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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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的原则，第二个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三者之间是词典式序列，不可逾越。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税收公平衡量有两大原则:一个是受益原则;另一个是支付能力原则。受益原则是将公共物品类比于私人物品，主张以纳税人能够从政府公共服务中获得的收益大小来充当确定税收负担的分摊标准，以实现公平的原则。但是在税收实践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功利主义的兴起，冲击了受益原则。

(二)效率优先原则

严格的效率优先原则要求税收不干预资源配置，避免纳税人会因为纳税而改变自己的效率经济活动，最后导致社会蒙受额外的损失。同样在经济学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很多前提假设:(1)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边际替代率相同，且同意物品在生产和消费双方的边际替代率相同。(2)工作与休息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休假体验与收入体验之间的边际转换率，同时也等于工资率。(3)未来消费与现代消费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未来生产和现在生产的边际替代率。学者们一般将税收的影响概括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从社会总效用最大化去考虑的话，最优税收制度要求征税导致的消费减少对于任何一种商品的比例都是相同的，也就是等比例下降准则。如果政府采用扭曲性的商品税来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化，那么最优税率结构应使得每一种商品的实际消费都同比例地减少，从而保证税前税后，或者说征税与否的消费结构保持不变，而减少的消费全部以税收形式转移到了政府手中。这样就可以使得税收的扭曲效用降到最低，效率的损失被降至最小，从而保证社会总效用达到最高点。

(三)兼顾原则

最优税收制度理论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结论，其中前两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第一，低收入家庭的在社会总福利中所占的权重较大，因此在税收上可以给予其适当的优惠;第二，在商品税制度上，对低质量的商品进行补贴，对收入边际效应为正的商品正税，对奢侈品征以重税。这也是全球各国在制定税收制度时都普遍采纳的结论。而第三个结论就需要加以详细阐释了，莫里斯提出了“倒U型”最有所得税率，即高收入者高纳税，低收入者低纳税，但收入级别的最高档和最低档的边际税率特别低。如果最高收入阶层受到边际税率为零的刺激，就会促使最高收入阶层减少闲暇，反而会使税收总额增加，提高了社会总福利，最终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当然在最优线性所得税时，反弹性原则同样适用于所得税的优化问题，即劳动的供给弹性越大，则税率就应该越小。通过对整个西方税收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效率与公平衡量的问题始终处在税收制度的核心。我国在实际应用税收理论的时候必须考察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比如完全竞争的市场就不太符合我国的基本情况，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在实际上是不健全的。当然，套用马克思•韦伯的观念，这些学术上的研究一定存在理想化的特征，因此这些理论在实践运用和制度对比的时候，这些税收理论只需要发挥价值参照的作用即可。所以下面将分析我国税收政策的实际情况和改进措施。

二、我国税收政策的特点

(一)分税制

分税制是我国税收制度的重要特点，是指将全部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借以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收入的问题，其提出的最初目的是解决中央财政危机。文章最开始提到的“营改增”的背后就是分税制的问题。按照现行的分税规定，营业税是全部归地方政府所得的;而增值税属于共享税种，中央政府可以拿走其中的四分之三，所以有人说如果所有的“营改增”都完成了的话，地税部门就可以半退休了。从理论上来说，分税制是一项较为理想的制度，因为其是由事权来决定财权的，可以有力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同时保障了中央政府的稳定收入，满足国家层面上公共支付的需要，也有利于中央通过财权对地方进行控制。

(二)税收成本

上文提到的三个理论都忽略了税收的成本问题，特别是政府去征税的成本。但实际上税收收入在扣除征税成本之后的纯收入才是政策制定者们最关心的。因此在制定政策时都会考虑其征收的成本。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窗户税。我国2006年取消农业税，相信也一定有这个考虑。随着第二、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农业能够提供的税收已经很少了，但是征收农业税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除了经济成本外还是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2006年以前，我国农村大多都是因为政府要求农民必须照章纳税，但是很多农民交不出税，被逼无奈只能出此下策了。所以，我们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的时候一定会考虑课税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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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收事先裁定的运用与意义

（一）对于税收事先裁定的涉及范围不因只是上述所说的情况，不仅只是因为事后税额难算，征纳双方税额差异较大上才得以运用。原因可以扩大到：怎样提高纳税效率，怎样减少企业相应成本，怎样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同时对于税收事先裁定的税目数量也是可以先少再逐渐增多，可以先在改革中运用部分或少数税目，待成熟完善时，可以再增加税目、扩大范围等。对于税收事先裁定的对象，也可以从机关单位、优质企业向一般中小企业、单位过渡。在试点企业中完善征收，提高增收效率。

（二）税收事先裁定可以扩大到效益好、产品质量优、产品热销的企业中。比如石油产业、钢铁产业、能源产业等。该行业产品性质较为集中，产销量较大较好，一般都能很好地完成预算指标或利润指标。通过税收事先裁定，先把其历年纳税数据与产量、销量、利润进行比较，结合当年预算指标，通过预算当年的产量、销量可以预计出其税收数额。通过预算数据进行合理科学评估得到的税收数额。企业也可以在大批量销售合同方面先实现税收事先裁定。企业按其纳税可以减少其纳税成本和核算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三）税收事先裁定也可以运用到汽车销售行业、房地产行业等。众所周知，汽车与房产的销售量在我国始终是呈上升趋势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家都考虑买房产，买更多的房产以获得安稳平稳的生活状态。汽车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几乎家家都有小汽车，这同样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也知道，房地产行业项目清算结算内容多样、工作量大、工作繁琐。就这点而言，把其放入税收事先裁定的范围也是可以的，同时房地产销售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可以先树立核算样本；把销售收入、利润作为重点核查项目，加以确定税收部分税目的数额。可在优质楼盘中试运用，通过销售价格和利润水平核定其税额。企业也可以通过大额销售定单先进行税收事先裁定的试行。这样一来，税收事先裁定减少了必要的税收核算，减少了事后繁琐复杂的税务清查等工作，节约了企业和税局工作资源，减少了部分人力财力物力的支出。

（四）税收事先裁定也可以运用到职工个人所得税的交纳中。在现有的财务体制改革中，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机关单位都要按全面预算进行管理，严格按预算指标合理使用资金。首先，机关单位职工个人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对于财政供养的机关单位更受预算数额的影响，通过当年预算个人收入数据分析，和历年个人收入数据分析，就可以得到当年其收入水平和纳税水平。可以先在收入稳定的机关单位试以税收事先裁定。这样可以避免机关单位每月都重复交纳职工个税。本身税额差别就不大的机关单位，重复性的单一工作，没有很好地提高效率。把其问题之处同税收事先裁定的合理性结合分析，这是值得尝试和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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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筹划论文税收筹划的含义与特点

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税收筹划是指在遵守税法和符合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利用税收法规所赋予的税收优惠或选择机会，通过对企业投资、经营和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地节约税款，达到税负最轻或最佳，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税收筹划必将成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筹划论文提到它具有以下几个显着的特点：

（1）合法性。税收筹划不仅符合税法的规定，而且符合税法立法的意图，这是税收筹划区别于偷税避税的根本点。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税收筹划，是对税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贯彻，也体现了税收政策导向的合理有效性。国家在制定税法及有关制度时，对税收筹划行为早有预期，并希望通过税收筹划行为引导全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与税收的合理分配，以实现国家宏观政策。因此，提到税收筹划不仅不违法，而且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

（2）超前性。税收筹划是企业对生产经营、投资活动等的设计和安排。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的发生具有滞后性，即由于特定经济事项的发生才使企业负有纳税义务。一旦经营活动实际发生，应纳税款就已确定，再进行筹划已失去现实意义。税收筹划就是要将税收作为影响纳税人最终收益的重要因素，对投资、理财、经营活动做出事先的规划、设计、安排。

（3）整体性。税收筹划的整体性，一方面指税收筹划不能只注重于某一个纳税环节中的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另一方面指总体税负的轻重并不是选择纳税方案的最重要依据，应衡量“节税”与“增税”的综合效果。税收筹划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现在的财务利益，还要考虑纳税人的长期利益；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所得增加，还要考虑纳税人的资本增值；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税后财务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要使纳税人因此承担的各种风险降到最低。总之，税收筹划只有从纳税人财务计划、企业计划这些整体利益出发，趋利避害、综合决策，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4）积极性。从宏观经济调节看，税收是调节经营者、消费者行为的一种有效经济杠杆，国家往往根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节约税款，谋取最大利润”的心态，有意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投资者和消费者采取政策导向行为，借以实现某种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目的。

（5）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减轻税收负担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多种纳税方案中选择税负最低的方案；二在纳税总额大致相同的各方案中，选择纳税时间滞后的方案，这就意味着企业得到一笔无息贷款，通过税负减轻而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6）普遍性。从世界各国的税收体制看，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或意图，总要牺牲一定的税收利益，对纳税者施以一定的税收优惠，引导和规范纳税人的经济行为，这就为企业提供了进行税收筹划、寻找低税负、降低税收成本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普遍存在的。

二、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1.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不论是新设立企业还是企业扩大经营规模，都需要一定量的资金。可以说，筹资是企业进行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筹资，如企业内部积累、企业职工入股、向银行借款、企业间相互拆借、向社会发行债券和股票等，而不同筹资渠道的税收负担也不一样。因此，税收筹划论文表明企业在进行筹资决策时，应对不同的筹资组合进行比较、分析，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确定一个能达到减少税收目的的筹资组合。

（1）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选择。就举债筹资而言，要考虑举债筹资费用，如发行债券要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等，而借款虽不需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但要按借款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印花税，因此税款的缴纳作为筹资费用因素必须考虑。但是利用债务筹资，纳税人不仅可以获得利益收益额，而且负债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与不能作为费用支出只能以税后利润中分配的股利支付相比，负债筹资可以少缴所得税，获得节税收益。这样，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考虑对债务筹资的利用。一般而言，如果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成本率，负债比重的增加可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然而，负债利息必须固定支付的特点又导致了债务筹资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如果负债的成本率超过了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权益资本收益会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也不是负债越多越好，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也就随之增大了。

（2）融资租赁的利用。租赁也是企业用以减轻税负的重要筹划方法。通过融资租赁，纳税人不仅可以迅速获得所需的资本，保存举债能力，更主要的是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折旧作为成本费用，减少了所得税的征税基数，少纳所得税，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还可在所得税前扣除，进一步减少了纳税基数。因此融资租赁的税收抵免作用极其明显。

2.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企业在进行投资预测和决策时，首先要考虑投资预期获得的效益，其次要考虑收益中属于本企业的有多少。对投资者来说，税款是投资收益的抵减项目，应纳税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投资收益率，尤其是所得税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更需决策者的重视。

（1）组织形式的选择。企业在设立时都会涉及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而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供企业选择的企业组织形式很多，不同的组织形式税收负担不同。企业可以通过税收筹划，选择税收负担较轻的组织形式。

（2）投资地区的选择。企业需要对投资地税收待遇进行充分考虑，有时国家为了支持某些区域的发展，一定时期内对其实行政策倾斜，如现行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投资，有些税种可以少交或不交，这完全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税法的立法意图。

（3）投资行业的选择。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国家在税收立法时，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以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投资时选择投资何种行业也可以进行税收筹划，要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充分的考虑。

3.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以不同的方式筹集资金，并按照科学的方法投入企业后，其经营活动进入营运周转阶段，这一阶段集中了企业的主要经济活动，筹资、投资的效益通过这个阶段得以实现，而且自始至终包含着税收筹划。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进行税收筹划。例如，对于享受限期减免所得税优惠的新办企业，获利年度的确定也应作为企业税收筹划的一项内容。由于新办企业产品初创，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也较低，因此，减免所得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也相对较小。为了充分享受所得税限期减免的优惠，企业可通过适当控制投产初期产量及增大广告费用等方式，一方面推迟获利年度，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知名度，充分挖掘其潜在的市场占有率，提高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从而获得更大的节税利益。

三、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1）遵守税法，依“法”筹划。税收筹划的一个显着特点在于合法性。不合法，就没有税收筹划。具体包括3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依法纳税为前提。二是以合法节税方式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安排，作为税收筹划的基本实现形式。三是以贯彻立法精神为宗旨，使税收筹划成为实现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环节。

（2）税收筹划活动要充分考虑实际税负水平。影响税负实际水平的因素有货币时间价值和通货膨胀。货币时间价值对企业投资绩效及税负水平的最深刻影响，表现在现金流量的内在价值的差异方面。在税收筹划中，企业应提高应收现金的收现速度和有效比重，在不损害企业市场信誉的前提下，尽可能延缓税收支出的时间和速度，控制现金支付的比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会形成应税收益的高估，同时还应注意到通货膨胀也使得企业延缓支付税金，会达到抑减税负的效应。

（3）税收筹划要考虑边际税率。对税收筹划影响较大的税率不是某项税负的平均税率，而是其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是对任何税基下一个单位适用税率，也即对每一新增应税所得额适用的税率。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边际税率越低，税收收入越高，边际税率提高，税收收入反而降低”的怪现象，这反映了边际税率变化对纳税人心理的影响及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企业应通过对边际税率的考察，核算税收筹划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合理开展税收筹划活动。超级秘书网

（4）税收筹划要有全局观。税收筹划要从企业微观经济系统甚至国家宏观经济系统角度全面考虑，细致分析一切影响和制约税收的条件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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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我国政府对税收制度进行了多次的改革，在税收政策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进行了多次的调整。但是从总体来看，现行的税收制度与政策仍然不够完善，具体体现为税收工作不够公开透明、税率过于复杂、有关交税纳税的宣传教育工作较缺乏等等。差别税率是我国目前采取的最广泛的方式，此外累进税率也应用广泛，这导致税制的复杂性大幅度提高。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适用税率有多种：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45％的九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业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等等。多种多样的税收制度和税率使得纳税人或者企业没办法清楚的计算纳税的金额，甚至有部分纳税负担重的人们采取逃税的方法，以致为税收工作带来巨大的阻力，间接的也增加了税收的成本。

2.税收管理机构设置不协调

自1994年施行税务制度改革后，我国设立了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采取分开纳税的税务制度，该举措从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财政税收的收入，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税收的成本。为了满足不同的税收事务的办理，各级国税局、地税局纷纷增大办公场地、相关服务厅的建立，相应的服务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另外，纳税人需要分别去两个税务局办理纳税事务时所花费的纳税成本也在增加。

3.成本意识较为淡薄

就目前状况而言，很多财政税收部门往往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税收成本的意识比较淡薄，没有足够的税收成本观念。部分工作人员侥幸的认为自己所处的部门是财政部门，并且国家大力支持社会建设，所以肯定不会缺钱，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出现了铺张浪费的不良习惯。另外，有些部门在对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中没有合理规划成本，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此外，资金分配的不合理还会造成贪污、腐败的现象发生。这些举措不但不利于财政部门的长期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财政税收的行政成本。

二、降低我国财政税收成本措施

1.增强全员的税收成本意识

相关研究表明，对税法知识的了解和税收遵从程度高度相关。为了提高纳税人自觉纳税的意识，相关部门可以开展多种多样的税收宣传，不仅应当积极把握在一年一度的“税收宣传月”，还应该将税法宣传和教育工作常规化。在各级财政税收部门还要积极的开展内部宣传教育，增强部门人员的税收成本意识。提高税收服务人员的执业素质和服务意识，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税收工作的效率。完善相关制度建设，规范税收执法程序，做好充分的税收预算和分析。另外可以将税收成本作为衡量税务工作人员业绩好坏的重要指标，通过工作人员加强管理，合理的配置资源，实施奖惩措施，如此，才能从根本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务效率。

2.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政策

构造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少减免的税制结构是我国税制建设的发展主要方向。长久以来，我国一直非常重视财政税收工作，为了促进财政税收工作水平的提高，进行了多次的税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税收制度仍然还存在很多缺陷。因此，优化税制结构可以通过调整税率、合理的简化税率档次方式改进，简明清晰的税制不仅可以清楚的界定税收义务，而且还可以减少纳税人在交税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及其他各种费用，进而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税收成本。此外，在完善税收政策方面还要规范税收程序，提高税收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开支，降低税收成本。

3.优化税务机构，减员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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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成本的构成及指标体系

政府征税意味着资源从家庭和企业向政府转移，这种转移必然会产生税收成本。所谓税收成本是在现存经济条件和体制下，国家（政府）实施税收分配全过程所发生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成本。它包括征税成本、纳税成本和经济成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的总和通常称为税制的执行成本[1].

征税成本是税务部门在行使征税权、组织税收收入过程中所花费的各种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包括税务设计成本如税法、政策研究设计和宣传等的支出和其它成本如人员工资、办公经费、设备投资及其它相关支出等；间接成本指有关部门为配合税务机关征税而花费的必要费用，也称为税收的社会成本。

纳税成本是纳税人在履行其纳税义务时所支付的各种资源的价值，在西方又叫做“纳税服从成本”、“税收奉行成本”。纳税成本最权威的定义是桑福德在1989年给出的，即“在税制结构和税负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纳税人或第三人如企业为履行其纳税义务而发生的成本”。纳税成本按其表现形式可分为货币成本、时间成本和精神成本，由于时间成本和精神成本不易计量，所以纳税成本又称为隐性成本，一般在4种情况下发生：（1）在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下，纳税人首先要对其在本纳税期限内的应税事项向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报，并按期缴纳税款。在这一过程中，纳税人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精力等；（2）纳税人按税法要求，必须进行税务登记，保持完整的账簿；（3）纳税人为了正确地执行比较复杂的税法，要聘请税务顾问，在发生税务纠纷时，还要聘请律师，准备翔实的资料；（4）纳税人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同时，尽量减少纳税义务，需要组织人力进行税务筹划———节税[2][3].

经济成本是指由于课税而使纳税人被迫改变经济行为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又叫税收无谓损失、税收超额负担或者税收扭曲成本。现代税制建立的原则之一是税收要保持中性，但征税难免会引起相对价格变化，扭曲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导致总产出的损失而产生经济成本，主要表现在：（1）税收对生产方面造成的效率损失，包括降低产出水平、扭曲要素组合、刺激资源向低效益部门流动等；（2）税收对消费方面造成的效率损失，在理论上主要采用消费者剩余损失来度量；（3）税收干预所导致的寻租活动的成本；（4）因偷逃税的存在造成的经济行为扭曲。

根据科学、客观、可操作的原则，衡量税收的指标体系应包括税收征收成本指标和税收纳税成本指标两部分[4].

（一）税收征收成本指标

1.征收成本率。指一定时期的征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征收成本率与征收成本成正比，与税收收入成反比。根据这一指标可以具体计算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税种的征收成本率，可以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行政效率的高低、不同税种的征收难度，也可以纵向比较不同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税务管理水平的变化情况、同一税种的费用变动情况等。

2.人均征税额。指一定时期的税收收入总量与税务人员之间的比例。一般来说，人均征税额越低，征税成本就越高；反之，征税成本就越低。税务人员的多少对税收征管成本有很大的影响，人员太少达不到严格执法、应收尽收的要求，人员太多又会增加税收征管成本，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3.税收成本弹性。指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税收成本增长率之比。这是用相对指标考核税收成本控制绩效。随着税收收入的增长，税收成本的绝对额会相应增加，但税收成本的增加不应超过税收收入的增加，因此，这一指标应小于1.

（二）税收纳税成本指标

1.纳税成本率。指一定时期的纳税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征税成本不同，纳税成本长期以来被视为税收的“隐性成本”，因而纳税成本的确切计量并非易事。这里我们简单介绍澳大利亚计算纳税成本所采用的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

纳税人的纳税成本=纳税人的直接货币支出+纳税人为纳税而花费的时间和资源的各种推算成本-（纳税人的管理利益+纳税人的现金流量利益+纳税人的税收扣除利益）-税收筹划减少的应纳税额其中，纳税人的管理利益可以通过建立严格的会计账簿、保持真实的会计记录以满足税法的要求来实现。纳税人的现金流量利益主要产生于两方面：第一，当所得的全部或部分未被征税且不在收到所得就立即缴税时，纳税人在缴税前拥有这笔税款的使用权；第二，产生于企业依法推迟缴纳的为政府代扣代收的税款（如预扣所得税或销售税）。纳税人的税收扣除利益是指，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成本，这些成本在计算纳税时可以作为合法的可扣除费用列支。

2.每次纳税平均占用时间。这一指标既反映了纳税人的工作效率，又反映了税收征管制度的效率。

二、控制我国税收成本的途径分析

一国或一地区税收成本的高低，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税收法制环境、税制税政环境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目前的税收成本无论从绝对额还是相对额来看，其数额都相当大，主要原因在于[5]：

一是我国税收成本率与经济税源的关系过度密切，使税收成本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当前我国经济税源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很大，而税务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并不随这种差异相应调整，这就使得无论经济税源发达与否，其征税支出的费用都基本相近，从而使税收成本率产生了很大的差别。

二是税收法制环境不健全。与国际环境相比，当前我国税收环境的法制化进程仍然偏慢，表现在公民纳税意识不强；税收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屡禁不止，不仅造成国家税收的巨额损失，也使税务机关在防止税务违法犯罪方面不断增加成本投入；人为税收流失和人为成本支出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越权减免税、“包税”等行为不仅造成税收流失，而且由于其对公平税负的负作用，必然导致其他纳税人纳税成本的增加。

三是税制税政因素制约。税制过于复杂，税收优惠政策过多，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税收成本的增加。一方面，我国税收体制经历了四次大的变革后，仍然不够简化；另一方面，我国税收优惠主要以低效率的减免税为主，在减少税收的同时，也助长了偷逃税行为，从而加大了征税成本并导致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增加。

四是人力资源配置不当。首先是我国税务人力资源重复配置。截止1998年底，我国在编税务人员总数已达100万人（不含各种类型的临时人员），是日本的9倍，加拿大的20倍，美国的11倍。人力资源配置在造成征税成本绝对额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人均税收贡献率偏低和人力资源内耗严重。其次，在税收征管过程中，政府和税务管理人员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使这种委托—关系存在道德风险。税务人员有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进行寻租，从而产生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行为，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为此，国家应在加强硬约束的同时采取激励措施，从而降低道德风险，降低税收成本。此外，税务机构设置的合理性、税收征管手段的现代化等因素，也对税收成本有着重要的影响。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税制建设、税收征管、纳税申报、税法宣传和队伍建设等各个环节贯彻成本—效益原则，特别是需要决策人、征税人、纳税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树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责任意识。从决策人角度讲，主要是进行税制改革，简化税制，优化税制结构，提高整体税收效应；从征税人角度讲，主要是严格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征管，简化规程，充分运用现代化税收征管手段，全方位为纳税人服务，降低征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从纳税人角度讲，应提高自身的纳税意识，积极进行税务和税务筹划，自觉申报纳税，降低纳税成本[6].具体而言：

1.进一步简化和完善税制。从发达国家来看，税收制度越复杂，征收方法越不易掌握，纳税成本就越高。例如，1980年代末的英国，所得税类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制度，增值税的计税方法比较复杂，故这两种税的纳税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率比其他税种高出0.5%～1%.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证明，如果税制具有税种不多、税率档次少、负税范围有限及税基广的特点，则其征管就会比在复杂税制下容易得多，纳税成本也较低。所以，我国在当前的税制改革与完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地使税制简化，降低征纳成本。

我国1994年以增值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是在速度型经济发展模式下运作的，必然会引起额外的经济损失。这就要求在税制改革中，税制设计必须以效益型增长为前提，在充分发挥税收中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税制，减少税收对经济的额外损失，优化税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税制越完善，税收征管的规范化程度就越高，征管成本就越低。相反，如果税制频繁变动，相应税制改革的成本支出就不可避免；从纳税人角度看，纳税人适应新税制的过程必然会带来纳税成本的增加。所以，进一步简化和完善税制，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和便于操作的税制模式，是降低税收成本的根本途径。

2.积极推进税收征管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税收征管电脑化工作已经进行了10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正在推行“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新模式，但与普遍设置了健全的计算机监控网络的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如美国已形成了由东海岸国家计算机中心和按地理区域设立的10个服务中心组成的税务电子计算机系统；法国税务电脑管理中心与各地区设立的11个税务计算机中心联网，连接着全国835个税务所。目前，我国应加快税收管理电子化的步伐，建立计算机网络，扩大计算机系统与其他部门的联网范围，不断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实行电子报税及征税无纸化，特别是应与金融机构联网，提高对收入监控和数据处理的集中度，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效率。

3.建立和完善税收成本核算制度。我国自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对税收进行成本核算，全国总成本、分税种成本都没有准确数字可供参考。即便是当前公布出来的少数区域性成本，其统计口径相差也很大，缺乏可比性，准确程度也值得怀疑。因此，应尽快建立一个规范、系统、科学的税收成本核算制度，由国家税务总局制订统一的税收成本目标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税收成本开支范围、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责任、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成本监督和考核、降低成本的核算方法和违章处理等内容。其中重要的是税收成本开支范围和成本核算方法确定。

4.规范税务，强化税务筹划。税务作为征管改革的配套措施，不但可以减少征纳双方的负担和开支，降低税收征纳成本，还可提高征管质量，减少浪费和损失。目前，许多国家实行了税务制，其中以日本最为典型。日本现有税务人员5万多人，85%以上的企业通过税务办理纳税事务，在东京这样的企业高达96%；日本还颁布了《税理士法》，对税理士的资格认定和监督作了明确的规定。我国的税务业起步较晚，并且行业整体不规范，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要建立税务法律规范，整顿规范税务行业，发挥其降低税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的作用。

税务筹划也叫节税，是纳税人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利用税法给予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通过会计核算、事先预测等方式，减少或推迟纳税，以达到降低纳税人税负的一种方法。税务筹划具有合法性、超然性、目的性、综合性等特征。我们要把规范税务和强化税务筹划结合起来，以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5.提高税务人员素质，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税务人员的素质高，其执法的准确性也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就高，取得单位税收收入所花费的征管成本必然会减少。所以，我们应不断提高税务人员的管理素质和道德素质，采用激励与约束相容的机制，减少委托—风险，从而降低税收成本。

同样，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意识越强，纳税的准确性越高，纳税效率也越高，不仅可以减轻税务人员征税的难度，间接促进税收征管成本的下降，还可以直接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当前，我国纳税人的理性化程度不高，税收遵从水平较低。纳税人理性化程度受到历史文化积淀的影响，大多数纳税人处在从蒙昧理性向一般理性过渡的阶段，只有少数人从一般理性向高级理性过渡。所以，我们要通过税务宣传等方式，不断提高纳税人的理性水平、纳税意识和税收遵从水平，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效率。

参考文献：

[1]C·斯坦福德。付税要花多少成本[J].会计，1989，（2）。

[2]郭庆旺，赵志耘。论纳税成本[J].税务研究，1993，（6）。

[3]M·H·布莱登。纳税服从成本[J].加拿大基金会论文集，1961，（25）。

篇（6）

经济学理论所说的收入效应是用来说明货币收入一定条件下，商品价格上升与实际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即被迫购买价格已经上涨的商品等于减少实际收入，从而减少几乎所有商品的购买量。从税收角度而言，所谓收入效应是指由于课税或增税使纳税主体的收入发生变化，改变总体收入水平，使纳税主体境况变坏的效应。税收收入效应的大小由纳税主体的总收入与其缴纳的税金之比例，即平均税率所决定的。平均税率高，税收负担重，则对纳税主体的收入效应大；反之，则产生的收入效应小。一般来说，税收的收入效应不会对纳税主体“工作努力”产生妨碍，因为税收增加会使纳税主体收入减少，所以纳税主体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而不得不减少闲暇等其他方面的享受，能激励人们更加发奋工作。

经济学理论所说的替代效应是用来说明相对价格变化及其所造成的与私人支出模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即一种商品价格上升，而其他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用其他商品来替代价格上升了的商品。从税收角度来看，所谓替代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实行差别税收待遇，使某种商品或劳务与另一种商品或劳务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导致人们改变对各种商品或劳务的选择，用一种不征税或少征税的商品或劳务来代替征税的或税负重的商品或劳务。替代效应是由税收的边际税率或边际税负所决定的，边际税率越高，替代效应越大；反之则越小。一般地，替代效应不利于鼓励人们努力工作，而会导致人们增加闲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是税收对纳税主体产生的两大基本效应。收入效应反映了征纳双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关系，也反映出税收对经济的激励作用。替代效应则表明，当课税超过一定限度时，人们通过逃避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著名的“拉弗曲线”揭示了税收负担程度的经济效应和财政效应，同时也是对税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最好证明，即，一定程度的税收负担既能保证税收收入，又对纳税主体产生收入效应，激励“工作努力”；税负超过一定限度，不仅不能取得最佳税收收入，反而产生较大的替代效应，激励逃避税收。政府课税必须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负担能力或负担心理，既保证税收收入的极大实现，又维护纳税主体相应的合法权益，促进纳税人“工作努力”，力图淡化税收替代效应的负面影响。

二、税收调控理论及其对纳税主体的激励与制约

税收调控经济的职能及作用方式概括起来有两种：其一，税收自动稳定机制。税收自动稳定机制也称“内在稳定器”，是指政府税收规模随经济景气状况而自动进行增减调整，从而“熨平”经济波动的一种税收宏观调节机制。例如政府对所得课税，在经济衰退时期，纳税主体收入下降，即使不改变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国家课征的所得税税额也会自动下降，并且在累进税率的作用下，税收减少的幅度大于纳税主体收入下降的幅度，从而增加社会总需求，起到反经济衰退的作用。相反，在经济高涨时，纳税主体的收入上升，国家征收的所得税相应自动增加，并且在累进税率的作用下，税收增加的幅度会大于个人和企业收入上升的幅度，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减缓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其二，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景气状况，有选择的交替采用减税和增税的措施，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调控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政府根据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对比状况，以及总供给与总需求内部结构的分配状况，通过增税或减税措施，以及税负差别待遇，调整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费水平，进而刺激或抑制消费和投资欲望，包括扩张性的税收政策和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比如，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减税措施，通过相对增加市场主体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需求增加，推动生产规模扩大，刺激经济复苏，从而促进国民收入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在经济繁荣时期，通过增税措施，相应减少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抑制私人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扼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调控方式的选择要求遵循“黑箱原则”，即要求把受控的经济主体作为一个“黑箱”看待。调控方式一般只考虑四个基本问题，即：（1）税收政策的制定；（2）税收政策与实施结果之间的关系；（3）受控经济主体整体的行为反应；（4）适时调整税收政策。具体来说，就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不深入到企业内部，过问企业内部的具体经济情况和特性，而是针对经济主体的整体状况和国家的政策目标来制定税收政策和组织实施，对所有的经济主体产生同样的效力。

三、税收效应及税收调控理论——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

由税收效应理论和税收调控理论的基本描述及其对纳税主体的影响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政府课税应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的利益，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的合法权益的体现。

税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理论表明，政府课税应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必须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的利益，税收制度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得以确立，税收才能取得财政、经济的最佳效应，这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国家通过合理、完善的税收制度，依法治税，既保证国家的税收权益，也依法维护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后的合法权益。纳税主体在依法纳税的前提下，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筹划和安排，取得的任何经济利益，包括节税收益，归根结底属于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依法治税是税收筹划合法性的前提。

2.税收对经济的调控与影响来自于纳税主体对课税的回应，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对税收的正向回应。

税收调控理论表明，只要税收存在，就必然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来源于纳税主体对课税的回应，包括正向回应和负向回应。政府利用税收调节经济实质上是通过税收利益差别来引导纳税主体行为使之产生正向的影响，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因而政府不仅注重如何制定税收政策。而且更关注纳税主体对税收政策的回应。就纳税主体而言，既然外在的税收环境存在利益差别，不从中作出筹划或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就课税主体而言，运用税收调节经济旨在通过纳税主体对税收利益的追逐来实现调控目标，而纳税主体追逐税收利益的途径有逃税、避税和税收筹划，其中，逃税和避税的主要后果是导致政府税收流失，是政府所反对的；税收筹划则对经济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取决于税收制度是否合理。税制合理，税收筹划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税制不合理，税收筹划则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国家可以利用的只有税收筹划。也就是说，税收筹划不仅对纳税主体是必要的，对实现税收调节目标同样也是必要的。税收筹划本身与税收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它有利于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

3.税收调控范围和手段划定了税收筹划的范围和途径。

税收上的利益差别，使得税收负担具有弹性。从纵向看，在不同经济时期，国家选择实施扩张性或紧缩性税收政策，使不同时期的税收负担具有弹性；从横向看，国家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产品之间乃至行为之间，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也使税收负担具有弹性。由于税收调控纳税主体行为是通过弹性税负来诱导纳税主体行为的，因此在税收负担有差异或有弹性的领域里，税收筹划是可行的，是有利可图并且是安全的，是国家所鼓励、所利用的。而在税负无弹性的领域，税收筹划则是无为的、无效的，纳税主体减轻税负的行为，只能是逃税或避税。这也表明，如何根据税收政策找出弹性税负，才是税收筹划的根本途径。

4.税收调控方式决定了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获得合法税收利益的唯一途径。

税收通过外在税收环境刺激或制约企业的行为选择，使企业适应税收的变化，形成对所有的经济主体总体上一视同仁的激励与制约机制。这表明税收调控并不针对具体的纳税主体，不同的纳税主体所面临的是同样的税收环境。在市场经济中，纳税主体要想获得合法的税收利益，只有通过税收筹划才能实现，而企望得到国家的个别优惠是不现实的。同时，国家税收政策也将根据调控目标与政策实施结果的状况作出新的调整，这就要求企业税收筹划应及时与税收政策变动作出相应的配合，与时俱进地更新税收筹划的内容与方法，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税收政策的变动，某些今天看来行之有效的税收筹划方法，明天则可能是偷税行为。

四、影响税收筹划的税收因素分析

分析影响税收筹划的主要因素目的在于：把握税收筹划的必要程度，即纳税人在财务规划中把多大精力放在税收筹划上是适宜的；了解税收筹划大致范围和可能达到的程度有多大，节税潜力如何；能带来最大节税利益且又最简便易行的途径何在以及税收筹划所应考虑的其他相关因素。

影响企业税收筹划的税收因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其一，税收负担水平。税收负担水平包括宏观税收负担和微观税收负担水平。从宏观上看，衡量一国税负高低的公认指标是税收总额T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微观上看，衡量一个纳税人的总体税负一般不是单纯以某一税种的税负来衡量，而是以企业资本回报率即资本收益率来评价，资本收益率是净收益与利息支出之和同投资总额之间的比值。通常情况下，税负越轻，资本回报率越高，税负越重，资本回报率越低。

税收负担水平对税收筹划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税收负担水平决定税收筹划的广度和深度。如果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较低，企业税负可以承受，纳税人就没有必要精心筹划节税策略。因为如果进行税收筹划还要花费一笔节税成本，而所取得的税收利益对资本回报率影响又不大，此时税收筹划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但是，如果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水平高，税收则成为影响资本回报率的重要因素，是否实施节税策略结果是完全不相同的。其次，国家间税收负担水平的差异，影响跨国纳税人的投资决策。由于国际市场上不同国家或地区同类商品税负轻重不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所得税税负水平也有高低之差，相应的投资回报率也相当之悬殊，所以跨国纳税人在实施经营和投资过程的税收筹划时，往往青睐于税负低的国家或地区。

其二，税负弹性。税负弹性是决定税收筹划潜力和节税利益的关键因素。税负弹性越大，税收筹划的余地和可能的节税利益就越大，税收筹划就越有利可图。在一次性总额人头税制下，由于不具有税负弹性，不产生替代效应，纳税人就没有税收筹划的余地。而在多种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下，各个不同的税种各有不同的弹性，为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其中，主体税种由于覆盖范围广、税源大、税法规范相对比较复杂，其税负的伸缩性就较大，成为税收筹划所瞄准的主要税种。

税负弹性取决于税种的构成要素，其中主要包括税基、扣除项目、税率和税收优惠。由于税基的宽窄、扣除的大小、税率的高低以及税收优惠的多少，都有较大的弹性幅度，因此各税种构成要素的弹性大小就决定了各税种的税负弹性。一般而言，所得税的税负弹性要高于其他税种，也就成为税收筹划的主要税种。

其三，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是国家税制的组成部分，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通过给予一定的税收利益而对纳税人实行的税收鼓励。税收优惠反映了政府行为，是通过政策导向影响人们生产与消费偏好来实现的，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不把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加以运用。

篇（7）

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同时在税收优惠中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九十二条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作出了限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1、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2、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依据上述的实际税收征管情况及税收政策可综合思考如下：若某一中小型工业企业，2011年度预计资产总额2600万元，职工平均人数88人，企业的会计利润35万元，该年度终了汇算清缴前经注册税务筹划师初步测算，应纳税所得额为30.5万元。

考虑到该工业企业处于小型微利企业税率优惠的边缘，企业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对自身费用的调整进而享受税收优惠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2011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告第46号，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减除费用标准重新作出了规定：纳税人2011年9月1日（含）以后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应适用税法修改后的减除费用标准3500元，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篇（8）

Abstract:Thetaxrevenueoutflowalreadybecameourcountrytaxrevenuedomainstubbornillness,reducedthenationalfinancialrevenue,hasdisturbedthenormaltaxrevenueworkandthesocialeconomylifeorderseriously.Thisarticletothetaxrevenueoutflow''''sconcept,theform,thepresentsituationandhadthetaxrevenueoutflowfactortocarryonthesimpleanalysis,andproposedthegovernmenttaxrevenueoutflowtoddlingstep.

keyword:Taxrevenueoutflow;Taxpolicy;Financialrevenue

前言

所谓税收流失，是指各类税收行为主体，以违反现行税法或违背现行税法的立法精神的手段，导致实际征收入库的税收收入少于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计算的应征税收额的各种行为和现象。这里所说的各类税收行为主体，包括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以及作为征税人的税务部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税收流失主要表现为以下种种现象和行为：

1.偷税。2.逃税。3.漏税。4.骗税。5.抗税。6.欠税。7.避税。8.非法的、任意的税收优惠和减免。9.征税人违规导致税收收入减少。

一、我国税收流失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新的税收制度的贯彻实施，税收已广泛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4年全国税收收入25718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GDP）的18.1%，税收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改善综合国力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转轨期，国家法制尚不健全，人们的税收法制观念还比较淡薄，诚信纳税的意识还远没有得到树立，各种偷逃税现象还大量存在，税收流失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2004年，全国税务机关共检查纳税人124万余户，查补总收入为369亿元，若按50%的查补率乐观估计，税收流失也在300亿元以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据测算，我国地下经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左右，按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18%匡算，2004年，我国地下经济的税收流失约为3696亿元。据国情专家胡鞍钢的保守估计，目前我国的税收流失约在3850-4450亿之间。从各种渠道的信息来看，目前我国税收流失情况已十分严重。所以，加强对税收流失的研究，对税收流失进行有效的治理，最大可能的减少税收流失，增加税收收入，是十分必要的。

二、目前我国引起税收流失的主要原因

我国目前的税收流失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混合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税收流失产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利益关系是引起税收流失的动因。

我国现阶段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国有、集体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都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而现阶段，国家与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来进行的，税收直接参与社会剩余产品的再分配，这种分配形式的主要特征是无偿性。因此，税款的多征与少征，直接影响到生产经营者的收益。使得一些生产经营者在处理国家、企业、个人的物质利益关系时，为了使自身收益最大化，便会采取各种手段偷逃国家税款，造成税收流失。

（二）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不规范，税收执法力度不够是税收流失的政策原因。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的税收制度进一步改进，但是现实生活中，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建设仍不够完善，存在许多不足与缺陷，主要表现在：1.法律体系内部存在重大缺陷。现行税法形式体系不完善，没有一部税收基本法，也没有相配套的税务违章处罚法、税务行政诉讼法等。2.现行税法立法档次太低，许多税种都是依据国务院颁布的暂行条例开征，税收立法呈现立法行政化趋势，税法的权威性和透明度不够。3.现行税法存在不合理之处，操作性较差。如增值税的视同销售的规定、关联企业转移定价的规定等在实际的税收征管中操作难度都相当大。同时，税务机关的执法独立性较差，《征管法》虽然有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的规定，但由于需要工商、银行等相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这些规定往往得不到落实，使偷逃税现象不能得到有效制止，造成税收流失。

（三）税收征管体制不完善，税务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较低，是产生税收流失的体制因素。

1.税收征管体制不完善，征管质量不高。1997年以来，虽然逐步建立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新模式，但从几年来的运行情况看，取得的成效并不理想。出现了“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税务机关内部岗位职责不清，管理任务不明，淡化了税收征管的一些基础性工作，而重点稽查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税收征管的质量，造成了税收流失。

2.税务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当前，知识经济的浪潮扑面而来，拥有现代知识，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将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的因素。近年来，为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税务干部队伍不断壮大，但纵观税务干部队伍的现状，却十分令人担忧。一是专业型人才不足。二是复合型人才缺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复杂的税收工作需要，造成了税收流失。

3.税收征管手段仍显落后，税收信息化建设步伐亟待加快。近年来，税务系统大力加强了税收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但由于资金、技术、人员、设备等条件的制约，全国的发展不协调，没有在全国形成网络。同时，由于没有与工商、银行、海关等相关部门联网，无法实现信息的交流和共享，使计算机管理的效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四）地下经济规模巨大，是税收流失的重要因素。

各种数据和信息表明，目前我国地下经济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由于地下经济活动几乎完全脱离了税务机关的监控和管理，税收基本处于完全流失的状态。三、税收流失的治理对策

（一）提高立法层次，加大税收立法执法透明度。

1.制定颁布《税收基本法》，对税法的定义、原则、税务机关的组织机构和权力义务、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税务争议、税务中介和等进行明确的界定，使其真正起到税收领域的“母法”的作用。

2.提高现有税法的法律级次，增强税法的法律效力。（1）对于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经过修改后较为成熟的就按照法律程序尽快提请国家立法机关审议通过，使之升格为正式的法律。（2）修订现行税法，以达到税法体系的内外统一。

3.强化税收执法，确立“严管重罚”的治税思想。在严格遵守《征管法》规定的处罚幅度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对各类税收流失行为的处罚力度，并按税法规定严格加收滞纳金，增加偷逃税者的风险预期和机会成本，减少税收流失。

4.强化税务机关的独立执法权。应考虑建立包括税务警察和税务法庭在内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使税务机关可以进行独立执法，不受其他部门干扰，增强对各种税收流失行为的威慑和抑制作用。

（二）改革完善现行税制。

1、改革完善增值税，充分发挥增值税优势。

尽快实施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加速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将其扩展至建筑安装业、邮电通信业、交通运输业等等。

2.完善个人所得税。

（1）随着征管环境的改善和征管手段的现代化，逐步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并最终向综合所得税制过渡。（2）降低名义税率，减少税率档次，简化税制，加强征管。（3）建立科学的费用扣除标准。

（三）立足现实，着眼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建立税收征管新秩序。

首先，要在全社会树立起依法纳税的遵从意识，强化公民对税法熟悉程度和依法纳税的自觉性。其次，坚决堵塞会计信息失真的漏洞。国家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严惩虚假错误信息的披露者。再次，要加大税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使其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高税务干部的综合素质，提高征收管理水平。最后，要继续完善和推进税收征管改革，改革落后的征管手段，提高税收效率。

（四）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打击地下经济。国家应尽快建立打击地下经济活动的有关制度，增强对走私、造假、盗版等破坏性、危害性较大的地下经济的打击力度，从制度上不断压缩地下经济的生存空间，减少税收流失。

参考文献：

篇（9）

新一轮税制改革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在一般意义上表现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成本，更深层次的表现为在制度变迁中因解决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而付出的代价，也可表述为摩擦成本。

1.潜在纳税人利益集团的利益。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基本特征为：在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稳定的前提下，在年度和税种之间统筹安排增税和减税的改革措施，实行结构性调整的税制改革。其一，这种增税和减税相结合的结构性税制改革，使一部分纳税人因税负降低而取得利益，另一部分纳税人则利益受损。比如目前我国已经取消了农业税，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这会使相应的纳税人得到利益；未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将会增加一部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其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后，内资企业因所得税税率降低而整体税负下降，外资企业却因部分税收优惠被取消而获利减少，产生心理失衡，因而可能减少在我国的投资。

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新一轮税制改革带来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问题表现为：其一，结构性调整的税制改革使税收收入在一定期间相对下降可能会给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带来压力，这种压力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如何化解，比如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将会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其二，由于新一轮税制改革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税种的重新划分，致使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形成利益博弈局面。

3.多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在税制改革过程中，除了涉及上述利益集团的利益外，还会出现多种利益集团共同博弈的问题。以我国开征燃油税为例，作为“费改税”的改革措施，政府早就提出了改革设想，并制定了改革的方案。但时至今日燃油税仍未开征，除了近年来油价上涨的原因外，重要的原因在于与该项改革有关的原有利益主体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在利益均衡没有打破的状况下，博弈的结果只能表现为路径依赖（二）完善税收征管环境及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成本

1.税制变迁及税制运行过程中的社会环境。税制变迁及税制运行过程中税务部门征管的社会环境，即税制变迁的外部环境决定着税收征收成本和税制变迁成本。主要包括：其一，公民纳税意识。良好的公民纳税意识，是新税制运行正常的条件。其二，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化程度。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化程度是指财务会计核算体系的完善程度，这将决定纳税人有关经济业务反映信息的真实程度，决定纳税申报的真实程度，决定新税制运行的效果和成本。其三，社会信息管理水平。税收征收管理的水平和质量主要取决于社会化信息共享程度。只有在国家统一立法之下，达到社会化信息共享，税务部门对纳税人与纳税相关的经济业务信息分析和控制才能有可靠来源，保证税源监管到位。其四，社会金融管理水平。在没有完备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之下，大量的现金交易，使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的资金流无法控制，一方面会形成地下经济，另一方面会产生税收流失，使税制变迁的随机成本上升。

2.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能力。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能力，实际上是税制及税制变迁的征管内部环境，新一轮税制改革必须考虑对这种能力的路径依赖。税收征管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因素：其一，税收征管模式。它是税务部门为了实现税收管理目标，由税收征管中的征管组织机构、征管人员、征管形式等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组织形式。科学规范的税收征管模式，表现为税务部门较高的征管能力，将降低新税制的运行成本。其二，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对纳税人偷逃税问题的控制主要取决于税务部门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质量，以及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的手段和水平。其三，税务人员工作努力程度。税收制度能否有效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人员的执法能力、政策水平以及工作自觉性。（三）政府对新制度规划设计的费用因为制度变迁是用新的制度替代旧的制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新的制度进行设计，对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规划，并按照一定的程序组织实施.使制度建立起来并开始运行，在这个过程中直接和间接发生的一切费用，都构成制度变迁的成本。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成本中制度规划设计的费用主要包括：新税制的设计费用，即为制度设计进行论证和调查研究的费用；新税制提案设计费用等。

（四）纳税人在新一轮税制变迁中的遵从成本

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纳税人对新税制必须重新学习、认识和理解，支付一定的培训费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纳税人必须更新财务核算软件等等。这一切都将构成实施新税制改革的遵从成本。

二、把握时机，全面推进改革，降低税制变迁成本和路径依赖

（一）全面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减少新一轮税制改革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摩擦成本

新一轮税制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调整，为了平衡由于税制改革产生的利益不均.需要配套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转移支付制度等相关改革，以保证税制改革的进程和成效。与新一轮税制改革同时推进的分税带财政体制改革，应根据社会和经济事务管里责权的划分，在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工和职责的基础上，在同－税政的前提下，明确界定税权，统筹兼顾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二）把握税制改革时机，降低新一轮税制改革制度变迁的随机成本

为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避免年度之间财政收入的大起大落，税制改革措施的推出应在收入的增减方向和时间的进度安排上统筹协调。这种协调既体现在一个税种内部，也体现在不同税种之间。对单个税种，在全方位改革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些税种要素进行局部调整，逐步予以推进。对于不同税种，在综合考虑改革的迫切性和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的基础上，合理进行搭配，选择恰当时机予以实施。通过这种策略性的安排，财政上耗用的只是机会成本，而税制改革的力度和财政的承受能力能较好地统一起来，确保税制改革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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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自营车辆建立运输子公司

1.寻找增值税平衡点：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整体收益角度来考虑成立什么组织形式的运输公司。企业发生的运费对于一般纳税人自营车辆而言，运输工具耗用的油料、配件及正常修理费支出等项目，若索取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则可以抵扣17%的增值税；若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则仅能以3%计算运输收入所应缴纳的销项税，并且不得抵扣运输工具耗用的油料、配件及正常修理费支出等项目。具体分析如下：假设运输收入为S，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运费支出为P，则增值税平衡点计算如下：Sx11%-Px17%=Sx3%P/S=47.06%因此，①当运费支出占运输收入的比重大于47.06%时，企业应采用建立一般纳税人形式的运输子公司；②当运费支出占运输收入的比重为47.06%时，企业采用建立一般纳税人形式的运输子公司或小规模纳税人形式的运输子公司均可；③当运费支出占运输收入的比重小于47.06%时，企业应采用建立小规模纳税人形式的运输子公司。

2.计算应纳增值税。根据“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的代垫运费：承运部门的运输发票开给购货方，并且纳税人将运输发票转交给购货方的，不包括在价外费用中”的规定，独立自营车辆建立运输子公司可以分为将运输发票开给购货方和将运输发票开给销货方的两种情况。

2.1将运输发票开给购货方。因为独立自营车辆建立的运输子公司既可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又可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所以具体分析如下：a.当运输子公司为一般纳税人，母公司应纳增值税=P×17%-M×17%子公司应纳增值税=H×11%-N×17%站在集团的角度，此方式下与自营运输方式下的增值税税负一致。b.当运输子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母公司应纳增值税=P×17%-M×17%子公司应纳增值税=H×3%站在集团的角度，将运输部门独立成小规模纳税人并采用委托购买运输的方式，相比于自营运输方式，增值税税负相差N×17%-H×8%（元）。

2.2将运输发票开给销货方。将运输发票开给销货方的增值税计算同理将运输发票开给购货方的情况，即要分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这两种情况。a.当运输子公司为一般纳税人，母公司应纳增值税=P×17%+H×17%-M×17%-H×11%子公司应纳增值税=H×11%-N×17%由于流转环节增多，所以站在集团的角度，相比自营运输增值税增加了H×6%元。b.当运输子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母公司应纳增值税=P×17%+H×17%-M×17%子公司应纳增值税=H×3%相比自营运输，站在集团的角度，增值税增加了H×9%+N×17%元。综合上述分析，若将运输部门独立成子公司且采用购买方式，不管该子公司是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其增值税税负都会比自营方式高。若将运输部门独立成子公司且采用委托运输方式，当子公司是一般纳税人时，增值税税负和自营运输方式下一致；当子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时，增值税税负则会产生差异。

三、实际数据

具体分析例题：新光公司销售给红光公司甲产品20000件，不含税价格100元/件，运费不含税价格10元/件。其中因加工商品购进原材料可抵扣的进项税为120000元，物料油费消耗等可抵扣进项税为8000元。新光公司将自己的车辆独立出去成立运输子公司的的决策是否可行。

1.自营方式下增值税税负：增值税=20000x100x17%-120000+20000x10x11%-8000=234000元

2.自营车辆独立出去成立运输子公司并采用购买运输的方式：

（1）当运输子公司为一般纳税人时，新光公司增值税=（100+10）x20000x17%-120000-20000x10x11%=232000元运输子公司增值税=20000x10x11%-8000=14000元总增值税=232000+14000=246000元

（2）当运输子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时，新光公司增值税=（100+10）x20000x17%-120000=254000元运输子公司增值税=20000x10x3%=6000元总增值税=254000+6000=26000元

3.自营车辆独立出去成立运输子公司并采用委托运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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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前期的《税收基本法》研究和起草过程中，学术界与实务界讨论比较多的税收基本原则主要有：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平等纳税原则、普遍纳税原则、适度负担原则、宏观调控原则、实质课税原则、反避税原则、简便征收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方便纳税人的原则、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等等。应该说，这些原则对于促进税收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些原则构不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如何确立和贯彻税收的基本原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原则的含义，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均存在着许多不尽相同的认识。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决定于税收分配规律和国家意志，调整税收关系的根本原则，它对各项税收制度和全部税法规范起统帅作用，使众多的税法规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纳双方)应普遍遵循的准则。有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规定或寓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收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使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还有些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全部税收活动，在税收关系的调整中具有普遍价值的，任何税收活动都必须遵循和贯彻的根本准则或标准，是税法本质、内容和价值目标的最集中的表现，是税收立法的基础、税法解释和适用的依据，是税法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对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指导作用。上述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都概括出了税收基本原则的一些共同之处，指出税收基本原则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或必须普遍遵循的准则或规则；反映了税收基本原则是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全部税收活动的抽象和概括；揭示了税收基本原则是以法律形式固定的或是寓于法律之中的准则。这集中体现了税收基本原则应该是指导税收活动的根本准绳，因此，《税收基本法》中所应强调的税收基本原则也有必要按此标准加以确立。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制定类似于《税收基本法》的法律制度时，一般不过多地将税收基本原则直接写入法律，而是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并转化为操作性较强的法律条文来加以体现。如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不允许征收阻碍俄罗斯统一经济体发展，特别是直接或间接限制商品和金融资源自由流动的税收。这实际上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表达方式，强调的是税收的征收绝对不能对资源自由流动的经济效率产生阻碍。这种立法思路对在我国《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体现税收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在《税收基本法》中并不一定要对税收基本原则以直接字面解释的形式概括出来，而是可以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具体的条文内涵之中。即便在《税收基本法》中要单列条款对税收基本原则做专门的规定，也应该着重将税收基本原则的实质内涵用操作性较强的法律语言加以规定，而不应只是仅仅停留在字面的表达上。

二、《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

基于国内已有的研究和国际经验，对于《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哪些税收基本原则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本质的要求；二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基本职能的要求；三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政府和市场职能分工的要求；四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合理划分的要求；五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民主化和保护税收管理相对人利益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还需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税收基本原则的定义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予以表达的问题。对于某一项税收基本原则甚至是一般性原则，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可能会引起在实践中对税收原则运用上的差异。例如，对“税收公平原则”，有些人的理解侧重于横向公平，有些人的理解则侧重于纵向公平，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人们对税收公平的不同判定，也会影响到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实践活动中的运用。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中，如何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对税收基本原则加以全面、规范的表述，以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是一个需要细致推敲的问题。这也是保证《税收基本法》能否有效实施到位的重要前提。二是如何协调税收基本原则之间关系的问题。前面所列举的一些原则先撇开其是否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不谈，单独就其内容来看，有些原则之间彼此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以及重叠交叉等现象。例如，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之间就经常矛盾；反避税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在具体含义上存在着一定的重复交叉；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等等。因此，对于上述所列举的原则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中，都必须细致地加以甄别，严谨地加以界定，有侧重地加以取舍，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好各原则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如何体现税收基本原则的开放性和前瞻性的问题。《税收基本法》所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对规范税收活动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但是具体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则有可能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地改革和调整。这就需要《税收基本法》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在保持其长期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前瞻性，要避免对将来一段时期税收制度的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带来不必要的限制。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应该是对税收活动具有长期指导性、重大的、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想。此后，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宪法中均陆续加以体现。目前，根据有学者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进行考察，其中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的有85个，占81.0％。德国、俄罗斯在《税收基本法》中也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做了规定。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历史，有学者研究认为，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对税收权力的法律制约，而且还是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现代税收的基本原则，其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我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的规定，也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思想。但是其内容还不够完整，仅强调了公民依法纳税这一层含义，尚未涵盖国家也必须依法征税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将《宪法》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这一思想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充实和细化。税收法定主义的完整内涵应该是：一切税收的征收和缴纳都必须以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为依据。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任何税收的课征都必须由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二是税收构成要素和征管程序必须由法律加以限定，行政机关未经立法机关授权，无权擅自加以规定；三是法律对税收要素和征管程序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四是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收，不得擅自变更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五是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同时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2．财政收入原则。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他于19世纪后期提出的税收四原则中，首先就是财政政策原则，包括收入要充分的原则和随着经济增长弹性征收的原则。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也提出了税收应坚持保障财政收入的原则。从税收的本质来看，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强制性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的产生首先是一个财政范畴，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这是税收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任何一个税种的开征、任何一部税收法律的设立所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关于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更是直接通过《宪法》来加以体现的，而不是单纯的税收法律。如美国的《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国会具有征收关税、消费税、所得税等税收的权力，并规定国会开征的税收应用以支付债务、提供公共防御和服务；德国的《宪法》也规定联邦具有税收立法的权力等。这些都是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在《宪法》层面的体现。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体现出税收的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有必要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具体需要体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具有开征税收的权力；二是国家征收的税收主要用于满足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处理公共事务、支付国家债务等公共用途方面的财政需要。当然，在确立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时，也不应违背上述的税收法定原则，即国家为满足财政需要而开征税收的权力必须依据法律行使。

3．税收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应该说也是伴随着税收的发展过程自古有之的，许多国家也先后将税收公平的原则写入了《宪法》当中。根据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的考察，在有涉税条款的105个国家中，有29个国家就税收公平进行了规定，占27.6％。在俄罗斯的《税收基本法》中，也能发现其中关于公平原则的条款。只不过尽管各国对公平作为税收基本原则的认识已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但是对于“公平”的理解角度和衡量标准有着一定的差别。

在其内涵的理解上，主要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也有学者认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横向公平组成纵向公平，一系列纵向公平的统一层次则构成横向公平。在公平的衡量标准上，也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受益标准，即纳税人应纳多少税，根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多少来确定，没有享受利益的人就不纳税。另一种是能力标准，是指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为依据征税，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税收公平内涵和外延的一种挖掘，为我国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提供了良好的思路。特别是我国当前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城乡之间的不公平、所有制之间的不公平、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等比较突出，这些都成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全面、完整地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对于更好地发挥税收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至少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普遍征税。主体税种的开征必须具有广泛的税源基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承担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二是平等征税。纳税人不应因其身份、地位等情况而享受特别的税收优惠待遇，不得因民族、宗教的原因而对纳税人实行歧视待遇。严格控制税收优惠的范围和权限，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定的程序。三是量能征税。税收的开征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根据不同税种的内在特点，合理确定税基和税率，充分发挥税制体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功能。4．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主要是指税法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有利于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的提高，税法的调整也必须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和减少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自税收原则被提出以来，效率原则也一直被税收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重视。从17世纪威廉·配第提出的简便、节省原则，到亚当·斯密提出的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再到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国民经济原则和税务行政原则，以及凯恩斯提出的宏观调控原则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思想。在一些宪法中包含税收条款的国家，也有些将税收效率的思想体现在宪法当中。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关于税制简便透明、不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要求，其实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体现。在我国，从更好地提高税收征收效率、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角度考虑，也有必要将税收效率的原则体现到《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当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首先，税收要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其次，对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或调节不到位的领域，国家可以依法运用适当的税收手段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二是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税收政策、征收制度、征管程序的制定应力求简便、透明、易于操作，最大程度地降低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三、相关税收原则间的关系问题

1．关于税收法定原则与其他三个原则的关系问题。要进行税收立法，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用法律规范税收行为，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开展税收活动的最根本要求。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应该始终体现并贯穿于其他三个基本原则之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在税收立法中的贯彻，还是在税收实践中的运用，都不能偏离税收法定主义这一指导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还是基于公平与效率的需要而开展的一切税收活动，都必须具有或赋予其现实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也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税收法定原则就应该是其他一切税收原则的统领，甚至可以涵盖其他税收原则。因为毕竟法律本身仅仅只是一种形式，而财政收入、公平与效率的需求才是税收实实在在的内容。用形式来统领内容显然会出现逻辑上的混淆，而用形式来规范内容才是认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其他三原则之间关系的比较客观的态度。就《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而言，就是要在立法过程中，用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来规范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

2．关于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问题。公平和效率历来就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一面是，追求公平可能要失去效率，而追去效率可能要放弃公平；统一的一面是，公平的实现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公平。公平与效率是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职能的体现，因此，在《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也是实现税收职能的要求。只不过在具体贯彻和实施中，应更多地发挥其统一的一面，而缓解其矛盾的一面。前面所提及需要在《税收基本法》中体现

的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具体内容，正是基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要求而提出的，如税收公平中的普遍征收原则，实际上也是稳定、足额地取得财政收入的要求，这也是税收行政效率的一个方面。税收公平中的平等征税原则，实际上也是减少税收对市场主体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税收经济效率的要求。至于税收公平中的量能课税原则，从理论上讲，当对高收入者征较高的税收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产生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替代效应，影响其工作积极性，从而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这种可能是完全可以通过税制的设计，合理把握对高收入者征税的度来避免的。即便是发生了这种可能，那也仅仅是一少部分高收入者效率的损失，而换来的却是社会对公平的更广泛认同。这种社会普遍的公平所带来的效率的增加，必定远远超出少数高收入者的效率损失。这恰恰也是税收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