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权货币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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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是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用于调节各国货币金融关系的一整套国际原则、规定、制度安排与组织形式。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能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保证，促进世界贸易与资本流动，而且可以让世界各国更充分、更公平的分享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利益，推动世界经济顺利发展。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产物。它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深化，不断的调整和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先后经历了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国际储备货币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是国际金融专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他认为，以一国货币作为国际清偿手段和储备资产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其它国家需要通过对该国国际贸易逆差买入该国货币，增加本国的国际储备 (即国际清偿能力)，这必将造成该国逆差、货币信用下降，动摇该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基础；反之，该国若要维持本国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币值，其它国家国际储备规模又将受到限制，导致其国际清偿能力不足，影响到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增长。以单一货币作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面临清偿能力和货币信用的两难选择。

二、特里芬难题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

特里芬难题是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的，但它同样揭示了牙买加体系下隐含的内在矛盾，解释了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牙买加体系的一个特点是国际储备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就目前情况而言，美元在各国的储备中所占份额仍是最高的。其他国家储备美元数量越多，美国对外的负债或赤字就越大。国际市场上美元流动性过剩。同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美联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扩大货币供应量。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促使购房者数量大量增加。众多投资者投资于房地产市场，导致了房价连续上升。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andpoors）的有关数据显示，从2000年1月到2006年6月，美国前10大城市(1O-citycomposite，CSXR)房价指数从100上升到226，上涨了约l26％，在历次上升周期中涨幅最大。高房价带来了高收益，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购入房屋以期升值。这些购房者的购房目的不是个人居住，而是为了出租或出售。房价的大幅上涨和购房投资构成了交互性推动。过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出现泡沫。

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及其自身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美元的贬值和国际地位的下降。为了维护美元汇率的稳定，保持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联储转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自2004年6月连续1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试图回收美元流动性。随着联邦基金利率的不断上调，房屋贷款利率也不断升高，到2007年已达6.7％。还款利率上升，还款支出大幅增加，加重了贷款购房者的还款负担。由于次级贷款还款人还款能力有限，还款违约开始增加，到期未付率自2006年二季度起的11%升至2008年一季度的l9％。贷款利率上升，同时也导致购房者大幅减少，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下行趋势。2006年6月到2008年7月，房价指数从226下降到l78，下降了约21％。房贷违约率的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对金融业和原材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系列冲击。美联储在回收流动性的同时，挤破了资产泡沫，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事实证明，依靠单一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必然会陷人“特里芬难题”，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认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货币，不是某一个中心国家的货币，而更应当是多个国家的货币所组成的“一篮子”货币，是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

三、特别提款权作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特别提款权自1970年1月正式开始发行以来，定值方式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最初，定值为0.888671克纯金，即当时1美元的价值。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特别提款权开始以一篮子货币定值，篮子货币的组成是过去5年它们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反映。1980年起，特别提款权根据1975年到1979年世界最大的五个商品和劳务出口国的货币定值，并规定每五年调整一次。目前，特别提款权的构成是2006年确定的，篮子货币计价资产是44％的美元、34％的欧元、日元与英镑各11％。特别提款权具有天然的“一篮子”货币的性质，而这正是今后国际储备货币的改革方向。

特别提款权做国际储备货币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信用资产，要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首先，拓展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完善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功能使之成为能直接对外支付的交易媒介。一是减少、取消限制特别提款权使用和交易的规定；二是增强特别提款权的流动性，允许官方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相互转让特别提款权，鼓励私人部门持有和使用特别提款权，消除流通障碍。特别提款权只有能够在世界贸易中自由广泛使用，才能逐步发展为国际货币，其价值才能由市场来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才能逐步具有世界性中央银行的职能。

其次，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性。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在国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尽管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开始逐渐衰落，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提款权的推行和扩大使用，会在根本上动摇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特别提款权作用的进一步扩大，意味着各国，特别是美国，放弃部分货币主权。这需要有相关国家的支持与合作，也同样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世界性中央银行权威地位的确立。

第三，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提款权份额。对于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家而言，其持有的国际储备除了特别提款权和黄金之外，还有包括其本国货币，储备充足。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则相对紧缺。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提款权份额，有利于增强其国际购买力、提高其筹资能力。这对于预防债务危机，促进国际贸易、深化国际分工，以及稳定国际金融局势都有着长远意义。

参考文献

1、韩宝兴，从“特里芬难题”看美元扩张及其影响，中国金融，2009年2期。

2、黄泽民，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传导机制及改革的方向，中国货币市场，2008年12期。

3、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年。

4、李若谷，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与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中国货币市场，2009年第1期。

5、李扬，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中国的机遇，中国金融，2008年第13期。

6、吴剑芸，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历史背景、作用及其崩溃，经济学家，2OO4年l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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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世界各国已经渐渐走出了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危机过后我们更加需要冷静思考这次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美元体系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美元体系内部存在着不可逆转的泡沫生产机制，如果不能真正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像周小川行长提出的超主权货币，那么下次金融危机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我将解释我这个看似极端的观点背后的道理。

国际美元信用本位体系的建立还要追溯到1944年的夏天，那年夏天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确定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美元与黄金之间固定兑换比率标志着该体系的瓦解，但是由于当时美国在政治军事及高科技领域任然具有巨大优势，所以美元任然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大部分国际贸易仍然以美元进行结算。也就是说国际美元信用本位体积还在继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等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值后，便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对于“去工业化”的原因，瑙索恩和纳玛斯旺(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7，1999)指出主要是国内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五分之一 。在完成了去工业化的过程之后，美国国内的生产行业基本上转移到了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于此同时，美国也从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很多人认为服务经济可以很好的取代商品经济，就如同19世纪它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为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是一样的。

因为两者同样能赚钱，产生巨大的GDP。但是这混淆了钱与财富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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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 ，整个世界呈现出一个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而在几乎所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中，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始终走在最前面，它在成为其他领域全球化基础的同时对主权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各主权国家在相关领 域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而各主权国家间用以实现诸如环境、经济、惩治犯罪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方式无论是加入各种国际组织还是缔结各种国际条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授权于国际组织 以相关权力，或者相应的通过对国际条约的转化或采纳制约自身权力的行使。由此，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可分割、不可放弃或绝对不可侵犯的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而这是否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或衰弱?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 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应当如何看待国家经济主权?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在经济 全球化的热潮中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国家经济主权。

一、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 济主权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 势，从经济学角度看，它主要涵盖贸易 、金融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比进而实现 国际经济体系的高度融合 (或一体 化)，因而要求各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宽或解除在国家间经济交流上的种种限制，这就使各民族 国家的国家经济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

(一)国际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各种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大量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范 围 内建立 的 国际经 济组织 多达 109个 ，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对 国家 经济 主权 有 重要影 响 的 国际经济 组织 。一些综合 实力较弱 的国家(尤其是要加入 这些组织或 者是 向这些组织寻求帮助的发展 中 国家)由于在 资金、技 术等方 面对拥有雄厚实力的国际组织具 有一定的依 赖性 ，而且 近些年来某些 国际经济组织 已逐 步带上 了国 际政治 的色彩 ，其利用所具有 的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 主权 。此外 ，一些区域性经济组 织如欧 洲联盟 、东 南亚 国家 联盟 、北 美 自由贸易区等也都以部 分经济 管理职能公共化 的形式 ，在有 限的范围内“攫取”了原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力 。

(二)跨 国公司及其经济扩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正如美 国学者惠特曼所指出的“就对 民族 经济 主权 具有巨大威胁性和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说 ，没有哪个组织比跨国公司更为有利了。跨 国公 司对主权 国家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的冲击不容忽视 ，主要体现 在如下 几个方面 ：第一 ，跨 国公司执行全球生 产战略 ，往往视 国家 经济主权为其障碍 ，因此其超 越国界 的经济 活动总是力 图逃避 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对其进行 的监督 ，从而模 糊了 国家 的管辖权 也冲击了国家的经济主权 。第二 ，跨 国公 司腐蚀政府 官员 的非法活动，使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行政决策权和国家最高权威面临挑战。第 三 ，跨 国公 司在金 融市场利用 转移价格而逃避转移利润、通过买卖股票和证 券等 逃 避外 汇管制 、利 用 国与 国之间的汇率差价把资金调入调出等等的投机行为，直接影响主权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 。

(三)非政府组织对 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首先 ，从国内的 角度 看 ，随着非 政府组 织 涉足领 域逐渐增多 ，作为独立于政 府 的组织 ，它越来 越体 现公众 的意志从而得 到越 来越 多的公 众支持 ，这就无形 中使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行为不得不得到非政府组织 的支 持才 可能有效 运转这就需要政府不断下放 权力于非政府组织 。

其次 ，非政府组织由 于独立 于政 府 ，可 以越 过政府 直接卷入 国际 事务 ，但在很 多 情况下 ，非政府 活 动进一步 打破 了国际关系 中的国家“垄断”，造成“官 、民”之间 的紧张，给国家关系带来不快甚至冲突。如某些人权组织的活动就是如此。

再次 ，虽然非政府组织 不具 有 国际法 的主体资 格 ，但 他们是当代 国际社会 中不 可缺少 的重要角 色 ，通过 他们 可以听到民间代表的呼声，由此使联合国与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而通过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举办的重要会议上的发言等对国家经济主权间接产生影 响，并且其 在联 合 国的作用和地位已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扩大至其他领域。

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主权理论及剖析

经 济全球化在许 多方 面都 对 国家 主权构成 了一定的 冲击 ，这是不容否认 的客观 事实 。但 在经 济全球 化进程 中，对于国家经 济主权的 理论 主张 ，学 者们 出现 了不同 的声 音 ，归结而言主要有 以下几种 。

(一)国家经济主权“销蚀论”

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促使 了许多国家在制定经 济制度 、贸 易规 则方 面趋 于相 同或者是类 似 ，特别是在严格按照 WTO、世 界银 行等 国际组 织规则进 行交易 的时候更是强化 了统 一的规则和制 度 ，这 样从 客观上会使国家在非 自觉 、无意 识 的情况 下做 出一些 行为 ，而导致 国家经济主权遭受“销蚀”。

尽管经济全球化会对 主权国家 的法律带来一定 的冲击 ，但“国际法律制度走向一体化”的提法从根本上说是不科的，“如果说 国际法律一体化成为可能 的话 ，那 也只能是纯代表极少数 国家意 志 的法 律 ，国 际经 济法 此 时也就 失去‘国际’这一独 特的 法律 属性 了；国际社 会 也就 不能 再称‘国际社会’了，而且从部分经济主权由民族国家 向国经济组织让渡的角度看，如果就单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无是国家 主权 的销蚀 ，但如 果从所 有 民族 国家 的整体来 看 ，种主权让渡的结果是 ，共 同让 渡，共 同享有 ，国家 主权并没销蚀 。从部分经济主权 由政 府 向本 国企 业或 非政府 主体让渡 的角度看 ，即表现为本 国企业或 非政府 主体 对政府 主事务的干预 ，其实质是 国家经济主权在 民族 国家 内部 的重分配 ，即由政府的“惟我独尊”转 变为政府 和非政府 主体 的权。则从单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言。并没有发生国家经济权的销蚀 。[6]

(二)国家经济主权“模糊论”

这种理论反对传统意义上国际法 和国家关 系理论 ，认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将不再是基本的主体。经济一体化致了各国政府没有 能力独 立地 对本 国 的经 济进 行有效 的理和控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在给各国经济带发展的同时也迫使政府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从而 限制了最终模糊国家经济主权。

事 实表明，主权国家并不是 完全被动 的卷人经 济国际进程 。经济国际化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 复杂的互动关系 ，家不会让经济国际化扮演终结国家及其 主权的角色 ，国家会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他们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强化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 ，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 国际机制 的建立 。调整运作．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千方百计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 国际竞争提供安全保 障和加大支持 力度 。换言 之面对经济 国际化 的挑 战 ，国家会 奋 起做 出各种 适应 性调 整把挑战视为机遇 ，变压力 为动力 ，其结果 往往 是增 强了综 合国力和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

(三)国家经济主权“废弃论”

以美 国国际法 著名 学 者 路 易 斯 ·亨 金 为 首 的 学者 认为，[8]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等词汇的高频率的出现，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经济全球化 的普及 和扩展下 ，与其相关 的政治、文化 、法律等 领域也 应 当 同步实行 全球化 和体化 ，这是 一种 不 为人 意 志所 转移 的 客观 规律 和 客观 趋势 。突破原 有的国际法体系 。废除 国家 主权 是充分表达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变革。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可以推翻国家主权原则不可侵犯 的重要依据 。

经济全球化尽管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它不可能导致国家 主权的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就现实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还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企图以所谓的“世界政府”来取代各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如同南柯一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点 。米夏埃尔 ·齐恩 、克 里斯 ·哈曼 等学者 已经作 了专门的论述 ，这里 不再 进行 论述 。由此 ，废除 国家 主权 失去了其在 理论 上 的必 要 性 ，也 就难 逃 为发 达 国家插 手 别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事 务而 削弱 别 国主权进 行开 脱的嫌疑 了。

(四)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

该主张为欧盟成员 国所提倡 ，他们坚持 欧盟是一个具 有超国家性质的 国际组 织 ，随着 经济 全球化 的发展 ，为 了全局利益 ，让渡部分 国家 主权并 不会 损 害主权 的完 整性 ，其结 果会形 成欧洲统 一市 场、统一货 币和欧洲大经 济区 。欧洲 一体化的实践表 明国家 主权是可分 的 ，这样 对于增强 欧盟 的总 体实力 ，加速其各方 面的发展 是 非常 有利 的。可见 ，该理 论是 欧盟 的形式视为 国家经济 主权让渡 的理想化状态 。虽然 国际社会至今 尚未就此观点 达成一致 ，但 它具有 国际法上和实践中的合理性。

就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论来说，其理论基础就是承认主权 的可分性。而至于主权是否可分 ，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之一 ，但正如《奥本海 国际法 》所说 的，“看来 比较 可取的意见是 ，坚持切 合实 际 的认 为主权 是 可分的 ，尽管这 种意见是不正常 的而且 可能是 不合理的 。

主权的让 渡不同 于 主权 的割 让 ，而 是 国家 问 的主权 共享 。“主权让渡是 为了解 决 国际组织 的授权 问题 而产生 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形式权力并 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这 种部分主权实行成员 国共享的方 式 ，说 到底主权的所有仍然是 国家的 ，所 以，让 渡不是 割让 。只要国家是自愿加人 国际组 织并保 留退 出的权 利 ．主权 国家所 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 ，因为 国家在理论 上有 可 以收回让渡 的主权 的权利 。至于在实践 中权力 的收 回是 否可行的 问题 ，关键还在于 国家 的战略选择和权力 行使 ，因为主权让渡 和受限也是 主权 国家行使 主权 的结果 。

至于国家经济主权的让镀是否导致了如有些学者声称的国家经 济主权弱化 的结 果 ，笔 者认为 ，国家经 济 主权 的让渡是 国家基于 自身某种利益 的考虑 所做 出 自主意识 的选 择从 而在新 的国际环境下更好地维护 和获取 国家的根本利 益而并非是国家主权被弱化的表现，国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其自主性。即便欧盟这 样 高度 一体 化的 区域 联盟 的结成 也是从属于 国家利益这一前 提下的 。而事实 上 ，正是 主权国家本身推动 了全球化不断地 向纵深 发展 。就 国际 社会整体而 言国家通过参 与经济全球化 ，对机 制化组织适度 地让渡一部分主权 ，恰恰是一 国权 力的延伸 、变通 和扩展 ，是对 国家利益的拓展。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实现

经济全球化对 于广大发展 中国家 来说 ，无 异 于一 把“双刃剑”。在为发展 中国家 带来 追 赶上 发达 国家的新 机遇 ，促进其经济发展 的同时 ，也不 可避免地对 发展 中国家 的经 济主权提 出新 的挑 战。面对这种形势 ，发展 中国家应 当如何对待国家经济主权 ?如 何协调处 理 国家经 济 主权 与加强 国际相互合 作的关系?这些 都是当前 摆 在发展 中国家面前 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注重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

(一)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和发展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也是 逐步摆脱不发达 的锐 利武器 。一 国的经 济主权需要维护 ，而其经济也 必 须发展 ，两 者不 可偏 废 。因此 如何处 理好经济主权和经 济安全 就成 为发 展 中 国家必须认 真思 考的战略问题 。笔者认 为 ，发展 中国家在 理解 经 济主权 时 ，应将其理解为各种“权 利”的具体 体现 ，而避 免理解 为纯粹 的、抽象的国家“权力 ”。它的 实现体 现 为 国家 所行 使 的各项 具体经济权利 ．这些 国家经济主权权利 可以分 为核心经 济主权权利和可让 渡的经济 主权 权利 。核心 经济 主权 权利要 始终 不渝 的予 以坚持 ；而对 于那 些可以让渡 的经济 主权权利则可 以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只要在符合本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也可适量开放。

(二)积极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形成

历史和现实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现在 以及将 来都不会自动放弃经济霸权、主导权和控制权，不会善意地主动让发展 中国家享有国际经济事务 的参与和决策权，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际立法不平衡趋势甚为明显，如TRIMS取消了发展 中国家用以对付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手段，而约束限制性商业管理的国际规范却未能出台；发达国家竭力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却采取回避态度。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动的接受游戏规则，就应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制定过程；在致力于创建一个既能适应全面的国际市场竞争，又能有力地保障民族经济安全的现实主义的国内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时 ，促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 法律 新秩序 的形成 ，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仅体现西方的价值理念，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照顾使得全世界各国均得以充分的进步和发展 。

注释

[1]胡联合。胡铭．《试析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安全的主要挑战》．载《理论学刊》。1999年第 l期 ，第 36页

[2]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1，第114页

[3]程唬。《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比较分析》．清 华大学 出版社 ，2003，第 240页

[4]参见 Lillieh．R．(ed)．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Charlottesvm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073，P．197

[5]慕亚平．《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法律出版社，2003，第336页

[6]参见刘力．《经济全球化与新主权观》．载刘德喜主编．《WTO与 国家主权》．人民 出版社，2003，第 133页

[7]肖佳灵．《国家主权论》．时事出版社，2003，第 411页

[8]参见 Louis Henkin，”The Mythology of Sovereignty”，Newsletter，Am 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M arch— M ay，1993，P．1-2

[9]参见[德 ]米夏埃尔·齐 恩．《黑 、红 、绿 、棕 ：对 非民族国家化的反应方式 》．载 [德]乌·贝克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162—171页

[英]克里斯 ·哈曼．《全球化——一种新正统观念的批判》．载王列等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l998，第l94一l80页

[10]参见 Lillich，R．(ed)，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and the United Nations，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Press of Virginia，1073，1198

[11]参见慕亚平。《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法律出版社2003第328页

[12][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 )．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第94页

[13]刘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4页

篇（4）

 

1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现状 

我国各商业银行多年来在不良资产处理上采取了很多措施，收益显著，2007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额高达11149.5亿元，2008减为4208.2亿，2009减为3627.3亿元，截至2010年一季度末，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余额为3400亿元，不良资产率为1.59%。 

然而，虽然不良资产额下降显著，但是问题依然严峻，实际上，不良资产下降的原因主要两点，第一，财政大规模注资及1999年2004年和2005年三次大规模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经三次剥离后，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累计从国有银行接受的不良资产总额约3.5万亿元，也就是说经过三次剥离后，国有银行累计减少了约3.5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大规模剥离，在极大减轻了国有银行的历史负担，奇迹般提升了国有银行资产质量的同时，也使社会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对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进行的剥离处置，要由财政埋单，最后都将通过增加税收或以通货膨胀的方式由社会公众全额承担国有银行的收益可用于员工的收入和福利，损失却由社会公众承担，无论从法理政治或经济层面都于理不通，是极其牵强的。因此，依赖剥离实现不良资产双降是一种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高昂代价，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模式。 

二是贷款余额快速扩张，由于不良资产率=不良资产余额/贷款余额，因此不良资产率降低有捷径可寻，这就是通过快速扩大分母降低不良资产率。因为从技术上讲，在贷款发放的初期，银行贷款都属于正常贷款范畴，而从正常贷款演化为不良贷款是需要时间的，可以认为，快速扩张贷款规模，对降低不良资产率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仔细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不难发现，不良资产率的迅速下降，与贷款规模的快速扩张不无关系：2005年我国银行业的贷款规模为15.2万亿元，不良资产为13133.6亿元，不良资产8.6%;2007年的数据为18.8万亿元12648.2亿元和6.7%;至2010年6月为38万亿元4945.1亿元和1.3%。对比以上数据，可以明显感觉到，贷款规模扩张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大幅降低中的特殊作用，如2007年较2005年不良资产规模减少485.4亿元，减幅为3.69%，而不良资产率却从8.6%降低至6.7%，降幅是减幅的329%;再如2010年6月较2007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减幅为60.9%，不良资产率降幅为76%，降幅是减幅的125%。考虑到2009年近10万亿元的天量放贷，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状况可谓隐忧犹存，不良资产和不良资产率或有双双反弹的可能。 

2 不良资产形成原因分析 

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不良贷款状况相差悬殊，不同国家也有各自的主要原因，但是笔者认为，对于我国来说，主要原因在于宏观体制性因素。 

在金融体制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形成了“大财政，小金融”的大一统的金融模式，财政集中了国内绝大部分资金，成为资金分配的主渠道。国有企业所需资金由财政统一拨付，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改造、及营运过程中的固定资产、定额内的流动资金都由财政按计划无偿拨付，银行只解决其超定额流动资金需求，企业收入相应也要上缴财政。 

财政是资金分配的主渠道，金融仅仅限于人民银行，只是资金分配的补充渠道。在金融改革之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企业自主权扩大，减少了上缴财政的资金，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财政已难以主导资金分配，逐步退出企业资金分配的领域。同时企业打破“吃大锅饭”，实行按劳分配，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职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客观上为银行吸收社会大量闲散资金提供了可能。资金由向财政集中改为向金融集中，企业资金供给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企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财政无力继续拨款，资金供给只能由银行贷款提供。财政采用渐进的方式从生产和投资领域退出，银行开始进入财政退出的领域。因国有企业的先天性缺陷——自有资金不足，加之国有企业承担了本不应由其承担的社会职能（医疗、养老、教育等），导致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资金的过分依赖。在政府的积极主导下，拨改贷顺理成章地成为企业资金供给渠道。建设项目基本采用“政府点菜、计委写单、财政银行出钱”的模式，拨改贷的行政强制色彩为不良资产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本来银行应当遵循信贷资金的运动规律，以追求自身效益和资金回报率为目标，是有偿的资金运动。但是，行政干预代替了银行商业化经营原则，银行的资金被用于财政性的用途，银行资金的财政化，使银行资金徒有贷款之名，行财政拨款之实，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偏离了信贷资金的运动规律，使银行的贷款丧失了回流付息本能。同时，由于政府主导，一些资金流入了经营效益差、濒临破产的企业，出现资源分配严重不合理的结果——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企业也极有可能获取大量资金。这些资金成为无法归还的负债，相应的企业的不良负债转化为银行的不良资产，从而最终形成大量不良呆、坏账。这种政策性贷款的资金实际上应该由财政拨付，政策性业务按保本经营，贷款按优先性和低利率性的原则运作。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中政策性贷款比例很高，据统计，仅仅由于政策性银行划转、国务院根据宏观经济需要决定而发放的特定贷款中形成的不良贷款损失，初步计算就达数千亿元。政策性不良资产具有很大的刚性、故意性和事先可知性。 

因此，国有银行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加以控制。银行不能自主决策，难以有效防范风险，许多贷款在接收时实际就是不良贷款。而且，政策性贷款往往未设定担保，银行很难通过自身努力进行清收转化。加上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混同，导致政策性贷款的非政策性使用。这是我国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主要原因。 

3 不良资产过高带来的危害 

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表面是金融企业和国家的损失，实质上是全体公众的资产损失，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增长的一个严重隐患，对经济稳定增长造成持久威胁。具体说来，其消极影响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社会货币的大量沉淀，必将迫使央行超量投放基础货币，形成隐性的通货膨胀压力，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安全。其次，在银行无力消化巨额不良资产的前提下，只有政府有能力承担这种损失因此政府面临着如何在有限的国家财力下处理坏账的难题。判断我国化解不良资产的成本，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假设不良贷款中有50％是可收回的（目前我国的信用环境不佳，对可收回贷款的状况不容乐观），我国不良资产与gdp的比重为25％，则我国化解不良资产的宏观经济成本估计为gdp的12.5％左右。可见，化解不良资产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第二，不良资产将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生存危机，极大地制约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世界银行对全球银行业危机的研究表明，导致银行破产的主要原因是信贷风险。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不良贷款比率一直居高不下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大量信贷资金的沉淀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难以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大了信贷资产的风险和损失。银行资金难以保全，结果将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缺乏活力，效益低下，前景令人担忧。不良资产妨碍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进程，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和竞争力。不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国有商业银行便难以转变职能，严重阻碍银行的改革步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其庞大的资产而跻身于世界几家大银行之列。然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数额巨大，国际权威的评级机构对其评级都相当低，影响了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和国际声誉，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同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与国际接轨的主要原因。 

4 加强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管理的基本思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处置不良资产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加强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管理的要遵循以下基本思路： 

篇（5）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员工越来越成为一个企业的重要资源和主导力量。假如有知识，就能够容易地得到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正因为知识如此重要，作为知识载体的知识型员工则必须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如何提高知识型员工的生产力是企业能否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根本。

一、知识型员工的特点

“知识型员工”这个概念是德鲁克提出来的，他认为，知识型员工是指“那些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他们一方面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本身具备较强的学习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知识型员工在个人特质、工作特点、心理需求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得企业管理者激励知识型员工的难度增大。他们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员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专业技能强、个人素质高

知识型员工绝大多数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具有较高学历，掌握着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借此会对上级、同级和下属产生一定影响，使得传统组织层级中的职位权威对他们往往不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他们尊重知识，崇拜真理，信奉科学，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更不会趋炎附势，惧怕权势或权威。相反，他们会因执著于对知识的探索和真理的追求而蔑视任何权威。由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缘故，知识型员工往往个人素质高，如心胸开阔、视野广阔、求知愿望强烈、工作极积进取等。另外，知识型员工还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心理期望高、注重自我实现

心理期望高是指知识型员工具有高的报酬期望和成就期望。知识型员工受到的教育水平较高，在自己知识和能力形成的过程中，付出的成本较大，自然要求更多的补偿，所以对工资收入要求很高。通过学习，知识型员工增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提升和扩大了自己的需求，事业心较强，自主意识较高，这就决定了知识型员工有更强的成就动机。他们在工作面前，会表现出更强的求胜心理。同时，知识型员工受到的教育水平较高，对自身能力的认识比较深刻，有强烈地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三)自主性强、渴望获得认可与尊重

知识型员工依靠自身占有的专业知识，运用头脑进行创造性思维，并不断形成新的知识成果。

因此，知识型员工倾向于拥有宽松、自主的工作环境，更强调工作中的自我引导和自我管理。在工作中，他们要求给予自主权，能按照自己认为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出色地完成任务。知识型员工心目中有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他们并不仅仅为了挣得工资，而是有着发挥自己专长的愿望，他们更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并期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因此，在知识型员工的激励中，他们更渴望看到工作成果，更注重他人、组织与社会的评价。

(四)工作复杂、监控评估困难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复杂主要指的是劳动的复杂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主要是思维性活动，依靠大脑而工作，劳动过程以无形的为主，而且可能发生在每时每刻和任何场所。加之工作并没有确定流程和步骤，其他人很难知道应该怎样做，固定的劳动规则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知识型员工进行的大多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工作，因此，对劳动过程的监督既没意义，也不可能。而目前一个人的专业知识早已不能够满足完成复杂工作对知识的需要，他们的工作一般以知识团队的组织形式出现，以便获得知识综合优势。团队工作使得个人的绩效评估难度变大。

(五)流动性高、对企业忠诚度低

知识型员工工作选择的流动性高，他们更忠诚于自己的职业而非某个企业。知识型员工占有知识这种特殊的生产要素，他们往往不追求铁饭碗，而是追求自我增值和不断的就业能力。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缺乏充分的个人成长机会和发展空间的工作很容易导致知识型员工的跳槽。跳槽率高是知识型员工的突出行为表现。知识型员工凭借自己的能力，频繁地跳槽到工作条件好、待遇高的单位。另外，许多企业不断开发企业外部的人力资源也从另一个侧面加速了知识型员工的流动。流动速度的加快，流动方式的多样化，流动结果的失衡，造成了企业管理和发展的困难。

二、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因素分析

理论界倾向于个体在组织中存在三种期望，即维持生活、发展自我和承担社会责任。这三种期望均存在于每个组织和每个个体之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知识型员工的特点来看，他们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发展自我和承担社会责任上。如果借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来解释，则他们已上升到了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高度。金钱本身对他们的工作表现并没有产生很重要的激励作用，他们追求在工作中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意义。对知识型员工来说，金钱虽然不是第一位的激励因素，但仍是重要的激励因素之一。这并不是说高报酬就可以达到激励的目的，报酬是一种保健因素，有它并不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但如果没有它或不能保证公平支付就会导致员工的满意度下降。在当今知识资产倍受重视的时代，知识型员工的货币收入本身就已经比较高，其生理层面上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同时，知识型员工需要在人力资本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以掌握更为先进的知识和技能，其本身有一股强烈的愿望和冲动，要把所学的知识、技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有更强的自我实现需要。所以，在重视薪酬水平的同时，更应强调内在激励因素的作用。因此对知识型员工应该采取灵活的激励制度，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结合，注重内在激励。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因素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其中美国知识管理专家玛汉·坦姆仆(1989)以大量实证研究认为，知识型员工注重的前四个激励因素及其比重依次为：个人成长(33．74％)、工作自主(30．51％)、业务成就(28．69％)和金钱财富(7．07％)；美国安盛咨询公司(1998)与澳大利亚管理研究院经过3年的研究，发现激励知识型员工名列前五位的因素分别为：报酬、工作的性质、提升、与同事的关系和影响决策；国内学者张望军、彭剑锋(2001)研究发现，激励中国企业知识型员工的前五位因素为：工资报酬与奖励(31．88％)、个人的成长与发展(23．9l％)、挑战性的工作(10．15％)、公司的前途(7．98％)，有保障和稳定的工作(6．52％)。国内学者郑超、黄攸立(2001)对国有企业426名知识型员工的调查结果也表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知识型员工激励因素依次为：收入(48．12％)、个人成长(23．7l％)、业务成就(22．30％)、工作自主(5．87％)t2]。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知识型员工激励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其它类型的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加重视能够促进他们不断发展的、有挑战性的工作，与成长、自主和成就相比，金钱的边际价值已经退居相对次要地位。也就是说，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除了金钱以外，更重要的是其成长、自主和成就。

三、知识型员工的激励策略

(一)物质激励方面

虽然物质激励对知识型员工来说已经不是主要的激励方式了，但物质需要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是人们从事其他活动的基础，知识型员工也有物质需要，因而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当然也离不了物质激励。

1．提高知识型员工的金钱收益

对知识型员工来说，金钱报酬是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企业必须根据员工贡献的大小，给予员工与其贡献相符的金钱报酬。对边际产出最大的员工要给予高酬。另外，采取股权激励的方式，即让知识型员工通过一定形式获取公司一部分股权的长期性激励制度，使知识型员工与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而既提到了知识型员工的金钱收益，又可以长期保留和吸引优秀的高级人才。

2．保护员工知识产权的收益权

知识产权保护是与人才激励机制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在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中尤其重要。由于知识型员工工作的创造性，在其工作过程中很可能产生一些具有知识产权的成果，因此，企业必须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起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保护知识型员工对其知识产权的收益权，以激励员工的工作激情，促进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发挥知识型员工对企业发展的作用。

(二)非物质激励方面

物质利益固然是发挥积极性的基本因素，但对知识型员工来说已不是主要的激励因素。对知识型员工精神方面的激励比物质激励更有效果，可以持久地起作用。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成就激励

(1)提供有挑战性的工作。知识型员工一般不满足于被动地完成常规性事务，追求的是对自身专项知识创造运用。因此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是他们期待与向往的，攻克难关更能体现自我价值，激发工作中的激情。企业要给具有十分能力的知识型员工提供需要十二分能力的工作，使工作具有充分的挑战性。另外，还可通过工作轮换和工作丰富化来实现。当知识型员工觉得现有工作已不再具有挑战性时，管理者可以把他轮换到同一水平、技术相近的另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岗位上去。这样，由工作轮换所带来的新工作内容，就可以减少知识型员工的枯燥感，使积极性得到加强。工作丰富化是对工作内容和责任层次的垂直深化，可使知识型员工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有机会获得一种成就感和自身发展。

(2)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企业管理者应经常深入组织集体活动，加强人际沟通，把企业建成一个充溢亲情的大家庭，使得员工有明显的归属感。首先，在机构内部建立公平、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让所有员工在既定的、大家认同的规则面前，公平、公开地竞争，在充分的发展空间内优胜劣汰；其次，要建立健全有利于人际沟通的制度，提倡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双向沟通。沟通提供了一种释放情感的情绪表达机制，并满足了知识型员工的社交需要，使知识型员工取得的成果可以及时得到其他成员和组织的认司。

2．自主激励

(1)实行弹性工作制。组织中的工作设计应注意考虑体现员工的个人意愿及价值，只要他们能在既定的组织目标和自我考核的体系框架下，自主地完成公司的任务，公司应给予他们这个自由。企业应充分信任它的员工不需要在经理的监视下也能按时完成工作，并能很好地平衡其个人生活和工作。实行弹性工作制，包括弹性工作时间、在家办公等多种方式。现代信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弹性工作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利用网络终端在家办公，不仅满足了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特性，而且可以为企业节省办公费用。

(2)鼓励员工参与管理。知识型员工一般来说不习惯于受指挥，所以，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要考虑到这一特点，企业一方面要根据任务要求，进行充分的授权，允许员工制定他们自己认为是最好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为其提供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包括资金、物质上的支持，也包括对人力资源的调用；同时，给予知识型员工一定的权力，参与企业的发展决策和各级管理工作的研究和讨论，给其提供一个取得别人重视的机会，从而产生责任感。下放决策权，谋求决策的科学性，求得知识型员工对决策的理解，使员工感到上级主管的信任，从而体会到自己的利益与组织发展密切相关并因此产生强烈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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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已成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相关社会学研究主要有四个研究视角：一是以社会排斥与社会距离为视角，强调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心理障碍。二是以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为视角，注重揭示农民工是否具备融入的社会关系资源。三是以人力资本为视角，关注农民工文化教育水平与融入的关系。四是以社会认同为视角，深入农民工文化心理归属与身份认知，探讨融入的标志和衡量标准，研究围绕身份认同、社区归属感等展开。社会学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注意到了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尤其是身份认同的心理危机，试图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层面找到原因。但是，相关研究却忽略了推动身份认同得以实现的象征符号体系在社会权力运作当中的动力机制。不少社会学者笼统地认为大众传媒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现代人格确立、心理健康、身份认同、城市融入方面很重要（朱力，2005；彭远春，2005；许传新，2007），但未就此展开研究，也没有从社会象征符号生产的视角，研究大众传媒发挥上述促进作用的具体路径。

传播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在笼统、宽泛的弱势/边缘群体（含农民工）范畴内进行。可归纳出三方面研究：一，基于媒介排斥论视角，研究农民工媒介形象及媒体报道，注意到都市媒体的农民工新闻报道对该群体社会身份建构有影响（冯恩大，2004；张慧瑜，2007；李艳红，2006；许向东，2009）。二，农民工媒介话语权和利益表达研究（卫夙瑾，2004；杨敦显，2005；时艳钗，2007），查找农民工失语丧权的原因，侧重媒体应如何维护农民工话语权。上述研究都强调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影响与责任，但对大众传媒如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未有进一步探讨。三，农民工的媒介接触/使用/消费的调查（陶建杰，2003；段京肃，2004），有学者考察新媒介使用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影响（曹晋，2009；丁未、田阡，2009），少数学者论及农民工媒介素养可助其融入城市（陶建杰，2004；冯恩大，2005），但未对该理论假设可行性作进一步深入探讨。总之，传播学界已从媒介形象、话语表达、媒介使用及素养等层面关注到农民工与传媒的关系，并揭示了农民工在现有传媒资源分配中的弱势地位。然而，现有研究没有结合大众传媒的话语生产机制，进一步深入探讨传媒的“符号生产”是否可能及如何来推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

概言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事关转型期中国城市化成败的核心问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职业期望值、对物质/精神享受要求较高，“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居留城市期待感较强。他们既不能适应农村，也无法融入城市，处于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双重危机之中，从而易导致社会仇视心态和人格扭曲，有“游民化”倾向，因此，其社会融入与个人心理健康问题十分紧迫、棘手（王春光，2001；唐斌，2002；李培林，2003；符平，2006；杨建华，2008）。传播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关注有待深入，尤其是关于传媒如何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这一具强烈现实意义的课题未得到应有重视。鉴于此，本文立足符号资本理论，试探讨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符号生产及其作用机制。

二、研究视角与理论框架

（一）符号资本理论

“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这一概念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1977)首先提出。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建构在“场域”概念基础上。他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而决定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各种位置实际和潜在的处境；二是这些位置彼此之间的客观关系。在场域中，位置与资本密切联系，资本的多寡决定着行为者的处境。

布迪厄进而提出了四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其中，经济资本产生于经济领域，可直接兑换成货币；文化资本涉及通过教育传递的各种正统知识；社会资本由与人们有价值的社会关系构成；符号资本则代表个人的荣誉和声望，“是前述任一种资本都可体现出的形式，只要它其中包含的特殊逻辑可以通过各种类别的感知所理解并能认识到它的特殊逻辑”(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18)。是否拥有符号资本，意味着其他资本的存在形式是否得到认可。概括起来，符号资本具有三大功能:

第一，符号资本具备资本的再生产与转换功能。一个人的符号资本来自其他个体/组织机构/群体的主观认可和主观感知。无论是身体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资本，当“我们通过感知范畴把握这几种资本时，这几种资本呈现的就是符号资本的形式”(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19)。但其他资本能否及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符号资本，依赖于个体持有的其它形式的资本是否及多大程度上被历史性场域中的其他个体/组织机构/群体“感知并认可为是合法的”(王异虹，2009:68-69)。个体拥有的其他资本形式一旦被社会认可，这些资本就能生成为符号资本，“符号资本以将声望和名誉附加在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名上的形式，很容易转换回经济资本，或许这是在一个社会中最有价值的积累形式”(Bourdieu，1977:179)。符号资本和其他资本之间相互转换，并进一步实现各类资本互动式的增值循环，其生产与转换关系如图1所示：

第二，符号资本具有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即通过占有符号资本而取得支配社会资源和他人行为的象征权力。拥有符号资本可以获得社会和他人的欣赏、尊重、敬意等，并进而获得其它服务等(Bourdieu，1990:112-121)。符号资本的运作，是由社会场域建筑的制度和社会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并以对符号的信息认知方式存在。借助具体的符号，符号资本的象征权力将世界的区分原则和被合法化的世界观输入给行动者，并作为交流和认知的结构被内嵌入行动者的身体，成为内在的感知体系，指导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Bourdieu，1989)。布迪厄认为，符号权力的最高形式，就是制造群体的权力，包括“已经建立好而有待神圣化的群体，或等待被建构的群体”（布迪厄，2001:306）。“符号资本是一种信誉……是一种建构的权力，一种通过社会动员造成新群体的力量，换言之，符号资本是社会群体权威代言人的权力，它只能作为一种长期性的、制度化的最终结果而获得，即从该群体获得造就群体的力量”（Bourdieu，1989）。借由那些用来指称或描述个人、群体与制度的符号，能够保全或改变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联合与区分、结合与离异、聚合与游离。

第三，符号资本具有合法化效果，它能赋予被认可者以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符号资本涉及到对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积累”(Bourdieu，1998:7），从而赋予资本的拥有者以象征地位。在布迪厄看来，权力的成功实施需要以合法化为基础，而合法化则依赖于符号资本的获取，符号资本是特定场域个体或群体被认可并获取合法性的特殊资本形式。体现符号资本的符号表征体系则是行动者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具备认知、交流和社会区分等相关功能，既是行动者实践的产物，同时也塑造和雕刻行动者的社会身份。

据符号资本理论来推论，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中，资本的多寡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权力分配和具体处境。而该群体符号资本的多寡则不仅直接反映其他各类资本的状况，而且直接影响了他们能否具有符号权力、获得社会合法性。

（二）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

符号（symbol）是对客观实体的表征，具有表达性和象征性。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仅是一个自然的物质世界，而且是一个人造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的创造与维系依赖于人类通过符号进行传播的能力。人的互动是以使用符号，通过理解或确定彼此行动的意义来实现的 (米德，1992：20)。在传播活动中，媒介所运载的其实是各种符号，受众所接受的也是各种符号。“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邵培仁，2007：59），符号是传播的核心要素，大众传媒的功能之一就是借助符号生产意义、“命名”并书写合法性——“在当代社会中，大众传播最可能成为完成这些过程的唯一的最重要的社会机制”，“（这种符号权力）在普遍公认的大众传播扮演的角色中表现得尤为清晰”（N.Faieclough，2004:219 ）。

当代大众传媒制造的符号，“处处以媒介为中介……带进我们所有的生活空间和时间里”（胡春阳，2005），借助各类符号的“信息……是充满象征标记和身份领地争夺的‘权力场域’”(王建民，2008)。当代传媒对现实生活强大的符号表述力，体现了其进行话语制造和意义再造的“社会建构”能力(斯蒂芬李特约翰，2004:180，194)。麦奎尔总结道：大众传媒是一种权力资源，是获取声望与地位，并对现实生活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关键途径；它提供经验性、评价性的标准来帮助构建规范性的公共意义体系；并对偏离此体系的行为进行揭示、修正，等等(Denis Mcquail，1994:1)。“大众传媒业作为话语权力的增效器以及话语生产场域的一种……以其自身的场域逻辑进行着这样一种资本转换的活动”(刘文瑾，1999)。因而，传媒的话语符号生产同时是社会各方生产并争夺符号资本的过程。

大众传媒正是借助符号生产机制，“形塑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帮助构建规范性的公共意义体系”，“有力地影响、操纵并变革社会”(Denis Mcquail，1994:1)，“唤起和提高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认同程度”(斯蒂文小约翰，1999:297)，实现了它的社会整合功能。而且这种社会整合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和稳固性，它可以进入社会个体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深处，并且一旦进入就很难更改。正因为大众传媒通过话语符号的生产和传播，具有推动社会整合、促进人的社会融入的力量，而被比喻为“社会水泥”。

据此推论，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政策法规仅能够推动表层的社会融入，而要实现深层理念层面的社会融入，则需要依靠话语、身份、仪式等表征符号的整合力量才能潜入意识深处。大众传媒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符号生产者，由此，以大众传媒的符号表达为切入口，研究大众传媒的话语符号乃至其中符号资本的生产，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三、研究方法与调查分析

以杭州为例，新生代农民工现已成为在杭农民工的主体。“杭州市外来求职民工中，34岁以下的占87.31%，而16—24岁的民工占了53.29%”（郭芳、翁浩浩，2009）。因此，选择在杭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相关媒体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研究的媒体资料来源于浙江日报集团旗下的网络媒体“浙江在线”和杭州日报集团旗下的网络媒体“杭州网”的相关新闻报道。这两份网络媒体集合了浙江日报集团、杭州日报集团旗下主要报刊媒体的所有新闻资讯内容，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杭州本地主流报刊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关注情况。在“浙江在线”和“杭州网”上，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新闻报道，剔除不相关内容后，共检索到相关报道114篇。详细如下：在“浙江在线”上，检索到相关报道62篇，时间跨度为2006-2010年；在“杭州网”上，检索到相关报道52篇，时间跨度为2007-2010年。

研究主要运用传播学研究常用的内容分析法，同时结合访谈和调查，解析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表达，进而探讨这一群体在城市社会融入过程中的符号资本问题。

（一）媒体呈现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客观资本匮乏——阻碍符号资本的积累与转化

为便于分析，根据研究需要将报道内容归为政府举措、犯罪、心理问题、婚恋家庭、理想期望、教育问题、工作求职、经济收入和维权等9大类。据统计，在114篇报道中，九大类内容的出现频次如图2所示：

媒体报道最多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求职问题，其次是经济收入状况。通过媒体报道，社会大众可以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求职困难、多数从事低端工作、工资报酬低、收入来源有限。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地位上处于社会底层，其经济资本的积累低于城市主流人群。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积累不足，则是影响他们经济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掌握的知识技能有限，主要为初中毕业，其次是高中和中专教育，很少获得更高学历。

媒体报道还较为集中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期望和心理问题。这两个方面经常联系在一起。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抱有更高的职业期望和社会地位期望，他们以城市居民为参照对象，希望能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仅仅满足温饱。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报道往往将这一对照引发的极端情绪和行为归为犯罪的基本诱因。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情感孤独问题，婚恋对象难找，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封闭单一，社会资本严重匮乏，但这方面的报道出现频次最低。

综上，媒体报道呈现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说明：这一群体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客观资本较匮乏，处于社会弱势地位，难以让城市主流社会认可或承认，这直接影响了其符号资本的转换与积累；新生代农民工对资本积累的高期望与实际资本的匮乏造成巨大落差，诱发了其一系列心理问题，成为一个“问题群体”，这进一步增加其“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积累”难度，严重阻碍其符号资本的获取。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客观资本分配中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其身份地位处于城市社会边缘，无法获得争取社会合法性权利赋予所必须的资本博弈力量。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客观资本匮乏，缺少积累“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基础，难以达到城市主流认可的资本累积高度，很难获得融入城市必须的符号资本。

（二）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身份污名化——直接减损符号资本

称谓是社会主流对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可的符号表征，其历史变迁可以集中体现这一群体在社会场域当中所获符号资本的微妙变化。大众传媒如何称呼和命名一个群体，表面上体现了主流社会的话语表达对该群体的身份指称，背后却体现着该群体符号资本和符号权力的大小。

对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称呼，有一个历史变迁过程。上个世纪对农民工普遍带有强烈歧视性质的“盲流”等称谓，自新世纪以来已较鲜见。在当下，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对这一群体的称呼除了“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甚至出现了“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等新鲜称呼。笔者对这一群体的不同称谓在“浙江在线”和 “杭州网”上出现的频次分别进行了检索、统计，结果如下：

比较发现，在“浙江在线”和“杭州网”上，每个具体称谓出现频次不一，但各个不同称谓出现频次的差异比例大致相同。媒体对该群体的称谓，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农民工”，其次是“外来务工人员”和“新生代农民工”。 而近年来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新鲜称谓“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也出现了一定频次，不过这些新鲜称谓出现频次远远低于“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等称谓。

那么，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是否认可那些高频次出现的称谓呢？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专项课题研究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民工”的称呼并不认同，他们对市民身份的认同远远大于对农民角色的认同。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也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搜狐网在线调查则发现，在3920名网友投票中，83.05%的网友认为“农民工”这一称谓带有歧视性，80.42%的网友投票赞成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理由是制度的平等首先就体现在称谓的平等。笔者对部分在杭新生代农民工及用人单位作过深度访谈，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将“农民工”这一称谓普遍视为一种身份歧视，并对此抱有比较强烈的排斥感。

个案1 秦某，女，22岁，高中文化，安徽颍上县人，下沙高教园区服装店营业员：“我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很多年了一直都是生活在城里的。我们很多老乡都是这样，我们户口还在老家农村，但不打算回去了。想做城里人。我们和城里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受国家教育，也都有初中、高中的文凭，为什么我们就非得被叫做农民工？”

个案2 王某，男，21岁，职高文化，河南信阳人，滨江高新技术开发区某工厂技术工人：“我爸、我叔他们都是农民工，他们那一辈人很多都是，他们没读什么书，长年在外拼老命赚钱，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这一代能够成才，不再像他们一样做农民工。我读了12年书，在职业高中学了电工技术，凭技术吃饭，这是靠自己读书读出来的。我现在还在准备自学考试。我是技术工人，还是个读书人。就是不希望自己再像老一辈一样继续当农民工。也不要叫我们什么新生代农民工！”

个案3 靳某，女，34岁，大学文化，浙江余杭人，下沙经济开发区某企业人力资源部职员：“我们厂里招的工人大多数是外地来的年轻人，文化程度初中、高中居多，农村户口占了大多数。不过我们一般都称他们工人了，没有什么农民工不农民工的这样叫他们的，他们也不喜欢这样被人叫的。反正来厂里干活的都是工人。”

实际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并不认同“农民工”这一强加的命名。污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现实与大众传媒互动的结果。人们广泛持有的共识或常识和意识形态一起决定了传媒的话语选择，传媒话语又对其具有推广、深化和改造的作用（管健、乐国安，2007）。最早提出“污名”(stigma)概念的社会学家戈夫曼(E. Goffman)认为，污名是导致社会歧视的起点，作为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必然导致社会对他们的贬低、疏远和敌视等不公正待遇（Goffman，1963：1）。“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这些污名标签，令该群体游移于明确的合法身份范畴之外，既不受原有意识形态话语之下的“工人”/“农民”话语体系的包容，也无法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市民”、“公民”等话语体系，成为新旧话语体系共同抛弃的对象。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符号带有歧视意义的原因不在于词语本身，而在于农民工群体的符号资本匮乏和符号权力不足。“农民工”这一污名标签，已经直接减损其符号资本，剥夺其身份合法性和支配社会资源的符号权力，从而进一步阻碍了他们各类客观资本的顺利获取和各类资本的增值转化。由此，他们在就业、住房、教育、社保、婚姻等许多方面遭受歧视和区别对待是必然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命名方式的抵制和反抗，体现了这一群体的身份意识觉醒以及对符号资本的渴求。

（三）媒体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的叙述方式：自我表达匮乏——限制了符号资本的积极获取

“You are what you said”这一西方谚语，形象地说明人的自我表达与其身份的社会认同紧密相连。个体的自我由三个层面组成：自我展示、自我实现和自我的主动表达（斯蒂芬李特约翰，2004：197），因此，“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自主权，不仅需要对自身的行动进行解释，而且还需要对自身作出解释”（Shotter，1996: 103-134）。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在大众传媒面前的自我展示和自我表达，有助于了解作为个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公众当中得到自我呈现抑或被遮蔽的程度。基于此，笔者从叙述方式和信息来源两个层面，对“浙江在线”和“杭州网”的114篇报道进行了文本叙事分析，结果如下：[2]

在“浙江在线”的62篇新闻报道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叙述主体，通过自我陈述方式表达自身话语的文献有8篇，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作为客体被他者呈现的有54篇。两种叙述方式按年份比较对照如图4所示：

在“杭州网”的52篇新闻报道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叙述主体，通过自我陈述方式表达自身话语的文献有10篇，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作为客体被他者呈现的有42篇。两种叙述方式按年份比较对照如图5所示：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媒体近年来的报道已开始逐渐重视引述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话语表达，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话语表述远远弱于被他者陈述的主流叙述方式。

进一步考察媒体报道的信息来源是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表达情况的另一路径。在114篇文献中，媒体报道的信息引述来源，排在首位的是政府部门，其次是权威专家、企业主和用人单位，最后才是农民工。按照信息源对新闻报道进行的分类，如图6所示：

媒体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其主要信源本应是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农民工自身，但实际上媒体却更倾向于政府、专家和用人单位。显然，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以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运用媒体的媒介素养有待提高来解释。媒体对主流话语的遵从，决定了它的叙事模式往往更容易倾向于政府、专家和用人单位等拥有更多符号资本的社会精英群体。

然而，由于媒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叙事更多采用他者陈述并以他者信源为主，削弱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公众进行自我解释的自主权。新生代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自我呈现相当不足，其真实的面貌更易被他者的话语所遮蔽。匮乏表达的自主性，结果就是“失声”或被动的客体化呈现——作为一个被他者呈现的客体对象出现。

福柯认为“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和分配的”，体现的是社会权力网络的整体运作(福柯，2003: 406，417)。大众传媒是不同群体角逐符号权力最重要的话语平台，“拥有信息和话语权力的人可以单方面地生产‘普适性’意义框架，进而将其灌输给其他群体，由此形成以信息和象征系统的生产与传播为机制的身份区分逻辑”(王建民，2008)。在大众传媒的话语平台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呈现受到现有媒体叙事的较大限制，缺乏自主的表达权。由于经常性、普遍性地被他者陈述，其身份符号必然被他者的话语所塑造，从而难以成为自我身份建构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然丧失了谋求身份合法性必需的符号权力。这无疑成为阻碍其获取符号资本的另一重障碍。

四、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媒体报道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客观资本严重匮乏、身份称谓污名化和自主表达权缺失等，充分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需的符号资本严重不足，符号权力明显缺失。换言之，在当前大众传媒的话语生产机制中，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获取融入城市必须的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所遇到的不仅仅是物质和制度层面的障碍，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符号障碍”(格雷厄姆莫多克，2006:10)，前述弱势地位、污名称谓、非法身份、主体缺失等等都是“符号障碍”的集中体现。

较之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在教育水平、理想追求等方面具有融入城市社会的更好基础。如何抓住这一群体的资质机遇，阻断“符号资本贫困”的代际传递，消除“符号障碍”带来的社会心理游离现象，进而帮助这一群体尽快融入城市，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工自身等多方共同努力，而大众传媒可以作出独特贡献。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符号最重要的生产、传播和赋予者，应当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符号救济”，消除其融入城市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符号障碍”，改变其符号资本的赤贫状态和符号权力的缺失现象。

（一）大众传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信息平台

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社会，需要其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资本的不断积累。各类客观资本的提升有助于转化为符号资本并实现各类资本增值。大众传媒首先需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客观资本的获取提供信息支持。大众传媒作为信息提供者、传播者，应当尽可能及时、有效地为新生代农民工免费提供求职、就业、培训、维权等城市工作、生活所需的各类信息，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提升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提供直接帮助。

同时，大众传媒应进一步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正面宣传力度，着力发挥舆论引导职能，以公众信息和社会共同认知的话语形式为该群体赢得社会公众的积极关注和认可，提升其符号资本，融洽城市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这有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归属感、心理安全感和情感慰藉感，推动其成为具有现代特质的城市公民。如媒体对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的追踪报道引发的社会公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深切关爱，直接推动农民工获得“加薪”、“减压”等相关待遇。

（二）大众传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正名

去除污名的过程，不单纯是改变称谓的文字修辞策略，更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符号资本、被社会赋予合法性的过程。“除非一个社会群体具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来左右公众对另一群体行动的态度，否则污名就很难消除”(管健，2006)。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匮乏客观资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去除污名，这就需要大力依赖符号生产者和传播者——大众传媒的符号选择，赋予被污名对象“足够的资源和影响”，“改造”社会公众对该群体的“感知与认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项名为“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运动，就是在社会与新闻共同推动下，去除语言中因传统承继下来的偏见，以创造一个对特定种族、宗教、性别、年龄群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中性、无歧视的传播与沟通环境。

身份合法化的指称有助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资本。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新一代城市产业劳动者的主体，他们是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主力军。大众传媒有责任为他们消除“农民工”这一紧箍咒的符号魔力，确立起新生代产业工人和新生代城市市民的合法形象。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符号资本的主要外在力量，大众传媒应该承担起这一“去污名”的职责，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改用新生代产业工人、新市民、新居民等称呼。“媒体心态与城市主流社会心态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刘力、程千，2010)，因此，大众传媒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符号救济”和去污名行为，对城市主流人群接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也有促进作用。

（三）大众传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赋予话语权

符号资本的获取离不开话语权的获取。新生代农民工要改变自身在传媒话语权角逐中的缺席状态，为自身塑造有尊严的形象与积极正面的社会声誉，必须从被动接受他者的标签转变成为主动的发言人。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自身符号资本，需要借助媒体的话语赋权，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被动的、沉默的接受社会、城市和媒体强加的符号和标签。农民工积极的自我表达（言语和行为）展现在大众传媒中，已经对这一群体的形象塑造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农民工周述恒撰写网络小说讲述《中国式民工》，网上点击率超过50万次，就是新一代农民工积极自我表达并向主流媒体争取话语空间的一种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形象塑造不仅需要自身积极主动的话语表达，更需要媒体的积极帮助。媒体应该在相关报道中更多地让新生代农民工自己说话，而不是过多依靠对政府部门、用人单位或专家的采访等各类他者陈述的叙事模式。媒体改变叙述方式，不仅仅是提高新闻可看性的一种叙事策略，对全面展现新生代农民工形象更有帮助。近两年来，媒体上开始出现一些深度报道，在叙事角度、叙述方式上更多从农民工自我陈述出发，农民工在报道中不仅仅作为一个记者描述下的客体，更是记者采访话筒前进行积极自我表达的主体。尽管这样的表达和报道还不够多，但这种生动的叙事形式，给读者呈现出了更为形象、鲜活、可信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身为社会之公器的大众传媒，应该走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工作和生活，专辟栏目、版面等为其提供更多更广阔的话语空间，有意识地塑造有尊严、有追求、劳动光荣的新生代农民工媒体形象。像《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中国农民工》、《状元360》等节目，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个案1 贵州卫视自2007年开播的《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中国农民工》电视栏目，以农民工自我讲述的第一人称叙事，展示了一个个积极向上、健康励志的农民工形象，同时还成功地推出了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工群像，赢得了不俗的收视表现和社会效益。

个案2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状元360》栏目，以弘扬“劳动最光荣”为主旨，在一期“挖掘机腾空行走比赛”节目中，来自建筑工地一线的青年农民工凭借自己高超的专业技能，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展示了平凡劳动者不平凡的一面。节目将农民工打造为一个个知识技能型的电视劳动明星，塑造了农民工身为劳动者的光荣形象。

当然，大众传媒上述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府、社会的支持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积极参与。比如，在政府主导下开辟专门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服务的媒介渠道，为新生代农民工建立起更多交流、沟通的平台；建立起新生代农民工权益诉求与政府决策反馈的有效链接机制；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他们的媒介使用素养和媒介表达素养，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

[注释]

[1]本研究系2010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传媒助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研究——以杭州为例”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B10XW03Q。

[2]此处以是否引述农民工的话语作为主要报道依据来作为分类标准。对所检索到的新闻报道逐篇进行文本分析。凡是文章中直接引用新生代农民工自我陈述并作为其报道主要依据的文献，均列入“自我陈述”式的报道中。而主要由记者、政府部门、企业主、专家、市民等非农民工为表述主体的文献均列入“他者陈述”式的报道中。尽管定性研究的文本分析分类法不可能排除研究者的主观性，但文本的细致分析还是能够相对客观的看出农民工自我的话语表述在主流媒体中的总体呈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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