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案例大全11篇

篇（1）

一、宁夏回族自治区贫困现状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高原，是中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辖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2015年底总人口667.8万人，其中回族人口占36%。由于受历史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西海固是宁夏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包括原州、西吉、隆德、泾源、彭阳，海原、同心、盐池、红寺堡9县（区），人口206.3万，占宁夏人口近三分之一，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宁夏38.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81.7%。西海固是宁夏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和最难啃的“硬骨头”。

二、宁夏回族自治区精准扶贫案例

（一）产业扶贫――以同心县同德村为例

同心县隶属于吴忠市，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县境内沟壑纵横，干旱缺水，日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适宜种植枸杞。河西镇同德村是同心县最后一个生态移民村，润德枸杞庄园生产基地来自于从同德村移民群众手里流转来的7500亩枸杞。目前，庄园拥有百吨级无尘制干车间，采用现代化生产流水线，对采摘的新鲜枸杞进行清洗、杀菌、消毒、速冻，包装，不仅可以当作零食直接食用，还可以煲汤、泡茶、熬粥等。通过深加工，可将枸杞做成枸杞原液、枸杞酵素等保健食品，提高枸杞的附加值。据庄园负责任介绍，他们还将向药品、化妆品等行业进一步拓展，出口欧美、东南亚等国家。仅用了3年时间，同德村从寸草不生的荒滩发展成为高效益高产出的枸杞庄园，枸杞产业成了“拔穷根”的支柱产业。庄园里2000余名工人全部来自同德村1379户移民群众，在枸杞产业带动下，同德村从移民前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发展到6000多元，户均收入超过2万元。小小的枸杞让这片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致富金矿”，产业扶贫真正实现了源头“造血”。

（二）旅游扶贫――以西吉县龙王坝村为例

龙王坝村隶属于“苦瘠甲天下”的西吉县，该村有8个村民小组，404户共计1672口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08户共计840人，是全县238个贫困村之一。龙王坝村山清水秀，村民们吃自己种的杂粮和绿色有机蔬菜，是原生态的长寿村，村里有40多位80岁以上的老人，8位90岁以上的老人。该村2014年荣获“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称号，就地取材发展旅游产业是它脱贫致富的特色。近年来，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龙王坝村依托本地的自然景观资源，成立心雨林下产业专业合作社，该社已入选全国“合作社+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现在，村里的贫困户都成了勤劳致富的能手，他们把农村变成景区，村民变成导游，民房变成客房，产品变成礼品，摘农家菜、吃农家饭、睡农家炕，把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打造成农家生活体验系列旅游产品。此外，村里的梅花鹿养殖中心和草莓采摘中心也备受游客喜爱，该村年接待游客达6万人次。去年，村里177户737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实现了脱贫，脱贫率高达85%以上。

（三）“软文化”助力精准扶贫――以中卫市为例

中卫市辖沙坡头区和中宁、海原两县，共40个乡镇442个行政村、32个社区居委会。共有21个民族，五大宗教俱全，属典型的民族聚居地区。沙坡头区以宣传党的政策、展现脱贫决心为主题，通过30余场扶贫攻坚专场演出让老百姓了解精准扶贫政策。中宁县给山区的农家书屋补充大量图书，建起了部分乡村电子阅览室，并将“互联网+”思维融入精准扶贫，帮助留守儿童与父母进行感情沟通。海原县建成了集设计研发、加工培训、展览销售为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业孵化基地。通过引商、整合等方式，扶持了12个脱贫销号村，带动600名贫困家庭妇女稳定就业。此外，中卫市在全域旅游总体规划中明确文化为魂的思路，将海原回乡风情展示列入了特色旅游区，着力打造民俗文化游和丝路寻踪游线路。通过深度挖掘民俗资源，在“全国历史文化名村”南长滩村建设党项民俗村。此外，市政府协调鸣沙村80多名群众，通过组建驼队和花儿组合演艺团队，让他们走进沙坡头景区服务岗位。目前，该村正在建设占地60多亩的穆民风情苑，项目建成后可安排150多户群众经营创收。

（四）精准培训促进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能力培训工作被区政府确定为2016年民生工程为民办实事之一，安排两亿资金，培训十万人次。培训对象主要瞄准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和“十二五”、“十三五”生态移民；根据市场需求和劳动者意愿，培训工种主要以驾驶员、刺绣、育婴师、手工艺编织、养老护理、电焊工等工种为主；培训模式按照“企业订单、培训机构列单、培训对象选单、政府买单”的流程进行。截止年底，全区共对125732人次进行了技能培训，超额完成25.7%，其中有89732人取得了初级技能资格证书。精准培训的目标是：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引导贫困群众不断挖掘自身潜能，通过积极参加技能培训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拓宽增收的渠道。

三、宁夏回族自治区精准扶贫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深度挖掘本地区资源优势，做到因地制宜。充分l挥贫困地区土地辽阔，山清水秀，污染较少的地缘优势，依据贫困地区特殊地形、地貌的特点，从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等宏观思路着手，通过产业扶贫实现其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可以依托自然环境和民俗文化发展生态旅游业。

第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精准扶贫必须加强对贫困村领导班子和贫困户的教育培训，彻底打消他们“等靠要”的念头，积极转变脱贫观念，树立脱贫信心，提升脱贫能力。通过技能培训掌握至少一种生存本领，积极就业或者自主创业，从源头上拔穷根，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同时，要引入技术特派员，针对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进行技术指导。

第三、要加大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力度。遵循“讲得清楚、听得明白”的原则，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方式，让党的扶贫政策真正走进群众的心里，提高他们生产、就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良好精神面貌，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王旭明.关于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思考――从宁夏贫困户家计特征视角分析[J].宁夏党校学报，2016（2）.

篇（2）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0932066

1 引言

扶贫移民是在政府和其他机构或个人的组织协调下，使贫困人口摆脱现实的恶劣生存状态获得较好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环境而进行的一种人口迁移活动，是基于扶贫、脱贫的目的而进行的移民[1]。，近年来在帮助贫困地区人们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实现致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移民组织形式可概括为3种类型，即自发性移民、政府组织移民和企业参与移民搬迁3种类型[2]。本文以宋家沟村企业参与型移民模式为案例，从移民过程中迁移地域与空间距离的长短、移民主体在迁移中的地位、移民集散程度、谋生方式和从事行业的产业安置和移民后期开发6个方面对案例进行分析，探讨移民后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中的不足之处，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中用到的数据是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贫困地区大规模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式自愿性生态扶贫移民模式研究”问卷调查数据汇总得来。对岢岚县宋家沟乡宋家沟村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做了18份调查问卷，均为有效问卷。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法、统计法。

3 案例分析

以岢岚县宋家沟乡的宋家沟村为例，从移民过程中迁移地域与空间距离的长短、移民主体在迁移中的地位、移民集散程度、谋生方式和从事行业的产业安置和移民后期开发6个方面对移民现状展开分析。

3.1 宋家沟村移民概况

宋家沟村为岢岚县宋家沟乡的一个行政村，只包含宋家沟村一个自然村。从2009年开始筹划移民工作，主要接收本乡镇甘沟村（甘沟村处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区，农业生产极为困难，每667m2地1a只能产粮食200kg，农民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移民户，到目前为止，移民工作告一段落，共接收移民户25户，从甘沟移来12户，其余均为本村村民的村内迁移。移民工作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也就是2010年移入8户，第2阶段即2011年迁入17户。迁入地住宅由政府同意施工建成，只需移民户出7万元，每户移民在迁入地就都拥有4间砖瓦房，附带1座温室大棚、1个羊圈、1个庭院。具体移民情况见表1。

3.2 迁移地域与空间距离

从地域上考虑包含以下类型，村内搬迁、乡镇内搬迁、县内搬迁、跨县搬迁、跨地区搬迁和跨省搬迁；从空间距离上可分为就地迁移和易地迁移，长距离与短距离移民这4种类型。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还是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搬迁模式。张小民（2008）在研究陕西省移民时，根据移民距离分出近距离迁移（100km）[3]，从迁移地域与空间距离的长短而言，宋家沟村主要是针对本乡镇甘沟村的移民，甘沟村距离宋家沟村25～35km，可知宋家沟村的移民为中等距离的迁移。

近些年虽然国家加大了种地补助，但种地的收益依然是各种收入来源渠道中最少的。而对于从25km外的甘沟迁移过来的村民，他们的耕地均在原村，无形之间增加了种地成本，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就减少了。除此之外，2010年入住的这批农户院子中的大棚由于质量不好，冬季温室内温度无法保证植物生长，所以并不能真正发挥温室大棚的效益，不能从实质上增加农民收入。

3.3 移民工作的主导力量

从我国扶贫移民的主导力量来看，我国移民主要有政府主导型、居民自主型和企业参与型[2]。目前，政府操控型移民是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居民自主性移民还是并不多见的形式，企业参与型移民也处于探索试验阶段[4]。目前移民的主要推动者和实施者是政府，移民自身尚未成为移民选择的决定主体，主张变革现行政府操控型移民模式为居民自主性移民模式[5]。

从移民工作的主导力量而言，宋家沟村属于企业参与型，即扶贫办、发改委和白曹家沟的私人企业，三方注资修房、扩路、建大棚，为解决搬迁难题，县里专门出台了扶贫政策，每户的搬迁费用政府负担一半、农户负担一半。每户只需缴纳7万元即可入住。政府为解决农户资金紧张的问题，出面为农户在信用社无息贷款3万元/户，减免一年利息。这种模式属于张志辽（2005）论文中提到的目前我国生态移民处于探索试验阶段的企业参与型移民。该模式能从最大程度上整合社会资源，财政投入、部门协同、社会赞助、信贷扶持，各方力量共同帮助贫困群众走出大山。

3.4 移民集散

学术界根据移民规模把移民分为集中搬迁与分散搬迁模式、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等形式。

在移民集散方面，宋家沟村属于分散搬迁与集中安置的形式。宋家沟村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水资源丰富，耕地肥沃，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从2009年开始，县里统一协调周边的甘沟村、东场沟等迁移至此。搬迁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宋家沟村的搬迁自主选择权为100%，也就是说不存在强制搬迁现象，完全由村民自己的意愿决定。虽然政府提议帮大家无息贷款一部分，但大部分村民还是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只能放弃搬迁。加入搬迁的均是有一定积蓄的富户，导致最终搬出来的农户比较少。

在移民安置方面，县政府通过扩建中心村镇建设了宋家沟乡宋家沟移民新村，移民集中有序的安置在新村内，还配备了小广场。

总体来说扶贫移民改善了移民户的生活环境，提高了移民户的生活水平。

3.5 谋生方式和从事行业的产业安置

对于移民户来说生态移民之后收入来源与维持生计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定意义上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移民的成败。如果移民后居民的收入来源方式增多，劳动力基本都能就业，那么居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对于移民的满意度就会提升，如果满意度提升了，那么这个移民至少在移民安置后期生活方面有了成效，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原来居住地的生态环境，达到了生态移民的目的。扶贫移民与生态移民是分不开的，通过移民实现生态改善与扶贫的“一石二鸟”策略，大部分生态移民工程都是与扶贫工程是结合在一起实施的，扶贫的对象也是生态移民的对象[6]，而扶贫移民工程中改善迁移户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得迁出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搬迁前后移民户的总体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见表1），但是移民户的谋生方式和从事行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见表2），为了使得移民搬迁后能稳得住，考虑到移民户回迁出地种地太远，在搬迁之前就为每户移民都配备了温室大棚，希望大棚能成为移民户增收的一种方式，切实站在农民角度想问题。政策虽好，但在实际落实中却遇到了问题，不能让迁移户真正受益。2010年入住的这8户移民院内的大棚由于质量不过关，无法在冬季保证植物生长需要的温度，所以无法发挥大棚的真正作用。而2011年的入住的这部分移民大棚质量很实用，能够达到为人们增收的目的。

结合表2和图1可以看出，移民前后从甘沟村来的移民户收入来源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搬迁前养殖业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的31.68%，远远高于其他2个村；移民后甘沟村收入来源中打工占的比例最大，养殖业占的比例最小，打工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2点，搬迁前当地有很大的生存空间，能够自由放牧，以种地为主的土地经营一定意义上为牲畜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如秸秆、玉米和草等。而搬迁后这些有利于发展畜牧业的条件都没有了，养殖业就发展不起来了；搬迁前甘沟离县城20km路，农闲时间不多，去县城打工也不方便，而搬迁后到县城的距离大大缩短，比较方便外出打工，而且农闲时间特别多，也有时间出去打工。

3.6 移民后期开发

移民后期的开发关系着移民区今后的发展方向。在众多的实践中经过总结共有下列开发模式，城镇化开发模式、产业开发模式、产业与城镇化开发模式相结合、区域特色开发模式等四大类型。宋家沟村考虑到移民区后期的发展，为移民户修建的一排排蔬菜大棚，这些大棚位于209国道旁，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大棚中间点缀着整齐划一的砖瓦房，非常的醒目。蔬菜大棚的修建想给移民户增收；也可以通过新型农业促进当地农业观光旅游业的发展，走产业与城镇化想结合的开发模式。

但在后期开发的蔬菜大棚质量问题上，政府没有严格把关，导致没有达到预期给移民户增收的目的，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 移民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4.1 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宋家沟村的移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4.1.1 政府的政策非常实在

不仅想改变移民户的居住环境，也想让迁移户能稳得住，修建温室大棚，让移民户无后顾之忧，但在实际落实中却大打折扣，第一批大温室大棚的由于质量关没把好，造成了冬季温室大棚内的温度无法保证植物生长需要，最终都成了摆设。

4.1.2 虽然也考虑到移民户的养殖需求

每个移民户都配备了一个圈舍，但没合理地预测到实际运作中的效果，最终大量圈舍空闲，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1.3 当初把甘沟划入迁移村考虑到2个原因

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在实践过程中只是一部分中上等家庭的农户迁移出来，还有一部分贫困户依然按固有的生活习惯在原村生活，这并未达到迁移的最初目标。

4.2 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4.2.1 在以后的实践中应加强对统一修建工程的质量验收

建立政府、企业组织者相互监督督促机制，必须保证工程的质量，杜绝这种豆腐渣工程的出现，最大限度的为移民户的利益着想。

4.2.2 在实际构想中，要立足实际，多观察，多思考

加强对迁出地村民的调查研究与评估，找出最适合迁出地移民的对策，正确估量移民户的数量及生产能力，最大限度的使得预测接近事实，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4.2.3 在移民之初深入调查了解迁出地村民的搬迁意愿与搬迁成本的承受能力

依据调查评价结果制定搬迁计划，使尽可能多的村民可以搬得起，给迁出地留有足够的生态恢复空间，在以后的移民实践中紧紧围绕移民的目的展开，加强探索，争取能找到一条“一石二鸟”的路子，既能最大限度地改善当地生态，又能使得迁出地村民搬得起，在迁入地稳得住，提高移民户生活水平。

5 结论

宋家沟村的移民工程虽存在不少问题，但也有很多值得推广的地方。该项工程集合了政府和社会企业的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来推动移民的发展是很好地模式，在以后的实践中应尽可能推广，鼓励社会企业家投入到移民的支撑工作中来，在以后的移民工作中很大程度的整合政府、移民和社会3大资源，发挥政府、移民和社会3大机制作用。

参考文献

[1]施国庆，郑瑞强.扶贫移民：一种扶贫工作新思路[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04（8），68-75.

[2]张爱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移民研究文献综述[M]，2014.

[3]张小民.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4]张志辽.生态移民的缔约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8（8）：149-153.

篇（3）

“以案促改”是净化政治生态的现实需要，是进一步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是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牢“四个意识”的政治体检。深入推进扶贫领域的以案促改，才能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圆满完成。以案促改，核心在案。找准发案的症结所在，深挖其中的共通问题，发现岗位廉政风险点是以案促改的核心工作。在此次通报的这些案件中存在主要的问题是作风不实、把关不严、敷衍应付等。正是这些不良的作风和态度才导致了工作中的失职与失责。以案促改，关键在促。以案件为镜，照一照自身实际的工作中是否存在作风不实、把关不严、敷衍应付的问题。在思想上学习教育、作风上自查自纠、制度上完善健全是以案促改工作的关键。以案促改，目标在改。发现问题，以案为鉴，最终要落实到整改上。针对此次学习，我们要着重对照工作中是否存在作风不实、把关不严、敷衍应付等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断推动党员干部作风持续好转，不断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从量变到质变的提升。这些案件发人深省，涉案党员干部“四个意识”淡漠，组织观念欠缺、党性意识不强，出现违法违纪间题实属必然。我们要深刻吸取这些案件教训，以之镜鉴，自我对照，立整立改。

作为一名普通干部，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折不扣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纠正“四风”新要求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杜绝作风不实、把关不严、敷衍应付、弄续作假等问题。树清正廉洁之风艰苦创业之风，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扎实履行脱贫攻坚主体责任。确保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充分认识到“以案促改” 工作的政治性、重要性、必要性、长期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维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重视和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以群众的利益为先，切实为群众做实事。让贫困群众真真正正感受到党的脱攻坚政策带来的实惠和温暖，使贫困群众脱贫摘帽，为广大群众谋福祉。只有做到心中有人民，才能事事以人民为优先。

篇（4）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1-0082-04

一、引言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一般而言，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陷阱”，需要承接到来自政府施加的政策、制度或者重大建设项目等的强刺激；然而，现实往往总是比规范理论来得更加丰富多彩。山东省曹县大集镇充分利用农村电商这个市场平台，获得了当地演出服饰产业的裂变式增长；其间政府的强力催化和金融的密切配套，加速了农村电商扶贫强刺激的放大效应，实现了当地农村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重大经济演变。

二、大集镇的电商扶贫路径

近年来，“淘宝热”红遍了中国的大城小镇，而广大农村地区淘宝的热络程度也丝毫不逊于城市。早在2013年，多年都摘不掉“贫困帽子”的山东省曹县大集镇，一下子就冒出了2个全国“淘宝村”。要知道，当时全国也只有20个村获得了阿里巴巴的该项殊荣。

此后三年，“淘宝热”持续发酵，大集镇被命名的全国“淘宝村”迅速增加到27个，排名全国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山东淘宝第一镇”。靠着“淘宝热”， 大集镇注册了390家服饰有限公司、16000家淘宝店铺、100余家天猫店，全镇4.5万人，有近两万人从事线上销售和线下加工表演服饰，电商年销售额也由2013的2亿元迅速扩展到2016年的30亿元，三年翻了15倍，仅2016年“六一”期间，全镇表演服的销售额就超过了12亿元。截至2015年底共有1118户、2563人就此摘掉贫困帽子，占全部贫困人口的60%。大集镇新增纳税企业个数及返乡创业情况连续两年居曹县第一。当地农民普遍认为，近30年来，悉数对大集镇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首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次就是农村电商。

大集镇怎么会“恋”上了农村电商？这么多村庄怎么会得到阿里巴巴高密度的一致认可？这，还要从大集镇的贫穷说起。

曹县是山东省菏泽市的一个普通贫困县，贫困人口占全市的1/3，占全省的1/9。大集镇则是曹县所辖22个农村乡镇之一。这里没有区位优势，不临国道、省道，只有一条县级公路，也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在大集镇下辖的32个行政村中，就有2个省级贫困村、14个市级贫困村，是个不折不扣的贫困乡镇。因为土地贫瘠，人们为了生计，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家家户户就有了在农闲时节加工戏装和演出服装的传统。但由于肩挑背扛，市场狭小，生意清淡，常年处于微利经营状态。尽管如此，作为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戏装和演出服装的传统还是被延续了下来。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2009年10月，一位从事戏装和演出服饰的任姓商户在外地工作的亲戚指导下，第一次偶然“触电”，在淘宝上忐忑不安地接下了第一笔订单，直到3天后，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多了2000元。此时，他才相信，原来电子商务能在买卖双方不见面的情况下，像摆摊设点那样做生意，也能带来财富。于是他同另外两家商户在全镇率先开设了属于自己的演出服、摄影服淘宝店。

随着国内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人民的文化需求在同步提升，演出服饰的市场需求也在逐年扩大。曹县大集镇生产的戏装和演出服饰，既不同于专业厂家的高档演出服饰，也不同于普通服装，更不能与高端服装相提并论。大集镇生产的戏装和演出服饰基本属于低端产品，主要是节日、庆典和活动演出使用的一次性服饰，成本低廉，价格也便宜，属于典型的间歇式需求，低值易耗品。因此，虽然戏装及演出服饰的质量、技术要求都不高，但由于其属性独特，普通服装加工者都不愿介入生产，专产专销成了大集镇的“专利”。任姓商户网上开店的举动，引致其他商户们纷纷学习、模仿，逐渐接纳和熟练运用农村淘宝来兜售自己的演出服饰。

淘宝带来了纷至沓来的订单。较低的进入门槛让越来越多的村民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新开网店数量快速增加，生产队伍也同步放大。2013年，大集镇的淘宝销售额达到2亿元；淘宝用户虽然也已经达到1000余户，但经营方式仍然是家庭作坊、自发经营，线下市场销售仍然占有 30%的比例。

看到淘宝商机的不仅仅是商户，曹县及大集镇政府也感受到了农村淘宝的热度，他们初步感觉到，大集镇出现2亿元的交易额并非偶然现象。2013年9月，曹县发改局、财政局、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对大集镇开展专题调查。通过两个月的全面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大集镇的戏装和演出服饰对市场有严重依赖性，传统的市场销售肩挑背扛，买卖双方必须见面成交，市场大不了，产业也做不大。第二，农村淘宝具有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优势，这对大集镇来说可能是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基于此，曹县政府认为，农村电商是难得一遇的扶贫开发抓手，必须从扶贫开发的战略高度确立电子商务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全县科学发展综合考核。每年安排农村电商发展引导专项基金300万元以上，用于人才培训、服务平台和产业园区等设施配套建设，全方位完善电子商务发展的支撑体系。大集镇以最快速度成立淘宝产业发展办公室，把农村电商正式纳入政府发展规划、计划序列。2013年12月，据阿里巴巴研究院统计，全国有“淘宝村”20家，而大集镇丁楼村、张庄村就占据了其中两席，戏装及演出服饰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

大集镇的农村淘宝热，也很染了当地金融部门。2014年3月至2015年12月，各家银行集中配套跟进。期间，面对电商客户的流水贷、电商贷、税贷通、淘宝贷等10余类创新产品陆续面市；淘宝实名注册替代营业执照，支付宝流水替代银行流水成为各家银行的主要贷款依据；金融电子机具布放同步推M，设置助农取款点18个，自助服务银行2个，布放电话POS机60余台，开通手机支付用户4500户左右，个人网银15000户，安装农金通15台，智付通100多台，信用卡2000多张，银行卡20000多张，总体服务水平并不逊于曹县县城。淘宝商家、农户足不出村享受存取款、查询、转账支付等多种金融服务。

各种有利因素综合作用，大集镇电子商务呈现出一种裂变式、集群式发展趋势：全镇光纤入户从2013年4月份的1314户发展到现在的8600多户，创省内之最；较大型服饰加工户有480多户，其中，丁楼村年销售收入超100万元的服饰加工户就有30多家，7家超过500万；全镇产业链条品种达到2000多种；占据国内产品市场份额高达7成，并远销美国唐人街和东南亚等地。

三、大集镇演出服饰产业在电商刺激下的裂变效应

2013年之后的大集镇演出服饰在淘宝上的销售记录，三年增长了15倍，近半数人口靠农村电商从事销售和加工，应该说是一种裂变式的增长状态。可以初步认定，农村电商对贫困的大集镇形成了强烈刺激。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大集镇会上演这种裂变式的增长状态？农村电商的强烈刺激效应又是如何实现的？这需要从演出服饰、农村电商两个角度加以认真剖析。

第一，专产特销的演出服饰属性。与普通服饰、服装不同，演出服饰是一种特殊群体、在特定时间上的专用消费，具有间歇性需求、一次性消费和低值易耗产品等特征。因此，不仅市场规模相对小，而且对市场具有严重依赖性。在农村电商出现之前，大集镇的商户主要是靠肩挑背扛、城市设点、上门推销方式，在人力所能及的小范围内将演出服饰兜售给少数消费者；人力所不能及的潜在消费需求则被压制了。市场销售的刚性约束，同样也限制了生产和行业竞争者的大规模进入。因此，演出服饰的加工手艺在大集镇这样相对贫困落后地区才有保存和延续下来的可能。于是，也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演出服饰专产专供、近乎垄断而又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的市场格局。在农村淘宝出现在大集镇之前，虽然演出服饰行业已有20多年的传统，但只能作为当地农民维持生计的一门手艺和小生意而存在，基本没有做大和裂变的机会。

第二，农村电商的放射性市场效应。农村电商出现在大集镇，情况则截然不同了。电商的最大优势在于，这是一个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市场交易平台，不论B2C还是C2C等，都有这样的基本特征。在接近摆脱时间和空间约束的市场交易模式下，供求双方实现了充分对接，撮合和博弈机会增加，交易更加充分，市场出清的效率明显提升。而在农村电商出现后的短短7年间，演出服饰行业的销售额就突飞猛进到30多亿元。关键原因在于，淘宝销售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演出服饰的市场销售瓶颈和短板，有了规模化的交易平台。与此同时，电商技术及演出服饰的低门槛，也为当地农民、商户提供了大规模模仿和复制的基础和条件，进而支撑“淘宝村”持续扩散，农村熟人社会属性加速了电商模式的传播和复制速度，以大集镇为中心形成的以经营演出服饰为主的“大型淘宝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山东省最大、全国第二的淘宝产业集群。于是，就必然就有前文提到的裂变现象的发生。

四、农村电商扶贫的强刺激效应

农村电商在大集镇演出服饰行业引起的裂变效应中，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现象，那就是：裂变式增长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如果以2013年为界，演出服饰销售额前后可以分为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2009―2012年销售额由4000万元发展到1亿元，增长了2.5倍；2013―2016年销售额由2亿元发展到了30亿元，增长了15倍。可以看出，大集镇演出服饰行业的真正裂变，是发生在2013年之后的时间段；同样，淘宝村数量、网店个数、百万元加工户以及从业人员数量等数据也同步呈现出这一特征。那么，同样承接了农村电商的刺激，大集镇为什么没有在2013年之前发生裂变，而偏偏发生在这之后呢？对大集镇在2013年之后发生的变化进行细致的梳理后发现，2013年以后，农村电商和商户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而这期间，政府和金融部门却都变了。

首先考察一下政府的变化和作为。2013年9月，曹县政府发觉到大集镇商户和演出服饰行业自发承接了淘宝带来的大市场，接受了该信号的强烈刺激。于是，大力发展农村淘宝上升为政策选择，研究确立发展规划，成立专门组织，纳入业绩综合考核。更为可贵的是，每年还安排300万元的农村电商发展引导专项基金，用于人才培训、服务平台和产业园区等配套设施建设。单就安排每年300万元的专项基金而言，对一个相对贫困的经济欠发达县来说实属不易，这更能体现出曹县政府寻求农村电商扶贫强刺激的决心和期待。

当然，曹县政府的这种决心和期待不是没有理由。大集镇有扎实的演出服饰产业基础，20多年传统产业经验，技术稳定，成本低廉，从业者众多，如能借助电商这个大平台，演出服饰产业的市场销售瓶颈就此突破，该行业完全具备确立国内市场先发优势的可能性，进而形成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区域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就此步入快车道，贫困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大集镇裂变式的增长，已经充分证明了曹县政府的这种预期和判断的合理性。但如果当初曹县政府不对农村电商的强刺激做出应有的反应，再继续任由商户自我积累、自发发展，即便按2013年之前40%的平均增长速度推算，到2016年，演出服饰销售额也只有6亿元左右。由此可以推断出，曹县政府在承接农村电商强刺激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

其次，考察金融部门在这场裂变中的表现和作为。在大集镇演出服饰产业发生裂变的过程中，当地金融部门同样顺应和承接了农村电商的强刺激。资金层面上，2016年底，仅对大集镇淘宝商户授信额度就高达3亿元左右，而2013年时只有0.2亿元；各类信贷产品创新基本与农村电子商务水平保持同步。在形形的金融服务中，大集镇的金融支付配套效率应该是最值得称道的：一个乡镇拥有18个助农取款点，2个自助服务银行，60余台电话POS机，4500户开通手机支付，15000户个人网银，还配有100多台智付通，15台农金通。应该说，其金融服务覆盖密度、程度和水平，丝毫不逊于曹县县城。金融支付效率的同步提高，同痈咝率地承接了来自农村电商和政府扶贫策略的强刺激。

五、简要结论

虽然大集镇的演出服饰产业相对低端，后续可能会面临着产业升级等诸多困难和问题，但农村电商所带来的强势增长以及当地政府据此所展开的一系列扶贫开发活动，还是具有一定实践意义的。

第一，扶贫开发既需要有产业基础做后盾，又需要对产业基础中的薄弱环节实施强刺激。本案例中的产业平台，虽为当地贫困农民维持生计的传统手艺，但当地政府意识到了农村电商平台的扶贫强刺激效应，并加以引导和催化，进而获得了产业的裂变式增L和可持续的扶贫开发。据此，各地可立足本地实际情况，优选特色、优势和低门槛的产业或行业，强化薄弱环节的攻关和刺激，提高农民的参与度，谋求产业的本土化发展。

第二，政府要做好扶贫开发的铺路搭桥工作。正如本案例所揭示的那样，政府在电商基础培训、光纤入户、仓储物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基础工作，为承接来自农村电商的强刺激做了充分的准备。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组织协调、资源调动和方向引导上的作用是至关重要和不可替代的。

参考文献：

[1]周建村.画家村是如何走出“贫困陷阱”的[J].金融发展研究，2010，（8）.

[2]关付新.山区贫困陷阱的构造及其突破[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3]叶初升，刘业飞，高考.贫困陷阱的微观机制与实证研究述评[J].经济学家，2012，（4）.

篇（5）

通过此次扶贫领域以案促改案例学习，我深受触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再教育、再洗礼。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时刻以案为鉴、闻警自省，深刻汲取案例教训，坚守纪律底线和法律红线，自觉与腐败划清界线，坚决杜绝作风偏航问题，不折不扣把上级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此，我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作如下表态：

篇（6）

通过此次扶贫领域以案促改案例学习，我深受触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再教育、再洗礼。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时刻以案为鉴、闻警自省，深刻汲取案例教训，坚守纪律底线和法律红线，自觉与腐败划清界线，坚决杜绝作风偏航问题，不折不扣把上级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此，我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作如下表态：

篇（7）

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了解了其迫切希望脱贫的愿望之后,积极邀请他参加村上组织的技能培训，精准扶贫工作的全面开展，给他带来了奔向幸福生活的极大信心，他想到了承包土地搞种养殖产业、地理栽上风景树，地里的杂草丛生干脆利用起来又整治环境，他经打听和学习，买了500多只鹅苗，自家搭起了鹅棚，每天早起加料、加水、割草，刚出窝的鹅苗还要保暖，他一晚上起来几次给鹅苗加暖，经他细心照料鹅长得很快。振奋精神，坚定信心，想争取尽快走向更加幸福的新生活，闲时还打零工增加收入，希望早日脱贫，经同村人介绍苗树普又到本庄窑厂去拉砖，因为没文化，不懂技术，只能干些辛苦活。跑上跑下的工作又脏又累，回到家从不埋怨，不怕苦不怕累的他，村民都看在眼里，都给他竖大拇指,依靠勤劳脱贫致富。

鹅很快就可以出售了，可以有一笔不少的收益，加上每个月干点零工活，好生活眼看就要起色了。

篇（8）

1. 全国老区县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世纪60年代，中国老区办等部门在全国确定了1389个革命老区县，占当时全国总县数的65.5%。1986~1988年，国家统计局对革命老区县做了重新认定，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并建立红色政权半年以上为标准，在全国确定了256个老区县。随着行政区划的变迁，截至2004年底，在国家有关统计年鉴上的老区县共有237个，分布在17个省区。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老区面貌整体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历史和自然等多方面原因，目前仍有部分老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不高，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还面临许多实际困难，老区总体上还比较落后，全国老区县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生产生活条件、产业结构、教育卫生、地方财力、人民生活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建设和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有些老区甚至出现了经济徘徊、发展停滞的困难局面。

老区干部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愿望十分强烈。再不尽快改变老区落后面貌，就对不起曾为新中国成立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老区人民。

近几年全国人代会上，推动革命老区跨越式发展，一直是热门议题。2010年，四川代表团代表们就呼吁国家支持四川革命老区跨越式发展，并将发展目标纳入“十二五”规划。

2. 老区发展缓慢原因主要有五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陈宗兴2010年全国“两会”前夕就如何扶持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等问题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透露，老区发展缓慢原因有五：

其一，自然条件恶劣，许多地方不宜人居。许多革命老区县分布在边远地区、高寒山区，有些是地方病疫区和灾害多发地区，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返贫率高是一些老区的严重问题。例如，陕西省56个革命老区县中就有52个是扶贫重点县，贫困发生率达14%以上。如果加上因灾致贫人口，一些地方的返贫现象更加严重。

其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由于历史原因，革命老区路、水、电、田等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较差。例如，目前福建省还有1000多个老区基点村未通公路，1200多个行政村未通安全饮用水，龙岩市约50%的自然村道路尚未硬化。

其三，产业发展缓慢，群众收入水平低。一般而言，老区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缺乏主导产业，地方财政较为困难，群众增收乏力，收入水平较低，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债务负担沉重。例如，2008年江西赣州市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47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2%，全市人均纯收入在1196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多达39.8万。

其四，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革命老区缺乏跨省连片开发的经济联动效应，大多仍然处于分散的小农经济状态，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缺乏增长后劲，一推一动、不推不动，往往处于原地不动，有些甚至出现向后移动的趋势，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例如，2000~2008年，陕西革命老区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明显低于全省和全国水平，与全省和全国农民纯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1∶1.1∶1.7扩大到2008年的1∶1.23∶1.87。

其五，革命老区透支较多，自身发展基础薄弱。革命老区以往为中国革命奉献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经济社会各方面透支较多，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如今不少地区仍为国家发展作出着重大贡献和牺牲。如陕北老区是全国重要的煤、油、气能源基地，资源大量输出，环境受到影响；陕南老区作为南水北调的重要水源涵养地，许多工业项目受到限制。此外，一些老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不断积累加剧，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篇（9）

从近几年审计查处的扶贫资金案例看，由于扶贫资金涉及面广、项目多、布局分散、监管难度大，因此在扶贫资金使用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亟需加强监管和整改。

（一）扶贫资金长期滞留、闲置

案例1：因农户搬迁意愿发生变化、村镇规划调整、项目建设用地难以落实等原因，至2016年9月底，某县2012年至2014年易地扶贫搬迁项目2951.3万元财政资金闲置2年以上。

案例2：由于资金统筹整合不到位、部分资金分配审批时间过长、部分项目推进较慢未满足支付条件等，截至2016年6月25日，某省三个县财政扶贫专项资金888.7万元闲置1年以上。

（二）扶贫资金监管不到位，存在挪用套取或违规使用现象

案例1：2013年至2016年，某县现代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2个单位通过虚报种植面积、虚报工程量等方式，套取扶贫贷款贴息等财政补助资金156.64万元。

案例2：2012年至2014年，某县扶贫开发中心、教育体育科技局审核把关和监管不严格，致使部分学校、学生违规申领雨露计划补助资金71.88万元。

案例3：2013年9月至2016年5月，某县将345.92万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博物馆和广场建设。

（三）扶贫项目推进缓慢

案例1：2014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委下发通知，在6个省区组织实施“宽带乡村”试点工程（一期），项目实施期为2014年至2016年，要求到2015年实现95%以上行政村通光缆、农村家庭宽带普及率达到30%。由于某省工程实施方案编制及审批耗时较长，截至2016年6月底工程未开工，44个子项目尚处在初步设计阶段。

案例2：2012年11月，某县将1000万元产业扶贫资金用于名特优鱼类繁育养殖产业化扶贫项目建设，计划于2013年11月建成。由于项目前期论证不充分、主管部门工作推进缓慢等，截至2016年6月25日，该项目仍未建成运营。

（四）决策失误、管理不当

案例1：2013年至2015年，某省13个县的生猪养殖项目等25个产业扶贫项目，因县扶贫、财政等部门立项研究不充分、审核把关不严，导致种植养殖物被变卖或死亡，663.28万元扶贫资金未达到预期效益。

案例2：2014年至2015年，某县共组织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2个，计划帮扶3229个贫困户脱贫。至2016年9月，实际完成投资3592.29万元，由于部分项目未实现与具体帮扶对象有效对接、项目建设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实际仅对接245户帮扶贫困户，且均未实现脱贫目标。

（五）扶贫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贫困人口识别不精准

案例1：2011年至2015年，某省财政预算安排扶贫小额贷款贴息3.25亿元，在14个县开展扶贫小额贷款试点工作。截至2015年底，14个试点县均未发生扶贫小额贷款贴息业务，试点工作未能推开。

案例2：2015年，某省安排5个县开展光伏扶贫试点，已核准的68个光伏电站计划于2015年底前建设完成。截至2016年5月底，由于土地落实不到位等，4个项目尚未开工建设，17个已开工项目尚未建成。

案例3：某县违规认定扶贫对象，审计发现，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有343人属于财政供养人员，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二、加强扶贫资金审计，助力脱贫攻坚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扶贫项目跟踪审计，保障精准扶贫政策落地生根

深刻把握脱贫攻坚的新形势、新任务，对扶贫项目立项审批、资金拨付、扶贫资金投入使用等实施全过程跟踪监督，及时反映审计中发现的风险隐患和重大问题，保证扶贫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审计机关要与当地扶贫、财政、发改等部门充分沟通，掌握基本情况、资金总量、重大项目及投资情况，加快推进扶贫项目审计全覆盖，做到审计监督“不留死角、不留空白”。加强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与财政审计等其他专项审计的衔接配合，其他审计中发现的涉及精准扶贫政策措施落实方面的问题，跟踪审计报告中要及时、充分反映，发挥审计合力。审计人员要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现场勘查测量扶贫工程建设情况，核实扶贫资金到户情况，准确掌握扶贫资金使用和扶贫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发现和揭露违法违纪问题。持续关注扶贫进度安排、扶贫资金使用、扶贫项目落地、扶贫人力调配和扶贫推进实施等，完善脱贫攻坚关键环节的审计监督制度，全力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落地生根，确保“精准扶贫，不落一人”。

（二）着力监督检查扶贫资金绩效，提升扶贫资金管理水平

要将绩效理念贯穿扶贫审计全过程，循着资金流向，从政策要求、预算安排、资金拨付一直追踪到项目和个人，确保扶贫资金安全高效使用。在对扶贫资金拨付、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后，重点抽查整村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特色产业发展、教育卫生、村级道路畅通、生态建设、饮水安全、危房改造等扶贫开发重点项目实施情况，通过实地查看、入户走访，了解扶贫项目实施后，是否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扶贫补助资金是否及时足额发放，项目实施后群众是否满意，重点揭露脱离实际、盲目决策，以及后续管护缺失等原因导致扶贫项目建成后废弃闲置，造成重大损失浪费、重大环境污染和资源毁损等突出问题，促进扶贫重点项目发挥实效。

（三）创新扶贫资金统筹整合机制，充分发挥扶贫资金聚合效应

改革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机制，支持贫困县搭建资金整合使用管理平台，推动解决财政支持贫困县资金条块分割、上级管得过死、贫困h主体责任与相应资金自不匹配等问题，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关注贫困县政府是否围绕本县突出问题，以脱贫攻坚规划为引领，以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把专项扶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社会帮扶资金捆绑使用，把扶贫项目与各类项目工程、政策试点安排统筹协调推进，把扶贫开发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等规划科学融合，提高脱贫攻坚的整体效益。

篇（10）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理事长胡政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开展这次评选活动，做一次新的尝试，用这样的方式使得更多优秀的民间扶贫实践浮出水面，进入公益资金的视野，并结合学界多年的研究成果，使其得到一次全面的提升，进而推动扶贫领域公益‘资金’和‘项目’的更有效结合，形成良性互动，加快扶贫开发领域的创新发展。”

他指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甄选并鼓励优秀的扶贫创新案例，在国内扶贫领域树立标杆，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大部门进行扶贫工作时参考；同时，搭建一个扶贫创新组织和项目的平台，实现三个部门扶贫资源的有效整合与互补，以促进扶贫事业的发展。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评选主要针对城镇、乡村及流动贫困人群等问题，公开征集创新、有效、可复制、可持续的扶贫项目和模式。具体评选标准将于项目正式启动之后邀请评审委员召开“评选标准制定会议”，并在8月上旬将结果公示于众。

篇（11）

一、个人自学，营造氛围

    我中心将《警示录》发到每一位领导、干部手中，针对39起典型案例进行自学，并写好学习笔记；同时，利用微信端进行学习，推送廉洁大竹公众号，随时学习我们身边的警示案例。以此次学习教育活动，要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锤炼党性，形成你学、我学、大家学的良好氛围。

二、集中领学，学深学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