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规制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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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年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选论文或摘要55篇。年会以“变革与传播：中国传媒三十年”为主题，旨在回顾30年来的传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会议主要从新闻学的内在规律出发，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传媒体制、国际环境、消费文化等“语法问题”进行检视。为迎接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年会特设了“研究•视域•变迁”等专场，省察了传媒改革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由与法制：传媒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是研究新闻改革最重要的主题。”（孙旭培，2008）本次年会再次强调了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与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阐发了现有体制下传媒表达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如今改革达到新的阶段，要再次重申新闻立法，以此来渐进地实现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的评论：“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华清，2008）他认为，这预示着新闻立法将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孙旭培，2008）
在此基础上，孙旭培教授提出了从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闻改革的13个研究议题：新闻自由权的具体研究、新闻自由的维度和尺度、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社会稳定与意见多元、新闻法治与社会效益、突发事件与新闻自由度、第二第三国际与新闻自由、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急进还是渐进、媒介批评的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创办、新闻评议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法律救济。他希望与会研究生秉承专业精神，能对以上议题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孙旭培，2008）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卢家银、崔明伍（2008）在入选论文《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中，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为新闻立法提供了现实论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现有体制下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这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将造成“喉舌”之困――媒体究竟应遵照政府的宣传策略，还是应该直接表达民意。同时，市场也干预着传媒的表达。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首先建立解决言论纠纷的宪法诉讼制度，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建立公众媒体等各类媒体，将多元利益在传媒中分割开来，以保障每一方的表达权利。
复旦大学硕士生阴良（2008）也对当下传媒表达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卢家银、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阴良选取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访谈了16个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外国驻华记者，发现外国驻华媒体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控制；同时，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传媒”，因此，在组织、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外，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层面的因素，提出了“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与长期驻华记者（resident journalist）这两种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个体认知差异，并最终影响记者的表达。
清华大学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提出了可供国内参考的依据“线”和“非线”这两种不同服务性质来区分内容规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阐述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出台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冲突，以及统一监管与分层监管规制原则的确立。文章指出，欧盟的“规制模式的探索无疑是超前的，其效果还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来评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体的内容规制也是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和传媒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开放与霸权：传媒全球化进程的现状分析
传媒改革的进程与国家的开放程度是紧密联系的。30年来，中国媒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奥运会、世博会等“焦点时刻”，中国传媒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会入选论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读的中国研究生撰写的文章。文章通过介绍、阐述、分析海外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中国媒体当下的国际环境。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硕士生侯静慧、马瑜晶（2008）对1978年至2006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年份”为抽样“层”（strata），每层中随机抽取10篇新闻报道，得样本290篇。研究用GDP和进出口总额来测量经济实力，其乘积作为自变量；报道量（quantity）与报道效价（valence）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其中负面报道的比重也随之增大。结合霸权理论，研究认为这种负面报道增多的现象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力阶级需要综合利用大众媒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类信息，以求保证民众的思想与现有社会秩序达到一致，即实现“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生毕佳颖（2008），结合美国互联网的政治表现，分析了“个体内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对政治的多元影响。文章认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国霸权以一种柔化的方式得到强化）”，即将“媒介霸权”隐藏在个体政治背后，通过技术控制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文章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会不会走“美国道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给出解答。
同样关注霸权问题的还有同济大学的硕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10种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杂志关于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筹备情况的报道，比较了报道侧重点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海世博会时，侧重于宏观的经济与产业、商业的报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题的负面报道，几乎没有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报道，而对爱知和汉诺威世博会的报道则有显著差异。与侯静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积极应对西方“媒介霸权”、改善国家媒介形象的传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议题、综合运用多媒体、整合传播模式等。
北京大学硕士生刘畅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郑宇钧，以《筑梦2008》为个案，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了纪录片跨国界意义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奥运的纪录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质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现“全球化了的”本土与“本土化了”的全球，以达到跨国界的意义共享。（刘畅 郑宇钧，2008）文章分别从本体修辞、积极修辞、非常规修辞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今后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硕士生吕芳雅（2008）运用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莱坞模式与日韩模式等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泛亚市场，而不单是西方市场；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制度调整，等等。
三、商业化与大众化：传媒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周根红，2008），阐述了纯文学期刊《收获》1990-2008的历史演变。随着《收获》逐渐成为影视文化风尚的引领者，并推出了关于影视明星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周根红认为，《收获》已逐渐失去纯文学理念，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影视文学与大众传媒紧密勾连。作者对“影像霸权”的形成表示了忧虑，并表达了对纯文学期刊原有的独立性与先锋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褚悦闻，2008）探索了商业化与高度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机制对中国女足媒介再现的影响。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奥运年2004年1月-9月间267天《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篇数、照片数量、头版报道等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发现：在没有重大赛事的情况下，女足再现为“玫瑰”；而涉及奥运盛事，女足则彰显“铿锵”，被赋予男足未能担负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艰苦环境中奋力进取的风貌受到媒介的反复强化。文章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媒介再现，是媒介以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现的女性，乃适应商品化的、被重新社会化的、被再创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别化，区隔并规定了女性气质和霸权的男性气质特征的客体和行为；团体性的体育项目承担起了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下，受众的消费习惯和认知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化媒体的定位转变。清华大学硕士生李华颖（2008）对消费者购买畅销书的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调整和修正过的模型，研究发现：知觉品质越高，主观规范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购买畅销书；而知觉牺牲并未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作者认为，畅销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不易因消费者成本影响人的购买行为，“畅销”本身对书本的功能、品质或品牌等的肯定让消费者不计太多代价地购买。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来畅销书定位与定价的发展趋势。
在年会的新闻沙龙环节，同一话题在网络传媒领域中也得到了讨论。《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吴欢，通过对“老小孩”网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商业网站通过共建成员的精神认同获得商业收益的方式。吴欢特别强调了成员的个体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的互动、网下社区和网上社区的相互支持。她认为，虚拟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虚拟社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要通过与现实社区相互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吴欢，2008）老小孩网站创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博士介绍了“老小孩”的运营方式，也指出了通过上网给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创办理念。
四、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媒改革从“语词革命”向“语法革命”转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内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以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为视角，总结了30年传媒改革带来的新闻学科的发展。他强调，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从老一辈的学科领军人阐发新闻学基本原理、建构新闻学理论框架、走出新闻史学研究新路径，到80年代继往开来的中坚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再到90年代开拓学科新领域，到新世纪夯实基础理论、开创新媒体研究，研究生群体始终积极参与了新闻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培育新闻传播学大师和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研制中长期（2009－202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规划。（童兵，2008）
复旦大学硕士生滕育栋（2008），则从微观层面着手，思考了30年来新闻思想的转变。他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新闻史著写作方式：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突出文献新闻学理意义的写作，作为新闻改革历史基础的写作，阐发了其背后的新闻思想。作者强调了新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回归到新闻史研究中。
苏州大学硕士生张震（2008）梳理了30年学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变迁。从新闻客观性的来源、内涵、主观态度、宏观操作方式、微观操作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议题与趋势。南京大学硕士生温海玲（2008）对1988-2007年组织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根据其研究走向：“学科介绍原理阐释应用分析学科建设”分析了每一时段的历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强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的想法。兰州大学硕士生华汝国（2008）综述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情况，归纳了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热点及形成的重要观点，并进行了评价。
此外，本届年会论文还对往届年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与上届年会入选论文《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荣、马、王祥颖，2007）同样是对“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侧重有所不同。上届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测量出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异。而梁静等人将媒介素养中的广告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用以诠释性别因素与第三人效应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届论文研究的深化与补充。
注释：
[1]语法革命，是指“在现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规则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以及制度、机制、运动模式、盈利模式、与受众关系、技术要素层面的改变，形成新的发展机会”。（喻国明，2008）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要从要素扩增到结构重组、规则改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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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汝国.(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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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卢家银崔明伍.(2008,November).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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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吕芳雅.(2008,November).中国电影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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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滕育栋.(2008,November).“用说话”：中国新闻史写作中的“加法”与“减法”.“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4]童兵.(2008,November).研究生：新时期新闻科学发展创新的生力军.“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5]温海玲.(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组织传播学研究的变迁――对新闻传播视野下组织传播学术论文的历时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6]吴欢.(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7]肖云帆.(2008,November).媒体力量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汉诺威、爱知与上海世博会实证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8]阴良.(2008,November).社会控制对新闻生产的差异性影响――以外国媒体驻华记者报道倾向为分析视角.“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9]喻国明.(2008).传播的语法革命和传媒竞争力构建.传媒观察,1,15-17.
篇（2）
1.媒介产业融合的主导力量和发展路径:技术、市场、产业还是制度
媒介产业融合的驱动因素很多,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因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黄河等认为技术是传媒组织的核心能力,以及传媒产业最重要的推动力。付玉辉等则认为市场是原动力,市场需求来自于电信服务和传媒服务的消费者。正是这个需求的原动力,最终推动并保证了技术融合乃至产业融合的实现。于小川则强调技术、产业与制度的力量。蔡骐、吴晓珍认为媒介融合始于技术创新,诉诸于制度创新,深化于产业创新,表现为产品创新。
在这种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媒介产业融合将遵循怎样的路径演变,按照层次和阶段将如何进行划分许颖首先把媒介融合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媒介互动,即媒体战术性融合;第二层次是媒介整合,即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第三层次是媒介大融合,即不同媒介形态集中到一个多媒体数字平台上。昝廷全、金雪涛等则将媒介产业融合分为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三种类型,对我国传媒产业融合则划分为“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三个阶段。彭兰的认识更进一步,认为媒介融合过程带来业务形态融合,市场融合,载体融合,以及机构融合等各个层面的变革。陈力丹、付玉辉则把产业融合的动因与融合的层次进行了关联,指出技术融合带来网络融合,市场融合带来服务融合,企业融合带来集团融合,管制融合带来政策融合。
2.融合对产业格局、经济特征、竞争方式的改变:瓦解与重构
媒介产业融合既发生在传统传媒业内部,同时也发生在传媒业、电信业、IT业等与信息相关的现代产业之间。这种广泛而深度的融合,必将对传统传媒业的产业格局、经济运行特征,乃至竞争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付玉辉提出传媒产业结构将从旧均衡走向新均衡,喻国明也认为传统媒介一向自守的介质壁垒将被冲破,传媒市场的版图和游戏规则将被极大改写。陆地认为将带来媒介市场、电视市场格局、观众市场、广告市场四方面的裂变。旧的媒介体系瓦解之后会怎样如何实现重构呢郑保卫等人认为,一个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多媒体并存”的新的媒体格局,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王洪涛认为媒介融合的过程,是由垄断竞争向寡头垄断发展的过程;媒介融合的结果是新的更大媒介寡头垄断媒介市场。这是从市场结构上推进了一步。随后,肖赞军结合传媒产业的特质,指出传媒产业的经济特征将呈现出四大变化趋势:资源禀赋从渠道稀缺向内容稀缺转化;盈利模式从单一收入渠道向多元收入渠道转变;产业格局从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演变;市场结构从高度垄断的市场向竞争性垄断市场演化。并指出竞争和垄断双双被强化,未来传媒市场将演化成一种竞争性垄断的市场,传统传媒业的纵向市场结构裂变为横向市场结构,未来的传媒市场必将是一个网络型寡占市场。可以说,到这里,未来融合产业的市场结构获得了比较大的突破,有了更清晰的表述。
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企业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金雪涛分析了传媒机构的市场行为战略从一种基于静态的范式转变为一种基于动态的范式。王斌认为传统媒介竞争经常使用的价值链正在向空间尺度扩展。而黄升民和谷虹提出,“三网融合”将是基于平台的竞争,并指出平台竞争是替代性的竞争,是赢家通吃。通过一系列的数据表明,现阶段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在抢夺平台制高点的过程中,必然选择“基础平台捆绑核心应用平台”的发展路径,展现出全方位复制性竞争的图景。
3.传统传媒业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与全媒体再造
面对来势汹涌的媒介融合和数字新媒体浪潮,传统媒体应该如何应对从导向上来看,可以分成三大阵营,第一种,剑走偏锋型。例如杜骏飞和王骥飞从长尾理论受到启发,提出传统媒体也可以利用数字新技术在长尾市场开拓利润空间。第二种,固守控制型。例如高子华提出在数字化变革中,广电机构赢家加强对用户终端、节目版权、媒体牌照的控制,最终整合渠道,占领市场。第三种,融合进取型。持这一导向的学者是主流,但至于如何融合进取,如何进行战略布局和策略运作,则体现了一个实践与理论相互推动的发展进程。
在融合进取导向的早期研究中,支庭荣提出内容和用户服务是两个关键。喻国明则提出媒体U化战略,即unite(融合)、universal(普及)、user(用户)、unique(独特)支撑的ubiquitous(无处不在)。并指出应该从“内容为王”转变为“产品为王”。但这些论述还显得比较抽象,未能对实践提出更具体务实的建议。
随着广电数字化进程的启示,数字化一下子成了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转型必经之路。黄升民等人指出,广电正在构架一个包含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移动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IPTV和DA B /DM B数字广播业务等多种数字新媒体形态的数字化发展蓝图。彭兰介绍了以电子报纸和电子杂志为代表的平面媒体数字化产品形态。面对数字化的大潮,如何实现数字化呢蔡雯结合《泰晤士报》网站的经验,提出将报纸栏目重新组合以全新方式呈现,与传统媒体构成一体标准延伸品牌等策略。而更多的学者则加入了关于“台网融合、报网互动”的讨论上来。
进入2008年,“全媒体”取代“数字化”,成为传统媒体转型之道的最新理念。郑强在烟台日报的全媒体方阵布局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传统报业必须改变现有的以纸媒为中心的布局,进行战略转型:从一家“报纸社”转型成为“报道社”;从“营销报纸”转型为“营销内容”;开发“多形态”产品,如纸质报、多媒体数字报、手机报、电子纸移动报等;采用“多渠道”发行,比如传统报业分销网,互联网(包括WI-FI),还有移动通信运营商的GPRS或CDMA等传输手段等;发展“多终端”的阅读介质,如新闻纸、PC、阅读器或电子纸阅读器、手机等。随后,关于全媒体转型的文章不断涌现,成为学界、业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面对“全媒体”热潮,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理性的思考。彭兰指出一个媒体的全媒体产品未必一定要完全通过自己的平台。与内容包装商、渠道提供商、平台提供商等共同完成产品的多种形式生产、多种渠道传播、多种平台“贩卖”,可能是媒介融合带来的产业重组与流程再造的更深层含义。而温海玲和杜骏飞则从政策壁垒的角度出发,提出对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转型的制度之困。所有这些,都是挡在全媒体之路上的理论与现实障碍,值得业界反思。
4.融媒产业的发展:模式探索与力量博弈
对于融合媒体产业的发展,研究的路径分为两条,第一条是从建设的角度,探讨融合形态的各种新媒体如何开拓市场,如何发展,如何盈利的问题。比如匡文波提出手机媒体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重点是手机短信,而后他又总结了手机媒体的四大盈利模式。也有研究者对广电发展手机视频的对策、移动运营商主导的手机媒体发展模式等作了探讨。
融媒产业发展的第二条路径是从博弈的角度,探讨融媒产业发展进程中来自不同产业主体之间是如何进行合作竞争的。黄升民等人认为在广电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中有行业监管和与运营机构主导权,市场行为与监管政策、技术标准、消费市场四大类冲突。董年初、范洁提出,移动运营商与广电部门一方是终端和电信通道的控制者,一方是音视频内容的提供者,这注定了手机电视业务领域将存在广电和电信两个部门的博弈。秦字兴、忻展红指出,即使管制政策对电信运营商放开,内容准入不成障碍,运营商的实际产量和盈利也远达不到理论值。黄楚新认为广电和电信的博弈恰恰是IPTV发展的内爆力。
5.规制政策的变革:融合的理想与现实的困境
蔡雯、黄金在对比了美国、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介规制改革之后,指出我国行政区划、行业垄断加剧了资本市场封闭,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肖赞军总结出传媒规制的四大国际趋势:规制框架从纵向分业规制向横向分层规制转换,规制机构从分立机构向融合机构转变,规制改革的取向是放宽市场准入、倡导竞争、吸纳投资,规制重心从结构规制向行为规制转移。付玉辉认为网络中立原则论争及立法进程将塑造新型的互联网传播格局和数字传播生态系统。张志提出媒介政策应该呈现“模块化”趋势。彭兰则从更具体的方面对建立数字内容管理体系提出了整合性、层次化、兼容性三项原则。
在借鉴外国经验和国际趋势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更注重规制改革在我国推进的现实环境。朱春阳鉴于中国的特珠国情和特珠的传播格局,提出对媒介融合规制应该体现中国面向,而政策规制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应该体现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发展要求。喻国明和苏林森认为中国传媒规制的改革方向要从制度设计、评价体系、法治体系、区域特色等方面入手,以尽快完善媒介规制体系。陈绚也认为媒介融合规制的政策协调在中国尚需时日。■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统计说明:来源是CNKI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通过主题、关键字、摘要等检索要素,分别输入“媒介融合”、“媒体融合”、“产业融合”、“报业数字化”、“广电数字化”、“新媒体产业”、“广电电信竞争”、“融合规制”等检索词,根据主题切合、观点鲜明、发表于核心期刊等原则,检索并筛选出其中主流文章统计而成。某些文章有可能因为主题或关键字与所检索词不直接相关而遗漏,而部分文章由于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议题而出现重复统计,因此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数据,但基本上能够反映各年份和各议题的研究状况
黄河:《数字化如何改变传媒――聚焦数字化的四大力量》,《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2期;付玉辉:《试论电信业与传媒业的融合与结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于小川:《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数字技术与媒介产业发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1期;蔡骐、吴晓珍:《媒介融合发展策略解读――以创新经济学理论为框架》,《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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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雪涛:《基于产业融合的传媒市场行为战略研究》,《当代传播》2009第1期;王斌:《链与网:媒介竞争和媒介生产的视角转换》,《国际新闻界》2009年8期;黄升民、谷虹:《数字媒体时代的平台建构与竞争》,《现代传播》2009年第5期
杜骏飞:《新媒介策略――“长尾”时代的双重博弈》,《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王骥飞:《“长尾”核变――新货架下传媒集团的变革与重塑》,《新闻大学》2008年第3期;高子华:《数字化变革中的广电渠道整合》,《中国记者》2007年第1期
支庭荣:《融合与转型:传统媒体的未来生存法则》,《中国记者》2006年第2期;喻国明:《数字化时代的媒体U化战略》,《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8期;喻国明:《产品为王:传媒产业竟争的新主旋律》,《当代传播》2008年第2期
黄升民、周艳、王薇:《发展冲突创新(上)(下)――解析中国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6期;彭兰:《从新一代电子报刊看媒介融合走向》,《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蔡雯:《传统报纸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话〈泰晤士报〉网络版执行副总编辑帕明德巴瑞》,《中国记者》2007年第11期
郑强:《地市报发展的“全媒体”战略与实践》,《中国记者》2008年第8期
彭兰:《如何从全媒体化走向媒介融合――对全媒体化业务四个关键问题的思考》,《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7期;温海玲、杜骏飞:《变革时代的战略理性――全媒体热潮中的冷思考》,《青年记者》2009年2月下
匡文波:《中国手机媒体发展前景分析》,《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匡文波:《论手机媒体的盈利模式》,《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
篇（3）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众传媒对人类令人惊叹不已的作用诱使人们不断地回首过去，希图从以往的活动中为当下的传媒实践提供历史和理论的根据。在自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结合的基础上，焕发出更多的期望、激情、智慧和勇气，发挥更大的才能和创造力量。在汗牛充栋的新闻史研究中，人们在追索新闻传播的发展道路为什么如此而不如彼的各种原因时，目光更多地聚焦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显在因素方面，而相对忽略了潜隐其后的媒介观念性活动，尤其是对媒介批评在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如何悄然规制和改变着传媒生态等相关问题关注不够。事实上，以观念性生产方式运作的媒介批评已经使传统的新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外新闻传播发展过程中，显示媒介批评存在及其效果的例子不胜枚举。
20世纪60年代，媒介批评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并成为一门有生命力的学科，备受学界注目。改革开放后，港台有关学者的媒介批评研究成果传人大陆，从1995年起，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建立我国的媒介批评学理论体系，一批有分量的专著和教材相继问世，初步搭建了我国媒介批评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并显示了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学术实绩和诱人前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媒介批评理应涵盖媒介批评理论、媒介批评实务和媒介批评史三个方面的内容，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媒介批评在这三个方面的推进显得极不均衡，相对于缤纷的媒介批评理论和喧哗的媒介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史的研究园地一直显得冷清寂寞。不仅中国媒介批评史的研究性专著尚未出现，即便以具体的人物或媒介、媒介现象、媒介观念为批评客体的个案性研究成果数量也非常有限。中国是世界上媒介批评活动开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媒介批评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内容，但这方面的历史资源一直缺少系统的梳理、总结，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缺陷。
篇（4）
1.从计算到数据新闻:计算机辅助报道的起源、发展、现状
2.大数据与新闻报道
3.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模式
4.著作权法中不受保护的“时事新闻”
5.全球视野下的“数据新闻”:理念与实践
6.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
7.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
8.影响公民新闻活动的三种机制
9.“理想”与“新媒体”: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
10.作为开放新闻的数据新闻——英国《卫报》的数据新闻实践
11.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运用及其影响因素:一项针对上海青年新闻从业者的调查研究
12.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理念变革、产品创新与流程再造
13.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
14.搜索类新闻聚合APP的侵权认定分析
15.新闻媒体报道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基于股价同步性的分析
16.微信公众平台:新闻传播变革的又一个机遇——以“央视新闻”微信公众账号为例
17.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公民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
18.新闻社群的专业主义话语:一种边界工作的视角
19.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的问题
20.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技术:新闻传播的新范式——“大数据与新闻传播创新”研讨会综述
21.从出现到扩散:社会实践视角下的数据新闻
22.数据新闻:大数据时代新闻可视化传播的创新路径
23.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十五年:1998—2012
24.数据新闻:“讲一个好故事”?——数据新闻对传统新闻的继承与变革
25.中国新闻类APP的市场竞争格局及其盈利模式探讨
26.新闻漫画多模态隐喻表征方式研究——模态配置的类型、特点及理据
27.虚拟/增强现实技术的兴起与传统新闻业的转向
28.实践新闻专业性 实现新闻公共性——基于新闻观的视角
29.试论《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新闻评论的话语方式
30.一种基于特征演变的新闻话题演化挖掘方法
31.当代中国主导新闻观念的可能选择:发展新闻专业主义
32.数据新闻:一个亟待确立专业规范的领域——基于国内五个数据新闻栏目的定量研究
33.语言语境与新闻理解——英语硬新闻语篇评价策略解读
34.基于语料库的英语财经新闻汉译本的词汇特征研究
35.众筹新闻:变革新闻生产的权力结构
36.基于增强现实媒介的新闻叙事创新策略探索
37.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探索
38.新闻业的未来:网络新闻
39.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基于18所国内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报告
40.新闻从业者的工作自主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媒体环境下的考察
41.“共”时代的开创——试论新闻传播主体“三元”类型结构形成的新闻学意义
42.数据新闻:价值与局限
43.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
44.自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反思
45.突发公共事件舆情传播特征与规律研究——以新浪微博和新浪新闻平台为例
46.数据新闻:大数据时代新闻生产的核心竞争力
47.困境中的重构: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转向
48.“大数据”时代:新闻业面临的新震荡
49.“数据新闻学”的发展路径与前景
50.创新与坚守:美国经验与新环境下国内新闻教育路径探索
51.关于当前新闻传播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52.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生产:现状、影响与反思
53.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理念与路径
54.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聚合的著作权法规制——以网络商业模式的创新为视角
55 .移动新闻推荐技术及其应用研究综述
56.财经新闻报道中数据的功用——以彭博新闻社财经报道为例
57.“风险规避”逻辑下的新闻报道常规——对国内媒体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的分析
58.大数据对于新闻业态重构的革命性改变
59.新闻话语表征的形式、功能和意识形态
60.2014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61.记者为什么成了不可爱的人?——兼论网络时代新闻生产者、使用者的“冲突”
62.大数据与新闻理念创新——以全球首届“数据新闻奖”为例
63.大数据方法与新闻传播创新:从理论定义到操作路线
64.移动化、智能化技术趋势下新闻生产的再定义
65.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
66.“他者”的媒介镜像——试论新闻报道与“他者”制造
67.“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概念之辨——兼论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68.伪新闻:虚假新闻的“隐存者”
69.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
70.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报道——以英国《卫报》为例
71.未来新闻的知识形态
72.新媒体与新闻生产研究:语境、范式与问题
73.新媒介环境下新闻真实论视野中的几个新问题
74.新媒体时代时政新闻如何突围——也谈澎湃新闻的竞争策略
75.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电视新闻的嬗变与发展
76.塑造新闻权威: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职业再审视
77.澎湃新闻,能否成为新闻客户端的标杆?——对澎湃新闻的几点思考
78.《新闻联播》简史:中国电视新闻与政治的交互影响(1978-2013)
79.“再叙事”视阈下的英汉新闻编译
80.浅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与舆论的关系
81.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
82.面向Web新闻的事件多要素检索方法
83.重建新闻的公共性共识是否可能?——从近期的传媒伦理争议谈起
84.一种中文微博新闻话题检测的方法
85.网络新闻“标题党”的现状与叙述策略——对8家网站新闻排行榜的定量分析
86.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困境与革新
87.《新闻联播》:从信息媒介到政治仪式的回归
88.新闻客户端:信息聚合或信息挖掘——从“澎湃新闻”、《纽约客》的实践说起
89.为什么我们没有“新闻法”——反思我国新闻传播立法研究
90.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基本构成与工作状况——“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一
91.翻译中的超文本成分:以新闻翻译为例
92.社会化媒体时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认知转变与职业转型
93.数据新闻学的发展现状与功能
94.学术文献的文体特征及其检索意义——计算机科学文献与相关新闻报道文体的比较研究
95.众筹新闻:网络时代美国新闻业的创新及启示
96.新闻编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转换探索
97.新闻工作者微博应用的困境及其根源
篇（5）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
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第一次将公司社会责任载入法律条文,但尚未对其具体内容进行界定。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界定的观点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社会性、公司的经济力量、明智的公司经营方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公司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本质上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公司的客观要求,是指企业应当守法、“做好自己”及在此基础上对利益相关各方和社会自愿承担道德义务。甘培忠教授以经济学“外部性”理论作为依据,将企业社会责任分层,指出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力维度为保障的制度设计,负外部性的弥补是企业社会责任在法律强制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与之相对,具有正外部性的企业捐赠、公共设施建设赞助等公益行为则是企业社会责任在道德激励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同时,在讨论公司社会责任时,既要做好责任规制范围的界定。同时需要把握好一个基本原理,即:公司社会责任往往表现为政府、法律、国家对企业的要求,以此作为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媒介;同时,要避免把政府、国家的责任与公司责任相混淆,也不能把社会的要求过度转化为法律、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或者国家、政府、任何团体和个人以社会的名义对企业进行权力干涉或权力的直接摊派。
二、规制依据
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分析可得,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依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道德、实体法、自律准则(主要为公司章程)。由于道德的约束性较弱,所以不宜作为规制的直接依据,可作为辅助依据;实体法的直接规定具有刚性的弊端,不能体现公司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认为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制是合理的选择。一方面能够体现现代公司法的精神、符合公司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公司面临责任承担时,既可以直接约束股东,如果股东怠于履行责任或给履行责任造成障碍,可依据《公司法》来赋予章程强制性。我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公司法》的规定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属于法律强制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维度。但该条规定不具有裁判的可操作性,需要明确相关的操作细则,具体包括司法解释、商务部的操作规范等等。
三、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
以责任承担的驱动力为标准,可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分为,制度动因、道德动因和利益动因。其中,制度动因主要包括国家或政府对其社会责任的转嫁和政府利用其公权力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摊派。道德动因主要包括突发社会事件的捐赠(如“5.12”地震)和社会公共物品维护费用。利益动因是指企业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对社会所做的投入(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社会公共基础的建设,创出品牌,让社会更了解自己的产品,使公司获得无形收益)。在社会需要帮助时,首先应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缴纳税费等);其次企业(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再次,应平衡考虑股东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因此,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应当是:在划清公司社会责任和国家、政府的责任的界限及排斥公权力的责任摊派的基础上,以股东利益动因为基本出发点,激励股东承担社会责任动因,实现动因平衡——股东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
四、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分配
鉴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主要指中小民营企业)在资产、技术、等基本经济实力上的悬殊差别和资产来源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不同。公司社会责任的分配也应加以区分。首先,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分配。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乃至政策垄断等等方面都具有绝对的优势。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其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公司法》应当规定国有企业按照其取得收益的一定比例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强化透明度和监督措施。其次,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上市公司对社会的影响度明显强于中小企业,因此上市公司能够凭借其影响力从民众和社会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再者,上市公司占有更多的金融市场资源,耗费了更多的法律资源(现代社会中涉及上市公司的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复杂且繁多)。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明确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分配,主要承担其所在社区的公共投入,细化到按季度分配。最后,非上市公司(中小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分配。对于中小企业,发展是第一位的,具体规制为,引导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小范围内培养该群体的社会责任理念,即消费者责任、债权人责任、直接环境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制。而在社会捐赠、道德义务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作出公司的预期规划,根据自身实力承担责任。
注释:
郭秀华,等.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外法学.2008(1).
参考文献:
篇（6）
媒介融合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放松规制的语境下，不同传媒产业通过并购、重组和整合，达到内容、平台、网络、渠道和终端的融合，实现数字化、互动化、集约化的融合新闻生产的过程。媒介融合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内涵，需要积极面对。对于传媒业来说，需要改造新闻采集、编辑流程和组织架构，再造新闻生产的流程，建构新的新闻生产模式。对于传媒规制者来说，需要树立融合规制理念与思维，为媒介融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媒介融合的发展与演变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媒介融合。一旦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和动画等各种信号被数字化，以二进制数的形式记录、处理、传播、获取信息，在计算机中用0和1表示，可以以无数种方式来改动和处理它，并把它传给各种终端，就产生了媒介融合。媒介融合是我们生活的数字化的媒介环境。
1994年，第一次提到“媒介融合”概念的是《纽约日报》，它在报道《圣荷西水星报》与美国在线共同推出名为《水星中心新闻》电子报服务的时候，文章标题是“第一次媒介融合”。1995年，《论坛报》《时报-镜报》、奈特-里德报业、先进出版公司、考克斯公司、甘乃特报业、赫斯特、《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各出资100万美元组建了新世纪网络公司，通过互联网获得读者和在线广告。2000年，美国媒介综合集团在坦帕市新建了一座传媒大厦，一共投资4000万美元，将《坦帕论坛报》、电视台WFLA-TV、网站Tampa Bay Online一起搬入新大厦办公。虽然一起办公的报纸、电视台与网站各有独立的人力资源、办公区域和运作机制，但是，可以共享资源。对于突发新闻事件，设有专人指挥，能够在第一时间内传递新闻给三家媒体，协调对新闻的采访与。
有了媒介融合的实践，理论工作者开始总结媒介融合。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利伯格传播学院教授拉里・普莱尔（Larry Pryor）从新闻生产的角度给媒介融合下个定义，他认为，融合新闻发生在新闻编辑部中，新闻从业人员一起工作，为多种媒体平台生产多样化的新闻产品，并以互动性的内容服务大众，通常是以一周7日、每日 24小时的周期运行。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尼其森（Andrew Nachison）从不同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盟角度给媒介融合下个定义，他认为，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1]
2003年，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高登（Rich Gordon）根据不同传播语境下融合所表达的含义，归纳了美国当时存在的五种“融合新闻”的类型：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所有权融合。[2]美国鲍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的戴默（Lori Demo）等几位学者在论文――《融合连续统一体：媒介新闻编辑部合作研究的一种模式》中提出了“融合连续统一体”这个新概念，具体包括交互推广、克隆、合竞、内容分享、融合等不同媒介融合层面。[3]这些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媒介融合的多维内涵。
我国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05年，著名学者蔡雯教授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期间将媒介融合这个“舶来品”引入国内，她系统介绍了美国媒介融合的现状以及融合为传媒业带来的变化。她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不同传媒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渠道融合和终端融合的过程。[4]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技术从Web1.0向Web4.0快速推进，我国的媒介融合也在不断演进，具体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传统媒体建设新兴媒体。这个阶段，传统媒体直接把内容搬到互联网，处于“翻版阶段”。信息的传播是单向性的提供，受众被动接受。传统媒体是主要的信息提供商，互联网仅仅是一个新兴载体。报纸等传统媒体纷纷开设自己的新闻网站，提供电子版报纸，报纸开始实施数字化战略。
第二个阶段――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动发展。网络成为媒体与受众的互动平台，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消费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博客（Blog）成为这个阶段的互联网新应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技术和平台上完美融合，报纸网站的内容与印刷版有了较大区别，新增了利用网络的优势与特点而传播的内容；广播电视网站除了转播广播电视台的新闻外，开始提供自己编辑的新闻；网络媒体开始利用自身优势来进行新闻内容的取舍与传播。2007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报纸网站、手机报、多媒体数字报刊、数字化平台、电子阅读器、手机二维码、户外数字媒体、电子商务、移动采编系统等九大类“数字报业的创新方向”。
第三个阶段――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关联数据和语义网络等，形成了人和网络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兴媒体促使媒介融合从内容融合、平台融合到了更高层次的产业融合。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媒体综合了包括声音、图像、影像、动画等多种媒介形式，成为综合的信息服务者，开展电子商务、游戏娱乐、网上社区等其他服务项目。
二、多维视野下的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作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因使用语境不同，具有不同的所指，厘清其不同内涵尤为必要。总体来说，包括如下几个层面的意义。
（一）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是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兴媒体传播渠道有机联结在一起，衍生出不同形态的信息产品，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实现全媒体传播的业态。例如，人民日报社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工作，已经从一份报纸转变为全媒体形态的“人民媒体方阵”，成为拥有报纸、杂志、网站、网络广播、网络电视、手机报、电子屏、微博、微信、客户端等10多种载体的新型媒体集团。媒体融合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传统媒体积极涉足新媒体业务，开办微博微信公众号；依托自身的丰富媒体形态资源，介入网络、IPTV、移动电视与手机等多媒体领域；与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合作，发挥多平台互补优势，通过多渠道传播全媒体信息。
（二）内容融合
在媒体融合之前，我们已经习惯了媒体机构单一介质的运行。如报社以纸张为介质，以文字、照片、图表等传播符号进行信息传播；广播电视台以电波为介质，通过声音、画面、视频共同完成新闻信息的传播。随着数字编码技术和数字压缩技术的发展，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的数字化成为可能，数字化后的素材和内容促进了内容融合。媒介融合促进了内容生产的融合，受众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生产者。博客、微博、微信、微视频、飞信以及QQ、MSN、人人网等社会流工具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逐渐盛行，用户原创内容的爆发式增长，为内容融合开辟了新的途径。
（三）网络融合
网络融合主要是“三网融合”，就是指广播电视网、电信网和互联网的融合，三网功能趋于一致，能够提供包括文本、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多媒体的通信业务，并逐步整合成为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实现业务之间相互竞争，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三网融合的本质实际上是广播网和通信网都与互联网融合，三网融合的核心是提供综合信息服务。网络融合目的是促进不同网络之间的寡头竞争，消除垄断，提高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水平，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丰富多样、快捷方便的信息和文化服务。
（四）平台融合
随着智能化终端的不断涌现，网络的数字化、宽带化、交互化与智能化的不断推进，广电平台、网络运营平台、移动互联网客户端平台、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以及政务平台等多种平台逐步融合。例如，中央电视台正在建设中国视频云服务平台，已经成立央视新闻、央视影音、4G手机电视平台等项目组，加快实施融合发展项目，建立互联网电视、IPTV、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等四大平台的协同联动，向手机、电视机、台式电脑、平板电脑、移动电视和户外大屏等多种终端分发内容。
微信、微博、二维码平台、客户端成为媒体与受众互动的最便捷的融合平台。微信、微博传播新闻信息，制作话题；二维码平台连接线上线下，与用户实时互动；客户端成为最活跃的传播平台、经营平台。特别是随着4G智能手机的大量普及，移动客户端成功超越电脑版客户端。各个传统媒体纷纷建立各种客户端，例如，报纸客户端、节目客户端、频率频道客户端、新闻客户端、阅读客户端等，形成了客户端矩阵。例如，湖南广播电视台的移动客户端“芒果TV”、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啊呦”、四川广播电视台的“熊猫视频”、浙江广播电视台的“中国蓝”等，影响力较大。一些地市级媒体的客户端影响力超出了当地，覆盖全国，成为重要的传播与经营平台。
（五）终端融合
终端融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数字终端设备融合，二是终端设备融合所带来的信息平台和服务平台的融合。终端融合最终实现通过单一设备就可以兼容所有类型媒介。例如，电视、手机、电脑都具有打电话、上网、看电视的功能，电视屏、手机屏、电脑屏等三屏逐渐走向合一。在媒介融合时代，将打破原有的传统媒体单一的传播渠道，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站、手机等不同的载体视为一体化的“融合信息终端”，以新闻内容在不同载体的相互嵌入，以新闻内容的多形态化，实现全天候传播，满足受众多元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
（六）所有权融合
发达国家的媒体所有权融合是通过并购重组等资本运营的方式实现的，呈现跨媒介、跨行业与跨国界的特点。由于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的阻隔，我国传统媒体单打独斗的局面较为普遍，迫切需要所有权融合，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多媒体传媒集团。通过政府的推动，我国也形成了一些所有权融合的跨媒体传媒集团，例如成都传媒集团、佛山传媒集团、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等，这些传媒集团涵盖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站以及出版等领域。但是，我国传媒集团还存在产权不清、主营业务不突出、受众定位缺乏差异化等问题，没有实现资源共享与一体化运营，甚至形成了地方垄断。我国鼓励通过市场手段实现所有权的融合，近年来，这方面的所有权融合不断推进。2015年文化传媒行业并购事件总共超过165起，排除有23起未透露并购金额的案例，其它并购事件的金额近1500亿元，同比增长高达50%。
（七）机构融合
媒介融合要促进组织机构的融合，改变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分立单干、各自为政的状况，适应融合新闻生产的需要，构建融合型的组织结构。例如，BBC的媒介融合不仅仅呈现在终端上，而且体现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组织结构的调整与生产流程的整合中。BBC将原来各自独立的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部搬入一起办公，共享资源，形成一个跨平台的多媒体新闻中心，将融合理念贯穿于新闻生产、传播和反馈过程中。BBC新大楼的新闻编辑部堪称“超级编辑部”，中心是一个由八个工作台组合成的棱形的中心调度区，广播、电视、网络等不同媒体的工作区围绕大厅中心呈四处放射状。由中心区向两边呈放射状散开的工作平台，一半是面向国内受众的国内部，一半是面向国外受众的国际部。这样的编辑部设计恰恰体现了BBC媒介融合的理念。
（八）管理融合
管理融合包括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宏观层面体现为国家的媒体管理体制的融合，微观层面是指媒体内部的管理机制的融合。为了促进融合，2013年我国合并了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广电总局，成立了融合性的规制机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坚持不同媒体之间的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推动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例如，我国对IPTV、手机电视与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遵循《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实行融合规制。在微观管理层面，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一些省级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探索与新兴媒体在人事管理、资产管理、导向管理与运营管理的一体化，实现传媒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与共享融通。
三、融合新闻生产的流程再造
媒介融合的基础是生产形态的融合，其核心是开发与共享内容资源，生产与传播融合新闻。因此，它必然要改变新闻传播流程，形成有别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方式和营销方法，实现从载体到内容，从采集制作到传输、接收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形成新的融合生产流程。
（一）再造融合新闻生产指挥中心
再造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流程，核心是要建立新闻信息指挥调度中心，对整个新闻生产流程实施有效指挥调度和有序调控管理。
按照融合新闻生产的要求，新闻信息指挥调度中心的管理模式是：调度中心位于这个平台的中央位置，其他纸媒、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业务部门环绕周围。调度中心统领选题管理、线索管理、内容管理、用户管理、任务管理和数据库管理，统筹新闻信息采集平台、线上线下编辑平台、信息平台与用户管理平台，并使之一体化运行。新闻信息指挥调度中心的决策层，要是一个既懂管理又能协调新闻生产的创新团队，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一名擅长在多媒体传播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管理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决策与领导作用。
针对重要新闻和突发事件，新闻信息指挥调度中心要实行滚动式信息管理和重大新闻动态式的整合策划，指挥中心根据其稿件的新闻价值，决定呈现的方式，转而分发给各自编辑业务部门进行深加工，并分别在不同介质平台上对外。信息调度中心通过数据库储存、加工和处理，形成自有的信息库和内容超市，供新闻生产者选取或向外传播。[5]
（二）全能记者的多媒体信息采集
媒介融合时代的全能记者，必须具备跨媒体传播思维，同时又是“一专多能”的新闻信息采集者，能够娴熟地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的采写技能。特别是在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报道中，需要跨媒体思维进行新闻信息采集，这考验着记者的思维能力、采访技能与现场应变能力。
掌握了多种媒介技能的“全能记者”，具备能写、能拍、能摄的基本技能，能够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的报道任务，为多种不同媒体提供新闻作品。美国密苏里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等大学都在重新设置新闻学课程与培养计划，为未来的“全能记者”培养多方面的才能。这种未来记者的基本技能是，可以携带一个苹果电脑、索尼数字摄像机、录音笔和移动卫星手机，完成所有音频、视频以及Flash的编辑工作。“全能记者”能够根据不同媒体的传播特点采集文字稿、图片、音频与视频资料等进行报道。[6]
融合媒体时代，在后期编辑平台，必须有一支适应媒介融合的新闻编辑队伍和运行机制。融合媒体时代的新闻编辑，除了必备新闻策划能力、对信息的整合能力、编辑能力、把关能力，还要熟悉数字化媒体设备技术，对来自记者的新闻信息、用户信息、数据库信息进行分层处理，了解各种媒体的操作技能和传播特点，具备深入解读新闻能力、快速的现场反应能力、多媒体信息整合能力等，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新闻编辑要对各类信息资源进行综合分层处理，实现新闻资源整合开发。所谓分层，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要按照多形态多终端传播的要求，对内容资源进行分类处理。其二，按照受众的需求，对内容资源进行多媒体分层开发。根据新闻内容及传播媒体的特性，对相关的内容资源进行整合。新近发生的资讯类信息，编辑要及时编发到网络、手机、广播电视等媒体上，提高其传播的时效性；需要现场报道的，则可考虑编发电视节目和视频节目；需要进行深度报道的，可发挥平面媒体的特点进行深入解读，也可用电视专题节目、视频专题节目的形式做深度报道，还可以利用微博形式，吸引受众参与其中。
（四）多媒体终端的信息传播
信息传播终端是新闻传播流程的最终出口，也是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流程构建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融合新闻生产需要具备一套可以在统一界面上加工与编发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数字化管理平台，编辑根据各种不同终端的特质加工整合，以报纸、广播、电视、手机、互联网、户外大屏、移动电视等多媒体渠道多媒体信息，满足受众个性化的需求，扩大受众规模。跨媒体信息的融合终端主要有三大类：即网络终端（电脑）、移动终端（智能手机、 Pad）和电视终端（IPTV、互联网电视）。
信息终端是与用户接触最密切的端点，加强信息终端的用户管理，是提高新闻信息传播与服务效应的关键环节。用户终端管理要集中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建立用户生产信息内容的上浮机制，使用户生产的内容（UGC）成为专业新闻生产（PGC）的有效补充。第二，建立用户信息反馈机制。及时收集用户对多介质信息终端的信息接收和反馈状况，通过大数据分析，寻找用户的兴趣点；依据用户对所接受新闻信息的意见和评价，及时改进新闻产品。第三，建立用户档案资料。要利用数据库和信息推送技术，对用户进行细分，建立用户管理档案，为用户提供个性化、针对性强的新闻产品。
注释：
[1]Andrew Nachison， Good business or good journalism？ Lessons from the bleeding edge， A presentation to the world editors’forum， HongKong， June 5，2001.
[2]Stephen Quinn and Vincent F.Filak， Convergent Journalism： An Introduction， Elsevier，2005，P5.
[3]Dailey，L.，Demo，L.，&Spillman，M.（2003），The convergence continuum： A model for study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media newsroo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Kansas City，MO.
篇（7）
【论文摘 要】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移动通信媒体的作用日益重要。目前，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已逾8亿，手机用户的增加无疑加快了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也说明移动通信媒体进入了一个更加高速发展的时代，并且将加速对传统媒体产业的解构。
一、移动通信媒体已经成为“第五媒体”
媒介的定义是信息的一个载体，凡是能够把信息从一方传到另一方的工具、手段称之为媒介。商业媒介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大众的行销服务媒介必须是面对大众传播的，因此商业广告中的媒介指的是大众媒介；二是可控制性，投资行为的本质是以较少量的投入换取较大量的回馈，即是投资行为，在投资上必须具有可控制性；三是付费，商业媒体的另外一个特点为商业性，所谓商业性的意义是媒体依赖广告为主要盈利来源，所以具有付费特征。
从以上媒介的定义和特征来看，移动通信媒体亦即手机媒体已经具备了媒介的所有要素，并且人们也已经普遍认可手机作为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的地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媒体，具备数字化、网络化、多元化、全球化、小众化、实时性、交互性、广容性、易检性等特点，已经对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中国，2005年以后，报纸业出现了整体不景气的情况。那么在手机媒体突然兴起的今天，会不会促成媒体结构新一轮的新陈代谢呢? 还有待检验。
二、移动通信媒体的特点
移动通信媒体亦即通常所说的手机媒体，可以理解为一种集网络和信息传播功能于一体，通过数据传输技术，把各种文字、图像、音频、视频信息数字化，然后传输给广大用户的崭新媒体。无线网络的发展让手机同时具备了网络媒体所具有的几乎所有优点。而由于其介质手机的特点，手机媒体也具备兼容性、整合性、贴身性和便于互动，成为一种“带有体温的媒体”。它具备以下其他媒体无法抗衡的特点。
1、广泛性
早在2008年底，中国手机用户已经超过6.4亿，2010年10月更是突破了8亿，手机媒体的用户已经不仅仅集中在25岁到45岁之间、知识水平较高、经济基础较好的人群，它已经向上扩展到65岁而向下延伸到15岁，手机几乎已经成为对应于每个活跃的社会元素的存在。几乎人手一终端，这是其他媒体不可能具备的。
2、覆盖性
手机网络在大多数地方都可以实现覆盖，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家中，甚至电梯、汽车、火车上。它的覆盖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媒体。
3、跟从性
“手机时代，人们在裸奔”。通过现行的基站，手机定位误差在200米，3G时代，误差可以缩小到10米。2010年1月13日，北京西城区西单商业街透露将考虑开设手机信息平台，只要进入西单地区，就可获得商场购物及相关打折信息等。
4、可统计性
“裸奔”的概念不只是地理上的，通过受众所用机型、话费、手机漫游情况、网页浏览状况，运营商可以精确的区分受众，在此基础上丰富受众信息，建立详细的受众数据库，将为广告精准化营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5、即时互动性
广告投放效果将不再是盲目计算的。通过促销活动等吸引反馈的手段可以准确地计算。
6、可支付性
手机已经可以进行方便的小额的电子支付。而和金融业的融合，使其变身为下一代的支付方式，同时代替钱包和信用卡，从理论上讲也是可行的。
人们从广泛性和覆盖性意识到移动通信媒体的价值，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们意识到手机媒体的更重要价值来源于它可以精确的区分受众。而且，手机还具有随身性、反应速度、区域能力、互动能力等其他媒体很难具备的特征，更使其可以进行精准甚至一对一的传播。广告将不再是单一的你投我放模式，而是与营销紧密结合的交互式沟通过程。随着手机上网资费的降低，人们使用无线网络的频率越来越高，而国家正在推行的三网融合会加速这一潮流，手机广告的形式也将大大丰富。在互联网时代，Google、百度等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超越了众多的媒体公司，而移动通信媒体时代的到来，又为运营商、互联网企业、传统媒体乃至终端机器生产商提供了一个再次竞争的舞台。
三、移动通信媒体应该加强服务性
由于移动通信媒体所具有的优点，其在人群中的普及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我国手机用户突破8亿，手机报的普及率已经达到39.6%。而随着手机媒体的发展，早期群发短信式的模式已经遇阻，应当意识到受众不缺少信息，缺少的是及时的、对他自己有用的信息。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实践比较成功。日本最大的移动通信公司NTT DoCoMo于1999年2月22日推出数据业务I-MODE，现在是全球最成功的无线互联网服务。手机媒体研究的先行学者匡文波总结，它成功的关键是以内容为王:首先，它必须是新鲜的，即时更新;其次，它必须有深度;再次，应该鼓励用户多次访问;第四，用户应该能够看到这种用手机上网方式的好处。I-MODE结合日本国民心理，量身定做了各种娱乐业务吸引用户，重点提供了诸如漫画、游戏、图片下载和音乐等服务，结合对内容提供商的严格考核，保证了I-MODE业务内容的丰富化和个性化。而移动通信媒体还有一个与传统媒体非常大的不同，即它的发展非常依赖于技术的发展，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无疑是非常快的。
四、移动通信媒体业的博弈与发展
移动运营商进军手机媒体业务的步伐已经势不可挡，它与报社、电台、电视台、独立WAP网站之间也因此产生了矛盾。移动运营商并不甘心只做网络和渠道，而是要凭借自己在市场、用户、渠道、信息网络等方面的诸多优势，力图整合内容提供商、网络服务商、设备系统和终端制造商以及终端用户，形成以自己为主体的产业链。由此，移动运营商与报社、广电企业和WAP网站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加速我国在这一轮信息技术变革中的脚步。在2010年1月13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
所谓“三网融合”，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化的说法，在现阶段它并不意味着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三大网络的物理合一，而主要是指业务应用的融合。三大网络通过技术改造，能够提供包括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多媒体的通信业务。这也就意味着，只要通过一部机器，人们就可以完成日常所需的信息处理。手机体积或者屏幕面积会适度增大，而笔记本电脑等则会适度缩小，手机媒体也将正式进化为移动通信媒体。原本存在于电视媒体、手机媒体、网络媒体之间的界限将进一步模糊。同时也意味着，移动通信媒体进入了一个更加高速发展的时代，并且将加速对传统媒体产业的解构，仅仅是“第五媒体”的定位，恐怕已经不能准确评价它的价值了。
篇（8）
摘 要：《招标公告暂行办法》指定《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为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的媒介之一，指定在具有公信力的媒介上招标公告，其目的在于及时准确地使所有潜在投标人平等地获得招标信息。而目前《中国采购与招标网》采用收费会员制方式服务于客户，这一模式不仅损害了招标投标必须遵循的公开原则，也间接影响到公平原则和公正原则。文章探寻析了会员制与公开原则——《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会员制对招投标公开性的影响：（1）招标人间接产生歧视行为，违反公平原则；（2）非会员投标人无法获得所有招标相关信息，违反公正原则；（3）给不法之徒带来可乘之机。
关键词 ：招标投标制度；公开；公平；公正；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会员制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31-0065-02
收稿日期：2014-10-19
作者简介：凌文（1968-），男，江苏南京人，处长，高级经济师，招标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研究方向：经济、风险投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自2000年1月1日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招投标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招投标市场不断壮大，行政监督管理体制逐步完善，招投标制度日趋完备，对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采购质量效益，预防惩治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
招标投标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必然要遵循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在《招标投标法》总则第5条明确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公开原则要求招标投标活动必须具有高度的透明性，使信息不对称性降到最低，使所有的潜在投标人对招标程序、招标公告的全部信息、评标办法的评分标准和中标结果等信息能够及时获得，从而决定是否参与投标竞争。同时公开透明的环境，也为招投标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提供了重要条件。依此不难看出，招标投标的公开性是公平、公正的基础和前提。
能否及时准确地使所有潜在投标人平等地获得招标信息是公开性的首要前提，为此《招标投标法》第16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应当招标公告。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公告，应当通过国家制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同时为确保媒介的公信力，2000年7月1日通过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4号颁布了《招标公告暂行办法》（又通过2013年3月11日《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招标投标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2013年第23号令进行了修正。）该令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招标公告行为，保证潜在投标人平等、便捷、准确地获取招标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同时第三条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务院授权，按照相对集中、适度竞争、受众分布合理的原则，指定依法招标项目招标公告的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介，并对招标公告活动进行监督。”同时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务院授权，指定《中国日报》、《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建设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为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的媒介。其中，依法必须招标的国际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应在《中国日报》。”这就是业界俗称的“三刊一网”。对于未按要求在指定媒介招标信息的，在第十六条第一款做出了处罚规定：“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视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罚：（一）依法必须公开招标的项目不按照规定在指定媒介招标公告的。”
由于网络传播具有即时性强、受众面广和覆盖面大的特点，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招标人或招标机构更多地通过《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招标公告。而目前《中国采购与招标网》采用会员制方式服务于客户。该网站的会员服务指南指出只有成为年缴费4000元的普通会员才能拥有以下权限：“可以在第一时间浏览本网全部招标公告，中标公示，采购信息。招标公告信息结构：业主，招标机构，招标机构联系方式，招什么产品，投标企业的资质要求，标书款，投标截止时间，购买标书地址及开标时间等”。而不是会员的客户只能阅读招标公告的标题和8天前的招标公告。《招标投标法》第十六条规定：“招标公告应当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招标项目的性质、数量、实施地点和时间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同时《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招标人应当按照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的时间、地点发售资格预审文件或者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或者招标文件的发售期不得少于5日。”由此不难看出，如果不成为缴费会员或者无法看到完整的招标公告信息或者看到完整信息时，绝大多数招标文件已过了发售截止日期。这样一个由国家法令规定，为确保招标信息公开原则的网站，由于一个会员制的要求，不经意间成为公开原则的障碍。
由于会员制的存在，必然造成以下负面影响：
一、招标人间接产生歧视行为，违反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要求招标人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投标人，不歧视或排斥任何一个投标人，使他们享有平等的机会，从而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为此《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的投标人，不得对潜在的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会员制势必导致一大批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将被拒之于招标门槛之外，难以成为潜在投标人。对这些企业来说，即使成为会员也未必有大量的投标机会，更不要说成为最终的中标人，4000元的会费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使他们难以承受。
二、非会员投标人无法获得所有招标相关信息，违反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要求所有招标投标活动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和程序进行，程序规范，标准统一，同时所有的程序必须在第一时间使所有的参与者平等获知，以尽可能保障招投标各方的合法权益，做到程序公正。《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3日内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期不得少于3日。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而非会员投标人无法保证及时获得公示信息，难以维护自身的权利，有失公正。
三、给不法之徒带来可乘之机
一些不法之徒，通过缴费成为会员，利用会员的条件，通过修改招标公告的内容，倒卖招标信息，甚至直接欺骗非会员的潜在投标人，使其在经济上蒙受损失，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当前全国上下都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激发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活力。会员制的招投标网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更损害了招标投标的公开性原则，无疑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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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前言
融合新闻主要是指利用多媒体设备在融合媒介的基础上进行传播的新闻类型，也称多样化新闻。如今的融合新闻和媒介融合的研究探索在传媒界已经受到广泛的关注。在对融合新闻的研究中，主要是从新闻应用学出发，对新旧媒介之间以及各种新媒介相互之间的融合方式进行探索。我国对融合新闻的发展研究还处于起跑线上，面临着复杂的发展背景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新媒介日益壮大，旧媒介不断整合，两者愈来愈频繁合作，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融合新闻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又使新闻传播界面临怎样的新挑战，这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重点。
二、融合新闻的发展状况
“融合新闻”这一理念，最早是在2004年由美国学者提出来的，发展时间较短，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但是，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推动下，融合新闻的研究进程十分快速，到2006年，美国芝加哥论坛公司及媒体综合集团就对该理念进行了媒介融合的实践，使之得到了有效的验证。美国媒体综合集团将其旗下的电视台、报纸、网站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闻中心，而芝加哥论坛公司则开发出另一种不同的实现模式。之后，中国的融合新闻理念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整合的基础上暂露头角。
一方面，传统的新闻媒体在经营方式上显得单一，信息来源不足，信息的接收也具有诸多局限性，为了改善这些方面的缺陷，传统媒体必须对新闻的传播机制作出全方位的变革，这就有必要借助新媒体多元化的传播平台进行辅助传播，如博客、论坛、手机短信等。将博客日记载入传统报纸、利用手机彩信的方式征集照片发表到报纸上都体现了新旧媒介的交流合作。而且，传统媒体除了利用新媒介搜集、新闻之外，还开发出手机报、电子报、网络广播电视、电子杂志等新的新闻传播形式，这些融合媒介便是融合新闻的载体。
另一方面，新型媒介还处于发展的初期，传播机制还不够健全，甚至没有独立的信息采集权，因而不得不依靠传统媒体。新媒体的新闻来源丰富、受众广泛，在传统媒体的帮衬下在新闻传播领域逐步融合。例如，每周二、周四都在报纸上长篇刊登的《焦点网谈》栏目即是河南报业网与《河南日报》共同主办的，该栏目是在网站上进行征稿，再由报社工作人员协助刊登到报纸的，是新旧媒体密切合作的产物。
三、融合新闻的特点
融合新闻的理念核心就是打破传统新闻报道载体的限制，整合重构各种传统新闻报道的传播方式，制作出比传统新闻传播活动更多样化的新闻产品。在融合新闻的采集和传播过程中，可以利用各种多媒体技术对新闻事件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展示，并且鼓励新闻报道的接受者参与传播及反馈信息。而不是如同传统新闻报道模式一样，只能进行传播者到受众的单方向传递，向受众呈现出的新闻内容相对浅显单一。融合新闻注重对原始信息的加工拓展，能够挖掘出更大的新闻价值，是一种全新的互动化、个性化、立体化的新闻报道方式。
（一）视觉传达多样化
在多媒体技术的基础上，融合新闻把文字、图片、声音、动画和图像交织在一起，为受众呈现更加形象、生动、立体的多维视觉效果。例如电子报，它不仅在传统的纸质报纸基础上使用了互联网络进行新闻的传播，使信息的传递更加快捷广泛，还在以前报纸网站的基础上融入了各种多媒体功能，使新闻的表现效果更加明显深刻。报纸网站的功能只是单纯地将报纸内容复制到网站上，而作为融合新闻模式的电子报，不但移植了纸质报纸上的新闻内容，还添加了信息检索、动态链接、视频插入等功能。从新闻文字，我们可以获取对该新闻事件的研究分析；从新闻图像，我们可以了解到新闻动态；从新闻链接，我们可以获知更多相关信息。人们可以利用看、视、听等各种方式接收到新闻内容，使得新闻的传播过程更加便捷、人性。例如《浙江日报》与北大方正合作开发的新型电子报， 就添加了朗读功能，使人们能够轻松“听”新闻。所以说， 多媒体技术支持下的融合新闻具有更多样化的视觉表现手段， 新闻的表现范围也更加广泛。
（二）新闻业务整合化
融合新闻整合了所有的新旧媒介，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各种制约，协调了各个媒介之间的资源，各取所长，建立了一个具有很大优势的新闻采编传播流程。首先，集中各种媒体的新闻信息来源采集新闻素材，比如传统媒体的采访、征集以及网络媒体中各种原创信息。其次，根据不同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对新闻素材进行加工整理，制成各种类型的新闻产品，如图像、声音、文字等。最后，按受众类型利用不同的渠道进行传播，如电视、广播、网络等。在坦帕新闻中心，不同的媒体设立着各自独立的运作机制和工作人员，但同时也设立了整体规划协调组织――多媒体新闻总编辑。多媒体新闻总编辑首先安排好整个中心的新闻采集活动，然后统一规划出各种新闻素材的传播方向和传播渠道。
（三）新闻载体数字化
通讯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 逐渐模糊了各种媒体之间的分界，新闻的传播终端数字化特点越来越突出，互联网服务商及电信服务商与传统媒体进行融合，并快速介入到传播终端领域，开发出多种可移动的数字终端来承载新闻内容，人们的信息生活日益便捷。因此，电脑、apad、手机、电子报等数字载体成为电视、报纸、广播之外，人们接收所需信息的上佳工具。
四、融合新闻带来的挑战
融合新闻的产生不仅给新闻传播界带来了无限生机，同时也带来了多种挑战，这种全新的新闻形式给传统新闻传播机制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我国的融合新闻发展起步比较晚，媒介融合的的程度还不够深，形态还不成熟。无论在媒介融合还是融合新闻的研究实践中，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一）融合新闻对媒介内部管理和规制提出了新要求
融合媒介是融合新闻的基础。因此，融合新闻要发展，首先得有一个完善的融合媒介管理体制。而如今的媒介管理规制存在行业分割和区域分割的特点，使媒介管理在跨媒体、跨地区的发展上处处受阻。另外，媒介集团的管理模式和内部组织机制也需要进行改革。传统新闻传播活动的媒介往往是单一的形态，只使用少量的技术手段，因此，各种媒介都有其独特的新闻采编流程和内部结构，如日报的运行周期为24小时，电视需要操作来完成新闻滚动。而融合新闻对各种技术手段和媒介形态都有全方位的运用，就必须打破这些流程和结构，建立新的体制。融合新闻的采编管理必须实行跨媒介的团队合作，重组并整合各种媒介的新闻生产流程。
（二）融合新闻对新闻传播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融合媒介的基础上，要生产出优秀的融合新闻，传媒界工作人员必须具备更优秀的才能。融合新闻的发展急需的两种人才，一是可以熟练掌握多媒体集团内部整合传播策划手段的高层管理，二是可以熟练运用多种新闻采集和处理技术的全能记者。融合新闻的高层管理人才与传统媒体管理者不同的是，这类人才只能在现实的媒介竞争中磨练出来，具有多种媒介工作经历，对各种媒介都有相当程度地理解。而全能型记者编辑则需要通过高校培养以及对现有新闻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来获得。在我国，这两方面人才都还需要加大力度去培养。
（三）融合新闻要求公民拥有更高的媒介素养
融合新闻不仅仅是新闻传播界各类型的专业媒介新闻业务的融合，普通公民在网络媒介的支持下同样可以参与到新闻传播活动之中。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融合新闻的传播者，各个传播者之间地位平等，且没有具体的条约规定对其进行约束，新闻信息良莠不齐在所难免。让每一个新闻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严格自律、奉公守法是新闻传媒界面临的又一巨大挑战。
五、结语
融合新闻的产生是多媒体技术发展推动媒介融合进程从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它是一个以融合媒介为操作平台、以网络技术为基础、以特定人群为受众的新的新闻产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立体性。新媒介从产生到发展还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新旧媒介的合作交流时间更加短暂，媒介融合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而融合新闻相比于传统新闻，在各个基本要素上都表现出很大的优势，这些优势不仅是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现状，更是传媒界今后所追求的发展方向。我们只要把握住融合新闻的本质，理清思路，为它找到新闻传播界的正确定位，就一定可以让融合新闻成为传媒界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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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图分类号：G22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7-0033-03
一、引 言
当下中国电视公共领域的研究逐步转向对综艺类、娱乐类节目的关注，出现两种对立的观点。一些人肯定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的存在，他们认为电视综艺节目体现了公众平等参与和自由表达等特征，贴合了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空间。另一些人则将娱乐与公共领域、公共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对立起来，质疑电视综艺节目建构公共领域的能力[1，2]。包括电视综艺节目在内的娱乐节目是否具备建设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存在很大争议，然而学界对“可能性”本身缺少详细研究和学理论证。我们认为，研究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建设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必须基于这样的事实，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为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提供何种空间？电视媒介本身发生了何种转型？与电视媒介密切相关的受众发生了何种结构性变化？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媒介、受众三个方面决定了电视媒介建设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二、服务公共利益是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方向
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出现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例如，创新与模仿、高雅与媚俗、本土化与国际化、理性与非理性、政府规制与商业利益、娱乐与公共利益等二元对立现象，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陷入了困境。2011年9月16日，湖南卫视新闻发言人李浩透露，国家广电总局因《快乐女声》节目处罚湖南卫视2012年停办一切群众选秀类节目[3]。广电总局出台了诸如“省级卫视限娱令”等政府规制说明了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进入了关键时刻，同时也显示了政府、社会、受众对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期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即是综艺节目如何体现公共利益，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精神需求的问题。
以《超级女声》为例，广电总局了两个文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参与、主办或播出全国性或跨省（区、市）赛事等活动管理的通知》和《广电总局关于同意湖南电视台举办活动的批复》，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广电总局对公共利益的强调：《通知》要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三贴近原则，各类赛事活动要积极向上、健康高雅，愉悦身心，陶冶情操，体现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播出的节目要力戒庸俗、低俗的现象，不能迎合少数观众的猎奇心理、审丑心态”。《批复》要求“遵守宣传纪律，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活动健康有益地顺利开展，防止负面效应”，“赛事活动的评选过程、评选标准、赛事规则都要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防止出现商业欺诈、商业贿赂”。政府对于电视娱乐节目的规制体现了政治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杂糅，但规制有利于避免商业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和干扰，保证娱乐节目最大限度内体现公共利益。可以说，当下政府规制为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建设提供了契机，同时公共领域建设有利于避免“三俗”，使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走出发展的困境。
三、“草根”阶层的崛起改变了“人”与传媒的关系
不可否认，精英阶层是电视公共领域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草根”阶层及其平民大众的崛起，则自下而上的影响了电视媒介的公共领域建设。对于电视而言，一方面它发展了很多面向草根阶层的节目类型，例如各类真人秀节目；另一方面，平民崇拜也促使电视媒介的大众化、草根化、娱乐化[4]，如果说这是电视俯就大众，不如说这是大众力量与传媒力量的汇合乃至一定程度的合谋。草根的民间文化、民间智慧、民间资源为电视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电视也为民间文化提供了展现的平台，为草根阶层的自我表达提供了空间。可以说，草根文化突破了传统，形成了一种新的人与媒介的关系形式。这里的问题是，当下“人”与媒介的新型关系中，受众是以何种形式参与电视节目讨论？受众之间又形成了何种关系，是个体、集体还是社群团体的形式？
张锦华在探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时提出多文化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他看来，公共领域的“自由、公开、与理性”，并未真正付诸实践，自由主义虽然强调尊重不同的多元团体，但是缺乏权力冲突的观点，忽略社会弱势团体与主流优势团体的差异与权力的结构压迫，使得所谓的“自由、理性、平等”的原则难以实践。张锦华引入多文化主义，强调重视社群或族群权力的差异，也就是说，媒体实现多元对话的原则在于“容纳”不同意见者，更开放的呈现反对或挑战权威的意见，免除排他性的霸权心态，尊重并凸显不同社群的立场[5]。
张锦华认识到个人作为主体通过社群参与公共领域，尤其是弱势群体通过社群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进而推动媒体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呼声，这既避免了推崇自由主义的极端做法，也弥补了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的裂痕。
社群主义主要强调共同的身份归属感，既承认个体的主体性尊严，又强调人的社会性存在，其关键之处在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下，是否存在政治学意义上的社群主义不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但可以从社群的构成上将其分为三种“构成性社群”：其一，地区性社群，即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社群；其二，记忆性社群，即共有一个具深刻道德意义的历史的不相识的人的社群；其三，心理性社群，即为信任、合作与利他主义意识所支配的、面对面的有人际交往的社群[6]。
例如，《星光大道》设置了一个“家乡美”的环节，通过才艺展示，选手既是作为一个个体进行表演，同时又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符号代表着“家乡”；对于受众而言，地理位置造成的文化差异可以生成各种社会话题，激发讨论的兴趣。在综艺节目中，个体参与的背后常常获得了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家乡父老、粉丝社团的支持，形成了记忆性社群和心理性社群。
记忆性社群和心理性社群的形成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宗族、血缘、朋友等初级关系对于形成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因此，宗族、血缘、朋友等初级关系成为草根阶层参与电视公共领域建设的一个重要形式，也是调动草根阶层积极参与公共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力量源泉[7]。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碰撞之下以新的形式建构电视综艺节目的中国特色，更重要的，通过这些初级形式，“人”与媒体的主体间性关系得以形成。这不仅打通了作为受众的个体性与公共领域的群体性之间的关系，而且为弱势群体参与公共领域提供了可能性途径。
四、生活世界是综艺节目建设公共领域的现实基础
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的范畴。他说：“生活世界不是什么个体成员组成的组织，也不是个体成员组成的集体，相反，生活世界是日常交往实践的核心，它是由扎根在日常交往实践中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相互作用的产物”[8]。
哈贝马斯突出了日常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在建设公共领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展现的是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整合了社会、文化以及个性结构，在这一整合过程中，言语者与他者在社会、文化、个性结构三个方面形成某种观点、态度、认识，进而激起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种议题。
下面将从两个方面考察电视综艺节目的受众参与、交往行为与话题生成的关系，分析生活世界与电视综艺节目建设公共领域之间的联系。
（一）电视的日常生活化为平民受众参与、激发公共话题提供了可能
“日常生活世界的语境包括家庭、技术和邻里关系的日常经验，以及公共和个人神话和仪式的日常经验，这些经验界定了我们文化经验的基本模式”[9]。同时，日常生活经验也在不断改写电视文本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当下电视受众地位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受众地位的提升，不仅吸引观众积极参与，而且最大程度上导致节目在编播过程中广泛吸纳和融入观众的日常生活经验。
事实上，很多电视综艺节目倘若没有观众的积极参与及其日常生活经验的重新书写，作为一种文本很难独立完成。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信息的清晰度低，这决定了电视需要观众的高度参与，对于电视综艺节目而言，更是如此。
观众在参与电视节目的过程中，将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融入电视的诸多环节，电视综艺节目的文本才最终形成。例如，《中国达人秀》在评委设置方面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两男一女的评委搭配中，女性评委负责挖掘选手背后的故事。故事讲述也是电视交谈的方式[10]，选手以这一方式讲述日常生活经验，形成节目议题。电视“不适合烫手的问题和清晰高度的、有争议的主题”[11]，电视综艺节目亦是如此。不过，对于电视综艺节目而言，其交谈、表演等行为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融合，经过积淀、变形，进而反作用于受众，结果受众也会对日常生活经验发表看法，最终形成公共话语，乃至媒介“事件”。
可以说，电视综艺节目以娱乐为主要内容，但娱乐与公共领域并不矛盾，甚至有助于公共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正如赫尔曼所言，“娱乐节目也能提出严肃的大众问题，也能鼓励人们去思考，去争论。而公共领域的节目也仅仅可能是宣传，或乏味得令人生厌或刻意避免得罪人而难以达到为大众服务的目的”[12]。
（二）日常生活世界的理性问题，这是电视综艺节目建设公共领域的核心和关键
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理论中强调交往理性，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公共领域理论，其生活世界理论也是基于精英主义建构的。
然而，1990年他在其著作的序言中作了部分修正，他说：“将文化和政治方面业已动员起来的下层阶级排挤在外，这本身即已表明，公共领域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在居统治地位的公共领域之外，还有一种平民公共领域，和它唇齿相依”[13]。
电视综艺节目是以平民大众的参与为基础，其能否建构“平民公共领域”，关键在于它能否形成理性精神，换言之，电视综艺节目所展现的日常生活世界，其中的理性是严肃理性抑或娱乐的非严肃理性？倘若是后者，“平民公共领域”中的理流是否能够以新的方式存在？一般而言，在严肃理性那里，日常生活世界是作为一个无法被“精神”和“理性”所统摄的混乱和低俗之所在，日常化生活被排斥于“理性”之外，这实为一种误解。
我们认为，对于电视综艺节目这一特殊娱乐形态，需要打破传统的狭隘思维，直面事实，重新反思日常生活及其娱乐中的理性问题。论文提出，理性的呈现方式是多元和多层次的，有精英话语的理性与平民大众的理性，有严肃形式的理性和非严肃形式的理性，它们之间不是一种先验的简约关系，而是相互交错、重叠于一体的。理性的多元性与多层次性为日常生活世界形成理性提供了可能性。
电视的日常生活化为受众参与电视综艺节目提供了动力源泉，也为节目话题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其中，娱乐理性同样可以为受众提供有关日常生活经验的认同、共享、反思的可能，即是说，电视综艺节目具有生成公共话题的能力。
五、“公共领域”理论有多维度和包容性
（一）“公共领域”理论具有多维度
首先我们要达成这一共识，即公共领域是多种维度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区分了古代公共领域、代表型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平民公共领域与精英公共领域，甚至包括当代学者讨论的男性公共领域与女性公共领域，等等。公共领域是否具有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探究，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公共领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以不同形式加以形构的可能性。
1998年，哈贝马斯回溯公共领域概念时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14]。从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来看，公共领域并非仅有政治话题，其中还包含了娱乐、艺术、文学等社会话题。韦斯特拉滕也这样认为，“是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概念化并将其指向政治维度”[15]。这就意味着公共领域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其结构形态、主要内容、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变化，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公共领域作为一种理论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
（二）“公共领域”理论具有包容性
当然，我们在探究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其中的复杂性，要把握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应然的二元关系。史蒂文森说：“我们必须把呼吁规范（完美的）公共领域与相信规范已经事实存在明确区分开来，或者毋宁说，与相信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公共领域的有效作用区分开来”[16]。
同样，我们探讨电视综艺节目的公共领域建设问题，并非说公共领域作为一种规范性存在，且已经发挥了它的有效性，而是从理想状态看待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问题，公共领域仅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而已。
在政治体制之内，中国建成具有完备功能的规范的公共领域还有待其他机制的配合，建设的道路上还存在很多困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公共领域建设问题的探讨，并不能否认公共领域对于发展中国电视事业的理论价值。
六、小 结
综上所述，就政府规制而言，公共利益是当下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客观要求；就受众而言，草根阶层的崛起重塑了受众与媒介的关系，同时，平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为电视综艺节目提供了话题生成、交流的现实基础；就公共领域理论本身而言，具有多种维度，其理论张力为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规范。以上内容显示了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具有建设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当然，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建设最终取决于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改革所提供的空间和自由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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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文化与传播媒介一直有着深刻的联系， 由传统媒介所制造出来的媒介文化，在新媒体不断出现的过程中， 也被不断地改造着，新媒体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有别于从前， 尤其是网络媒体向社会各个角落的漫射， 更是带来了媒介文化的新理论。当手机成为了一种大众传播媒介， 而媒介文化遇上了手机， 便又有了新的文化逻辑。
一、新媒体与手机文化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所谓新媒体，就是以新技术为平台，全方位传播信息，更加快捷、便利传达资讯的公共服务媒体。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和人类群体的生活状态或样式。基于人类文化学对文化的基本界定，结合人们对当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生活、文化的相互关系的已有探讨，我们认为：手机文化是社会信息化的结果，它是指以手机为信息和文化传播、交流工具，以移动通信网络和互联网为信息和文化传播、交流的平台，随着手机的普及使用而形成的一种大众的流动文化生活空间和生活样式。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手机文化的构成
人们通常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行为方式和人类群体的生活状态或样式。手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它既是技术高速发展的反映， 又是人们更高需求的体现。结合手机文化的含义及其产生与形成过程， 手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的层次结构。
（1）手机物质文化。物质文化的概念标志着物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物质文明创造活动的状态。手机物质文化指手机文化体系中的物态文化层，它是承载手机文化生产、交换、传播和消费的物态文化基础；也是推动手机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手机物质文化可进一步分为手机物质技术文化载体和手机文化生产的产业载体两个层面。前者主要包括了移动通信技术的进步、手机终端功能的拓展和工艺设计的演变、手机文化的符号表现形态、传播模式的丰富与发展等因素；手机文化的产业载体是由手机文化的生产、市场、传播和消费等构成的产业体系，手机文化产业的创新、融合和发展，是推动手机文化发展的产业基础。
（2）手机精神文化。精神文化主要指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 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 是精神文化的核心。它决定人们赞赏什么， 追求什么， 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 同时价值观念还体现在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之中。精神文化是人们使用手机的价值观念和意义体系， 突出表现为人们利用手机这一现代移动通信工具， 追求信息、文化交流、传播和共享的自由， 满足自身精神文化需要的价值趋向、要求、符号表征和行为习惯等。作为技术与社会互动生成的文化新形态， 手机文化既具有技术与媒介的展现形式， 又蕴含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内容和意义。
（3）手机制度文化。制度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既包括正式的法律规范，也包括非正式的道德规范与文化规范。手机制度文化主要包含：一是手机文化产业政策规范，主要包括促进市场竞争和合作、调整价格体系、保证互联互通、完善普遍服务和文化传播内容规制等方面的政策；二是法律制度规范，主要包括宪法对公民的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权、名誉权、文化权等权利的保障及行政法、刑法、民法等手机文化生产、市场、传播和消费（使用）的法律规范；三是手机文化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手机礼仪等行为文化规范。
三、新媒体环境下手机文化的特征
（1）手机文化空间无限性与时间的延迟性。空间的无限性指两个无限性。一是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手机， 任何场合使用手机娱乐、工作、学习时， 办公室、马路上、汽车里、甚至在厕所里， 都可以使用。二是交流的双方没有空间的限制。交流一方如果北京， 另一方可以在任何地方， 上海、广州、中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国家。从这个角度讲， 手机延伸了人类的直觉系统， 扩大了视觉、听觉， 增强了大脑所收集的信息量， 是人类增强智慧力量的一个重要工具。
（2）手机文化传播的定向性与扩散性。手机是一种私人物品， 它具有私密性。手机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具有定向性， 即利用手机的精准性， 使手机文化的创作内容可以针对不同的年龄、职业、地域和消费水平人群产生影响。正由于他们有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 手机文化才能在传播过程中具有定向性。有了明确的传播对象， 手机文化的影响与被影响使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人们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感。正是由于手机的可移动性和精准性， 才使得手机文化的传播呈现定向性和扩散性的特性。
（3）手机文化展现的跨媒体性与多功能性。从文化传播媒介的角度看， 手机是通过对传统的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广播电视传播、网络传播等传播形态及方式的整合而成为一种新的移动传播电子媒介， 无论是传播方式的融合， 还是传播内容的整合，它都明显具有跨媒体的性质。正是以随时随地随身的移动传播方式为核心， 在整合传统的其他传播形态的基础上， 手机才可能成为满足社会大众快速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新媒体”。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