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概论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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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农田水利的现状在分析农田水利改革的必要性之前，必须清楚我国当前农田水利的现状，找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改革才能有方向，有针对性。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始终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脉，就当前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农田水利的主要现状就是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就是灌溉系统不够完善。灌溉是农田水利的核心内容，灌溉系统的好坏与否直接影响农田水利的整体效果，或者可以认为，只有实现了灌溉，农田水利设施才算完成了使命；其次，灌溉水源不足。农田水利解决的就是农业生产中水的问题，而水源是整个问题的源头，没有水源，设施再完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这就要求农田水利建设中，充分考虑水源问题；再次，就是农田水利建设的造价偏高，过多的投入会使得农田水利建设举步维艰。

2、农田水利改革的必要性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在新的世纪，我国仍然是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的基本生存离不开农业的支持，所以说，发展农业，始终是我国的重要任务。但是最近几年，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使得自然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农业的支持力度开始降低，而随着人口增多而不断增加的人类的需求也在向农业生产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这样的背景，农田水利作为解决农业用水问题的重要项目，自然需要根据环境的改变做出改革，只有适应环境，适应社会发展，农田水利的效果才能表现出来。农田水利改革的必要性主要表现为：农田水利改革是将新技术引入农业生产的途径。科技进入各行各业，带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同时，自然应该走进农业，为解决人类的基本生存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就要求农田水利进行改革，更多依靠新技术。农田水利改革是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方式之一。传统的农田水利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水利问题，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具有破坏性，如果不进行改革，会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不利于农业的长久发展，因此，农田水利改革变得十分重要。

二、农田水利改革的措施具体来说，农田水利改革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组建专业农田水利改革人才队伍对于农田水利改革而言，人才是必须的，只有具备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农田水利的建设才能更科学，改革才能更有价值。农田水利虽然不是新的技术，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农田水利设施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环境的需要，这就需要专业人才根据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农田水利改革策略，切实做好改革工作。为此，可以对现有的农田水利方面的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而充实农田水利改革人才队伍；也可以在高等教育中有针对性的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让这些人才带着新思想、新技术融入农田水利改革的人才队伍中。

篇（2）

大多数发达国家不管农业有没有优势，都是实行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也就是农业部门的管理，是从农产品生产的田间开始，最后配送到消费者的餐桌。像中国这样一种分散的农业管理体制，要与对农业进行综合管理的体制竞争，显然是没办法抗衡的。

农业政策存在巨大的效益损失

现在的农业政策也是按照过去那样一种计划经济的设计，也就是解决短缺问题，动用一切资源搞农业生产。我们的农业补贴，实际上是给了中间部门、流通环节。比如国家对粮食的补贴，不可能到粮食生产者的手上，而是通过国家订购制度、保护价制度等等，补给了粮食企业、粮食流通部门，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实际上是不到位的。

生产政策与销售政策不配套，与进出口政策也不配套，在这种互相隔离的情况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的效果与初衷是不一致的。农业政策目标实质是针对生产者的，但农民得不到好处，都被消耗到中间环节，实际上存在巨大的政策效益损失。

过去的农业政策设计，主要是考虑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没有考虑农产品的品质，也没有考虑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现在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问题，要提高竞争能力，感觉在政策上缺的东西太多。比如欧洲的疯牛病出来以后，腾出很大的牛肉市场空间，按道理我们有丰富的畜牧生产资源，我们的畜产品应该是具有优势的，但是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畜产品标准、我们的整个市场体系都是按照国内市场与需求设计的，没有考虑到欧洲市场的需要，也没有考虑其他国家市场的需要，因此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没有任何政策手段能够动员资源，拿出具有竞争能力的、符合要求的牛肉进军欧洲市场。今后我国农业政策的设计，要考虑如何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能力问题，要由过去解决短缺问题，向解决质量问题、解决竞争能力问题转变，现在到了必须大规模调整农业政策的时候。

没有全国大市场流通体制弊端暴露

流通体制最大的缺陷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竞争有序、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大市场，这也意味着失去农产品的价格权力。

从技术角度看，目前流通体制还存在下述问题：第一，市场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发育不健全，影响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农产品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虽然是粮食主要需求方，由于市场的隔离，定价权等于交给了外方，如果不能预先掌控价格变化，对营销就缺乏一个制高点。我们开放程度较高的产品都应进入期货交易，不能进行期货交易的可进入批发市场。第二，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到目前为止，往往是无标上市，无标流通。农民生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农产品。对于农产品来讲，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的约束，怎能进入国际市场？怎么能符合人家的要求呢？第三，缺乏一个比较完备的、系统的信息体系。也就是农民种粮食或者是种蔬菜、水果，往往是马路信息、邻里信息，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市场反应与信号。不完备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极大制约了农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开放时间比较早的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农产品，现在竞争能力已经开始形成。凡是国家管得比较死的农产品，现在面临巨大挑战。而且现在流通体系缺乏市场化的特征。所以在国内的市场全面开放以后，要抓紧时间进行调整，真正的让它市场化、商业化，不能由政府管死。

政府不是竞争主体

以往政府管理的力量非常强大，在经济中参与的程度比较深，但政府不是市场竞争主体。政府最多是提供一个竞争的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该争取的，竞争主体应是企业。靠农民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企业能够参与挑战呢？所以我觉得，在目前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制度下，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有一个制度上的缺陷，那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农业的市场竞争主体。我们现在没有大的粮商，也没有大的油商、畜牧商，也没有什么果商，我们这么多柑橘，但是似乎没有一个柑橘协会，没有一个组织来把这个行业组织起来。

在这种分散的农户和激烈竞争的大市场之间，应该有一个制度创新。创新的重点是：一要培育我们的龙头企业，尤其要培养我们的航空母舰。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行业协会。

没有好产品也谈不上竞争

产品是竞争的起点，也是竞争的终点。市场全面开放后，对农业的冲击，最可怕的是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我们不怕美国的大豆、小麦到中国市场，而是怕它的跨国公司来分配和垄断中国农产品市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竞争主体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企业，没有好的产品也是不行，今后的农产品应该包含四个基本的竞争要素：

第一，品质。要实现农产品的规格化和标准化，像做工业品一样来做农产品。就像日本市场上的大葱，不同的长度、不同的规格，有不同的价格，我们应该培养农民有这样一个意识。

第二，安全性。现在全球都对农产品的安全性提出怀疑，对农产品有信任危机，不敢吃。像欧洲出现疯牛病以后，在欧洲吃牛排是很困难的。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农产品要参与国际竞争

，首先得让全世界的消费者信任我们的农产品和食品。因此，我们必须抓好农产品的安全体系建设，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行业，以及我们的农民，应该树立这个安全观，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放心。我们不仅要让国内的消费者、城市的消费者放心，更重要的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农产品放心。

第三，外观和风味。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农产品竞争的最基本因素。

第四，均衡供应，通过技术手段分散上市。农产品是靠天吃饭的，农产品供应就有季节性，不均衡供应，比如说到收获季节，是集中上市的，到淡季就没有了。这样，价格就有波动性特征，对农产品稳定的供给就产生一些风险。如果通过技术、设施能够熨平这种波动的话，很显然，这个农产品就能够保持市场的稳定供给，相应就可以稳定市场份额。

突破壁垒，让中国的农产品走出国门

中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国际市场的标准和要求。比如说禽肉，中国本来具有优势，在国际市场中，价格上的优势也比较大。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禽肉进入不了欧洲等市场或者进入的很少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很多禽肉生产的厂家，过去没有考虑欧洲等国际市场的要求或者说它不知道欧洲市场、美国市场有何规定，而欧洲、日本、美国市场的技术壁垒也令人望而却步。所以，一方面，我们的产品可能不符合这些市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很难突破这些市场的技术壁垒，由此就难以进入欧洲等国际市场。他说，进入欧洲市场时，国内企业在商业运作时，要考虑与欧洲的营销商合作，通过欧洲卫生检疫部门的认可。一般欧洲官方会对养鸡厂周围的环境，水的质量，包括鸡舍条件、饲料、残留等等，都要进行检查，如果符合它的标准，就意味着你可以得到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

由于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日本非常盛行，因此，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也不一定能够进入他们的市场。政府应在多边、双边贸易谈判中发挥巨大作用。某一个国家市场对你的某种产品不一定是开放的，我们的企业、行业组织就应向政府提出要求，让政府积极谈判，这样才使产品出口成为可能。比如说禽肉，欧盟于1996年8月1日停止了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经过双方政府的艰苦谈判，到今年5月份才仅仅开放了上海和山东地区的市场，对北京市场和其他市场还没有开放。要想打开所有市场，还需经过政府部门艰苦的谈判。

受不了冲击该怎么办

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我们可采取的贸易政策主要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对于中国的农产品来讲，可以使用关税政策的产品，但不能采取比承诺条件更高的关税。世贸组织也有一些配套的保障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条款等。WTO《农业协定》对关税化农产品还设置了“特殊保障条款”。日本限制我们三种农产品的时候就打了这个旗号。日本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提醒我们，如果今后的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个产业遇到国外产品冲击时，应该考虑动用世贸组织的这些保障措施。

第二，关税配额管理。关税配额管理不是对所有农产品，对中国来说，主要针对粮棉油糖毛，这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农产品。这种管理办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为农产品设置了一个进口配额，配额内的进口是低关税，超过配额采取高关税。所以在管理方式上，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来搞一些管理办法，尽量把可能的漏洞堵住。

第三个，技术性的贸易壁垒（TBT）。主要是包括像动植物检疫（SPS）、质量标准等措施。如果别国的产品不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允许进入市场。现在争论比较多的就是转基因农产品问题，现在美国、加拿大，还有一些南美国家，支持搞转基因产品。而欧盟、日本等国家，对转基因产品有限制。这实际上是技术加政治问题。欧盟、日本就利用转基因问题，限制美国的玉米、大豆进入其市场。TBT是非常复杂的贸易政策问题，要综合使用，前提是必须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内，不能超越世贸组织的框架，否则就会引起人家的。

加入世贸后农民怎么办？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战略问题。对我们的农民来讲，要提高科学种田水平，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甚至是全世界消费者满意的农产品。尽可能的走出土地，转向其他部门。对于基层政府来讲，在我们的农业组织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能够担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目前最紧要的就是减少强加给农民身上的一些负担。

过渡期内的主要对策建议

应对加入WTO给我国农业带来的严峻挑战，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与此同时，要抓紧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1．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要抓紧改革目前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与内外贸脱节，管理部门职能重叠、管理环节过多的农业管理体制，针对加入WTO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新形势，统一设计和部署农业管理体制。要在明确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加强中央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逐步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对外贸易一体化管理体制。

2．加强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加大对农产品科研、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基建等“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应设立专项育种科研支持基金，加快农产品优质品种选育，缩小与国外农产品的品质差距。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市场信息体系、病虫害防疫防治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农产品竞争能力。

第二，对进口敏感农产品及具有出口潜力的农产品，根据WTO“微量允许标准”建立价格支持制度，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应调整补贴结构，由现在补贴流通环节，转向补贴农

产品生产者。

3．尽快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有效利用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机制，加强主要敏感农产品的进口管理，提高海关监管水平与效率，坚决打击和防范农产品走私。

4．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重组与技术改造，重点扶持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要鼓励建立几个大粮商、畜牧商等农产品大企业，控制国内市场分配，参与国际竞争。

5．鼓励组建农业产业行业协会，促进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及外贸一体化管理。农产品行业协会主要负责：提供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咨询服务；农产品技术研发与服务；国际市场开拓；行业准入管理；国内市场价格及进出口价格协调与管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行业损害调查，贸易纠纷处理等。

6．实施农产品出口促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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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入并取得显著成效，对基本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探讨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对策，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山东省农业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

(一)尊重农民首创精神，锐意改革与探索

山东省历来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所有改革发展措施都坚持了从农民中来，到农民中去的根本路线。在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基础上，顺应农业发展规律和趋势，锐意改革，对于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制度积极进行改革，对于不适合农业发展的政策积极进行完善，使农业改革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

(二)把维护和保障农民利益作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革以来，山东省所有农业改革发展措施，都紧紧围绕增加农民物质利益展开。例如，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和剩余索取权，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生产决策和物质利益问题。进行税费制度改革、实行农业补贴政策，促进了农民增收等。

(三)市场化取向改革贯穿始终并为农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进行市场化取向改革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是始终贯穿山东省农业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条主线。所有农业改革发展措施都紧紧围绕这一主线来设计和实施，无不体现了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要求，并推动了市场化取向改革深化。市场化取向改革，反过来又为农业改革发展不断提供动力、注入活力。

(四)尊重客观规律，各项改革发展措施有机衔接、循序递进

改革以来，山东省深入研究和遵循农业改革发展规律．总体谋划，重点突破，有条不素地推进改革发展。各项改革发展措施既相互衔接、循序递进，又主线清晰、一脉相承，使农业改革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稳定性及逐步深化特点。

(五)善抓典型并依靠典型推动改革发展

山东省在农业改革发展中，尊重农民和基层首创精神，鼓励探索和创新，善于抓住和树立典型，并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对成功典型进行宣传和推广。

二当前山东省农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农业经营组织创新有待继续破题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建立起了基本符合农业特点及要求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的推行，完善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提高了农业组织化水平。但是，农业产业化也是建立在超小规模、高度分散农户经营基础上并最终受到这一薄弱微观基础的制约，难以向纵深发展。所以，农业经营组织创新还必须继续破题。

(二)农业劳动者的低素质难以支撑现代农业的建立

农业劳动力农外转移具有积极作用，但农外转移的势动力大都素质较高，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大都素质较低。显然，这种状况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建立。

(三)农业发展的科技支撑有待加强

一方面农业研究投资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只有0.2％，只有发达国家的1／10，另一方面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投入明显不足且不稳定，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虽已达52％，但低于其他发达省份。

(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尚需重塑

其一，县乡政府职能部门的社会化服务职能明显不到位；其二，集体“统”的服务职能也逐步削弱。其三．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明显不足，还很难承接各项社会化服务职能。

(五)财政，信贷对农业的支持有待加强

一是财政农业投入明显不足。山东省对农业的投入尽管不断增加，但仍明显不足，不能满足农业发展需要；二是信贷投入不足。目前农户投资来自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比重很小。

三山东省农业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进行农业经营组织创新

推行农业企业化是进一步进行农业经营组织创新的有效形式。所谓农业企业化是指使农业微观经营主体逐步按照企业特点与要求进行生产经营的过程。根据山东实际，推行农业企业化应按照农业微观主体经营行为企业化和组织形式企业化两条线索、在企业化经营农户、农业准企业、农业企业三个层面上展开。

具体措施：一是成立农业企业化领导机构，制定发展规划，出台相关规定，二是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升农户企业化经营水平，三是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大力发展农业准企业和农业企业；四是深化相关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要素流转机制和市场。

(二)加快建立土地流转制度

各级政府要增加投入．建立土地交易场所和信息系统，积极培育信息服务、法律服务、技术经济评估等中介组织，并加强规范和管理，要建立土地登记、合同管理、土地交易，地评估等制度，并制订土地流转管理条例；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土地流转中的主导作用，不得随意进行土地行政性调整。

(三)完善农民培训体系

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农业劳动力转移培训，要在技能培训的同时强化思想观念培训，并通过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一部分外出农民在学到新观念，生产经营经验、挣到钱后回乡创业；另一方面．要在思想观念、农业科技，经营管理等方面加强对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民的教育培训。要尽快成立综合协调机构，完善对农民培训机构的动态管理机制。要科学确定培训期限，增加培训内容，注重培训质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

(四)加快培育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要在发挥现有金融机构作用的基础上，鼓励和引导其它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领域开展业务。要鼓励在县域范围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要承认农村民间借贷行为存在的客观必然性，采取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

(五)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要彻底打破行政驱动型科技体制，进一步加大农业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重点领域研究的投入。要加快建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一是对农业科技推广职能部门进行改造和重塑，充分发挥其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二是充分发挥农业大户、农户联合和合作经营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示范带动作用-三是大力发展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企业及中介缎织。

(六)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要在大力发展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省成立联合会。县，乡、村成立分会。可选择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在试点基础上进行推广。

(七)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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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丰南区农业灌溉智能化系统建设

丰南区在2008年开始建设农田灌溉监测系统，2010年9月列入全国第二批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区。项目建设之初，丰南区就确立了工程节水与管理节水一体建设的目标，把农业灌溉用水监测纳入项目建设之中，与管灌工程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农业灌溉的自动化、智能化管理，由传统粗放管水农业向现代化精准用水农业转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农业灌溉监测系统的建设，监测中心是关键，是整个监测系统的中枢。为此，丰南区建立了2个中心，一个在局机关，另一个在唐山海森电子公司（企业自建），两个监测中心并行，同时监测，数据共享。通过几年的运用，达到了如下目标：一是建成了全省第一个县级农业灌溉监测系统。以监测中心为中枢，智能控制柜为监测点，形成了灌溉监测网络。二是实现了对农业灌溉各种数据的适时监测，利用数据指导农民灌溉。到2012年底，全区共有农田机井8126眼，目前安装机井智能控制柜2700多套。机井灌溉智能控制柜设施安装率达到30%以上，初步形成了农用机井灌溉数据信息采集及分析。

3.农业灌溉智能化系统应用效果

及注意事项农田灌溉监测系统的建设，以机井智能控制柜为载体，全面提升用水计量设施。以机井智能控制柜替代传统井房是建设灌溉监测系统的突破口，智能控制柜与传统井房相比具有占地少、投资小、快速安装、使用简便且安全可靠、计量收费公平、准确、可重复使用等优点。通过实际运用，达到了如下目标：一是工程形象面貌焕然一新。整齐划一、新颖别致的机井智能控制柜替代了破旧的老式井房，使整个工程的可视性大幅度提升。二是实现了单一用电计量向水电双控计量的转型。改变了过去IC卡单一计量电量的方式，使农民可以直观地看到用水情况，增加农民的节水意识。三是操控方便。经过简单的培训，农民可以熟练掌握使用方法。根据灌溉周期及个人时间要求，随时进行浇地，改变了过去排队浇地，争水、抢水的现象。四是提高强制管理手段，实现用水、缴费自动结算，解决长期存在的农业灌溉收费难的问题，也为开征农业水资源费打下了基础。五是大面积推广机井智能控制柜，为全面建设灌溉监测系统奠定了物质基础。农业灌溉智能监测系统的应用，为农业灌溉自动化管理提供了良好的信息平台，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现在部分务农人员年龄偏大，利用智能手机操作有一定困难，需要技术培训和指导。二是在防偷仿盗方面需要加强管理。三是全面普及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目前，国家没有针对农业灌溉智能监测系统的专项资金，致使农业灌溉智能监测项目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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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电源模块

电源模块由开关电源和LM317芯片组成。开关电源可以分别输出+5V和+24V的直流电压。+5V直流电压可以驱动继电器并且为LM317提供工作电压。LM317芯片是三端可调稳压器集成电路芯片，电压输出范围1．2～37V，能承载最大负载电流为1．5A。LM317内置多种保护电路，其中有过载保护、过热保护和安全区保护等电路。经LM317芯片输出的+3．3V直流电压为单片机最小系统提供正常工作电压;+24V直流电压用来驱动电压、电流传感器和报警器工作。

1．1．2主控芯片

主控芯片选用飞利浦公司的32位单片机LPC2132。LPC2132是一个32/16位ARM微控制器，一个可以实现嵌入式跟踪和实时仿真的微控制器，且在其内部带有3种(32kB、64kB、512kB)嵌入式Flash存储器;基于单片机内部与众不同的加速结构和128位宽度的存储器接口，能够让32位代码在时钟速率最大的情况下正常运行。对单片机代码规模的严格控制，有着不同的作用和效果，为了代码规模降低幅度提高到30%，而其对应的性能损失仍然很小，可以通过单片机的Thumb模式来实现。该芯片还具有工作可靠、功耗低，数据处理能力强，以及内部资源丰富等优点。芯片内部资源丰富主要体现在其内部集成的FLASH存储器足以满足终端控制程序对于单片机存储容量的需要，并且还包括了AD转换模块、UART串口、实时时钟、I2C数据接口等，可以为终端控制设备省下大量的元件，不仅使控制终端的结构更加紧凑，而且降低了成本［2］。

1．1．3传感检测模块

传感检测模块包括电压电流传感器、振动传感器及温度传感器等。通过电压、电流传感器可以测定出农业灌溉系统的三相工作电压和电流。由于电压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输出的是4～20mA的电流量，LPC2132的AD接口可处理的电压范围为0～3．3V，因此需要在传感器信号线输出端上串接一个电阻，测量出的三相工作电压和电流可以作为判断农业灌溉系统是否正常工作的主要依据。振动传感器安装在门窗上，当门窗发生一定强度的振动时会触发振动传感器，传感器信号线输出的电压值会发生变化。该电压值通过转换电路转化为单片机可以处理的电平;在没有振动发生时，单片机连接到中断的引脚为高电平;当振动发生时，该引脚变成低电平，单片机检测到该电平的变化立即驱动报警电路并报警。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农业灌溉系统工作时的温度，本系统选用的是sht11温度传感器，通过检测到的电机工作时的温度，结合三相工作电压和电流来确定电机的工作状态。具体传感器电路如图2所示。

1．1．4人机对话模块

人机对话模式属于计算机工作方式的一种，即操作员通过控制台或终端显示屏幕操作控制计算机，以对话方式进行通信和工作，实现远程控制的效果。人机对话接口包括按键和LCD显示两部分，按键用来设置多级(省、市、县三级)SIM控制号码，在设置过程中按照LCD显示的提示内容分步进行，通过传感器检测到的数据也可以通过LCD显示出来。

1．1．5数据存储模块

R53通过按键设置的控制号码需要能够长期存储。本系统选用CAT1025芯片，该芯片即使在系统掉电的情况下也能保存数据，利用CAT1025可以存储多级控制号码。由于CAT1025具有非易失性，系统重新上电时，之前所存储的SIM控制号码依然存在，并且可以从CAT1025中读出，以便使用。其电路图如图3所示。

1．1．6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主要包括农业灌溉系统的自动启停开关和报警器驱动电路。农业灌溉系统的自动启停开关分别由两个继电器控制，用以远程控制农业灌溉系统的开启和停止，当终端控制器接收到上位机的启停命令时，发出指令控制启停继电器，完成相应动作［3］。报警器在单片机检测到有偷盗行为发生时报警。其驱动电路如图4所示。

1．1．7GSM模块

GSM是全球移动通信系统的简称，为本系统提供了远程无线数据传输的媒介。GSM模块具有通话和短信两大功能，本系统主要用到了其短信功能，以短信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发射和接收的双方都必须各自使用一张SIM卡，以SIM卡的号码作为各自数据收发的地址，短信的内容必须严格按照短信协议的要求，不能随意乱发。系统的GSM模块选择的是TC35I，属于工业级的GSM模块，能够支持中文短信息交流，通过RS232串口连接LPC2132和上位机，必须通过AT指令才能实现模块与单片机或上位机之间的双向通信［4］。GSM是当前应用最广泛的移动通信标准，系统使用其进行远程数据传输具有通讯成本低、保密性好、可靠性高、抗干扰力强和使用方便等特点，保证了远程控制中数据传输的快速性和可靠性［5］。

1．2上位机的设计

上位机一般都放在相关单位的办公室内，系统利用PC机作为上位机，运用LABVIEW软件编写好上位机监控界面程序［6］。管理人员登陆界面后点击相关的控制命令就可以完成对农业灌溉系统的远程管理和监护。通过上位机界面可以远程启动和停止农业灌溉系统，随机查询农业灌溉系统的工作状态、累计抽水时间及电机工作参数等信息。当盗窃发生时，控制终端在报警的同时也会将信息发送回上位机，管理人员通过上位机可以了解相关情况［7］。

2系统程序设计

系统程序由上位机监控程序和控制终端程序两大部分组成:上位机软件利用LABVIEW语言编写，而控制终端软件的编写对于整个系统运行的效果至关重要［8］;控制终端程序主要包括系统初始化程序、GSM模块通信程序［9］、LCD显示程序、按键程序，温度检测程序、AD转换程序和电压电流测试程序等。控制终端程序在ADS1．2环境下完成编译调试后烧写至LPC2132的Flash存储器［10］。初始化程序完成对单片机的一系列初始化工作;GSM模块通信程序用以实现单片机与GSM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以及短信的发送和接收;LCD显示程序和按键程序实现人机对话［11］。系统程序图如图5所示。

3系统测试

由于西南地区部分农田在夏季的干旱现象，故需要对干旱的农田进行实时、精确、安全的灌溉。系统于2013年7月22日在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八庙河农田进行试验测试，在当天10:25打开上位机监控界面，上位机监控界面图如图6所示;点击“查询”灌溉系统的工作状态，控制终端自动反馈此时电机的工作状态以及数据信息，“查询”实时时间为10:28，状态查询完毕后运行系统;系统“开始”运行，“开始”实时时间为10:31，正在抽水的数据实时信息如表1所示。累计抽水时间00:50，也即50min(根据季节不同，农田容量不同，具体灌溉时间不同)，农田已灌满水。在整个测试过程中，系统的整体运行状态稳定、控制和管理的操作步骤简单、系统自动化程度较高。该系统相比以往的农业灌溉系统，首先可以根据季节天气不同，实现对农田进行规定时间的准确灌溉，免去了以往的人力频繁奔波;其次能够实时的监测灌溉系统的当前运行状态;最后在安全性能方面，不会存在盗窃不晓的现象，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系统通过了实际运用环境的检验，已运用于四川多个区县的农业灌溉系统。

篇（6）

明清时期的山西农民针对山西省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农作物的特性，对农业耕作技术努力进行了改进和提高。明人吕坤说：“沁水农政，令人起舞。大端多粪少苗，熟锄多耕，壅本有法，去冗无差而已。其粟穗长可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粪多力勤，八口饶养”，①因此吕坤得出结论：“膏田一亩，胜薄田十倍；精田一亩，胜荒田一倍”②。由上可见，明代的山西农民对种田已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并特别重视粪肥和勤锄，这样田地的收成，将比薄田多10倍。同时，对籽种的培育也十分重视。如雍正《山西通志》载：汾州(汾阳)以北，早谷有一窝蜂、关东黄，夏谷有四根齐、六根齐、九根齐、枰杆黄、老来白、临秋变等。汾州(汾阳)以南，早谷有马拖韁、白老汉、竹叶青；晚谷有潞州黄、一把箭。早谷以60日为率，宜旱田；晚谷以120日为率，宜水田。潞州黄一种，早种则晚收，晚种则早收，水旱田皆宜。

由清人祁隽藻著，成书于道光十六年(1836)的《马首农言》，则详细总结了以寿阳县为代表的山西农业耕作技术。如在农作物种植方面，祁氏指出：谷，多在去年豆田种之，亦有种于黍田者，亦有复种者。未种之前，应耕一次，耙二次，且以多为贵。黑豆，多在去年谷田或黍田种之，与春麦同法。高粱，多在去年豆田种之，其田秋耕者为上，春耕者次之，犁深二寸，耙一次，谷雨后种之。小豆，种法与黑豆同。大小豌豆、扁豆，与种春麦同时，皆系夏田，红豆不拘迟早，锄忌午日。绿豆与种小豆同时，宜午锄，若锄遇阴雨，多生旱虫。荞麦，多在本年麦田种之，有先耕后以耧种之，耕宜深二寸，耧深止一寸，种毕耙之，有和粪点者，耕止寸余深。油麦，多于去年黑豆田、瓜田种之，性喜湿布种之法。在耕作技术方面，祁隽藻说：犁之浅深有法，欲微深，则向前稍送之；欲微浅，则向后稍抹之；欲大深，则将上木贯打紧，下木贯打松；欲大浅，则反是。粪宜早运田中，不可迟延，三冬有暇即日运之，无暇日即至新春运之，田在河外，尤宜早运，冻解路淖，人力车力，均难施之，运毕须于田中椎碎。凡犁田，深不过六寸，浅不过寸半，山田四寸为中，河地秋三寸春二寸半，秋犁较春犁深五分或一寸。在农业工具方面，祁隽藻说：犁，耕田器也。耒耝，曰犁耙，所以散坺去芟，渠疏之义也。凡耕而后有耙。碌碡，北方以石，南人以木。耙而后碌碡焉。耧车，下种器也。镢，田器也。锸，锹也。所以开渠者。长铲，踏田器也。铁锨，惟宜土工。铧，锸粪，起土者也。铲开生地，铧耕熟地。北方多用铧，南方多用铲。养苗之道，锄不如耨，耨不如铲。耨，除草器也。《马首农言》还搜集了不少农谚，如“谷雨耩山坡”；“小满种胡麻，到

秋只开花”；“麦望四月雨，立夏不种黑(豆)”；“四月四麦挑旗，五月端午麦秀齐”；“三月黑豆四月米”；“四月八，冻煞黑豆荚”；“芒种急种黍，夏至也不迟”；“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夏至日得雨，一点值千金”；“五月小，必定好，五月大，必定怕”；“伏里无雨，谷里无米”；“头伏搂，满罐油，二伏搂，半罐油，三伏搂，没来油”；“头伏萝卜末伏菜”；“立秋有雨万物收，处暑有雨万物丢”；“谷儿挂黄头，全凭锄一锄”；“过了闰月年，走马就种田”；“耕三耙四锄五遍，八米二糠再没变”；“小豆犁浅，不如不点”；“庄稼黑豆，十年九得”；“小满前后，安瓜点豆”等，这些农谚正是古代山西农业耕作技术经验的结晶。

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

山西引进各种新的农作物和园艺作物品种，历来有之，而尤以明清时期较多。例如：

马铃薯，俗称土豆，又名阳芋、山芋、地瓜、山药蛋。马铃薯在南美洲有悠久的历史，明末辗转传到中国。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称：“阳芋，黔、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田，俗称山药蛋”。按《植物名实通考》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作者吴其濬曾任山西巡抚。说明马铃薯至迟在18世纪末以前已经传人山西，而且发展很快，清季“植尤广，边县以为粮”③。

玉蜀黍，通称玉米，又名苞谷、玉秫、玉茭、玉麦。农史学家大多认为美洲是玉蜀黍的原产地。玉蜀黍约明代传到川陕两湖，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传到山西④。在康熙《河津县志》卷3就有关于玉麦的记载。道光以后，玉蜀黍在山西“凡山田皆种之”。光绪《五台新志》卷2载：五台县“黍稷之外多玉茭”。

棉花，大约元末明初被引进山西种植。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九年(1396)二月载：“山西都司布五十万匹，棉花十五万斤，以本布政司所征给之”。说明当时的山西，已有办纳棉布、棉花之能力。山西产棉之地，在汾水河谷地区。明万历年间(1573—1620)曾任山西巡抚的吕坤说：沁水“有一亩木棉，可摘七八百斤”⑤。大抵明中叶以来，麻类品才逐渐被棉织品所替代，所以崇祯《山西通志》卷7载：平阳府(临汾)“木棉衣被多方”。入清以后，棉花的种植面积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烟草，明万历年间(1573—1620)从日本传于福建漳州。明末，山西曲沃人张士英自闽携种归，初在曲沃，后来晋中、晋东南亦种之，“明季民穷，赖此少有起色”。⑥

西番柿，即西红柿、番茄，原产南美洲，16世纪初传到欧洲。康熙《保德州志》卷3有西番柿的记载，但归花属类，可能是一种野生番茄，至少是仅供观赏，非食用品。雍正《泽州府志》载：“西番柿似柿而小，草本，蔓生，味涩”。山西把西番柿作为园艺蔬菜作物来栽培，大约是清末光绪年间(1875—1908)。

辣椒，又称番椒，原产地在南美洲，明末辗转传到中国。康熙《保德州志》卷3载有辣角子，由此看来，山西至迟在清初已经栽种辣椒。

甘薯，又名红薯，原产中美洲，16世纪时西班牙人移植于吕宋，此后由吕宋输入我国⑦。清乾隆年间，晋南谷地已引人种植⑧。

落花生，约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前传人中国⑨。沁水县东大村有教花生感德碑。碑文记载着东大村人赵家常，清咸丰年间贸易于宁陵(一说在河南，一说在安徽)，引进种花生技术，并劝导村人效种，获利甚厚，由此而致小康者数十家。沁河两岸的河

湾处，土质适宜于种花生。迄今上自治水，下至潘庄，凡种花生者，都是赵家常引种的延续。⑩

三、因地制宜的农作物区域分布与格局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多样，南北中气候差异很大。明清时期的山西农民根据本地自然条件的特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逐渐形成山西农作物区域的分布与格局。大致山西境内农作物区域有如下7种类型：

1、晋南盆地一年两熟地带。这里地势低平，气候湿润，降水量较大，有数千年的农耕历史，农业较发达，主要种植冬小麦、玉米、高梁、谷子、薯类、豆类、棉花、烟草等。

2、晋东南山间盆地。这里是半湿润性气候，受干旱威胁小，有农作物精耕细作的历史，但热量不够，水低地高，灌地有限，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谷子。

3、晋东南山地。这里耕地分布在河谷和山前黄土丘陵地带，降水量较多，但常暴雨成灾，以种植玉米、谷子为主。

4、晋中平川盆地两年三熟地带。这里地势平坦，水源丰富，热量集中，水灌设施较好，基本上属半干旱区。主要种植冬小麦、谷子、玉米、高粱、薯类、豆类、棉花、麻类等，有套种轮作历史，如冬小麦套种玉米，复种谷子和移栽高粱。

5、晋西北高寒区。这里历史上为牧区，农业耕作粗放，农业生产水平较滞后，主要种植莜麦、马铃薯、谷糜、胡麻等温凉作物。

6、晋北一年一熟地带。这里地势高，气候寒，土地瘠薄，盐碱地沙荒地多，无霜期短，仅一百三四十天，风沙严重。主要种植冬小麦、莜麦、马铃薯、玉米、谷子、豆类及烟草等。也实行混种、间种、套种。如春小麦混种马铃薯、玉米间作胡麻等。

7．晋西黄土丘陵地区。这里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农业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以种植小麦、玉米、谷糜为主，有粮豆间作或轮作传统。

总之，明清时期由于山西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方法的改进，农业生产得以有所提高。明人吕坤说：山西沁水“其粟穗可长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一亩蜀秫，可收数十石者”⑾，一亩棉花“可摘七八百斤”⑿。人清以后，山西农业生产又较明代有了较大发展。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提高，新的农作物引进与扩种，丰富了作物栽培内容，推动了生产力，并且促进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就是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区，由于增加了适应性较强的旱田作物，也能得以取得较好收成。特别是马铃薯在土地贫瘠的高寒地区种植后，已成为这些地区产量最高的粮、蔬作物。农谚称：“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可见马铃薯在这些地区的举足轻重地位。经济作物在山西种植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英人威廉逊《华北游记》称：“离开平阳府以后，我们在距离子阳六十里的史村午餐，在这里……发现很多棉花”。“曲沃，这个地方是以棉花市场著称的，我们发现有大量的棉花在巨大的仓库中贮藏着。在此后的旅途中，看见许多用土墙围起来的村落，有很多的杨树和遍地的棉花”。“在蒲州(永济)东北，我们看到大量的棉花和很多的辣椒”⒀。清末农工商部也称：“山西以虞县猗氏为产棉最盛之区，岁收约一百万斤，歉年亦收五七十万斤不等。次则解州、绛州、河津、芮城，又次则临晋、安邑、平陆、秸山等县”。⒁

注：

①吕坤《实政录》卷2。

②吕坤《实政录》卷2。

③光绪《山西通志》卷100,风土记。

④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吕坤《实政录》卷2。

⑥光绪《山西通志》卷100，风土记。

⑦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文物》1961年第8期。

⑧《甘薯的历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⑨《落花生传人中国》，《历史研究》1952年第2期。

⑩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第97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篇（7）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水资源利用的70%以上用于农业灌溉，近年来随着工农业高速发展，在农业灌溉工程和建设运行管理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投资能力不足，许多灌溉工程未建成即投入生产运用；投产之后，又由于资金缺乏，设备不能正常维修养护，有效灌溉面积呈衰减趋势；建成的灌溉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单位无自，使工程效益不能充分发挥；对项目管理及其效果缺乏监测制度和评价指标等，“重工程、轻管理，重大型、轻小型，重骨干、轻配套，重建设、轻效益”的现象还较为普遍。

1农业水利建设的特点

一是地域性差别大，不同地区的农业种植结构、水旱灾害的主次地位，以及排灌工程结构均有显著差别。二是受气候条件影响，一个灌区内不同年份的灌溉需水量和对排水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三是农业为弱势产业，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越来越低；实施节水灌溉，节省灌溉用水，增加农民经济效益有限，节省下来的水资源大部分为城市和工业利用，或者成为生态环境修复用水。因此，节水灌溉项目工程建设与改造的资金，以及管理工作增加的费用大部分应当由政府财政承担。四是农业灌溉属多学科交叉科学，开展节水灌溉需要多部门通力协作。五是农业水利工程的生产效果和对环境的影响，是在工程投入运用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示出来的。

2节水灌溉研究

开展农业节水灌溉的科学研究，需要采取开放方式，吸纳多学科专家参与；需要科学总结建成工程的管理运用效果，从中取得经验和改进方向；需要跟踪农民生产进行监测，取得的科学数据直接为改进生产管理服务。开展农业节水灌溉的科学研究分2个层级。一是宏观战略研究，意在为灌区建设找出正确方向，使之与流域和区域的水资源配置相适应；二是微观的技术性研究，意在解决生产管理的技术性问题，并为落实宏观战略研究提供支撑。农业节水灌溉的战略科学研究课题，一般以国家级重大研究项目下达，由中央科研机构与地方科研机构协作承担，成果需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认可和组织实施。节水灌溉的微观技术性研究内容，包括监测研究各种农作物不同灌溉方式和节水措施条件下的腾发耗水量、耕地多种作物的平均腾发耗水量、项目区包括耕地和非耕地的综合腾发耗水量、水资源平衡分析、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质变化、土壤肥力变化、化肥农药使用效果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各种技术措施对农业增产节水的效果等。这些研究均应在项目区耕地上设监测点和对比点，跟踪农民生产进行监测分析，以使监测资料反映项目区实际情况，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生产实际。

3农业节水灌溉方式及其发展需注意的问题

农业节水灌溉方式，一是采取工程技术措施减少灌溉水的渗漏流失，提高灌溉效率；二是采取工程、农业和管理的综合节水措施，降低水分腾发量，提高农作物的水分生产率。二者结合，缺一不可。采取综合节水措施，减少农业水分腾发量，提高农作物水分生产率，对节水灌溉有普遍意义。资源性缺水地区需控制灌区腾发耗水量，使之与当地可利用的水资源量相平衡。工程性缺水地区也需控制灌区水分腾发量，以缩小水资源调蓄工程规模，降低工程投资。对灌区内部工程而言，减少农田水分腾发量，可减少灌溉用水量和渠系供水流量，降低工程造价。正确选择农业技术与灌溉技术的组合，可取得节水与增产的双重效果。

篇（8）

我国必须要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投资的力度，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至于增加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没有绝对标杆，但是至少从国情出发点来看，不能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说要高于平均水平才够。我们在此建议政府，在投资农业科技推广时，要以我国农业现状的特点和农村农业发展的总体水平为基础，适当的增加投资的总量。今后投资时要在维持现阶段的投资总量增长量的同时，可以依据不同时期农业财政支出总量情况，以及农业产值总量、农村人口总量、耕地面积总量等几个最重要的指标来衡量增加多少的农业科技推广投资资金，最后投入的资金增长率不能低于往年水平。同时，也在此建议中央政府对各个地区的农业科技财政支出增加要相互适应，不可一杆子标准，增加的水平视各项指标综合比重来决定。

（二）完善项目经费的投入机制

就我国目前的推广经费分配制度来看，主要是依据农业技术重点推广项目情况来进行分配的，亦即使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接受一定的推广项目经费来推广特定或者不定的技术。即使类似于这样的项目是由各单位或个人竞争申报，但是计划制订与实施过程并非直接对话的方式，而是通过政府传递给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民，这样自上而下式的传达需要与问题，不会与项目执行者直接见面，有些问题与要点在传达过程中也会有所缺失，甚至在执行过程中项目资金落实不到位或者流失的现象也有发生。在实际情况中，许多都是下级去承担上级机构的推广项目的一个子部分获取一定的活动经费，这种情况下获取的经费通常是有限的，远不符合实际贡献。而项目完成之后，基层的推广人员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资格报奖的，因而导致奖励机制不能有效合理的实行，那么往后的执行力度就不会好到哪里去了。而且，越是往基层深入，项目活动经费的波动幅度也愈加大，基层人员也难以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

（三）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推广组织与投融资机制

在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状况来看，要始终坚持以政府推广机构为主体，以国家财政农技推广经费为基本前提，开展合作式的推广策略，完善多渠道的资金投入机制，这样才能够逐步消除农技推广经费不足的情况。纵观世界农业推广投入模式的演变过程，一些非政府部门对于农技推广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是在不断增加的，并且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对投资领域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讲，私人投资较为集中在市场潜力大、获益能力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科研成果推广上，政府则明显侧重于公益事业项目上。大多数国家在投入机制以及管理机制上都选择朝基金制、分包管理制的方向发展。

篇（9）

华北地区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认为出现于两汉，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形成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实，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终未能成为华北的种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很明显，能够种植水稻、棉花的地区，是华北平原气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带。然而据王象晋所说，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实行的障碍是肥料问题。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山东为45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1]万国鼎：《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中国农报》，1962年第2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109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第5册，第32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13函，第6册，第10页。

[3]同上，第12函，第3册，第3页。

[4]同上，第15函，第5册，第32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11，第9页。

[7]《清朝文献通考》卷4，回赋4《田赋之制》卷19，户口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11页。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证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记载，通过种植大豆能为每亩土壤积累氮素20斤，相当于硫酸铵100斤，或粗肥1万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种麦，经冬闲之后，加强土壤养分的矿化作用，然后种植春谷或高粱，能够增加产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麦为主作物的，“通常麦价高于粗粮价格一倍”[11]，经济效益远较单种杂粮为优。同年，还可以种高粱、豆类、谷子，解决饲料、燃料等问题。

其次，从劳动效益来看，实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区劳动期较长。从蒲松龄的《农桑经》和丁宜增的《西石梁农圃便览》来看，劳动期都在十个月左右，一年间的农活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区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轮作换茬方式及其相应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进行，使劳动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调剂，便于实行精耕细作。农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雍正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情况：“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项”[12]。乾隆十年，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也做了类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国事情》还介绍了山东烟台附近兄弟二人“四十亩地分作两份，轮换耕作”的情况。农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种分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来种植，三月种高粱早谷，五月种豆，八月种宿麦，使播种前后的各种收获和中耕锄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从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间断地分配农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获期按品种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点，也有利于农活的平均分配。

[1]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2]刘贵阳：《说经残稿，沂水桑麻话》。

[3]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页。

[4]乾隆：《河间县志》卷3，《风俗》。

[5]嘉庆：《滦州志》卷1，《风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风俗》。

[7]《三河县新志》卷75，第2页。

[8]《宪庙朱批谕旨》28册，第71页。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协理直隶总督刘师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义》第38页，《丛书集成》1336册。

[10]《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页。

[11]景甦、罗仑：《清代山西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6页。

[12]《宪庙朱批谕旨》第11函，第8册，第43页。

二年三熟制与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自然经济的农业开始向商业化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投放市场，并且逐渐地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据乾隆时编纂的河南《光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终岁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粜”，“邻县远方车骡运载不绝于途”[1]。同期的《罗山县志》也记载“北人粜贩步小车驱驴往来如织，日去米不下数百石”[2]。当时还形成了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作物产区的分工。如“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梁由天津贩运”[3]。甚至有些地区，种植粮食作物完全是为了出售，如河南嵩县人民食粟、麦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却在嵩县大量种植，其原因无疑是“多得缗钱”[4]。粮食的商品化还表现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时在于马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块不等”，“耗麦奚啻数千万石”[5]。乾隆初年，围绕着禁曲还是开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场争论。由于农民手中的余粮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终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开禁。

农民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有了余粮，另一方面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棉花价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农民种植较多。乾隆年间，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部分原料贩自山东、河南[6]。直隶种棉，比山东、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直隶的冀、赵、深、定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种烟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种植更为普遍。山东的济宁州，雍正年间“膏腴皆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内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0]。直隶、河南种烟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种烟叶靛苗，稻田渐减”[11]。河南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12]。其次，粗放经营的农业开始向集约经营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华北的农业一直是粗放经营。张士元在《农田议》[13]中曾经勾画出康熙实年华北农业的轮廓，“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尹会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陈农桑四务疏》[14]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景象：“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中期以后，华北农业出现了集约化倾向。

华北农业的集约经营主要表现在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上，它是一种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的农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农民可以把部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出售剩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获得农业资金，还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养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据乾隆二十年成书的《西石梁农圃便览》记载，山东省青州府日照县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养的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为数不少。二年三熟地不仅产量高，而且能生产商品价值高的麦和大豆。据景甦、罗仑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山东省济南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种植和出售麦子和大豆而发家的。太和堂在光绪时期，除了饲养十七头耕畜外，还饲养着四十只猪和一百多只羊。这些家畜每年可产肥五千余车。从同书中引用的树荆堂毕家的事例也可看到，毕家养有十几头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三家都是地主，种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麦—黍、豆—休闲的二年三熟制，都饲养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积肥都比较多，经营都非常成功。虽说他们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华北农民的经营方式，但是，这种大牲畜耕作的资本集约的经济方式，无疑是当时华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

华北农业的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种植烟草，“必择肥地，用十成粪”[15]，每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6]。山东济宁州，种植烟草和种包谷的人工费用是四与一之比。“其工力与区田等”[17]，种植烟草所需的肥料和劳动力因地区而异。据包世臣的估计，烟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劳动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还种植着靛蓝等经济作物，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为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更是无庸置疑的。

总之，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为开端的，二年三熟制促进了华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此来说，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1]乾隆：《光山县志》卷13，第6页。

[2]乾隆：《罗山县志》卷1，26-29页。

[3]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2。

[4]康基渊：《嵩民种田说》，康为乾隆时人，该书作于1765年前后。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5，5页；卷1，21页。

[6]叶调生：《鸥陂渔话》卷4，引吴伟业：《木棉吟》。

[7]嘉庆：《一统志》卷60，东昌府二。

[8]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语。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请定经制札子》。

[1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臧咸：《种蜀黍记》。

[1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14页。

[12]吴邦庆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水利营田图说》，磁州。

[13]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

[14]《皇朝经世文编》户政十一，农政上。

[15]刘贵阳：《说经残稿》。

篇（10）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我国发展高等教育进程中较早设置的专业，作为农业经济和农业企业管理相结合的本科专业，为国家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专门人才。从外部条件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专业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其培养的人才是否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从专业内部来讲，培养目标决定了专业的特色与定位，而培养目标的实现又以专业课程体系为依托。所以，课程体系的设置是为专业人才的培养而服务，其合理性最终取决于是否满足对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基于此，试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需求的变化来探讨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

近几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以及国家就业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形势日趋严峻，以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例，毕业生就业单位、毕业生就业率发生了如下变化：

(一)毕业生就业单位的变化

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目标来看，本专业培养的人才能在各类农(林)企业、教育科研单位和各级政府部门从事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财会、政策分析等方面工作。基于此，把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单位分为四大类型即企业、教育科研单位、行政事业单位，其他(包括考取研究生、自主创业等)。其近20年就业方向变化情况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企业就业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教育科研单位就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就业的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一方面原因在于进入行政事业单位愈加规范，竞争也日趋激烈，行政单位必须参加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也实行统一招考；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毕业生学历层次日益提高，导致进入教育科研单位的门槛提高，很多用人单位要求必须具有硕士学位甚至是博士学位。而各类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小的企业对毕业生学历、学位的要求不高，所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目前更多就业于各类企业。

(二)毕业生就业率的变化

从1996年开始，国家取消了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实行完全市场化的双向选择。由于就业政策和就业领域的变化，沈阳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表2为沈阳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与经管学院近5年就业数据。

从表2可以看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呈一个明显下降趋势，尤其是近2年就业率下降明显。虽然与学校的总体就业率对比处于中游水平，但是对比经管学院平均就业率而言明显较低。

二、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专业方向及选学课程意愿的调查

学生由于就业压力的增大，在学习过程中，大多选择能快速提高就业竞争力、实现毕业就能就业或对就业帮助较大的专业方向和课程。

为了给学生学习和就业更多的自主选择，沈阳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从2003级开始，让学生在大三实行明确的专业方向选择，具体方向为农村发展和企业管理，两个专业方向分别设置了相应的方向课。近4届学生专业方向选择情况如表3。

从学生专业方向选择的情况来看，除04级学生在两个专业方向选择基本持平外，其余几届学生大部分选择了企业管理方向。经过调查了解，学生的选择专业方向更多考虑的是市场就业需要。

(二)专业课程的选择意愿

为了了解学生对专业课程的选择意愿，农林经济管理教研室对三、四年级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学生最喜欢的专业课程”这一选项中，排前五位的分别是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包含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农产品国际贸易。其中，管理类课程占到60％，而经济类课程只占20％。

“在对就业最有用的专业课程”这一项中，排前五位的分别是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原理、会计类课程、农产品国际贸易、经济法。管理类课程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学生只是一些感性的认识，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目前课程设置上的一些漏洞和问题。

三、当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类课程与管理类课程的平衡问题

农林经济管理是涵盖农业、经济、管理三大学科的宽口径专业，授予学生的学位从早期的农学学士到中期的经济学学士以及现在的管理学学士，体现了教育界对这一专业认识的不断变化过程。最初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以农业经济学为主线，强调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际上成为农业经济专业。在大学生就业体制改革前，国家更多需要具备较强经济学知识的农林经济管理毕业生，各级政府的农业经济部门成为农林经济管理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单位。但随着大学生就业体制的变革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企业逐渐成为接纳农林经济管理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领域。对于企业而言，需要的是具备较强微观管理能力的学生。针对这一市场需求变化，近年来，专业在教学计划中作了一些调整，增加了管理系列的课程，但与一般的管理专业相比，从课程体系来看，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较大差距。

(二)“重理论，轻实务”的问题

随着大学扩招，高等教育由原来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在人才培养的层面上，也由原来的宏观型、理论研究型逐步转变为通用型、复合型和应用型。培养目标的转变，必然要对原有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在当前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重理论，轻实务”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这也是全国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个通病)，具体体现在：(1)在教学方式中，专业课程的讲授大多依然采用的是“教听式”，而强调实务操作、学生参与的教学方式较少；(2)在教学计划中，原有的专业课程实习较少，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原理三门课程；(3)考核方式中也存在一定问题，考核的方式较为传统，很难从锻炼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出发来进行。

(三)课程体系的“专”和“宽”的问题

由于农林济管理学科自身的宏观性和宽泛性，以及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在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包含了较多其它学科或专业的课程：如会计学基础、财务管理学、审计学等会计类课程；证券投资学、保险学、农业保险学等金融类课程、农产品国际贸易等贸易类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领域，增加了知识面，拓展了知识结构，但受到学时限制，使得这些“宽”与“专”相互竞争，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始终是现行农林经济管理课程体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一直在不断微调，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要使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适应市场就业的需要，在课程设置、体系构成等方面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

四、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路

(一)课程体系应以学生就业需求为导向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二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学生的目的除上述外还包含着提高自身社会生存能力，社会生存能力中最重要的指标是就业竞争力。如果大学是“工厂”，培养的学生就是“产品”，评价这个“工厂”好坏的重要指标就是“产品”是否受社会欢迎。社会欢迎就意味着学生就业竞争力强，高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才算完成。因此，在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和调整过程中，应时时把握学生就业需求目标，在提高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更好的为学生实现就业而服务。

(二)把握好专业的“共性”和“个性”

从“共性”的角度来讲，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涵盖经济和管理两大学科，目前授予的是管理学学士学位。因此，在课程设置中，经济、管理通用型课程应是其主体，这是“共性”问题。但同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又有自己的“个性”问题，需要有一部分专业课程来体现这种“个性”，这也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特色所在。

(三)细化专业方向的划分

篇（11）

一、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业水价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总体上进展顺利。但在前进中也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

一是认识的误区。水利工程所供的水，是要经过拦、蓄、引、提、抽等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是几十年来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果。因此，水利工程所供的水中，包含着建设、管理、运行水利工程所必需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因而它具有完整的商品属性。

更重要的是，与自然降雨相比，这些商品水大多用在春旱等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期。而春季少雨，又是黑龙江省季风气候的基本特点，是我省每年都回避不了的。因此，与人类无法控制的天然降雨相比，水利工程所提供的不仅是农作物的增产水，更多的时候是农作物的“救命水”。

但受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影响，水是商品的观念还没有被全社会认可，很多人还没有树立水价改革就是把水费从行政事业性收费转变成经营性收费的观念，更没有水商品思想意识。这是农业水价改革遇到的最大思想阻力。

二是领导重视不够。由于农业水价改革直接涉及农业这个弱质产业，个别地方领导怕搞水价改革会引发农民告状。因此，部分地区的政府或部门对水价改革普遍不积极，致使水价改革进展缓慢。

三是价格长期不到位。在现阶段我国农业仍为弱质产业，农民收入自然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由于农业水价实行政府定价，各级政府制定和调整价格时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因此，国家出台的农业用水按生产成本定价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根本实现不了。

四是节水正在迫使已完成水价改革的灌区进行二次改革。

五是相关措施不配套。深化农业水价改革，必须积极推进相关的配套措施改革。否则，改革成果不好巩固，会出现独木难支问题。

六是灌溉工程基础设施薄弱。

七是基础资料缺乏。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大部分灌区存在家底不清、供水量原始记录不全、会计制度不统一、会计基础薄弱等问题，这给水价测算带来很大困难。

八是宣传还不够深入。农业水价改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敏感性大，由于很多地方对农业水价改革的重要意义宣传不够，使水价改革遇到的思想阻力比较大。

以上是农业供水单位难以为继且短期内无法解决的硬伤，是制约农业水价改革的首要难题。

二、消除观念障碍

以上虽把宣传列为存在问题之末。但实际上，唯有用宣传来消除社会各界对农业水价改革的误解，才能推动农业水价改革的健康发展。

水价改革认识是基础。从实践看，提高对农业水价认识改革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宣传工作：

一是加大水利工程供水是商品的认识。2003年，国家发改委与水利部联合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明确了水利工程供水的商品属性，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将水利工程供水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模式，从法律层面将水利工程供水纳入了商品价格管理范畴进行管理。

二是要加大农业水价改革的目的是节约水资源的宣传。我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资源分布不均衡，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第一用水大户，占全国总用水量70％以上。但水的利用系数低下，水使用的过程中浪费严重。要通过宣传真正使全社会进一步明确本轮农业水价改革的方式是改按亩收费为按方收费，这是改变农民大水漫灌积习的必要措施，这种改变客观上达到了节约水资源的目的。

三是要坚持经常、有效的宣传制度。各级政府要利用各种媒体加大对节约用水重要性的宣传，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三、建立科学的价格体系

目前，我国农业水价改革的目标，是尽快建立一个符合农业生产能力、农民承受能力、财政支持能力的价格体系。我们的设想是建立一个“政策水价、公益水价、政策补贴水价”三位一体价格体系。

这个价格体系的具体内容，一是政府对农业供水在充分考虑农民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政策水价，这个价格通常是成本水价的70％左右：二是对水管单位具有社会公益效益那部分制定一个公益水价；三是对政策与实际供水生产成本倒挂部分建立一个政策补贴水价。政策水价由灌区向农业用水户进行征收，公益水价由中央财政支付，政策补贴水价由地方财政支付。

我们提出建立农业供水“三位一体”价格体系，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建立这样一个价格体系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根据我国农业生产现状，在目前实施按补偿生产成本核定水价困难比较大，尤其是农业遭灾后几年缓不过来，实行保本水价难度很大，这样根据我国农业生产现状制定一个有利于节水的政策水价，是比较符合国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