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大全11篇

时间：2022-07-04 11:30:02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财政政策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财政政策

篇（1）

在书中，作者明确指出：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利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采行其实反映了人们对财政赤字的认识转变，亦即从“赤字有害”到主动利用财政赤字。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理论界对于财政赤字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赤字有害。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通货紧缩成为经济运行巨大压力的宏观经济状况，决策层审时度势，果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举措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考虑到社会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接受问题，把扩张性财政政策称作积极财政政策。相应地，赤字财政也一改多年来“有害”的常态，开始以“积极”的面目出现。这就涉及到究竟应当如何评判赤字财政的问题。作者认为：评价赤字财政有害无害，因时因地而异，不能笼统地、简单地作结论。财政赤字的“是”与“非”、“好”与“坏”，要看宏观经济状况，只有在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的状况下，财政赤字才属于“是”和“好”，因为它通过国债这种国家信用工具把城乡居民暂不使用的资金转变为政府资金使用出去，弥补了总需求缺口，刺激了经济。

既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必然会发生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赤字，相应地也就产生了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问题。在没有财政节余可以动用，且财政不允许向银行透支的条件下，当前我国发生的财政赤字全靠增发国债弥补。由此，财政赤字也就成为增发国债的同义词。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还是有害，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同时也取决于增发国债的规模是否合理。在合理规模之内是有利的，超越了合理规模则是有害的。相应地，也就引申出发债规模的度的把握问题。

至此，作者围绕财政赤字这个轴心，由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采取的主要政策举措（增发国债）——引申出发债规模度的把握——进而探究国债市场化建设问题，环环相扣、逻辑连贯，一条清晰的主线、脉络跃然书中，展现于读者面前。

二、在具体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分析、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告别“短缺经济”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外部冲击，使得国内本已存在的后短缺经济的新问题显性化，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迹象明显；失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经济增幅下降，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等等。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之所以把运用赤字财政进行调控作为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是因为，与其它宏观经济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就可以直接扩大社会需求，时滞短，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财政政策更为主动和主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含义的。

书中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概括与评价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技改贴息取得了良好效果，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增加了就业机会等。

三、从宏观调控的战略角度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在经济增长乏力、增长速度下滑时，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把社会的闲置资本利用起来，从而刺激经济，变下滑为上升。这种做法是在当今世界市场失灵现象反复出现、经济活动复杂化和国民经济景气循环的不规则化条件下，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的调节，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其包括的总体政策含义是，在主要确保金融稳定、安全运行的同时，相对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在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中，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书中同时指出，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和加快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由此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组合，因而必须加强研究，探索如何避免政策相互掣肘与效果彼此抵消，如何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把握政策的合适力度与实施时机，进而保持经济系统的动态稳定性。

四、通过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刻体味积极财政政策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相关问题亟待探索，诸如资源配置趋向的变化、利益关系的调整，对投资、对消费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宏观调控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时政策手段的运用。书中辟出专门章节，对财政支出的合理安排、收入分配的调节、三农问题、基于供给调整的税收政策、出口退税以及财政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其相应的政策结论是：合理安排财政支出，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通过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具有不可持续性；支持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鼓励农村居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税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增值税的完善、内外企业税负的统一，远期目标是实现“税费归位”；完善出口退税的管理机制，保证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改革预算管理制度、逐步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篇（2）

1．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土地和股市两大泡沫(一般称“资本泡沫”)的推动下，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当时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有所谓一枝独秀的美誉。然而，进入90年代后，以地价下降为导火索，资本泡沫逐步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多年的徘徊或萧条期。1990年GDP增长率达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长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为-2.5％，2001年为-0.5％。失业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为5．3％，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价连续下跌，批发物价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为0．6％外，其余年度均为负数；消费物价虽不象批发物价那样长期下跌，也有两个年度为负数，基本上在0值周边波动。其二是泡沫经济时期泡沫化了的资本严重缩水。股市缩水：日经平均指数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与1989年相比缩水70％以上。其间，虽在1993年和1999年出现过反弹，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动，目前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缩水：土地价格从1991年开始连续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价(日本中央政府国土交通省调查的价格)与最高价?竦?991年相比，住宅用地价格共下跌了36．0％，商业用地价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调。

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尤其是通货紧缩，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预算扩张。税收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参见表1)。同时，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政预算的债务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参见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对策。采取经济政策，是在政府感觉到预算安排的扩张力度仍不够，需采取追加预算时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为对预算扩张的强化或补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实施政府经济对策(这两年预算安排仍是扩张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两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担忧和“关心”程度。据估算，这些政府经济对策共动用资金(包括增发国债和减税等)130多万亿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国债发行、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

(1)扩大国债发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债规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债余额(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债，下同)，占GDP比重为61．4％。但在90年代国债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上升为139．6％，约1．4倍。从绝对额上看，日本GDP约为500万亿日元(90年代用现价计算的GDP基本上没有扩大)，1990年公债余额约为300万亿日元，2002年为700万亿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国债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万亿日元，年平均增加40万亿日元，年均递增9％。公债余额增大速度快，无疑是大量发行公债的结果。

表1日本租税负担率(单位：％)

税收社会保障负担合计

国税地方税小计

199017.99.527.411.338.8

199315.49．O24.41236.4

199414.58.723.212.235.3

199514.58.923.413.236.6

199614.2923.213.336.5

199714.29.223.413.637．O

199813.49.522.91436；8

199912.99.222.113.835.9

200013.99.323.214．O37.2

2001149.623.614.938.5

1997年美国15.811.727.59.236.7

有关国家英国37.51.839.39.348.6

德国25.53.729.225.254.3

情况法国29.86.536.325.762．O

注：负担率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料来源[日]日本银行国际局编{国际比较统计}2000年版；[日]财务省2002年4月编发的宣传材料《财政的现状与今后的方针》。

表2日本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

中央财政预算债务依存度(％)公债余额(中央与地方政府)占GDP比重(％)

美国意大利

19908.461.455.3105.4

19917.658.259.5109.3

199210.159.861.9118.3

199311.26363.4119.9

199418.769.462.6126.1

199517.776．O62.2125.2

199628．O80.661.3124.3

199721.684.759，1122.4

19982097.356.7119.9

199937.9116.954.2118.5

200038.4125

200134.3128.5

200236.9139.6

资料来源[日]财务省2002年4月编发的宣传材料(财政的现状与今后的方针)；[日]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编(财政金融统计日报)2001年第5期。

(2)减税。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实施一些临时性减税措施外，1994年进行了一次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提高消费税税率，决定从1997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两个百分点中一个百分点作为地方消费税)，同时从1995年开始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1999年再次下调了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300万日元提高到330万日元，低税率(10％)的适用范围由300—600万日元，扩大到350—900万日元，最高税率由50％下调至37％。与此同时，以个人所得为税基的地方居民税(都道府县民税和市町村民税)也采取了减税措施。一般经营性法人的所得税(即法人税)税率也由37％下调至30％。在增税减税同时进行的税制改革中，减税的力度明显大于增税，税负呈不断下降趋势。日本税负1990年为27．4％，1999年下降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为22．9％。1997年因提高消费税税率税负略有反弹，但总体上未能阻止税负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减税主要是针对国税的，地方税的税负在90年代保持了相对稳定，甚至稳中有升，1993年为9．0％，2002年上升为9．6％，国税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国税税负为17．9％，1999年下降为12．9％，2002年为14．0％。

(3)扩大公共投资。扩大公共投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支出项目。在90年代，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公共投资支出保持了较快增长，每年比上年度增长5％左右(1997年为1．3％，1998年为-7．8％)，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为10—15％。加上综合经济对策等追加预算，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如1998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公共投资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经过两次追加预算后，公共投资支出比上年度实际增长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除一般预算安排资金外，还通过财政投融资提供资金。在90年代财政投融资保持了较大规模。1990年财政投融资计划总规模为34．6万亿日元，1999年上升为52.9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4．8％。由于财政投融资是有偿资金，其投向与私人资本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进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质疑，其增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支出规模也较大，1999年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政府预算中公共投资支出分别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资主要用于交通、城乡基础设施，治山治水和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政府固定资产形成规模也大，1998年政府总固定资产形成占GDP比重达6．2％，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日本社会保障实行收费制，其运营原则上独立于财政，由社会福利部门管理。但这并非意味着财政不承担社会保障支出，相反财政资金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负责公共救助、公共卫生医疗等职责外，对于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年金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提供资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资金占社会保险制度给付总额的20—30％。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期间，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对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亿日元购物券，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90年代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较快，以中央财政为例，1990年社会保障支出为11．63万亿日元，2000年上升为16．8万亿日元，10年增加5．2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3．8％。在中央财政支出中，除作为国债成本的国债费外，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最快，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为19．7％。

二、财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来日本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了400多万亿日元的公债，相当于GDP总额的80％。目前公债余额已相当于GDP的1．4倍。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两次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90年代日本经济呈现出复苏短期化特点。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5％和5．0％后，1997年出现了下降(-2．5％)；2000年实现了1．2％增长后，2001年又出现了下降(-0．5％)。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两次暂短的复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把日本经济推向正常的增长轨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学术界，有人称90年代以后日本财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运用经济政策，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政策的运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政策运用缺乏针对性，而财政政策孤军作战，以及公共投资效率下降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国内经济，其对外经济基本上保持了较好的态势。如进出口总额，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递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递增4．3％。贸易顺差，除1994年和1995年两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扩大，1999年为1230．4亿美元，比1990年的635．3亿美元增长94％，年平均增长7．6％。由于对外经济势头良好，日元也处于升值状态之中，1990年美元对日元的平均汇率为144．88日元，1995年升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为113．91日元，目前为130日元左右。

国内经济问题较多，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费增长非常缓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为负数(-0．3％)。而且与政府消费相比，民间消费增长更加乏力。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则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为负增长(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间投资下降。有5个年度里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虽有增长，有的年度增长幅度还相当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别增长16．0％和15．2％，仍没能改变总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压缩财政投融资规模所至。

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创伤不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机构的功能。在资本泡沫膨胀时期，金融机构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泡沫活动之中。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价格飞涨时期，金融机构的资产也以股票等有价证券和土地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业银行的有价证券账面收益曾高达34万亿日元。另一方面，在当时日本金融分业经营的框架下，金融机构通过向以证券交易和不动产买卖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企业(包括金融、财务企业等)融资，实际上间接地将资金投入证券和土地市场。已经倒闭的7个住宅专业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机构资产也以严重泡沫化了的证券和土地为主。资本泡沫的破灭，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的资产严重贬值，而且由于贷款或融资对象的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不能还贷，致使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关于不良债权的统计标准不断变化，其统计数字也不尽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监督厅公布日本金融机构“有问题债权”为87万亿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为43．4万亿日元，其中银行32．5万亿日元。

金融资产贬值，不良债权增加，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是破坏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不足，出现了谨慎消费与谨慎投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资产以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为主，据统计，1996年底日本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52％是定期存款(美国为17％)，11％为现金或活期存款(美国为2％)。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大及其表面化，严重影响了居民对金融机构，乃至日本经济的信心和预期，出现了谨慎消费。90年代初以来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调，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实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费并没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居民消费贷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谨慎消费影响国内需求，加上生产经营性公司、企业本身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和负债增加，投资者也出现了谨慎投资倾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大量不良债权和资产贬值的影响下，出现了惜贷行为，金融功能严重弱化。90年代，日本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过10％，而银行贷款增长率很低，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为负数，

如上所述，日本经济的问题出在金融体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对策重点放在扩大公共投资和启动消费上(其中也有一些解决金融体系问题的对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义上讲是下错了药，政府措施缺乏针对性，这是日本90年代以来长期财政扩张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财政政策扩张缺乏必要的货币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机构惜贷，实际上形成了财政政策孤军作战的局面，这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资效率下降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试图以此来扩大内需。但是，公共投资扩大内需的效果与投资效率是有关系的。只有当投资能带动民间的投资或者区域、产业的发展时，其效果才大，这就是所谓乘数效应。众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发达国家，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在此基础上再过份扩大公共投资，往往是“奢侈”或浪费。

眼下，我国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扑灭了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从而“洋为中用”，提出我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不得调整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观点，认为，他们对日本“教训”的把握不够准确。日本经济在1995年开始恢复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5％。政府针对这一情况对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讲：(1)通过了《财政结构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债(不包括建设公债)发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编制了相对紧缩的预算，财政预算规模增长幅度下降，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律确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实施特别的经济对策。但是，从结果看，1997年的财政政策并非紧缩，而是扩张减速。虽然1997年的税负比1996年仅上升0．2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影响)，但债务余额继续扩大，1997年末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为84．7％，比1996年上升4．1个百分点。

虽不能完全否认财政政策调整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遭重创。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调整政策取向，日本经济是否就会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再度下滑，除固有问题影响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没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响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合资企业的收益，同时还影响了日本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1997年经济增长回落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决不是调整财政政策的“教训”。其后，1999年日本经济重又出现过复苏势头，但仅维持了几个月，2000年下半年开始就又转向下降，其间财政政策并未进行调整。总不能把这次下降的原因又归结为财政政策吧!日本经济在复苏与萧条之间挣扎，是其经济本身的症结决定的。此外，作为结论，认为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整，这在理论上也是存在问题的。作为景气调整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景气情况调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调整就无政策可言。而且这一观点的理论前提也是值得商讨的。该观点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意味着政府大量的国债和大规模投资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前提。我觉得，如果一国国民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或者说离开政府大规模投资就要出现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就不是健康的经济。我认为，我国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资效率低下，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训，要随时注意财政政策的效果和财政政策取向的调整。

三、日本财政政策展望

1．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难题。

当前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有经济增长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和财政能力低下等，它们是决定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根据内阁府公布的《2001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日本政府对当前日本经济增长的预测并不乐观。因出口的恢复，国内库存调整和资本存量调整的结束等，预计2002年度下半年经济会恢复增长，但增长率在1％左右，而且后劲明显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问题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制约投资和消费的扩大。而且政府推进的“结构改革”在近期内将增加企业倒闭和失业，加上美国经济的不透明性，经济恢复的动力明显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对财政压力增大。199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老年化比率)为16．7％，已进入高度老年化社会。不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进程十分快速。据日本政府预测，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将超过20％，2020年将达25％以上，成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将加大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据测算，70岁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医疗费为年轻人的5倍，加上现收现付制年金账户的高额赤字等，其对财政的压力是巨大的。

再次，财政债台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来的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债务累积。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债余额相当于GDP的1．29倍，2002年预算通过后，则进一步上升为1．4倍。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据内阁府的测算，假定社会保障水平及其他税制不变，2005年开始以提高消费税为主来实现长期财政平衡，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23％，同样条件下，2020年开始运作，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在所得税税制不变的情况下，将消费税税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认为调整财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缓。

2．今后财政政策展望与小泉结构改革

篇（3）

扩张型财政政策流露长期化倾向

字串6

1998年开始，我国政府财政政策由紧缩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所以属扩张型财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是，现在本应淡出和转型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却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经济快速增长染上了对扩张政策的依赖症，而潜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却使扩张政策难以为继。这是当前政策抉择面临的一道难题。

2001年,GDP增长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季减缓趋势，经济整体增幅下降的态势表明扩张政策的效应在递减；国有企业在基本实现三年脱困目标之后，脱困的成本和代价尚未消化，又出现效益回落，利润增幅持续下滑，部分企业脱困后又返困，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国有单位的投资靠国债支持继续上升与非国有单位投资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国债投资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自我积累机制依然乏力；物价由低速回升转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价下降0.8％，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下降1.2％，生活资料出厂价下降1.5％；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难度加大，去年下岗未能再就业的职工近6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2－3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增加农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乏力，制约农民增收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潜伏的财政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字串5

回顾2001年，瞻望2002年，对今年经济发展和对策，似应作出以下几点认识：

连续4年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并为今后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放松银根的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剂强心针，不可能带来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增长，为经济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巨额的财政赤字，沉重的债务负担，货币超经济发行，最终势必酿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如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或者导致经济滞胀（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当政者都不会长期推行扩张性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度财政敞开国库花钱，银行开足马力印发钞票，由此酿成的苦果至今还没有消化完毕。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居民储蓄超常增长等，这些因素都给经济投下了通货膨胀的阴影。现在人们之所以没有看到它的现实威胁，是由于出台的改革措施强制地遏制了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把收入锁进银行的保险柜；是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不能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经济风险时，应当适时地把重点转向后者，决不能为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

字串7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莫追随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消费，但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依赖消费。近代工业革命飞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导致消费资料极大丰富。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无节制的物欲满足为宗旨，奉行

物质消费至上主义；超越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国GDP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39名，美国居第2名。

篇（4）

对于本次通货膨胀的成因，国内外学者已作过较多的分析。综合来看，货币超发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是其主要原因。当然，对于货币超发的途径，既包括因外汇储备过多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也包括危机背景下商业银行天量信贷投放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因此，在讨论有关治理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措施时。大多数的学者都主张用加息和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缓解国内通胀的压力。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宏微观经济环境和财政预算制度下，无论是加息还是人民币升值都无法促进货币政策的有效转型。促进货币政策的转型、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还必须改变传统的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

篇（5）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为实现财政收入，调节经济而制定的税收行为规范。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体现在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上。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指国家对保险的税率、税种以及税收分配等设定行为规范，以实现税收征收和合理的分配。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和完善，关系着保险政策的实现以及保险业的发展。

我国长期以来对保险实行的是严格的税收政策，并且税收制度不尽合理和完善。

1．长期的高税率和不合理的保险调节税的设置（1994年以后取消调节税），削弱了保险公司的积累能力。保险公积金是按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税率的高低、税种的多寡对税后利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较高的税率和不合理的调节税的设置必然减少保险公司的税后利润，保险公积金的积累也就自然减少。由于保险公积金是保险偿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这有碍培育保险市场主体，稳定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2．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破坏了保险市场秩序的重要基础——公平竞争。1997年以前，原中保集团公司的所得税率高于国内其他股份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的所得税率一直低于内资保险公司。这种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导致保险市场各竞争主体竞争起点的悬殊。竞争的不公平影响了建立规范有序的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3．实行统一的营业税率不利于保险产业发展政策的完善。我国现行营业税除寿险、农险免税外，其他一切险种都不分税种实行统一的8％比例税率，难以体现国家对各险种的政策导向，使保险产业发展政策难以配合国家经济发展计划，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需要。

4．不尽合理和完善的保险税收分配制度，影响了地方政府对保险业支持的积极性。我国保险营业税和涉外保险业务的所得税一直归地方财政支配。（1997年后提高的3％征收的营业税归中央政府）国内保险业务所得税的分配如上所述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但总的来讲，现行保险税收分配制度难于体现保险公司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因而影响地方政府对保险业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保险公司对地方财政的影响，而且现行分配制度上兼顾了中央财政与省级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并没有兼顾到省级以下各级财政的分配关系。

二、建立合理完善的保险税收制度。

由前所述，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财政与保险的关系逐步理顺，保险税收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险税收政策也逐渐宽松，但总的来讲，保险税制仍不完善，保险税收政策仍然严格，制约了保险政策的实施以及政策目标的实现。为充分发挥保险税收政策对保险的促进作用，国家财政应对保险施行宽松的税收政策，建立合理、完善的保险税收制度。

篇（6）

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是必然的选择。但是，若这种政策只是靠增发国债来带动政府投资的扩张，财政债务风险会不断加大。所以，寻求化解财政风险和解决需求不足的有效措施和研究积极财政政策创新问题，至关重要。

积极财政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期。2003年GDP增长9.1%，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看，主要是投资和出口。在9.1%的经济增长率中，投资拉动的贡献为70.95%，远远高于2001年的49.3%和2002年50%的水平。投资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过多。2003上半年中央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额同比实际下降了7.7%，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增长了41.5%。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一些行业已经出现投资过热，连续三年增幅均在20%以上。200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8512亿美元，增长37.1%，其中出口4384亿美元，增长34.6%，进口4128亿美元，增长39.9%，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强劲需求拉动下，价格总水平开始上升，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凸现。面对中国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今后一个阶段内，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在控制总量的同时，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从调整结构入手，适时适度地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和实施的力度。财政政策应由政府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解决长期性、战略性、结构性的问题上来。

首先，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适当地减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并逐年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

其次，按照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的要求，紧紧围绕“五个统筹”，把机制创新作为积极财政政策调整的重心。主要是通过改革财政投入机制，拓宽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思路。财政政策要更多地发挥税收、贴息、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多种财政杠杆，随着改革的深入，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融于公共财政政策中去。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增加有效供给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十分簿弱，现代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下；工业和建筑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这种状态下，增加需求仅仅依靠积极财政政策肯定是很难凑效的，必须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实现。

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首先，用长期建设国债进行农村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它不仅可以创造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而且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最佳路径。其次，加大防灾、生态保护的投入，加强生态建设和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这些项目社会效益好，主要靠财政投资。再次，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依赖于农业科技的进步，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农户教育水平的提高，国家应尽早启动农村教育扶贫工程。这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最后，利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来引导和扶持那些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农业投资项目。积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大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对第二产业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

调整结构，保证重点。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目标，除了保证国家重点基础产业的投资外，还应支持工业战略改组、优化与升级，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略，使其尽可能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于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企业。这不仅是国有企业自身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集体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需要。对那些经战略性改组后有必要续存下来的国有企业，除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继续保持独资外，对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造，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功能。当然，在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财政增量投入总是有限的，重点是盘活存量资源，使存量资源在不同产业、地区之间流动，而存量资源的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组合的结果。关键问题是目前我国一方面缺乏资本退出的必要条件即产权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又缺乏资本补偿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结构调整和升级相联系的资本补偿就需要财政政策支持。财政可以通过发行长期专项国债来收购、封存或淘汰那些生产能力过剩的资本，使过剩领域的资本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

采取措施治理一些地方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首先，要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尽快制定完善并严格执行行业准入的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标准，不达标的一律不准开工建设，对在建工程进行清理整顿，对未达标的，责令限期改造达标。其次，要严格土地审批制度。对省以下土地实行垂直管理。凡是不符合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再次，要加强监管，严格控制银行贷款。银监会要加强监管，中央银行要强化窗口指导，商业银行要增强风险意识，严格贷款审核，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扩张的行业，要从严控制贷款。最后，要加强税收执法力度，禁止任何地方和部门擅自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不得越权减免税收。

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使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重工业化时期，此次经济的重工业化是消费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以及政府政策引导的结果。今后我国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从直接投资转向扩大消费，充分发挥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消费的促进作用，财政政策应侧重于支持汽车、通讯、旅游、文化、体育、教育、医疗服务等新兴消费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重点扶植高新技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教育产业以及旅游产业的增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限制，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使各种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优化产业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以全面提高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切实增强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

要合理运用政府采购，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劳动力、投资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政府采购作为市场中最大的购买者，它可以引导生产要素向产业结构的合理方向流动。通过有计划有目的政府采购，使得需求结构处于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态势。目前我国房地产，汽车等投资增长过快，如果政府采购在一定时期内不抑制这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的危险。当然，在短期内，政府仍然需要有计划地适量增加投资过热的产业的消费需求，来消化投资过热产业的投资产品。否则，会导致生产产品过剩，很有可能形成经济滞胀。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启动消费

连续实施六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仍然突出。其主要原因是居民的社会经济预期对供求关系的影响力加大，居民的低收入、高支出预期，已成为扩大即期和中远期消费需求的障碍。因此，近期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对启动消费需求的支持力度。一是尽快建立健全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消除大多数居民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信心和消费水平，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二是稳定居民的收支预期，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继续贯彻执行企业“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政策，加大对困难群体的财政扶持力度。三是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选择可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效地解决农村消费不足的问题。四是消除限制消费的体制性、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启动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深化税制改革，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对消费行为减税，以刺激消费

当前，一般性消费品已在我国城市家庭趋于饱和，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已开始向汽车、住房、教育等更高级的消费升级。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为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将减税政策与银行的消费信贷结合起来。对政府鼓励的特定消费行为如居民购买住房、汽车、教育等消费贷款利息允许抵免个人所得税。因此，建议政府应尽快制定消费贷款利息允许抵免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以达到扩大内需，引导社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的目的。

对投资行为减税，鼓励投资，特别是吸引民间投资

为了鼓励企业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可以将减税与扩大投资需求结合起来。

进一步扩大企业所得税的抵免范围。对企业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国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投资都应按一定比例允许抵免企业所得税，以鼓励企业投资，推动国内企业技术装备的进步，提高其竞争力。

逐步推进增值税制改革，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是从1994年起实行的一种生产型增值税。这种生产型增值税使得企业外购设备的投资越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这样就抑制了投资和设备更新及技术进步，导致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负重。而且生产型增值税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征税，使得国内产品税负重于国外产品，税负不公，不利于公平竞争。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后，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缴纳增值税允许抵扣，不仅可以鼓励企业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增强企业自主投资的动力，逐步形成社会自我投资的增长机制，而且可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的供给水平。增值税转型后，应尽快对纳入抵扣的固定资产的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定。

继续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一是全面推进农村“费改税”工作，取消不合理收费，进一步规费收费。二是逐步从以税代费改为费税全免。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应逐步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取消农业税，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即对从事农产品生产和交易的农民只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不征农业税。三是对农民个人和个体工商业户缴纳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时，进行适当地税收减免照顾，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参考资料

篇（7）

持续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长率大大提高了我国总供给的水平，同时也积淀了过度膨胀阶段的许多不良筹码。高速增长阶段的一个特点便是粗放经营，只求规模不计成本，同时由于政府和企业投资缺乏远期理性预测，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造成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全国共有钢铁企业1700多家，是国外钢铁企业总数的一倍，发达国家钢铁企业的平均规模为年产量1000万吨，而我国只有5.4万吨。当我们为年产1亿吨钢的工业化成就而骄傲时，资料显示，全球钢的生产能力已高达10亿吨，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亿吨。而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也显示，我国企业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业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生产中有半数以上的生产能力低于50％。

（2）社会公众和企业预期成为左右经济的重要因素。首先，物价下降的预期使总需求萎缩。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个目标，更多地关心保8％和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对于物价上涨控制在3％以内无人怀疑，可见，社会普遍相信物价将继续下降。从理论上讲，这一方面会使消费者持币待购。价格比以前低可以诱使消费者购买，但如果认为未来的价格会更低，则大多数消费者会推迟购买。另一方面，投资者预期未来生产的产品价格会更低，因而认为目前的投资在将来投产后，产品价格比现在还低，这导致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投资需求减少。消费与投资的不足减少了总需求，又使物价继续下降，从而步入恶性循环。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预期不稳定，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也导致消费紧缩。1993年～199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呈现连续上升趋势。依次为2.8％、8.5％、12％、13.8％。1997年增长幅度却陡然下降，实际增长5.7％，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响，同期人均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双双回落。同时收入不稳定的悲观预期，迫使居民采取预防性措施，首先是紧缩预算，其次是减少或推迟必要的消费支出。今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比如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城乡居民的危机感和风险意识增强，从而强化了储蓄与保险，减少即期消费。

（3）消费结构面临升级，而目前没有形成消费热点，市场需求趋淡。目前我国人均GNP刚逾700美元，基本上实现了以家电为主的消费需求拉动阶段，理应步入更高一级的消费阶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车和住房需求短期内难有大的变化。据分析，在5万亿的储蓄存款中，有1万亿左右属于“公款私存”和各种形式的“灰色收入”，在通常情况下不构成对于市场的有效需求。另有一万亿存款属于农村居民储蓄，人均存款额并不太高，除了满足即期需求与消费外，只能储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丧等未来购买力；其余3万亿元存款中，社会20％富有人员的存款要占储蓄额的50％以上，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用于生活性消费的数量有限。这样算来，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费主体的人均储蓄余额难以形成对潜在需求的消费者剩余。可见，靠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短期内不可能，今后将有一个居民积聚各种财富的阶段。

（4）东南亚金融危机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出口需求的减少同时增加了国内的供给。近年来我国外贸出口走势已显示出增长放慢的轨迹。1979～1995年外贸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仅20.1％，1996～1997年外贸出口增长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现了负增长。除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的产品类型与我国趋同，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降低了他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处于不利地位外，我国在高科技、服务贸易、跨国公司生产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对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5）基础设施不健全和消费信用方式滞后，制约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虽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建设还相差很远，也限制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如城镇公路建设和交通状况难以适应对“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国空有500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约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导致销售不畅。同时由于消费信用方式未从卖方市场快速过渡到买方市场条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长期形成的一次性整体性消费习惯也成为压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通过对以上我国内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见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内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从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国两年内连续五次降息，并从1998年起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的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开始，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扩大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个人消费需求，但从实际结果看，上半年经济增长仅为7％，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启动经济增长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国出现了凯恩斯流动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时，人们不管有多少货币只想保持在手中，这样央行就难以实现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刺激投资的政策目标。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第一，货币政策客观上受时滞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货币政策的宏观扩张政策同已经或即将出台的住房、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费紧缩矛盾，产生政策“抵消”。第

三、利率杠杆并未完全失灵，更重要是我国经济也并非完全萧条。所以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具有“准凯恩斯陷阱”的性质，但并未完全陷入凯恩斯陷阱。既然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完全可以尝试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及引导货币政策效用的发挥。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中国财政政策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收入水平较低，而财政支出负担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增发国债，新增1000亿元国债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六个方面的建设。这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解决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据世界银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计，中国因交通设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会成本相当于当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中国的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内在联系机制尚未形成，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变动不甚敏感，所以“挤出效应”不会大，这也能充分保证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对于国债的发行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是国债的发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风险意识且期望值不宜过高，因为至今世界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从我国的债务负担率（累计国债余额与全年GDP的比例）来看，1997年底累计国债5928.8亿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确定的发行数6508.6＝2808.6＋2700＋1000，减到期国债还本1671.45，预计1998年底累计10766亿同年GDP的约13.3％，而国际上这一指标不应超过50％，可见国债规模还有力可挖。但从债务依存度（本年国债发行额与本年财政支出之比）来看，按1998年确定的6808.6亿元，预计要占调整后的全国财政预算的40.19％，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20％的限额。

此外，还应注意国债发行收入必须做到专款专用，即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投资应该主要是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而且要立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关系的理顺，不要因为要拉动投资而使本来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关系雪上加霜。最后我们还应优化国债的期限与品种结构，降低国债筹资成本。

我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应实行结构性减税与强化税收征管及费税改革并行。

篇（8）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篇（9）

我国市场尚在发育，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阶段。我国已建立起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正处在由财政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过渡的转型时期。制度、体制的创新成为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转型时期体制创新本身面临着种种风险，如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职工分流下岗，政府机构改革，收入水平的悬殊，经济全球化下的外部冲击等等都会影响着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这就客观上要求财政强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但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原有的、主要依靠过多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办法，已明显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构建政府管理经济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应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配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这已成为政府职能转换中的首要任务。

二、目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l．世界经济的约束。

随着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将进一步融合，由此带来的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以及世界性紧缩传导效应的加速，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呈现的明显过剩和紧缩特征至今未得到根本的改观，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经济的降温，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下降，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持续走低，这些都将影响国际市场对中国外贸出口的需求，抑制国内市场价格的回升，从而进一步加大国内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

2．结构调整的维艰。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低档次产品过剩，高档次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转换时期。基本供给层面上的商品已经不再供不应求，而商品供过于求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在诸多传统产业饱和的同时，许多新产品新产业尚待开发，现行经济结构难以支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尽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正在逐渐摆脱结构调整的制度因素影响，开始加快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但当今世界技术换代不断加快，在解决现存结构问题的同时，更新更高层次的升级换代使经济结构调整成为长期性任务。

3．消费增长的滞缓。

当前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局面决定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总收入不断增加，但增量部分被占人口 20％的高收入人群获取，80％的低收入居民呈相对下降趋势。低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增长缓慢，不能形成对消费增长率的实际贡献；高收入阶层虽然收入不断增加，但边际消费倾向低，对消费增长率贡献也不大，因此导致了总体平均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再加上消费者对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改革措施的预期，使居民储蓄倾向增强，消费倾向减弱。

4．投资速度的放慢。

近年来由于政府增发国债，加大了政府投资力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强。但今后一个时期投资增长与改革开放中前期比较，速度将会放慢，这是缘于：一是目前全社会投资基数较大；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尚处于关键时期，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资产负债率和利润率都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投资能力有限；三是银行的信贷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企业利润率低下和银行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导致银行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较低；四是民间投资不够活跃，缺少必要的引导机制和激励机制，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五是资本外流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与此相应的另一面，外资引进的发展趋势也不容乐观。

综合上述因素分析：我国从“短缺经济”时期过渡到“后补缺”时期，有效需求不足将会经常性地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将取代通货膨胀的压力，成为经济运行中必须认真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这是由体制转轨和结构转移的双重因素决定的。若想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必须实现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

尽管如此，就宏观大势而言，我们仍持乐观态度。据世界经济组织预测，在中国结构转换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将由改革开放中前期的高速增长阶段进人次高速增长阶段，但由于中国市场容量和结构转换空间较大，在未来30年，仍可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借鉴

我国 1998－2000年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从经济理论源头上考察应属于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政策。这种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汉森的吸水政策，即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个特点：第一，汲水政策是一种诱导景气复苏的政策。是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恢复能力为前提的治理萧条政策。第二，汲水政策的载体是公共投资，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作为启动民间投资活跃的手段。第三，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不进行超额的支出，只要使民间投资恢复活力即可。第四，汲水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财政政策，随着经济萧条的哨失而不复存在。

二是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的补偿政策。即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调节景气变动幅度，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在经济繁荣时期，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因素，政府通过增收减支等政策以抑制和减少民间的过剩需求；而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减少通货紧缩因素，政府又必须通过增支减收等政策来增加消费和投资需求，谋求整个社会经济有效需求的增加。

准确的剖析，补偿政策和汲水政策虽然都是政府有意识的干预政策，但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第一，汲水政策只是借助公共投资以补偿民间投资的减退，是医治经济萧条的处方；而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的干预政策，它不仅在使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中得到应用，而且还可用于控制经济过度繁荣。第二，汲水政策的实现工具只有公共投资，而补偿政策的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包括所得税、消费税、转移支付、财政补偿等。第三，汲水政策的公共投资不能是超额的，而补偿政策的财政收支可以超额增长。第四，汲水政策的调节对象是民间投资，而补偿政策的调节对象是社会经济的有效需求。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属典型的“汲水政策”，其载体是国债投资，而1999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则属于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干预的政策，其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有税收、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等。

不论采取汲水政策还是补偿政策，其主要措施都是扩大公共投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短期表现为需求效应，而长期则表现为供给效应。

在“后短缺”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全面的供给短缺转向了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失调并存。目前中国经济呈通货紧缩态势，绝非是单纯的生产能力超过市场容量，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微观和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造成的，既含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有供给结构问题，后者导致了供给质量不高，造成结构性积压严重，反过来又增加了需求困境，根据这一判断，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既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又不同于西方国家70年代的经济滞胀。因此，单独用凯恩斯的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或供给学派的减税等一揽子供给管理政策，均不能达到目的，应将二者结合起来运用。我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导致了供给状况不能适应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费者的需求，必须也只能通过供给调整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结构。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的不断提高，供给可能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调整供给将显得越来越重要。治理的办法在于把政策导向和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压缩无效供给，发展有效供给，实现供给结构的升级换代。

四、近期积极财政政策取向

近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要巩固前期政策成果，应汲取日本在扩大内需政策缺乏连续性而遭失败的教训，防止因轻易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向力度，而导致的经济再度陷入不景气现象的发生。在政策的实际执行中，要注意：

1．继续发挥国债作用，注重引导社会投资。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式，应适当减少直接投资，逐步增加间接投资的比重，即采取财政参股、补贴、贴息等办法吸引民间投资。对国债的使用方向，要加快在建项目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做好“填坑补洞”的后续性工作，提高项目的使用效益；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工程的投资力度；要通过贴息等方式扩大国债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的支持，促进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升级换代。

2．调整税收政策、激活社会投资，进行税制结构调整。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减税或增税，不同领域的税负水平将有增有减。增的部分系指当前gdp中法定税负较轻的，或现行税制应该覆盖而尚未覆盖的部分，应对其拓宽税基，适当增加税负，如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课征重税。减的部分则是gdp中税负过重的部分，如增值税的税基改革，企业所得税税前成本的足额扣除等。税制调整是适应加入wto的需要，税制改革的重点：一是实现增值税税基的转型，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以利于鼓励投资。二是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扩大，由目前的选择性征收转向普通性征收。三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变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平的现状。四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扣除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的目的，此外，要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消除其对投资的抑制作用。

3．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支撑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缩小地区间过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央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支持西部大开发，一方面要尽快完善合理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地区间公共财政服务水平的均等化。鉴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应该采用以纵向平衡为主，纵横结合为辅的转移支付模式，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特种国债，保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生态环境等项目的圆满完成。

4．调整财政支出范围，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政府的资源配置要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提高对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公共项目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份额。在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面，除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国有股变现等方式外，还须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

五、关于积极财政政策谈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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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财政政策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财政政策，而是在服务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适当削减赤字和公共投资，积极增收节支，调整支出结构，推进财政改革，它不仅是财政政策名称和赤字规模的调整变化，更是财政政策性质和导向的根本转化。

（一）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要适度。一方面指财政政策力度不大也不小，政府财政支出在保证对经济增长有效刺激的前提下适当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在保证微观主体消费、投资需求不受较大影响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将财政赤字缩减到合理边界。另一方面指财政政策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明确目标，小步微调，将政策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化为最小。

（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应增强市场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市场是基础，政府是补充，重在弥补市场失灵。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财政应由直接投资转向间接调控，启动社会投资，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对属于公共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不仅要保护，还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

（三）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应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包括规避经济过热和赤字激增两方面的风险。财政政策应从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方面着手，缩减国债规模，改革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的税收体制，加强税收征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支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以及促进瓶颈、短缺部门的发展，将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公共卫生、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努力压缩财政预算赤字。

二、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

（一）税收方面。一方面加强税收制度建设，把握好税制改革的时机，通过进一步完善税制，使得税收政策的调整和长期建设国债的相关政策调整相互呼应、协同配合，同时也不断增强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有利于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建立经济自主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尽快清理各种收费，将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项目纳入税收范围，并加强税收征管。此外，税收优惠政策要向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倾斜。

（二）国债方面。适当调整国债投资的规模和方向，优化国债的结构，应逐步减少增发国债的数额，并将增发国债的收入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用途限制在在建工程的后续建设，不再支持增设项目，剩余资金重点集中在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以及与公共卫生体系、教育、科技进步、社会保障关系密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条件建设。

（三）平衡赤字方面。因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收支缺口和还债压力不断扩大，财政风险因素不断增强，所以逐渐削减财政赤字，尽量实现平衡预算成为当前防范与控制风险的重要问题。

（四）增收节支方面。在总体不增或略减的基础上，严格依法征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一要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堵塞各种漏洞，切实做到应收尽收。依法清理和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格控制减免税。二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保证重点支出需要，各项财政支出都要精打细算。三要在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制度，加强监督检查，严格管理，坚决制止铺张浪费、花钱大手大脚的行为，把该花的钱花好、管好、用好，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通过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来替代一定的财政资金的增量需要。四要科学使用预算执行中的超收，一般不能做刚性支出和投资安排。

三、稳健财政政策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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