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马克思基本原理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理论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即基本原理、发展史、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五个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对加强学科建设,开展科研和教学以及人才培养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关于五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学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为“圆式”理论,以三个放射状圆圈来表述学科间的相互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因无法纳入圆圈中而被视为上述各学科的应用(见图1);另一种为“分式”理论,即视基本原理、发展史、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为基础学科,而思想政治教育为应用学科。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对厘清五个二级学科的关系有所裨益,但都存在偏颇:第一种意见既不能反映五个二级学科的全貌,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就无法纳入圆圈之中,同时也不应机械生硬地套用圆圈来表述,因为四者的关系根本就不是大小圆圈的关系;第二种意见的不足就更为明显,因为这五个二级学科既具有基础理论性,又具有实际应用性。笔者主张“轮式”理论,即本身位于中心,基本原理学科是从理论、现实、横向或共时态角度来研究,发展史学科是从实践、历史、纵向或历时态角度来研究,前者是静态研究,后者是动态研究;而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①、思想政治教育(又称的思想政治教育)三个学科,都是围绕纵横两条线展开环形运动的解读、研究和运用,如图2所示。
(1)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本身,位于“轮式”理论的中心位置,是马克思恩格斯以自身的理论修养和亲身参加社会革命实践为基础,从所处的时代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充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原汁原味的。
(2)基本原理和发展史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来解读。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原着读得还很少,尤其是受语言的限制,对原文着作接触得就更少了。因此说,对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研究,都只能说是“走近马克思”,距离“走进马克思”还很远,但“走进马克思”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两者之间是一个逐渐从前者到后者的关系问题。
(3)“走近马克思”涉及对解读的客观性原则问题。从对象的实际出发把握对象,以主客观相符合满足认识的真理性,这既是
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也是人们进行事实认知的客观性原则。在解读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或者借用释义学术语说。解读者应该坚持从本义出发解读文本。
一部文学作品、一幅画、一件雕塑艺术品、一种科学理论,都凝聚着某种思想,蕴含着一定的意义,而这些又体现了某个精神主体的理念和愿望,这就是决定作品面貌的作者意图。泛泛而论,作者意图属于主观性的东西,然而它一旦物化为客体,就以精神客体的身份,带着客体性的标记与解读主体一同步人解读的过程之中。因此,所谓解读者能否从客体出发解读客体,就突出表现为能否按作者意图解读作品。进一步说,是否承认作者意图的确定性,这是能否满足解读客观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关于作者意图的确定性问题,西方释义学有客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两种理论。前者突出强调作者意图的客体含义,认为作者意欲表达的含义是自我统一的和明确的,一部作品的重要性可以随时问和前后解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作品隐含的意思是不变的。后者否认作者意图对客体的决定作用,认为它是外在于客体的东西,与客体含义不具有同一关系。作品的意义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永远从属于一次次发展变化着的现实,所以客体的含义是不确定的和可塑的。对这两种观点,不能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过,就提出了理解的客观依据和标准、指出离开作者意图任意处置客体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错误这一点而言,客观主义的解读前提无疑是正确的。前提正确不能说明一切,正如霍埃所说,客观主义与客观性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客观主义将释义的客观性等同于作者意图和客体含义的固定不变性,这确有形而上学之嫌。事实表明,作者在制作作品过程中改变初衷是常有的事。当一个作家发现其作品与他本意相左时,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他人将其对某一作品的解读当做是作者的本意而产生的误解,由于这种误解恰巧代表着对该作品普遍满意的看法,这就使得作者完全可能采取默认态度,允许违背作品原意的解读成立甚至认同;二是他人对作品的解读包含着对作者意图的干预,如作者确认其高明,亦可能通过修改作品来改变最初的意图。
基本原理学科是理论一级学科的核心,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自2005年12月该学科正式设立以来,国内一大批该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集大成者,当首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编写的《基本原理研究报告2006-2009》(以下简称《报告》)。
作为首批被授予基本原理国家重点学科的院校,南京政治学院从学科建设的长远角度出发,组织该院从事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力量,梳理近年来基本原理领域研究的成果和动态,历时十个月编写了该《报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报告》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基本原理新时期研究成果集成,填补了新时期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可以预见:它的出版势必对我国深化基本原理研究起到一定的启迪和推动作用。对推进理论创新和发展,推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势必产生深远影响。
《报告》脉络清晰、内容详实、分析透彻,集全面性、前瞻性、可读性于一体。既可以作为相关领域学习的读本,又可以作为研究的参考书和工具书。归纳起来,《报告》“新”、“全”、“实”特点尤为突出。
一. 新——《报告》是新的理论视角下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
《报告》是国内第一本基本原理研究报告,是该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它从“整体性”地理解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出发,在分析整理该学科领域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准确详实地反映了06-09年间国内学术界研究的新动态、新成果。
尤其令人觉得耳目一新的是,该书专门就当前理论应用和研究中新出现的热点问题,辟出“热点问题综述”部分,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新时期学界对于“”与‘普世价值’”、“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等热点、焦点问题的探讨。视角新颖,极具启迪价值。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报告》的作者们让基本原理学科走出了书斋、走出了课堂,将基本原理运用到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中去,对于新时期准确理解基本原理有很多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值得关注或研究者认真阅读。
二. 全——《报告》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原理研究的整体情况
《报告》从“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出发,全方位地介绍了新时期基本原理研究的情况,涵盖了该学科领域的各个主要方面。既体现了一种全面系统的理论视角,又具备了一套全面系统的内容体系,实现了思想和内容的统一。如《报告》特意设置了“国内学术动态评介”“研究资料索引”两部分的内容,对06至09年间新出版著作、论文及学术研讨会交流课题等进行了全面介绍,为读者进一步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全面的资料。
三. 实——《报告》体现了实事求是和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
南京政治学院的理论教员群体是一个严谨的学术群体,曾经作为全国理论战线的先进典型被中央和地方媒体广泛报道。这次《报告》的编写出版,是南京政治学院理论教员在学科建设领域的新探索。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 “劳动”这个人类本质活动基础上的价值论研究的结果,是在科学区分和严格地定义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和价值形式、价值和价格、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价值决定和价值分配等诸对范畴基础上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的有机统一的宏大理论体系。然而,自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以来,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所有这些,与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中央也曾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的任务,问题的提出是有针讨性的。
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含义
1.1价值决定。商品的价值有质和量两个方面,价值的质(即价值实体)是由人们生产商品时简单的体力劳动决定的,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体力劳动。这种劳动又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只是劳动的量即抽象劳动,而不是劳动的质即具体劳动。价值的量(即价值大小)是由体现在商品中抽象劳动量决定的,劳动量的多少和大小则是以劳动时间来计算的。但是,商品的价值量并不决定于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考察商品的价值量时,还必须了解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并把各种劳动转化为平均的或简单的劳动,作为测量价值量的统一尺度。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简单体力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1.2价值本质。商品的价值既然决定于人们生产商品时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而生产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又是可以互相比较的,这就决定了劳动量相等的商品之间可以相互交换,而商品与商品之间交换实际上就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价值并非商品的自然属性,而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比较劳动和交换劳动的经济或生产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1.3价值形式。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与其他商品交换时才能体现出来。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称之为交换价值,即价值形式。价值形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后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以货币来表现。以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就是商品的价格。
1.4价值实现。商品的价值不仅必须以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一定要卖出去以后才能够实现;商品价值实现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即等量价值与等量价值的交换,这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但是,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价值规律总是在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形式下发生作用的。
1.5价值转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但剩余价值却以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资本家的竞争,资本主义利润转化成了平均利润,于是,商品的价值:c+v+m转化成了商品的生产价格:成本(c+v)十平均利润。这时,商品的价格不再围绕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而是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了。
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意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在于解释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在于说明社会的一切财富来源于劳动和劳动者,一切价值的来源在于劳动,就是资本也是来源于劳动,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也是一种价值形式,这一点,对劳动者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就完全说明了资本家对工人关系。虽然马克思论述资本家(企业主)在生产中的作用,但这种论述总的来讲是强调剥削、强调企业主对工人劳动的监督,对企业主在管理中作用强调不够。这一点是同当时的马克思立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残酷剥削相连的,不应苛求马克思。但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该有所发展。
此外,按马克思的说法,除劳动之外,一切其他生产要素只是生产的前提条件,只转移价值,并不形成价值,只有劳动才形成价值;如果从全面的立场看,这一点马克思也有偏差,似乎是“唯劳动论”。无论如何,从现代生产、市场,倒可生产要素在形成价值的过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任何一种要素,价值就不能形成,这些都是客观的,只要市场存在,就是这样的逻辑,否则市场经济就不能存在,现实的生产不能左行。
3.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邹寸创造价值的劳动主要是直接生产过程的体力劳动,资本家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是产业工人的剩余劳动。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技术、信息的发展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不同于工业经济的时代一一知识经济时代已悄然而来。
所谓知识经济时代,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The Knowledge Economy)通俗地说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Knowledge-based Economy)。所述的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技术、管理及行为科学知识。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虽然也离不开知识,但总的说来,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即以物质为基础。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技发展引起了生产力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生产具有大型化、智能化、网络化、全球化的特点。与此同时,生产劳动的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技进步、经营管理、信息咨询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脑力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都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所能够论及的范围。
3.1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现代的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其中,科技不仅作用于生产,而且涌现出大量的高科技产 业;管理不仅有企业的微观经济管理,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而且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业管理或中介组织管理;服务不仅有为生活提供的服务,而且越来越多地为生产提供服务。劳动形态的变化导致财富的构成也发生重大转移:价值构成的主体已经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知识经济时代一大批智能型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管理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在价值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服务劳动不仅构成了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积聚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业创造的价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60%-70%,服务业的劳动人口占就业人口的70%以上。劳动形态和财富构成的重大变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劳动的内涵是什么?活劳动作为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有了新的变化?劳动的形态和财富的构成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一种劳动创造的价值最大?如何增加国家的财富?
3.2企业高度自动化带来的劳动减少和价值迅速增加的问题。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智能化、自动化的发展,社会生产呈现出无人化的趋势,“无人工厂”、“无人商店”成为知识经济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工人人数大大减少,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大批工人脱离生产过程,而利润却成倍增长。一些未来学家预测随着生产的自动化,管理的科学化,通讯的网络化,在不久的将来,自动化机器体系就能完全取代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乌尔里希·贝克指出:职业劳动总量在急剧减少,我们正在快步跑向一个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而且在世界上所有后工业国家都是如此。然而,劳动的减少却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剩余价值大大增加。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准一源泉是工人的活劳动,劳动增加,价值就增加,劳动减少,价值就降低。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就业人数呈下降趋势,工人的工作时间也不断缩短,而利润和剩余价值却越来越大,剩余价值率越来越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这个问题上显然难以自圆其说。这是否意味着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增大了的价值源泉不再是劳动?这无疑是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
3.3无形资产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问题。知识经济以知识、信息等智力成果为基础构成的无形资产投人为主,企业的真正价值更多地取决于公司雇员头脑里和数据库里的主意、见解和信息,以及其控制的专利,而不是取决于公司拥有的卡车、流水线和其他有形资产。当然知识经济也需要资金投人,但是对于高技术产业甚至是风险资金投人,如果没有更多的信息、知识、智力的投人,它就不是高技术产业。据统计,美国有些企业的无形资产比例高达60%,知识投人超过了物质投人,企业经济活动的非物质化日益明显,知识在生产中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无形资产的升值也将带来社会价值的变化,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更高报酬,知识强国的产出增加。直接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来分析解答“知识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较,哪一个创造的价值量更大”的问题时,也会得出自相矛盾的两个结论。 4.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遭到挑战、陷入困境,这是勿庸置疑的社会现实,其原因既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方面的,也有时展方面的。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知识经济时代之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从一般意义上看,解决这一矛盾有两种基本思路可供选择:一是改变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使之适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二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使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前者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削足适履”之举;后者才是唯一可行之路。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时代的产物,具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内容上的不足之处,它们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是潜在地、隐性地存在着的,因而并不影响整个科学理论对时代特征的反映,甚至还会有利于整个科学理论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将会逐渐显现出来进而成为一种现实的、显性的存在,此时若不克服之,那么将会使整个科学理论难以适应新时代的经济社会之现实,在直接运用这一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来解释新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时,就会出现难以自圆其说和自相矛盾的现象,导致整个科学理论在新时代陷人困境。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克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的局限性和补充其内容上的不足,使之发展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新理论形态,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科学理论之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时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具有的“与时俱进”品格的具体体现。
然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走出困境的出路何在,或者说,如何才能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走出困境?如何才能永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科学理论所应有的生命力?如何才能克服其历史局限性和补充其内容上的不足?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对此,笔者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走出困境之出路的基本路径应当包括以下几道程序:
4.1寻找并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走出困境的突破口。由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陷人困境的具体表现,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知识经济时代之经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走出困境的这一突破口,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之社会现实的矛盾问题,突出地表现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所遇到的不能正面解答的各种现实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释时难以自圆其说和自相矛盾的问题。换言之,如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时能够作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没有遇到“自相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的现实问题,那么也就不存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陷人困境的问题了。
4.2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则,以积极的态度紧紧围绕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实问题,考察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在内容上的不足之处,找准其“症结”之所在。因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的矛盾问题,只是现象层面上的问题,因此还必须透过现象找到产生这一矛盾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这是解决这一矛盾问题进而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走出困境的关键,因为只有通过考察分析与这一矛盾问题相关联的各种经济现象,才能寻找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陷人困境的原因,才能做到“对症下药”。那么,其“症结”是什么呢?概括地讲,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在内容上的不足之处,它的产生既有时展原因,又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的原因。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战争和革命”是世界主题,工业经济是其主要经济形式,科技与经济相分离是其突出特征,“简单性”科学认知图式和研究方法是其科学背景。这是“症结”产生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在创立劳动价值论时,进行了如下的科学抽象和科学处理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将复杂劳动如以脑力付出为主的科技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来处理。为了突出重点和抓主要矛盾,将价值的生产仅仅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而“忽视”了“精神生产领域”特别是“科技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为了当时革命的需要,将从事以体力劳动付出为主的工人阶级作为价值创造的主体,而将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放在价值创造的“次要”位置上。由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主要考察物质生产部门的以体力付出为主的简单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而没有系统具体地研究“精神生产领域”特别是“科技生产领域”的以脑力付出为主的劳动一一科学技术、管理与价值的关系。这便是“症结”及其产生的原因之所在。
4.3在找准“症结”的基础上,要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时代走出困境,还必须解决如何“对症下药”的问题。要做到“对症下药”,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1、要明确其“症结”产生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从马克思所处的时展到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科技与经济、科技知识的生产与经济活动已经达到了一体化的紧密程度,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并得到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已经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现代科技尤其是高新科技的产业化形成了大量的科技知识密集型的高新科技产业。只有明确时代背景的深刻变化,才能为“对症下药提供现实的基础。2、要研究“对症下药”的操作之法。在上述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应当将马克思在当时“简化掉”的、“忽略掉”的、“被放在次要位置上”的因素凸现出来,考察它们与价值创造的关系。概言之,就是要将价值的生产从“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精神生产领域”特别是“科技生产领域”,将价值创造的主体从在企业现场进行生产劳动的“狭义的工人阶级”,扩展到包括不一定在企业现场操作的科技人员在内的“广义的工人阶级”,将以复杂的脑力付出为主的科技劳动凸现出来,考察它与价值创造的关系等。
作者:薛景元
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主观思想状态不无意义。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我们还是引用恩格斯所举的、在民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继承权为例来说明民法与经济的关系。他说:“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由上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与经济的关系,是由静态关系到动态关系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某些机械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的认识,某些割裂民法与经济的联系,或者颠倒二者的关系,把法看成独立的内在之物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因此,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和法律(尾法当然占重要地位)、法律和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法律的发展除了与经济和其他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外,还必须保持自身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已深入分析过,前已提及。所以,我们在弄清这些关系之后,也同时要看到民法的外部关系和作用,要研究民法自身运动的规律,兼及这些与外部的相互关系,才能对其本质与作用有较全面的认识。
一百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从法的一般理论到民法理论,作出如上述的精辟论断,至今读起来犹觉获益非浅。究其原因,是他们并不仅就法律现象作出某种解释,而是对其本质和作用进行深入而透彻的考察和研究,找到了物质生活关系这一深刻的根源,又进一步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从而能够系统而全面地给出法科学和民法科学的基本原理。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国际社会已非百年前可比,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状况也大大变化,法科学包括民法科学也有所发展;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揭示了民法的本质和作用;所以在当今时代用以考察和研究民法问题仍不失为有力的工具。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形的法学理论和学说都没能完满解释法的本质和作用,当然也没法对民法间题作出任何说明。诸如社会学法学派强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然而并没能从根本上说明法与社会生活的深刻联系和相互影响,表面的、片断的理解最终要导致不正确的结论。至于象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继承黑格尔关于法是文明现象的观点,提出法律准则是根据不同时间、地点的文明条件确定的;心理法学派将法的基础最终归结为心理因素,则是走得更远了。古典自然法学派从人的理性、人性、人的权利去强调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等等,则纯粹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教,披上“学说”外衣而已。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就民法理论写过著作,上述基本原理大都散见于一些论文中,但是,并不失其理论的完整性。如果对之进行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这些基本原理豁然可见。本文仅作些初步探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的本质和作用等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人们对传统民法的认识停留在固定的观念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罗马法的评价着重在它促进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的立法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一般到特殊、从共性到个性对民法的把握成功地起到发展生产的作用,这丝毫不意味着主张墨守成规,这和人文主义法学派认为罗马法的人类法律的基本渊源毫无共同之处。我国近十年民法理论研究较为活跃,注意到了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但也受到某些机械观念的影响。民法理论并不限于经典作家对民法的直接论述,而应包括他们对商品经济的有关论述,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掌握民法的某些基本原理。马克思曾经指出,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要使民法促进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发展,就要知道民法共有的、抽象的范畴,也要知道特殊的、具体的范畴。所以,我们应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要借鉴有用的经验也不能囿于陈规。在民法与经济法的划分与关系上花太大力气,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能妨碍各自的发展。现在有了《民法通则》,但它不是民法的唯一表现形式,某些配套法规尚胭如,这使调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造成一些困难。例如,对民事主体(经济法律关系本质上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定,作为法人的公司就必须有公司法,但却迟迟未出台。《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也制定得太晚,虽然在此之前有过一些工商企业和公司的管理规定,但都不过是解决登记程序而已。然而实体规定一什么是公司、应具备什么设立条件,其组织、营运、解散等等却没有,只有登记程序规定是不能遏止种种不合法公司的。当前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要用行政命令,也要用法律形式,尤其不应忽视民法形式,当然也不排斥行政、经济法律形式。近几年国家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通知或指示已不只一次,为什么仍未收效?无法可依,尤其是民法形式的忽视,是原因之一。如果不加快公司立法,五花八门的所谓公司、行政性公司和劣质公司还会变相出现。会司立法使它能在经济活动中以民事主体的资格出现,促进其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在关于民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问题上,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似较易被理解,而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曾不被人理解。殊不知民法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并非缺点,而是它的优点,结合调整方法,正是注意到两种关系的有机联系,从对财产关系的调整出发,可使和谐一致。因为经济关系最终要落到财产关系包括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上。
所以,恩格斯以继承权为例,指出像遗嘱的立法方式即使有绝对自由和严格限制的区别,却都因其对财产分配有影响而反过来对经济起到作用。众所周知,封建土地所有制上产生的继承制度对该所有制的作用是显然的。拘泥于法的部门划分或法的调整对象的绝对单一化而忘却法的目的和作用,就可能贬低民法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民法对经济关系的反作用也不容忽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注意到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而未充分认识民法对之的调整作用,尤其是对民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方法(作用方式)。这指的是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民法可以其特有的调整方法从另一个方面对经济关系调整,以与经济法协调;一是民法对非商品经济关系的调整,由于其与商品经济关系的有机联系而在调整经济关系上达到和谐一致”。前者必须完善民事基本法规,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民法通则》,同时应重视配套法规。例如民法上担保法律制度对商事活动或经济法律关系的调整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现实要求。有关的基本规定仅见于《民法通则》的个别条文,巫应有专门法规以便为经济法中的特别规定提供基础。例如,国际惯例中担保贷款采持续性担保(ContinuingGuarantee),在不超过担保额度和期限的条件下,主合同(原合问,变更不必一一经担保人同意,这既为商业活动提供迅速方便又不失担保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境内机构提供外汇担保的暂行管理办法》直到前年仍规定值权人与债务人“如未经担保人同意修改原合同,担保人的担保义务将自行解除”,未能区分民事与商事的不同特点,原因之一在于民法特有的对经济作用未能在立法上得到体现。后者必须来个观念上的改变,即认为民事仅仅是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即以婚姻家庭的法律调整状况来说,几年来出现的“第三者插足”现象,其对社会的、经济的、秩序的影响,虽说是潜在的、间接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在运用民法的反作用原理时要兼顾及这二个方面。公司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出现使得近代商品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法律给以承认而规范之,使它发挥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在西方国家是通过被视为民法特别法或商法的公司法来实现的。这是例证。关于反作用的方式,恩格斯已指出三种情况,第三种方式可能产生第一或第二两种效果之一。这都不意味着反作用的作用方式的消极意义。我国因贬治以前的“管”、“卡”而走向放任,几至失控。事实上,限制不等于不是积极作用,放任也未必都起积极作用。外国民商法中某些规定是放中有管,恰到好处,值得借鉴。而近年来在立法中未恰当掌握反作用原理,出现一些弊端,如企业承包、租赁经营问题则应引以为戒。作为思想理论体系对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指导意义,由上述关于民法学基本理论的介绍可见一斑。本文仅就其中一些问题作初步探究,旨在抛传引玉。
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历来党和国家对高校理论课都高度重视。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理论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渐渐暴露出来,学术界对理论课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获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本文对1998年以来理论课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并加以总结,力求全面展示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为更多致力于研究该学科的学术界朋友及广大教师提供一个参考。
一、资料来源与资料分析
本论文的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年限为1998年一2009年,以“理论课”为检索词进行模糊检索,共查阅212篇论文,其中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篇。从文章数肇看,平均每年约有2040篇。但是在较高等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更少。研究内容涉及了马克思理论课各个方而,但是重复研究也较多。从综合的期刊等级和研究内容来看,虽然论文数很多,但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论文较少,约占总论文数量的10%左右,近几年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二、理论课研究成果综述
1998年至今,理论课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98教改”方案实施到2002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丰_要针对教改方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但时间较短,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从2003年至2006年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高校理论课的各种问题逐渐显现,促使研究更加广泛深入。从“05教改”至今为研究的第三阶段。“05教改”在总结1998年以来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对课程体系和内容进行了调整,解决了教材内容重复等问题,并且添加了体现时代要求的内容,更加适了高校教学的需要,但是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校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成为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理论课研究分述如下。
1理论课困境的根源
关于理论课困境的成因,分析最为广泛具体。造成理论课困境的原因众多,但可以归纳成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教学方丽。包括:教材内容重复,这个问题在“05教改”后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教学方式陈旧,“灌输”式教育已经不符合目前高校教学的要求;随着近年来高校的扩招,从事理论课的专职教师数量不足,致使众多高校采取大班上课的方式,教师不能很好地控制课堂秩序,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青年教师队伍迅速扩大,青年教师那论功底薄弱,知识储备不足,教学方式单一,也影响了教学质。第二,理论课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研究者普遍认为,各个高校大都存在表而匕的重视与实践中的忽视的情况各高校普遍重视专业教育,而忽视那论课,认为德育对提升高校地位和学生就业没有太大的帮助。各个高校普遍出现精简理论课学时的倾向以及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坪论课实际地位的下降,阻碍了对该学科进一步探索与创颟。第三,大学生对理论课的情感。现在部分学生对理论课存在抵触情绪,在课堂上出现被动应付、编造理由请假甚至逃课等现象。
以上三方而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理论课的困境。教育方而因素和理论课的地位问题,学术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而关于学生对马克思丰义理论课情感问题,研究的还较少。事实告诉我们,教学是一个教者与学者互动的双边过程,现在尤为提倡以学生为丰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单纯解决了教育因素和地位问题没有提升学者的积极性,也很难达到教育的同的。此,关于学生对理论课情感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2.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和基本原则
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在《关于高校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通知中有明确的规定:“两课”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为建设有中因特包利: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增强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丰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学术界对此教育目标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从宏观理论课的教学目标的规定。具体地讲,理论课的教学目标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培养的学生人文素质和培养大学生问题素质。第二种观点认为,理论课教学目标缺乏准确而科学的定位。这种宏观的抽象的理论描述,在国家、政党的层面是适合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缺少层次性的细化环节,落实到各个具体主体时必然缺乏操作性而显得无所适从,在学校与教师的层面是模糊的。尤其对于学生来说,显得很遥远、很渺茫,他们从中得到的信息是理论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关,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相距甚远。掌握理论知识,变成理论课的唯一目的,脱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失去了理论与大学生的内在结合点,也不能揭示出理论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
学术界广泛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课的根本原则。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又服务于实践,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又指导社会实践。理论课作为宣传理论的主要工具,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学生掌握的基本啜理和科学分析的方法,从而能运用来分析社会问题,指导社会实践。
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首先,需要讲透理论,使学生充分理解理论的内涵,这是完成教学目标的基本要求;其次,根据课程内容需要精心选择案例,使实际和原理有机结合,应用原理分析实际问题,二者不能脱节。也可以直接提出实际问题,以案例带出理论,根据所讲理论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使学生掌握理论。
3理论课的教学模式
理论课一直采用“灌输”、“注入”式的教学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教学的要求。近年来,各高校都逐渐开始对理论课的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形成了几种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主要有:对话式比较式教学、开放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问题式教学、研究性教学、案例式教学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研究性教学、对话式比较式教学。这两种教学模式囊括了其他教学模式和方法的优点,形成了独立完整的教学体系。研究式教学是当今世界主流的教学模式,将其运用刘理论课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学生学习的过程与科学家研究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教育者应建立一种合适的体系,采用一种合适的模式,激励、引导和帮助学生去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在探究的过程中获取知识、训练技能、培养能力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发展个性,使学生知识、道德、智能、体能等均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和发展。学术界一致认为,研究性教学模式是以学生及其探究式学习为主体,以培养和提高他们研究与创新能力为目标,很好地体现了指导与自主、规定与开放、统一与多样、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的教育指导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者宋志勋提出了对话式教学和比较式教学模式。并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这种教学模式的核心是:探求和把握基本原理与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的交融点,其关键是提出学生所关心的自身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并结合课程需要,运用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与学生对话交`使学生掌握运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兴趣。
沈阳医学院学者朱红等提出了理论全程教育的思想,强调把理论课渗透到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理论教育为轴心,带动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的联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一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研究者较少,具体方案还有待深化。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积淀而成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剖析,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于经济危机发生根源的阐述。另外,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做出全面解答,并在此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同时,马克思还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实质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其危机实质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是一种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社会生产出的产品并没有被广大劳动人民消化吸收,而是显得过剩,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实质上留有大量剩余,继而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
第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体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发尖锐,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认为,第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在当代世界经济关系中,危机的这两种可能性形式,取得了新的现实性形式,货币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并凸显为经济危机的新特征。回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之路,可以看到,他认为:在封建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危机的两种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出现了买和卖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原来相统一的 W-G 和G-W之间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种种事例表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的经济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在其它形式的经济环境中,很难形成波及范围较大的危机。因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想要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第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的描述。过去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其表现形式与现在有所不同,或轻或重,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具有直接的联系。现在,全球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为大众所看到的现象依然是商品的大量滞销,闲置的生产资料,企业、银行、商场的倒闭和破产以及激增的失业人员。伴随着这些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飞涨、信用关系遭到严重破坏,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秩序极度混乱,股票市场、证券交易等方面受到巨大威胁。这些现象背后显现出来的本质依旧是相对于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生产过剩,即生产的相对过剩。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思考
2008年,一定是会被载入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中的一年。这一年,美国首先爆发次贷危机(即次级房贷危机)。随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面积地爆发,并且经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传播逐渐波及世界其它各国,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的疲软。这场经济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截至到目前,这次危机仍然是国际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入手,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首先,在美国社会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差较大的问题,而社会中的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这部分人需要安家的房屋,同时需要购入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导致其购买力匮乏。其次,社会范围内,大部分过剩的房产资源需要售卖,信贷中介在此时发挥作用,将购买者与购买物联系起来。此时,金融机构充当了无担保的中介。但是由于社会购买能力无法满足房产的过剩消费,加上货币链条的中断,最终导致美国信用危机的爆发,不但冲击了国际金融领域,还冲击了国际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从这场危机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在这部书中找到了自己想到的答案,并为降低危机的可能性后果努力着。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国家,我国在2008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影响。如何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更好的解决危机后的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第一,缩孝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正义,提高社会实体购买力。这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点之一,因为只有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缩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由此引起的问题;第二,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来解决,整个金融业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出口依赖。我国是一个出口依赖略显严重的国家,这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对我国的冲击巨大,所以,只有切实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力,才能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平稳度过,免受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1] 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决策参考,2006.
[2] 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当前理论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前所未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时代和实践需要的指导,也为其创新提供了新的问题和新鲜经验。二是学术研究格局确立,开启了文本解读和阐发的研究路向。三是西方研究成果的译介,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如何理解及实现三种路径的统一,关系到当代中国理论发展的前景。
一
理论发展的路径之一,是回归文本。
对文本的学术化阐释,是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依据。以往对的理解,总是强调唯一性,定于一尊,不允许有其他的解释。从实现意识形态功能来说,这一做法不无理由,但同时也造成了相关研究中的单一性甚至僵化,似乎理论只能有一种形态,其他的皆为谬误甚至异端邪说。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可以给予不同视角或层面的阐释和发挥,理论亦不例外。内容的博大精深、新文本的陆续发现以及时代的变迁,决定了无论从逻辑还是历史看,对的理解都不应只有一种理路。多样性的理念,使研究的学术取向成为可能和必要,而学术取向的重要表现,是回归文本,即通常说的“回到马克思”。
回归文本是研究的历史起点。回归文本当然要做出深入的版本考证,明确相关的语境,厘清字句的原意,分析语句的逻辑关联,以及探究某一观点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等。但回归之要义并非拘泥于文字,而在于阐发真精神,或如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的“某种精神”,这就是它的理论内核、基本原理和方法。库恩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其基本规范(范式),规范是在科学活动中被公认的范例。“这些著作的成就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同时,这种成就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此后我就称之为‘规范”’。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理论(研究纲领)有外围和核心之分,“研究纲领有一个根据约定而接受的(因而根据暂时的决定是‘不可反驳的’)‘硬核’。”“硬核”就是理论的核心,它是整个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部分,是理论大厦的基石。的核心内容显然属于“规范”和“硬核”之列。的理论内核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价值取向上的,如追求人的解放和发展;二是科学认识上的,如实事求是原则、实践批判精神,以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等。在最深层的本意上,马克思思想的特质在于其坚不可摧的批判性和对人的发展的价值追求。有的学者主张当代发展应“坚守内核,放宽外围”,这无疑是回归马克思应当采取的态度。而“坚守”的前提,是对内核的挖掘、梳理和厘定。为达至回归真精神、拓展新视域之目的,要特别注意“马克思思想”与“理论”之间的历史和逻辑关联,辨析且合理界定两种表述之间的关系。
以哲学论域为例。近几年学界在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时使用的“马克思哲学”一词,在内涵上不同于以往常用的“哲学”。前者专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后者则既包括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包括后人对它的解释和发挥,还包括将要建构的当代形态。这两种称谓的区分是有意义的:从诠释的角度看,二者存在诸多区别,因为由于时间间距、时代境遇以及立场和任务的差异,在马克思以后,人们对他思想的各种梳理、解释与阐发,不仅存在着“意义”的遗漏,也存在着“意义”的添加。一方面,后人在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时,存在着诸多歧义,在一些问题上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另一方面,后人在发挥、发展马克思思想的同时,往往会不同程度地离开甚至违背了他的本意。由此,马克思之后,以其名字命名的思想和理论已朝着几个独立甚至于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既然存在歧义和误读,建构哲学的当代形态理应以清理马克思的思想基础为前提。有鉴于此,为了清晰地厘定文本原意,首先将哲学的研究论域限定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以“马克思哲学”表述,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一道理,可以推及到对“马克思思想”与“理论”关系的理解。
上述分析,是就“马克思思想”与“理论”历经的时代差异而言的。从内在联系和继承发展的角度看,二者则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马克思思想”是“理论”的特定(初始的、原生的)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展开和发挥。
回归马克思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文本阐释是否允许主题先行或先入为主,是否应带着问题(时代和实践)去解读?我们认为,主题先行是必然的。科学哲学家汉森曾提出“观察渗透思考”,否定了“中性观察”的可能性,解释学则肯定了“先见”的合理性。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亦当如此。
回到马克思,当然是回到19世纪的马克思,但问题在于,虽然我们可以回到19世纪的文本,却不能回到19世纪的情景,更无从获得19世纪的体验,而文本的解读是有场景的、当下的。因此,任何文本阐释,都必然会渗透先入之见。先入之见的形成和确定,与其自发,不如自觉。主题先行又是必要的。回溯是为着前行,从时代性看,当今的研究,应深度反映现实的变化,重在其当代性和当代价值的阐发。从理论建构的目标看,我们所欲建构的是理论的“当代形态”。基于此,正像儒学渊源于孔子的思想、保持着其内核和精髓而又不能还原或等同于孔子的思想一样,当今时代和语境中的,无论作为一个流派还是学科,已不应该也不可能还原为马克思个人的思想,而必须是一种说明和发挥,即应定位为广义的“理论”。从“马克思思想”转换到“理论”,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演变之必然。
着眼于理论当代形态的建构,“回归文本”既要认真回到当年的马克思,注重文本的依据及历史语境的体认,或至少应有文本分析、引申意义上的根据;又要着眼于发展当代的马克思,不拘泥于文本的具体内容和表述,根据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在马克思与当代实践的对话中呈现其当代性,在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的结合上阐释现实生活,拓展和深化理论视域。
二
理论发展的路径之二,是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如上所述,马克思之后的已朝着几个独立甚至于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其中重要的一支,便是西方。由于历史境遇和理论视角等原因,西马(西方)解马(马克思)存在着诸种误读,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这种身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生活境域中的视角,自有其独到之处,可以洞察到一些他境域和视角难以察觉和体认的东西。
研究和借鉴西方所以必要,是因为这种研究和借鉴有助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有助于确立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有助于反观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西方对马克思解读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秉持强烈的批判意识,深植于当代语境,直接关联现实的社会问题及日常生活,可谓西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可以深度地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及本质。西方解读马克思的另一特点,是方法自觉和创新,确立了不同于传统解读的新的方法和理路,对于以多样化的方式阅读马克思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对此二者,学界已有深入的探讨。
借鉴西方研究最为显著的意义,是以之反观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现代性批判中建构理论的当代形态。
从社会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正在经历西方国家业已经历的过程,可以说,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许多都已在中国重现。现代化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其共性体现在社会影响上,既有正面的,如促进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快速发展,也有负面的。就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言,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价值缺失,重占有甚于重生存,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信仰危机,道德失范,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二是过分重视手段的正确性而忽视目的合理性,功利原则和工具理性被推崇至极端,人的发展片面化。人在生产体系中成为机器的附属物,缺乏活动自由,丧失工作兴趣和创造欲望,生存的目的被手段遮蔽。三是科技的负面效应趋显。科技在军事等领域的不当运用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高新科技来了“克隆人”等一系列社会、伦理的问题。
一些学者将现代化的负面影响称为“现代化问题”或“现代化通病”。“通病”一词,表明了其普遍性,即凡现代化进程都会产生的与其内在关联的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通病已成为一切国家现代化进程必然的“衍生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固然有自身的特点,如体现在资源环境方面、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社会制度方面、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等等,同时,又符合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取得并享受现代化的成果,也会遭遇到现代化问题。
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往往是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进行的,他们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具有鲜明的现代或后现代背景。例如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精神价值和意义,西方学者就早有体悟并深度的时代性解读。他们结合现代性问题,深入挖掘和阐发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精神解放和文化批判意义。一些西方学者,鉴于西方“文明社会”对金钱、商品的崇拜和对人的价值的漠视,试图为之提供“解毒剂”,以“恢复对人的信念”。为此,他们对尤其是其哲学作出了“人学的”阐释,认为,马克思哲学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这是人类尊严和友爱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哲学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这种抗议是反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人失去人性而变成机器的现象,它充满着对人的信念;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他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精神上恢复完整的人性,使人的个性得到解放,与他人及自然处于统一而和谐的关系中。
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人学”阐释,特别是对其精神解放意义的阐发,固然难免视角上的偏颇,例如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意义主要归结于追求精神解放或许淡化、回避了主要的东西。但同时更应该看到,这一阐释开启了社会批判意蕴的转换,凸显了其精神、文化批判的价值,展开和发挥了以往马克思思想解读中未曾注意到的“人文意义”。更一般地看,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背景,西方学者的马克思研究无疑具有时代的前沿性。考虑到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经历和问题,着眼于马克思思想与时代的对话,上述(对我们来说是)前瞻性的研究,无疑具有前车之鉴的价值。
西马解马,是时下研究中流行的做法,可谓用“第三只眼睛”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上述,一方面,从来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且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点日趋凸显。西马的研究作为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一种解读和阐释,对于我们透视西方社会、认识和间接地感悟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的原发性,决定了这种“他者”的研究对于反观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概言之,西方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空间,开启了理论研究的新路向。
三
理论发展的根本路径,是面向实践和时代,即实践阐发的路径。
作为当代实践和社会生活之理论指导的,既不能停留于原始文本,也不能满足于以往的解释和发挥——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西方学者的解释和发挥,而是要反映时代特征和现实生活,总结实践发展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实践中发展、建构的当代形态,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新问题,创造了许多有待阐释和提升的新经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指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两段论述表明了改造世界的使命及其存在的意义,揭示了其根本特征:面向现实、指导实践,这是理论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当前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实现上述三种路径的互补。毋庸讳言,在当前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三种路径相互隔绝甚至排斥的状况。不同路径的研究往往各说各话,缺乏深度的对话、交流与融合。从方法论上分析,研究路径之间相互隔绝的原因之一,是过分的路径依赖:视路径为圭臬,一叶障目、画地为牢,为路径所累,过分强调某种研究路径的优越性、至上性和唯一性。
路径自觉本是理论研究成熟的表现,但过分的路径依赖,则会有意无意地导致路径排斥,使研究态度和方法陷入某种片面性。如文本研究中的解释保护和解释垄断,为回归文本而回归文本,以“考古”的眼光看待马克思,视文本为“文物”,限定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论域和范围,只能照着讲,不能接着讲,拒绝发挥和重建、拒斥当代性和当代价值的阐释;又如借鉴西马研究中的主体性缺位,言必称西马,止于代他人言,甚至以西马作为学术研究合法性的尺度;还如传统研究中囿于解释的唯一性及仅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拒斥研究中的学术化取向等。这些倾向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研究中的唯我独尊、互相疏离、相互轻视的心态,不利于理论的综合创新。
基于开放性和多样性理念,不同的研究路径显然各有侧重而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非此即彼地相互排斥。由于差异和特色,三种路径之间应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并行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互不相关。正相反,差异和特色表明,不同的研究路径有优势亦有局限,从而应当相互借鉴、补充与融合。互补是事物的基本特性,是认识的基本方法,当然也为研究所必需。因此,应确立三种路径相互补充、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殊途同归的格局。
研究路径是多样的,但各路径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不同的。研究路径的作用和地位,取决于对的定位,即“为何”(是什么),而“为何”又决定于“何为”(做什么)。这里的关键在于:是“过去时”、“完成时”的,还是“现在时”或“进行时”的?答案显然是后者,即是动态的、正在生长的活的文本,而不是静态的、既成的“标本”。作为一种活的思想,的定位决定于它的使命。任何承载实践价值的理论(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实践和生活,这一点对以“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为旨归的而言尤为明显。循此逻辑,在三种路径中,回到文本是前提,借鉴西方是参照,面向实践是根本。也就是说,就理论建构的宗旨而言,面对现实和实践是目的,回到文本和借鉴西方,则是更有效达到目的的手段。质言之,实践路径是理论发展的主渠道。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282-02
哲学是智慧之学,探索的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哲学作为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领域里面最普遍和最一般规律的最高概括,是以前哲学的超越,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是把科学与个人价值结合在一起,它既强调世界观的科学性,重视客观规律,又考虑到人的自身要求和发展,强调人的价值,以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所以学习哲学对现时代大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树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哲学教育的现状
现今我国高校的哲学教学是包含在基本原理课的教学内容中的。基本原理课是高等教育的必修课程,从国家到高校都一直非常重视这门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教师和致力于哲学研究和学习的学生,都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和着重点探索着哲学教学改革和创新的可行途径。应该说,以往这些关于哲学教学改革和创新的研究对于我们认清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有帮助的,他们在哲学教学实践中所作的种种尝试也是有意义的,并且在某些方面和环节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哲学教学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
二、“教学理念”存在的问题及新教学理念的探索
国内关于哲学教学改革和创新研究的文献、论文和专著很多。专家学者和教师学生都从自己的关注方向和考察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
(一)目前教学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1.把哲学等同于政治教育。现在大学普遍进行的哲学教育往往只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并没有把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和西方优秀的哲学思想包含进去,而是把哲学等同于政治,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这样哲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培养学生来实现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教师和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都循规蹈矩,被一些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不能激发活跃的思考和创新的活力。
2.把哲学教学当作一种知识的传授。哲学是思想的力量,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是说服力量和批判力量,所以哲学教学决不应该只是一种知识传授,仅仅为了让学生掌握哲学的知识体系。知识化的倾向就违背了哲学的本性,容易形成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哲学教育就是要使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是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和自觉地认同哲学所表达的崇高价值理想,并将这种价值理想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最高价值取向。
3.哲学教育理念的功利化。当自然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突破,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人们带着急切的功利期望来衡量哲学教育可兑现的现实价值和实用性时,功利化的思想必然要导致哲学课的冷门和人们对哲学学习的疏远,以及对哲学作为一种特殊人文学科的特性、功能和价值的错误认识。若使学生对哲学形成一种与哲学本性不相适应的期望,就会把他们引向一条逐渐远离哲学精神的道路。更突出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的目标被严重地市场化。“做人”的教育往往被忽视了,人们强调是知识的教育和专业化的教育,培养人的技能和谋生手段成为教育的主导思想,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根本没有弘扬和显现的机会。
(二)对新的教学理念的探索
1.以真正哲学的方式从事哲学教育和教学。哲学与政治有关系,但是其本性却是思想,所以决不能从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对待哲学教学。哲学教学应当注重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推进学生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
2.复归学生在哲学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哲学课的主要功能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哲学。哲学教育实质是一种宏观的思维方法教育,是一种启迪智慧的自我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树立起自觉的哲学意识和哲学思维方式。正如哲学大师康德告诉我们“我并不教你们哲学,只是教你们哲学地思考”,这才是哲学教育的真谛。学生的个体意识在教学过程中要得到充分张扬,要复归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育观念的真正转变必须来自于学生在遇到问题时所产生的主动的思考和需求,来自于学生在遇到问题时进行的积极思维和寻求解决同题的办法时所采取的行动。所以,在教学中要突出学生个体主动探究问题的能力,恢复其自身的超越本性,培养其问题意识[1]。
3.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教育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其核心必然是以哲学教育为主导的人文教育,因为人文教育能培养人格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提升格调品味,明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哲学始终贯穿和体现着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要使哲学教育最终成为每个人的自我教育,就要强调个体自立,个人自由和创造力,在根本上达到人的自我实现。
三、“教学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及教学方法的新探索
(一)目前存在的问题
1.教材方面的不足。在教材的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只述不论,史论脱节,缺乏思想的交锋和对时代的反思。既不能引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训练学生的抽象思维,更不能激发学生探求真理的热情和对的热爱与信仰[2]。
2.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的单一。哲学教学把教材当成“现成结论”和“标准答案”,把讲课当成“讲解条文”,不能突出哲学应有的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性和巨大的逻辑感,使哲学教学失去了它的丰富性、生动性和深刻性。授课方式无非是老师讲、学生记。受考试和教材内容的限制,老师很少有独特的思想表达,学生也没有探索知识的主动性。内容基本上是对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的机械阐释,对于西方的理论成果,涉及很少。其实,要想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就应该回到马克思,因为脱离了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根本无法对马克思进行客观解读,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
3.考评方式。现在的理论课的考评主要是闭卷的书面考试,考试的范围都在书本上。学生们可以平时不看书不思考,到考试前突击背书,只要记性好就可以得到高分。考试仅仅是成为了判断学生的记忆水平和复述能力的形式。而这样的考评方式只能进一步使哲学成为教条。
(二)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探索
1.教学内容的重构。教材要以哲学为主线,同时包含中国和西方哲学史的内容,也要关注现代西方哲学。同时哲学教材要走向“世界化”,与时代问题紧密联系,探索和回答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当今世界是一体化的世界,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如全球问题、发展问题等,都应该在教材中涉及到。因为前沿理论始终都是与人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都是学生关心和关注的话题。
2.建立起教师与学生的新型关系。教师与学生站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讨论式或启发式教学,以哲学原著文本为基础,结合现实问题,进行直接的思想对话。教师也可以适当地以专题讲解的方式来丰富课堂内容,让学生有机会了解当前哲学发展的前沿理论问题,包括对某些问题的论争。当然,这要以教师渊博的知识背景为前提。其次,在教学手段上,教师可以应用适合的多媒体技术,不搞单纯的教案式课件、板书式课件,使现代化教学手段成为帮助教师充分发挥教学能力的有力工具。哲学教学的目的就是训练人们对人生终极关切的思考,体验人类智慧的深度,唤起学生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和省察,最后恢复和建立健全的更加智慧的生活[3]。
3.灵活实效的教学考评方式。学习哲学主要学习的是思想,教学考评方式要注重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激发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为目的。所以我们要逐渐改变目前较为单一、刻板的考评方式,走向多样化。考评的方式可以是学生的一次专题演讲,问题辩论,或是调查报告和实证论文,把全面考察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反思批判精神和综合素质,作为考核的中心目标[4]。
学者们对目前大学生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表述比较全面透彻,切中要害。在对策研究方面,大家从各自的关注点着眼,探索不同的改革创新路径。但是问题就在于:怎样才能把这些创新理念和改革方法具体地、切实可行地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呢?武才娃在《探索哲学教育的新方法》一文中记述了教学新方法在教学实践中具体运用的一个详细案例,从文中不难看出这个教改的实现需要老师和学生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进行理论探索的文章远比有关具体改革实践的论述多的原因。毕竟哲学教学改革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是个自上而下的体制问题。创新实践本身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期里彻底转变,那么哲学教学理念的创新如何在实际的教学实践环节中成功运用就成了今后哲学教育研究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姜立红,李庆霞.哲学:人性化教育的生长点[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2).
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创造社会就业机会,增加财政收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总劳动中,第三产业中的劳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已成为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产值在发达国家中已达6096-7096 如何客观评价第三产业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产业的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哪些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创造价值?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反映这种现实,充分重视第三产业中劳动的作用。就这一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第三产业的界定及其崛起对劳动价值论形成的挑战
所谓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外的其他行业,主要包括流通部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为提高科学文化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具体包括:公共事业(供电、供气、供水、运
输、邮电等);金融保险业(银行、信托、保险等);商业(批货、零售等)潍修保养;服务业(饮食、旅游、娱乐、洗理等);教科文卫事业;中介服务和信息服务等。简单地讲,第三产业就是工农两大基本物质生产部门以外的服务于物质生产和人们生活的非物质生产部门。
在当代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第三产业为整个社会提供各方面服务或劳务的功能越来越突出,我国第三产业的占GDP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23.7%增加到33 96,就业比重也由12.1%增加到26.996,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劳动价值论带来了一系列函待研究的新问题。由于马克思是着重从物质生产领域来研究劳动是如何创造商品价值的,他认为流通过程只是价值的实现,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主要指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因此许多人认为,只有第一、第二产业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而第三产业属“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的劳动只是为第一、第二产业及人们的生活提供服务,不创造价值。而事实上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在社会总价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如果把众多的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划人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劳动者范围,会出现一个难以解决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伴随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越来越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创造价值的劳动越来越少,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
二、根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第三产业部分领域价值创造的问题
第三产业的出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对第三产业做出规定。当今社会中,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不断发展,许多新的并能创造大量财富的部门不断涌现,社会财富的增长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确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面对的情况和研究的间题有很大不同,我们必须正视第三产业的崛起形成的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在坚持“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前提下,参照马克思在考察物质生产领域时提出的原则,结合服务领域的实际情况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对第三产业创造价值的劳动加以具体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首先,马克思认为,商品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可以是实物形态的,也可以是非实物形态的,其区别只是在于前者可以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后者则是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同时存在。根据马克思对商品及其具有的二因素的分析,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第三产业虽然不提供有形的物质产品,但提供的服务都直接或间接服务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的非实物劳动成果服务产品是可以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同可以交换劳动的物质产品一样,具有商品的二因素:一是使用价值,各种服务能够满足人们不同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例如,信息服务能够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教育活动能够满足人们提高素质的需要等等。二是价值,各种服务都是人的劳动付出,其价值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属于生产劳动。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劳动的范围从物质生产部门向非物质生产部门扩展。生产劳动是生产的具体劳动和生产的抽象劳动这两重性的统一,这种生产劳动不仅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马克思理论的生产劳动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二是创造价值和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他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生产工人的范围做了规定,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为资本自行增值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生产劳动包括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一切劳动,以及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中延续的劳动(如包装、保管等劳动)和相关的各种生产性劳务(如货物运输等)。但马克思并没有绝对排斥从事其他活动的都不创造价值。在他所处的时代,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很小,对于萌芽状态的服务业,马克思把它直接归人工业。但生产劳动是个历史范畴,生产力水平确定了构成生产劳动的劳动具体形式,生产关系状态进一步确定了这些具体劳动形式中构成生产劳动的个别劳动的范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产品的概念和生产领域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扩大生产劳动的范围,将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况、生产劳动的二重性统一考察,认识到生产劳动的范围不再限于生产物体产品的劳动,而是也包含大量的生产无形物质产品的劳动,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应该是能够满足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即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
第三,第三产业的劳动是“总体劳动”的组成部分,从业者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从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看,创造价值的劳动最初表现为直接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劳动,后来随着劳动过程本身协作性质的发展,出现了总体工人和总体劳动。关于总体工人,马克思曾几次作过分析。总体工人是相对个体生产者提出的一个概念,马克思指出:“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职能就够了。总体工人中的直接生产者、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共同生产商品,共同创造价值,在简单协作中,个体工人正在向总体工人转化,产品成为许多人协同劳动的结果。现代生产条件下,凡参与社会化生产过程的一切成员,包括直接从事社会化商品生产的生产工人和间接参与社会化商品生产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总体工人的组成部分,执行不同职能,他们的劳动作为总体劳动的一部分,是生产性劳动,并创造价值,这是社会化商品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三产业的从业者是构成社会“总体工人”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三产业的劳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必须的劳动,同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一样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总之,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分析的是物质生产领域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价值只表现为物质产品的商品的价值,但并不排斥《资本论》第二、三、四卷中把生产劳动的外延扩展到商业、邮电、交通,扩展到精神产品生产和劳务生产领域。马克思确认服务劳动成果的产品属性,以及对服务使用价值及其功能的提示,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非实物劳动成果与实物劳动成果一样,都能满足人的需要,非实物劳动成果应该纳人社会产品的范围,其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也是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仅以是否生产有形商品来判定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对于商品及其二因素、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以及整个劳动价值论的。
三、关于第三产业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分析
第三产业所包含的劳动涉及生活的各方面,或提供劳务或提供服务,服务产品作为用于交换的商品,服务价值是由服务劳动的凝结性、社会性和抽象性决定的,但第三产业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又有不创造价值的劳动,要作具体分析,大体上可划分为几个层次:
(1)第三产业中具有物质生产性质的劳动和属于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继续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比如城市公用事业中从事供水、供电、供气等工作的职工的劳动,运输业中从事货运工作的劳动以及商业活动中从事商品的分类、包装、保管、运输等工作的劳动,因为运输费用、保管费用都是生产性费用,这些费用要加进商品价格,是商品出售价格的一种加价,所以创造价值。
(2)科学工作者的劳动是复杂的脑力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其价值通过科研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表现出来。比如教师的劳动,实际也是科学劳动的一部分,通过他的劳动,传播、继承、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并通过培养出来的具有各种不同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劳动者即人才,得以保存,教师的劳动凝结为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劳动能力,成为劳动力价值的重要构成部分。
(3)第三产业中的服务劳动要区分为不同层次:商业、银行、保险、物资供应、广告等行业,主要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服务,这类劳动一般来说不创造价值;为人们生活消费提供服务的劳动既创造社会使用价值,也创造价值,这类服务实质上是商品如旅馆、旅游、保育、医疗等;同时兼有生产与服务二重性的服务劳动,如公共交通、邮电通讯、饮食等行业,这类劳动也创造价值。
(4)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等部门的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这些服务劳动本身具有社会使用价值,能够保持和提高劳动能力,也能创造价值,其价值凝结在接受服务的劳动者的身体中,并通过这些接受服务的劳动者的劳动得到实现,可以加人到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即劳动力价值之中。
(5)国家党政机关、国防、监察政法部门等公务员、军队、警察的劳动不创造价值。他们的劳动尽管是社会所需要的,但属于马克思讲的“服务的结果不是可以出卖的商品”的那种劳动,这些部门是绝对垄断性的,不能以劳动与其他行业的劳动相交换,是国家财政收人的主要使用者。
第三产业究竟能否创造价值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要从创造价值的角度去认识第三产业,要把第三产业中从事商品生产、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其他方面的活动、不创造价值的劳动严格区别开来,充分认识第三产业中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企事业单位的特点,凡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社会提供有用服务,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劳动,而且只是花费在社会必要的时间上,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四、研究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三产业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我国主要工农产品相对过剩,仅靠数量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余地已不大的情况下,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大量服务行业的增长率对未来若干年内经济的增长有较强的刺激作用,其弹性值达到1. 78,即这一部门1%的增长率,会使国民经济增长1.7896,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的份额还会不断扩大,其经济增长率的弹性值也会逐步扩大。马克思关于第三产业的理论提示,对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1)树立新的产品观和产业观,既要重视生产,又要重视流通。在我国,要以服务产品为对象确立新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观,打破传统经济理论以“物质产品”为中心划分社会再生产领域的观点,把流通作为实现商品价值、创造商品价值的必要环节,大力发展营销网络和营销市场,培植更多更好的商业品牌,扩展市场内涵,构筑劳动力、资金、科技产品和生产资料良性流动与配置的市场体系,全面提高我国商品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获得更多的比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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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被誉为西方的创始人,不仅仅因为他率先尝试对做出一种新的解读,更重要的是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明确提出物化理论,表达了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而这一批判构成了20世纪后来的各种西方流派的主题。
一、卢卡奇的物化思想
(一)卢卡奇物化思想的内容
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客观方面看,物化是指物的非人化和自律化 。即指人之外的整个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及其规律不是作为属人的东西而存在,而是成了某种与人相对立的非人的存在,世界是一个由客体和事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世界。卢卡奇指出:在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
卢卡奇物化思想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人的数字化,即人的符号化或者抽象化,表现形式人被整合到自律的机械体系中,物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2)主体的客体化,即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主自觉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和最随着。(原因:由于生产过程中严格遵循可计算的原则,人表现为服从机械的体系中的一部分,人表现为服从人的个性特性,创造性地位。)(3)人的原子化即人与人的隔膜,疏离冷漠人与人之间丧失了统一的有机的联系。由于人的数字化,客体化,人变为被动的存在,人和人有机联系被割断形成孤立的被动的原子。
(二)卢卡奇对物化的认识
卢卡奇认为,要克服物化,从物化中解脱出来就要恢复对于总体性的认识,不再使人类陷入对象化的碎片中去,只有“通过专注于可认识事物、被认识事物的具体的、物质的总体来突破这种陷入支离破碎的形式主义限制时,才是可能”。其首要前提条件是确立总体性的辩证法即总体性原则,这就要求做到总体性的认识,恢复哲学对总体性的认识。即要“恢复总体性原则与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地位”,因为“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
(三)卢卡奇物化思想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异同
卢卡奇的物化思想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非常相似,尤其是相似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第二种表现:即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此外,物化与异化,分别构成了卢卡奇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视角,即二人都从物化现象或异化现象的批判入手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而且这一批判都与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现象联系在了一起,这也使得二者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都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感和社会实践性特色。但我认为总体上,卢卡奇的论述没有马克思对异化的论述完整而深刻,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把对异化的论述与私有制联系起来,卢卡奇并没有看清这一点。并且,卢卡奇混淆了对象化、物化和异化三个概念。除此之外,卢卡奇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的商品及商品拜物教出发,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问题。卢卡奇是从批判商品拜物教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视角开始对“物化”现象的分析的。“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卢卡奇没有明确地把消除物化和消灭私有制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化现象及原因分析
我国目前仍处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仍然是社会的基础,所以仍然会出现劳动的异化或者说物化。劳动及其产物不属于劳动者,且成为与劳动者相对立的一种异己的力量。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化表象的分析
1. 市场物化。商品生产是一种物化的生产。在这里,物化表现为“个人力量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也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物统治着人。市场不是各市场主体自愿联合的结果,而是各市场主体活动自发形成的结果。不是人在驾驭市场,而是市场在驱使着人。
2. 职业物化。工作的职业化是强迫性分工的结果。职业对人来说是一种外在强制的力量,使人片面地甚至畸形地发展,如马克思所说:“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
3. 政治物化。我们的国家政权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在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必定会这样那样地反映到国家政权和党内来,商品交换原则也会渗人政治生活中。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化原因分析
1. 生产力水平较低是根本原因。“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也就是说,在生产关系上,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但在生产力方面,我们还有着相当的差距。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物化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
2. 当前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本国情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以来的实践证明,商品经济是不能超越的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而商品经济的高级形态就是市场经济。随着我国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过渡,计划经济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产生了我国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这就决定了物化产生的不可避免性。
三、卢卡奇物化思想对中国克服物化现象的启示
(一)我们应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物化现象进行扬弃,辩证地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产生的物化现象。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物化现象必然地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将是长期起基础性作用的力量,人们的一切活动仍将是处于物的依赖关系之下。我们既要有目的地充分利用物化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又要尽最大可能降低物化以及物化意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我们还应建立科学人性的政治、文化等国家制度,重视文化建设,在社会中倡导总体性的文化理念,避免物化带来消极影响。物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有两方面。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和人的关系在商品生产中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将必然存在。另一方面,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商品关系必然会得到极大发展,工具理性―一种与商品经济社会物化结构相适应的、与价值理性相对立的观念―也将会极速扩展,导致价值理性的现代性失语,引发人的内在精神、内在价值的物化。对此,我们需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促进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发展,建立具体的总体性的文化理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制度,以减少市场经济中的物化现象对人们思想意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三)我们应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以人为本,高扬人的价值,实现人的“总体性”的发展,避免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过度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在哲学中,就是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行整体全面的理解,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其有效途径是将社会主义关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与现阶段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减少物化在市场经济中的负面影响,实现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金福,王永山.从异化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对人的存在状态发展之路的解答[J].南京师范大学报,2005(3).
[2] 罗赛.“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不同定向[J].教学与研究, 2005(7).
[3] 宁媛.中西文化视野中的“异化”范畴[J].江西社会科学,2006(7).
[4] 郑元景,徐梦秋.透视现代性[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