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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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能耗高且能耗强度大

能耗高是指建筑能耗占我国总能源消耗的比重高，能耗强度大是指单位建筑的能源消耗高。静态看，目前我国既有城乡建筑面积约为400亿平方米，其中的节能建筑面积只有3.2亿平方米，不到总量的1%。截至到2013年末，我国95%以上建筑是高耗能建筑，建筑能耗达到10.5～11.28亿吨，占全社会终端能耗总量的近1/3[2]。与普通住宅相比，大型公共建筑由于外表华丽、大量使用中央空调而消耗更多能源并且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仅建筑用能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就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5%[3]。而且，很多地区的建筑片面追求造型标新立异、建筑空间大，完全忽视能源消耗，成为建筑能耗高且能耗强度大的推手。动态看，我国目前处于建设鼎盛时期，如果按照每年新增16至20亿平方米的发展速度估计，到2020年全国高能耗建筑面积将会突破700亿平方米[4]。而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建筑规模和建筑能耗总量还将继续高速增长，建筑将成为最主要的用能增长点。

（二）技术落后且浪费严重

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建筑节能起步晚，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目前，我国北方城市已普及集中供热采暖设备，但由于技术有限，能源在转化和运输过程中造成大量流失和浪费，而且余热利用也不充分。例如，有些地方供热温度过高，用户开窗散热导致热量浪费；有些建筑已经实施了节能改造，但由于分户计量没有普遍推行，导致热能大量闲置。欧洲许多国家住宅的实际采暖已普遍达到每平方米每年耗能6升柴油，这一数字换算为标准煤，大约相当于8.57公斤。在我国，达到节能50%的建筑，每平方米的采暖耗能至少也要达到12.5公斤标准煤，约为欧洲国家的1.5倍[4]。

（三）建筑能源消耗的主要是不可再生资源

随着人们对建筑舒适度要求的提高，使用的家用电器的品种越来越多，使用时间也越来越长，建筑能耗的提高是一个必然。但是，目前我国能源消费的结构是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近70%，可再生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为13%。因而，建筑能源消耗的主要是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我国目前在建筑领域中，对可再生能源利用最多最成熟的技术是太阳能热水器。虽然国家2012年末鼓励分布式发电，但目前家庭能够申请成功的多是知悉该领域情况的专家或爱好者，普通居民受技术、资金甚至没有屋顶搁置太阳能板的限制，申请的很少，总体发电量还微乎其微。

二、我国建筑节能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经济原因

建筑节能既有利于环境保护，也有助于提高个人居住舒适程度。但是，开发节能建筑和节能产品的投资较大，出于经济利益驱使，单纯依靠开发商和消费者的自发行为促进建筑节能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必须依靠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我国节能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鼓励建筑节能的政策本来就不多，实质性的鼓励政策就更少了。对于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即“穿靴戴帽”，以及对供热系统的节能改造，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高耗能的家用电器，能效为一级的往往价格高出普通产品很多，节能家电补贴给居民带来的实惠赶不上其他厂家的一个优惠活动，用户往往从成本考虑放弃选择能效高的产品。

（二）管理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是目前我国关于建筑节能领域的两部大法，但前者所涉及的建筑节能领域有限，后者在节能方面的规定甚少，因而建筑节能工作基本依靠上级的红头文件以及行政性考核来推动。虽然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民用建筑节能标准体系，但在法律层面上还未能形成强制性的条文，致使许多不符合节能标准的建筑充斥市场。从管理层面来看，建筑节能涉及部门众多，管理分散，难以形成合力。长期以来，我国建筑节能缺乏强有力的管理机构，建设部虽然已经成立了建筑节能协调领导小组，也设置了专门的办公室协调建筑节能，但建筑节能的综合性强，很多地方缺乏协调能力强的综合性建筑节能管理机构，导致建筑节能工作进展缓慢。

（三）其他原因

谈到节能，多数人认为是政府的事。由于过去唯GDP论，地方政府单纯注重经济的增长，未将节能工作当成一项日常重要工作来抓，更缺乏对节能技术研发的强有力支持。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各种建筑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生，但能耗标准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能耗高能效低就不足为怪了。节能行动实实在在是每一个人的事，但长期以来普通民众也没有对节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形成基本的认识，对节能建筑和产品的了解不够。此外，我国房价长期上涨，相对于高企的房屋价格，家庭用能的定价比较低，多数老百姓对建筑能耗的问题根本不关心，对建筑节能的有关规范、规定也不了解。

三、我国建筑节能的财税政策分析

（一）我国建筑节能的税收政策

1.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1991）规定，对投资北方节能住宅的，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税率为零；投资一般性住宅建设的，实行5%的税率；若用公款修建高标准、别墅式住宅的，按30%的税率征收调节税。1993年，又对北方节能住宅的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9年国家为鼓励投资以扩大内需，下发了《关于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通知》（财税字[1999]299号），决定自2000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增值税政策。《关于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的通知》财税字[1995]44号文件和《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98号）规定，企业生产的建材产品，若原料中掺有不低于30%的煤矸石、石煤、粉煤灰以及烧煤锅炉的炉底渣（不包括高炉水渣），给予免征增值税和即征即退增值税的优惠。《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5号）规定，企业销售自己生产的、以建（构）筑废物、煤矸石为原料的建筑砂石骨料，免征增值税。同时，国家对新型墙体材料产品也给予了一定的增值税优惠。财税[2001]198号文件以及《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04]25号）对一些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给予增值税减半征收的政策。对于西部地区的一些生产企业，其新型墙体材料产品不达标的，在享受增值税减半优惠政策的问题上，也给予适当放宽。但是，上述政策目前已经进行了调整。《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严格了享受增值税优惠的条件，上述30%调整为60%，而且对上述免征增值税或即征即退的优惠变成了即征即退50%的增值税政策。3.所得税政策。建筑节能的所得税政策主要分散在节能节水设备、资源综合利用所得税优惠条款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规定，从2008年1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企业，从事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取得的所得，实行三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的部分建筑材料，减按90%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对企业购置的节能专用设备的投资，可对投资额的10%进行所得税抵免。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国家对此也给予了一定的政策倾斜。2001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的《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我国建筑节能的财政政策

1.专项基金政策。国家的专项基金的政策主要是针对新型墙体材料的。早在1992年，国务院就提出了增加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专项贷款。2002年国家了《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2007年国家了《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二者均对新型墙体专项基金的使用做出了明确规定。《关于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建科[2005]55号）和《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建科[2005]78号），对墙改专项基金支持节能省地建筑工作提出了要求。2007年，国家印发《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07]558号）及《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对以节能专项资金方式支持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工作做了有关规定。2.财政补贴和贴息政策。2009年，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节能惠民工程的通知》，对部分节能产品的消费者实施间接财政补贴。具体办法是，中央财政对高效节能产品生产企业给予补助，生产企业按享受补助后的价格销售，并最终让消费者受益。为鼓励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国家出台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主要采用无偿资助和贷款贴息的方式对可再生能源在建筑物供热、采暖和制冷方面的利用进行扶持。财教[2007]558号规定，对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采用合同能源管理形式的，中央财政对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实施贷款贴息50%（地方）和100%（中央）。3.奖励政策。国家对于建筑节能的奖励政策，主要体现在北方采暖地区和节能改造方面。财政部在2007年印发了《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奖励资金的使用范围，并对奖励原则和标准进行了规范。《绿色建筑行动方案》（[2013]1号）要求积极推动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该方案鼓励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进行建筑节能改造，并对节能改造项目按节能量予以奖励。

（三）对我国建筑节能税收政策的评价

1.停征固定资产调节税，激励作用消失。曾经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1991）对节能建筑投资实行零税率，而对普通建筑和高标准建筑分别实施5%和30%的税率。在这一税收政策的激励下，1991～1999年设计建造的住宅较之前建造的住宅节能30%[5]，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虽然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投资，但对建筑节能的激励作用却消失了。2.税收政策涉及面较窄。建筑产品从生产到消费涉及诸多环节，需要配套完善的税收体系共同作用以促进其发展。我国目前的建筑产品税收优惠只涉及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切入多为建筑材料和节能设备，对整体建筑设计达到一定标准的建筑商以及购买节能建筑的消费者缺乏应有的税收激励，致使市场主体缺乏节能投资和节能建筑消费的积极性，最终难以对建筑节能工作起到较大的激励作用。

（四）对我国建筑节能财政政策的评价

1.专项基金用途有待明确和扩大。目前，不同省市都在利用地方财政资金对节能重点工程项目加以支持，但专项资金的使用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专项基金在使用上不透明，资金和项目做不到公开、公正，即使形成一套完整的节能项目评价指标，也难以对该项资金的使用进行有效评价。再次，专项基金扶持的范围较窄。由于资金有限，只能对有限的项目通过评审制进行扶持，总体上对于建筑节能产品的开发商和消费者的扶持力度不足。2.财政补贴政策设计不合理。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补贴。政府在设计补贴政策时仅把节能量作为奖励依据，对节能改造工作量、节能资金投入与节能效果对比等综合因素考虑较少。合同能源管理作为一种有效的促进节能的机制，但目前的政策是，仅对效益分享型合同能源管理实施财政奖励，由于融资困难且补贴范围有限，合同能源管理大范围推广受阻。3.激励政策不到位。目前，我国建筑节能的财税政策多是近十年建立的，而且多停留在法律法规层次，针对性不强，操作性和执行力偏弱[6]。而且，国家制定的与节能相关的经济激励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并且主要针对新建建筑，主要给予供给方经济激励，而对于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和需求方的经济激励不充分，政策效用大打折扣。

四、完善我国建筑节能财税政策的措施

（一）建筑节能税收优惠政策

一般来说，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节能建筑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提供或购买符合节能建筑标准的生产者或消费者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二是对不符合节能建筑标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征收额外的税收来增加其成本，从而达到减少高能耗建筑的生产和消费的目的。税收优惠的方式有三种，即税基式、税率式和税额式。适用税率较低时，常见的如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税基式减免如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企业得到的优惠就没有税额式多。若企业计税依据小，给予税收优惠意义就不如财政补贴大。所以，灵活的税收政策才能让企业切实得到实惠。税收调控的作用，主要是引导市场在节能建筑领域发挥作用。1.对于消费者的税收优惠。（1）房屋卖买环节。契税是消费者购买住房时一次性缴纳的税种，是一个重要的地方税种，实行“先税后证”管理，具有较强的调控作用。在消费者购买环节给予契税优惠，能直接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更好地带动节能建筑的发展。如所销售的房屋达到当地建筑节能标准的，可对购买者给予低契税率甚至免契税的优惠。在房屋销售时，可考虑对节能建筑给予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的优惠。（2）房屋保有使用环节。房屋在使用或出租时一般需要缴纳房产税。如果所使用或出租的房屋达到当地节能标准的，可以按较低的税率征收房产税。如果该房屋能效极高，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的，可以免征房产税。同时，可以结合个人所得税综合分类税制改革目标，引入建筑节能改造投资税收抵免机制。如在一定时期内，对家庭实施供热改造或保温隔热改造，甚至购买节能家电，达到规定节能标准的，可凭发票申请一定比例的个人所得税额抵免。节能投资个人所得税的抵免，可以促进民众对于节能产品和建筑的购买，把节能意识深入到个人，并最终促进建筑能效的提高。2.对于开发商的税收优惠。开发商在销售建筑物时，涉及到的税收有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由于土地增值税是对由土地增值引发的房屋价格增加进行征税，对其进行节能减税的理论基础不足。由于开发商为提供节能建筑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可在短期内对能效达到或超过标准的建筑给予一定的营业税减免。采用的方式可以是降低了的税率，也可以是营业收入减计。由于城市维护建设税是附加在应纳营业税额之上，营业税的减免也即同时对城市维护建设税实施了减免。企业所得综合反映企业的盈利水平，企业所得税则是对这种盈利进行调节的重要手段。当市场上节能建筑份额较低时，投资这种建筑可能会大大降低企业的利润，削弱企业的竞争力。此时，对该类企业给予一定的所得税减免，直至市场形成一定的规模，非常必要。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方式很多，如加速折旧、成本加计扣除、降低税率、收入减计、免税期以及投资抵免等。

（二）建筑节能财政补贴政策

利用财政补贴刺激建筑能效提高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例如，韩国对安装太阳能电池屋顶和太阳能热水器的住户，补贴最高时甚至达到安装费的95%。财政补贴灵活简单，见效快且效果明显。财政补贴的方式有多种，但适合节能政策的基本上是直接补贴和财政贴息。1.直接补贴。直接补贴是通过在政府公共预算支出项目中直接安排节能项目支出的财政支持方式。经济利益是市场发育最有效的催化剂。由于节能建筑产品的成本远大于高能耗产品，政府采取一定的补偿措施，鼓励节能建筑的供给非常必要。直接给予节能建筑开发商补贴，可以降低其开发成本，增加利润，进而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开发者预期利润很低时，财政补贴比税收优惠更有利于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加节能建筑的供给。政府也可以对节能建筑产品的消费者进行补贴。稳定的需求可以为供给者释放一个稳定的预期。由于消费者对价格敏感，而节能产品价格偏高，此时政府对其给予一定程度的现金补贴，实际上降低了节能建筑产品的价格，税收的替代效应就会发生作用，节能建筑产品的消费需求就会增加。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对节能建筑的补贴采取“退坡机制”。“退坡机制”可以是补贴总额控制，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谁先申报谁先获得；也可以是时间控制，随着时间推延，补贴逐步递减。2.财政贴息。对投资者来说，财政贴息可能是比财政补贴更具吸引力的优惠措施。财政贴息是指企业或个人就某项目进行投资需要向银行贷款时，财政代为企业或个人支付部分或全部贷款利息的财政扶持行为。财政贴息是政策性融资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节能材料、设备的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财政补贴极为有限。通过财政贴息，企业可以向金融机构申请到足额的款项，解决制约节能建筑供给的资金瓶颈。

（三）其他财政政策

政府作为特殊的需求方，可以通过政府采购节能建筑来促进节能建筑市场的发育。一方面，政府采购本身可以节约成本；另一方面，大量政府采购可以给供给方释放未来发展的信号，让市场更有信心。政府也可以设立建筑节能专项基金，专门用于鼓励节能技术的研发、节能建筑的设计等工作，还可以对企业完成的节能科研、技术实施购买，并在全社会推广使用，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建筑节能产品成本的降低。

篇（2）

生态重建主要是针对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的被破坏的环境进行环境治理与保护,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利用可以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带来的效益很难用货币来衡量,所以,如果生态遭到破坏很难用有效的措施进行补偿。政府在财政与税收的政策上一定要强调,资源型生态重建过程要对环境进行治理保护,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财政税收的政策防患于未然。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大部分资源开采后都不会在短时间内再生,所以这些资源如果过度开采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所以在对资源进行利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必须保证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政府可以通过相关政策的实施,积极落实对生态环境的合理保护,通过相应的政策大力引导生态重建的投资项目。

二、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财政政策体系建设

生态重建也需要很多资金的支持,这是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面临的重点问题,在这方面,城市的财政政策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重建制度必要措施。

(一)加大资源型城市生态市建设的财政投入

首先政府要大力宣传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将生态重建的具体项目加入城市发展的项目中,并且要将生态重建需要的资金纳入财政支出的分配中,使生态重建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因为生态重建需要开展众多项目对环境进行治理,比如污水的治理,环境监督局等等机构,生态的重建还需要种植花草、树木等植被,并且需要相关人员对其进行必要的维护,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时,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政的结构,建立引导的资金,政府在投资项目中的收益可以分出一些用于生态重建,或者缩小其他项目投资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支出,这样都可以节省出一部分资金用于生态重建的投资计划中,这些生态重建的投资计划也可以为城市的财政带来相对应的收益,因为只有生态环境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与治理,才能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政府积极引导鼓励对生态重建的投资,积极筹集生态重建所需的资金,资源城市的生态重建既需要建立污水治理单位,也需要建立回收、治理垃圾的机制,是需要长期投入的投资项目。所以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外国的大小企业,也不论是什么体制下的企业,政府都要鼓励它们为环境保护、生态重建做出贡献,大力对这些项目进行投资,为可持续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是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对造福人类做出的有益贡献。

(二)增列环保支出预算科目

由于生态遭到的破坏的时间不长,一开始政府没有看到过度开采资源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情况,所以在国家的财政预算中并设立出环保保护的项目资金。在生态遭到破坏后,政府只能把财政预算中多余的资金用作生态重建,这样使得生态重建的项目落实的并不好,很多项目由于资金不足,都暂时搁置了,所以如果不把环保的项目纳入政策预算的话,就不能很好的计算出生态重建项目需要的具体资金,同时也利于对生态重建进行必要的监督,而想要做好资源型城市的生态重建计划,就必须保证它在财政预算的收支中占有一定数目的份额。再有了资金的保障下,生态重建计划就可以建立出很多投资项目,比如预防治理水污染、工业污染等治理项目,增设环境保护设施的项目,绿化土地美化城市的资源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都可以很好的为生态重建做出积极贡献。在资金的控制上,政府财政部门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这些资金的流向,对资金的使用和涨幅情况做出相应的了解与监督,这样才能使资源型城市在财政政策支持下的生态重建有秩序的开展。

(三)优化支出结构

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主要是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也可以通过发放大量的生态产品为主要手段,生态重建可以带来长期的效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生态重建除了可以使我们的环境更加美丽,也可以使我们居住的环境更加健康,是一项长期受益的投资项目,财政的预算由于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的支出,所以这种情况下,财政的政策主要是支持对其的投资引导,其次是经济补贴形势的支持,由于下中国是农业大国,环境对农业的影响很大,所以生态重建的重点是大力改善土地资源,使得农业可以更好的发展,促进农业快速稳定的发展,使我国的农业越来越发达。在投资上,我国主要侧重的投资项目是生态产品的治理性修护、生态产品的创造性改善以及生态品的维护与保护等方面。

(四)设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专项资金

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开发需要很多的机器与设施,一般都是大型的机械,而这些机械花费的资金也比较多,所以资源型企业一般可用性资金都比较少,所以无法积极的进行企业的经济转型,这时就需要政府部门作出大力的支持,利用财政政策建立专项资金,使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变为资源型城市,并且为生态重建的具体措施提供资金的供给,保障其更好的进行转变。政府在进行财政支持的时候,应优先考虑那些率先建立资源开发补偿、衰退产业援助的机制。政府对于那些资源枯竭型城市要首先设立财力转移支付,这些资金主要用作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投资贷款等项目,在生态重建的过程中,不同的重建程度需要的资金数目不同,并且不同的重建设施、材料金额也不一样,所以具体的拨款数目要根据不同的进度与需要发放。不同的项目需要的资金不同,但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监管,避免浪费用滥用。

三、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税收政策体系建设

(一)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改革现行资源税

现有资源税的设计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背道而驰。资源税应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视野下重新定位,站在生态环境建设的视角下,外部性成本的补偿还应包括后代获得资源能力损失的补偿,真正体现可持续发展观。

(二)开征生态税

严格地讲,我国目前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税。因此,我国实施生态税制的第一步可考虑将现行的一些宜于以税收形式管理的环保收费项目纳入征税范围,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逐步设立生态税。

(1)环境污染税。

在资源型城市环保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改排污收费为征税。

(2)水污染税。

对直接或间接排放废弃污染物和有毒物质而造成水体污染的活动或行为从量征收。

(3)大气污染税。

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和碳税。

(三)建立真意义上的环境税

从概念上说,环境税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征收环境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环境资源的定价,改变市场信号,降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同时鼓励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

篇（3）

1、适用范围：

1）适用企业：该文的日期2007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日期是2007年3月16日，由于财税[2007]61号的发文日期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日期，因此财税[2007]61号适用企业范围是内外资企业，而不是某些人所谓的针对内资企业适用。

2）搬迁补偿范围：一是搬迁企业按规定标准从政府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二是搬迁企业通过市场（招标、拍卖、挂牌等形式）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但无论是何种情形，搬迁的原因都必须是“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原因”，也就是必须有政府搬迁文件或公告，搬迁协议和搬迁计划，这也是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的重要内容。否则，搬迁企业所获得的收入不能依照本文件进行税务处理，而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处理方法执行，即：搬迁收入加上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在实务中，“政府搬迁文件或公告”这个概念至关重要，因没有明确定义，所以“政策性搬迁收入”的界定还有一些模糊之处。如果能符合此条件，所谓的“搬迁协议和搬迁计划”比较容易满足。

2、涉税处理原则：

1）搬迁后的企业注销的规定

搬迁企业没有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或购置其他固定资产的计划或立项报告，应将搬迁收入加上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实务中，许多企业因搬迁而注销，其搬迁收入按照企业所得税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2）搬迁后的企业重建的规定

搬迁企业根据搬迁规则，用企业搬迁收入购置或建造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用途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以下简称重置固定资产），以及进行技术改造或安置职工的，准予搬迁企业的搬迁收入扣除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和安置职工费用，其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因转换生产经营方向等原因，没有用上述搬迁收入进行重置固定资产或技术改造，而将搬迁收入用于购置其他固定资产或进行其他技术改造项目的，可在企业政策性搬迁收入中将相关成本扣除，其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搬迁企业利用政策性搬迁收入购置的固定资产，可以按照现行税收规定计算折旧或摊销，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搬迁企业从规划搬迁第二年起的五年内，其取得的搬迁收入暂不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在五年期内完成搬迁的，企业搬迁收入按上述规定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其余额并入搬迁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实务中，很多企业可以购买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固定资产，扣减补偿收入至零或负数，然后再对外出售该固定资产，按照上述规定，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从而达到规避或者叫逃避所得税的目的。实际上是双重扣税，这是政策性搬迁收入与非政策性搬迁收入的截然不同点；另外，企业取得的政策性搬迁收入，在五年期内完成搬迁的，企业搬迁收入按上述规定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其余额并入搬迁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换句话说，如果搬迁收入是政策性搬迁收入，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可以递延至第六年；

二、搬迁企业取得政策性搬迁收入的账务处理：

根据[2005]123号文的规定，搬迁企业取得的政策性搬迁收入（属于搬迁补偿款范畴）时应记入“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参考2006年版《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专项应付款》相关规定，搬迁企业重置固定资产时，其支付的价款不需要核销“专项应付款”，，这样税务和会计存在差异，需要进行应纳税所得额纳税调整。

企业在五年期内完成规划搬迁的，按以下原则处理：

1）“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如为“借”方余额，在完成规划搬迁年度，结转到“管理费用”。

2）“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如为“贷”方余额，则作如下财务处理：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贷：资本公积”。在税务处理上将上述余额与重置相类似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价值比较，如有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在所得税申报表“其他纳税调增项目”反映，如无余额则不作税务处理。

三、迁补偿款的其他税种涉税处理

1、营业税及其附加税务处理规定

对于企业收到的拆迁补偿款是否要交纳营业税，目前国家税务总局的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参考《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旧城拆迁改造有关营业税问题的批复》（粤地税函「1999295号）规定，“为了支持城市改造建设，经请示国家税务总局同意，凡经县级以上政府批准，国土局及有关房地产管理部门发出公告，限期拆（搬）迁的地（路）段的，被拆迁户取得的拆迁补偿收入（包括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暂不征收营业税。”；《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拆迁补偿业务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闽地税发[2004]63号规定，“被拆迁单位和个人因拆迁取得的房屋（或土地）拆迁补偿费及其他补助费或补偿安置的房屋，除下列两种情况外，均应征收营业税。1、被拆迁单位和个人取得政府财政部门支付的房屋（或土地）拆迁补偿费及其他补助费，暂免征收营业税。2、被拆迁个人因自用普通住房拆迁，所取得的补偿费或拆迁过程中发生的房屋等面积产权调换，暂免征收营业税。”

结合上述文件，可知，搬迁企业取得政府财政部门支付的拆迁补偿费及其他补助费，免收营业税；搬迁企业通过市场（招标、拍卖、挂牌等形式）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按“转让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

2、土地增值税税务处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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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政策的调整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不仅具有企业融资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而且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有积极作用与重要影响。

在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由于强调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必须占控股地位，同时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作出了禁止国有股上市流通的规定。不仅如此，在股份中还设置了法人股，其中有属于发起人的法人股和募集的法人股，也不准上市流通（只有少数法人股在CTAQ系统和NET系统流通）。此外，又设置了内部职工股（事实上是给职工的一种福利性安排），上市三年内也不许流通。这样，如果不考虑B股的情况，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能在市场上流通的就只是向公众募集的那一部分。根据证监会的资料，1998年全国上市公司的总股份中可流通的股份（包括A股、B股和H股）仅占34.11%。这种股份结构，特别是国有股、法人股和职工内部股的长期不流通，不仅使这几种股票与公众募集股处于同股不同价（前者按票面价或原始价，后者按市场价）的非公平状态，而且60%以上的股份不流通，也使证券市场特有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资源（资产）重组功能严重受损，还使国家因国有股、法人股的不上市而付出了巨大代价。

因此，无论是从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还是从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产权流动和资产重组等角度来看，配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改变国有股、法人股乃至职工内部股的僵化不流通局面，都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策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

特别是在今年8月8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准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上市公司投资证券二级市场的股票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不合时宜了。

二、关于财政性融资政策问题

国家的财政性、政策性融资，是一个牵延性强、牵涉面较广的大问题，许多方面都与资本市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就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解决，显得尤为突出：

──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政策有待改革和改进。就当前情况看，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主要是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进出口银行。他们分别承担着具体的社会目标，不实行公司化体制而实行完全的国家所有、国家经营，是真正的国有金融机构。然而，由于受制于国家的财政困难，财政拨付的资本金严重不足，主要依靠向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来筹措资金，筹资成本较高，故而严重影响了其政策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商业银行市场化的后腿。有鉴于此，可考虑让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介入资本市场，以国家信用为后盾，通过市场化的渠道筹措资金。这样做，一则可降低筹资成本；二则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三则也可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发行专项建设国债。一方面可减轻国家财政的债务压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扩张效应。所谓专项建设国债，简而言之，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发行了大量的转向建设国债，用于满足某些公共事业、公共工程和大型项目的贷款需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适时调整国债的发行范围和发行对象。考虑到银行较大的存贷差规模，我国近两年的国债发行都是以商业银行为主要发行对象。今后似应部分地转向城乡居民。这样做，一则可加大启动社会资金的力度；再则，对于那些具有投资意愿的居民群体来说，也不会产生对其消费的“排挤效应”。

三、关于充分发挥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积极作用问题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在具有高风险和高利润同时，并存着不确定性。从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风险投资的发展如无政府的参与和积极推动是不行的。其中包括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保障，政府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的制定与引导，对产、学、研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匹配的组织与推动，以及政府除了在基础研究阶段给予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以外，还往往需要通过设立“孵化器”和政府采购等方式来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为风险投资提供充分的选择余地。此外，市场环境、资本市场和中介组织则是风险资本运作的必要条件。可见，风险投资既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有直接关系，又与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特别是与财税政策有着紧密关联，而且也是发展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领域或重要方面。

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通常是从不同的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并将这些资金投入新兴企业。风险投资基金一般都以股权的方式投资到众多的高科技企业，通常是参股于企业，而不对企业实行控股，投资额一般占公司股份的15—20%，待项目成功，企业获利增加后再将投资收回。风险资本获利一般通过这样四种办法：一是低价获得公司的股票作为报偿，如果新创企业成功上市，这些股票就会大幅增值，风险投资家就能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二是目标企业未上市，通过协议的方式被另外的企业收购兼并，并从这种兼并中获利；三是风险基金本身的上市与回赎；四是对基金股份的回购。由此可见，这些活动本身就既以完善的资本市场为依托，又是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扩大资本市场空间或容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这种投资方式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十分盛行。风险投资帮助很多新创网络公司通过经营上的难关，并成功地发行原始股。在美国，今年第2季度，仅新创网络企业就获得38亿美元投资，而投入科技企业的风险资本高达60亿美元，占所有风险投资金额的90%。在我国，随着科技进步步伐的日渐加快，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蓬勃生长，作为高科技产业化推进器的风险投资的发展，以及它对资本市场的意义，也将越来越为世人和投资者所关注与青睐。

四、关于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税制与税政问题

这方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如就其中的突出问题来看，以下两点似应首先予以重视和研究解决：

篇（5）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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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辅réng＠①.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研究，1999.(6).

篇（6）

（二）新技术开发与引进状况工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可通过技术开发，技术改造，设备以及先进工艺的技术引进来完成。所以对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情况进行分析也可以反应企业技术创新的状况。此外，我们对比分析了各代表性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开发与引进状况。结果显示，湖北省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江苏省和广东省，但是高于同期的陕西省和江西省；湖北省引进技术经费支出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相比江苏和广东两省，却不及二者的三分之一，差距很大；技术改造情况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样低于江苏、广东两省，甚至不及江苏省的七分之一。在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方面，湖北省也呈现出与东部发达省份差距巨大的状况。综合来看，湖北省的技术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都处于第二梯队水平，与国内发达省区相差很大，尤其在企业自主创新方面湖北省还要很大的进步，需要提高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逐渐摆脱依靠引进的现状。技术创新本质还是企业的自主创新，引进外来技术和科技都是技术创新发展的漫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无技术到引进技术，最后到摆脱对外依赖形成自身的独特的技术创新，这样的企业才会有持续的市场竞争力，才能在科技发展的经济社会显示出生命力，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湖北省企业现在自身的技术创新仍旧需要依靠外在的技术，自身的技术创新还需要得到支持和发展。

二、湖北省现行创新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在全面对比分析湖北省企业科技创新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对湖北省现行创新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这对于后续的改进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研发资金短缺资金是开展技术创新的前提，只有在资金上有了保障，企业才有可能去不断研究新技术和新工艺，假若资金无法保障，企业技术创新只会陷入经费瓶颈。根据学者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状况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不论是传统的大中小型企业、还是高科技企业，都把缺乏资金看成是影响技术创新活动顺利开展诸因素中的首要障碍因素，这说明资金短缺问题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从技术创新前提———R&D的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即R&D投入强度)也可以得到证实。据2013年的数据统计，湖北省R&D活动经费支出额占GDP的比例为1.81%，比我国的南部广东、西部陕西、东部江苏省分别低了0.51、0.33和0.7个百分点。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筹集渠道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政府财政拨款、企业自筹和引进外资。由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性（包括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生产风险和资金风险）和不确定性，再加上现代化技术创新的不断推进，技术更新周期短，回报率不稳定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产权制度不的不完善，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不高，尤其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四个过程（设想的提出、研究与发展、工程化和商业化）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所需资金额度相对较小但是风险性大，工程化是技术创新的关键阶段，所需资金较多，筹集最困难，是技术创新商业化的一个大门槛，跃过这门槛，技术创新的商业化比较容易成功，反之则失败。因此，目前企业R&D经费支出需要靠政府大力推进来进行引导，在这方面湖北省的研发投入与其经济规模不相匹配，存在进一步加大投入的空间和财政能力。

（二）企业内人才缺乏，技术创新缺乏智力支持经济的发展核心是科技，关键在人才；企业要进行技术创新必然离不开人才和智力支持。企业要在科技发展的今天具有强劲的竞争力，必须要有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作为基础。湖北省的劳动力资源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的数据显示，湖北省的高校数为122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8.77所，比江西、陕西省的分别多出34所和31所，为湖北省提供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湖北省从事R&D活动的人员占全省企业从业人数的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只相差0.4%，在相邻的几个省份R&D比重是比较高的，但是与发达地区的省份相比还是存在着差距。同时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各地区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来看，湖北省的专业技术人员与最多的省份相差很大，这也说明湖北省企业内部人才缺乏，技术创新缺乏智力支持。

（三）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不灵通现代经济社会同样也是信息化社会，掌握了信息的主动权和优先权，那么在市场竞争中就有优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拥有技术和市场信息就能较少技术创新的盲目性，可以以市场为导向，快速使技术研究成果实现商业化。根据《第二次湖北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2009年全省高等院校共发表科技论文66517篇，出版著作2356种，全省高等院校共申请专利2401件，其中发明专利1511件，发明专利申请占全部专利申请的62.9%，全省高等院校获得专利授权1326件，其中发明专利731件，占55.1，全省高等院校开展R&D项目研究26932项。但是，工业企业完成新产品产值1839.47亿元，比广东省8483.48亿元相差很大；全年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1811.69亿元，是广东省的21.8%，由此看来，湖北省企业对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的信息掌握的很少，研究的科技成果信息并没有及时地传送给企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产学研有点脱节，给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了信息的闭塞；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部分企业缺乏市场竞争的意识，湖北省企业相对于东部和沿海省份市场信息是相对落后的，给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了阻碍。

（四）有关政策法规尚未完善，基础设施和软环境需改进企业的技术创新需要有法律法规提供法律性支持，同时离不开强有力的基础设施和软环境的推进。湖北省位于中部地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仍旧处于中游水平，在现代科技和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对于知识产权、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加上经济基础的欠强劲支持，在基础设施和软环境上同样是欠缺的。以湖北省的省会城市—武汉市为例，空气污染指数在全国城市中是排名前列，而且武汉市的交通状况也不很乐观。尽管近年来武汉市地铁的开通和运营，但是交通拥挤依旧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同时相关的研究机构的设备也不是很完善，典型的武汉市光谷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尚未形成高新技术集群效应。各个创新性企业之间联系较少，阻碍了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这就说明在基础设施和软环境方面是需要改进的。总的说来，由于湖北省企业技术创新在资金方面缺乏，相对应的财税政策也不完善，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政策也存有缺陷，同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设施与东部发达地区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从相关的政策法规、技术创新的软环境以及硬件设施角度来说，湖北省企业技术创新还是需要政策的引导。

三、破解湖北企业创新难题的财税政策分析

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当前湖北省的经济社会实情，本文对促进湖北省企业技术创新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保证资金充足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法国为鼓励风险投资资金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成立了专门的风险创投基金，其启动资金完全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形成，且享有适当的税收优惠。新加坡主要采取财政直接投入、财政补贴等方式。新加坡对外国直接投资于当地的技术转移给予财政补贴，当然符合相应条件的本国企业也可享受财政补贴，这就吸进了外来的技术和广泛汲取本地企业的技术资源，形成更有力的后期技术创新。湖北省要加大对企业研发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加财政直接投入，提高R&D的投入强度，增加R&D活动经费，为企业的研究开发、科技活动以及成果的商业化提供资金的保障，不让企业的R&D苦于经费不足而半途而废。根据企业R&D经费的筹集来源可以看到政府需要在促进企业增加R&D经费中起引导性作用，利用财政的支持提高企业自筹和引进外资，从而从宏观整体提高企业的研究发展支出水平，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在财政融投资方面，应该由传统的由政府部门从财政拨款或通过发行债券等形式投融资转变为政府政策性资金、引进外资和商业银行的贷款等多种方式并行，比如利用地方性的商业银行，针对于本省内的集资，为企业提供低息或者免息的贷款服务，增加财政的融投资，多样化、宽口径企业的技术创新的集资。建立研发基金、研发准备金制度，为企业初期的研发提供资金支持，保障企业技术研发的持续性。根据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对企业技术创新项目，政府除提供企业利息优惠的贷款，还建立了相应的技术研发基金，给予企业技术创新必要的资金扶持。对于湖北省而言，可建立省级和市级的研发基金，每年从预算中拨一部分经费维持基金的运营。此外，研发基金还能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帮助其拓展融资渠道。还可允许研发设备加速折旧，进一步拓展加速折旧的设备范围，对风险大、创新型及国际国家前沿的研究与开发用固定资产给予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

（二）培养专业人才，重视人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激活人才管理机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仅要有理念的平台,更需要拥有以劳动力素质决定的科技优势。针对湖北省高校数量和学生数量众多但是企业从事R&D人员很少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湖北省面临着高精尖人才的流失的困境。面对我省大量人才流失的现状，政府必须积极采取优化人才结构，在省内发展不同技术人才的高校，培养出适应市场需要的领导型和技术性人才。同时，建立和畅通政府与省内高校建立密切联系，面对市场培养人才，健全人才市场体系等措施。此外，改善科技人才的生活待遇和工作环境,使地区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提高人才培养投入、逐步加大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比重；通过多种途径激励各类型的技术人才进行创造，提高群体收入水平，避免技术人才的大量外流，激活技术型人才的创新活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确保科技创新主体的收益不受侵害，对企业创新主体、创新流程、成果转化、产权归属、风险保障等相关内容做出明确规定，为企业技术创新保驾护航。

（三）加强“产学研”结合，促进信息网络建设、加快信息的流通从新加坡的经验来看，政府会资助国内大学和国外研究机构建立合作研发关系，并资助科学家及工程师从研发机构进入企业任职，为企业技术创新不断输送人才。这实际上为湖北省的企业创新体系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解决湖北省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交流与反馈渠道不畅的问题，就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全省“产学研”的联系。尝试以市场配置的手段，将部分相应的科研院所推向市场，通过市场运作，使科研院所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科研或技术开发研究，尽量避免出现盲目研究的情况。政府应该鼓励企业通过资本运营，支持某些科研院所或者与高等院校进行长期合作，使其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基地，这样有利于企业迅速获得技术创新成果，也有利于全省科技体制改革,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先配置。同时，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要加速各类信息网络的建设，使企业利用现代通讯手段便捷地获取技术及市场信息。

（四）利用政府采购制度增加需求政府采购作为一项政府干预经济和拉动产品需求的政策工具，也应该在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中发挥其特有作用。合理利用政府采购制度，可以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的有效需求量，从而引导企业更多研发创新性产品。采用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通过行政命令购买、直接市场购买和程序鼓励消费三个手段向技术创新企业进行公共采购，创造和增加企业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这样可以使企业的创新产品在市场开拓期有比较稳定的市场保证，同时也使企业的创新活动过程与市场有观点的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对于湖北省而言，通过建立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和专属执行机构，建立多层次的采购监督体系，能够确保政府的采购费用在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上的高效使用。与此同时，通过完善政府的采购制度，直接采购省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助力实现企业技术产业化生产的完成。此外，政府应当密切关注创新性企业的最新成果，大力支持创新产品，增加企业的需求量。在此基础上，借助政府的信誉为创新产品打开市场，将创新产品最新推向市场；并通过政府推广，促进创新产品的市场消化，加快企业技术创新转换的速度。除了直接采购以外，政府还能对部分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创新产品实行公共技术采购，即通过财政投入，与企业签订一个未来交付的新技术订单，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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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中小企业的财政政策手段相对单一我国财政政策在具体运用财政拨款方面，支持国内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等过程中存在许多现实问题，效果无法让人满意。首先，财政资金非常不足。客观上来讲，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未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很多省份地方政府甚至还连年赤字现象，因此对于政府财政政策支持方面需要的中小企业资金便非常不足了。这种资金短缺的局面使得地方财政上能够真正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十分有限。其次，管理方面非常不完善。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国家财政资金的相关分配制度尚未得到完善。我国政府对于中小企业进行的经济扶持，运用政府财政资金的拨款支持中小企业，政府方面投入大量人力及物力，但是扶持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现在非常薄弱，政府财政资金一般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具体数量比较小，而且政府财政资金的分配问题也处处受限。

（三）立法程度相对低，国家法规不健全目前，我国并没有完善的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门的具体税收法律。其中包括对国内中小企业的具体税收优惠政策方面都没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体系，税收形式多样，而且经常分布在不同税法文件、具体实施细则、相关通知和补充的法律规定中，有一些税收优惠方面的政策经常变动调整，甚至需要查阅法律及管理规定的很多文件才能查询到。因此，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内容较分散不集中，并没有真正规范性的税收优惠系统文件，在实施执行起来就会很容易产生混乱，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政策的落实往往很难到位，难以实现对中小企业实施税收优惠、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目的。财政政策方面也一样没有真正对于中小企业的具体政策扶持方面的相关法律体系。在当前法制社会中，我国中小企业名义上可享有很多财政及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在实际中这些优惠政策往往缺乏规范的国家法律依据，缺乏权威的国家法律条文作为优惠依据。

（四）社会化服务体系缺乏目前我国社会的中小企业相关服务机构的数量非常少，服务体系中一些人员素质非常低，服务机构的一些经费来源也有很大问题。总之，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缺陷及问题。首先，目前我国还没有成立专门为国内中小企业真正提供服务的具体社会化服务网络体系。我国社会目前只是政府部门及其下属的政府一些机构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服务，政府的政策主导倾向非常明显有效，政府部门也真正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付出了很多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如果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方面这一单一的服务渠道，服务范围程度过窄，服务的具体功能受到很多方面限制，而且目前政府的社会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难以形成真正完善的社会化系统服务网络。其次，我国专门的社会化相关服务机构的总的数量还是非常少，无法很好地为国内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五）税收扶持力度相对比较低我国政府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创业期的具体税收扶持力度相对不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税收体系不完善，具体优惠政策涉及范围窄。我国目前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无论在涉及具体税种方面还是在一些优惠的支持力度方面往往都还有很强的发展局限性。优惠的基本税种局限于增值税以及所得税，其他方面税种涉及非常少。优惠方式往往集中在降低相关税率和减免具体税款两方面，手段过于单一。我国社会目前缺乏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科学税法体系，税收优惠具体政策的单一与国内一些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多变性特点不相符合。而国家流转税征税面过于广，对于中小企业运作过程中的各方面以及各环节都能不同程度上产生或大或小的不利影响，若不在这些税收环节辅以必要措施加以提高支持，将出现事倍功半的现象。其次，我国优惠政策在具体执行效率方面不高。我国的一些税收政策没有真正纳入税收支出的财政预算管理，与之发展相配套的国家政策监督体系尚未真正形成，这就使得财政政策执行随意性特别强，透明度很低。

二、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对策建议

（一）运用财政政策改善具体融资环境1．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对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现象这一问题，真正的解决措施就是建立我国中小企业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单靠国内中小企业以自身力量解决贷款问题显得十分困难。从国际社会上来看，解决这一难题的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坚持以国家政府为主导为中小企业建立和提供担保的社会信用担保体系。以美国为例，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向一些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提供相关担保,其发展资金来源是用美国国会拨款；而日本在全国范围内设有许多信用管理保证协会,并有专门为中小企业信用公库作为信用保证协会进行提供再担保服务。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对如何建立中小企业社会信用担保体系进行了初步有益的探索，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国家政府经贸委便出台了《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指导意见》这一扶持文件，开始基本确立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中小企业社会信用担保体系的大致框架。一些地方政府也由财政出资开始建立中小企业社会信用担保基金或公司等。2．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准备金筹措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初始资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争取国家政府财政拨款的大力支持；二是一些国有中小企业进行出售等的收入所得资金；三是从个体中小企业的具体营业收入中，按一定合适的标准进行提取一定的比例的发展准备金。由政府掌握的企业发展准备金是非常重要的，对维护一些地方产业的相关升级换代或更新，以及支持中小企业与一些高科技尖端行业产业的发展往往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坚持有偿使用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努力争取实现滚动发展，对一些重大高新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孵化期以及产业化启动的资金投入进行专项科学统一的管理，譬如向相关科技产业提供长期而且优惠贷款进行支持，其它部分发展资金可用在对一些中小企业的市场风险损失补贴保障、进行合理奖励和贷款社会贴息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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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税收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税收政策调整的背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这是本轮税收政策调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出口下滑，市场流动性趋紧压力激增，政策取向开始大幅调整，并定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从2009年的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宏观经济还处于艰难复苏初期：尽管国家对相关行业多次出台出口退税政策，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大量的贷款投放并没有使微观经济快速复苏，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机过后，资产大幅缩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势难言乐观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尽管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我国经济在欧美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

（三）通胀预期不断增强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形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将给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二、税收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提升市场信心、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比如，两次大幅度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系列税收政策等。这些惠民生的举措，受到老百姓热情赞许。而在税收政策调整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值税改革和大范围调高出口退税率方面。

（一）增值税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税转型方案，这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的一次减税行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

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此次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和行业因资本有机构成差异造成的税负失衡，有利于降低资本有效税负，促进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出台时机上，在经济总体趋紧的情况下出台这项改革避免了投资过热风险，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减轻企业税负，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有利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尤其是机器设备投资比重较高、资产耗损较快、投资回报率较低的行业受益较大。转型后的增值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将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会使企业的投资周期明显缩短。同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转型将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应防止实物资本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过度替代，以免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二）出口退税率提高是把“双刃剑”

从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为稳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将综合出口退税率由12.4%提高到13.5%。长期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优化出口结构，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出口退税率的适当上调虽然对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于出口企业的实际影响不大。当前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整体的需求在下降，这并不是靠出口退税就能解决的。以钢铁业为例，目前北美、欧盟等地区部分制造业的开工率还不到60%，因而对钢材需求并不高。对企业而言，退税政策只能惠及一时，长远来看，最发愁的仍然是订单。

而实际上，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是一把“双刃剑”。出口退税率上调后，外国采购商必然相应降低产品报价，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税补贴了外商，出口企业的收益反而会小于外商采购商。同时，上调出口退税率，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台外贸政策尤其要谨慎和小心。对于政府而言，应抓住时机对税收政策调整做出理性选择。应借此机会推进出口税收支持政策的转型，按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改革，取消针对外商投资举办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纳入出口结构优化的调控范围，消除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

三、对金融危机下我国税收政策再调整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全球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的活力。未来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国经济“滑坡”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认为，在税收政策上应更多地发挥减税的作用，同时加大财政对改善民生、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目前中国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内需也不足，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偏低。

如果要弥补外需不足带来的影响，必须要提高内需。光靠投资，持续性不足，故只有扩大居民消费，才是长久之策。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置于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凸显出国家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失衡这一问题的决心。目前我国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这势必影响民间的投资与消费。因此，“还富于民”将是未来政府必须要着力解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较低、税率较高，加上实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使得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基本上落在广大工薪阶层的身上。因此，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将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改为综合所得课税与分类所得课税相结合的征税模式等措施，将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目前，我国各类中小企业已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8%，其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和60%左右。从就业方面而论，近年来，我国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

①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把钱留给它们去投资是最理想的。遗憾的是，中小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税负重的问题，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已在危机中倒闭。如果能给他们大幅减负，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笔难得的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将是显著的。然而，政府实施的5500亿减税方案，中小企业真正从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给中小企业减负，会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多给中小企业免税，这将会明显拉动就业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减税就是减收，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会扩大赤字。考虑到目前政府拥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和良好信誉，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并且发行成本很低。由政府发债来给中小企业减负，实际上是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时中小企业的存活与发展会扩大税源。这对于优化当前偏重重化工业、严重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和提升就业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财政与税收》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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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非税收入的现实问题

（一）非税收入膨胀式增长，超越gdp和税收增长速度，地方财政收入税费结构变化明显。长期以来，我国财政领域一个突出矛盾是，一方面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另一方面一些规费等形式的预算外资金还本文由收集整理在大量地收取，也就是说，政府不仅在收取以税收为重要形式的规范性财政收入，而且预算外“收费”。

从另一角度看，近年来，在全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房地产调控政策背景下，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因素是地方财政非税收入地位转变，由原来的“拾遗补缺”转变为“半壁江山”，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近几年，由于一些地方“土地财政”突飞猛进，这些地方政府财政中非税收入占比已高达50-60%。

（二）非税资金管理难度增大，财政监管职能被肢解，部分非税收入游离于监管之外。非税收入的执行主体是行政事业单位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由于票据使用缺乏统一标准，一些涉及非税收入部门一直是使用上级主管部门的印制票据收取非税收入，财政部门尽管在程序上进行了审核，但仍没有能力对它的后续工作和使用情况实施监督；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收入执行机制，无法做到令行禁止，导致一些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时有发生；此外，非税收入大部分款项即使被纳入到预算管理的范畴内，对于非税收入审核、使用和管理也仅仅只是走马观花，流于形式，致使财政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最终导致对非税收入的管理缺乏刚性的约束监督力。

（三）二次分配缺乏科学规范的统一标准，分配体制不合理将使政府财力资源的配置能力和效率降低，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由于收费形成的经济来源基本上归地方政府、部门、和单位支配，缺乏统一规范的分配标准，导致二次分配的不合理。一些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铺张浪费甚至社会腐败现象滋长泛滥，社会资源不仅得不到有效控制和调整，造成地方资源的无序浪费，非税资金长期游离于国库之外，将严重削弱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与中央财政和税制改革思路背道而驰，干扰了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对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带来了消极作用，直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根基。

（四）政出多门，收费主体多元化，来源渠道复杂，执收环节多，收入来源不稳定。与国家税收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等相比，非税收入呈现于税收收入的不同之处，首先非税收入由于征收项目的选择性，明显具有零散性的特点；二是非税收入由各职能部门分别征收，征收标准和征收环节各不相同，带有明显的行业性特点；三是征管方式存在不同的执行主体，其复杂性、多元性的特点较为突出；四是征收的方式渠道复杂，有主管部门（单位）代收自缴，有的是由银行代收，还有由财政机关征收；五是来源渠道不稳定，具有不确定性。特别是某些临时性和罚款项目, 突击性和集中性特点明显，导致这些非税收入时高时低。

（五）法制不健全，监督缺乏约束力，未形成规范、完整和系统的法律法规。从法制化进程上看，非税收入增长过快，管理艰难与执行混乱，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法律、法规和改革制度没有最终形成。非税收入征管的一系列内容，包括立项、定标、征收、监管、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环节仍寻找不到能够覆盖全国范围的统一、规范、系统和具可操作的法律法规，使非税收入征管做到无章可循；同时，非税收入征管和使用随意性较大，缺乏健全的法制监督，使得非税收入管理难以规范，对违规行为难以有效约束。

二、非税收入现实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全国财政收入结构比重中，税收收入增幅回落，但是非税收入占比增长，必然导致费大于税的现象出现，税收与非税收收入此种此消彼长现象，极有可能导致企业负担变相增加，影响结构性减税政策总体效果；同时，非税收入征缴具有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持续在高位运行极有可能引发财政风险。

实践证明，地方财政非税收入诸多问题，势必导致一系列消极因素，进而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侵犯税基。税收与非税收入比例失衡呆滞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体系中所占的地位下降。非税收入大部分成为地方财政（或部门）的利益，必然会分散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二）降低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导致各种社会腐败现象，增加了机构改革的难度。由于非税收入基本上归地方政府、部门和单位支配，不仅助长了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和盲目基建，而且权利过于集中，为腐败现象提供了温床，损坏了政府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三）制约了经济主体的发展速度，加重了企业负担，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经济秩序。税费高低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过多过滥的收费使企业不堪重负，加重了企业做大做强的成本。（四）削弱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从广义上讲，税与费都是政府通过行使行政强制权无偿征收。收费的随意性和广泛性，破坏税法的严肃性，降低了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度。（五）大部分收入在支出上游离于财政监督，无疑是肢解了财政管理职能，造成新的社会分配不公。

三、加强地方财政非税收入征管的对策选择

改革非税收入，应当从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深化非税收入改革，规范非税征管要素，推进征管体系建设，依托信息化手段支撑以及加快法制化管理进程等方向入手，遵循标本兼治的综合对策。

（一）完善和推进彻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从理顺分配关系入手，从源头起正本清源，还原税收和规费之本来面目；按照权利与义务相当的原则，确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和非税收入体系，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政管理权，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税体系，消除地方财政过度依赖非税收入理念；同时，改革和深化投融资体制，适度开放政府融资和举债，推行资产证券化等，为政府培养后备财源支撑，阻断政府利用新增收费项目筹资的思路。

（二）寻求非税收入改革突破口，积极推动“费改税”，这将涉及到部门、单位利益的重新调整。首先，对一些征缴相对稳定兼具税收性质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项目，推进“费改税”改革试点，包括试点开征“社会保障税”、“燃油税”、“资源税”和“遗产税”等新税种，拓宽地方政府财源渠道；其次，对于那些“费改税”条件不成熟的，允许继续保留收费项目，但必须纳入预算资金统一管理。

（三）划分经济利益主体管理权限、明确收费范围，理顺分配渠道和分配关系。非税收入实质仍然属于财政性资金，非税收入与税收相比，有其自身特征，如征缴依据、服务范围和对象，收入使用方向、形成过程、分配方式都与税收有所不同等。因此，应当科学统一确定范围，内容，标准、费率，尤其是要细化征收标准，减少弹性空间，公开征收信息，禁止擅自提高收取标准、任意扩大收取范围，使征收各环节运行在阳光下，驶入规范化的公共财政运行轨道。

（四） 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非税收入征收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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