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实证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金融实证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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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金融运行规划不完善，尚存较大的完善余地

财政金融领域的顺利运行需要较为切实的运行规划进行及时有效的指导。然而，很多地方的财政金融运行规划仍然存在许多不利之处，影响了财政金融的发展步伐，无法与社会经济发展潮流接轨。比如，不同领域的财政金融规划在内容上雷同之处较多，没有体现出特色优势，显得软弱无力。这样，财政金融部门的职能没有彻底全面的发挥出来，使自身的运营规划缺乏可操作性，影响规划目标的实现。

(二)财政支付转移制度存在纰漏，调整力度仍然不大

在当前形势下，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借助全面科学的财政支付转移机制才能提供应有的保障。然而，很多财政支付转移过程中容易出现不切实际的名目，而财政部门不愿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彻查这些不当名目。最终，金融部门都会按照相应的名目进行资金移转，往往会引出很多违法犯罪行为，使社会经济发展步伐严重受阻。

(三)财政金融与公共服务失衡，不利于自身发展效果

财政金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占据关键性地位，但是，其发展也不能与社会其他领域互相孤立，否则各个领域或行业发展会处于失衡状态。当今，我国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领域的资金投放力度仍然不是很大，重视程度有所提高，需要的资金到位率也不是很明显。因此，政府的对外形象受损，公共服务能力也备受质疑。

(四)地方保护主义仍然盛行，地域之间缺乏互惠

财政金融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不言自明的作用。然而，财政金融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这样，很多地域间的财政金融协调发展互惠行为少之又少。最终，不仅耽误了新气息进入地域财政金融领域，而且使当地的财政金融的发展眼光越来越狭隘，发展空间越来越狭窄，对我国整体财政金融发展水平造成较大的冲击。

二、化解财政金融潜在风险的原则及理念

良好的财政金融环境是财政金融行业实现长远健康发展的潜在竞争力。因此，风险化解工作需要及时展开，否则会贻误财政金融的发展时机。当然，我们在化解潜在风险之前，不能怀揣盲目心理，而是要结合财政金融发展现状，捋顺一些科学先进的原则或理念，更好的指导风险化解工作。

(一)科学确立指导思想

财政金融的发展是社会普遍关注分问题，因此，其在化解潜在风险的过程中，要时刻牢记运用科学的指导思想提供智力支撑。这就要求，财政金融发展要与我国的改革开放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先进思想理论紧密联系起来，用这些科学理论指导财政金融的运转实践，使财政金融具备科学的指导，打造属于自己的竞争力。

(二)客观制定预期目标

财政金融的发展不能埋头苦干，而是要设定一个预期目标，并在完成这一个目标后，完成下一项目标，确保目标方面的“各个击破”。因此，化解财政金融的潜在风险，不应过多的喊口号，而是更多的看实际，否则，财政金融的运行环境会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这些目标的制定要科学客观，不能与财政金融发展现状严重脱轨，而是要在综合考虑社会发展背景、经济形势、自身成果等因素的基础上来实现科学制定。

(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

化解各种潜在风险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因此，财政金融工作必须打破陈规，重新审视地域发展实际，在对客观状况全面了解和掌握的状态下，把握住时展的脉搏，积极推行与时俱进的精神，在风险化解过程中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能力，踏踏实实做好创新工作，以便在财政金融建设中做好文章。最终，在财政金融领域实现有效疏导、顺畅管理、稳步运营，为促进自身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化解财政金融行业潜在风险的有效策略

面对财政金融行业存在的潜在风险，我们必须及时进行理性分析，并落实好应当遵循的严重或理念，使风险化解工作更加顺利的开展，并确保化解效果，使财政金融行业实现稳定长远的发展。

(一)完善财政金融运行规划，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实现

财政金融的大力发展，需要财政金融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就要注意潜在风险的存在及存在形式。这样，很多不利之处在日常工作中就会得到非常明显的体现。比如，很多领域的财政金融规划未能在内容上彰显属于自己的特色，反而处于普普通通的状态，这就要求财政金融部门做好宣传工作，做好思想工作，从而保障财政金融的各种风险被及时察觉发现，并保证被瓦解在最为基本的环节，使规划内容更加科学根据可行而又步伐特色。

(二)构建科学的财政支付转移机制，增幅调整力度

财政金融为社会各个领域都提供着非常有力的保障。因此，财政金融领域要及时建立起一系列科学可行的财政支付转移机制，并在财政与金融领域实现协同操作，使操作流程更加方便快捷。当然，针对一些不切实际的支付名目，财政部门要及时进行调查，使支付信息更加客观真实，确保资金不被人为的浪费或贪占；同时，金融系统如果针对不当名目发现一些问题，也要及时与财政部门进行沟通，与财政部门共同杜绝不法行为的出现。

(三)财政金融与公共服务互相借力，确保自身发展效果

财政金融部门也要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样，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才能日益牢固。因此，财政金融领域要与政府实现意见观念的交换，通过政府行为使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所需资金的能够及时到位。这样，财政金融行业的地位得到有效巩固，其社会责任也实现及时承担，当地政府的公共形象也会得到认同和巩固，从而有效消除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能力的质疑。

(四)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增强地域之间的互惠意识

首先，地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财政金融工作。因此，财政金融行业的发展要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增强与周边地域财政金融领域的协作意识。这样，很多崭新的工作信息、科学的工作观念、合理的工作模式都会得到借鉴和发扬。这样，在互惠意识上得到提升，就为互惠行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地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金融部门要切实拿出互惠行为，要以协作意识为指导，积极的放宽眼光，打破狭隘的思想意识，与周边地域实现财政金融领域的协作与互惠，从而将互惠口号真正落实在实际行动中。最终，地域经济中的财政金融行业会实现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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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作为当代经济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内在缺陷，当代金融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也面临着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1经常处于失衡状态的实体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的超调，相互刺激，形成经济泡沫，往往会扭曲金融市场的原有功能。2金融市场上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无法加以控制。衍生金融工具繁荣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金融市场任何环节的纰漏都可能因牵一发而动全身酿成金融灾难。3仅仅市场预期转坏就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剧烈收缩，引发国民经济整体的通货紧缩。因为建立在乐观预期基础之上的信用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和基础，而预期一般是很不稳定的。4金融市场吸引的资金来自于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资金来源的广泛性意味着一次金融灾难往往伴随着一次社会动荡，甚至引发社会暴乱。

为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为确保金融市场及时纠偏以发挥应有的功能，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实施必要的监管与调控，以免金融市场过度动荡，或者被拖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金融机构形成了唇齿相依、利益共生的紧密关系：一方面，政府是金融机构的监管者，金融机构必须在政府允许的规则下运行，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实现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市场化运作的金融机构尽管必须为自己的决策承担一切经济后果，但当它们停业或破产清算危害公共利益时，政府会给予它们必要的援助，政府与金融机构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二、财富基金易形成对东道国金融市场主导权的潜在挑战

东道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调控，手段多样，渠道多种。但总体而言，它们都具备下面三个最明显的特征：第一，东道国政府处于金融市场最后贷款人的地位。第二，东道国政府在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以铸币权为基础。第三，东道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是金融市场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然而在财富基金参与的情况下，上述三大特征不再清晰，或者说东道国政府监管和调控金融市场的行为可能会受到意外的干扰。首先，财富基金不以东道国政府为最后贷款人。东道国政府充当最后贷款人，是为了避免金融市场的动荡诱发社会不安，是政策救市，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输送的色彩。然而对于财富基金而言，由于出身的不同，它不可能享受到国内金融机构的国民待遇。其次，在金融市场动荡时，财富基金可以成为仅次于甚至优于东道国政府的选择。在救市行为中，东道国政府往往会提出必要的整改要求，这必然迫使相关金融机构权衡利弊，部分求助于财富基金，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东道国政府的权威。再次，相对于国内金融机构，财富基金更容易逃避东道国政府的监管。规避管制是任何经济活动主体的本能。实力雄厚的财富基金通常尽可能地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防患于未然，从而使东道国政府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最后，在东道国政府调控金融市场时，财富基金在暴利的诱惑下可能逆向操作。逆向调控金融市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特征，然而这也意味着对金融市场的调控缺乏实体经济面的支撑，东道国政府必须承受财富基金“对着干”的风险。

在某种意义上，财富基金的进入意味着第二个政府的进入，传统的由一个政府监管金融市场的模式可能变成两个政府在金融市场上的博弈，其对金融市场正常运营的影响可想而知。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有非常严格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尤其是在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从实践看，财富基金凭借雄厚财力挑战东道国政府的监管和调控权威毕竟是理论上的。因为财富基金的投资代表的是一种国家行为，对东道国政府权威的挑衅行为势必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所以财富基金对东道国政府的威胁应该较小，即使有，恐怕也主要表现为霸权国家财富基金对弱国的攻击和讹诈。客观地说，财富基金对东道国经济的潜在威胁远远小于现有的对冲基金。

三、财富基金的“原罪”

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俄等国成立财富基金备受关注，只可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身有关，或者说这是财富基金承受的一种“原罪”。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第一，集中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手里的财富基金，回流东道国可能不再遵循既定的规则和渠道。第二，集中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手里的财富基金，不但不会为东道国金融机构所利用，反而可能成为它们的强劲对手。第三，既然财富基金是另类。乘其羽翼未丰就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就成为东道国金融机构的最佳选择。因此在积累足够的实力之前，财富基金想除去原罪的标签是根本不可能的。

篇（3）

关键词：CAFTA；证券市场：公司债券

CAFTA的建设加强了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鉴于CAFTA各成员国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目前CAFTA的融资体系难以为自由贸易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支撑，证券市场更是如此。CAFTA各国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自由贸易区内的证券市场更有效率，以支持自由贸易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CAFTA框架下发展证券市场的重要性

东亚金融危机过后的这几年里，CAFTA各国经济社会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发展变化强调了在该地区建立更高效的金融中介的需要和可能。作为重要金融中介的CAFTA证券市场的重要性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

1、CAFTA有效的证券市场可以将区域金融资源中剩余的资金调动起来并将之用于有益的经济活动中，从而达到社会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

2、CAFTA有效的证券市场可以起到一个分化与减少经济运行风险的作用。发展程度较高的证券市场体系有利于风险的交易、风险的规避、风险分散化和各交易主体的风险分担。在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这种作用表现明显，而在CAFTA的证券市场这种作用还不明显。

3、CAFTA有效的证券市场有利于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改善公司治理。大量金融中介和金融机构的存在，降低了投资者获取有关经营者信息的成本，同时投资者很容易通过股票价格以及股票市场上公布的其他公司信息来判断管理者的经营业绩，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促使经营者改善公司治理和调整企业战略。

目前的CAFTA证券市场可以发挥比现在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进一步完善CAFTA证券市场，最大化地提高其效率。

二、CAFTA框架下证券市场场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CAFTA框架下证券市场的现状

1、证券市场规模明显扩大。CAFTA的股票市场自1997年以来已经增长2倍，2005年市场资本总额达到2.1万亿美元；同时CAFTA的债券市场也取得了相当大的增长，整个地区2005年债券总额达到了1万多亿美元，是1997年总额的2倍多(见表1)，政府债券引领债券市场增长，公司债券市场不断扩大。

2、证券市场在公司融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CAFTA证券市场的金融资产的运用，为区域内公司融资提供了一定的金融支持。CAFTA成员国股票市场上公司新股筹资在2004年达到了320亿美元，在2005年达到了310亿美元，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筹资主要用于公司的扩大经营，这种直接融资方式减少了公司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见表2)。

3、区域债券市场获得了发展。为增强东亚经济体的风险承受能力，东亚各国在地区层面上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根据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会议(EMEAP)的决定，利用部分EMEAP的国际储备，推出了两个亚洲债券基金。第一个是亚洲债券基金I(ABFI)——汇集10亿美元的储备，投资于东盟8国＋3国的以美元标价的政府和准政府债券；第二个亚洲债券基金(ABF2)——20亿美元，投资于当地货币标价的和准债券。其目的是为零散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进入该地区债券市场提供一个透明和经济的方式，而且通过机构投资者、交易商和做市商的私募配售已经得以扩大。

(二)CAFTA框架下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CAFTA的证券市场面临着广泛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低、公司债券市场融资发展缓慢、分散的小规模无合作的债券市场、证券市场深化带来的风险等等。

1、CAFTA各国的证券市场流动性低。在自由贸易区内的大部分国家，跨境投资者仍然不能拥有相当大的股份。这说明在某些情况下只有一小部分股份是可供潜在投资者买卖的，这极大地抑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CAFFA的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大大低于那些先进工业国家。主要原因在于在该地区的一些国家，跨境投资者仍然不能拥有相当大的股份。2004年底，外国投资者不能进入菲律宾股票市场的约42％，中国的41％，泰国的36％。这一点加上某些经济体控股的相当大份额的股份(中国约为28％，印尼是30％，菲律宾是40％和泰国是21％)，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只有一小部分股份是可供潜在投资者买卖的；相应地，这会极大地抑制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

2、公司债券市场融资发展缓慢。目前CAFTA各国偏重政府部门融资的发展，而公司债券市场融资发展得较慢(表1)，公司债券市场可以在公司融资方面发挥比现在更大的作用。公司债券市场规模小的关键原因是缺乏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证券市场流动性的缺乏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效率，而且关系到市场的整体规模，因为主板市场的规模和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之间是双向互动的。投资者一般只有在市场有充足的流动性、需要时可以容易地出售和退出时才愿意投资证券。而且，如果流动性低，价格发现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参与的投资者一般会要求更高的利率或回报来补偿低流动性)，这可能进一步阻碍公司在股票交易所上市或发行债券。

3、CAFTA区内证券市场规模小且分散，难以充分受益于发展成功的证券市场。CAFTA内证券市场包括中国证券市场、新加坡证券市场、马来西亚证券市场、中国香港证券市场等，这些规模更加小的证券市场很分散，相互之间没什么合作，难以充分受益于发展成功的证券市场一般所具有的经济规模。

欧盟在证券市场合作上取得了一定成就。2000年以前的欧盟15个成员国都拥有自己的证券市场，通过布鲁塞尔、巴黎和阿姆斯特丹证交所合并成为新欧洲证券交易所，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和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合并成为国际证券交易所，到目前二者代表着欧洲证券交易的主流，实现了规模经济效益和资源流动性的提高。欧盟证券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使东亚各国证券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对于CAFTA成员国来说，解除跨境投资剩余阻碍的地区性合作非常有用，证券市场的合作显得颇为必要。

4、证券市场快速发展带来了风险的增加。随着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过去8年的显著增长，CAFTA内证券市场的发展得以深化。金融领域越来越紧密相联，以至于银行、保险和证券市场之间传统的分业经营已经被技术创新、解除管制和自由化所打破。例如信贷传统形式(如抵押和商业贷款)的证券化，以及日益复杂的构建风险、重新包装风险和交易风险方式的增加，正在削弱股票、债务和贷款之间的差别。证券化将银行的信贷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抵押贷款转移到资本市场，这会增加证券市场的风险。证券市场的发展将有助于拓宽金融系统的结构，但也有可能通过使用衍生工具和其他手段发生不适当的风险转移，使风险转移到风险管理能力和监管更薄弱的部门和机构。而这些风险只靠一个成员国的单独能力无法完全解决，需要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协调。

三、CAFTA框架下证券市场完善之路

在2007年1月份结束的第二届东亚峰会上，东盟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金融服务业对中国实行了开放，而中国金融业服务业保护期已过，已经对外国进行了开放。CAFTA金融业的相互开放有利于CAFTA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当然CAFTA证券市场的完善还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一)提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一个关键的挑战是证券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深度和高效的证券市场将会为满足日益复杂成熟的需要和改善金融部门的回弹力做出重要贡献”，这是世界银行新报告《东亚金融：通向健全市场之路》主要作者斯瓦蒂.高士2006年9月14日在新加坡报告时所强调的内容。CAFTA证券市场效率不高的主要因素是证券市场有限的流动性。为了提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我们需采取下面的措施：

1、改善证券定价的信息基础。及时准确的信息对于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种信息，流动性可以通过对基本面意见不同的投资者的活动来产生，从而促进价格发现的过程。在改善证券定价的信息基础的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因素是继续强化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在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中，马来西亚在改革其法律、法规和实务方面走得最快，紧随其后的是泰国；在印尼和菲律宾仍然有相当大的余地来加强公司治理；最近，中国也开始强化公司治理。

2、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高的市场交易量少，对相关新闻做出反应的价格变动较少，因此流动性低、效率低。影响外在和内在交易成本的因素包括预扣税和费用、中介的效率、市场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以及“辅助”基础设施。

3、开发广泛的投资者。开发更广泛和多元化的投资者基础，具有不同偏好和胃口的投资者的参与，有助于增加交易量和流动性，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

(二)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公司债券市场是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健全的证券市场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市场，使公司债券市场在公司融资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建立区域信用担保设施为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公司债券发行者提供债券还本付息的担保；通过将本地债券按风险和期限进行搭配组合，然后加以证券化，以符合投资者对风险的承受力。另外推动发行以本地货币或本地货币构成的一篮子货币计价的公司债券，完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如债券交易、结算和托管体系等。

(三)加强CAFTA框架下证券市场的合作证券市场的更深一体化，尤其是跨境证券市场的一体化，能产生巨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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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转变证券行业实现价值的方式

互联网金融具有虚拟性，这也使证券行业的价值创造速度获得质的飞跃，从而导致价值扩展，引发交易主体及结构的变化，金融渐趋民主化，根本性的转变了传统价值创造及实现方式。首先，互联网能使信息不对称的数量最大限度的降低，减少中间成本，实现信息扁平化，最终实现个体获得金融服务的自由平等化。2013年，证券投资商开展的非现场开户、构建网上平台和开发移动终端等活动正是其引入互联网模式的尝试，这也为公司创造了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搜索引擎、第三方支付及各大社交网站等所涵盖的大量数据，通过数学算法及理论分析将产生重要价值，使之成为金融行业的重要战略资产。众所周知的阿里旺旺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互联网获得客户数据，对其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而实现价值，形成“长尾效应”。

1．2调整经纪和财富管理的渠道

互联网金融与证券行业的融合有助于拓展营销渠道，调整现有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的运行模式，扩大服务范围。同时，通过网上开户及在网上销售证券产品使得券商在地域上的优势将不再明显，随着佣金率的不断下降，券商不得不加入互联网金融。在未来，网络将成为证券发展的主要平台。平台变了，目标客户的类型也随之改变。客户追求个性化及多样化，使经纪和财富管理业务紧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定位向客户需求转型，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简而言之，就是证券公司需要在一个服务窗口为客户提供其需要的各种业务，这就要求证券公司改变其原有的组织结构，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提供业务的价值，维护与客户间的长期友好关系。

1．3淡化证券行业的金融中介功能

每样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必然原因，金融中介也是一样。一方面，金融中介运用其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技术，能够降低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金融中介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能力，能较快速的缓解投融资者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金融中介的功能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挖掘信息，这本质上都是依赖于各种信息的搜集和处理。而互联网金融在这方面相对于金融中介更具有优势，在互联网金融与证券行业结合的基础上，金融中介的存在将显得没有必要。在未来，证券行业的所有业务都能在网上进行，Google运用互联网上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证券行业正确开展互联网金融的建议

互联网金融的两大优势———成本和信息，深深的影响了证券行业的发展，一方面为证券行业带来了价值增速，另一方面也使证券行业面临了诸多问题和挑战。证券公司应该抓住机会，尽快将其证券业务与互联网金融相融合。

2．1多方位深刻认识技术变革带来的双面影响

证券公司应该在经营理念和经营实践上，从实体市场向虚拟市场转变，将现有的门店式经营的站点转变为依托互联网电子商务为载体的金融服务，努力扩大顾客群。在营销方式上，从销售人员面对面营销向网络社交营销转变，通过互联网了解现有及现在顾客的需求，本着以顾客为中心的理念，利用自身优势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在经营战略上，从恶性竞争向合作共赢转变，利用互联网的信息共享功能，取长补短，使公司得到更好更全面的发展。

2．2与互联网金融相融合，探索新模式

在短期，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优势，与其核心业务相结合，使证券公司快速占领市场。在中期，可以适当的扩展到其他业务，挖掘潜在顾客，发掘收益点。在长期，利用先进的技术将网络数据进行归纳整合，构建大型数据库，实行数据库营销方案。

2．3加强专业优势，提供服务水平

当下，互联网金融渐趋完善，在互联网金融优势成为普遍优势时，证券公司的竞争优势就将转化为自身的专业优势和服务优势。这就要求证券公司在开展互联网金融的同时不能忽视自身的建设，必须坚持完善自身专业优势，提高服务水平，包括销售服务及售后服务等。有特色的证券公司才是有竞争力的证券公司。

3．证券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金融与证券行业的融合将会促使证券行业向着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我国经济的发展遵循市场价值规律，证券行业也将更对的以市场为导向。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证券公司之间的专业人才将成为竞争的焦点。互联网使得地域之间的约束消失了，这使得证券行业的国际化成为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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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 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 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 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 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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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 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著，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这种显著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财政稳定这一概念包含3重含义：（1）政府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财政处于稳定状态；（2）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却能通过发行国债为赤字财政融资，则政府财政依然可以说处于稳定状态；（3）如果在经济中存在一种机制，当财政脱离稳定状态之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财政状况恢复或趋于稳定状态，则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可以说是稳定的（余永定，2000）。可见，财政稳定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不需要通过货币的财政发行而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国财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尽管1994年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状况明显恶化。财政赤字增长过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所致，这说明中国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制度与现行的5级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协调，突出地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事权与其财权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其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在精简机构、节俭开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却一直在12.50%徘徊，始终处于中国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精简机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第三，从债务依存度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都比较低，从没有超过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债务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债务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两年已经达到30%左右，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提高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税制改革是否成功现在还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如果债务依存度过高，最不利的影响则是可能诱发利息率的提高，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债务依存度，同时还寄希望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国债的发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税率，而平均税率的提高则会抑制企业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则会迫使政府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过度举债。第四，再从偿债率来看，中国的偿债率自1994年以来，同样也是居高不下，近两年已经超过了30%.偿债率升高则意味着在既定财政支出条件下国家的自主性支出减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举债可能是其最佳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偿债率越高，政府增加发行国债的压力也就越大，财政赤字状况也将会更加恶化，最终可能将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据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的2002年的财政预算报告，2002年中国预算赤字将高达3098亿元，相比2001年的2598亿元将增长19.24%，超过GDP 的3%，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尽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所上升（注：据统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98年为14.2%，1999年为15.9%，2000年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财政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尤其在当前经济紧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增加举债的压力，中国财政赤字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平均为20%左右，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GDP 的增长一直是一位数。以20%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超过高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这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值得人们深思！如果再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国有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隐性负债，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可见，实现财政稳定是金融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的GNP 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且除个别年份之外，绝大多数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态势（见图2）。据统计，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财政赤字却由1978年的-356.35亿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亿元。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方程1和图3可知，中国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这意味着财政赤字每增加1亿元，中国货币供给量就会相应地增加30.95亿元，可见，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但是，中国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双增"的情况下，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并没有随之出现上涨的趋势，反而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见图2），中国的物价水平与财政赤字、货币供给量（）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上那种相关性，麦金农（1997）将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1997）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控制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银行体系向非银行公众借入公开的或隐蔽的债务弥补财政赤字，实现了非通胀融资。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依赖于如此严重的借款，因为居民已经不再是'低货币化的'了，并且中国的/GNP也不可能会升到无限高"."当居民流动资产与收入的比例过了高峰，甚至在这之前，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借入，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是很明显的，……，中央政府必须很快建立一个能够直接对所有工业——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农业部门征税的内部税收机构"（麦金农，1997）。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自1992年，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长，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3479.4亿美元，其中，国际直接投资2201.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大量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国内资本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也比较严重，据估计，在1992～1996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875.3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75亿美元（李扬，1998）；在1994～1998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196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93亿美元（俞乔，1999）。在中国的"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之背后，则是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的外在表现。"内资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贬值预期和投资信心动摇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处于周期性下滑阶段，1997年之后，通货紧缩趋势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其预期；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冲击的国家的汇率开始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反而加重投资者的顾虑，贬值预期也随之加重与扩散。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和加速了国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出。据宋文兵（1999）测算，在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达到474.41亿美元，超过同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当年为453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这种资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内外资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不同所致，通过"迂回投资"方式以获得外资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当然，也不可否认，非法收入的资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国"内资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据统计，截至2001年末，中国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348.8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5.2%，全年各项存款累计比上年增加61.2亿美元。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为452.9亿美元；其中，企业活期外汇存款为15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3亿美元，同比多增15.4亿美元。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815.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1.8%，全年累计新增82.4亿美元；其中，定期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739.1亿美元，占全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亿美元。尽管F/D指标和F/指标均显示中国的货币替代程度整体水平较低（F/D ≤14%，F/≤7%）（王国松、张鹏，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顾虑，中国的货币替代不是以狭义货币间替代为主，而是以准货币间替代为主，即存款货币之间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币替代本币的职能，在中国境内主要是贮藏职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职能替代，这说明形成中国货币替代的主要原因还是规避汇率风险，也就是说，汇率风险是中国外币资产需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自1985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5年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经降到70.47%；而与此同时，财政的债务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见图4）。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重尚在安全线以内，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重为16.3%.从上述指标来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紧缩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而是一种经济结构不协调和各种有关居民的收入、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内同时出台共同作用的结果，故而那种寄希望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当前的经济紧缩问题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会积累资金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举债的增加则意味着社会公众可支配的积累资金减少，财政的"挤出效应"是必然的。其次，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公众的资金使用效率，这已为学术界的共识。第三，中国已经加入WTO ，降低关税已经成为必然，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将有所减缓。目前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和财政赤字率都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将增加政府的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主性支出的减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终的结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举债规模日趋扩大、财政赤字也日趋恶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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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幅度却远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这也就造成了现今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现象，例如：拜金主义、崇洋等等，严重地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胡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论述正确地把握了时代所产生的问题的症结，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鲜明地区分了光荣和羞耻的界限，为全体公民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八荣八耻”中，我着重想谈一谈的就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条，因为如果说“八荣八耻”是正确的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荣辱观的话，那么“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就是这个论述的总纲，所有的其它七条都是围绕着这条展开的，如果做不到这条，那其它的也不可能做的到。

不过，我现在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在现今的社会究竟怎么做才叫热爱祖国呢？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忠君爱国”是每一个人首先要牢记的观念；在时期，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的侵略就是热爱祖国，但是在现今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和平年代，什么才叫热爱祖国呢？从小学到大学，每一所学校都没有间断过对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一个个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儿女被我们牢记于心，不断的激励着我们。不过毕竟英雄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这些教育（－）对我们并不具有太多的现实意义，无法明确的指引现今的年轻人，从而也造成了现今社会中的两种走极端的人，一种是以“愤青”为代表，他们极端的抵制日、美等国，是这些国家的东西就不让使。应该这是不对的，毕竟人家的技术要比我们先进，我们应该引进来，从而加以学习和利用。另一种则是以“哈韩、哈日”一族为代表，他们疯狂的追逐着这些国家的一切，连自己是哪国人都忘了，这些当然是更不可取。

其实在现今社会有很多行为都可以被称国，例如：做好本职工作是爱国；为国家多缴税，按时缴税就是爱国；甚至在植树节栽了一棵树，也可以算是热爱祖国的行为。总结起来，我觉得在现今时代的热爱祖国应该体现为：从每一件小事做起，通过自身的努力，为祖国争荣，不给祖国抹黑，为祖国的发展做贡献，争取早日使祖国腾飞，这是我们每一个国民都应该做到的。

事情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现在有很多人都认为学历高的人，素质也高，也就更知道爱国，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个同学现在在美国留学，他在一家邮局打工，他的老板叫大卫，是个人很好的小老头。来这个邮局的大多数人都认识他，有时候顾客的信忘记贴邮票，他都会自己出钱帮人家贴好寄走，是个乐于助人，并不执著于金钱的人。有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邮局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是寄给以前住在大卫家的一个中国女孩的，但这个女孩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已经回中国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有人寄这张卡片来。本来这类明信片只需要直接写上“人已不在”投回邮筒就好了，但大卫却突然生起气来，我同学感到很奇怪，问他怎么了？接着大卫就开始跟他义愤难平的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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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创新所带来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金融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不断发展，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变化，金融国际化更会带来信息不对称与透明度问题，通货膨胀加剧，汇率、利率不断动荡，这一切都给银行业的经营带来了巨大风险，在传统的信用风险之外，各类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日益突出。与此同时，国际性债务危机的发展及国际储蓄和投资流向地理位置的转移，也严重冲击着银行业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增加了金融中介的敞口风险，迫使银行业在内的金融行业在金融业务上展开激烈的竞争，不断创新经营方式、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以满足保值增值的需要和应付不稳定带来的风险，在避免资产风险性的同时，确保银行的安全性和盈利性。

从全球范围来看，银行业开展金融创新正是其实现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相统一最终经营目标的具体体现，具体表现在：金融业务融合、金融混业、金融系统趋同化及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更加宽松，金融自由化浪潮不断涌现；同时，电子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良好的软硬件基础并大大推动了金融创新进程，并且刺激了金融创新和结构调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更是呈现出趋同化的迹象。ClaudiaDziobek和JohnK.Garrett（1998）认为，金融系统似乎要趋向于一种共同的中间模式；与此同时，各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间的影响日益增大，形成金融的国际集成化。

美国经济学家W.西尔伯的金融创新诱致假说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利润最大化，减轻外部对其造成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银行只有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才能成为参与金融市场创新的前提。

金融创新的总趋势是证券化和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即将信贷流量从银行放款转为可上市买卖的债务证券。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是宏观经济发展、金融管制放松、金融技术进步和金融工具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金融创新的增强，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增大，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流量也越来越大，从而使得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强。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主要表现在：1、银行业务全球一体化；2、机构性投资与国际多样化；3、证券股票市场国际化；4、放松资本的国际流动产生了更多的税收套利机会；5、非美元货币的广泛使用（金融创新溯源于美元市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规模和深度，外汇管制放松有利于金融创新向其他货币扩展）。

二、银行监管保障金融创新的发展

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动力，但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有效的银行监管。

银行监管是金融管制在银行业的具体体现。作为重要的经济性规制形式，金融监管是政府或作为其机构的监管当局基于金融市场的自然垄断特征、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特性、危机传染性等原因，而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进行的限制、管理和监督及相应制度的总和，包括了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市场退出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对金融机构内部组织结构、风险管理和控制等方面的合规性、达标性的要求，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立法和执法体系过程。

从规制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银行监管放松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1、经济全球化发展及建立“小政府”的要求，要求政府或作为其机构的监管当局放松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和信息等国际流动的规制；2、科技进步和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要求是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银行业放松规制的重要推动力量；3、作为传统微观经济规制在银行业的具体体现，银行监管固有的内在问题如信息不对称，规制官员的非专业性，规制法规的僵硬性、滞后性，以及规制过度等方面要求银行监管当局放松规制。

在世界范围内，放松管制成为一个大趋势，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促使了“关系”银行业向“价格”银行业的转变。放松管制首先是再分配的过程，大部分的管制条例均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制定的。管制条例在促进稳定的同时也降低了效率，同时条例对于外部不断变化的环境反映太慢，灵活性很差。当管制条例阻碍了银行获利的时候，银行家就施展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去规避管制。银行管制放松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服务质量提高和金融服务多元化；在提高银行业效率的同时，促使银行业更加富有活力；在宏观层面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增进了社会福利，减轻了消费者的负担，进而带动了投资和金融需求的扩大。

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高科技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广泛应用，金融行业越来越向混业经营发展，金融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金融国际化和金融集团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表外的证券和衍生工具的业务比重也越来越大，金融风险蔓延的可能性和破坏性大大加强。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金融监管水平和监管资源普遍比较有限，而离岸金融交易和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产品又大都游离于银行监管当局的监管之外，因而形成了潜在的风险。研究表明，金融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各方面的管制和税收政策的变化，其中税率结构的改变是决定并推动“成功的”金融创新的一个主要因素。任何一次成功的创新都会以节税的方式给其使用者带来直接的好处，如欧洲美元市场就是起源于美国一项奇怪的管制——Q项条例。金融创新还是一种社会效应，它既是金融市场剧烈竞争压力的产物，同时也促进了这种竞争的压力。

近年来，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金融创新，并已在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品种和金融工具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银行业务活动日益国际化和复杂化，推动银行业金融系统结构发展转型的条件已经逐步具备，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具有更为广阔的金融创新和发展空间，并将创造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广大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也将享受到更多高质量的现代金融服务。各种工具和产品的出现，使原本传统业务中的波动性与复杂性更为透明，风险更为分散，风险定价也更为合理。整个银行业的稳健度随之而增加，服务各种客户需求的质效也随之提高。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当前的金融创新多为规避管制型创新，技术型金融创新是我国金融创新的薄弱环节，由于金融机构的科技水平有限，直接限制了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金融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由于担心别的银行机构“搭便车”，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自主创新的品种少，模仿痕迹较重；创新层次较低，大多数创新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市场效益一般，负债业务创新多，资产业务创新少等等。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制约金融创新发展的主要原因有：金融创新方面存在制度障碍，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方式过于僵化。当前国际上金融市场创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分业管理制度的改变、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大致遵循两个方向：一是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二是要追赶国际领先水平。

以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相结合形成的金融创新浪潮，在给全球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带来更好的现代金融服务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金融稳定问题、金融市场动荡问题和货币政策传导与有效性问题等，突出表现为金融风险的“核裂变”效应及突发性、扩散性、恐慌性和政治渗透性的显著特征。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它的扩散和冲击力呈几何级数扩大，甚至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维护。

金融业是高度复杂的行业，是一个动态的领域，变化速度之快，令金融市场本身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情况更加严重的市场，其中尤以金融创新所引发的信息难题最为突出，法规在刺激竞争和增长所需的自由与防止欺诈和不稳定所需的控制之间达成完美的平衡。相对于大量的小银行会增加监管难度和监管成本，作为金融混业和金融业务融合的典型组织形式，金融服务集团具有节约储备成本、分散风险以及监管成本的优势（这也成为银行金融服务集团在过去几十年中迅速膨胀的重要外在管理制度原因之一），出于规避管制和避税等利益方面的考虑，经常会隐瞒或虚报信息资料，更不会将真实、详细的内部交易信息公布于众，从而引发银行监管的信息不对称等信息难题。

银行业是脆弱的，增强银行业的稳定性就成了银行监管的核心。在金融市场上，监管者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被监管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常常寻找监管中的各种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有时甚至违反监管的各种规定以达到有益于自身的目的。也有的借助于经济的发展，金融环境的变化，运用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创新金融工具、金融业务，而现行的法规对其又无法约束，监管者只能随其后而完善监管法规。

银行业是重要的社会机构，操纵着整个经济的支付传送系统。由于这种特殊性，银行业受到的管制比其他产业要多得多；同时，银行业管制失灵成本巨大，会直接导致金融发展水平低、金融市场发展畸形、银行经营绩效不高、银行业危机增加，最终产生资本配置效率降低，社会生产力下降以及经济增长减慢等。银行监管正是在金融内外矛盾发展不可调和情况下采取的制度安排，其主要依据是金融系统中存在着由外部因素、市场力量以及信息问题所引发的市场失灵；其目标仍是一般公共政策目标的一部分即经济运行效率和公平问题。

如果我们把银行监管理论和经济管制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对银行监管的必要性研究，基本上是把经济管制理论直接移植过来。也许是由于银行业本身的特殊性，上述银行业监管理论虽然在某一方面说明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原因，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备的程度。当然，人们一直在努力从规范的经济学分析角度寻找银行业监管的理由。戴蒙德和戴维格（Diamond&Dyvbig）银行挤提模型就是在现代经济学分析基础上，运用不对称信息和博弈论分析范式，研究银行不稳定的内在原因，得出了政府干预银行经营活动必要性的结论。因此可以说，只有戴蒙德和戴维格的分析才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的银行监管理论。

银行监管的理由大致如下：一是防范银行业系统风险，保持银行（金融）体系稳定和有效率；二是保持广大中小储户（往往也是知情较少者）利益不受侵害。卡瑞肯（Kareken，1986）给出的银行监管理由是：给银行提供“安全网”以保护存款者免遭其银行倒闭的风险，因为银行业的高杠杆率决定了其负外部性效应要大得多。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凯恩（1977，1981）把管制的公共选择理论应用于银行监管领域，并提出新的分析框架——管制“辩证法”，即：在特定条件下受到许多旨在限制获利机会的管制金融体系，当经济压力使这些管制措施具有约束力时，市场会设法逃避管制以获得利润，从而引发市场与管制的冲突并促成金融创新和将其用于为追求利润机会而形成的市场改革…。由此，金融创新使得以传统业务为基础的银行服务体系逐步迈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更纷繁复杂的服务体系。

三、金融创新与银行监管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某种角度来看，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银行监管放松的标志，银行监管还通过其对竞争行为、金融创新以及交易费用的作用影响金融机构的效率。在实践中，随着银行管制的放松，在金融创新获得繁荣的同时也发生了更多的金融危机，因而又要加强银行监管。这种逃避管制和再管制不断循环的过程，使得金融创新和银行监管的静态平衡根本不可能实现。事实上，银行监管不是静态行为，而是一个动态过程，银行监管制度的设计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而相应改变，更确切地说，银行监管要随着金融创新的改变而改变。

金融创新、银行监管和风险管理三者相辅相成，风险管理是金融创新的内在要求，银行业必须提高风险管控能力，而不仅仅是单纯依赖于银行监管。金融创新力度越大，由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就越大。金融创新的步伐越快，监管者就越难以跟上其步伐，越难以弄清如何监管这些创新产品，所有这些都形成了新的潜在风险。当金融机构进入一个新市场开拓业务时，尚没有足够的风险管理程序来控制风险，这时银行监管者面临的威胁最大；而日趋激烈的竞争又刺激银行冒更大的风险甚至产生道德风险，甚至导致银行不听从监管机构的指令，甘愿选择更大的经营风险而最终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陷入困境或者崩溃。

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银行经营的日趋复杂化和国际化，监管者要持续跟踪单个银行机构的风险变得日益困难，迫使监管者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放在监管银行的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上，因而，银行监管重点应集中于公共信息披露、市场纪律的力量和公司治理上，也就是说，围绕金融创新，银行监管不仅仅是政府及监管当局的事，也是银行客户（其他金融机构、公司和私人消费者）和股东的事。

金融创新是中国金融业的生命，是中国金融业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它的成长需要银行、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共同推动。银行是金融创新的主体，对创新活动及其风险承担第一责任，还要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包括建立争议处理的解决机制。监管机构要履行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职责，督促银行充分披露信息，揭示风险，建立公平的市场交易规则，完善法律法规，创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法制环境，规范金融市场行为

在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业务信息化的大环境下，我国银行业已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主要包括：技术冲击、产品冲击、利润生成和盈利模式冲击、体制冲击、机构冲击、观念冲击以及监管体制和监管思路的冲击等。要应对这些冲击和挑战，要求我国银行业必须积极面对和适应。因此，金融创新在当前和今后是大势所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创新就要落后，不创新就要被淘汰。

面对金融创新，银行监管政策的制定需要顺应银行业务日益复杂化，以及具有更高的风险敏感度的特点；同时，JamesR.Banh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严格的金融管制与银行业本身的经营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银行监管的目标是能有效地调动资源，尽量减少资源配置错误，抑制欺诈，制止不稳定转变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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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并完成以下基本能力的培养:

l、资料、信息的获取及分析、综合的能力；

2、方案论证、分析比较的能力；

3、实验、建模和动手的能力；

4、使用网络和计算机（包括索取信息、计算机绘图、数据处理、基本软件应用等）的能力；

5、撰写报告（论文）的能力。

全文初拟主要目录

第一章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回顾和实证述评

   1.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提出

   1.2 国外研究综述

   1.3 国内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现状分析

   1.4 实证检验方法述评

   1.5 本文的结构安排

第二章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

   2.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五种可能

   2.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

   2.3 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需求拉动

   2.4 小结

第三章 中国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演进和现状

   3.1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联系纽带

   3.2中国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三阶段

   3.3 我国的金融化进程

   3.4中国金融监管的国际比较

第四章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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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金融危机论文作者中文名】张静;

【英文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崩溃;资本流动;危机预期;汇率制度;

【金融危机论文英文关键词】FinancialCrisis;Collapse;CapitalFloating;PsychologicalExpectationsforCrisis;SystemofExchangeRate;

【论文中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对经济的迅速发展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是应当认真研究其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尽量防范并消除其消极影响。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始推行结构性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计划,以试图打破传统体制的僵化,并保持国内通货的稳定。但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未曾在短期内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问题,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国际收支状况与国际外部经济环境之间表现出日趋复杂的关系,特别是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地区性的危机通过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传递迅速向全球扩散,给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人们不禁要问:金融危机因何产生?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透彻地进行金融危机的因素分析---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利弊、待机而动的国际投机资本、经济基础的衰败、国内居民对危机的心理预期。接着将分析和叙述的方法相结合,着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英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发生过的金融危机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从案例中归纳总结出结论:危机最初表现为固定汇率的瓦解,而后呈现出外汇市场、银行、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出现崩溃的复杂症状。最后根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