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现代经济学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经济学。对经济学进行一场新的革命，以满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及人民福祉的增进需要，已摆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面前。

一、经济学上的权威崇拜及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的严重落后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论是迈克尔·佩雷曼主张经济学终结[i]，还是陈纲先生指责经济学家不如农民[ii]，都已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学术落后性的极度失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决定了其灭亡的趋势。不论是其自身的反思还是对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特征早已是不争的结论了......或许，下一代人将不再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iii]

的确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远不如其它自然科学。在18世纪时，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开始全面发展，同样，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吹响了经济科学发展的号角。自18世纪以来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的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甚至包括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生物科学，现在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早已经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经能精确地计算出宇宙飞船飞入的轨道位置以及能精确地计算出着陆地点，人类早已能制造出异常复杂的机算机，人类早已能精确地分析出任何物体的成份含量，并根据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产品和新材料。但是人类的经济科学却远没有这么发达，在权威崇拜下，从根本理论上来说，仍然基本徘徊在亚当.斯密1776年的思维起点，虽然后来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几百年来在作大力的推进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在根本理论上几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上严重的权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尖锐地批评经济学权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为圣经拒绝人们提出新理论和批评它的长短，对于真理必定是最严重的侵害。毫无疑问至今为止，甚至未来，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师的经济学术能够充当经济学圣经的角色，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真理而无一点纰漏甚至缪误的地方。只不过个别“天才”性的经济学大师的学术之中或许有多一点智慧性的东西罢了。

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工业化压抑、环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等等，都表明，传统经济学在权威崇拜意识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决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世界银行在1991年发表的年度报告，开篇诚恳、鲜明地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还远未被人们完全掌握”。

二、现代经济学新革命的系统构想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要敢于跳出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疆化思维，去努力寻求真理，进行一场现代经济学新的革命，以更好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

（一）经济学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们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对支柱概念或者说研究的基本对象的固守，各国经济学家还深受数百年前的产品观影响。客观地说，数百年前，以农业生产和新兴的工业生产为主，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提出产品的概念，并以产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以产品作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就如化学科学不能停留在分子阶段，还需进一步研究发展到原子、质子、量子，仍至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一样，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变。

严格地说来，产品远不足以囊括人类的整个经济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保险、诗歌、歌曲、经济学家的著作等同样在商业领域流通的东西并非一定是产品。

因此，我们提出财富的概念，构想经济学上以“财富”替代过去“产品”、“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财富，我们将其定义为“就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 财富在经济学上并不是指金钱，而是指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金钱或者说货币只是商品类财富的权力凭证、度量工具。我们的这一类似的定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提出过：经济学应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iv]，一些学者也开始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当然都还缺乏系统性，并且未与产品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清理，特别是只将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类东西才叫财富，反言之在过去的意识里财富就是金钱。为此笔者在《财富创造论》一书中尽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财富与产品、商品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财富为经济基本单位的事实以及应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建议。根据定义，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质类财富，也包括非物质类财富，包括有形的财富，也包括无形的财富，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是财富，都可以是经济学研究和考虑的范围。提出将财富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应该更为科学。

在经济学上进行这一研究对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经济学界及经济界更全面地研究社会的经济建设。例如，环境，当然不是产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也是财富。这有助于我们将其纳入经济建设考虑之中，而不是去发展“产品”、“商品”经济破坏环境财富。依据这一思想，我们就会明白，财富不只是商品，不仅一辆汽车是财富，一湾绿水也是财富，不仅一只山羊是财富，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财富，它们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汽车造得很少时，因为其稀缺而显得价格很高，因而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其是财富。而当我们的环境恶化，一湾湾绿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变得稀缺时，我们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们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货币去购买，这时水似乎才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实际上水原来就是我们的财富，只是我们总觉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罢了。过去那种以稀缺性为预设前提的经济学术思想已显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长期以来，全球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与经济学上的产品观和商品观不无关系。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经过投入资金人工改造过的环境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也可叫产品。实际上即使将改造过的环境称为产品，同样显得比较牵强，经济学作为科学是不宜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维而牵强的。同时，未经改造的环境同样从远古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领域，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这一庞大的部分我们更不能遗忘，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同样，对于无数的非产品、非商品，因为有了财富作为总括，因此其创造、实现、分配、消费等情况也就能较好地纳入经济建设的考虑之中，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建设非常重要。

总之，经济的最基本细胞是财富，而不仅仅是产品或商品，因此以“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更为科学。针对经济学的现状，现代新经济学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须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支柱概念上进行革命，否则现代经济学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发展。

（二）经济学中研究对象产生过程的革命

篇（2）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有人把道德定义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市场经济有没有必要谈道德,经济学阵营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否对呢?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怎样的高度?有人将道德定义成: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个问题。

在一个市场社会(不是市场经济)里,需要不需要一个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的道德基础?我们知道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这些问题。

一、社会的形成与道德危机的产生

(一)完全自私自利的群体不会产生社会

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基础上讨论这么一个问题,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工具,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种手段。别人是我的工具,同样你也是别人的工具,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利用的工具。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也都体现了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二)乡土社会的形成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分工不发达、社会规模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只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

(三)道德危机的产生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黑格尔等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这个时候,道德共识就会出现问题,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四)西方学说对中国人的影响

中国人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要么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问题。在和外国人谈论问题时,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如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训练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二、经济社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

(一)自由的概念

1.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与他的竞争关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

2.自由是相对的。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如果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工具,解放你自己的一个工具,这就很可怕了。总之,这一套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成型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每个人都在服从的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

(二)道德事件的发生

1.在欧美国家有一个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这样的说法,在中外都是适用的。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我们知道欧美有这样的一个斯多葛推理: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如果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这就是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的道德黄金律。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

2.今天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着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与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与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我们又没有宗教生活,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经济利益,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

3.如果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特殊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的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与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如果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衡它,那就是逆淘汰,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篇（3）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篇（4）

契约理论循着古典契约理论―新古典契约理论―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脉络演化至今。众所周知，现代契约理论也称作现代企业理论，公认的开山鼻祖是科斯。

现代契约理论从交易行为的角度解释企业，将企业看作是个人间交易产权的一种合作组织，由一系列契约联结而成，企业行为是所有企业内部成员博弈的结果。该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即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理论，前者着眼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不完全契约下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后者则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企业成员之间的委托―关系。两种理论的共同特点是都强调企业的契约性、契约的不完备性及由此导致的所有权和激励问题的重要性。哈特的主要贡献在前一方面，霍姆斯特罗姆的贡献则在后一方面。

科斯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为什么会有企业、为什么需要科层式组织。而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包括之前获得诺奖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人，则进一步研究了在科层式组织中契约如何定义、科层式组织如何完善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科斯所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及其门徒再次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组委会的垂青，进而引起全球经济学家及普通人的关注。

不完全契约理论及哈特的贡献

传统观点认为，契约一旦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便是有利于激励长期投资的。标准的契约理论假定契约是完全的，契约的设计以及监督实施都是没有成本的。

然而现实中的契约是不完全的。契约的不完全、不完备会导致事前的最优契约归于失败。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所以事前的专用性投资便无法写入契约。一旦自然状态实现，在这种具有双边锁定特征的谈判过程中，投资方就面临被对方“敲竹杠”或攫取“可占用性准租金”的风险，即投资者投资的边际收益中有一部分被对方分享了。由于预期到这种敲竹杠行为，投资者在事前就会选择投资不足或者做出无效的专用性投资。

经济学家们正是在研究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由于契约不完全所导致的效率损失中，逐渐发展起不完全契约理论。而不完全契约与完全契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不事先规定各种或然状态下的权利和责任，而主张在自然状态实现后通过谈判来解决，因而重心就落在对于事前的权利（包括再谈判权利）进行机制设计或制度安排；后者则在事前规定了各种或然状态下当事人的权利和责任，因此问题的中心就是事后的监督。

作为现代契约理论的一个分支，不完全契约理论主要由交易成本理论、激励理论和产权理论组成。现代契约理论考虑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不对称信息下的收入转移；二是不同风险态度的当事人之间的风险分担。两个核心问题正是不完全契约理论聚焦所在。

第一个发现契约不完全的经济学家极有可能是科斯。他在开创性的《企业的性质》（1937年）一文中指出：“由于预测的困难，关于商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限越长，那么对买方来说，明确规定对方该干什么就越不可能，也越不合适。”

哈特则从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解释了合约的不完全性：第一，在复杂的、十分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人们很难想得太远，并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做出计划。第二，即使能够做出单个计划，缔约各方也很难就这些计划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描述各种情况和行为。对于这些，过去的经验也提供不了多大帮助。第三，即使各方可以对将来进行计划和协商，他们也很难用下面这样的方式将计划写下来：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外部权威，比如说法院，能够明确这些计划是什么意思并加以强制执行。

简单概括哈特上述三点：一是因当事人的有限理性而使预见成本较高；二是因当事双方语言沟通的障碍特别是对书面语言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缔约成本；三是由第三方“可观察但不可证实”所造成的证实成本。

不完全契约理论正是以合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以产权或（剩余）控制权的最佳配置为研究目的。它是分析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信息获得的影响的最重要分析工具。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使得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利的成本过高。因此，拟定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不完全契约必然是经常存在的。

由于不完全契约的存在，所有权就无法以传统产权理论那样以资产这一通常的术语来界定。因为在契约中，可预见、可实施的权利对资源配置并不重要，关键是对那些契约中未提及的资产的控制权，即剩余控制权。因此，对一项资产的所有者而言，最为关键的是对该资产剩余权利的拥有。据此，哈特等人将所有权定义为拥有剩余控制权或事后的控制决策权。在哈特等人看来，当契约不完全时，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中相对重要的一方是有效率的。

在此，有必要区分特定权利与剩余权利。特定权利就是指在合约中被明确规定的权利，而没有被明确规定的权利就是剩余权利。不完全契约理论主张：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不是由剩余收入索取权的分布决定，而是由剩余控制权的分布决定。市场意味着剩余控制权在交易双方是对称分布的，而企业意味着剩余控制权的非对称分布。当两个经济行为主体进入一种交易关系，财产被用来创造收入，而要在契约中列出所有关于财产的特殊权利的费用极为高昂时，最经济的做法就是一方兼并另一方，即一方购买另一方的剩余控制权，术语称一体化。但是“剩余权利对购买方来说是一种收益，对另一方却是一种损失，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激励机制的扭曲。因此，一种有效率的剩余权利的配置必须是购买者激励上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充分弥补售出者激励上的损失”。由此可知，投资行为最重要的一方应当取得剩余权利的所有权。

不完全契约理论又被称为GHM理论或GHM模型，由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哈特和莫尔（1990）等共同创立。GHM模型直接承继自科斯、威廉姆森等开创的交易费用理论，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发展。其中，1986年的模型主要是解决资产一体化问题，1990年的模型发展成为一个资产所有权模型。

哈特等人进一步指出，剩余控制权直接来源于对物质资产的所有权，相当于所有权。一个人拥有的资产越多，外部选择权越多，剩余控制权就越大；谈判力越强，得到的剩余越多，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激励就越强。由于剩余控制权于契约双方而言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得到剩余控制权的一方固然增加了投资激励，但失去的一方却因此减少了投资激励，所以社会最优的投资激励不可能实现。这就是一体化带来的收益和成本。GHM模型认为，应该通过资产所有权或者剩余控制权的配置，确保在次优条件下实现最大化总剩余的最佳所有权结构，这就要求把所有权安排给投资重要的一方或者不可或缺的一方。因而，剩余控制权天然地归非人力资本所有。在契约不完全的环境中物质资本所有权就是权力的基础，而且对物质资产所有权的拥有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因此企业也就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非人力资本所规定。哈特等人这种对物质资产所有权的拥有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的观念，深刻地洞悉了组织权力的来源，相对于以前的理论而言是进步。然而，现实世界还存在着拥有更多物质资产却并不意味更多投资激励的现象，有时权力不仅仅来源于物质资产。这是哈特等人资本强权观和资本至上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哈特与莫尔（2006，2008）还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契约理论相融合的互补性观点：契约为交易关系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方交易当事人的履约行为是从契约承诺中获得的权利感受的函数。交易双方既可以签订柔性契约，允许当事人对事后不确定性作出适应性调整，也可以在事前签订一项与未来结果密切相关、当事人对未来的任何结果都不会感到失望的刚性契约。前者有可能由于一方粗糙履约的投机行为造成无谓的损失，而后者正是降低这种无谓损失的方法，当然这也会降低柔性契约可能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们提出了当事人在柔性契约和刚性契约之间进行权衡的观点，为长期契约提供了基础，同时阐明了为什么事先确定价格，允许雇佣者选择任务的雇佣型模型是最优的。

简单对不完全契约理论做一个总结性评论。

GHM模型用一阶方法和博弈论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化分析框架，为不完全契约的研究开辟了全新天地，这一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它的分析环境过于简化，相对于科斯和威廉姆森创立的交易成本理论而言是一种退步。如何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考察有资产的资本家和无资产的经理人及工人，从而建立一个科层理论，这是一个挑战。另外，以GHM模型为代表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一方面假定当事人在某种程度上只具有有限理性，另一方面又假定当事人具有计算未来成本和收益的动态规划能力，这种对理性程度的“暧昧”假设遭到经济学界的批评。为规避这种暧昧的有限理性假设，同时为了内生化契约的不完全性，哈特和莫尔（2004）将契约分为“紧的”和“松的”两类，似乎又向完全契约的理论靠近了一步。

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核心概念“剩余控制权”的定义也存在争议，它有时表示“剩余权利”（格劳斯曼和哈特，1986），有时又以“全部权利”的面目出现。作为一个组织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如何解决这个核心概念的歧义问题，同时赋予其连续的性质以便拓展到更为现实和复杂的科层分析之中，又是一项挑战。市场和官僚机构可以被认为是分别对应于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两种极端的治理结构，不完全契约理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市场的理论研究。

总体而言，不完全契约理论在完全契约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增强了契约理论的整体解释力。其对控制权、组织边界、组织结构、金融契约、法律执行以及政治制度的解释，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门，其研究方法亦正越来越成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公司治理等领域的基础工具。

完全契约理论及霍姆斯特罗姆的贡献

委托―理论是过去40多年现代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一些经济学家不满阿罗―德布鲁体系中的企业“黑箱”理论，而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而来，创始人包括威尔森、萨平顿、罗斯等学者，也包括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霍姆斯特罗姆和哈特。

委托―理论的核心是解决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委托人人的激励问题，即问题。作为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理论主要研究的委托关系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力，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人。简言之，委托―理论主张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经过多年的发展，委托―理论已由传统的双边委托理论发展出多人理论、共同理论和多任务理论。该理论也早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

委托―理论遵循的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以委托人和之间利益相互冲突、委托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由于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委托人必须设计某种契约或者机制，诱导人选择适于委托人利益的最优努力水平。

委托―理论遵循如下基本分析逻辑：委托人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将其所拥有（控制）资源的某些决策权授予人，并要求人提供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服务或行为。人亦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在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在行使委托人授予的资源决策权时可能会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委托人利益之上，进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即产生问题。由于问题的存在，委托人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契约）来规范、约束并激励人的行为，减少问题，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

早期委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单一委托人、单一人、单一事物的双边委托问题。双边委托是所有委托类型中最抽象最理想的研究形式，也是其他理论的基础。霍姆斯特罗姆（1971）的模型给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最优解为：（1）委托人无法观察或控制人的努力，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效率损失，即在满足激励相容约束与参与约束条件下的结果是“次优”，无法像在信息对称情况下，达到帕累托最优；（2）权衡最优契约效率和对人的激励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并作出决定，且人必须承受风险。

多人理论、共同人理论、多任务人理论是双边委托理论的扩展形式。霍姆斯特罗姆对多人理论和多任务人理论有着重要贡献。

总的来说，委托―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现代经济理论，为我们分析现实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框架，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经济社会问题通过委托―理论得到了很好的解释。但在运用该理论时，须充分注意委托―理论的前提假设及其所适用的条件。在实践中，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委托―理论模型去分析，更不能直接套用委托―理论的结论，而应该是运用其分析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对中国现实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符合国情的结论，以便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张五常对契约理论的贡献

哈特因不完全契约理论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就为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鸣不平，认为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借鉴”了张五常教授关于合约结构的思想，哈特是用数学的语言诠释了张五常的思想。谁先谁后、谁借鉴谁等学术考据不是本文讨论的范畴，但也毋须讳言，对于这位在华裔经济学家中几乎是唯一有可能获得诺奖的学者的支持，舆论中不乏民族主义情绪。在此，不妨回顾一下张五常的合约理论（张五常称契约理论为合约理论）。

张五常对现代契约理论的研究，以《分成租佃论》为肇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从分成制度入手研究了合约的选择与风险规避及交易费用的关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又从分析企业的合约性质开始，深入地研究了合约的本质以及交易费用的关系，并系统地形成其合约理论。张五常的合约理论就是对合约的局限条件的研究，是关于产权界定及交易费用对签订合约如何形成影响的研究。

在张五常看来，在现代社会中合约的存在与选择，都是在一定的局限条件下资源有效运行的结果（市场的合约是以私有产权为局限的）。而市场价格机制则是减少资源消散最为合适的方式，任何其他方式都会造成大于其机制运行下的租值消散的情况。根据张五常的“租值消散”定律，如果要使经济增长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减少在竞争情况下的资源浪费。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就要制定竞争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些竞争规则就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产权制度。张五常将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分为三类：以规制来限制财产的使用；以“人”本身为界定权利的单位或以等级来分配权利；以资源或物质本身来作为界定权利的单位。而物质或资源的衡量标准又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的。

但市场价格的运作不是无成本的。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里提出了交易费用问题，也就是张五常所说的租值消散，即市场价格的运作成本。科斯主张，为了减少这种租值消散，以企业组织代替市场价格机制。但是张五常认为科斯关于“企业代替市场”的观点是不完全的。人们在交易中对合约安排的选择只是一种合约安排代替另一种合约安排，而不是一种企业代替一种市场。正是在这意义上，在私产局限下，一种企业组织制度的安排就是一种合约安排的形式，企业组织的选择本质上就是合约的选择。合约安排的本质在于如何在局限条件下把租值消散最小化，所以，对不同的合约安排的选择也就决定了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快慢及资源配置效率。

科斯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的贡献者。而合约理论是张五常对现代经济理论贡献最大的方面，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现代契约理论而言，张五常无疑是最为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总结

微观经济学研究方面，从科斯开始是一个重大转折。

在科斯以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市场。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眼里只是“黑箱”，即把企业当成一个生产函数、一种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市场和技术的约束下纯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分析单位。故而，在“前科斯时代”，经济学家并不分析企业的内部结构。

自科斯以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才开始从市场拓展到企业。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的契约研究便是延续并深入了科斯所开拓的这片研究领域。

企业内部的问题，从更广义上讲，是组织问题、科层等级制问题，并不属于市场研究的范畴。在市场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或企业，各方地位平等，谁也不能指挥谁。但是在科层组织内部，第一要义就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即对权威的服从，这是在市场上所没有的。所谓企业内部的契约，即是此种科层等级制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规定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下级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权威。这是市场契约与组织契约的本质不同。

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包括之前获得诺奖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人）就是在科斯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企业。科斯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为什么会有企业、为什么需要科层式组织。而哈特等人则进一步研究了科层式组织中契约是如何定义的。不完全契约的服从仅限于一定范围，但范围又无法在事前定义清楚，这就意味着双方都有钻空子的机会。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的就是如何把钻空子的机会主义行为压缩到最低限度。故而哈特等人的贡献即在于如何完善科层式组织。

篇（5）

 

1、知识经济推动建筑技术的变革

知识经济被定义成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亦即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1]]。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知识的获取、信息的交流和创造性思维的迸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知识经济中的知识,第一方面包括了平常所说的关于知识和能力两个方面；第二方面包括科学和技术两个方面；第三方面指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也就是关于管理的知识和能力；总之包括科学、技术、能力、管理等各方面现代化，其中更强调知识中的能力。我们今天就以建筑行业中的生态建筑为例来分析知识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冲击和震撼。

2、现代生态建筑的发展需要知识经济的支撑

当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随着生产力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 导致大规模、大批量的建筑活动，也带来了建筑材料、结构、技术的突飞猛进。例如目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建设高速发展时期,每年新建建筑面积约10亿平方米,城镇建设投资每年高达数万亿元,规模巨大。但是,这些建筑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耗用了大量土地, 直接消耗的能源约占全社会总能耗的30% ,用水约占城市用水的47% ,使用钢材约占全国用钢量的30% ,水泥约占25%。传统的建筑技术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此却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物种消亡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生态建筑发展观要求做到“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这实际上是在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均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开始提倡的“绿色建筑”、“生态建筑”延续到最近深层次的“低碳建筑”,其特点均在于, 面对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形势,怎样在城市建设中切实做到节约土地、节约能源、节约用水、节约材料和环境保护,对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影响深远。同时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建筑节能概念并非不要消耗能源,而是需要大大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大幅度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种把建筑耗能与自然生态、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是当前最具积极意义的节能概念，实际上也就是生态建筑观的重要内涵论文怎么写。

2.1、知识经济助推生态建筑效应之一———建筑节能技术开发

生态建筑系统工程需要依靠知识经济的支撑，生态建筑要想卓有成效地得以推进与普及,除了需要资金的倾注、政策导向的引导和必要的管理手段外,还呼唤将高科技技术不断渗透以全面提升建筑节能技术，这些新技术主要包括新型保温材料、遮阳技术、太阳能利用技术、自然及机械通风技术、新型采暖空调设备、燃料电池、微型燃气轮机、计算机控制技术等等。许多生态建筑充分利用了这些新技术,并把他们合理地糅合在一起,做到了舒适和节能的高度统一。

以我国北方采暖地区城镇居民住宅建筑为例,在建筑外围护结构中,通过外墙和屋顶的传热的热损失达70 %～80 %,而通过门窗能耗约占20%～30% ,显然提高整个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减少采暖与空调能耗势在必行[[2]]。从我们20 世纪80 年代至今的外墙保温隔热技术的研究结果来看,提高外墙热工性能的技术类型包括传统技术、现代技术和高技术三类。而传统的技术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城镇建筑高效节能标准的客观要求。以北方陕西地区而论,要达到我国《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居住建筑部分) 的要求,其城镇居住建筑外墙的热阻限值须达1.00m2·K/ W。要实现这一节能技术目标,若采用传统的粘土实心砖墙,其厚度必需达到490mm 以上。其结果,不仅外墙的力学性能不能得以充分发挥,而且墙体耗材剧增,占用室内空间面积过多，造成资源浪费。

国内外建筑节能和墙材改革的大量技术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一再证明,外墙的高技术复合化途径是建筑外墙节能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复合外墙是指外墙在材料与构造上,由承重结构部分和保温隔热部分经组合而成,能充分发挥两种材料的各自特性,在达到节能建筑外墙热工指标的前提下,有效地减薄外墙的厚度,藉以节能节资。同在我国华北部地区,若采用复合外墙,仅需采用240mm 厚粘土实心砖墙,180～200mm 厚的钢筋混凝土墙,另加厚约20～40mm 厚的优质保温材料层,其总热阻值即可完全满足节能技术指标要求[[3]]。试想如果没有高效能、低成本、成熟配套的建筑节能技术,要全面推进生态建筑是极不现实的。毫无疑问,随着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状大,将不断带动我国建筑节能技术的全面进步。

2.2、知识经济助推生态建筑效应之二———生命周期成本实施

生命周期成本(LCC,Lifecycle Costing)原本来自于经济学，主要是指在产品经济有效使用期间所发生的与该产品有关的所有成本，包括开发、生产以及后勤支持。运用在建筑领域的定义是:“当存在若干个可以达到客户目标,且具有不同的初始成本和运营成本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时,帮助客户对建筑工程的成本性能进行评估的一种工具”现代化，作为在建筑方案经济性能评价领域里的一种新的成本—价值评价体系,要求在评价建筑物的经济性能时,要考虑建筑物的全过程,也即从项目的构思、策划、设计、建造、使用、维护、修建直至拆除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关注建筑的生命周期,意味着不仅在规划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并利用环境因素，而且确保施工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最低，运营管理阶段能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低耗的无害空间，拆除后又对环境危害降到最低，并使拆除材料尽可能的再循环利用。

生态建筑一般都具有初始投资较大而运行与维护费用较低的特点,以往房地产开发商总是把短期经济效益放在首位, 对他们而言, 生态建筑、节能和环保往往只是一种促销手段。业主兼住户则不仅关心项目的初投资, 而且十分注重建筑物的环保、节能效果和运行、维护费用。显然, 后者应用生命周期成本法的积极性要比前者高得多。因此在项目初期即采用生命周期成本法进行经济性能评价，从长远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建筑物的经济性能, 有助于改变投资者的成本观,对生态建筑的评价和实施都十分有利[[4]]。比如,在现代生态建筑中,建筑设备在建筑物造价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采用生命周期成本法,在各种机电设备的设计、选型、采购和安装上进行分析,是比较客观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革命与技术革新,为建筑技术的全面创新适时地提供有力的扶助论文怎么写。

2.3、知识经济助推生态建筑效应之三———一体化设计方式

知识经济学体系中注重理论和应用两个层次的结合，主要是研究知识活动的经济问题及其经济规律。它把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看成一种经济现象，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探讨科学、技术、信息、知识的活动过程及规律现代化，既研究知识活动的经济问题，又研究经济活动的知识作用问题，既分析知识活动的经济因素与经济后果，又考察经济活动的知识动因与知识效应。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是一种新的交叉边缘学科。

在建筑设计领域长期以来,建设项目的设计工作按照专业化分工的要求被分解为若干阶段：由建筑师提出建筑方案, 然后结构工程师和其他专业工程师分别完成结构设计和水、暖、电的系统设计。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 特别是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广泛应用, 建筑设计领域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高, 以至于造成各专业之间的隔阂，对生态建筑的设计实施尤为不利。一体化设计是在现有的成本约束条件下进行绿色设计的整合化途径,它要求与项目有关的各类人员, 包括建筑师、土木工程师、暖通工程师、电气工程师, 甚至包括承包商和物业管理人员从一开始就介入设计过程，将专业间的隔阂降至最低，充分交换意见、共享信息, 从而增加采用“ 绿色” 方案的可能性, 同时可以减少因采用“ 绿色” 方案而造成的初投资的增加值。日本在这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在川崎市一座大型写字楼的建设中, 新的成本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建筑师、业主和承包商共同组成生态委员会, 下设环境管理、资源循环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控制个分委员会, 完善的组织和激励措施保证了绿色建筑方案的实施, 使该建筑的能量消耗减少32%, 生命周期CO2排放量降低约38%。

3、结语

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节能新产品的开发研究、生命周期成本的实施以及一体化设计等措施有利于转变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 克服传统的成本、价值体系的弊端, 促进生态建筑的发展。这些都离不开知识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知识经济以生产过程更多的创新知识投入和产出、生产,在生态建筑节能技术领域,开发出更多、更新、性能更优的技术产品,从而突破传统理念传统技术的禁锢，使我国建筑节能系统工程早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可以预测,21世纪在知识经济的强大冲击力对建筑节能及其技术体系的激发下,人们赖以生息的人居环境将更加舒适宜人,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必将步入协调、共生、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轨道。

1． 马 宁 女 年龄：35岁（广州，510520）

工作单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GuangDong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Guangzhou 510520，China)

最高学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经济师

2． 寿劲秋 男 年龄：35岁（广州，510640）

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uth China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China )

最高学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职称：一级注册建筑师、工程师

参考文献：

[[1]]陈志生，知识经济概念的哲学辨析，学术论坛[J]，2007(02)：21-25.

[[2]]寿劲秋、马宁，浅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现代生态建筑，建筑科学[J]，2009(12)：34

[[3]]许志中,曹双梅,我国建筑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发展前景探讨，工业建筑[J]，2004 (4) ：73-75.

篇（6）

1.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时期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时期是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阶段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后期开始，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货币危机开始，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物价暴跌，大量工商企业破产，到1847年经济危机蔓延至整个欧洲的工商业，经济危机开始大面积爆发。经济周期波动是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重点，比如，还有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的“经济循环论”，以及对国民收入、经济周期的研究等，带动宏观经济学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这一阶段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即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初步建立阶段。1936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巨匠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真正的诞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决，古典经济学家对此只能束手无策，然而凯恩斯却能运用切实有效，符合当时社会需求的理论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逐渐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度过经济萧条的危机，这也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真正诞生了。在美国，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用货币政策稳定商业周期。

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时期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由于石油危机的两次爆发和美国经济发生停滞性通货膨涨，然而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却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所以非凯恩斯学派在这一时期陆续涌现。

二、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现代宏观经济学自从诞生一以来，就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引入现代宏观经济学，在经过吸收、批判和科学的借鉴，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我们都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走的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是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另外，我国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却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因此，我国还不能全部的接受现代宏观经济及其理论，所以我国在应用和发展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还不够成熟。

我国经济体制应该善于博采众长，兼听则明，对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要善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根据我国的国情，解决经济问题。科学在不断发展进步，经济学的理论也是不断发展完善的，就像由最初的萨伊定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产品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而不会出现产品过剩的问题的理论，不断发展到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景气循环”经济学主张，这些都告诉我们，要善于吸收借鉴宏观经济学的精华，从而能够切实的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

篇（7）

党校教学无论从受训对象、授课内容到实训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

（一）党校教育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

普通高等教育的对象是大学生，主要任务是进行学历教育，以知识导向为本，传授分门别类的学科基础知识。党校教学的对象是社会人，都具有一定的工作生活阅历和成长经历。其学习以实践导向为本，以综合交叉的补缺新知为主，进行经验分享，而不是探讨纯学术的问题。要形成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的思维框架。

（二）党校教育以短期培训为主

现代培训理念认为培训不是教育，教育是基础，培训是发展。培训主要是为学员创建一个交流的平台，价值在于对学员经验和智慧的开发，实质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找寻桥梁。

案例教学不是简单的举例子，也不是例证，而是根据教学目的与要求，选择恰当的案例，组织学员进行分析、展开讨论，达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因此，党校案例教学只有与党校教学特点和定位相衔接，才能适应中国干部教育培训需求。

二、要与学员相衔接

（一）党校教育的学员是成人

成人的学习是一种基于反思的体验，学习是在探索和解决工作和生活的难题时获得的知识，是掌握相关技能、转变思想观念的过程。学习结果追求的是人的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是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培训理念认为成人学习具有实践性、多维性、感悟性、愉悦性的特点，如学习出发点是工作、组织或生活需要；学习方式是比较真实的例子，通过高度参与，向老师、实践学习等。

（二）党校教育的学员是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不同于一般的干部，职务越高其思维训练要求比重越大于行为训练比重。领导干部不仅要提升其岗位素质和工作能力，能做事、会做事，更重要的会看问题、想问题，形成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和创新思维，最终能妥善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党校案例教学要衔接成人特点、领导干部特点，不能“给经常接触文件的人讲文件精神、给经常有出国机会的人讲国外情况”，要以带有问题或疑难情景的真实的典型事件，引导学员的思考。

三、要与经济学科相衔接

现代培训理念倡导培训内容以提高能力、改变态度为主，注重发掘潜能、转变观念和思维方式。当前领导党员干部，在处理和解决经济建设发展中遇到或出现的如生态建设、节能降耗、经济效益并举等很多现实问题时，切实需要全局观念、创新思维。

（一）案例教学引入经济学领域的时间比其他学科短

案例教学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广的教学方法之一，最初被广泛应用于哈佛大学法学和医学教育领域，后逐渐延用到哈佛商学院。法学例教学法最早是在1870年被哈佛大学法学院首次引入。19世纪90年代，哈佛医学院引入案例教学法。1919年哈佛商学院推广使用案例教学法，并在MBA教学实践中获得最大的成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杰出的工商界骄子。自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陆续在管理学教育中引入案例教学法。这说明，案例教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的时间比其他学科短。

我国在理论经济学中的运用不及国外普遍，且重视程度也远远不够。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才认识到“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改变目前理论教学中重名词概念、轻生活事实的现象，有助于解决所谓‘黑板经济学’和高分低能的问题”。之后，应用于高等院校的理论案例相继问世，如《西方经济学案例》《政治经济学案例》《公共经济学案例》《产业经济学案例》《计量经济学》教学案例集等。但应用经济学案例较少，近年来，才有了《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教学案例集、《区域经济模型与案例分析》，正逐渐填补应用经济学领域案例库的空白。

（二）党校案例资源供应严重不足，质量欠缺

案例教学在国外高校教学当中有100多年的实践与发展，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模式。而在党校教学中，尚处于研究与实战的起步阶段。党校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案例库，找到好的案例非常困难，教师主要依靠自己进行搜集与整理案例。这不仅耗费了教师大量的精力，搜集到的案例也不一定符合教学要求。还有部分教师对案例不经认真修改提炼就直接应用于教学，这样的案例针对性不强，无法满足学员实际水平和教学要求，无法真正实现案例教学目标。另外，本土化案例数量少，也是困扰党校案例教学的一个突出问题。

四、要与施教过程相衔接

（一）前期调研及编写审定是基本保障

根据地域特点、发展阶段、发展程度及发展中的问题，选择应反映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具有典型性、系统性、多样性和发展性的事例，到实地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研核实，从相关问题的产生、发展过程，到存在的矛盾、困难、政策措施等等，通过多种途径争取掌握详细情况，以保证原始素材或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如果脱离了调查研究，整个案例教学必将是失败的。

案例文稿要按规范的标题、正文和教学指导三部分格式要求编写，这三部分缺一不可。正文是案例的核心部分，要精练，具有严密性、逻辑性，而不是资料的简单堆砌。要保持争议性，应避免出现结论性、倾向性的内容，让学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体会和思考。目前，如何编写出反映本地区实际管理、实践活动的案例是非常迫切且有难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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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契约经济学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是契约联结的网络。这些契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涉及到投入品的物主和商品的买主。企业不仅与人力资本的提供者(雇员、经理等)和实物资本的提供者(股东、债权人等)缔约，也与原料供应者、产品购买者缔约，还与政府缔结政府管制契约，与社会缔结有关社会责任的契约。企业的契约人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原有的契约人可按一定的规则退出契约，而原来未缔约的人也可按一定规则加入契约。这样，企业除了有现实的契约人之外，还有潜在的契约人。契约市场(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劳务市场等)则是现实的契约人与潜在契约人进行角色转换的制度安排。潜在契约人可以通过契约市场加入契约，而现实的契约人也可以通过契约市场退出契约。

契约是人与人之间交易的结果。交易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交易费用。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信息、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其中核心部分是信息费用。交易费用对人们之间的契约有重大影响，不仅其高低决定着人们能否达成契约，而且交易费用低的一方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取得契约中的优势地位。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契约人就要想方设法降低交易费用。会计是一个将企业经营活动情况进行信息转换和加工的系统，它不仅可以有力地降低企业契约人的交易费用，而且可以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信息成本，从而操纵信息。因此，我们可以把企业财务会计目标界定为：降低企业契约人集(指直接契约人、间接契约人、现实契约人、潜在契约人的集合)的交易费用。

2、委托理论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理论假设人有不同的偏好，并且都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甚至会有机会主义行为。这就导致了成本(包括签约成本、监督成本、保证成本、剩余损失)的发生。为此，委托人需要一种控制系统来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标来行事。这种控制系统就是一系列“游戏规则”，包括三部分：决策权的分配（即谁负责做决策）、业绩计量与评价（即向谁报告何种信息）和奖励与惩罚（收集到的信息与人报酬间的关系）。契约和决策的形成需要信息为基础，而会计和审计正与这种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有关。所以理论被用在会计和审计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和审计程序的效率特点。

3、现代产权理论对会计学发展的影响：产权会计学

产权会计理论认为：（1）产权界定是会计产生的基本动因之一；（2）产权制度是会计政策选择的出发点与归宿；（3）提高产权效率是制定会计准则的基本要求；（4）产权博弈关系决定企业会计的未来发展取向。按照产权价值运动论的观点，会计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使命在于反映产权结构，体现产权关系，维护产权意志。我国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指出：会计的研究对象是产权价值运动过程、结果及其所体现的产权经济关系。从这一点出发，可将会计的职能概括为：对产权价值运动过程及结果的反映与控制。反映是通过会计的信息系统进行的， 控制则是通过会计的控制系统进行的。会计工作者通过对这两大系统的协调运作实现对产权价值运动的全面管理，维护、保障所有者的经济权益及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履行对企业所有者及对社会的受托责任。由此便把会计的目标与责任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会计的本质：会计是一项对产权经济具有基础性控制功能与社会性意义的管理活动。

4、信息经济学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基于信息经济学，司可脱构建了其财务会计理论。他认为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协调会计信息的不同角色。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信息经济学、证券价格和行为科学在财务会计研究中的运用，导致由经济收益计量观向决策有用观的转变。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1号(1978)将财务呈报的目标确定为：(1)财务报告应该提供与现在的、潜在的投资者和信贷人以及其他用户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及类似决策有用的信息。这类信息对那些相当了解经营和经济活动并愿意相当勤勉地研究这类信息的人们来说，应该是全面的；(2)财务报告应该提供有助于现在的、潜在的投资者和信贷人以及其他用户评估企业预期现金流人的数量、时间和不确定性的有用信息；(3)财务报告应该提供关于企业的经济资源、对这些资源的要求权以及使资源和对这些资源的要求权发生变动的交易、事件和情况影响的信息。

二、对会计规范分析的影响

会计规范是围绕会计信息建立起来的一套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它是一种有关会计信息这种稀缺资源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制度安排，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奕的结果。会计规范的演进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变迁问题，会计规范演进的原因是会计规范的不均衡，会计规范的不均衡是指会计规范的需求与供给不一致。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会计规范的需求与供给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原来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不再使制度需求者的净收益最大，因此产生了制度创新的动机和需求；另一方面，又改变了制度的选择集合和选择范围，从而改变了制度的有效供给。同时，也应注意到制度的不均衡是一种常态，而制度的均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制度的变迁只不过是从一种不均衡状态到另一种不均衡状态，而决不是从不均衡状态到均衡状态，会计规范只存在于动态过程之中，会计规范的演进就是在以上背景下发生的。

新制度经济学是研究制度的科学，制度作为一套行为规则被用来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相互关系，会计规范正是包含在制度这个概念之内的。因此，会计规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我们可以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用制度分析框架来分析和研究会计规范问题。

三、对会计研究方法的影响

实证会计理论产生于本世纪60-70年代，早期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者们运用的是有效市场假说及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奉行以会计信息价值为中心的理论，但最终发现这种理论不能圆满地解释会计惯例。而关于信息揭示管制方面的争论使他们意识到：政府官员和其它管制者的行为可以根据“人的行为动机是谋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通过建模进行预测。同时他们还发现，在行政管理中同样存在着非零值的交易费用，使得会计程序能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及其价值。于是，在70年代末从传统的实证会计理论中派生出了一种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理论。这种理论强调对不同企业和行业的会计惯例进行解释，而不强调会计在提供计价信息中的作用。这种新型理论不仅建立在企业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之上，而且是这两种理论的衍生物。交易费用是这种理论的核心研究内容，该理论的全部研究都是围绕着政治成本、成本、信息成本等这些交易费用范畴内的内容展开。因此，如果称新制度经济学是实证会计理论的理论渊源恐怕亦不为过。事实上，著名会计学家、实证会计理论的奠基人瓦茨和齐默尔曼就曾感叹：“缺乏完善的实证会计理论是由于经济学上缺乏丰富的企业理论和政治程序理论。”(瓦茨，齐默尔，1999)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将会随着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得到促进。

在实证会计方面，经济学不仅提供了会计研究的方法论，而且使会计学在信息经济学的影响下，“侵入”到金融学领域，对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和市场效率假说的检验作出了突出贡献。实证会计理论借鉴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思想和方法，致力于根据利益集团选择会计准则、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的行为来解释现存的各种会计实务，从而用实证方法证明有关会计假设，对未来会计实务进行预测。(张为国，1995)这和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大为不同，被比弗称为是“一场会计学的革命”。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指出：“本书旨在介绍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经验性会计文献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瓦茨，齐默尔曼，1999)他们在书中介绍了有效市场假说、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市场失灵、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企业理论、公共选择、管制理论、契约理论等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根据上面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到，经济学理论对会计研究的作用，在于解释会计现象和拓展会计新领域。在会计研究中引进经济学研究中的先进成果是会计研究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使会计学研究逐渐登堂入室的前奏。会计理论无论怎样发展，都必须适应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新的社会经济环境。

参考文献

1．郭道扬，2004，“论产权会计观与产权会计变革”，《会计研究》2004（2）；

2．伍中信、田昆儒， 2003，产权理论与中国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罗纳德科斯，1960，“社会成本问题”，（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0；

4．阎达五、支晓强，会计学视野中的经济学，会计研究2002，1；

篇（9）

Abstract: We may be arbitrary beforehand even carry too far define the morals: The moral behavior cannot bring at present the advantage behavior to you. For instance, some people fall in the water, you to rescue him to devote, or snatched others thing scoundrel with one to fight was injured, by now, we very difficult to say you were the self-interest, i.e. in yours rational consideration, you very difficult to consider, if lived, your heroic title will occupy the big status in yours utility function. This is we speaking of the extreme, with refutes another viewpoint: The market economy is not un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morals, holds this viewpoint person is mainly from the economic camp. Liberalism's economist often stressed that wants the morals to do anything, had the market economy to suffice, the market economy will have the moral mechanism, the moral rule naturally in the competition. Should say that I in many aspects with them am consistent. On this spot even is also consistent. But I want to highlight the moral importance to such altitude, i.e., might as well defines the morals: Every rational consideration will not do that kind of matter. So long as is considered that the utility function maximization, absolutely in the dry that kind of matter, some kind of matter will not be called the moral behavior. Certainly also has the non-moral matter also possibly to be in the non-rational scope. We are consider the moral event in the non-rational scope. Here we are take the morals a time event to consider. This does not need to pester with the liberalism economists in: Do the morals have the necessity, the morals whether is a transaction result, after is the full competition behavior, will have naturally the moral rule, will have the moral rule only then to have transaction like this some chickens and the egg question first.

   key word: Moral foundation; Economic; Modernization

篇（10）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篇（11）

经济学的严重落后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论是迈克尔·佩雷曼主张经济学终结[i]，还是陈纲先生指责经济学家不如农民[ii]，都已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学术落后性的极度失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决定了其灭亡的趋势。不论是其自身的反思还是对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特征早已是不争的结论了......或许，下一代人将不再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iii]

的确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远不如其它自然科学。在18世纪时，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开始全面发展，同样，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吹响了经济科学发展的号角。自18世纪以来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的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甚至包括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生物科学，现在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早已经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经能精确地计算出宇宙飞船飞入的轨道位置以及能精确地计算出着陆地点，人类早已能制造出异常复杂的机算机，人类早已能精确地分析出任何物体的成份含量，并根据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产品和新材料。但是人类的经济科学却远没有这么发达，在权威崇拜下，从根本理论上来说，仍然基本徘徊在亚当.斯密1776年的思维起点，虽然后来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几百年来在作大力的推进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在根本理论上几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上严重的权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尖锐地批评经济学权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为圣经拒绝人们提出新理论和批评它的长短，对于真理必定是最严重的侵害。毫无疑问至今为止，甚至未来，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师的经济学术能够充当经济学圣经的角色，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真理而无一点纰漏甚至缪误的地方。只不过个别“天才”性的经济学大师的学术之中或许有多一点智慧性的东西罢了。

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工业化压抑、环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等等，都表明，传统经济学在权威崇拜意识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决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世界银行在1991年发表的年度报告，开篇诚恳、鲜明地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还远未被人们完全掌握”。

二、现代经济学新革命的系统构想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要敢于跳出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疆化思维，去努力寻求真理，进行一场现代经济学新的革命，以更好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

（一）经济学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们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对支柱概念或者说研究的基本对象的固守，各国经济学家还深受数百年前的产品观影响。客观地说，数百年前，以农业生产和新兴的工业生产为主，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提出产品的概念，并以产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以产品作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就如化学科学不能停留在分子阶段，还需进一步研究发展到原子、质子、量子，仍至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一样，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变。

严格地说来，产品远不足以囊括人类的整个经济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保险、诗歌、歌曲、经济学家的著作等同样在商业领域流通的东西并非一定是产品。

因此，我们提出财富的概念，构想经济学上以“财富”替代过去“产品”、“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财富，我们将其定义为“就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 财富在经济学上并不是指金钱，而是指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金钱或者说货币只是商品类财富的权力凭证、度量工具。我们的这一类似的定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提出过：经济学应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iv]，一些学者也开始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当然都还缺乏系统性，并且未与产品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清理，特别是只将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类东西才叫财富，反言之在过去的意识里财富就是金钱。为此笔者在《财富创造论》一书中尽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财富与产品、商品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财富为经济基本单位的事实以及应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建议。根据定义，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质类财富，也包括非物质类财富，包括有形的财富，也包括无形的财富，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是财富，都可以是经济学研究和考虑的范围。提出将财富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应该更为科学。

在经济学上进行这一研究对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经济学界及经济界更全面地研究社会的经济建设。例如，环境，当然不是产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也是财富。这有助于我们将其纳入经济建设考虑之中，而不是去发展“产品”、“商品”经济破坏环境财富。依据这一思想，我们就会明白，财富不只是商品，不仅一辆汽车是财富，一湾绿水也是财富，不仅一只山羊是财富，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财富，它们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汽车造得很少时，因为其稀缺而显得价格很高，因而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其是财富。而当我们的环境恶化，一湾湾绿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变得稀缺时，我们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们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货币去购买，这时水似乎才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实际上水原来就是我们的财富，只是我们总觉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罢了。过去那种以稀缺性为预设前提的经济学术思想已显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长期以来，全球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与经济学上的产品观和商品观不无关系。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经过投入资金人工改造过的环境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也可叫产品。实际上即使将改造过的环境称为产品，同样显得比较牵强，经济学作为科学是不宜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维而牵强的。同时，未经改造的环境同样从远古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领域，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这一庞大的部分我们更不能遗忘，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同样，对于无数的非产品、非商品，因为有了财富作为总括，因此其创造、实现、分配、消费等情况也就能较好地纳入经济建设的考虑之中，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建设非常重要。

总之，经济的最基本细胞是财富，而不仅仅是产品或商品，因此以“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更为科学。针对经济学的现状，现代新经济学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须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支柱概念上进行革命，否则现代经济学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发展。

（二）经济学中研究对象产生过程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