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研究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经济思想研究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理查德·坎蒂隆是一名爱尔兰裔的法国经济学家。他著有《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主要阐述了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和运行。书中对于价值、货币、利息、工资、企业家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深入研究。

关于《商业性质概论》的概述

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一书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在《商业性质概论》的第一部分中，坎蒂隆描绘了一个经济循环的过程。这个循环的过程从地主支出货币开始，到货币流回地主的手中结束，然后从下一个循环开始。在经济循环理论中，坎蒂隆着重解释了经济体系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坎蒂隆看来，由于人口、技术、嗜好等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所以经济体系也就不断地发生着调整来适应这些变化。利己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这种调整的中轴，起着与牛顿宇宙学中万有引力定律相同的作用。在这一部分中，坎蒂隆不仅有对于市场机制运行的精彩描述，也有对于企业家作用的开创性表述。

《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的第二部分描绘了货币在经济循环中所扮演的角色。坎蒂隆在货币理论领域达到了他经济理论成就的最高峰。在这一部分中，坎蒂隆深入分析了货币数量变化对于价格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并进一步阐述了货币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商业性质概论》一书的第三部分是对国际贸易、外汇、银行和信用的探讨。令人惊讶的是，该部分中可以发现许多重商主义的观点。在这部分中，坎蒂隆倡导进行贸易保护，并鼓吹贸易顺差。虽然坎蒂隆和重商主义者身处相同的年代，但他的经济理论大部分都是非重商主义式的，但在贸易政策上，却又有明显的重商主义痕迹，这也构成与亚当·斯密的重大分野。

坎蒂隆的市场理论

在坎蒂隆看来，人与人之间因为交易关系而相互依存。交易自然会导致供求的发生进而形成市场。所谓经济，就是相互联系市场的有机系统。坎蒂隆认为相互联系的市场以实现某种均衡的方式来运作。人们交易的习惯会形成市场中的制度，这些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不断演进的。

坎蒂隆所阐述的经济制度结构实际上是一种等级结构。在一个经济体系中，主要涉及到地主、企业家和居民三大类主体。这其中，地主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的顶端。居民只有从地主那里才能获取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地主又从居民那里取得他们的收入。企业家处于中间位置，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坎蒂隆认识到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在坎蒂隆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一个称之为内在价值的概念。内在价值是对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土地和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测量。内在价值衡量了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真实的成本，决定了商品的长期均衡价格。但坎蒂隆明显认识到，短期价格绝不仅仅取决于内在价值，因为短期中的价格偏离商品的内在价值是最常见不过的现象。在坎蒂隆看来，短期价格对于内在价值的偏离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短期中，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主观评价将起到重大作用；第二，生产者的计划和消费者的计划不可能始终是完全协调的。

坎蒂隆的功绩并不止于提出了内在价值的概念，并解释了短期价格偏离内在价值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解释最初消费者和生产者计划的不协调最终能够调整到协调一致的问题，即经济能够从最初的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原因，坎蒂隆提出了一个关于联系不同市场的价格信号网络的初步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坎蒂隆指出，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要受到价格的指引，不同商品间供求的变化会带来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引发机会成本的变化（坎蒂隆并没有创造出类似于机会成本这样的概念，但他显然已经具备了有关机会成本的思想），机会成本的变化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变化，这种变化一直会持续到出现均衡为止，也就是持续到消费者的计划和生产者的计划协调一致为止。市场是一个网络，市场中的价格自然也是一个网络，市场中存在无数种不同的相对价格，这些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市场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发出的有力信号，出于对机会成本的考虑，当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资源的配置必然也会随着调整，这样才能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坎蒂隆认为，他的这套用来解释市场均衡的价格信号网络理论，不仅可以适用于商品市场，还可以适用于要素市场，他运用这个理论解释了劳动力转移的现象。

坎蒂隆的企业家理论

坎蒂隆所说的企业家与现今的用法有很大的区别。他将君主和地主以外的人分成两种：工资收入者和企业家。凡是拿确定的工资数额的人，无论他是将军、侍臣还是奴仆，都是工资收入者。凡是收入不确定的人，无论有无资本，甚至即便是乞丐和强盗，也被看成是企业家。企业家活动的本质是冒险。企业家不会是厌恶风险或者懦弱的人，他们喜欢冒险和挑战。如果一个企业家是一个商人，那么他将按照一定的价格购进商品，再按不确定的价格以或大或小的数量将之卖出。

市场是一个由地主、工资收入者和企业家构成的有机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追求自身利益的企业家不断地适应着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创造出新的需求，在特定的市场上不断地对价格变动做出反应，以使特定供给和特定需求之间达到试验性的平衡。企业家是面向未来的群体，他们的决策是在未来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的，在市场从不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中，企业家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不同的企业家之间会相互成为消费者和顾客，企业家和企业家之间的交易与企业家和工资收入者之间的交易一样，都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之上。企业家一方面承担着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兼顾着市场的供给，他们的存在保证了市场均衡的实现。因此，在坎蒂隆看来，一个成熟的市场中，对于经济事务而言，政府是多余的，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制度能实现最好的运作效果。但是也要看到，虽然坎蒂隆十分强调支配市场运行的自动机制，他仍然在价格管制、货币统制、利率政策以及贸易保护等方面为政府的干预留下了余地。

坎蒂隆的货币理论

坎蒂隆的货币理论是他对于经济学所做出的最为出色和最为持久的贡献。坎蒂隆对于货币的分析发端于其对于农业部门收入和支出的核算。农民将地租支付给地主，再对劳动、家畜和制造品进行第二次支出，剩余（坎蒂隆称之为第三种地租）构成了农民的净收入。为了能够构建一个关于三种地租的清晰的理论框架，坎蒂隆通过估计使经济平稳运行所需的货币存量来建立他的有关三种地租的相关概念。为此，坎蒂隆首创了货币理论的收入方法，就是将货币存量的变化同总支出、收入、就业和价格的变化等联系起来的因果链分析。在阐述有关货币存量的问题时，坎蒂隆还为货币流通速度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解释。他认为在货币稀缺的国家，货币流通的速度更快，因此在估计流通中的货币量时，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变量。

坎蒂隆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对货币存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分析。他指出，对一个经济体而言，如果交易中的货币数量增加，将会提高每一种东西的价格。这已经由洛克的货币数量论证明。但是，货币的增加是以什么方式和什么比例提高了价格水平呢？坎蒂隆坚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绝不向早期的货币数量论那样的简单和直接。可以说，坎蒂隆是第一个认识到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的经济学家。他进而认为货币量的变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同影响取决于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这就是著名的坎蒂隆效应。

根据坎蒂隆的理论，货币和信贷供应量的变化会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动，并进而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货币增量并不会在同一时间等量地作用于所有价格，而是逐渐地扩散，因而，增量货币会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和渠道。增发货币未必会有利于所有人，相反，这可能会伴随一个再分配过程。如果增加的货币落入挥霍者的手里，他们会增加在某些商品上的支出并导致这些商品的价格上升，进而改变原来的相对价格状况。而如果增加的货币最初落入储蓄者的手里，可贷资金的供给将会因此而增加，假如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的话，利率水平必然会因为可贷资金的增加而下降，总产出的构成会因此而发生有利于投资的变化。

坎蒂隆理论的影响

坎蒂隆对于市场制度的理解，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坎蒂隆从交易到供求再到均衡的分析思路甚至与今天的经济学逻辑都是一致的。他相信均衡状态的存在，这显然是由于受到了牛顿力学的影响。亚当·斯密同样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也像坎蒂隆一样思索市场均衡是如何达成的问题。他思考的结果被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如果将坎蒂隆的内在价值换成亚当·斯密的自然价值，就能看出他们对于价格机制的阐述是何等接近。坎蒂隆关于经济如何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理论，也启发了后来的动态经济理论。尽管如此，坎蒂隆与后来的纯粹的经济均衡论者如瓦尔拉斯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将市场看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而非一个机械的结构，他强调市场这个系统中的制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以对“需要”做出反应而不断地演进。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都与后世的经济演化论更加接近。

坎蒂隆是最早关注和讨论企业家和企业家行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最早将企业家这个名词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并且专门论述了经济行为中的企业家。坎蒂隆的企业家概念是依据收入的确定性与否来定义的。坎蒂隆列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企业家是怎样的一些人和他们的利润或收入是怎样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就是业主们所面临的风险。企业家应当是风险的承担者，是偏好风险的冒险家。

后世的萨伊沿袭了坎蒂隆从社会分层角度划分企业家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企业家所需要的各种特殊品质和技能，明确地提出了企业家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是生产的核心。马歇尔指出了企业家的三种角色：即作为生产要素组织者的企业家、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和企业组织中的企业家。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的创新功能，科斯强调企业家的权威功能，彭罗斯将企业的任务归结为主动克服不确定性，奈特将企业家定义为不确定性决策者。可以看出，坎蒂隆的企业家理论尽管并不复杂，但后世的种种企业家理论总能在这里找到它们的源头。

坎蒂隆的智慧在于货币理论领域完全开放。他的货币理论对于后世的欧文·费雪、魏克赛尔直至弗里德曼等人都有影响。坎蒂隆指出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影响对商品的需求，进而会影响到相对价格的变化。但他包括他之后的古典货币理论家，显然缺乏对于新均衡如何实现以及实现条件的分析，这个缺陷由欧文·费雪和魏克赛尔进行了弥补。欧文·费雪的实际余额效应，魏克赛尔的累积过程都是对早期货币理论的重大发展。但相比较而言，坎蒂隆的货币理论对于奥地利学派的影响犹大。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人物米塞斯利用由坎蒂隆首先提出的洞见，将他的货币分析集中在货币存量的变动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之上。米塞斯把坎蒂隆效应和边际效用理论相结合，阐明了货币供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米塞斯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当货币供给增加时，新增的货币是用来购买某些特殊商品和劳务的。这些特殊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的上升会带来相对价格的变化。随着人们根据边际效用原理对持有的商品和货币量进行调整，货币增加最终会提高所有商品的价格。在这个过程中，较早获得新货币的人从财富再分配中得益，而较晚得到新货币或者没有获得新货币的人承担损失。后来，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从米塞斯的货币理论出发，完整阐述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可以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思想源头在坎蒂隆。

参考文献

1.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M].余永定，徐寿冠译.商务印书馆，1997

篇（2）

中图分类号：F092.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143-05

在中国，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的民族，长久以来在统一的汉文化的大环境下，各个民族以其不同的习俗传承和意识形态而成为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们的经济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形成和演变规律，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结合是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重要特征，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著名经济学者叶坦教授曾经说：“研究民族经济必须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民族研究》，2005,4）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恰好符合上述要求，是经济与文化有机结合的载体，所以我们有必要加强少数民族经济思想的研究，阐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回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总数仅次于汉族、壮族和满族，居第四位，他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来自不同国度、不同语种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外来民族成员和中国本土各族居民，经过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独特形成发展历史和文化表征的人们共同体。独特的形成背景造就了回族具备两大文化体系的优势――既有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又有与生俱备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基因。二元文化的影响在回族民族性格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从而深刻影响着回族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回回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借取和吸收汉文化的过程，如果从唐宋时期回族的先民时代算起，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1300余年。那么回族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些思想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世界两大文明的交汇？他们的内在逻辑是如何演绎的？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

一、回族经济思想研究的回顾

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内目前还没有对回族经济思想进行过专门研究，但是从回族的历史、语言、经济、宗教，文化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内容。

（一）从回族经济史角度展开的研究

经济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在研究一个民族经济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对该民族上层领域的许多现象进行唯物主义说明。由于回族向来以善于经商著称，所以商业经济的研究就成为回族经济史研究中最早开拓的领域。比如赖存理的《回族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和《中国回族社会经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杨志玖的 《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的一批介绍各地回族史的研究成果，这些论著都或多或少述及回族经济问题，而有关经济思想的内容也散见其中。如杨兆钧主编的《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马亮生主编的《湖南回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答振益主编的《湖北回族》（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马鸿超、田志和主编的《吉林回族》（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马通的《甘肃回族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冯福宽的《陕西回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马明龙的《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等。回族经济问题的通史性著作中，一般都辟专章对历史上的回族经济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如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3）等。

（二）有关中国回族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和寺院经济的研究

宗教经济生活是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方面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众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马通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此外马通先生还出版了相关著作《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和《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基本特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勉维霖主编的《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为我们研究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教派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宁夏地区教派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探讨教派、门宦制度方面的论文较有代表性和学术影响的有王怀德的《苏非派的演变与门宦制度形成的特点》（《世界宗教研究》，1984，1）、勉维霖《回族伊斯兰教苏非派学术思想渊源》（《甘肃民族研究》，1985，2）、穆宝修的《论回族伊斯兰教门宦制度的产生》（《民族学与现代化》，1985，2）、马平的《试析中国伊斯兰教宗教经济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91，4）以及《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经济结构分析》（《回族研究》，1992，1）、罗莉的《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济的现实分析》（《青海社会科学》，2005，3）侧重于对历史上清真寺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收入来源和经营形式进行考察，并分析这种经济的局限性和影响。

（三）从伊斯兰教与回族经济的角度展开的研究

千百年来，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回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在回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许多回族学的研究学者从的角度探讨回族经济问题。张永庆等人的《伊斯兰教与经济研究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伊斯兰教与经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刘天明的《伊斯兰经济思想》（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探讨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学术著作，束锡红的《西北回族社区现代化实践的新探索》（商务印书馆，2004）一书关注的是宁夏区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并独具特色的回族文化，以回族社区为视角展开的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回族社区的个案研究和结构分析，为回族社区及回族社会在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中，适应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思考与实践范式。

研究伊斯兰教与回族经济问题方面的论文相对较多，如张永庆的《伊斯兰教与经济发展》（《世界宗教研究》，1988，2）李松茂的《关于回族经济史的研究》（《民族研究》，1990，2）马平的《伊斯兰教对“均贫富”观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伊斯兰教与经济研究文集》，1991）肖芒的《伊斯兰文化对回族商业活动的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2）和王伏平的《伊斯兰教对回族商业活动的影响》（《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1）等。

纵观以往的文献，从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经济史的分析，缺乏对经济行为背后思想动因的揭示，特别是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结合文化交融的背景，对回族经济思想的形成、演变进行得到系统研究和分析，尚属空白。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还是片断的、粗浅的，亟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之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

二、回族经济思想研究的意义

（一）回族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回族的经济思想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

公元8世纪当伊斯兰文化伴随着蕃客经商的脚步来到中国时，在他面前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对强大而成熟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文化体现出独特的包容性和坚韧性，他逐渐进行吸收和改造，但是这一历程绝不是伊斯兰的“儒家化”，它始终以伊斯兰文化为前提，是两种文化适应下的再造，所以这些被吸收的优秀成分不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成为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轨迹不同，回族经济思想的形成独具特色，是在已有的较高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并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伊斯兰文化与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显著特征。他既是对本民族传统经济实践经验的总结、承继和发展，具有本民族思想文化的固有特质，又吸取了其他民族和外来思想的有益成份，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由此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既是回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

（二）学术界对回族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是从经济思想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薄弱

回族学是以研究回族为对象，研究回族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以回族现实社会诸方面的发展为主，研究范围包含回族的族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地理分布、社会生活、民族关系、文化特征、生活方式，心理素质等民族特点及特殊的发展规律。自20世纪初回族学创立以来，众多专家和学者从人类学、哲学、经济史的角度展开研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但是，从经济思想的角度展开研究还比较鲜见，结合文化背景来探讨回族经济思想的更是凤毛麟角，虽然有的文章冠以“回族经济思想”之名，但是究其内容都是伊斯兰教经济思想的范畴，那么是否这代表回族没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每一种经济行为实际上都贯穿着支配行为的思想要素，只是，有的明确表达，有的约定俗称，回族经济思想正是属于后一种类型，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回族经济思想进行挖掘、整理，将零散的思想资料有机地串联起来，进行抽象和概括，并在综合回族学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回族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分析他的文化内涵，从而理清世界两大文明碰撞下思想文化的独特性。

（三）研究回族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越来越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以往谈不平衡多指城乡、区域之间的差别，但是民族经济的差距也是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集中的中西部区域（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14个不同级别的回族自治地方，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部分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仍然十分落后。（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纲要》显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592个，其中民族地区就有267个，占总数的45.1%。目前剩下未解决温饱的2365万人（2005年底数），少数民族地区有1016万人，占43％，而少数民族的总人口还不足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尽管对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支持以及政策上的倾斜，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往往忽视民族特征，特别是忽略了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直接影响国家民族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模式的选择。研究任何民族的发展问题都必须从其传统文化中找到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优势，将现展与其传统知识和文化价值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找到这个民族的发展根基。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扶持、扶贫要考虑文化传统等非物质因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的经济滞后现状。开展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无疑对人们全面了解和把握回民的经济、宗教和文化等历史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一研究对于政府部门制定更加切合民族文化传承和现实客观条件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及规划，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三、研究回族经济思想的构想

如何加强和深化对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在此，笔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构想。

（一）研究方法

1. 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即通过对特定历史条件的分析以及对史实情况的了解，研究回族经济思想产生的原因、过程和社会效果，以及该思想的本质和特征；比较分析也是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之一，通过比较研究突出回族思想的特色性。回族经济思想具有独特的形成发展历程，受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双重影响，它的思想在形成中具有纷繁复杂的史料，所以我们必须借助比较分析的方法，将回族经济思想与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和儒家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异同，从而分析回族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条件、脉络以及思想渊源。

2.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这两种方法是思想史研究中常用的分析方法，运用此方法研究本课题，从事实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中揭示回族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侧重于回族特色经济思想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的研究，而这些思想的形成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研究回族经济思想应该结合背景环境进行描述和解释，注重对事物现象的概括和归纳。然后从已有的经济学原理出发，对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行阐述和解释。

3. 经济学和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相结合的方法。回族经济问题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不仅仅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从已有文化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也纳入了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研究视野，这些学科对回族经济问题均有大量的关注，因此，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研究十分必要，这种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有助于开阔视野，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二）研究难点

1. 资料分散性强，搜集难度大

开始于20世纪初的回族研究迄今为止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早期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专业学术、杂志、期刊和报纸当中，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回族自身主体意识的增强，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组织了一批颇具影响的研究团体，各种研究刊物大量涌现，但是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多着重于经济史的考证，其中可见经济思想的火花零散于各种学术刊物当中，所以研究成果的搜集有相当大的困难，如有些早期刊物已经无从查找，仅存条目看不到原文，还有的受时代限制，存在扭曲事实的现象。

2. 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还不成熟

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尚不成熟，其基本原理还未摆脱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运用的理论和方法涉及众多学科领域，比如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多学科和领域，这对研究者的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研究者需要在整理归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自身的理论功底进行评述。

（三）研究内容

我们认为，回族经济思想不能按照传统的以时间为序进行的研究，而应该突出回族的民族特色，分专题的形式对最具有二元文化特色的思想内容进行专题研究，分析这些思想哪些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传承，哪些部分体现了与儒家思想的融合，这样或许可以比较全面的把握回族经济思想中两种文明的融合。根据这一思路，可以将回族经济思想分为农商并重思想、课施济贫思想、消费思想和宗教经济思想等内容，依次考察他们的思想渊源，从理论到实践，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相结合，以回族经济思想形成及其特点为分析起点，同时与伊斯兰经典思想及儒家传统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剖析回族经济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受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力图合理展现其思想传承的线索。阐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在形成回族经济思想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对于一些时代性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的实质、特点、发展脉络方面，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论述，力求反映时代面貌和各种思想的逻辑关系，争取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以推进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

篇（3）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胡老经过不断的探索，寻找出了一套颇具个人学术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大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为指导

胡老一直坚信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整个研究过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最初只考虑到是搞一门专史，对历史分期问题采取了一种被历史学界较多接受的观点一一秦汉封建制说。但随着胡老对经济思想分析的深入，却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他依据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果断地放弃了前说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肯定西周是较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果困难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长期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单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会碰到许多不易正确解释的问题。他从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列为社会基本矛盾，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历史分析是一个很有力的指导理论。由此，胡老提出，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研究中“还须充分运用同志的社会基本矛盾理沦作为分析的武器”，认为“掌握了这一理论武器，会帮助我们解决单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所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②由此他开创了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河，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的科学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下，胡老准确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对此，胡老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③

胡老还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坚实大厦。他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思想史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史，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就应该特别予以考虑”。④基于这种认识，胡老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为肇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大厦的理论基石，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思想的变迁，并将其作为贯穿历史上各种纷繁经济观点的一根红线，从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系统框架。所以，胡老始终强调，“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是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⑥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关于历史经济问题的分歧意见或观点，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论才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运用经济诸范畴”，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⑦

2．主张以近代习用经济范畴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

许多学者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应该有和它相适应的独特体系，而不能按财富、生产、流通、分配、财政、金融等经济范畴为体系的方式叙述，否则就是以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于这一观点涉及到应否借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某些“框框”的问题．所以是一种方法沦的问题．对此，胡老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因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时代的经济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条件；(2)可能把不同时代的或同一时代的各个思想家的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3)易于探索许多重要经济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阶级关系或经济条件的变化”；(4)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家，传统经济思想大都混杂在哲学、政治等论述之中，将各个经济观点按照经济范畴分别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学、政治等观点严恪地区分开来；(5)经济思想史区别于其他思想史之处即在于它以论述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经济概念、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为任务，而只有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才能实现这一任务，更充分地体现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⑩

同时，这种表述体系并非是资产阶级学说史的“框框”，其实经典著作就是采用财富、利息、生产等范畴来考察、论述经济学说史的。故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叙述一定历史人物、学派或阶级的经济思想，非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应该且必须采用的，即便“将来从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编写也必须使用这些范畴。”⑾胡老进一步指出，由于旧有的古代经济思想与近代经济思想在逻辑思维和名词术语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以旧有经济思想的范畴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的基础，而“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⑿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观点对旧有的经济思想遗产进行整理，才能使人们易于理解。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以近代习用的经济范畴为基础，“不仅无可非议并是势所必然。”⒀

3．倡导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视并极力主张运用比较分析的万法。他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针对一些学者反对进行古今或中西对比的观点，胡老坚定地认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⒂

一方面，各类经济范畴有进行对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劳动、消费等，其本身就具备相对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过对比才能体现出各社会形态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和客观经济条件的特点。其次，一定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范畴，只有通过对比才可能发现其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中西方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差别，且只有把同一社会形态下中西方特有经济范畴进行一番全面对照之后，才能发现中国经济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畴。最后，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货币、商品等，“是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所共通的”，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它的半殖民地时代的经济思想相对比，也可以与西方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思想相对比。”⒃且只有通过对比才易于发现一定经济范畴的演变过程，并找出它在各个生产方式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别点。另一方面，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说即开始输入中国，并成为人们谈论经济问题的惯用模式，而之后传人的的经济范畴在名词术语上仍是沿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范畴．由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无论他是以为指导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都必须选择使用人们所熟习的经济范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而“这样做，已经是在进行一种对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既然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旧有的经济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过的由西方传人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这就要求必须进行对比分析。只有通过对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纪中叶前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存废变迁情况，理清其发展演化的历史线索。最后，只有把我国旧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使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曾经为经济学说作出过哪些贡献，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才能真正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所以，胡老坚持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进行对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现代化”

如何准确而恰当地解释、分析和评价古人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讨中一个颇受重视的热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曾发起了一场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即“古人思想现代化”之争．胡老旗帜鲜明地主张“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老指出，所谓“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应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遵守列宁所说的“严格的历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当代的东西，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强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种情况是遵守严格的历史性，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⒅胡老坚决反对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种情况的现代化显然是错误的，几近于无中生有的造谣，这已不完全属于把古人思想现代化范围”，而“第二种的现代化是正确而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所有反对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同志们所认为应该坚持的正确研究态度”。⒆

胡老一再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论古人的思想和用现代的科学概念与术语去解释古人的思想，进行“古人思想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成就去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尽管我们遵守严格的历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须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过程．”⒇

胡老认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须的过程：一是“转译”把古人习用的语言，“现代化”为我们今天通用的语言，即将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二是“对口径”，即为古代的概念术语找到现代习用的相应替代概念术语；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无确定术语概括的思想用现代习用的概念术语表达出来，从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这些概念、术语和语言，由于历史的差别，古代与现代必然在内容上有简单与复杂之别，认识上有深浅之别，以及反应客观事物的正确程度之不同，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进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口径、加工和转译等才是真正而正确的把古人思想现代化。”[21]

对于“古人思想现代化”，胡老是一贯坚持的。20世纪80年代已年届80多岁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将古人思想及其有关文献予以现代化成为任何古代中国学术史者所必须闯过的第一关”。而“无论今译、对口径或加工均是治我国任何古代学术思想史者(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艰巨的任务，其目标正是使古人思想现代化，并无可非议之处”。[22]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创见

胡寄窗先生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师、专家，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卓越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总结和独到评析上。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进行系统的贯通性总结和研究，是由胡老开创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以为指导写出的第一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通史专著，在该书中胡老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1)《管子》经济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对《管子》经济思想作出了系统整理和分析。颇值一提的是对《管子》轻重理论的研究。他不但力排众议，认定该理论成于战国中后期，而且对该理论的内容从研究对象、轻重规律及其运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晓畅的分析，同时独树一帜地指出，轻重理论实质是封建王权与商业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管子》的消费观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处理的一部分，因为《管子》既主张崇俭却又鼓励侈靡．胡老则认为，这二者并不矛盾，崇俭是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对于《管子》的其他经济思想如货币数量说、自利观念、财政上扩大经济收入和价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独到精辟的论述。

(2)古代经济循环论的首次发现和系统阐述．中国古代经济循环论后人始终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内涵，更没人作出明确系统的论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书所载“木饥”系“木康”之误，后世辗转传抄，迄今未被发觉，这样就不但纠正了一个史料的谬误，而且首次对这一中国古代经济循：不论作出了系统合理的阐述，认为该学说说明当时人们已察觉到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客观规律，是世界上最早说明社会经济变动规律的经济循环论．

(3)古代人物经济思想的重新审视。胡老对古人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王莽的经济思想，学术界几乎全盘否定，认为其代表了汉代大地主阶级最腐朽集团的既得利益．胡老则对王莽的经济思想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指出王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些问题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认识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条件；非生产性的家庭奴婢人数的增加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具有垄断性的生产事业由政府严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对标准价格的设计和对生产成本的重视以及对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认识，更是十分深刻和独到的。所以尽管王莽经济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错误之处且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了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对经济问题有一定观察力的知识分子，能对以前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加以综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或独到的认识．

(4)古代土地思想、货币理论、财政思想、“重本轻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统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会前期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们设计了各种以小土地平均分配为指导原则的各种土地方案，从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从唐中期开始，土地思想则从解决土地问题本身更多地转向赋役问题，特别是从宋代起，思想家多将土地兼并看成是积重难返不易改变的客观事实，并对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主张定经界和清丈土地成为土地思想的主要内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雏形开始萌生。

2)货币理论。胡老指出，“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理论，而《管子》的货币思想则标志古代货币理论的最高峰，这二者支配了整个封建时期，成为封建地主经济时期经常被引证的货币理论依据；封建地主经济前期虽出现了一些新的货币观点，但经常是点滴的发现或论述，少有人对这些观点作综合的系统研究，且绝大多数均系重复前人的观点；宋以后，由于纸币的出现和流行，给货币理论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内容，纸币问题成为争论最多的议题，而从明末开始白银则不时成为货币议论的中心问题。

3)财政思想。中国古代财政思想是甚为丰富的。胡老对其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时期许多基本的财政观点包括量人为出、开源节流、培养税源、平均负担、轻徭薄赋等均已产生，西汉思想家则将其具体化为财政措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首创意义，对此后的封建王朝财政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就其理论来说并未有所突破；隋唐开始发生了重大财政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财政观点，如量出为人、以贫富为差征税等等；宋代起则更多地是对传统财政思想教条的批判、深化和改进。

4)“重本轻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国古代“重本轻末”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轻末”思想的演变上，具体说来：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战国开始出现轻末思想，汉代则成为一个传统的：经济教条，但汉末即有人对其提出了异议，封建地主经济后期这一趋势更加显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对传统的轻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则以新的时代精神宣扬富国，给轻末观点敲响了丧钟。这种对轻末观点的怀疑或公开批判，体现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进步要求，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反轻末思想更是预示未来新兴剥削阶级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认为，中国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战国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张缓和贫富对立现象，两汉战国末年的分配思想则变为肯定贫富不均现象的合理性，两汉起却又掀起了激烈抨击贫富对立的思潮，而从宋代开始，则较多地宣扬富民思想，反对打击富民的思想日益流传，维护富民利益成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经济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剥削阶级思想家所谓“均贫富”只是用温和的方法以适当缩短悬殊的贫富差距，劳动人民的“均贫富”要求则是以革命的暴力剥夺方式达到财富的绝对平均。

此外，胡老对于古代价值与价格概念、消费观点、干涉与放任等也都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论断，不一一列举。正因如此，学界称誉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领域中开辟出一条路径，和他对许多空白的填补以及对大量未见分晓的问题的澄清，则胡氏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23]

2。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亦作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对于近代官督商办，当时学界大多倾向于指责其对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形式本身也是错误的。当时民营工商业的幼弱、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竞争压力，以及外在融资条件的欠缺，决定了官府参与工商业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办企业，则民营工商业将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缓慢出现，所以官督商办企业开风气之先的创始意义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认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办之说，亦自有客观基础，不应受到责难。又如，举借洋债主张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受到较多的批评．胡老认为，举外债以兴办近代工业是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正常途径，不应当将其同一些由于经办官僚的无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债条件搅混在一起。当时马建忠因倡议举外债以修铁路而备受非议，胡老则认为马建忠所说的外债是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铁路股票以筹集资本，是资本主义世界创办工商业的习惯方式，其倡议举洋债以兴办各种工商事业之论的本身，从理论上讲是不能非议的。

在对近代历史人物经济思想评价上，胡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称魏源“在经济思想领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国式经济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称述的思想家，同时也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发轫者，所以，魏源的经济思想标志着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之历史变革的转折点”。[24]魏源以后，许多学者大量接触了西方经济学，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因此胡老提出对这些学者的经济思想应以近代经济学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为在以前的经济思想学界多给予较高评价，胡老在肯定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先行者的意见加以综合，虽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仍谈不上增加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什么新内容”；[25]严复是真正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惟一学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经：齐学家，因为他只有对许多经济学说或问题的片面见解，缺乏对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范畴的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释：

①胡寄窗：《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意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l页．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谈敏：《回忆我的恩师一一胡寄窗先生》，《财经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

⑦张立容：《评述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美国政治经济学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第209页、第235页.

参考文献：

篇（4）

引言：所谓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合理经济发展形态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社会经济得以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正确地在经济圈、社会圈、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费、流通都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求，在产业发展上建立生态农业和社生态工业，在区域发展上建立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总之，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延伸或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

一、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和研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决定了以可持续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关系。从经济方面来讲，传统经济也就是传统社会生产方式、人类自身关系及其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反映。

如在传统经济中，受人与自然对抗认识的支配，那些非市场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不被作为经济资源和财富看待的，并日认为它们的供给是无限的，不考虑经济活动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不断增长的经济财富作为经济学追求的目标，由于传统发展思想和理论指导，产生了严重的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不良恶果，如它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短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产生了产品分配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并由此引起了国际间和国内各种政治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而且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姚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必然要对传统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方式进行反思，以寻求能满足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持续生存(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福利目标)和发展的道路，因此也就产生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比如：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使得中国利用外资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2005年中国得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外国投资，而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大约是2500亿美元。如果中国实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给外商投资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政府已把吸引外商投资作为实施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还有对中国内部经济调整作了很大影响，促进了各种大型工程的实施。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经济发展主要是以价值来表现，并以价值的变化来反映其规模变化的，但仅考虑价值的变化而不考虑其他的变化，那么经济发展很可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分析经济发展，在注重价值分析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其他方方面面，将它们与价值分析结合起来。

人们知道，在传统再生产分析中只考虑价值的生产与平衡，只要价值的生产是以扩大的方式进行、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该生产、经济就能正常进行，但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则不仅要求价值生产的扩大和各部分之间比例的正常，而且要求价值的生产与其他各种流量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而且这种比例的要求更严格，如果达不到这种要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难以进行下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就是因为其他各种因素，其中尤其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变化不能满足其要求的产物，所以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与其他环境相适应。

保持经济系统稳定和发展，如果能量和自然资源输入经济系统的量，超过了自然系统再生产这些能量和自然资源的速度，就会出现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就是因为传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与能量消耗的速度，超过自然界再生产它们速度，使经济发展难以长久持续的结果。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一项共同事业，实现这项事业对我国来讲更显重要和迫切。因为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更恶劣，资源短缺状况更严重，所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为强烈。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条件、因难、思路和途径等、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

1、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其发展模式是什么，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如果仅仅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社会公平公正、公众参与等这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或共同范式而没有特定的战略模式，是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基本要求只能在特定的模式和在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而特定的模式与经济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国情中是不同的，如对公平与公正的理解，不同的文化对它们的理解也就不同，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方式与程度也不同，所以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还必须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特定模式。

2、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最主要的就是生态环境和资源满足不了传统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生态环境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与世界各国或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酷程度和资源的短缺程度是非常高的，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需要，成为我国最紧迫的任务。

篇（5）

墨子的经济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春秋战国时期发挥过作用。对于指导中国现代经济建设仍然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因此应当以理性的目光，重新研究墨子的经济哲学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一、墨子经济哲学思想产生原因

（一）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之交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变的时代。经济上：生产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大工商业暴兴。政治上：周王室衰微，“征伐自诸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取代分封宗法的奴隶社会政治制度。由此产生了新的阶层――“士”。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诸侯征战，民不聊生。大量的奴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还有不少小生产者――农民，小商人，小业主，手工艺人，遭受着重重的压迫与剥削。小农阶级、小商业者、手工业者也迫切的需要一个代言人来为他们代言，由此，墨子的出现就是历史的必然。

（二）墨子的主体条件及其思想渊源

墨子是当时出身于手工业者的“士”，做过木匠，手下有大批可称之为“能工巧匠”的徒弟。他本人系统的学习了古代文化知识，从事独立的社会活动，成为社会知名度颇高的学者。由于墨子所从事的工作，所以接触的人大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劳动者，他深深的体会到下层百姓生活的疾苦和忧患。同时他也不耻于“王公大臣”的好战喜功与生活奢靡。他以“自苦为极”，决心“摩顶放踵利天下”。

墨子经济哲学的思想，应该源于尧舜禹和夏文化，同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而且墨子总是将当今的王公大臣和过去的尧舜禹汤文武作比较。庄子在天运篇有这样的论述“老聃曰‘禹之治天下，使民心竞，儒墨皆起’，盖墨起于禹”①。而在其《天下篇》中也指出“墨子称道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_，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②所以后世的墨者大都用兽皮粗布为衣，穿着木屐草鞋，白天黑夜不休息，以自苦为准则，并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姓墨氏，鲁人”。墨子生于鲁国，而鲁国是经过孔子的儒家思想多年教化的国度，墨子早年曾经受过儒者的教育是毋庸置疑的；当他发现儒家所维护的礼、繁文缛节，非一般民众可行，久丧厚葬，有违农事时，他便毅然背周礼而用夏政，开创一个简单易行的墨家学派，是很自然的。刘安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③“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④

二、墨子的经济哲学思想

墨子的经济哲学思想涉及生产、流通、消费诸多领域，较之儒家有许多精辟见解，集中于《节用》、《非儒》、《非乐》、《节葬》、《七患》等篇中。简言之，其思想要旨是发展生产，理性节约，目的在“利民”。

（一）墨子的劳动说

墨子将劳动称为“从事”，他认为劳动是百姓生存、种族延续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人能劳动，而动物只是被动的本能的去适用自然。墨子认为人必须“强力从事”，参加生产，才能获得生存；在生产实践中，墨子基于男女性别差异和工种的不同，提出了“分事”，也就是今人说的社会分工，“分事”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墨子看来，人人“强力从事”，人人各司其职，因而获得一定的回报，墨子反对不劳而获。

1.强力生产观

作为一个生产者，墨子明白物质生产劳动的重要性，他认为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既是人类社会生存维系的基础，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动物只能本能地去适用自然，人类却能够通过生产劳动获得生活资料。麋鹿、蜚鸟、贞虫之属“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裤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⑤“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⑥墨子认为劳动是人与社会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成员都必须努力劳动。据此，墨子提出了“强力从事”的社会史观，提出了劳动创造财富，人人必须劳动。

墨子认为男子应当“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⑦，女子应当“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多治麻丝葛绪”⑧。从“蚤出暮入”、“夙兴夜寐”，我们可以看出男子和女子的工作时间都很长，也就是在靠时间的延长来扩大效益，这是原始的强化劳动的方法；“不敢怠倦”⑨，是对劳动强度的增加，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墨子将这两种最原始的方法用在提高劳动成果，满足民众的需要上。对以后的农业生产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人类的生存必须依靠劳动生产的观点出发，墨子还把生产状况的好坏、物质财富的富足提高到了一国内政外交取得成功的基础地位上。这一点是前所未有的。其实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谁能解决好农民问题，谁就能使农业得到发展和繁荣，谁就能够巩固政权。

2.社会分工说

墨子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一个社会要是想达到上下相安，正常生活，社会劳动是必须的。但是由于社会的不同需要，地区物质资源差异，个人能力强弱等等客观状况，社会劳动实行分工也是合理的。墨子提出的“分事”，墨子的分工既有社会分工，如工、农、商、吏等，“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⑩。又有一个生产单位劳动过程的分工；既有按性别进行的自然分工，如男耕女织，又有按各自的能力进行的分工。关于社会劳动进行分工，墨子坚持认为是为了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进行的更为有效。具体地，墨子提出了两点看法：其一是提倡各尽所能，各从其事，各守其职。其二是认为社会分工没有贵贱之分，提倡择贤使能，使人得其用，使人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劳动才能的长处。

由于男女性别差异造成的男女之间生理能力上的不同。男子力大耐劳，妇女心灵手巧，男女各自从事所适宜从事的工作也不尽相同。墨子认为男耕女织这种由于性别差异所造成的较为普遍的社会分工是合理的。分工合理，生产的效果也较为显著。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由于生产技术的复杂性，也可能按照生产劳动过程中不同阶段进行分工，这有利于技术的熟练掌握，使劳动效率提高，墨子肯定了这种分工的合理性，“譬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B11。一种复杂的生产劳动被分解成若干简单的劳动过程，他们的操作技术就更容易掌握，个人的生产技术就更易熟练，这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然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一个人要想掌握各种生产技术和其他工作技能，以满足其他各方面的需要，是不可能的，所以，按照各自的能力进行社会分工是一种自然的、合理的劳动分工。墨子提出：“凡天下群百工，轮车、W匏、陶、冶、梓匠，使各事其所能”B12。

3.反对不劳而获的获取观

墨子“赖其力者生”的主张是针对社会全体而言，不是局限于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可以不劳而获。小则偷人钱财，大则攻伐别国，墨子认为这些都是违背了劳动创造财富，人人参加劳动的道德，不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圣人之道。墨子认为，只有人人参加劳动，才能使人人足衣足食，劳者得息，真正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B13的民生三巨患。因此墨子反对不劳而获，人人必须参加劳动。

（二）生产与消费理论

墨子认为人们必须“强力从事”，大力生产来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又当适用生产的发展，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另外，物质财富不会自己增加，墨子据此提出“节用”的观点。

（1）生产与消费

墨子认为应当强力发展生产来保证消费，发展生产来提高消费水平。他主张消费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消费水平必须与生产发展状况相适应。墨子在其文《七患》中用“为”和“食”概括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如果“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B14。从事生产的少，吃饭的人却多，就不可能有丰裕的年成。据此，若想保证和提高消费，就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墨子常怀“昭昭然”之心为生产满足不了消费而忧心忡忡。因此他强调应积极加强社会主要消费品的生产，指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B15在《墨子》一书中，墨子还举出古代圣王贤君的政绩对强力生产的重要性加以论述。

墨子同时还认为社会和人的消费水平应当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提升，“饮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B16，衣、食、住、用、行是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这个需求是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一步步提高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首先必须满足生存的最低要求――饱、暖、安，然后才能进行更高的追求，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人的生活必须逐步提高，而不应当追求超前消费，越级去追求不现实的生活享受。

（2）墨子的节用说

墨子在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思想中，论述了衣食之属不会自然生出，而是依赖于人的劳动的观点；同时也论证了只有强力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各种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才会充足，社会才有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物质财富的增加有两条途径：一是开源，二是节流。开源即发展生产，这是增加物质财富的主渠道；但是如果不厉行节约，进行节流，物质财富纵使再多，也终将化为乌有，因此墨子十分注重节用。认为节用可以有效的利用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凡五谷，民之所养也，君子所心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B17，物质财富的开源和节流相辅相成，才能使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得以充分的发挥其作用。

墨子强调节用是针对社会上层的贵族阶层，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生活资料不很丰富的背景下，要求贵族节用，对百姓来说就是生利。所以墨子认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力者，圣王勿为”B18，“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B19。墨子明确地指出，一切工艺制品以能满足百姓的生活需要即可，饮食只要能维持人的生存即可，衣服只要做到冬暖夏凉，穿着轻便即可，房屋只要能躲避风雨、能居住即可，车船等交通工具只要做到迅速、安全即可。在吃穿住用行方面，墨子坚决反对追求奢侈享受，以求达到社会全民的温饱，是墨子求天下之利的基本目的。重视物质生产的开源，强调生活消费的节用。

墨子在其强力生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必须通过节用来保证大多数人的消费，其实纵观墨家的经济思想体系，墨子的生产论俨然成为节用论的附庸。墨子差不多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囊括到了节用之下，把节用看做是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法宝。正是由于墨子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深刻认识。所以墨子主张在国家治理和经济领域提倡节用。那种不顾生产对消费的决定和制约，盲目追求奢侈消费的行为，是亡国的罪魁祸首。“节俭则倡，佚则亡”B20，弱国国君横征暴敛，奢侈逸，最终将影响国计民生，导致亡国的厄运。据此，墨子分别在衣食住行方面给出了节用的准则。当然在衣食住行方面理性节约，并非是为了抑制消费，而是在消费领域杜绝资源浪费，更不是压缩消费，降低生活水准。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三、墨子经济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墨子的经济思想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时代，但是对于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墨子经济思想的特色是重视生产，崇尚节用。

墨子的关于农事的论述是非常有意义的，农业、耕地和粮食的足量供给是社会安定的产业，农业是否稳定发展最终决定着国民的衣食住行，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B21。对于我国的农业问题，我们应当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实践中，把握农民的诉求与期盼，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把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向民生领域倾斜，向农业和农村基层倾斜，向贫困群众和弱势群体倾斜。

墨子的另一经济思想就是崇尚节用。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淡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推崇“节用”有利于缓解环境破坏和资源匮乏的危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和民众应当在在全社会树立节约意识、节约观念，倡导节约文化、节约文明，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资源节约活动，积极创建节约型城市、节约型政府、节约型企业、节约型社区。（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注解：

① 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第24页。

② 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第24页。

③ 何宁，淮南子集释[M].中华书局，1998年，第1459页。

④ 何宁，淮南子集释[M].中华书局，1998年，第1460页。

⑤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7页。

⑥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7页。

⑦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8页。

⑧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8页。

⑨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8页。

⑩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7-258页。

B11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426-427页。

B12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163-164页。

B13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3页。

B14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8页。

B15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页。

B16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656页。

B17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页。

B18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164页。

篇（6）

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

篇（7）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书讲学，世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历仕京外，曾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屡奏言复兴，要求抗金。《宋史叶适传》称“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开禧北伐时，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战功；又在江淮屯田练兵修垒筑堡，防御金兵进犯；到韩佗胄败后，他因“附会用兵”被革职。叶适倡导“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补遗》），他批评“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主张“黜虚从实”，修实政、行实德、实事实功(22)。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的案语中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实际功效是衡量道义正确性的指标。

就学术渊源看，一般认为永嘉学宗二程，有永嘉先辈周行己、许景衡、郑伯熊等，经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实事实理”学风，到叶适而永嘉实学蔚为大观。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序录》）他认为：“浙学于南宋为极盛……，叶、蔡宗止斋以绍薛、郑之学为一家，遂与同甫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宋元学案》卷53《止斋学案》）为叶适立学案，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叶适引留茂潜语：“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水心文集》卷10《温州新修学记》）学术流脉固然重要但不易说清，且思想家的不宜仅以此为据，故宜较宏观性把握。叶适远承伊洛，近师周、郑，光大薛、陈而集永嘉学之大成；其学术是有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 东南地域经济结合的产物。当时，孝宗朝既有战争威胁又相对稳定，要励精图治就要务实空谈无用，这也是时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荟萃东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众多学派并存的生动局面，具叶适所说的“师友之教”与“流风相接”，加上他任官务实的经历等等，对永嘉实学之大成均起作用。

叶适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与朱熹有联系，又与浙东其他学派有来往，他推崇陈亮，为之铭墓志、序文集，他们被朱熹指责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122）早年他还在朝中为朱熹进言说话；在《进卷管子》中，指责管仲始坏王政， “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水心别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 年）的《廷对》中他提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之政，与群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水心别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则明显变化， 反对空谈倡言功利。此书“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习学记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对对传统思想的系统反思。

叶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突出于其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特征，并且较为全面系统，所及几乎涵括传统经济观诸方面，(23)以下要点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

① 义利观

事功实学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阔”的评价，无功利的道义被认为只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进行的深刻修正。叶适解释道：“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他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 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1）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序目》卷2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完全不同于将“义”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义”的规范来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义”，而是主张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仁义”以功利为基础，利义统一。他强调致富，但认为“‘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书》、《诗》何尝有此义，学者不可从也；从之则富贵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矣。”（《习学记言序目》卷4） 他不认为义利是对立的，也不主张“明道”和“计功”对立；功利是义理的外化，主张结合事功讲义理，他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3《士学上》），“义”成为养“利”的手段。

②本末观

“重本抑末”是传统经济观的主要倾向。叶适则讲三代“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到汉代始行抑商政策，他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习学记言序目》卷19）此前反对“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对这一传统教条本身进行公然批判否定、从学理上指为“非正论”的则自叶适始。尽管他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论”说，已经标志着宋人的商品经济观念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他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水心别集》卷1《治势下》），指出“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自利”，当时“而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赋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为重。”（《水心别集》卷2 《国本下》）他要求政府改变政策。

叶适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政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2）否定不许工商子弟为官的旧规，主张入仕无身份限制等，在经济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这与时代变迁相关联。当时“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认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卷14之15、16）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叶适的观点很有价值， 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地位提高，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谈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团中代表商人利益、为他们讲话的意见就很难得。从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叶适要求许可工商业者入仕，证实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思想观念变化。不过，这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与西方的市民阶级的自治权益要求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农本工商末”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叶适的学生陈耆卿在叶适死后继承其学，并有光大。叶适生前对他褒奖有加，在《题陈寿老文集后》中夸陈之作“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险不流怪，巧不入浮”。（《水心别集》卷29）陈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俗门重本业》中，采用绍圣三年（1096年）当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为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的史料，较以往学术界定论此论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提出早约五百余年，(24)浙东实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贡献。

③理财观

传统时代的经济中财政是为关键。由于“讳言财利”，连大张旗鼓变法理财的王安石都小心谨慎地避“言利”、“聚敛”之名。(25)叶适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是说圣君贤臣都应善理财，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还提出“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即再好的办法，不顾客观 时代环境也不行。他批评王安石变法“夺商贾之赢”“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他的“善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 但他并不赞成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习学记言序目》评述《史记货殖列传》时说：“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诲整齐’者，其权皆听于奸猾不轨之细民而后可，则孰与为治？兼失之矣。”要通过理财来进行管理。然而，他也不赞成官营禁榷行管桑之术，认为：“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因为“欲收 天下之功……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故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还说：“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无所不尽，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水心别集》卷6《进卷管子》）

他对当时财利匮乏的认识也别具一格：“盖自昔之所患者，财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故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水心别集》卷10《实谋》）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论点。不过，叶适自有他的道理：“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一》）即关键在于治国方略的正确和取得实利功效，而不应“奉头竭足以较锱铢”。他提出入宋以来财入数倍发展“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但贫乏越重。指出“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余，今者财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罢去苛捐杂税，则“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以之求治。”（《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尤其针对越来越多的财入，说是“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钱一》）“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兵多而至于弱矣， ……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也就是要削减财入，减轻民众负担，这与他的富民思想分不开。(26)

④富民观

主张“藏富于民”是传统儒家的主张，但这是从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出发的。叶适发展了这样的主张，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政府抑制，还公然为富人辩护。他反对“抑兼并”和行井田制，说：“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间……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于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他认为“不可以为井”、“亦不必为井”，因为“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再就是说：“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不应实行，因为：“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对于豪强恶霸则应当“教戒”使之“自改”。在叶适的认识中，富人的社会功能几乎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作为国家的根基，富人当然应当 受到保护，不容抑制损伤。“富人代天子养小民”之说有特殊意义，说明宋代国家与自耕农及佃农的关系变化。“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反对夺富人“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 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上》）“数世之富人，食指众矣，用财侈矣，而田畴不愈于旧，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贬损而还其初乎，是独何忧！虽然，盖未有能之者也。于是卖田畴鬻宝器以充之，使不至于大贫竭尽，索然无聊而不止。”（《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下》）“使后世之治无愧于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于中，亦独何异于古！”（《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杂税，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水心文集》 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要求保护求富，与儒家传统的“不富不贫”主张已经大相径庭了。 叶适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包括了地主、农民和工商业者的整个民众在内，他把富民作为富国的基础，但并非从“国”与“民”的分配关系中，完全代表“民”的利益。他强调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国家是以民众为基础的，这也是古代中国富民思想的特征，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富民思想，如叶适这样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识者也不曾逾越。

余英时先生十分重视“富民论”，认为主张国家应保护富民使之能“安其富”的观点，“这在儒家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当时除了其（指苏辙）兄苏轼以外，司马光也持论相近，南宋叶适则发挥得更多。但这一新观点的广泛流行却在明代中叶以下。”(27)他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主要讲明清时代，在学术界有很大。实际上，宋代为富人辩护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与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对政治的反抗过程相一致，成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明代丘浚说：“富家巨室，小民所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学衍义补》卷13《蕃民之生》）并发展为“安富”思想；他也反对抑制富人“乃欲夺富以与贫以为天下，焉有是理哉！”（同上，卷25《市籴之令》）王夫之说：“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名也”（《黄书大正第六》），“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读通鉴论》卷2），抑兼并是“犹割肥人之肉以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 而肥者毙矣。”（《宋论》卷12）明清以后这样的观点越来越普遍，成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反映。

⑤人地观

人口问题也是经济思想史的重要问题，而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到宋代尤其南宋才凸显出来，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28)叶适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也很独到。他在《民事中》中提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他的所谓“得民”一是要合理利用民力，二是要人地优化配置。当时宋金战争疮痍遍地，人口大规模南移，两浙人口“百倍于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叶适说：“户口昌炽，生齿繁衍，几及全盛之世，其众强富大之形宜无敌于天下。 然而偏聚而不均，势属而不亲，是故无垦田之利勉为其难增税之入，役不众，兵不强，反有贫弱之实见于外，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听其自生自死而已。”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还徒耗财富，应当“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税增，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水心别集》卷2 《民事中》）应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功用。

由于南宋偏安一隅，生产密集生态破坏，叶适十分忧心：“凿山捍海，摘抉遗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锄耨无穷，至于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应，天气亢而不属，肩摩袂错，愁居戚处，不自聊赖，则臣恐二者之皆病也。”那么，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夫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办法，认为这样一来，就会“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此当务之急也。”（同上，《民事中》）即以“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人地优化配置方案，来解决人多不富的“偏聚不均”问题。

吴越之地数十年无战火，所以人口拼命云集于此，造成激烈的人地冲突；而荆、楚之地到汉末还很兴盛，唐、五代后才“不复振起”。若前者以其盛坐待其衰实在是傻事；后者有广阔的开发复振前景，不利用也是很可惜的。他从生态平衡角度闽、浙集约式经营有伤地力，不解决会“极其盛而将坐待其衰”，所以提出“均民”的主张，发展了苏轼的“度地以居民”的思想，也是对“适度人口”的较早理解。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习惯，减轻发达地区压力，开发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叶适注意发挥人口的生产要素功能“有民必使之辟地”，在《民事下》中他还提出了招徕农民开垦各州荒地等主张，想既可解决土地问题也可缓和贫富对立，还可增加国家税收。统筹全局合理分布，缓解人地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效益；并使发达地区免于盛极而衰，使落后地区重振优势，这在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

⑥货币观

宋代的货币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都有其独特地位。“钱荒”是宋代货币问题的焦点，(29)北宋人论钱荒主要是指金属货币，尽管交子在四川发行，但与“钱荒”关系不大。到南宋则不同，纸币已较为广泛地流通，“钱荒”的内容复杂得多，不单纯指流通中必要货币量不足，还包括几种货币的相互关系。因此，南宋人的货币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中有独到价值。

叶适的货币思想主要集中在《财计中》、《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以及《通考钱币二》所载文献中。他的反传统倾向在货币思想中也有突出表现，他提出“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上无以为用耶？下无以为市耶？是不然也。”（《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中》）对几乎众口一辞的“钱荒”提出质疑。他认为并非真的“钱荒”，从物价变化来考察铜币购买力来看，不是“钱重物轻”，反倒是“钱轻物重”，说是“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他考察历代米价变化来证明“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认为这是“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的原因，即物价上涨的普遍要求，使不断扩大的铸币量依然不能满足需求，铜币购买力下降钱多物少，必然形成钱贱物贵，钱多反而物贵，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比单纯从货币绝对量看问题要深刻得多，并能辨证地观察货币量与物价变动关系，且较为符合当时无价变动的实际。叶适这里讲的是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但不能满足物价上涨后的流通需求，因此不能认为是“钱荒”。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尽管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而实际流通中的量却不足，主要原因是纸币的发行排斥了铜币，使之退出流通所致。他说：由于钱币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形成“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所以“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结果是“皆轻出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故今日之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亦并乏矣；设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他认为纸币的流通，加速本来就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的铜币退出流通领域，而纸币贬值使持有者受损失，还使人们不愿将商品多上市── 一系列恶果。 他不仅认识到铜币为纸币所驱，而且指出这是一种必然：“虽然壅天下之钱，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势至于此也。赉行者有千倍之轻，兑鬻者有什一之获，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这就是“劣币驱除良币规律”！货币理论史上称为“格雷欣法则”， 认为是十六世纪英国人格雷欣（ Thomas Gresham，1519─1579）首先发现的。不过，李约瑟（J.Needham）考证哥白尼（N.Copernicus 1473─1543）不仅创立了“日心说”，写出过震撼世界的《天体运行论》，还写过《论铸币》的重要论文，陈述了“劣币驱除良币规律”。(30)而叶适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阐述了这一规律。比他稍晚的袁燮（1144—1224）也认识到此规律，他说“臣窃观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济铜之所不及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73 《便民疏》）只要并行几种质量不同的货币，就会出现上述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接近对上述规律的认识，如汉代贾谊（前200—前168）“奸钱日繁，正钱日亡”（《新书》卷4 《铸币》）南北朝时颜竣“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五钱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宋书颜竣传》），但都不及叶适“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楮行而钱益少”（均出《财计中》）明确，叶适的货币观是较为先进的。

总的来说，叶适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非一般人可比。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趋势，让经济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演进，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富民发展民间经济实力，批评“腐儒”陈见，主张务实重实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传统性经济思想观点，代表了浙东实学的较高成就，值得深入系统研究。

本文通过以四个部分，阐释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反传统倾向与务实重用特征；考辨其赖以产生的地域经济文化与学术思想变迁，涉及与其并存的理学及诸相关问题。试图从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学科的视角，对宋代实学尤其是浙东实学经济思想进行初探的尝试。注释：（凡引用史料于正文中用夹注）

(1)葛荣晋：《实学导论》，载其主编《中日实学史》，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同上，第205页。

(3)参见田浩（H.C.Tillman）著、姜长苏译：《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 社1997年版。

(4)同(1)，第13页。

(5)参见拙作：《“中国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98—4。

(6)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一书中，记述历代南北文化观主要论点和史料，参见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牧童文史丛书》14。

(7)参见张仁福：《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丁文江：《汉唐宋明各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载《科学杂志》第8卷第1期1923年等。

(8)参见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10)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5页。

(1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12)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236、234、135、142—143页。

(13)参见陈国灿：《80年代以来南宋事功学派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96─3。

(14)艾伦布坎南著、廖申白等译：《伦、效率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15)参见拙著：《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版。

(16)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7页。

(17)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之55，1980年6月，第205—208页。

(18)参见拙撰：《商品经济观念的转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9)吕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何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204页。

(20)参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1—543页。

(21)参见拙作：《论“利”》，载《中国经济史研究》98—2。

(22)张义德：《叶适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记叶适治边郡、措屯田、安流民、建堡坞、守江北等修实政、行实德的行谊。

(23)有关叶适经济思想，可参见拙作《叶适经济思想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4)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第183—185页。

(25)参见拙著：《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页。

(26)胡寄窗先生认为这“标志着传统经济观点的一种重要转变和的新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27)余英时：《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文版载《中国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 他注释说明“关于这一，可看叶坦《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第四节《为富人辩护的新观点》页85—92。”还说1994年4 月他在东京大学讲演，我送他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订，特此致谢。”相关问题可拙作：《为富人辩护思想解析》，载《浙江学刊》92—1。

篇（8）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企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就必须从各方面加以完善自己。而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主要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和风气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企业员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变得没有是非原则，并且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变得开始变得摇摆不定，而政工人员队伍也呈现出了两种极端恶化的现象。一方面一些政工人员依旧抱有陈旧的思想意识，另一些政工人员则抱有激进的思想。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变得困难重重。企业要想经受住考验，就必须从自身做起，使自己能够完善思想政治制度，是企业获得长足发展。

一、新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思政工作的环境和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说企业的思政工作环境相当恶劣，我们必须认清当前的企业思政的工作环境，并分析其根源所在。应该说在近些年来环境急剧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发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下面，笔者做如下介绍：一方面则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也提高了精神的追求。但是从大部分人来看其自身的文化素质并没有提高，因此不少的人把低俗庸俗的东西当作了精神追求的寄托，使得自身的精神意识受到了极大的污染[1]。这种现象会导致企业员工对工作的不负责态度的产生。也因为受到一些“成功学”的影响，许多员工往往抱有走捷径的心理，总幻想着能够依靠每种捷径而获得财富的拥有以及职位的升迁。另一方面就是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应该说现代化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但是任何新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现代化信息传播技术应用却使得许多员工的思想意识受到了不良的影响。不少的员工利用现在的QQ、微信等社交软件进行组织“小团体”，因为这些信息传播技术可以打破原来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各个层次的员工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利用这些软件开“小会”，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给企业内部的团结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一些员工甚至利用这些软件出卖企业情报，从而换取利益。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也是种类较多，比较突出的表现为，政工人员地位的边缘化、政工人员不能与实际的生产活动联系起来以及政工人员队伍自身思想的问题。下面笔者做详细的介绍：政工人员在企业往往不被重视，从大部分企业来看政工人员往往被边缘化。政工人员的待遇往往仅限于基本工资，没有其他部门员工的一系列补贴待遇。这就使得政工人员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工人员的升迁没有一个明确的参考标准，往往是依据人事部门的主观判断。还有政工人员往往在企业中不被人们尊重，很多员工包括一些高层的领导都认为所谓的政工人员不过是一帮吃闲饭的人，基于当前的形势企业不得不养着他们。政工人员的工作往往不能与实际的企业生产活动结合起来。大部分政工人员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过于脱离实际，造成这一现象一方面因为政工人员对企业的实际生产活动和业务流程基本上没有多少了解，在解决员工的思想问题时往往讲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话、空话、套话。这样不仅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而且还是使得他们在员工心中的地位大大降低[2]。政工人员队伍自身思想存在的问题一般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些政工人员思想意识比较陈旧，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往往用旧的思维去看待问题。例如一些政工人员过度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缺乏人文的情怀。一方面表现为一些政工人员思想比较极端，对于一些西方的自由思想片面的去理解，过度强调企业内部的平等，甚至鼓励员工不尊重领导，有意见甚至可以进行辱骂。

二、如何提高政工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面对新形势的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所处的环境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深入的进行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内在因素，并根据问题相处应对的办法，只有这样问题才能进行积极的改进。才能提高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下面笔者就如何提高企业政工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相关的意见建议。首先应该提高政工人员的在企业中的地位。应该优化政工部门的建设，在级别设置上政工部门的领导应该与其他部门的领导持平。接着应该改善普通政工人员的待遇，打破原来仅有工资的模式，应该设置相关的补贴、奖金等各种待遇还应该明确政工人员职位升迁的参考标准，建设健全他们的工作业绩评价系统，按照他们的工作业绩进行职位的升迁[3]。这样就能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其次应该把政工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和企业的实际生产活动结合起来。这一工作需要对政工人员进行一些相关的培训，使他们对企业产生活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还应该设置政工人员下基层的规章制度，定期组织政工人员深入企业生产的各个基层进行走访，充分了解员工的工作情况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在普通的企业员工中进行选拔，将那些具备搞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的员工调到政工部门，他们毕竟对生产活动有着一定的了解，并且也具有搞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这样思政工作的开展就能很好地和企业的生产活动相结合。应该说这样的人员在很多企业中都存在，一类是这些人本身就有搞思想政治工作的天赋，另一类则是这些人本身出身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因为一时就业难的问题，选择了转行。最后还应该对于思政工作人员本身的思想进行优化，消除他们两极极端的思想意识。这就需要在进行政工人员招聘时对应聘人员的思想情况进行关注，避免思想极端的应聘者进入企业。还应该选拔思想稳重的人员担任相关工作的负责人，这样能够把握思想政治工作大概方向的正确性。还应该对政工人员进行思想意识的培训工作，应该让他们对于一些思想有着客观全面的认识，一方面消除陈旧的思想意识、避免用旧的思维去看待问题。一方面让他们对于新的思想有一个系统的深入的了解，防止他们断章取义[4]。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改进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有效的改进有助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很好的开展，从而端正企业员工的思想意识，提高他们对工作负责的态度。同时也使得企业中政工人员的地位得到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政工人员的待遇改善、职位升迁参考依据的明确使得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我们知道，企业要想提高竞争力，就要对自己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企业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的改进正是基于是市场经济的变化而提出的，因此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使得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相结合，摆脱了以前脱离实际的状态。这样能够取得思想政治工作相应的效果，使得企业员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这样也有助于政工人员在广大员工心中形象的构建，也有助于政工人员地位的提高。在企业普通员工中选拔政工人员可以使得企业的人才得到有效的利用，也使得一些转行的思政科班出身人员重新回到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中去。对政工人员自身思想的优化，使得政工人员队伍的思想意识变得更加客观、与时俱进。这也使得一些旧的思维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被清除，新的思想能够客观全面的被应用。

四、结语

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一方面表现为员工的思想意识受到了不良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思想政治工作的边缘化、思想政治教育和企业生产活动发生脱离以及政工人员自身思想存在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本着一个客观全面的态度去看待，我们应该知道出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一个通常的规律，我们应该积极的去改进，从而使得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更有效地得到开展。在改进工作上应该重点放在存在问题的解决上，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够相当紧密。

作者:宁玉杰 单位: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山西总队

参考文献:

[1]付永岗.新市场经济环境下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4，（17）：40，55.

篇（9）

【关键词】新市场经济环境下 煤炭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

一、新市场经济环境下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现状分析

第一，多数煤矿企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意识不足。煤矿企业属于能源行业范围，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已经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特点和文化特点。我国煤矿企业在内部结构上呈现出人员冗杂、人才素质偏低等缺陷。新的市场环境是市场经济逐步深化、人们思想观念日益多元的时代，煤矿企业职工的思想意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种思想和观念进行着激烈的冲突和碰撞，部分职工已经开始意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煤矿企业持久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但是碍于煤矿企业职工团队庞大、整体素质不高的影响，很多职工还没有从思想意识上意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意义，将思想政治工作狭隘地等同于写文章、喊口号和拍马屁，不能从内心深处支持和接受思想政治工作。上述因素直接导致了煤矿企业职工对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不伤心、理想信念不牢固、思想意识不高的现状。

第二，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落实现状堪忧。很多煤矿企业的领导已经在思想意识上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但是在落实都实践过程中的力度却让人堪忧，难以将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地扎根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实际中。首先，部分的领导者难以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虽然在口头上向职工宣传思想政治理念和秦正廉洁意识，但是落实在实践中却又是说一套做一套，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自然大打折扣，导致其在煤矿企业之中的影响力远远达不到应有的状态，员工的反感和不满情绪激增情况下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不会起到激励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其次，企业思想政治恭过着在开展相关工作的时候方法单一、内容枯燥，不能充分地对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行调动，使得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和企业职工的实际需求相脱节，最终变为照本宣科之言，空洞乏力、毫无成效。

二、新市场经济环境下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方向

第一，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新市场经济环境以经济一体化和网络经济时代为特色，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即时信息，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以说教为主，难以适应现代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好需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创新，注重工作方式的开放性和可讨论性，增强其实效性和针对性。从具体的工作方法上来看，笔者认为煤矿企业可以选择如下方法：首先，将灌输和引导结合在一，思想政治工作者首先要分析员工的接受能力和实际需要，把握员工思想和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进行说服教育、思想疏通，另一方面进行先进思想观念和理论的灌输，做到有机结合；其次，将模范和警戒结合在一起，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习惯于树立典型和榜样，从正面发挥先进人物的带头作用，对职工进行激励和鼓舞，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还要意识到深刻剖析反面教材的重要意义，让员工意识到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避免自身在工作中犯下类似错误，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把握批评的原则，做到一视同仁、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公正公平；再次，将思想引导和行为规范结合在一起，当员工出现思想问题的时候，思想政治工作者切忌严厉批评，而是要讲事实、摆道理，从思想上提高员工的觉悟，只有在员工屡教不改的时候，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用严厉的制度和条例来约束其行为，实施强硬教育；最后，将严格要求和热情关怀结合在一起，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应该将坚持原则和方法灵活充分融合起来，一方面要求职工严格地遵守企业相关规章制度，另一方面还要重视情感上的引导，对职工的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情况主动关怀，尽可能地解决他们思想和观念上的偏差，做到排忧解难、真心真意。

第二，转变思想政治工作理念。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一直坚持着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该原则也未发生变化。煤矿企业思想真实工作应该金紧跟时代形式，从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中脱离出来，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功能，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努力：首先，思想政治工作应该以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为原则，引领企业职工以最先进的理念实施实践工作，使得自己的一切工作都有章可循，培养职工自动自觉地提升自身思想意识的能力；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尽量贴合实际实际，避免假大空倾向，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让员工以企业为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感受到温暖和，从而激励其为企业的发展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举例来说，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开展主题教育，引导员工进行终身学习，鼓励他们参加自学考试和再教育培训，持续不断地提升自身的业务技能和综合素养；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好地和时代潮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刻更新企业道德规范，为企业职工的日常行为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消除企业职工在思想上的顾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篇（10）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由马克思马列部组织等提供，基于供给的具体内容而言，重点有马克思理论体系、思想政治讲座、思想教育活动等组织而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需求者就是学生，对其的需求主要是为了形成政务额的人生价值观与世界观。按照平衡的价值理论，供给与需求可以平均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平衡的数量与平衡的教育水平，例如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最大化的效用，形成越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与世界观，最终的效用也会越高，如此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均衡，但普遍出现的却是不均衡。因此，要想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不均衡转化成均衡，关于这一点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加强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要想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要更加深入的掌握与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求与供给情况。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创造性供给”缓解大学生“个体需求”扭曲问题

按照让.巴蒂斯特.萨伊制定的规律与学派的供应观点，供给可以创造需求。通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造性提供创造需求、引导需求，促进其能够积极的顺应大学生思维方面的特点与自身全面发展的需求。在此过程中，重点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产品是否具备创造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个人的需求与社会需求进行综合

现如今，高校教育政治教育学生的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扭曲问题，解决的方式需要凭借着社会的需求，主要原因在于学生需求需要附偕缁嵝枨蟆P滦问葡滤枷胝治教育的重点任务应利用思想教育为大学生指引正确的道路，充分的指引学生了解社会需求，将社会需求转化成自身发展的目标，促进个体积极主动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因此，高校思想教育需要将社会需求作为向导、促使学生加强规范自我需求，并根据学生个体的需求展开完善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促使社会需求与学生个体需求的综合发展。正如以上所阐述，思想政治社会方面的需求其实是根据我国有关要求创造而成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供给，为大学生提供顺应思想政治教育规范与思想政治教育时代特点的产品，积极的弘扬学生个体的需求，将大学生个体需求消极的状态给予合理的抵制与开导，为大学生树立出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与世界观体质。

（二）集中社会的力量，形成对大学生健康成长有利的社会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点是以完善课程与教学课堂为基本理念，但是又不能局限在此基础当中，需要完善在思想政治教育以外，一方面需要积极的发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各项学科的作用，通过全校教师与全部学科共同努力，采取潜移默化的教育模式来有效的提升大学生综合方面的素质。另一方面，利用社会力量的整合，同时还要加强课外教育的力度，积极的为大学生创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大学生进行课外教育属于一种对课堂教育的补充与延续，高效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加强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自主的参与意识。利用心理方面的主题座谈会，促进学生全面的了解心理健康知识的基础。还可以利用加强建设校园文化，为学生创造出健康、积极、高尚的文化环境，熏陶学生崇高的涵养品德。还可以充分的利用与学生家长和社区进行合理的沟通，为家庭与社会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且通过社会共同的努力，促使大学生全健康的成长与发展。

（三）推广素质教育的真理，加强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

篇（11）

一、引言

宏微观经济学是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是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普通高校的教学过程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如何使学生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通过经济学教学改革完成宏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目标，是许多普通高等院校经济管理专业教师共同关注的问题。阮守武（2009）认为经济学的教学关键是要让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发展，帮助学生建立起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李桂娥（2010）提出借鉴剑桥大学研究型教学的经验，以创新教学理念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从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型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有显著作用；曹建忠（2011）认为应将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设定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建立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提高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数学建模于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我国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课堂中。自199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工作会议召开后，全国高校掀起数学建模热潮。建模思想作为能有效提升学生动手实践和创新思考能力的工具之一，越来越受到高校教师的关注。因此，如何将建模思想渗透到数学课程教学成为我国学者的研究热点，并且成果丰硕。然而，在宏微观经济学中也存在大量的数理模型，我国学者对于如何将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经济学教学的研究略显不足。实践证明，经济学模型对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逻辑思维能力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研究如何将建模思想融入到高校经济学教学中，把经济学理论知识与建模思想进行有效融合，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这对于我国高校更好地完成宏观微观经济教学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必要性

1.当前高校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对学生经济学思维的培养。作为经济学科的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经济学原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经济学的思维模式。然而经济学知识相较一些科目理论性强，原理、知识点深奥，初学者不易理解，教师大多重视知识的传承，为学生提供的案例性学习、探索性学习的机会比较缺乏，忽视了对学生经济学逻辑思维的培养。

（2）教学方法传统。现实教学中，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普遍存在单一、枯燥等现象，“讲授-接受”式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的交流互动较少，这必然导致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难以提高。传统的教学模式，虽使学生获得了暂时性的理解和记忆，但缺乏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用经济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导致学生知识吸收的僵化。

（3）教学中建模案例的匮乏。经济学是应用性很强的社会学科，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在学习了理论之后，仍然不会运用这些理论分析实际问题，实际教学中，教师采取的措施多是单纯地套用经典案例，忽视了对建模案例的指导。

2.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经济学教学的意义

（1）有利于推进高校经济学教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现实教学中，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普遍存在单一、枯燥等现象，灌输式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在目前经济学教学目标中，要完成计划的教学内容，传统的经济学教学方式很难实现，而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融入建模思想，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促使经济学教学目标得以实质性的完成。可见，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经济学教学，是经济学课程教学目标本身的需要，有利于推动高校经济学教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2）有利于推进高校经济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经济学教学中，由于经济学知识相较一些科目理论性强，原理深奥，不易理解，学生在学习时容易表现出消极态度。把建模思想引入到经济学教学中，重点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促使学生应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在具体的建模过程中得到较大提高。同时，在建模过程中，学生需独立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针对性阅读并及时消化，将其应用到建模中来，可提高学生获取新知识以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有利于高校经济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3）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内容处理上，偏重理论与习题的讲解，往往由于内容单调，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可以改善学生对经济学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的情况。因为运用经济学模型解决的问题均源于实际的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建模思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结果不唯一，学生可从不同角度，建立相应的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经济学教学的途径

高校经济学教学融入建模思想的目的，就是促使学生学会运用数理模型和经济学模型，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进行提炼、进而采用模型对问题进行解答。建模思想体系的内容是培养学生在遇到实际经济问题时，首先要通过分析与推理，将实际问题用经济学语言加以表述，并提出一系列符合该问题实际背景的假设，建立起相应的经济学模型，进而寻求适当的计量工具来获取模型的结果，最后还需将模型的结果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具体途径如下：

第一步：实际问题的提出。结合日常生活，对于生活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提出疑问。

第二步：提炼，抽象化。这一步是把实际问题进行提炼、简化，把实际问题抽象成经济术语。同时，收集必要的信息，弄清楚对象的特征，找出相对应的经济学理论。

第三步：形成模型假设。把问题融入经济学理论之后，需要提出一系列符合该问题实际背景的假设，为建立起相应的经济学模型做铺垫。

第四步：建立模型。基于模型假设，建立相关的经济学模型，并阐释模型原理，对问题进行量化处理，运用数理模型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进行提炼、抽象为数学问题。

第五步：求解模型。对模型求解，得出解决的方案。可以使用传统的解方程、画图、证明的方法，也可以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等。

第六步：在以上过程得出的结果后，将结果结合实际问题，进行说明和阐释，最终解决疑问。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树立建模思想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经济术语表述口语化

在最初的教学阶段，由于经济学知识理论性较强，原理深奥，不易理解，学生在学习时会感觉到枯燥无味，容易表现出消极态度，学习积极性不高。所以，面对初学经济学的学生，首先要引导学生在可以触摸到的平常生活中去理解经济学的概念，用生活语言来解读经济学的各种概念，让学生觉得教材里的概念不是枯燥乏味的，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譬如经济学中的价格弹性、机会成本、经济利润、道德风险等概念，任课教师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配备具体生动的例子进行讲解，这样既可以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会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从而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案例教学推广深入化

融入建模思想的本质就是要联系实际。因此，在高校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我们不是仅仅在讲课的过程中偶尔插入几个例题，而是把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贯穿经济学教学全程。应该尽量结合实际，设计适宜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让学生体验到通过自己的思考能够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因此，在课堂教学中，以具体案例作为教学内容，通过具体问题的建模范例，介绍建模的思想方法。同时，选取的例子要贴近教材内容，贴近学生认知水平，贴近现实生活实际。涉及的专业知识不能太多，且要易于理解。此阶段的重点是站在提高学生素质的高度，通过师生共同讨论，把渗透建模的意识作为首要任务，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应用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2015年我国股票市场多次暴涨暴跌，央行多次降准降息，全力护市，这些发生在现实中的经济学案例贴近学生认知水平，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若把这一案例结合经济学教学中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IS-LM模型等相关知识对学生进行讲解，必能激发起学生探讨的积极性，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建模工具运用日常化

经济模型求解的过程一般比较繁琐，需要较强的数学功底，要求熟知模型的应用原理。随着教改不断推进，现代教学辅助仪器也在不断地进入课堂。从以前传统的黑板到十多年前的投影仪，再到现在的多媒体，这些现代仪器的应用，给现代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所以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些辅助设施来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尤其是计算机的普及，给经济学模型求解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教师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计量软件的话，那么教学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加强课后练习，提高对软件的熟悉程度。课后练习是培养学生使用计量软件应用能力的重要环节，在设计课后练习题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些适合初学学生能较好操作的实际问题，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又可以让学生获得用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结语

宏微观经济学是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管理类的核心课程，在普通高校的教学过程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目前，由于高校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理论知识传授重于思考能力培养、教学方法方式传统等一些弊端，导致知识固化，使得学生无法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建模思想作为能有效提升学生动手实践和创新思考能力的工具之一，得到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学的关注。高校经济学教学融入建模思想的根本，就是促使学生学会运用数理模型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进行提炼、抽象为数学问题，进而对问题进行解答。通过培养学生在遇到实际经济问题时，首先要通过分析与推理，将实际问题用经济学语言加以表述，并提出一系列符合该问题实际背景的假设，建立起相应的经济学模型，进而寻求适当的计量工具来获取模型的结果，最后还需将模型的结果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形成建模思想体系。另外，为了将建模思想有效地融入高校经济学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要注重经济术语表述口语化、案例教学推广深入化、以及建模工具运用日常化，从而推动高校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推动高校经济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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