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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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温州民间金融市场主体发展现状剖析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滞后制约着借入方市场主体的培育壮大从条例设计内涵来看，现代企业制度始终贯穿着主体的确立及发展。但从企业规范程度看，传统的温州企业大多数以家族制为主，尚未完全建立起产权明晰、财务规范、信息透明、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据统计，全市中小企业50%以上存在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的状况,许多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财务审计部门承认的财务报表和良好的经营记录；60%以上的中小企业信用等级是3B或3B以下。此外，企业与企业主的一元化运作模式，混淆了条例所倡导的民间融资主体及其行为，降低了借贷用途的透明度，不利于主体规范行为的实践。虽然温州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启动中小企业改制提升工程以来，累计已新增近400家股份有限公司,超过了过去34年的总和，但长期所形成的“不规范”意识仍使投资者的“敬而远之”，直接影响着企业定向债的发行以及民间资金管理企业定向集合资金的投向等。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温州仅有9家企业登记备案定向债发行，备案金额1.62亿元，但成功发行仅7000万元。

（二）“三类中间服务”市场主体运行仍面临着诸多体制机制问题1.民间资金专业管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目前，温州已培育发展12家民间资金管理企业（即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注册资本共计12.5亿元。截至2014年底，12家公司共组织39亿元资金投向1020个项目，其中发行定向集合资金共7期6.05亿元，占资金投向总额的15.5%。从规模来看，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自身投入的资本金。与《条例》施行后的民间借贷备案登记总额94亿元相比，仅占6%。换个角度来说，大部分民间资金仍是以借贷形式在市场上流动，还未能有效归入专业化运作轨道。造成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受投资项目难找、专业人才匮乏、股权投资退出渠道不畅等因素影响。但从更深层次分析来看，如何提升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专业能力及其衍生出来的公信力更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是目前条例制度设计中未能充分考虑的一个“短板”。虽然《条例》对民间资金管理企业的准入已作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要求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0万元，且为实缴货币资本。但受工商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影响，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使得条例所规制的5000万元的实缴货币资本沦为形式，易造成主体源头管理上失控，脱离了类金融主体审慎发展的原则，引发部分民间资金管理企业“空壳化”运作，给整个行业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2.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破解（1）可持续经营经费来源不足《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将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定位为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并赋予其受托承担民间借贷备案等一系列准公共服务职能。从本质上来看，民间借贷的备案等职能属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畴，但除个别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享受小额地方财政补助或收取微额场租外，大部分中心没有收入来源，处于亏本运营状态。据初步测算，全市7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年平均运行成本在300万元左右，长期以往必将影响中心的正常运转。（2）业务转型创新滞后按原先设计方案来看，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主要定位于为场内入驻单位提供信息服务，对于场外各类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中介的服务缺乏有效的着力点。而《条例》赋予中心开展从业人员培训、权益转让服务、理财咨询等职能，以及其依托民间借贷备案职能所建立起来的民间借贷备案信息（即民间借贷征信）的挖掘运用工作，受信息量不足、人才因素、资源公共性等因素制约，仍未能有效开展，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探索。3.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良莠不齐截至2014年底，温州经备案登记的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已达72家，注册资本最低为100万元、最高达5000万元。从运营模式来看，既有纯信息中介平台模式、又有债权转让以及信用担保模式；既有纯线上或线下模式、又有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模式等，整体上呈现出运营模式互联网化、业务运营多样化等特点。受制于国家层面相关金融法规滞后等影响，民间融资信息服务行业长期处于“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的状态。即便是《条例》出台后，温州对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的注册资本、股东构成、高管人员也没有任何前提条件。这一制度设计不足，造成了当前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业务运营的多样化、同质化，导致整体行业鱼龙混乱，部分甚至已经违悖设立时的定位初衷、偏离正确的轨道，并触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违法从事资金融通等红线底线。

（三）合格的借出方市场主体队伍建设还存在“软硬”环境不匹配现象投资者是市场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投资者的成熟是市场成熟的重要推动力，没有成熟的投资者，不可能有成熟的市场。相比证券、期货等成熟市场，民间金融市场的合格投资者队伍建设仍任重道远。从当前投资者结构与行为现状分析来看，投资者逐利性和盲目性特征仍然非常明显，风险意识总体上还不强。以P2P平台为例，部分投资者受高利驱使受骗上当或发生不良损失等情况时有发生，进一步凸显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的不足。此外，从市场培育情况来看，温州虽已搭建了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权营运中心等平台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判断合格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推进合格投资者教育、探索投资者分类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制约了理性而成熟的投资者队伍的形成。

三、规范发展民间金融市场主体的几点建议

（一）加快推进民间资金管理企业“扩面提质”，切实发挥其民间资金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引导作用《条例》设立民间资金管理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集聚并提升民间资金的专业化运作能力，解决“投资难和融资难”这一关联问题，实现“小资本与大项目”的对接。为此，要以《条例》施行为契机，鼓励民间资金管理企业“质与量”齐头并进，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完善资金专业化服务网络，放宽服务地域限制，促进专业服务“下沉”或“普惠”。同时，要积极吸引温州区域外成熟的资产管理公司入驻，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及相关政策，推进服务“属地化”，着力将温州打造成“区域民间资本专业运营中心”，形成专业化金融服务产业支撑体系。

（二）继续深化中小企业改制提升工程，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长期以来“温州模式”下企业自身的不规范发展相对应的是民间借贷的地下野蛮生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造成了前几年“借贷风波”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行条例制度框架设计下，如何发挥民间融资“三条河流”（民间借贷、定向债券、定向集合资金）作用，首先要解决企业自身存在的体制束缚。为此，不仅在继续推进企业改制工作，引导更多的企业规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要对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给予政策倾斜，尤其是在资金投向、与资本市场对接等方面，形成正向激励作用。可以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竞争机制，增强中小企业的发展新动力，促进民间融资市场规范秩序的重建。

（三）积极探索民间融资公共服务平台“转型升级”之路，实现可持续发展1.要以改革创新思维重新思考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定位根据《条例》有关规定，依法赋予其相应的职能，探索开展从业人员培训、权益转让服务、理财咨询等业务，逐步搭建形成以“民间借贷征信服务”为基础的权益转让“二级市场”。2.要形成适合中小企业发展区域性资本市场体系要以原温州股权营运中心未上市股权转让平台试点为基础，引导其朝着具有独立的市场定位、特别的制度安排、不同的运作模式的方向，逐步形成适合温州中小企业发展区域性资本市场体系。3.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服务产业链鼓励温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研发定向融资产品、资产收益权转让产品、定向投资产品、公私合营（PPP）产品、中小企业融资保证保险产品，进一步完善企业融资、百姓投资的金融产品服务产业链，开拓高成长中小企业融资蓝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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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制度设计缺失1、未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特点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我国的《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都是基于传统金融而制定的，已不能满足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监管要求，如为控制传统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而设定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规定，对互联网金融的适用性较弱；对于P2P贷款、众筹融资等新的融资类业务无相关法律文件可循；在第三方支付领域，虽然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网上支付业务的管理体系，但在二维码支付、虚拟信用卡支付等新兴领域，很多政策仍处于空白阶段。互联网金融市场一旦发生经济案件，投资者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维护自身权益。2、监管主体处于多头和部分监管真空状态。目前互联网金融市场中，第三方支付由央行监管，互联网基金理财由证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由保监会监管，市场处于分业监管状态，并且没有形成互动协调机制；现在互联网企业多为跨界经营，涵盖支付、信贷、担保、保险、基金理财等多个领域，各业务之间存在着大量关联和交易，由于各监管部门只负责相应职责，因此对于业务之间的关联和交易存在监管真空；同时P2P借贷、众筹融资、网络货币等新业态尚未明确监管主体，监管信用风险更无从谈起。

（二）对互联网金融交易过程的监控手段薄弱1、对参与主体的合规性没有设定有效验证，加大了交易信息不对称风险。互联网金融交易信息的传递、支付结算都在虚拟的电子世界中进行，使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很大。加之对于主体身份识别、信用违约记录、交易目的核查等信用风险评价要素并未设立系统的验证方案，更加大了互联网金融交易的信用风险。如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办理大额资金汇划时无需使用必要的安全校验工具；P2P网贷平台风险准备金不足的违规性问题无系统核查、也没有资本约束设置，目前已发生过多起卷款潜逃事件。2、对互联网滞留资金没有实现有效跟踪，导致信用风险积聚。在进行互联网金融交易时，首先必须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开设账户,之后资金才能在互联网上流转。虽然在资金的调拨过程中,依旧离不开银行的底层服务,但从业务性质上，第三方支付平台事实上从事了与银行结算类似的业务。沉淀资金往往会在第三方处滞留一两天甚至一两周不等，由于缺乏有效的担保和监管，大量的资金沉淀会导致其信用风险积聚；当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各银行系统账户轧差结算时,每笔客户资金的来龙去脉变得更为复杂，又相当于屏蔽了外部对资金流向的识别,使得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注册虚拟账户的任意主体,都可以轻松实现不同账户间的资金转移（如网络洗钱）。

（三）对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控制的手段缺乏互联网金融市场由多边信用共同建立，网络节点交互联动，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波及整个网络。由于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隐蔽性强，关联度高，目前还没有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和分析手段。1、未与央行征信系统关联，信用风险识别手段单一。除传统的金融机构外，互联网公司尚无法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相互之间也没有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目前互联网公司信用风险审核主要依托其网络平台，信用风险识别手段单一，对借款人的信用审核完全凭借各自的审核技术和策略，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互联网公司作为互联网金融市场多边信用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其技术风险以及平台的脆弱性对整个金融网络的影响不容忽视。2、面对互联网海量信息，传统信用风险分析方法难以运用。互联网金融市场信息具有无限性、广泛性、无序性等特点，海量的信用交易数据储存在网络后端的Access、Oracle、SQLServer等数据库中，在提取数据进行信用风险分析时，不可避免地被大量无用信息所困扰，造成工作量大、分析效率低下，难以作出有效分析和判断。

（四）对互联网金融市场各种非预期事件没有系统化应对方案一方面，在互联网环境下，金融市场面对的是开放的网络通讯系统、不健全的网络监管、各种非预期的电脑黑客以及不成熟的电子身份识别技术和机密技术，存在着巨大安全隐患，若爆发系统性故障或遭受大范围攻击，将可能导致各类金融资料泄露和交易记录损失。另一方面，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基础架构所使用的大部分软硬件系统均是国外研发，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互联网金融设备较为匮乏，使得我国整体互联网金融安全面临一定威胁。而对于上述因素对金融数据安全性和保密性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系统化应对方案。

二、国际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的经验

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管理在全世界都面临挑战。因为互联网金融并未改变金融的本质，而美国、英国等成熟市场对各类金融业务的监管体制相对健全，体系内各类法律法规协调配合机制较为完善，能大体涵盖接纳互联网金融新形式，不存在明显的监管空白，通过分析总结他们的管理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参考借鉴。

（一）美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美国作为信用风险管理理念的发源国，一直致力于改造和完善风险管控体系，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更加重视对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完善。对于互联网金融市场这一新渠道业务，美国政府从宏观到微观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1、根据互联网金融特点迅速补充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对互联网金融交易过程的风险控制方面，从网络信息安全、电子签名、电子交易等方面补充出台了《网络信息安全稳健操作指南》、《国际国内电子商务签名法》、《电子银行业务—安全与稳健程序》等系列规则。如《国际国内电子商务签名法》中规定，必须事前向消费者充分说明其享有的权利及撤销同意的权利、条件及后果等；消费者有调取和保存电子记录的权利，消费者享有无条件撤销同意的权利。2、构建严密的监管体系并建立互相协作机制。以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为例，出台了《爱国者法》、《电子资金转移法》、《诚实借贷法》等法案，并要求联邦和州两个层面，采用现场和非现场核查手段重点对交易过程进行严密监管，最大限度减少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如《爱国者法》中规定，将第三方支付平台定位为货币服务企业，要在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行网络注册，并及时汇报可疑交易，保存所有交易记录。3、设立专门信息平台，对接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各类需求。随着大量金融业务迁至互联网上交易，各类高科技网络诈骗花样百出，对此，美国政府设立专栏网站，实时更新互联网诈骗、消费者权益受损等案例，开展广泛的互联网消费权益警示教育，促进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旨在降低互联网金融消费损失；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白领犯罪中心联合组建了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消费者一旦发现权益受到侵害，可通过电话、电邮和上门等多渠道进行投诉。4、微观审慎的监管。根据互联网金融市场变化，对新推出的各类产品制定详细完善的监管规则。比如对于市场新推出的众筹业务，主要是从防范风险、保护投资人的角度进行规定：首先是对项目融资总规模限制，每个项目在12个月内的融资规模不超过100万美元；其次是投资人投资规模限制，根据每个投资人的财务情况对融资规模有一定限制，比如投资人年收入或净值低于10万美元，总投资额不能超过2000美元或其总收入的5%。

（二）英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英国除了像美国一样，将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监管框架内、补充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外，还进行了一些有特点的尝试。1、行业自律组织承担监管职能。英国英格兰银行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负责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当然也包括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但因该部门制定互联网金融方面的法规流程较长，在具体法规流程未出台前，允许自律性较强的行业协会承担相关监管职能。如英国成立了全球第一家P2P小额贷款行业协会，已发展成为良好的行业自律组织，协会章程对借款人设立了最低标准要求，对整个行业规范、良性竞争及消费者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2、充分结合现有征信体系，促进信用信息双向沟通。英国利用市场化的征信公司建立了完整的征信体系，可提供准确的信用记录，实现机构与客户间对称、双向的信息获取；同时与多家银行实现征信数据共享，将客户信用等级与系统中的信用评分挂钩，为互联网金融交易提供事前资料分享、事中信息数据交互、事后信用约束服务，降低互联网交易不透明风险。

三、管理体系构建的建议

综合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管理现状，参考国际管理经验，建议从完善制度体系、丰富风控手段和建立互联网安全标准三方面构建管理体系。

（一）在现有框架下，补充完善互联网金融法规及监管体系1、加快互联网金融的立法速度，逐步完善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互联网参与主体进行约束，针对互联网企业特点制定风险准备金制度，根据互联网金融业务特征制定市场准入机制；对金融交易过程加大风险控制，建立交易过程监控法规，通过现场和非现场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互联网滞留资金实行有效跟踪，对于电子交易合法性、安全性加快立法速度，出台数字签名以及电子凭证有效性的条件和标准；针对网络金融犯罪加大惩治力度，以降低网络金融犯罪案的发生几率。2、根据参与主体特征，建立分工明确的监管框架。传统金融机构开展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是传统业务向互联网的延伸，对其监管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其风险主要来自网络建设和运营等方面，因此，工信部、商务部等部门可监管传统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建设和互联网金融运营业务；互联网企业利用成熟的互联网运营手段和技术将金融业务嫁接于互联网，其风险主要来自金融业务相关方面，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要对其强化金融关联业务的监管，并且建立沟通协调机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地带。3、发挥行业协会组织功能。2013年12月3日，央行下属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与75家机构共同成立了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这被认为是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领域最高水准的行业自律机构，被视为互联网金融迈向行业监管的过渡性举措。行业协会可根据创新业务特点，在相关法律法规未出台前，先行设定行业标准，规范相关业务发展，在促进新业务发展的同时也防止和缓冲风险影响。

（二）建立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管理手段1、丰富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数据库，加快配套征信系统建设。一方面，创建互联网金融数据库，全面采集互联网金融平台信息，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互联网征信体系数据库，同时关联央行征信系统，对比完善互联网金融数据；另一方面，将互联网金融市场信息传递给央行征信系统，实时更新征信信息，全面共享数据库信息，为客观评价企业和个人信用提供良好的数据保障。2、设立互联网金融投诉平台，掌握一手信用违约数据。可以参照美国政府的做法，由央行、公安部等部门联合成立互联网金融犯罪投诉中心，接受消费者多渠道投诉，掌握市场真实信用风险状况。同时设立专门网站，实时更新诈骗案例，进行互联网消费权益警示教育，促进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3、建立面向互联网市场的信用风险识别和分析方法。一方面，以互联网金融数据库平台为基础，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甄选价值信息，并与传统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结合，开发综合型信用分析方法，通过对数据库信息的整合、深入分析和加工，建立互联网金融市场评分机制和信用审核机制；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金融市场属于新兴市场，参与主体多为非专业金融机构和人士，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预测和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可在数据库平台上增加信用风险自评模块，方便互联网企业通过平台数据监测自身风险能力、改进业务营运环境，完善金融网络多边信用环境。

（三）建立互联网金融行业安全标准，从根本上确保互联网金融交易的安全我国应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现状，建立互联网金融技术标准体系，尽快与国际上的计算机网络安全标准和规范接轨，使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业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逐步实现整个金融系统的协调发展，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此外，我国要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研发的支持，力求在数据加密、防火墙等网络安全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互联网金融网络防护体系，脱离在硬件设备方面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实现技术上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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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理论应用于广泛的领域，如关系、寻租活动、企业内部考核等等。农户的借贷行为，是农户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一种以资金为对象的交易活动，同样要面对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谈判、签订契约、监督执行而付出费用的问题。出于降低交易费用和节约成本的考虑，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要为与农户的贷款交易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宁夏农村自身具有的很多特点，如地广人稀、基础设施不发达、较大程度上依赖社会关系等，这些特点构成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的较高交易费用。根据达尔曼和阿罗的交易费用理论，农村信用社与农户的贷款交易具体要支付下列费用:①、客户信息搜集费用。农村信用社作为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只有将贷款成功发放、按期收回才能盈利，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农村信用社为了避免贷款不还的金融风险，提高经营效益，必须花费一定的费用用于搜集优质客户信息费用。②、贷前调查费用。由于农村社会缺乏象城市信贷记录这样的信息网络，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信贷风险，农村信用社会在贷前对贷款农户的财产、资信等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在地广人稀的农村，尤其是在宁夏南部山区，这种调查费用是非常高昂的。③、签订贷款合同的费用。对于每一位贷款农户，无论其贷款数额大小，农村信用社都要在层层审核之后与之签订贷款合同。由于农户贷款具有数额较小、分散等“规模不经济”的特点，农村信用社与农户签订贷款合同时，就要为单位金额的农户贷款负担较高的交易费用。④、贷后检查、监督费用。农村信用社为了保证发放的农户贷款按时、足额收回，就需要对农户的贷款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在居住地非常分散的宁夏农村地区，农村信用社要为此付出高额的费用。笔者认为，基于以上分析，农村信用社在与农户发生贷款交易时要支付高额的交易费用，而在国家对贷款利率实行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较低的贷款利息与高额的交易费用相比，农村信用社出于经营效益的考虑，就会理性地选择对农户“慎贷”、“惜贷”或“不贷”，必然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短缺。

2、交易费用对农户借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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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速度，但经济总量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也出现许多严重问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现象，储蓄和投资出现失衡，不协调的投资和消费环节，造成了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内部失衡。而国际收支的增强，提高了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而消费水平却始终较低。我国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扩大内需，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加强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并没有取得相应成效，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使得我国经济无法保持稳定发展。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完善，政府对经济发展过度干预，没有完全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受到金融市场的重要影响，金融市场的完善关系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进程。通过完善金融市场能够加强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分散控制风险，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资本的使用效率，完善储蓄与投资的转换机制，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高储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人们加强了资金的保值增值意识，更愿将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中，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分析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不完善的金融制度导致金融市场高风险、低收入的特点，大量的内部交易和市场欺诈现象，使得居民更倾向于将资金存入银行，推高了我国的储蓄总量。

（二）高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作为各地的发展中心，强烈的经济发展愿望与低成本生产资料相结合，提供了投资所需条件，而我国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资金定价没有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情况。并且受到资本市场功能定位偏失的影响，许多行业出现投资严重过剩现象，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速度极快，造成了我国投资结构失衡。

（三）低消费收入水平是消费的决定因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使得居民工资收入无法增加，中小企业往往通过高留存、低工资的手段进行资金积累，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不发达的今日融市场，也使得居民很难获取财产性收入，我国个人贷款和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并不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而金融市场不均衡的分布现象，也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相同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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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现状。我国的碳金融，是从参与国际市场开始的。2006年开始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供给方的形式参与国际碳金融交易。到2014年8月17日，中国在联合国CDM理事会（EB）注册的CDM项目3804个，实际签发减排量的CDM项目1400个，约占全世界CDM项目总数量的50%。中国区域性试点碳市场从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上线配额交易，到2014年6月19日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开市，全国七家区域性碳金融市场平台全部开始配额和自愿减排量（CCCER）的市场交易。到2014年9月1日，全国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控排企业2000家，交易总量1225万吨，交易总额35264.4万元，平均每吨28.79元。深、沪、京、粤、津、鄂、渝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的累计交易量分别为1659554吨、1553460吨、961855吨、1293173吨、1059760吨、5284288吨、145000吨，累计交易额分别为113154196.47元、60917272.70元、58057517.80元、70586610.52元、21891494.20元、125417791.75元、4457500.00元。最新交易收盘价格分别为65元、39元、54.60元、43.65元、20.35元、23.79元、30.74元/每吨。其中深、沪、京、粤、津已经完成第一个履约年，履约率都在95%以上。

二、未来碳金融市场展望

1.国际市场展望。2014-2015年期间，我们将看到新西兰、巴西、智利、韩国、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以及WCT体系的魁北克、美国RGGI以及东京都等国家和地区的碳金融市场或已建成、建设中、完成立法、计划中、承诺中。国际碳金融市场2013年到2020年每年的全球市场总供给预测为471、457、382、414、358、327、348、373MtCO2e；如果美国只包含电力市场需求，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31、601、620、508、450、458、521、573MtCO2e；如果将美国总体经济运行纳入，则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74、660、843、784、736、730、796、879MtCO2e。2.中国碳金融市场路线图。中国碳金融市场2006年以来，到2018年的12年发展路线图可以划分为：2006年以CDM项目供给方式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2008年奥运期间开始在国内进行零星的自愿减排（VER）交易；2011-2012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规划、准备、制度安排阶段；2013-2014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相继启动交易阶段；2015-2016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调整、改革、整合阶段和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筹划及立法；2016-2018年，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建立。

三、碳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国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1.法律悬空问题。国际碳金融市场的最高制度安排《京都议定书》只约定了2012年12月31日以前的减排承诺。2013年1月1日以后的承诺和文本修改需要四分之三的缔约国先在国内完成程序和授权，签署后才生效。至今还没有达到生效的缔约国签字国数量。接近2年来，国际碳金融市场处于法律悬空期。有关各方应该在AR5明确了气候变暖结论的2014年让新的法律框架生效，运用碳金融平台的市场张力，推动全球节能减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2.排放大国按照《京都议定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美国是全世界人均碳排放量和整体绝对碳排放量的排放大国。却一直没有批准和签署《京都议定书》，甚至影响了其盟友———日本这个另一排放大国曾打算退出《京都议定书》。使得本来供不应求的碳金融市场有时供需倒挂，加上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欧盟2007年、2012年不让配额余额进入第二年的下一阶段使用等因素，使全球碳金融市场价格曾出现高峰30欧元和低谷0.1欧元的“需求-价格悖论”。AR5的，应当引起各国的进一步高度关注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大限制碳排放的力度，进一步推动碳金融的市场力量。美国联邦政府应当顺应民意，履行大国义务，鼓励全美学习、推广加州、RGGI的限制排放市场化措施，借鉴欧盟的碳金融市场经验，与全球各国一道，共同应对“同一个地球”的气候变化。当然，中国也是排放大国，已经承诺按照国际公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应对气候变化和限制碳排放责任。建立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和筹划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并继续CDM项目的注册、产生CER，是中国通过碳金融市场途径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

（二）国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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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作为当代经济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内在缺陷，当代金融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也面临着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1经常处于失衡状态的实体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的超调，相互刺激，形成经济泡沫，往往会扭曲金融市场的原有功能。2金融市场上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无法加以控制。衍生金融工具繁荣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金融市场任何环节的纰漏都可能因牵一发而动全身酿成金融灾难。3仅仅市场预期转坏就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剧烈收缩，引发国民经济整体的通货紧缩。因为建立在乐观预期基础之上的信用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和基础，而预期一般是很不稳定的。4金融市场吸引的资金来自于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资金来源的广泛性意味着一次金融灾难往往伴随着一次社会动荡，甚至引发社会暴乱。

为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为确保金融市场及时纠偏以发挥应有的功能，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实施必要的监管与调控，以免金融市场过度动荡，或者被拖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金融机构形成了唇齿相依、利益共生的紧密关系：一方面，政府是金融机构的监管者，金融机构必须在政府允许的规则下运行，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实现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市场化运作的金融机构尽管必须为自己的决策承担一切经济后果，但当它们停业或破产清算危害公共利益时，政府会给予它们必要的援助，政府与金融机构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二、财富基金易形成对东道国金融市场主导权的潜在挑战

东道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调控，手段多样，渠道多种。但总体而言，它们都具备下面三个最明显的特征：第一，东道国政府处于金融市场最后贷款人的地位。第二，东道国政府在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以铸币权为基础。第三，东道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是金融市场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然而在财富基金参与的情况下，上述三大特征不再清晰，或者说东道国政府监管和调控金融市场的行为可能会受到意外的干扰。首先，财富基金不以东道国政府为最后贷款人。东道国政府充当最后贷款人，是为了避免金融市场的动荡诱发社会不安，是政策救市，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输送的色彩。然而对于财富基金而言，由于出身的不同，它不可能享受到国内金融机构的国民待遇。其次，在金融市场动荡时，财富基金可以成为仅次于甚至优于东道国政府的选择。在救市行为中，东道国政府往往会提出必要的整改要求，这必然迫使相关金融机构权衡利弊，部分求助于财富基金，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东道国政府的权威。再次，相对于国内金融机构，财富基金更容易逃避东道国政府的监管。规避管制是任何经济活动主体的本能。实力雄厚的财富基金通常尽可能地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防患于未然，从而使东道国政府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最后，在东道国政府调控金融市场时，财富基金在暴利的诱惑下可能逆向操作。逆向调控金融市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特征，然而这也意味着对金融市场的调控缺乏实体经济面的支撑，东道国政府必须承受财富基金“对着干”的风险。

在某种意义上，财富基金的进入意味着第二个政府的进入，传统的由一个政府监管金融市场的模式可能变成两个政府在金融市场上的博弈，其对金融市场正常运营的影响可想而知。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有非常严格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尤其是在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从实践看，财富基金凭借雄厚财力挑战东道国政府的监管和调控权威毕竟是理论上的。因为财富基金的投资代表的是一种国家行为，对东道国政府权威的挑衅行为势必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所以财富基金对东道国政府的威胁应该较小，即使有，恐怕也主要表现为霸权国家财富基金对弱国的攻击和讹诈。客观地说，财富基金对东道国经济的潜在威胁远远小于现有的对冲基金。

三、财富基金的“原罪”

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俄等国成立财富基金备受关注，只可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身有关，或者说这是财富基金承受的一种“原罪”。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第一，集中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手里的财富基金，回流东道国可能不再遵循既定的规则和渠道。第二，集中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手里的财富基金，不但不会为东道国金融机构所利用，反而可能成为它们的强劲对手。第三，既然财富基金是另类。乘其羽翼未丰就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就成为东道国金融机构的最佳选择。因此在积累足够的实力之前，财富基金想除去原罪的标签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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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保险产品的销售包含了如下的四个阶段:最初的信息收集阶段，这一阶段包括市场研究、基本的信息收集和研究、产品设计;其他的售前活动，主要包括风险评估、给客户建议、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需求匹配以及和客户谈判等;第三阶段进人正式的销售阶段，主要包括合同的签汀，发行保单和保费支付等;最后一个阶段为售后的服务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保单管理、赔付管理以及风险控制。

这四个过程缺一不可，用户体验以及客户关系的维护也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需要客户在短期内有良好的体验和评价井不太容易。通常，对于保险前期销售的完成，前两个销售环节尤其重要，这也说明了为何目前保险行业的主要销售渠道为人渠道。前期客户对产品功能理解十分重要，人起的就是信息传递和解释的作用。因此对于某此较简单的产品尤其是车险、意外险等保险产品，由于其产品设计本身相对简单，期限不长，因此人在前期起的作用井不是很大。因而如果客户对这类产品有需求，完全可以自己收集信息进行产品比较井购买。因此这类产品适合网销，而且按目前数据来看，这类产品网销增长迅速。

目前已经有约40家保险公司建立了自己的销售平台，但是总体而言销售效果井不是很好。第三方销售平台如慧择网等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目前依然太小。以美国的保险第三方销售平台经验来看，这类平台规模很难做大，盈利也相对有限，最终难以逃脱被收购的命运。综合电商是互联网保险的一个不错的选择，淘宝、京东等综合电商去年曾经创造过不少网销的经典案例，但是综合来看，多数网销产品均属于高回报的理财型产品，对于保障类产品，网销路依然漫长。

依据保险业协会公布的互联网保险行业报告，截庄2013年底，我国互联网保险销售额已经达到了291亿元，同比增长46%,2003年至2013年复合成长率达到68%，显T了超高的成长性。但是总体来看，互联网渠道对整体贡献的比例依然较低，2013年仅为1.69%。我们预计未来保险网销将依然保持快速的增长，网销的理财型保险产品有望逐步对银保渠道形成替代，降低保险公司对银保渠道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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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吉图先导区经济的强劲增长的需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发展纲要中，提出长吉图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2012年经济总量翻一番。到2020年，长吉图地区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2009～2013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基本上高于全国的总体水平，详见图2。2013年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2981.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3%，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6个百分点。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居全国第21位，比2012年前移一位。

2．长吉图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需要。根据海关统计，自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总额连年增长，各年分别达到133.41、117.49、68.46、220.43、245.72和258.53亿美元，详见图3。2013全年全省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258.53亿美元，同比增长5.2%。其中，累计完成出口总值67.57亿美元，累计完成进口总值190.96亿美元。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67.64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1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0.4%，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5.1个百分点。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省资金达到4852.10亿元，同比增长26.6%。在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数据中我们发现，吉林省的进口总额中占绝对比重的是进口，详见图3。仅以2013年来计算的话，吉林省的进口总额在全省进出口总额中大约占到了73.86%。进口规模增大所带来的货款结算压力对外进出口贸易平稳发展至关重要，结合吉林省进口规模大和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增长的实际，需要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便捷迅速的资金融通，保证和促进省内经济的平稳发展。

3．长吉图先导区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的需要。根据吉林省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3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报告，吉林省包括长吉图先导区2008～20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维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5年间维持了平均每年32.62%的增长势头。［3］2013年吉林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880.00亿元，同比增长20%，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4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246.38亿元、5446.85亿元和4186.7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19.7%和18.7%。重点制造行业投资保持了较高增速。全省汽车制造、化纤制造、医药、建材、纺织服装服饰等行业的投资额分别比上年增长32.5%、85.3%、40.7%、25.8%和57.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32.6%、109%、135%、170%。居民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餐饮业、娱乐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21%、52.8%、36.1%、48.8%、96.0%。但是，在维持了5年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之后，2013年的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到了20%。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有很多原因，资金供给不足是原因之一，如果国际金融市场能够提供长吉图先导区经济建设足够的资金供给，就能够给吉林省及长吉图先导区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更好的保障。

4．吉林省金融资源整合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吉林省内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较快增长，一方面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构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吉林省金融资源与金融要素的配置与整合不容忽视。长吉图先导区设立之后，吉林省及长吉图区域内，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数量及金融资产总额都有了一定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吉林省拥有政策性银行2家: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6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普通股份制商业银行7家: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外资银行1家:韩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华融、长城、东方、信达。这些金融机构在吉林省设有一级分行20家，异地城市商业银行1家;属地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87家，城市商业银行1家，农村商业银行6家，农村合作银行1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43家，农村信用社4家，村镇银行21家，贷款公司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还有2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一汽财务和森工财务，1家汽车金融公司。支行及以下营业网点4554家。［4］金融机构的广泛设立为打破金融垄断创造了条件，但是也容易造成一哄而上、服务质量差、人员素质低、甚至是不正当竞争的局面，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造成金融混乱。

二、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构建策略

所谓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是指受政策诱导与推动，专门为非居民交易设立的在岸金融业务与离岸金融业务分离的市场。其优点在于既便于金融监管又可以阻挡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的构建，应该依据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一般条件:政局稳定、有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力、外汇管制少、国内金融市场发达、地理位置好、拥有高水平的专业人才等，创造条件积极促成。

1．尽力减少资本跨国流动的费用。减少资本跨疆界流动的审批手续与费用、缩短资金流动的时间、降低资金流动成本是吸引国际资本和构建国际金融市场的的重要手段。早在2012年的博鳌论坛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指出，中国未来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欢迎外商投资的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国鼓励资本“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和居民在海外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和其他一些商业机构，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中国未来可能进一步放松管制，允许中国企业和居民能够更方便地进行海外投资，这是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长吉图先导区自建成以来便享有一些国家税收政策，经吉林省地税局对现行的涉税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分进行归纳，发现长吉图先导区共享有189条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其中涉及地方税收的12个税种，采取9种税收优惠方式，惠及16大行业。2012～2013年以来，吉林省地税局为长吉图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9531.09万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1231.33万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4399.79万元;为金融保险服务业减免营业税6.2亿元。但是要建成国际金融市场，还需要进一步放松管制降低税负，使长吉图先导区产生资金吸引力，这点尤为重要。

2．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利率市场化是指货币利率由国家统一管理制定的直接利率管理体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间接利率管理体制过渡的过程。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由国家包揽转变成由金融机构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的变革，最终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指导，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国际金融市场一般容易形成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了利率管制放松，资产定价机制灵活，资金价格可以随着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而变化，利率风险较小、金融企业操作灵活、有利于金融企业市场化运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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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构建；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

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以集合投资为目的的企业组织形式,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托管人托管、监督,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作资金的证券投资,具有投资额小、费用不高,专家理财、风险较低,买卖方便、变现性强,专人保管、安全性高等特点,对活跃证券市场、满足中小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深受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青睐。近年来,在我国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驱动下,基金业快速发展,基金业在我国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如何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建立完善投资基金监管体系,加强对投资基金的引导和管理,已成为我国基金业规范、稳健运行的迫切需要。

1监管的原则

1.1保护投资者利益原则

在基金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投资者不可避免地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综观世界基金业的发展历程,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都被各国的金融管理部门和证券市场监管部门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基金立法和基金监管的基本原则。通过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来抑制欺诈客户、操纵市场等证券违规行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投资者保护基金作为对投资者的保险系和赔偿基金,不仅是对投资人信心的保证,也会为经营不善的基金公司尽早退出市场扫清障碍。

1.2依法监管原则

这是世界各国都严格执行的原则。规范、有序的基金市场离不开严格的法律法规,无法可依、滥用监管权必将导致基金市场的混乱和危机。因此，有关投资基金的法律体系必须健全,可操作性强；监管主体的地位及其权利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严格依法监管,防止滥用监管权；监管者要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独立性，保证规则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专业性和监督的有效性，加快政策的透明度，接受社会公众的再监督，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3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相结合原则

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包括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自我管理这两大规范基金发展的杠杆。政府通过制定基金监管的法律、法规,设立监管机构,对基金业进行全面的监督和管理,这是基金监管的主旋律。由于基金业的复杂性、技术性、庞大性,政府监管必须辅之以行业自律组织自我管理。没有行业自律,政府监管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从业者的自我管理是基金市场规范运作的基石。

1.4稳健运行与风险预防的原则

基金监管要以保证金融部门的稳健运行为原则。为此，监管活动中的组织体系、工作、程序、技术手段、指标体系设计和控制能力等都要从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出发。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如有金融机构无力继续运行时，监管机构要促成其被监管或合并。

2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

基金的监管属于资本市场监管的一部分,基金监管体系的构成是建立在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基础之上的。我国当前的资本市场实行的是集中型模式,即由政府制定专门的基金法规,并设立全国性的监督管理机构来统一管理的一种体制模式。具体来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应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2.1政府行政监管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政府有两大特征：政府是一个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普遍性的组织；政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有的强制力。因此,基金市场的监管主体首先应该是政府机构。《证券法》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证监会在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中国证监会对投资基金的监管包括对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申请的核准以及信息披露等日常监管。当前我们应着力提高证监会的监管效率,使其能够真正履行监督管理证券投资基金的职责,即制定投资基金管理有关法律和政策,设计投资基金市场的总体发展规划；监督基金法规的实施,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对基金发行流量计存量的总额或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引导基金市场和立派之社会资源,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投资者。

2.2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

自律监管能够弥补政府因监管成本过高和失灵所造成的监管效率不足,它在基金监管体制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建立行业自律性组织，有利于减少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国外基金成长史证明，基金的发展需要行业自律。为提高基金管理水平，我国在2002年12月4日成立了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委员会，在加强行业自律、协调辅导、合作和自我管理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其职责包括：监督基金日常运作；培训基金从业人员，对其进行资格认证；出版基金管理专业刊物，普及基金知识；仲裁基金纠纷，并与政府主管机构及国际同行沟通。

2.3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基金市场的监管是一项相当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涉及面广,没有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的配合,国家监管部门难以实现有效监管。因此,各国都比较注重证券业交易所的管理,以发挥证券交易作为第一道监管闸门的作用。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市场的组织者,提供与证券发行和交易相关的各项服务,它的角色和职能决定了要加强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它的一线监督地位,也是其他任何机构所不能代替的。证券交易所除对基金上市管理外，对基金投资的监管包括两各方面：一方面是对投资者买卖基金的交易行为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监管；另一方面是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证券市场的投资行为进行监控和管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证券交易所应当于每月终了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基金交易行为月度监控报告。证券交易所作为上市证券集中交易的场所,容易及时发现问题,能够对整个交易活动进行全面的实时监控。因此,加强证券交易所对市场的实时监控,就有助于及时发现和查处问题,防止风险和危害的扩大。

2.4社会公众监督机制

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能形成强大的外在压力促使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行为趋向理性化、规范化。加强社会监督体系,第一,要利用审计、会计等中介机构制定完善的审核程序,标准及内容,选择经营规范、信誉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基金管理公司、托管银行进行审计；第二,建立基金信用评级体系。基金信用评级应由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来进行,根据基金的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对基金整体运作做出综合的评判；第三,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在加强基金监管的过程中,媒体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应该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推动基金业的发展。

2.5投资者监督机制

整个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制度主要是围绕对基金管理人的外部制约建立起来的,如对治理结构、内控制度等的强制性要求等。但是,基金持有人才是基金利益的享有者和损失的承担者,是基金管理人非法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是最充分的,不存在问题。但由于基金持有人的分散性,只有制度设计上减少基金持有人监督基金管理人的交易成本,才能使基金持有人监督机制具有可操作性。社会公众监督机制包括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两类,事前监督主要是持有人大会制度,事后监督主要是持有人诉讼制度,即基金持有人对侵犯其作为基金持有人权益的行为而提起的诉讼制度。对持有人大会制度,《证券投资基金法》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对持有人诉讼制度仅作出了原则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讼”。

2.6基金内部监管机制

当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有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无论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基金,基金内部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作用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导致基金制衡机制弱化。要建立规范的内部监管及制衡机制,就必须在投资基金内部形成权力、经营和监督“三权分立”而又“三权结合”的内部管理体制,注意发挥独立董事在基金管理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3构建多渠道监管体系的保障措施

3.1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监督

在基金比较发达的国家中，通常都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基金也进行监管，我国目前适用的法律主要有《公司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以及一些部门制定的规范指引，总的说来，还需要进一步对公司型基金、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激励、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操作细则等方面进一步立法和规范，这样才能使法律覆盖显示，为基金行业进一步创新发展打开空间。

3.2完善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制衡机制

基金立法应当继续完善基金持有人的事前监督机制。监管机构应出台相关法规进一步扩大持有人的权力以事前监督基金管理人的行为，如减少持有人召集会议的所持基金份额，赋予基金持有人大会更大的权利。同时完善基金持有人的事后监督机制，建议建立我国的“基金持有人代表诉讼制度”，以使持有人的利益在受到基金管理人的损害后，能够通过行使诉讼权得到有效的赔偿，有益于维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3.3完善竞争性的基金托管人市场

设立基金托管人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基金资产的独立性和监督基金资产运作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都对基金持有人大会或基金董事会(公司型基金)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机构其实不一定是由银行来担任。但为了防止托管机构出现道德风险，挪用基金资金，将基金委托银行保管是最合适的。基金托管人除了保管基金资产外，更重要的一个职能应是会计监督。基金托管人的选择要有一个公正的程序，同时，基金的会计应由托管人负责，会计信息披露的责任人应为基金托管人，这样可增强基金托管人监管的主动性，同时加大托管人的监督责任，加大对托管人的约束性。

3.4完善基金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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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监管对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

1.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趋势及其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不断加快，同时我国也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使得实体经济体制对于金融服务的依赖性需求越来越高，使得金融开始了新型的创新时期。尤其是我国进入WTO之后，全面开放的金融业直接使得金融创新的速度得以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不断渗入到国内市场，对金融市场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环境，这也加快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创新速度，但是也正是国际金融发展的作用，导致我国金融环境必须要以宽松为主，而宽松的金融环境更能够促进金融创新。我国金融创新在这个环境下以飞快的速度发展。

2.如何引导金融监督行业发展金融监管并不是专门为了监管而实施的，其主要是为了让金融业有更好的发展而实施的。当前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一直都是将发展部门的投资对象以及股权分置改革作为其主要内容进行建立，进而逐渐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到上年年底，已经拥有超过60家的管理基金公司企业，且其投资证券基金的总份数已经达到了2.58万亿份，获取QFII资格的机构达到了76家，其投资总额超过了128亿美元，这笔保命当前资本市场当中机构投资对象才是其中坚力量。我国类似的事情也有发生，目前我国境内的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团，如光大集团、中信集团等，各项金融业务交叉，三大监管机构难以明确自己的监管主体。

三、强化金融监管，防止金融投机和泡沫经济

中国有着较晚的资本市场起步，且没有较高的发展程度，另外综合式经营也是初步阶段，对于这种竞争不断激烈的全球化北京，我国必须要为拓展金融服务和金融业的新职能的承担提供了条件，要想满足和适应全球化、复杂化、综合化以及个性化等金融创新形式；另外管理和控制金融风险也开始朝着网络化、全面化、模型化以及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使得“风险辨认、探索许可、协调互助、逐步理顺”的原则得以实现，从而加快了金融业对于市场的功能服务，也是当今金融监管体制逐渐发展的趋势。不断发展的国家经济是离不开外资投入的外资流入也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项积极因素，不过这种因素是要适量的，这样才能让国内储蓄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前提基础。过分依赖外资，且外资结构不合理，那就蕴含着风险，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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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审计的主要任务是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对金融行业进行审计监督，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证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入世后，我国的金融风险、金融体制和金融立法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与此相联系，我国金融审计的对象和范围、审计的法律法规、审计目标和任务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入世后我国金融风险的诱发性因素增多，金融风险发生的现实可能性进一步凸现，金融审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更加艰巨。开放后，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以前我国金融稳定依赖于政府信用（国家信用）和方方面面的行政强制管理措施，很多金融机构的关闭、清盘，都是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行政办法进行债权债务的清偿和转移，基本上没有波及到社会生活层面，没有引发金融动荡。但是，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加入，中国金融市场将会更多地依据市场规律进行运作，而且外资机构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操纵或影响市场。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会更多地受制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中国金融市场将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政府行政保护措施逐渐会失效。随着市场准入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等逐步实施，外资机构可进入公共机构经营的支付和清算系统，可以办理货币的批发及融资业务，可以进入证券和期货交易市场，金融信息必须实行全球通等，这些都是诱发金融风险的因素。据统计，目前我国境内外资银行总资产达440亿美元，其中贷款186亿美元，存款65亿美元，外汇贷款占市场份额的20％以上，在上海已占70％左右。外资银行办理出口的结算业务已占据内地市场份额的40％以上。外资银行挺进中国大陆的这种凌厉攻势已经对我国金融体系，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形成强烈的冲击。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主力军的国有商业银行能否在这场较量中站得住，打得赢，这主要看我们的内功练得怎样。

从近几年我们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审计情况看，其功底相当脆弱，现代企业制度还未建立起来，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要保持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是很难的，因为，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内部有很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有经济专家指出，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转轨经济的国家。中国这两套问题交织在一起，目前面临着四大难题：收入分配差距中的“绝对贫困化”问题；城乡差距中的“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地区差距中的中西部地区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金融问题。金融体系运行存在的银行坏账问题、证券市场不规范和上市公司质量问题、政府内外债务问题、财政赤字向银行转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就难以处理好，中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实力就难以提高，中外资银行的双赢格局就难以形成。因此，我认为，我国金融体系已陷入内忧外患十分脆弱的困难境地。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在各种因素的诱导下，发生的现实可能性在增大。我们从事金融审计的同志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2.入世后我国金融体制必定发生重大变化，由此会带来金融审计对象的多元化和审计业务的复杂化。一是对银行所有制格局的冲击。国外金融业大部分是私营的，或独资，或股份制。我国则以国有独资金融机构为主，股份制为辅，不允许设立私营金融机构，单个企业、法人不能控股金融机构。对外开放后，对内也要开放，中资私营金融机构的出现是势在必行，这样，就会形成国有、私营、外资机构三驾马车一起转。二是对银行经营体制的冲击。国外银行是混业经营，可以全方位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即百货公司式经营，而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像一个个专卖店，这样既不能与国际金融业接轨，更不能与外资银行竞争。因此，我国金融业的混合经营势在必行。三是对银行业务的冲击。外资银行走的是金融与产业融合之路，在客户对象上将争取三大类客户：重要公司客户、包括行业性的大企业、跨国公司和有规范民营企业等；重要机构客户，包括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基金等，再就是个人大户，将小客户拒之门外，对小客户的服务要收费。在经营手段上，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表外业务，如期货和债权、产权及资产交易、基金管理、并购重组、经纪人清算、项目融资等，从被动放款向主动服务转变，银行帮助企业分析发展前途、资产现状、债务结构、如何实现资产的最佳组合，在这个前提下提出融资建议，整个过程中贷款只占很小一部分。而中资银行开展的主要是一些如汇票承兑、保函、跟单信用证等传统的表外业务，品种少，档次低，收益差，满足不了客户需求。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利用无追索权应收账款转让贷款办法将爱立信南京公司拉到了旗下，这件震动金融界的“爱立信跳槽事件”充分说明了中外资银行在经营手段上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将引发中国金融市场上业务开发和创新的大竞争、大会战。三是对人事管理体制的冲击。罗织一批熟悉中国市场和适应中国文化的本地金融人才，实行“本土化”，将是外资银行的重中之重，中资金融机构的人事工资制度存在着很多缺陷，经不住外资机构的争夺，国内人才将不可避免地流失。人才流失，就意味着优质客户的转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3％～5％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流失将对一家银行的业绩产生直接影响。所有这些冲击，将会使我国金融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竞争格局，审计的对象将会多元化，审计业务将会复杂化，与之相应，金融审计必须考虑如何改变以金融机构为单元组织审计的传统办法，将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都纳入审计范围。

3.入世后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必须重新构造，增加了金融审计监督的难度。这主要体现在我国监管和监督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与国际接轨的难度加大。一是WTO的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国公布有关金融服务的法规及所参加国的有关国际协议，成员国的法规解释必须公开，明确对本国经营者法规的规定，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作出的规定在生效之前必须予以公布，所有的政策法规必须内外统一，公开透明。二是现行法规不能违背WTO精神，违背的要取消。如我国规定外资银行不能到非开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未经批准不能办理人民币业务等，诸如此类的“未经批准”的限制性规定很多，现在必须清理、取消。政府对金融业的管理必须依法管理，各个部门的规定是无约束力的，而我国金融法律少，部门规章多，这种现状必须改变。目前，我们的审计工作所依据的大部分是部门规章，往后走，我们对金融业依据哪些法规实施审计监督，如何与国际接轨，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

二、新形势下我国金融审计目标的定位

由于上述的变化和冲击，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国家金融审计的目标。一是要进一步明确我国国家审计的大目标，从目前情况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审计机关的审计重点由最初的企业审计转向国家财政资金审计。宪法和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主要是对国家财政收支和与国有资产管理有关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保证国家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这就是我国审计机关的主要目标。真实、合法和效益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三位一体的。真实是基础，合法是前提，效益是归宿，现在有人把三者理解为相互独立的真实性审计、合法性审计、效益性审计，我认为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近几年，之所以强调真实性和合法性审计，是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经济秩序混乱、违法违纪现象突出和会计信息严重失真而特别强调的，实际上并不否定效益性，单纯的效益性审计是不存在的。二是要调整金融审计的具体目标和审计模式，目前金融审计实际上是两大块：一块是中央银行预算收支审计，一块是国有金融企业资产负债损益审计。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和WTO后金融市场的变化，我国国有金融企业逐步走向股份制，或者私有化，或者由外资机构参股、控股。对金融企业的审计将会像国有企业一样逐步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它们的资产、负债、损益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效益性应由市场去评判，国家审计机关应该逐步退出这些审计领域。那么，我们金融审计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的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性情况进行审计。通过延伸审计和专项审计，将金融企业纳入国家审计范围。因此，金融审计的目标和任务应该是两条，第一，保证中央银行等监管机构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完整、合法，第二，评价这些部门使用财政资金履行国家金融政策职能的效益性，也就是监管成本问题。监管成本的形成是否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中央银行两大监管目标的实现，即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公平和维护公众存款利益。监管成本效益的评价必须涉及到金融企业。按照这个金融审计的目标，我国金融审计的模式应该是以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为重点，通过对中央银行等的资产负债损益形成过程、金融货币政策的执行过程（包括金融企业落实国家货币政策的情况）及效果进行审计，以延伸审计和业务品种的专题审计的方式，把中资商业银行和外资商业银行都纳入审计范围，这种模式简单地讲，就是对金融监管当局的再监管，通过评价金融监管成本的效益性，确保金融审计目标的实现。

三、完成金融审计目标应采取的审计方法和手段

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转轨经济国家，无论怎样对外开放，这个基本的中国特色是改变不了的。因此，金融审计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也必须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审计对策的制定既要依照国家惯例，又要针对本国实际，要把国际惯例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面对WTO后给中国金融业带来的冲击和变化，面对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诸多风险和问题，我们应该与时俱进，适时调整、改革和创新我们的金融审计方法和手段，使我们的金融审计主动适应新形势，能动地服务于改革和发展大局，不至于落后或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1.转变审计着眼点，提升审计目标层次。要将审计着眼点由单一的、具体事项合规、合法性审计转向审计对象总体的真实性和效益性审计，特别是要把效益性提到重要位置予以关注。过去，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习惯于就事论事，就问题查问题，就问题处理问题。一个项目审下来，有几个像样的问题摆在报告中，就可以了。审计报告缺乏对查出问题的背景和本质的反映，缺乏由单个问题推断出总体特征，缺乏对审计对象总体真实性和效益性的评价，制约了审计的宏观经济监督作用。这种状况很难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改变。对一个金融机构的审计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财政财务收支整体的真实性，要通过查出的具体问题和比较科学的量化指针来评价真实、基本真实或不真实。二是支付能力或者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揭示审计对象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哪些经营风险，是否有能力维持公众存款的安全性。三是资金使用效益，是否具备盈利能力，财政性资金和国有资产的盈利水平如何。此外，为了提高审计层次，要引入WTO的透明性原则，建立国家审计机关审计报告公开披露制度，将审计结果和查处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有利于树立审计权威，最大限度地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2.转变审计重点，真正把握金融审计的宏观本质，把对国家基础货币和信贷资产质量的审计作为重点。从中央银行而言，基础货币的投放和回笼，实际上是国家财政资金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基础货币规模受制于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我国基础货币的运用主要通过再贷款（包括再贴现）进行，从商业银行而言，借入再贷款和吸收公众存款共同构成其主要资金来源，再通过贷款投放变成信贷资金运动，也就是通常所称的信贷资产，成为社会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因此从财政收支基础货币投放信贷投放、资产质量财政收入，这样一个循环过程直接反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水平，经济与金融相互适应水平，金融与产业相融合的程度。它既是微观的，又是宏观的，作为金融审计，必须揭示和评价这一资金运动过程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这样才可以真正做到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依据，这就是金融审计工作的宏观本质。要把握这个宏观本质，当前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问题，一是不良贷款问题，包括老的不良贷款的消化状况和新的不良贷款的生成机制。二是洗钱问题，针对WTO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要特别关注洗钱活动对我国金融体系安全和国家外汇储备以及国有资产完整性的影响。反洗钱，是国家审计机关从事金融审计工作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我国金融意义上的洗钱主要形式有3种：利用非法渠道，如地下钱庄、借用他人或假身份证开立账户洗钱；利用跨境交易中监管空白，如与境外公司签订假进口合同，以信用证付汇进行洗钱；利用现有金融市场借贷方式洗钱，如首先通过向他人借大额钱款，然后用赃款归还债务；再如先将赃款投资于股票市场、娱乐业或房地产项目，从而使赃款披上合法外衣。三是金融工具创新问题，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肯定会掀起金融工具创新的热潮，但是金融创新实际上是政府管制失灵的一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监管放松的标志，因为创新部分抵消了管制。金融创新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一些负面效应，甚至会诱发金融危机。创新又会引起新的管制，监管与反监管的矛盾过程，客观上要求加强审计监督，一方面要鼓励创新，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管者滥用监管权力，造成监管的有效性降低，对监管者进行再监管是十分必要的。

3.增强审计的宏观针对性，改进审计项目的组织方法。一是要提高审计方案的针对性，目前我们金融审计的方案几年一贯制，编制思想僵化，审计目标和目的与国家经济、金融政策联系不紧密，太空泛。如人民银行审计年年搞，审计目的都是促进人民银行更好地执行国家的货币政策，但是没有明确审计对象在审计期间执行的是什么货币政策，执行这种货币政策，对人民银行会带来什么变化，有什么要求。审计人员应该去发现哪些问题等。二是要增强审计项目的针对性，如前所述，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金融审计项目不宜长期以金融机构为单元，搞系统性审计，而应该要抓住经济金融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一些专题审计或延伸审计调查。围绕一个专题，进行跨系统、跨地区的审计。如对不良资产进行专项审计，可对四大国有银行和其他股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全面审计，在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金融机构之间进行相互比较，这样便于分析原因，寻找对策，提出建议。此外，实行专题审计，还可以填补对外资银行的审计真空。三是要强化审计手段的针对性，要适应金融业务全球化的趋势，金融审计手段也要与国际接轨，在总结我国传统金融审计手段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国外风险基础审计理论和方法，注重应用分析性复核等先进的审计方法，同时，还要强化已有审计手段的法律地位，特别是延伸审计调查手段，这种手段对金融审计而言显得尤为重要，是今后运用的一种主要手段，但是目前还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撑，使我们在运用这个审计手段时，常常遭遇尴尬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