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05页指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商品交换是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对立统一运动，只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运动达到统一，交换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在104页指出：“同一过程不可能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只是个人的过程，同时又只是一般社会的过程。”这样，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分离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成了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固定在某种商品上，货币便产生了。在历史上，贝壳等都曾做过货币材料，但相比于贵金属，它们的属性优势相对较小。于是，货币形式就日益转到那些最适合的贵金属身上。金银终于成了执行货币职能特殊商品而成了货币。所以，货币是固定起一般作用的特殊商品。

货币的本质表现在它的职能上，而货币的职能体现在它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货币贮藏、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个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05页指出：“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这就明确了价值尺度的功能是怎样产生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就是实现价格，通过实现价格，把商品所有权转让给买方，转让给提供交换手段的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二个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正是这两个基本职能的统一。货币贮藏的对象的金银或者金银饰品，货币贮藏职能在货币流通中自发地起着一种调节货币流通量的作用。支付手段职能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上产生的，它包括了二个方面：一是现金交易，一是赊账交易。最后，当商品流通领域越过国家的界限产生了世界贸易时，货币就执行了世界货币的职能。作为世界货币，它直接就是人类劳动的化身，是价值的绝对存在，是财富的绝对体现。

二、货币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作为资本家的剥削工具，作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而存在的，货币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的存在形态。但是，货币属于商品经济范畴，是商品价值的一般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112页指出：“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所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一切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中都是适用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也不例外。

在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领域中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币，是社会主义资金。资金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中财富的代表，资金量的增长速度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金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根本利益一致的经济关系。货币转化为资金，因而是货币更高阶段的实现，是货币体现亲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所在。

三、运用货币理论发挥人民币的作用

我国现行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币，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要从我国现存的商品货币关系出发，具体研究人民币的作用。纸币是从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产生的，它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指出：“当作为金银的货币是流通手段或交换手段的时候，可以由表现一定量的货币单位的任何其它符号来代替，从而象征性的货币可以代替实在的货币，国为作为单纯交换手段的物质货币本身也是象征性的。”

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要从我国现存的商品货币关系出发，具体研究人民币的作用。首先，人民币是信用货币，它的流通量必须和商品流通相适应，才能促使生产的发展和流通的顺畅。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我国，商品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当人民币的流通量适应商品流通需要时，市场物价平稳，币值也稳定。如果人民币的投放量超过市场商品流通的需要量，物价就会上涨。因此，保持物价总水平和币值的稳定，固然要控制人民币的流通量。这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给我国控制人民币投放量的基本启发。

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具体形式是货币管理。依据和运用货币理论中的价值规律，首先就是运用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计量社会劳动总量，并以货币指标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分配。在我国，货币价值尺度职能是由人民币象征性地执行的。人民币既是反映价值关系的经济范畴，又是计量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计量价值的符号。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资金，最终都要表现为用人民币计算的货币资金。只要以人民币表现的社会资金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平衡的，那么财政信贷在总体上也会是平衡的，社会资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根本标志，也是宏观经济控制好的根本标志。

篇（2）

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集中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八荣八耻”不胫而走、广为传播，迅速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逸为耻。”同志的重要论述，概括精辟，寓意深刻，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进一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荣辱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深刻认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彰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必要性。社会的深刻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多方面影响。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科学文明、团结友爱，是我们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但也要看到，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也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证明，没有健康的社会风气，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准，一个国家的经济再发展，综合国力也强大不起来，更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彰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加快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需要共同的思想基础，也需要共同的道德规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提高人的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才能全面提本文来自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知荣弃耻，褒荣贬耻，扬荣抑耻，才能明荣辱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才能凝聚人心、提升境界、激发活力，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共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本文来自

篇（3）

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集中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八荣八耻”不胫而走、广为传播，迅速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逸为耻。”同志的重要论述，概括精辟，寓意深刻，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进一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荣辱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深刻认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彰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必要性。社会的深刻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多方面影响。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科学文明、团结友爱，是我们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但也要看到，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也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证明，没有健康的社会风气，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准，一个国家的经济再发展，综合国力也强大不起来，更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彰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加快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需要共同的思想基础，也需要共同的道德规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提高人的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才能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知荣弃耻，褒荣贬耻，扬荣抑耻，才能明荣辱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才能凝聚人心、提升境界、激发活力，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共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篇（4）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篇（5）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理念，它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法治理念。现实中，确有人受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鼓吹“三权分立”，质疑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张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认为，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是没有国界或地域的，有其自身的共性，如民主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民主制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公民的民利制度等等。这些共性是人类法治进步的共同成果，可以借鉴和吸取，不能妄加否认或批判。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法治理念的树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法治理念之树在中国土地扎根、发育、开花、结果的内在要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大国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包括法治理念建设）是无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模式的，例如“三权分立”、“大陪审团制度”等等，而只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模式和途径。当前要注意那些以西方标准来改造我们的审判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思潮，要注意一些不顾实际的进行一些诉讼制度改革和宣扬西方诉讼观念的倾向，防止审判工作和司法改革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在司法意识领域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它我们能深刻认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审判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审判工作的绝对领导，推动社会主义审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二是阶段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来的重要命题，它与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法治的模式、法制观念、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相互联系，尤其与我党依法治国方略交相辉映，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司法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法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法治理念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就决定着我国的法治之路漫长而艰难。此外，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也要求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不能超越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要求，包括法治文化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都应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克服现行司法体制中不利因素，又要培育与现行司法体制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两者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有助于法治文化的逐步培养和发育，而法治文化又为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提供相应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从法律制度入手，真正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律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理念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对人们的法治思想观念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大力弘扬法律至上的思想、公平与正义的理念等等，消除各种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相违背的观念意识。为此，一要肃清传统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二要铸造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一致的法治文化体系；三要培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信仰、法律情感，建构优化的法治心理。

三是大局性。

服务大局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又是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院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党和国家大局，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广大法官必须担负的神圣职责，也是有效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就当前而言，审判工作服务大局，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基层法院在服务大局中，一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紧扣中心工作，立足审判实际，找准保障大局的结合点、服务大局的着力点，充分发挥司法保障作用；二要切实提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依法惩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行为，促进有序竞争和公平交易，依法快审快结快执与经济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案件，积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三要提高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到工作前移、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强化职能，力保平安，对农村的各类纠纷要及时平息，各种矛盾要有效化解，使人民群众权利受到尊重、利益有所保障、纠纷可以诉求。四要提高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弘扬和谐本位的法律文化，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公正司法能力，促进社会 公平和正义。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畅通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司法渠道，善于运用法律和司法手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四是宗旨性。

篇（6）

摘　要：我国的高职院校作为国家人才培养的主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各行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高职院校对培养模式与教学模式的创新性探索，校企合作的比例不断加大。一方面，企业为高校学生提供了实习锻炼的平台，同学们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企业实践中去，另一方面，高等院校也为企业提供了所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这本身就是一种双赢。学生从校园走进企业的过程中，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对接

中图分类号：F27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34-0175-02

收稿日期：2014-11-20

基金项目：此论文是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对接回归课程化研究》

作者简介：余燕（1969-），女，汉族，江苏南通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管理学。李克卫（1988-），男，汉，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人，助教，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1、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

校园文化（campus culture）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涵盖院校领导、教职工在内，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校园文化是一种教育文化，其最高目标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企业文化是一种经营文化，企业文化建设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提供良好服务的同时追求利润和效益的最大化。但是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都属于社会文化分支下的组织文化，都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着眼点，重视人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

2 、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必要性

2.1 能更好的为企业培养所需要的人才

企业很难找到满意的毕业生，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学校所培养的学生和社会需求相脱节，彼此文化的互动性较差。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可以使学校以企业导向为目标，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人才。

2.2 有利于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所谓核心竞争力就是一个组织所特有的，难以被其他组织模仿的一种资源能力。高职院校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以就业为导向，因此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能否满足企业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培养过程中企业的参与程度，也即两者文化的对接与融合程度如何。高职院校的校园企业文化是否和企业文化对接，以及对接的程度如何都影响着学校培养学生的质量，而学生质量的好坏直接反映着一个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2.3 缩短学生的就业适应期

学生从大学校园步入企业，实现了从学生向企业员工转变的过程。在转变的过程中，面对全新的环境，学生不论是在知识、技能、社交以及心理上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学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注重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那么无疑会缩短学生的就业适应期，能使学生迅速地融入到企业的工作中去。

3、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实现对接的途径

由于企业相对于校园来说，企业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所以校园文化相对于企业文化来说显得有些滞后与迟钝。所以，校园文化在明确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应该多借鉴学习企业文化，多吸取优秀企业文化的理念，达到以企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的目的。

3.1 课程的互动

课程的设置对于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顺利对接至关重要，首先课程的设置要以企业为导向，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应该通过改变课程的设置来满足企业的需求。以往，每个学校的教学计划都是通过学校自身的教师团队来制定的，新形势下，学校的课程设置应该提倡让企业也参与进来，可以请企业全方位参与学校的教学改革，通过企业与学校的双向互动，制定更好的培养方案。此外，也将与企业相关的内容（如企业文化、企业制度、企业案例等）安排进学生的相关课程里。

3.2 人员的互动

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互动，是以人员为载体的对接互动，因此应该多加强校园与企业人员之间的交流，例如派一些教师去企业参观学习，尽量使教师所讲的内容切合企业实际，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同时，也鼓励一些企业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走进高校、走进课堂，为同学们带来丰富的案例讲解，提升学生们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一些国外的发达国家就十分注重大学与企业人员的互动，例如日本的大学就鼓励大学教师兼职企业的顾问，而企业中的一些工作人员则兼任大学的讲师等。

3.3 合作形式的不断创新

校企合作是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一条重要途径，高职院校按照以企业为导向来培养学生，决定了高职院校必须强化实践教学，培养技能应用型人才。大学和企业可以通过一些创新的合作形式来促进彼此文化的对接，例如学校可以在企业的指导下建设实训基地，直接在学校为学生开辟第二课堂来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学校也可以通过入股的形式，参与企业事务的管理决策，拉近彼此的距离。学校还可以创新对学生的评价体系，以往对学生的评价主体只有学校的教师，学校也可考虑把企业加入到学生的评价主体中去。

3.4 制度的保障

学校为了保障教学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有一套约束学生和教师的管理制度。企业也是一样，为了保障企业的顺利运营，也要有一套规范组织成员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本身又构成了各自文化的一部分。制度的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时，高校应该积极引入企业先进的管理制度，创新自己的管理理念，创造出既符合高校教育规律，又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制度。另一方面，高校通过制度的形式，来保障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例如通过制度的形式规定学生参加企业实践的时间，教师每年去企业参观学习的次数等。

4、结语

高职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牢牢把握以企业为导向的培养目标。高职教育的目标决定了学校与企业必须深化合作，学校要充分借鉴和引进优秀的企业文化，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融合，从而建设具有自身核心竞争力的特色高职校园文化，为社会多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

参考文献：

[1] 罗先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融合的路径[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3，17（1）：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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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1013305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与深化，作文教学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有学者将这些问题归纳为：“重‘知’轻‘能’、重‘外’轻‘内’、重‘写’轻‘说’、重‘理’轻‘情’。”［1］作文教与学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是影响作文教学质量的障碍，阻碍了在作文教学中思维训练目的的实现。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者迫于应试教育压力，不顾学生内部条件（即学生是否已存在创作的欲望与动机）成熟与否，功利性地对学生进行反复的“刺激-反应-强化”的作文规则训练，让学生在还没有爱上作文的时候就厌恶起写作来。社会取向的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则完全不同，它把知识和学习置于社会文化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中。本文将运用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分析当今作文教学范式变化，探索语文作文教学对学生思维训练的效用，以期给语文教学工作者关于如何提高作文教与学的质量以启示。一、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及其影响

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learning　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关于学习的研究全面步入创新阶段后，作为一种新的学习和教学观成为创新性学习、教学、课程及整个教育研究领域的主要依据之一。以维果茨基（Vygotsky）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知识是由身处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通过社会性相互作用建构起来的，此理论有别于具有极强客观主义倾向的结构主义和以皮亚杰为代表的个人建构主义。它不仅认为知识是个体对经验的建构，而且认为知识首先“以社会文化工具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之中”，知识的内化通过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完成。

社会建构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知识传授教学观念的颠覆。它使众多研究者参与到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模型建构实验中，并提出了一系列以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课堂教与学范型。如：布朗、柯林斯、达吉德（Brown，Collins，Duguid）的情景性学习、约翰・布朗斯福德（John　Bransford）领导下的旺达比尔特认知与技术小组（cognition　and　technology　at　vanderbilt）提出的抛锚式教学（anchored　instruction）［2］、基于维果茨基“辅助学习”的支架式教学，以及由计算机领域引入教育学研究的分布式学习等。这些教与学模式的研究表明，学生不能灵活运用学校所学知识的原因是教师在去情景化的教学环境中“一厢情愿”的单向知识传递造成的。而且，知识的获得是“活动（activity）、背景（context）、文化（culture）”［3］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教育者要想使学生在课堂上习得的知识顺利发生迁移就必须在有联系的、具象化的情景下传授给学生知识，并让学生在有意义的环境中通过自主活动进行学习，从而阻止“惰性知识”产生，这样的学习才能使学习者吸取知识的本质，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我国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来看，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不仅对西方教育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还成了我国新课改的理论基础之一，并且已经应用于教与学的实践中。二、基于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作文教学范式转换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作文教学的冲击不是细枝末节（如作文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与方法等）的调整，而是对旧有作文教学范式解构后的重新建构。在传统作文课堂上，教师会依据课程目标所规定的作文教学目标，采取单一的知识传授方法，要求学生记住他们怀疑、毫无意趣的作文内容。例如：在真实的作文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孤立地分析作文范本，并极力强调某篇作文中某字、某句运用的妙处与独创性，意图以直接讲授缩短学生达到教学目标的思维过程，忽略了学习者对文本呈现知识的意义建构必须加入个人的社会性经验，以及作文动机产生的本质源于个体的独特感受和体验。表1辨析了以知识接受为取向的作文课与以社会取向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的作文课的差别［4］。

表1作文课堂：接受教学模式与社会建构教学模式的比较　教学组织结构　知识接受取向的作文教学社会建构取向的作文教学教学思路依据课程目标中的作文教学要求重视学生在作文学习中出现的问题与具有个人意义的独特发现教学目标认识各类作文体裁；通过作文范本的字、词、句细分与行为主义式的写作训练，熟练掌握写作技巧除作文形式训练外，重点放在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的能力，并辅助他们在自主、合作、探究中构建一套适合自己的作文学习策略教学内容以某篇或某一体裁的作文范例为教学文本借助多元化作文范本及相关作文资料为作文教学材料教学评价标准以专家即教师评价为准充分发挥学生自评与互评、家长评价、教师评价及社会反馈性评价的综合性评价作用教学方法教师进行作文教学的主要方法是讲授教师以启发、引导为主要的作文教学方法，同时鼓励学生建立作文学习共同体。教师会在课堂活动中提示关键信息，为学生提供建构作文知识的社会环境教学与学习策略学生作文学习方式单一学生投入小组或班级讨论，协商掌握多种作文学习策略教学效果评判教师仅以学生复制写作形式技巧作为作文教学成效的凭证除掌握写作技巧外，把能否写出具有个性特点的作文纳入教学效果的评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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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福斯特的生态学是当代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分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生态学分析的过程中所阐明的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都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这些宝贵思想，对于当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多方面的启示。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理论家，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和《脆弱的星球》等几部著作中，通过阐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生态相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走出生态危机的制度替换之路，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生态学理论。福斯特的生态学不仅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而且他对当代生态问题所做的多维度揭示，对于当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发展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

福斯特认为，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条件和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怎样保持发展与环境的协调一致?不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我们目前的社会形态就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过去，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不会自动解决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通过采取诸如消灭城乡之间敌对分工、注重人口的合理布局、实现工农业的有机结合、实现土地营养物质的恢复和改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等具体措施，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工业方法合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始终是和他对生态可持续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

福斯特的发展观，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在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确立科学的发展模式，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第一，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是从环境与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与模式，它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就是经济的健康发展应该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战略向人类提出了一条新的发展原则:经济的发展既要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又不能超出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既要给现时的经济发展提供环境支撑，又要给后续发展留有空间，同时还要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条件。这就要协调好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经济系统与生存系统的关系、人化自然与原生自然的关系。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考虑，应该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发展过程后，按照生态规律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能量代谢过程有机融合的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经济运行模式。首先，循环经济仿照自然界物质代谢、循环、共生等规律，在经济发展中也形成类似自然界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者之间的有机匹配，改变了“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组织成了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资源利用最大化、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而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发展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矛盾。其次，传统经济运行由基础设施、机器、工厂等加工资本，劳动、智力等人力资本和现金、投资和货币等金融资本三大部分构成。循环经济将资源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作为第四种资本加人经济运行。这种生态资本内部化改变了传统经济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改变了企业节约资源与污染防治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目的。

第三，对传统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目前，我国已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经济结构已很难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潮流，对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大调整，在坚持继续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内部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以前高投人、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第四，建立科学的GDP核算体系。过去多年我国通行的做法，是把GDP和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发展的最重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尽管这些指标不可或缺，但GDP总量或人均GDP并不能准确反映发展的社会成本，不能准确衡量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准确衡量效益、效率和实际的国民财富，尤其不能对是否实现了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它还助长了一些地区和部门为追求过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地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陷人了“拼资源求发展”、“有增长无发展”、“有发展无幸福”的困境。因此，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势在必行。

二、生态价值观与中国现代价值观的探寻

福斯特生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于，他强调，必须认识到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并且努力保护它。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们不能避免改造自然，因为我们就工作并生活其中。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以可持续的方法改造自然，制定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理性规则。”

然而，在福斯特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本身、自然和社会关系却出现异化，其集中表现在人与自然间的剧烈的不和谐以及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造成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及产品远距离贸易是其直接原因;第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是其根本原因。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是必然的。

福斯特积极倡导自然的社会化，极力反对自然的私有化。在他看来，目前最应该受到批评的就是所谓自然的私有化。“今天全球经济正逐渐将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东西—水、森林、植物种，甚至大气本身—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私人商品。这种自然的私有化趋势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化了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特有的那种环境问题。”自然的社会化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认为，“自然越是被置于人民的保护之下—一般来说，这种保护是通过决定可持续规则的民主过程进行的—情况就会越好。如果我们把自然交给了资本，那么我们就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可持续性这个集体目标的各种形式的私人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私人利益集团，人口中的大多数在反对拥有和控制大量社会资源的强大的少数人意愿的时候，就会丧失保护自然和自己的能力。相反，如果我们把一些事物置于公众领域，我们就会把这些事情置于一种可以运用民主原则的政治控制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社会化代表一种民主的和反资本主义的策略，一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策略。

福斯特强调，在生态问题上必须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在他看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在生物圈中的存在的、真实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并无裨益。这种观点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而这种观念正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

透过福斯特的生态价值观，给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最深刻的启示就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必须确立起一种全新的生态价值观，以此指导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建立全民生态文明观。生态价值观的确立，离不开正确生态文明观的引领。生态文明观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和谐相处的统一体。为此，应该在全社会倡导生态文明观，进而使人们达成以下共识:一是，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之子。自然孕育、哺育了人类，使人类得以产生和发展。二是，发展使人类变得不断强大，强大又使人类自我意识膨胀，使自然之子自以为是自然的主人，没有限制地向自然索取，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进而引发生态恶化。三是，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人类不仅要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更要爱护自然、尊重自然，既要考虑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其它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类和自然要协调发展。四是，建立全新的生态文明观念，不仅科学家要高度重视，而且政治家、企业家及全体公民都要高度重视，站在自然之子的角度，人类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第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衣食住行及精神需求，即为了消费。然而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需求无限扩大，构成了一对矛盾。因此，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倡导正确的消费观，以引导人们合理消费，任重道远。具体来说，可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倡导适度消费，崇尚节俭生活。适度消费就是对环境友好的合理消费，它要求我们以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标准，而不是鼓励对物质资源的无止境占有。无节制的高消费是一种脱离现实生存环境与合理需求的消费方式，它以享乐、挥霍为特征，使人们对物质与能量的消耗最终增加到自然界无法承受的程度，既有害于自然生态，也有损于健康。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反对一切挥霍性、奢华性、铺张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二是，积极参与“绿色消费”，这应该成为实践消费道德的一种新境界。在消费过程中，我们应当自觉抵制对生态环境有消极影响的物质产品和消费行为，主动购买对环境友好、对健康无害的绿色产品，用正确的消费导向引导生产经营者向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向转变。

第三，健全生态法律制度。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生态价值观确立的刚性制度约束，其作用在于用刚性制度约束人类的生态不文明行为，惩罚破坏生态文明的行为。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的现况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如下制度:一是建立清晰的生态产权制度。在自然特征上，生态的天然属性决定了生态资产的公有性，任何个人和企业都无法有效行使生态产权，只有国家政府有权代表社会来行使。但在现实中，国家产权得不到很好地实施和贯彻。在生态产权不清的情况下，生态资源的社会再生产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割裂的，生态价值没有通过一般的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得到足量的实现，结果导致少部分人对生态资源开发的获益是建立在多数人环境损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损失就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因此，国家对生态资产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包括生态产权界定、配置、流转、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价值的实现，仅靠明晰产权、生态定价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一些财政制度的安排，达到功能维护的目的。生态补偿制就是实现生态资源生态价值有偿制度的财政手段之一，是生态受益者在合法利用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对生态资源所有人或为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的相应费用。生态补偿须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应承担环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态环境恢复责任，赔偿相关损失，支付占用环境容量的费用;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有责任向生态保护者支付适当的补偿费用。三是严格落实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尤其是刑事责任的追究制度，加大对违法超标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

三、生态伦理观与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

福斯特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态问题上还存在不道德行为。任何一种破坏环境并使未来几代人在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上更为贫困的制度，就是一种高级不道德。“人类不拥有地球，我们只是使用地球。必须为未来几代人保护好地球，维护它的完整。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所有可持续性问题的基本道德原则。”

在福斯特看来，要解决这种在生态问题上的不道德行为，第一，需要进行一次“道德革命”，即一次不仅针对个体消费者、政治家以及首席执行官们的不负责任的行动和决定，而且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高级不道德”的革命。通过这样一次革命，以取代我们目前对待环境的不道德或至少是非道德的做法。第二，建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福斯特指出，自15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以来，以“支配自然”为核心的价值观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提倡保护环境被看作是对人们自由权利的限制。这种道德价值观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支持下，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的关系模式，并最终一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福斯特强调，通过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生态道德，可以引导我们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如何居住，最终把自然看作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至于这种新的道德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在福斯特看来就是“绿色思维”。由此可见，在福斯特看来，社会变革和建立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是缺一不可的。当然，在福斯特看来，我们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并非社会道德的关键，关键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体制。

福斯特的生态伦理观，给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最现实的借鉴意义就在于，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进行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重视生态伦理的培育和倡导。要实现这一目标，可抓住以下主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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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

>> 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重要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大力提高文化软实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论文化开放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建设 如何发挥镇纪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文化概念的解析 群众文化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软实力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文化软实力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探析 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发挥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作用 试论高等职业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地位、　作用及方向 浅析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环节 彰显文化的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浅谈档案利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化软实力及其在建设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国梦”中的意义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探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作者简介：邓雪英（1975―），女，群众文化馆员。研究方向：群众文艺创作，创作的小品《租儿子过年》等获省三等奖，辅导的小品《老爹进城》获省二等奖。现任新兴县文化馆任文艺创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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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适逢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面对转型的社会环境,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多元并存,一些优秀的传统道德、高尚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用熔铸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人们共知共行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社会风尚,正是顺应时展的强烈呼唤。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实践活动,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文化建设,是文化科学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八荣八耻”的价值取向贯穿于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全过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先进文化,应该是积极向上、代表社会发展方向、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文化。文学创作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功能,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弘扬社会正气,塑造美好心灵。要充分发挥文艺批评的作用,大力推介符合“八荣八耻”标准,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优秀作品,旗帜鲜明地批评各种不辨荣耻甚至以耻为荣的不良作品,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方向。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八荣八耻”的要求体现在文化阵地建设和城乡基层文化活动中。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社区文化机构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广大群众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和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阵地。对这些阵地要积极建设、充分利用。要深入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以通俗文学、流行音乐、电视文艺、网络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文化糟粕。文秘站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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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八荣八耻”的价值取向贯穿于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全过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先进文化,应该是积极向上、代表社会发展方向、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文化。文学创作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功能,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弘扬社会正气,塑造美好心灵。要充分发挥文艺批评的作用,大力推介符合“八荣八耻”标准,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优秀作品,旗帜鲜明地批评各种不辨荣耻甚至以耻为荣的不良作品,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方向。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八荣八耻”的要求体现在文化阵地建设和城乡基层文化活动中。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社区文化机构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广大群众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和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阵地。对这些阵地要积极建设、充分利用。要深入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以通俗文学、流行音乐、电视文艺、网络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文化糟粕。原创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