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教育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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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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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博用于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可行性

2014年5月，“微时代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模式研究”课题组对河北省内八所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68份。调查结果为微博用于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调查显示，当前河北省内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如知识组织效率不高，能每次都有意识地将各种渠道获取的知识进行有效组织的教师仅占14.1%；知识交流渠道狭窄，89.2%的教师表示最常交流的对象就是同校同事，与其他学校同行间交流甚少；尽管85.4的教师表示经常对自己的教学和科研进行反思和评价，但仅有11.2%的教师能够及时将该方面的心得记录下来，大量的信息没能得以及时保存，造成了有用知识的流失；拥有微博的大学英语教师较多，占80.6%，其中有31.3%的教师明确表示会经常更新，但有意识将其用于个人知识管理的极少，微博的娱乐用途大于学习用途。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调查结果仍表明将微博用于大学英语教师的个人知识管理存在现实可行性。67.9%的教师认为有意识地进行个人知识管理很有必要，62.7%的教师愿意通过网络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75%的教师认为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学习渠道之一，且有89.1%的教师明确表示愿意尝试学习利用微博进行系统的个人知识管理。

三、基于微博的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模式设计

针对当前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课题组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基于微博的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模式，如图1所示：该模式共包含四个部分：

（一）理论基础

1.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社会建构主义主张知识的形成是透过同一社群的人贡献不同的能力，相互磋商、讨论、辩论、妥协，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知识。大学英语教师通过微博与其他人进行知识经验共享，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是知识的给予者或接受者，在知识的互动与交流中，逐渐将知识建构出来，进而形成学习互动的网络学习社群。

2.关联主义学习理论

关联主义是“数字时代的学习理论”，它认为“有些知识领域包含了大量微弱的相互联系，一旦适当地加以利用，就能够通过一种相互干扰过程极大地扩大学习量。大学英语教师在利用微博进行互动时构建了大量的信息联系，捕捉这些信息在丰富信息量的同时能极大地激活内心的隐性知识，从而产生新的知识，达到知识获取、知识交流与知识创新的目的。

3.分布式认知

在分布式认知中，交流/对话是实现分布式学习，获得分布式认知效果（如知识的社会性建构）的必然方式。社会化是微博所普遍具有的特征，每个微博用户都拥有多维度的交际网络。且微博的社会化偏重人际交往，关注情感互动，用户彼此更加信任，忠诚度提高。微博的社会化成为微博促进的重要基础，是大学英语教师选择微博作为个人知识管理工具的又一重要理论依据。

（二）大学英语教师知识结构

大学英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主要包括：个体知识，即体现自身独特个性的兴趣爱好知识；学科知识，既包括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知识，也包含二语习得、课程设置等学科相关知识；教学知识，“就是应使人易于明白学科内容的表达和阐述方式”；背景知识，包括社会、国家、学校、家庭、课堂等各个方面；学生知识，即与大学生相关的一切知识，大学英语教师必须要了解与大学生有关的知识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合理布置。

（三）个人知识管理环节

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环节包括知识获取、知识组织、知识存储与传递、知识交流与共享和知识创新五个环节。个人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动态的，不是严格按照固定程序进行，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交叉进行。（四）微博工具平台微博功能丰富多样，可用于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各个环节，根据其属性可将其分为三类：基本功能，包括加/取消关注、好友分组、搜索、标签、收藏等；个体社交功能，包括、转发、评论、@某人、私信、微博内聊天等；群体社交功能，包括投票、微访谈、微话题、微电台、微数据、微直播等。

四、微博用于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实践

在微博用于大学英语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模式指导下，课题组对该模式进行了具体的实践与分析，并对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总结，以期为推动模式的应用提供有益的探索与经验。

1.基本管理

对关注好友的选择和组织成为大学英语教师微博个人知识管理开始的第一步。根据微博内容的不同或关注对象身份特质的不同，利用微博分类工具将已关注人群按照“英语教育学习”、“专家学者”、“新闻访谈”、“朋友”、“学生”等不同的关键词进行组织，以便于第一时间分类查找。这种组织不仅是对关注好友的管理，同时也是对相应微博的知识进行了初级程度的分类，使知识从来源角度变得更加有序。

2.知识获取

在微博内获取有用知识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1）搜索引擎。新浪微博提供的搜索功能不仅能对整个微博站内内容进行搜索，还可对自己微博内某一关注小组或某一个体微博内容进行单独检索，以保证内容的可靠性和检索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在一开始对关注好友进行分类组织就显得尤为必要。同时还可根据网站提供的高级筛选功能对已检索出的知识进行进一步的细分。（2）二度查找。通过查看关注好友都关注哪些其他人的二度寻找方式，获取有用的知识。（3）推荐功能。新浪微博每天都会推荐“感兴趣的人”和“热门话题”，也可通过此功能获得最新的信息。

3.知识组织

个人微博建立之初是对人际知识进行组织，接下来可通过“话题管理”和标签功能实现进一步的微博内容分类组织。为了保证信息的共享性，课题组教师根据自己所需的知识结构，在个人、转发和收藏的每一条微博前均加上统一的“#语法知识#”、“#词义辨析#”、“#口语精华#”、“#教学法#”、“#教师培训#”等不同话题内容。点击此超链接，既可获得新浪微博站内所有同话题内容，又可通过新浪提供的进一步分类功能找到课题组教师以及其他关注好友的所有同类标签内容，此组织方式十分有利于知识的共享共建。同时，课题组成员也需为自己发送、转发和收藏的每一条微博加入同样题目的标签。话题组织和标签组织的区别在于，点击前者获得的是整个网站内的所有相关知识，点击后者得到的是自身微博的知识组织。

4.知识存储与传递

（1）知识存储。利用微博自身具有的微博库来存储知识，即微博的“”、“转发”、“收藏”功能。新浪微博不仅可以发送140字内配有图片、视频、音频、网址链接等内容的微博，也可以通过“长微博”功能，最终以图片形式一万字以内的文章，这些内容都将长期存储在新浪微博数据库中；新浪微博开放API功能，只要在其它任意网站嵌入新浪微博分享按钮，用户即可一键将在其他网站上获得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课题组教师经常从普特英语听力等英语学习网站获得教学材料，只需要点击网页材料下方的按钮，便可将所需知识分享到自己的个人微博中。（2）知识传递。从知识传递方式的角度看微博可通过手机上网、手机短信、笔记本、电脑等多种形式进行或评论、转发或回复等；从知识的类型角度看微博可传递包括文字、图片、视/音频、网址链接等；从传递时间的角度看，微博知识传递可谓是“零时间”传递。

5.知识交流与共享

基于微博的大学英语教师知识交流与共享可从微博的基本功能、微群功能和API功能三个方面探讨。（1）基本功能。微博的出现，将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微博提供的“@某人”、“评论”、“微访谈”、“私信”、“投票”等功能都为知识交流提供了良好的通道。例如课题组成员参与了博主“新浪每日英语推荐”题为《学英语十几年无障碍交流者不超过5%》的投票，具体如图2所示：该投票共吸引了520人参与，转发42次，收到评论10条。在参与该投票的过程中，课题组成员通过“@某人”功能将此条微博转发给自己的同事和学生，并通过“评论”和“私信”等功能，针对此话题与周围同事、同学和广大网友进行了深入探讨。（2）微群。加入“微群”可以建立同好人群的交流圈，使话题聚拢在微群内，交流更具专业性和深度。如课题组所有成员以及后期参与实践的教师均加入了名为“大学英语教师交流角”的微群中，截止到2013年9月18日该群共有158名成员，除日常文献书籍等知识信息共享外，该群每月设置一个与大学英语教学相关的讨论话题，供群成员交流讨论。（3）新浪微博开放的API功能提供了“分享按钮”，只要将微博分享按钮嵌入到用户的网站里，访客点击它就能将网页分享到微博，分享给他们的关注好友，从而更好地提高了知识流通速度和共享的频率。

6.知识创新

知识创新的前提首先是思维创新。思维，也就是思路，决定了出路。当前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建设和教改都进行到了关键时期，这些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大学英语教师的知识创新。对于微博而言，知识的关系以评论为基础，用户在微博开放的环境中能够真实地分享自己的情感、经验、技巧等隐性知识，并且在对同一话题持久、深入、广泛的讨论过程中能够对问题产生更深层次的认识，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产生新的知识。微博平台记录用户的“足迹”，而这种记录方式是可以非常方便回顾和反思的。用户可以在微博中发表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其他粉丝可参考，亦可做出评论，而粉丝在群体的分享和交流中就会取得进步。同时，随着微博知识的不断积累，用户还可以在阅读自己微博的过程中复习或品味过去所写的内容，修正自己理解的偏差，从而产生更多的体会和感受甚至达到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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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传播对终身教育的作用

所谓的终身教育思想是在积极适应社会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学习的一个过程。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新闻媒介将终身教育思想中的受众、思想与新闻融为一体，促使三者之间形成了统一、协调的发展关系。除此之外，在受到受众因素的影响中，新闻传播的特点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教育的范围也得到了扩大，从家庭到工作，从社会到朋友。近几年，在我国新闻传媒的发展与进步中，新闻媒介自身所具备的基本特点逐渐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特征。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分析，新闻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是展现社会事务的关键。在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作为最为基础的内容，对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进步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近几年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下，新闻传媒得到了有效进步，人们获取终身教育思想的途径得到扩大。与此同时，在人们积极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中，各种类型的媒介产品出现在人们身边，以新闻传媒为主体的发展趋势下，人们能够将新闻传媒的特点与教育模式进行融合，在将学习习惯与学习方式进行改善之余，也从根本上适应了新闻传媒的发展趋势与发展变化，这种情况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是非常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媒介传播模式的。除此之外，新闻传媒如今已经成为了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对终身思想理论的传播与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开始，媒介产品、媒介思想、媒介传播的渠道便已经成为了终身思想理论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在上个世纪新闻媒介发展现状不容乐观，但是在今天，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促使新闻传媒、新闻媒介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与依靠。在1970年，朗格朗所创作的《终身教育引论》成为了终身教育理论的主要著作，标志着终身教育理论的诞生，其中朗格朗认为，终身教育理论的基础是以人文理念为主，在通过新闻媒介的角度中实现受众在教育方面的实践与思考，这对全世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朗格朗还认为在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下，各种与职业交往会受到挑战，而这一系列挑战会从本质上改变人们的命运。其中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人口快速增长、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生存模式发生改变等，在传播学理论中，“沉默的螺旋”在进一步将新闻传播的本质进行分析的同时，也进一步对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行了总结，近几年，在新闻媒介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受到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且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次上，新闻媒介自身所具备的特点均会促进终身教育的创新发展，这对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而言起到了媒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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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篇（5）

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谈一下媒体的融合问题

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学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比如我校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台不够完善等等。

二、学校要进行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学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学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

篇（6）

1.思路

在实施起搏术后“健康人”教育中，首先制订一份理想的护理教育计划，这不仅为护理的具体行为提供科学的、详细的、明确的指导，同时还必须包括起搏术后“健康人”教育内容。起搏术后“健康人”的教育目前仍以医院为基地，以安置一年以内的“健康人”及家属为对象，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过程，消除了他们对自己所患疾病知之甚少，把疾病康复的全部希望和权力统统交给医生的错误观念，使他们的行为向有利于康复的方向发展。通过对他们的知识传授及医护患一起的交流等一系列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了解有关起搏器的各类常识及有关自己疾病为什么安置、起搏器安置后的各类并发症预防和发生故障时的急救处理等保健知识，为了能让起搏术后的“健康人”真正掌握有关起搏知识。为此，我们进行了摸底书面考试，然后进行起搏知识的系列上课；最后再进行书面的考试，不能通过者进行个别辅导，直到通过为止。不仅如此，我们还请起搏术后生活质量高的“健康人”进行现身交流；其次学员们还互相谈体会，学习班就在这样的紧张、愉快、轻松的气氛中结束。学习班结束后，我们对于考核成绩合格者颁发有心内科主任、起搏器专家签发的结业证书，以增加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并集体留影、建立良好的通信网络等。

2.资料与方法

2.1资料

2000年4月6日~5月11日在浦东仁济医院演讲厅举办的“起搏挚友”学习班，参加第一期起搏器知识学习班的20位学员，年龄在37~80岁，文化程度在大学、中专、高中以上，以教本人为主。起搏器植入时间在1周~1年以内。

2.2方法

2.2.1考核评估起搏术后“健康人”的知识度——书面考试

携带起搏器的“健康人”在术后需要加强有关专业护理知识的指导，尤其需要掌握自己如何检查自己的起搏器、起搏器的养护知识及患侧肢体的功能锻炼等，同时也要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进行特异性的知识指导。光凭住院期间的宣教是有限的，为使健康教育从住院延续到出院、到社区，故进行有关知识度调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让起搏术后的“健康人”了解所需的知识。为此，我们先进行书面摸底考试，内容主要是测试安置起搏器的型号、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能不能在体外程控、起搏频率每分钟多少次、如何使起搏器能省电、检查起搏功能的方法、哪些家用电器、医用电器会对起搏器有影响及出现哪些症状时需要更换起搏器等方面知识的选择题，共计20题，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形式。而这些都是他们平时最担心、最关心、最需要医护人员指导了解的实际问题。考试结果显示合格率为0%，见附表1：

授课教育是安置起搏器术后“健康人”渴望的一种学习方式。为此，我们拟定课程计划：时间为期一个月，分四次授课（其中包括考试），教师有大专以上学历、临床工作5年以上、有一定护理经验的护师担任主讲。讲授的内容包括：起搏器的科学养护和监测方法、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起搏器与生命关系对生活的影响、正确使用家用电器及正确选择医疗用具等；其次还请为其安置起搏器的医生讲课、答疑；最后还请心导管室的技术员讲解起搏器参数的调节、起搏器的结构、安置时的全过程，让起搏术后的“健康人”更多地掌握有关起搏器知识，从而解除他们对安置起搏器后的不良认识。

2.2.3授课教育后的考核评估——书面考试

通过为期一个月的理论课学习，使起搏术后“健康人"增进了健康知识，改变“健康人”的不利于健康的各种行为和习惯，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使人人具有自我保健能力，进而达到在精神、身体、社会交往等方面保持健全的状态。为此，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书面考试，考卷内容与上一次相同，考试结果显示合格率为100%，见附表2：

3.效果

3.1学习班式的健康教育，使起搏术后“健康人”掌握了自我保护及应急措施，预防并发症等知识得以增长，预防保健能力得以增强。考核的合格率从0%上升到100%。学员们一致认为：“短暂的一个月学习，好似胜读了几年书”。充分体现了学习班式的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2学习班式的健康教育，使起搏术后“健康人”懂得植入起搏器使原发病和基础病因得以控制，而不是彻底痊愈。其次必须定期随访，进一步观察术后疗效，适当调整起搏参数，延长起搏器的寿命；还能预测、发现、处理起搏器故障；发现、处理副作用或并发症，指导起搏术后“健康人”掌握自我护理的重要性。起搏术后“健康人”感慨地说：“要想如常人一样生活，就必须定期参加起搏知识学习班、咨询、答疑及联谊等活动”。

3.3学习班式的健康教育，加强了心理支持，因起搏器并发症重则危急生命，轻则影响生活质量。对防病知识的普及教育工作已不再仅限于住院范畴之内，开始面向家属，面向健康人的教育。他们希望：“全社会不要把他们当作病人像健康人一样对待”。为此，我们组织学员建立了通信网络，选出小班长，增加了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方法。

3.4学习班式的健康教育，使护理人员的自身价值也得以体现。同时也激发了护理人员的学习热情，用真诚、同情的态度解除起搏术后“健康人”的痛苦和烦恼。利用各种场合呼吁全社会的人们称他们为起搏术后的“健康人”。

4.设想与讨论

4.1常设“起搏挚友”健康教育点

根据起搏术后“健康人”的调查结果显示，一年以内的术后“健康人”对起搏知识的渴求非常的迫切。因此加强有关专业护理知识的指导，同时根据其特点制定教育计划，开展特异性的专业护理指导是非常有必要。从书面的摸底考试可见，在院病人由于疾病的困扰、住院时间的短暂，对于护理人员传授的健康教育知识的接受是有限的。所以，常设健康教育点就是为起搏术后的“健康人”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时间每周一个下午作为接待日，为住院及出院后的“健康人”服务；有主管护师负责接待，为术后“健康人”提供健康教育资料及播放相关的录音、录像，为其指定特异性的教育计划；耐心倾听术后“健康人”及家属的建议，为起搏术后的“健康人”正真解除回归社会后的后果之忧。

4.2开办不同层次起搏术后“健康人”及家属的学习班

由于起搏术后的老年人及文化层次较低的“健康人”需求，特开设面向“健康人”及家属的学习班，其目的是为了对起搏知识缺乏的老年人及文化层次低的“健康人”在家属陪伴下进行系列的起搏知识上课；授课方法和形式则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化的图案教具，使他们掌握起搏器的护理及保养常规。因为，安置起搏器后的老年人时常会产生恐惧情绪，对于今后将终生依赖起搏器生存有顾虑和自卑感；同时结合起搏术后“健康人”存在的恐惧自卑及自我封闭的心理、行为特点，在病房为其提供场所，选择性格开朗、来院更换起搏器的病人介绍自己安置起搏器的经历和感受进行现身交流，以积极的心态去影响鼓励其它病人和术后的“健康人”。使他们从自怜自悯的心结中释放出来，对生命和未来重建信心。同时鼓励“健康人”及家属积极参与，让“健康人”及家属明白不良的心理和情绪会直接影响康复，并导致病情恶化。因此，较好的社会支持会使“健康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

4.3为起搏术后的中青年开设《科学性生活指导》健康教育讲座

篇（7）

续梅称，关于博士生论文的抽检这项工作大概从2000年开始，已经成为一项日常性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学校、学位授予单位，包括导师和学生的质量意识，能够确保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篇（8）

二、电大参与社区教育存在的问题

虽然电大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具有很多优势，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从总体看，由于社区教育在我国本就是个新生事物，其自身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广播电视大学教育与社区教育在从属关系、合作模式、相关政策等方面还没有统一与明确的说明，这就阻碍了广播电视大学开展社区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具体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针对社区教育的立法不够。我国社区教育开展较晚，各地对社区教育的理解还不统一，各地方政府对于社区教育的支持力度也不一致，急需从立法上加以规范和保障，使开展社区教育有法可依。电大参与社区教育，主要以在电大成立的社区学院为主体，虽具有法人资格，但不能解决经费来源和人员编制问题。学员持社区大学颁发的证书，在社会上及相关部门内部还得不到承认，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相关的法律作为依据。反观国外，社区教育开展较为普及、成效较为显著的国家，其相关立法都是较为完善的，正是这些法律为当地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最有效的支持。2.缺乏理论引导。由于缺乏理论引导，各级政府、部分社区工作人员甚至一些电大的教职工对社区教育的积极意义还不能完全理解；各地对社区教育的开展缺乏统一部署与考虑，对社区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没有清晰的认识，导致各地开展社区教育的模式各不相同，效率不高。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基础差异较大，短时间内很难制定出一套适应各地条件的发展社区教育的理论，因此，需要各地根据自身条件进行摸索，找到适应本地发展社区教育的模式，从中总结出经验并加以推广，进而形成一定的理论，最终汇集成符合较普遍条件的理论。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冲突。很多基层电大没有足够的财政拨款，需要自行创收解决生存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基层电大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而社区教育的根本在于受教育的人得到收益，是一个公益性事业，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因此，电大作为一个创收单位过多顾及经济利益与社区教育作为公益事业保障社会效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影响了电大开展社区教育的积极性。4.管理体制亟待完善。我国电大参与社区教育的工作刚开始不久，各方面的经验还很少，相关人员的素质还不够高，各种制度还不齐全，相应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模式还不明确，电大参与社区教育还需要政府相关单位提供协助，效率往往不高。社区教育的发展，必须依靠完善的管理体制加以引导，完善的体制能够解决开展社区教育活动所需的资金、资源与政策困难。5.电大开展社区教育的经费不足、师资有限。据了解，全国虽已有不少市级、县级电大正在逐步开展社区教育工作，但有政府社区教育专项经费支持的只有少部分。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社区教育的经费多由政府拨付，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政府财政经费的审批及到位往往不及时，这就造成需要电大预先垫付资金来开展工作，而基层电大自身的运行经费通常本就紧张，很难拿出大笔资金，这势必影响电大开展社区教育的积极性以及最终的成效。另一方面，各基层电大的师资力量原本就受到编制的限制而人数较少，且还要承担日常教学任务，因此实际能参与开展社区教育的师资力量是不能满足社区教育需要的。6.现有的社区教育工作模式较为简单。常见的有组织的社区教育工作包括两种方式：（1）以项目为核心制定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制定详细的对策。这种方式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成果，也便于推广，但前期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组织编写教材，对教师进行培训。推广过程中不能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调整。（2）通过社区居民常见的活动方式，将社区教育需要的内容融入活动中去，便于参加，也容易吸引大多数居民自发前来，活动本身的针对性较强，但考虑到在都市生活的居民工作节奏快，难以抽出足够的时间参与活动，其最终适宜的人群也在逐渐缩减。

篇（9）

一、导论

2008年，三鹿奶粉因为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11年，双汇火腿肠又涉嫌瘦肉精。到2013年，社会上又出现了老鼠肉假冒羊肉的食品安全事件。在社会层面加大食品安全的关注力度的努力下，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事件，所反映的社会诚信的缺失背后，又有与消费者与政府部门等相关的诸多原因。深入并全面地探究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整个社会安定和人民健康都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正是基于该出发点，运用博弈论的有关模型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探究。

二、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博弈论分析

本文从博弈论视角，所分析的有关食品对象都设定为食品生产中存在的优质商品和劣质商品，其中优质商品中既包括高质量生产、不需要进行伪造的商品，又包括原本不属于优质产品，但通过生产过程中添加超标有害物质、对食品表面进行虚假美化等手段进行伪造而成的“优质商品”。劣质商品在本文中是相对概念，不是指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而仅仅指品质以及价值不及高品质食品，可以通过伪造进行改良的食品，且伪造成本较低，伪造的食品才存在安全问题（如三鹿奶粉伪造前只是蛋白质含量较低，不存在安全问题，但伪造成高品质奶粉后能获取更高的价值，但因此出现安全问题）。

（一）食品生产厂商之间的博弈问题分析

在分析食品安全问题时，食品生产厂商属于主要参与者，因此，我们需要首先分析在不考虑其他外部因素的情况下，食品生产厂商生产非安全食品的动机。本文将首先运用博弈论构建相关模型分析食品生产厂商之间的博弈问题。

1.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

2.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该博弈分析的结果显示，通过较低的伪装成本能达到较高价值的食品促使生产厂商进行伪造达到高品质的概率较高。结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的结论，从生产厂商来看，通过对劣质商品进行伪装赋予其较高的价值，并因此获得较高的收益，于是食品安全问题由此产生。在分析了食品生产厂商的博弈问题之后，本文将进一步引进消费者，探讨消费者与食品生产厂商的博弈。

（二）食品生产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分析——基于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

（三）食品生产厂商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分析

在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群体中，除了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问题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继续运用博弈论的有关模型对引入政府监管部门后的食品生产厂商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过程进行分析，首先做基本假设如下：

该结果表明，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的原因之一还在于政府监管部门的不力和对非安全食品生产厂商的惩罚力度不够。而政府部门需要降低监管成本、加大惩罚力度，从而减少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

三、政策建议

通过运用博弈论知识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得出造成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出现的原因，分别从食品生产厂商之间的博弈结果、从消费者与食品厂商的博弈结果、从政府监管部门与食品厂商的博弈结果来看，食品安全问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厂商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造成诚信的缺失，消费者对非合格食品的辨别能力较差，购买非安全食品的概率较高，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不力，且对非安全食品生产厂商的惩罚力度不够。针对我们对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我们相应地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针对食品生产厂商的建议

1.增强诚信意识

食品生产厂商的生产状况直接关系到食品的质量问题，因此，食品生产厂商应增强诚信意识，遵守职业道德，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质量标准进行生产，提供安全无害的食品。

2.提高生产技艺和生产率

食品生产厂商应注重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技艺来提高食品价值，降低生产成本，而杜绝采用非法手段对劣质商品进行伪造，通过切实提升自身生产能力来实现较高的利润。

（二）针对消费者的建议

1.增强对伪造商品的判断辨别能力

消费者在实际购买食品的过程中虽然有时难以辨别食品的质量，但对有些过分光鲜的水果或者诸如地沟油、硫磺熏制银耳、化学原料浸泡的食品等通过感觉器官就可以辨识的非安全食品，则要加强对辨别技巧的了解，增强辨别能力，降低购买非安全食品的概率。

2.提高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

当消费者购买了非安全食品时，应及时向政府监管进行检举，增强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减少非安全食品的社会危害。

（三）针对政府监管部门的建议

1.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政府监管部门应认真执行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同时完善相关规制，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2.加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增强对非安全食品的惩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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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文化、旅游之间的关系 

语言即文化、文化即语言,脱离文化的语言教学不仅生涩,呆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旅游英语教学的要求。 

文化是旅游的魂,它关系到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更是一切旅游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旅游过程中的吃、住、行、游、购、娱若失去了文化的特色,那么旅游的魅力和吸引力将大打折扣。 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有责任承担起弘扬和传承新疆本土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的使命,为新疆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2 旅游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现状及其原因 

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2010)一文论述了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中新疆本土旅游文化导入的现状,然而新疆国际旅游对旅游英语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以及旅游英语教学如何应对国际旅游发展的研究和探讨并不多。为此,本文对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现状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 

2.1 旅游英语“教” 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学为例,针对其教学过程中教材使用和教师授课情况进行了调查:目前主要以唐飞和陈丽主编的《旅游英语》教材为主,同时以杨忠桥和李欣等编著的《新疆旅游导游辞》为辅助教材,但是这两本教材对新疆旅游文化涉及很少。 

其次,就授课情况讲,大多老师的英语水平毋庸置疑,但是在讲授的过程中始终摆脱不了以词汇,句型和翻译为主的语言授课模式,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旅游文化的讲解并不系统,造成学生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本土文化的学习仍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 

同时,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一文对新疆高校包括新疆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农业大学旅游学院、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等七所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各大高校普遍使用的《英语导游教程(第二版)》和《导游英语情景口语》中有关新疆景点,文化和旅游的文字介绍甚为廖廖,试想这样的教材如何能满足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的要求,新疆旅游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又将何去何从？ 

2.2 旅游英语“学”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育为例, 对现有56名学生的学习态度、方法及其学习效果等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发放总数为56份,收回50份,回收率达98以上。 

据此次调查结果显示,首先就学生在学习旅游英语过程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的多少来讲,持“少”与“极少” 观点的人数总计34,占总人数比重的68%,这表明现有的旅游英语教材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并不多,与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的调查结果一致,从而证明了目前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新疆旅游文化不足。 

其次,就平时阅读旅游书籍和资料时,是否注重新疆旅游资料内容的学习,持“多”的人数总计32,占总人数比重的64%;这表明大部分学生对新疆旅游文化的学习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同时,就是否增加新疆旅游景点和文化以及是否增加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等问题进行统计,持“应该”态度的占多数,这表明学生对英语文化,特别是新疆文化导入的期待超过了对内地景点的支持,也表明了学生对新疆文化和英语文化的重视。 

就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的调查结果看,持“满意”态度的学生比重为100%,但这并不能表明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在提高课堂学习效果的方面作用显著。 

除此之外,就学生在旅游英语课堂上的学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来看,持“一般”观点的学生占多数,这说明学生虽对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持肯定的态度,但是旅游英语课堂的教学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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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发展旅游；环境保护；博弈；监管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4001401

1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旅游业在我国得以迅猛地发展，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旅游企业往往从个体理性的角度出发，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对生态的保护，使得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明显。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和企业经济利益目标常常难以实现统一，这就给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为此，研究旅游企业、政府部门和旅游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决策及行为，从而实现各方在环境保护模式中的纳什均衡状态，应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旅游业发展中环境保护问题的博弈分析

考虑到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为了便于分析，做出如下基本假设：首先，参与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即旅游企业、政府部门和旅游地居民都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其次，参与人对各方的策略和收益都有准确的知识，即属于完全信息。再次，参与者在做出决策前都不知道其他人的行动，可以认为是同时进行的，即模型为静态博弈。

2.1旅游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假设有A、B两家规模相同、产品同质的企业，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他们对当地环境的态度均有两种，即保护和不保护。当企业不保护环境时的收益为I，保护环境时的收益为R。由于环境改善具有长期性和正外部性，使得企业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往往大于从其中得到的短期直接收益，因此IA>RA，IB>RB。先分析A的决策，假定B选择保护，那么A选择保护时的收益为RA，选择不保护时的收益为IA，因为IA>RA，所以A的最优决策为不保护；与之相同，当B选择不保护时，A的最优决策仍为不保护。由此可知，无论B如何选择，A的占优策略为不保护（IA>RA）。同理，B的占优策略也为不保护（IB>RB），因此，（不保护、不保护）构成纳什均衡，对应的收益为（IA，IB）。

2.2旅游地居民之间的博弈分析

假设附近的C、D两户居民，同样的从旅游发展中，获得了经济利益，也受到环境污染的损害，他们对当地环境的态度都有两种，即干涉和不干涉。如果行动干涉，则需要花费的代价为P，能获得的福利为W。先考虑C的决策，假定D选择干涉，那么C选择干涉时，将获得W/N-P/2的净收益（总收益W的1/N减去总成本P的一半），选择不干涉时的收益则为W/N。因此，C的最优决策为不干涉。如果D选择不干涉，那么C选择干涉时，将获得W/N-P的净收益（

2.3旅游企业和旅游地居民之间的博弈分析

类似的，假如某旅游地有N户居民，环境改善后可以额外获得的福利为W，考虑到其他居民的搭便车行为无法阻止，当某户居民选择干涉时，则要独自承担全部的成本P，却只能分享到W/N的福利，而单户居民获得的福利往往难以补偿其承担的费用（W/N-P

2.4旅游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分析

从上述情况来看，博弈各方都趋向于不参与保护环境，其结果均是非合作的，并未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明显的“公共悲剧”现象，而市场的失灵给政府的干预提供了机会和理由。下面就构建模型来进行分析，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旅游企业和政府部门，企业的纯战略选择是保护或不保护，政府的纯战略选择是监管或不监管。表中概括了对应不同战略组合的支付矩阵，C是政府的监管成本，F是被查处企业所缴的罚款，p是企业损害环境被政府查处的概率，I是企业参与环境保护的投入，R是环境改善带给企业的额外收益。结合现实我们假定，政府的罚款收入大于监管成本（pF　>　C），企业的环保投入大于改善环境的额外收益（I　>　R），企业所缴罚款额度大于不参与环保的净收益（pF　>　I-R）。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人面临的选择为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用α代表企业保护环境的概率，β代表政府监管的概率。

解，πg（1，α）=　πg（0，α），得：α=（pF-C）/pF，即：如果企业保护环境的概率小于（pF-C）/pF，政府的最优选择是监管；如果企业保护环境的概率大于（pF-C）/pF，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管，如果企业保护环境的概率等于（pF-C）/pF，政府随机选择。

给定β，企业选择保护环境（α=1）和不保护环境（α=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πc（β，1）=（R-I）β+（R-I）（1-β）=　R-I

πc（β，0）=-pFβ+0（1-β）=-βpF

解，πc（β，1）=πc（β，0），得：β=（I-R）/pF，即：如果政府监管的概率小于（I-R）/pF，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保护环境；如果政府监管的概率大于（I-R）/pF，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保护环境；如果政府监管的概率等于（I-R）/pF，企业随机选择。

因此，混合纳什均衡是：α=（pF-C）/pF，β=（I-R）/pF，即企业以（pF-C）/pF的概率保护环境，政府以（I-R）/pF的概率监管。或解释为，市场中有许多家旅游企业，其中有（pF-C）/pF比例的企业选择保护环境，有C/pF比例的企业选择不保护环境；政府随机地监管（I-R）/pF比例的企业参与环保的情况。在此博弈中，各变量均影响纳什均衡解。其中，政府部门的查处概率p越大，对企业不参与环保的惩罚F越重，而政府监管成本C越低，那么，旅游企业自觉地保护环境的可能性α就越大。

3结论

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保护所具备的外部性使其不能与经济利益同步。因此，在没有施加外力的情况下，企业不会主动地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使得先发展后治理的困局难以避免。为了实现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应由政府有关部门执行其监管职能，改进博弈的纳什均衡，促使企业自觉地参与环境保护。首先，政府要提高对被查处企业的惩罚额度，除一定金额的经济处罚外，还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名誉损失等，使逃避环境保护的企业得不偿失。其次，政府要提高有效的查处概率，建立由旅游、工商、公安、卫生、文化等多个政府部门综合执法的体系，实现监督力度的加强。当然，政府还要努力降低自身的监管成本，通过建立完善的机制和队伍，来高效率地履行其职责。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