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硕士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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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1 学科现状

1.1 主要成绩

吉首大学法学学科自1982年创建以来，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经过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法学学科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办学思路。法学学科立足于西部民族地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治服务，将其建设成为在湖南省同类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法学教育、研究与服务中心，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师资队伍。法学学科自创立以来，经过近些年来的不懈努力，一支人员稳定，年龄、职称、学历、学位、学缘、专业结构合理，有交叉学科优势，团结协作的学科学术梯队已经初步形成。目前学科所有成员均由本校教职工组成，毕业于全国各大著名高校，现有专任教师27人，其中高级职称15人，博士及在读博士16人。学科的带头人为湖南省省级学科带头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3人、湘西州“132”人才工程人选1人。

（3）科学研究。法学学科自创立以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9项，国家留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基金项目4项，国家体育总局研究项目1项，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及湖南省科技厅、湖南省教育厅等研究项目50余项，科研经费达264.2万元。近5年来发表科研论文320余篇（其中CSSCI40余篇，CLSCI 10余篇），出版专著5部、高级别教材8部。

（4）人才培养。法学学科瞄准前沿领域，突出地方特色。强调教学、研究和实践相结合，以培养法律理论功底扎实、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法律专门人才，满足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及欠发达地区法制建设的急切需要。在法学本科教育方面，每届学生都积极开展法学专业辩论赛、模拟审判、法律援助、普法宣传、送法下乡、实习等实践活动。获得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省级1项，校级7项，在《法治研究》等专业刊物上20余篇。英语四级通过率平均在98%，六级通过率平均约35%。司法考试通过率2008年为31%，2009年为35%，2010年为44%，2011年为54%，2012年为64%。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前景喜人，2005年获得武陵山片区首个法学硕士点授予权，迄今共招收研究生80余人。就业率100%，所有毕业论文抽检率均达到优良以上。

（5）社会服务。学科组织专家先后参与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及由湖南省人大组织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修订案草案 征求意见第三稿）”座谈会等立法活动，以专家建议的方式积极参与到立法实践当中。

1.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区域劣势。从地缘上看，吉首大学处于湘鄂渝黔四省边区，这里素有“老、少、边、穷”之称。远离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在区位分布上的劣势状态，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对高等法学教育的需求变化，以及学科建设发展面临的形势缺乏必要的认识；优质法学教育实施的源头受到限制，很难确保优质生源和师资队伍的稳定；利用市场机制筹措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的渠道较少；迅速获取信息的能力等较为欠缺。

（2）学科竞争弱势。民族地区高校的学科专业的民族性和地方性最能凸显学校的特色和优势，比如民族学、民族经济、民族语言文学、民族艺术、民族教育、地方史、高原生态环境以及民族理论和政策等，纷纷被确定为重点支持的特色优势学科，得到了相应的建设和发展。①法学专业不但进入不了特色优势学科的范畴，反而受到这些特色优势学科的挤压，步履艰难。

（3）物质保障不力。对民族地区高校来说，政府对民族地区高校的投入生均经费只有3000元左右。而国家部委所属院校，政府则投入经费生均达7000元以上。由于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民族地区高校难以使用通过市场机制筹措必要发展经费这一发达地区惯用的手段，结果导致包括法学学科在内的民族地区高校整体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法学学科建设的经费除了用于维持正常的办公经费外，少有经费用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由此导致学科的硬件与软件建设亟需改进，如法律专业可用图书很少且陈旧，专业期刊残缺不全，这给教学科研与研究生培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2 学科建设的定位

一是类型定位。根据学校的定位，结合我校现有的专业布局，科研基础、历史渊源，学院远景发展规划及专业拓展基本思路，法学学科发展定为教学研究型。二是层次定位。以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为主体，在法学一级学科下拓展研究生教育，创造条件积极发展法学专业硕士教育（JM）。其中，本科教育以培养适应基层、特别是适应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综合性法律工作的基层应用型专业人才；研究生教育主要以培养服务于中西部地区（武陵山片区）西部基层应用型卓越法律人才。三是人才培养定位。熟悉国家的民族立法和民族政策；具有公平、公正的民主法治信念；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具有获取知识的能力、交流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初步的研究能力、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②

3 学科建设的任务措施

3.1 学科方向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为了在2015年前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学科根据实际情况，本学科将设置四个二级学科方向：理论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刑事法学。

3.2 学科队伍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至2015年底，在教研团队建设方面，民商法与理论法学获得校级教学团队，刑事法获得省级教学团。每个学术研究团队至少打造一名在武陵山片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在学科梯队建设方面每个教研团队的高级职称达到3人，博士5名。在双师型教师建设，聘请武陵山片区实务部门的精英担任兼职教授，争取“双师型”教师达到15人左右。

3.3 科研成果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至2015年底，通过立项申报方式，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方达到15部，CSSCI学术论文达50篇，其中，举全学科之力，每年发表法学类CSSCI学术论文2～3篇。在科研课题方面，学科力争新上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项以上，给承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学术选题的团队成员从事学术研究以充裕的时间保证。在课程建设方面，至少建设好已立项的4门省校级优质课程。在教研成果奖方面，本学科至少应获得省、校级科研与教学成果获奖10项以上。

3.4 教研平台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为建好教研平台，具体措施为：建设吉首大学武陵山片区法治研究中心，使其成为湖南省民族法制建设研究的重要基地，为湘西自治州甚至整个武陵山区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献计献策。力争在2020年前将该中心成为湖南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成立吉首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湘西州法律培训基地，为湘西州司法实务和人才培训服务。建设吉首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竭力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高质量的无偿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中心凭借法学学科强大的智力资源，由精通法律理论和实践的法学专家、学者和一批专业基础扎实、责任感强、吃苦耐劳的法学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组成。这可将法律援助中心打造成宣传学校的窗口和服务武陵山片区的民间公益机构。同时也为培养兼具理论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形成教学、实践、服务三位一体的先进的法学教育模式。建设法学学科图书室，大力购买图书资料，五年内配齐所有专业期刊杂志。在整个武陵山片区力争建立5个集教学和科研一体的实践基地。

3.5 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措施为：稳定现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在“课题培养法”的指导下，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的训练和培养。确保本学科的研究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前平均应至少发表本学科相关学术论文2篇。加强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指导和管理工作，争取在未来五年内，本学科至少有2～3篇硕士论文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完善学位课和非学位必修课的设置，使之更加科学、合理，适当减少课程的计划学时。非学位必修课可以按研究方向设置。加强硕士研究生的教材建设，在选择优秀教材和参考的同时，创造条件组织本学院的教师编写部分研究生教材。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湘教通[2013]37号）、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湘教通〔2012〕142号）、吉首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2JSUJGA21）、吉首大学实验教改项目（2013SYJG0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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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功能定位不同，职权和义务也不尽相同，应根据不同的董事类别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可是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为什么要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即两者承担不同法律责任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却没有学者做出有力的回答。

一、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

英美法系国家董事与公司法律关系的学说。1.“准受托人”说。在英美公司法中，董事被看作是公司的准受托人。2.关系说。即认为董事是公司的人，适用民事关系理论。此学说自19世纪以来在英美法系至今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理论。3.与信托兼有说。此学说认为董事对公司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公司的人又是公司的受托人。此学说以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学说为代表。

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关于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有说和委任关系说两种学说，说以德国为代表，委任关系说主要以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学说为代表。我国理论界认为董事和公司的法律关系为委任关系。关于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的法律关系是否相同，目前尚未有学者对此做出深刻的研究。一般认为两者与上市公司的法律关系是相同的。但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

二、我国独立董事和上市公司的法律关系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是在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滥权严重，内部人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背景下引进的。我国独立董事的监督对象不仅指向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更指向公司的控股股东。在2001年证监会出台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指出，独立董事要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这一结论本身并无问题。但笔者分析后发现了两个问题：1.独立董事监督制约大股东的权力从何而来？独立董事全部都有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独立董事（被选举者）反过来要去监督制约大股东（选举者），那么这种监督制约权如何解释？2.独立董事候选人在选举之前要经过中国证监会审核，证监会有异议的不得被选举为独立董事。这是传统委任说解释不通的，也是不区分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类别解释不通的。第一个问题在英、美国家是不存在的。英、美国家公司股权非常分散，独立董事的监督对象主要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而不包括股东，独立董事代表的是全体股东的利益。第二个问题在英美国家更是不存在，英、美国家任免独立董事完全是公司的事情，对此监管部门并不加以干涉。所以，英美国家关于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并无二致，不管是“准信托关系”还是“关系”等学说，在理论上都能解释的通。

（二）法定关系说的提出

针对上述问题，现有的理论学说已难以回答，需要有新的理论作为支撑。笔者认为非独立董事和上市公司之间是委任关系，这点和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委任关系”理论是相同的；认为独立董事和上市公司之间是法定关系，即独立董事的职权和义务由法律直接规定，同时独立董事也享有、承担非独立董事所享有或承担的职权和义务。从制度生成过程角度讲，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现状的种种不足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失败客观上产生了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内发需求，国家凭借自己的强制力对公司内部的监督权力重新进行划分，以法律的形式直接规定了独立董事的职权和义务。

针对笔者提出的上述问题，法定关系理论可以做出很好的回答。独立董事根据法律规定，应代表和维护全体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利益。独立董事应该保持独立性，不应受控于大股东而屈从于大股东的意志，不应只代表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利益。如果在大股东操纵下的公司行为偏离了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独立董事就须行使法定职权重点监督和制约大股东权利，防止大股东滥用权利侵占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则要求独立董事要重点维护上市公司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而不是维护个别大股东利益。针对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现状，法律规定独立董事应重点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同时，为了避免大股东操纵独立董事的选举，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益，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在选举独立董事前独立董事候选人必须经过证监会的认可，否则将不具有法律效力。上市公司解聘独立董事必须要经过法定的程序，这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

三、结束语

虽然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应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但学界未并未提出两者承担不同法律责任的理论基础在哪里。笔者分析了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存在的特殊课题，提出了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之间是法定关系，不同于非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之间委任关系的观点。认为两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是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承担不同法律责任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赵旭东.《上市公司董事责任与处罚》[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2]李建伟.《独立董事制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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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移定价；关联企业；市场价格；法律规制

一、转移定价概述

转让定价，即转移定价是关联企业在内部交易中不按照一般市场价格的定价，而以整个关联企业的纳税额达到最低为目的的行为。它不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对产品、劳务或财产进行定价的，而是充分参考各国不同税率，国内各行业不同税率，各地区不同税收政策，进而在关联企业间将利润转移到可减免企业，或将盈利企业的利润转移到亏损企业，实现整个关联企业的最优税收筹划。其中，关联企业指存在控制或管理关系的企业。

转移定价的通常做法是：把货物、劳务、无形资产通过高税率国家转移到低税率国家销售时定低价；反之，相关产品、劳务等由低税率国家转到高税率国家销售时定高价；总之，就是关联企业控制产品成本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税率差的“高进低出”，传统做法主要为比较价格法，如下：

1、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此方法主要指关联企业间价格交易与独立企业间价格交易相比较，若价格差较大，则多数存在转移定价；反之，则正常。2、再销售价格法。此法在前种方法无法作出判断时适用，比较关联企业间交易价格与货物再销售给第三方的价格，若价格差较大，则多数存在转移定价；反之，则正常。3、成本加价法。该方法将产品的成本加上一定的利润为正常价格，但若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偏离正常价格较多，则多存在转移定价。

二、美国对转移定价的规制

世界上，对转移定价做出规定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其中美国的转移定价法规最为完善。

1917年，美国就允许国内收入署对关联企业的所得税和扣除额进行调整；到1996年，美国形成了《国内收入法典》第482条及其实施细则，系统规定了转移定价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美国转移定价立法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正常交易原则、最优法原则、可比性原则，即遵循市场正常价格、优先适用可比非受控法、以独立企业之间的交易为参照的数据要有可比性。

美国转移定价法律规制方法多元化，总体可分为两大类，即交易法与利润法，既包括上述的可比非受控价格法、转售价格法、成本加价法等传统的转移定价的调整方法，还包括利润法，利润法分为利润分割法和可比利润法。

1、利润分割法。该法指根据各关联企业每年的利润统计数据，再结合总利润对各个关联企业进行配额，若配额偏离所考核利润较多，则存在转移定价。2、可比利润法。该法指以独立企业的利润为参考，对关联企业内部利润进行比较，若偏离较多，则存在转移定价。①

三、国际法对转移定价的规制

国际上，规制转移定价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国际税收协定。

目前，关于转移定价的规制主要在经济合作组织范本即《OECD范本》和《跨国企业和税务局的转让定价指南》。其中，《OECD范本》规定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如果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如果与正常价格不同，应当进行调整使之与实际相一致。”，主要涉及关联企业的认定、转让定价的调整、追诉期；《跨国企业和税务局的转让定价指南》规定了正常交易的原则应用、避免和处理转让定价争议的管理方法和程序、转让定价的传统调整方法和新方法、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费用分配等方面。

四、我国转移定价规制的现状

我国对转移定价的法律规制，经历了区域性试点立法（源于1988年初制定并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外商投资企业》）、全国性正式立法阶段，形成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及2007年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税收法律法规对转移定价予以调整，主要规定内容为界定关联企业、转移定价调整方法等。

1、关于关联企业的定义，我国2004年国家税务总局修订颁布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第4条修改为：“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51条所称‘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②

2、针对转移定价规制的基本原则，我国的规定即2001年通过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6条规定关联企业间的交易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业务往来的价款和费用来支付。可见，我国转移定价法律规制的基本原则是独立交易原则，以独立企业之间的交易为参考，让关联企业采取独立交易的方式减少税收损失。

3、关于转移定价的调整方法，相关规定为：

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1条规定指出，我国的转移定价的规制方法主要为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交易净利润法、利润分割法，此外还有其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方法。

由此可知，我国转移定价法律规制的调整方法主要为比较价格法和比较利润法、预约定价法，多样的调整方法有助于我国对转移定价的规制，减少税收流失，促进企业间的正常交易，推动市场向良好的轨道发展。

五、完善我国转移定价规制的建议

通过对国内外以及国际上对转移定价的法律规制的分析，考虑我国目前转移定价问题，还有待完善，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建议：

1、完善转移定价的立法。我国法律调整转移定价制度缺少一些明确的法律法规。笔者建议，尽快制定和出台“规制转移定价实施细则”，将系统的转移定价所涉及的所有问题，分门别类地予以调整，把以前一些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措施辅以相关的可实施的程序，让转移定价制度不再成为空谈。

比如，我国2002年《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1条第2款规定了纳税人的义务，即便具体的实施办法已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但没有相关的监督机关予以相应的监督，“有义务”三字将变为空谈。

2、规范执法机关的权限。我国法律对主管税务机关的权限并未做明确界定，比如，在我国《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第28条第6款对于税务机关如何调整应纳水所得额，参照何种标准，采用何种程序保证执法公平无私，这些都有待在具体的转移定价实施细则进步完善。

3、改进转移定价调整方法体系。我国目前的转移定价调整方法没有与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比较利润法接轨，亦未对利润法作出相应规定，其具体实施细则，要有可操作性，明确其适用范围和条件，补充现有的转移定价调整方法体系。此外，根据实际的案件情况，不必按照传统的转移定价调整方法的适用顺序，参照具体的法律事由，选择最优衡量“正常交易价格”的调整方法。

4、明确预约定价制度的操作细节。该方法突破了传统解决转移定价的思维方式，将事后调整改为事先调整，减轻了税务机关事后审核相关繁琐文件的任务，有助于企业事前做好规划，充分考虑转移定价问题，不会轻易逃税。

但是，对于预约定价收费、申请文件、预约定价协议范本、资料的保密、预约定价协议的修订和延期等的具体规定要进步完善。（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建伟.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许华珂.关联企业间转移定价避税问题的法律控制[J].华中人文论丛.2011.6

[3]吴丰盛.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法律调整[J].鄂州大学学报.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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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modern capital structure theory's development, how are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studying perform the nimble application in the practice to it, causes the enterprise value maximization. the capital attenuates is this kind of kind of application, its goal lies in the enterprise through the capital structure arrangement, changes its tax obligation, plays role which avoids taxes. at present, from developed country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 in this avoids taxes in the technique use to achieve the very mature stage, in addition our country current taxation frame not yet carries on the recognition, the standard and the control to the capital attenuation, has created our country massive tax benefit outflow. moreover, in our country had realized gradually to the question pressing situation, how carries on the supervision and the control is also a very big technical difficult problem.

    key word: the capital attenuates, avoids taxes the operation, fixed ratio law, normal exchange law

一。资本弱化及其避税的操作

资本弱化（thin-capitalization），又称资本隐藏、股份隐藏或收益抽取，是指企业投资者为了达到避税或其它目的，在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上，降低股本的比重，提高负债的比重，以贷款方式替代募股方式进行的融资。资本弱化的特点是企业注册资本与负债的比例不合理，注册资本太少，即资本结构弱化，满足不了企业生产经营对资本金的基本要求；借入资金过多，财务杠杆较高。根据经合组织解释，企业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应为1：1，当权益资本小于债务资本时，即为资本弱化。公司特别是跨国关联公司进行跨国融资，通过高负债、低股本，使资本弱化，从而增加利息支出减少应税所得。

隐含的股权资本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果债权人能够把给公司的借款转化成股份或使借款利润取决于公司赚取的利润，这就很难判定这次融资行为是股权融资还是借款融资。这种形式我们一般可称之为混合融资（hybrid financing），它可能是隐含的股权资本化行为出现的标志，说明跨国公司的借款实际上是满足其长远期的资金需求。如果公司将借款按一定的比例分配给公司的股东，那么公司就会出现一个不成比例的借款和股权间的比率。上述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隐含的股权，是公司资本弱化的一种形式。

在国内，利用资本弱化避税的特点是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转移利润。主要是企业将资金无偿借给关联企业使用。如一家合资房地产企业将几乎等同于外方出资额的款项无偿借给外方使用，实际是一种变相的抽资行为。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分散在世界各地，母公司可以利用关联公司内部贷款的方式减轻整个公司集团的税负。宝洁中国曾发生一起很轰动的疑似“资本弱化避税”的案例。2003年，广州市国税局对宝洁公司所涉及的境内巨额免息融资税款进行了调查，调增应补企业所得税8149万元。宝洁中国曾向当地银行借入一笔巨额贷款，在免息贷给旗下几家子公司使用。这样，利息的扣除全部体现在母公司，有利用资本弱化转移利润之嫌。由于涉及“成本或费用转移避税法”的范畴，税务部门对于宝洁运用资本弱化手段进行了反避税调整。然而国家税务总局的公开资料上并没有明确的“非法”一说。可见，我国税制的不完善给深谙避税技巧的外资企业留下了运作空间。

除上述外，外资企业还可充分利用中方融资能力有限，从境外关联企业借入高息贷款。由于外资企业往往不愿采取权益资本形式与中方合资，而是以流动资金不足为借口，充分利用其境外的关联企业贷款给企业，并且这种贷款利息要大大高于正常金融机构贷款利息，如此，外资企业境外关联企业可从中方合资企业获取高额的贷款利息，合资企业经营中的风险大部分转嫁到合资双方中的中方身上，外商坐享其成，只赚不亏，并且中方的合资企业可进行应纳税所得税额扣除，减少应纳所得税。例如，成立于1993年底的某服装公司注册资本150万美元，生产服装90%以上销售给境外的关联企业，1994- 1998年关联交易额3 .5亿元，截至1999年底，企业累计亏损2400万元。该公司投资额较小而亏损严重，国税部门将其列入重点审计调查对象，根据该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分析，其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投资总额应为600万美元，而该公司实际投资额仅150万美元，不足部分通过境外关联公司融资取得，其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为1：3，远远超过1：  1的行业比例。经核实，该公司1996年至1999年度融资利率在7. 15%至23. 05%之间，远远超出同期独立企业融资利率4.93%至6.16%的幅度，存在以资本弱化方式向境外转移利润避税的嫌疑。经过测算，会计税前利息列支额=[450*（7.15%+23.05%）/2]*4年=271.8万美元，按现行税法，税前利息可列支额=[450*（4.935%+6.16%）/2]*4年=99.81万美元，调增应税所得额=171.99万美元。假设我国设定该行业的安全港比例为1：1，则调增应税所得额=[150*（7.15%+23.05%）/2]*4年+[300*（7.15%+23.05%）/2-300*（4.935%+6.16%）/2]*4年=90.6+114.66=205.26万美元。按现行税法，4年约共有[205.26-117.99]*30%=9.981万美元约70万人民币的税款流失。

二。国内外有关资本弱化避税研究取得的成果

1.非居民股东采取资本弱化措施的目的

andrew m.c. smith （1995） 认为在居民公司将要破产的情况下，由于居民公司与非居民股东之间存在的特殊的关联关系，破产清算之前，非居民股东的债权更有可能得到居民公司的事先优先清偿，从而不计入破产债权，减少跨国集团的损失。

王逸（2000）认为居民公司遭遇经营风险时，股权资本及其股息，要与企业风险共存，而债务资本则“旱涝保收”，无论企业是否遭遇经营风险，债务本息均由居民公司保证清偿，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因此，居民公司一般只愿意投入较少的股权资本，而利用与非居民股东（母子公司关系或子子公司关系）的关联关系，从后者那里获得较多的债务资本。即使公司经营不善，股权资本负担的亏损相对于全部资本毕竟是小部分。

abadan jasmon and dr. jnnaid m. shaikh（2003）认为即使不能优先偿还债务，非居民股东也可以同其他一般债权人一样，参加破产财产的受偿，从而使股东分享一般债权人对破产财产的权利。另外，投资采用股权的形式时，居民公司管理层如决定不在税后分派股息的话，非居民股东当年就不能获得投资回报（前提是非居民股东不绝对控股）。因为，管理层可能希望保留最多的公司利润用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如再投资以公司的业绩来展现自己的成就；其他股东也可能以公司良好的报表来提高公司股票价值。但是如果股权换成公司债务，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债务不得不还，而且管理层也不愿意公司背负很多的到期未偿还债务。

当然，资本弱化对于非居民股东来说并非一本万利，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杨宇光、姜能之（1998）认为资本弱化本身就是要求放弃资金的股权职能去谋求债权职能，这样非居民股东就必须忍受控制权旁落的痛苦。另外，居民公司运营状况好、投资回报高的情况下，作为债权人不如作为股东的收益丰厚。

2.对资本弱化的约束

robert a. green（1993 ）认为跨国公司将收入在不同税收辖区内转移的方式之一就是战略性的利用债务融资。由于利息支出通常可以作为成本扣除 因此 如果一国母公司向他国子公司提供贷款，应税收入就可以以利息的形式从子公司转移到母公司。虽然“独立核算定价原则”可以被用来调整公司之间独立核算贷款利息的确定，但期望适用该原则以解决跨国企业之间利用融资工具逃避纳税义务时，该原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适用独立核算标准来抵制利用融资工具避税，税务机关必须以非关联企业之间不会依此借款条件相互之间提供信贷为由，将企业间债权关系重新定性为股权关系（或否定可就该债务的利息支出予以扣除）。遇到第三方贷款时，困难更大。税务机关必须以如果贷款人和借款人不是跨国公司关联企业，贷款人不会在相似的贷款条件基础上向独立企业提供贷款为由，对第三方贷款进行重新定性。

刘晓红、马骏（2002）指出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凡不按独立核算企业原则、故意提高利率、多列利息、转移利润的，税务机关给予合理调整，对债务超过规定标准比率而支付的利息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不予扣除以消除资本弱化带来的避税结果。

3.与资本弱化相关的法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77年的《关于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简称oecd范本）和1980年《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简称《联合国范本》）是国际税收领域的两个主要法律文本，是各国谈签国际税收协定时的主要基础，在范本中提倡采用两种方法对付资本弱化：（1）正常交易方法。在确定贷款或募股资金的特征时，要看关联方的贷款条件是否与非关联方的贷款条件相同；如果不同，则关联方的贷款可能被视为隐蔽的募股，要按有关法规对利息征税。（2）固定比率方法（设置安全港）。如果公司资本结构比率超过特定的债务权益率，则超过的利息不允许税前扣除，并对超过的利息视同股息征税。上述两种方法对企业借款超过规定标准所支付的利息，均不得作为税前扣除项目。oecd在1992年对范本重新解释了针对资本弱化适用的“转移定价”规则与反歧视规则之间的关系，并声明反歧视规则并不阻止借方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于符合转移定价规则条款的借款适用本国的资本弱化规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行资本弱化规则适用的局限性。2003年，oecd公布了其最新税收协定范本条文和“注释”，新范本在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五条等多处注释中，对解决资本弱化问题的方法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以求从不同角度综合解决。

许多发达国家都采取了特殊的反避税规定，美国早在1976年就制定了资本弱化税制（irc第385条），1989年增加163条j条款后更加完善，其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引入和制订了这一税制，日本于1992年税制改革时，正式引入了资本弱化税制。但各国有关这方面的立法原则、立法方式、立法内容有较大的差异。资本弱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二是资本金的实质减少，因而防止资本弱化，主要在于资本金的管理制度。目前在实践中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等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固定比率法，英国等少数发达国家采用正常交易法。

三。我国应对资本弱化避税面临的障碍及措施

尽管国内外的专家对资本弱化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我们仍有很多关键问题没有解决。首先，国内各方对融资借贷的判定，如借贷时间长短、融资方式、价值评价 等，还存在很多分歧。对该避税手段的识别、税收征管调整方式、对不同行业如何区别对待等重大方面还没有有效的研究成果。因此，税法未能对“资本弱化”定性，相关反避税条款也无法出台。其次，由于资本弱化避税的隐蔽性及对其合法性难以认定，。实践中对税收人员的素质和征管手段提出了较高要求，尤其是对跨国企业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的掌握难度极大。但目前税务系统内外各部门间、国际间信息协调与沟通较弱，能从事国际性税收征管的人员不足，征管技术手段也还未能跟进。再次，其他立法（经济法）仅对公司注册资本有静态控制，缺乏对资本流向监管及不正当利益输送行为的动态规制。最后，当前我国反避税法律条文自身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关于正常利率水平确定的问题，征管法细则则第54条第2款提到同类业务的正常利率的概念，正常利率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明确的条文，是否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公布的利率水平加上一个幅度区间，还是以四大国际金融中心每天公布的利率水平加幅度区间为准？

其中，最迫切的是确定如何识别资本弱化和订立反避税条款。而其难度在于，首先，若涉及安全港（债务股本的固定比率）的设定，则要确定所有企业在任何时期都可适用的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固定比率。美国一向被人们认为是对资入弱化有所发展的国家，而其竟一直没有规定出一个正式的比率。一些已经规定最高比率的国家，其税务当局也都承认这只是在找到更好的办法以前一种不得已而用的措施。同时，安全港的设定很难确保不限制企业采用最佳资本结构，因此有可能妨碍其实现价值最大化。其次，在运用正常交易法时，税务机关必须以非关联企业之间不会依此借款条件相互之间提供信贷为由，将企业间债权关系重新定性为股权关系，或认定该债务的利息支出不得税前列支。若遇到第三方贷款，税务机关必须以如果贷款人和借款人不是跨国公司的关联企业的话，贷款人不会在相似的贷款条件基础上向独立企业提供贷款为由，对第三方贷款进行重新定性。这在实际操作中可行性是比较差的。再次，若资本弱化税制过严，会限制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不符合国际经济大趋势，对宏观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会超过增加税收的好处。

要解决上述问题，主要从两方面入手：（1）加大相关研究的投入，推动立法。相关研究的缺乏，首先是由于精通英语、税法、国际金融和财务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同时这类人才又需具备丰富的实务经验。因此，治本的方法是加大对高级税务人才培养的力度，加大科研投入。同时，研究与借鉴外国较成熟的资本弱化税制，结合本国实际订立反避税条款；（2）加强国际间信息资源共享。以大量培养高素质的国际税收管理人才，加强国际税收管理为基础，积极开展国际税收管理的跨国协调与合作。特别是避免对跨国所得双重征税，建立情报交换机制，共同打击国际逃避税，对金融服务收入以及衍生工具征税原则的经验共享等方面的合作。

四。结束语

当前，以资本弱化的形式进行避税已成为外资企业避税的新动向，并被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所利用。这种避税方法与“高进低出”等常用的避税手段相比，形式更加隐蔽，危害性更大，不仅造成税款流失，而且影响我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效果。因此，对这一新的避税方式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何既积极引进外资，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又防范企业在融资时利用资本弱化避税，保证税收收入的稳定，将是我国税务机关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在应对资本弱化方面经验不足，尚没有系统的反资本弱化税收法规。这不仅会导致税收收入的减少。还会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为此。我国有必要加强对跨国公司资本弱化实践的研究，积极推进国际税收信息共享，分析国外己经采用的相关法规，借鉴其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应对资本弱化的反避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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