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险学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财产保险学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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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险市场也不断发展完善，人们的保险意识不断增强，保险领域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增多，其中财产保险利益案件不断增长，这与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立法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我国《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应规定并作出了修订，逐步适应我国保险行业的发展，但仍存在不少的问题，引发了较多争议，有必要深入研究我国财产保险利益制度，完善我国保险立法。

一、财产保险利益的基本理论

财产保险利益制度是财产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法学界和保险学界对保险利益的探讨从没有停止过，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对保险利益的规定有所差异，认清保险利益的本质和功能，有利于探讨财产保险利益法律制度的作用和不足，完善财产保险立法规定。本文主要从大陆法系以及我国对财产保险利益的理论着手进行分析。

大陆法系中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的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和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局限在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上，并以保险利益为标准区分保险和赌博两种行为，这对保险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当然该理论将保险利益局限在所有权上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其逐渐被取代的重要原因。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分为直接保险利益和间接保险利益，并将保险区分为定额保险和损害保险，明确保险利益仅适用于损害保险中适用。该理论从民法体系中阐述保险利益，丰富了保险利益的理论，但同时该理论将保险利益局限在民法规定中，认为在规定之外就没有保险利益，不利于投保人利益保护和保险损失补偿。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突破了技术性利益的形式局限，将保险利益界定为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其缺陷主要在于仅从经济性的角度考虑保险利益，而经济利益判断标准不统一，容易被滥用。

我国大陆地区保险业起步较晚，理论界关注保险利益也较晚，早起研究成果较少，但是今年来随着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学界和实务界对保险利益关注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较多，就保险利益而言，主要有“适法利益说”、“利害关系说”和“折衷主义”三种学说。通常认为，财产保险利益的功能体现在避免赌博行为的发生、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和限制损失补偿的程度三个方面。我国现行《保险法》对保险利益以适法利益说为理论基础，认为保险利盏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来看我国财产保险利益主要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其主体是被保险人，标的是经济利益，该利益为法律所不禁止的，且该利益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

二、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的法律规定的进步性表现

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规定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财产保险利益主体规定的进步性。现行《保险法》区分开了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规定了两者各自的主体：前者的主体为投保人、后者的主体为被保险人。现行保险法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规定为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这是最明显的进步之处，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财产保险利益归于被保险人有利于实现分散分先、填补损害的保险目的，被保险人是保险标的的直接利害人，在保险标的出现约定情况时，损害的是被保险人，受益的当然也应当是被保险人，这能保障财产保险经济保障功能的充分发挥。确定保险利益主体为被保险人还能推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互助行为，拓宽保险业务范围，推进保险事业的发展。将保险利益归于被保险人，可以有效防止道德风险行为和赌博行为，促进社会稳定。

二是财产保险利益时效规定的进步性。现行《保险法》对对财产保险利益时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当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能主张赔偿。强调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而不是自保险合同签订时起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对于拓宽财产保险业务范围和促进财产保险发展大有裨益；这一时效规定能充分发挥财产保险分散风险和填补损害的保障功能，促进商事交易活动进行和社会经济发展。另外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转移的规定的进步性也有重要意义，保险标的转移后，保险合同的利益归为受让人，有利于维护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转让权利，节约交易成本，只要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做到通知义务，保险人人在一定条件下就应当继续承保保险标的，尊重契约自由，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三、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现有法律规定的不足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行《保险法》在财产保险利益规定方面仍存在较多的不足，下文将简要进行论述。

首先，对于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保险法》将财产保险利益规定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该定义具有原则性和模糊性，操作性不强。何为“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不同的人对此理解可能都存在差异，如果认为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将使得财产保险利益过分狭窄，在社会保险业务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肯定是不适应的，经济发展将会不断产生未被我国现有法律明确规定但是又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新利益，此种理解将使得新产生的利益不受法律规定，这显然与我国保险法的初衷违背。此外“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并不是所有被法律承认的利益都是保险利益范围的，利益有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之分，只有物质上的利益才可能属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而精神利益应当不属于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法律具有先天的滞后性，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是会出现新的未被现有法律认可的利益，按此规定，新出现的利益将不受保险法规定，这样过于片面，束缚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法分散风险的功能。

其次，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仅作了概括性规定，而未作例举式等具体规定。当前国外关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确定有三种立法例：利益主义原则、同意主义原则、利益主义和同意主义兼顾原则。无论何种立法例，都对财产保险利益作出了例举式规定，将实际中常遇到的利益予以明确规定，并用兜底条款进行范围周延。准确、合理地明确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能有效避免保险合同争议的发生，提高保险的目的性和功能发挥。

最后，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消灭规定存在不合理。财产保险利益的消灭主要是保险利益享有者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丧失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消灭将导致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经济利益归于消灭，保险合同效力自然终止。另外如果因保险事故外的原因造成保险标的消灭，保险人的保险利益也将消灭，保险合同效力也会终止。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消灭没有做出规定，存在立法缺陷，亟需完善。

四、完善我国财产保险利益法律的建议

（一）重新界定财产保险利益

完善我国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规定，首先要改变财产保险利益概念界定过于模糊和笼统的问题，未被具体规定的概念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根据上文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界定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讲财产保险利益界定为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这一明确概念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明确规定为被保险人，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产生经济损失时，被保险人依据其与保险人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请求其赔偿损失。需要注意的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利益请求权，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在确定被保险人时法律应予以具体限制，防范道德风险发生。“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利益可以是已经为法律明确认可的利益，也可以是法律制定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产生的符合法律精神的利益，这有利于拓宽保险保障业务的范围。“可确定的经济利益”是应保险填补损害功能出现的，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时，应对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进行准确评估，确定被保险人的损失金额。这一概念简洁扼要，也能完整、准确表达财产保险利益的内涵。

（二）增设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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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路的上，在北京工商大学校园里，又一次验证了朱志忠教授的观点。问道学生，众口一词：“校园里的名师，保险圈的名人，风趣幽默，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但是他很严格，对教学和学生要求很高。他的研究生不好考，竞争太激烈。”

“说得没错，我对自己弟子的要求较高，这是为了专业的长期发展。”王绪瑾直言，选弟子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德、才、貌一个都不能少。

“保险行业有自己的行业特点，加上我希望培养的人才是在保险行业能够有所作为的人才，所以定了三个条件：第一是德，品质要好，基本要求是以善为人；第二是才，专业基础过硬，包括笔头能力和口头能力两方面；第三是貌，强调气质，长相是父母给的，气质是自己培养出来的。”让王绪瑾由衷宽慰的是，毕业进入保险界的弟子就业较好、多居重要岗位，口碑业绩都不错，在海内外大学做研究的也是喜讯频传、成果不断。

说到教书，王绪瑾最初并不想教书，大学毕业时，校长和书记认为他学习认真、成绩好，让他当大学老师，北京商学院属于商业部直属的院校，要分给他们一个可靠的老师。

说实在的，大学毕业，谁都想到商业部去工作，但那个时代讲服从组织分配，王绪瑾也就无可奈何地干上了这一行。他是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慢慢地也就找到教书育人的乐趣了。从1983年开始，经过多年努力，他与同事一道，于1994年在北京工商大学创办了保险专业，2003年增设了保险精算学方向，并使该专业成学校专业亮点之一。

学者的观点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他认为专业的发展是众多保险学界与业界同行支持、学生与老师共同努力的结果。许多事情他放手给得力的两个副主任，两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不负众望给保险系带来一片活力。最近一例即是2007年底，由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系和教务处主办、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社承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赞助的“第二届全国大学生保险模拟法庭大赛”。来自北大、人民大学、中央财大、对外经贸大、南开、复旦、武大、上海财大、中山大学等全国10所保险名校的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由北京工商大学代表队获得亚军，该校代表队胡虹获得最佳辩手奖。

“这帮孩子素质好，能吃苦，有潜力。”学者经常称自己的学生为孩子，尽管欣赏爱护有加，仍严格要求他们。在他眼里，年轻人聪明、有潜力，但也需要引导。

2007年底，王绪瑾教授应邀参加了第四届“中国平安精英大学生励志计划”论文颁奖活动，让他高兴的是系里五位学生的论文在全国50多所参赛高校的110多篇参选学术文章中脱颖而出，占总获奖数30篇的六分之一，在2006年该系保险专业学生获奖6篇，也是占总获奖数37篇的六分之一，连续四年来，该系学生每年都获奖。这个活动一大特点是对论文质量要求严，论文要求具有较强的学术含金量。该系研究生2007年获奖的论文均曾在《保险研究》上发表。

研究成果较多对一个教授来说也是价值的体现。这算不上什么成果！王绪瑾不满意自己的成绩：做学问不应该是简单地为了发多少论文、出多少书，而是要论证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也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观点，若干年后大家看来还是值得读的文章，但要做到这点太难了。这取决于自身的理论水平、研究方法，还有保险市场的实践。

寻找中国保险市场理想模式

垄断竞争型是中国保险业的理想模式

《保险家》：最近学界一个讨论的热点是您提的关于中国保险市场模式的问题，你认为中国保险市场模式是一个什么模式？

王绪瑾教授（以下简称“王”）：在封闭经济环境条件，寡头垄断型模式是中国保险市场模式的理想选择，它既能够促进竞争又能够保障市场的稳定；而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中国保险市场的理想模式将是垄断竞争型模式。

《保险家》：有最危险的可能选择？王：在我国目前而言，那就是自由竞争型危险模式，因为它也可能带来中国保险市场的不稳定，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保险家》：中国保险市场的理想模式将是垄断竞争型模式，您得出该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王：中国保险市场模式的选择是基于以下依据：

第一，保险公司自身特点需要一定的垄断。由于保险公司是风险管理企业，只有具有一定规模的保险公司，才能在其它小型保险公司破产时有大型保险公司接管，从而使被保险人得到保险保障。1997年到2002年日本8家寿险公司破产，被大型保险公司接管，就是较好的先例。

第二，规模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垄断。由于一定经济规模可以降低费用率，因此，由于规模经济的要求，促使保险公司向一定的规模化经营。

第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需要打造保险“航空母舰”。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保险公司之间的国际竞争，各国为了提高本国保险公司的竞争力，在产业组织上将会注重打造民族保险业的“航空母舰”。

第四，入世承诺。中国的保险入世承诺中，只对申请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条件做出了规定，而加入时营业许可的发放不设经济需求测试或执照数量限制。这就决定了将会有大量的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

第五，中国国情。据统计，2006年，财产保险最为发达的为广东，市场份额为第一位占13%，其次为江苏占7.98%；人身保险最为发达的为广东，为9.96%，其次为江苏9.25%和北京7.92%。保险业落后的5省区保费收入的市场份额仅仅为1.72%, 不及中部地区一个中等省的份额。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发达，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因而政府一方面加快东部发展，另一方面扶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开发保源。

《保险家》：如何实现这个模式，有何建议？

王：主要是一些宏观政策建议。

第一，加速保险市场主体的培育。尤其是加速保险中介市场主体的培育，发挥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在市场上的传导作用；完善再保险市场主体，构架以再保险集团为主的、多主体的再保险市场体系。

第二，打造保险航空母舰。国有保险公司进一步进行深化股份制改造；对原有的股份公司应当逐步增资扩股，并且逐步引入民营资本，以提高其偿付能力和竞争能力；在股份制企业制度下逐步打造民族保险业的保险“航空母舰”以提高保险业抗风险的能力。

第三，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律法规，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完善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建立以《保险法》为核心的配套法律和法规；另一方面，结合本国国情，进一步修订《保险法》。

第四，实现保险监管职能和方式转变。保险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监管职能转变在于发挥监管部门应当发挥的职能，并增加监管的透明度；在监管方式方面，应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建立组织机构和监管制度。

第五，完善行业自律和企业内控制度。行业自律的目的在于使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保险行业的利益。要让中国保险行业自律组织真正成为中国保险行业利益的代表。

第六，要进行保险营销渠道的创新，充分发挥保险中介的作用。一方面，推进有关保险公司产品的交叉销售；另一方面，通过允许利用中介展业降低成本，同时设立理赔服务部控制风险，扶持中小保险公司的发展。

创新是主题

《保险家》：您刚才提到完善保险法律，意味着法律修订？

王：是的。

《保险家》：具体说《保险法》应该在哪些条目上进行完善？

王：保险业法待研究的问题中，可概括为保险业法和保险合同法，两方面都需要修改。从保险业法看，主要为保险组织形式和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从保险组织形式看，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保险需求的多层次性，各种保险组织形式能够满足不同需求。目前中国保险法规定的保险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及其他组织形式。而在国外，相互保险公司和保险合作社也是保险组织的重要形式。尤其是相互保险公司，在1999年全球500强中的53家保险公司中，占有21家；在2000年全球500强中的49家保险公司中，占有17家，这是因为相互保险公司有投保人与保险人利益一致性的重要优势。因此，中国的保险组织形式应当有：股份有限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保险合作社，以及其他保险组织。从资金运用监管看，应当放松投资方式、控制投资比例。

从保险合同法的修订看，在不可抗辩条款、受益人条款等均有待完善。

当然，也有金融一体化问题。目前在中国存在银行保险，有银行保险业务，也有控股公司，也存在购并，但金融控股公司法尚未颁布，适应银保融通的金融控股公司法亟待制定和颁布。

《保险家》：说到组织形式的创新，有观点认为大量的保险中介组织生存已经困难，还有必要提保险组织多样化？

王：组织形式创新是需要的，应该多样化。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保险需求的多样性；保险组织功能的差异性；同时，有利于构架中国垄断竞争型保险市场模式。一方面具有大量的公司存在，利于促进竞争；另一方面少数公司所占市场份额较高，利于保证保险市场的稳定，从而，使被保险人得到保险保障。为此，应当打造中国的“保险航空母舰”，通过国有独资公司股份制改革、股份公司的增资扩股，以及一定程度的购并来实现。

保险组织如何创新？要多元化。由于已经入世，为了保护民族保险业，应当适当发展一些相互保险公司，在有些地区或行业，发展保险合作社，如农村、渔船业。同时，国有独资公司，将面临逐步股份化，以提高其融资能力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形成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的国有独资公司、相互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自保公司为补充的多样保险组织。优秀的中介忙着跑马圈地以期上市，大量的中介为生存而战，这里涉及的是保险服务创新的问题。

《保险家》：保险服务创新有哪些内容？

王：保险服务创新方向是服务的综合化，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是，银行、证券、保险融为一体经营，跨业经营在所难免。短期内，从银行窗口销售保险商品，对保险业只是多了一个代为促销的机构，但长期而言，保险及银行的结合，已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保险业应有所准备。

银保业务的融通目前在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银行已经保险业务，但规模较小，主要是人身保险业务。在近期内还会扩大，主要是保险业务。目前在国外银行保险在寿险业务比例在逐年提高，从1994年到2004年，法国从55%上升到62.5%，英国从12%上升到17.2%；意大利从12%上升到59.1%；德国从8%上升到23.5%；西班牙从21%上升到73.7%。

逐步与国际接轨也是必然，一方面保险消费者消费需求的综合化，要求我国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套餐”或“保险超市”，甚至“金融超市”；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不仅要在承保方便、及时理赔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好基本服务，而且要在承保后和理赔中提供附加服务。

《保险家》：保险营销渠道的创新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王：要充分发挥保险中介的作用。

一方面，推进有关保险公司产品的交叉销售；另一方面，通过允许利用中介展业降低成本，同时设立理赔服务部控制风险，扶持中小保险公司的发展。具体讲，在目前条件下，展业要创新，即网络销售、电话销售、柜台销售和陌生拜访相结合；保险公司直接展业与保险人展业、保险经纪人展业相结合，并以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展业为主。

目前中国电脑和网络发展非常迅速，相应地，网络在保险业的运用也将较为广泛，主要表现在公司的管理和销售方面。国民保险意识和网络的发展状况，网络销售近期发展将较为缓慢。现在网络销售主要应用在人寿保险和部分财产保险中的简易险种；然而，从长期来看，网上交易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监管路径

《保险家》：保险投资是现代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保险投资监管如何与时俱进？

王：保险投资监管的方向是，放松投资方式，控制投资比例。在立法上，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比例。从法律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盈利性。显然，协调是十分重要的，法律应当为保险投资监管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在注重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同时，也规定了投资比例。如美国纽约州、日本、德国、我国台湾等均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涉及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而且规定了某一投资方式投资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

当然，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立法是需要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愈大，表明保险公司可自由运用的资金愈多，则保险投资方式上可选择盈利性大、风险高的方式。由于保险监管的核心在于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所以，对保险投资监管的核心在于提高其偿付能力。

《保险家》：刚才谈到了对保险公司的风险问题，如何看待？

王：自从1980年我国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内外部环境所限，如内控制度不十分完善、人才储备的紧缺以及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变化等，都可能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因此，需要严控保险公司的风险。但这都是发展中的风险，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完善，将会逐步解决。

《保险家》：对保险公司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的对策有何建议？

王：对保险公司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从两个基本途径入手，一是保险公司自身内部的风险管理；二是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风险的预防与监管。保险公司自身进行风险管理的对策，第一，加快人才培养、加大技术开发与引进力度；第二，加快自身组织机构建设、强化内部相互监督、制约机制；第三，树立科学的市场经营理念。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要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只有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才能对保险公司的风险状况进行及时地了解、监控，才能及时地发现保险公司面临的潜在风险，进行及时的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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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保险专业起步普遍较晚，且开设保险专业的高等院校和科班出身的高学历保险专业教师数量有限，故在保险学课堂教学中还存在以下有待改进的问题。

（一）教师缺乏行业实践经验

保险学课程实务性和综合性较强，对任课教师的整体要求较高。为确保在投保、核保和理赔等实务性较强环节的授课更接地气，教师理应具备一定时期的业内从业经验或挂职锻炼经历，然而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有很大一部分高学历教师从校园进校园，尽管理论知识渊博，但对保险学实务篇的认知有待加深。

（二）授课内容与人身保险、财产保险存在一定的交叉

保险学课程是保险专业学生的核心专业课程，同时该课程也是人身保险、财产保险、保险营销学、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学等课程的先导课程，因此在保险学教学内容设计和安排上不可避免会与其他课程出现一定的重复，对于任课教师而言，如何适当把握对后续相关课程的铺垫程度也是教学的一大难点所在。

（三）教学方法以传统讲授法为主，过于单一

近年来，翻转课堂、微课、慕课等新型教学模式层出不穷，但教学方法改革的最终执行者是教师，有很大一部分教师在自己的求学生涯和教学工作中深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加之高校教师面临的科研压力较大和事务性工作较多，缺乏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和实现教学方法的改革，多采用满堂灌的授课模式，学生只是被动的听、看和记笔记，尚未完全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均不高，教学效果差强人意。

（四）部分学生对保险专业的认知有误

我国保险业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在保险业发展历程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如保险人在高佣金的诱导下对客户进行销售误导，保险公司投保理赔两张脸等，导致人们对保险存在些许微词。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部分学生被动被调剂到保险专业，一旦达到学校规定的转专业条件，立即从保险专业转出，而留下的学生中仍然有一部分认为自己毕业后的工作就是保险销售，对专业认知和职涯发展认知的偏差导致了学习的热情不高。

（五）考核方式以卷试为主，重结果轻过程

保险学课程学生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占比分别在30%、70%左右，且考核方式一般为闭卷考试。期末卷面成绩占比较高，即使学生平时表现平平，通过考前突击取得高分的卷面成绩亦可收获较高的总评成绩。此种考核方式不能很直观地反映学生平时的听课状态和课堂参与程度，无法全方位评价一个学生的总体表现。

二、提升保险学课堂教学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多渠道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保险学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在于教师，学校应努力创造条件以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一方面学校应加大对教师挂职锻炼的支持力度，如定期安排保险学任课教师到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公司顶岗实习，在教师挂职锻炼期间，不应为教师安排授课任务，同时要定期去挂职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掌握教师在其单位的工作表现，避免实践锻炼流于形式；另一方面鼓励业界精英通过专题讲座、合作交流等形式进入保险学课堂，让师生共同感受保险市场发展的最新动态。

（二）教师定期进行集体备课

为避免保险学和后续课程授课内容上的交叉，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保险专业各专业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上要细化，严格规定先修课程和后续课程的授课内容以实现有效衔接，同时授课计划、教案等要严格按照教学大纲执行，此外还要鼓励教师进行集中备课，特别是同一专业的不同专业课授课教师要定期沟通授课内容和进度，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状态及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情况。

（三）探索多元化教学方法

根据保险学不同模块课程内容，可采用传统讲授法与案例教学法、分组讨论法、核心业务仿真模拟法、角色扮演法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1）案例教学法。改变传统先讲授基本概念和原理，然后引入某个具体案例的授课方法，采用先对基本内容进行整体概括介绍，然后紧接着给出带有若干个问题的案例，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去学习，尤其在保险合同的订立、生效、履行、变更、终止和保险基本原则的讲解中，若不能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将会觉得枯燥乏味和难以理解。（2）分组讨论法。根据课程学习内容，提出学习讨论的课题，比如“保险真的保险吗”、“有了社保是否还需要商业保险”等等，按团队或者学习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讨论做出答案，由各组代表上台汇报，各小组之间可以进行辩论，最后由教师对各组表现进行总体点评，此方法亦可锻炼同学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有效的分工，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3）核心业务仿真模拟法。传统讲授法的授课地点局限于教室，针对保险学课程实务性强的特点，可考虑将保险费率厘定、核保与理赔等模块的授课延伸到保险实训室完成，借助于软件系统，模拟保险公司不同业务的工作流程，让学生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其中，切身感受保险业务的场景、工作流程及其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以加深学生对保险实务环节的认知。（4）角色扮演法。在保险公司晨会、保险产品说明会、保险产品计划书、核保的四次风险选择等教学模块，教师协同学生可以在教室设置具体场景，最大限度模拟保险从业环境，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角色扮演，使其身临其境感受保险职场氛围，让学生在寓教于乐中完成相应模块的教学。

（四）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最大限度消除专业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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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设立银行及保险学门。当时，大学堂设八个分科大学（注：“分科大学”相当于今天大学下设的“学院”）：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其中，在商科大学之下，设有银行及保险学门（注：“门”相当于今天大学学院下设的“系”）、贸易及贩运学门、关税学门。根据当时的课程安排，在银行及保险学门的主课中，有一门课程是“保险业要义”，它是所有课程中对学时要求最多的三门课程（注：这三门课程是外国语、银行业要义、保险业要义）之一：第一年每周3学时，第二年每周4学时，第三年每周2学时，三年共18学时。从学时要求看，“保险业要义”这一门课程相当于今天大学里六门课程的容量。

1909-1910年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筹办工作紧锣密鼓，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不过，鉴于师资和经费限制，《奏定大学堂章程》原定的八科46门的宏大计划被迫大幅缩减为七科13门，它们分别是：经科大学（毛诗学门、周礼学门、春秋左传学门）、法政科大学（法律门、政治门）、文科大学（中国文学门、外国文学门）、格致科大学（化学门、地质学门）、农科大学（农学门）、工科大学（土木工学门、采矿及冶金学门）、商科大学（银行保险学门）。商科大学原计划开设三门，大幅缩减之后，银行保险学门成为仅存的硕果。

关于这一筹办和开学过程，北京大学史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909年《学部奏筹办分科大学情形折》记载，“除医科，须俟监督屈永秋到堂，再行妥筹办理，计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分门择要先设”。1909年《学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记载，“商科原分三门，现拟先设银行保险学一门”。1910年《学部奏分科大学开学日期片》记载，“京师分科大学，迭经臣部商同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筹划开办事宜。…… 现在中外各科教员均已到堂，应行升学各生，业经详加考验，分别录取。兹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行开学礼”。经查，该“本月二十一日”为当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即公历1910年3月31日。

1912年，保险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据1912年《民国元年所订之大学制及其学科》记载，大学商科共设六门：银行学门、保险学门、外国贸易学门、领事学门、税关仓库学门、交通学门。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规程令》对此亦作同样规定。有学者认为，从学科设置看，商科专业比清末多了三门，保险学从银行保险学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一门，这不仅意味着保险学本身的发展，也反映了民国初年保险业的兴盛以及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张亚光，2011：《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当时，保险学门的课程包括：经济原论、商业数学、商业地理、商业簿记学、商业各论、财政原论、商业史、商品学、商业通论、商业经济学、保险通论、生命保险、损害保险、决疑数学、应用统计学、商业政策、统计学、民法概论、商法、破产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会计学、英语、第二外国语、实地研究。其中，“保险通论”相当于今天大学课程里的“保险学原理”，“生命保险”相当于“人寿保险”，“损害保险”相当于“财产保险”。

不仅保险学门开设保险课程，经济学门也开设“保险学”课程。1912年《民国元年所订之大学制及其学科》和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规程令》均规定，大学法科之经济学门开设“保险学”课程。据《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记载，1919-1920年度，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本科课程设有一门“保险学”，主讲教师为教授（注：曾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并于1919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据1922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记载，经济系教授讲授银行论、货币论、保险学、国际金融论等课程。

除了保险学门和经济学门，法律学门和政治学门也开设过与保险有关的课程。据《政治学系课程沿革说明书》记载，1917-1918年度，北京大学法科之政治学门开设“保险统计算学”课程。1918年《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记载，北京大学法科研究所法律门设有“保险法”这一研究科目，担任教员是左德敏教授。《法学院法律学系课程一览》和《法学院政治学系课程一览》记载，1935-1936年度，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法律学系和政治学系均开设“保险法”课程，主讲教师均为戴修瓒教授。

篇（5）

保险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保险专业的就业岗位定位不准确。目前不少应用型高校开设的保险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不切合实际地拔高培养规格，导致保险专业学生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多而不精，不能满足就业岗位的要求。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保险行业的营销岗位数占全部岗位数的80%，保险营销岗位人力资源缺乏。应用型高校保险专业的学生应当先定位于保险营销而不是保险管理人员。

（二）实践教学计划不完善，考评体系不健全。根据我院保险方向2011年培养计划，保险方面的相关课程有保险学原理、保险实务、保险精算、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社会保险，缺少财产保险案例分析、人身保险案例分析，缺少保险单填制、保险销售、保险理赔、保险查勘等实践课程。保险专业的实践教学计划与专业理论教学计划、其他金融专业的教学计划等，都没有明确的保险专业实践教学目标。从整个教学计划来看，其中只有大二暑假以后的实践环节，但此环节多为学生自主选择，所以效果并不佳。这关键是实践教学各项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特别是对实践教学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考核体系，学生暑期的实习更多的带有应付性，起不到真正的锻炼、提高。同时，课程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论文等环节是由不同老师来完成，缺乏统筹安排与协调，没有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三）金融实验室还有待完善。目前，我院金融控制中心已经成为现代化的金融实验室，具有了标准的证券投资模拟交易和商业银行业务模拟操作系统，使学生能在实验室即可获得与证券公司相同的实时股市行情及相关信息，据此进行模拟投资实习，除了虚拟资金外，与实际投资完全一致。另外，具有完善的金融各领域的考证题库，但缺少保险的实践操作，比如保险单的填制，保险出单系统的模拟，保险理赔等的模拟操作。

（四）实践教学环节脱钩，教学方式单一，达不到实践教学的目标。一方面我院保险方向缺乏完善的课程实验、实习、课程论文、毕业论文体系，各环节相互脱钩，实验项目无法进行，教学课时得不到满足；课程实习等过于形式化，主要依靠学生的自主选择，缺乏有效的实习基地，所形成的论文很少深入实际进行调研，文章质量不高。目前的实践教学主要就是侧重于案例教学，虽然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口头表达的能力，但终归纸上谈兵，与现实差距较大。

（五）保险专业教师缺乏社会经验与实践经验。我院现有三名保险专业教师，一名是保险专业毕业，另外两名是金融专业毕业，无任何保险公司从业经验。另外，学院管理体制使得老师难以有课余时间参与保险公司的实践。教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师队伍的质量直接制约着人才培养的质量。教师空有理论缺乏实践，也难以教给学生符合行业发展的实践经验。虽然专业基础扎实，虽然备课充分，但难免照本宣科，泛泛而谈，难以正确把握保险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加强保险专业实践教学途径思考

（一）完善教学计划和实践考评体系。首先，要完善教学计划，主要体现在案例分析课程及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习等，比如增加财产保险案例分析、人身保险案例分析课程等；其次，完善实践考评体系，针对大二学生暑期的实习，一方面学院可事先联系并指定实习地点，其次对于实习加大考核力度，通过严格的考核使得学生能够真正从实习中得到锻炼，从而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再次，端正学生的就业理念，不要只想着到保险公司当管理人员，而应该具有从基层干起再逐步晋升，脱离基础环节的实践经验是难以胜任内勤及其他管理方面工作的。

篇（6）

一、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依托优势学科发展情况分析 

 

为了满足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培养劳动与社会保障领域需要的专门人才，教育部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增设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1999年，全国首批有8所高校获得了招收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资格，目前，全国已有125所高等院校招收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本科生，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梯队，相关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培训正在深入展开。 

由于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一个新兴的专业，没有标准可依，没有资料可参考，各校基本上都是利用本校的学科优势，在原有学科基础上结合本校特色确立自己的专业定位。 

通过对全国设置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学校调查，各校发展的方式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以社会学为基础进行建设，依托社会学的资源建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从社会角度开展研究。二是以经济管理学科为基础进行建设，利用原有的经济管理学科的优势建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从经济管理角度开展研究。三是以医学为基础建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以医学为基础，侧重发展医疗保险方向是近些年一些医学院校的探索。 

 

二、中央财经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与保险学科交叉发展、培养特色人才的探索 

 

中央财经大学于2000年开始设立劳动与社会保障本科专业，至今己走过了10年的历程，目前已有248名本科层次的学生顺利毕业走向工作岗位，我们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进行了就业岗位及课程设置方面的调研。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有65.38％的毕业生工作在保险、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其中在保险行业工作的最多，占毕业生总数的34.62％。调查结果表明，具有中央财经大学特色的与保险学科交叉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已初步形成。 

 

1.在社会风险管理体系下建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中央财经大学的保险专业是全国最早设立的，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因此在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设立之初就树立了在社会风险管理体系下依托学校既有的优质保险学科平台进行专业建设的理念，侧重发展社会保障。这种设置并不是两个专业的简单拼接，而是两个专业的有机结合。这种有机结合一方面是源于保险和社会保障这两个学科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虽然在我国的学科设置中，保险学归属于经济学科，而社会保障被划分到管理学科下，但保险与社会保障具有与生俱来相同的属性，二者都是应对风险的措施，保险和社会保障在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方面所采用的原则是一致的，都是多数人共同分担少数人所发生的风险——大数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险与社会保障都可以包涵在社会风险管理的范畴之内，因此中央财经大学这种专业设置，充分体现了保险与社会保障两个学科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这种专业设置体现保险与社会保障两个学科在内容上既有交叉，又互为补充，各有侧重。社会保障是公民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而通过商业保险则可以使人们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从应对和化解人们所面对的风险角度来看，保险与社会保障既具有同源性，又具有补充性。 

 

2.依托学校保险专业优质教学资源进行课程设置，培养特色人才 

在较强的保险专业实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财经大学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其培养方案中，在保证完成教育部规定的主干课程的前提下，设置了一组与保险学科相结合的保险类课程，在全国高校同类专业中形成了特色。这类课程包括：保险学原理、人身保险学、精算学原理、保险法、保险基金管理与运用、风险管理等课程。 

对中央财经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毕业生的调查表明：毕业生对保险类的专业课程评价普遍比较高，特别是对保险学原理、人身保险学、精算学原理这三门课程。其中“保险学原理：在所有课程中排名第一，有65.39％的毕业生认为该课程对其毕业后的工作“有一些帮助”或“非常有帮助”。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方面这门课程是作为专业课程最先开设的，对整个知识体系的形成有帮助，另一方面该专业的很多毕业生在保险公司工作，这门课程是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基础。有46.19％的学生认为“人身保险学“课程对其毕业后的工作“有一些帮助”或“非常有帮助”；34.62％的学生认为“精算学原理“课程对其毕业后的工作“有一些帮助”或“非常有帮助”。 

我校的课程体系设置，充分体现了学校在保险学科的特色，使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学生不仅具备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具备了保险方面的专业知识，扩大了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面，也满足了保险公司，特别是人寿保险公司对于具有社会保障知识背景的专业人才的需求。 

 

3.重视实践教学，共享保险实践教学资源 

实践教学是通过实验、调研、实习等手段，使学生直接接触实务，了解实际部门的运作，对课堂上所学理论知识进行验证，并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相辅相成，是实现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培养目标不可缺少的内容。中央财经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实践教学包括课堂内的实践技能训练和课堂外的实践活动两大类。课堂内的实践包括课堂讨论、案例教学、非独立设课的课程实验和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或模拟训练，课堂外的实践活动包括周末和假期的社会调查、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研究项目及“第二课堂”活动等。这些活动安排到了学生学习过程的各个阶段，形成了不间断的实践学习。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从2005年9月起在全院本科生中实施了本科生导师制。学生一入大学就可以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系统地进行专业学习和实践，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三、完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与所在学校优势学科交叉发展的对策 

 

根据此次对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毕业生的调查，结合其他高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程设置及专业建设的情况，我们对未来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结合所在学校学科优势实现交叉发展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选准优势学科，合理确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与优势学科的结合点 

劳动与社会保障本身是一个涵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的新体系，其内容包括劳动经济、劳动关系、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住房保障、教育保障，等等。但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理论本身还远未完善和系统化，甚至落后于本已迟滞的社会保障改革实践。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深入与理论的完善，作为主要培养劳动与社会保障领域专门人才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建设也应突出特色，依托所在学校优势学科的基础发展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优势学科的选择，应选择那些与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有合适结合点的学科，在其基础上进行特色发展，绝不能进行随意的组合，否则该专业就会成为两个学科或专业的简单拼盘，学生掌握的知识难以系统化，也难以满足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2.课程设置既要保持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基础，也要体现交叉特色 

依托优势学科发展并不是办“第二个”某专业，应立足于培养具有本专业背景和交叉学科特点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在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程体系中，既要保证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的开设，又要有交叉学科中与本专业领域关系密切的专业课程。中央财经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原来的课程体系中，保险学原理、人身保险学和精算学原理三门课程均体现了寿险公司的业务特点，受到毕业生的肯定，而风险统计模型课程虽与财产保险公司业务有关，但与专业主要为人的风险提供保障关系不大，毕业生对这门课程反应冷淡。 

另外，在课程设置方面，还应树立科学发展的观念，要经常通过问卷调查、师生座谈会、专业研讨会、走访用人单位等形式及时了解课程的适应性，并及时调整。中央财经人学在这方面深有体会，现行的劳动与社会保障本科专业课程体系与最初版本已有较大差异，根据毕业生反馈，我们及时删除了不适合的课程，如风险统计模型等，增设了适应需要的课程，如企业年金与员工福利、社会保障职业模拟(在高年级开设)等。 

 

篇（7）

在财产保险的理赔中，非车险理赔通常是指财产险业务中除机动车辆保险以外的其他险种的理赔，包含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工程保险、责任保险、农业保险等若干个险种。保险理赔工作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公司信誉和经营效益。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由于保险覆盖面的逐步扩大和新险种的大量增加，以及人保公司市、县两级公司内部机构的整合，三个中心（业务处理中心、客户服务中心、财务中心）的建立，理赔人员不足尤其是非车险理赔人员匮乏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理赔人员不适应非车险理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工作中的失误和延时现象时有发生，有些还因为处理不当造成保险纠纷，直接影响到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及保险中介机构的利益，影响到保险合同的合法履行。同时，也影响到公司理赔工作的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因此，找出非车险理赔工作的特点，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保险理赔工作质量，是当前形势下各级公司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非车险理赔工作的特点

一）保源分散，涉及面广。

在人保公司的业务总量中，车险业务占较大份额，人保总公司和人保河南省公司近三年的车险保费收入均达到业务总量的60%以上，而占份额不足40%的非车险业务，其保源较为分散，不同险种保额悬殊较大，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可谓无所不及。这种保险覆盖面广、风险多样化的特点，要求保险从业人员的知识面要随之拓宽，对涉及开办险种的相关知识，不能仅简单的了解，而应是熟知和掌握。如在企财险中承保机械制造业的综合险附加机损险，要了解房屋建筑物的结构，了解和掌握从原材料购进到产品出厂的生产过程和面临的风险，了解车、磨、刨、铣、镗等工艺流程，了解配件、总装、产品包装和销售渠道，了解制造成本中各项目各环节的构成；在家财险中，要了解和掌握一般家庭和特殊家庭、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的财产构成，了解房屋、装修、家具用具、衣服被褥、家用电器、文化娱乐用品等物品的价值和使用特点；在货运险中，要了解和掌握货物的种类，运输工具，启运地和目的地，标的流动过程中的形态变化，保险合同的转让，被保险人、托运人、承运人、保管人的责任等；在责任险项下的产品责任险中，要了解和掌握该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使用特点，产品的缺陷，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的责任，追溯期的应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与合法权益等。此外，理赔人员还应掌握风险管理知识，学会分析、研究相关的风险源、风险特点、规避和转移风险的手段等。

（二）案件集中，工作量大。

非车险理赔中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风险的发生和案件处理不像车险那样频繁，而是相对集中，大案和复杂案件较多。如发生重大意外事故、大面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连续发生、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波及相邻保险标的等，这些都会给理赔工作带来较大的压力和工作量，且由于险种的特点所致，一些案件在理赔中的查证、鉴定、理算、追偿等环节耗时长、牵涉精力大。如2002年7月19日发生在我省的特大冰雹、龙卷风灾害，涉及多个市、县的多项险种，多个被保险人，仅郑州市除车险外就有2711户企业和家庭受损，赔款总金额高达1207万元。这就要求理赔人员既要有过硬的本领、娴熟的技术，又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连续作战的能力。

（三）案情复杂，技术含量高。

非车险案件的案情往往比较复杂，即使一个较小的案件，也会因涉及多方而复杂起来。如公众责任险中，顾客在购物时因试用商品意外致伤，就与厂家、商家、销售人员、共同购物人有关联；在建筑工程险中，工程项目因暴雨受损，则同工程所有人、设计单位、承包人、分包人、监理工程师有关联。在企财险、货运险、农业险中更是如此，既有出险原因（保险责任）、案情发展、定责定损的复杂性，又涉及相关责任方认定、代位求偿、仲裁诉讼等法律程序；既要求业务人员通晓保险产品的属性，细分保险标的和保险责任，又要求他们熟悉相关的法律知识、财务知识、行业知识、日常生活知识。如企财险中涉及不同行业计算存货损失的增值税抵扣问题、各级书店的图书价差问题、药材批发和零售企业的采购价与加工成本问题、零售商业中的代销赊销问题等，都需要把保险知识与之结合起来理解和应用，才能知己知彼，心中有数，客观公正地处理赔案。版权所有

（四）社会关注，影响力大。

非车险业务的保障对象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承保标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往往会成为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所以，理赔质量的好坏、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到客户的利益和后续购买力，影响到公司的信誉，影响到保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保险经营国际化，随着保险供求关系的变化和保险产品的增多，这种影响将会进一步扩大。

三、提高非车险业务理赔工作质量的对策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主动、迅速、准确、合理的处理各类案件，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保险消费大众化和保险理赔市场化（如公估行的介入）的趋势，也对练好内功、强化理赔工作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做好非车险理赔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一）熟知保险条款和相关知识。保险条款和条款解释是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保险产品质量标准，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应当共同遵守的合同内容，也是理赔人员处置理赔案件的准则。因此，作为理赔人员，应当熟练掌握各险种的条款和条款解释，既要合理区分已保财产和未保财产，又要掌握基本风险责任和特殊风险责任，还要把握条款解释和行业解释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此外，理赔人员要熟知与承保标的相关的行业知识和生产生活常识。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保险知识与非保险知识相结合、坚持原则与灵活运用相结合。

（二）增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由于风险多样化和案件多样化，加之部分客户在保险标的受损后一味考虑自身利益，往往片面理解和误解保险条款，因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较大意见分歧以致发生保险纠纷。理赔人员必须掌握相关法律知识，认真学习《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在工作实践中，自觉运用法律武器，做好耐心细致的说服引导工作，把被保险人的认识统一到保险合同内容上来，客观公正地商洽理赔事项。（三）提升专业技能培训的水平。保险行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行业，保险从业人员一般都经过多次的岗前和在岗培训。随着险种的增多、标的的变化、风险系数的增大、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索赔意识的增强，对保险理赔工作和理赔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在传统培训的基础上，以集中进行专业培训为主，选择有较高理赔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教师，选定针对性强的教材，采取灵活的授课方式。不能就保险学保险，不能走“单打一”的老路子，要在学习保险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拓宽知识面。通过培训达到理论水平同实战能力相结合；保险理赔原则和权威认定同工作中的疑点、难点相结合；保险产品性能、保险保障功能同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利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相结合。从而使每个理赔环节都能体现“重合同、守信用、实事求是”的理赔原则，使每个理赔人员都能在工作中做到不惜赔、不滥赔、不错赔。

篇（8）

一、引言

雇主责任险是财产保险中的一个重要险种。推广发展雇主责任险不但可以使自身在遇到意外时免受因巨额赔偿而带来的经济上的灾难,而且使受害者能得到及时的救助。正所谓一举两得。然而这么好的一个险种在我国却难以推广发展?就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也是以法律强制方式来实施的。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恢复保险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虽已有了显着的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据美国1993年统计数字,美国员工赔偿保险的净保费收入占总财产和责任险保费的13.8%,而中国2003年总责任保险保费收入仅占全国财产保险总保费的4%,从而推之雇主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还不及4%。

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发展缓慢的最主要原因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特别是有关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规定缺乏力度。我国没有专门的雇主责任法,劳动法仅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集体企业,而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雇员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造成保险人在经营雇主责任保险时,一般只能以民法为法律基础,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作为法律依据。更没有员工赔偿法方面的相关规定,而美国在1908年就已经出台了第一部《员工赔偿法》。加之,各企业雇佣合同条文不够完善、规范,彼此之间差异较大,赔偿标准也不统一,进而也不利于雇主责任保险的经营和发展。

当雇员在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事故,通常都会与雇主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双方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弄清事实,确定赔偿方案。如果赔偿方案得不到雇员或雇员家属的认可,就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纠纷,甚至由于一个案件得不到妥善的处理而影响整个生产活动,这个时候如果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则可以把一切麻烦交给保险公司了。另外投保雇主责任险还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把原先很大一部分靠政府分担的责任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另一方面又可保障工人的工作安全、生活安定,保证企业全心全力投入到生产建设领域。

那么听起来这么好的一个保险为什么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在一些煤矿发展重地比如山西,雇主责任险发展可谓举步维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在发展雇主责任险的过程中政府该如何发展其作用?论文从煤矿业入手,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为开发煤矿雇主责任险找到突破口,使得这一险种能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为政府减轻财政压力,保障工人生命安全,生活安定。

二、雇主责任险在山西煤矿业的发展现状及原因

有这么一则事例:从临汾到介休,越野车在山路上一路颠簸,山西省保监局的孟处长给记者讲了个真实的故事:今年初,介休金三坡煤矿发生事故,有20多位矿工遇难。当保险公司的人到达现场时,愁肠百结的县长像等到了大救星,可当他得知仅有1名矿工买了保险后,顿时颓然无语。同行的山西临汾人保业务经理小贾告诉记者,仅这条路两边的山沟里,就有大小百余座煤矿。“现在的煤矿企业保险意识薄弱,投保意愿不足,去推销保险,路难走不算什么,关键是‘脸难看,话难听’。”大型国有煤矿的安全状况好,事故率低,这些企业认为自己能够解决安全问题,对商业保险的依赖性不高。乡镇煤矿的采煤工艺落后,风险集中,但受利益驱动,承包者不愿意额外增加对矿工的安全投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索赔时,必须向保险公司出具政府有关部门的事故证明,这就暴露了事故,并因此受重罚,所以矿主们更愿意私了。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雇主责任险在山西各个煤矿里发展的状况了。也可以清楚的了解产生这些状况的原因了。首先,从保险意识谈起,煤矿一般都设在一些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来矿上打工的相对来说文化程度较低,他们甚至连什么是保险都说不清,更别谈为自己买份保险来保障自己了。而大多数矿主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利益,不会去花这个钱甚至可以说不敢去花这个钱,吃力不讨好的事是没有人会做的,他们认为只要为工人上了工伤保险就没事了。工伤保险无疑成了阻碍雇主责任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从保险公司谈起,由于雇主责任险保费较低,而出事率却极高,相对于其他保险产品,可以得到的利益就少了。所以谁也不愿在这么烫手的山芋上下工夫。再则保险公司在提供保险产品时,产品单一,并没有有效区分不同的风险种类,不能满足不同煤矿不同地质结构的要求,不能满足不同规模、不同安全条件的煤矿企业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保障需求的要求。其结果是产品供应和市场需求难以吻合,市场需求得不到满足。第三,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各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联系,对保险业监管不力,对其发展难以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责任事故发生后自然成了主要的事故承担者,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社会管理风险难以有效转移。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结果使得政府发丧,雇主责任险也难以发展。

三、发展煤矿雇主责任险需要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

虽然发展煤矿雇主责任险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煤矿雇主责任险的经营仍需要以市场机制和商业化运行为主。如果单纯依靠政府,责任事故发生后的财政压力仍然很重,政府会面临较大的风险,目前存在的“业主发财,政府发丧”的局面仍无法改变,政府的社会管理风险难以有效转移。因此,煤矿雇主责任险不能纯粹运用社会保险的方式经营,而只能根据其强制性商业保险的性质来选择其经营模式。

运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煤矿雇主责任保险是保险业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要求。通过市场机制,可以适应煤矿企业保险市场分化和保险需求多样化的要求,使保险产品更加贴近市场,更加人性化,保险服务更有针对性。通过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发挥保险的作用。应利用费率杠杆,激励煤矿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利用保险的防灾防损功能,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强化企业的安全监督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利用保险的风险管控专业优势,吸纳相关部分的人才优势,通过风险监测,事故调查等,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提供风险顾问型的服务;利用市场规律和商业手段,探索保险与安全生产的结合点,促进保险在安全生产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利用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推动煤矿雇主责任险发展,关键是要掌握相关各部门之间的关注点,寻找结合点,通过体制创新,构造相应的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寻找结合点,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有利于地方政府在负责煤矿安全生产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有利于妥善处理事故,减轻政府压力;有利于地方政府对煤炭安全生产的管理,充分发挥保险业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利用保险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二是能够调动煤炭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加强《煤炭法》等法规中的关于建立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的执行力度。三是有利于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事故的预防工作。使保险融入企业的管理活动之中,不仅发挥事后有补偿,还可发挥事前预防作用。真正为煤矿经营者分担风险。四是有利于促进煤矿雇主责任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市场的需求。

鉴于此,结合山西煤矿雇主责任险的开展情况,可以采取两种方案:一是由煤炭管理或安全生产部门组成专门的保险公司,利用其行业优势,为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其优点是简便、易于操作;不足是无法真正有效地调动公司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的积极性,同时容易导致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目前经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仍难彻底解决;二是设立专门的煤炭行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其优点是可以对全省煤矿企业的保险进行统筹规划,以一种全新的机制实现市场功能和政府作用的结合,有利于政府对保险的利用,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并探索出一条推动责任险发展的新路。

四、结论

发展雇主责任险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把原先很大一部分靠政府分担的责任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另一方面又可保障工人的工作安全、生活安定,保证企业全心全力投入到生产建设领域。更为矿主解除了发生矿难后的处理问题。也有利与保险公司从中获利。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参考文献

[1]黄雄.煤矿雇主责任险走起来好难.中国安全生产报,2005年02月19日第004版.

[2]隗永鹏.雇主责任险为雇主扛责任.证券日报,2006年09月14日第B01版.

篇（9）

一、引言

雇主责任险是财产保险中的一个重要险种。推广发展雇主责任险不但可以使自身在遇到意外时免受因巨额赔偿而带来的经济上的灾难,而且使受害者能得到及时的救助。正所谓一举两得。然而这么好的一个险种在我国却难以推广发展?就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也是以法律强制方式来实施的。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恢复保险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虽已有了显着的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据美国1993年统计数字,美国员工赔偿保险的净保费收入占总财产和责任险保费的13.8%,而中国2003年总责任保险保费收入仅占全国财产保险总保费的4%,从而推之雇主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还不及4%。

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发展缓慢的最主要原因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特别是有关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规定缺乏力度。我国没有专门的雇主责任法,劳动法仅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集体企业,而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雇员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造成保险人在经营雇主责任保险时,一般只能以民法为法律基础,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作为法律依据。更没有员工赔偿法方面的相关规定,而美国在1908年就已经出台了第一部《员工赔偿法》。加之,各企业雇佣合同条文不够完善、规范,彼此之间差异较大,赔偿标准也不统一,进而也不利于雇主责任保险的经营和发展。

当雇员在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事故,通常都会与雇主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双方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弄清事实,确定赔偿方案。如果赔偿方案得不到雇员或雇员家属的认可,就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纠纷,甚至由于一个案件得不到妥善的处理而影响整个生产活动,这个时候如果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则可以把一切麻烦交给保险公司了。另外投保雇主责任险还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把原先很大一部分靠政府分担的责任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另一方面又可保障工人的工作安全、生活安定,保证企业全心全力投入到生产建设领域。

那么听起来这么好的一个保险为什么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在一些煤矿发展重地比如山西,雇主责任险发展可谓举步维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在发展雇主责任险的过程中政府该如何发展其作用?论文从煤矿业入手,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为开发煤矿雇主责任险找到突破口,使得这一险种能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为政府减轻财政压力,保障工人生命安全,生活安定。

二、雇主责任险在山西煤矿业的发展现状及原因

有这么一则事例:从临汾到介休,越野车在山路上一路颠簸,山西省保监局的孟处长给记者讲了个真实的故事:今年初,介休金三坡煤矿发生事故,有20多位矿工遇难。当保险公司的人到达现场时,愁肠百结的县长像等到了大救星,可当他得知仅有1名矿工买了保险后,顿时颓然无语。同行的山西临汾人保业务经理小贾告诉记者,仅这条路两边的山沟里,就有大小百余座煤矿。“现在的煤矿企业保险意识薄弱,投保意愿不足,去推销保险,路难走不算什么,关键是‘脸难看,话难听’。”大型国有煤矿的安全状况好,事故率低,这些企业认为自己能够解决安全问题,对商业保险的依赖性不高。乡镇煤矿的采煤工艺落后,风险集中,但受利益驱动,承包者不愿意额外增加对矿工的安全投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索赔时,必须向保险公司出具政府有关部门的事故证明,这就暴露了事故,并因此受重罚,所以矿主们更愿意私了。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雇主责任险在山西各个煤矿里发展的状况了。也可以清楚的了解产生这些状况的原因了。首先,从保险意识谈起,煤矿一般都设在一些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来矿上打工的相对来说文化程度较低,他们甚至连什么是保险都说不清,更别谈为自己买份保险来保障自己了。而大多数矿主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利益,不会去花这个钱甚至可以说不敢去花这个钱,吃力不讨好的事是没有人会做的,他们认为只要为工人上了工伤保险就没事了。工伤保险无疑成了阻碍雇主责任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从保险公司谈起,由于雇主责任险保费较低,而出事率却极高,相对于其他保险产品,可以得到的利益就少了。所以谁也不愿在这么烫手的山芋上下工夫。再则保险公司在提供保险产品时,产品单一,并没有有效区分不同的风险种类,不能满足不同煤矿不同地质结构的要求,不能满足不同规模、不同安全条件的煤矿企业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保障需求的要求。其结果是产品供应和市场需求难以吻合,市场需求得不到满足。第三,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各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联系,对保险业监管不力,对其发展难以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责任事故发生后自然成了主要的事故承担者,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社会管理风险难以有效转移。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结果使得政府发丧,雇主责任险也难以发展。

三、发展煤矿雇主责任险需要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

虽然发展煤矿雇主责任险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煤矿雇主责任险的经营仍需要以市场机制和商业化运行为主。如果单纯依靠政府,责任事故发生后的财政压力仍然很重,政府会面临较大的风险,目前存在的“业主发财,政府发丧”的局面仍无法改变,政府的社会管理风险难以有效转移。因此,煤矿雇主责任险不能纯粹运用社会保险的方式经营,而只能根据其强制性商业保险的性质来选择其经营模式。

运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煤矿雇主责任保险是保险业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要求。通过市场机制,可以适应煤矿企业保险市场分化和保险需求多样化的要求,使保险产品更加贴近市场,更加人性化,保险服务更有针对性。通过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发挥保险的作用。应利用费率杠杆,激励煤矿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利用保险的防灾防损功能,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强化企业的安全监督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利用保险的风险管控专业优势,吸纳相关部分的人才优势,通过风险监测,事故调查等,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提供风险顾问型的服务;利用市场规律和商业手段,探索保险与安全生产的结合点,促进保险在安全生产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利用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推动煤矿雇主责任险发展,关键是要掌握相关各部门之间的关注点,寻找结合点,通过体制创新,构造相应的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寻找结合点,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有利于地方政府在负责煤矿安全生产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有利于妥善处理事故,减轻政府压力;有利于地方政府对煤炭安全生产的管理,充分发挥保险业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利用保险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二是能够调动煤炭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加强《煤炭法》等法规中的关于建立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的执行力度。三是有利于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事故的预防工作。使保险融入企业的管理活动之中,不仅发挥事后有补偿,还可发挥事前预防作用。真正为煤矿经营者分担风险。四是有利于促进煤矿雇主责任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市场的需求。

鉴于此,结合山西煤矿雇主责任险的开展情况,可以采取两种方案:一是由煤炭管理或安全生产部门组成专门的保险公司,利用其行业优势,为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其优点是简便、易于操作;不足是无法真正有效地调动公司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的积极性,同时容易导致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目前经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仍难彻底解决;二是设立专门的煤炭行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其优点是可以对全省煤矿企业的保险进行统筹规划,以一种全新的机制实现市场功能和政府作用的结合,有利于政府对保险的利用,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并探索出一条推动责任险发展的新路。

四、结论

发展雇主责任险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把原先很大一部分靠政府分担的责任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另一方面又可保障工人的工作安全、生活安定,保证企业全心全力投入到生产建设领域。更为矿主解除了发生矿难后的处理问题。也有利与保险公司从中获利。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参考文献

[1]黄雄.煤矿雇主责任险走起来好难.中国安全生产报,2005年02月19日第004版.

[2]隗永鹏.雇主责任险为雇主扛责任.证券日报,2006年09月14日第B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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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于2009年2 月28 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 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 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 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 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自己利益保险，也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他人利益保险，比如海、陆、空的旅客运送业和仓库业的财产保险合同。另外，以第三人为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还经常发生在国际贸易中，比如以CIF 为条件的交易。

(二)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中存在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投保的情况，也存在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投保的情况，被保险人是以其生命作为保险合同标的的人。与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不同，除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标的之间的保险利益要求之外，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有保险利益的要求。

(三) 被保险人的确定方式

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确定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明确列明被保险人的姓名或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法人无生命健康可言，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以自然人为限) 被保险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姓名。被保险人是法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每个被保险人应当一一载明。

其二，以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增加一项变更被保险人的条款，一旦该条款约定的条件成立，候补的主体自动成为被保险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地位。比如财产的承租人或者受托人作为候补的被保险人，承租人或受托人变更后取得与原被保险人相同的资格。

其三，以扩展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 这种方式不直接列明被保险人，也不以排序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而采取扩展的方法，使一定范围的人员都具有被保险人的地位。

二、我国《保险法》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1］ (P37) 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成为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设置的核心主体存在被保险人的场合，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抛开了投保人而直接以被保险人为中心展开。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的有无以被保险人为衡量主体 我国《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赋以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51 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赋以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 52 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赋以被保险人减灾防损的义务 我国《保险》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5)以被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我国《保险法》第60 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基于被保险人的存在，产生一系列不同于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作为标的的被保险人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各国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的范围采取不同的立法方式: 列举主义立法、同意主义立法以及列举主义和同意主义结合立法。我国采取第三种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的人员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规定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的也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 条第1 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和质押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 第34 条第2 款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和质押。被保险人拥有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指定和变更，但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必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①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的最终归属权。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认;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②

由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具有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签订的同意权; 被保险人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 被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权利;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的义务包括:如实告知义务; 减灾防损义务;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危险发生通知义务。可见，保险合同中除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外几乎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主体都包含被保险人。

三、被保险人权利义务设置的原因

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终极目的——受领保险金这一结果观察，保险合同利益最终归结为保险金的请求权上，任何其他的权利义务设置均服务于这一核心权利的实现。在保险合同构筑的权利体系中，保险金请求权居于核心地位。对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渊源的判断应该以其对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情况作为重要标准。

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被保险人对保险利益的所有者地位应否使其成为保险合同中的系列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者? 这一问题的探究以保险利益为起点，以保险合同利益为终点。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功能相异: 保险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防范道德风险③，保险合同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彰显保险的保障功能，二者在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卫道士”与“弄潮儿”的角色。在被保险人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二者发生交集。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的决定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抑或后者决定前者? 学术界相关论述乏善可陈，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 合同标的的归属决定合同利益的归属，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享有广泛的合同权利以及合同处分权利。当然，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也是合同的订立主体，而在保险合同中，情况较为复杂。合同标的的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订立主体投保人，基于种种原因不同一，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于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 法律规范的设置似乎倾向于后者，即将合同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这样，与合同的订立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一般原理相背离，但是与合同标的的归属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主张又保持一致。依笔者拙见，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而非相反，理由如下。

其一，道德危险的防范价值序列居前，保险产生的经济利益位列其后。

以历史的角度，对保险运营过程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道德危险的防范与保险的运营相伴相生。尤其在保险业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防范道德危险已经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被保险人存在的场合，对被保险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在立法价值排序上位居前列，而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位居其后。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而将保险合同利益赋予投保人极易产生道德危险。故此，拥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应当享有保险合同利益。

其二，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包含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意思。

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交付保险费之义务，并非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之人。”［2］(P126) 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 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的，由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被保险人死亡的，由受益人取得保险金。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已然决定了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并非自己。可见，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投保的场合，具有将保险合同利益让渡的主观目的。这种让渡，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受益人与保险人的法律关系只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才发生。”［3］(P57) 被保险人生存时，保险合同利益归其所有。综合所有保险类型，法律确立了投保人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主观目的，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利益归属的不二人选。

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作为“损失保险合同上的受益人”拥有保险金请求权。投保人虽然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但由于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保险金的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利益归被保险人所有。在人身保险中，保险金受领人最终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其与被保险人并非始终同意。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请求权与保险利益的拥有者应该保持一致，否则易于引发害及被保险人生命和身体的道德危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法律直接规定保险金的请求权属于受益人。延及受益人地位的确定——直接或者间接源于被保险人的指定或同意 并且，在无适格受益人的场合，保险金归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就此，可以得出对人身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主体的判断，无论最终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为何——被保险人、受益人抑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保险合同利益应归被保险人所有。

保险利益的归属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也应归其所有，此为被保险人拥有广泛权利和广泛义务的原因。

四、日本《保险法》中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创设

在2008年修改的日本《保险法》 中，新增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规定于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缔结后，发生一定事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请求解除该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法》中并无此规定，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属于投保人。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者经由事后的协议解除业已生效的合同，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法》中由投保人享有合同的解除权的规定无疑是对合同法一般原理的遵循。为在保险合同的稳定性与被保险人利益保护间创设平衡点，日本《保险法》增加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制度 规定被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该请求并不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提起以投保人为被告的“以裁判代替债务人的意思表示”的诉讼，通过法院的裁判获得确定判决，以此代替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4］ (P33) 日本《保险法》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发生变化时直接赋予被保险人合同的解除权无异，从而将被保险人的权利延伸到影响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这种做法深具合理性: 投保人以他人生命缔结保险合同的场合，被保险人的生命权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出于尊重被保险人人身权、维护被保险人生命利益以及防范道德危险的考量，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应当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

一方面，人寿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当事人会出现基于情势变化产生解除合同的需求。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受领权因之消失。人寿保险合同多以被保险人的年龄为基础订立，被保险人年龄越大，发生死亡的几率越大，投保的保险费率也越高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被保险人超过一定年龄的，寿险公司甚至不予承保。可见，投保人任意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会侵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投保人订约时存在的保险利益其后丧失，比如夫妻关系的终结。此时，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无疑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增加道德危险发生的几率。如果直接赋予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又会与投保人的利益及其当事人地位发生冲突，造成合同解除权享有主体与合同主体不同一的矛盾。

五、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各要素的关系特质

(一) 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可以概括为其财产 利益或生命、身体、健康等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可见一斑。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体现为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合同标的的权利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现有利益; 第二，基于现有利益产生的期待利益; 第三，基于某一法律上权利基础而产生的期待；［5］(P21)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财产保险中，遵循填补损害的原则，保险目的即是填补发生保险危险时实际遭受损失之人的损害。投保人虽然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必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利之所在，损害之所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符合保险的存在目的 而保险合同的订立以保险标的危险的评估为基础，所以《保险法》中规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一并承担旨在揭示保险标的危险状态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的存续以保险标的危险范围的维持为保障，对被保险人减灾防损义务的规定即是控制危险程度的措施。至于被保险人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等均以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为目的。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各国立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规定存在差异: 一种是同意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或身体投保必须经过该人的同意; 一种是保险利益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之内人具有保险利益，在投保非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时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即可直接投保。我国采取的是第二种立法方式，一般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可以直接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简单的同意主义立法程序上的繁琐与不便，对倡导社会主义道德 发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精神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兼顾了对被保险人人身权的尊重与道德危险的防范 。但是，这种立法易于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 实质上，被保险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属于被保险人的专属权利，法律无由规定这些权利转归他人所有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人员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仅仅是出于法律对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即认为一定范围的被保险人具有让渡以自己生命或身体投保权利的意思，

(二) 被保险人与保险金请求权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填补损害的保险原则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之人为保险金受领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决定了被保险人 (而非投保人) 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因而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属于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给付来源于保险费的累积而投保人是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人。同时，人身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生、 老、死、葬为保险责任，保险金的给付以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状况为条件。保险金请求权属于投保人抑或属于被保险人? 我国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应当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但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了该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与合同的订立主体并不同一。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被保险人虽然通过同意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让渡了以其身体投保的权利，但这种让渡包含了自己受益的内容 基于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应推定投保人具有使被保险人受益的意思。如此，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方符合被保险人人身权的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可见，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非被保险人莫属，其他人 (包括投保人) 均无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场合，保险金的归属表面属于受益人，受益人对保险金的取得属于依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但是，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掌控在被保险人手中，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均须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方可生效。可见，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主体以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决定，即被保险人享有以生前意思决定保险金享有主体的权利，与被保险人对其遗产的处分类似 在无适格受益人时，保险金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而非投保人的遗产)。可见，法律倾向于将被保险人规定为保险金的享有主体，惟顾及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缴纳保险费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地位，未予以明示而已。

(三) 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不在保险合同的考察之列，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原因关系亦不影响财产保险合同的效力。追究其中就里，无非商贸上之联系与人情上之赠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依法明示，或为情感上至亲之人，或为金钱上联系紧密之人。以防止赌博为初衷的保险利益原则在英国《1774 人身保险法》，通常称为《反赌博法案》中表述为: 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以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条件，否则该合同无效。而这种保险利益除投保人对自己的生命外，以“被保险人的死亡造成其法定或事实上财产权利的实际或可能的丧失或减少”［6］(P22) 为标准。我国《保险法》未规定这一标准，所列举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员涉及情感上的联系也涉及经济上的联系。

(四) 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源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自治，法无规制必要。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以外，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未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须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利益规定已经能够实现禁止赌博与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并无必要对受益人附加保险利益的限制，应当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被保险人。

(五) 被保险人与保单所有人的关系特质

保单签发后，对保单拥有所有权的个人或组织为保单所有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单没有现金价值，以自己的财产投保的，投保人自己即为保单所有人; 以他人财产投保的，被保险人为保单所有人。很多人身保险合同具有储蓄性，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可能出现基于保单财产性的转让或质押。如此，保单所有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还可以是除受益人、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人。

六、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比较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的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其他主体一般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 虽然被许多学者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典型代表，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存在诸多不同。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订立有参与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保险合同的生效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为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不是缔约当事人，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不需通过其人参与缔约。被保险人除了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外，必须承担许多义务，其中既包括先合同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也包括合同义务。(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等)，还包括法定义务 (减灾防损的义务以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等)。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并非源于投保人的指定，而是源于保险法的直接规定，并且这种请求权可以经由对受益人的指定而归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人享有。同时，在没有适格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继承 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的受益权是受合同当事人指定的，只能由该第三人享有，不能任意转让和继承。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事先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需通知或征得第三人的同意。④

综上可见: 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是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者，也是对保险合同标的拥有保险利益的人。同时，除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之外，被保险人需承担保险合同中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几乎涵盖了保险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将被保险人简单的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显然不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也无法满足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偏重保护的立法目标。与投保人相比，被保险人不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也不享有保险合同解除后追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权利。但日本《保险法》中新增的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权，将被保险人的权利扩张到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如果说某一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由该主体的权利义务反映和决定的，那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被保险人已经具备了超出一般合同第三人的类当事人地位。

注释:

①参见《保险法》第39、40、41条。

②参见《保险法》第42条。

③道德风险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谋求保险金为目的，故意作为或不作为，造成或扩大的危险。参见林群弼:《保险法论》，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29 页。

④文中涉及第三人利益合同特征的分析引自王利明：《论第三人利益合同》，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八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71 － 373 页。

参考文献

［1］［日］石山卓磨.《现代保险法》［M］．东京: 成文堂，2005．

［2］林群弼．《保险法论》［M］．台北: 三民书局，2006．

［3］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篇（11）

 

前 言

    《保险法》于2009年2 月28 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 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 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 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 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自己利益保险，也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他人利益保险，比如海、陆、空的旅客运送业和仓库业的财产保险合同。另外，以第三人为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还经常发生在国际贸易中，比如以cif 为条件的交易。

 

    (二)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中存在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投保的情况，也存在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投保的情况，被保险人是以其生命作为保险合同标的的人。与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不同，除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标的之间的保险利益要求之外，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有保险利益的要求。

 

    (三) 被保险人的确定方式

 

    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确定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明确列明被保险人的姓名或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法人无生命健康可言，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以自然人为限) 被保险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姓名。被保险人是法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每个被保险人应当一一载明。

 

    其二，以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增加一项变更被保险人的条款，一旦该条款约定的条件成立，候补的主体自动成为被保险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地位。比如财产的承租人或者受托人作为候补的被保险人，承租人或受托人变更后取得与原被保险人相同的资格。

 

    其三，以扩展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 这种方式不直接列明被保险人，也不以排序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而采取扩展的方法，使一定范围的人员都具有被保险人的地位。

 

    二、我国《保险法》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1］ (p37) 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成为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设置的核心主体存在被保险人的场合，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抛开了投保人而直接以被保险人为中心展开。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的有无以被保险人为衡量主体 我国《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赋以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51 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赋以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 52 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赋以被保险人减灾防损的义务 我国《保险》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5)以被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我国《保险法》第60 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基于被保险人的存在，产生一系列不同于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作为标的的被保险人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各国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的范围采取不同的立法方式: 列举主义立法、同意主义立法以及列举主义和同意主义结合立法。我国采取第三种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的人员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规定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的也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 条第1 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和质押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 第34 条第2 款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和质押。被保险人拥有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指定和变更，但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必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①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的最终归属权。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认;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②

 

    由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具有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签订的同意权; 被保险人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 被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权利;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的义务包括:如实告知义务; 减灾防损义务;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危险发生通知义务。可见，保险合同中除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外几乎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主体都包含被保险人。

 

    三、被保险人权利义务设置的原因

 

    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终极目的——受领保险金这一结果观察，保险合同利益最终归结为保险金的请求权上，任何其他的权利义务设置均服务于这一核心权利的实现。在保险合同构筑的权利体系中，保险金请求权居于核心地位。对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渊源的判断应该以其对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情况作为重要标准。

 

    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被保险人对保险利益的所有者地位应否使其成为保险合同中的系列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者? 这一问题的探究以保险利益为起点，以保险合同利益为终点。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功能相异: 保险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防范道德风险③，保险合同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彰显保险的保障功能，二者在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卫道士”与“弄潮儿”的角色。在被保险人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二者发生交集。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的决定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抑或后者决定前者? 学术界相关论述乏善可陈，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 合同标的的归属决定合同利益的归属，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享有广泛的合同权利以及合同处分权利。当然，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也是合同的订立主体，而在保险合同中，情况较为复杂。合同标的的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订立主体投保人，基于种种原因不同一，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于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 法律规范的设置似乎倾向于后者，即将合同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这样，与合同的订立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一般原理相背离，但是与合同标的的归属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主张又保持一致。依笔者拙见，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而非相反，理由如下。

 

    其一，道德危险的防范价值序列居前，保险产生的经济利益位列其后。

 

    以历史的角度，对保险运营过程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道德危险的防范与保险的运营相伴相生。尤其在保险业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防范道德危险已经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被保险人存在的场合，对被保险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在立法价值排序上位居前列，而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位居其后。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而将保险合同利益赋予投保人极易产生道德危险。故此，拥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应当享有保险合同利益。

 

    其二，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包含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意思。

 

    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交付保险费之义务，并非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之人。”［2］(p126) 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 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的，由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被保险人死亡的，由受益人取得保险金。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已然决定了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并非自己。可见，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投保的场合，具有将保险合同利益让渡的主观目的。这种让渡，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受益人与保险人的法律关系只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才发生。”［3］(p57) 被保险人生存时，保险合同利益归其所有。综合所有保险类型，法律确立了投保人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主观目的，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利益归属的不二人选。

 

    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作为“损失保险合同上的受益人”拥有保险金请求权。投保人虽然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但由于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保险金的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利益归被保险人所有。在人身保险中，保险金受领人最终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其与被保险人并非始终同意。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请求权与保险利益的拥有者应该保持一致，否则易于引发害及被保险人生命和身体的道德危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法律直接规定保险金的请求权属于受益人。延及受益人地位的确定——直接或者间接源于被保险人的指定或同意 并且，在无适格受益人的场合，保险金归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就此，可以得出对人身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主体的判断，无论最终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为何——被保险人、受益人抑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保险合同利益应归被保险人所有。

 

    保险利益的归属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也应归其所有，此为被保险人拥有广泛权利和广泛义务的原因。

四、日本《保险法》中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创设

 

    在2008年修改的日本《保险法》 中，新增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规定于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缔结后，发生一定事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请求解除该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法》中并无此规定，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属于投保人。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者经由事后的协议解除业已生效的合同，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法》中由投保人享有合同的解除权的规定无疑是对合同法一般原理的遵循。为在保险合同的稳定性与被保险人利益保护间创设平衡点，日本《保险法》增加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制度 规定被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该请求并不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提起以投保人为被告的“以裁判代替债务人的意思表示”的诉讼，通过法院的裁判获得确定判决，以此代替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4］ (p33) 日本《保险法》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发生变化时直接赋予被保险人合同的解除权无异，从而将被保险人的权利延伸到影响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这种做法深具合理性: 投保人以他人生命缔结保险合同的场合，被保险人的生命权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出于尊重被保险人人身权、维护被保险人生命利益以及防范道德危险的考量，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应当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

 

    一方面，人寿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当事人会出现基于情势变化产生解除合同的需求。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受领权因之消失。人寿保险合同多以被保险人的年龄为基础订立，被保险人年龄越大，发生死亡的几率越大，投保的保险费率也越高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被保险人超过一定年龄的，寿险公司甚至不予承保。可见，投保人任意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会侵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投保人订约时存在的保险利益其后丧失，比如夫妻关系的终结。此时，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无疑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增加道德危险发生的几率。如果直接赋予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又会与投保人的利益及其当事人地位发生冲突，造成合同解除权享有主体与合同主体不同一的矛盾。

   五、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各要素的关系特质

 

    (一) 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可以概括为其财产 利益或生命、身体、健康等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可见一斑。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体现为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合同标的的权利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现有利益; 第二，基于现有利益产生的期待利益; 第三，基于某一法律上权利基础而产生的期待；［5］(p21)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财产保险中，遵循填补损害的原则，保险目的即是填补发生保险危险时实际遭受损失之人的损害。投保人虽然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必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利之所在，损害之所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符合保险的存在目的 而保险合同的订立以保险标的危险的评估为基础，所以《保险法》中规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一并承担旨在揭示保险标的危险状态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的存续以保险标的危险范围的维持为保障，对被保险人减灾防损义务的规定即是控制危险程度的措施。至于被保险人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等均以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为目的。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各国立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规定存在差异: 一种是同意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或身体投保必须经过该人的同意; 一种是保险利益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之内人具有保险利益，在投保非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时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即可直接投保。我国采取的是第二种立法方式，一般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可以直接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简单的同意主义立法程序上的繁琐与不便，对倡导社会主义道德 发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精神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兼顾了对被保险人人身权的尊重与道德危险的防范 。但是，这种立法易于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 实质上，被保险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属于被保险人的专属权利，法律无由规定这些权利转归他人所有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人员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仅仅是出于法律对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即认为一定范围的被保险人具有让渡以自己生命或身体投保权利的意思，

 

    (二) 被保险人与保险金请求权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填补损害的保险原则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之人为保险金受领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决定了被保险人 (而非投保人) 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因而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属于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给付来源于保险费的累积而投保人是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人。同时，人身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生、 老、死、葬为保险责任，保险金的给付以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状况为条件。保险金请求权属于投保人抑或属于被保险人? 我国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应当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但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了该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与合同的订立主体并不同一。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被保险人虽然通过同意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让渡了以其身体投保的权利，但这种让渡包含了自己受益的内容 基于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应推定投保人具有使被保险人受益的意思。如此，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方符合被保险人人身权的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可见，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非被保险人莫属，其他人 (包括投保人) 均无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场合，保险金的归属表面属于受益人，受益人对保险金的取得属于依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但是，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掌控在被保险人手中，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均须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方可生效。可见，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主体以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决定，即被保险人享有以生前意思决定保险金享有主体的权利，与被保险人对其遗产的处分类似 在无适格受益人时，保险金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而非投保人的遗产)。可见，法律倾向于将被保险人规定为保险金的享有主体，惟顾及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缴纳保险费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地位，未予以明示而已。

 

    (三) 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不在保险合同的考察之列，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原因关系亦不影响财产保险合同的效力。追究其中就里，无非商贸上之联系与人情上之赠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依法明示，或为情感上至亲之人，或为金钱上联系紧密之人。以防止赌博为初衷的保险利益原则在英国《1774 人身保险法》，通常称为《反赌博法案》中表述为: 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以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条件，否则该合同无效。而这种保险利益除投保人对自己的生命外，以“被保险人的死亡造成其法定或事实上财产权利的实际或可能的丧失或减少”［6］(p22) 为标准。我国《保险法》未规定这一标准，所列举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员涉及情感上的联系也涉及经济上的联系。

 

    (四) 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源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自治，法无规制必要。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以外，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未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须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利益规定已经能够实现禁止赌博与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并无必要对受益人附加保险利益的限制，应当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被保险人。

 

    (五) 被保险人与保单所有人的关系特质

 

    保单签发后，对保单拥有所有权的个人或组织为保单所有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单没有现金价值，以自己的财产投保的，投保人自己即为保单所有人; 以他人财产投保的，被保险人为保单所有人。很多人身保险合同具有储蓄性，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可能出现基于保单财产性的转让或质押。如此，保单所有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还可以是除受益人、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人。

 

    六、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比较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的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其他主体一般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 虽然被许多学者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典型代表，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存在诸多不同。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订立有参与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保险合同的生效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为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不是缔约当事人，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不需通过其人参与缔约。被保险人除了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外，必须承担许多义务，其中既包括先合同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也包括合同义务。(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等)，还包括法定义务 (减灾防损的义务以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等)。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并非源于投保人的指定，而是源于保险法的直接规定，并且这种请求权可以经由对受益人的指定而归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人享有。同时，在没有适格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继承 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的受益权是受合同当事人指定的，只能由该第三人享有，不能任意转让和继承。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事先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需通知或征得第三人的同意。④

 

    综上可见: 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是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者，也是对保险合同标的拥有保险利益的人。同时，除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之外，被保险人需承担保险合同中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几乎涵盖了保险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将被保险人简单的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显然不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也无法满足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偏重保护的立法目标。与投保人相比，被保险人不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也不享有保险合同解除后追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权利。但日本《保险法》中新增的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权，将被保险人的权利扩张到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如果说某一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由该主体的权利义务反映和决定的，那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被保险人已经具备了超出一般合同第三人的类当事人地位。

 

 

 

注释:

  ①参见《保险法》第39、40、41条。

  ②参见《保险法》第42条。

  ③道德风险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谋求保险金为目的，故意作为或不作为，造成或扩大的危险。参见林群弼:《保险法论》，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29 页。

  ④文中涉及第三人利益合同特征的分析引自王利明：《论第三人利益合同》，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八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71 － 373 页。

  

  【参考文献】:

  ［1］［日］石山卓磨.《现代保险法》［m］．东京: 成文堂，2005．

  ［2］林群弼．《保险法论》［m］．台北: 三民书局，2006．

  ［3］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