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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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些不好的现象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倾向，如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自杀现象，中学生、研究生还有青年教师，甚至中青年的博士生导师，都曾经报道有自杀现象;再如不良商贩似乎也越来越多，如“黑心棉”、“黑心米”、“黑心肉”以及“黑心奶粉”事件等;暴徒砍死砍伤多名中小学生;在学校里，学生暴力现象也屡次出现，如马加爵事件，一名十四岁的学生在学校门口砍死另一位17岁的学生，只是因为一个女生的QQ号而吵架，甚至有四名中学生只是因为好玩而打死精神病患者的事件发生。如此漠视生命，道德缺失，这样一些社会现象，不由得我们不深思。对于自杀现象，有人曾经做过调查总结得出，学习和就业压力、情感挫折、家庭变故、心理障碍等等，是导致轻生的几个主要原因;对于不良商贩，则有人归结于中国人缺乏信仰约束，以及过于务实，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而对于学校暴力事件，则是由于学校的心理教育不够及家庭等因素造成的。诚然，上述的具体原因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在现如今快速发展的科技社会中，中国现代教育中的西方科技文化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关系未处理好所导致的。

自19世纪中期中西方文化开始激烈碰撞，西方文化大举人侵中国文化，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制度等，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教育都是以西方先进科技教育为主，所教授的思想及理念也多是西方观念，甚至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有全西式的教育，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却不够重视，甚至有时候选择性的忽略，这是不对的，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沉淀和底蕴，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贸然否定任何一种都是错误的，应该抓住不同文化的核心思想，与时俱进，扬长避短，有机结合。

对于文化差异，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而早期的科学活动往往是和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宗教文化又对于自然科学以及科学理念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着人文科学、宗教文化的发展。西方的宗教是独神论的宗教，它具有较强的理性、理想化、排他性以及侵略性等阳性特征，是一种刚性(阳性)的文化，这从西方宗教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以及多次的等事件便可看出来。这样一种刚性文化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通常是促使人们去强力改造自然以使之适和人类，这对于人类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它使得近代科技在西方产生并迅速发展，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而随着自然科学和数学的高速发展，以及它们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使得宗教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同时，白然科学技术以及数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逻辑性、唯一性等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们的思想以及世界观，使之更具阳性特征。

这也是近代西方社会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大肆进行侵略、扩张、掠夺，以及种族歧视等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和原因。西方文明注重技术层面的探索，利用技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己斗”，在“斗”中发展，这在一定时期对人类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正因为“斗”，这也是一种很容易产生争斗的文化，如宗教战争、种族战争、侵略等，不利于人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和影响最为深远广大的是儒教、道教和佛教，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这需要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以及一个强调和谐宽容的社会环境。道教强调的是无为、隐世、顺应自然、与自然合，最终达到天人合一;佛教在传人中国以后，深受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的影响，由达摩祖师所创立的禅宗，以及其他流派，如三论宗(又名法性宗)、瑜伽宗(又名法相宗)、天台宗、净土宗、律宗等，它们与道教一样，都是强调容忍、包容等，具有很强的阴性特征，都是柔性(阴性)文化;而儒家思想，一方面，它强调积极人世、治世、上进等，具有一定阳性特征，而另一方面，作为统治阶层的工具，它又强调和谐、宽容以及中庸等，具有一定的阴性特征，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在上层精英阶级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而在广大普通群众阶层则是柔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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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办学主体已经不是为政府一元化的局面而是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政府在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的责任依旧很艰巨，政府怎样才能行使好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责任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责任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1、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管理权限过于集中

在经历长时期的计划经济的时期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也收到了极大的影响，政府不但是高校的直接管理者，还是创办人同时还担当者评价人的角色。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过程中，政府总是能在各个环节上进行干预，高等教育市场的力量很难进入到高等教育领域。在高等教育质量监控的层面上中央政府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利益主体参与的程度很有限并且很难发挥作用。政府过分的权力集中直接危及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主体地位，使高等学校以及社会中介组织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力量大大减弱。首先，政府的权力结构失衡，不能适应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政府在权力结构演化中处于最顶端，决定了权力结构调整的方向、幅度和范围。”①其次，削弱其他利益主体的参与权，导致效率低下，不利于政府转变职能，“从现状看来，虽然除政府一位，高校、社会和市场力量已经逐渐参与到质量保障活动中来，但发挥的力量和力度不够深入，也缺乏足够的积极性”②

2、我国政府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冲突以及质量标准单一

首先我国政府主导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存在冲突。我国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强调以“以合格的人才”作为衡量质量的标准，而所谓的“合格”又是以学术或者分数为基准的，一是强调“质量标准”的单一性。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从全新的视角和多层面的意义上来加以解释的，只要特点是“质量”和“质量标准”的多样化。一是强调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面的概念”。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极度的精英化逐渐向大众化过渡，扩招后的高等教育质量规模得到了扩大，极大的缓解了高等教育供需之间的矛盾，但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仍然是公众竞争的焦点，但是精英化的质量观依旧在人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寄期望于高成本的高等教育来达到跻身社会精英阶层，但实际情况是大众化阶段社会更需要的是应用型，技能型，多样化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寄予了太高的期望，导致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质量下降产生失望，这些都使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公众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精英化的质量观来衡量大众化的多元质量，得出的结论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冲突就不断显现。其次，政府参与的质量保障评估标准单一。计划经济时代的学术标准是很单一的，但得到了高等学府以及社会的广泛认同。在计划经济的浪潮的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在悄然来到，各种教育产品和种类不断出现，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学生数量和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虽然教育部对高校进行各种形式的评估，但各种评估的标准并没有反应出学校的类型和层次。由于不同类别的高等学校在规模，人才培养目标和任务上有存在差异，评估的标准也应该不尽相同，但是我国现行的评估标准并没有体现出这些不同之处。这些标准单一的情况主要体现在首先，用同一种评估标准对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进行评估。其次，政府主导下质量保障标准带有很强的行政化成分，忽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政府权力的运行缺乏合理有效的法律规范

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时间了，但是我国还没有建立完整和规范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虽然政府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作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专门性的行政法规，但是它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制定的，我国的高等教育又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实际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陈旧的行政法规所规定的质量评估的形式、参与主体以及相关机构的设置等规定跟我国现在的教育现实不太适合，对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教育质量的提高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效力。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政府责任改进及其对策

1、重新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

通过立法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权力和责任。为了改变此现状，国家应当加强立法，使《高等教育法》等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条文具体化，使上位法律中的授权性规范有相应的下位法规相衔接，避免出现法律流动，便于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有效实行。同时，要尽快对教育行为的设定权、实施权以及程序等都做具体明确的规定，理顺高等学校内部法律关系，明确高校行政法人的性质，进一步加强对教育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④

2、建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和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中，建立多元化的质量标准。以学术标准作为衡量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办学质量的主要标准的做法明显跟现在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不相适应，不仅有悖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也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要求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各高校的办学起点不尽相同，学科特色也不同，所获得的政府支持和社会资金的支持也是不一样的，高等教育层次种类多样，不同的高校的办学特色和定位也都不同。因此，用同一的标准进行评估就显得不科学和不合理。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中制定评估质量标准的时，可以按照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分层次的制定评估的标准，使各类评估具有可比性，可操作性及其透明性，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教育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

3、加快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规范质量保障活动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的进行。首先，政府要对我国制定的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相关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教师法》进行修订和调整，增加质量保障的内容。应该加快《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法》的建立，明确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战略目标、方针、政策和应对措施；确定国家、社会和学校一体化的质量保障主体；明确评估机构机制的组织、程序、时间、方法和标准；建立教育评估机构合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其次，政府应该对高等教育评估方面进行立法保障。

只有在制度上，法律上还有观念上加以转变和改革，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才能够健康运行，才能在根本上保障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涂端午.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迁中的权力结构演化[J].现代大学教育,2006(1)

[2]官明悬.加入WTO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6)

[3]陈学飞,秦惠民.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英论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1-19

[4]李广海，冯景波.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两级政府权力配置重构――基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视角[J].辽宁教育研究,2008(8)

①涂端午.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迁中的权力结构演化[J].现代大学教育,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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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增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前进和发展的原动力，是一个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根本所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治国方略，把教育事业摆在了优先发展的的战略地位。

作为人民教师，我们不仅要教给学生最先进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最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教育工作做好。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好教育工作，当前主要应该注重四个方面的内容：

1教育应该授人以“德”

德为智之首，无德之才便是歪才。作为在校大学生，他们的学习热情高且辨别是非的能力又不是很强，比较容易被那些腐朽堕落的思想所腐蚀，表现为政治信念不坚，道德观念不强，学习主要是为个人谋生，而不是主要为人民服务，甚至楚才晋用。因此，教师引导学生学会做人，是学校教育中最根本的工作。

教育是道德建设的主要手段。道德教育无非有三个途径：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当中学校教育处于中心位置，是整个道德教育体系的核心和主干。学校不仅应该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而且也要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精神支持，成为道德教育的基地。

因此教师不仅要用自己的学识教人，而且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品格去教人，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学生的头脑，用高尚的道德充实学生的观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教育应该授人以“识”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本尚待开发。高技能人才的缺乏，已经影响了经济建设的效果，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提到刻不容缓的紧迫程度。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

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为教师提供了许多新的传授知识的手段，尤其是计算机辅助教学和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教师要学会应用这些教学技术，应成为这些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者和推广者。

授人以“识”，就是要培养学生远大的目光，使他们能够与时俱进地根据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需求不断的开展学习，不断的创新、发展。努力学习和掌握最新科技知识，自觉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潮流，大胆进行科技创新，努力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全面推进科技进步，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高瞻远瞩，把目光放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教育手段上，立足讲台，胸怀世界；不断地获取最新的知识和信息，用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手段教育学生，教给学生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把科技的至高点引入课堂，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高素质人才。

3教育应该授人以“志”

“有志者事竟成”。一项事业的成功，必须得有坚定的意志和过硬的心理素质作为后盾。有道是“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愚公移山”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当代大学生独生子女较多，生长环境较为优越，他们经历的生活磨难不多，承受的艰难困苦又少，缺少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缺少百折不挠的心理素质，这就使他们学习干劲不足，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适应不了成才的需要与生活的变化，以至于有的大学生在压力和挫折面前选择逃避甚至自杀。我们面临的不都是鲜花和笑语，有顺利，也有曲折和困难；有欢笑，也有羞涩，我们只有树立一个拼搏向上和克服困难的精神，才能赢得成功的资本。

授人以“志”，就是要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锐意进取的求学态度和百折不挠的心理素质，使他们能够在酒绿灯红、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中不被世俗所累，能够固守创业的清贫、困苦与劳累，能够学有所成，学有所为。

4教育应该授人以“渔”

随着时代的不断向前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更新的速度明显的加快，作为个人，稍有懈怠便有可能被时代所淘汰。这样，就要求人们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学习的范围从在校扩展到离校，从书本扩展到社会，活到老，学到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时间相对于人的一生毕竟是短暂的。因此，学生在学校里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知识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以此培养学生的学习技能，在了解知识产生的过程中学会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授人以“渔”，就是要在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他们学习知识的能力和创造知识能力的培养，使他们能够在离校后独立的开展学习，能够对所学知识进行创新与发展。从而为他们以后终身学习、创业发展打下坚实的能力基础。

教育是实现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关键所在，教育与人才培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根本途径。切实落实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培养适应时展、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努力做好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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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杏保先生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有18年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经验。从教伊始，他就常常光顾旧书店，搜罗夏D尊、叶圣陶、朱自清、罗常培、胡怀琛、朱光潜等语文教育前辈的著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于1962年就已搜集到时人并不熟知的王森然的著作《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始知其为刘志丹、谢子长的老师，同志则为中国王森然学术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并倾心研读这部论著，萌生了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诚意。

1978年，他支教返沪，调入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在撰写《试论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时，无意中接触到大量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论文。不久，又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搜集到了大量民国时期的上千种教科书。于是，酝酿既久而一气挥就了《编纂〈中国新语文教育大系〉构想》。1984年，他与陈必祥等好友撰著了《语文教育发展史》；1986年，易名《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语文传统教育名家张志公乐为之题签），在云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实际上，这些已经吹响了我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集结号，同时，也擘画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

在随后的15年，杏保先生等在语文教育史的教育和研究方面筚路蓝缕地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荦荦大者，有著作《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曾获1992年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1999年被中国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教育图书研究委员会授予第一届全国教育优秀图书奖二等奖）、《语文学科教育参考资料类编》、《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等。杏保先生在壮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当时的语文学科教育界，都可列为翘楚。今年，他年届古稀晋五，依然壮心不已，应语文出版社之诚邀，“新编”了《国文国语教育论典》，实在令人称道。

《论典》的另外两位主编方有林、徐林祥先生在语文教育史研究方面亦用力甚劬。方有林在上海师大虽然师从于我，但是在专业深造方面向李教授请益尤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已正式出版，并获得学术界好评。徐林祥教授，是语文教育史研究专家顾黄初先生的入室弟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持筹建并于2004年3月开通了中国语文教育网（http：//）。他的《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堪为语文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佳作。

30多年前，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建立的“民国教育资料库”，在孕育《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方面功不可没。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十分注重近代教育资料的搜集和开发，校图书馆在合并了原上海师院分院（现为上海师大奉贤校区）后，进一步建成了具有师范教育特色的“教师教育资源库”，包括“中小学教材资源库”“民国教育期刊电子资源库”等，为语文教育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史料支撑。这些，将为《论典》的再度开发和完善，提供必要的条件。

语文出版社为语文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复兴中华国文国语教育梦，是中华语文教育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梦”“中华文化复兴梦”的必要条件。《论典》这部典范文献，将久远地迸射中华近现代语文教育的灿烂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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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中国情境下大学生国际化能力的指标体系构建”（16YB042）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使用Cite Space绘制近十五年国内大学教学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热点集中于人才培养、教学质量、教学改革等关键问题。“人才培养”节点揭示大学教师、教学效果和本科教育的内在联系；“教学质量”节点揭示偏重通过教学评估等促进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改革”节点揭示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关联。研究呈现出国家政策导向下深化教学改革、改革教学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关注教师和学生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大学教学；研究热点；研究趋势；知识图谱

创新驱动背景下，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迫切需要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师要把教学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关注大学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关键议题。本文应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对近15年的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大学教学研究的知识图谱，通过定量数据客观和直观地展现我国大学教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以期为国内大学的教学研究和教学发展活动提供客观有效的借鉴和决策依据。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以近15年国内大学教学研究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研究领域设定为“高等教育”，来源类别为“CSSCI期刊”，以检索式“主题=教学并含大学，入库时间=2000-2014年”，检索到5236条记录，剔除无效文献（如大学教学投稿须知等），最终使用4504条记录（下载时间为2015年10月5日）。将相关数据文档导入CiteSpace3.9.R13，进行时区分割（Time Slicing）和阈值选择。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为15年，单个时间分区为1年，共有15个时间分区。最后，运行软件并生成知识图谱。知识图谱集成了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技术等领域的理论思想，将某一领域的大量文献资料转化为可视化图像，以形象地显示某领域知识的发展进程及其结构关系。作为一种适用性强的知识网络分析方法，使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可视化的学术文献知识图谱成为信息分析中独具特色的途径。[1]

二、大学教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载文数量方面，自2000年开始，教学研究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论文数量逐年递升；2008年后呈现出研究热潮，2008-2014年发文量占十五年总量的75.6%。2012年3月教育部出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针对制约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突出问题提出30条措施。质量不仅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也体现了政府对教育改革方向的期许。随后，多数学者对大学教学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2012年后发文量再创新高，2012-2014年发文量占十五年总量的38.4%。

图1大学教学研究论文数量的时间分布

发表大学教学论文数量居前十位的机构有北京师范大学（151）、南京大学（147）、清华大学（136）、浙江大学（126）、华中科技大学（121）、北京大学（86）、华中师范大学（72）、华东师范大学（64）和中国人民大学（61），这十所学校作为中国著名且具有教育学研究优势的机构，对大学教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关注。以第一作者数量5篇以上的研究者有40位，他们在大学教学研究方面有较高的产出。

论文的学术影响方面，有6篇论文被引用超过100次，引起了大学教学相关研究者的高度关注。赵洪2006年发表的《研究性教学与大学教学方法改革》，近10年被引用370次，他提出研究性教学以实践问题为基础，培养学生的学习、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和创新能力。[2]2009年别敦荣发表的《大学教学方法创新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共被引用178次，提出教学方法是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可从大学政策制度、教师和学生意愿以及相关教学条件等方面创新大学教学方法。[3]蓝江桥2003年发表的《中美两国大学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的比较与思考》被引用149次，提出现代大学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指标应突出现代大学教学的特点，注重选择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和评价主体。[4]刘献君2007年发表的《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兼论高等学校分类》被引用117次，提出教学服务型大学以本科教学为主，根据条件和需要适度进行研究生教育。[5]蔡敏2006年发表的《美国著名大学教学评价的内容特征》被引用101次，提出教学评价是提升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确定评价内容是实施教学评价的关键环节。[6]除此之外，桑新民、王玉衡、王建华、项贤明等学者也发表了有影响、有价值的大学教学研究论文，他们的一些思想观点也有较高被引率。

・课程与教学・近十五年我国大学教学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三、基于关键词共现的大学教学研究热点

2000-2014年间大学教学研究相关文献中出现两次以上的关键词有485个，出现10次以上的有207个，出现35次以上的有40个，出现50次以上的有23个。通过节点的大小可以发现热门关键词，通过关键词可以揭示研究热点。依据每个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及其知识图谱节点的大小，可看出，近年来大学教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人才培养、教学质量、教学改革、研究型大学、大学教师、本科教育等方面。

（一）分析“人才培养”节点

“人才培养”是最大的节点，关键词节点知识图谱表明，人才培养与相关节点组成了网络体系，其中，大学教师、教学效果和本科教育三个关键词具有较高的中心性，也是人才培养领域探讨最多的内容。研究者关注本科阶段的人才培养，注重教师在本科人才培养中发挥的作用，提升教学效果成为人才培养过程的关键点。周光礼认为，教师的发展包括学术发展和教学发展，教师评价应当充分考虑教学学术能力。[7]陆根书提出，教师围绕教学与研究展开学术工作，随着资历的提高，学术活动逐渐转向以研究为主，应鼓励资历深的教师更多参与教学。[8]李宝斌提出，从学生的视角来看课堂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是教师教学投入不足，教师则认为是评价重心、评价导向出现了偏误。[9]廖明提出，提高传授知识的价值性、授课有激情、有效与学生互动和思路清晰等是提高教学效果的主要措施。[10]当前，“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正影响着我国本科教育，应遵循学生身心规律，激l学生求知潜能，重视学生主体地位。[11]以上研究充分体现了大学人才培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研究者对人才培养工作的认识逐渐深化和理性，更加关注处于核心地位的学习者。

学生处于学校发展中心地位的文化环境尚未形成，对学生的有效学习进行合理引导和提供有价值帮助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使得已有研究对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探讨较多，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关注度还不够，对学生学习的研究成为大学教学的发展趋势。叶信治认为，我国大学生由于处于教学过程的边缘位置，缺乏学习主动性，学习投入不足。教学方法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课外学习不足和做中学机会欠缺，致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27]学生呈现出多元化和异质化趋势，而大学课程和教学方法等没有对此及时回应。[28]刘献君也提出，深化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中心，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提高学生学习质量，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上全面提升。[29]张德江提出，突出以人为本的质量观，重视学生发展，关注学生的学习产出及效果，把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放在学生身上。[30]可以看出，当前的教学范式变革逐渐呈现出“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转变的趋势，研究者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研究，探学生如何进行有意义的学习，研究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机制，保障教学的有效性。

五、结论与讨论

大学教学研究与新世纪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战略需求紧密相关，与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使命一脉相承。对大学教学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内容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对关键词及其研究热点做进一步挖掘，发现近十五年来大学教学研究的主题聚焦于人才培养、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等议题，学者对当前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教学质量提升和教学改革的时代迫切性都产生了集体认同。“人才培养”节点图谱揭示大学教师、教学效果和本科教育的内在联系，“教学质量”节点图谱揭示偏重通过教学评估促进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改革”节点图谱揭示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关联。进行关键词时区视图分析，发现大学教学研究的演进特征。从二十一世纪伊始国家政策导向下的大学教学改革，关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和实践摸索，到近年对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关注学习效果的人文关怀，可以窥视十五年来大学教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提升质量成为贯穿大学教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总之，本文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初步揭示了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基于此，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化大学教学研究，相关建议如下：一是分层次分类型对大学教学进行研究，加强对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层次学生及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学的研究，关注大学教学的多元化和特色化发展。虽然有大量的关于教学的理论探讨，但实践中的大学教学仍然存在巨大的创新空间。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将学校的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学科特色、课程目标、教师水平和学生素质等，凝练成符合学校发展实际、学科培养要求、有独特性和竞争力的特色化教学，凸显教学对学生发展的独特价值和不可替代性。二是加强对大学教学的理论及其实践研究。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都是大学教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也是研究难点。教学活动的有效实施需要教师更好地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增加教学投入，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涉及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多层次的复杂关系，在教师开展创新性和有效性的教学活动之外，需要外部合理的教学评价制度和教学文化氛围的支持。后续需要加强大学教学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大学教学制度生成的内在逻辑、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合理路径、学生学习的特点和规律及其相应的教学方式变革、适宜教学发展的外部制度及文化环境支持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从而深层次解决难点问题。

参考文献：

[1]Chen C.CiteSpace：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57（3）：359-377.

[2]赵洪.研究性教学与大学教学方法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6（2）：71-75.

[3]别敦荣.大学教学方法创新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8）：95-101.

[4]蓝江桥.中美两国大学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的比较与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3（3）：96-100.

[5]刘献君.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J].教育研究，2007（7）：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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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网络分析概述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主要是用来分析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关系构成的集合方法，所谓社会网络实则就是有多个点之间的连线所构建的集合体。长期以来在社会学领域一致存在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否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的问题，这些思想成为阻碍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定量分析方法的提出和应用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对这些质疑作出回应。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根据数学方法和图论基础发展出来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的建立重构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使研究对象从传统的“个体”变成了“社会结构”，通过运用网络关系分析，实现了个体之间关系以及微观网络和宏观社会结构相结合。

二、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的高等教育研究

目前我国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大多集中于定性研究领域，并且将研究视角局限在了政策提示下的约束性分析，在内容上过分注重于运用系统理论研究高校教学实践和教育服务质量的改善。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不能从宏观上把握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实时动态和研究热点。

1.研究方案设计

（1）分析对象

本次研究的分析对象来源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将“高等教育”作为搜索关键词，设定搜索时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匹配模式均为“精确”，共检索到文献206478个，将这些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2）分析方法

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基础，并运用UCINET分析软件以及文献分析系统BICOMB对按条件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变化规律、发展方向、研究热点方面的分析，进而得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现状以及特点。

2.研究结果

（1）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对检索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UCINET软件的Netdraw功能可以将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运用共现知识网络图的形式予以直观的展示（见图1）。通过共现知识网络图可以明显观察到目前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研究主题与关键词的联系程度以及紧密关系。通过对分析数据和共现图进行研究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管理、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教管理、高等教育系统、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评估和高等职业教育等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极高。对相关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目前学界对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主要着眼与以下方面：第一是高等教育的管理问题；第二是高等教育的基础理论建设问题；第三是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制度问题；第四是高校教学改革问题；第五是高等教育的招生就业问题；第六是高等教育的评价机制等。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态度和期盼，例如目前社会上呼吁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方位改革、加强高校就业指导以及与社会用人单位的沟通协调、建立和完善高校运行的监管体制等一些列关于高等教育的社会热点话题。（2）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分析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以及接近中心度。其中点度中心性反映的是一个要素同其他要素的直接关系，如果该要素的点度中心度较大，则表明带点在网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或者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在本次研究中点度中心度最大的关键词是宏观管理体制改革，而宏观这个词语在整个网络中处于绝对的核心位置，其标准化中心度达到了72.681%，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

中间中心度是指社会网络中一个要素如果处于其他要素交往网络的路径上，则认为该要素具有重要意义，究其原因是因为该要素控制了其他要素的交往路径资源，通过对信息进行操作将会对整个群体产生影响。在评价中间中心度时，如果一个要素处于众多要素的最短路径上，则高要素的中心度越高。研究结果显示，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间中心度最高的两个要素是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和客户层与教学合作研究，表明这两个要素占据着多数的资源，其他的关键词多数是通过这两个要素实现与网络的沟通。

接近中心度的测度可以不受其他因素的控制，如果一个要素的接近中心度较高，则该要素必然与其他所有要素的距离最短。经分析得出高校内部管理改革研究的接近中心度高于其他关键词，表明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距离最短，是最有可能与其他关键词共现的因素。

三、结论

整体来说，学界对于教育体制以及相关制度的研究热情最高，而对于微观层面和实际的教学实践有所忽视。这种状况导致了理论研究资源的不均衡，使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难以得到落实。因此，对于学生主体性的思考以及其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等细节问题应纳入到高更教育研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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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高等教育发展可以折射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造力、人文精神和国家形象。国家不仅要保障每个公民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要保证个人在深造过程中的有效性发展，实现社会和个人的双赢效果。在现代化的今天，我国高等教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和人才培养方式的多样化需求，需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借助经济手段，对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及高校投资多元化方式进行重新定位和整合，实现高等教育领域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1.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体制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以成本分担理论作为高校财政投入机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由最初的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过渡，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1.1政府完全承担全部财政阶段（1949―1979年）

此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主体结构单一，实行“一包二统”的财政体制，一切由国家包下来，一切由政府统起来。政府拨款是高等教育所需经费的唯一来源，国家既是办学者，又是管理者，高校发展过程中权限不规范，产权不清晰，办学模式单一，学校规模效益差。

1.2非财政性投入开始出现阶段（1980―1999年）

1980年，中央不再统一高等教育财政，中央所属院校由中央负责，地方院校由各省财政部门负责投入。1985年，高校经费由“基数加发展”改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由“结余收回”改为“经费包干，超支不补，结余留用”。1997年，在“并轨”试点后，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全面实行收费制度。高等教育财政从完全由政府拨款过渡到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1.3高校财政投入多元化发展阶段（1999―至今）

1999年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明确高校的法人资格，高校在招生计划、学科专业设置、财产管理等7个方面享有自。”高校开始作为独立法人面向社会招生。同时，高等教育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扩招，社会民间资本通过借贷、股份制等资本组合模式进入高校，民办高校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我国高校财政投入形成了多元化筹措教育经费的格局。

2.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面临的现状

2.1政府主导的财政投入模式难以适应高校发展需要

2002年起，财政部对划拨教育经费部门实行“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的核算方式。要求“部门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收支不挂钩，支出要透明”，对财政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但经费核拨权在财政部门，高教规划和政策制定在教育管理部门，造成了财权和事权的分离，政府通过财政手段调配教育资源缺乏科学性，而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调控缺乏话语权，造成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的低效或无效经济管理活动。

2.2高校财政经费投入比例减小，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不平衡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1996年的78.56%下降到2004年44.73%，201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更是下降至37.22%，下降速度快，趋势明显。反映出现今我国政府投资高等教育总量偏低，政府投资的主体地位体现得不充分。其次，我国高等教育经费集中投入到重点高校云集的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投入少，造成区域间教育投入的不平衡。而同一地区不属于重点院校的地方高校经费来源甚少，投资少，发展难以维继。现行的经费投入模式造成了区域、层级之间的投入差距。

2.3高校财务管理机制缺乏科学性

我国政府主导的资金使用机制弱化了教育机构服务市场的定位，而在高校管理中，校领导由上级政府机构任命，学校管理中行政色彩浓厚，管理上因循计划经济体制，容易造成教学质量和效率低下。在资金使用上，高校缺乏科学规划和监督，在本身可控的教育经费使用中，极易造成有限财政资源的浪费。高校财政管理中缺乏合理的规划和利用，资金的投入方式和比重缺乏科学性。

3.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对策分析

3.1实行多政策参数的拨款方式，规范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中国现行采用“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方式，主要以学生数作为拨款的单一政策参数，难以有效激励学校提高办学质量，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一些学校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拨款而盲目扩招。现行的较好方法是建立多政策参数的拨款方式，这一拨款方式可以较好地反映出各类、各地区高校的实际成本，根据区域布局、财务状况、教育成本等，有侧重点地进行拨款。同时，还可以合理地补偿经济落后地区高等教育，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异。

3.2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我国教育的投入不足公共财政的4％，更逞论高等教育的投入比重。在美国，私立大学自己筹措的经费约占学校经费总收入的90%左右，哈佛、耶鲁等名校跟企业、政府机构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硅谷的兴起更是离不开与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合作。参考国外筹措高校经费的经验，合理、科学地推动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对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高校与社会接轨，培养学生创新和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也是促进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

3.3保证教学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率，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现行的财政拨款手段难以有效提高办学质量和资金利用效率，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高等教育拨款方式，减少固化因素，利用绩效评价标准来增强拨款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将评估的结果与拨款直接挂钩，可促进高校间的良性竞争，使教育资源得以有效配置。同时，也应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区域高校发展水平的差异，按照增长指数，实行投资的同步增加或减少，保障基本投入，保证高校各项工作能够正常进行。

3.4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合理划分责任和分工

对高等教育的财政责任应当根据具体的高等教育事务来划分，使中央拨款能够真正面向所有高校，使中央和地方投入有效配合、相辅相成。同时，政府和高校的权限和责任要明确，政府负责高校政策的制定，高校负责具体事项的执行。美国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负责和管理财政拨款，该机构相对独立于政府部门和高校，对财政资金使用全面监控，有效地提高财政资源利用率，在高校财政管理中，基金制亦可作为我国高校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借鉴，实现高校有限财政资金的最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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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国分类法】：G71

1 高职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1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全国共招收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学生447.34万人，比上年增加65.17万人，增长17.05%，其中本科招生209.92万人，高职（专科）招生237.43万人。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在校生1333.50万人，比上年增加224.93万人，增长20.29%，其中本科在校生737.84万人，高职（专科）在校生595.65万人。因此，在高职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不仅是高职教育自身的需要，更是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办学质量的需要。

1.2 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与普通高等教育一样，课堂教学也是高职教育的主要渠道，是教育思想观念、教育目的转变为具体教学实践的中介，因此要彻底改变课堂教学只是传授知识或主要进行专业教育的旧理念，无论是公共基础课，还是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师都应该树立素质教育的思想和观念，要把课堂教学的目标与整个教育的目的一致起来。教师在讲授一门课时，绝不能仅仅着眼于知识的传授，而要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的高度，把传授知识和文化熏陶、道德修养、社会责任感等结合起来，努力追求人文精神向科技领域的渗透，综合培养学生的观察力、理解力和丰富的想像力。

2 高职教育现状及弊端

长期以来，高职教育过分强调狭窄对口的专业教育，过分提倡干什么，学什么，而忽视人文教育；过分强调知识传授，忽视能力培养和素质养成；注重人才培养的批量生产而忽视教育对象的个性发展，从而导致培养的人才知识面偏窄、技能单一、缺乏足够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人文底蕴薄弱、功能性过重，造成高职学生素质的不完善或综合素质的欠缺。社会上流行的“高等职业教育不是高等教育”的论点，在学生中形成了高职学生“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他们认为自己是学科教育的失败者，知识基础薄弱，普遍自卑心理较重，学习动机不强、学习热情不高，缺乏刻苦学习的毅力，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承受挫折的能力，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和自立能力，缺乏竞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高职学生做为高等教育学生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更需要人文关怀，更需要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

3 探索在教学改革的背景下，高职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3.1要加强计算机及网络运用能力和英语能力的培养。要开设以人文、社科、经贸、管理、环境等课程为主的公共选修课。

3.2 “以综合素质教育为基础，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中心”对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整体优化。

3.2.1 教学内容要突出基础理论知识的应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基础课要以应用为目的，以专业学习“必需、够用”为度。要拓宽专业基础课，专业基础理论是根据专业需要精选提炼了的基础理论，是专业所需的共同知识和共同技能，是学习和发展多种同类专业的基础，另外，专业基础理论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因此宽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不仅可以满足当前上岗职业能力的需要，而且可以使学生获得可持续学习的基础，具有对职业岗位变动良好的适应性和就业弹性。专业课是专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专业的特点，专业课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和先进性，坚持为能力培养服务的原则。要在充分利用专科教育的基础上，做好知识结构的衔接，课程设置的整合。

3.2.2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要采取得力措施，切实保证必要的实践教学的学时，实验、实训、实习等实践课的教学大纲要符合教学计划的要求，与培养目标、规格层次、能力结构相适应。要减少验证性、演示性实验项目，增强工艺性、设计性、综合性实验项目。课程设计要强调规范化训练，要积极安排计算机辅助设计训练。实践课要以职业岗位（群）所需要的能力、技能为考核标准，考核要以能力考核为主，要在实际操作中进行考核，要注重平时考核。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认证和职业技能鉴定。毕业设计（论文）要强调应用性和实践性，要尽可能结合学校或企事业单位的科研、工程及社会生产实际任务进行，要立足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

3.3 改革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积极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现场教学等先进教学方式，理论教学在讲清概念的基础上强化应用。要逐步提高使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比例。要积极开发适合高职学生的上网自学课件，为学生网上自学、网上讨论和答疑创造条件。

3.4 改革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

减少记忆性内容，增加理解性、分析性、综合应用性内容，要采取多元化的考试方法，每门课程根据其课程性质、教学内容、水平要求和教学对象不同，可分别采取闭卷、开卷、口试、笔试、论文、读书报告、实验、设计、现场测试、操作、上机等考试方法，要注重平时考核，重要考评基础、考评能力。要坚持教考分离原则，公共基础课、主要课程要建立试卷库或试题库，着重检查学生掌握所学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

3.5 实行弹性学习制度和学分制

学分制的优点在于其人才培养规格和类型的多样化，重视学生个体素质上的差异，突破过去学年制“一刀切”式的教学计划。可以根据不同类型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求，设计合理、富有弹性的指导性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外，弹性学制的学科体系、过程管理等内容都是以学生的能力发展为根本宗旨的，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满足不同类型学制的教学和学习需要，以“理论知识够用为度，专业技能熟练精通”作为高职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按照“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学制机动灵活”以及“宽基础，活模块”等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构建公共基础文化课程类型模块和专业基础课、专业技能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程模块4种课程类型的模块体系。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和知识、能力特点，确定不同专业课程模块学分所占比例以及毕业所需总学分，学生必须按照教学计划规定和课程体系要求进行选课。这种课程体系是一种水平标准化课程体系，可以使学生在基础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水平上得到全方位的训练，从而保证毕业生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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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8-010-03

在经历了连续数年的高校扩招后,我们更经常听到大学老师说:现在的大学越来越不好办了。还有一种常见说法是,通识教育把教学质量降低了。要探讨这些看法有无道理以及实际存在的问题,还需要辨析大众教育、通识教育的理论及其发展。

本文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同通识教育的发展观相结合,初步探讨大学教育的一种发展观架构。

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学教育不断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高校内部具备了更多的发展条件,但相比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杨黎明等人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明显滞后,规模较小,比例很低的大学生常被视为社会精英。及至1999年,政府基于社会经济以及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开始大幅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举世空前的大发展阶段,直到2007年国家审计署开始控制招生规模,将重点更多地转向提高质量,才告一段落。

将近10年的扩招带来了很多难得的好处。对高等教育自身而言,实现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从精英教育跨入了大众教育阶段。除此之外,其益处可归纳为两大方面:从人的方面,使更多的人有了接受高等教育、提高素质的机会;在社会层面,有利于发展经济、推迟就业等等。

高校规模的迅速膨胀也带来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内部,表现在教师、教学、管理、后勤等方面的困难和不足。此外,上述的两大方面好处也尚未很好地实现:就人而言,学生的素质不够高;就社会而论,高教对社会经济贡献有限。

有众多观点和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途径和问题做出了各方面的探讨,但至今研究还很有必要深化。在各种理论中,有两个相当突出并对中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它们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和通识教育理论。前者是国外从规模扩张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的一种发展观;后者则是从教育的功能角度进行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

大众教育理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马丁・特罗(Martin Trow,1926-2007)在归纳了美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刚刚经历的迅速扩张后,于1972年提出的。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其规模等级分为3个阶段:当社会的高校毛入学率很低时可称为精英教育(Elite education)阶段,超过大约15%后就会进入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阶段,当毛入学率高于50%后就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特罗强调高等教育本身这1个方面的量变,最终必然引发高等教育内部至少10个关键方面的质变(潘懋元、谢作栩做了最早的引介)。此观点很快成为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诸理论中简洁鲜明的一支,并开始对不少高等教育规模不大的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亚洲,此三阶段论被日本改造发展,推动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潘懋元、胡玉君等人对此有具体的论述。大众教育理论传入中国正值1999年政府开始大幅扩招之时,由潘懋元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把此理论引入。之后,提前实现15%的大众化目标,成为政府力争实现的任务。

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因大众教育理论而加速,那么,大众教育的发展观有什么贡献,对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有何助益和缺欠呢?下节对其精华和不足做一小结,以备引出进一步的理论。

二、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发展观浅析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同特定的教育发展观密不可分。马丁・特罗的大众教育理论中的一些相关观念,至少有三个方面可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所助益。但这些助益有多大,能够形成本质上的指导作用吗?

1.量变引发质变的观念有多大意义。大众教育理论认为毛入学率突破15%后,这一高校规模的量变就会导致一系列深刻的质变。这一判断十分简明、实用,但也引发了许多的争论。这一尺度大体符合马丁・特罗所归纳的不少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历程。但量变同质变之间的关系却并不这么简单。

潘懋元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结合中国情况对特罗理论的修正,即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他还引用韩国、英国、甚至特罗理论来源的美国的发展历程,论证“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过渡阶段所存在的局部质变推动总体量变的特征”,即毛入学率在远低于15%时就已经开始了朝向大众教育的质变。这一修正可以看为对大众化理论的完善。在后面对通识教育的分析中也能看到,中国、美国高等教育基本理念的变化在精英教育阶段早已发生。例如中国的毛入学率在1990年仅为3.4%,在大幅扩招前的1998年也只有9.8%(黄悦等人的数据),但在中国的精英教育阶段,就已经开始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理念。

但以量变为依据来划分发展阶段仍有一定的意义。中国在2002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特罗所警示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果然出现了,但我们在许多方面却未能充分重视特罗的预警来对现实问题做出更好的回应。而且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区域的高等教育在全国平均毛入学率远低于15%时就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这是由中国分化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于经济学和社会研究中很受重视的中国二元结构问题,在大众教育的讨论中却提及不多:于海棠借鉴经济学家胡鞍钢“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观点初步提及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极度区域不平衡,黄悦指出“少数发达地区如上海和北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于2003年分别达到53%和52%”。中国的特点是,占人口比重较小的城市区域,却是高校学生的主要来源地和主要就业去向。中国的城市适龄人口早已出现了大众化阶段典型的入学机会大、质量下降、甚至就业困难等特点。可以认为,对大众教育理论的恰当运用,有助于形成更为合理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2.大众教育理论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对于此论题,国内外已有很多讨论。主流的观点认为大众教育理论的核心作用是对高等教育发展中必然出现的或此或彼的质变做出预警,而理论的数量指标只不过是一种预警信号,是次要的(杨黎明、胡玉君等多人对此都有论述)。特罗本人在接受邬大光访谈时也澄清道,大众化“是揭示变化的一个信号,它具有一种预警功能”;15%的数量指标“没有任何数学工具的支撑,或者说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它是我的一种想象和推断,是一种根据事实而进行的逻辑判断……并不代表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邬大光因此提醒人们对大众教育阶段论的作用不要抱过高的期盼,它主要是一种笼统的预警理论而非目标理论。国内应该继续纠正广泛存在的以其为发展目标的较盲目的发展观,以减少高等教育发展的混乱。

大众教育理论的预警作用固然十分简明、重要;但不仅其量变指标是笼统的,而且作为核心的10项质变指标也较为笼统,不能完全适合各国高教发展的历程。不过,人们似乎也不必要为此而否定它。本文认为它作为一个架构,可以部分含纳其它研究高等教育性质和功能的理论,如通识教育理论,以形成更为合理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观。

3.高等教育的新阶段对于旧阶段如何抛弃或兼容。比较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三阶段所赋予的10种性质,让人感到这三个阶段的性质差异很大,特别是在三个基本性质方面,即平等教育观、教育理念与功能、以及课程设置方面,差异相当悬殊、分明。这似乎表示着不同的阶段是难以相互兼容的。因此特罗教授对邬大光特别提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可以共处于一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甚至共处于一所大学中”,这种可贵的兼容,甚至使美国的精英教育有了实际进一步的发展,也使得大众教育的理论在应用中可以避免简单化一的刻板观念,增加教育的多样性。但也要注意反面的例子:意大利试图在精英教育的体系内发展大众教育甚至普及化教育,造成了“高等教育的悲剧”(见黄悦等文)。

这些反差带来一个似乎不常被问及的问题: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在基本性质上(除了普及程度以外)的差异应该如此巨大吗?其实,前面已经提及的特罗对10种性质的表述同真实情况相比是有失简单、偏颇的。高等教育更为本质的属性在各个发展历程中应该是怎样的?本文认为,在教育阶段背景下的通识教育理论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回答。

4.大众教育理论的不足及可能的扩展。从上述大众教育发展观的三方面贡献可以看出,它在具有鲜明优势的同时,也有不少缺陷或未能触及的领域。这一理论视角更多地是一种“学术概念”,而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在多种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并存的西方“并没有被广泛采用”(邬大光语)。其主要欠缺可归纳为: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动因上,它缺乏同社会经济的关联分析(方展画的观点);在发展的内部动因上,没有从人自身的发展观方面深入探讨教育的功能。但本文认为,它可以作为一个可能的理论架构,部分包含进其它的高等教育理论,例如下节浅述的通识教育理论,来一同更好地探讨高等教育的发展观。

三、从专业教育到通识教育的发展观浅析

马丁・特罗在他对高等教育三阶段10种性质的表述中,大致将每个阶段同一种典型的教育理念对应起来。他基本上认为,精英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持有自由教育的理念;大众教育持有专业教育的理念;到普及化教育阶段则转为通识教育的理念。这种简洁又分明的分类被中国不少高等教育研究者直接使用。许多文章认为由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的大众教育应以专业教育为其主要发展观。

诚然,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大致走过了从自由教育为主宰,到专业教育兴盛,最后到通识教育渐居主流的历程。但这先后三种演化的发展观在西方的进程中,并不是同特罗的三个发展阶段一一对应的,甚至在美国更不对应。考察中国高教发展的历史和发展观,恐怕更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里有必要对中国及西方高等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历史和渊源做一简析。

1.中国及西方高等教育中的专业教育发展观。上世纪中期,中国全面引入了前苏联的高等专业教育体系(见黄福涛2007年文章)。虽然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发展观在初等、中等教育中被较多提及,在高等教育中却少有体现,教育的理念主要是为国家建设服务。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进一步加强了教育的目的是为应用这一功利主义发展观。倾向于人才即“人材”的实用性理念使得专业教育被强化。前已提及1990年中国毛入学率仅为3.4%,基本上是严重的精英教育,但当时专业教育的比重却比当今大众教育阶段高很多,这同特罗的对应关系基本相反。未来的中国随着大众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通识教育的更加普及,这二者的对应关系应该更明显地相反于特罗所说的大众教育以专业教育为本。只有到了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才应该与特罗的表述相同,即通识教育更居主导。

西方的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或称职业教育,是作为自由教育的补充或对立面在近代出现的。黄福涛在其2006年的文章中介绍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西方高等教育最早的理念,起源于古希腊雅典培养道德、心智、身体与美全面人格的公民教育:就目的和功能而论完全不为实用,而是为着人的理想发展;就对象而言是居少数的非奴隶的自由民;就课程设置来看包括人文、艺术和自然科学。自由教育的词源来自其后古罗马时期的“灵魂的耕作”,再后逐渐加入了实用性的医学、建筑学课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催生了科学革命和人本的实用主义。社会的需要使大学的医学、法学、神学等专业教育成为主流(自由教育改为在大学预科进行);到19世纪,专业教育已经在规模不断发展但仍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的美国占据了高等教育发展观最主流的地位(徐小洲对此也有介绍),但以哈佛和耶鲁大学等传统大学为代表的自由教育并未消失。

2.西方及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发展观。虽然专业教育的发展同教育民主化和规模扩张有密切的联系,如潘懋元等提到,美国19世纪下半叶新型的公立“赠地学院”开始向更多大众传授职业技能;但是专业教育的发展观及实践没有继续主宰很久,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逐渐让位给通识教育(见皮凤英论文9-10页)。在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趋势中,黄福涛发现专业教育的发展观往往对应于精英教育的晚期,通识教育往往在此时兴起,并将于大众教育或普及化教育中逐渐上升为本科教育的核心。

正在专业教育于19世纪逐渐兴盛之际,自由教育已经逐渐演变成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发展观:通识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功能等不少方面同自由教育往往可以混用,皆旨在人的更全面发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通识教育倡导非少数人的、民主的教育。19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和教育家纽曼(John Newman,1801-1890)曾这样论述自由教育的价值,“虽然实用的未必总是好的,好的却总是实用的。好的事物的属性之一是它不仅本身是好的,而且能够再产生出好的”(徐小洲译)。哈佛大学通过1869、1909和1945年的三次教学改革,在美国以至世界率先创立了通识教育的发展观和课程体系(陈向明文),使通识教育在美国刚刚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就迅速扩展,并很快影响到其它一些国家。

通识教育追求不计功利的人的发展,是高等教育自我发展的更高级的动因;而讲求实用的专业教育主要服务于社会经济的需要,得力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动因。二者可以结合互补,促进教育及社会的发展。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张,在大众教育阶段,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的培养逐渐从本科教育上移到研究生教育中;而一般的职业人员的教育大多下移到中等职业教育中完成。这使得通识教育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理论和成功的案例表明,以此高等教育发展观培养的学生能对自我和社会都更为有益。

中国的通识教育发展深受美国的影响。依黄福涛的研究,美国的通识教育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传入日本(译作一般教育),1951年传入香港(译作通识教育),1956年影响中国台湾(先译作通才教育,后改为通识教育)。中国在未进入大众教育阶段的1994年就开始大力推动以“厚基础”、“宽口径”和“高素质”为理念的素质教育,这可视为通识教育的雏形。几乎与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热潮同步,中国在世纪之交开始了通识教育的尝试,并把它迅速推广。

如今中国的通识教育仍在迅速发展之中,仿照美国模式建立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体系已具雏形,并在继续完善。然而观念和现实的不少因素仍然对其发展造成很大的阻碍。

3.西方及中国普及通识教育发展观的阻力与对策。通识教育强调人的发展以及成为合格有用公民的基本素质,其理念重要但似乎实用性不强。在经济竞争和就业竞争激烈的大众教育条件下,这一更好的教育模式不会一帆风顺地发展。即使在发展较好的美国,人们对通识教育理念的接受程度也不十分高。当遇到社会经济等外部问题时,通识教育的发展可能遇到较大的阻碍。如皮凤英所例举的(在其论文第10页),在美国197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高校为了争夺减少中的生源,曾极力迎合学生对求职的关注,加强专业教育,消弱通识教育。

在中国,通识教育发展观的普及会遇到比西方更大的阻力。在黄福涛(2007)的一项关于本科教学改革的问卷调查中,“美、日、中三国回答‘本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作为一般市民必须具备的知识和素质’的百分比分别是82.5%、62.7%和59.2%,美国的比例显然高于中日两国”。中国推广通识教育发展观的阻力至少有3个方面。(1)若从教育体系内部看,中国的教育机制存在着更多的问题。(2)若从外部的社会经济因素看,市场经济转型期的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难处,使得多数学生的择业挤向城市里较稳定的部门,易于使专业教育的需求过度。(3)若从学生及社会的观念来看,高等教育长期重视专业教育的功利观念难以很快减弱;更为深层的问题还有中国自古流传的“学而优则仕”等功利主义的观念,使人们容易把本科专业教育的减少误解为教育质量的降低。

针对这三方面的阻力,有效的对策恐怕仍有赖于在这三个方面促成更好的变革:在高等教育自身,更为健全的教育大众化和更为正确有效的通识教育会减少对通识教育的抵触和疑惑;在外部环境方面,更合理的经济改革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会扩大学生的就业面;对于人们的观念,希望借着更好的教育和关怀,提高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学习观和就业观进行变革。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作为一个简明的预警器和发展阶段的框架,有其应用上的长处与短处;而在历史中形成并深化的通识教育理论对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功能有着深入的洞见,但需要配合相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应用。本文认为两套发展观有部分的重叠和联合应用的可能。将二者在理论和具体发展历程中联合运用,有可能形成对高等教育发展观更深刻的理解,和对高教发展更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杨黎明.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产生、发展及意义[J].现代教育科学,2008(5)

2.韩飞舟.“中国模式”的理论和实践解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6(6)

3.方展画.在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对高等教育功能的再认识――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批判[J].比较教育研究,2004(9)

4.潘懋元,谢作栩.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J].高等教育研究,2001(2)

5.胡玉君,周丹.“特罗理论”的日本际遇――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日本化过程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08(3)

6.黄悦,张红卫.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和谐化[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

7.于海棠.“特罗理论”与中国特色――我国初级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政策选择[J].辽宁教育研究,2006(1)

8.邬大光.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内涵与价值――与马丁・特罗教授的对话[J].高等教育研究,2003(6)

9.黄福涛.从自由教育到通识教育――历史与比较的视角[J].复旦教育论坛,2006(4)

10.黄福涛.中日本科课程改革与美国一般教育模式―一种比较的视角[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10)

11.徐小洲.19世纪西方教育思想演变中的若干问题[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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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9（b）-0012-01

1 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现状及问题根源

近年来，政府和高校加大了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改革力度。教育部启动了“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并在北大、清华等十所顶尖高校进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试点。虽然我国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改善，但纵观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培养思路同时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1.1 教师创新意识薄弱，制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所在，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则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保障。[2]我国高校在人才的培养上很大程度上沿袭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创新的文化环境得到制约，学生的个性得不到施展，创造力逐渐减退。

1.2 科研条件缺乏，拔尖创新人才不能有的放矢

与我国相比，美国更加注重科研的投入力量，在科研条件、科研经费、科研人员数量上，均占主导地位。同时，美国政府十分注重与企业间的密切合作，产学研资源的整合度较高。而我国高校科研工作的开展却迫在眉睫，经费的短缺、设备得不到更新换代、技术的落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等都是导致资源得不到优化的症结。

1.3 理论与实践脱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校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建立专业理论体系，培养专业人才，寻求知识创新，但专业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更好的应用于实践。而在我国的教育模式中，过分的强调了对理论知识的继承和传授，忽视了理论结合实践中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这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2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路径

2.1 着眼选拔，引进推荐入学制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中华民族是蕴育着丰富文化的民族，中国拥有大量的优秀人才，缺乏的是善于发现人才、让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伯乐。在本科阶段，导师应注重寻找有志于做学术研究的拔尖创新人才，重点培养，推荐本硕连读、本硕博连读机制。善于并且能够投身做科学研究的人才往往是专才、奇才，而中国式教育往往希望培养的是全才、通才，无论是搞科研的还是经济管理的，都需要有很强的沟通协调与组织能力，可是许多专心搞研究的人并不擅长沟通与组织，只是专注于科研工作，这样，抹杀了很多投身于科研事业的拔尖创新人才。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形成导师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双轨制教学培养模式，导师主要关注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以及做学术科研的能力，努力发现拔尖创新人才，借鉴美国高校以调查书、推荐书来权衡新生是否被录用为标准，这对于全面了解学生，特别是对发现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极为重要。引进美国的学分制，专业教学计划按照一定的比例安排必修课和选修课，各校开设数量众多的课程供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自主选择，这样可以加强不同学科同学间的交流，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具有积极的作用。

2.2 以学生为主导，兴趣与学术研究并存

中国式教育过分地强调知识传授的重要性，专家学者在讲台上讲的津津乐道，听者则感觉事不关己，更多的是填鸭式教学，误以为学生学的知识越多，能力就越强，创造力也越大，殊不知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的是自由、宽松的乐土。在高校的教学中，应更多地引进演讲、讨论、试验、辩论等多种各具特色的教学手段，以启发的方式引导学生自由思考，激发讨论激辩的氛围，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

2.3 淡化对研究生的要求，重视论文质量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均规定，研究生阶段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才可获得学位。这样的规定一方面培养了学术研究能力；一方面也给研究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学术的数量多了，但质量却下去了，研究生一味地追求完成论文，不注重创新意识，写论文只是为了毕业学位，导致我国数量居世界之首，但是能在世界顶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却少之又少。因此，必须加强的质量，重点培养出更多高水平的创新拔尖人才。

2.4 高校与研究院交叉培养，加强国际交流

拔尖创新人才一方面需要有独特而新颖的创造力，同时，还需要有广博的跨学科知识、洞悉国际学术前沿的敏锐性，这样才能不受知识和思维的禁锢，将创新精神发挥到极致。在夯实学校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高校还应加强与中科院研究所之间的学术交流，这样学生们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真伪，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与此同时，开展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也非常必要，开展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可以开拓学生的全球视野，在不断的讨论与实践中碰撞出新的思想的火花。

学校还应该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重点发展领域，围绕企业技术创新的重大需求，大力加强与国家部委、大型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加快培养技术紧缺人才，共同推动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2.5 提高科研人员待遇，改善教育体系功利性价值观

与各省高考状元争相报考经济、金融类专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潜心投入科研事业的创新人才少之又少，搞研究的人才少，并不代表着有科研能力的人才少。大量擅于科研创新、学术研究的人才，在择业时更多地考虑就业，而不是投身于研究事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科研人员在物质基础上得不到保障，从而放弃自己喜欢的科研事业，投身到毕业就业形势好，薪酬高的行业。这就无形中给科研事业带来的很大的隐患，因此，提高科研人员待遇，改善教育体系功利性价值观势在必行。

科研创新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研究人员长期致力于科研岗位，在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过程中，不仅耗费时间久，补助相对于就业薪资也只是九牛一毛，因此，即便是对科研很有热情的学生在本科毕业时也选择了就业，而非考研、考博。在这种情况下，提升研究人员福利待遇亟待解决，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给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学术研究土壤，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学生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当中，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便有了成长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