样的区别已明显说明了女性诗歌创作已经由最初的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写作进化到了模糊意识形态的写作，这样的一种做法不得不说是一种成熟和进步。同时，这也证明了女性意识在性别差异认同上的进化和成熟。[4]
二、躯体修辞学对女性诗歌发展的影响
除了德里达的理论，埃莱娜・西苏的躯体修辞学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她的理论，为女性写作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概述。在她的认知中，躯体是个人所特有的一种结构，也正是因为躯体的存在，个体才有了一个确凿的、可以为人所感知的实体。个体由人自身所创造，其认知感觉也应由个人独享。但是，如果个我的躯体进入了公共的领域，那么它就不再是个人的私有领地，而是变成了社会形象的一部分。此时，躯体将不再具有完整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由于自我意识从而架构出的人物，是女性在诗歌创作时需要注意的基础和根本，这也就是“躯体修辞学”所要强调的过程。埃莱娜的躯体修辞学实际上是强调：以自己作为创作的蓝本之一，以特定的主体进行写作，同时，使“独立自主”的个我得到展示的风采。所以，也正是由于躯体修辞学的创立，创作者也有了多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在当今社会中的女性写作，很大程度上都是遵循了躯体修辞学的表述，将躯体修辞学的理论在诗歌中得到了完美的实践。无论是伊蕾的“红玛瑙，在我的胸前/ 象一颗红豆成熟了/ 我的胸脯散发着树脂的芳香/ ”，抑或是翟永明的《女人组诗》，“月亮象一团光洁芬芳的肉体/酣睡/发出诱人的气息/”“怎样的喧嚣堆积我的身体”，其实质都是以自己为蓝本进行诗歌写作，即便在如今看来许多观点也显得颇为大胆，但这也确实是女性个人主义的写作方式在实践中的彻底流露，可以说，正是由于埃莱娜躯体修辞学的影响，才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创作的顶峰。
三、福柯的后现论的影响
对于后现论而言，福柯无疑是其中的代表者。他继承了后现论的反启蒙传统，否认平等、理性和解放之间具有平等的关系，他认为当今时代下知识形态和现代权力结构互为一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形态。同时，福柯对现性和知识形式进行了相当的反思和批评。他认为社会制度等表面上看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实际上却是历史社会建设的必然产物。
故而，福柯呼吁要解除文明于人类的枷锁，通过微观政治对社会化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应该脱去传统的尘封枷锁，创作出新的主题形式和新价值体系。正是由于福柯对传统的严重蔑视和批判，反而造成了其对传统话语的颠覆。正是由于其颠覆性，于是也为女性诗歌的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福柯身体政治的理论也为女性的身体写作提供了反叛的火种。于是，在福柯的影响下，女性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思潮，如唐亚平的《主妇》，其中就体现了对女性传统地位的不满和抗争，“我在家里出生入死，就该我绕着锅边转”此句，更是对女性传统身份的否决，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初步觉醒。
著名作家唐亚平曾经将女性身体的诗学以“怀腹诗学”作为概括，她在文中说“女性本来就是一种归宿”，她认为女性能够唤起诗学的存在感，语言和诗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诗学的世界。这也是明确的表述了身体和诗歌的关系，而这样的观点大体也可以是对八九十年代女性诗歌创作思想的一种总结和概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实践上，后现代文学理论对女性诗歌的创作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后现代的文学理论，直接促成了女性诗歌理论的发展和转型，同时也为她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性的基础。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学流派的出现和发展，更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女性意识所产生的直接的觉醒，并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体现。
四、总结
作为一种特定时代下的文学理论，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出现，对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性的作用。它的作用不仅仅只存在于理论的层面，更是对诗人的创作过程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这种文学理论引导文学实践的例子并不少见，诗人的写作总是以基础性的思想为根本，而正是由于某些无意识的思想基石，才使文学的创作焕发出无限的活力，也正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大范围的影响，才使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大范围的发展。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女性诗歌发展的辉煌时期。尤其是90年代，在无性别写作的发展下，女性写作也进步到了更辉煌的时代。如90年代的著名作家周瓒、宋东游、马兰等人，较之于80年代轰轰烈烈的强调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写作运动，90年代的女性写作无疑弱化了许多，但在思想上，90年代才是女性写作的真正成熟的时期，而它对社会、思想和女性意识所带来的冲击，哪怕时至今日，也依然得到了保持和发展.因此，西方后现代关于文化的理论思潮，给我国当代的女性在诗歌的创作上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彬.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思潮对我国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J].文艺争鸣，2013（03）：27-31.
篇（7）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92-02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篇（8）
寻求实证的家族历史充满了虚构的意味，发挥想象的个人体验不乏纪实性呈现，当代小说中出现的这种奇异景观，引发了读者的热议，即小说是纪实还是虚构的?这种追问，触及的是文学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值得深思。吴子林的博士论文《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则将视线投向了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拂去了这座文化之鼎上积下的尘埃，使其学理性熠熠生辉。
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特质，金圣叹提出“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分别来作阐释。在学术界一般都这样认为，“以文运事”就是历史的实录，“因文生事”就是小说的虚构。19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在西方的兴起，有关文化的问题的讨论迅速升温，但都一致认为，“虚构”以及与其意义相通的“隐喻”、“想象”、“叙述”、“修辞”等，被看做是文学的内在规定即“文学性”。弗雷泽的《金枝》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瑰丽的想象，在崇尚田野调查和实地考证的文化语境中，受尽了挞伐，人们说《金枝》除了那根“镀金的细枝条”外，其余的虚构成分毫无意义，弗雷泽也被讥讽为“书斋里的学者”、“坐在摇椅上的学者”。不难看出，学术界对于金圣叹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解释，依据的是西方关于文学特质的认识，显露出了与西方现代文论同辙的思维方式。
吴子林则返回中国传统文化语境进行探索，有了新的发现。在他看来，金圣叹将“已经发生的事”不过当做是历史写作的“文料”而已，还不足以构成历史，特别突出了历史和小说在文学意味上的一致性――“为文计，不为事计”，因此，将《史记》与《离骚》、《庄子》、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置。历史可以“张皇”、“隐括”、“轶去”、“附会”，不是简单记录发生了什么，不是中性的陈述，不是“纪实性创作”，那种“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并不存在。吴子林据此认为，金圣叹没有将虚构作为历史和小说的分水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史传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与中华民族热衷于通过追忆先人来感叹世道以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有关。充满虚构的神话、传说，并没有直接开启文学叙事的先河，而是汇入到史传的写作中，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涌动着飞腾的诗兴。比如，高祖和薄姬借说梦来的私房夜话，被司马迁记入《史记・外戚世家》当中，在钱钟书看来：“盖非记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自也。”“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可见，按照这种理解，“文化”一词释放出了主体的能量，主体的想象、体验等虚构成分也成为了文化的组成部分，打破了西方现代文论思维的定势，洋溢着中国文论话语自身生命的活力。
在西方后现代文论中，虚构超越了文学的边界，进入了文化研究的家园。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幡然醒悟：“弗雷泽伟大工作的贡献在于他以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将现代神话诗学的想象传达出来。”学术界对于弗雷泽前倨后恭的言论表明，虚构在文化中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席位。这种巨大的转折，并非个别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种整体性的观念转型。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一书中认为，文学想象是公正的公共话语和民主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同情他人与去除偏见的能力，进而探讨正义的新路径。在消费文化中，商品的价值不在于实用价值而在于形象价值，通过广告、促销活动与形形的媒体炒作，将虚构、隐喻、戏剧表演、浪漫抒情等文学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想象置于消费品之上。可以说，虚构从各路进发，悄悄占据了文化的制高点。
篇（9）
一、后现代语境
杰姆逊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时期，文化上以现实主义为典型特征；第二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文化上以现代主义为典型特征。第三阶段通常被称为后期资本主义或者称为媒介资本主义，文化上以后现代主义为典型特征。①这一时期，普遍认为是从二战后开始的。其大体的社会背景是西方国家政治危机相对缓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商品行为构成整个社会秩序运行的内在逻辑和规则，大众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迅速发展。
在今天看来，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不仅表现在各种哲学社会学著作中，而且也表现在各种大众传播和日常生活方式中，形成一种对于生活独特的体验方式、认知方式，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从而使今天“成为一个现代之后的时代”。
后现代文化是与当代社会高度的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联系在一起的。杰姆逊说过：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后现代主义却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②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到各种文化艺术的创作无不渗透着资本主义的逻辑。文化作为消费品从文化原有的神秘地势走了下来，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被打破，艺术品成为供大众消费的一种手段。商品的逻辑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将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不再用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或本杰明所谓的“韵味”等标准来评价和要求艺术作品，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些恰恰是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
后现代性文化是整个后现代文化的主体。后现代性文化的根本属性是一种以文化的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它以其娱乐性，可消费型来吸引受众，通过受众的间接购买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商品是一种简单化的、平面的、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不附带任何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品所具有的任何社会的和哲学的功用和价值，消费是其惟一目的。任何偏离消费这一目的的属性都会扩展这种消费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都会影响其商业价值的实现。因此，后现代性文化有时是反美学、反个性、反严肃的。
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利奥塔德说过，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现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等。它用价值颠倒、视点移位、规范瓦解、种类混淆等修辞手段来消解常规的秩序，进而表明自己的不确定性；它利用反讽、玩笑等手段打击世界的荒唐和虚伪，消解看似崇高其实可笑的价值系统，虽然后现代主义本身没有准备好取而代之的新的价值标准及其阐释系统。
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其实有时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往往互相渗透在一起。从外表看，后现代性对于文化深度的放弃源自于一种商业目的，而后现代主义出自于一种哲学动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崇高感、责任感的消解和背叛。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感情等在传统艺术中被认同的价值倾向性在后现代这里一文不值，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梦幻和文化游戏等一些虚无的东西。
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密不可分性在电影中表现的格外典型，作为商品和商业运作客体的电影一方面不再把过多的艺术责任加载在自己身上，另一方面，电影的创作主体的哲学理念特别是艺术哲学的理念决定了电影中对传统的消解或对既成秩序的颠覆和反叛的因素不断涌现。而这两方面又是互相认同、互不矛盾的，甚至奇妙地统一在一起，其契合点就是承载着创作主体艺术理念的电影产品成功地占领了市场。从第一个方面讲，创作者更多的开始放弃对于艺术救赎力量的追求，将艺术的美感更多的上升到形式审美的层面上；而与此同时，彻底的趣味主义降低为制造为更多受众接受的纯粹娱乐消遣电影所做的努力。于是前者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审美趋向，而后者便呈现为一种后现代性的消费趣味。电影学者崔子恩把前者称为电影之游戏主义，我们不妨把后者称为电影之游戏性。
二、电影的游戏性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电影开始从政治教化的套路中解放出来的那一刻起，中国电影开始轻装上阵；随着大量港台娱乐电影的入侵，20世纪80年代的国人开始学会享用娱乐电影所带来的乐趣，而一批电影创作者也开始意识到电影背后的工业背景，开始意识到电影商业运作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回报，于是中国以娱乐和纯粹消费为目的的电影应运而生。从最早的《古墓奇山》到第五代导演插手创作的《代号美洲豹》，到《大话西游》再到《三枪拍案惊奇》，中国电影的“思想包袱”越走越轻，到今天，人们已经不再希望从电影中辨别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不希望从电影中获得一种救赎和解脱，电影名正言顺地成为一种游戏。它消除了时间感，排除了历史意识，同时也割断了与世界的真实性联系，而成为一种自律的体系和自我封闭的游戏文本。
在这样一个视听化的游戏中，一切现实世界中的冲突和矛盾被转化为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具有先在的因果逻辑的戏剧性矛盾，使社会与历史的经验简化为冲突与解决冲突的戏剧性格局，并通过主人公来处理现实困境，为观众组织一种封闭在文本之内的幸福体验。在影片《少林足球》中，周星驰扮演的角色担当起拯救少林功夫和拯救中国足球的历史使命时，最具有视觉吸引力的中国功夫和足球运动早已经被先在地结合在一起，这两者结合的理由很简单――好玩。在影片的叙事中，主人公按照观众的观赏经验完成了从克服困难、组建球队、演练球技到最终战胜敌手的过程，最终观赏者在结尾获得了心理认同和压抑释放――观众对中国功夫的心理崇尚和对中国足球现实状况的不满。在两个小时的观赏时间里，观众在电脑特技编织出的视觉奇观面前获得了认同和释放。 可见，现代电影观众对电影的观看已经由一种仪式化的政治行为或文化行为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消费，类似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的满足行为，这种电影的游戏性体现在它的“游戏原理”之上。它和游戏、特别是电子游戏一样，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程序运转，看电影于是变成了玩电影。
三、电影之游戏主义
后现代文化是商品经济的直接产物，通过文化游戏来谋取暴利，而后现代主义文化则是对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和存在方式的话语表达。
中国电影一直高扬着“人文主义”的大旗，这面大旗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风雨飘摇，价值体系开始大幅度地移位，永恒的真理开始变的“暂时”。艺术家发现，所有对于世界及其秩序的认识和解释都是人为的，都是有某种先在的意识形态的动机的。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世界、一个本原的世界，而是一个进入主体的客体、一个完整世界的一部分；而即便是这一部分，也是“被我们符号化的，后知后觉的”③。
基于此，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电影，利用自身合法化的影像系统构建了与自身生存密不可分的社会和文化网的合法性的对抗。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顽主》，第一次对光怪陆离的现实作了玩世不恭的解释。影片中，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受众在对这些进行一种嘲讽的同时，对自身生存的状态也进行了反思，进而那种历史的神圣感随着哄然的笑声化为泡影、荡然无存。《三毛从军记》同样采用大量的反讽、戏拟、戏仿和元叙事等解构手法，对战争、英雄作了重新的解释，甚至对电影本身也作了重新解释，从而暴露了这些解释的非必然性和非真实性。
电影意识和理念中对深度和严肃的拆分直接导致了后现代电影中大量的对于叙事进行解构和重组的影片的出现，而这些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成了中国后现代主义电影的代名词，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国电影的解构更多的、更大程度上发生在电影本体的范围内，而不是电影的艺术或哲学层面上。很多艺术家追寻的是简单的或者说并没有太多内容的题旨和具有“色彩性”的艺术形式的结合。虽然并没有人过多指责这类影片的形式主义倾向，但是，几乎所有的评论家、能够顺利读解影片的精英观众群，甚至创作者本身都意识到这种电影的游戏主义倾向。娄烨的《苏州河》可以看做是这类电影的一个经典范本。《苏州河》的原始影像文本很简单，就是发生在一个为情而死的“美人鱼”与城市青年身上的爱情童话，这个悲剧被赋予的典型意义便是“执著于爱情”。娄烨为了把游戏玩下去，于是构建了一个与这个童话互为影射的新的线索，在这个新的线索中，仍然选用了美人鱼的扮演者担任现代版爱情故事的女主角，而男主角变成了一个手持摄像机的始终未露面的青年，他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故事赋予他的――他是一个专为别人摄影并以此为生的人，另一个任务是导演(在这个特殊的作品中，也可以成为隐含的叙事者)所赋予他的――影片所有的画外音全部出自他口，而影片所有的影像也来自“他”所“拍摄的素材”，他成了故事的见证人、影片的叙事者。女主角与其进行的交流全部是面对“他”所持的摄像机镜头，这样，观众被毫不商量地拉入了影片，当女主角将所有的怨言和责问抛向男主角时，银幕前的观众成了真正的“受审者”。后来构建的叙事线索似乎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它包含着凶杀案、绑架等所有都市片中经常能见到的元素，使影色的灰暗更加严重，于是童话的美在对比之下更是不言而喻。既然是游戏，就不能将两条线索简单地陈列在一起，对于两条线索的联系的表达，娄烨除了让一个演员担任两个角色外，还让童话中的男主角贯穿童话和现实之中，更让现实之中的角色见证甚至经历童话中人物的体验。
电影之游戏性与电影之游戏主义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本来它们都是在资本和商品驱动下的两驾马车，只不过一主一骈。“受到商品逻辑的支配，后现代文化为大众允诺了一种文化的解放，他兴高采烈地抛弃了由那些意义、信念、价值强加给人们的负重，用一种能够逃脱惩罚的游戏方式，清扫着文化垃圾的同时……为欢乐的平面提供了一种新的载体。”④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刻薄，也许并不适用于对许多优秀的后现代主义电影进行描述。电影之游戏主义对于“现代性”的解构、消解甚至否定必然会诞生出新的与“现代”互异的元素，而这种元素毫无疑问会融合到下一轮回的“现代性”回归的大潮中。
注释：
①②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
篇（10）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54-02
萨缪尔・贝克特是爱尔兰小说家，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等待戈多》奠定了贝克特在文坛上的大师级地位，也为他赢得了久远的声誉。《等待戈多》于1953年在巴黎]出时引起轰动，上]了三百多场，成为战后法国舞台上最叫座的一出戏。本文将从该剧中的不确定性及语言的支离破碎等两个方面着手，分析该剧是如何表达后现代社会中人类存在的荒诞，虚无，和无意义。
二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艺思潮之一。它是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和帝国主义晚期的产物。作为一种新世界的历史时期，一个新世界的思维范式，一种新风格，后现代主义孕育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七八十年代在欧美达到了巅峰。[1]
荒诞派戏剧是后现代文学流派中一个重要派别，这一戏剧流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产生于法国，随后流行于整个西方文艺界。荒诞派戏剧具有后现代文学的共有属性。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 “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和“不可化约”。荒诞派戏剧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加缪(Camus) ､萨特(Sartre) 和海德格尔(Heidegger) 的存在主义哲学。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Martin Esslin) 1960 年发表的论文和次年出版的专著均以“荒诞派戏剧”为题，从而在理论上为这一戏剧流派正式命名。他在贝克特､法国剧作家亚瑟・阿达莫夫和尤金・尤奈斯库的戏剧中找到了“荒诞”的本质:“终极的确定性”已经消亡，世界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地域，一个“梦境”。
三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以其“不可界定性”来自我界定的。鲍德里亚在谈到“不确定性”时指出:所谓不确定性，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指的是“不能预知的不确定性质”;其次是指“不能确定地实现，因而引起怀疑的那些事物”;再次是指“不可见的事物”;最后是指“个人所做出的不确定状态”。总之，“不确定性”本来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倒真正成为本社会中唯一最确定的事物。 ”不确定”也是《等待戈多》一大特点。
《等待戈多》剧情非常简单，第一幕开始时正值黄昏时分，在一条荒凉的乡间小路旁有一颗光秃秃的树，两个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正在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他们一边说着语无伦次的话语，一边做着机械无聊的动作。等了多时，戈多没有来，却来了陌生人波卓和他的仆人幸运儿。波卓在他们面前大吃大喝，大发议论，肆意嘲弄和折磨幸运儿，然后用绳子牵着幸运儿要到奴隶市场去卖掉。两个流浪汉又在继续等待，戈多还是没有来，但来了一个小男孩，他告诉他们说:戈多今天晚上不来了，明天晚上准来。此时，夜幕降临，第一幕结束。第二幕开始时是次日黄昏，场景与第一幕相同，只是光秃秃的树上多了四五片叶子，两个流浪汉在等着戈多的到来。他们等来的还是波卓和幸运儿，只是波卓变成了瞎子，幸运儿变成了哑巴。主仆两人走了以后，小男孩又来了，他告诉他们说:戈多今天晚上不来了，明天晚上准来。两个流浪汉扯下裤带子又打算上吊自杀，不料裤带子断了，自杀未成，他们呆呆地站着不动，全剧终止。
虽然名为《等待戈多》，但中心人物“戈多”始终没出现。剧中人物对戈多是否存在，是否会如约到来始终不确定，但戈多却是整出剧的中心，是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存在着的理由。Maria Minch Brewer指出:“在该剧中，贝克特设置的中心人物是戈多，因为戈多是占据了舞台上表]空间以外的所有位置。他在遥远的地方，通过他的主人般的，神灵般的话语控制着一切。”④同样，Yuan yuan在其评论文章中指出:“中心人物的消失(戈多的消失)，而不是舞台上人物(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的活动，构建了整出剧的中心。”因为存在的不确定性，戈多变得深不可测。对戈多的等待实际上就是对不确定的，难以捉摸的，消失的重要元素的表达和寻找，而这一重要元素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等待戈多的无意义。James L. Calderwood在文章“Ways of Waiting for Godot”中指出:“等待其实是一种无效的活动，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消亡。”
该剧中心人物戈多所代表的意义至今仍不确定。戈多到底是谁?西多评论家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戈多”(Godot)由上帝一词]变而来，暗指上帝;有人认为他象征着死亡;有人认为波卓就是戈多，各种解说不一而足。在一次采访中贝克特被问到“戈多”到底是谁，他坦言:“我要是知道，早就在戏里说出来了。”有的学者认为戈多是一种象征，是“虚无”，“死亡”是被追求的超验，是现世以外的东西。“戈多”所代表的意义的不确定性，也是该剧拥有持久魅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
后现代艺术所追求的反形式的艺术创造活动，是一种无规则，无主体和无目的的游戏活动，是为了创建人类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崭新的艺术。后现代文化的游戏性质又可以集中地体现在后现代社会条件下的语言游戏和符号游戏。“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 的概念由维特根斯坦首先提出。他认为语言与游戏一样没有本质，它虽有规则，但不完全受规则限制。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游戏”打破了传统的人的主体地位，变得支离破碎的语言揭示了程式化语言的空洞，因此这种语言并不能表现生活的真实性，而退化成了人类交际的标记和意义与感情的面具。
在《等待戈多》中，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的对话杂乱无章，虽然他们在对话，但对话的内容却是各说各的，毫无相关性;语言对他们而言已不具有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功能，而只是消磨时间的工具。
剧中最著名的是幸运儿那段没有标点和停顿的独白:
如彭奇和瓦特曼的公共事业所证实的那样有一个胡子雪雪白的上帝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确确实实存在他在神圣的冷漠神圣的疯狂神圣的喑哑的高处深深地爱着我们除了少数的例外不知什么原因但时间将会揭示他像神圣的密兰达一样和人们一起忍受着痛苦这班人不知什么原因但时间将会揭示生活在痛苦中生活在烈火中--[2]
荒诞派戏剧突破了传统语言的陈调滥调，强调语言无意义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戏剧大胆地张扬语言的游戏性质，语言的支离破碎使得语言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功能。
五
可以说《等待戈多》这出两幕剧是两位主人公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生活的一个缩影。他们可能一直在等待戈多的到来，今后或许还将继续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无望地等待。这种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因为没人知道戈多是谁。这里的“等待”在法语里是现在进行时，所以它不是本义上的等待，而是一种生存状态，意味着人类永远在等待，却不知道到底在等待什么，而且永远不可能等来什么。戈多的不确定性，剧中人物语言的支离破碎更加深化了人类存在的荒诞，虚无和无意义这一主题。
篇（11）
文艺复兴时期天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自诞生以来，历经几个世纪，其魅力在艺术界仍然焕发着耀眼的光芒。文学版、剧场版、电影版，各式各样的版本纷至沓来，为这部名剧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艺术空间。本文试图在多个层面比较《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罗》）（1998年电影版后现代激情篇）与莎翁文学原著的异同。
一、对传统的继承——与原文本的契合
首先，电影版剧情基本上都是按照文学原著改编的，讲的是在意大利的城市维洛那有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对立的家族，常常发生流血事件，但由于上帝的安排，蒙太古之子罗密欧与凯普莱特之女朱丽叶在晚会上竟然一见钟情，而后私订终身。可惜命运无情，家族仇恨以及一系列的误会导致一对有情人终于在悲痛中死在了一起。由于电影本身的性质，它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现实场景和声色效果，而且好莱坞的影片大部分都是讲求大手笔、大规模化制作。其次，罗密欧与朱丽叶相见是偶然：为凯普莱特家族举办的舞会通知贵宾的仆人竟不认识通知单上的名字，罗密欧为他念诵时知道了这一消息，为了见到自己迷恋的美人罗瑟琳，罗密欧才决定冒险参加舞会，不想却见到了娇美、清纯的朱丽叶，两人一见钟情，成为悲剧的起因。提尔伯特怀疑罗密欧的身份，想要挑起一场争斗，但是朱丽叶的父亲很好客，阻止了他。再次，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无视于家族的仇怨，他们轻蔑地觉得，妨碍他们结合的只是枉具虚名的姓氏。朱丽叶曾说： “名字有什么？ 我们叫玫瑰的那种花换成别的名字还不是一样芬芳。罗密欧要是不叫罗密欧，同样会那么可爱完美，这本来和名字没有关系。”罗密欧对于姓氏的态度更为激烈、率直：“你只要把我叫，我就重新受洗，重新命名，从今以后，永远不再叫罗密欧。”这段经典对白在电影中也有完整地提及。此外，罗密欧失手杀死朱丽叶的表兄提尔伯特也是偶然：罗密欧的好友茂丘西奥和提尔伯特口角，罗密欧劝阻，招致提尔伯特的咒骂和挑衅，罗密欧一再退让，激怒的茂丘西奥和提尔伯特拔剑相击，被提尔伯特刺死。悲愤的罗密欧冲上拼击，杀死了提尔伯特，于是被大公判决逐出维洛那城，成为悲剧情节发展的关键性的动因。另外，罗密欧最后服毒还是偶然，劳伦斯神父设计朱丽叶服药昏睡假死，然后送信通知流放的罗密欧，使两人一起远走他乡。但信未送到罗密欧先得到了朱丽叶死的传闻，遂秘密潜回维洛那，劳伦斯神父得知消息后，匆忙赶往墓地，而罗密欧已经进了墓穴，服毒死在即将苏醒的朱丽叶身边，这一切成为导致悲剧性结局的最后的直接原因。
二、后现代电影对原著的改编——经典与当代大众文化的融合电影版《罗》更注重了夸张手法的运用，使这部以悲剧收场的爱情剧增添了几分活泼调皮的色彩，因而也使作品更能引人入胜！如开场中蒙太古与凯普莱特家人之间的冲突，在电影版中得到大肆渲染，双方的激烈枪战将两家的仇恨凸显得淋漓尽致，凯普莱特夫人、奶妈与朱丽叶三人的出场更是夸张搞笑，凯普莱特夫人与奶妈跑上跑下夸张地大声呼喊着朱丽叶，似乎整个地球都回荡着她们的声音，而可爱美丽的朱丽叶却还在泳池里好不自在地游泳，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慌慌张张的凯普莱特夫人面前，整个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宴会中茂丘西奥穿着女式服装的大胆表演更是现代生活的一个特色。电影版除了语言，动作，还运用了其他更多的表现手法，使故事情节更加生动、饱满，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相识，一个在鱼箱的这边，一个在鱼箱的另一边，在欣赏美丽画面的时刻眼睛与眼睛、脸庞与脸庞相遇了。这一幕充满着传奇浪漫色彩，而原创中二人的相遇则要直白多了。另外，罗密欧杀死提尔伯特的一幕也比原创要曲折和富有感染力。茂丘西奥因罗密欧而死亡使罗密欧痛苦至极，在近乎丧失理智的情况下将提尔伯特射死。整个过程的表演比原创更加摄人心魄。虽然电影版从表现技巧以及画面效果、视觉效果上胜于原创，但还是不及原创的唯美色彩。电影版给人生活化的感觉稍强，而原创的表现手法及无处不在的诗一般的优美语言使人感觉置身世外，唯美主义色彩更浓，在原创中不仅是主角语言优美，就连配角的语言也辞藻华丽，如开场中蒙太古担心罗密欧所说的一段话：“好多天的早上曾经有人在那边看见过他，用眼泪洒为清晨的露水，用长叹嘘成天空的云雾……”此外，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原著内容的时空位移，在影片开始，致辞者换成了新闻播音员，亲王换成了警长，长剑换成了手枪，古典乐换成了爵士乐和迪斯科，马车换成了轿车。电影在原作的框架内尽可能多地融入了现代的因素，所以在为我们熟悉的同时，总是时刻给人一种错位的感觉。再次，在影片中重点描述的有几个地方，在维洛那广场的械斗，凯普莱特家的晚会，朱丽叶窗台下的花园，凯普莱特家的墓地。此外，在凯普莱特家的花园里，限于电影本身特点，它简单的动作台词显然不能让人体会到原作中那种种美妙的比喻以及婉转缠绵的思绪：“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只有你的名字才是我的仇敌；……啊！换一个姓名吧！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电影中的激情成分是足够了，两个人在泳池中卿卿我我，互诉衷肠，还不时来个双人花样泳，但是原作的韵味却体现不出来了。另外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就是在墓地的时候，在电影中换成了罗密欧在警察围追堵截中奔进了教堂。原作中罗密欧是要与帕里斯决斗的，并且把帕里斯杀了，为的是表现帕里斯其实是很爱朱丽叶的，而罗密欧的爱也是炽热盲目的，这样才符合莎翁对于人物的形象塑造，但在电影中删去了这个情节。此外，罗密欧直奔教堂后，对着心爱的人就喝下了毒药，而朱丽叶刚好在此刻醒来，这也是一处不同。还有就是原作中朱丽叶是对着劳伦斯神父和仆人自杀的，而电影却没有。这两处都有利于电影进行唯美主义的构图，塑造突出他们两人的生离死别，但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并非如此简单，它抽象化的本质甚至可以代表整个人流的内心世界，而电影版显然为了主题的单一，把原作形式化了，浓缩成为一个现代版的美国爱情故事，一个身在现代社会而理想却在古典时期的浪漫悲剧。在创造了巨大的商业震撼力的同时，却显得肤浅了。
三、电影改编背后的后现代文化逻辑——误读与“历史感的消失”“误读”用哈罗德·布鲁姆德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偏离”[1]，在他看来：“文艺复兴以来，作为西方诗歌主要传统的富有成效的诗歌影响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焦虑、自救漫画式的历史，是歪曲的历史，反常的和随心所欲刻意去修正的历史，没有它，现代诗歌就根本不可能存在。”[2]《罗》的电影版通过背景和时空的改变——维罗纳的街头械斗被放置到了背景风起云涌充满悲彩的维罗纳海滩，戏中世仇根深蒂固，两家年青一代的激烈冲突完全是在枪战和车逐中展开，这是现代人运用莎士比亚式的瑰丽想象的一个典型情景，因此它成为后现代版的莎士比亚经典戏剧阐释。值得注意的是，改版电影虽然在人物的衣着装束和使用的角斗的武器方面、场景的设置、音乐背景的烘托等方面完全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表现为电影艺术的拼接，激烈的枪战和汽车追逐的场景，但是如前所述莎士比亚戏剧原作中的经典戏剧情景和戏剧独白和对白，基本保持不变，这一方面表现了电影再创作对于原作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该剧戏剧魅力使然。作为电影艺术当然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再度创作的空间，这无疑也是对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当代阐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电影版《罗》具有现代流行动作片特色的打斗和枪战镜头完全颠覆了观众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浪漫爱情悲剧的期待。作为后现代艺术的电影艺术使得莎士比亚戏剧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走入了后现代审美视域，表现为一种深刻的本体不确定性，如电影开头直升机代表的当代警察文化，两大家族年轻家奴之间的械斗明显具有现代帮派火拼的色彩而非古老家族之间的世仇，代表当代社会文明的汽车、手枪等道具的频繁使用表现出反精英主义倾向。后现代作为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逻辑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历史感的消失”，电影版《罗》的最大特色就是把莎士比亚原作的16世纪历史背景推进到20世纪，这样一个凄美古老的故事就后现代化了，“后现代文化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这种‘无深度感’……能在当前社会以‘形象’及 ‘模拟体’为主导的新文化形式中经验到……”[3]433詹明信认为：“后现代文化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情感状态——我称之为情感的‘强度’，我认为可以追溯到‘崇高’的美学观”[3]443。电影版除了语言、动作，还运用了其他更多的表现手法，使故事情节更加生动、饱满，加重浪漫主义的“强度”，如罗密欧杀死提尔伯特的一幕也比原创要曲折和富有感染力。茂丘西奥因罗密欧而死亡使罗密欧痛苦至极，在近乎丧失理智的情况下将提尔伯特射死。整个过程的表演比原创更加摄人心魄。
四、结语
总之，无论是原创还是电影版，总是令人百读不厌，百看不烦。即使存在一些外在的差别，但它们拥有着共同的灵魂，即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引着人类向往的浪漫爱情而显得格外凄美，也表达出人们对和平的期盼，而仇恨的火焰只会让人们付出惨痛的代价！运用后现代拍摄手法的电影版《罗》对原著的改编体现了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所谓的“互文性”，即“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之间的互换”[4]450。笔者认为，原剧诸多层面与原作相比发生了“位移”，是一种基于原作的“偏离”，是“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的转移”[4]450。历史与当下在“继承”和“误读”中冲突和融合，呈现为银幕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注：文中原剧引文翻译皆出自《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卷》（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参考文献]
[1] Bloom Harold.A Map of Misreading[M].New York：Oxford UP，1975：93.
[2]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 [M].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