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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06-20 12:53:31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名师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名师论文

篇(1)

(一)不断奋斗进取的素养

作为一个名师不能够只将眼光放在当前、不思进取,而应该要不断的努力进取,获得更高的成就。不断的奋斗进步不仅仅是教师专业化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道德实践与示范的需要。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代沟因为经济与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要消除这些代沟就必须要不断的发展自身。

同时作为一个中职名师不能改在理念、知识体系以及对新的教育目标的理解上落后于人,而理念、知识体系的更新、对教育目标的理解都需要去积极进去。但是作为中职名师,肯定是身处教育第一线,基本没有脱产进修的机会,那么如何才能够让自己更进一步呢?

(二)名师需要“博学知服”,拥有健全高尚的职业人格

社会上虽然没有对名师进行明确定义,但是却认为名师有许多的不能,有很多不能够碰触的道德底线。作为一个“中职名师”应该博学,拥有牢固宽广的学识体系。一名中职名师,不仅仅能够在自己所教授的专业领域有着高深造诣,同时对于其他技术类课程也应该有所了解。作为一个“中职名师”,要能够在相邻的知识领域拓展自己的课程,能够从日常生活中获取各种为教学服务的资源并应用到教学中,趣化教学;能够理解学生并适时的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引导他们掌握学习的方法。

(三)中职名师需要足够的创造力与魅力

作为一个中职名师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创造力与魅力,能够让学生喜欢。名师需要有一种独特的灵气,能够在举手投足之间表现出一种卓尔不群的魅力,深深的吸引学生,让学生主动的去模仿,让学生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每一位“中职名师”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与他人不同,对于中职学生的教学也会有着自己不同的见解。“中职名师”通过创造力来不断的改善自己的课堂、改善自己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中职名师”会有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让他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喜欢上他们。

二、如何进行名师素养教育

(一)素养教育必须要深挖教学特色,丰富知识内涵

要成为一个名师就必须要对自己的教学特色进行深挖、发展,同时还必须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丰富内涵,使得自己能够达到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人文素养。作为一名中职教师必须要有意识地研究课堂教学艺术的形式与效果,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个性特征。

首先,教师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个性特点,在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发挥自己个性中的优势,如果与自身的个性特点相违背,就很难形成自己的教学个性。

其次要有着积极改革与创新的精神,对教学观、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并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二)素养教育不断充实自身的人文知识

要形成名师素养,教师就需要不断地学习各种历史知识、哲学知识、宗教知识和美学知识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人文知识,让自己能够在教学中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品德修养、人文底蕴、审美情趣以及教育技巧来获得学生的认同感,让他们去进行积极的模仿,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

(三)素养教育要不断自省

篇(2)

以学为中心,不是教师轻松放手,而是更需要教师精心预设,因为只有精心预设,才会有精彩的生成。虽然贲老师总是很谦和的说,我还没有看学生的研究单,还没想好如何上课,但课早在他心中进行了勾勒,课的大致环节,课的细节处理,课的核心环节等等内容早就有了思考。这是这样精心的预设,才会让我们充分感受到课堂的精彩。

以学为中心,不是没有课堂结构安排,而是从学生的实际进行教学。以前的课堂教学,我们更多的是采用教师讲授,学生练习的方式进行教学,现在更多的是关注学生的学,才能有效进行指导,根据学生的实际进行教学,课堂会调整一些教学环节,但更多的是找到了一种“使教师可以少教,学生多学”的方法,安排这样的环节,更多的是有利于学生的学,支持学生的学,促进学生进行深度的思考和成长。

篇(3)

一、学,然后知不足

我有计划地认真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提高自身素质。认真学习小学语文新课标,充实自己,并努力做到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在我的博客中,内容有教学案例、学习体会、读书心得、论文等等,可谓百花齐放。这些都是我的学习成果,是我 “学习——实践——反思——再学习”的过程。名师工作室,为我的专业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并为我搭建了展示自我、体现自身价值的舞台。通过学习我深深体会到“学然后知不足”,通过反思,我发现想要成为一名专业化的研究型教师还有很多路要走。

二、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参加了名师工作室后,我积极参加各项实践交流活动,获得了很多与同行合作的机会,进行了很多理论上的探讨,积极探索了新的教学路子,不断完善自我,促进个人专业知识的提升。平时认真阅读有关资料,钻研新教材,研究教法,体会新课程的性质、价值、理念,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尤其是加强网络与课程整合方面的研究,能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作用,探讨网络资源与教学的整合,并进行深入研究,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

我在平时工作中积极地与同事们互相交流、探讨,共同进步,共同努力,打造让学生们快乐的课堂,提高教学质量。

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课题研究为改进课堂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撑,课堂教学也为课题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所以,我把工作室的课题研究《如何培养小学生语文自主学习能力》作为我在专业学习的主线,大量学习有关方面的教育理论资料,在实践中注重学生语文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希望有所建树和收获。

四、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课堂教学是教师成长的主要载体,是提高教师专业水平的有效途径。在这半年里,我在教育阵线前沿的各种教学研讨中,每一次教学研讨,都形成了可喜的研讨氛围,将点评重点从夸亮点转移到指出不足之处,大家各抒己见,真诚地指出不足,提出建议,共同探讨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篇(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5-0263-02

理论界对于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功能的探讨在最近十年几乎从未间断。从工具性的探讨到人文性的追问,大学语文的“语文”学科性在探索中不断明晰。本文从本世纪以来教育学界所提出的“生命教育”理念入手,阐述大学语文在当下应有的生命教育功能。

一、教育的生命转向与大学语文使命的必然

“生命教育”概念最早由美国杰・唐纳・华特士于1968年提出,1979年在悉尼成立了第一所“生命教育中心”,其理论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和践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了生命教育的探索,并将2001年确定为“生命教育年”,生命教育观念作为教育的重点理念被纳入到学校教育体系中。而中国大陆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则是从21世纪初期发轫。生命教育的实践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教育语境中有着不同侧重,有的侧重于以普及生命知识为重点,强调对生命的珍惜,预防吸毒和自杀等戕害生命的行为;有的侧重于更大意域中的“生命”含义。因此,生命教育理论既有浓厚的宗教学和伦理学意味,也有深厚的哲学和人类文化学意味。但是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生命教育实践,在其理论上,都强调教育要以人的本真生命为起点。叶澜教授说:“生命的价值是教育的基础性价值;生命体的积极投入是学校教育成效的基础性保证。”[1]李政涛教授则这样强调:“判断一种教育活动是否合理,基础的尺度是看它有没有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有没有使每个身处教育世界中的生命都焕发了生命活力,有没有使生命的能量通过这样的教育得到增殖、提升和扩展。”[2]当生命成为教育的原点,我们的教学就不能无视每一个教育对象的鲜活生命。大学语文作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更应遵循这样的教育规律。大学语文的人文性已经自不待言。在培养基本的人文情怀、崇高的道德情操等方面,大学语文义不容辞。然而,人文性的培养又是以生命存在为基础的,我们所期求的人文精神其实是在最基本的生命活动中,通过精神生命的实现以及社会生命的建构而达成的,因此,当我们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倡导“人文精神”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更多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学是否应该给予教学对象以更多的生命教育,通过这样的生命教育,让教育对象懂得,生命之真――生命的合规律性,生命之善――生命的合目的性以及生命之美――生命在知、情、意的完美统一中所实现的人格升华、价值呈现和生命超越。因此,作为一门人文性浓厚的课程,大学语文也应该将生命教育的使命提上日程。人文性和生命关怀,在其根本上,对于大学语文教学功能来说,并不存在理论和实践操作上的矛盾。“生命化的教育把知识归结为创造性的智慧,把智慧归结为时时处在价值抉择中的人的灵动的生命。”[3]因此,我们认为,大学语文生命教育使命的确立是在当下教育语境中对其人文教育使命的拓展。

二、语文的课程属性与生命教育的可能

大学语文何谓?早在1996年,当时的国家教委高教司就把大学语文界定为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并明确课程设置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汉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一直都在学习语文,大学语文与此前三个学段的语文存在怎样的区别?大学语文教学界就此进行过充分论争和探讨。其中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种比较折中或者说比较综合的理解:在工具层面,大学语文应增强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尤其是要重视应用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在人文素养层面,学生通过阅读和鉴赏经典作品,深入领会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起到情感陶冶的作用;在文化层面,大学语文承载着继承和传播传统和现代优秀文化的任务。然而这样的阐释对于大学语文而言其实大而无当,因为从小学到中学,我们的语文其实都承担着这样的使命。我们认为,大学语文首先得回到“语文”上。大学语文在其课程本质上,不是政治教育,不是人文概论,也不是思想史。大学语文应该是通过经典文章的赏析,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由此,大学语文区别于中小学的语文,应该回归并深入到“文章”中。如果我们强调大学语文的文化功能,那么,“以文化人”的思想就应该是我们的借鉴。从字源学上看,最早的“文”在甲骨文中像一个正立的“人”,其胸部有纹饰。因此,“文”的最初意义大约是指人类对自身的装饰和美化。“文”中包含着秩序、节奏、规律之意,因而又引申为礼节仪文。当然,无论是“文字”之文,“文学”之文,还是“文化”之文,它们都同时具备形式创造的意味,正是因为这种包含着一定秩序、节奏、规律的形式能指,引领人们进入更为丰富的意义所指。所以,“文”的情感性、形式性和审美性就应该成为我们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标准。《大学语文》的教育体现为高度的融合,是多样中的统一,是在大学之前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整体教育。因此,大学语文从课程属性上具备了通过优美文章进行生命教育的可能性。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无不是作者情感的完美结晶和思想的审美化和艺术化,对这些优秀作品的欣赏,其实也就是与这些作者跨越了时空的生命对话,通过情感的激荡、灵魂的洗礼和思想的深化,学生理解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从而形成了热爱生命、珍视生命、追求生命超越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同意孔庆东先生对大学语文的认识:“语文是灵魂依靠的东西,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或者说,它是一种以无用达到有用的学问。学语文,首先要和整个人生挂起钩来……”[4]

三、审美化的教学与大学语文生命教育的现实路径

通过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鉴赏,我们可以将其中丰富的生命意蕴渗透到教学中,让学生在情境欣赏、审美愉悦中理解生命的真谛,懂得生命的意义,并最终形成健康和完整的人格。大学语文中的生命教育,首先体现在对生命之“真”的发现上。人的存在是以感性的自然生命为基础的,这样的自然生命同时也是一条被规定了长度的线段,这便是生命的有限性。人类对于这样的有限生命常含感伤之情。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慨叹:“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与无尽的江水相比,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然而正是这种有限性激发了人类追求生命永恒的冲动,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一切创造都是人得以延伸自己生命的重要方式,也只有人能通过文化创造,来实现生命的“此在”(海德格尔)。通过对《春江花月夜》、《登幽州台歌》这类作品的赏读,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穿梭于历史的时空之间,在审美情感的投入中,体会诗人对生命的激情,充分感受其人生价值,这样的对话无疑能引起学生对生命的珍视,体会生命之美的真正内涵。同时人的有限性还体现在人的现实局限性上。生理缺陷、性格弱点、决策失误、判断失准等,都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在大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要善于利用文学作品,尤其是悲剧风格浓厚的经典作品,去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性的弱点,正视个体生命的缺陷。悲剧主人公命运的遭际往往都是因为他们是“有缺陷的好人”(亚里士多德),如哈姆雷特的延宕、麦克白的多疑。正是通过这些“有缺陷的好人”,悲剧羞辱性地暴露了我们力量的局限,强化了个体的生命意识。悲剧在这里是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在怜悯和恐惧中,对自我生命的有限性和局限性有了更深刻、更形象的体认。大学语文的生命教育,还体现在对生命之“善”的引导上。所谓生命之“善”也就是生命的目的性和价值诉求。“假如生命没有意义,那么正如存在主义者很快明白就明白的那样,它展示出一块迷人的空白板岩,在上面铭刻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奴颜婢膝地顺从上帝、自然或者社会惯例的价值观。”[5]每个生命个体都面临着这样的生命情结:每个人注定走向生命的终点,但是,生命的自由属性赋予了其选择这种“走向”的方式。“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是卫国将士的铮铮誓言,“不作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赴刑场。”是革命先烈的豪迈抉择,“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是多情男儿对爱情的宣誓,而裴多菲则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是值得用生命去追求的人生价值。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最后姿态是生命价值的最后注脚,站着死还是趴着生,不是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是生命价值观念的对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我们要善于挖掘优秀作品的生命意蕴,启发学生对生命价值的反思,通过对抒情主人公情怀的感受,对叙事主人公遭遇的理解,学生或产生情感共鸣或形成强烈的同情以及批判意识,从而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做出判断,并构建自己的生命价值观念。《前赤壁赋》教给人以豁达的生命态度,《爱尔克的灯光》让人懂得珍惜一己和他人生命,而《伤逝》在婚恋悲剧的讲述中,强化了学生对社会生命的体悟,《兰亭集序》则让学生领略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感受一种超然物外的生命精神。大学语文生命教育使命的实现最终统一于生命之“美”的澄明上。如果说,在对经典作品的鉴赏中,审美主体可以实现对生命之“真”的发现和对生命之“善”的启迪,那么,生命之“美”的澄明则是大学语文实现生命教育使命具有整合性的途径。

文学作品价值最终是在审美中完成的,离开审美,文学作品或成为生活的教科书,或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哲学、社会学教材。而审美的过程又是情感渗透的过程,是价值领悟的过程,审美,在其本质上是对自我的发现、自我价值的肯定。在审美这个“对象化”的过程中,主体在客体中所能发现的一切思想观念和精神价值,都作为一种生命能量潜藏于自身。这种能量一旦被作品“照亮”,主体就会因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产生愉悦感。如果说《哈姆雷特》闪烁着人性的光辉,《爱情故事》表达了爱情的真谛和自由,那么,我们更应该这样表述:是读者(观众)在《哈姆雷特》、《爱情故事》中发现了自己生命的能量和激情,从而在主体意识的逐渐弥散中,感受到了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审美愉悦由此而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愉悦是持久而深刻的,因为审美中的知、情、意三者达到了高度和谐统一,暂时结束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状态,没有异化和分裂,生命充分享受着自由、和悦,享受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洽和兴奋。这样的状态,正如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所描述:“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主体生命体会到了与造物同在的“在场”感,同时也肯定了自己的生命意义,这一刻,来自灵魂深处的激赏和深刻理解,构建了一个圆整、浑然而“自为”的生命,生命之本真刹那间炫目于前,生命之“美”悠然澄明。从这个角度上说,基于生命关怀的大学语文教育,对于构建学生健康和完整的人格,形成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这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说,只有实现了生命教育使命的大学语文教学才是真正的人文教育。

参考文献:

[1]叶澜.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40.

[2]李政涛.教育学的生命之维[J].教育研究,2004,(4):35

[3]黄克剑.明日教育文库总序[A]//喻立森.教育科学研究通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篇(5)

(一)导向功能:引导大学生正确地认识生态问题,使其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生态文明影视作品作为影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大自然美好风景的展示和对破坏生态平衡后果的描述充分反映了生态保护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大学生在观看生态文明影视作品时会受到精神上的启迪,这样不仅加强了对社会主义优秀意识形态的宣传,同时,也对建设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影视文化根据大众的心理需求创作一些反映社会正确价值观的作品来对观看者进行视觉和心理的刺激,从而激发其内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种影视文化的机制对于形成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天安门广场上播放的宣传片———《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对祖国现阶段所面临的空气质量问题以及环境保护相关问题所提出的最新战略部署,突出了大力弘扬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像这样通过对以生态文明保护为题材的宣传片的播放,将其中的正面价值观日渐融入大学生的民族气质里,使每位大学生在观看此类影片后都能对生态问题产生正确的认识,并体会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

(二)激励功能:激发大学生的生态保护责任意识,使其形成生态道德观

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形成,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生态文明影视作品中所展示的生态观来激发学生对生态文明保护的责任意识,从而使其形成正确的生态道德观。例如:影片《鄱湖浪》描述的关于鄱阳湖退田还湖以及建设生态经济开发区的曲折过程,讲述了潘阳湖近半个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展示了人们对生态文明保护观念的认同与保护生态文明的努力实践。

(三)实践指导功能: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态行为习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层面、价值观层面的教育。运用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从而指导学生的实际行为活动并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对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纪录片《守望》就充分地体现了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该片细致地描述了福建人怎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保护大自然的平衡发展以及与大自然和平相守的感人故事,也提出了今后我国环境将面临的生态难题,以此来警示众人。通过此类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的大学生将其所接受的思想认识、道德内容自觉地转化为自身稳定的心理素质和人格品质,继而将这种优秀的品质转化为现实行动和行为习惯。

二、生态文明影视作品的发展方向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影视作品的制作方必须积极配合高校做好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活动,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平台,将影视作品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课中去,这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增强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现实需要。

(一)倡导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

大学生是当今社会弘扬生态价值观的主要力量,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来提高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对于将我国建设成为美丽、文明、和谐、无污染的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高校作为培养现代人才的摇篮,应该将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这一主题贯穿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一味地采用传统的、单一的书本式教学,非但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反而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抵触心理。因此,在创作影视作品时,要想达到完美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倡导生态文明的主旋律,积极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念,促使学生主动关心生态问题,主动参与生态文明活动,充分发挥影视作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篇(6)

二、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新思路

生态文明教育是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全民教育。对全民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使其树立科学的生态观。这种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更主要的是针对全体社会成员,使生态文明意识真正成为每位公民的自觉行动。

(一)从孩子抓起,建立起全覆盖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

建立从幼儿、中学到大学的生态教育体系。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生态意识的培养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幼儿是祖国的未来,21世纪的主人,体现环保的言行习惯首先应从娃娃抓起。萌发幼儿环保意识,喜爱优美的环境和动植物,厌恶破坏环境的行为。使幼儿的自我意识逐渐转化为自觉的行为,良好的习惯会伴随孩子的成长,对自身、家庭和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另外环保意识在中小学中仍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小学生每星期应该有一堂生动有趣的环保课,如让学生自己动手做垃圾分类,观看垃圾回收工厂电视,领略垃圾变废为宝的神奇。中学更要注重感受和参与,如在花园制作农肥,培育植物,到农村体验,通过课程教育和亲身体验使环保真正渗透进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将生态文明教育扩展至全社会。借助各种媒介、进行经常性的教育培训活动,用社会舆论的力量来形成普及生态知识、保护生态环境、崇尚生态文明的意识和氛围,建构起社会全覆盖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

(二)培养全社会生态危机的忧患意识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个人的欲求、意志和计划之上的,自诞生之日起,就走入了对增长无限制追求的困境,市场经济一方面在推动文明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蕴含着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因素,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虽然找到了经济高速增长模式,但它却带来了很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在技术层面、政策层面、文化层面和人格层面培养全社会的忧患意识。如营造社会氛围、完善相关的生态法律、倡导生态消费和低碳生活等。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从全面和协调发展角度去考察发展的问题,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满足人和自然的和谐。

篇(7)

1.1生态文明的缺失阶段(1940年以前)伦敦最早的起源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伦敦作为一个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伦敦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开始了它近3个世纪的工业文明,但工业文明给伦敦戴上了“雾都”的帽子。其实早在中世纪,伦敦就已经出现大量煤烟而造成的污染气候,但以煤为动力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市区的工厂高烟囱林立,居民使用烧煤取暖,烟尘与雾混合变成黄黑色,笼罩在城市上空,多天不散。20世纪60年代之前,伦敦已被全世界称为“雾都”。在1940年以前的伦敦,其生态环境恶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有人这样形容:“尽管街头路灯明亮,但能见度仍然很差,看不清10米以外的东西。在人们的眼前总感到模模糊糊。”这与中国近年出现的雾霾非常相似。虽然此时伦敦的工业文明程度很高,但生态文明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程度,人居环境质量严重下降。

1.2生态文明的萌芽与发展阶段(1940—2000年)1944年,阿伯克隆比受区域规划思想的影响,主持编制了世界上第一部特大型城市区域规划《大伦敦规划(1944)》。编制的前提由于伦敦市区的人口拥挤、产业分布过密,并没有把环境治理作为规划编制的主要出发点。编制的出发点是控制伦敦市区的工业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引导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受同心圆思想的影响,将伦敦规划为4个同心圆地区:城市内环、郊区环、绿带环、乡村环。规划的目的是降低城市内环同时增加郊区环的人口密度,通过绿带环为城市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活动场所,让乡村环成为内环人口的接纳地,并通过发展工业,形成卫星城。这个时期,还建立了区域协调机构———大伦敦城市议会(GreaterLondonCoun-cil,GLC)于1965年成立,它负责大伦敦地区发展战略的规划和实施,并在1969年对《大伦敦规划(1944)》进行修编,规划3条快速交通干线向外扩展,希望能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通过与周边卫星城建立联系,从而解决伦敦及其周围地区经济、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发展问题。但由于它与自治市管理机构间的现实矛盾,直到1976年该规划才被中央政府批准。这两次规划开辟了伦敦的造城运动,使得伦敦从“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向“一个中心城、多个卫星城”的发展,平衡了伦敦与周边行政镇的发展[16]。但规划的核心还是发展工业,只是把工业的分布从内伦敦向外伦敦扩散,从而更好地进行工业布局,减轻了中心城区的交通和人口压力。《大伦敦规划(1944)》按英国1938年《绿带法》所规定的绿带用地,通过规划绿带环,拓宽原有城市的绿带,规划建设森林公园、大型公园绿地以及各种游憩运动场地,为整个地区居民提供休闲活动场所。这一理论体现了一定的生态文明思路,但规划中并没有引入生态文明理念,只是在《绿带法》的限制下进行的选择。虽然在这段时间,由于多种原因,大伦敦地区的工业经济比重急剧下降,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伦敦“雾都”的帽子慢慢被摘掉了,但受上述两次规划的影响很小。

1.3生态文明指导大伦敦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21世纪以来,伦敦组建了大伦敦政府,并根据1999年的大伦敦管理局法案在2000年设立了大伦敦管理局(GreaterLondonAuthority,GLA),主要负责规划管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公共事务等。分别制定了2004、2008和2011年3个版本的《大伦敦地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简称《大伦敦规划》)。对比3次规划,2004年版《大伦敦规划》只有6章内容,而2008与2011年版篇章结构完全一样,有8章内容,具体内容只有细微的差别,应该说2011年版是2008年版的基本提升。2004年版《大伦敦规划》的规划思路沿着“规划区域—规划政策—规划实施”。2008、2011年版《大伦敦规划》首先是宏观环境和战略目标,然后从伦敦的位置、人民、经济、气候变化、交通,以及生活休闲空间等6个方面展开,最后是规划的执行和监管。对比21世纪的3次规划可以看出,伦敦的规划思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整个规划中都贯穿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思想,而且专门用一章的内容来讲述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这是在以前的规划中不曾提到的。虽然在整个规划中不曾提到生态文明,但规划中明确把气候变化、低碳经济、能源消费、减排计划等作为规划的核心,说明其生态文明思想已经贯穿到整个规划理念中[20]。

2大伦敦都市圈生态文明建设的措施

2.1合理的土地利用增加伦敦城市的开发空间大伦敦都市圈的人口不断增长,土地需求与供给矛盾大,但通过合理利用土地,使用得城市的开放空间不断增加。大伦敦地区中用于建筑物和硬质地面的土地约占1/3,而作为绿色空间和水面的面积达到2/3。这些绿色空间包括的范围比较广,如私人花园、运动场地、高尔夫球场、可耕地、林地和灌木林地、公园、废弃地和一些软质地面等,其中私人花园占到大伦敦总面积的1/5。这些绿色空间和水面,构成了城市空间中的开放空间。它们一方面归因于英国议会通过的《绿带法》,按照《绿带法》的要求,在大伦敦的第三环建设成为一个直径达到16km的绿带环[20],这一绿带环作为城市居民休闲空间场所,经过一轮一轮的规划和建设,形成了目前的都市开放地、绿带和绿色廊道的大伦敦开放空间格局。这一空间格局,大大地改善了大伦敦的生态环境系统,使得人居环境不断优化。

2.2绿色、低碳设计理论促进生态伦敦的形成在大伦敦城市设计过程中,一直以绿色、低碳的设计理论为准则。以绿色城市的理论对城市的绿化工程进行合理布局,增加城市的公共绿地空间,为城市“热岛”降温,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适应环境的变化。通过低碳城市的设计,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分散化的能源网络来减少碳足迹,减缓气候变化。在规划设计过程中,把经济发展规划、气候变化规划、交通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综合起来,促进经济逐渐向低碳经济转型,通过将可再生能源部门、循环经济、高科技产业、绿色商业部门和互联网经济等相互融合而形成新兴产业部门,促进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绿色化、产业生态化、商业绿色化,不断降低碳排放强度,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轻城市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21]。特别是政府设定的减排目标,即2010—2013年减排(包括住宅和非住宅建筑)1/4,2013—2016年减排2/5,到2031年争取在实现“零碳”排放,这让居民知道了政府的决心,同时也让居民提高减排意识,自觉在生活中、消费中实现减排目标。

2.3严格的环境保护举措加强伦敦的生物多样性目前,伦敦在空气质量监测、废弃物处理、防止噪声、污染治理等方面都实施了严格的措施,从而大大地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了伦敦的生物多样性。

2.3.1严格的空气质量保护制度空气质量问题是伦敦首要的环境问题。伦敦通过将工厂外迁和一系列对工业废气排放的法规和政策,使得工业废气得到有效的控制。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伦敦居民的机动车拥有数据猛增,到2000年,拥有机动车的家庭起过50%,有的地区达到80%以上。空气质量问题从治理工业废气转向治理生活废气。监测结果发现,部分地区的道路交通对氮氧化物排放贡献高达80%,对硫化物排放贡献高达68%,对一氧化碳排放贡献高达98%。基于此,伦敦制定了相应减少交通污染的一系列政策:第一,道路空气质量监测和评价。在全伦敦范围内,特别是在交通流量大的道路旁设置固定监测站,对氮氧化物、硫化物、一氧化碳等物质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监测,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评价,划分区域制定政策进行重点整治。第二,建立空气质量管理区。对空气质量达到英国2000年设定的空气质量标准的地区建立管理区,主要是一些交通要道、车站和大型停车场,政府对这些地区进行重点整治。第三,市民参与绿色交通行动。通过鼓励市民在上下班和出行时,减少使用私家车,而尽量多使用公共交通和骑自行车,在选择公共交通时,尽量选择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公共交通。

2.3.2严格的废弃物处理制度废弃物的处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伦敦也不例外。目前处理垃圾的方法一般为3种:填埋和焚烧处理、回收重复利用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尽量少产生垃圾。伦敦在处理废弃物时,将其分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商业垃圾3类。对于工业和商业垃圾的收集和处理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工业垃圾和商业垃圾的回收利用率要达到20%以上,特别是工业垃圾,回收利用率要求更高。由于生活垃圾较为分散、多样,而且占的比重较大,通过严格的“分类收集、循环利用”的方式,之后再进行填埋和焚烧处理。伦敦将生活垃圾分得非常细:厨房和花园垃圾类、玻璃类、油类、纸类、金属类和塑料类,实行严格的分类回收,具体做法:政府免费向居民发放分类垃圾袋,并要求居民把分类垃圾袋送到垃圾回收站或者堆放处,这样可以提高纸、玻璃、塑料、金属类垃圾的回收率;增加垃圾回收中心,设置以方便居民投放垃圾为目的街边旋转垃圾回收箱;将垃圾循环分为物质循环、堆制肥料、能量循环,特别制定相应的循环使用目标。

2.3.3严格的噪声控制制度噪声是伦敦政府得到投诉最多的环境问题之一,严重影响伦敦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由于人们对噪声一个非常主观性的判断,无法给予明确的定义。英国将噪声称为干扰声,意思是令人厌烦的声音,主要包括工业噪声、聚会噪声、交通噪声、警笛声和动物声等。伦敦对各种噪声的治理非常重视,具体做法有:监控噪声多发区、控制建筑施工时间、让对噪声敏感区(如医院和学校)远离固定噪声源、对噪声敏感区设置隔音栏、对违反噪声管理规定的发噪声者给予一定的处罚。

2.3.4严格的污染地治理制度1990年,英国在环境保护行动中,明确提出污染地的概念,认为凡是能对人体或他们的财产导致严重危害或有可能导致危害的土地、污染或者有可能污染的土地,称为污染地[22],把化工厂、垃圾填埋点等称为污染源,把人群、农作物、可利用水体、家畜等称为污染受体。2000年正式制定了治理污染地的措施,根据污染源和污染受体的敏感度对污染地分成高、中、低和无风险4个级别,对高风险污染地进行重点整治。由于伦敦城市历史悠久,有很多上百年的工矿用地、垃圾填点、化工厂、传染病医院,重点对这些污染地进行调查评估,确定其等级,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技术对污染地进行监控和管理,并明确污染地的责任单位,责令其限时整改。由于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伦敦在城市生物多样性取得的成绩得到国际的认可,成为城市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领先者。当前,伦敦拥有市级自然保护地130多处,还有许多由废弃的铁路、墓地、垃圾堆场、水库等改建的半自然保护地;拥有1500多种树种和300余种鸟类,其中在绿带的就有100多种鸟;有名的生态公园CamleyStreetNaturalPark原本是运煤矿的码头,经过改造成为现在的生态公园,在这里能够随处见到各种鸟类与人类的和谐相处;通过对污水处理系统进行改造后,泰晤士河道成为伦敦最大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野生动物的价值显著提升。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伦敦居民对环境的一种态度,也是衡量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2.4理性的规划和执行有力的管理机构伦敦生态文明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其理性的规划和执行有力的管理机构。从大伦敦空间战略规划的几次演变,到各个区域性专项规划,都体现在“理性”。最重要的是,规划不是盲目的,而深思熟虑的。一个规划从开始编制到最后成文,需要经过讨论规划编制的目的、确定编制的原则和目标、形成规划文本、公众参与讨论、最后修改规划文本这样几个阶段,其时间跨度短的二三年,长的达到十年之久。让居民都参与到这样规划中来,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最终的规划是所有相关利益者的诉求,也就是所有人的理性选择。理性的规划需要有好的执行机构。大伦敦都市圈包括33个行政地区,相互基本处于平级,并不存在上下级的管理关系。于是1965年成立大伦敦城市议会,但各行政区之间的矛盾,导致大伦敦城市议会在大伦敦管理上的协调力不能完全发挥,于是在2000年组建了大伦敦政府,并设立了大伦敦管理局,主要负责规划与管理。有了大伦敦政府的行政机构,并由大伦敦管理局行使管理职能,使大伦敦都市圈生态文明建设过程有组织保障[23]。

3大伦敦都市圈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国的启示

3.1以生态文明理念规划都市圈从1944年的第一部大伦敦规划到2011年的大伦敦空间战略规划,其间经过数次规划,但生态文明理念在规划中不断明晰,并且由始至终都有对环境、生态、生物多样性的重视。虽然在其规划中并没有明确提出以生态文明作为规划理念,但是从其规划的内容上看,它是把生态文明的具体表现分解为具体的项目,在规划中逐一进行了规划,比如低碳经济、减排计划、水资源保护、动物资源保护等,对噪声、废弃物、污染地等都提出治理策略。因此,由始至终,其生态文明理念在其规划中不断得以体现。中国的都市圈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首先需要以生态文明的理论作为规划的原则,然后把生态文明的具体表现进行层层分解,并与规划结合,在规划中得以充分体现。从中国目前出台的都市圈规划来看,其重空间和产业规划,而轻生态文明规划。一般都用一部分内容来进行环境保护规划,但环境保护的内容很多,需要进行进一步细化,要真正影响到具体主体的行为才行。要做到如大伦敦都市圈规划得那么细,具有可执行性,这些都需要学习。另外,在大伦敦都市圈规划中,非常重视公众的参与,而中国在规划的自始至终,公众都一无所知,说明中国在规划过程严重缺少公众参与。

3.2以生态产业为主建设都市圈伦敦都市圈的生态文明发展,必须对其产业进行转型。而我们知道,伦敦以前是以工业为主的城市,要想转型是非常困难的。伦敦在产业转型方面主要进行3大步骤:第一步,将工业,特别是带有污染的工业迁移出去,这一过程在20世纪40~50年代完成。第二步,城市核心区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和金融业来解决城市就业,这一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完成。第三步,创新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产业,这是近20年正在进行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伦敦已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国际贸易重要港口,新兴环境保护产业的创新基地。都市圈的生态文明建设并没有让伦敦去工业化后,出现产业空心化,而是选择更具有价值、更能解决就业、更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兴工业和服务业。从中国都市圈建设来看,退二进三提了很多年,但是很多都市圈还是以工业为主体,而且一些污染型的工业在一些都市圈还占相当的比重。都市圈政府也在寻找生态产业,但生态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政府为了急功近利,仍然保留一些带有污染性、但能带来较大利税的产业。形成中国一些都市圈工业产业转型乏力,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不高,新兴产业发展受阻的局面,导致生态文明建设进度迟缓。

篇(8)

由于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历史地名往往更换无常。根据地名学的研究,这种影响主要来自政治变动、军事征服、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与意识形态的作用等。如灭元后明成祖将大都改名为北京,将江宁更名为天京,独立后的刚果将奥波得维尔改名为布拉柴维尔,这些都与政治变动有关;又如殖民扩张中英国占领津巴布韦后将其更名为罗德西亚,军事侵略后沙俄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些都是军事征服引起的变化;再如随着地理知识增长而来的西洋更名,反映了文化进步产生的巨大影响;此外,因避晋愍帝名讳而将建邺改名建康,因朱元璋登基而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因信仰佛教而将逻些改名为拉萨等,则是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所致。

历史地名的演变,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趋于稳定,从而变成一直延续至今的名称。但不可否认,有许多地名由于历史的风风雨雨,都或早或迟地发生了变化,有的变动之快和次数之多是令人惊异的。在这类地名中,如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金陵、秣陵、建业、建康、白下、上元、集庆、应天、南京、江宁等名称;又如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蓟、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京、北平、京师等名称。

总的说来,探索历史地名的起源和演变,弄清今名由来,古名位置和古今地名的对应关系,是掌握历史教材中的相关知识所不可缺少的。地名学的探明的有关的地名特征,如地名的词语性、地理性、社会性、民族性和相对稳定性,对于史地教学来说,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有利于增加教学实践的真实、趣味和美感,以及深入理解历史事件的地理原因。具体来说,其教学价值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从语言学角度看,地名系由语词构成,属于语言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语词,它除了有口头的字音和局部的字形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具有一定的词义。地名的语词性特殊,主要体现在它的词义上。其内涵一是表示特定空间位置上的某一处所,一是指它展现出来的某种确定的含义。如作为地名的华盛顿,它标志着美国首都这个独一无二的特定的地方,还表现着这是为纪念华盛顿其人对美国所作贡献而命名的地名。再如我国的尚志市、左权县、志丹县等,也属同类情况。明确了地名词语性的定名所指和依据,就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清地名。如此,则能便史地教学内容更为丰富、充实,而收其真实、趣味和美感之良效。

二、根据地学的理论,地名的地理性殊性,是指它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态而言。从构词角度上看,它是以通名来表示所属类型,以专名来表示相互之间的区别的,即对位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地理形态的地方,是通过地名的不同称谓来表示的。如果说地名的词语性赋予了它音、形、义的话,那么地名的地理性则使它具有了指位性和分类性的特征。同时,它还以自己的专名部分,反映着被命名地方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构成其标志地理形态的基础。讲解历史地名时尤其应将这两点体现出来,如太平军大败湘军的湖口,就应指名是鄱阳湖汇入长江处的一个狭窄的水道。

三、地名是社会共同创造的产物,它不是某个特定地点本身,而是该地点的代号或指称。一个地名的产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最初只是被部分提出来并认可,后来在频繁交往中才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使用,这样它就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方式传播开来。它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要求简明易记并便于读写,于是又不断向简化方向发展。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利用起名和改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遂对地名的演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历史教学还是在地理教学中,都是应予注意的,因为象长安、安西、镇南关、绥远、绥化、怀远之类地名是俯首即拾的。

篇(9)

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迄今仍显得比较神秘和朦胧,它的隶属关系、设置地点、内部结构和机关性质等,都没有集中而系统的记载。笔者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考订。

第一,明代史馆既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翰林院对史馆有具体的管理权,但无决策权。

明代史馆隶属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内并无史馆,加上内阁对史馆的影响,使得它与翰林院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翰林院与史馆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翰林院是起草诏书、文学顾问和艺术供奉机构,史馆是修史和著述机构,至元代则将二者合而为一。明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但仍“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注: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设文翰、文史二馆。太宗立,废之,复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内的机构和职官设置虽屡有变动,但翰林院下设史官并负责修史的制度却并无改变。据《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记载,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其下设的修撰、编修和检讨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学史也向我们证明了翰林院的确负有修史之责。如洪熙元年闰七月修《仁宗实录》时,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诏书是要求“礼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实录》事例,通行中外采辑(史实),送翰林院编纂《实录》”(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没有改变。

那么,翰林院具体承担史书纂修的机构是什么呢?当然是史馆。太宗虽然废除了文翰、文史二馆的格局,但事实上保留了修史的机构——史馆。明代史馆是历史的存在,各种文献均能加以证明。如文震孟《孝思无穷疏》指责改修本《光宗实录》有五条“尤悖谬者”,要求崇祯皇帝“即敕史馆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实录》卷五十四载:进呈《宪宗实录》前一日,“设宝舆、香亭于史馆”。明代史馆无疑隶属翰林院。我们仍以修纂《仁宗实录》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礼部采辑史料“送翰林院编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事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壬子。)。这两处对应的史料说明,翰林院具体修纂史书的机构是它的史馆。由于翰林院负有修史之职,下面又设有史馆机构,因此使明代的整个翰林院也有了“史馆”和“史局”的别称。如朱瞻基在《幸史馆》诗中道:“退朝史馆咨询处,回视文星烂有光。”(注: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诗》,《国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这里的史馆显然是以备咨询和顾问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谓翰林不当拘定内转,宜上自内阁以下,而史局俱出补外;其外寮不论举贡,亦当入为史官”(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这则史料还表明,由于史馆与翰林院的密切关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员也有了“史官”的别称。

然而,史馆在行政上又常常受制于内阁。内阁本是翰林院设在禁中文渊阁备皇帝顾问和为皇帝起草诏敕的机构,由于“预机务”并接近皇帝,所以地位日渐升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反过来凌驾于翰林院之上。加之史馆与翰林院相隔悬远,而与内阁相毗邻,因此史馆的修纂活动常常受到内阁的左右。其一,史馆修纂与否,都由内阁决定,据《寓圃杂记》卷六载,成化初,内阁大学士彭时、商辂、陈鉴等“会饮于王廷尉概家”,论及前史,认为《新唐书》体例不一,遂决定重修。只因为在所举的总裁人选上有分歧,事才告吹。明代史馆修纂的主要史书《实录》,便是由内阁大学士作出修纂决策的。如英宗时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人便上疏请修《宣宗实录》。神宗时,“大学士张居正等请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注:《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乙巳。)。其二,重大修史活动如《实录》修纂,均由内阁首辅为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多只能当副总裁。其三,修史的史料按规定由礼部采辑后径“送翰林院纂修”,但内阁常常插手,要求经由内阁转发史馆,如张居正在其《议处史职疏》中曾提议,内阁所藏的文件,由“阁臣令两房官录送史馆”,同时各衙门章奏,“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这就越过了翰林院。然而,内阁对外没有独立的印钤,它的文移关防,又是用的翰林院印。这样,史馆从名义上来说,仍然属于翰林院管辖。史馆与内阁的这种暖昧关系,使史馆在隶属关系上呈现出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

第二,史馆设置的地点不在它所隶属的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

明清各种关于明代制度的史书都记载了翰林院的情况,却很少提及史馆。因为明代的翰林院与史馆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明代的翰林院职责比较冗杂,制诰、史册、文翰等事均属其职掌,因此,翰林官员工作的地点和机构不可能都在翰林院内,有的与翰林院在一起,有的则远离翰林院,“盖翰林院乃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职,讲读有讲读厅,修撰、编修在史馆,检讨有检讨厅”(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二,《史八》。)。根据赵洛所绘的明清翰林院的平面图,可知翰林院中有署堂、编检厅(即上述之检讨厅)、讲读厅、待诏厅和典籍厅,但无史馆(注:赵洛:《明清玉堂之署——翰林院》,《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说明史馆是单独开设,与翰林院公署不在一处。另据清代永瑢《历代职官表》卷二三的案语称:从明代起,由于“图籍文史移之翰林院,于是翰林始有馆阁之目”,但是明代翰林院中并无馆的建置,所以明代“虽有此称,而并无其地,于名实仍不相副”(注: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三,永瑢案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但是,这并不是说史馆就不存在,只能说史馆与翰林院不在一处。

明翰林院的位置与清朝一样,在北京承天门(清称天安门)以东的东长安门(清称长安左门)外、御(玉)河桥西南。据明代对翰林院十分熟悉的孙承泽称:“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其西则銮驾库,东则玉河侨,元之鸿胪署也。正统七年始建为院。”(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从翰林院的位置来看,它显然处于午门外的外朝之地(注:翰林院原是萃集文土、画家、御医诗人以为皇帝供奉顾问的内朝机关、到明清时才逐渐转为外朝官,处理国家之事。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词目》中有关“翰林院”的解释云:“明代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历代职官沿革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然而,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却设在午门内的皇宫中。确切地说,明代史馆距翰林院的内署机构——内阁相距不远。关于史馆的位置,明代未见有专门而集中的介绍,但从很多零散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考证出史馆的大致方位。从午门进入皇宫,迎面相对的是奉天门,奉天门后面便是明代最主要的朝堂奉天殿(嘉靖后改为皇极殿),午门—奉天门—奉天殿这一南北轴线的东面,有一排平行的庑房,庑房的正中有一门,坐东朝西、这便是左顺门,它与午门及奉天门相垂直。进入左顺门后的东南处,便是内阁的办公地点文渊阁,据明代内阁大学士彭时称“文渊阁在午门之内之东,文华殿南面”,“凡十间,皆覆以黄瓦。”(注: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国朝典故》卷之七十二,第1586—15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又黄佐:《翰林记》卷二同。关于内阁的方位,还见于黄瑜:《双槐岁抄》卷四,宜庙御制文渊阁铭序;杨士奇:《杨文贞公文集》卷一,“御书阁颂”;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宫殿规制”;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七,“明内阁有象牙棋”。)。具有“内阁私门”之称的东阁,则是内阁的诰敕房。焦竑指出:“东阁在六馆之下,……以翰林学士年深者居之,专管文官诰敕事。”(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六,《事例》。)。而修纂了实录等众多史书的史馆,便与东阁相连。《明会要》载:“东阁在左顺门,廊接史馆。虽有大学士官,其职在文渊阁,而司诰敕官多坐东阁。”(注:龙文彬:《明会要》卷三十,《职官二·宰辅杂录》引王圻《通考》。)据曾为史官的尹直讲,景泰间某日,帝驾从对面的右顺门过,正在史馆修史的“左顺门诸公(史官)多踦东阁门争睹之”(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足证史馆在禁中的左顺门附近,距东阁不远。更有说明力的是,黄佐在《翰林记·史馆》中明谓“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由于史馆紧邻东阁,所以史官若旷工,史馆的负责人便会“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史馆总裁陈循曾为此写了一幅对联:“朝参未到,荷圣朝恩有覃时;纂述不来,奈史馆书无成日”(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明实录》的修纂就是在史馆中进行的,据其进呈程序,也可以发现史馆的确切方位。《宣宗实录》卷六十一载:“(宣德五年正月)壬戌,进两朝《实录》。前一日,设实录案、表案于丹陛之东……设宝舆及香亭于史馆。是日早,监修官英国公张辅等率总裁、纂修官皆朝服,捧《实录》置舆中……鸿胪寺官朝服引《实录》舆……从左顺门东廊出,由金水桥中道行、监修等官皆后随至奉天门下。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捧《实录》置于案。”送《实录》的宝舆设在史馆,说明《实录》是在史馆修纂的;史官迎《实录》的路线,正是从左顺门东廊经过,然后到奉天门进呈,说明史馆的方位就在左顺门附近的内阁及东阁一带。

第三,明代史馆共分为十馆,其中东面四馆主编纂史料,西面六馆主修纂史书。

明代史馆的内部结构,据前引黄佐之说,分为十所(十馆)。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证据。尹直曾称,成化间编纂《宋元通鉴纲目》时,是“各馆分修”而“通行校正”的(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三。)。这表明史馆内部并非只设一馆。对此,查继佐《罪惟录·艺文志》有进一步的记载:“(成化九年)十一月,命纂辑《宋元续纲目通鉴》,亦亲为序。时纪事纪言之制不复,凡修史取诸司奏牍,分六部即十馆成之,总裁主删润……”这里明谓史馆分为十馆。关于这点,费宏的《进武宗实录表》也可以证实:“臣宏等发金匮之秘藏,萃皇华之咨度,义例准乎前史,笔札给于尚方。十馆星分,礼乐政刑之不紊。”十馆星分,既证明了史馆下设十馆,也说明十馆不全在一栋房子里面。张居正的《议处史职疏》向我们提供了更详细、更有说服力的史料,他说:“照得东西十馆原系史臣编校之所,密迩朝堂,纪述为便,今合用东馆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户,三礼兵,四刑工。”(注:《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又《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十五。)张居正明确指出史馆共有东西十馆,是史臣编纂校正的场所,离朝堂奉天殿很近,这种描述,与我们上面考证的方位大体一致。十馆分为东面四馆与西面六馆,二者在职能上有所区别:西面六馆一般是修纂史书的场所,如修《武宗实录》时,检讨陈寰曾提到过“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四,《纂修》。)。上六馆,意思是将政府六部的公文档册交史馆中的西面六馆编纂。六棺与东阁相连,所以才有“东阁在六馆之下,廊接史馆”的记载;至于东面四馆,则可能曾经用来编纂和整理史料,所以张居正才建议将此四馆用作起居注和六曹章奏的编校场所。

第四,明代史馆是虚体和实体相兼的修史机构。

所谓“实”是指它有固定的场馆,并有相应的设施,如图书资料等;“虚”是指它没有固定的官员,平常关闭,依靠项目才维持运转。正如黄佐所说:“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藏列圣《实录》、古今书史,每被命修书,则本院官日聚集焉。常时公会后,恒扃钥之,无复载笔于其间者。”(注:黄佐:《翰林记》卷一,“史馆”。)可见,明代史馆虽是常设机构,但并非常开,而是根据修史任务来决定开馆与否。我们知道,清代的修纂机构书馆分为常开、例开和特开三种,“由于清廷修书任务日益增多,常设书馆不能满足需要,往往是每修一书,经奏准特别开设书馆、书一告成,即行停馆”,结果所设书馆名目繁多,如实录馆、圣训馆、上谕馆、明史馆、通鉴纲目馆、会典馆、古今图书集成馆、四库全书馆等等,遍及紫禁城中,甚至延及禁城之外(注: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清代宫史探微》,第299页,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7月。)。明代情形有所不同。明代例修的史书主要是《实录》、《宝训》和《玉牒》,其他如《会典》和《永乐大典》、《宋元续通鉴纲目》等都是特开,修史任务没有清代那么繁重,仅只史馆已能应付,所以明代没有像清代那样遍地设馆修书,明代也从没有“实录馆”、“会典馆”、“续通鉴纲目馆”等名目。据史载,上述明代著作均是在左顺门附近东阁旁的史馆修纂的。由于史馆比较单一和固定,所以明代修史往往要按先后顺序排队进行,据《謇斋琐缀录》载:景泰间,朝廷打算修《续通鉴纲目》,但当时正在修纂《寰宇通志》,所以只能“伫俟志书完日开馆”(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另据前引《寓圃杂记》的记载,彭时、商辂等内阁大臣,鉴于“今馆阁无事”,才决定将《新唐书》重修的。说明只有当史馆没有纂修项目时,才会想到修纂其他史书。当然,也有一些史书是同时修撰的。如万历初年修世宗、穆宗《实录》,本来打算“俟《实录》完日”(注:《穆宗实录》卷二十一,隆庆二年六月庚子。)修纂《会典》的,但因故提前,与实录同时修纂。不过,会典与实录的修纂人员多相互兼任,如张居正、汪镗等既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正副总裁,又同时担任《大明会典》的正副总裁,“时马自强等方纂修《世宗实录》,诏不妨以原务兼修(《大明会典》)”(注:《神宗实录》卷五十一,万历四年六月乙酉。),这表明它们仍可能是在同一史馆中修纂。因此,明代修史的机构基本上就是史馆一家。

二、史馆管理制度

明代史馆隶属翰林院,因此修史虽然是各衙协作,具体管理仍由翰林院实施。据黄佐《翰林记·修书升赏》载,每次史书修成后的奖励和升擢,都是吏部根据翰林院开报的名单“具题请旨”的,反映了翰林院在史馆修史中具体组织的地位。翰林院学士常兼副总裁,凡“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同时负责史馆平时的日常管理工作。史馆的管理制度包括人事、供给、门禁、考勤,修纂和奖惩等等。

第一,人事制度。明代史馆的人事制度是一种松散而临时的制度。它依据开馆修纂的需要而组织人力,搭建班子,一旦史书修竣,修纂集体便告解散。史馆自身没有人事权,监修、正副总裁等由皇帝钦命,纂修官以下的史官,有时出自钦命,但一般是由内阁提出人选。据《大明会典·翰林院》载:“凡修实录、史志等书,内阁官充总裁,本院(翰林院)学士等充副总裁,皆出钦命。纂修从内阁于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官内具名题请,誊录、催纂,制敕诰敕房官皆预。”入居史馆的史官,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翰林院的修撰、编修和检讨等法定史官为核心,扩及翰林院内的所有官员。事实上,翰林院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分工并不明确,正如陆容《菽园杂记》所说的那样,翰林院“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那些作为法定史官的修撰、编修和检讨,常兼司他职,如“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等等(注:《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翰林院》。);而那些并非史职的翰林院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侍读等,一旦史馆运转,也责无旁贷地加入史书的修撰之中。第二个层次是与翰林院相关的在京政府机构的官员,如詹事府、春坊、国子监、司经局、光禄寺、太常寺、大理寺等各衙门的官员,每临修史,也常被征调入馆。第三个层次是外地官员,如知州、知县、王府官员等,也曾于开馆时被征入馆中。这一层次的史官不稳定,早期较多,后期较少。正如焦竑在《修史四事》所说的那样,“国初修书,多招四方文学之士,不拘一途”。虽然史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担任副总裁的翰林院学士,但人事权却在内阁。内阁辅臣挂名总裁,较少直接处理史馆事务,但史馆的人动却一直由他们掌握。一般而言,参与史书尤其是实录修纂的人员,在书成之后,都会得到升擢和赏赐,因此,史馆修纂人员的调入,常常成为内阁大臣扶植亲信的机会。他们“各荐所知”,不顾才质,结果有时举荐的史官非老即病,或入馆“经宿而死”,被人讥为:“生老病死苦,史馆备矣。”(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史馆人员,除监修、正副总裁以原职兼任外,其他人员自到馆之日起,即由原衙开缺,以原品级在史馆供职,由史馆分配修史任务。史馆虽无权升降在馆人员的官职,但可以向其所属衙署提供考勤、考绩情况和参考意见,以间接影响其地位的升沉。

由于史馆没有人事调动及升降权,因此造成了一些运作弊端。根据史馆操作的实际步骤,一些史官可以在修纂后期再征召入馆,以避免人员浪费,但由于入馆人员事先已由内阁决定,史馆对此无可奈何。焦竑曾针对这一现象指出:“至史馆两房中书,本供缮写。今始事之日,方翻阅遗文,搜讨故实。下笔之期,茫无影响,誊录之官,安所用之?似当暂为停止,俟他日脱稿之后,经总裁改定,方可取用,量为资给,不但冗费可裁,而亦侥倖少抑。”(注:焦竑:《修史四事》,《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更为可笑的是,有的誊录官征入史馆后未及誉写,即遇丁忧服阕,至服满回京,书已修成,“未举一笔”,仍照常获得升赏,“曾无一人举觉”(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一。)。

第二,供给制度。史馆并没有独立的财务权,所需办公用品都实行供给制。史馆的供应包括酒饭、笔墨、木炭、桌、凳、砚、炉、象牙书圈、纸札等。《神宗实录》卷五十二载:“(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大学士张居正等以重修《会典》,请日给副总裁、纂修等官及各员役供事者酒饭、笔墨、木炭等项,照旧开支。其桌、凳、砚、炉、大小象牙书圈,内监照数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纸札”。此外,史馆还由政府提供校尉、办事吏、裱褙匠等员工,以解除修纂史官的后顾之忧。重修《会典》时,张居正还建议“外用办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馆管理册籍,启闭馆门,匠役并校尉照旧应用”。史馆官员的酒饭,例由光禄寺负责供给,“凡翰林官内府供职,日给光禄黄封,内膳有常制。景泰中,以水旱故,省三之一,以后渐省过半。然有承命内馆教书者,则两给之。或兼纂修时,又倍焉”(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四。)。说明明代对史官担任纂修任务期间的酒饭供给,是比较丰厚的,超过了在内府教书和入值的翰林官员。

第三,门卫制度。由于史馆是机密单位,常常修纂《实录》这样事涉宫闱的秘典,所以一般是不准闲杂人员随便出入的。万历间史馆总裁张居正要求“除典守誊录人役随同共事外,一应闲杂人等,不许擅入!”(注:张居正:《议处史职疏》,《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太宗时曾与修《太祖实录》的史官李至刚,“尝以罪褫冠服,平巾(即着便服)入史馆供职,阍人谁何之。李既不敢举其衔,又非徒役,乃自称‘修史人’”(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八,《谐谑》。)。这则记载说明明代史馆的门卫——“阍人”是比较负责的。此外,史馆还设有校尉负责守卫。修《大明会典》时,就有“校尉照旧应用”。

第四,考勤制度。凡是在史馆修史的史官,每天上班必须签到,倘若迟到或旷工,则进行登录,并将其名字公布出来以通报批评。景泰间,史馆纂修《环宇通志》,“馆中诸公日多不至”,史馆令“门吏每晨会后具报到否,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第五,纂修制度。它是史馆的业务管理制度。明代史馆依据修纂项目的需要,设立监修,以勋戚充任,对史馆进行政治监督;业务上设立正副总裁,由内阁辅臣和翰林院学士充任,进行业务领导和规划,由纂修官具体编纂,同时设立催纂加以督促,此后又有校正官进行文字校正和史实核订,最后由誊录官进行缮写。在史官进行修纂的同时,还设有收掌典籍官,负责档案邸报奏疏等史料的管理。可以说基本上做到分工合作,行之有效。史书修完,还要进行统一体例的工作,廖道南指出:纂修国史,每分为十馆,……十馆所修不能统一,则择人总勘。”(注: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七,“开局”。)然而,纂修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积弊,使得史籍的修纂久拖不成。万历时,首辅大学士兼总裁张居正鉴于《世宗实录》迟迟未能修完的局面,提出了实行正副总裁责任制,专任责成,定期完成的目标管理制度:“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盖编撰之事,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必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责要紧又在副总裁官。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右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皇帝实录》副总裁,今各馆草稿未经修饰,宜责二臣专管……立为程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完稿本各进呈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积累,然后后功可期。”(注:《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辛亥。)这种修纂制度上的改革,使卷帙浩繁的《世宗实录》得以顺利完成。

第六,奖励制度。史馆每完成一部史书都要实行奖励,其形式是赏赐和升擢。以纂修实录为例,监修和总裁在明代前期各赏赐白金一百两、彩币六表里,织金罗衣一袭,马一疋并鞍一副;纂修官各赏四十两白金,后期略少。赏赐对象是所有参加实录修纂的史馆工作人员,甚至裱背、军校、匠役、吏员等。除了病故或受处分的外,可谓人人有份。赏赐钱物外,明朝政府还要对实录修纂人员进行升擢。升擢一般都是晋升一级官职或升俸一级,且都为京官而不外升。那些位极人臣的监修、总裁官已极品,无法再迁,便加授荣誉职衔如少师、太保、太傅、柱国、光禄大夫等。那些位低职卑的官员,实录修成后并不升其职,而是升俸一级。史馆的奖励制度对史馆修纂活动的正常进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史馆并非完全的实体机构,没有人事权,对来自各衙门的史官难有有效的管理和约束,所以有时候史馆管理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史官常常散漫无纪:他们随便请假不来上班,在外面租私寓“逍遥宴饮”(注:《熹宗实录》卷五十五,天启五年正月癸酉。),他们天热时不顾体面,竟在史馆“多亵服执笔”,以致于景泰帝看见后,还以为是收拾笔墨并负责锁门的匠人(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他们甚至在史馆中吵闹对骂,斯文扫地。景泰间修《寰宇通志》,史官丁@①与宋怀“忿怒失色,詈言于馆中”,有人写诗讽刺道:“参议丁公性太刚,宋卿凌慢亦难当。乱将毒手抛青史,故发伧言污玉堂。……”(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这些管理上的缺陷,使史馆的修书活动常常出现懈怠弛废的局面。

篇(10)

在讲完第一章幂函数、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第二章三角函数所进行的期中考试中,我们采用如下方法.

第一步,让学生根据自己平常所学到的数学知识及对这两章内容重点、难点的把握,分别出一份考试题,具体要求是

1.题的类型

(1)判断题(主要考查这两章的基本概念)

(2)填空题(主要考查这两章对基本公式、基本定理的掌握)

(3)选择题(偏重于对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定理、性质等基本理论的考查)

(4)解答题(主要偏重于对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2.题的数量控制

(1)判断题(15个小题,每题1分)

(2)填空题(占40分,20个小题)

(3)选择题(占20分,10个小题)

(4)解答题(占25分,4~5个小题)

3.时间控制在100分钟

将学生所出的题收回来进行评分.其参考标准如下.

1.能全面覆盖这两章所学的内容,基本反映重点、难点.(占50分)

2.具有灵活性.能较好地反映自己的水平(占25分).

3.有所创造.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能够提出与这两章有关的新问题,而不是全部照抄习题、例题等书上的内容.(占25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评分中并没有将难度控制作为参数,原因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学生完全解决教师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能力对学生来说是完全不需要的.

第二步,教师把全部学生的试题作为试题库,根据实际情况选出试题作为一份考试题,然后用这份考题对学生进行考试(这一点要向学生提前讲明,而且要把他们的每一份试题提前公布)评分,这一步和我们平常考试方法是相同的.

最后,我们把每个学生的两种分数按50%、50%的比例运算所得分即为他们的成绩.

通过这样的考试,我们发现,

1.学生的学习兴趣大有提高,学习自信心得到增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数学教学已逐步地从“传授知识”的传统模式向“以激励学习为特征,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实践模式发生转变.由学生被动的课堂听讲、考试做题,变成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去探索;帮助学生表达自己的数学思想;让学生看到许多数学问题不只是一个正确答案;提供证据,证明数学是生动的、激动人心的;使学生体验到深入理解和严格推理的重要性;使所有学生都建立起能够学好数学的自信心.

上述考试确实抓住了学生“参与”这个特点,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促使他们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深刻的理解(否则提不出好的试题),真正起到了鼓励学生探索,帮助学生表达自己的数学思想的作用,使他们每个人都能感到成功的喜悦,变怕考试为喜欢考试,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有利于发展学生的自学能力,教会学生学习方法

篇(11)

论文关键词:数字签名:电子政务;信息安全

1概述

1.1概念与功能

数字签名是防止他人对传输的文件进行破坏.以及确定发信人的身份的手段该技术在数据单元上附加数据,或对数据单元进行秘密变换.这种数据和变换允许数据单元的接收者用以确认数据单元来源和数据单元的完整性,从而达到保护数据,防止被人进行伪造的目的。简单说来,数字签名是指用密码算法,对待发的数据进行加密处理,生成一段数据摘要信息附在原文上一起发送,接受方对其进行验证,判断原文真伪其签名思想是签名只能南一个人(个体)创建,但可以被任何人校验.

数字签名技术可以解决数据的否认、伪造、篡改及冒充等问题,满足上述要求的数字签名技术有如下主要功能:(1)发送者事后不能否认自己发送的签名;(2)接收者能够核实发送者发送的签名;(3)接收者不能伪造发送者的签名;(4)接收者不能对发送者的原文进行篡改;(5)数据交换中的某一用户不能冒充另一用户作为发送者或接收者

1.2数字签名与传统手写签名差别

(1)签署文件方面:一个手写签名是所签文件的物理部分,而数字签名不是,所以要使用其他的办法将数字签名与所签文件“绑定”。

(2)验证方面:一个手写签名是通过和一个真实的手写签名相比较来验证的而数字签名是通过一个公开的验证算法来验证:

(3)签名的复制:一个手写签名不容易被复制,因为复制品通常比较容易被鉴别来:而数字签名很容易被复制,因为一个文件的数字签名的复制品和原文件是一样的:所以要使用数字时问戳等特殊的技术避免数字签名的重复使用。

(4)手书签名是模拟的,且因人而异。数字签名是0和1的数字串,因人和消息而异。

一个安全有效的签名方案必须满足以下要求:1)任何人都可以验证签名的有效性;2)除了合法的签名者外,其他人伪造签名是困难的;3)对一个消息的签名不可复制为另一个消息的签名;4)签名的消息不可被篡改,一旦被篡改,则任何人都可以发现消息与签名的不一致;5)签名者事后不能否认自己的签名。

安全的数字签名实现的条件:发方必须向收方提供足够的非保密信息,以便使其能验证消息的签名,但又不能泄露用于产生签名的机密信息,以防止他人伪造签名。此外,还有赖于仔细设计的通信协议:

2原理

数字签名有两种:一种是对整体消息的签名,一种是对压缩消息的签名。每一种又可分为两个子类:一类是确定性(Deterministi)数字签名,其明文与密文是一一对应的,它对特定消息的签名不变化;一类是随机化的(Randomized)或概率式数字签名。

目前的数字签名技术大多是建立在公共密钥体制的基础上,其工作原理是:

(1)签名:发方将原文用哈希算法求得数字摘要,用签名私钥对数字摘要加密得数字签名,将原文与数字签名一起发送给接受方。

签名体制=(M,S,K,v),其中M:明文空间,S:签名的集合,K:密钥空间,V:证实函数的值域,由真、伪组成。

签名算法:对每一m∈M和每一k∈K,易于计算对m的签名s=Sigk(M)∈S

签名算法或签名密钥是秘密的,只有签名人掌握。

(2)验证:收方验证签名时,用发方公钥解密数字签名,得出数字摘要;收方将原文采用同样哈希算法又得一新的数字摘要,将两个数字摘要进行比较,如果二者匹配,说明经签名的电子文件传输成功。

验证算法:

Verk(S,M)∈{真,伪}={0,l1

3基于身份的数字签名

3.1优势

1984年Shamir提出基于身份的加密、签名、认证的设想,其中身份可以是用户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等。系统中每个用户都有一个身份,用户的公钥就是用户的身份,或者是可以通过一个公开的算法根据用户的身份可以容易地计算出来,而私钥则是由可信中心统一生成。在基于身份的密码系统中,任意两个用户都可以安全通信,不需要交换公钥证书,不必保存公钥证书列表,也不必使用在线的第三方,只需一个可信的密钥发行中心为每个第一次接入系统的用户分配一个对应其公钥的私钥就可以了。基于身份的密码系统不存在传统CA颁发证书所带来的存储和管理开销问题。

3.2形式化定义

基于身份的数字签名由以下4个算法组成,

Setup(系统初始化):输入一个安全参数k,输出系统参数param、和系统私钥mk,该算法由密钥产生机构PKG运行,最后PKG公开params,保存mk。Extract(用户密钥生成):输入params、mk和用户的身份ID,输出用户的私钥diD,该算法由PKG完成,PKG用安全的信道将diD返回给用户。Sign(签名):输入一个安全参数r、params、diD以及消息M,输出对}肖息M的签名盯,该算法由用户实现。Verify(验证):输入params、签名人身份ID、消息m和签名,输出签名验证结果1或0,代表真和伪,该算法由签名的验证者完成。其中,签名算法和验证算法与一般签名方案形式相同。

4数字签名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

4.1意义

数字签名的过程和政务公文的加密/解密过程虽然都使用公开密钥体系,但实现的过程正好相反,使用的密钥对也各不相同。数字签名使用的是发送方的密钥对,发送方用自己的私钥进行加密,接收方用发送方的公钥进行解密。这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即任何拥有发送方公钥的人都可以验证数字签名的正确性。政务公文的加密/解密则使用接收方的密钥对,这是多对一的关系,即任何知道接收方公钥的人都可以向接收方发送加密公文,只有唯一拥有接收方私钥的人才能对公文解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通常一个用户拥有两个密钥对,一个密钥对用来对数字签名进行加密,解密;另一个密钥对用来对公文进行加密懈密,这种方式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

4.2形式

4.2.1个人单独签名

由于政务公文的文件相对来说都比较大,所以一般需要先对所要传输的原文进行加密压缩后形成一个文件摘要,然后对这个文件摘要进行数字签名。一般由两个阶段组成:对原文的数字签名和对数字签名的验证。

(1)对原文的数字签名

先采用单向散列哈希算法对所要传输的政务公文x进行加密计算和压缩,推算出一个文件摘要z。然后,公文的发送方用自己的私钥SKA对其加密后形成数字签名Y,并将该数字签名附在所要传送的政务公文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包(X+Y)。再用接收方的公钥PKB对该信息包进行加密后,通过网络传输给接收方。

(2)对数字签名的验证

接收方收到该信息包后,首先用自己的私钥SKB对整个信息包进行解密,得到两部分信息:数字签名部分Y和政务公文原文部分x;其次,接收方利用发送方的公钥PKA对数字签名部分进行解密,得到一个文件摘要Z;接着,接收方也采用单向散列哈希算法对所收到的政务公文原文部分进行加密压缩,推算出另外一个文件摘要z1。由于原文的任何改动都会使推算出的文件摘要发生变化,所以只要比较两个文件摘要z和z1就可以知道公文在传输途中是否被篡改以及公文的来源所在。如果两个文件摘要相同,那么接收方就能确认该数字签名是发送方的,并且说明文件在传输过程中没有被破坏。通过数字签名能够实现对原始报文的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