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外贸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1、Theirfirmhavecontractedtobuildadouble-purposebridgeacrosstheriver.

他们公司已签约承建一座横跨大江的两用大桥。（contract在句中做谓语，为不及物动词，与to连用，意为：订合同）

2、Theygotaheavyfineduetothebreachofthecontract.

由于违反了合同，他们受到了巨额罚款。（contract是breach的定语，为名词，意为：合同）

二、根据词的搭配关系确定词义

词语搭配指的是句子成分内部词与词的搭配使用，如名词词组内部中心词（名词）与其修饰语（定语）的搭配，动词词组内部动词与其宾语或状语的搭配等等。因此，当我们确定了其中的一个词义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词的意思来确定与之搭配使用的另一个词的意思。如:negotiable该词在修饰不同的名词时,含义有较大不同,应仔细辨别。

1、ThepartofthecontractpriceshallbepaidinUSDbywayofanirrevocableL/CagainstpresentationbyContractortothenegotiablebank.

该句中的negotiable修饰bank,意为“议付”,应译为“合同价格要根据承包人要求,在议付银行以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方式用美元支付。”

2、EnclosepleasefindanegotiablecopyofB/L.

该句中的negotiable修饰copyofB/L.意为“可转让的”,译为“随函寄上可转让的提单一份,请查收。”

三、根据专业来确定词义

外贸英语函电中涉及各种不同的专业,专业不同,某些词语的词义也就相应的需要调整。因此,根据不同的专业确定词义也是正确翻译外贸英语函电的重要因素之一。如：

discount在外贸英语中意为“折扣”,但在银行业务中,它的意思则是“贴现”。

1、Ifyouorderfor5,000sets,wewouldgiveyou10%discount.

句中的discount意为“折扣”,译成“如果你方能订购5000台，我方将给予10%的折扣。”

2、Weshalllodgea80-daynoteinthebankfordiscount.

句中的discount意为“贴现”,译成“我们要把一张80天的期票提交银行贴现”。

四、使用词的引伸义

外贸英语函电英译汉过程中，在词典上找不到适当词义时，不要照搬词典中的解释硬译。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这个词所含的基本意义，结合上下文和逻辑关系，引申该词的意义，选择较恰当的汉语来表达。当然，这种引申除了单词外，还包括词组，甚至句子。

1、Itisimpossibletopurchasesuppliesateconomicpricesatpresent.

该句中的economic意为“经济”，此处引申为“较低”，译成“目前不可能再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此货”。

2、Inreplytoyourinquiry，wetakepleasureinmakingyouanofferasfollows,providedyourreplyreachesuswithin7daysfromtoday.

该句中的reach意为“递给”，在此处引申为“送达”，译成“为答复贵方询盘，我方报盘如下，以贵方回复在7日内送达我方为有效”。

五、通过词性转换确定词义

词性转换就是译时往往改变英语某些词的词性，来适应汉语的表达习惯。在外贸英语英译汉过程中，有些句子可以逐词对译，有些句子则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就不能逐词对译，只有转换词性后才能使汉语译文通顺自然。

1、Wearepleasetosendyouourquotationforthegoodsyourequiredasfollows.

译文：我方对贵方所需要的商品报价如下。（quotation：英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

2、Yourfaxaskingustoofferyouthesubjectarticlehasreceivedourimmediateattention.

译文：贵方要求我方发盘标题下商品的传真已立刻受到我方关注。（immediate：英语形容词转换为汉语副词）。

词语是构成外贸英语函电的最基本单位，从以上分析和例句中可以看出，翻译时不能孤立片面地去盲目理解词义，我们应该正确引导学生，根据外贸英语函电词汇的独特点，注重培养学生的严谨性和准确性，使学生能准确把握每个词在句中的正确含义，以避免在以后的工作中误译而影响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

【参考文献】

[1]尹小莹等，外贸英语函电[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2]郭著章等，英汉互译实用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3]黄莉娜，商务英语函电英译汉一词多义的选择[N].福建医科大学学报，2003.

篇（2）

（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中利益的多样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机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以前得到加强，其中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体现了“主义”的作用，而国内各类企业、外国投资者、特殊利益团体以及消费者对最高决策的直接影响效力则仍然是边际性的或趋向减弱。利益团体对贸易政策的疏通和影响作用在今后的政府过程中可能会越发重要，这表明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简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决策制度和机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集团，如消费者）能够在政策决策中被倾听，并避免“政出多门”的以及为少数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集体行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接受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在承担合理义务的同时享受外部市场准入的权利符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和承受其他贸易伙伴国家的压力和要求，包括贸易摩擦和争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在加入以法规为基础的GATT/WTO多边体制框架中的谈判；中国在APEC区域贸易组织内的复边协商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争端与解决，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而外国政党的对华战略、外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团乃至公众的各种要求和观念将通过这些渠道影响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外部压力和制度约束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贸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须跟上国际集体行动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加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锁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预见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对外承诺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础上的。

（四）中国贸易保护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较高，而且在结构上易变而分散。实际征税率与名义关税率的差别较大，以配额和许可证等数量限制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的频数比依然较高，同时关税保护和非关税措施之间多呈现出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使贸易的扭曲程度和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贸易的中性刺

激增强了。实际保护率的水平和结构比名义保护率更高而离散，鼓励下游行业生产而歧视上游行业生产的倾向更明显，统计检验还表明名义的和实际的保护率在部门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贸易保护形式在工业行业之间的差别表明它们在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们自身行业特征所导致的迥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篇（3）

作者：唐玉萍 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出口退税额从1997年的98.60亿元下调至1998年的86.40亿元，而2004年的出口退税额从2003年的393.30亿元上调至800.70亿元，同比增长高达103.59%，且涉及的出口产品种类多。这两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都对广东省的出口贸易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可以一定程度地从广东省外贸出口总额增长率和出口退税率的变化曲线上反映出来（图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国出口增幅明显下滑。为此，中国政府将部分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至5%、13%、15%、17%四档，降低企业的出口成本，鼓励外贸企业出口。此外，加入WTO为推进中国外贸出口市场多元化提供了更好的基础条件。广东作为全国的外贸大省受益匪浅，出口增长率由2001年的3.81%变为2003年的29.03%。外贸出口的持续大幅度、超计划增长导致了财政拖欠退税款问题严重，2004年1月1日起中国政府第三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表1的统计数据显示，2001—2004年广东出口退税额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出口增长的速度。出口退税额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使广东外贸顺差快速增加，另一方面加大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而由于广东出口的商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如纺织、服装、鞋类等，这些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加大这些产品的出口退税额对增加出口的效果并不明显，反而使得这些商品由于成本降低，在国际上售价便宜，更易遭受国外的反倾销。另外，出口退税额的提高也使得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屡禁不止。为保证中国外贸的健康持续发展，国务院于2005年适度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并逐步取消部分“高能耗、高污染、耗资源”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这次调整对广东外贸的出口规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短期来看，降低出口退税率使得广东出口短期增幅下滑。其主要是因为：降低出口退税率使一些原先靠退税维持的企业无法继续生存，倒闭出局，还有一些企业由于短期内成本上升，在调整期内出口积极性不足。这使得2005—2006年出口的增长率低于2003年29.09%的水平。但从长期来看，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并没有对广东出口增速造成太大的影响。从出口增长率的变化来看，2005年降低出口退税率使得出口增长率出现小幅波动，但是经过2005年的微降后，2006年出口增长率再度回升。这主要是由于广东出口商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多数，而这类产品在国际上市场容量大、需求弹性小，此外，对于一些出口受到配额限制的商品，例如纺织品、稀土等，其真实需求远大于配额，这类商品即使价格出现一定的浮动，对出口数量的影响也不明显。因此，尽管出口退税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某些商品的价格，也不会造成广东出口的大幅度下滑。这也进一步说明，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广东外贸的出口竞争力增强了，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对广东出口的影响力在逐步减弱。因此，出于优化产业结构的考虑，中国政府在2007年7月再次大范围地下调出口退税率，这使得2007年广东外贸出口及出口退税额的增长率分别变为22.29%和26.25%，较2006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中国通胀压力增大，原材料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增加，国内企业成本压力较大；人民币贬值，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外需减弱也增加了出口型企业的压力。经济危机对国内纺织、服装、钢铁、化工、机电、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和部分中低技术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冲击较大，使得许多企业濒临破产，甚至倒闭。［5］针对这种情况，2008年8月1日至2009年4月1日期间国家连续5次上调了部分纺织品、服装、橡胶制品、林产品、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以及诸如提高抗艾滋病药物、机电产品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随着金融危机对外贸负面影响的逐步减弱，2010年6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取消了部分钢材、酒精、农药、医药、化工产品、塑料等商品的出口退税。总之，出口退税调整是立足于扩大内需，培育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帮助部分企业扩大出口来渡过危机，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广东外贸的健康发展，也对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广东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产业发展能力的改变，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二是产业生产能力的创新。主要体现在通过出口退税、政策支持、法律规定等进行结构性调整，提高加工贸易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鼓励外贸企业创立自主品牌，支持具有自主品牌、自主研发能力的外贸产品出口，更加严控“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出口、更有序地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目前，广东的产业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主要体现在外贸企业的营销策略及出口产品类型上。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指导下，中国政府调低了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传统产业的出口退税率，对这类外销企业的出口形成一定压力。这类企业逐步调整营销策略：一方面把工厂迁建到成本更低、税率更优惠的东南亚国家；另一方面，以玩具、家具为代表的行业，外贸企业着力研发更多适应国内消费习惯的新产品，积极开拓国内市场，逐步减少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从出口产品来看，广东海关指出：2010年，广东的一些非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已成为出口的新亮点。新劳动法出台自2008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全面实施新劳动合同法，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给广东的外贸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广东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其盈利来源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廉价的工资水平，因此新合同法可能导致部分企业因工资成本上升而难以为继。瑞信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安德森表示，根据对制造业初步的估算，它可能会令劳动力成本提高10%到25%。劳动力成本提高引致出口成本增加，使得利润微薄的外贸企业出口下降，难以支撑，从而黯然退出市场。据广东海关统计，2008年、2009年的出口增速出现了自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08年、2009年广东出口总额分别为4040.97亿美元和3598.56亿美元，增速仅分别为9.40%和负11.14%，与新劳动法的实施存在一定关系。从长远来看，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不仅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也有利于出口的持续增长。首先，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提高本国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可以拉动本国投资或者有助于消化过剩的投资带来的产能，使出口商品在外销受阻的情况下，出口转内销，一定程度上缓解出口压力，减弱对出口的依赖，增强与进口商的谈判能力，从而提升出口利润。其次，从产业层次的角度看，提高人力资本的收入有助于广东的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方面使得企业只能从改进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角度压缩成本，走“高工资、高效率”的道路；［6］另一方面，高工资有利于提升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稳定。从长远来看能促进出口企业由代工、加工贸易等低利润产品转向高附加值的产品。最后，从产业布局的角度看，提高人力资本的收入，有利于推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增强了当地劳动力就地消化的能力，更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还有利于中国产业布局和出口格局的优化。（四）人民币汇率近年来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对广东的出口贸易型企业产业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广东出口的商品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及初级产品，具有需求弹性小、处于国际价值链低端、议价能力低等特点。人民币升值将导致这类商品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而无法提价，企业出口利润随之下降，在短期内将给一些竞争力较弱的企业带来较大困难。二是根据经济学的原理，本币升值不利于出口，特别是对一些以出口为主、薄利多销的商品，汇率的微小变化都会对其利润造成较大的影响。例如纺织服装业，据测算，人民币升值1%，服装行业利润下降4%，而整个纺织服装行业平均利润率仅有3.3%至3.4%。［7］因此，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广东与纺织行业类似的许多出口企业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情况下利润流失。尽管人民币值升对广东出口贸易的总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也不利于中小型外贸企业的发展，降低了出口加工企业的利润，但也应当看到，人民币升值将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淘汰一些低附加值，竞争力弱的边缘企业，为同行业的优质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进一步刺激这些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产品，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促进全行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提升广东经济的整体核心竞争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广东出口目的国的收入水平上升将会促进广东出口的增长，但其增长的规模结构会随之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随着广东外贸的出口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广东出口规模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而粤港澳经济合作给三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应正逐渐凸现，已基本实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及共同繁荣的政策目标，有力推动了广东出口贸易的发展。在今后的发展中，广东应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保持并推进外贸的平稳健康发展。保持和提升对传统市场的出口，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广东出口企业首先应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品牌营销能力，大力发展自有品牌和高附加值传统出口产品，提高利润空间；其次，要积极进行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如化工产品、运输设备、医疗设备等，在这类产品上寻求出口量的扩大；最后，要留意来自新兴国家对传统贸易市场份额的竞争，因为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和越南等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中国类似，因此需要以质取胜，避免价格战，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因新兴国家货币对美元的贬值而引起的出口骤减。此外，还要积极推进对东盟、中东、南美洲、东欧、拉美、非洲等新兴国家（地区）市场的出口。继续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融合发展在广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香港和澳门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广东要利用好港澳便捷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国际金融、国际经贸和物流中心的优势，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增强“广东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加工贸易在广东外向型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的直接影响表现为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大量减少、外商投资规模逐渐收缩。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的机遇与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的挑战共存。因此，不仅要重视加工贸易的作用，更要以市场为主导，以是否提高出口竞争力为标准，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自主创新。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危机以来，广东出口的货物订单和需求下滑，与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有极大关系。后危机时代广东应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对出口的影响，并积极应对。

篇（4）

2我国现行外贸制度的缺陷

(1)政策法规的滞后严重阻碍了外贸制的推广。我国外贸是以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为基础而制定的，长期形成的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垄断以及不透明的贸易政策，与国际上贸易的一般要求有较大差距，不利于推行制。同时我国也缺乏推行外贸所要求的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有关规范外贸制的法律、法规、规章相互之间缺乏统一和协调，甚至发生矛盾和冲突。在外贸实践中就表现为行为很不规范，国内纠纷频繁，对外则难以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造成索赔困难。

(2)市场体系不够完善影响外贸制的推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够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还未普遍建立起来，部门、行业垄断还未有效清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不够理想，推行制的配套服务(信贷、税收、结汇、商检等)也不完善，使外贸机制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3)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对推行的意义认识不够。外贸企业普遍认为进行外贸自己利少责大，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出口指标，有的还把推行看成是在目前资金紧张、退税滞后、出口下降、亏损严重局面之下的一种摆脱困境的权宜之计。这种偏差认识实质上是工贸双方对权利义务设定失衡的反映。

(4)外贸企业本身实力不强直接阻碍了外贸制的推行。由于我国外贸企业都是外贸垄断下的产物，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存在不少问题：自有资金比例较小，企业基础薄弱;业务范围狭小，经营模式单一;企业管理者素质不高，管理水平低，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经营成本大，效益差;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差;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政策性亏损及经营上的盲目性，相当多的外贸企业的经营已非常困难，有的已经资不抵债。

(5)外贸中的行政干预性强。实践中表现为：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的合作大都不是自主选择。外贸企业尚未普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未完全分离，产权不清，企业无经营自;行政部门严格限定的收费标准，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地方政府不顾外贸企业经济效益，对其规定硬性出口创汇指标，使其经营的非理性化现象更加突出。

3改善我国外贸制度的建议

3.1统一外贸法律法规

虽然目前调整外贸制的法律法规、规章有《民法通则》、《对外贸易法》、《合同法》及《暂行规定》，但在规范方面它们存在冲突，这严重影响了外贸制的推行。具体可作如下处理：

(1)先制定《民法典》。针对《民法通则》立法滞后的实际情况，首先，应扩大民法的法律概念，立法时要有前瞻性，针对种类越来越多，的特征越来越复杂，须为给出一个更广的定义，并对其基本特征加以明确界定。其次，要实现外贸制度和其它制度的统一。

(2)废止《暂行规定》并删去《对外贸易法》中的条款。目前《暂行规定》从其内容来看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其效力来看，层次太低，也不能适应推行制的要求，应予废止。而《对外贸易法》为行政法，外贸属民商法效力范围，按照西方国家法律体制，《对外贸易法》是贸易管制法，不涉及私法条款，而且其规定不仅简单，甚至连“”字样都未出现，没有民商方面实质规范作用。

(3)制定《合同法》实施细则。《合同法》的制定，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行纪制度和英美法的隐名、身份不公开的规定，也吸收了《公约》的合理成分。相对《民法通则》而言，其对制度方面的规定有了较大的完善，不仅弥补了原外贸制法律效力的不足、拓宽了的内涵同时也平衡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3.2扩大内涵，引入新的制度

我国《民法通则》借鉴了大陆法中的直接制度，但因为没有引入行纪制度，因此概念太窄，无法适应实践的需要。鉴于我国法的现状，扩大我国的内涵确有必要，只有扩大的内涵，才能为制度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与扩大内涵相适应，我国应重新调整法律体系，并引入新的制度，比如可以直接采用大陆法的直接制、引入行纪制度(间接)、吸收英美法中委托人身份不公开的合理部分等。

3.3增强外贸企业自身实力，促进制的健全和推广

我国外贸公司应以国际上通行意义上的以合理分工为原则、以追求效益为动因的工贸双方长期的稳定的外贸为依据，不断提高创新技术，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3.4减少政府干预，完善市场体系

(1)逐步取消外贸审批制。

目前我国的出口仍以审批制为基础，外贸经营权的取得，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政策需要及考虑各方面因素进行审批的，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来确定有权经营外贸的公司，无形中保证了其业务，确立了外贸企业的垄断地位，这与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环境不一致，这样也会使行为不是从经济角度来运作，仍然笼罩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但是根据我国国情应随着时机的成熟逐步取消外贸审批制。

(2)进一步强化政企分开，排除行政干预。

目前我国很多国有企业仍是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仍是政府的附属物。很多地方对出口企业和外贸企业下达了出口创汇的硬性指标，这使企业不能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选择经营方式。造成有外贸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在经营方式的非理性选择，不惜成本和不讲效益的盲目追求自营出口。政府不合时宜、不切实际地对费的限制性规定，也影响了外贸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应加快外贸企业的改制，以法律、税收为主要手段加强宏观管理，排除政策性干预。

篇（5）

1.进口多、出口少情况严重理论上说，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蔬果、水产和加工食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具备出口优势和潜力；另外，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占地面积较少，棉花、大豆和土豆这种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在市场竞争中没有优势。调查表明，我国禽畜、水产与果蔬产品的国内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具有良好的国际竞争优势，但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仍然呈现出“进多、出少”的局面，因为受到土地限制和消费增长与工业化发展的影响，大宗农产品进口数量不断增多，加剧了农产品进口多、出口少的矛盾。

2.随着贸易额增长贸易逆差扩大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持续9年呈现稳步增长，2005年与2006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情况有所好转，但到2007年与2008年，逆差现象变得明显，逆差达到180多亿美元，虽然2009年逆差额稍有回落，但仍超过了百亿美元，2010年与2011年贸易逆差更是加剧增长。

（二）我国出口的农产品退货现象普遍随着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扩大，发达国家加强了对我国农产品输入的限制条件，他们巧妙利用消费者高度重视和关注食品质量安全的心理，对我国农产品输入设置了较高门槛，致使中国农产品难以进入这些高门槛国家，导致我国出口农产品被退货情况增多。2006年日本对输入的农产品进行“肯定列表制度”检验，彻底改变了农业化学品的管理制度。其中200多种农产品与700多种化学品都涉及到了这种“肯定列表制度”的检验，该制度指出的50000多种检测标准里只有10000多种有科学验证的正式标准，另外40000多种被日方称为暂行标准。该制度严重影响了我国对日农产品出口：繁多的检测项目增加了检测成本，使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利润下降，检测时间的延长制约了农产品输出的速度和数量，很多产品经过繁琐的检测最终以不合格的理由退货。

二、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竞争优势

（一）我国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某个国家的某个商品出口额所占世界同一种商品出口总额的比例。国际市场占有率多用来比较某些国家某个商品国际市场占有能力及其国际市场竞争力。

（二）我国农产品在主要进口国家市场占有率主要进口国家市场占有率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个产品输入到主要进口国家的金额占该国家此产品进口总金额的比例。主要进口国家市场占有率反映了出口国产品在主要进口国家市场的竞争能力。

（三）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竞争指数分析。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逆差额与进出口总额都表现为上升趋势，进出口总额曲线倾斜度大于贸易逆差额曲线表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总额增长速度比贸易逆差额的增长速度快，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竞争力逐年提高。

三、提升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竞争力的策略

（一）重视农业发展毋庸置疑，我国是农业大国，却不是农业强国，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农业作为我国基础产业，关系到人民的衣食之源和国家的经济命脉，是我国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保障。虽然国家逐年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但与其他产业相比，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还较低。根据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虽然从1998年至今，我国对农业发展的投入增加了2000多亿元，但用于农业发展的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要以提高农产品对外贸易竞争力为目标，更加重视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

（二）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通过政府的介入，在政策、法规等宏观方面为我国农业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促进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首先，政府要加大政策倾斜，扶持农业发展，通过各种惠农政策有效推动我国农业发展和升级，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其次，围绕提升农产品对外贸易竞争力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在进行农业投资时应向农业薄弱环节倾斜，并加大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的投入。另外，国家还要通过宏观调控政策指导农业生产和发展，改变农产品生产、贸易的结构以及区域分布，搞好产销衔接，从而有效规避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风险。

（三）提高农业生产人员素质并调整经营方式劳动力的素质以及生产经营模式对于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影响，要想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就必须提高农业生产劳动力的素质，并采取科学合理的生产经营模式。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执行者和科技的使用者，要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让他们充分掌握农业科技。另外，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调整农业生产经营的模式，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促进农业的产业升级。

篇（6）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是一种国际汇率制度。在该制度条件下，汇率主要由市场力量(即供给和需求)决定，政府不设定及维持某种特定的汇率。当政府对外汇市场不加干预时，该制度称为纯粹的浮动制。浮动汇率制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有一定的降温作用，弊大于利，但从长期看却是中国摆脱初级产品“世界工厂”的形象，促使产业升级，减少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使中国经济可以更平衡、稳定和持续地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汇率是在国民经济仍处于繁荣阶段中调整的，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仍然较强，对宏观经济的实际影响可能没有理论测算得那么大，汇率小幅度调整不会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相反，从中长期看，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有利于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高金融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可见，浮动汇率制对于多数外贸企业而言是一次很好的机遇。但我们也应看到，汇率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汇率向上或向下波动，对习惯于在原有固定汇率机制下采用单一工具避险的外贸企业而言，同样也将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2008年3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升值“破7”。自此以来，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屡创新高，直到近期才有所下降。然而在近期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对中国外贸出口造成明显的冲击。

一、浮动汇率制对外贸型企业的影响

1.汇率制度改革之前，汇率风险由国家承担，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无论是资产还是负债，可以不要过多地去控制汇率风险。但是，汇率制度改革后，企业开始意识到价格优势衰退的挑战和提高非价格竞争力的必要性，开始意识到货币结算时机和币种选择的重要性，也开始意识到利润（出口）和成本(进口)、资产和负债的货币匹配问题，有些企业靠人民币汇率的增值做大、做强（比如，海外并购、进口技术、引进人才、建立战略储备、打开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等），而有些企业为了减少汇率风险不得不走出去另辟蹊径，当然有些企业则因为增值挤掉了价格优势的空间而不得不停工，与之相反，也有些企业很快找到了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维持了自己原有的竞争力。企业的这种变化，从宏观层面上看，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导致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

2.增加了企业的管理和经营成本。随着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人民币对外币汇价将更富弹性，这意味着汇率管理零成本的时代已经结束。汇率制度改革后，企业不得不开始考虑汇率变化是否对商业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不得不思考如何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来满足市场。当然，也不得不考虑自己该如何“转嫁”汇率风险和向市场“寻求”更高的收益以冲销可能引起的损失。当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汇率风险时，企业感到最大的挑战是要拥有、培养熟识国际金融市场汇率走势的专业金融人才。这样势必不同程度地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

3.直接产生汇兑损失。展望未来，短期内汇率价格调整与波动将较为明显，尤其是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元资产价格的风险预期，将会使资金流动出现较大的变化，欧元资产的吸引力将会有所上升，日元的弱势继续存在。但从长期来看，美元主导的地位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元汇率主导作用依然存在，市场份额与资金分配中美元的主导性不可能根本改变，但汇率价格风险将加大。可能导致尚未收回的外汇账款和必须履行的合同产生相应幅度的损失，若汇率上升则给应收外汇账款多的企业带来较大压力，应收外汇帐款越多，企业在结汇时损失就越大，反之亦然。

二、浮动汇率制的对策建议

在当前世界经济整体下滑特别是美国深陷“次贷”危机的大环境下，政府与企业应共同配合，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促进企业效益的提升。外贸企业应深入研究、积极调整，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汇率变化压力，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1.外贸企业要重视汇率变化问题，加强汇率制度研究。企业要把应付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作为经营管理的一项关键举措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要关注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币种的汇价变动情况，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出口产品的影响程度，努力增强应对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一，外贸企业要树立正确的防范汇率风险的理念，以保值而非投机的心态对待汇率风险管理，并树立风险管理的成本意识。第二，外贸企业要树立市场风险意识，培养财务人员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财务人员必须明白每笔业务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应该找谁去帮忙解决这个问题。第三，外贸企业应该将风险成本打入业务预算，如出口谈判时使用远期汇率而非即期汇率核算成本。第四，外贸企业应加强与银行合作，依托银行专业的财务顾问和理财顾问来化解和规避市场风险，因为企业的核心应该是发展业务，而不是汇率走势分析，应善用银行的服务和产品。

2.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是应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根本之策。在人民币汇率变化、出口价格多变的背景下，出口企业特别是生产型出口企业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减少价低利薄的低档次产品出口，扩大质量效益好和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综合竞争力。

3.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巩固欧盟、美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着力开拓南美、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东欧、俄罗斯等新兴出口市场，防范单一市场的不稳定风险。中东、欧洲地区的消费者消费能力强，对价格不是很敏感，企业应积极向这些地区推出优质优价的产品。同时要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政策规定，尽量选择多种币种进行结算，规避单一货币的升贬值风险。

4.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进出口相结合的业务，进口用汇可相应抵消出口收汇的人民币之损失。因此，外贸企业应努力把握机遇，充分发挥承接产业转移的地缘优势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型企业通过加大原料进口，外贸企业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扩大进出口规模。

5.加强成本和费用管理。外贸企业要切实加强采购、生产、销售、储存、资金运筹等各个环节的成本和费用管理，充分挖掘内部潜力，降低成本和费用开支，做好节流，间接扩大产品利润空间，增强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6.通过提高出口报价、压低采购价格，向客户和供货商转嫁或共同分担汇兑损失风险。对于自营出口业务，外贸企业应根据新的汇率调整出口报价，尽快加强与外商沟通，并做好与供货商的沟通，订立新的协议，在商业合同中，要考虑汇率变化的趋势。对于出口业务，改变按固定换汇成本结算的方式，应与委托方式签订新的出口协议，明确按固定费率收取费，从而规避汇率风险。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目标不是单纯的升值、贬值，而是建立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这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表明中国的汇率政策将更具弹性，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这必将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人民币汇率实行浮动制后，我国宏观经济和外贸企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宏观调控，为外贸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外贸企业则应主动面对挑战，根据自身不同情况，从不同角度及时调整，把握机遇，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变化的预期下，稳步发展，实现企业经营的最大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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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贸易组织强调推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不断调整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措施的形式，其中，非关税壁垒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方式。这主要包括：

(一)反倾销。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我国遭遇最早、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措施。根据世贸组织即WTO统计，自1995年以来，共有40多个VeTO成员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发起过反倾销调查，立案总数超过3000件，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超过2000件。当前，国际反倾销案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反倾销案件数量近年有所下降。第二，发展中国家发起反倾销案件数量增长迅速。在WTO成立前，反倾销案件的绝大部分均由发达国家发起，WTO成立后，发展中国家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迅速增加，目前在全球案件年度数中所占比例已超过发达成员国，在2005年超过70％。第三，反倾销调查针对的目标仍集中在少数国家。据统计，全球反倾销调查针对的前8位分别为：中国、韩国、美国、中国台北、日本、印尼、印度、泰国。中国仍是国际反倾销措施针对的主要目标。

(二)反补贴。美国和加拿大是利用反补贴措施最多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已成为当前贸易保护的新热点。我国遭遇反补贴调查的突出特点是：第一，来势猛。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10起，反倾销反补贴再调查4起，另有2起正在立案前磋商中。第二，影响大。反补贴调查不仅直接影响我国涉案企业出口，而且也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制度的挑战。如果这些指控被认定为补贴，不仅会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损害我国国际形象，还会影响双边经贸关系，使我国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更复杂。此外，波及效应强。一方面，一个反补贴裁定中的补贴项目往往成为后续对我国反补贴的证据，从而引发更多新的反补贴调查。另一方面，美、加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的做法，容易引起他国跟进。据WTO统计，最近几年全球反补贴案件数量呈波动性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WTO成员对其他国家政府进行调查通常持审慎态度。但对中国而言，这种趋势恰恰相反，近年来，我国是全球遭受反补贴最多的国家。第三，不公平。美国在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存在许多违反WTO规则之处，使中国企业遭受极不公平的待遇。如，在铜版纸初裁中，美方在已考虑补贴因素对国内产品正常价值影响情况下，又计算一个反倾销税，给中国企业带来双重负担。

(三)美国337调查。美国337调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简称ITC)针对不公平的进口行为，主要是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337调查逐渐成为美国遏制我国具有一定出口潜力，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对美出口的重要手段。美国对华337调查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调查案件数量迅速增长。从1975年美发起第一起337调查至2007年10月，美国共对我国发起75起337调查，其中，60起案件是2002年以后发起的，占全部对华案件总数的80％。2007年1月至10月，这一发展态势更为明显，美总计对我国发起14起337调查，占美同期立案总数的50％以上。第二，我国成为首要被调查国。上世纪，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一直排在被调查国家或地区的前三位。自2002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遭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地区)。第三，受影响的行业和产品集中。在美国对我国发起的337调查中，88％以上的案件涉及专利，仅有小部分涉及商标和外观设计。其中，机电产品成为重灾区，60％以上的案件针对机电类产品。第四，申请门槛低但制裁措施严厉。337调查中，原告无需证明侵权产品对其造成损害即可申请337调查，极大减少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此外，原告可不仅针对列名被告，而且可针对所有相关进口产品向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普遍排除令的请求。在美对华发起的337调查案件中，47％的案件原告都申请了普遍排除令，企图将中国产品全面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据WTO统计，从1995年至2007年5月31日，各成员国通报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计23897件，其中技术性贸易措施16974件，占总量的71％。由于这些技术性贸易措施有涉及面广、隐蔽性强、技术性高等特点，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长期的影响，特别是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带来不利影响。2005年我国出口企业遭遇技术壁垒的比例达到15.1％，22大类出口产品中有18类遭受直接损失，金额达691亿美元，占全年出口额的9.1％；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我国企业造成的出口贸易机会损失高达147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出口额的19.3％。技术壁垒对我国影响的特点如下：第一，从趋势上看，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已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延伸。机电类产品受发达国家在安全性、噪声、电磁污染、节能性、兼容性等方面的影响已开始显现。第二，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出口商品，继配额、许可证、原产地限制之后，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技术法规、环保法规等影响加大。第三，食品、土畜产品受到的影响面最宽。我国农产品因为受到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检验检疫程序、生态法规和国际公约，以及最近各国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等多方面的限制，出口贸易阻力很大。据日本厚生省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2006年日本厚生省查出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并最终采取了废弃或退货处理的进口产品共1440批次，同比增加了82％。其中批次最多的是中国，共476批次。这对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第四，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是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从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看，主要有：一是我国综合贸易影响率接近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规模突破万亿美元，标志着我国外贸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大、增长迅猛，已接近贸易摩擦警戒区。目前，世界各国贸易综合影响率达25％以上的国家只有美国、德国和中国。按国际经验判断，国家贸易综合影响率在25％～30％之间还可以忍受，在30％～35％之间为警戒区，超过35％则难以忍受，可能引发全局性贸易摩擦。2003年我国出口对世界贸易的综合影响率为27.6％，2004年为26.9％，2005年至2007年保持上升态势。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长，今后一两年达到甚至突破警戒区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问题很值得重视。二是我国出口企业的管理和行业标准化体系的建立还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一些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出口商品在安全和质量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和法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目前的技术标准状况不佳是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如，在国际标准的采用方面，20世纪末，美、英、法、德等国家的国际采标率(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就已达80％，日本新制定的国家标准有90％以上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组织的标准，而我国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技术标准的仅占43.5％。三是出口的无序竞争仍很严重。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竞争手段单一，主要实行薄利多销的营销战略，同行竞相压价，以低价求胜。这种策略必将受到国外的反倾销限制，也扰乱了出口市场。另外，我国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导致低价格，往往使我国产业成为国外贸易救济措施的受害者。四是执行WTO规定的补贴政策还不到位。加入WTO后，我国在补贴方面需要遵守《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多边贸易体制下有关补贴的各项法律规定，并承担我国人世议定书承诺的有关义务。我国目前已在中央政府一级逐步取消过去的各种补贴，但个别地方政府考虑经济效益、就业等因素，还存在清理不到位的情况，这些补贴政策很可能招致反补贴调查。转二、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方式的对策

随着我国进入人世“后过渡期”，许多领域已按承诺对外开放，我国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面临新的复杂局面，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调整外贸发展战略，妥善应对贸易争端，创造和谐的国际贸易环境。

(一)适当调整我国外贸发展战略

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外贸事业取得巨大成绩。1978年，我国外贸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2006年，外贸总额达17607亿美元，增加近80倍，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达到上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现有外汇储备已充足且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下，必须清醒地看待形势，警惕并努力避免外贸依存度过高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

1、保持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对外贸易适度发展的内涵包括适度规模和适度增长两方面。一定的贸易规模是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基础，贸易规模越大，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越大，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就越突出，资源配置大量投向外贸，尤其是投向加工贸易，然后大量出口。这种资源配置倾向导致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贸易通道和交易平台。贸易增长要保持合理的水平，不能使综合贸易影响率超过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保持适度增长，不仅需要从整体规模把握，还要细化到具体的商品和市场。涉及贸易摩擦最多的商品一定是已超过警戒区的商品，而发生贸易摩擦最多的地区，一定是有某类商品在该区域市场占有率增长过快。

2、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从长远战略出发调控出口和进口，通过增收关税以及产业政策调整，对出口综合影响率指标超高的纺织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采取有所抑制的政策。调控进口增长速度主要通过调控国内经济、产业增长水平来实现。在继续适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主动发展国内大市场，发展内需型经济，进口资源型及高科技型产品，尤其是关键技术设备产品，这不仅是平衡贸易、应对贸易摩擦的需要，也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推进新兴工业化进程的需要，是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经阶段。

(二)实施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

1、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据调查，我国每100万人占有的发明专利只有1项，而日本达900多项，韩国达700多项。我国电子类100强企业2004年投入研发的资金总额还不如IBM公司一家企业的投入。目前，企业最迫切的就是要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这需要依靠政府和企业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下功夫。政府要综合运用技改贴息、研发扶持、标准认证等手段加大对企业研发，特别是出口产品企业自主研发的支持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方面，企业要培育自有技术、创立自有品牌、提高研发能力和商品档次，强化对产、供、销的管理，以对自己内部的资源进行整合。另一方面，要通过分拆、兼并、收购等行为，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以达到优势互补、增强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2、努力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体系。企业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从根本上防范知识产权纠纷，必须从源头抓起，重视创新，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努力构建自身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来。企业要从产品研发、专利申请、专利管理、专利使用、市场开拓等各环节出发，跟踪了解竞争对手的专利情况。要重视专利检索，及时在主要出口市场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依法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全面提高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

(三)实施“以防为主，积极应对”战略

1、建立预警机制。我国应紧密跟踪重点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情况，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时了解国外某些贸易壁垒的动向，定期或不定期预警信息，建立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有效的预警机制可帮助我国对国外可能实施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和新的技术法规时有所估计和预测，提醒企业及时进行价格自律，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

2、建立健全应对机制。国家商务部在总结多年指导应诉经验并在充分借鉴WTO成员应诉工作的成熟做法的基础上，本着“信息共享、协调沟通、形成合力、快速应对”的原则，鼓励形成商务部、地方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进出口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的“四位一体”的出口反倾销和保障应诉工作机制以及“两横一纵”的反补贴应对机制，各方面都应积极参与，使之发挥积极的作用。

篇（8）

自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使美国保持的几年经济增长转而衰变为经济的滞长，甚至是衰退。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的经济衰退让世界经济深受影响。这对我国出口贸易行业影响巨大。据广州海关的统计显示，2008年上半年，广东对美出口355.6亿美元，同比增长5.6%，远低于同期广东外贸出口13%的总体增速，也低于2007年上半年广东对美出口13.4%的增长速度。其中，继今年2月后，6月份广东对美出口再次出现同比、环比双下降。单月出口额64.5亿美元，同比下降1.9%，环比下降0.6%.按行业来看，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和玩具出口则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同比分别下降27.3%、12.8%和3.7%。

2.世界性通货膨胀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了美国经济急速衰退，又导致了美元的走弱，而美元的走弱加上国际炒家的炒作，导致了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又推动了钢材等能源价格飞速上涨，这样从给国内带来了生产原材料价格的飙升。这样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以钢材为例，2007年，全国30个主要城市、五大品种的钢材平均价格为4316元/吨，2008年1月，这一价格就上涨到了4966元/吨，而到5月末，价格迅速攀升到6207元/吨，比去年同期上涨近5成，绝对吨价提高了2053元。除钢材外，塑料、木材、包装纸、人工等成本也都在涨。

3.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美国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这对我国对外贸易环境造成日益不利的影响。以浙江嘉兴为例，2008年1至6月，嘉兴市遭遇来自欧盟、美国、印度、乌克兰等9个国家和地区提起的反倾销共18起，直接涉案金额1.1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350%和1088.3%。在这18起反倾销案中，机电和纺织是主要涉案行业，其中机电产品涉案7起，纺织品涉案6起，分别占涉案数量的39%和33.3%。而从案源地看，美国、欧盟、印度是前三大案源国(地区)，共涉案12起，涉案金额8998万美元，分别占涉案数量的66.7%和涉案金额的81.8%。

4.国家对外贸优惠政策的取消或减少

随着这些年我国对外出口的急剧增加，多年来累积的外贸顺差使得外汇储备越来越充足，数量已达世界第一。在这些庞大的外汇储备背后，显示了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容易引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金融风险等问题。为此，国家对外贸易的政策和重心作了些调整。虽然仍重视对外贸易，但已不再单纯把创汇作为国家的最主要目标，而越来越追求经济效益。鼓励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输出，限制或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家除按规定取消出口补贴，一些优惠的政策也在逐步减少，如在税收方面，经过对外贸出口退税的几番调整，很多产品的退税大幅减少。这些措施直接影响到企业产品出口的收益。同时由于国家信贷政策从紧，银根收紧，企业资金链绷紧，提高了融资成本。自2007年3月18日以来，银行贷款利率已先后上调了6次，已从6.39％调到了7.47％，增加了1.08个百分点，上调幅度达16.9％，仅此一项，企业每年就要增加财务费用约2000万元。

5.人民币升值因素影响

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保持波动上升的趋势。近3年来人民币升值20%左右。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出口收入减少、利润及竞争力下降等风险，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一定挑战。据报道，目前出口大省浙江、广东等地工业经济在高速增长多年后，正呈现拐点。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企业利润率大幅下滑，面临生存困境。

6.新的《劳动法》实施后提高了劳动力成本

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企业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据资料显示，纺织行业的平均工资为全国制造业平均工资的70％，因而近年来，纺织企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在各地区普遍出现，招工困难，企业用工稳定性差，劳动力成本上升。

二、我国外贸企业走出困境的对策

1.必须加速创新，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

我国目前外贸出口的总体格局是，加工贸易占的比例大于一般贸易，依靠劳动力优势出口的产品比例过大，结构不合理，比如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纺织业和一般浅加工的机械电子产品等。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的加工制造中心，很多产品从海外转移到我国进行生产转而出口，表面上使我国出口量大幅增加，但是，我方从这些产品出口中获取的实际上是一点微薄的加工费而已。就拿产量和出口量都很惊人的电子产品来说，一般只有5%，是该品牌或核心技术拥有者利润的十分之一。这种现象给了我们很大警示，即应该在传统优势的产品上作出调整，进行深度开发，从技术含量、所用材料以及服务等方面提高附加值，逐步扩大中高端产品的比例；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进行潜心研发，多生产些原创性的、有特色的产品，把这些作为提高产品出口效益的主要措施之一。

2.加大品牌力度，实施品牌战略

品牌对促使企业产业升级、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进行品牌销售是我国外贸发展的趋势。这些年的广交会上，也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用自己的品牌出口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是我国政府鼓励和推动的结果。当然，要创建一个世界知名的品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需要多年的培育和累积之外，在以自有品牌为主的前提下，适当引进使用外来品牌，大力借鉴和吸收国外著名品牌开发管理的成功经验，借船出海，逐步成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联想成功收购IBM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加强对自主知识的创新和保护对目前中国的企业显得尤为重要。培育出一个好的品牌需要动用各方面的资源，企业必须学会在贴牌和模仿技术的同时，努力开发自主技术，创新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利用创新的技术生产国际高端产品，通过产品打造世界品牌。

3.政府辅之以相关经济政策

政府利用税收、财政、信贷、利率等各种经济杠杆，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调节各项对外贸易。例如，对于创新试点企业，应该在研发、技改等方面为其提供贷款贴息或无息贷款，在出口贸易方面提高出口退税率，甚至提供国家发展专项基金等等；对于部分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则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其出口过快增长，包括采取下调或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提高出口暂定关税等措施。同时，规范外贸经营秩序，在政府指导下，借助行业组织力量，抑制出口企业竞相压价和进口企业哄抬价格现象，这将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

目前尤其应拓展融资渠道，建议出台地方法规，成立服务和专管机构。如受困资金压力的浙江省正在想尽各种招数应对目前中小企业面对的资金困境。继在全国首家宣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之后，浙江工商局、浙江银监局与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制定了《浙江省股权质押贷款指导意见》，以股权质押的方式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以往融资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不动产抵押贷款获取资金，而很多企业由于不动产已做了抵押再想进行二次融资非常困难，企业对股权质押融资有着强烈的需求。为此，自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浙江工商局就开始研究部署股权质押贷款相关措施，2008年6月，浙江出台了《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和《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

4.防范外汇风险

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外贸企业对外汇风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很多潜在的风险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外贸企业认为汇率风险变动是天经地义的事，从而使一些外贸企业屡遭汇率变动的风险。外汇风险防范是外汇资金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良好的外币资金管理不仅可以避免风险，还可以优化企业的资产结构和质量，企业必须学会适应汇率变动的经营环境，做好外汇风险防范的准备，以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在此情况下，就对外贸管理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课题，在全面掌握企业外币收支的前提下，不仅要准确、及时地预测汇率变化趋势，还要准确地判断意外汇率波动对公司将来现金流量的影响，并在意外汇率波动之前准备好最佳的应对策略。

首先，企业应正确选择计价货币。在出口时力争选择硬货币作为结算货币，在进口时选择使用软货币。其次，在具体结算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汇率的变化适当调整收付时间。即在外币坚挺的时候，对外币的应收账款应延期收回，应付账款则应提前支付;当外币疲软时，外币应收账款便应提前收回，而应付账款当力争延迟支付。当然，如果企业的规模比较大，在进出口市场多样化的情况下，能够设法采取不同种类的货币组合起来进行结算的话，外贸企业的交易风险就可以相互抵消，这样不但可以消除外汇风险，而且可以降低保值的成本。

企业应加强与银行的合作，依托银行专业的财务顾问和理财顾向来化解和规避市场风险。目前我国可利用的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工具主要是通过各商业银行所开展的外汇业务。如利用远期外汇业务、掉期外汇买卖、外汇期权。虽然我国已经开始提供多种外汇业务，但目前的交易币种和交易规模尚不能充分满足企业的需求。因此我国应该学习国际上风险管理的先进管理模式，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推出新的外汇交易品种，以拓宽外汇风险规避渠道更有助于企业进行外汇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刘舒年:国际金融[M］.北京:对外贸易出版社，1997:145

[2]曹垂龙:新汇制下我国涉外企业规避汇率冈险之方略[J].商业研究，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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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篇（10）

那么实现外贸企业的差异化竞争呢?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细化市场，占据有利竞争位置，倡导概念差异化 首先，以竞争对手相对，形成独特“概念”。概念差异化要求用通俗、简洁明了和高度概括的概念含义，通过产品定位的突出和强化，来体现产品层次中的核心价值。概念差异化一方面对消费者而言有积极意义，因为他们一般不是所购买产品的专家，所以需要核心产品的概念化。比如海尔在生产冰箱时相对国内的冰箱产品，在国内率先打出无氟冰箱，受到了很好的效果，占领了市场。其次，在原有产品基础上形成概念创新。市场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对概念进行创新，甚至有时必须“制造”概念才有效，这就有如海尔总裁张瑞敏所说，创造市场的前提就是创造概念。市场营销实际上是概念之间的竞争，而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因为消费者个人的经验往往被扭曲，以便符合他们的观念，所以，市场营销中最强有力的战略是在潜在用户心目中只拥有一个概念。营销者头脑中往往有一个固有观念我们是在进行以客观现实为依据的产品竞争，而绝大多数企业的错误恰恰都是源于这样一种假设。

二、引导企业竞争方式由价格竞争向非价格竞争转变，实现属性差异化 首先，特色差异化。我们认为特色是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与竞争者提供的产品在可直观比较的产品属性上所具有的特点或独特性。公司将产品导入，市场进入营销过程后，会根据市场反馈的顾客的需要和改进意见，再产品原有的基础上，对产品的核心价值进行创新，以对付竞争者和产品生命周期带来的挑战。为了提高销售量和利润，可以在产品属性上不断实行差异化策略，对产品概念进行创新，质量可以提高也可降低，特点可以增加或减少，式样也可以改变。其次，质量差异化。

质量的竞争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最常用的武器之一，质量是对产品的耐用性、功能、可靠性、精确性、操作和修理的简便性，以及其他对顾客有价值的产品属性概括性用语。产品质量的竞争要以顾客的认知质量为标准。质量上可以分开层次，高档、中档和适合大众使用的低档产品。再次，技术差异化。产品、市场和品牌差异化必须以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设计能力的提高为前提，技术差异化(创新)是差异化竞争策略的一个基础条件。

篇（11）

作者：周明 王朋飞 单位：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加工贸易方式依赖程度高从贸易方式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外贸出口对加工贸易方式依赖程度高，2010年，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商品总额占全部贸易方式进出口总额的39.22%，略低于一般贸易方式在总额的占比50.42%。对加工贸易的过度依赖会降低出口结构升级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和我国的贸易福利水平。加工贸易方式停留在生产经营链条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溢出效应弱小。并且在加工贸易过程中，中国主要从事低端的加工环节。中国并没有从加工贸易背后庞大的贸易顺差中得到相应的贸易利益。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第三产业具有可贸易程度低的特点，所以，GDP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大，外贸依存度就应该越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如此之高，可见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于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二战后至今，美国的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8%递减到1%以下，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由30%以上下降到20%左右，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不到60%上升到80%左右。而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产值147642.09亿元，在GDP中占比43.35%，相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差距很远，这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发展得不合理，应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具体而言，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第一，重视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引擎。第二，加强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工作，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信息化建设的支撑作用。第三，积极推进体制创新，建立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运行机制。第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大型跨国公司的高新技术交流活动。第五，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包括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深入开发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第六，加快高新技术队伍建设，为实现高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加快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实现出口效益最大化，消耗最小化2009年，我国贸易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方式占据了40%左右的比例。所以，我国的出口企业应该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提升企业作为从事的价值链环节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延长加工贸易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促使加工贸易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和能源资源使用的最小化。在全球生产体系中，领导厂商依靠自己控制的设备、技术、品牌等稀有资产占据着附加值较高的价值链环节。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也只能拥有获得设备、技术、品牌等稀有资产来提升自己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首先要创新加工贸易模式，调整加工贸易结构，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将加工贸易从以“加工装配为主”的方式转化为“生产、仓储、转运并重”的方式。其次，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比重，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积极研发我国自己的先进设备、技术，创造中国自己的优势品牌。再次，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延长加工贸易的国内产业链。最后，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尤其重视引进跨国公司的高技术、高增值率的加工制造环节，从而推动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改变中国制造的不利地位。积极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增加我国服务贸易比重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科学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所以相对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要复杂得多。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和我国的第一第二产业而言严重滞后，所以要积极推动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首先，要推进第三产业的改革和开放，加快服务行业高效发展。其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竞争。最后，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目前，我国外贸发展的新领域就是服务贸易。就货物贸易而言，我国已经是全世界名列第二的货物贸易大国，具有持续规模巨大的贸易顺差。但是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贸易逆差庞大，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效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此，我国在积极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从而形成有竞争力的外贸产业格局。发展服务贸易，应该从促进文化产品出口、鼓励发展服务外包、促进技术出口、积极开拓服务贸易市场等方面努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排斥高技术，所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注重用高技术改造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最佳模式。在一些关键工序上，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以采用现代化技术，实现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有利于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这个转变，应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技术含量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新兴家电业这种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业、个性化服装生产、电脑设计的工艺品生产等。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建立一个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工业化过程的实质是将传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的过程，非农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所以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都有利于推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目前，我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但是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发展速度很快，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增加农业劳动力向服务业的转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重视发展现代物流配送、家政服务业等新型业态。

近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呈现持续高企的状态。并且我国的外贸顺差依存度始终高于进口依存度，并且贸易顺差较为依赖欧美大经济体。这种外贸依存使得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风险。同时也折射出我国产业发展呈现较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大、加工贸易方式依赖程度高、高新技术产业落后、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等。为了降低外贸依存度的风险，解决我国产业结构问题，我国必须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积极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