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地理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07-21 16:37:42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国际贸易地理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国际贸易地理》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选修课程，它是研究世界各国(地区)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商品交换的地域分布和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属于社会科学，是介于国际贸易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性学科。这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是随着世界各国(地区)之间经济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而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贸易地理主要是通过对世界各国(地区)地理环境的研究，分析各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部分学生在中学学习世界地理的时候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人文地理环境包括政治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社会地理环境、文化地理环境、人口地理环境等等。针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开设国际贸易地理课程，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经济部门结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分布与发展方向及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市场特点、商品结构和交通运输网络、风俗习惯、商业惯例等，以便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更好的与对方融为一体，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服务。
国际贸易地理课程中没有太多深奥的理论，教材上的内容学生都能看懂，但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而且不断的有新的内容需要及时补充。所以，在国际贸易地理的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特点，我把重点放在人文地理环境的学习上，在具体讲课时，不断进行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努力改变过去照本宣科，只重知识传授，不重启发引导，忽视创新的“填鸭式”教学方式。
一、积极采用互动式教学方式
一些访谈节目，如《对话》、《艺术人生》，收视率较高，深受观众喜爱，其成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内容紧贴生活实际，有“卖点”;二是形式新颖，适合人们的“口味”;三是方法高明，主持人不知不觉牵着观众“鼻子”走，让观众在谈笑中获益。如果教师有节目主持人的眼光和手法，不留教育痕迹的传道授业，教书育人，就要改革之前的教学方法，那么，互动式教学方法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所谓互动式教学，是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其优点有发挥双主动作用、体现双主导效应、提高双创新能力、促进双影响水平。我在教学中，在第一堂课，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国际贸易地理学以及该学科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研究，我给学生一个主题—谈谈自己的家乡。首先，将学生按照行政区域进行分组，在小组中各成员相互交流汇总自己家乡的乡土地理材料，然后每组推选出一位同学发言。当同学们神采飞扬地介绍自己家乡的同时，我适时的对该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资源环境及经济状况进行点评，这样让学生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并为自己的家乡而自豪。最后，我在总结时将同学们介绍自己家乡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整理思路，联系国际贸易地理的研究对象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由点及面，取得理想的效果，也改变了学生认为国际贸易地理等于中学的世界地理的错误想法，引导他们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去认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捕捉时事热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国际经贸活动与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研究，以前学生在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的学习过程中，较少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这是我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这个内容的学习，让学生认识到世界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在加速恶化，环境问题也和经济问题一样成为世界问题，教育学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国际经贸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今年上半年的教学中，刚好遇到哥本哈根气候环境大会的召开，我让学生每天关注大会的进展，并且让学生下去查资料，了解什么是温室效应、什么是京都议定书、什么是CDM以及各国政府和人民面对世界环境问题的态度。之后，我专门用两节课的时间让学生畅所欲言，同学们不仅阐述了自己对当前世界环境问题的认识，也讨论了自己的看法，表明了立场，同时也让同学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环保教育。
三、不断充实新的内容，保持与时俱进
由于我们使用的教材受出版时间的局限，有些内容和数据往往是三、四年之前，甚至更早。所以在备课时，应注意不断补充一些最新的资料。特别是对于《国际贸易地理》这门学科而言，更应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活力。比如讲到欧盟的时候，将其成员国进行更新;讲到美国汽车产业的时候，将因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而申请破产保护的汽车公司作为重要的案例纳人到授课内容中。另外，将教材中需要更新的数据提前布置学生自己查找更新，当然，我自己在备课的时候也做好功课。
篇（2）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是国际贸易专业的核心课程,课程内容包括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实务两大部分,也就是关于国际贸易的宏观知识和微观知识的两部分,在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在国贸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效果。本文结合个人的教学实践,针对《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的教学方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2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教学内容方面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的理论部分包括国际贸易概述、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组织等内容；实务部分包括市场调研、贸易术语、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货款支付、商品价格核算、国际贸易合同的磋商订立和履行。内容涵盖面广,涉及知识点多。而且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内容也在不断更新中。比如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新的贸易保护壁垒——美国和欧盟新推行的“碳关税”,新的自由贸易区协议：如2010年9月12日正式生效的“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国际贸易实务部分,如2009年1月1日开始使用的新版英国《协会货物运输保险条款》,国际商会新推出的自201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等。而很多教材即便是新出版的,也没有做到全面反映这些新的变化,有的教师在教学中,教学活动没有充分反映国际贸易中的新变化、新动态,不能将最新的内容融合到教学中的问题。比如选取的案例发生的时间比较早,内容与目前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教师要做到在教学内容上与时俱进,方能确保学生学到的知识的实用性。
目前教学中,部分教师在讲授理论部分时,按照教材编排顺序平均用力,不考虑学生的基础和理解能力,存在讲授内容过多,讲解程度偏深、偏难,脱离实际的毛病,学生感觉理论部分难于理解,不实用；而在讲实务部分时,不注意基本概念和操作原理的解释,一味注重所谓实际操作,比如对于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部分的教学,花费大量时间在运费、保险费的计算和提单、保险单如何填制上,造成与后续课程的内容的重复。另外不重视对于实务操作相关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国内法律的讲解、解释,结果造成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学生如果没有建立起总体上的国际贸易理论知识框架,没有建立起按照国际贸易法律和惯例进行规范操作的理念,掌握的实务操作会流于表面,对于后续课程的学习也不能提供足够帮助。
2.2教学方法
目前很多老师上《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都会采用多媒体设备,特别是使用ppt课件授课已很普遍。而几乎每个授课教师也都会列举案例、提问学生和要求学生根据布置的题目分组讨论并进行课堂演讲的形式,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有的教师使用ppt课件授课时,课件不够生动,加上ppt课件承载的内容多,教师不注意与学生互动,只顾自己讲,学生学习会觉得容易疲劳；目前采用较多并且较为有效的互动式教学方式是小组讨论,即由教师选取或由学生自选适当的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实际问题,由学生组成小组来进行分析,将其做成ppt,在课堂上演讲,并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讨论。学生发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首先,由于学生对知识掌握不够,并且由于时间有限,不去充分查阅资料,不去自学相关知识,结果导致分析不到位,基本概念解释不清。导致讨论效果奇差,浪费课堂时间。
其次,教师没有很好地控制办法,出现了搭便车现象。小组中部分同学忙碌,部分同学不参与讨论,课堂发言往往是小组代表,没有达到全员参与、共同提高的目的。
教师的教学方法应更加灵活多样,要能吸引大多数学生的参与,教学形式和方法要突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3考试形式单一,考核不尽科学
考试是教育评价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考查教师的授课效果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考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师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改变考试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考试中存在以下问题：
对技能、能力的考核力度不够,考试形式单一,考试方式大多侧重笔试,对于口试、操作考试、演示考试采用较少。笔试的卷面分数在学期总评成绩的分值比例较高,笔试的考试内容偏重于知识记忆,名词解释、选择、填空、判断、案例分析等试题不能充分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考合一存在弊端。在传统的“教考合一”的模式下,任课教师既是命题人,又是阅卷人,为了提高学生的卷面成绩,任课教师往往在考前划重点,缩小复习范围或者用各种方式透露考试信息,造成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3教学改革的建议
3.1教学内容上
3.1.1教学内容要突出理论知识的应用
首先,教师要通过科研,真正理解教学内容的精髓,把握本学科或课程的发展趋势,及时吸收相关领域的最新的科研成果,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授课内容不可以局限于教材,可以从网络、有关的报刊及时了解最新的信息并以此来调整授课内容。比如获知国家自2012年8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取消核销单,企业不再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教师在备课时就要做出响应的调整,按照新的要求、新的办事程序介绍报关、退税内容。
其次要引导学生关注有关理论的背景、作用,并且通过多种教学手段培养学生分析现实问题。比如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都是政府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而采取的措施,都有其实施的条件、作用和目的,从不同角度看又都会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教师要设法带领学生去联系实际,提高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比如从国际贸易地理方向上看,统计数据表明,同前些年相比,欧、美、日仍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但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贸易增势强劲。可以向学生提出这一问题：贸易地理方向变化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带动学生去做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转贴于
第三,加大对贸易理论部分中实用性内容的教学力度。比如“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非关税壁垒”等,都是我国外贸企业要实际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教师要让学生熟悉国内外贸企业如何应对外国的“两反一保”措施,我国如何对进口产品进行“两反一保”。外贸企业如何突破外国的非关税壁垒,尤其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学生熟悉和掌握的这些知识,是他们进入外贸企业工作必备的常识。
3.1.2突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对于实务部分内容任课教师应通过各种渠道,与外贸企业人员共同开发课程,将企业的工作流程、实际案例引入课程教学内容当中,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3.1.3突出考证要求
以职业技能鉴定为参照系,结合有关的考证要求安排教学内容。目前有关国际贸易专业的考证有单证员、跟单员、商务师、外销员等考试,教师要密切注意有关这类考试的大纲要求和试题内容,以帮助学生顺利通过这类考试,这也是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一个方面。
3.2根据教学的需要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并且做好课堂设计和教学组织工作
制作ppt课件要增强吸引力。可适当增加图片、视频,笔者在课件中加入了有关外贸单证的实例,在讲非关税壁垒措施时,播放有关的电视新闻视频,增强了直观效果。
科学的分组和有效管理是提高分组讨论效果的途径。教师在分组时要求明确小组成员的角色和分工,小组成员的角色经常变换,使每个成员都有机会扮演不同的任务角色。力求使小组成员在性别、成绩、能力等方面具有异质性。小组的管理策略：选择合适的题目,确立小组目标；合理分工,强调个人责任；监控学生行为,提供技能指导；确立标准,强化评估。
在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的教学中,案例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实施案例教学要注意：
3.2.1选择合适的案例
案例选择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在应用时要留出足够的时间给学生,促使学生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和回答问题,训练学生思维的敏捷性、口头表达能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2.2采用合适的案例讨论方法
对于简单的案例,可以随授课进度当堂提出,教师让学生短暂思考后请学生发言或学生自由发言,最后教师进行案例总结。对于综合性的有难度的案例,可以预先布置、分组讨论,规定时间让学生完成案例分析报告。
3.2.3教师做好案例总结
教师对案例分析的评析和总结能够整理学生思路,统一认识,进一步提高案例讨论的效果。教师要对学生的发言或报告进行评价,指出其中的对错、优缺点。然后教师要简明扼要地总结与案例相关的知识点,并比较分析容易混淆的地方。
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模拟实践操作,学生很感兴趣,针对某些章节的内容可以采用,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讲授国际货款结算的金融票据内容时,通过分小组模拟票据流转过程,可以使每个小组成员都参与其中。使用从外贸公司获取的真实空白票据的复印件,分发给各个小组,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教师给出的资料和要求模拟完成一系列的票据行为,包括出票、背书转让、提示、承兑、拒付、追索、付款。通过模拟操作,使教学与实际操作环节相融合,不仅可以加深对相关流程的理解和记忆,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3.3考试模式改革
3.3.1丰富考核形式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的考试应该突出实践能力的考核、加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重视创新能力的考核为改革方向,打破传统单一笔试的局面,采用不同的考试方式。比如,增加口试；要求每位学生画出某种支付方式(汇付、托收或信用证)的主要流转过程图,并进行讲解；提交有关问题的专题报告或小论文；期末的笔试加大主观性试题的比重,综合性的主观题能够测试出学生综合分析、创新思维能力。口试、专题报告或小论文以及笔试成绩按照一定比例计入学期总评成绩。
3.3.2建立试题库,实现教考分离
篇（3）
一、引言
随着我国适应WTO规则的程度日益加深，国内外向型企业对于具有较强外贸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我国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在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方向上为了迎合企业的实际需要，正在逐步改变以往那种“理论为主、实践为辅”的教学模式，开始走向“以理论引导为基础，以突出教学体系中的实践性为导向”的新型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整个国际贸易教学体系中，教师应以课堂理论教学为基础，以课堂实践教学为导向，同时结合企业实习实训，达到“教、学、用”一体化的教学目的。
二、高职院校国际贸易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理论基础与实践环节双薄弱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开设的国际贸易专业基本都涵盖了以下课程: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报关实务、国际商务单证、国际商务英语、报检实务、国际贸易地理等。其中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地理是属于理论知识偏多的课程，而报关、报检、单证和商务英语则属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但是所有这些课程都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然后才能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实际运用能力，即要求学生在大学一年级学好理论课程，二年级和三年级时再加强实践性课程的学习。然而，高职院校本身人学门槛低、学生理论基础差，再加上职校教育“轻理论”的传统，导致学生的理论基础更加薄弱，对于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和一些基本概念都不甚清楚。另一方面，尽管职校一直强调“重实践”，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于学生进行的实践教学实质上也只是通过一些课堂案例教学和教师经验传授等“理论上”的实践教学，无法让学生真正进人企业、接触到实际的一线操作。
(二)实践场景模拟教学条件有瓶颈
国际贸易是一项操作性要求很强的工作，职业分类细、专业化要求高。例如，对于外销员，他们不仅需要有良好的外语基础，还需要通晓国际贸易各个环节的工作，从发盘洽谈到商检索赔的整个国际贸易流程，都需要用到外销员的专业知识;对于报关员，他们需要掌握国家及海关的有关法律、法规，掌握报关所需单证的种类、内容、缮制原则，掌握各类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填制规范，掌握报关流程，能顺利地完成海关通关业务等。国贸专业需要培养学生掌握从事上述工作的基本能力，那么要达到这些能力的要求就必须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实际工作的场景。因此，越来越多的软件公司致力于开发国际贸易实训模拟软件。然而，这些软件一是价格太高，动则几万、十几万，目前学校还不具备为每门实训课购买软件的能力;二是这些模拟教学软件，让学生按预定好的程序、步骤、方法进行操作。这种模拟操作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其实与真正的企业运作相差甚远，对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意外状况的解决缺乏指导。
(三)课程开设方式和考核方式单一化
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国际贸易类课程并没有突出职业教育的特色，都是与普通高等院校一样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以教师板书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听讲和做习题为辅。这种教学方式过于呆板地采用“填鸭式”，甚至采用“满堂灌”的方式全程讲授，而学生没有发挥其主动性，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丧失对国际贸易专业的学习兴趣。同时，对于要求实践能力很强的国际贸易课程仍然采用单一的作和考试方法来检测学生的操作能力和知识掌握程度，显然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步伐，仅仅依靠书面的考核方式很难对学生的实践技能作出客观的评价。
三、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一)教学内容实践体系的构建
职业教育要突出特色就要从加强教学实践内容开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基本技能训练。通过课程章节配套练习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操作的基本技能。第二，专业技能训练。通过以业务过程为导向的模拟实训，即设立实训周，通过计算机软件和企业实训基地来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在与外贸单证、报关、报检相关的课程中，涉及很多进出口贸易使用的单据，教师在教学中应尽量收集本地企业常用的单据类型提供给学生，并指导学生学会正确填写，使学生得到实践。第三，综合应用技能训练。通过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职业资格考试培训，鼓励并指导学生参加报关员、单证员、跟单员和外贸业务员等考试。第四，顶岗实习。在第六学期鼓励或安排学生到专业对口的公司进行实习。教学体系在纵向上形成体系，横向上与理论课程有机结合。
(二)师资力量实践体系的构建
构建实践型教师团队的关键是切实抓好“双师型”队伍建设。职校对于培养双师型教师可以采用下列多种方式:
1一体化教学的培养模式:通过课程综合化，将一门或数门专业课的理论与实践教学有机融合，打破传统的先理论、后实践，且将两者分割开的模式，要求教师具备课程所需的理论与实践教学能力，并在教学中运用，这种教学模式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有效方法。
2.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学校以多种方式与企业合作，选送教师到不同企业的相应岗位顶岗实习，让他们所具备的专业理论运用于专业实践，从而提高他们的应用能力。
3.鼓励教师参加相应的专业资格认证和职业资格培训师、考评员等考试。
4.加强对教师的技术技能培训，组建报关员、跟单员、外销员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的教学团队。
5。鼓励参与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培养方式。实践教学基地包括各类实验室、专业教室、实训中心等，实践教学基地紧跟社会生产的发展步伐，不断更新改造。因此，它是“双师型”教师进行长期培训的场所，鼓励专业教师积极参加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断完善自我，提高“双师素质”。
(三)校企合作实践体系的构建
建立由学校、企业、行业领导、教授、专家组成的专业指导委员会(下一步拟召开专业指导委员会共同审定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内容、学时安排等)。
采取校企一体、产学协作的方式共建实习基地，把教室搬到企业，模拟企业现场环境开展实践训练和技术培训，选聘实践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为兼职教师参与指导工作。
依托行业(企业)的职业技能鉴定与培训中心，为学生参加职业技术资格或岗位培训与考核创造条件。
四、国际贸易专业新型考核体系的构建
(一)改革考试内容，确立考试的能力导向
考试命题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要求，根据课程所涉及的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对课程的知识、能力、素质进行分析细化，然后根据这些特征确定教和学的方法，最后确定课程效果的评价方法和考核大纲。命题时，除考查学生的基本知识外，应注重专业技术的应用、专业能力的考核，题型根据课程特点进行设置。考试题库应随各种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同步更新。
(二)丰富考核形式
打破传统单一考试模式的垄断局面，深人、确切地考查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采用不同的考试方式:(t)闭卷考试;(2)开卷考试;(3)口试;(4)网上考试;(5)案例分析;(6)专题报告或调研报告;(7)课程小论文;(8)小组讨论;(9)操作考试。在具体运用时，要考虑具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取向。闭卷考试侧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开卷考试侧重理解、运用、总结知识等综合能力的考评;案例考核能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操作考核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把职业能力、岗位素质要求和考核评价体系引人到实践教学中。
篇（4）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9-0058-02
一、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的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选择来中国接受高等教育。据教育部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4年，来华留学生人数一致处在高速增长阶段，每年平均增速为13.19%。中国现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面对越来越多的来华留学生，一个重要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国际学生进行专业课教育。毕竟拥有高水平高质量的课程教育才是吸引并留得住国际学生的关键。本文拟以暨南大学为例，对国际学生专业课教育的方法与方式进行探讨。
暨南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华侨学府，也是“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其办学理念与目标是“侨校+名校”。暨南大学是目前拥有外国留学生最多的中国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暨南大学的校训是“忠信笃敬”，在此校训的引导下，暨南大学注重对华人华侨子女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培养，因此受到了海外华侨华人的极大关注与欢迎。素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的暨南大学，从建校到目前为止，总计培养了来自全球五大洲160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各类人才二十余万人。在其“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下，暨南大学拥有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
二、国际学生专业课教育现状
接下来，将以我在国际学院所从事的全英教学中国对外贸易课程为例，来对国际学生专业教育的现状及其特点进行研究。中国对外贸易课是专业选修课，其对象是经过相关的专业基础课（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等）培训后的大三学生。该课程共有36个学时，分为九个部分，包括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演变、中国与美国、欧盟的双边贸易、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对外贸易地理分布及其成因分析等内容。由于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特点与趋势，是一门现实性和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因而采用课堂讨论加论文的考试方式，更便于考察学生搜集数据资料的能力、对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关注力以及利用所学理论知识对相关问题的分析和理解力。其中课堂讨论成绩占总评成绩的40%，论文成绩占总评成绩的60%。
课程论文题目由老师命定，均是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对于英文的课程论文评分，主要侧重于学生能否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课堂教学内容应用到所给的当前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出现的问题分析上。
从课程论文分数对比的情况来看（见图1），内招生获得90分以上的学生比例明显大于外招生，79分以下的学生则都是外招生。这表明，通过大陆高考入学的内招生在对课程教学理解上、论文写作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上要高于外招生。
再看课堂讨论分数的情况。这个分数的评定，主要依据是学生上课回答问题和案例讨论。从分数结果对比上来看，外招生在90分以上的学生比例高于内招生，中间水平两者接近。由于外招生在口语表达上具有优势，并且喜欢参与灵活的、随意的课堂讨论，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获得课堂讨论分高分的相对较多。
三、原因分析
之所以出现内招生与外招生在分数上有如此大的差异，依据这几年的教学经验，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国际学生的语言优势，另一个是国际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劣势。在专业课教育上，国际学生和大陆学生由于背景文化存在着显著差异，导致他们在学习方式、思维模式、学习效果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具体来说，国际学生有着较好的英语语言背景，因此，在全英授课的课堂上，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观点。相比之下，大陆学生则因英语表达不流畅，不敢参与到课堂讨论中，导致其平时成绩低于国际学生。
但是，国际学生就读暨南大学时，并没有接受过中国的高考，而是有相应的特殊入学考试。他们往往是在华文学院接受一定的中文基础训练后，再来申请大学入学。其对中国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的了解有限，对于专业课之前的系统学习也不够，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等。这使得他们对中国对外贸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特点没有明确的认识。比如，我曾在课堂上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特征之一，空间分布的不均衡：中国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又进一步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我让大家讨论有哪些原因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空间分布不均匀？国际学生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但通常是从地理的直观角度来分析，认为东部地区靠近大海，所以国际贸易过程中运输成本较低，这种地理优势促使了中国对外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大陆内招学生则能够通过对中国经济的了解，来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例如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
另外，国家经济体制、文化差异也会导致国际学生对专业课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例如，当我们讲到在改革开放之前，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有企业从中央和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因此其对外贸易占中国总体对外贸易的大头，并且还出现了很多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公司。而民营企业由于在体制上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很艰难，必须通过外贸公司来进出口。国际学生对此很难理解，他们认为企业应平等对待，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待遇差异。而且他们也很难想象，这种对外贸易的政策差异化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问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由于存在以上原因，在论文考试上，内招学生能够很好地对课堂所讲授的理论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应用到当前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分析中去，因此所得成绩要高于国际学生。
四、结论与启示
意识到国际学生与大陆学生的上述差异，对于我们在专业课程设计上、内容构建上、教学方法方式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对于这两类学生应有差异地对待。对于国际学生，应强调对理论知识的应用与分析能力；而对于大陆学生，则应鼓励促进其课堂讨论发言，培养其观点表达与陈述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戴晓霞.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外国学生政策之比较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05，（5）：11-16.
[2]邓晖，来华留学，哪些信号值得注意？[N].光明日报，2015-04-08.
[3]李联明，吕浩雪.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制约国际学生流向的主要因素[J].比较教育研究，2004，25（6）：71-75.
[4]王军.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基本定位与应对策略[J].中国高教研究，2014，（8）：88-92.
篇（5）
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发展，后wto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逐步建立，加大了全社会对国际化人才需求，因此国贸专业成为高校和考生眼中的香饽饽，国内一半以上的本科院校都开设了国贸专业。然而，就业市场同质导致过度竞争使得该专业求职市场人满为患，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引起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就业形势变得尤为严峻。桂林理工大学国贸专业取得了2006-2009年四年一次性就业率均超过90%，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什么样的原因成就了高就业率呢？本文就桂林理工大学国贸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背景及实践进行了归纳，系统地提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普通高校国际经济贸易人才培养模式。
一、开展特色应用型本科国贸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背景
当今普通高校国际经贸人才培养中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人才的就业竞争力，主要表现为：
（一）教育理念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养人，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人不仅仅在于掌握知识，更重要的学会学习的方法，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搜寻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的能力。普通高校的国贸人才培养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教育是培养人”这一命题，而代之以“规范人、塑造人”的标准。
（二）定位不清晰，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
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不同类型、不同规格、不同专业的人才有不同的质量评价标准。一般可以将其分为以学术性为主的研究型人才、以开发性为主的应用型人才和以技能性为主的实用型人才三种类型。应用型人才中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偏向研究开发性的应用型人才和偏向实践应用性的应用型人才[1]。
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更多是研究型大学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普通本科院校通常属于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大学，受限于生源质量和教师整体状况，盲目定位于研究型人才培养是值得商榷的。这类大学在构建各自的人才培养模式时应以适应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为主，更多地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需要定位。
应用型人才的要求是要有一定理论基础、有较强动手能力和二次开发能力，它既区别于高职高专类学校培养的服务于生产、服务及管理第一线，并具有较强动手能力的技能实用型人才，又区别于研究型高校培养的通识型、综合型、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应突出既有“知识”，又有“能力”，更有使知识和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素质”，应当具备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四个突出特点，尤其是要具备较强的创新与实践能力。因此，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既要避免知识面过窄，又要防止出现一味地追求厚基础，而忽视专业应用能力培养”。
（三）培养模式趋同化
1.人才培养目标趋同于理论型
现在大多数普通本科院校国贸专业的培养目标都是“高级专业人才”，把“高级”等同于“理论”，趋同于研究型高校的研究型、理论型人才培养目标，偏重于学生在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等宏观方面的理论知识掌握，而对于国际贸易具体业务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专业课程体系趋同象牙塔式教育模式
当前国际经贸专业课题体系设置上基本沿袭了传统的三段式模式，严重制约了具有特色的专业型人才的培养。以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三段组合而成的“三段式”模式，人才培养要么定位于“知识型”、要么定位于“技能型”，忽略了既有较广的国际经贸知识，又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课程体系设置的趋同性，导致高校国贸专业学生在竞争力的趋同性，结构性的矛盾加剧了就业市场竞争性。
3.专业人才培养方式“重理论、轻实践”
由于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设置的简单模仿，在课堂教学上集中表现为教学“重理论轻实践，重教学轻应用”。各高校虽然在教学计划中安排了各种实习，但大部分采取的形式为带领学生与工厂、企业参观，真正参与实践的少。
高校对教师考评机制“科研为王”一刀切，导致教师集中于理论研究，外贸实务操作教学能力不足[2]。同时由于国际贸易实务涉及商业机密，外贸公司和企业不是很愿意接收学生实习，导致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不稳定等，严重制约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4.重书本知识传授、轻社会能力培养
大学扩招及师资立足的制约，采取的多是上大课的课堂教学模式，一对一的辅导和沟通机会少，造成老师和学生的陌生感。培养模式的单一和考核方式的单调，学生能力的单一性（考试能力强但社会能力差）的特点尤为突出。比如团队合作的精神、社会适应能力，心理调节能力等综合能力的缺失都成为制约学生就业和发展的障碍。
二、独具特色的科学定位探索
桂林理工大学在省部共建后生源主要来自广西，大约占70%左右，学校在对国贸专业定位时，综合分析了我校在激烈竞争中的独特优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广西成为投资和贸易热土，相邻的广东是我国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省份，因此，面向东盟和港珠澳（香港、珠三角及澳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桂林理工大学国贸专业的基本定位。同时，考虑到作为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无论是生源质量还是师资条件都无法与重点高校相比，要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我们总结了“立足地方、面向东盟、面向港珠澳，厚基础、宽口径，重应用、强能力、提素质、出特色”的定位思路。
三、不断创新的培养模式
（一）构建宽口径、厚基础的课程体系
传统高等教育注重在单一学科领域中培养人才，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狭窄，适应性较差。随着教育大众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对知识结构单一人才的需求不断减少。
针对人才培养上的应用性特色，在学生知识构架上应把握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针对专业教育而言的通识教育，同时也为终身教育做准备、打基础。为此，学校从实际出发，提出了课程体系的五点要求：“厚”—基础理论要扎实；“宽”—选修课程安排及方向要多；“精”—课程要精；“新”—内容要紧追学科发展最前沿，把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实”—要适应社会、学生的需要。
于是，我们设置了两大课程平台“公共课程平台”和“学科课程平台”，公共课程平台主要包括“两课”、外语、数学、计算机等通识教育课程，主要目的是素质教育，以提升基本素质、基本技能。学科课程平台则侧重于国贸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满足“厚基础、宽口径”培养目标需要，设置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管理学和国际商法等专业基础课程。解决多个专业方向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要满足学生不同层次发展和进一步提高的需要，如报考研究生等进一步深造的需要等。
此外，我们设置了多方向的专业选修课程，为宽口径培养提供体系支撑。通过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技术贸易、市场营销学、商务谈判技巧和电子商务及应用等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外贸实务的基本知识；通过国际贸易地理、国际市场营销等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市场基本面的分析方法，掌握关于国际市场、竞争因素、商业技巧、竞争秩序，顾客兴趣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商务统计、经济评估和数据分析技巧等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信息社会下企业运营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技巧和能力。要求学生熟悉商务伦理道德，掌握一定的交际技能，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和人际沟通等方面的能力。
这种课程体系设置，既满足了应用型人才培养中所需基本知识要求，也满足了不同职业方向发展需要，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二）重实践应用的教学环节安排
实践性教学环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识与能力相交融、动手与动脑相协调的实践性教学过程。国贸专业本身就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专业，我们开设了社会调查、认识实习、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实习、独具特色的东盟实务实习、毕业实习等多个实践性教学环节，同时设置了国际贸易案例分析讨论专题，建立了多处校外实习基地及校内国际贸易实务模拟实习和外贸单证实务操作等四个平台，通过学生深入企业参观，操作，增强对国际贸易实务的了解。国际贸易模拟和单证实务平台，让学生在仿真的国际商务环境中切身体验贸易全过程，并广泛联系外贸企业、海关、商检等单位实地见习，增强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使其知识向能力转化。
（三）特色课程打造竞争优势
为突出特色，体现面向东盟、面向港珠澳的特色，开设了东盟经济概论、东盟贸易实务操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独具特色的专业选修课程，增进同学们对东盟的了解，熟悉东盟国家基本环境和外贸实务操作的特殊性，为学生就业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竞争优势。
同时，我们开设报关员、报检员、单证员、外贸业务员等从业资格考试课程，使平时教学与获取各种资格证书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从知识和技能培养体系上大大加强国际贸易实务类理论课程的延展，提高学生工作技能，改善过去偏重理论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学生拥有一些职业资格证书，也增加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赢得就业机会。
（四）强化应用能力的教学形式
1.以提高一线教师教学水平为切入点。不管教学体系设计多么完美，设想如何周全，知识传授最终都是由教师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完成，因此高水平教师是保证教学目标实现的第一要素。学校每年都采取多种形式资助老师出国学习、参加国内的各种培训班和学术会议，全面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2.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在教学中，要求老师减少以往填鸭式灌输授课方式，代之以更多的案例讨论，情景模拟，创造条件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逐步形成学生和老师通过互动完成教学的良好授课氛围。授课方式的改变也让教师角色从“传道”者转向获知的引路人，从“解惑”者转向生惑的启发人，从“授业”者转向创业的指导人。
3.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推广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读写议”教学法，引导和启发学生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提倡教师采用讨论式、互动式课堂教学，增加小组研讨的课时，采用讲授和小论文结合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理论内容。注重培养学生分析与创新能力。引入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学生作业和考试更多是大量文献阅读和资料收集分析，在独立思考基础上得出结论。
4.推进教育技术的应用。借助信息网络平台，运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等现代化教育手段，提供动态、丰富的资讯，使教材生动具体，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印象，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5.推行“本科教育导师制”。每个学生都有除辅导员以外由专业教师担任的导师，负责同学们对学生进行辅导，制订了定期指导和谈话制度，缩小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结论
国际经济与贸易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社会的需要，普通高校在学生培养上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不盲目攀比，也不妄自菲薄，而是要立足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
篇（6）
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发展，后wto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逐步建立，加大了全社会对国际化人才需求，因此国贸专业成为高校和考生眼中的香饽饽，国内一半以上的本科院校都开设了国贸专业。然而，就业市场同质导致过度竞争使得该专业求职市场人满为患，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引起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就业形势变得尤为严峻。桂林理工大学国贸专业取得了2006-2009年四年一次性就业率均超过90%，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什么样的原因成就了高就业率呢？本文就桂林理工大学国贸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背景及实践进行了归纳，系统地提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普通高校国际经济贸易人才培养模式。
一、开展特色应用型本科国贸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背景
当今普通高校国际经贸人才培养中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人才的就业竞争力，主要表现为：
（一）教育理念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养人，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人不仅仅在于掌握知识，更重要的学会学习的方法，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搜寻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的能力。普通高校的国贸人才培养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教育是培养人”这一命题，而代之以“规范人、塑造人”的标准。WwW.133229.cOm
（二）定位不清晰，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
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不同类型、不同规格、不同专业的人才有不同的质量评价标准。一般可以将其分为以学术性为主的研究型人才、以开发性为主的应用型人才和以技能性为主的实用型人才三种类型。应用型人才中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偏向研究开发性的应用型人才和偏向实践应用性的应用型人才[1]。
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更多是研究型大学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普通本科院校通常属于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大学，受限于生源质量和教师整体状况，盲目定位于研究型人才培养是值得商榷的。这类大学在构建各自的人才培养模式时应以适应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为主，更多地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需要定位。
应用型人才的要求是要有一定理论基础、有较强动手能力和二次开发能力，它既区别于高职高专类学校培养的服务于生产、服务及管理第一线，并具有较强动手能力的技能实用型人才，又区别于研究型高校培养的通识型、综合型、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应突出既有“知识”，又有“能力”，更有使知识和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素质”，应当具备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四个突出特点，尤其是要具备较强的创新与实践能力。因此，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既要避免知识面过窄，又要防止出现一味地追求厚基础，而忽视专业应用能力培养”。
（三）培养模式趋同化
1.人才培养目标趋同于理论型
现在大多数普通本科院校国贸专业的培养目标都是“高级专业人才”，把“高级”等同于“理论”，趋同于研究型高校的研究型、理论型人才培养目标，偏重于学生在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等宏观方面的理论知识掌握，而对于国际贸易具体业务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专业课程体系趋同象牙塔式教育模式
当前国际经贸专业课题体系设置上基本沿袭了传统的三段式模式，严重制约了具有特色的专业型人才的培养。以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三段组合而成的“三段式”模式，人才培养要么定位于“知识型”、要么定位于“技能型”，忽略了既有较广的国际经贸知识，又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课程体系设置的趋同性，导致高校国贸专业学生在竞争力的趋同性，结构性的矛盾加剧了就业市场竞争性。
3.专业人才培养方式“重理论、轻实践”
由于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设置的简单模仿，在课堂教学上集中表现为教学“重理论轻实践，重教学轻应用”。各高校虽然在教学计划中安排了各种实习，但大部分采取的形式为带领学生与工厂、企业参观，真正参与实践的少。
高校对教师考评机制“科研为王”一刀切，导致教师集中于理论研究，外贸实务操作教学能力不足[2]。同时由于国际贸易实务涉及商业机密，外贸公司和企业不是很愿意接收学生实习，导致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不稳定等，严重制约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4.重书本知识传授、轻社会能力培养
大学扩招及师资立足的制约，采取的多是上大课的课堂教学模式，一对一的辅导和沟通机会少，造成老师和学生的陌生感。培养模式的单一和考核方式的单调，学生能力的单一性（考试能力强但社会能力差）的特点尤为突出。比如团队合作的精神、社会适应能力，心理调节能力等综合能力的缺失都成为制约学生就业和发展的障碍。
二、独具特色的科学定位探索
桂林理工大学在省部共建后生源主要来自广西，大约占70%左右，学校在对国贸专业定位时，综合分析了我校在激烈竞争中的独特优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广西成为投资和贸易热土，相邻的广东是我国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省份，因此，面向东盟和港珠澳（香港、珠三角及澳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桂林理工大学国贸专业的基本定位。同时，考虑到作为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无论是生源质量还是师资条件都无法与重点高校相比，要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我们总结了“立足地方、面向东盟、面向港珠澳，厚基础、宽口径，重应用、强能力、提素质、出特色”的定位思路。
三、不断创新的培养模式
（一）构建宽口径、厚基础的课程体系
传统高等教育注重在单一学科领域中培养人才，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狭窄，适应性较差。随着教育大众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对知识结构单一人才的需求不断减少。
针对人才培养上的应用性特色，在学生知识构架上应把握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针对专业教育而言的通识教育，同时也为终身教育做准备、打基础。为此，学校从实际出发，提出了课程体系的五点要求：“厚”—基础理论要扎实；“宽”—选修课程安排及方向要多；“精”—课程要精；“新”—内容要紧追学科发展最前沿，把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实”—要适应社会、学生的需要。
于是，我们设置了两大课程平台“公共课程平台”和“学科课程平台”，公共课程平台主要包括“两课”、外语、数学、计算机等通识教育课程，主要目的是素质教育，以提升基本素质、基本技能。学科课程平台则侧重于国贸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满足“厚基础、宽口径”培养目标需要，设置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管理学和国际商法等专业基础课程。解决多个专业方向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要满足学生不同层次发展和进一步提高的需要，如报考研究生等进一步深造的需要等。
此外，我们设置了多方向的专业选修课程，为宽口径培养提供体系支撑。通过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技术贸易、市场营销学、商务谈判技巧和电子商务及应用等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外贸实务的基本知识；通过国际贸易地理、国际市场营销等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市场基本面的分析方法，掌握关于国际市场、竞争因素、商业技巧、竞争秩序，顾客兴趣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商务统计、经济评估和数据分析技巧等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信息社会下企业运营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技巧和能力。要求学生熟悉商务伦理道德，掌握一定的交际技能，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和人际沟通等方面的能力。
这种课程体系设置，既满足了应用型人才培养中所需基本知识要求，也满足了不同职业方向发展需要，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二）重实践应用的教学环节安排
实践性教学环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识与能力相交融、动手与动脑相协调的实践性教学过程。国贸专业本身就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专业，我们开设了社会调查、认识实习、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实习、独具特色的东盟实务实习、毕业实习等多个实践性教学环节，同时设置了国际贸易案例分析讨论专题，建立了多处校外实习基地及校内国际贸易实务模拟实习和外贸单证实务操作等四个平台，通过学生深入企业参观，操作，增强对国际贸易实务的了解。国际贸易模拟和单证实务平台，让学生在仿真的国际商务环境中切身体验贸易全过程，并广泛联系外贸企业、海关、商检等单位实地见习，增强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使其知识向能力转化。
（三）特色课程打造竞争优势
为突出特色，体现面向东盟、面向港珠澳的特色，开设了东盟经济概论、东盟贸易实务操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独具特色的专业选修课程，增进同学们对东盟的了解，熟悉东盟国家基本环境和外贸实务操作的特殊性，为学生就业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竞争优势。
同时，我们开设报关员、报检员、单证员、外贸业务员等从业资格考试课程，使平时教学与获取各种资格证书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从知识和技能培养体系上大大加强国际贸易实务类理论课程的延展，提高学生工作技能，改善过去偏重理论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学生拥有一些职业资格证书，也增加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赢得就业机会。
（四）强化应用能力的教学形式
1.以提高一线教师教学水平为切入点。不管教学体系设计多么完美，设想如何周全，知识传授最终都是由教师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完成，因此高水平教师是保证教学目标实现的第一要素。学校每年都采取多种形式资助老师出国学习、参加国内的各种培训班和学术会议，全面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2.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在教学中，要求老师减少以往填鸭式灌输授课方式，代之以更多的案例讨论，情景模拟，创造条件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逐步形成学生和老师通过互动完成教学的良好授课氛围。授课方式的改变也让教师角色从“传道”者转向获知的引路人，从“解惑”者转向生惑的启发人，从“授业”者转向创业的指导人。
3.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推广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读写议”教学法，引导和启发学生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提倡教师采用讨论式、互动式课堂教学，增加小组研讨的课时，采用讲授和小论文结合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理论内容。注重培养学生分析与创新能力。引入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学生作业和考试更多是大量文献阅读和资料收集分析，在独立思考基础上得出结论。
4.推进教育技术的应用。借助信息网络平台，运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等现代化教育手段，提供动态、丰富的资讯，使教材生动具体，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印象，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5.推行“本科教育导师制”。每个学生都有除辅导员以外由专业教师担任的导师，负责同学们对学生进行辅导，制订了定期指导和谈话制度，缩小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结论
国际经济与贸易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社会的需要，普通高校在学生培养上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不盲目攀比，也不妄自菲薄，而是要立足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
篇（7）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增长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经济增长状况始终是决定一国货币价值的根本因素。其原因在于：如果一国经济增长率较高，人们对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状态产生信心，外国投资者必然踊跃前往该国投资，从而引起该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收入增加，该国货币需求旺盛，币值自然上升。但也不能就说“经济的高速增长会带来货币升值，而经济增长的停滞或衰退则会使货币贬值”。事实上，经济增长对汇率的影响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1）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的发展表现为粗放式经营，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国内的一般价格水平上升，从而本国的币值下降，即汇率的上升。这与中国在1981—199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的同时人民币也跟着贬值的事实相符。（2）一国经济较为成熟阶段。当经济增长较快时，产出必然增加较快，这就使它相对以前有更多的供给，包括更多的出口品的供给，而消费者的需求虽然随着收入而增长，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表明，消费需求的增长赶不上产出供给的增长，故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供给相对消费的需求旺盛，从而对物价有向下的压力。这就使得1995年开始人民币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出现升值压力的原因所在。
（二）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情况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外汇市场的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分不开的，国际收支是一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收支的总和。在浮动汇率制下，市场供求决定汇率的变动，因此国际收支逆差将引起本币贬值，外币升值，即外汇汇率上升。反之，国际收支顺差则引起外汇汇率下降。由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差额和资本项目差额不仅是国际收支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还是外汇储备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将选取经常项目差额和资本项目差额作为分析指标，揭示国际收支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第一，经常项目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经常项目顺差近年来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这就潜在地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第二，资本项目对中国汇率的影响。一国外汇储备的减少意味着该国外汇市场上需求大于供给，本国货币有贬值压力，储备的增加则表明外汇市场上的供给大于需求，本国货币有升值的压力，而通过分析发现资本项目和外汇储备量有较高的相关性（0.65）。同时外汇占款的增多也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激增，对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以及通货膨胀构成一定的压力。
（三）货币供应量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货币供应量大体上成正相关，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投资者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更看好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外商投资大幅增加。由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人民币资金相当紧张，外资进入又多，所以出现了明显的外汇供大于求，造成人民币升值趋势。
（四）中外利率差异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利率政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影响汇率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利率的相对高低会影响资本流动的方向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较高的利率水平会刺激国际资本流入，并减少本国的流出资金。从而影响国际贸易规模，使利率差异对汇率走势的影响力不断提高。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有利影响
汇率变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有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刺激进口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以前便宜，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二是有利于改善吸引外资的环境，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使已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的利润增加，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促使其进一步追加投资或进行再投资；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间接投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三是有利于减轻外债还本付息压力，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未偿还外债还本付息所需本币的数量相应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外债负担。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1.抑制出口增长
人民币汇率升值后，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对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伤害。
2.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
资本市场上活跃的多为国际游资，这部分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是造成金融市场动荡的潜在因素。在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将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由于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迫使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从表面上来看，货币供应量在持续增长，但供应结构的差异却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4.增加就业压力
由于目前中国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人民币升值将抑制或打击出口，最终将影响到就业。在当前中国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可能恶化就业形势。
三、针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出的对策建议
（一）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长、资本流入、外汇储备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从对外贸易入手，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较为不易。不过，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中，对美顺差最大，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也最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对外贸易地理结构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针对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压力，在继续鼓励外资流入的同时，我们的企业可以适度考虑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针对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适当控制其增长速度。另外，也可以考虑推行QDII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渐进式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打下基础。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权衡人民币升值问题，适时调整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既然经济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面临汇率升值的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在人民币未来的升值过程中，避免出现类似“广场协议”那样的大幅度汇率调整极为重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签订类似“广场协议”式的国际性文件。为此，要让汇率始终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我们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人民币汇率适时作出适当的调整，使汇率水平既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又能避免未来人民币快速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识到，成功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对于未来的宏观经济稳定、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产业间的平衡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都具有深远而积极的意义。而这一点，有待于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升值预期。
（三）要综合处理汇率升值影响物价水平所产生的问题
对于人民币未来走势，基于巨大的升值压力，我们必须对其可能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实事求是，具体深入地分析他国汇率波动的历史教训，才能真正有助于我们借鉴。汇率问题，涉及面甚多，在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国际交往的情况下，汇率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我们不能单从本币的升值来看对物价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不能因为眼前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而寄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短期通胀压力。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毕竟，通过人民币对外升值来抑制通胀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汇率升值对宏观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是整体的，且宏观经济政策对物价的影响也会抵消本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所以说，要认真研究综合处理汇率升值通过影响物价，进而影响经济系统的问题，为未来人民币升值后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作好准备。
（四）其他减轻人民币升值负面影响的对策
针对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我们可以适时调整我们的贸易战略，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作为出口企业来说，要努力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逐步改变原来低劳动力成本、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的做法。针对出现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下调的压力，以及对总需求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西部大开发的措施，扩大内需来解决。针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储备风险，我们要深入研究未来世界主要货币的变动趋势，根据我们进口规模，适时调整中国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和总量规模。针对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我们可以大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增加投资、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1]张鹏，张丽芬.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影响评价及绩效评价[J].时代经贸，2006，（51）.
[2]毛瑞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资金运作和经济发展的影响[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5）.
篇（8）
论文分类
国际经济国际贸易行业经济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国债研究发展战略税收理论税务研讨财政税收财政政策财税法规财政研究金融研究证券金融证券投资债务市场地方战略银行管理公司研究经济学理论保险学西方经济经济贸易保险信托计量经济财务分析期货市场
二、五个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前的远距离贸易虽然存在，但以贸易地区的游移为特征。降至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向有相对稳定贸易区域为依托的格局的方向转化，我认为此时期出现了五个经贸区：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
经贸区是以经济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并不等于经济区。所谓经济区主要是基于经济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经济区域特征。其特征的表露又主要是生产状况。因此，经济区的界定是以生产状况为主要指标。所谓经贸区则是从交换的角度而界定的商品市场圈。当然，一个地区的交换，取决于该地区的生产。就此而言，经济区与经贸区有时难以断然界别。但是，也应该注意，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一是需要便捷的交通。特别是在古代陆路交通欠发展的情况下，便捷的水路交通是形成经贸区的重要条件。当然，有些地区由于特殊原因，也可能在水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特殊的经贸区。二是，有一个或数个对大宗商品有很强吸纳力的城市作为该经贸区的中心点。
我们再详细谈谈五个经贸区。
1、江南经贸区。所谓江南，指的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宁国、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的江南地区，在16至18世纪形成了三个农业区。一是以种植棉花为主或棉稻并重区，它包括松江、太仓大部和苏州常熟、昭文等县；二是以蚕桑或桑稻并重，它包括湖州、嘉兴和杭州、苏州的若干县；三是种稻区，它包括常州无锡、宜兴和松江的华亭、青浦。江南地区有太湖水系。太湖东靠运河，南接钱塘江，北跨长江，又有纵横交错的河流，构成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网。这种经济生产条件和交通状况，决定了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格局是：输出以高价值的手工业产品特别是棉、丝织品为主，输入的则是低价值的粮食和手工业生产原料。
江南是全国主要的蚕丝生产基地，特别是蚕丝生产中心湖州府，更是享誉全国。在蚕丝业发展的基础上，江南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明万历时张瀚说：“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利于罗、绮、绢、zhù＠①，而三吴为最。”（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这说明，至少是明万历以来，丝织业已是江南的支柱手工业。江南丝织品销往外地的数量，学者们的估计稍有差异。据范金民估算，明后期江南销往国内市场（包括江南本地区市场）的丝织品，每年约相当于绸38万匹，值银38万两；至清乾嘉年间则为1000万匹绸，价值约1500万两银（注：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1993年版第252、253页。）。
棉花的大量种植，也推动了江南棉纺织品的发展。明代江南棉布远销西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各地。明万历时松江人陈继儒说：松江布北走齐鲁，仰给京师达于九边；出长江口，经楚蜀，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此天下之大命脉也”（注：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59《布税议》。）。降至清代，由于华北各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江南布在华北市场受到排挤，转而售往湖广、江西、两广、福建和东北等地。清代江南棉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数量，方家估算数目不一。徐新吾估计为每年两千数百万匹（注：徐新吾《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两宋时期，江南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时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降至明清，由于大面积种棉植桑以及城镇人口的激增，江南成为缺粮区。苏州、南京、杭州以及那些主要从事丝、棉纺织的专业市镇，都需要输入粮食。清前期，向江南输粮的地区，主要是长江上中游的四川、湖广、安徽及江西。乾隆时，东北成为新的江南粮食供应地。据郭松义估计，清前期各地输入江南米粮每年约达3050-3350万石（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
除粮食外，江南还需要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多种原料，如蓝靛、木材、竹、纸、铁、煤、大豆、桐油等等。
苏州、南京、杭州是为16至18世纪江南经贸区的经贸中心。其中苏州还是全国的远距离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这里，各地区商人云集，各商业会馆林立，商业贸易极为发达。
2、珠江三角洲经贸区。这里所谓珠江三角洲，是指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它包括西自西江边高要，北自北江边清远，东至东江边惠州的广袤约1100平方公里的区域。珠江三角洲水运便利。从广州沿西江至封州，入广西梧州，再往西可入云南；沿西江北上可过贺江、开江，抵湖南。经北江上流浈江，再越大庾岭商道，进江西赣江，抵鄱阳湖，与长江相会合，可通江南各地。东江溯流可抵惠州，北上经河源，达龙川县老隆埠，这里是进入闽西的咽喉之地。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专业化的趋势大大加强。明
代，这里渔果综合利用的“果基鱼塘”发展迅速。明末，“果基鱼塘”又向着经济效益更高的“桑基鱼塘”转变，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蚕桑业生产基地，此外，这里的甘蔗、茶、烟叶种植也较普遍。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生产以佛山冶铁最著名，所谓“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莫良于佛山”（注：张心泰《粤游小志》见《小方壶舆丛钞》第94卷第4册。）。此外，广州、新会的造船业，石湾的陶瓷业，南海、东莞的棉纺织业，广州的丝织业，番禺、东莞、增城的制糖业，顺德的缫丝业等都很发达。在这样的水陆交通条件和农业、手工业生产格局的基础上，16世纪珠江三角洲经贸区形成，并显现出自身的经贸特点。
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除对外贸易之外，国内长途贩运主要是两条水路，一是通过西江展开的与广西的贸易。两广虽同属岭南，但两者经济差异明显。广西多山，壮、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经济较落后，大多仍停留在农耕状态。但广西生产的粮食和木材、烟草、竹、油桐、茶叶以及铜、铅、锡等又是广东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原料。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产品，也是广西所需。两广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就籍于西江航运大规模展开。据学者估计，广东每年要向广西购进粮食约1800万石；购进的生产资料，仅烤蚕茧所需的木炭，每年从梧州贩往珠江三角洲的就有1千数百万斤（注：黄鼎臣《明清时期两广的商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而从广东输往广西的主要是盐和布、丝绸、铁器等手工业制品。二是通过北江、东江等开展的江西、湖广、福建，特别是与江南的长途经贸活动十分频繁。珠江三角洲输往江南的商品有铁制品、陶瓷、夏布、糖和盐等，尤其以铁制品为大宗。万历时，霍与瑕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注：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上吴自湖翁大司马》。）特别是佛山镇，其“铁锅贩子吴越、荆楚而已，铁钱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注：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6“风俗”。）。珠江三角洲从江南输入商品主要是棉花、蚕丝和丝制品，褚华《木棉谱》说，闽、广商人到江南，不买布而买棉花，“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广州虽有丝织品，但粤缎、粤纱“必吴丝所织”，才能色彩光华、滑泽（注：乾隆《广州府志》引明《广州府志》。）。
因此，珠江三角洲经贸区的经贸中心，首推广州，其次是佛山镇。
3.长江上中游经贸区。长江源自青海，全长6300公里。今湖北宜昌以上为上游，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段，湖口以下为下游。16世纪以来，随着四川商业重心从成都东移重庆，重庆成为西南物贸主要集散地，以及长江中游汉口镇的崛起，长江上中游经贸区最终形成。
重庆古称江洲，“有舟航转运之利。蜀南西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贸出入输会，必于重庆。故重庆者，蜀物所萃，亦四方商贾辐辏也”（注：民国《巴县志》卷3。）。自重庆输出的商品有木材、茶叶、药材等，而以粮食为大宗，这批粮食主要来自川东各地。据学者估计，每年从重庆顺江东运的粮食在100至150万石左右。（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汉口是长江中游经贸区最大的经贸中心，有“九省通衢”之称，它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清前期又与京师、佛山、苏州并称“天下之四聚”。乾隆十年，湖广巡抚晏斯盛说汉口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清经世文编》卷40“户政”15。）。晏斯盛所说这六行，至少有盐、米、木材、药材四物属于过境贸易。入清以来，汉口就是淮盐重要集散地。这载淮盐的船，自仪征出口，抵汉口停泊，绵亘数十里，“首尾联络，势若蛇蟠”（注：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1。），可见汉口食盐过境之盛。清前期，汉口是全国最大米市之一，每年运销量在千万石以上，这些米并非都是湖北所产，其中至少有几百万石来自湖南（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可见这也是中转贸易。湖北虽盛产木材，但汉口市场上优质木材如杉木等，多来自云南、贵州和四川。至于汉口市场上的药材和布，大多也不是本地所产。
除重庆、汉口以外，沙市、芜湖、九江也是长江上中游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4.华北经贸区。这是一个以水陆交通联结而成的经贸区，它包括京师、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在内，是以生活资料贸易为主的经贸区。
明清时期，北京作为京师，水陆交通便捷，各地商品均可运达北京。北京是华北以至全国经贸中心之一。但北京是消费城市，手工业欠发达，因此，北京与其他地区的远距离贸易，形成了生活资料的单向输入为主的格局，其中尤其是粮食的输入。
除北京之外，明后期至清前期，华北最繁华的都会是位于会通河与卫河交汇处的临清。因地理位置，临清成为华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枢纽，也呈现出过境贸易的特征。临清市场最大宗商品是粮食，其来源有四：一是从运河北上的江淮粮；二是由卫河泛舟而来的河南粮；三是沈阳、辽阳等地海运至天津入运河南下的东北粮；四是临清附近的山东粮，这些粮食或售于京师，或售于江南，每年交易数量，多达五六百万石至千万石（注：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此外，过境贸易商品还有铁锅、铁器、瓷器、纸张、茶叶等。
此外，华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中心点还有天津和河南朱仙镇。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五.西北经贸区。指东起直隶西北部的宣镇，沿长城迤西，过张家口，经山西大同、越杀虎口，往西至陕西榆林，再延伸向甘肃、宁夏、青海、直至新疆巴里坤、哈密、阿克苏、吐鲁番以及疏勒、和阗。北伸则进入蒙古草原，抵多伦诺尔、归化、包头、呼林格尔、托克托，直至清俄边贸城恰克图。这里没有像其他经贸区那样便捷的交通条件，但在“一收十利”丰厚利润驱使下，不少商人长途跋涉进入西北经营，形成了一个经贸区。明代进入西北经贸区的商人，以山西晋商最多，其次是陕西商人，还有徽州、山东、江西以及龙游商人。其贸易对象，主要是明朝军队。形成于明中叶的西北贸易区，与明朝的军事布局有密切关系。为防御蒙古族统治集团对西北的军事袭扰，明朝沿着长城陆续设置了九大军事防区，通称“九边”，其在西北有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8镇。明后期，8镇驻军多者76万余人，少者36万余人（注：梁淼泰《明代“九边”的军数》，《中国史研究》1997年1期。），如此庞大的常年驻军，需大量的粮食、布匹、军械和草料。明中叶以后，随着军屯的败坏以及征兵制改作募兵制，明朝每年拨给边镇大量的“年例银”和饷银。嘉靖三十七年（1551）户部尚书孙应奎说：“今岁入二百万（两），而诸边费六百万（两）。”（注：《明史》卷202《孙应奎传》。）当时有人惊呼：“竭九州之力而不足以供（九边之费）。”（注：王德完《国计日诎边饷岁增乞筹划以裕经费疏》，《明经世文编》卷444。）边镇巨额军费对明王朝来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对西北贸易区而言，则是货币投放量的增加，从而促进其贸易的发展。其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匹和其他生活资料。
入清以后，西北常驻军大量减少，迫使商人作贸易战略转移，一部分商人转向内地，另一部商人依然留在西北，从事边蒙贸易或在恰克图与俄国作贸易。三、全国性大市场格局的最终形成
上述五大经贸区，可以分为下列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经济基础上的经贸区，如江南经贸区和珠江三角洲经贸区。它们向其他地区输出的是高价值的手工业产品，如棉布、丝绸和铁制品等，输入的则是低价值的粮食、手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显然，这样的经贸区，是以其他地区作为自己的产品市场和原料基地。这样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可以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林等产品的商品化，使更多的地区卷入商品市场之中；同时，它在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上，则更为明显。16至18世纪，江南丝、棉纺织业的发展，丝、棉纺织业专业市镇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丝、棉纺织品的大宗远距离贸易。第二种是大宗商品过境贸易区，如沿江、沿河和沿海的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中的临清、天津、朱仙镇等经贸中心点。这种经贸区，对推动各地区间经济交流，使各种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促进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功不可没。第三种是以生活资料交换为主的经贸区，如华北经贸区中的北京以及西北经贸区。这样的经贸区，或以消费性城市为经贸中心点，或以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区、畜牧区为基础。前者消费性的城市，是以货币和其他地区的手工业、农业产品作交换；后者是以低价的农产品或畜牧产品换取其他地区高价值的手工业制品。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只能成为其他手工业生产发达地区的产品销售市场。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对当地经济虽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当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作用不大。但是，它对稳定社会政治秩序，巩固边疆，都起了很大作用。
上述五个经贸区，并没有覆盖中国所有地区。但是，五个经贸区之外的许多地区，其产品都可进入各个经贸区，商人更是踏进经贸区的市场大显身手。如福建在江南经贸区之外，但福建手工业原料如蓝靛、竹、木、纸、糖等，却源源不断输往江南。明人王世懋《闽部疏》云：
凡福（州）之绸丝、漳之绢、泉之蓝、福延（平）之铁、福漳之橘、福兴（化）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
福建土特产不仅输往江南，也输往北方。在输出土特产的同时，福建也输入各种商品。首先是粮食。福建作为缺粮的地区，每年都要从广东
、浙江以及台湾输入大量粮食，明后期周之夔：
篇（9）
中图分类号：F26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3-0086-04
一、问题的提出
产业转移是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产业转移的实质是由于原产地利润空间的下降迫使企业实施对外空间扩张。二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经历了三波浪潮（见表1），每一次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东部地区得到了飞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实现了不断的优化和升级，但是，人民币不断升值、用工成本上升、土地价格上涨和环境污染，尤其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以来高企的通胀使得中国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不断弱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困，东部地区适时提出“腾笼换鸟”措施。在此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即国际高端产业向中国东部地区转移以及中国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和周边国家转移的“耦合转移”态势。因此，如何把握新一轮产业转移规律，在有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速度，优化区域产业分工布局，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特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趋势
1.产品内分工是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国际分工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三个阶段。虽然这三种方式目前都存在，但当代国际分工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产品内分工（见表2），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和工序拆分到不同国家/地区，形成以生产环节、工序和区域为对象的跨国性生产体系。因此，产品内分工刻画了当代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的特点。产品内分工和贸易使得原来在同一个企业内执行的生产链条被拆分成很多不同的环节或工序（简称为价值元），一个企业可能只专业化于全球生产链条上的某一个价值环节，从而产生了生产过程的垂直专业化，即实现了价值链的分解。
在产品内分工的主导下，全球价值链被分解为三大环节：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跨国公司一方面专业化于核心能力和关键性资源的培育，另一方面则通过业务外包，使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都能布局于最有竞争优势的区域，并使位于不同区域的企业形成一张遍布全球的国际分工协作网络（即全球生产网络），每一个价值环节都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一部分，跨国公司由此而实现了价值链的全球性空间重组。比如日本马自达的MX－5跑车，在美国加州设计，在东京和纽约融资，样车来自英国WORTHING，总装在美国的密歇根和新墨西哥，电子部件在美国新泽西设计，在日本制造。此时，国际产业转移表现为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范围内相互协调与合作的价值链跨区域重组，[1]价值链的全球性空间重组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推动了制造业的大规模国际转移。很显然，这种国际产业转移是产品内分工主导下的产业转移，转移客体不再是完整的价值链，而是已深入到生产环节和工序层面。
2.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演变为跨国公司推动下的“集群式”转移。跨国公司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得到迅速发展，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控制着90%以上的国际投资额、60%以上的国际贸易额和40%的世界生产，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推手。
跨国公司主导下的产品内分工使得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价值链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2]价值链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结果，使得产业的地理集聚形成地方产业集群。这就导致了大区域离散小区域集聚的全球价值链地理分布特征，世界经济体系好比“一串串珍珠”，将颗颗“珍珠”穿起来的条条“金线”就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而这颗颗“珍珠”就是地方产业集群，[1] [3]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嵌入集群中的企业更多地只专注于全球价值链中的某一价值元，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一个企业的存在需要与之关联的大量企业和配套性产业并存，这就出现了企业的“抱团”流动，即产业的“集群式”转移。如深圳的产业较集中，便逐渐在东莞、惠州、珠三角地区聚集了一大批产业投资跟进。因此，当前的国际产业转移，不再是单个项目、单个企业、单个产业的孤立行为，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跨国公司为核心，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相互协调合作的组织框架。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张和产业的集群化转移趋势强化，世界各国经济的依存度日益提高。
3.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热点是服务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发达国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知识化、服务化趋势。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总产值中服务业占比的不断提高。同时，服务贸易总量也迅速提高，2000-2008年年均增长10%，服务贸易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比重下降，新兴服务贸易如信息、金融、研发等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已从1990年的37.5%上升到2008年的 50.8%。[4]
与此同时，服务业也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跨国公司是服务业产业转移的引领者，主要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和离案外包等形式将服务业转移至国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4－2010年的7年间，全球跨国并购总额的近60%是服务业跨国并购，其累计总额达11575.1亿美元。其中，金融业是跨国并购最活跃的部门，占15.5%。
4.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趋势。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产业的划分标准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产业划分方式把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相应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也被定义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由于产品内分工的出现和全球价值链的分解，产业间出现融合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价值链中也含有技术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或工序，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价值链中也有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演变为从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要进行两个方面的产业升级，一是由低梯度产业向高梯度产业升级，即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二是要由现在的非核心价值元向核心价值元升级，即价值链升级与价值元升级。
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结构的高级化，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将会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将逐渐呈现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因此而拉大。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初期阶段，其生产制造的产品还是物质商品，发展中国家可凭借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较容易地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不断高度化、知识化，发达国家的咨询服务、金融服务、网络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有较高的信息技术、知识、管理和规模要求，发展中国家要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必须大力发展相关配套产业，不断实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开发，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三、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际加入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梯队，以加工贸易为开端承接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得以不断优化（见表3）。
但是，对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整合，如无得当应对举措，则有可能成为后发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持续滞后的陷阱。因此，新形势下如何有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全球服务外包的转移为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统计，2010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将达1.65万亿到1.8万亿美元。与国际上其他服务外包承接地相比，中国具有马来西亚、菲律宾、爱尔兰甚至印度等竞争对手无法相比的优势：一是拥有巨大的要素规模。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规模等；二是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市场规模势必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三是市场结构的多元性。包括地区、经济和技术方面的结构多元化，将为服务业的发展带来范围经济效应。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以上优势，把握机遇积极承接全球服务外包转移，加快本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通过吸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FDI），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等资源支持。跨国公司通过FDI的方式在全球布局，建立全球生产网络，其对外投资活动，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机遇。2000―2010年的11年中，中国实际使用FDI金额从最初的407.15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057.4亿美元（见图1）。外资的进入不仅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资金资源，同时也提供了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的重要技术资源。
3.东部地区的“腾笼换鸟”措施为促进中国区域和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东部地区希望通过“腾笼换鸟”措施着力调整产业结构，转移部分不适宜的产业，腾出资源和市场大力发展高端工业和新型服务业。中西部应抓住机遇主动承接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产业。
4.国际产业转移可能会对中国技术进步形成压制，导致中国产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产品内分工是建立在标准化基础上的产物，不论将产品生产环节布局到哪个国家、由哪个企业进行加工，所生产出来的都是标准化产品。以技术标准作为控制手段，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如沃尔玛，他们通常掌握了国际市场销售终端和品牌）形成了升级企业通向市场的结构性封锁。这就是中国通过加工贸易的途径难以摆脱落后陷阱和技术依赖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很多跨国公司都把研发总部设在了中国，会形成一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但当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影响到其自身的核心利益时，他们就会将中国的加工贸易产业升级限制在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等环节，[5]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断点和隔离效应，其结果是中国加工贸易产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低端和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值环节。由于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增值率较低，而由外商控制的产业链上下游，其增值收益是国内加工贸易企业的十余倍，中国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弧底日益加深，反映了中国贸易交易条件正日益恶化，中国正在陷入加工贸易“微笑贫困陷阱”，[6]这种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不利于中国获得基础设施改善、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所需要的充足资金，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的推进。
5.国际产业转移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客体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承接政策下，海外和东部发达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正纷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些产业的转入将给中西部地区带来巨大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加剧欠发达地区环境恶化，破坏生态平衡。
四、产业耦合转移背景下中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因此，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要在战略层面上充分重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同时力求突破跨国公司的结构性封锁以及价值链的低端锁定。[3]中国应该抓住这次前所未有的产业耦合转移机遇，充分利用自身的大国优势，转向广阔的国内市场，构建能充分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的国内价值链，实现加工贸易产业结构的升级，即：东部地区发挥其技术、服务、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着重发展核心价值环节（研发、设计、品牌等）；中部地区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结合其自然资源和技术、人才方面的优势，侧重发展中间价值环节（少量研发、集成、关键部件制造等）；西部地区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发展价值环节（原材料、组装等）（见图2）。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并不是要把各区域的产业发展限定在某种功能定位中，而是强调增强国内区域间产业发展的联系，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探索产业升级新模式，提升本区域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这无疑是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同时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大国优势，使传统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模式”转变为“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新模式。
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和完善，需要国内需求市场、技术条件、区域创新网络以及政府制度的各种条件的支撑。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拥有大国优势的中国，在拓展国内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同时，要辩证认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利弊，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使自身经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协调（见图3），促进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注 释：
①本轮产业转移方兴未艾，如下文所述，在产品内分工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本文称该轮国际产业转移为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的国际产业转移。
参考文献：
[1]张立建．两次全球产业转移本质探讨: 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视角[J]. 统计研究，2009，（10）．
[2]刘友金，胡黎明.产品内分工、价值链重组与产业转移:兼论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大国战略[J].中国软科学，2011，（3）.
[3]Amdt，and Kierzowski， Fragmenta tio
n：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 Economy[M].Oxford：Oxford U0
niversity Press，2001.
篇（10）
Abstract：ThispaperprovidesacoherentframeworktofullyaccountforChina‘sdevelopmentmodel，boththesuccessesandthefailuresoftheChina’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oreform.Thecombinationofpolitical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decentralizationprovideslocalgovernmentswithenoughincentivestodeveloplocaleconomies，inparticulartheincentivestopromotemarketsprivatizationlocally.Inthemeantime，therelativeevaluation-basedincentiveschemesleadtointer-regionalmarketsegmentation，increasinginter-regionaldevelopmentgapsandunequalprovisionofcertainpublicgoods.Thesuccessofearly-stagereformcanbeattributedtothe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henextstagereformshouldminimizethecostsassociatedwiththeapproach.China‘sgradualistreformcanbetakenasaproblemofmechanismdesignunderthecontrolofcentralgovernment.So，afteridentifyingthecostsand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itisessentialtohaveareasonabledesignofthenext-stagereformpackage.
KeyWord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Benefits，Costs，MechanismDesign
一、引言
2006年7月1日，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之后，寄托着几代中国人的梦想的青藏铁路正式通车，从此，山不再高，天不再远。中国经济就像快速驶向高原的列车，它能否持续高速增长直接关系到13亿人口的福祉，同时，它的动向也对全球经济的未来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天路”，经过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如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等等。如果这一系列难题能够被一一克服，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能够同时实现，那么，中国就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而且还将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大国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可能形成的“大国发展道路”，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来理解中国获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为此，本文将提出：中国前期改革的卓然成效和近期改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分权式改革有关系。借助于对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得失分析，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分权理论。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分权式改革的好处，国际经济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最为经典的是建立在新软预算约束理论（MaskinandDewatripont，1995）基础上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建立在M型组织和U型组织理论之上的解释（QianandRoland，1998；Qian，RolandandXu，1988，Qian，RolandandXu，1999；QianandWeingast，1997）。这些文献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造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这些理论固然可以较好地解释分权是如何促进地方政府的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它们却不是一个完全的分权理论。一个完全的分权理论应该不仅能够分析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获得的正面激励（分权的收益），也应该能够分析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损社会目标的负面激励（分权的成本）。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负面激励导致的影响正在日益凸现，并且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2）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3）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虽然已经有一些国内外的实证文献研究了分权化改革带来的某些扭曲，但是还没有一个理论系统地论述过分权化改革的成本。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将系统地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实质和作用机制究竟是什么？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带来了哪些代价和扭曲？为什么分权式的改革会导致这些代价和扭曲？如何在下一步的改革中科学地进行机制设计，避免或者尽量减轻这些代价和扭曲？这些理论分析的主旨将直接指向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中国之所以采取分权式的改革方式，直接与中国是一个在疆域和人口双重意义上的“大国”有关，而中国分权式改革的代价又直接与中国是一个地区间差异巨大的“大国”有关。因此，全面地总结分权式改革的收益与代价是极为重要的，这将有利于思考中国是否可能成功地走出一条可借鉴的“大国发展道路”。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收益，从这个维度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第三部分提出一个框架来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从这个视角可以很好地分析中国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第四部分则在第三部分的基础上，提供一些分权式改革的代价的例证；第五部分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讨论在下一阶段改革中如何充分发挥分权式改革的收益，并尽可能地降低分权式改革的代价。由于有关分权式改革的收益的理论和实证已有大量的文献，本文将在分权的代价上着墨更多。
二、经济分权与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
中国是一个在疆域和人口双重意义上的“大国”，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面临着极高的成本，因此，经济分权是大国治理必须采取的模式。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分权式改革。从这种分权式改革中得到的更一般的经验是：对经济转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对价格”（gettingpricesright），因为在市场不完备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正确的价格；更重要的可能是“做对激励”（gettingincentivesright），因为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中更为深刻的主题，价格机制不过是激励机制的一种方式而已。
对于分权式改革的收益，国际经济学界形成了很多共识。已有的文献认为，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分权式的改革不仅硬化了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且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QianandRoland，1998）。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块块”来配置）使得经济可以在局部进行制度实验，地区之间的标尺竞争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反映地方政府绩效的有效信息，并且使得经济体更容易抵抗宏观冲击；相反，俄罗斯的U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条条”来配置），则不具备这样的经济结构收益。
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分权是在大的政治架构不变、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地调整它们的财政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从197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1980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再到19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始终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居民根据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质量来选择居住地可以形成用脚投票机制，促使地方政府来提供优质的公共品（Tiebout，1956）。由中央向地方转移财政收入和支出权力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Buchanan，1965；Oates，1972）。具体到中国，以钱颖一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从软预算约束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化制度安排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场化激励，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即所谓的维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Weingast，1995；McKinnon，1997；QianandWeingast，1997）。
在实证研究中，Jin，Qian和Weingast（2005）基于1982—199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省级政府的财政激励促进了市场发展。对于1992年之前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in和Liu（2000）与Zhang和Zou（1998）的检验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而张晏和龚六堂（2005）对1986－2002年扩展样本的研究发现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时财政分权效应还存在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
经济分权还不足以构成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全部激励。1990年代末以来，文献更多地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分权的特殊经历，尤其是中国特殊的政治激励。从经济学的视角，我们更关心中国政治体制的两个特征，一是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LiandZhou，2005），二是（基于民意调查基础上的）官员任免制度。Blanchard和Shleifer（2001）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出发，强调了中国的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之间的纽带。俄罗斯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较弱，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中国的经济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周黎安，2004）。Tsui和Wang（2004）认为中国自治性不强的财政分权和垂直控制的行政管理体制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对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影响渠道是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文献通常所说的标尺竞争对应于对下负责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信息，普通民众和中央政府都处于信息弱势，但选民会参考其他地方政府的行为评价自己所在地区的政府行为，地方官员知道其选民会以其他地方为标尺，从而会效仿其他地方的相关政策来发展本地经济（BesleyandCase，1995；Baicker，2005）。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同级政府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学习能够提高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节约行政管理成本，防止滥用权力（Martinez-VazquezandMcNab，2003）。而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不同，地方政府主要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高增长（否则在政绩考核中被一票否决），还要根据GDP等指标排名，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张晏，2005）。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它是有助于转型初期的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的。
三、经济分权的代价：一个理论分析
钱颖一等人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分权式改革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但是这个理论更多地强调了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好处，却没有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①].一个完整的分权理论应该既能够分析分权式改革的收益，也能够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否则，我们就无法回答如下问题：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渐进转型的潜力还有多大？我们应该如何在发挥分权式改革的好处的同时避免它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这一节将从组织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个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的框架。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整个经济当作一个大的政治组织来看，中央政府在这个大的组织内部通过“分权”模拟出一个类似企业组织的激励机制。给定地方各级政府尚控制着大量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事实，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对地方官员提供适当的激励，让他们直接分享发展地方经济的收益，将有利于他们追求经济的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和行政体制内部的激励机制是否可以通过模拟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而被有效地复制出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找到政府部门的激励与私有部门的激励之间的实质性区别，说明政府部门在利用财政分权模拟企业的激励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难题。
从契约理论的角度来看，政治组织中的激励与经济组织中的激励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政治组织委托人的偏好往往是异质的，而企业组织中股东的偏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收益最大化。在政治组织中，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它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因而，无论对于任务本身，还是对于委托人，都很难界定一个指标对绩效进行衡量。第二，与委托人偏好的异质性有关的是，政治组织一般是多任务的（multi-tasking），这也与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同。除了效率和经济增长之外，政治组织还需要追求社会公正、收入平等、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质量等等目标。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由于政治组织的这种多任务性，在政治组织中很难通过基于单一维度（任务）的类似企业中计件工资式的强激励来追求各种目标，而且基于增长目标的考核很容易损害其他的社会目标。所以，我们观察到政治组织中工作人员的工资一般都是弱激励的固定工资制。第三，委托人的异质性再加上外部条件的差异，又引起了第三个政治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差异。与企业绩效易于找到同类企业作参照不同，政治组织的绩效难以找到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中国政府不可能与美国政府进行比较，因为两国在很多方面都很不相同。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虽然可以进行一些比较，但地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使得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参照非常有限。换言之，政治组织是一个垄断组织，因而很难找出一个具有充分信息量的指标对其进行比较。
以上三个特征无非是说，很难有一个外部的充分统计量指标可以对官员进行客观的评估。这就决定了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第四个区别，即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它更多地会采用相对绩效评估，而非绝对绩效评估。在现实世界中，政治组织中常用的一种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手段就是职务晋升。中国的分权式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上级政府通过考察下一级政府辖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GDP）的相对绩效来晋升地方官员，而且这个机制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被证明的确是在被中国政府使用着（LiandZhou，2005）。在缺乏充分统计量的政绩考核体系下，相对的GDP增长可能是一种次优的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具有信息量的指标。但是，这种财政分权加相对绩效评估的体制正在日益显现它的弊端。第一个弊端是，相对绩效的评估会造成人之间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确实，我们也观察到各地政府为了在GDP竞赛中名列前茅而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以邻为壑的手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地区分割和“诸侯经济”会阻碍中国国内市场整合的过程[②].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深远影响是，这种市场分割会限制产品、服务（甚至还有思想）的市场范围，市场范围的限制又会进一步制约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不利于长远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这最终会损害到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过于依赖GDP作为相对绩效的考评指标，就给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因为城市的第二、三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于是，地方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大大忽视了，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的财政支出比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急剧地下降（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同样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各地的经济增长都依赖于招商引资的情况下，一旦发生资本拥有者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地方政府就会优先考虑资本拥有者的利益，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则很容易被忽略。
相对绩效评估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面临的冲击或者风险是共同的，这样仅仅通过人之间业绩的相对排名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他们的绩效。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各个地区之间在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等很多方面可以说千差万别，由于这种异质性的存在，相对绩效是一个噪音很多的指标，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方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可以看作是相对绩效激励的第二个弊端。
第三个弊端实际上是第二个弊端的一种形式，鉴于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将其拿出来独立论述。由于各地区之间先天的（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等）差异性，或者由于改革后享受的政策的差异性，会出现由收益递增效应导致的经济增长差异，即使没有其他外力，穷的地区也可能相对地越来越穷，而富的地方则相对地越来越富（陆铭、陈钊、严冀，2004），这样就加大了相对绩效评估标准中的噪音，中央政府很难区分地方的经济增长绩效是由收益递增机制造成的，还是地方政府努力的结果。
相对绩效评估的第四个弊端来自于如下事实：在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锦标赛下，赢家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大部分则是输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比较富裕的地区更多地享受着先天的优势和收益递增机制的好处，这就使得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地方官员不能在相对绩效评估的机制下获得激励，通俗地来说就是，努力了也未必有用，[③]所以相对绩效评估对落后地区的官员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但是官员也是理性人，在晋升的可能性比较小的前提下，他们会寻求替代的办法进行补偿，如，或者“破罐子破摔”。这样一来，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就会加剧落后的地区越来越落后、发达的地区越来越发达的两极分化现象。
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激励还有一些其他与相对绩效评估无关的难题。一方面，与企业的经理相比，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更加取决于一个团队的努力，而不是自己的努力，一个政府目标（如扩大就业）的实现取决于多个政府部门作为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因此，在地方政府的“团队生产”中，不同的地方官员之间就可能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另一方面，在企业经理的激励计划中，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激励经理追求企业长期目标的手段，比如说给予经理股份或者股票期权，但是，对于地方政府的官员却很难进行类似的长期激励，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的长期目标被忽视，而这又集中体现为地方政府对于环境、收入差距、教育和医疗服务质量这些问题的忽视。
四、经济分权的代价：一些具体的分析和例证
上一节中，我们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框架来分析中国分权式改革的代价，下面将结合现有的实证文献，为经济分权的代价提供一些例证。
1.经济分权与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所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特别是，构成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的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正在扩大（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都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分权体制有关。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财政）分权的联系是非常易于理解的。由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城市部门，因此，地方政府存在着优先发展城市、更多考虑城市利益和实施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激励。不少文献都指出，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出现的城乡间收入差距加剧现象，与中国政府实施的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Yang，1999；Chen，2002；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李实（2003）指出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几点因素都可以作为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具体表现：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农村居民承受的不合理的税费负担；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歧视性。除了以上四点，Yang（1999）、Tian（2001）以及Yang和Zhou（1999）还强调了金融体制中系统性的城市倾向，包括通货膨胀补贴和对城市部门的投资贷款；政府在政治晋升和分权体制双重约束下也存在减少支援农业公共支出比重的倾向。我们的一系列研究（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正式地考察了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中国改革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如经济开放）都使得城市部门获益更多，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其中，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的支出的比重-——这个指标的下降可以代表地方政府政策的城市倾向-——增加可以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从趋势上来看，这一比重却在急剧地下降。Knight和Song（1993）认为城市倾向政策下存在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的限制，这导致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在城市倾向的政策下，城市居民在住房、医疗、养老及教育等方面拥有更好的福利，加剧了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即使取消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些倾向性政策也会使流动到城市后的农村居民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所以劳动力的流动依然难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Yang，1999；Yao，2000）。此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还有一系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④]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与财政分权体制有一定的联系。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着发展经济的竞争。中国的各地区之间在历史、地理和政策等方面的条件差异非常大，在地区间竞争中，东部地区因为有着各方面比较优越的条件而获得了相对更好的经济发展绩效，而且这种优势具有自增强的效应，相对发达的地区一旦领先就很难被落后地区追赶。张晏和龚六堂（2005）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和发达地区更能获得财政分权的积极效应，而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为负，这种财政分权效应的地区差异也加剧了地区差距。从县级财政数据来看，Zhang（2006）认为地区初始经济结构特征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发达的地区有较低的工业税和较高的土地收益，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高增长，而不发达地区对非农部门征收较高的税收，阻碍了经济增长。由于中国总体上来说是一个资本相对不足，所以各个地区之间展开了吸引外资的竞争。在这场地区间吸引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竞争中，东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三大地带获得了更多的外资和国际贸易份额，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更好的绩效（Démurgeretal.，2002；ZhangandZhang，2003；KanburandZhang，2005；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实证研究表明，各地区经济开放进程的差异所导致的地区间收入差距还与工业集聚有关，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拥有历史、地理和政策等各方面优势，获得了更快的工业发展速度，在全国总的工业产出中所占有的份额也越来越高（金煜、陈钊、陆铭，2006）。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与不同地区所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有关。转移支付通常有两种目标，一是出于公平考虑的均等化目标，二是基于发展考虑的激励目标。按照均等化原则，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本应对经济落后地区给予更多的补贴，而实际的情况是，地区转移支付不仅没有达到地区收入均等化的目标，反而加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Raiser，1998；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⑤]最近的研究表明，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税制安排和转移支付体系加大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Tsui（2005）利用1994－2000年的数据分析了县级财政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发现非农业税收的差异是财政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其中所得税的影响因素大约为21%，而税收返还和分税制改革后实施的过渡期转移支付不仅没有缩小财政差距，反而占财政不平等的20％。Yao（2005）发现2002年县级转移支付数据对城乡差距存在显著的反均等化效应和挤出效应。
2.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重复建设与效率损失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地方经济的发展既直接关系到当地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又影响到对于地方官员的绩效评价，还进一步影响当地获得更多经济资源的能力。既然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在实际上并没有带来地区间的平衡发展，那么，地方保护主义和分割市场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来看，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分割市场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地区间资源误配置已经成为事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违反地方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是缺乏竞争力和自生能力的（林毅夫，2002），而这些产业和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仍然拥有大量的就业岗位，创造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通过分割市场来保护本地企业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林毅夫、刘培林，2004）。第二，很多产业（特别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成长性产业）都存在着由“干中学”机制所导致的收益递增性，因此，在这样的产业，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如果能够较早地发展这些产业，在理论上就可能获得两种效果：一方面，如果当地的学习速度足够快，就可能实现在这些产业上的追赶，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可能逆转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即使追赶不能实现，当地也能够提升本地的经济独立能力，从而提高未来分享地区间分工收益时的谈判地位，获得更多地区间分工的利益。在这样的机制下，各地都会争先恐后地发展一些所谓的战略性产业，从而造成一轮一轮的重复建设（陆铭、陈钊、严冀，2004）。当重复建设的格局形成之后，各地的相关企业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生存下去最终还是要接受市场本身的检验，当某些企业竞争能力不足时，地方政府则又有了通过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来获得短期利益的动机。
尽管当地区间差距扩大的时候，地方政府有通过分割市场的方式保护本地利益的动机，但改革开放以后，促使地区间市场走向整合的力量也是存在的。因此，中国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及变化趋势就成了一个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进行判断的问题。早期的研究发现，中国国内的市场并没有在改革过程中走向整合，相反，却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的迹象（Young，2000；Poncet，2002，2003）。这些研究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国内市场是在走向整合的（Naughton，1999；Xu，2002；白重恩等，2004；桂琦寒等，2006）。尽管如此，但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为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激励，并造成分工的低效率和社会产出损失（陆铭、陈钊、严冀，2004）。同时，国内市场的分割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难以发挥中国经济本应具有的规模经济优势。近来的一项研究还认为，由于国内市场分割严重，使得国内企业纷纷转向国际市场，借助于出口来扩大市场规模（朱希伟、金祥荣，2005），这就是中国国内经济的规模经济优势未得到应有的发挥的一个体现。
3.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的群分效应与动态效率损失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实施财政分权体制之所以重要，一个非常突出的原因就是利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提高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效率。由于中央政府难以掌握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的有关信息，也不了解当地居民的偏好等信息，有效的地方公共品提供方式就是让地方政府去提供当地的公共品。在这样的分权机制下，看上去地方政府是公共品的垄断者，难以保证公共品提供的效率，但是，在居民可以自由地搬迁的机制下，实际上居民就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机制来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保证地方公共品的提供效率（Tiebout，1956）。
以教育为例，如果地方政府不把当地的学校办好，大家都会搬离这个地方，于是当地的房地产价格就会下降，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经济增长也相应地受影响。因为居民对于居住地的自由选择，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存在，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和质量通过房地产市场被“资本化”了。在美国，一个地区的居民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财产税的税率，作为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基础，而学生家长则通过居住地的调整选择最适合自己需求的教育服务。由于教育财政的税基是基于地方房产价值的财产税，因此，教育的投入和质量就通过影响房产价值而与当地的经济增长和政府的收系起来了，以财产税为基础的教育财政也就成了一种激励地方政府努力办教育的最优合同的执行机制（Hoxby，1995）。而在中国，虽然政府没有将财产税作为教育财政的收入，但居民通过变换居住地来选择教育并影响房价的机制同样存在，至少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之间，甚至在不同省区之间变换居住地都是比较自由的，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更是如此。而房地产价格仍然影响着土地批租收入和房产交易税，也影响着当地居民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来自美国的经验研究发现，教育财政集权的确对提高教育的生产效率不利（Hoxby，1995；Peltzman，1993，1996）。
但是，在中国由地方财政提供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公共服务的体制下，却导致了社会公众对于这些行业的极大的不满，这又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在简单的公共服务财政分权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公平和效率损失。
首先，地方政府的目标相对于社会目标来说更加短期化，特别是在地方政府的官员根据经济增长绩效来获得晋升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加会注重能够很快在经济增长上获得效果的工作，而对其他长期目标则相对忽视，而且也很难找到相应的机制来激励地方政府追求长期目标。教育和医疗的发展就是对于经济增长短期效果不显著，但长期来看非常重要的目标，因此，地方政府对教育和医疗采取了“甩包袱”的做法，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尽管公共品提供的财政分权体制本身并没有错，但由于没有正确有效的激励机制，就使得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公共服务提供反而出现了政府投入相对不足的现象。
其次，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办一切相比，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退出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政府退出什么领域却是应该仔细考虑的。哈特等（Hart，etal.，1997）的理论研究说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产品的性质。私人部门有充分的激励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当产品的质量比较容易监督的时候，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就比较有效。但是，当产品的质量非常难以监督的时候，如果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私人部门的生产者就可能会牺牲质量而降低成本，这时，由政府来提供这些产品就更加有效。不难理解，教育和医疗这样的服务之所以比较适合由政府来提供，是因为这类服务的质量非常难以监督。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不难明白了，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提供当地的公共服务是较为有效的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彻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来推卸政府责任。而中国的地方官员升迁制度过于强调增长目标则是财政分权体制带来公共服务提供的低效率的原因，因此，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有效机制是在财政分权的大框架下形成正确的激励机制，并通过中央政府的适当干预来纠正其中可能存在的误区，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地方公共品提供的财政分权体制。
在教育发展中，如果缺乏适当的机制设计和适度的中央政府干预，那么，简单的教育财政分权体制可能会存在一些直接的效率损失。首先，在劳动力存在可以跨地区流动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城市内部可以自由搬迁的情况下，人们会在好学校附近聚居，并且导致周围的房价上涨。另一方面，那些不居住在好学校附近的家庭也往往愿意花费额外的成本让子女上好学校接受教育，这就是择校行为。两种行为的结果都是使得收入较高和社会资源丰富的家庭有更强的实力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最终形成不同家庭的子女按照收入和拥有的社会资源来进行教育群分（sorting）的现象，并且在居住方面表现出不同收入水平、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社区之间的相互隔离，而按居住地段入学的政策大大加快了聚居和群分的现象。在缺乏适当的机制设计和中央政府的适度干预的情况下，产生了基础教育投入的地区和城乡间不平衡，于是优质教育资源（如优秀的老师）也在收入的吸引下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聚集。在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也加剧了教育的群分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现象（丁维莉、陆铭，2005）。
教育的群分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除了有碍公平以外，在人力资本生产上也是没有边际效率的，同样的资源在边际上如果能够更多地投向低收入家庭中的高能力孩子，显然将提高社会总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现。同时，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阶层分化，并有可能使某些特殊的人群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成为社会难以医治的痼疾。在美国，一些大城市内部贫民窟的社会问题与教育群分现象联系紧密，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特别是黑人家庭）难以让他们的子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已经形成了低收入－低教育－低收入的恶性循环。[⑥]类似的问题也应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改变原来的政府包办教育的模式，实行教育的产业化本身并不是错误的，教育财政的分权、学校之间的竞争和优质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定价是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同时，政府应该推动奖学金和教育券制度来减少教育群分中出现的动态效率损失。特别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在教育市场上，只要居民能够自由地搬迁居住地，那么，简单地通过禁止择校只不过是使得高收入者更多地借助于买房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并推动房价的上升，更为合理的政策应该是适度地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有利于提供其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制。[⑦]
五、机制设计与下一步改革的政策建议
如果说中国的前期改革正是充分利用了分权式改革的好处的话，那么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则是如何减少目前的分权体制的弊端。与俄罗斯等其他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央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机制设计问题。在认清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动力机制和局限条件的基础上，正确地设计合理的改革方案，对于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由于不同的改革阶段的目标和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因此，不同的改革阶段需要不同的改革方略。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下一步的改革方略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地方层面的放松管制。通过放松规制和改进公共部门本身的治理来减少公共部门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给定我们前文刻画过的中国分权式改革下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公共部门这两个层面的改革都首先应该在地方的层面上进行，应该减少地方政府所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削弱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entrepreneur）地位，从而降低它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倚重，从而就无需借重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减少相对绩效评估带来的各种代价。随着地方政府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减少，可以在地方性市场化的基础上促进全国性市场的整合，实现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会极大地促进专业化、内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2.限制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创造功能。仅仅在地方层面放松规制还不够，因为从金融的角度来讲，地方政府还可以内生地创造出很多流动性和金融资源出来出来。这是因为，虽然财政分权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但是由于转型期间制度上的不完备，地方政府仍然有很多方面来创造流动性。地方政府创造流动性的手段主要有：（1）干预设在地方的银行的信贷行为，（2）通过各种形式的乱收费行为而创造了大量的预算外收入，（3）在市场化过程中，通过土地批租等方法创造出大量的“资本化”的收入。按照软预算约束理论的逻辑，流动性创造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于集权下的情形（DewatripontandMaskin，1995）；所以，尽管财政分权可以硬化各级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但是内生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又弱化了这个效果。所以，中国分权式改革下一步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创造功能的约束和限制。
如果对这些流动性创造约束不加限制，就有可能导致以下后果：（1）地方政府的预算没有得到硬化，从而可以继续保护国有企业和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尽管此类现象已经不严重），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没有充分的激励来放松规制；（2）在要素市场不完备的时候，土地批租行为会导致资产市场发生很大的扭曲；（3）由于先天条件、政策优惠和规模经济的原因，不同的地区在流动性创造功能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和地方公共品提供的不平衡加剧。[⑧]
还是从改革的时机（timing）上来看，由于地方政府目前基本上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民营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如果现在限制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对经济造成的扭曲就会比较小（早期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有好处的）。限制流动性创造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限制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行为；（2）对政府的土地批租行为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包括对其进行立法；（3）加强各级政府的预算过程管理和监控，对预算外各种收入进行严格打击；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给予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其他财政工具的权利。
3.改进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绩效评估机制。通过地方层面的放松规制和限制地方政府流动性创造功能减少了地方政府控制的经济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后，就应该不失时机地推进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绩效评估机制。这是因为，虽然地方政府在“软件性”公共品（如教育和医疗）的提供方面却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由于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势，分权的公共品提供模式需要保持，但需要加以改进才能解决地方层面“软件性”公共品提供的质量和数量问题。用赫希曼（Hirschman，1970）的话来说，如果说前期的改革主要运用了“退出”（exit）和“用脚投票”机制，使得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吸引内外资而展开了Tiebout意义上的竞争的话，下一步的改革应该适当引入“呼吁”（voice）的机制来改进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如果不能适时地推进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很有可能从前期的“援助之手”变成“攫取之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政府会更容易与地方性的有势力的利益集团合谋或者被他们收买。改进政府治理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是，改进对地方政府以GDP为基础的相对绩效评估体系，更多地引入其他目标的权重，如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等，这样就可以降低前期相对绩效评估带来的负面效果。
以上几个方面的改革将会改变前期改革中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和行为，从而会从根本上解决内生于前期改革中的诸种问题（收入差距、重复建设与市场分割、公共品供给的公平缺失等）。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社会工程，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在第一阶段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其他转型经济的前头。分权和集权的选择其实是“激励与协调”之间的权衡，中国前期的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做对了地方政府的激励，但是在协调方面的问题则越来越凸现出来，所以，现在正是中国调整发展方略的转折点。正如前期的改革是积极的制度变革和机制设计的结果那样，在第二阶段的改革中，政府同样也应该考虑到新阶段的目标和变化了的约束条件，不失时机地将改革推向前进，走出一条独特而成功的中国式的分权式改革之路，这种发展道路不仅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可能对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具有普适的意义，从而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Baicker，K.，2005，“TheSpilloverEffectsofStateSpending，”JournalofPublicEconomics，89，529-544.
Bardhan，Pranab，2002，“DecentralizationofGovernanceandDevelopment，”JournalofEconomicsPerspectives，16，185-205.
Besley，T.andA.Case，1995，“IncumbentBehavior：Vote-Seeking，Tax-Setting，andYardstickCompeti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5–45.
Blanchard，OliverandAndreiShleifer，2001，“FederalismwithandwithoutPoliticalCentralization：ChinaversusRussia，”IMFStaffPapers，48，171-179.
Buchanan，J.M.，1965，“AnEconomicTheoryofClubs，”Economica，31，1-14.
Cai，HongbinandDanielTreisman，2005，“DoesCompetitionforCapitalDisciplineGovernments？Decentralization，GlobalizationandPublicPolicy，”AmericanEconomicReview，95，3，817-830.
Carter，ConlinA.，1997，“TheUrban-RuralIncomeGapinChina：ImplicationsforGlobalFoodMarket，”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eEconomics，79，1410-1418.
Chen，Aimin，2002，“UrbanizationandDisparitiesinChina：ChallengesofGrowthandDevelopment，”ChinaEconomicReview，13，407-411.
Démurger，S.，JeffreyD.Sachs，WingT.Woo，ShumingBao，GeneChangandAndrewMellinger，2002，“Geography，EconomicPolicyandRegionalDevelopmentinChina，”AsianEconomicPapers，1（1）：146-197.
Dewatripont，M.andE.Maskin，1995，“CreditandEfficiencyinCentralizedandDecentralizedEconomies，”ReviewofEconomicStudies，62，4，541-555.
Fernández，RaquelandRichardRogerson，2001，“SortingandLong-RunInequality，”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Nov.，1305-1339.
Hansmann，Henry，1996，TheOwnershipofEnterprises，HarvardUniversityPress.
Hart，Oliver，AndreiShleifer，andRobertW.Vishny，1997，“TheProperScopeofGovernment：TheoryandanApplicationtoPrison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Nov.，1127-1161.
Hirschman，Albert，1970，Exit，Voice，andLoyalty，HarvardUniversityPress.
Hoxby，CarolineMinter，1995，“IsThereanEquity-EfficiencyTrade-OffinSchoolFinance？TieboutandaTheoryoftheLocalPublicGoodsProducer，”NBERWorkingPaper5265.
Inman，R.andRubinfeld，D.，1997，“RethinkingFederalism”，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1，4，43-64.
Jin，H.，Y.Qian，andB.Weignast，2005，“RegionalDecentralizationandFiscal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Style，”JournalofPublicEconomics，89，1719-1742.
Kanbur，RaviandXiaobo，Zhang，2005，“FiftyYearsofRegionalInequalityinChina：aJourneythroughCentralPlanning，ReformandOpenness，”ReviewofDevelopmentEconomics，9，87-106.
Knight，JohnandLinaSong，1993，“TheSpatialContributiontoIncomeInequalityinRuralChina，”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17，195-213.
Li，HongbinandLi-AnZhou，2005，“PoliticalTurnoverandEconomicPerformance：theIncentiveRoleofPersonnelControlinChina，”JournalofPublicEconomics，89，1743-1762.
Lin，J.Y.andZ.Liu，2000，“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GrowthinChina，”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49（1），1-21.
Lu，MingandZhaoChen，2006，“Urbanization，Urban-BiasedPoliciesandUrban-RuralInequalityinChina：1987-2001，”ChineseEconomy，39，3，42-63.Martinez-Vazquez，JorgeandR.M.McNab，2003，“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Growth，”WorldDevelopment，31，1597-1616.
McKinnon，R.，1997，“Market-PreservingFiscalFederalismintheAmericanMonetaryUnion，”inMairo，B.andT.Ter-Minassian（eds.），MacroeconomicDimensionsofPublicFinance，Routledge.
Naughton，Barry，1999，“HowMuchCanRegionalIntegrationDotoUnifyChina''''sMarkets？”paperpresentedfortheConferenceforResearchon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cyResearch，StanfordUniversity.
Oates，W.E.，1972，FiscalFederalism，HarcourtBraceJovanovich.
Peltzman，Sam，1993，“ThePoliticalEconomyoftheDeclineofAmericanPublicEducation，”JournalofLawandEconomics，36，1-2，331-70.
Peltzman，Sam，1996，“PoliticalEconomyofPublicEducation：Non-CollegeBoundStudents，”JournalofLawandEconomics，39，1，73-120.
Poncet，Sandra，2002，《中国市场正在走向“非一体化”？───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3-17页。
Poncet，Sandra，2003，“MeasuringChineseDomesticandInternationalIntegration，”ChinaEconomicReview，14，1，1-21.
Qian，Y.andG.Roland，1998，“FederalismandtheSoftBudgetConstraint，”AmericanEconomicReview，77，265-284.
Qian，Y.，G.RolandandC.Xu，1988，“CoordinatingChangesinM-FormandU-FormOrganizations，”Mimeo，EuropeanCenterforAdvancedResearchinEconomicsandStatistics，UniversiteLibredeBruxelles.
Qian，Y.，G.RolandandC.Xu，1999，“WhyChina‘sDifferentfromEasternEurope？PerspectivesFromOrganizationTheory，”EuropeanEconomicReview，43（4-6）：1085-1094.
Qian，YingyiandBarryR.Weingast，1997，“FederalismasaCommitmenttoPreservingMarketIncentive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1（4），83-92.
Raiser，M.，1998，“SubsidisingInequality：EconomicReforms，FiscalTransfersandConvergenceacrossChineseProvinces，”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34，3，1-26.
Tian，Qunjian，2001，“China‘sNewUrban-ruralDivideandPitfallsfortheChineseEconomy，”Canadian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22（1），165-190.
Tiebout，Charles，1956，“APureTheoryofLocalExpenditur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64，416-24.
Tsui，K.andY.Wang，2004，“BetweenSeparateStovesandaSingleMenu：FiscalDecentralizationinChina，”ChinaQuarterly，177，71-90.
Tsui，K.，2005，“LocalTaxSystem，IntergovernmentalTransfersandChina‘sLocalFiscalDisparities，”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33，173-196.
Weingast，B.，1995，“TheEconomicRoleofPoliticalInstitutions：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andEconomicDevelopment，”JournalofLawandEconomicOrganization，11，1-31.
Xu，Xinpeng，2002，“HavetheChineseProvincesBecomeIntegratedunderReform？”ChinaEconomicReview，13，116-133.
Yang，DennisTao，1999，“Urban-BiasedPoliciesandRisingIncomeInequalityinChina，”AmericanEconomicReviewPapersAndProceedings，May，306-310.
Yang，DennisTaoandZhouHao，1999，“Rural-UrbanDisparityandSectoralLaborAllocationinChina，”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35（3），105-133.
Yao，ShujieandLiweiZhu，1998，“UnderstandingIncomeInequalityinChina：AMulti-AnglePerspective，”EconomicsofPlanning，31，133-50.
Yao，Shujie，2000，“EconomicDevelopmentandPovertyReductioninChinaover20YearsofReform，”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43，447-474.
Young，Alwyn，2000，“TheRazor‘sEdge：DistortionsandIncrementalReform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CXV，1091-1135.
Zhang，T.andH.Zou，1998，“FiscalDecentralization，PublicSpending，andEconomicGrowthinChina，”JournalofPublicEconomics，67，221-240.
Zhang，XiaoboandKevinH.Zhang，2003，“HowDoesGlobalizationAffectRegionalInequalitywithinaDevelopingCountry？EvidencefromChina，”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39（4）：47-67.
Zhang，Xiaobo，2006，“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PoliticalCentralizationinChina：ImplicationsforRegionalInequality，”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forthcoming.
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2004，《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经济研究》第4期，29-40页。
丁维莉、陆铭，2005，《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是鱼和熊掌吗——基础教育财政的一般均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47-57页。
桂琦寒、陈敏、陆铭、陈钊，2006，《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世界经济》，第2期，20-30页。
金煜、陈钊、陆铭，2006，《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经济研究》，第4期，79-89页。
李实，2003，《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379-403页。
林毅夫，2002，《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269-300页。
林毅夫、刘培林，2003，《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第3期，19-25页。
陆铭、陈钊，2004，《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研究》，第6期，50-58页。
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4-14页。
陆铭、陈钊、严冀，2004，《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经济研究》，第1期，54-63页。
马拴友、于红霞，2003，《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经济研究》，第3期，26-33页。
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17-26页。
严冀、陆铭，2003，《分权与区域经济发展：面向一个最优分权程度的理论》，《世界经济文汇》，第3期，55-66页。
张晏，2005，《标尺竞争在中国存在吗？——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相关性的研究》，复旦大学工作论文。
张晏、龚六堂，2006，《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1期，75-108页。
周黎安，200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6期，33－40页。
朱希伟、金祥荣，2005，《国内市场分割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经济研究》，第12期，68-76页。
[①]严冀、陆铭（2003）较早地意识到分权体制的代价这一问题，特别是其在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方面的表现。
[②]对此，不妨参见严冀、陆铭（2003）的评论。
[③]Cai和Treisman（2005）指出，由于存在地区间的差异性，地区间为争取资本而展开的竞争对不具有先天优势的地区而言激励效应较弱。
[④]Carter（1997）的研究认为，城市倾向政策对于农业生产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也造成了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另外，杨涛认为中国实行的城市倾向政策会由于部门倾斜的收入转移以及在健康、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不仅扭曲了这些部门中的工人的激励，而且也将影响到他们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并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些都将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利（Yang，1999）。
[⑤]从省级数据的相对指标来看，尽管分税制改革后的转移支付政策没有明显地扭转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格局，但东部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相对于自有收入的份额有所下降，2001年比1995年减少了近12个百分点（张晏和龚六堂，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