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文化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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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166-01

一、对传统文化的发扬

古琴是我国汉族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悠久、最具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的传统乐器。几千年来，古琴一直是中国文人修身养性的工具和完美人格的象征，并以其文献浩瀚、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而为世人所珍视，其遗存之丰硕堪称中国乐器之最！近年来，尤其是在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古琴艺术呈现出春意盎然的发展态势，实为琴坛之喜。

而汉服，即华夏衣冠，中国汉族的传统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在古代时期，琴人们弹琴，自然而然地穿着汉服弹奏古琴。所以，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古装片里，弹古琴者都是着汉服的。由此说明，汉服与古琴同源于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当今舞台上都活跃着汉服的身影，相声、昆剧、京，传统戏曲等。这些舞台文化承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作为服饰文明，不论古今中外，男女老少，个人国家，都与其息息相关，所以是最易于普及和被人们所接受的。所以在中国文化复兴的今天，衣冠琴礼等古琴文化，理应受到人们（包括琴人）的关注与重视。许多琴人在弹古琴时纷纷按照琴学古籍的要求，穿着宽松潇洒的汉服，戴冠、巾、帽等。通身透着远古人文气息的古琴高古的境界，实现了“汉服、古琴的完美结合”。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只要琴弹得好，穿什么并不重要，不值得在这些细枝末节上花费这么大工夫。汉服抚琴只是一种在表观形式上模仿古华夏风貌，没有什么高深的。”其实，着汉服弹古琴，本身就是传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古琴礼仪的外化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也就是说，没有合乎礼仪的外在形式（包括服饰），就像个粗俗的凡夫野人，但如果只有美好的合乎“礼”的外在形式，能掌握一种符合进退俯仰的，给人以庄严肃穆的美感的动作（包括着装礼仪），而缺乏“仁”的品质，那么包括服饰在内的任何外在虚饰，都只能使人感到像是个浮夸的史官。孔子以为服饰要合乎“礼”的要求，只有着装适度才能体现出社会制度的有序和本人的综合修养，也才能符合社会规范。文与质的关系，亦即礼与仁的关系。于此一则体现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则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而做到过点且属不易。“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因此，在孔子的眼中，作为教化人伦的乐器――古琴，古琴自然更加重视衣着了。

在传统的士大夫眼里，弹古琴不是一个简单的娱乐项目，而是一个修养身心与净化自我的过程。在他们眼中，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件参禅悟道的法器。所以对弹琴的时间、地点、场地、环境以及心境都有许多的要求与禁忌。现代人往往把这些要求与禁忌看作仅仅是追求形式上的一种风度，其实这些表面的形式是有它深刻的内涵的，因为弹琴与现代社会的一些乐器表演有着本质的不同。琴有十疵中提到“坐席不正、衣冠不雅、容貌不庄”。古人有“不衣冠不弹”，是因为操琴是心灵艺术。既为心灵之体现，自然要郑重自然、清净洒脱。为了利于达到这样的心理状态，琴家操琴时，往往要洁净身心，穿着宽松舒适的衣服（汉服是最佳选择）。明代杨表正在《弹琴杂说》中说“如要鼓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知古人之象表，方可称圣人之器。然后与水焚香，方才就榻，以琴近案”。《绿绮新声》中也写到：“衣冠不肃、毁形异服”不宜弹。

仪表本身就是琴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种弹琴礼仪，而衣冠则是古琴礼节仪表的重要组成。可见仪表在琴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这种仪表不仅是穿什么衣服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礼仪的规范，即“琴仪”。杨表正在书中又写道：“琴本衣冠严肃，体貌端庄，仁德相称为之……毁形异服而抱鼓者，辱圣人之乐，大不宜也”。可见，衣冠不仅是古琴礼仪的一部分，更是琴德的外在表现。

身着汉服可展示传统礼仪。“诸形于内，必形于外。”著名古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杨青先生也强调“雅韵华章”的表演形式，即穿中国人的服饰（汉服），奏中国人的乐曲（古琴），更能体现中华文化与人为善、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

三、舞台演出的需要

音乐与服饰，犹如双生之花，曼妙的音乐需要备色服饰相伴才能沁人心脾；而绚丽多彩的服装则在音乐声中迷倒众生。音乐会上的燕尾礼服，时装秀上的感性韵律，音乐与服装和谐共生，呈现一场“视觉盛宴”。然而，我们看到，在正规场合下，钢琴家在演奏钢琴时，通常是穿燕尾服或晚礼服的，若身着牛仔服弹钢琴，就会给人一种不入流的感觉，那么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古琴在仪表方面的要求难道还不如钢琴吗？琴者，禁也。作为“圣人之器”的琴，演奏时自然有其独特而严格的规范。平常抚琴尚且如此，作为舞台专业演出应更加重视。

古琴演奏中的汉服是古琴演奏外在形式的完美表达，是琴德修养的外在表现，与古琴文化相得益彰，与古琴演奏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

篇（2）

古琴又称“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弦乐器之一。有关古琴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尚书》，《左传》等文献，《尚书》载：“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乐”字出现，作“桨”形，像丝弦架在木上，这说明，早在夏商时代或更早的时期，我国已有琴瑟之类的弦乐器了。古琴的出现和我国上古文明联系紧密。“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者居营窟，夏则居槽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十分有限，面对许多自身无法抗拒和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只能借助和祈求上天、神灵的保佑。黄帝时，“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撷顶“依鬼神以制之”、“洁诚以祭祀”，帝誉“明鬼神而敬事之”，就这样逐步形成了对山川等自然物崇奉的多神论观念。而这一时期，人们在射杀猎物时，受到弓弦弹射时发出悦耳声音的启发，遂将其改制成了早期的琴瑟之类的弦乐器，用来悦神、祈福、求雨。有书记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尧使无勾作琴五弦”，可见此时琴瑟等弦乐器已成为祈神、娱神、求雨的乐器了。在古琴起源传说中，蔡邕的《琴操・序首》说：“昔伏羲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桓谭《新论・琴道》说：“琴，神农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这些传说无不体现出古琴原初创制的根本目的，正是“神人”教化天下，追求善与美的统一与和谐。

夏商时期琴扮演着巫乐祭祀法器的角色

夏商时期，是我国进入奴隶制的时期，人类虽然进入了阶级社会，但仍然继承了上古文明的天命鬼神观，整个社会仍处在神的威力之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这样浓郁的迷信神权的意识中，夏朝、商朝产生并发展了一种可称为巫术的文化形态，它可以“以舞降神”，预决吉凶，占星祈雨，医病消灾，就这样，巫术成为神与人交流的工具。而这时的乐器则是用“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这可能是古人想用琴、瑟这优美的声音娱神，最终实现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戛击鸣球，搏柑琴瑟以咏，祖考来格……下管蜚鼓，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于予击石扮石，百兽率舞。”这些虽然指的是一些化装表演，其中也不乏娱神并乞求神灵保佑的意思。可见，琴最初只是祭祀、祈福时使用的法器。从夏商乐舞的发展也可以窥视出琴在当时除了充当巫乐法器角色之外还充当歌颂君主帝王的道具，《大夏》是歌颂大禹治水的，《大武》是歌颂武王伐纣的，乐舞的内容有早先宗教仪式表演到对原始图腾的崇拜，渐由“敬天”转为“敬人”，着重对帝王文德武功的赞颂，由此可见其音乐文化的转变，除了渐向“雅乐”的表演模式靠近外，商代以宗教巫术为主的音乐表现方式，也转向周代的封建礼教音乐形式。

周代琴的文化功能由“崇神”转变为“尊礼”

周朝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时期，从“殷人尊神，而周人尊礼”中我们可以看出殷、周在处理神人关系问题上的不同，殷人尊神，说明殷人只是盲目地把鬼神看做统治人们的神秘力量，认为天命不可违；而周人尊礼，说明周人开始具有某种理性自觉，认为天命可违，强调尽人事。周人以尊礼否定了殷人的尊神，实际上是把人们虚无缥缈的思想从天空中拉回到现实中来。王国维认为，夏、商两代的政治制度基本相同，而“周人制度”却“大异于商”。周朝除继承夏商的天命鬼神观外，同时改革了“殷礼配天，多历年所”。所以，周礼改革了上古、殷礼用宗教祭祀的仪式，它的“制礼作乐”是采用宗法封建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用礼乐制度规范社会生活、统治社会的各个阶层，使周礼覆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形之中礼教的内容内置于人们的心中。成为其生命中的一部分。“士无故不彻琴瑟”，“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而非滔心也”。演奏古琴时，还须“先除其浮暴粗析之气，得其和平淡静之性”、“焚香静室”、“衣冠整齐”、“或鹤髦、或深衣，要知古人之象表”；鼓琴时，“心不外驰，气血和平”，这都说明礼乐制度的礼把人严格地区分了等级。而琴就是这一等级的体现。

为了避免“威仪三千”的礼造成下者对上者的抵触甚至“离心离德”，便产生了具有“和合”作用的文化因素――乐，因为乐“天生”具有调和社会各阶层关系的能力――“乐从和”，“声以和乐，律以平声”，“乐者，天地之和也”。就这样，具有神秘色彩的“琴”就理所当然地做了乐的代言人，因琴可“御于邪，防心，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琴，禁也，禁之于邪，偶以正人心”，“养君中和之正性，禁而忿欲之邪心”，而且琴“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可以感格幽冥，充被万物，况于人乎”。就这样用乐教引导民众，使人心所生的感情从一开始就受到统治者的控制和掌握，又把礼教的内容内置于心中，成为其生命中的一部分，是变被动的说教为主动接受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因此，自上古以来，乐教就受到相当的重视，而且，乐也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自此礼乐文化为儒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其实，儒学就是宗教封建等级制度及其文化。

春秋战国“士”的文化因素在琴上的体现

本来，这种带有原始巫文化色彩的乐文化意识，是分载于各种不同乐器上的，特别是祭祀用的钟鼓类乐器，后来钟鼓之类的祭祀乐器只是作为普通乐器一直被保留下来，并没有赋予什么文化内涵，而在众多的古乐之中，琴却独树一帜地成为中国代表性文化之一，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不是帝王、神，而是士人。士，原指宗法封建等级制度社会的一个特定等级――“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家”。看来士的地位在贵族之下，庶人之上，是最低等的贵族。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是在生产力提高、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不耕而食成为可能，以及礼崩乐坏、摆脱了神力

威慑的恐惧，为寻求平静生活，凭借心志和口舌被有霸力的国君和侯王招揽中产生的，它不是一种等级身份，是社会动荡下从各等级中游离出来的人组成的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意志、自己的价值标准，能够自由思想的、社会中最活跃的阶层。他们宣扬“天道远，人道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主张，从巫师手中接过特权，剔除了巫师们挟持的原始神秘的文化内容。与巫师宣扬的神本不同，形成了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思想。春秋战国士的兴起，即是人本文化发展的结果。士人宴乐时当然要讲究钟鼓的排场，钟鼓能体现天音，但毕竟还需他人的帮助，当他独处时，体悟个性，鼓琴不能不说是最简便也最富个性化的行为了。琴音可随弹奏者的喜好而变化。此时，正值士人有取乐以娱的风气，与封建统治者的重乐不同，士大夫作乐，更多地是要表达内心的情感。弹奏者通过弹奏，可以寂然同于大通，处于忘我的状态，感悟出天地运化的大道或人生的喜怒悲欢。伯牙的高山流水，其意已不在琴弦和乐音，而在于那些琴音交织形成的“高山流水”的悠然兴致。陶渊明蓄无弦琴，既不能弹奏，也不能聆听，只是想通过“抚”琴的动作，达到调节心性的目的。为了修养心性，琴乐趋静求缓，少有急弦繁音，于悠扬和谐之中，达到精神上与自然的相通相融。

篇（3）

本文试从高校古琴社团对古琴艺术传播的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归纳，最后对于高校古琴社团存在的弊端及未来发展方向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高校古琴社团概况及主要活动内容(以川大、北师大古琴社为例)

1.高校古琴社团概况

高校古琴社团随着大学生各个社团的兴起也在古琴艺术兴盛的大环境下悄然兴起，笔者将几所重要综合类大学的成立时间列出：

四川大学古琴社：2000年3月成立

北京大学古琴社：2001年12月成立

南京大学古琴社：2004年12月成立

清华大学古琴社：2007年4月成立

浙江大学古琴研究会：2008年3月成立

北师大古琴社：2008年5月成立

首师大古琴社：2008年6月成立

这些社团通常都是由几个古琴爱好者组织起来，经过校团委批准和审核，利用社会上的一些琴馆和琴社的支持和影响力，逐步形成其形式和规模。自古川派古琴闻名遐迩，到如今依然是最早的高校社团领航者。

2.高校古琴社团活动之——音乐会、雅集和讲座论坛

以四川大学古琴社为例，笔者搜罗了其成立以来的主要音乐活动：

（1）古琴演奏音乐会——2002年5月四川大学东区逸夫馆。

（2）中国古琴艺术——2005年4月，川音代茹副教授应川大琴社邀请，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开展中国古琴艺术讲座。

代茹，字梓又，四川音乐学院扬琴副教授，曾师从曾成伟先生和李祥霆先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古琴演奏风格。她还培养了大批古琴扬琴学生，并成功举办多场大型民乐演出。

（3）锦江琴社琴会——2006年5月，成都锦江琴社雅集，依惯例在青羊宫道观道教协会会议室举行。

锦江琴社成立于 1979年，由川派著名琴家喻绍泽先生组织成立，原名“蜀新琴社 ”，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同志的倡议下，于翌年更名为锦江琴社至今。

（4）庆祝国家第一个文化遗产日——2006年6月，成都市锦江琴社举办了雅集，包括锦江琴社的成员和四川大学古琴社的成员。

（5）四川大学古琴社七周年庆典音乐会 2007年初。

（6） “古琴 天籁 聆听”川派古琴欣赏会——2007年8月，成都市锦江区图书馆。由成都市锦江区图书馆主办，锦江琴社、四川大学古琴社协办。

（7）ELEGANT GATHERINGS Of Sichuan University Guqin Society 四川大学古琴社雅集 ——2007年10月四川大学外国专家楼。

（8）2007年11月——与南京大学古琴社、浙江大学古琴研究会联合举办“首届全国高校琴学论坛”。

（9）受梓又琴馆之邀 川大雅集——2007年12月。

代茹老师邀请曾成伟先生及其学生参加雅集，以及琴学理论家唐中六先生以及草堂琴社李雪梅、董文文，川大古琴社社长郑晓韵、川音曾河等。

（10）2008年11月四川大学古琴社雅集活动——特邀曾成伟老先生现场指导及演奏。

（11）2009年6月“天闻琴韵”蜀派古琴宗师张孔山第七代传人音乐会暨蜀派古琴大师喻绍泽诞辰106周年纪念音乐会。

从川大古琴社历年来的古琴活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为雅集和音乐会，有少量的讲座和论坛。另外笔者调查到北师大古琴社则重点放在讲座上，虽成立时间远不及川大古琴社，但短短几年几乎把京沪两地琴家邀请至该校做讲座，北师大教九502俨然成为了古琴传习室。而以北师大、北大为高校古琴社团所做成的成绩和影响力终于在2010年达到了一个。

2010年6月12日是中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联合，计划在文化遗产日期间举办“把遗产交给未来——古琴名家名曲进百校”大型系列活动。此次活动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北京市教委主办，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承办。参加此次活动的有古琴艺术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吴钊、林友仁、丁承运、龚一、李祥霆、陈长林、刘赤城等全国著名古琴大师。（此次文化遗产日期间专场演出日程见表）

其中，古琴“泰山北斗映蓝天”，力图囊括当今尚健在的古琴艺术界最具威望和影响力的“泰山北斗”集中展示，他们大都是古琴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古琴各大流派的掌门人。由于他们年岁已高，平均年龄已在七八十岁之上，平时单独的演出也已难得一见。此次古琴大师汇聚一堂，将是一场空前的“世纪性”艺术盛宴。

古琴中青年专场由当今古琴界最活跃的“中坚力量”组成，他们的展示将充分表现古琴艺术的多种流派和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

“在琴声中相遇——古琴大师与学子对话”，由北京各大学古琴社的“佼佼者”“向大师汇报，和大师对话”演出。古琴大师分三批与学生做三场交流，每场先由学生弹奏，然后由大师演奏同一首琴曲，再通过现场讲解和与学生对话直接“面授机宜”，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举，将极大提高学生学琴的热情和水平，拉近大师与莘莘学子的距离。

此次活动规模大、时间长、影响力深远，使高校古琴社团的成员不仅在演奏技术上、理论知识上，甚至在组织安排筹划整个活动上都得到了极大锻炼和提升。能够亲眼所见他们心中的大师，着实让这群年轻人在古琴艺术上又精进了一步。

二、任重而道远——“把遗产交给未来”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篇（4）

古琴，即中国古人所称的“琴”，也有人以名琴代指，例如绿绮、蕉尾等。古琴音乐是中国古代雅乐和雅文化的代表，深受古人尤其是士人们的喜爱。中国古琴艺术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一，并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划分在“民间音乐”类。对于古琴艺术的保护应当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般原则，而鉴于古琴艺术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保护。

一、保持原真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琴音乐是雅乐，历朝皇家和贵族朝会、祭祀、举行典礼时无不用到。“琴”多次出现在《诗经》中，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①，“琴瑟在御，莫不静好”②，至少在春秋时期，古琴已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乐器。随着历史的发展，弹奏古琴逐渐成了古代士人必须具备之能以资修养，并位列“琴、棋、书、画”之首。士人们把琴作为修心的“圣器”，视古琴音乐为“正音”，古琴音乐寄寓了中国士人的正统思想，古琴音乐是一种是原生文化，是“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的形式传承至今的、未经任何刻意干预、修改过的传统文化……它保留有大量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信息”③。

古琴音乐的琴谱为减字谱，将指法名称与弦、徽位相结合，以 为例，弹奏时左手大指按住六弦七徽处，右手食指挑六弦。图1是琴曲《平沙落雁》的部分曲谱，和现代所常用的五线谱和简字谱都不同，减字谱中没有表示音长时值的符号，现代琴人为了传承古琴艺术，把西方记谱方法用于古琴记谱，的确方便了艺术的传承，但是同时也导致古琴音乐渐渐失去原貌。例如，《酒狂》原本有很多版本，不同的琴人根据对琴曲的理解弹奏出自己的风格，但以现代记谱法传承的结果是，所有人演奏的《酒狂》都是一样的，不仅失了古琴音乐的原貌，还抹杀了它的多样性，这就得不偿失了。

二、鼓励独特性

古琴艺术的独特性除了表现在它有专用的记谱方法外，还表现在它的演奏和欣赏。弹过古琴的人都知道，古琴音乐讲究声韵的结合和气韵生动，华丽深情、悦耳激昂的琴曲本就很少，如《酒狂》《广陵散》之类并不为琴人推崇，琴人弹奏《酒狂》只为备其一格，《广陵散》失传是因为它杀伐之音太重。

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人类极为重要，古琴艺术的多样性对于传承者也同样重要，近几年很多琴人为保护古琴音乐，从《秋风词》《酒狂》入手教学习者，把减字谱固定为简字谱或者五线谱，究其原因，无非是这一类曲子接近现代音乐，流利中听，符合大众口味，改成现代记谱法能更便利地传授琴曲。只是这样做有一个隐患，易导致古琴音乐失去独特性。中国古琴的音乐品格是清、和、淡、雅，寄寓着文人的风凌傲骨和高士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一味追求乐曲的好听恰恰会背离古琴艺术，岂不闻有琴人说，若嫌琴音不华丽，可以去弹筝，若嫌琴曲不婉转，可以去跳舞。古琴史上也从不认为两人演奏不同的《秋江夜泊》，其中一个人是错的，而把琴谱固定为五线谱之后，所有人的依谱演奏就没什么不同了。

三、坚持活态保护

现今存见年代最久的琴谱是南北朝的《碣石调幽兰》，从南北朝至清代琴谱不下百余种，琴曲3000余首，遗存大量关于琴制、琴艺、琴家、琴论的文献。然而，“判断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技艺是否流传了下去，所依凭的不是看它保留有多少文物，而是历史上所创造的那些技术和技艺能否以活态的形式完整地传承下来”④。

保护古琴艺术并非是把传世的古琴和琴谱收藏起来，定期展览出来，也并非是灌制成千上万的唱片发到每个中国人手中，普及古琴音乐，而应该采取活态保护的方法。随着现代化的步伐，受西方音乐影响的中国新音乐逐渐形成音乐文化的主流，古琴音乐在主流音乐语境中显得格格不入，虽如此，仍有不少琴人主动传承这一艺术。对于古琴艺术来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护并传承老琴人的琴艺和琴曲，避免人去艺亡的遗憾。另一方面便是遵循古琴音乐的规律，先继承后创新。

古琴艺术的传承应该走原来的路，老琴家怎么教，新琴人就怎么学，忌学了一点皮毛就追求创新，更不能因为它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传承方法上勉强和国际接轨。在现代音乐的影响下，不免会有一部分人在演奏古琴时追求跌宕起伏的旋律，用现代音乐的模式处理琴曲，这并不是古琴音乐的现代化或古琴艺术的创新，这种做法会使得很多琴曲走了样变了味儿，会导致古琴艺术的变异甚至消亡。

四、注重整体保护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不仅应该保护非遗项目本身，还应全方位保护非遗项目的生存空间。古琴艺术不单指古琴的演奏，还包括各琴派的传承人、古琴技法、古代琴谱、斫琴法式、琴学研究等方面，每个方面又包括极为丰富的内容，忽略了哪一个方面，都无法实现有效传承。

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生活习惯不同、性格气质也有差别，古琴流派的划分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例如，唐朝的时候有蜀吴两大琴派，蜀地琴人往往弹奏出激浪奔腾、激流勇进的意味，而吴声尚清婉，如同长江流水一般，绵延不断、逐渐消失。到了明清，古琴流派就很多了，广陵派、浙派、川派、中州派、诸城派、闽派、虞山派、金陵派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在保护古琴艺术的过程中不能厚此薄彼，以某一流行琴派为标准，其他琴派依例而行，只要这一琴学流派有传承的价值，就应进行保护。

古琴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华夏的文化环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也包括对其生存环境的整体保护。古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还有赖于传统文化的提倡，古琴艺术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演奏技法和制琴工艺，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和文人精神，如果传承古琴艺术的人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脱离了古琴艺术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他所学到的技法只能徒具其形。

注释：

篇（5）

后来1979年我小学毕业，正赶上结束后上海音乐学院重新招生，父母就想让我报考附中的古琴专业。当时附中还没有古琴专业，由于我顺利考进去了，校方才认真考虑开设古琴专业。龚老师也为此给院方写了一封信，阐述了开设古琴专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终，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终于决定录取我并正式开设古琴专业。从此以后，一学又是十年，直到大学本科毕业。龚老师精心地培养和教育我，还安排我与已故古琴泰斗张子谦先生学习。

1989年我大学毕业后，决定赴法进修西方古典音乐。临走时，龚老师把他刚刚收藏到的一张名为“养和”的清朝琴送给了我。在法国旅居的日子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西方的文化和体验，也让我可以回头审视古琴。当时，我先后学习钢琴、作曲和指挥，也继续着自己的古琴音乐之旅。我在欧洲举办个人古琴独奏音乐会，也和一些作曲家尝试着用一些西方音乐的表现形式与古琴艺术相结合，尝试演奏古琴协奏曲。我在西方音乐的严谨中，领悟到中国音乐的意象之美和自由魅力；从西方音乐的铺陈中，窥见了中国音乐的留白之美。同时，在法国的生活也使我的音乐意识发生了变化，我会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看这件乐器，觉得以前总是谈古人怎么弹有点不对，因为对古人的敬仰和对大师的崇拜会让我们对自己信心不足。

2003年，我回到祖国，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攻读硕士学位。我一直坚持相信，要想使古琴悠久的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就要为其注入新鲜血液、时代的元素。比如原来古琴原来是文人雅士独自或在朋友之间弹奏的，现在我把它搬到公众面前公开演出，因为琴声是轻的，所以它的演出比交响乐的难度要大得多。

比较特别的一次演出应该就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当时是第一次在8万人的现场演奏。作为奥运会第一个节目的第一声，让全世界第一次同时聆听中国古琴音乐文化，就是想通过古琴来拉开中国文化复兴的序幕。

篇（6）

中图分类号：J6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1-151-2

《溪山琴况》是明代徐上瀛所著的关于古琴表演艺术理论的专著。这本书中，将“希声”作为古琴表演艺术的最高境界，描述“希声”为以“通乎杳渺，出有入无”能令“人心骨俱冷，体气欲仙”[1]。徐上瀛的美学思想与儒道释思想相互融合，将古琴演奏艺术分为二十四况，从指、弦、意、神、艺等反面进行了探讨，对其之后的古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溪山琴况》简介

《溪山琴况》是一部关于琴乐艺术的专著，汲取历代琴学理论的精华，该书从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二十四况对琴学理论进行了阐述，对琴学相关的内容都作出了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2]。学者们通过《溪山琴况》的研究，对这本书的总体风格有着不同的观点，其中最受到大家认可的就是吴毓清和刘瑾的“清和淡雅”，这不仅是全文的风格，更加是全文的主旨所在。

二、《溪山琴况》中“清”、“和”、“淡”、“雅”的内涵

（一）“清”的内涵

古琴重要的品格之一就是“清”，这首先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古琴不仅是一种乐器和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更是一种通融了儒道释的文化，“清”则是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其次古琴浑厚苍老的音色等古琴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古琴“清”的品质。

徐上瀛道“地不偏，则不清。琴不实，则不清。弦不洁，则不清。心不洁，则不清。气不肃，则不清。皆清之至要也。而指上之清尤为最。究夫曲调之清，则是最忌连连弹去亟亟求完”，这说明了构成“清”的因素[3]。地清就是要选择清净的演奏环境；琴清、弦清就是要选择古琴的取材；心清、气清就是要演奏者具有良好的身心修养和心态；指清就是要有高超的演奏技艺；曲清就是节奏与旋律的和谐统一。

（二）“和”的内涵

“和”是《溪山琴况》的开篇，是全文最重要的地方。制作古琴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协调关系，通过单个的和谐来达到整体和谐的目的。在《溪山琴况》中，“和”的内涵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为声和，是指定调定弦，通过手指和听来感觉琴声是否到达了和谐的地步；第二层为弦和，是指通过调弦来达到声和的境界，其中调弦的过程包括散和、按和、泛和、散按泛相参四步；第三层为意合，这里的“和”是指和合的意思，表示符合、契合，意合强调演奏的过程中心与手的结合，达到人琴合一的境界；第四层为心和，心和中强调“和”的关键就是体会心和，心和中最关键的就是性情修养，只有在兴趣与情致的指导下进行演奏才能达到心和的地步。

（三）“淡”的内涵

徐上瀛继承了虞山琴派中清微淡远的风格。在《溪山琴况》中“淡”况中，兼取各家所长，从淡的属性、固定人群、实现的内在要求和审美特点来阐述“淡”的内涵。徐上瀛“弦索之行于世也，其声艳而可悦也。独琴之为器，焚香静对，不入歌舞场中；琴之为音，孤高岑寂，不杂丝竹伴内”的论述表明了淡的属性[4]，赋予了古琴君子风格；文人雅士是淡品的固定人群，只有自身修养好的人的演奏才能达到古琴“淡”的境界；高雅脱俗的古琴、深沉淡雅的音色、归雅还淳的曲谱、沉静无尘的内心是实现“淡”的内在要求；可遇不可求，只有无为而为、诉诸心灵是“淡”的审美特点。

（四）“雅”的内涵

“雅”况是《溪山琴况》前九况论述古琴审美品格和意蕴的压轴，说明了其在书中的重要地位。《溪山琴况》从三个部分对“雅”进行了分析。从“雅”的审美范畴来讲，“古之人于诗则曰风雅，与琴则曰大雅”，而“大雅”就是正的意思，也就是说正就是雅[5]。从音乐的“雅”来说，音乐具有涵养身心，淡泊明志的作用的就是“雅乐”。

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审美意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长期的发展中，受到儒教的伦理精神，道家的无为态度，宗教的关怀现世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特征和风格。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审美意境体现的是一种情与境高度结合的境界。“意”与“境”是意境的两个方面，“意”就是指审美主体的情感，是指超脱于物质之外的精神境界；“境”就是外在客观存在的反映和再现。意境是内与外、心与物的完美结合。

（一）形与神的和谐统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境这个范畴中，意就是指主观方面，意就是神；境就是指客观方面，也就是形。两者要达到和谐统一。

意境中的形就是客观形象，首先形象在塑造的时候要忠于客观存在，要与其表达的情感相适合，其次要追求神态气质上的相似。意境中的情就是主观情感，与塑造的形象相符合的反映主观情感的情况才是在艺术中塑造的意境。

（二）虚与实相互交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的审美标准就是虚与实的相结合，诗歌、绘画等艺术中都追求这种审美意境。虚与实的相互交融主要是指形象与意蕴的融合，这是有限的形象和无限的意境的对立统一。李泽厚先生认为，艺术中存在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的问题。成功的艺术作品，总能够在一些偶然的有限的具体形象里传达出那必然的、无限广阔的内容来打动和感动人”[6]。

（三）动与静的完美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中动与静的完美结合是指形象动和静的结合，也指外在动与内心静的结合。形象动与静结合方面，塑造的形象有动有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表现手法为其增添了一份灵动。外在动和内心静的结合方面，外在环境的静容易得到，但是内心的静却尤为难得，只有在动中求静，静由心生。

四、“清和淡雅”的古琴艺术与我国传统文化精神

“琴棋书画”在我国的古代代表着古人的修养，在这其中“琴”处在第一位。在古代人们的意识中，琴代表着情趣的高雅。从古文中可以看到很多抚琴的场景，书房、香案、花园、月夜中吟唱抚琴，这真是人间之乐事，只有情趣高雅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在《溪山琴况》中对俗乐和雅乐进行了区分，“合与律吕”之声为雅乐，“间杂繁促，不协律吕”的为俗乐，徐上瀛颂扬雅乐排斥俗乐的意图非常明显[7]。古琴属于高雅情趣的艺术，这个特点也使古琴有着自身的局限，就是古琴只属于那些情趣高雅之辈，一定意义上脱离了广大群众。面对这样的情况，人们在承认、保护古琴艺术高雅性的同时，也好为古琴艺术积极地寻找走入寻常百姓家的蹊径，确保古琴艺术存在的永久性。

《溪山琴况》中“清和淡雅”的观点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平淡是中国人表现情感时常用到的独特的方式，中国人往往以其为美。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国人的艺术表现形式中也往往透露着“平淡”的影子，把“平淡”作为表现艺术的原则。“中庸”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美学共有的一个特点，这就要求音乐既要愉悦众人又不能荒，既能体现出哀愁又不使人心伤，既有怒的情绪包含其中却不过分的表露；在音乐的形式上也中和平正为主；要求音乐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要做到“清和淡雅”。徐上瀛的《溪山琴况》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底蕴而产生的，反过来说，《溪山琴况》也反映着我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从《溪山琴况》中品味到的不仅仅是古琴艺术之美，更是人生、哲学之美。

五、总结

中国进入到21世纪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学观也随着经济、生活、文化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个性解放等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时代特色明显的各种观念，音乐听众群的改变，对音乐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古琴艺术相对于在古代而言已经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古琴艺术将如何发展成为了大家都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了不忘传统，我们要积极做好古琴艺术的保存工作，但是保存古琴艺术并不能振兴古琴音乐，应该在继承的同时不断创新，排除外部因素的干扰，大胆地为古琴艺术注入新鲜的东西，让古琴艺术重新拥有蓬勃的朝气。

参考文献：

[1]王一涵.“和”美之乐――浅析《溪山琴况》中的“和”范畴及其对儒道音乐思想的继承[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0，（01）.

[2]谭水清.意韵――古琴艺术表现之精髓[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7，（04）.

[3]章华英.有关中国古琴音乐保护、传承的几点思考[D].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11）.

[4]许珩哲.古琴艺术与当代受众的对接研究与思考[D].中国音乐学院，2011.

[5]黎敏.都市背景中广州当代琴人群体的雅集组织形态、琴乐语言表达的个案研究[D].星海音乐学院，2010.

篇（7）

一、秦、赵文化的主要特征

从秦赵文化的特质来看，两国都有务实和功利主义的特点。所谓“务实”和“功利主义”，就是指“主张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为行为准则的伦理观点”[1]。赵的实用功利表现在处于“四战之国”的地理位置，才能形成合纵的大本营，一切讲实用的法家、兵家、纵横家多生发于此。在赵国“四战之国”的地理条件下，主张“行仁政”、“只有仁义而已矣”的孟子的儒家在赵地没能扎根。什么样的思想学说适合赵国的需要呢？那就是，“举事实，去无用，不道仁义”的法家理论。在战国社会变动中，法家对社会变动反映最为敏感，观察也最细致。当时人们对征战兼并的看法极不相同，在种种不同见解中，法家最为实际。注重对物利的追求，赵地商品经济发达，“邯郸亦漳河之间的一都会也。”赵人不事农桑，农业发展不足，就是其注重实用的民风使然。

秦自建国到统一全国，一贯坚持的是攻伐、农战、垦荒、重本抑末这些关乎国计民生，对其有利害关系的大事，没有什么仁义礼乐、人伦道德关系的诉求，他们缺乏齐鲁那样依本周礼，温柔敦厚的儒家道德传统。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日书中反映了秦国社会生活的画面：“从中可以看出，秦国所关心的问题，不是仁义的施废，礼乐的兴衰，而是攻城夺地、为官为吏、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饮食娱乐、牛羊马犬、耕耘稼穑、屋室仓廪等与人们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日常生活的社会生产之事。”表现了秦人重实惠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2]。由于秦没有什么严格的宗法制度，做事情没有条条框框，就讲求实用。在战争中因为有利益所趋，军功赏爵，促使其战斗力最强。其功利主义的表现就在于对外作战时的勇战、好战。“军功爵制是秦王朝鼓励士气、提高战斗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对秦人来说，则是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秦军功爵规定以杀死敌人的多少，作为赏赐爵禄的标准”[3]。在与赵等山东六国的战争中，这种功利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二、秦、赵文化的一致性

1.族源的一致性

秦、赵两国均含有东夷文化、殷商文化及周文化三种因素。秦赵的祖先都出自东夷民族的少昊氏部族，其先祖均以玄鸟为图腾。秦赵先祖伯益被称为玄鸟的化身，其子为大廉，称“鸟俗氏”，仲衍之后是“善飞”的蜚蠊（飞廉），秦赵的族源都可以追溯到东夷民族的少昊时期。另外，商文化也是东夷文化，赵地为商朝的核心地区，赵都邯郸曾为商纣的“离宫别馆”，不可避免地保留商的文化遗风，例如，赵人观念中保留有鬼神占卜的商文化因子。殷商文化的向西发展即表现为秦族的西迁。据学者研究，秦赵祖先的伯益部落是东夷族中最早西迁的一支。秦赵先祖都曾辅佐过商王和周王，有过很重要的活动。秦的区域也处于周的居住地。秦文化的形成也是由于秦襄公因护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周天子任命为诸侯，然后在西部发展的。

2.多元性、开放性方面的表现

从发展过程我们看到两国疆界都与羌、戎等少数民族区域接界这就为民族融合创造了客观条件。赵占有中原、北方两个文化圈，具有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双重特色；与戎狄杂处过程中通过通婚、战争，实现与之融合，所以赵地有胡族文化与华夏文化的特点；其实，多元、开放就表现为民族融合和变革性。秦也不例外，秦文化在形成早期处于落后地位，所以被山东列国视为夷狄。前770年，秦孝公建立国家时候，秦才跨入文明的门槛。到商鞅变法前，秦已经到关东地区，与戎狄杂处，“始戎狄之教”，其生活习俗表现为戎狄文化性质。以后秦人与戎狄长期相处与交战，逐渐吞并一些弱小的戎狄部落。“秦人保留许多戎俗”，“秦国社会虽有‘周余民’，但新加入的戎狄人口恐怕不少，故不曾稍减其‘戎狄性’”[4]。这样秦一方面实现了民族融合，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周族和其他周边的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开放性表现在秦善于吸收法家文化，在商鞅变法中，含有革除戎狄旧俗，摆脱秦的落后状态的开放性措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一开放性改革，开了向胡族学习的先河，促进了赵地多元文化的交汇。

3. 功利主义价值观方面的一致性

秦、赵两国的文化中都有功利、务实的特点。两国都处在“法家文化圈”，表现出与齐鲁文化儒家价值观不同的“外倾”特征。这就是说，如果齐鲁文化秉承周文化，表现出重伦理、轻功利的“内倾”特质，那么秦赵文化含有轻伦理、重功利的“外倾”特点。秦赵文化到是有点像西方文化的价值特征。在人性论方面，秦赵文化的思想基础就是性恶论的价值取向，法家理论都是以性恶为基础的，所谓的“刻薄寡恩”就是商鞅和荀子学生韩非、李斯这样的法家。这种学说是功利主义的。荀子作为“名儒实法”的赵国思想家也主张性恶，不过强调后天的改造，所谓的“化性起伪”。他们和齐鲁的儒家孔孟学说主张“性善说”是根本不同的价值观。赵秦两国，一个是产生法家的国家，一个是接受法家地区。从功利方面谈，赵地作为法家的发源地，法家文化以耕战为本的思想主张无疑是最务实的。赵地还有从其他思想家如虞卿等纵横家，廉颇、赵奢、李牧等兵家，公孙龙、毛公等名家等事迹来看，适应“战”字当头的战国实际的他们也都是务实的。从价值层面看秦文化的各个层次可以看出其“外倾”的特点特别明显，传统上没有严格的宗法制；在价值评价上，没有道德伦理的痕迹。秦人以世俗功利作为评判标准，完全没有“自省”、“责己”的道德修养。他们所关心的是日常的攻战、垦荒、生产等实实在在的事情。赵地出现的这些务实的思想正适应了秦国的功利主义之需。“战国时代法家的学说实行于秦就能成功，在秦国以外就效果不佳，也可以说明这一原理。正因为秦人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所以鼓励耕战的政策在这里很容易见效，因为它与秦人的文化传统相适应[5]。”

三、结论

秦、赵文化的区别虽不像秦与齐鲁那样界限分明，但也表现有不同的特点。秦赵文化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在重法、尚法上，赵是法律的最早诞生地之一，但没有秦法律严密。秦国在变法方面表现得更为全面彻底。赵国保留宗法制度，腐朽贵族政治的势力影响了对人才的重用。秦的功利主义表现强烈，宗法制薄弱，几乎没有重用同姓贵族。秦国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六国大业就是“客卿对于秦国的最大贡献”[6]。秦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缺乏建树，却是接受赵法家理论的国家，但在器物、建筑制度方面秦却并不逊色。赵地出现许多著名思想家，但他们的思想却很少为本国所应用，却在秦开花结果。在经济方面，赵国没有重农抑商，这与赵的经济多元有关，商业发达，农业发展不足。而秦重本抑末，是为了耕战的需要，为了补充劳动人口却招徕赵人到秦垦荒。秦的农业生产适应了后期对山东列国战争的需要。

综上所述，对比两国的文化，给我们以许多方面的启示，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增补本）.

[2]李哓东、黄晓芬，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历史研究，1987，4.

[3]徐卫民，军功爵制与秦社会，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9，4.

篇（8）

结合学校的百年历史文化与发展需求，朱家角小学提炼出了具有自身特质的“勤朴课植”精神，并将其作为学校文化的核心。这一精神对“教”与“学”进行了精到的诠释，对教育精神进行了精彩的演绎。学校以“勤”“朴”为立身之基，激励师生在已有百年历史的学校中，不断奏出时代的强音。

学校把朱家角古镇作为学生活动的实践基地，把特色活动扎根于朱家角古镇深厚的人文底蕴之中，创设大文化氛围，为学生全面而健康地成长提供丰富的“养料”。学校利用朱家角古镇这一独有的地域文化资源，着眼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创建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开展活动时，注重活动形式的设置，力求让活动主题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充分利用身处千年古镇的便利，以“勤朴课植”精神为圆心，以古镇深厚的历史文化为半径，创设古镇文化与学校“勤朴课植”精神紧密结合的氛围，让校园与古镇浓浓的文化气息熏陶、感染着每一位师生。

二、依托古镇资源，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通过少先队平台，促进队员成长是少先队活动目标的重中之重。为了让队员体会到古镇的风采，感悟到“勤朴课植”的精神魅力，学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

1.学做新闻小记者活动

近年来，随着学校周边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朱家角古镇的旅游事业不断发展。学校身处古镇之内，及时抓住这个良好机会，在活动的开拓创新上占得先机，尽显古镇的水乡特色。

学校以宣传家乡文化为宗旨，积极寻找“勤朴”精神的最佳结合点，开展了“学做新闻小记者”活动。小记者们以发现的眼光，考察了朱家角历史文化标记、现代化旅游购物街，记录下了古镇迷人的风采；采访了古镇旅游景点的志愿者阿姨，记录下她们感人的故事，用手中的笔和相机“发现”家乡的美。小记者们秉承“勤朴”精神，向外界传播着朱家角古镇的风采，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2.校史资源探究活动

W校建校百年，留下了丰富的校史资源，其中最耀眼的就是那些有所作为的优秀校友。如何让这些校友的事迹印刻在学生们的心中，让他们的励志故事以及“勤于做事，朴以做人”的精神成为学生们学习的导向，乃至内化为奋发向上的动力，是学校力求达到的目的。

基于少先队探究活动积累的经验，学校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围绕“校史资源塑品行”主题，分阶段、分年级开展了各类主题活动。例如，一、二年级开展了“参观校史陈列馆”和“说说我喜欢的校友故事”等活动。在此基础上，学校又开展了“我与校友共成长”故事讲演赛、“我的朱小未来梦”主题实践活动等。各类活动围绕学校提炼的“勤朴课植”精神，精心设计内容，塑造学生“勤朴”品行，让每位学生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长。

3.农耕文化体验实践活动

古镇有很多资源，在北大街的稻米乡情馆就给队员们提供了体验农耕文化的条件。稻米乡情馆分为老米行、稻作文化馆、米食文化馆及丰收乐园四大部分，耒、耜、镰刀、锄头等农具也细腻地展示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耕全过程，是教育学生的生动教材。

农耕文化不仅使学生养成了爱惜粮食的习惯，而且还是古镇历史文化的一扇窗户，更是与“勤朴课植”精神紧密衔接。大队部通过统筹平台，让红领巾小导游先期了解背景知识，为其他少先队员担任“稻米乡情馆”讲解员。学校以稻米文化相关知识作为拓展型课程内容，大力开发与稻米文化相关的校本课程。

4.“哈乐・水”主题探究活动

朱家角是上海著名的水乡，但存在污染状况，急需出台有效措施加以改善。鉴于此，在“哈乐・水”活动过程中，队员们以“救救母亲河”为着力点，通过采访身边的人以及对污染现状的调查等产生爱水、爱家乡的朴素感情。队员们在活动中不忘深入探究，发起“从我做起，保护身边的一江一河”活动。

5.红领巾小导游

红领巾小导游是学校大队部特色品牌项目，至今已开展了十多年。如今，学校又为其注入了“勤朴课植”精神，给予它新的内容与内涵。如小导游们利用节假日为游客介绍马家花园――课植园的时候，将马文卿一手创办课植园时“课读之余，不忘耕植”的“朴质务实，向善求真”的思想介绍给游人。

通过实践活动，队员们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口语能力、礼仪素质、人际交往能力等都有了明显提高，爱家乡的情感得到升华，“勤以做事，朴以做人”的思想在小导游们的心中生根。

三、构建少先队活动模式，

强化少先队组织优势及功能

优秀的少先队活动，往往是三方面的交集：优秀的文化资源内容、队员的积极参与和扎实的活动组织。在实践中，经过研讨、交流、反馈，初步探索形成了既具有普适性，又能充分发挥少先队组织功能的活动模式。模式由项目驱动、自主设计、合作探究、成果分享四个环节组成。

项目驱动。为了能使活动高效、自主，大队部主要进行了大队、年级、中队三个层面的培训，包括大、中队干部及对活动感兴趣的队员，为他们提供子项目菜单，指导队干部和队员从中选择探究内容。

自主设计。这一环节是小队以共同的子项目为任务驱动，自主设计活动方案，以保证探究活动的实施。大队部设计并统一印制了“校史资源探究小课题申报表”和“校史资源探究小课题计划表”，引导队员根据小课题的内容，集体制订采访计划，聘请校内外辅导员指导，由大队“校史资源探究”活动组对各个小组课题成果进行审批。在申报、制订、完成计划的过程中，全面培养了队员的科学研究精神。

篇（9）

从前，在一个美丽的国度里，住着一位王子和一位公主。他们有一匹白马。白马还会飞呢！

有一天，白马飞着飞着，不小心掉进了一条河里。公主赶紧跳到河里，把马的骨头捡了上来，做了一把竖琴。竖琴也会飞。

竖琴带着他们飞呀飞呀，穿过云朵，来到了一座花园里。公主摘了一些花，放在她的篮子里。当她把花带回家的时候，看见每朵花的中间都放着一枚红宝石。里面还住着一个个的小精灵。从此，他们过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

北京市人大附小一年级:石雨青

篇（10）

说说你我的故事 分享你我的快乐

二、活动目地

为增强室友之间的交流，加强寝室内部的紧密联系，分享寝室里的快乐。从而促进寝室内部成员更加团结，创建一个更和谐的校园。

三、活动对象

经济学系全体学生

四、活动时间

初赛时间：xx年11月25日 复赛时间：xx年11月30日

五、活动要求

撰写反映丰富多彩的的学生寝室文化生活，特别是寝室成员之间团结互助的亲情、友情以及身边乐事、趣事的文章。

（1）、语言流畅，内容充实，文字精炼，文体不限。

（2）、字数在XX字以内，标题用三号黑体字，文章内容用四号宋体字。a4纸打印，一式3份。

（3）、作品请注明文体、作者姓名，系（部）、专业、班级、寝室号及联系方式。

六、活动流程

（1）由各参赛人员上交作品（包括电子稿和打印稿），初赛经学生干部评委评出15篇作品（含电子稿）进入决赛，再由系部老师评选10篇优秀作品。

（2）决赛成绩于xx年11月30日公布获奖者名单。

七、活动宣传

通过海报、下寝和入党申请书范文等网络宣传

八、活动奖项

系级：

一等奖：1名（系级证书）

二等奖：3名（系级证书）

三等奖：6名（系级证书）

院级：

一等奖：5名（院级证书+奖金）

二等奖：10名（院级证书+奖金）

三等奖：15名（院级证书+奖金）

优胜奖：21名（院级证书）

篇（11）

中图分类号： TU-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前言：

湘峪古堡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郑村镇湘峪村，古堡依山而建，靠山临溪，环境幽静，是沁河流域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村落。古堡东西长280米，南北宽100～150米，占地面积约4.2万平方米，是一个完整的城堡式建筑。城内建筑由东西向的两条和南北向的九条巷道将其有序分割。堡内主要遗存有民居、堡墙、古街巷等。在现存的294座建筑中，明代建筑占34%，清代建筑占21%。2003年，湘峪村被公布为山西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2010年，被公布为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4年6月，湘峪古堡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古堡的建造历史

古堡建于明崇祯初年，是明代晚期户部尚书孙居相、左副都御史孙鼎相的故居。早期研究材料所言其或为孙居相与孙鼎相共同主持修建。孙居相《明史》有传，鼎相附于居相传后，有一简略小传。光绪《沁水县志》二人均有传。

孙居相，字拱阳，一字伯辅，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任恩县（今山东平原县恩城镇）知县。后任南京御史、巡漕御史，以直言敢谏著称。天启初年升光禄少卿、兵部左侍郎，崇祯初年改任户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后晋升户部尚书，总督仓场。因通信中说“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被逮下狱，谪戍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卒于戍地。

孙鼎相，字玉阳，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任松江推官。后任吏部郎中、副都御史、湖广巡抚。魏忠贤横行时，因议论魏党爪牙，落职回籍。崇祯初年，起为户部侍郎，以年事已高为由不赴，卒于家。

孙居相、鼎相兄弟俱为著名东林党人。《酌中志馀》卷上载《东林党人榜》，为“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乙亥朔，逆党魏忠贤矫旨颁示天下”，总共罗列党人309人，“以上诸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这是中国古代几次政治迫害大案之一。在此榜中，孙居相、鼎相兄弟排名第59和60位。同书同卷还有魏忠贤阉党戏剧化地排出的《东林点将录》，套用《水浒传》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排座次，将东林党人比拟为天罡、地煞，其中赫然有“天暴星两头蛇兵部左侍郎孙居相解珍，天灾星双尾蝎左副都御史孙鼎相解宝”，均在三十六天罡之数。由此座次，可以看出孙氏兄弟在阉党心目中遭嫉恨的程度，也可以反映出孙氏兄弟在明代晚期朝政斗争漩涡中卷入的深度。

湘峪三都古堡在光绪《沁水县志》卷三《营建志》“砦堡”门有记载，称为“湘峪砦”，据云：“崇正（祯）初寇乱，县城焚毁，土人筑堡相保，共十馀处。”由此可知，古堡建于崇祯初年。因而可以推断，城堡是由孙鼎相主持修建的。从传记中得知，孙居相崇祯初年在朝为官，后遭谪戍，而孙鼎相则在此时决意退隐，未应朝命。故鼎相实为营造之主人。

然而，古堡建造之前，该处已有民居，极有可能即是孙氏居址。古堡内窑洞券门上题“安乐窝”三字，末署“万历己未谷旦”。己未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早于崇祯初将近十年。安乐窝是宋代隐士邵雍居处之名。据光绪《沁水县志》，孙氏兄弟之父孙辰因二子做官得到封赠，但自身并未出仕，可以隐士自居，故此处窑洞有可能是孙辰居所。居相、鼎相的祖父孙廷桢亦有记载，但仅有赠官，而无封官，则是二人显贵时，祖父已经去世，窑洞为其父居所的可能性又增加几分。

古堡内有石质匾额，疑为牌坊匾额，题“恩荣四世”四字，末署“崇祯丙子仲夏吉立”。丙子为崇祯九年（1636）。四世盖指得到朝廷封赠的孙廷桢、孙辰两世，居相、鼎相二人为一世；第四代见于记载的有居相次子孙如瑜，在崇祯年间由贡生而任山东黄县知县。但孙如瑜拔贡在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任知县尚在此后。崇祯九年时所指四世的确切内容待考。

俗称为“官宅”的二进院有木质门匾，分作上下两栏，上栏四大字“四部首司”，下栏小字横三排竖十五行，内容为“吏部稽勋司郎中，前文选、考工、验封、稽勋暨礼部仪制司各员外、礼部主客、兵部武选、工部营缮司各主事孙鼎相第”。此匾内容丰富，下栏完全可以认为是孙鼎相任松江推官与吏部郎中之间的任职经历，补充了传记资料未曾记载的部分，详确可靠。孙鼎相在吏部所有四个司、礼部两个司、兵部和工部各一个司都任过职，而且是在各部从主事、员外郎、郎中一直做下来，郎中就是司里的最高职位。在各部有如此丰富的经历，如此熟悉各种政务，确实难以找到第二人，故自诩“四部首司”，却也无可争议，允为四部司官第一人。

又此院院面门门匾“文武衡鉴”，是形容吏部职能、显示孙鼎相官位的藻绘，如《明史·职官志》所云，“表率百僚，进退庶官，铨衡重地”，可以说是展开的阐释。二进院侧门的门匾正面书“司空”，背面书“宗伯”，同样是彰显孙鼎相官位的用典。古人喜用《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比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春官宗伯比拟礼部尚书，冬官司空比拟工部尚书。孙鼎相在礼部、工部均为司官，未至尚书，不过曾在此二部任职，稍有夸张，亦未过当。

古堡修建于崇祯初年，主持修建的人为孙鼎相，而孙鼎相正是在崇祯初年决意归隐，不再出仕，故古堡保留着不少表现主持者当时心境的文字资料。未名处门匾书四字“视履考祥”，俗称“帅府院”的门匾上书四字“其旋元吉”，此二语为《周易·履卦·上九》的爻辞，孔颖达《正义》解释说：“视履考祥者，祥谓徵祥。上九处履之极，履道已成，故视其所履之行，善恶得失，考其祸福之徵祥。其旋元吉者，旋谓旋反也。上九处履之极，下应兑说，高而不坠，于履而能旋反行之，履道大成，故元吉也。”孙鼎相在崇祯时决意不仕，即是认为自己做官到了顶点，可谓“处履之极”，因而归隐，自是“旋反行之”，故而得以安度晚年，安享“元吉”，与孙居相大不同也。过街楼门匾有“履祥”二字，亦是此意，为“视履考祥”的缩写。

此类内容还有西门门额的“来爽”与棋盘院西掖门门额的“挹爽”（现为“爽挹”，疑次序经后人颠倒，应更正），两个“爽”字都是在西门，则有深意。古代词汇有“西爽”，是另一词汇“西山爽”的省略，典出《世说新语·简傲》篇，文云：“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这个故事反映的是对于权贵的蔑视态度。孙鼎相决意归隐，自然不愿与权贵合作，故特标“西爽”以昭示志趣。此与“履祥”之意异曲而同工。

二、古堡的历史变迁

古堡中尚保留不少从明代崇祯年间直到发生时的建筑以及其他题记，反映古堡在将近三百年中的兴筑与改建等，对于了解古堡的历史变迁有重要意义。

1、俗称“双插花院”脊枋上题记：“时崇祯拾壹年（1638）贰月拾柒日子时宅主孙述祖孙率祖建立” 。

2、俗称“九宅院”门匾上匾额已磨灭，上下题款仍保留，上款“赐进士第户部员外郎赵鸿猷为”，下款“乙卯举人广西北流知县孙鲲化赠”。据光绪《沁水县志》，孙鲲化为康熙己卯（三十八年，1699）科举人，任知县应在此后。

3、俗称“圪坨院”门匾背面题：“雍正甲辰（二年，1724）麦秋，洎滨渔人书”。

4、“都可轩院”脊枋题记：“时雍正七年（1729）九月十六日午时宅卫口男九功孙续创修大吉”。

5、东岳庙墙上嵌“金粧圣像并彩画舞楼碑记”，末署“大清道光戊子年（八年，1828）十月吉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