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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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关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相关政策相继推出。由于这几个概念颇为接近，加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中，不仅使大众困惑，对学术研究也形成不小的干扰，特别是在厘清低碳经济概念、低碳发展重点和任务时，容易与其他概念的内涵和发展任务产生混淆，反映在实际领域中，低碳经济有被泛用的趋势。在低碳经济研究中，目前，围绕碳排放驱动因素和碳足迹的研究，大多是从能源领域获取数据并建立分析模型，进而将结论推广至整个经济系统，这种方式忽略了能源行业与工业过程、农业林地、废气物等其他领域具有的不同的碳排放特征，其结论的严谨性有待推敲;关于国际贸易中碳排放的归属问题，大多数的定量研究忽略了上游中间产品生产排放的间接影响，并采用投入产出方法对截面数据进行静态估算，造成了全球产业分工对“贸易内涵排放”(EmbeddedCar-boninTrade)影响的显著低估;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评价，主要以国家宏观层面研究较多，并形成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为维度的指标体系对策研究，针对区域或行业低碳发展需求的微观领域评估体系则相对较少;围绕各种模拟模型的使用，主要以实现各种减排模式的减排情景预测为目标，较少考虑经济是否平稳增长以及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总体增长最优等问题。综上，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低碳经济研究已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和困惑。理论研究进展的缓慢，既不能满足国内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需求，在面对全球低碳经济领域业已出现的激烈利益博弈时，也难以及时跟进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因此，尽快构建低碳经济学发展平台，完善低碳经济理论框架体系，成为当前推动低碳经济研究向纵深发展以及满足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最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二、基于范式理论的低碳经济学理论框架

1．“范式”理论与经济学范式

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以范式概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的理论。库恩对“范式”的理解有3种:一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二是“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三是指“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以及仪器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库恩(2003)认为，规则、属性这些东西都是事后的，范式具有在先性。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而它的形成须要仰赖于“范式”。因此，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从学科建立的角度看，范式是“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在经济学领域，“库恩的范式理论得到经济学者的高度重视，范式理论被用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钱颖一提出，现代经济学“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视角”是经济学中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标尺，包括一系列公认的理论和公式等，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等，都被经济学家用作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基准点;经济学还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即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其作用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萨缪尔森的重叠代模型、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等。由此可见，“视角”———基本假定、“参照系”———理论术语体系以及“分析工具”，这三部分是构成现代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基本要素。如今，经济学家们正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和揭示各种经济行为和现象。

2．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根据经济学范式的要求，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学是基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有限这一基本假定，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配置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下面的一门学科分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配置”(Allo-cation)不是“配额”(Quota)，前者是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如何配置的整个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事件，后者强调的结果，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这里所指的温室气体除了通常所了解的CO2、CH4、N20等气体，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还包括已经发现并证明的CO2、CH4、N20、HFCS、PF-CS、SF6等30余种气体，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中的5个方面:能源行业、工业工程和产品用途、农业、林地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其他领域和途径等，低碳经济学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5个方面展开。

(1)低碳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低碳经济学承认经济学范式中的“理性人”和“资源稀缺”假设，在学科本质上归属于经济学。同时，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温室效应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理性人”、“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共同构成了低碳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下一门学科分支的假定前提。低碳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对脱钩，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靠经济手段，即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高排放之间的矛盾。所以，经济系统是低碳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和高效的经济系统，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

(2)低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低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即一切与温室效应有关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是低碳经济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找到并运用其中的规律。在现实中，通过对大量低碳经济现象的观察，可以将其从4个维度抽象概括，即低碳经济成分、形态、模式以及秩序。低碳经济成分，凡是与低碳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低碳经济成分，它是低碳经济中的最小元素，也是构成低碳经济的基本单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低碳经济行为，如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增加可再生资源利用率、植树造林等具体行为都是低碳经济的一种成分。低碳经济形态，是指低碳经济各种成分的总和，是各种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潘家华、庄贵阳、付加锋等学者的研究，就是从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出发，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经济形态，并分析其具有的特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形成的结果，它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子，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低碳经济秩序，代表着国际社会一种新的规则的形成，温室气体问题导致气候成本与收益在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秩序是低碳经济内在运营的要求，这一秩序的形成不仅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布局，而且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3)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配置问题，即通过对温室气体(目前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配置，实现经济高增长和低排放的目标。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配置，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下共识:低碳经济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提高高度兼容，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自然系统最大可排放温室气体这个客观尺度的刚性约束下展开。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遏制全球气候暖化是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实现以碳生产力为核心的碳中性经济，即经济发展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通过人为措施吸收的温室气体实现动态均衡。低碳经济要求人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社会。

(4)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主要来自于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目前，已经提出的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失灵理论、产权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城市矿山”理论等;研究方法上包括情景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方法、简均分解法(SampleAverageDivision，SAD)、自适应权重分解法(AdaptiveWeightingDivsion—AWD)、Topio脱钩指标、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onIndexMethod，LMDI)、Kaya恒等式、数据包络分析(DEA)技术、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IPAT方程理论等;模型分析工具则形成了以能源所开发的IPAC系统为核心的能源经济模型(IPAC－SGM)，排放模型(IPAC－emission)，能源技术模型(IPAC－AIM)，中国科学院引入的经济分析和预测模型REMIPolicyInsight，以及CGE模型、MARKAL－MACRO模型，STIRPAT模型等等。随着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将进一步发展并完善。

3．低碳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经济学范式下的一个新兴理论分支，低碳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4门学科都是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对经济行为与自然关系不断反思过程的背景下形成的，通过设定理性人选择、资源稀缺两大假设，研究人和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不同之处来看，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规律以及能源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低碳经济则是近10年出现的概念，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低碳经济学是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交叉学科。同时，低碳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其他3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环境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产权交易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生态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生态均衡理论等，能源经济学中的能源替代与转换、能源利用技术等。

三、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目标和重点任务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技术领先并掌握了一定主导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能源结构上，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0%以上，这一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根本转变，在降低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上中国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困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呈现加速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必然还会持续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中国居世界前列，受不平等国际贸易规则以及“锁定效应”影响，中国总量减排的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低碳经济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目标

国际层面，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如何让中国争取到更多机会参与国际气候制度体系的建立，如何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争取应有的发展权和必要的排放空间，是国内低碳经济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减排问题，探讨是否参加减排或者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参加减排，研究减排的真实成本和社会经济风险，提出明确符合国家利益的减排指标和目标。国内层面，提供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从全国层面统筹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通过各种情景分析评价中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明确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和优先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和应对各种低碳经济问题提供决策依据;立足于国内低碳经济发展中各主体方的利益诉求，解释低碳经济发展推进过程中利益激励和约束的可能性，提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对策，诱发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利益机制的有效运作上确保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行业和区域层面，提供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选择。全面分析和评价各种低碳经济政策、发展方案对我国各行业和区域的经济影响，提供行业或区域的低碳发展能力建设与决策支持系统，探索不同背景的低碳发展模式及选择。

2．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任务

(1)完善低碳经济信息、数据集成系统

目前，我国尚缺少系统的碳排放监测数据，且气候变化信息分散在不同领域和部门，国外关于中国的信息和数据容易影响到对我国排放地位的科学判断，不利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决策。因此，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及能源利用信息集成系统，将目前分散的、与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整合到一个系统化的架构中，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完善我国碳排放数据统计、采集、监测体系，发展集成碳排放数据系统(包括各种温室气体、不同部门和不同来源的数据)，为相关决策、评估和研究工作提供数据库支撑。

(2)研发适合中国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

由于统计体系和口径差异，国外气候变化分析工具在研究我国气候问题时存在适应性差，结论出入大等问题，因此，应开发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计算模型，形成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充分认识吸收国内外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政策模拟模型的优缺点，在LEAP模型(Long－rangeEnergyAltemativesPlanningSystem)、MARKAL模型(MarketAllocation)、SGM模型(SecondGenerationModel)等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寻求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和预测方案;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碳发展轨迹，估算各国低碳减排成本，建立一致的间接代价评估方法，对中国的减排途径进行优化选择并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依据;进一步完善IPAC模型系统对中国能源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分析，形成综合评价模型框架。

(3)探究低碳经济运行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

从不同的角度深入低碳经济内在运行机理，深入到具体区域、产业、行业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发展)演进的关系、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与能源(结构)演进的关系、与区域发展格局的关系;在碳排放影响因子和驱动因素研究中，具体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行业发展情况研究碳排放问题，加强居民消费行为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进一步分析核算碳排放，得出具体行业、区域的碳足迹边界系统，构建碳足迹核算框架体系;加强碳税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提出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以及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制定我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开展碳排放贸易(交易)研究，对全球碳交易市场构架、碳交易品种、额度、市场规模以及地区分布进行统计和估算，推动国内交易机制发展;进一步深化碳汇研究，分析如何提升我国森林碳汇、海洋碳汇等的发展潜力。

(4)提出中国低碳经济路线图

研究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勾画我国国家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线图。探讨各个区域、行业、部门等微观层面的碳排放轨迹，分析不同途径所能形成的现实节能减排量及其贡献率，以各种途径所能实现的节能减排量及其现实难度为基础对未来中国低碳发展选择重点作出判断，分析不同系统下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同时，对发达国家碳轨迹开展总量和结构比较研究，在比较的基础上探讨碳轨迹的一般性规律及不同经济和政策情景对碳轨迹的影响，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得到未来中国可能碳轨迹及其峰值年份，为国家在碳减排目标下的低碳发展路线图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篇（2）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篇（3）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英文全称是Actor-network theory，通常被缩写为ANT。它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的理论。1986年，卡龙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电动车案例”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这个新概念。文中，卡龙描述了法国电器公司（EDF）在1973年提出开发新型的电动车计划（VEL）。这个计划需要CGE公司来开发电池发动机和第二代蓄电池，要求雷诺公司负责装配底盘、制造车身。另外，还要考虑消费者、政府部门、铅蓄电池等社会甚至非社会因素。这些因素都是“行动者”，彼此共同构成了相互依存的网络世界。

这里的“行动者”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拉图尔直言，使用“actor”或“agent”并不对他们可能是谁和他们有什么特征做任何假定，他们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个体的或者民众的、拟人的或非拟人的。“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之间关系是不确定的，每一个行动者就是一个结点（knot或node），结点之间经通路链接，共同编织成一个无缝之网。

在该网络中，没有所谓的中心，也没有主—客体的对立，每个结点都是一个主体，一个可以行动的行动者，彼此处于一种平权地位。主体间是一种相互认同、相互承认、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的主体间性的相与关系。非人的行动者通过有资格的“代言人”（agent）来获得主体地位、资格和权利，以致可以共同营造一个相互协调的行动之网。

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是关于先于现实经验上实际存有的一般性的存在架构。这种传统意义下的本体论要解决的是存在的根本意义，是关于何者存在，在什么意义下我们说它存在等问题。因此是一种对存在的先验状态和根本架构的探讨，而实际经验只是在这些架构中的特殊存有样态。

二、行动者网络视域下经济地理哲学思考

哲学是众多学科的灵魂。要提升地理学的地位，就必须丰富地理学的哲学内涵。

从国际地理学近现展来看，推动地理学实质性进步的因素都与哲学有着直接关系，可以归纳出以下七个方面的表现或问题：①地理哲学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但基本问题尚不清晰；②地理哲学研究的主观基础和客观基础及重大问题缺乏必要的系统结论；③地理学的空间分析倾向带来了地理思维的变化；④空间分析中地理学主体经验意识的丧失；⑤地理哲学中的时间和空间问题；⑥地理学中的“环境伦理”的研究刚刚起步；⑦我国的地理哲学是个薄弱领域。诚然，地理学研究需改变以往那种向其他学科引用与借鉴的局面。但目前地理学的发展状况更需以开放的心态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和理论，以构建、扩展和丰富自身的理论体系及哲学体系。地理学研究离不开方法论，更离不开哲学。

人地关系始终是地理学的核心，反映在经济地理学上，即为人类的各类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ANT的广义对称性原则力图对称地看待自然和社会的作用。“我们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不在于自然实在论和社会实在论之间的替换，而是把自然和社会作为孪生的结果，当我们对两者中的一方更感兴趣时，另一方就成了背景”。从这个视角来看，人类的各类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应该被对称考虑，过分地强调一方而轻视甚至忽视另一方都是不可取的。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是和谐共生的，这就在哲学层面上深化了经济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长期以来，地理学的综合性仅停留或徘徊在宏观设计的层面上，而没有或很少从微观方面加以运用。从ANT视角来看，这是地理学综合性的症结所在。经济地理学应该在其微观领域强化其综合性，而且ANT也把宏观和微观对称考虑，把宏观和微观综合起来思考，理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的追求，这种综合性具有更高层次。

ANT至少采用了两种思维方式，即关系思维和过程思维。首先，Latour将关系思维引入社会学的分析中。行动者网络理论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论观念，强调关系性的思维。在网络中将人与非人置于同等地位，自然与社会不再是巍然屹立认识论中的两极。要在人与非人、自然与社会的互生的关系中寻求社会的稳定点。这一思想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共鸣，成为20世纪后期整个哲学界的一个重要潮流。其次，ANT将过程思维引入对科学的研究中。行动者网络理论描述的是一种动态关系，要求我们追随行动中的科学。科学是一连串的行动，是形成科学、制造结论和物品的过程。强调我们对科学的研究必须以科学知识生产者的当下活动为出发点，或者说要跟踪科学家们构造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这种对科学研究的过程分析，沟通了知识生产者（科学家）和生产成果（科学知识），避免了科学研究的黑箱化。这无疑是我们理解科学事实的更先进的方法。Latour对科学知识进行的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就在这里。

三、结语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时空规律的科学。相应的，经济地理学主要探究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及时空规律。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贯穿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始终，在经济地理学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按照传统观点，人类经济活动由于其活动主体的主观性而构成主观地理空间，自然环境则构成客观地理空间。而ANT则消除了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对称地思考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准客体的概念，即主客体间的杂合性。

地理空间不仅仅是地理事物和人类经济活动充填的地表空间，而且这些地理事物和人类经济活动通过相互关联并形成地理空间结构，即地球表层系统结构，在ANT视域下是一种“无缝”的行动者网络。这种结构是人地关系的具体化，表现为主观地理空间与客观因素的相互关联。主观地理空间是人类在地表的活动空间，其载荷是人类；客观地理空间是人类的地理环境空间，其载荷是地理环境所提供的各种资源因素或灾害因素。在地球表面，主观地理空间与客观地理空间在范围上可重合也可以不重合，这种关系是人地关系的具体体现。根据ANT的广义对称性原则，应把自然环境置于与人类行动者平等的认识论地位，经济地理学理论的正确认识不仅取决于人类行动者，而且取决于客观自然环境，取决于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和控制。

本文基于一个广泛流行又视角独特的理论视域—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对经济地理学进行了初步的哲学思考和探索。应该看得到，虽然ANT能够为经济地理学提供一个独特有效的思维视角，但由于不同学者站在不同角度和立场对ANT本身有着多种理解，用它作为一种工具来思考经济地理学甚至指导地理实践必然会存在争议。即便如此，用ANT这样一种独特新颖的理论工具来进行经济地理学哲学思考也是一个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吴传钧.现代经济地理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2]李小建，苗长虹.西方经济地理学新进展及其启示[J].地理学报，2004（10）：153-161.

[3]http：///wiki/Actor-networktheory-（ANT）.

[4]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对自然界的义务[J].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94.

篇（4）

二、地理学习环境设计概述

“学习环境”是指学生与学习资源之间面对面交流的一种学习状态或学习境况。地理学习环境是在地理学特征基础上运用所有教学资源创设的有利于提高学生地理知识和技能学习，形成空间思维能力的环境。学习环境设计是新时期教育思想和理论变革的产物，是建立在二十世纪以来建构主义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发展基础上的新学习理论。它是能较好体现信息社会教育特征的一种现代教学设计，旨在创立一种有效学习、积极学习的环境以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自我理解和掌握、促进学生自我认识能力提高。

1.地理学习环境研究现状

关于学习环境研究，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许多努力。Hannafin&Land在1997年提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核心要素即心理学基础、教学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用基础。当今很多关于学习环境的研究都建立在这四个基础之上，钟志贤在2005年也提出任何学习环境设计都离不开五大理论视角，即心理学的、教育学的、技术的、文化的和实用主义的视角。情境化思维与真实境脉在学习环境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Brown等认为知识、思维和学习的境脉相互联系。一些建构主义环境提供了宏情境，将相关信息置于或者镶嵌其中，而不是提供孤立的信息。学习环境也重视多种观点的协商和解释，许多建构主义学者强调学习的社会中介，通过探索、协商和解释，理解得以深化。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另一个潜在价值观是个人信念和经验为新的理解提供独特的个人框架。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研究属于学科学习环境设计研究，目前大部分关于学习环境设计的研究都着眼于通识教育的角度，国内关于学科学习环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的研究也较少。

2.地理学习环境研究趋势

学习环境的创建主要有两种关于情境的理论，森杰的实习场理论和莱夫和温格的实践共同体理论。Senge将这种设计看作创设实习场。所谓实习场即一种与真实场地分开的情境脉络，所有努力都是为将真实的活动安置在这个境脉中，学习者遇到的问题将和真实环境下相一致，即一种模拟真实环境的境脉。抛锚式教学、基于问题的学习和认知学徒制就是实习场的典型案例。莱夫和温格（Lave&Wenger，1991）提出实践共同体的概念来体现活动将个体与共同体加以联系的重要性和共同体使个体事件合法化的重要性。罗斯（Rose，1998）认为实践共同体就是具有共同成员介入共同的任务，具有相关的实践和资源，具有没有异议的背景假设，共同人可以写常识和实际理由。笔者认为创建一种符合学生认知方式、符合地理学特征、具有时代特征的学习环境是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的研究重点，应具有以下趋势：丰富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的理论基础，体现学科特性；紧随时代潮流，善用信息技术辅助学习环境；切合新课程理念，促进地理课程发展；不断创新方法和技术，拓展地理学习环境的深广度。

三、地理教学设计和学习环境设计差异分析

地理教学设计与学习环境设计作为两种预设型地理教学模式，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教学系统设计与学习环境设计无论起源还是具体趋势都有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建构的基础、设计的目标、关注的对象、操作的方法等方面。

四、从地理教学设计到学习环境设计变化动因

1.更切合新课程理念

如果说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学设计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双主理念”下的教学设计，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那么地理学习环境的设计将是一种完全以学生为中心创设的环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提供了互动的、鼓励性的活动，能满足个人独特的学习兴趣和需求，在不同复杂程度下加深理解。近年来以学生为中心的认识论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这些理论就包括诸如基于问题的学习、抛锚式教学、认知学徒制、交互式教学、基于目标的情境、基于项目的学习、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和开放学习环境等。尽管在应用范围、技术和方法上这些方式都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体现了如何加深学生理解的本质和最适于促进学习的方法的相似假设。另外，地理学习环境是在与实际极其相似的境脉中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探究能力和学生相互之间交流合作的能力，解决的这些问题也都与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相类似。因此，学习环境设计所创设的是一种与新课标“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对终生发展有用的地理”理念相契合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取知识与技能不再是学习惟一目标，培养个人能力，促进自身全面发展与获取地理知识一起成为地理学习环境所追求的结果。

2.理论基础更合理

教学系统设计建立在客观认识论基础上，受到行为主义和信息加工理论的影响。由于行为主义力求用外显的行为来解释学习，而信息加工理论依赖于符号认知，集中于有意识的推理和思维，忽视文化和物理的情境脉络，因此教学系统设计是从系统的角度关注系统要素，偏重微观知识的呈现、传递和教学策略的设计，注重学习结果和学生外在行为变化的分析。虽然不同学习环境有不同的理论支持，如情境理论、分布式认知、活动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但它们大多建立在主观认识论或主客观互动的认识论上。学习环境的设计是从宏观角度关注学生的学习活动，注重学习情境的设计、认知工具和资源的设计以及学习共同体的设计。这种设计是动态的，没有固定的步骤和策略，以一种框架的、非线性的形式提供一些设计的思想和原则，从理论上来说也更加合理，地理学习环境更加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

3.现代技术不断发展

伴随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在教育领域中信息技术的应用逐步扩展，地位日渐突出。首先，教学系统设计的发展从技术角度分析基于摄影、幻灯、投影、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语言实验室、计算机等多媒体。其次，从信息传播角度来看，这些媒体内容的表征是单一的、播放式的、线性的，人们通常把这些媒体只当作教学系统设计的一个要素，设计者通过比较不同媒体的教学特性、教学作用并结合所讲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媒体。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为当前教育信息技术的主要基础，这类信息技术以信息处理为核心，以硬件、软件等为手段。从信息传播角度分析，这类信息技术内容的表征是综合的、交互的、非线性的，人们不再把信息技术只看作教学系统的一个要素。在这种环境中，教室的实体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学习活动可以不分时间与地点在一个虚拟的“电子教室”中进行，数据库中存储有许多与课程相关的辅助教材与练习题，学习者可透过网络更快速与便捷地获得参考资料，与同学交流沟通更趋便利。通过各种网络通讯工具，学生之间可以匿名方式讨论交流，这里的学生不再限制于一个班级一个学校，而有可能来自不同省区，甚至不同国家。学习环境设计关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营造互动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学习环境中如何促进学生的学习活动、实现学习目标以及培养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等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是学习环境的优势。

篇（5）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沿海部分地区的土地成本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国外发达国家。而2008年新《劳动法》的实施、2009年以来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成本上升，沿海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得我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事实上，我国沿海地区大量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已经或正在向我国内地以及越南等周边国家转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

国内外对国际产业转移有大量的研究，主要理论包括：一是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催生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导致非熟练劳动力供给短缺、劳动力成本显著攀升，因此在降低成本的利益刺激下这些产业被转移到劳动力要素更为充足的发展国家；二是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论，提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本国（投资国）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依次进行，而不是从本国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三是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一个产品从诞生到衰退主要经历创新、成熟和标准化生产三个阶段，为了规避自身在某些产品生产上的比较劣势而向国外进行投资并转移（江霈，2009）。

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分析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与上述理论相比，首先，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所分析的区域不局限于国家层面，可以应用于分析不同层次区域单位的产业转移问题。其次，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从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出发，最后得出一般均衡的结果，应用严密的数理逻辑，更适于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国内对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大多以制造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这不符合目前制造业只是部分转移，而且一些产业仍然在向沿海地区集聚的现状。 本文将对不同产业不同发展路径进行理论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解释了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间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新经济地理学首次从微观层面上严格地证明了空间里经济活动的不平衡分布是一般均衡的结果。与主流经济学不同，新经济地理学假设企业内部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经济活动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交易发生所需要的信息费用、运输费用和各种税负等费用的总和。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权衡企业内部规模报酬递增和交易成本做出区位选择。本文将推动经济活动集聚的力量称之为向心力，推动经济活动扩散的力量称之为离心力。

（一）向心力（集聚力）

图1中的λ代表其中一个地区制造业所占比例，τ代表两个地区间的交易成本，τb是突破点，当交易成本低于τb所有制造业就会集中到一个地区，称之为核心地区，相应地，另外一个地区则称之为边缘地区。τs为维持点，当交易成本高于τs制造业将对称分布在两个地区。当交易成本位于突破点和维持点之间时，这两种均衡状态都有可能出现。

克鲁格曼的边缘核心模型解释了经济集聚出现的原因。集聚的力量主要来自本地市场效用，由于厂商生产技术规模报酬递增，因此厂商产销量越大，其利润越高，于是厂商一般倾向在产品需求量大的地方建厂。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一般分散的对称空间结构不再稳定，当交易成本低于τb时，经济的空间结构将转变为不对称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地区一旦出现，由于核心地区相对较高的实际工资，将吸引熟练工人不断向核心地区流动，而工人的增加又增加了核心地区的本地消费，这进一步增强了核心地区的集聚力。而由于工人数量的增加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促使更多的厂商在核心地区建厂，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实际工资，因此集聚由滚雪球效应推动，一旦启动就会产生持续加强的作用。如图1所示，最终所有的产业将集聚到一个地区。

在克鲁格曼模型中假设熟练工人是可以在不同地区间流动的，但事实上与工作相关的工人移动比例相当低，因此有必要解释在工人低流动性的条件下集聚出现的原因。其次它忽略了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的销售要占到企业销售的较大比例。维纳布尔斯（1996）的中间产品模型证明即使在没有劳动力流动的条件下，CP结构同样会出现。假设某一地区集中了许多生产最终产品的厂商，则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将吸引中间产品的生产者，转而中间产品将以较低的价格在核心地区提供，这又吸引更多的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向核心地区流动。由于工人不流动，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增长，将造成工人工资的上涨，这又使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增加，进一步推动经济集聚。

（二）离心力（扩散力）

在集聚力量产生的同时离散的力量也在增长，新的厂商在核心地区建厂，将压缩已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导致利润下降。而且产品差异越小，厂商之间的竞争也就越激烈。当工人不能流动，新厂商的出现不仅仅挤压了已有厂商的市场份额，由于劳动力市场供给不变，而需求不断增加，这推动劳动力成本增加，同样降低了厂商的利润，将其称之为市场挤出效应。由于克鲁格曼模型严格的约束条件还有许多影响集聚的因素被忽略，本文主要讨论如下因素：

1.农业部门存在交易费用。在经济在核心地区集聚后，工业品的交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工业产品价格指数几乎相等，而核心地区要从边缘地区进口大量的农产品，如果农产品交易费用不变，则相对于边缘地区，核心地区的实际工资更低，工人可能向边缘地区迁移，又由于边缘地区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厂商将向边缘地区流动，核心地区的经济活动向边缘地区扩散。较低的农产品交易费用有利于工业的集聚，当农产品的交易费用很高时能够完全阻止工业的集聚。

2.由于经济活动集聚而产生的堵车成本。居住在城市（核心地区）中的工人至少要承担两部分的费用：上下班的交通费用和租房成本，两者总称为城市成本。随着经济的集聚，工人数量的增加，城市成本必将增加，这将减少工人的实际工资，同时增加厂商的生产成本减少其利润，随着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厂商将选择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边缘地区，工人也将选择城市成本较低的边缘地区，经济的空间结构将由边缘核心结构转变为对称结构。总之，总体经济结构不仅受到地区间交易成本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各地区内部成本变化的作用。

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

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产业集聚和产业发散的过程都是产业转移的过程。但是在经济地理学中，只区分了以农业为代表的规模报酬不变的传统部门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现代部门，因此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发散都是以制造业整体作为分析对象。然而，现代制造业内部的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产业分梯次转移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对制造业转移的区域因素和制造业分梯次转移的产业因素分开分析：

（一）推动产业转移的区域因素

1.如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所述，本地市场规模是影响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一般厂商都倾向于在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建厂，所以在形成核心边缘模型时，厂商会选择从本地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搬迁到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此时的产业转移是产业集聚的过程。

2.当区域间的交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区域间才会发生贸易。一个地区外部市场通达性对该地区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与该地区的本地市场规模相关。对一个本地市场较小的地区，较高外部市场通达性会使其制造业向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转移。而对一个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较高的外部市场通达性会促进该地区制造业的发展。

3.在一个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初期，制造业推动服务业发展，服务业也促进制造业的发展。随着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双方就会在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上形成竞争关系，由于服务业较高的交易费用，将迫使制造业向其他地区转移。

4.区域内部成本中的影响工人流动的上下班费用和房租成本单独就可以迫使核心地区的产业向边缘地区转移，较高的区域内部成本是产业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推动产业分梯次转移的产业因素

1.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生产技术、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种差异造成不同产业出现集聚和发散的条件不同。由于不断有新的厂商进入同一地区，在土地要素供给给定的条件下，有理由相信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能出更高的价格，因此土地将分配给生产效率高的企业。一般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可以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在劳动力有限的条件下，生产效率低的产业将难以招到工人。因此那些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可能选择转移到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的边缘地区。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生产效率低的产业会在生产效率高的产业之前发散。

2.不同产业有不同的运输成本。不同产品有着不同运输方式，运输方式的变革对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影响。一次运输方式的变革，可能只对部分产品的运输费用产生影响。随着运输方式的变革，那些早已集聚且运输成本下降更快的产业可能率先发散。服务业可以理解为交易费用很高的产业，虽然发达的核心地区集聚了大量的服务业，但这些产业由于技术含量低而不会发散。

3.不同产业有不同的规模报酬率。规模报酬递增是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事实上绝大多数工业都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率可以通过生产中固定成本的大小来衡量的，其固定成本越高，则规模报酬率越大。比如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过高的固定成本，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才能盈利，因此倾向在市场潜力高的核心地区建厂，更容易集聚在一个地区，而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投入较少，固定成本相对较小，因此通常率先发散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4.不同产业有不同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较大的产业，企业为扩大市场，在规模报酬有限和跨区域运输费用较高的条件下，一般会选择在其他市场潜力较大的地方选择建立新厂。对产品较大的需求量，使得产品无法在少数几个地方的工厂生产，使得市场规模较大的产业先于产品需求较小的产业转移。

结论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指出区域内部成本对于产业移出地关系到其产业升级，对于产业承接地关系到其承接产业的地区竞争力。降低交易成本关系到目前制造业在优势地区的集聚和未来区域差距的逐渐缩小。交易成本的大小和区域间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最初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区域差距将不断扩大，我国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的末期，而随着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区域收入差距将逐渐缩小。本文指出了交易成本和区域内部成本对产业集聚和扩散的作用，进一步分析了一个产业的生产效率、交易成本、规模报酬率和市场规模在产业分梯次转移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年政策研究报告之四：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对策[R].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

2.江霈.中国区域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D].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9

3.Pierre-Philippe Combes. Thierry Mayer.Jacques-Fran？ois Thisse：Economic Geography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s and Nation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篇（6）

在新循环经济学中，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循环经济(即后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第一阶段。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技术的污染远比传统意义上的污染复杂，在生产、消费和消费后废弃等阶段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第三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型知识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最高阶段。

广义循环经济学概念的再认识

空间结构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新循环经济学的核心是5R原则(包括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广义循环经济学也重视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但总体上看，二者对空间结构较少涉及。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结构研究的缺陷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因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新模式，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必须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研究空间结构为核心的地理学应该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地理学将是地理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循环经济地理学可分为通论循环经济地理学、区域循环经济地理学、部门循环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地理学、工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等)和公司(企业)循环经济地理学。

有学者认为，广义循环经济有其特定的内涵，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凡有产业联系的都要往里“装”。例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不应是循环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尽管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策来推动，但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排除在循环经济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废物如废钢铁就是资源，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与垃圾发电-高耗能产业、废物如废钢铁的深加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因为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就认为不是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更多地关注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和资源深加工尽管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链，但只要遵循5R原则，就是循环经济链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循环经济学比目前广义循环经济学的内涵更丰富。

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三个大系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再思考与再修复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强调和谐社会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原则)、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融合、循环经济方程、新循环经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循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广义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广义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追求三个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状态。广义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关注工业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完全意义、具有广泛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与模式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治理，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与狭义循环经济相比更强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对循环经济原则认识的深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同。但从学科视角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可持续发展学。

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重点应是其中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否则，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就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学，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广义循环经济学和新循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根据5R原则和三循环理论(良性自然循环、良性经济循环和良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循环)等对传统线形经济学进行改造，以循环型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更新和更广义的循环经济学，可称为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循环经济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结点主要包括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区域金融机构等。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循环经济必然是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创新网络将转型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其中的企业将变成循环型企业，既包括传统企业的循环经济改造，也包括资源再生企业和生态恢复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研究循环经济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或市场价值的实现。循环经济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循环经济社区协调中介组织、双轨制回收中介组织和民间环保社团成为循环型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营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环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促进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区域金融机构要支持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上各循环型结点之间的物质(含“废物”)联系和循环经济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的联系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链条。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除包括传统的动态性、系统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还应包括遵循5R原则和公平性，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将是区域循环型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优质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循环型产品的生产)，传统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创新，如加强企业之间相互利用“废物”的运输通道和“废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导循环经济文化。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上理论必须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才能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规模循环经济理论要求既考虑经济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范围循环经济理论要求在由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循环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要求传统交易成本“绿色化”，包括“废物”信息成本、绿色市场信息成本、循环经济技术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环形网络创新理论要求由线性创新模式或非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由环形创新模式与传统网络创新模式融合创新形成的新模式。区域循环经济竞争优势理论要求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绿色市场条件、基于产业生态联系的相关与支撑条件等的作用，既考虑经济优势也考虑生态优势和社会优势。

循环经济与区域规划

新的区域资源观。一方面，在传统的区域资源观中，区域资源包括自然物质资源、知识、信息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许多“废物”成为资源，如垃圾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的认为知识和信息资源等无形要素逐渐取代自然物质资源而成为决定区域发展关键因素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经济的影响，但忽略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在逐渐加大的事实。

新的区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主流发展观，但在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环经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将是指导区域发展的理想发展观。

新的区域市场观。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绿色市场将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同时，由于循环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必须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共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规划的新理念，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将成为指导区域规划的新理论，区域规划要遵循5R原则，重视社会公平(如区域协调与区际协调)和生态恢复，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篇（7）

上世纪70年代，克鲁格曼等学者相继独立提出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思想，并据此对缺乏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进行解释。伊希尔于1979年提出中间产品而不是最终产品基于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模型，随后，克鲁格曼最清晰、最系统地阐述了国际贸易理论中这一革命性方法。

1979年克鲁格曼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杂志的短文“收益增长、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具有双重贡献。该论文不仅为解释现实中的产业内贸易现象提供了理论工具，而且播下了经济地理学的思想种子。经济地理学对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运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克鲁格曼表述这些思想仅用了十页的篇幅，他提出的单生产要素模型极为简单，并用有固定成本的线性成本函数来表示规模收益。由于克鲁格曼的模型极其简单，因此对关键机制的阐述非常透彻。

克鲁格曼方法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即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产量降低平均成本。在这种情形下，市场不可能实现完全竞争。贸易理论中通常避免运用不完全竞争模型，因为分析起来相当复杂。但克鲁格曼运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垄断竞争规模对贸易活动进行了成功分析。

克鲁格曼研究发现，在产品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确定的情况下，由劳动量（假定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决定的经济规模对均衡产生以下影响：（1）在效用函数形状给定的情形下，每种产品的产量不受经济规模的影响，但产品的种类与劳动同比例增加；（2）每种产品的人均消费随着经济规模增加而减少，因为每种产品产量不变，经济规模扩张意味着劳动者数量的增加；（3）每个消费者的福利随着规模经济增加而提升，实际工资随着产品多样化而增加。因此，经济规模越大，可以生产的产品种类就会越多，就可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根据克鲁格曼的分析，在资源给定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收益的增加也可增加产品的产量，从而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我们据此对两国间的贸易进行分析。

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它们在偏好、技术和经济规模方面完全相同，我们可以比较两种情形：一种是自力更生，禁止贸易，另一种是假定运输成本为零的自由贸易。通过自由贸易，总经济规模等于两国经济规模之和，世界的产量和消费量就像只有一个大国一样。于是，产品的种类将增加一倍，两国都专业于部分产品的生产，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产品的地区分布并不确定，各国的贸易额将等于该国GDP的一半，消费者将可消费到比闭关锁国时代更多的产品。即使两国拥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资源分布，自由贸易仍可以增加社会福利，因为贸易可以增加产品的种类。根据克鲁格曼的效用函数，自由贸易可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克鲁格曼的模型并不能确定产品由哪国生产，产品i和产品j在哪国产生是随机的，即使两种产品十分相似（例如，两种汽车）。在这种情形下，自由贸易将形成产业内贸易。

国际贸易

运输成本与贸易：国内市场效应

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是运输成本的下降，但长期以来大多数贸易模型中都不包含这一因素。克鲁格曼于1980年通过引入运输成本拓展了他1979年的模型，假定运输成本是货物运输量的一定比例。这使得他更好地分析了国内市场效应，即企业倾向于集中于大市场，这也解释了偏好对贸易模式的重要性。一国通常出口的是那些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的产品。

国内市场效应看起来一目了然。通过增加收益、降低运输成本，企业靠近最大的市场会受到激励。通过在一个区域集中生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而靠近最大的市场进行生产可以实现运输成本的最小化。国内市场效应对一国在特定产品生产方面具有优势给出了答案。工人在更大的经济体中工作福利会得到提升，因为规模经济可以降低价格水平，同时可以降低消费中运输成本所占比重。

新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克鲁格曼1979年提出的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颠覆了传统的比较优势说、资源禀赋说等理论，对现实存在的重要贸易模式进行了有力的解释。新旧贸易理论的整合尤其重要，由此引发了对不同国家国际贸易模式差异的检验。

有关国际贸易模式的另一个事实是发达国家之间发生的大量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这些产业通常被跨国公司所垄断。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贸易格局，学者研究发现这是企业对固定研发成本的市场反应。克鲁格曼将这些理论综合进他的专著之中，成为国际贸易理论权威的参考资料。

新贸易理论对贸易政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用新贸易理论可以对贸易自由化在贸易模式、产出分布、要素收益等方面的影响进行预测，同时可用于对社会福利的分析。现实模型容易被经济计量方法搞得复杂得无法运用,新贸易理论模型已被世界银行用于对WTO贸易自由化谈判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评估。

经济地理学

很早以前生产要素流动与产品贸易的替代性就被学者所认识。贸易壁垒的存在会导致要素价格的国别差异，从而引发了劳动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克鲁格曼对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情形下的要素流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如果没有贸易，大国将为本国居民提供更高的福利，因为大国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产品，对移民有更大的吸引力。克鲁格曼经过十二年努力将以上思想发展成为所谓的“核心－边缘模型”，这是新经济地理学的起点。为了分析“核心－边缘模型”的深远影响，我们需要回顾经济地理学的相关背景。

经济地理学的相关背景

将空间与竞争均衡相结合是一项挑战。传统贸易理论将空间的异质性视为给定的外生变量，从而得出要素分布和技术差异导致贸易模式不同的结论。由马歇尔开始的区域经济分析，发现规模经济推动了经济活动的集中，同时假定规模经济对企业而言是外部因素，但对行业或城市来说是内部因素，从而与完全竞争理论保持了一致。一个例子是在一个地区公司间技术的溢出效应，因为技术的转移有利于产量的提高。但此理论的缺陷是规模经济外部性的性质相当模糊，根据经验来检验和运用这些理论时很难对技术的外部性进行衡量。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通过假定内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发展了传统的地理经济理论。

货币外部性通过市场价格推动形成企业的集中，因为大市场为企业实现产品多元化和降低成本提供了可能。当家庭或企业的交易在同一市场完成时，通常可以通过交易价格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当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时，这些影响可以被视为一种外部性。克鲁格曼研究发现，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意味着市场的非充分竞争性，因此，外部性成为经济的根本特征。

享德森在规模经济外部性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特定产业生产的外部性导致企业边际成本随着整个城市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城市的经济规模依赖于这些外部性的相互替代，从而决定产业集中的收益和经济活动空间集中的成本。城市倾向于集中发展特定产业，从而使这些产业的规模经济具有更大的外部性，吸引更多的企业进驻，实现城市的扩张。

享德森假定城市是围绕中心商务区（CBD）建立的单中心，就像在经典的模型中表示的一样。但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均衡状态下土地价格、工资和土地在生产和住宅之间的配置后发现中心商务区与副中心商务区可以并存，即主中心与副中心可共同存在于同一城市。一个重大发现是，当运输成本和其他关键因素变化时，城市可能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化。

新经济地理学――核心边缘模型

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在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少数几座高度发达的城市里（核心），少数人口居住在农村（边缘），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对这种现行的模式进行了解释。他首次向模型中引入了工人（消费者）流动性变量就像在国际贸易模型中引入运输成本一样。假定有两类产品，食品和工业品。假定食品是同质的，生产食品的规模报酬不变；而工业产品则是多元的，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并在垄断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销售。假定消费者对食品的偏好服从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工业产品的替代性由拥有固定的替代弹性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决定。

比如有两个地区，具有相同的基本条件（产量和偏好的函数相同），货物可在两地区间自由贸易；农产品的交易成本为零（之后此假定被放松），而工业品则有运输成本；有两类人，制造业工人和农民，前者可自由迁移到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地区，而农民则不能迁移。需要分析的是，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和经济活动在两个地区间是如何分布的。研究证明，企业有积极性选择更大的市场以利用规模经济、节约运输成本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个人也倾向于迁移到更大的地区，因为大地区可以提供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更多的消费品选择。这种趋势加剧了两个地区市场规模的差异和企业、个人迁移的动力，两种力量之间互为因果。假定初始情况两个地区人口数量完全相同，各有一半人口，如果两个地区其他要素也完全相同，这显然就是个均衡状态。现在假定，一个偶然因素打破了两个地区间的平衡，一个地区市场比另一地区市场更大。于是在国内市场和实际工资效应的作用下，人口和企业从较小地区向较大地区开始迁移，最终形成与初始均衡完全不同的新均衡。

然而，这种人口和资源流动过程中仍然存在阻力。如果所有企业都迁到大地区，只有一家企业迁至小地区，那它将成为市场的垄断者。垄断企业将产品卖给当地农民和自己的员工，但会遇到进口工业产品的竞争，进口产品价格和数量受运输成本的约束。垄断企业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制约，因为它要提供足够高的实际工资才能吸引到所需的工人。小地区企业工人的福利取决于企业支付的工资、垄断企业产品的价格和含运输成本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小地区的市场状况不只对一家企业有吸引力，有更多的企业脱离大地区（中心区）到小地区（边缘区），从而形成分散均衡。分散均衡能否形成取决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偏好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其他因素，比如大地区的拥堵成本、地价上涨等也会导致经济分散而不是集中。克鲁格曼的比较表态分析结果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运输成本下降、技术收益递增的情形下城市化进程和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

国际金融危机

克鲁格曼在国际金融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他于1979年提出了研究货币危机的新分析框架。他认为在基础经济已经出现非均衡的情况下，政府仍试图维持固定汇率（在资本项目开放的形势下）从长期看是不可能的。政府通过大量买卖外汇对汇率进行干预，只能在短期维持固定汇率。由于理性投资者预期政府的外汇储备不久将会枯竭，因此他们会通过做空攻击该国货币。克鲁格曼据此准确预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克鲁格曼对目标区内的汇率波动也进行了研究。货币目标区是相关央行为实现币值稳定而制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在欧元出现前欧洲曾采用的欧洲汇率机制（ERM）就是一例。克鲁格曼提出“正则模型”对目标区汇率的波动进行分析。基本思想是，在目标区的中间，汇率上下波动的概率相同，汇率的预期波动幅度为零；在目标区的上限，汇率更可能向下波动，预期波动幅度为负值。理性投资者可以预期到这些趋势，并运用期权定期模型对目标区内的汇率波动进行分析。结果，可信的目标区有助于实现汇率的稳定。

篇（8）

一、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是时展的需要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而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经济地理是地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区域经济活动与生产布局，研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发展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中国经济地理一般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在各高职院校商贸、财经类专业开设，从其教学内容看，主要包括我国地理位置、资源、人口、工农业生产布局、商业、交通运输、旅游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内容综合性增强，人文地理知识的比重大，这就决定了该课程在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独特优势。钱学森教授指出：“地理科学是与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密切联系的一大科学部门，是人类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在意识和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不断增加，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成为全社会奋斗的目标。党的十八政治报告也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然而，由于高职院校自身的特殊性，我国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不容乐观，人文素质教育尚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不少学生行为不文明，社会公德意识淡薄，人文素质水平不高，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因此，在高职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努力挖掘地理学科的人文因素，加强对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需要，也是地理教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二、中国经济地理课程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内容

1.爱国主义情操教育

爱国主义一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学科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之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品质，党的十也号召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中国经济地理课的许多章节都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在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对我国生产布局的区域差异和对国土整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了解，使学生深化对我国国情、国力以及国策的全面认识，进而达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素质教育的目的。如在讲到我国农业生产布局时，教师就要给学生讲清楚，农业生产对于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有多么重要。而我们国家在20世纪末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到202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一个让世界各国都为之惊叹的奇迹。另外，由于我国有典型的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在这种气候的影响下，我国种植农作物的界限是最靠北的。我国植物种类繁多，在历史上对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讲授轻工业地理时，教师要使学生充分了解我国手工艺品生产的精湛技艺和悠久的历史，四大名绣、四大名锦、文房四宝、三大特种手工艺的生产早已名扬四海，它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通过上述内容的讲授，教师让学生了解并感受到我们祖国的伟大，从而更加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2.环保意识教育

地理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提高地理环境意识，加强环境保护教育，是新时期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地理教学中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现代工业由城市到乡镇遍地开花，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国工业发展较晚，许多地区在发展当地经济时因缺少基本人文地理知识，生态环境意识淡薄，急功近利，往往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加速经济发展，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当前，环境、资源、人口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建立生态、低碳、环保经济才是我们正确的发展之路。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我们要重点介绍我国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工农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的布局，这些部门与环境关系密切，有许多环境保护方面的案例。在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典型环保案例的讲解，指导学生重点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状态及治理措施，从而使学生产生一种责任感，能够自觉地用科学的环境观、资源观来处理生活中的问题，能运用地理科学观念，对人类与环境之间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规范自己的行为，理解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地区性；关注全球命运，树立关心全球的责任感和伦理观。

3.可持续发展观念教育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协调与优化控制人地关系，而协调人地关系正是地理科学研究的传统主题。可持续发展是地理学科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经济地理教学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观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国际环境教育的要求。而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农业、工业、交通、通讯、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所涉及的内容与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教学内容紧密联系。这就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提供了较好的素材，通过学习可以使学生充分理解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开发规定、人口政策、环保政策，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人口观、环境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更加积极地参与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活动，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

三、经济地理教学中人文素质的培养方法

1.将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渗透于经济地理教学过程之中

教师应把人文素质教育与经济地理知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地理学科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教学内容中挖掘教育素材，寻找素质教育与地理知识教育的结合点，把人文素质教育内容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例如：结合我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讲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结合环境、资源与人类的关系等内容的讲解，对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我国许多煤炭生产地利用塌陷地建起了湿地公园，这样既合理地利用了空间，净化了水质，也发展了当地的旅游业。在讲农业地理时可结合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桑基鱼塘发展生态农业的例子，对学生进行循环经济教育。教师必须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注意学习、注重积累，及时捕捉新的知识、信息，使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在经济地理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教师要恰当地选择课程资源，如教材、电影、多媒体课件、录像、图片等，丰富课堂教学。教师要自始至终贯彻人文素质教育的思想，要培养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使学生的日常行为能自觉维护社会公德，能正确处理人地关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2.寓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于社会实践之中

经济地理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科学，许多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联系密切。教师要把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到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同周围所见所闻的事物联系，同当地和祖国的生产建设联系，同国内、国际时事的热点、焦点联系。如：通过社会实践、春游等活动，让学生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新旧道德观的碰撞中，通过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借以了解乡情、国情，认识自然，使学生感悟人口剧增、资源破坏、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造成的不良后果，引起他们深刻的思考，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地理伦理道德观。另外，教师还要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在课堂上进行有关地理问题的讨论和演讲，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引导学生有计划地参与社区环境与发展的考察、植树造林、清除污染等各种环境保护活动，使学生受到实际参与的教育和训练，以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教学内容要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密切结合，要把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当中。

3.寓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于课外活动之中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经济地理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和延伸。在经济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课外活动时间组织经济地理知识竞赛、举办经济地理墙报、举行地理演讲等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地理人文素质教育。针对日本政府对我国上演的购岛闹剧，以及我国在南海维护等问题，教师可以举行“爱我海洋国土，保卫我神圣海疆”主题报告会等，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也可以结合每年的“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利用校园网举办低碳、生态、环保、循环经济等专题讲座，开展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和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进行野外考查、旅游、社会调查等，通过多种渠道丰富学生地理知识，培养学生动手和实践能力，使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实践，既增长地理知识，又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篇（9）

1．全面性与真实性

传统的教学案例普遍存在不真实、不生动、背景材料少、案例过时片面等不足之处。而基于实习基地的教学案例是在学生充分了解、直观感受下形成的，具有全面、直观、真实等优点。学生可参观实习基地，跟进案例全过程，自主学习。

2．实践性与实验性

高校借助企业先进的理念、设备、技术，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完成理论教学到实践教学的转化，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校企共建实习基地是一种通过教师和学生参与企业任务，企业人员参与教学，为学生提供实习项目、教学案例等，实现互利多赢的校企合作模式。因此，基于实习基地的教学案例开发和建设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而相对于传统的案例教学，基于实习基地的案例教学对教学效果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挑战，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亦是一个实验性的过程。

3．动态性和系统性

基于实习基地的案例教学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含着若干阶段和环节。各阶段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整合。实习基地企业的各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对同一问题的应对方式有所不同。与传统教学案例相比较，伴随实习基地企业的发展，教学案例面临着动态更新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基于实习基地的教学案例的某一个阶段的输出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输入，环环相扣，校企合作的过程就是这些阶段或环节的系统的嵌套体系。基于实习基地的教学案例可以制作成系列化，彼此相关联，以此反映实习基地企业及其在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生产管理等方面的全貌，如此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系统化思维和逻辑思维。

4．互动性强与收益性高

案例教学以校外实习基地为依托，因此必须与实习基地企业建立密切的互动性的的伙伴关系。无论从实习基地企业教学案例资料的收集、讨论、撰写、授权使用等，还是课堂或企业现场上教学案例研讨和分享，都需要实习基地企业人员的支持以及师生的亲身参与，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实习基地企业也可能从参与教学案例研讨和分享，获得相应的收益(如厘清认识，促进思考和行动)。

二、基于实习基地的案例教学实施步骤

基于实习基地的案例教学主要包括如下4个实施步骤:

1．建立实习基地

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各高校应积极与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强化教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建立一批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部分高校建立了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的机制，与企业共建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专业，利用企业的技术与设备完成实践教学。这种合作优势互补、利益共赢，企业获得了紧缺人才和先进的理论指导，学校实现了教学实习基地建设和社会需求的特色人才培养。

2．撰写教学案例

在实习基地实践的基础上，可以合作撰写教学案例。撰写教学案例要注意几点:1．要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案例。案例撰写要针对经管类学生现有的能力、知识结构和专业要求进行设计，使学生在得到乐趣和肯定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提高专业素养。2．教学案例必须具有典型性，它可能反映实习基地企业的典型和关键事件、成功经验、优秀的管理实践。3．教学案例要及时更新。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经管类专业与现实经济生活联系密切，因此，案例应跟上时代要求，根据实习基地的发展及时更新，反映当前实际。

3．实施教学

有条件的情况下，学生先期参观和了解案例企业。基于实习基地的教学案例的使用，最好的办法是高校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相互配合，企业兼职教师或主要当事人分享案例，引导案例讨论，高校教师参与讨论。假如企业兼职教师或当事人无法到场，可采用录音、视频资料丰富和充实案例，增加其直观的感受。

4．总结改进

为了保证基于实习基地的案例教学的效果良好，在实施教学之后，还应进行后期的总结，对教学成果有利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继续发扬，有悖于教学目的的内容与形式就需要改进，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学案例资料的充实和更新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三、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基于实习基地的案例教学的实施存在如下3个主要问题:

1．缺乏明确的法律约束和操作规范，专业集群效应很难体现出来

当前的校企合作案例教学还处于一种自发、散漫的初级阶段，大多数都是依靠个人关系来联系企业，没有形成一种长期、稳定、成熟的机制。当前，我国虽有相关文件明确了校企合作的地位，但并没有专门的法规来进行约束，也没有对其具体操作提出指导性办法。校企合作案例教学是许多经管类专业课程中都会用到的方法，是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有效教学手段，但现实中，许多高校和实习基地企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专业群案例资源共享体系，目前的情况通常仍是一个院系、专业与实习基地企业对接。

2．缺乏有效的案例教学组织与运作体系

完整的案例教学需要一个有效的案例教学体系，包括案例教学的主导者、主体以及组织运作。首先，从案例教学的主导者———教师来看，案例教学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经历和案例教学组织能力。然而，现实中大部分教师仍缺乏真正的企业管理经历，因此案例教学的效果也大打折扣。其次，从案例教学的主体来看，高校学生普遍缺乏社会实践，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较难形成师生的互动。再次，从案例的组织运作来看，完整的案例教学要求教师要做好组织和引导工作，帮助学生学习、研究案例，针对案例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分析，最终提出方案或建议。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完整的案例教学过程很难完成:1．完整的案例教学需要花费教师大量的时间精力，而现行的教学管理制度设计使得教师缺乏足够的激励;2．完整的案例教学需要花费较长的教学时间，而正常的教学时间难以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3．案例资料要真实全面，但现实中企业会因为某些原因隐藏部分资料。4．企业兼职教师和当事人因为工作任务和业务很难安排时间参与案例教学，时间经常冲突，难以配合案例教学。

3．实习基地建设经费缺乏

高校通过组织、实施实习基地有效运行的实践研究，来切实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实习基地建设、案例教学、聘请企业兼职教师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同时，与作为实习基地的企业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保证双方有效合作亦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高校对实践教学经费的拨出不足以维持基地建设项目的开展，教师撰写案例、带学生参观、企业兼职教师来访等，均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

篇（10）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lace:Cultural Turn in Western Tourism Advertising Researches

LIU Danp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mid and late 1990s,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saw a major theoretical incident―“Cultural Turn”, whose core was to put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al theories into the analytical system of humane geography and stress on the shaping role of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space and place. For marketing many destinations use pictures to show their landscape, which some scholars named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se marketing pictures just are texts which involves culture, place and man. The major conclusions of those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made are: Firstly, the destination is an image and myths. Secondly, postcards are narrative texts involving many social signifiers. Thirdly, those visual marketing texts often make fake representation about the hosts.

Key words： tourist marketing text; place; visual represent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tudy

一、 问题来源

二战后，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思潮呈现阶段性变化，从1960年代的“数量革命”(计量地理学)，演变到1970年代的“行为革命”(行为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①，再到1980年代中期的“转向”(即结构地理学，或称激进地理学)。到了199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总体上对人类文化的兴趣大大增加，文化成为普遍性的研究热点，西方人文地理学也随之呈现出“后现代的”多元化属性，并最终导致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等各分支学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转向，约翰斯顿称其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1]。

与上述理论走向相一致的，就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某些变化。例如，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实证主义影响下的那种强调空间分析、运用“经济人”假设和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methods)、对经济活动空间规律的探讨很少涉及社会过程和文化层面等做法，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复杂的地理现象时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于是，人本主义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社会批判(social critics)的以及后现代(postmodern)的方法论逐渐得到重视，一系列原本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所谓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2，3]被采纳。其中，不少学者注重探究人类的视觉体验，通过分析摄影图片、影视光碟等视觉资料，来揭示地理现象中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有学者称其为“视觉方法”(visual approaches)[4，5]。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利用摄影图片进行旅游地的视觉营销一直是旅游企业所重视的策略[6，7]。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文化转向”思潮在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旅游地理学的研究中开始有生动的体现，众多西方学者对明信片、旅行指南、导游手册中的摄影图片进行了符号学(semiology)、修辞学(rhetoric)、叙事学(narratology)、语用学(pragmatics)的分析，揭示了旅游地(“地方”，place)如何被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以及如何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研究内容和结论，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类旅游活动的理论解释。

自1999年起，我国学者就敏锐地预见到西方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纷纷在《地理学报》[8]、《地理研究》[9]、《人文地理》[10-12]、《经济地理》[13-15]等刊物上进行介绍和评述，着重从研究体系或框架上概括出该学术事件在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以及区域地理学等分支学科中的基本特征，更有部分学者率先选择国内案例地做了某些前沿性的研究工作[16]。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视觉表征的研究这一“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学术活动尚缺乏了解，相关的综述与评价也鲜有见到。本文拟在此方面有所贡献。

同时，如果说国内先前已有的那些关于“文化转向”的综论性文章重在粗线条的勾勒，那么接下来该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层面考察国外同行如何进行地理学问题的文化研究。鉴于此，本文就将综述的起点放在西方学者的典型案例研究上，然后再对他们的理论工作加以评价和阐释。

二、 述评方法

本着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角度探讨旅游营销图像的原则，笔者将文献收集范围限定于旅游研究中的视觉文本分析。文献来源主要有两类：国际旅游研究领域内仅有的两个被SSCI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收录的期刊《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一直代表了旅游研究的前沿成果，它们从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论文就成为本文综述的第一类文献；另外，2003年6月，英国Sheffield Hallam大学举办了主题为“旅游与摄影：静态的视觉影像与动态的生活”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交流论文80余篇，集中反映出该议题的国际研究动态，它们是笔者关注的第二类文献。

在具体评述时，笔者将分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层面是案例研究观摩。笔者从国外同行的诸多研究个案中选择三个代表性工作加以详尽的解析，目的是细致地观摩和学习他们有哪些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如何开展工作，以及做了哪些理论解释。

第二层面是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借鉴近年来文化研究领域(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日益推崇的“关键词”(keywords)研究思路[17-21]，笔者从西方学者关于“地方”的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他们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若干核心词语(这其实是学者们取得的某些共识所在)，然后将这些核心词语视为该议题的“关键词” 逐个进行简要分析。显然，这些关键词彼此勾连应合，已形成一条西方学者关于旅游营销文本的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主线。

三、 典型案例观摩

西方学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历史受制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以及决定这种经济制度和结构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某一“地方”之所以成为旅游地，成为旅游者消费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的选择，是一定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意志的集中体现。同时，他们还认为，探究旅游营销图像的产生过程，是洞悉旅游地形象问题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国外同行的多项研究表明，旅游地是视觉表征的结果，是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与销售商、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或host)以及游客共同地、社会性地重构原地方后形成的一个“非真实世界”[21，22]。

1. 旅游地是一个“意象”：苏格兰旅游委员会案例

Caroline E．等人以苏格兰旅游委员会(STB)为例，试图回答物质景观如何实现话语转换，成为导游手册里的图片影像这一问题[23]。研究发现，在导游手册里旅游空间被设计、转化成某种视觉表征需要经历三个媒介传播过程：市场调研机构提供游客需求信息，并由此提出形成苏格兰地方特色的关键性图符(icon)；专业摄影师运用技术和社会文化知识选择性地拍摄景物；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使用媒介话语精心编排出一个极具劝服功效的导游手册，最终完成影像表达。三方在整个过程中都需要遵循当代社会关于旅游发展、关于导游手册角色的约定。作者不无幽默地描述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页面里，以引起游客注意，让他们想到：“哦，这很有趣”，或者“嗯，这地方看来值得一去！”

据此，Caroline E．等人认为，地理背景并不能单纯地决定一个地方是否成为旅游目的地。对某一地方而言，不是其自我评价，而是外来因素合力对它进行的描绘使其成为人们所说、所观看到的“地方”。即，旅游地实际上是一个“意象”(image)，它由旅游运营商“经营”(operate)，由市场营销人员“包装成型”(model)，再由旅游者“使其具有生命力”(perpetuate)。供需双方共同建造了一个地方“神话”(myths)。

2. 自然界是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案例

旅游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旅游一直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热点，其中如何看待旅游地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加拿大学者Keri Cronin的研究可圈可点。他以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Jasper National Park，简称JNP)这样一个典型的生态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却一改不少学者从旅游地生态与环境监测、生态评价、旅游者行为管理等入手进行研究的惯例，而是收集有关JNP的旅游营销图片，对它们进行内容分析，解析图像中具体的构图元素(element)和修辞手法(rhetoric)，探究图像所隐喻的自然资源管理人员、旅游开发经营人员对JNP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资源利用的主张，由此剖析该旅游地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24]。

Keri Cronin注意到，导游手册、明信片、旅行指南里关于JNP的图片的画面“主角”始终是广阔无垠的原始森林或其它自然景观，似乎刻意避免出现人类活动的痕迹，以塑造JNP“未被侵染的、纯净的、新奇刺激的野生环境”之形象。但这显然违背公园的发展实情：其旅游业发展得十分红火，某些地段和景点常常游人如织。同时在导游手册里，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公园内一长串适合拍照的景点，以及相应的取景角度和时间说明。对此，Keri Cronin不无讽刺地写道：“在旅游营销文本里，自然界变成了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photo-opportunities)，导游手册简直就是一个为摄影发烧友服务的向导(shutterbug Guides)。”另外，研究者还发现，JNP的管理政策也大多是从有利于旅游发展的角度制定的，常常为取悦游客而人为干涉生态系统的自身循环。例如，公园有禁火规定，每年干燥季节里自然燃起的山火都会被立即扑灭，并在最短时间内原地补种树苗或草坪，目的就是保证游客的眼睛和照相机镜头所观察到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世界。

Keri Cronin进一步揭示，旅游营销图像树立的JNP“自然绝境(the sublime)”的形象诱使更多的游客前往观光体验。当这些被“艺术化唯美化”的旅游广告图片“洗脑”后的游客大量涌入时，很难期望他们能够自觉意识到JNP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以及过度的旅游、拍摄行为可能导致何种生态损害。研究者总结道，为了JNP的旅游业发展，公园管理者、旅游批发商和游客等群体的态度和行为都是“以人为中心的”(humancentered)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野生地(wilderness space)是一个非人类世界(nonhuman world)，人类可以不断地征服和利用它。就这样，摄影和旅游营销图像“进入了国家公园的生态过程(ecological processes)”，并在其中起到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

JNP案例再一次证明：但凡被营销者贴上“生态旅游地”标签的地方，永远维持“处女的” 形象和状态就成为它们的重要任务。因此，地方是表征的结果，被如何表征则受控于人类社会的选择。

3. 明信片是一种“社会能指”：札格勒布市案例

Sanja KalaposGasparac将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首都札格勒布市( Zagreb )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了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和二战后这两个历史时期内札格勒布市明信片中影像的不同[25]。研究发现，在第一段时间里，当地人一直有“札格勒布市是欧洲中心”这一地方认同感。明信片里的影像大都是展示该市精美绝伦的教堂、高贵典雅的文化场馆、古典厚重的城市雕塑以及奢华迷人的贵妇人等，那些五色琉璃、世界名画、人体线条、蕾丝花边等构图要素无时不在传递札格勒布市浓厚的浪漫主义文化气息。而二战后，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明信片里的影像则更多地试图树立“新札格勒布”、“人民的札格勒布”的形象，各种能集中反映“繁荣”、“进步”、“平等”、“祥和”、“兄弟手足情”等社会主义特质的生活场景成为明信片的画面主题，且这些特质通过陪衬物、拍摄角度、画面色彩以及文字说明等手段逐一突显出来。

同时，研究者还发现，以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明信片都形成了强大的劝服诱导功效，它们为游客量身定做了一个札格勒布市，通过符号和象征规定和指导了游客如何选择该市的旅游景点、如何欣赏城市风景、如何选择拍摄对象、如何产生“合适”的情感以及日后如何形成“应有的”记忆等。当然，两个历史时期的旅游者，也都分别认为自己欣赏到了当时札格勒布市的精华所在。

这一案例表明，明信片很容易被人们操纵，它是政治、审美、修辞的合力结果，是具有多种意义的强有力的“社会能指”(social signifiers)。无论是二战前的浪漫之都，还是二战后的社会主义新城市，札格勒布市都是城市管理者(政府部门)、旅游开发商、景点销售商以及游客等一起为自己精心重构的一个旅游地。他们共同策划并联合演出了一幕戏剧，所有演员各取所需：旅游产品的供给方获得金钱，旅游产品的购买方获得畅快、愉悦或刺激等体验。

四、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

从西方学者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归纳他们频繁使用的核心概念，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洞察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基本特征和实质，准确把握国外同行的若干理论点。笔者视这些核心概念为“关键词”。通过串连、参照、对比、整合这些关键词，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西方学者关于该议题的一条理论主线。

1. 抽取关键词

这些核心概念可划分为如下5部分：

第一部分属于旅游地视觉表征问题的研究基点，或者是一个理论分析工具，主要有“凝视/被凝视”(gaze/gazed)这一对关键词[26-34]。

第二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解释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人及其行为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发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和“编码/解码”(incode/decode)这两对关键词[35，36]。

第三部分是西方学者进行旅游营销图片视觉分析时重点使用的概念，包括“图符”(icon)、“符号”(sign)和“符码”(code)等[37，38]。

第四部分是西方学者揭示旅游营销图片如何激发人们产生旅游动机时所频繁使用的核心词语，包括“表征”(representation)[39，40]、“隐喻”(metaphor)[41]、“叙事”(narrative)[42，43]、“修辞”(rhetoric)[44]、“象征”(symbol)[45，46]、“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47，48] 等。显然，这些关键词分别援引自符号学、修辞学、叙事学、语用学以及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学派。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融日益深刻和广泛的事实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第五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回答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之本质的核心词语，包括“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49，50]、“话语”(discourse)[51，52]、“权力”(power)[53-55]等关键词。

2. 阐释关键词

上述5类关键词深刻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化表征和社会性构建的原因与过程，其间有复杂多样的政治缘由和意识形态问题。笔者将选择其中几个关键词进行阐述。

第一，“凝视/被凝视”。它表明旅游者(凝视主体)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凝视客体)之间的关系。旅游，原本就是一个看与被看的过程，游客正是通过欣赏旅游地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而获得审美、愉悦、刺激、新鲜等情感体验的[11]。而在西方文化里，凝视主体与凝视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着某种权力之争。“凝视/被凝视”这一对概念其实就暗含有这样一个观点，即，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显然，“凝视/被凝视”是国外同行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视觉化地表征？其中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意义是什么？”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所有相关论述都由此深入展开。

第二，“发送者/接收者”和“编码/解码”。它们描述了旅游营销文本与游客之间的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广告设计者以满足游客需求的原则对旅游地景观进行重新设计，精心拍摄广告图片并撰写文字说明(即编码)，然后以明信片、导游手册等形式销售或赠送(即发送)到游客那里；游客阅读和理解这些营销文本，并做出自己对旅游地景观和吸引力的判断(即解码)，决定是否出游。

第三，“图符”、“符号”和“符码”。这是社会批判、传播学以及视觉文化理论中常见的核心概念。其中，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人的动作与姿态、服装、建筑、饰物等所有的社会与文化活动或产品都可以视为符号；而符码则是这一套受制于使用它的文化成员明确或不明确赞同的规则的符号系统[11]。换言之，文化成员不仅借助于这些符号和符码去表达、传递和构建某种意义，同时也有意无意地采用固有的文化惯例和规则破译并理解这些符号、符码。基于此，整个社会生活得以延续和推进。显然，旅游广告的设计者(我们完全有理由扩展到旅游产品的开发商、经营商)和旅游广告的阅读者(包括潜在游客和实际到访游客)都是这样一些文化成员，他们共同通过某些符号、符码来完成旅游产品的供给与消费。于是，在西方学者分析明信片或导游手册里的旅游营销图片时，画面主角、色彩、拍摄视角、背景物、附加文字等各个要素就被他们视为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表征和社会建构的理想切入点，国家公园的原始森林、城市街头的灯饰图案、女性衣裙的蕾丝花边等也都成为一系列符号被逐一探测和解释。

第四，“表征”、“隐喻”、“叙事”、“修辞”、“象征”、“意指”、“能指/所指”。国外同行通过这些词语揭示了一个事实：旅游营销图片其实就是使用一系列符号，通过隐喻、修辞、象征等手段引起旅游者的情感共鸣，促使他们产生旅游的欲望。例如，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森林是一种符号)象征生态旅游地的处女地性质，贵妇人华美的衣帽(衣帽是一种符号)隐喻城市古典文化，海浪、悬崖、野生动物意指未被征服的自然界绝景，等等。

第五，“文化再生产”、“话语”和“权力”。这些关键词揭示出旅游地被表征和社会构建的最本质问题――如何生产意义？如何使意义合法化？谁掌握了权力？首先，这里需要分别解释“文化再生产”和“话语”的含义。因为与前述若干关键词相比，它们并不为人文地理学家所普遍熟悉，而是国外同行从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转借过来的概念，带有某种“后学”倾向[56，57]。

“文化再生产”表示文化领域作为一个各阶级为争夺社会利益而在意指方面进行不断斗争的场所所发挥作用的方式。其结果是文化在任何时代都或隐或现地有利于解释支配阶级的利益，有利于他们的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于是，文化再生产就是使统治阶级集团利益的社会权威自然化与合法化的过程。同时，什么能够得到再生产不是一个可预知的结论，而是特定空间与时间中运行的文化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58]。

同样，在文化研究和批判学派那里，“话语”也决不简单地等同于“语言”。前者本身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属性，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同时，话语是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形构的产物，它体现着权力关系，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所产生的。话语包括电视和新闻这些媒介话语，以及诸如医学、文学和科学等制度化的话语。因此，话语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各种话语无不体现着社会权势的意志，无不对应着特定的权力机构[59]。

借鉴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的上述观点，西方学者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构建为某种非真实世界的深刻内涵，即，刻意设计、规划和选择性拍摄旅游地景观，然后通过明信片、导游手册等旅游营销方式将其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并最终强烈地影响游客的消费决策和体验，这一切行为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再生产。同时，这样的文化再生产并非随意或偶然地发生的，而是文化产业的各个相关机构(institutes)(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图片社、出版商等)通过国家各项发展政策、经济法律制度等共同界定和规范了旅游者的凝视主体地位和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凝视客体地位，其后暗含着复杂的制度化、政治化操纵意味。换言之，旅游营销图片就是媒介话语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和洗脑功能；旅游者掌控了话语权，他们决定了究竟哪一地方能讲故事，为谁讲，以及如何讲。

至此，我们就可以勾连到第一类关键词“凝视/被凝视” 进行初步总结：正是因为要满足旅游者观光、凝视和消费的需求，旅游地才被表征和社会性地建构为游客所希望的“模样”。迎合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塑造和强化旅游地形象的根本动力之一。

3. 简析西方学者的理论走向

在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文化转向”思潮这一重大理论事件中，各个分支学科各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文化地理学的要点就是借鉴“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最新成果，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人文地理学的分析体系中。在“新文化地理学”看来，“景观”并不是传统文化地理学所定义的“那些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风景，或一片土地”，而是人类对世界的“多种解读方式”(ways of seeing)[60]。至于区域地理学，学者们则普遍关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地方”定义为“利用空间来提供社会相互作用的场所”的观点，开始偏重小尺度的视野。于是，作为对文化转向的响应，“新区域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就由过去的“区域”(region)转变为被赋予了社会化涵义的“地方”(place)。在“新区域地理学”看来，“地方”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个人和各种组织实现其功能的限制空间[61]。基于此，我们对比分析前文所述的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的前沿研究，就不难发现他们是在旅游研究领域里接受和演绎了人文地理学中关于“景观”、“地方”的某些新观点。在他们看来，所谓旅游地形象并非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相反地，它受制于人们观看的方式(即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思考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后现代地理学关于“空间”(space)概念的某些观点，来理解西方学者对旅游地视觉表征的若干结论。例如，后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专著《空间的生产》里指出：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其物质属性，更有其精神属性[62]。著名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其著作《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的后序里写道：“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体现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63]。西方思想界大家、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更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64]。他论述道：“是的，空间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极为重要；空间在任何权力的运作中也非常重要。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渡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65]并非巧合地，在剖析旅游地的视觉表征时，不止一位国外同行提出这样的观点：摄影术提高了人类操纵视觉空间的能力，它可以反映事实，更可以创造事实。摄影中常用的方法，如取景、剪裁、调焦距、柔化、布景以及对底片的技术处理等，都使它具有隐藏、神秘化和欺骗等功能。实际上，摄影照片从来没有描绘客观事实，它总是陷入社会、经济意义所编织的网中，参与社会历史进程。当与旅游营销目的结合时，摄影便表现为社会权力手段，旅游地(“地方”)按照人的意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被重新构建。因此，无所不在的旅游营销图像帮助人们搭建起一个想象的空间――旅游地。在那里，山水、树木、雕塑、街灯等景物都被赋予特殊意义；在那里，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之间凝视/被凝视的权力关系得以体现和强化。显然，这是后现代地理学和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思想(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在旅游研究中的某种渗透和引用[11，66]。

应该说，把艰深晦涩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应用于旅游现象的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存在不少或牵强附会或肤浅僵化的缺憾。然而，他们探索性的前沿工作却极大地丰富了旅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拓展了人地关系、人人关系的思考方向。当然，对他们的某些社会批判思想也应该结合其国家发展状态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具体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学者的批判目的并非简单地否定一切(如否定旅游广告、否定图片营销、否定旅游需求)，而是希望提出一种思考社会现象的方式来帮助人们理解旅游现象。

五、 对我们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成熟旅游地异常重视旅游市场营销，某些深藏于偏僻山区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也因其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而被迅速纳入到旅游消费市场中。通过摄影营销图片和各种大众传播媒介，这些区域特有的人文事象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知。它们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某种审美与消费偏好，并获得了社会制度、政策以及相应组织、机构的引导和支持。虽然国情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旨意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国外同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学术观点进行如下思考：当下国内旅游营销文本的特征是什么？它们如何介入到旅游地的发育过程中？这又反映了怎样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缘起与结果？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能仅仅停留于某一具体研究议题的层面，本文的写作初衷也绝非局限于旅游话题，西方学者在人文地理学领域内异常活跃的科研探索才真正需要引起国内同仁关注。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在国内最近两、三年问世的传介西方学界关于都市文化和空间研究的若干新观点的译著或编著中，有不少是专业背景为文艺美学的学者完成的。例如包亚明[67-70]、周宪、许钧等[71，72]学者，他们对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苏贾②、米歇尔・福柯等学术大家思想的评述十分可贵，其中不乏对“地方”的文化研究和后现代地理学倾向。相反地，国内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们却显示出某种缺席，无论是编译、述评还是实证研究，近来相关论著所见不多[73]，这或许是一个遗憾。笔者谨借旅游地视觉表征这一小议题，提示国内同行应该对西方人文地理学及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保持必要的学术敏感性。

注释：

① 虽然有译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但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学界学多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参见：(1)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2)张祖林：《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4期。同时，该流派的创始人段义孚(Yifu Tuan)先生也同意“人文主义地理学”这种译法。故本文采纳之。

② 当代杰出的地理学家Edward W. Soja，国内也有人翻译为“爱德华・索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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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自2003年诞生以来，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各种理论拓展和实证检验的文章纷纷涌现。其中，部分学者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经典结论；［1］［2］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反而低于非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并把悖论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特征。［3］

与新新贸易理论引起的广泛关注相比，另外一种紧随其后产生的重大理论突破在我国却几乎无人关注，这就是在异质企业理论扩展到区域经济问题时发展起来的新新经济地理（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NEG）。新新经济地理将企业或居民的差异性特征引入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以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条件，发现产业集聚时“中心-”的企业是不一样的，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自 本文获得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1BJY00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1YJC790101）的资助。我选择”地分布在经济中心，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激烈竞争而居于经济，这一基于经济个体差异的分析模式为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微观基础，必将对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城乡收入差异问题的测度、地区间人才分布等问题的考察产生深远的影响，并进而系统地影响中国未来区域经济规划、城乡发展、国民收入分配等政策的制定。即使从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新新经济地理在微观领域研究的突破，也绝不亚于新经济地理的学术贡献。因而将新新经济地理的当前研究成果及时介绍到国内，使国内学者能够在理论发轫之初迎头赶上，已经成为一项迫切的工作。

为了系统地总结和梳理新新经济地理的发展成果，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呈现新新经济地理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横向来看，本文遵循理论发展的逻辑顺序，介绍了新新贸易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关联；从纵向上来看，本文对比了这两个“新新”理论与上一代“新”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的差异，从而直观地呈现了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价值。（2）对新新经济地理的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了理论构建常用的三种模型及其模型背后的理念。本文总结现有文献发现，较之于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和新新贸易理论所主要采用的DS模型，新新经济地理的基准模型更加多元化，但总体来看，主要有DS模型、BEJK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三种，其中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3）理论研究的突破往往能够带来实证研究方面一系列的进展，因而，本文对当前国外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除此之外本文还展望了新新经济地理与企业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及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这三大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二、新经济地理的突破与局限

（一）前克鲁格曼时代：空间不可能性定理

空间经济学在经济学主流理论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Krugman后才得以改观。因而诺贝尔经济学评审委员会将经济地理学划分为“前克鲁格曼时代”（Before Krugman, BK）和“后克鲁格曼时代”(After Krugman, AK)。在BK时代，仅有的两个经济地理学模型是Von Thunen的空间利用模型和Hotelling的区位选择模型，但这些模型并不能刻画当代经济的集聚特征。马歇尔虽然精彩地描述了产业集聚产生的三个原因：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储备和信息传播，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数学工具予以刻画。

从理论上讲，空间因素在经济学中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并且假定所有生产与消费都可以抽象为一个点，因而得到的是一个无城市的世界，这与现实中到处是产业集聚和城市快速发展的事实相矛盾。范剑勇认为城市化和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规模经济、区域化和城市化。［4］但可惜的是，经济学一直在沿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并没有将上述显而易见的经济现象模型化。数理模型的约束常常导致经济学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易于求解的常数规模报酬和完全竞争模型，甚至可以说，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优美与简约，导致经济学家产生了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然而，只要坚持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就不可能产生空间经济学。这是由于在完全竞争分析框架下，经济个体在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时，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市场给出的价格，而个体无法影响价格，也无需考虑厂商或消费者的地点问题。Starrett为此提出了空间不可能性定理：如果空间是同质的、运输成本为正，消费者的偏好满足局部非餍足性，那么地区之间就不会存在运输商品的竞争性均衡；也就是说一旦考虑到区域问题，完全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将难以成立。［5］

（二）后克鲁格曼时代：规模报酬递增视角下的产业集聚

要解决空间不可能性定理问题，要么需要放松完全竞争假定，要么需要放松地区同质性假定。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条途径解决这一问题：（1）强调地区差异，相关理论主要有比较优势学说和Heckscher-Ohlin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地区贸易和专业化产生的原因是各地区之间不平衡的技术水平或资源禀赋。（2）城市经济学则强调产出与消费的外部性问题。（3）产业组织理论上的区位选择模型，则强调市场力量和不完全竞争。这三种分析框架都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直到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后，［6］以上因素才得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融合起来。Krugman(1991)在建立新贸易理论之后，将Krugman（1979）所蕴含的地区规模经济思想重新挖掘出来，标志着经济学家所称的“新经济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或地理学者所称的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的诞生。［7］

在BK时代，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遵循不同的规则、讨论不同的话题、运用不同的建模方法；在AK时代，经济地理与贸易理论开始融合：规模经济作为一种凝聚力量同时决定着国家之间的专业化（贸易理论）和地区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地理）。虽然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是解释复杂经济地理现象的关键性因素，但由于当前还没有非常成熟的模型刻画外部性，因而当前新经济地理建模的主要假设前提是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

（三）新经济地理面临的挑战：忽视微观个体差异并缺乏微观基础

过去20年是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被誉为是经济学研究中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革命的第四次浪潮。但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1）缺乏微观基础。虽然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视角下，企业聚集会产生规模收益，但这种收益的具体发生机制还是一个黑箱。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探索文献分为两条线路展开：一是企业主动寻找共享机制，该机制又可具体地分为基础和公共设施的共享和专业化分工效益的共享机制；二是城市集聚使搜寻和匹配成本降低的匹配机制。但是，这些对微观机理探索的相关研究仍然处于狭隘和分散状态，所谓的狭隘是就视角而言的，所谓的分散指的是目前没有文献将不同的视角有机地整合起来，因而纵观新经济地理的发展脉络，亟须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整体性理论。（2）忽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体差异。新经济地理主张产业集聚会给企业带来收益，问题是，如果这个结论成立，为什么还有许多企业分布于呢？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大城市的企业拥有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人均资本、更高的生产效率，农村中的企业往往很难跟城市中的企业匹敌，但新经济地理却无法分析这些差异。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与主要模型框架

（一） 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

与新经济地理产生的过程类似，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也是在贸易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所不同的是，从新贸易理论（Krugman,1979）到新经济地理（Krugman,1991）产生，期间大致间隔了12年；而从新新贸易理论（Melitz, 2003）到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不超过5年时间。①20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Krugman，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空间区位”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两个方面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但新贸易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Bernard and Jensen(1995)运用1976-1987年的企业出口数据发现，即使在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参与出口的美国企业也仅占企业总数的很小一部分，而且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规模大、生产率高、资本密集程度强；Bernard and Wagner(1996)针对德国，Clerides, Lach and Tybout(1998)针对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 Aw et al (2000)针对中国台湾的研究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先前的贸易理论往往用宏观层面上的优势来说明贸易发生的原因，无法解释为什么微观层面上只有小部分企业参与贸易的问题。

2003年以Melitz为首的经济学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企业异质性解决了这一问题，［8］成为继新贸易理论之后的另一理论高峰，被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或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假定是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由于出口面临可观的沉没成本，因而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弥补这一成本获取正利润，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固守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由于这一理论能够解释各国出口的实际状况，并与相关实证检验相互呼应，迅速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主流理论。

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异质性的分析框架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国际间的商品贸易问题，也可以用于分析国内区域间的商品生产问题，因而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迅速催生了新新经济地理。新新经济地理假定，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高生产率的企业由于能够经受激烈的竞争，因而能够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竞争只能分布于。这种分析可以解释新经济地理“中心―”结构中存在“质”的不同，处于经济中心的企业与企业相比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不仅仅是新经济地理所看到的企业产出规模、企业雇佣人数等外在的“量”的差异。很显然，这一理论不仅可以深层分析地区间经济差距，而且可以分析城乡差异、城市层级体系演化、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等问题，因而引发了经济地理领域的重大革新，激发了一系列研究成果。［9］［10］［11］Behrens et al.综合了这些研究成果，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归结为三大效应：（1）产业集聚效应，指企业集中在某一区域产生的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2）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主动选择到大城市工作；（3）市场选择效应，指由于竞争激烈，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能在大城市中生存的现象。［12］

Ottaviano（2010）借鉴了Baldwin and Robert- Nicoud（2005）等学者将新贸易理论引入企业异质性后的新发展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将引入企业异质性问题的经济地理方面的新进展称之为“‘新’新经济地理”。［13］下表1总结了新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相关的两论和四种模型间的关联。

（二）新新经济地理的三大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虽然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但模型的构建更加多元化，从当前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型框架：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BEJK伯川德竞争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从现有发展趋势来看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

1 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分析框架。Dixit-Stiglitz(1977)所创立的常替代弹性模型一直是经济地理方面最常用的分析模型，以至于Fujita和Krugman称整个新经济地理都是建立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冰山交易成本、演化以及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基础上。由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的，所以，新新经济地理的部分文献也沿袭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 and Okubo运用DS框架证明了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下，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会主动选择市场更大的区域、而低生产率企业分布到，这样就解释了“中心-”结构中企业本质性的效率差异。［9］Behrens, Duranton, and Robert -Nicoud也运用DS垄断竞争模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的高效率特征；［12］Okubo et al, Combes et al等运用DS分析框架对市场规模和企业效率的研究也得出两者正相关关系的结论。［14］［11］

但DS模型框架存在如下缺陷：（1）DS模型下的方程求解极为困难，以至于在多数情况下得不到解析解，因而不得不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研究参数变化的影响。这种求解过程显得不全面、繁琐，而且有时得到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2）DS模型框架下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不变，由此决定了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进行定价时的加成比例也是不变的。如表2所示，DS模型下商品间替代弹性为σ=1/(1-ρ)，这决定了企业的最优定价策略为边际成本ω/φi乘以加成比例σ/(σ-1)。这意味市场规模无法反映在企业定价公式中，因而严重削减了DS模型在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解释力。表2 DS模型与OTT模型比较

基本函数定价公式经典文献DS模型UQ=［∫i∈Ωq(ω)ρdi］1/ρpi=σw(σ-1)φiBaldwin and Okubo（2005）

Behrens et al.（2010）OTT模型U=α∫i∈Ωqcidi-12β∫i∈Ω

(qci)2di-12γ(∫i∈Ωqvidi)2pi=α-βqci-γ∫i∈Ωqcidi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

Foster et al (2008)[HJ0〗

2 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竞争分析框架。由于DS分析框架通常假定消费者对某种工业品的需求弹性为常数，结果导致企业定价与市场规模无关。因而新经济地理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界能否建立一个囊括空间因素的更有解释能力的一般均衡模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建立了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的分析框架。［15］OTT垄断竞争分析框架除了能够分析产品之间的近似替代特征，以及随着产品种类增加消费者效应得以提高的多样性偏好之外，还具有如下优点：（1）企业最优定价策略随着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影响消费者需求的除了产品本身的价格效应，还有同类产品的交叉价格效应，这就克服了DS模型中企业实行固定成本加成法的缺陷。从表2第3行第3列的定价公式可以看出，企业定价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2）OTT模型用准线性函数替代了柯布-道格拉斯和不变替代弹性的双重效用函数，所有的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的线性表达式表示，因而具有完全的解析分析能力。

Melitz and Ottaviano（2008）运用OTT分析框架证明了市场规模和贸易可以影响竞争的激烈程度，而竞争激烈程度又反作用于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选择，结果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10］Okubo et al运用OTT框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14］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运用OTT分析框架，可以料想OTT模型可能是未来新新经济地理的主要分析框架。

3 BEJK框架。新新贸易理论除了Melitz(2003)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外，还存在另外一个替代性的BEJK模型。［16］Holmes, Hsu and Lee在BEJK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家和企业异质性生产率分布，得到了BEJK模型下的新新经济地理模型。［17］该文假定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同质产品间针锋相对的竞争，而不是DS模型下的差异化商品的竞争；此外，企业生产率服从“厚尾分布”。他们发现在企业家和劳动力可流动条件下，产业集聚地区的企业会有较高的平均生产率。与DS模型经典结论不同的是，BEJK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生产效率方差较大，而在DS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企业的生产率均值较大。总体来看，运用BEJK模型研究新新经济地理的文献相对较少。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其他研究方向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因而，当前部分研究将两个“新新”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与新新贸易理论）结合起来考虑。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8）将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区位相互作用的结果，发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高效率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产生分离，贸易成本的减少将会导致低成本企业实行产业集聚，而高成本企业则迁移到小国家中去后，其结果是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选择效应发生逆转，这是由于市场中的消费者足够多时，高成本的企业宁可选择激烈的大市场而不选择竞争缓和的小市场，因而市场规模与生产效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18］而在Baldwin and Okubo(2006)和Melitz and Ottiviano(2008)的文献中这种关系是单向的。［9］［10］

市场竞争较为激励的区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也较为频繁，Asplund and Nocke研究了市场规模引发的竞争程度与企业更替率之间的关系，［18］他们假设企业的生产率服从一个马尔科夫过程，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竞争的均衡条件是：高效率的企业生存，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并被新进入者取代；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市场进入成本与企业更替概率负相关，固定生产成本与更替率正相关；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企业更替概率与市场规模正相关，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平均寿命更短。而Foste, Haltiwanger and Syverson则发现新进入企业的定价要比在位者更低，这意味着以往的研究过低估计了新进入者的价格优势和对总体生产率的改进作用，同时说明了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产率优势不仅来源于已有的企业淘汰机制，也源于新企业的产生。［19］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实证研究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是最近几年产生、2010年才有正式名称的前沿理论，因而国内外实证研究都比较匮乏。先前虽然也有学者对企业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但这些考察主要依据的是新经济地理，由于新经济地理将区域间生产效率差异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产业集聚效应，而忽视了各地区之间还可能存在的人才结构差异和企业生产率效益，因而以往研究往往过高估计了产业集聚的作用。［9］［12］

Behrens et al运用新新经济地理三大效应检验地区间收入差距。［12］ 发现2000年美国276个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对城市人口的弹性为0082，这意味着城市人口每增加1倍，人均收入增加82%；但在控制了人才因素和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后，这一系数下降到46%，这说明新经济地理的确容易高估产业集聚的作用。类似的研究还有Venables，他认为城市中企业的生产率较高是因为城市本身可以视为是一种自我选择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较高能力的劳动者将主动选择生活在费用高昂的大城市，并把这种生活状态当作一种高能力的信号显示机制，所以，这种自我选择提高了城市中劳动的匹配程度，并最终提高了全市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20］Combes et al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虽然引起工资差异的原因很多，但运用法国工人的面板数据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工人特征、劳动者固定效应、产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地区间工资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体劳动技能；如果采用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而不控制劳动者异质性，将会导致集聚经济的估计偏误，偏误程度高达100%。［11］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研究展望

自从1991年Krugman的奠基性论文《规模经济与经济地理》诞生20年以来，新经济地理一直致力于解释“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而忽视了各地区间的企业与人力资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差异。新新经济地理充分考虑企业和劳动者的“微观异质性”(micro -heterogeneity)，使我们对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研究从“量”的层面深入到“质”（微观效率）的层面，为我们观察空间经济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1 将企业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相结合，研究地区间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都建立在微观企业基础上，这意味着企业理论或契约理论中的交易费用学说、产权理论学说等理论框架可以扩展于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当中。Antras and Helpman将产权理论中的GHM模型运用到新新贸易理论获得的成功，使我们不难预见企业理论结合到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巨大潜力。［21］企业理论从Coase(1937)发展至今已经相对成熟，所以与新新经济地理交叉领域的研究必将是激动人心的。

2 将企业异质性的研究深入到人力资本异质性。新新贸易理论将企业异质性作为研究基础，但没有回答异质性的来源问题，因而在理论逻辑上并不是自洽的。较之于新新贸易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似乎有更多的回答异质性来源的条件，由于劳动要素在国内是自由流动的，因而劳动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行为可能客观上产生了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差异。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9）、Behrens et al（2010）等学者已经发现了这一潜力巨大的研究方向并进行了一定研究，但相对于人力资本地区分布这个重要话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3 对中国而言，新新经济地理为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城市体系和开放条件下的地理格局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武器。（1）从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视角来看，当前中国存在着城乡发展差异、地区差异和工农差异三大社会问题，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劳动者素质差异、企业效率差异等全方位深层次的差异。（2）从城市层级规划来看，当前中国正在兴起的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运动，亟须理论层面的指导，新新经济地理可以为城市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3）从开放经济的视角来看，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引发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来考察对外贸易引起的中国内部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很可能也将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注释：

① Baldwin and Okubo(2006)的论文首开新经济地理研究之先河，但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的论文更具理论价值，因而，到底哪篇文章标志着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尚有待时间检验，这也是本文用“不超过5年”来描述这一时间段的原因所在。

② Krugman（1979）的论文之所以同时出现在两栏中，是因为该文对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都有所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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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ombes, P., Duraton, G., Gobillon, L., Puga, D., Roux, S. 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large cities: distinguishing agglomeration from firm selection ［J］.CEPR discussion paper, 2009, No. 7191.

［12］Behrens, K., G. Duranton, and F. Robert-Nicoud. Productive cities: Sorting, selection, and agglomeration, working paper, 2010.

［13］Ottaviano G.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11(1).

［14］Okubo, T., Picard, P., Thisse, J.-F. 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 ［J］. CEPR Discussion Paper, 2008, No.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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