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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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3.14

翻译过程是作为主体的译者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以特定文本意义再生为根本任务，以特定译文生成为最终目标而进行的语际间符号转换实践活动。它以原文本的存在为根本前提，以译者一系列的人为决定作为组成要素，因此，翻译总是一种有理据的行为。翻译研究实现文化转向后，尽管译者在翻译理据的选择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但如何选择恰当的理据，如何确保所选理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仍然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1]。为此，本文尝试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谈谈文化外译过中翻译理据的选择原则问题。

一、何谓翻译理据

理据（motivation）一词最初源于心理学，是心理学学科的重要概念，意为某一现象或行为的理由和依据，也作动因解。从翻译角度看，所谓理据就是指在译文生成过程中隐匿在译者翻译行为背后、促使译者对构成原文的各要素进行某种解读或意义阐释，作出某种翻译策略或方法的选择，并最终形成某种物化结果（即译文）的理由和根据。它具体表征为影响或制约译者翻译行为的一切相关因素，如源文本因素、源文化因素、目标语文化因素、目标读者因素、翻译政策因素、意识形态因素、时代因素、赞助人和出版者因素以及译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因素、价值取向因素、审美偏好因素、所处环境因素等。由于特定的翻译理据既决定了译者对原文意义的阐释方式，又决定了其翻译策略或方法的最终选择，因此它对译文的最终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试看以下《春晓》的两则译文：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译文 1： I slept in spring not conscious of the dawn，

But heard the gay birds chattering all around，

I remember， there was a storm at night，

Pray， how many blossoms have fallen down？

（by Robert Payne， 1947）

译文 2： Late！ This spring morning as I awake I know.

All round me the birds are crying， crying.

The storm last night， I sensed it fury.

How many， I wonder， are fallen， poor dear flowers！

篇（2）

［5］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EB/OL］，2010-8-26.

［6］陈敏.谈外宣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27，（8）：168-171.

［7］祁世明.试析外宣翻译的特点及策略［J］.滁州学院学报，2009，11，（6）：41-3.

［8］赵浩生.政治游说、国际公关与中国形象一赵浩生教授清华大学演讲录.国际新闻界，2001，4：5-8.

篇（3）

文化缺省是指作者在与其意向读者交流时双方共有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研究文化缺省问题符合中国对外文化宣传的总体要求，如何做到既保持译文符合目的语宣传特点和目的语受众的心理需求，又使保定企业对外宣传中保持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提高译者对保定企业外宣文化输出的意识，以文化输出为着眼点，吸引外国对保定企业的关注，为保定企业招商引资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一、企业外宣研究现状

刘法公（2004）在《商贸汉英翻译评论》中，以企业宣传资料为例进行了评论。评论指出了译文在文体、用词和语法等其它方面存在的问题之严重，并提出了改进意见和作者的改译。许建忠（2002）在《工商企业翻译实务》一书中，指出了好的翻译会给企业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并将企业对外宣传资料的翻译分为录像资料的翻译和单位简介翻译。贾文波在《应用翻译功能论》一书中，以时政翻译、企事业广告翻译和科技翻译等为例，作者认为，不同的文本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不同的功能要求采取不同的翻译技巧。

综合而论，研究者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对外宣翻译和企业外宣资料汉英翻译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的成果各有侧重且各具特色，既有从宏观层面着手的研究，又有个案研究，对企业外宣汉英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对企业外宣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总体上看，这一领域仍存在广阔的研究空间，并且以地方文化特色输出为主的研究甚少。

二、文化缺省

针对保定地区企业外宣资料翻译的现状，基于企业对外宣传资料英译的重要性和英汉企业单位宣传资料在语篇构建上各自的特点，从文化缺省角度审视保定企业对外宣传资料英译，运用描写分析的研究方法系统阐述文化输出视野下保定企业单位宣传资料中的表达，提出文化缺省补偿策略，改进保定企业外宣翻译质量，提升保定企业文化形象，有效发挥保定企业对外宣传的作用。

中英文企业外宣文本的特点各异。中文企业单位的宣传资料注重信息功能，主要通过提供更可能多的详细信息，如获得过什么奖励的特点，篇幅也较长。而英文企业单位的宣传资料既注重信息功能又注重劝诱功能，文体平实，用词简洁具体，旨在通过信息去劝诱读者做出积极地反应。

例：2004年以来，长城汽车先后入选“民营上市公司十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机械500强”、“中国制造500强”、“中国工业企业500强”、“中国汽车工业销售收入三十强”、“中国企业效益200佳”等；并被评为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的“推荐出口品牌”，也是商务部、发改委授予的“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

Since 2004，GWM has been listed among“Top 10 Listed Private Companies”and among“China's 500 Most Valuable Brands”； been honored as a“recommended export brand” by the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Import and Export of Machinery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a“national vehicle export base enterprise”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长城汽车的各种奖励和荣誉在中文宣传中都一一列举了出来，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将这些荣誉都进行了翻译，但是译者没有考虑到文化缺省问题，导致译文并不符合目的语的宣传特点，造成译文篇幅冗长，给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影响了企业外宣资料对外宣传的积极促进作用，因此，不妨改为：

Translation：

Since 2004，GWM has been entitled to many honorable titles granted by both loc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Recently，the development of GWM has been also widely recognized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op 10 Listed Private Companies”，“China's 500 Most Valuable Brands” and “Forbes Asia Fabulous Listed Company in 2014”.

保定企业外宣资料翻译中，文化缺省既体现在对保定地区特色文化的处理不当，又体现在部分翻译没有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没有采取适当的策略来补偿目的语读者对保定特色文化的文化缺省，这些问题影响了保定企业外宣资料翻译的质量和外宣资料翻译在企业对外宣传中的积极影响。

三、结语

文化缺省问题可以通过一系列文化缺省补偿策略得到解决，包括增补、删减、释义、改写、套用、重构等处理方法。保定企业外宣资料中有很多富有保定文化特色的宣传用语，如何把握这些文化因素的传递，从多大程度上做到合理翻译这些文化因素，既要传达给目的语读者一些保定文化特色，让目的语读者对保定地区特色有一定的了解并产生一定的兴趣，又要符合英文企业宣传资料的行文特点，让目的语读者顺利接受保定企业外宣资料翻译。

参考文献：

[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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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9-0052-02

近几年，中国奥运会和世博会等一系列大事件后，中国文化让世界都着迷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和中国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都对中国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世界想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策、文化和生活，所以政论文就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政论文的翻译对译者的文化功底和翻译技能要求都非常高，而生态视角与语言翻译的结合所建立的新翻译策略就能够很好地帮助译者做好翻译工作。

一 中国特色政论文的语言特点

1.政论文概述

政论文，是政治性论文的简称，它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政论文论述的中心一般都是政治性问题。从政论文的性质来讲，中国政论文是带有中国时代特色的、具有政治倾向性的议论文；从政论文的内容来说，它论及中国的国家机制和方针政策；从表现形式上看，政论文的出版和发行都是由政府机关负责的，如《人民日报》。

2.政论文的特点

政论文的主要功能是宣传、号召、表达、劝说。政论文的功能也决定了政论文的特点。与其他文体相比，政论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劝说力。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政论文在政治体系中表达出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由此可见，政论文在国家维持秩序稳定、解决社会矛盾时起到了重大的引导作用。这些都要归功于政论文的强大劝说力。

二 生态翻译学

将生态视角和翻译学相结合催生出了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学有九个研究理论视角：（1）生态范式；（2）生态理性；（3）关联序链；（4）翻译生态环境；（5）译者中心；（6）译有所为；（7）适应与选择；（8）“三维”转换；（9）事后追惩。

1.生态范式

生态翻译学曾多次对译论范式进行定位，笔者最同意的一个定位是，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是从生态理性和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研究的，其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的性质被定位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

2.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翻译所涉文本、文化语境、“翻译群落”以及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集合。翻译生态环境在其范围上分为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分为物理环境和精神环境。对译者来说，除自身之外的一切环境的集合就是翻译的生态环境。

三 生态视角下的翻译策略

政论文中的术语所含范围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覆盖面很广。由于政论文的特点，对译文的客观性要求很高，在翻译时译者就不能翻译得太主观，要求有很高的忠诚度。有些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在英文语境中是找不到相应意思词汇的，这就要求译者能在保持忠诚度的基础上进行发挥。既要内容丰富，又要求表达准确，这一点对译者来说是一大挑战。

翻译生态理论强调不同语种翻译之间的平等和文化交流的平衡，力图“将其他种语言的‘不洁’拒之门外，保持本族语的纯净”，注重“语言的生态学，即清洁性、伦理性和绿色性”。其具体翻译策略介绍如下：

1.直译

第一，逐字翻译。一些缩略语，它们所表达的意思都是字面上的，这样的句子适合使用逐字翻译法，可在保留其原来的形式的情况下进行直译。

如，“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生命和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所以可以这样翻译：“Life and safety first.”这样，既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也做到了译文以最简练形式表达出来。

第二，保留形式，原文释义。有些政治术语是具有节奏性的，形式整齐，内容丰富。如，“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就可以使用此译法：“We must see to it that there are laws to go by，the laws are observed and strictly enforced，and law-breakers are prosecuted.”

2.直译+意译

政论文中有许多地方都有其深层含义，不能使用逐字翻译的方法，这样会使意思表达不明确，外国人在理解时会出现问题，运用生态翻译理论也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保留形式+结构内释义。结构内释义是只对结构进行细微改动，有技巧地将浓缩的意思表达出来。如：“两纵十横、六河连通”，可以翻译成：“Two Vertically Running Rivers，Ten Horizontally Lying Water Systems，Six Rivers Connected”。

第二，保留形式+结构外释义。结构外释义是指有些原文是有中国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特色的，在翻译这部分时可根据翻译生态理论的要求将原文中没有提到的背景和特色按照英语的习惯翻译出来，在翻译时保留中国特色。

3.意译

在政论文中，一些专业术语是带有数字的，而在翻译时含义的重要性显然大于数字，其数字在翻译中是可以不显示的，这样就可以意译。

第一，使用原意代替数字。比如“三农”一词，在翻译时就可以使用这种策略：“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这也是官方的翻译方法。在翻译时也会发现，有些句子是非常适合这种翻译方法的。

第二，补译。专有名词是可以用补译法的。比如“中南

海出海大通道”等。

四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在翻译过程中要注重对几点原则的把握：精确、最简化、重视、完整、自然。

综上所述，在翻译时，要看看能否直译，在保留原文含义的基础上，保留其表达形式。直译的要求就是，在表达精准的同时做到最简化。在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要以直译优先。如果直译不能做到对原文翻译所要求的水平，就可以考虑直译+意译的方法。当然，在实际翻译工作中常会出现一些问题。

1.翻译时的语言属于机械转换类型

语言翻译是把两种文化和思维模式在语言中联系起来的桥梁，是一种再创造的劳动，而不是机械转换，机械转换这种翻译方式也是生态翻译法着重要纠正的一种翻译方法。因此，在翻译之前做好准备，搜集好资料，是准确翻译和传达原文含义的重要环节，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翻译前的准备工作可以帮助译者了解和理解原文背景和含义。理解是翻译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能准确理解原文，又怎么能忠实地将它翻译成目标语呢？在日常生活中，译者要注意积累词汇和翻译技能，运用时代的产物（网络）和其他途径查找出可以表达原文意思的特色方式。

2.逻辑分析能力在翻译能力中是占有很大比重的

大多时候，政论文的独特特点都需要译者对原文的结构、逻辑、含义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究，最后才能决定使用什么方法和策略去进行翻译。在翻译学习的过程中，要多阅读些翻译家的作品，找出最适合的翻译方法。

五 总结

译者在对政论文进行翻译之前，要对政论文的特点、意义和风格有所掌握，深入体会生态视角翻译理论的精髓，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在经验中不断揣摩、研究，最终达到在翻译过程中能够选择最佳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周伟龙.当代中国特色政论文的语言特点及翻译策略[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S2）

[2]刘丽曼.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的政论文本翻译策略[D].兰州大学，2013

[3]周彦军.谈政论文的英译――以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河西学院学报，2009（4）

[4]罗小波.政论文英译：顺应论的理论与实践[D].湖南工业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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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6（b）-048-02

在翻译界，有许多种翻译理论、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豪斯的显性翻译和隐形翻译，纽马克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莱斯、费米尔、霍茨和诺德的功能理论翻译，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等翻译策略和理论在翻译史上百花齐放，对语言翻译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归化和异化之争还是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之争，为翻译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总结。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逐步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了打造属于自己的中华体系，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在历史上，有“丝之路”，很少提及“茶之路”，但是“丝之路”，和“茶之路”是并行发展的。由于茶叶的地域特色，以及北方民族的生活习惯，茶叶慢慢被当地化，那么在“一带一路”这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下，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特色也将被全面推广。为了更好地传播我国的传统文化，茶文化的英文翻译显得尤为重要，在翻译中，既要保持我国的文化特色和魅力，又要准确体现中国茶文化的茶名和茶叶品性。在茶叶文化翻译中，我们需要注意翻译方法的多样性和灵动性。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宣扬中国茶文化的文化内容和达到交际目的，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指导价值。

1交际翻译理论和文本类型

著名的英国翻译理论家，皮特·纽马克（PeterNewmark）提出两种翻译模式，即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通常是在目的语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形式上的翻译，更注重翻译文本准确地传递原文信息，比如科技文、说明文等。语义翻译力图在译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准确再现原文的语境意义。交际翻译具有相对意义。哈蒂姆和梅森（Hatim&Mason）指出，翻译是“发生在某个社会情境中的交际过程”。而纽马克指出：交际翻译努力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相同。茶文化的交际翻译目的在于通过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历史[1]。翻译是对文本的翻译，因此纽马克将所有的文本分为三大类：分别是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text）、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text）和呼唤型文本（vocativetext），在将所有的文本类型分类的前提下，不同的文本需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作品和权威性言论等为表达型文本，阅读时不需要考虑读者的反应；教材和学术论文等为信息型文本，强调文本的真实性和规范性；而通俗读物等为呼唤型文本，起到号召和宣传作用。茶文化的交际翻译集归化翻译和意译翻译的优势。

中国茶文化的相关阅读资料，有《舌尖上的中国茶》、《大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茶文化》、《茶经》等，以《大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茶文化》为例，该书从文化角度对中国的茶文化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描述，让读者了解茶文化的认识和加强鉴赏能力。在外国友人阅读时，简单明了地理解我国茶文化和解读源语言文化与信息，在翻译过程中，词语和句子要尽可能翻译出源语言的文化特色。翻译文本时不仅要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还应将中国特色的艺术魅力和东方文化内涵传递出去，对不同的文化特色的词语和句子根据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茶文化文本中多散句和短语，翻译中要体现汉语散文形散意不散的特点，采用音译、直译、意译等不同方法，对文本的句子进行拆分、整合。因此笔者认为，根据中国茶文化的文本类型，交际翻译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2中国茶文化翻译技巧

将中国的茶文化通过文本翻译的方式，不仅让外国读者不仅了解中国的茶文化，更了解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文化等诸多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文化的翻译是跨文化文本翻译，涉及两种文化，包括语言，是将源语言文本与目标文本嵌入到一定的情景中，因此屬于交际行为或者交际活动的一部分。翻译的茶文化文本可以被视为交际情景中交际符号的综合，但是文本翻译的情景和翻译文本接受时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利用翻译文本所要实现的意图决定文本翻译时所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主要有以下几种翻译手段。

2.1直译

纽马克认为特定的时间内与特定的文化所发生的事，适合采用语义翻译，保留地方特色。这里所说的语义翻译比较接近直译。茶文化翻译内容只要是包含民族特色和茶叶产地，茶叶形色时，可采用直译法。比如西湖龙井，所产地为西湖，茶色嫩绿，茶味甘醇，形状扁平挺直。这里的西湖龙井译为“WestLakelongjingtea”，句子可翻译为“Longjinggreencolor，aroma，mellowrefreshing，shapedlikeBuxus”。由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边茶”，这里的边茶翻译为“bordertea”。在翻译茶器名称时，也可采用直译法，比如紫砂茶壶，可译为“purplesandteapot”，翻译时点出了色泽、材质、器物等要点。

2.2意译

对于中国茶文化中的神话人物和古代诗人的诗句可采用音译的方式。音译是看重原文，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在中国茶文化中，有“斗茶”这一说法，如果采用直译的方式，很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将“斗”误解为打斗、斗争的意思。但是历史上，我们可知“斗茶”是一项文雅的活动。那在翻译的时候，如何让外国友人不产生误会，而且又能将这一有中国特色的茶文化传递出去呢？因此，根据“斗茶”的历史记载，我们可知，这是一项竞赛，因此，我们可将“斗茶”翻译成“teacompetition”。关于茶文化的诗句，比如白居易有“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碗茶”的《两碗茶》，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就需要翻译者针对诗句的意思，进行英文翻译，向外国友人传达更加准确的原文意思，表达独特的美感。

2.3音译加注释

音译是对中国茶文化中茶叶名称、产地、区域适合的翻译方式，有些茶叶名称和茶叶品质体现了悠久的中国历史，体现中国茶文化的内涵和文化魅力，可以增加注释，例如武夷山的大红袍，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因此在翻译时，可译为DahongpaoTea（WuyiMountainRockTea）。

3“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茶文化翻译探索

3.1外宣翻译理论策略

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外宣对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外宣翻译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贸易国家的文化传播。因此要求外宣翻译者潜心研究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和思维模式，善于发现和分析中外文化的差异和特点，在抓住茶文化文本主旨、领会其精神的前提下，翻译时对茶文化文本中的茶叶科学知识、茶叶文化进行直译、音译、整合、意译等方式加词、删减等[2]。在外宣翻译中，交际翻译又是最主要的翻译策略，其遵循读者第一的原则，把读者的反应和读者的文化背景作为核心，力争翻译的文本通俗易懂，同时通过语义翻译，最大程度地传递中国茶文化的语义信息和美学信息。

3.2“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互相补充策略

茶文化的文本翻译中，“异化翻译”是“归化翻译”的基础，“归化翻译”是“异化翻译”的补充。“异化翻译”讲究的是“在两种异质文化存在的前提下，将不完全遵循目的语语言与语篇规范；关注国家间，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坚持茶叶文化的真实性，茶叶的品性或采用目的语中的特色词语来解读茶文化中的艺术美感，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针对我国茶文化从属于儒家文化，茶文化文本的翻译应当坚持异化翻译。而茶文化中包含了相当多的农业科技，这些科技论文采用归化翻译更加适合。

3.3交际功能翻译策略

跨文化文本翻译涉及两种文化，包括语言，将源语言文本与目标文本嵌入到一定的情景中，因此属于交际行为或者交际活动的一部分。茶文化翻译的文本可以被视为交际情景中交际符号的综合，但是文本翻译时的情景和翻译文本接受时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茶文化译本需要反映原茶文化的有关特征，读者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长大，所以其对世界的了解、生活方式、对事物的观点以及阅读目标语文本时的体验均有所不同。交际功能是中国茶文化文本翻译的决定性标准，翻译的文本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都从属于这一标准。

4结语

随着我国茶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中国茶文化的英文翻译已经成为促进茶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中国的茶文化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的产物。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下，茶文化也将走向更国际化境界。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为茶文化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只有实现茶文化的信息传递，才能进一步弘扬我国悠久的中华文化，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茶文化。

参考文献 

[1] Newmark P.Communicative and Semantic Translation.西方翻譯理论精选[M].申雨平，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2] 张健.外宣翻译导论[M].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 

[3] 林治.以茶文化优化“一带一路”人文生态环境[J].西部大开发，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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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旅宣翻译；英文译文；文化特质

一、引言

2013年对于西安市未央区来说，既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又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中心区的关键时期。是汉长安城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关键时期，要提升未央区旅游形象，就必须重视未央区旅游景点旅游宣传材料的翻译问题。西安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未央区也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区域，今后往来于西安的外国人会越来越多，并且会经常举行国际性会议。西安景点标牌上的英文翻译如果不准确一定会闹笑话。在跨文化交流中，博物馆的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是传递某种文化传统的主要渠道之一，而在任何一个博物馆展览中，文物的选择定位和解释对有效的文化传递都有重要的意义。精当得体的考古词汇翻译对中国文化文明传播能够做出重要贡献，准确、规范的跨文化翻译对塑造国际化都市形象意义不可小觑。“旅宣翻译”在本文指旅游宣传材料的翻译，旅宣材料基本包括景区公示语、景点宣传材料以及相关旅游职能部门的对外宣传材料。“旅宣翻译”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广泛，是旅游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旅游业的全球化、国际化进一步深化，针对旅宣翻译的探讨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及翻译层面，而有必要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考虑。因此本文重点考察旅宣翻译中的文化特质及应对策略。

二、我国旅游景点公示语翻译研究现状

首先，从总体上看，我国旅游景点公示语翻译研究的论文成果主要集中在2009-2012年这四年。关于旅游景点公示语的初期研究始于2004年，2004年-2008年间，仅检索到8篇相关论文。笔者认为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西安世园会的召开，我国学者对公示语翻译中出现的错误问题越来越关注，尤其是2009年以来，关于旅游景点公示语翻译研究的文献激增，占总数的75.6%。其次，在近4年发表的旅游景点公示语翻译研究论文中，《中国翻译》等翻译类核心期刊只占了3.3%，且大多数研究者对于旅游景点公示语翻译的研究聚焦在译例分析方面，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献较为有限。最后，在对文献进行归纳总结时，笔者还注意到旅游景点公示语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载体，也是市场营销领域进行品牌建设和渠道推广的重要内容，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例如《商业时代》等期刊刊登了多篇有关旅游景点翻译研究的文献。所涉及主题可分为以下四类：即旅游景点公示语翻译错误分析及规范化研究、旅游景点公示语特点与翻译方法研究、旅游景点公示语翻译原则研究、旅游景点公示语翻译理论研究。

总体看来，国内学者在语言翻译和历史地理文化结合方面的研究较少，这表明旅宣材料翻译中凸显文化特质的策略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也给后来的学者留下了极大的研究空间。

三、未央区旅游宣传材料翻译的现状

旅宣材料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广泛，旅宣翻译中如果采取不加推敲的直译或者意译，不考虑文化特质等因素，那么不恰当的译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很大，而据观察和调研，这样的译文依旧存在。本研究选取西安市未央区的旅游资源为例，仅以未央区两大主要旅游景点——汉阳陵及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所考察的情况分析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问题，进行简要的归纳和述评。

1、译名的规范问题

就文化特质而言，旅宣翻译中存在的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译名的规范及一致性问题。这是实地调研及资料收集中所发现的最为直观的问题。

（1）在某些景区景点公示牌的翻译中竟然会有明显的语法甚至是拼写错误，这一点让人颇为意外。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里，圆形下水道井盖上的英文是daminggong palace National heritage pork，就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猪肉”的意思，井盖制作方把英文“公园”park译成了“猪肉”pork。类似的错误和不恰当的翻译在西安市城市公示语中常有发生，给城市旅游形象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官方网站有关“大明宫往事”的介绍中有一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2010年10月盛大开园”的英文翻译为“Daming Palace National Heritage Park will begin to welcome guests on October 20，2010.”，很明显，从语法上看，时态不准确，可以修改为一般现在时态表示历史事实或者现在完成时态表示过去已经发生的动作对现在的影响和状态。即：“begins to welcome” 或 “has begun to welcome ”汉阳陵博物馆官网对苑区旅游路线图的英文翻译中“地下博物馆（外藏坑展示厅）”的译文为“UNDERG ROUND MUSEUM”很明显，出现了拼写错误，应改写为“UNDERGROUND MUSEUM”才对；汉阳陵博物馆解说词中有这样一句描写：“帝陵坐西向东，被81条呈放射状的陪葬坑簇拥着，其四周则分布着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及礼制建筑遗址等”，英文译文为：“The emperor`s tomb is surrounded by 81 burial pits radiating from the centeral mound.”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307页[2]，这里的centeral应为central，属拼写错误，centre可以写为center，但central不可写为centeral。

（2）译名的矛盾和不一致问题。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一些旅游景点翻译中出现的矛盾与不一致问题，例如“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官网给出的英译为“Daming Palace National Heritage Park”，“汉阳陵博物馆”的官网英译为“Han Yang Ling Mausoleum”，参考其它著名景点的翻译发现，“秦始皇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英文译名“The Mausoleum of the First Qin Emperor”早已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认可及使用，所以，大明宫和汉阳陵是否应该使用汉语拼音译为“Daminggong National Heritage Park ”和“Hanyang Mausoleum”，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2、欠额翻译

欠额翻译是旅宣翻译中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即没有完整呈现原语和语言文化内涵的翻译，最简洁准确的翻译是能够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找出传达同样意思的语句，但是由于文化差异和民族特色，要把蕴含深厚底蕴的中华文化用英语表达出来绝非易事。例如，汉阳陵的简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141年）是西汉第四位皇帝，在位17年。执政期间，他崇奉‘黄老之术’，轻摇薄赋，减笞去刑，和亲匈奴，与民休息，据史书记载，当时社会‘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与其父汉文帝刘恒共同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治国安邦的黄金时代，被后世赞誉为‘文景之治’为其子汉武帝刘彻开疆拓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汉语短小精悍的一段文字却反映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向游客介绍了西汉时期盛世太平的渊源，以及“文景之治”的名由。英文译文简洁介绍了文帝、景帝在位时的盛世局面，但是丰富的文化内涵却稍显流失，例如“黄老之术”对于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外国友人显得陌生，在“follow the natural principles”的基础上还可以补充出“无为而治”的内涵意义，即“govern by doing nothing that goes against nature”，“减笞去刑”可以补充翻译为“bamboo rod used for beatings”向游客解释出“笞”为中国古代用竹板或荆条拷打犯人脊背或臀腿的一种刑罚。“文景之治”可以译为“Glorious Time of Peace and Prosperity—Administration of Wenjing”或者“Wenjing’s Flourishing Age”。由于文化差异，原语文化中的特质很难用英语生动地展现出来，这就是典型的欠额翻译。

四、结语

在未央区打造“五型城区”的目标下，在西安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环境下，旅宣材料翻译必须做到规范准确，汉英翻译过程中既要注意培养翻译的技能意识，又要提高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从实地调查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和汉阳陵博物馆英文翻译的译者掌握丰富的翻译技能，充分意识到汉英两种语言在词性、句式和表达习惯上的差别，但笔者建议，从事旅宣材料翻译的工作者应同时注意语言的细节方面，认真审核译文，纠正各种错误，继续提高汉语和英语的驾驭能力，更好地展现中国文化的内涵，传播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 Newmark P.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 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篇（7）

①道德（名词）：morals，morality and ethics；values and attitudes。

②道德（形容词）：moral，ethical。

③不道德：unethical，vices。

从上述列举可以看出，“道德”一词以及它的同义词在翻译处理中存在着复杂的情况。首先，“道德”一词和英语中的“对等词”存在着一对多的关系，有些翻译采用了解释性的方法，例如把“道德”翻译成“values and attitudes”（见表1）。

再者，“道德”在汉语中的词性处于未明确的状态，这是汉语的语言特点所决定的，在英译时必须考虑具体语境中的词性问题（见表2）。

在汉语的机器标注中，“道德”被标注为名词，然而由于其作定语的功能，翻译成英语选择了“moral”这个形容词来对译。最后，“道德”一词的否定“不道德”在英译时并非完全遵循拆字理解的方法，而且原文的形容词通过此类转换翻译成了英语的名词“vices”（见表3）：

厦门大学卢伟教授开发的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http：///ec-corpus/ logon.asp）为我们提供了“道德”一词对应英语词汇的更多例证。输入“道德”一词获得的例句有126个，我们对其中涉及的非常规的英语对应词汇或语境关系列表如下。

上述这些例证足以表明，双语平行语料库可以为翻译阐释提供丰富的语料例证，使得前人的翻译成果能够得到很好的借鉴，这样也促成了译者与译者的视域融合，后来的译者借助对前人经验的“体系化”总结，使得视域融合从单纯的横向向横向与纵向结合的立体融合发展。

阐释学对“误读”的兴趣同样可以通过语料库丰富的例证得到较好的满足。例如在上述表4中，“I think keeping animals locked up in cages is criminal.”翻译成中文是“我认为把动物锁上关在笼子中是不道德的。”就可能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原文作者想说的说不定就是“把动物关在笼子里是犯罪”呢。通过这样的对照，一些有意无意的“误读”就很容易被发现，其中蕴涵的阐释学和文化意义也能得以很好地揭示。

计算机语料库的建立，使任何人都有可能利用平行语料库或广义的网络语料解决先前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广义的语料库不仅包括为了专门研究语言收集的语料，还包括所有使用语言，并能够从中检索挖掘出信息的语料，所以像中国知网翻译助手和各种电子辞典这样的工具也是很好的语料，它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翻译例证。仍然以与“道德”相关的词汇为例，它不仅列举了“morality”一词对应的翻译“伦理”和“道德”的例证，还列举了诸多非对应的翻译例证（见图1）。

语料库的发展，部分实现了对包含前人翻译经验语料的体系化和结构化。通过双语平行语料工具、语料编辑工具和语料检索工具，实现了对前人经验的结构化，但结构化如果能够结合译者判断的体系化，前人知识就会转化为当前翻译的知识，从而为古今、中外的视域融合铺平道路。经验的体系化不能够仰赖机器独立完成，实际上机器完成的正是非价值判断的那一部分，而价值判断则留给阐释者来解决，但机器的作用是为后者的判断提供充分的依据，而这一切仿佛是给阐释学插上了翅膀。

阐释学所强调的不确定性在语料库实践中已经得到证明，由于诸多的不确定性的存在，翻译表现为一种阐释行为。如果考虑到意识形态、文化、语言禁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便能够发现，翻译不仅是选择，而且是阐释性选择。中国特有的外宣翻译就远远超出了一般翻译的范畴，除了信息的选择要十分注意以外，还需要注意增添解释性文字。而外宣翻译中的解释，正是阐释学进入实践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在全世界建立的孔子学院，实际上也是通过阐释孔子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但必须注意其中的阐释学原则，今天传播的儒家文化决不应该是包含封建糟粕的儒家文化，而应是融入了当代社会伦理要求、且能够为所在国人民接受的儒家和中国文化。这其中涉及的经典阐释与翻译问题不可谓不多。

阐释翻译甚至波及到自然科学的翻译。科技工作者的论文写作不应该是简单的翻译，而应该是译写结合的实践工作，其中也包括顺应国际期刊的规范。笔者曾为不少工科教师校改过论文，很多老师不能理解外国的编辑为什么特别强调要我们修改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语法错误。实际上，这里也涉及一个视域融合的问题：中国科技工作者所撰写的论文、所体现的语言认知如果有悖于英语的表达，就不能很好地顺应目的语的规范要求；而各国科学家如果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英语，那么英语最终只能成为“Englishes”，从而失去作为国际学术语言的资格。要解决这一问题，语料库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量的学术期刊数据库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绝佳资源，蕴含了大量“体系化”经验的外文文献为科技论文的译写提供了参考。

当然，利用“体系化”经验来辅助阐释实践有其工具的局限性，那就是有些语料库使用的语料往往不是经过仔细选择的专家译者的翻译，比如中国知网翻译助手和诸多网络电子词典，其中所包含的翻译错误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这种“体系化”的经验材料也是非常可怕的。笔者有一次让学生翻译“高等院校”一词，学生给出的答案是“institutions of higher”，问其来源，说是手机中的电子词典！可见，计算机语料库并不能完全代替纸媒词典等传统工具书（包括其电子化版本），因为语料库往往仅仅是语料的收集和整理，并不对语料的正误做出判断，这就需要译者参与自主选择，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语言和翻译实践应用的阐释性。

五、结语

长期执着于形而上的理性思考，脱离语言解释实践的阐释翻译学研究必然是死路一条。在阐释翻译学研究中引入实践维度概念，结合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探寻解决阐释翻译学的实践路径，给阐释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阐释翻译学因此能够通过语料库积累的“体系化”的前人经验，依靠译者的主体选择，使阐释翻译学摆脱单纯的理论研究困境，从而建立起可实际操作的开放理论体系。

（本研究受江苏省教育厅项目[No.2012SJD740011]：“基于语料库的双语词典例证选择与翻译研究”支持。）

致谢：感谢南京大学魏向清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对本文的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1]蔡新乐.翻译还是它本身吗？ ――“通化翻译”辨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0）.

[2]伽达默尔，杜特.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话录[M].金惠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伽达默尔.诠释学 I II：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耿强.对阐释学翻译研究的学科反思[J].外语研究，2006，（3）.

[5]何卫国.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6]梁茂成.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与语料库语言学[J].中国外语， 2010，（7）.

[7]张德让.翻译与诠释学的会通――评李河的《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篇（8）

英译《菜根谭》对比与再译探究

马建忠“善译”思想之再思

翻译热词“你懂的”:是youknow抑或其他

《红楼梦》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古典文学在西班牙的翻译情况初探

和合翻译学视野中的翻译价值观

科技英语中的消极修辞与翻译

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忠实性

基于英语专业笔译课前调查问卷的分析与思考

国外翻译服务标准研究初探

基于ESP的口译教学模式探究

谈科技文献翻译的科学性——小议科技文献翻译中的原则与标准

信息技术视角下的英语翻译协同式教学

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翻译教学与师资发展的思考

莫马迪《三部剧》中语言特色之翻译探析

期待视野下的乔布斯情书翻译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译本考察

文化语境维度下张爱玲的翻译观探析

外来语的音译与国际品牌的翻译——以日本品牌为例

《坡传》两个中译本对照应衔接的处理

《丰乳肥臀》葛浩文英译本的创造性叛逆

百花齐放总是春——赵彦春教授访谈录

文化调适理论视域下《猫》的汉译探析

英语世界《水浒传》主题研究中的多种声音

译者行为批评下的苏籍女性翻译家研究

企业外宣翻译的目的论、语用论和系统功能论的辩证统一

心存敬畏,译无止境——俄罗斯文学资深翻译家高莽访谈录

古代典籍如何译?——比较三个《尚书》译本引发的思考

论理想译者的多重身份——以庞德的翻译实践为例

《阿Q正传》中语用前提英译评析——以杨译本和蓝译本为例

乡土文学、乡土语言及其翻译研究

西班牙语翻译练习中的语言迁移现象研究

韩国外国语大学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成功案例及启示

试议翻译研究论文写作方法和规范——以《论语》英译研究为例

从“车”看英汉认知的范畴化差异及翻译策略

《西游记》中析字方法的英译——以“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和“孙悟空”为例

国内高校网页英译研究

三秦大地与其译者群体——胡宗峰教授访谈录

客居地译介——美国本德尔教授中国行

学术术语的译用与汉语用语的规范——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identity”为例

试论升级新闻翻译标准——CNN辱华案例重析

中国佛教翻译中儒家文化的同化作用

框架语义学在王佐良《雷雨》英译中的指导性语用研究

基于Skype网络技术的跨文化交际教学模式研究

英语专业本科阶段“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抽样调研报告

篇（9）

作为陕西地方特色文化之一，陕西茯茶文化对外推介英译研究具有浓厚的文化属地性。弘扬丝绸之路的地方特色文化，开展陕西茯茶文化资源以及茯茶特色旅游文本对外推介的翻译研究，有利于扩大陕西地方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带动陕西地方特色文化走向世界，对陕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该研究拟转变传统的文化理论研究模式，通过实地调研和网络查询，搜集陕西茯茶文化对外推介的文本资料，尝试为陕西茯茶企业建设提供宣传平台，对外推介陕西茯茶文化品牌，提升陕西茯茶文化品牌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陕西茯茶文化的影响力。

2  研究现状

2.1 国内相关研究

陕西茯茶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茯茶名字起源研究;茯茶发展历史;茯茶工艺和成分研究;陕西茯茶的历史意义与地位。

茯茶名字起源研究主要集中在官茶音变之说和附会茯苓之说。持官茶音变之说的研究者们引经溯源，认为茯茶是“附茶”“副茶”“福茶”的音变，取义“官茶之附属”，或者因其保健功能而取义“福乐安康之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由于茯茶含有类似茯苓的成分而得名（韩健畅，2015）。

研究茯茶发展历史的学者从自然条件、物质基础等方面分析了陕西茯茶文化的形成过程，即在千余年前的茶马互市贸易中，由于咸阳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经济枢纽作用等原因，陕西形成了独特的茯茶文化（韩星海，2012;侯凯东，2013;张家琪，2016;李通，2016）。在历史上，陕西茯茶文化随着茶马交易的发展而久盛不衰。

茯茶工艺和成分研究的主力军是食品专家、微生物研究专家和茶叶成分研究者，他们从茯茶的制作过程，尤其是“金花”——冠突散囊菌的产生而带来的独特功效，以及成品化学成分分析、贮存时间与方法对“金花”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与研究（彭晓赟，等，2011;梁艳，2011;李适，2016）。

陕西茯茶的历史意义与地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茯茶在历史上的经济作用——是茶马贸易的主要物资与交易对象;茯茶的独特的政治作用——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改变了少数民族的人口结构并缔造了少数民族城镇，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创造了边疆治理途径（段继业，2010）。

这些研究从理论角度和工艺角度对陕西茯茶进行了分析，但是对于如何建立立体化的茯茶文化，以及如何从新的角度对外宣传茯茶文化、促进茯茶产业发展的研究未曾提及。因此，该研究汇集整合陕西茯茶文化的各种文本资料，结合外宣翻译和宣传网页对外推介陕西茯茶文化。

2.2 项目研究的基礎条件

首先，作为咸阳师范学院“陕西丝路文化旅游资源对外推介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指导老师在翻译实践和教学中积累了宝贵的材料与经验，对地方文化研究也颇有见地，有助于该项目的开展。

其次，项目负责人具有组织领导能力，非常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对自己的动手操作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严格要求，善于总结、归纳、整理信息。成员们学习了英语翻译必修的基础课程，对翻译专业知识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例如专业课程《英语翻译教程》系统地讲解了英语翻译方法、步骤等理论知识，对汉英翻译实践很大的帮助。尤其重要的是，成员们对所研究对象有浓厚的兴趣，具备基本的创新研究能力，非常愿意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大胆的摸索和创新。

最后，项目组成员就此项目做了一定的前期准备，收集了陕西茯茶文化对外推介文本部分资料，对已有的网络资料进行前期整理，为按时、高质量地完成该项目打下了坚实基础。项目组成员对该项目所用理论都很熟悉;具体的任务分配、实施步骤及恰当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可以完全保证该研究的顺利开展。项目组成员将会发挥高校智库作用，开展陕西茯茶文化资源以及茯茶特色旅游文本对外推介的翻译，宣传中华灿烂悠久的丝路文化中的关色茶文化，培养精通地方文化的翻译人才，积极促进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

3  项目研究的意义

陕西茯茶文化的研究及其对外推介文本材料英译，将进一步促进陕西地区茯茶产业、茯茶文化的发展。茯茶文化带来的特色旅游及其所衍生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对陕西经济文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旅游效益。

陕西茯茶文化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陕西地区茯茶企业外宣文本、茯茶小镇特色旅游文本、茯茶文化研究文章、政府和茶叶协会的相关活动、研讨会公告等。高质量的翻译文本可提高茯茶文化的宣传效果，加深国外游客的旅游文化体验，提升陕西旅游文化品牌，扩大旅游特色文化景区的知名度，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2）企业效益。

据统计，目前咸阳市共有茯茶生产企业40余家，销售企业53家，从事生产、研发、销售从业人员1万余人。陕西茯茶文化对外推介英译的研究与实践，使地方特色企业与高校科研创新力量相结合。地方特色企业得益于高校科研团队的助力将迅速发展，尤其是其品牌知名度的扩大以及出口贸易的发展。

此外，该研究团队将联系陕西茯茶企业，拓展产学研合作领域，培养创新型人才队伍，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服务陕西经济建设。这些对于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对增强高校自身的科技创新实力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4  项目实施方案

4.1 项目研究内容

（1）对近10年关于陕西茯茶及茯茶文化方面的文章逐一梳理，收集陕西茯茶文化的起源、陕西茯茶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特点、茯茶文化的历史嬗变过程等文本资料，形成较为完整的陕西茯茶文化研究资料，撰写研究报告1份。

（2）实地考察，深入茯茶企业、茯茶小镇进行实地调研，收集包括茯茶工艺、茯茶文化、陕西地区茯茶企业外宣资料、泾阳茯茶小镇旅游推介文本等对各种文本资料，建设性地提供陕西茯茶文化对外推介英译文本。

（3）整合陕西茯茶文化对外推介英译文本，尝试建设陕西茯茶宣传平台，把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促進茯茶贸易、实现产品价值，扩大陕西茯茶行业辐射力，推动陕西茯茶产业发展。

（4）研究茯茶文化推介文本英译时的翻译策略的制约因素，分别从文化因素、历史因素、地域因素、文本用途、语用意义等角度探析研究，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4.2 项目组织实施

在指导老师的组织下，通过网络等有效途径查阅语料库相关文献知识，并熟悉研究基本流程，为陕西茯茶文化的调查研究收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在老师的严格指导下，项目负责人与全体组员通力合作，进行项目实施。负责人全力把持项目实施具体过程，并确保组员安全和实践调研的顺利进行。各组员认真负责，及时听取指导老师的建议。

（1）2018年5～7月：整理关于陕西茯茶文化的文献资料，分析陕西茯茶文化的特点与发展阶段等;阅读关于翻译策略的有关文献，确保项目组成员夯实理论知识基础。

（2）2018年8～10月：初步设计好整体研究框架后，项目组成员对陕西的茯茶企业、茯茶文化旅游景点进行实地调研，并收集关于陕西茯茶的双语文字性介绍资料，获取茯茶文化研究的第一手真实资料与数据。

（3）2018年11至次年1月：整合陕西茯茶文化理论研究和茯茶文化对外推介英译文本，尝试建设陕西茯茶宣传平台。

（4）2019年2～5月：项目组及时总结陕西茯茶文化对外推介过程中的经验，开展基于陕西茯茶文化对外推介的英译策略研究，以实现其应用价值;撰写论文及研究报告。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及时向指导老师汇报项目进度，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调研。

4.3 项目训练预期目标

（1）在老师的指导下，搜集整理陕西茯茶文化的的文本资料，如历史起源、发展特点以及历史嬗变过程等，撰写研究报告1份。

篇（10）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5-0077-03

近年来， 随着国家层面上文化“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迎来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赋予了中原深远的人文广度和文化内涵，同时创建华夏历史文明创新区，是中央给予河南的历史使命。河南博物院集中展示了悠久的中原历史文化，可谓是解读文化的媒介和桥梁，不断加强河南博物院对外语言服务能力建设，进而建构河南良好国际形象势在必行。

建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它强调主体对现实的建构，认为知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而是一种解释和假设，它会随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被革新，并随之出现新的假设。在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与研究范式下，国际形象“不再是一个客观既定的个体实物，也不是内生于实物自身的，而是有待被塑造与传播的一种社会或集体实践的产物即社会构建物”[1]。

讨论博物院语言服务和形象建构的论文很多，为本篇论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作用，然而没能很好结合对外窗口开展语言服务与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故而本篇将从形象建构的视角出发，在提升对外窗口语言服务能力方面以河南博物院为例，探讨研究河南省国际形象建构，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点思考与建议，以此提升河南博物院作为河南窗口的语言服务能力，进而促进河南良好国际形象的建构。完善了建构主义理论在博物馆英译中的应用，将博物馆英译提升到了宏观角度来探讨，将翻译与形象建构结合起来，不再拘泥于翻译这一单一学科。

一、河南博物院对外语言服务现存问题及原因

博物院的对外语言服务主要由展品英译本与英语导服两部分共同组成，本章将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找出河南博物院对外语言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现存问题

1.展品英译本有待修缮

解说词属于应用文本，其翻译目的是传达原文信息，侧重实用性和交际性。在此基础上，其具有以下特点：存在大量专有名词翻译，影响博物院展品英译本的整体呈现；偶有文本辞藻过于华丽，造成单词堆砌、意义抽象。

（1）词法错误损害形象。

博物院的展品英译本中经常存在词法错误现象，比如拼写不严谨、词性误用、语法错漏等。这些看似细微的问题和错误，可能不会对外国游客的阅读和理解产生大的阻碍，却会使得他们对于博物院的整体印象乃至其馆藏文物的价值产生严重的怀疑和轻视。例如在拼写方面的文物英译名称大小写问题，省内各博物馆的译法并不一致。然而国外一些大的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官网上对中外文物名称的拼写都保持每个单词首字母大写，我国如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均是如此。文物名称都由专家命名，作为专有名词，其首字母应该大写。但河南博物院英译本中专名仅仅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大写，这十分损害博物院整体形象。

（2）句法问题影响形象。

动词优势是汉语的一大特点，由于汉语的动词没有形态变化，在组织句子结构时，汉语往往从动词入手，按照动作的承接或语义的关联性排列动词，所以汉语的句子中有大量动词[2]，博物院英译本出现过多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动词连用现象，并且过度使用并列连词and去连接。

（3）规范方面有待加强。

标点规范方面，英文标点应空格，所以英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及相应空格规范也是语法规则的一部分，在讲解词的印刷过程中要特别留意。排版布局方面，解说词强调一目了然，深入浅出，所以在排版布局上，最好以年代为线索进行阐述。

2.英语导服有待提升

除了书面的双语解说展板之外，博物院内解说人员的服务质量也严重影响着博物院整体形象的展示与建构，解说人员堪称“活的展示牌”。

在队伍配备方面，博物院解说员甚多，但专业的英语解说员少之又少，当外籍来宾前来参观访问或举办外事活动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这对当前文化的外宣十分不利。

在人员水平方面，博物院英语解说员中存在兼职人员，兼职人员最大的问题即“不专”，大多为业余爱好者。此外，全职的解说员中英语专业的不常见，即使对文物了解够深，但有时英语语言表达十分欠缺，涉及文物介绍等方面双语转换时，有时不能做到灵活把握、即问即答。

在服务用语方面，解说人员对句型选择、语音语调以及讲解词本身的把握不是十分到位。如繁杂冗长的句子使外国游客生烦，甚至觉得不知所云；口语表达本身存在问题，有时发音不清或不准引人误解；对讲解的侧重点和外国游客的兴趣点不甚了解，仅仅是平铺直叙地阐述，甚至对一些自认为“人尽皆知的常识”忽略不解，导致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大大减弱。

（二）原因分析

1.思维方式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隶属于两种语言体系，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使得这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上各具特c。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呈现较强抽象性，但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则呈现较强的具象性。

2.人才严重不足

欧艳在《文物博物馆翻译初探》一文中指出：文博界懂点英语的人不少，熟悉英语的人不多，精通英语的人极少，呈倒金字塔形。[3]文博翻译领域人才匮乏，担负翻译工作的人员水平良莠不齐，这使译本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因此，培养文博翻译领域专业人才，提升博物院英语语言服务水平显得十分迫切。

3.认识存在偏差

翻译不是语言间简单的转换，而是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源语文化信息，这需要翻译人员付出大量的努力。目前人们对文博翻译认识上存有偏差，不少人对文物翻译太过想当然，认为只要懂点英语，随便转换下语言即可。无论选择什么翻译方法，都要符合“忠实、通顺”标准，不能“随便翻译”。[4]

二、思考及建议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主体对现实的建构，现实不是既定不变的，而是通过实践和改造不断被建构出来的。正是由于现实是通过行动者建构出来的，河南国际形象即为一个变量，而非一个常量。所以，河南博物院作为河南重要窗口，其语言服务能力的提升直接作用于河南国际形象的建构。下面将根据以上现状的分析，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以期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重视，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重视译后审校

目前博物院译本中出现的问题十分有损博物院的整体形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河南甚至整个国家历史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所以博物院工作人员应该主动学习或者委托相关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就馆内现存的翻译问题进行校对和修改。着重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 规范译入语的表达，规避低级错误；适当附加注释；慎重择词，以免混淆和误导；完善句式表达，迎合外国游客的阅读习惯和语言表达习惯。

（二）注重翻译策略

翻译人员在进行博物院翻译时应重视翻译策略的选择，将服务读者作为直接目的，通过使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译本“既能连贯自如地传达原作内容，又符合目的语规范和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有效实现翻译目的”[5]。

重视原文的潜在意义而不追求语言形式，善于打破原文句式，有选择地进行改译、增译，补全必要的文化信息。在文博翻译中，为了使外国游客获得p松且清晰的参观体验，有时需要给予他们更丰富的背景文化知识。这就要求译员在翻译过程中做到对原文选择性改译、增译，提供可能会影响目的语读者理解的背景知识。同时勇于减译，避免过度关注原文外在形式，尽可能满足外国游客的阅读习惯。

（三）提升导服质量

1.培养专业队伍

文博翻译的专业性和严谨性意味着这不是一项可以随意外包给翻译公司即可完成的任务。满足专业性要求，是保证博物馆翻译实用性、目的性的根本所在，亦是博物馆翻译发展成熟、日趋规范的前提。当下博物馆翻译中出现的混乱及不规范的问题，急切需要各博物馆努力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培养一批既精通文物知识又擅长英语翻译的专业人才，唯此博物馆才能真正担负起传承与发扬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此外，积极鼓励专业的翻译人才逐渐把目光转向文博翻译方向，完善自身知识体系，投身博物馆翻译领域，为提升博物馆对外语言服务水平贡献出一份力量。

2.改善服务用语

博物馆内，英语语言服务表现形式多为现场的和即时的解说，这就要求解说人员能通过英语语言现场解决问题， 立竿见影地沟通感情。因此， 其服务用语应尽量达到严谨、生动、准确，同时明白易懂、明快简洁、完整完善。

第一，句型选取上多用简单句和简单的复杂句，少用结构复杂的复合句。简单句短小精练，结构简明，表意准确，拥有良好的传情达意功能，连续运用简单句还会达到干脆有力的效果，提高外国游客对所讲内容的接受性。

第二，加强口语训练，规范语音语调。英语讲解员应时刻注意自身的口语表达，包括习惯用语、发音习惯等，多听多看国外有关方面的原始音频、视频资料，基于模仿再进一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同时积极参加相关培训，多做练习，与同行交流，以逐步提升服务水准。

第三，灵活处理讲解词。从文化角度来看，由于中外文化差异较大，各自历史发展进程不同，外国游客往往对我们人尽皆知的情况不一定了解。所以，讲解时有必要灵活处理用语，多做解释，补充一些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一是帮助理解，二是唤起兴趣。

（四）提升外宣水平

对外语言服务能力的提升是促进外宣的前提，同时外宣水平的提升也催化语言服务能力的改善。为了应对环境、对象、范围的各类变化，在对外宣传工作中不能继续采用老一套的宣传方式，应积极做到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内容创新。

理念创新，即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突破旧的思维定势，努力用新的思想认识开创工作新局面。

手段创新，即要努力探索有助于解决外宣工作难题的新措施新方式，尤其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的新状况，充分利用新技术革新媒体传播手段。同时，致力于增强对外宣传吸引力，创新对外宣传内容也是十分必需的，对外宣传不单单应关注外在层面，更要关注内在的、精神层面的沟通和交流。

三、结语

河南国际形象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本文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河南博物院为研究对象，将河南国际形象以及河南博物院对外语言服务水平看做变量，通过分析河南博物院在语言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找出推动变量变化的因素，并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想法与建议，以促使河南博物院语言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进而推动河南良好国际形象的建构。

同时，我们发现博物馆各类解说文本中蕴含大量丰富的文化因素，给文博翻译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植根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土壤，中西方人群在文化方面存有很多差异。故在文博翻译工作中，必须把握好中西方文化差异，在完全掌握译入语文化知识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开展该项翻译工作。只有确立语言服务对象、目的及翻译原则和标准，创建合理的机制，进一步发展文博领域相关的翻译理论，鼓励专业人才投身翻译实践，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终极目的，让世界读懂河南，了解河南，帮助促进河南良好国际形象的建构。

参考文献：

[1]李智.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5.

[2]林同济.从汉语次序看长句翻译[A].汉译英实践与技巧[C].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392.

篇（11）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柯文[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J].《德州学院学报》，2003（10）

③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张志春：《王韬年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⑨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⒁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1）

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⒃⒄王韬：《漫游随录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