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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阶段,提高教学质量和培育特色成为高校的共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个较“老”专业,要办出特色确实面临着较多的困难。如何确立竞争优势,形成特色是摆在所有同仁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现状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可以说是个老牌专业,其前身叫“国际贸易”,1998年国家教育部调整新的专业目录,将国际贸易专业更名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上世纪末,伴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入世预期带来的外贸人才需求增加,该专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规模扩充。许多高校在这个时期纷纷增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招生人数的大量增加,保守估计,目前该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人数超过3万名。
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我们长期调查发现两个现象:一是很多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并未从事国际贸易方面的工作;二是尽管就业难,可是那些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仍能较顺利地找到工作。这些现象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专业培养与社会需求有矛盾,二是人才培养的整体素质仍需提高。从学科大类划分,国际经济与贸易属于经济学,其课程体系与师资队伍重点突出经济学,而管理与法律比较薄弱或不被重视。专业口径过窄,制约了人才培养的规格,学生个性不能被充分张扬,造成人才“克隆”。另外,扩招也导致了教育资源无法及时跟进,也容易造成培养质量下滑。
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建立适应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制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业压力迫使许多招生单位重新审视自身实力,努力发挥特长,以差异化竞争策略重塑专业特色,从而能够赢得生存与发展空间。
二、对专业特色建设的理解及误区
什么是办学特色?目前我们能在教育部2004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当中找到解释:“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本校特有的,优于其他学校的独特优质风貌。特色应当对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提高教学质量作用大,效果显著。特色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应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得到公认。”该方案将特色列为评估一级指标来考察。特色可体现在不同方面:如治学方略、办学观念、办学思路;科学先进的教学管理制度、运行机制;教育模式、人才特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以及解决教改中的重点问题等方面。从这个解释来看,“特色”应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是长期积淀出来的稳定的东西;二是要对提高教学质量发挥重要作用;三是特色要被社会认可。特色可不拘泥于形式,只要满足上述条件的教学要素,都应属于特色范畴。专业特色是学校特色的一部分,与特色的性质一样,专业特色也是多维的,只要在某一方面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就应被视为专业特色。
根据各自优势确定专业发展方向的思路是正确的,特色是可能总结提炼,并能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强化,管理者可以集中资源促成特色鲜明化和更有社会影响力。但是,在认识和具体做法上存在一些偏差,片面地追求专业差异有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对专业特色的含义理解不清,指导思想不明确现象比较普遍,尤其一些典型的认识误区需要引起关注:一是把特色定位与特色本身混淆。二是把专业特色等于人才培养特色。三是简单模仿名校。四是过分追求差异。五是对特色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曲解。六是重宣传、轻建设。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特色建设的思路
专业特色建设中的规律和原则却不可违背。实践才刚开始,许多规律在等着我们揭示。下面是我们的一些经验和体会。首先要明确特色定位。我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创办于1993年,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和优良传统,依托学校理工特色,已有较独特的优势。我们历经三年的调研,在学校发展规划和特色建设的框架下,结合相关专业优势,把原来初具雏形的传统加以优化,定位了专业特色。围绕定位,我们重新整合教学资源,在科研方向和团队支持上、人才引进上、资金分配上都进行了优化配置。在教学理念、教学计划、教学管理、实践教学等软件方面,我们采取了如下新举措:
第一,教学理念上体现尊重规律,尊重个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尊重年青一代的心理特征,尊重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尊重每位学生个性,避免人才“克隆”。
第二,教学计划上扩大选修课范围和比重,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优良条件。设选修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可按兴趣和职业规划进行自助式学习。课程可不拘专业范围,允许学生选修一定学时的外专业课。可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把相关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课程引入教学。
2.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根据2001—2010年居民消费支出情况统计数据,对选取的参考序列x(0)(k)与比较序列xi(0)(k)分别进行初始化计算。计算结果表明,X3和X0的关联程度最大,X1和X0的关联程度最小。即有R&D活动的企业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R&D人员投入次之,最后是R&D资金投入。
3.结果分析。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R&D投入与GDP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且R&D投入越多,经济增长就相应越快。可见,R&D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要使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R&D的投入,尤其是有R&D活动的企业的投入。但是,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形成企业R&D的主体地位,对R&D投入不够重视,从而不能很好地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重要原因。因此,企业应该通过加大R&D投入来提高技术水平,使自身更具市场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研发成果只有在企业内部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是因为企业最清楚实际生产中所需要的技术以及各个技术对其生产作用的贡献率的大小,而企业如果不是R&D的主体,则必然造成研发活动没有目的性,从而会降低研发人员的研发热情,阻碍企业技术的创新。另外,由于研发机构不能直接得到科技成果应用所带来好处,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投资的热情和动力,使得研发经费的投入不足,只能靠政府来供给。通过经济增长与R&D活动投入项目的比较可以发现,有R&D活动的企业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最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的限制,换句话说就是“人多力量大”,更多的企业投入到创新比在一个企业中增加更多的创新资本带来的社会收益更多。同样的道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也是促进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当然,有充足的科技创新资金作保障也是必须的。
二、针对我国科技投入提出的建议
我国重视科技的投入与经济的增长,但一般情况下国家和企业更加重视R&D总量的投入却忽视了企业科技投入结构的调整。R&D经费的投入仅仅是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不代表一定会有科技创新和科技经济的增长。只有保持合理的科技投入结构,充分利用科技投入资源,大力培养高科技创新人才,实现科技领域的优化配置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分析
在迄今已经发表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文章中,均或多或少地讨论了循环经济的定义。然而,现有关于循环经济的内涵,主要是从人与自然关系、技术范式、经济形态等方面表述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循环经济的文章并不多。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为来源,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并举,把人类生产活动纳入自然循环过程中,所有的资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
循环经济的本质是以生态学规律为指导,通过生态经济的综合规划和设计规范社会经济活动,使不同企业间形成资源共享和副产品互换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上游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实现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达到产业之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使区域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的循环中得到永续利用,从而实现产品清洁生产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和谐型经济发展模式。它不同于传统经济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资源消耗的线型增长,而是通过系统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叠加的物质流转换和能量流循环,最大限度的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循环经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传统经济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性生产流程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则实行“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生产流程,通过开采资源,生产产品,回收废旧物品,重新利用,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可见,循环经济不仅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二、循环经济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
循环经济强调节约资源、有效利用资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革命,是解决目前可持续发展中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主要表现在:一是可以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经济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强调资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环,延长产品的使用期,提高重复使用率,使产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内在价值,提高各类紧缺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减量化是循环经济的第一准则,它从经济活动的源头节约资源核降低污染,并在产品制造、消费、回收等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有助于恢复环境的自净能力和生态平衡,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共赢。三是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加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而资源型贫困、污染型贫困是三大差别拉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是发达的地区,产生的污染和废弃物越多。越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遭受的污染越为强烈。西部地区资源的粗放利用不仅没能摆脱贫困,反而带来资源的浪费和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区域功能互补,提高资源、环境的运行效率,降低发展成本。
(二)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
自然资源是区域生产发展的自然基础,某种自然资源的数量越多,利用该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生产部门的规模就有可能越大。有某种资源优势就可能发展起以开发利用这种资源为主的产业部门,不同种类自然资源的组合就有可能导致以这些资源为利用对象的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资源结构对产业结构产生了影响,区域资源分布图与产业分布图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同样的投入和工艺管理条件下,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不同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制约,区域自然资源的状况是决定区域经济部门分布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某些自然资源数量越少,对区域生产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发展循环经济可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合适的位置,使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作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循环经济能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有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环流动型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两低两高”,即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和高循环率,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废弃物资源化和无害化。追求的是速度与效益并重,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兼顾,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使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降低到尽可能小的一种生态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创新性经济发展模式,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发展循环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
循环经济不仅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也体现了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循环经济是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最佳方式,是促进经济、生态、社会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基本手段。循环经济是运用知识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来整合和提高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利用效率。
由此可见,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三、区域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
(一)在区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大力推进循环经济
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优化产业结构,继续淘汰和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加快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以及开发区的盲目发展。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区域发展、产业转型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促进区域产业布局合理调整。开发区要按循环经济模式规划、建设和改造,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工业生态效应,围绕核心资源发展相关产业,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链。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建立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基地,大幅度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绿色消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以绿色消费推动循环经济发展。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要积极引导绿色消费,优先采购经过生态设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以及经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过ISO14000认证的企业的产品,鼓励节约使用和重复利用办公用品,要逐步制订鼓励绿色消费的经济政策。
(二)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
生态工业园区是循环经济在区域层面上的典型实现形式。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的原理,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设计建立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的新型工业组织形态,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代谢共生关系。在产品、原辅材料和废弃物的交换中构建生态产业链,以达到工业集中布局,基础设施共同使用,资源节约利用,财富高效产出,废弃物循环回收,污染物低排放的目的。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特别是新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或工业园区,从规划、设计到整个实施过程中,都要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实现区域间功能互补
用循环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发展活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实现区域间功能互补,统筹发展。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环境的退化,建立以市场调节为手段、法律保障为前提、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地区从收益中按适当比例支付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是承认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价值性质,是在经济建设和市场交换中体现生态价值、连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纽带,也是突出功能互补,降低发展成本,解决相邻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推进,长期要求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无偿奉献、安于贫困、抑制经济发展,既不公平,也难以奏效,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吴殿廷,区域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众所周知。要将亚洲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是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亚洲不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各国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影响社会福利制度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均有很大差异。如日本早已是公认的发达国家.其不仅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近半个世纪,而且福利制度伴随经济发展而日臻完善;韩国等亦在上世纪80年代即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国民福利亦得到了较快发展;其他多数国家还属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亚洲多数国家毕竟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并且大多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之中,我们依然可以从宏观上加以考察,并获得一些基本的结论。
通过对亚洲一些国家福利制度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一些现象:
1.普遍奉行经济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的取向。与欧洲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水平通常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提高的规律相比较,亚洲除日本外,大多数国家并未遵循这一规律。例如。战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作为率先工业化的亚洲“四小龙”,就一直追求高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福利的改善,长期将发展经济视为重中之重,注重储蓄与发展,以小规模的社会福利公共开支作为其发展经济的优势。后来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中国大陆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亦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经济增长优先的低福利政策取向。在增长优先战略的指导下,人们将社会福利看成经济增长的负担,认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削弱国际竞争力,甚至将福利与养懒汉等同起来,并将相对忽略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持低福利政策视为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看到的现象,便是在最近几十年间,亚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在持续快速增长,而社会福利制度却进展缓慢,国民福利依然处于低水平状态。据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5月14日的一份对亚洲各国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比较研究报告《社会保护指数》显示,亚洲各国用于社会福利的平均开支低于GDP的5%,给予失业人口、老人、穷人和残疾人的财政资助平均水平仅达到联合国规定的35%。可见,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取向的直接后果,即是社会福利支出严重偏低,对国民福利保障严重不足。
2.社会保障覆盖率低。普惠性弱,不公平性突出。除日本、韩国等极少数国家外,亚洲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覆盖率都很低。以中国为例,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只占应参加养老保险人数的20%,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亦在同龄人口中只占20%左右;即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亦仅有5%左右的人口直接受益;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步伐虽然在加快,但还有3亿左右的城乡人口缺乏医疗保障,而在农村参加了合作医疗的乡村居民实际得到的医疗保障待遇不足其医疗支出的1/3。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蒙古等国家,均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与覆盖率低并存的另一现象,是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公平性非常突出。各国的公务员普遍享有较高水平的福利保障,但普通劳动者享受的福利保障却非常有限,高水平福利保障、低水平福利保障与缺乏福利保障的群体现象.在同一个亚洲国家往往并存,其体现的往往是强者优先、弱者居后的顺序。折射出来的同样是增长优先战略。
3.与就业、收入密切关联而与公民权的关系并不紧密。尽管欧洲国家早期的社会保障是与就业、收入密切关联的制度安排,但战后却日益与就业、收入有了距离,而与公民权直接相关。基于公民权的福利制度安排,必然是普惠的、公平的制度安排。然而,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普遍以社会保险为中心。以劳动者甚至只以公职人员为核心,国民获得社会保障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就业或者其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条件,而且往往是正规就业才较易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这样的制度安排其实同样是基于增长优先、效率优先的发展取向,从而很自然地难以实现社会公平。
4.福利制度的多样性特征非常明显。与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各国的福利制度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日本是一种亚洲型的福利国家,新加坡选择了独特的公积金模式.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混合型福利制度,其他国家在福利制度安排方面亦有很大差异。这一方面表明了亚洲国家在建设自己的福利制度时没有盲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也表明不同的国情对福利制度的客观制约作用很大。
5.家庭保障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传统影响深远。尽管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全球化思潮对亚洲人的影响非常大,但家庭保障作为亚洲共同的文化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而影响着福利制度安排及其政策取向。在中国,占总人口60%以上的乡村人口就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保障,无论自愿与否和是否具备保障能力,家庭都必须承担起保障家庭成员的责任,在其他多数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种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是可以进一步发挥家庭内部的保障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亲情关系,但它也直接制约着福利制度的社会化与普惠化。并通常构成亚洲一些国家延缓建立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好理由。而在缺乏正式社会保障制度或者正式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低、保障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将家庭作为最主要的保障资源,并且完全可能因为维护一个家庭成员的生存与发展而损害另一个家庭成员的正常权益.从而从另一个侧面造成对社会公正的损害。
6.人口老龄化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化.构成了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新挑战。尽管亚洲总体上属于年轻型,但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正在步日本后尘而进入老年型社会,中国于2000年进入老年社会,少子高龄化现象正在由日本等少数国家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蔓延,同时乡村的老龄化明显快于城市老龄化,这是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以中国为例,以亿计的乡村年轻人离开农村而迁入城镇,老年人口在农村居民中的比重急剧上升;类似的现象在泰国、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同样在大规模出现,并必然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蔓延。然而,这些亚洲国家还未能够为老年社会的到来做好相应的财政与服务体系的准备。而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增长,亚洲多数国家的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中国的情形就十分明显,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都是亚洲国家必须应对的挑战。
那么,当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亚洲国家的福利制度何去何从?是仿效欧洲国家,还是向美国靠拢,抑或是走出自己的新路来?合理的答案,只能是在遵循福利制度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发展之路。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在亚洲各国经济都在向前发展的大背景下,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未来发展亦必然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笔者认为,有五个趋势将不可逆转:
1.调整发展理念,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国民福利,并将人民带入福利社会的趋势不可逆转。日本早已是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福利社会。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正在将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列为国家发展的追求目标。中国则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近几年中国执政党与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高度重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多个东盟国家亦在扩大自己的福利支出。所有这些,都表明亚洲国家正在向欧洲健全的能够体现民主和公民权益的福利制度靠拢。新自由主义取向的发展理念正在亚洲许多国家遭到挫折。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的要求总是持续向上、向好的,民生问题升级的主要标志就是对社会安全网的要求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也是亚洲国家长期奉行的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取向虽然在经济发展初期具有必要性,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引发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不同社会阶层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等,这些问题必然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大幅度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努力提高全民生活质量的趋势不可逆转。基于多数亚洲国家过去长期采取低福利政策并导致保障不足的现实格局,人民对生活质量持续提升的强烈要求与愿望,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与家庭保障功能的持续弱化,再加上各国对公民权的日益认同、民主化进程加快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可以肯定亚洲国家未来必定大幅度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并通过建设健全的福利制度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发展目标。保障水平低下、覆盖率低、不公平性等局面将会逐渐得到改变。
3.遵循公平、正义、共享的新价值观,将大量被排斥在外的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和乡村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可逆转。从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到,在非正式部门就业的人口和乡村人口往往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这种排斥不仅进一步放大了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而且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平,并最终会损害效率,因此.公平、正义、共享将成为新世纪亚洲国家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而统筹正式部门就业人口与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的福利制度,统筹城乡的福利制度,即是消除社会不公和实现公平、正义、共享核心价值的必由之路。因此,尽管将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和乡村人口纳入正式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诸多困难甚至障碍,但其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一)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
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在客观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消费水平的变动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动有着直接的依存关系,当国民收入的增长较快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也增长较快,而在某些时候,消费水平的增速会高于或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稳定合理,国民经济就可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当消费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正常比例就会遭到破坏,生产正常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消费水平的提高则成为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消费需求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积累,低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同样会遭到破坏。这时候消费需求相应减少,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弱化。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协调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资本运动受阻,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被迫紧缩。
其次,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其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而最终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函数,就是消费率,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变动有明显的影响。在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当消费旺盛,经济增长率就高,消费不足,经济增长率就会滑落。当然,消费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长期过高,会挤掉投资,使经济增长不能持久,但消费率也不能长期过低,长期过低就会使高速扩张的生产能力与低消费水平不相适应,出现“过剩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消费率总的变动趋势是下降的,虽然在1978-1982年消费明显上长,从61.8%上升到68.7%,但从此以后,我国的消费率却是持续下降的。1990年比1982年降低了7.4个百分点。1997年又比1990年下降1.4个百分点。③由于消费率下降,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下降趋势。如表(一)所示。
表(一)1990-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各指标贡献率
年份经济增长速度总消费贡献率总投资贡献率净出口贡献率
19903.872.112.015.9
19919.268.925.85.3
199214.264.846.0-10.8
199313.546.670.5-17.1
199412.638.242.819.0
199510.537.955.46.7
19969.652.933.713.4
19978.849.833.416.8
19987.831.863.15.1
资料来源:引自许永兵《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从表一可知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增长,但从1993年以后,我国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93-9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42.9%而投资贡献率却为56.7%,后者比前者高出13.8个百分点。这主要是近几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放慢。受收入水平制约,再加上居民对房改,医疗保险,就业制度等改革的预期热情不高,再加上服务消费、住房消费等绝大部分还未完全市场化,所以造成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二)消费水平与经济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取得了同步的增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为3588.1亿元,1994年上升43798.8亿元,年平均增长9.5%(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由1978年的375元增加到了1994年的3654.5元,剔除价格因素,年平均增长了7.3%,而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上升至1994年的1737元。剔除价格因素,居民消费水平实际年平均增长9%,④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消费水平是阶段性波动的。如表(二)所示。
表(二)
年份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元)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
198814074.2111.3635106.9
198915997.6104.369499.2
199017681.3103.9723102.2
199120188.3108.0849114.3
199224362.9113.61004112.0
199331380.3113.41246108.7
199443798.8111.81737114.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消费的波动呢?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几点因素:
1,个人收入增长的波动,居民消费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约。当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入下降时,消费也就相就地受到限制,这一趋势以下表(三)可以清晰地表现出来。
表(三)
指标1981年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元)500.40748.921522.791713.102031.532583.163520.31
生活费收入(元)-685.321387.271544.301826.072336.543179.15.
生活消费支出(元)456.84673.201278.891453.811671.132110.812851.34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100100100100100100100
生活费收入(%)-91.591.190.189.990.590.8
生活消费支出(%)91.389.984.084.982.381.781.4
资料来源:曾壁钧等著《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第50页,中国计划出版社。
2、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
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的统称。平均消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在收入中的比率(APC),边际消费倾向就是增加的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MPC)。
在经济的短期波动中,人们的消费变动不会和收入的变动成比例,具体而言,在经济趋向繁荣过程中,收入增加,这时人们的消费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会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在经济走向衰退过程中,收入下降,这时人们消费会减少,但减少的幅度会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这也说明,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
消费倾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消费意愿的大小。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居民个人所得少,消费倾向普遍很高,改革开放以后,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费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78年以后,我国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而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不太明显。
3、农业波动对消费波动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农业的波动必然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从而引起消费的波动。首先,农业的增长必然导致消费的增长,1979年到1982年,农业分别增长1.81%,0.31%,1.5%和0.87%,消费分别增长2.8%,3.1%,1.0%,2.2%,其次,农业的减产或低增长导致消费的下降或低增长,1991年农业国民收入下降1.53%,同年消费下降3.2%,⑤1992年至1995年,农业国民收入大幅下降消费也大幅下降。
(三)消费水平与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大体上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成分,各组织和社会再生产各方面的构成,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一国的经济增长从其内涵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而一国的经济增长又是以一定的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当社会经济实现增长,经济总量及人均收入量也会相应增长,从而引起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以及外贸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带来高的结构变化率。也就是说,结构的变动是与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是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为条件,是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来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动。下面就从几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1、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变动及工业化程度
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结构变动率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13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最高的第一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20-3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很高的第二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60-8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较高的时期。我国改革以来,按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大概在300美元左右。⑥因此可知我国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处于高变动率阶段。
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理论,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初级产品生产阶段,(2)工业化阶段,(3)发达经济阶段。工业化阶段是结构转变幅度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需求结构及生产结构、外贸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我国在改革开始时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是相当低的。这是由于改革前我国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政策倾向过于偏激所导致的工业化过程的片面演进和产业结构关系的严重失衡。一般而言,工业化的起步是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工业化程度超过人均收入水平的状况必然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变动。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状况,这一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但这种不合理状况不是由于过去重工业的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当前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导致现行经济结构不再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目前从我国消费领域的整体来看,酝酿着一次新的消费升级-“住行消费升级”(在此之前,已有几次消费结构升级)。其间消费投入大,积蓄时间长。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2、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引起结构变动的原因
收入的增长必然引起消费水平的增长,而消费水平的增长又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用恩格尔定律可以明显表现出来。恩格尔定律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也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份额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总消费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以我国1987-1997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及其消费结构为例可知,1987-1997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0.53下降至0.46,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没有多大的变化,仅从0.56降至0.55,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有较大的变化,而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如表(四)所示。从中可知消费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结构的升级,但需求结构又是如何引起整个经济的变动呢?根据经济学原理我们可知,需求结构的变动会引起资源向消费需求多的产业部门转移,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变化。
3、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带来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增长,结构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会总要素的生产率,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样就必然能够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有国民收入总额及其提高速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消费与投资人口总数及其增长速度,价格水平的变动等。
消费水平的高低,直接依存于消费基金的多少,而消费基金又来自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总额大,增长速度快,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就高,收入总额小,增长速度慢,则消费水平就低。
在国民收入为一定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任何社会要扩大再生产,都必须有一定的积累,在积累效果不变或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积累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强。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有可靠的物质保证,反过来,消费的增强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积累的增加。目前我国存在积累过度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储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3%,其中1978-1982年平均增长率为6.5%。1993-1991年增长11.6%,1992年-1997年平均增长为37.1%。在储蓄存款猛增的同时,居民消费的增长却相对疲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几乎都低于同期储蓄增长速度。其年平均增长仅为16.1%,比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了14.1%个百分点。⑦
造成居民储蓄率上长,甚至实际利率下降也选择储蓄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多项改革的推进,人们存款以备将来购买住房、养老、子女教育,医疗保健之用。另一方面,是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支出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在当前市场高收入阶层想要的已经有了,边际需求欲望下降,消费结构或支出结构升级。而低收入层受购买力限制,商品购买量增加缓慢。由此导致居民存款源源不断的增加,消费市场需求不旺。
在消费基金确定的情况下,人口的数量与消费水平成反比,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人均消费水平就低,人口数量小,增长速度慢,消费水平就会高,我国人口基数大,且人口增长速度也快,而且每增加一亿人口,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据粗步估算,我国现有人口达14亿左右。每年新增的社会财富,新生产的各种消费品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将为新增加的人口所占有,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民生存环境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如医院病床的增加,普遍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普及,住宅条件的改善,生活用水质量的提高等都将因为人口总数的较快增长而受到影响。因此目前我国的消费水平是不高的。要提高消费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我们就要控制人口增长,充分发挥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限制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以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与物价水平成比例关系,我国近些年来,居民的货币收入提高了但物价也上涨了,某些物价上涨程度还高于平均工资的提高速度,因而影响了消费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居民的实际消费水而下降了,我国目前物价已由低谷逐渐缓慢的向上攀升,这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已有所回升。
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比较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自然条件不同,生产力布局不同以及对某些地区采取“倾斜”政策和劳动差别和非劳动因素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劳动报酬不同,从而形成消费水平的差异,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较快,大部分农村发展比较慢,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比较明显。附表(四)
表(四)
19861987198819891990199519961997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99.61002.21181.41375.71510.24283.04838.95160.3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790.0884.41104.01211.01278.93537.63919.54185.6
边标消费倾向0.780.831.220.550.510.870.690.83
恩格尔系数0.530.510.540.540.500.490.46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23.8462.6544.9601.5686.31577.71926.12090.1
MPC1.501.070.951.020.580.870.750.28
恩格尔系数0.560.550.530.540.590.590560.55
资料来源:引自各卷本《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
表(四)中显示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一直在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之上。城市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都较高,这表明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都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城市居民的MPC相对较平稳,表明城市居民目前在寻找新的消费热点,农村的MPC变化相对较大,表明农村居民目前还处在一个消费热点之中,但消费支出变化不大。
这主要是近年来,由于多数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不断增强,将收入较多地转向了储蓄,投资等其他渠道,加上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多项改革情况下,居民为应付改革的被动储蓄倾向在明显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而导致农村消费增长率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率的原因除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的限制以外,最主要是农村的消费环境滞后,配套设施不齐全,如有些农村没有通电,或有电的地方供电极不正常而且电费极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其实,农民每消费1000亿元将对农业部门产生427亿元的直接需求,对工业,运输,邮电,商业饮食以及其他服务部门分别产生395亿元,36亿元,85亿元,57亿元的直接需求,综合推算,农民每增加消费1000亿元将对整个国民经济新增2008亿元的消费需求,⑧可见,今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依靠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市场的拉动力。
四、提高我国消费水平的建议及其对策
我国目前存在在消费率过低,储蓄过高的倾向。因此我国今后的消费政策主要是提高居民的消费率,而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主要措施又是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为此提出以下的建议。
1、积极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培育城镇新的消费热点。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正处于对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阶段,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7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户仅拥有电冰箱8.49台,彩电27.32台,洗衣机27.81台,摩托车10.89台,而1998年十一月末,我国商品库存彩电97.3万台,电风扇344.1万台,电冰箱91.9万台,⑨所以无论是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都有大幅增加的可能,开拓农村的消费市场,要解决好几点金融问题。
A、把消费信贷引入农村,这是以农民日益增加的储蓄为基础的,由于农村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且农民的消费热点产品货源充足,所以在农村开展消费信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
B、建立农业保险机构,以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国是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仅1998年的洪涝灾害,仅农作物的受灾面积就达3.2亿亩,使得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左右,自然灾害一方面使得农民的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使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的不确定,增加储蓄,因此,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就要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农业保险。
城镇居民面临着消费断层问题,即原有的主要以彩电,冰箱,VCD等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消费层次已经得到满足,消费已经饱和,处于一种储币待购的状态。因此,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显得格外重要,对于我国城镇居民而言,住宅消费及住宅装饰业应成为培育重头戏。目前我国城镇居民进入住房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提高阶段。随着福利分房的结束,个人对商品房的消费,已经占到了主要地位,但由于房价过高,无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也无法使住宅建设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其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银行商品房抵押贷款的规模扩大的商品住房及装饰业必然成为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家庭轿车将成为我国消费领域发展的热点。目前我国汽车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务用车改革方案已经出台,长期以来,靠公款买车的局面已经改变,目前,1400万辆汽车保有量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车为个人所有,虽然目前从消费领域谈轿车进入家庭领域还为时过早,但私人买车那部分先富起来的高收入阶层,如律师,三企白领等购车数量不小,且据调查,我国约有三十万个家庭在近两年内有购车意向。约三百万个家庭将购车列入了自己的消费计划,所以家庭轿车必然成为我国将来的消费热点。
教育消费将成为消费热点,教育消费包括居民子女教育支出以及为提高自身业务竞争能力的培训支出,它属于服务性消费,知识经济时代,人人都要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很多人还要不断变换工作岗位,这就产生了再学习的强大需求。教育成为一种产业就要满足群众对非全日制教育的种种需求,目前成人高考热已标志着教育消费已成为一个消费热点。
2、发展消费信贷。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内需扩大的必然选择.,发展消费信贷,可以联通生产与消费,疏导巨额储蓄适当向消费领域分流,解决现实购买力与消费需求不匹配的矛盾,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发展消费信贷首先要转变消费观念,由过去的“积蓄-消费-积蓄”的单一的消费方式转化为“贷款-消费-积蓄还债”的新型消费方式。提倡适度的超前消费。其次是政府努力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降低消费信贷成本拓宽个人消费信贷能力,针对不同的消费信贷品种上和贷款对象,在利率,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第三是建立担保机制和个人资信调查机构,为低收入居民提供解决担保问题。第四是积极发展信用卡业务。如加强透支功能等。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四大方面。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这实际上是又一次消费品按劳再分配有益于保障退休人员有基本的消费金。医疗保险制度则可以为广大职工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提高职工的健康水平。住房保险制度中,住房公积金的建立,增加了工资中的住宅消费基金,也增大了住宅消费的能力,对保证住房投资和住宅消费达到较高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失业保险制度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一方面,它对于保障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消费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①引自孙鹤、杨咸月《储蓄、消费与经济增长》《统计研究》99年第七期
②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③引自郭柏春《论消费率》《消费经济》2000年第1期
④引自曾壁钧等著《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第43页
⑤引自景体华等著《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第51页、第224页
⑥引自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第165页
⑦引自《理论经济学》第77页
⑧⑨引自邹东海、万举《农村消费市场开拓与农村金融创新》《消费经济》99年第5期
参考书目:
1、《消费经济学原理》尹世杰、蔡德容经济科学出版社
2、《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景体华北京出版社
3、《居民消费统计学》易丹辉中国人大出版社
4、《中国经济波动与增长》栗树和、梁文征陕西师范出版社
在这个意义上,象征“T字型战略”的龙头被指定为上海(及其浦东开发区)。上海虽然地处沿海地区但并非是早期对外开放的城市。另外,国有企业的比重很大,其经济效率低下,使八十年代的上海深受低增长之苦。事实上承认了作为经济特区的浦东开发,在引人外资的同时强化国有企业正适应了上述②的要求;把上海的发展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先导正是适应了上述①的要求。
但是,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战略并不是在充分研究其有效性之后提出来的。战略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各经济区间的相互关系是否有充分的发展。但是,在现实中,经过了30年以上僵化的计划经济时期,各经济区被严重地条块分割。例如在物流领域中就很典型,其一是国内贸易局、交通部。铁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中央政府系统的的“条条”(纵向)分割;其二是各地方政府的“块块”(横向)分割。这样,就不会存在跨越“条条块块”的物流网。虽然被称为经济区,实际上是被严重地制约了。即使是“三沿发展战略”发挥其效果的前提条件也不够充分。换句话说,从物流的现状可以看出经济区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本小论就是以上述问题作为出发点,通过把握物流及经济区的现状和问题来展望两者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中国的物流发展与经济区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完善其生产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课题。其中狭义的物流基础设施,即交通、运输设施的完善,能使新的资源开发及已有资源有效的分配成为可能,通过原材料供给范围的扩大、产品销售市场的扩大、直接或间接与交通运输有关的工业的发展等促进经济发展。另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具有扩大社会分工范围的效果,以这种社会分工为基础形成了经济区。
在这里,作为后面论述前提的经济区的定义如下:
①至少拥有一个经济中心(城市);
②围绕着经济中心而形成的稳定的经济关系;
③拥有从事某一种产品或专门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且与下属经济区域之间具有分工或合作关系;
④与同层次其他经济区域直至上层次的经济区域有着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
经济区的实际规模,是由满足上述条件的具体情况而决定的,但是一般来说,专业分工关系及交通运输条件越发达的区域其规模越大。另外,要形成具备上述条件的经济区,其所属的国民经济应该要达到开发经济学中所讲的“起飞”阶段。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起飞”以前的传统社会中,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关系不明确、商品交换不发达,进而不存在稳定的区域间的专业分工关系。而“起飞”阶段则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工业兴起并且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达到较高的水平,铁路。海运事业的高速发展开拓了国内外市场,商品贸易及区域间专业分工的范围日渐扩大。另外,随着大规模制造业的加速发展、产业和人口的集中,这也是大城市的产生时期。这些现象标志着经济区的形成。中国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流是怎样变化的呢?这先要看“货运密度”的变化。这则是由“货物发送量除以社会生产总额”的“吨/亿元”来表示的。
实际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货运量与货物周转量在1952—1978年间分别增加33.52万吨公里、0.89亿吨公里;在1978—1988年间分别增长23.48万吨公里。0.43亿吨公里。就是说,货运密度是随经济的发展而下降的。其原因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愈加高度化,单位产值的运输量就越减少;而随着技术进步使得单位产值所需的能源及原材料的消耗量减少;运输管理的合理化使得无谓的运输减少等。
在考虑物流与经济区的关系时不能忽视的另外一点是有必要探讨运输成本对于经济区内及经济区间的物流形态的影响。运输成本与单位的运输可能量成反比,而与运输距离成正比。如果商品和运输距离不变,单位运输量公里的成本按运输方式来分:水运最便宜,其次应该是铁路和公路。但是,决定运输费用的不仅是运输方式,运输成本中不仅含有运输费用还含有装卸货物所需的成本(终端成本),所以采用何种运输方式不能一概而论。还有,除上述成本的因素之外,被运输商品的物理特性(容积、重量。强度等)以及单位容积重量的价格也对运输方式的选择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决定经济区内外的运输结构、物流结构。
二、中国的货运状况与经济区
下面,探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物流和经济区以及两者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问题。把着眼点放在改革开放时期是因为自改革开放起,跨地区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生产资料等)才开始正式地自由流动,伴随着这种流动,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区开始进人再形成过程。
首先,看物流发生的变化。
(l)按计划分配的物流减少了。这是因为伴随经济体制改革,中央政府控制的生产资料范围急速地缩小了。例如:煤炭生产量中计划分配部分从1979年的59%急剧减到1990年的40.7%,钢材则从77.l%到41.5%,木材则从85%到21.8%。不过生产资料的运输量并没有减少,其中大部分依然通过铁路运输性产资料运输占铁路运输总量的比率一直在70%以上)。那么,将计划分配运输的占有率用“生产资料的铁路运输量占货运总量中的比率”来代替便可以发现其变化,从1978年的37.9%减少到1997年的11.3%,实际上计划分配的运输量的占有率应该更小。
(2)由于搞活地方经济,区域内物流需要增加了。这主要表现在承担短距离运输的公路运输迅速成长。表及一1所示,各种运输方式中,公路运输的占有率急剧增长。然而其平均运输距离并未增加(1978年的32公里增加到1997年的56公里。这之间铁路的运输距离从496公里增加到772公里)。另外,这与改革开放时期,带动经济增长的轻工业、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及与这个时期设立的外资企业对物流的要求有很大关系,特别是适合于公路运输的特点(小批运输、送货上门运输的可能)。
(3)跨地区的物流也有增加。这可以表示铁路运输到省外、地区外的运输量变化。
根据研究分析各省间的物流量的变化,流出、流人均高出全国的平均增长水平的有山东、广东和四川等。其中,与广东有着很高运输增长率的流人地、流出地的范围波及全国,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与运输距离长短无关的物流量大大增长。其背景可以推测为:对外开放先行的广东作为委托加工贸易的基地,原材料从全国汇集于此,广东生产的商品运输到全国各地。
如此的物流变化对经济区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1)以能源、原材料的物品数量平衡为基础,以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轴心,区域内自给自足体系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时代型”经济区转向以各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与其他区域的分工关系、物流状况为轴心的较为现实的“市场经济型”经济区。
(2)但是,如此出现的经济区间的专业分工关系还不够发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实际研究表明,各地区争先恐后对相同的行业进行投资,使得产业结构雷同。
(3)各经济区均加强了吸引外资的势头。吸引外资的比重与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正比关系。达到高增长的地区是吸引外资成功的区域,也是外资所要求的物流基础设施完备的地区。学到了这个事实的各地方(政府)为了完备吸引外资的条件,大力开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后,随着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备,将促进经济区内部的市场统一和经济区间的分工关系的完善。
三、中国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区
在考察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区的时候,不可忽视对外开放对其产生的影响。具体从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来看。例如以初期的典范——珠江三角洲为例,80年代,以与香港委托加工贸易为基础,诞生了许多工业团地,工业的集中又进一步吸引了外资,由此形成了循环。以公路为主要纽带,与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相连是工业团地的一大特点。国内外投资者在这些公路沿线的投资,这也是在“点线开发理论”下的经济区逐渐形成的过程。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又出现了更新的经济区。比如,在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路沿线上,昆山、苏州、无锡、常州等新兴工业城市逐步发展起来,其经济影响的范围远远超过了珠江三角洲。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在各自原有的国内产业分工及市场占有之外,外国直接投资也瞄准国内市场,所以生产过程中原材料筹措和产品销售这两个环节均扩大了国内市场。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圈的另一特点是在上述经济圈下又涌现了一些“小经济区”。仅各地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数量就分别已达到32个和53个(截止至1997年)。除了“泡沫因素”外,各开发区的优势在于可灵活运用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附近大工业城市的产业基础设施、研究开发基础设施(包括信息、人才)。即通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将使产业地域扩大。吸引外资地域扩大。作为此种意义上的小经济圈,包括上述的上海一南京的各城市的经济开发区北京一天津的北京经济开发区、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通过以上的实际考察,目前可以这样说,不管是出口导向型还是国内市场导向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均形成了以投资区域为中心的新型经济区。近年来,外国投资的重点从出口导向型逐步转向了国内市场导向型,国内市场导向型以在当地购买原材料。当地销售为目的。预计通过这些外资可起到加强投资地与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的作用。在内陆地区的投资状况也是如此。因外资的投资动机是瞄准国内市场,所以有必要将内地的资源。市场向外资开放,由此国内各地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将得到加强。
四、今后的研究课题
在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主要依靠农业,民族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呈现出单一化、畸形化的特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则获得了较充分地发展,国内市场日趋饱和,急需向海外扩张其原料和销售市常于是,发达国家大力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原则上要求国际贸易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因此,发达国家可以将其工业制成品销往广大的落后国家,以实现其经济扩张;而落后国家只能生产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经济结构无法得到改善和提升,经济发展将始终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发展要求下,发达国家往往会倚仗强势,大力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和掠夺落后国家的经济资源,摧残和扼杀其新兴工业。在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发展利益将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面对特殊的历史背景,发展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思路和口号。保护贸易政策的提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成为其在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中的必然选择。
通过对本国民族工业进行保护,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获得了一定的空间。生产力水平获得实质性的提高。保护贸易政策使落后国家固有的、静态的、结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的、动态的、结构水平较高的比较优势,这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护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
贸易保护有利也有弊,因而实施贸易保护就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贸易保护所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包括:一是减少眼前的贸易机会和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二是容易形成行业中的低效率。要使贸易保护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就应该使其保护成本降至最低,使其利大于弊。因此,实施保护贸易政策应该具备以下两个社会历史条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在此历史条件下,由于国际贸易会受到地域和时空的局限,比较利益无法得到充分地体现,因而可以从客观上降低贸易保护的成本。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信息技术较落后,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落后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所损失的比较利益也是较为有限的。而通过贸易保护能够使落后国家获得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长远利益会弥补并超过近期保护所付出的代价。这体现了落后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二是工业落后,国内生产力水平低下。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在这点上贸易保护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保护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边际成本则会不断上升。这是因为贸易保护难免会导致国内行业的低效率、市场信号的扭曲等负面效应。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贸易保护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将会极大地阻碍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此时,该国采取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将大于边际收益。
3.贸易保护使许多国家民族经济得到振兴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通过贸易保护而使传统的经济结构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主要表现为:(1)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的比重在上升;(2)工业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比重在上升;(3)制造业中重化工业和机电工业的比重在上升。这几个“上升”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合理化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摆脱了历史上对发达国家过分依赖的状态,增强了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自信心。如韩国、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早期曾经只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后来却通过推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扶植起了一批竞争力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股新兴力量。
二、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是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捷径
1.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继续实施贸易保护的理由和社会条件已渐渐失去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由于发达国家单方面海外扩张的要求而导致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疯狂掠夺和剥削,形成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这种转变使得发展中国家继续采取贸易保护的理由不复存在。同时,发展中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信息高科技的出现及经济全球化物质基础的形成,都令贸易保护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日渐消失。
在知识经济时代,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已开始超过其边际收益,这表现在贸易保护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其一,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抑制了企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使经济发展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率。国内企业感受不到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这使其失去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形成企业的低素质和生产的低效率。其二,贸易保护造成市场信号扭曲,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较强,这会使市场信号出现扭曲,使产品价格不能正确反映一国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和产业结构上的倾斜。其三,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将会损失更多的比较利益。经济全球化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使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获得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国仍然采取贸易保护将意味着损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贸易机会和比较利益。
2.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政策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1)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由于当代信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传递已经变得十分便捷,一国的企业可以即时地获得世界市场的信息,可以将生产和贸易的各个环节分布到世界市场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实现全球化的经营管理,从而大大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生产经营成本。发展中国家只有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才能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获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
2)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在自由贸易中,拥有先进技术的出口方为了贸易的需要而不得不把与贸易内容有关的技术、性能、特点和某些参数向进口方介绍,这样,就发生了“技术外溢”。这使得进口方的技术在低成本下得以较快的提高,这个过程是通过“干中学”来完成的。显然,“技术外溢”和“干中学”对于落后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源,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一个采取贸易保护的相对封闭的经济来说,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通常会导致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由于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需求扩张的产业不能形成足够的资本存量,无法吸纳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失业人口。同时,传统产业由于市场萎缩的约束,物质资本过剩却难以转移,不断地形成新的失业人口。相反,在一个采取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的问题在开放的经济中将不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过程的重大障碍,因为国际间资本资源的平行转移会取代孤立经济的资本资源的跨产业转移,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物质资本资源及其物化的知识资源运动转移的主要方式。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引国际资本的直接投资,有利于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3.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
同以前相比,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日益趋近:经济结构多元化,工业化程度较高,信息科技发展迅速。在这种条件下,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加速实现经济赶超。以下的理论模型可以说明自由贸易是怎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赶超的。
假设两国都是多元化经济结构,工业体系较完善,都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且两国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假定,只有两种产品,一种是消费品,一种是资本品,并且前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后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不考虑技术及其变动的影响。由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最初阶段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而发达国家则同时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这样,两国间的贸易格局将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分别记为Y、K和L,可将总量生产函数表述如下:
Y=F(K,L)(1)
假定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类型的,并且是一次齐次的。人均生产函数形式可表达如下:
y=f(k)(2)
(2)式满足Inada条件
附图
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企业将在产品及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最大化利润:
dY/d≤r/p(3)
dY/dL≤w/p(4)
r是实际租率,w是实际工资,p是以投资品价格作为尺度的消费品。P是外生给定的和始终保持不变的。
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上述条件可以写为:
dY/dK=dy/dk≤r/p(5)
dY/dL=y(k)-(dy/dk)k≤w/p(6)
将工资对租率的比率记为Ω,可将静态效率条件记为:
Ω=(dY/dL)/(dy/dk)=y/(dy/dk)-k(7)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表达为投资与储蓄间的均等:
I=p(F(K,L)-C)(8)
上式中,I是总投资,C是总消费。
假定贸易处于平衡,汇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9)
上式中,M是总进口,X是总出口。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汇率规范化为1。
发展中国家完全专业化于消费品的生产意味着:
I=M=pX(10)
将上式代入储蓄—均衡条件,我们得到:
X=Y(K,L)-C(11)
到此为止,我们完成了对模型静态部分的描述。让我们转向模型的动态部分。我们有基本的资本积累恒等式:
I=dK/dt+δK(12)
上式中,δ是折旧率。
将上式代入基本的储蓄—投资均衡条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长方程:
dK/dt=p(F(K,L)-C)-δK(13)
此外,由方程(11),我们有:
dK/dt=pX-δK(14)
假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外生给定的:
dL/dt=nL(15)
上式中,L是劳动投入,n是劳动力增长率。运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长方程可以写为:
dk/dt=p(y(k)-c)-(n+δ)k(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费。
由于投资品完全来自进口,有:
dk/dt=px-(n+δ)k(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较这一方程与无贸易条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长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仅有的差别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3]。在该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它处于封闭状态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这意味着贸易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都已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其实现经济赶超。
4.知识经济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容易导致产业升级缓慢和危机的发生
韩国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竭力扶持汽车工业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已经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汽车工业。但此时政府依然不放松对汽车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最终导致汽车产业的市场根基薄弱。一场危机过后,现代集团已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帐下听令,大宇集团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早已走入国际市场,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企业;但日本的其他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则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创新乏力,不能为制造业提供新的投资项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业中的大量剩余资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产和证券投机领域,这成为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生严重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持续萧条期。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鼓励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因此台湾经济的整体状况比较健康,产业升级较为顺利,虽遭受东南亚危机冲击,经济仍能正常运转,这在电脑硬件设备制造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今,在世界电脑硬件制造业中,台湾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动自由贸易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正确选择
1.保护贸易政策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迅速,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1.72%,第二产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国工业发展不仅规模相当可观,而且门类齐全,体系完整。“九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也已上升到较高阶段,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的比重升幅很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达8%[7]。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工业结构的升级。
自1978年以来,我国外贸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99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15.3%和13.8%。从1980年到1998年,我国外贸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的份额由0.9%上升到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迅速增长,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比重显著提高。我国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对出口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97.0%。在工业制成品中又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达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6.2%,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7]。
由于我国工业与外贸的迅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保护贸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护落后民族工业的历史使命,保护贸易政策逐渐失去了其当初存在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要求
2.保护贸易政策的边际成本日益递增,消极作用日益增强
1)保护贸易政策造成长期以来我国价格信号扭曲。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脱节。由于限制了进口,这就为一些落后的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空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不能有效发挥。长期如此,市场就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脱节,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使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准确地反映。保护贸易政策造成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产品都存在人为的价格扭曲,而且两个市场是脱节的,造成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准确地反映。我国的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确定自己的市场分工和产业结构定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无法有效地实现,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
2)贸易保护政策造成我国企业技术落后和生产的低效率。表1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发达工业国的历史状况。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情况已大为改观,但是由于贸易保护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我国企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就仍然大大滞后于较发达国家。这可以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长期处于较低层次反映出来。长期以来,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大多数出口制成品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列前几位的主要集中在服装、家用电器、通讯设备、玩具、钢材等劳动密集型产品。1998年我国出口总额1837.57亿美元,其中纺织品出口额404.9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1/4,而光学、计量、检验、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出口额仅为65.6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30。199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发达国家的1/3。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仅为30%,是发达国家的一半[7]。
表1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国家工业
劳动力(百万)产值(百万美元)人均产值(美元)
美国50.31048224.320839
加拿大4.993960.019175
前西德19.5300416.815405
日本31.6446405.414126
荷兰4.445015.010238
英国15.4145632.09457
意大利16.9141136.08351
中国83.5123583.514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只有融入其中才能提高效益,促进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人类从工业化向信息化、从一国经济向经济全球化加速转化的10年。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之上的,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的生产、贸易及其他各种经济联系可以突破地域和时空的限制。经济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还使全球资本市场连为一体。大量不受各国管理当局和国际组织控制的“无国籍”资本,遵循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则在国际上自由转移,推动着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可以突破单个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益。因此,我国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4.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面临进一步升级,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这就要求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
当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将面临着进一步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由于物质资本在产业间的转移需要高昂的成本,从而导致新经济的建立缺乏足够的资本存量,传统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却大量过剩。因此,我国就应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充分吸收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有这样才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我国经济步入新的增长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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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INADA.FreeTrade,CapitalAccumulationandFactorPriceEqualization[J].EconomicRecord,September.1968.
[4]范爱军.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适度保护问题探讨[J].改革,2000,(6):32.
1.1.1吉林省天然林保护工程投资规模变化全部林业投资额年度变化大,部分分项变化较弱。图1中绘制了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森林抚育、森林管护、社会保险、政社性支出的投资额的变化情况。第一,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和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投资额在2008有了大幅度提升,而2009年和2010年大幅回落,2011年之后又明显持续增长。第二,森林管护投资额每年都以小额度增幅增长,在2011年有了明显的跳跃后又稳定增长。第三,由于社会保险投资额和政社性支出投资额在2009年以前也有投资,但没有进行单独统计,本研究中只考虑2009年之后的变化情况,2011年社会保险投资明显上升而政社性支出投资略微下降,2012年后又稳定增长。第四,森林抚育于2011年开始投资并以后以小额度稳定增长。整体来说,吉林省对天然林二期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
1.1.2吉林省天然林保护工程投资规模特点分析一方面,国家政策对投资规模的变化起决定性影响。从2011年起,在政策上又有了许多改变,中央财政大幅度提高了森林管护费、社会保险补助费、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费等补助标准,有力地保障了二期工程的顺利实施。为解决林区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财政切实完善补助政策。2012年,中央财政增加天保工程二期一次性补助资金50.57亿元,支持解决林区安置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困难问题;从2014年起,经国务院批准,在东北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中央财政新增资金用于保障林区社会运转和干部职工基本生活[10]。另一方面,天然林保护工程中各要素补助标准的改变对投资规模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针对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投资额和森林管护投资额,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投入的力度,中央财政全额承担既定补助项目的资金投入,不再要求地方财政配套20%[11]。工程一期的森林管护补助标准为26.3元•hm-2•a-1(中央财政21元•hm-2•a-1),工程二期,中央财政按照5元/亩•a-1的标准安排森林管护补助费,与国有国家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一致。关于政社性支出的增长,由工程一期的教育补助1.2万元•人-1•a-1,东北内蒙古等重点林区的卫生补助2500元•人-1•a-1;变为工程二期的教育补助提高到3万元•人-1•a-1,东北内蒙古等重点林区的卫生补助提高到1万元•人-1•a-1。政企合一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3万元•人-1•a-1[12]。天保二期工程中增加了对国有中幼林抚育,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后备资源培育的补助。中幼林抚育综合成本每1/15hm2补助120元;后备资源培育综合成本每1/15hm2为330.7~542元,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人工造林和森林改培每1/15hm2分别补助300元和200元[2]。
1.2吉林省林业经济发展变化和特点分析
工程建设十多年来,在中央财政投资支持下,工程不仅有效地保护和恢复了森林资源,还增加了林业产值。工程区短期内摆脱了生态破坏与贫困加剧相互交织的陷阱,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奠定长期资源环境基础[14]。
1.2.1吉林省林业经济发展变化如图2,2007—2013年期间,林业产业总产值及林业三次产业产值呈上升趋势。根据《吉林省林业统计年鉴》,到2013年,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13509856万元,其中林业第一产业产值为3623241万元,林业第二产业产值为8270048万元,林业第三产业产值为1616567万元。首先,总产值与第二产值都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总产值增长的增幅相对较大。其次,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呈现平稳增长趋势。第二产业产值明显高于第一、第三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产值第二,第三产业产值相对最低。从增长率变化曲线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增长率在最上变为第三产业增长率在最上。
1.2.2吉林省林业经济发展特点分析在2007—2013年间,吉林省林业总产值及三次产业产值在2008年与2011年都有阶段性较快增长,增长率分别为59%、59%、59%、56%和43%、50%、39%、48%。在此期间吉林省林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林业三次产业的比重也由2007年的32:54:14调整为2013年的27:61:12。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符合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三产业比重稍微下降不太符合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15]。从《吉林省2010—2020年林业产业发展规划》中我们可以得知,吉林省正依靠自身优势建设林业经济强省,大力推进林业技术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的进程,加快林业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提升林业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功能,对生态建设的保护功能,对职工、农民增收致富的推进功能。争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把林业产业经济建成吉林省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16]。吉林省政府对林业经济发展的重视及政策,使林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林业产值得到稳步提升。
2吉林省天保工程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2.1研究方法本文讨论的是吉林省天保工程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但天保工程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多个变量组成的,这样,本研究讨论的只是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这两组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研究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比较合适[17]。
2.2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以2007—2013年吉林省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投资规模和林业产值为分析样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吉林省林业统计年鉴》。天然林投资规模中选用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x1)、中央财政专项资金(x2)、森林管护(x3)、社会保险(x4)、政社性支出(x5);林业经济发展水平选用林业总产值(y1)、第一产业产值(y2)、第二产业产值(y3)、第三产业产值(y4)。
2.3实证研究
2.3.1显著性检验运用SPSS软件中的相关命令,可以得到表1天然林投资规模变量组的相关系数、表2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组的相关系数、表3天然林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矩阵、表4典型变量相关系数、表5典型变量相关的显著性检验的结果。由表1可以看出天然林投资规模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总体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除个别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强)。从表2可以看出: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内部的相关系数较强,在0.9897~0.9991之间。我们从表3中可以得到森林管护(x3)、社会保险(x4)、与林业总产值(y1)、第一产业产值(y2)、第二产业产值(y3)和第三产业产值(y4)的相关性比较强,而投资完成额(x1)和中央财政专项资金(x2)与林业产值的相关性相对较弱。表4中第一组典型变量(U1,V1)和第二组典型变量(U2,V2)的相关系数都为1,说明其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后两组没有相关性。由表5中的数据可以检验,表5中Sig显示前两组典型变量组合的检验数为0,在典型性相关分析要求的0.05之内,所以第一、第二前两组组合具有相关性,而表5中后两组的检验数在置信水平之外,所以不具有相关性。
2.3.2典型相关模型分析本研究典型变量中虽然各变量的量纲相同,但为使准确表示数据均采用标准化的典型系数。根据SPSS软件运算结果给出典型相关模型,如表6所示。从第一个典型相关模型看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x2对第一个典型变量U1的贡献最大,相关性最高,典型系数为3.379;其次是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x1与政社性支出x5的贡献与相关性次之,典型系数分别为-2.631和2.207。说明天保投资规模中影响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是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和政社性支出投资。林业总产值y1对第一个典型变量V1的贡献较大,典型系数为17.251,第一产业产值y1对第一个典型变量V1的贡献小一些,典型系数为-13.757;说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中影响天保投资规模的两种因素相比较而言,林业总产值的影响要比第一产业产值的影响大,显著性更强。从第二个典型相关模型可以看出,森林管护x3对第二个典型变量U2的贡献也大,其次是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x1和社会保险x4的贡献量比较小;林业总产值y1对第二个典型变量V2的贡献较小,相比于第一林业产值y2对第二典型变量V2的贡献大一些。
2.3.3典型因子载荷分析通过讨论典型负载系数与交叉负载系数,对原始变量与典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结构分析。典型负载系数(canonicalloadings)是典型变量与本组的观测变量之间的两两简单相关系数[18]。由表7可知,林业投资规模的第2对典型变量U2在x3、x4上均有较重荷载,说明森林管护和社会保险这两个原始变量对林业投资规模影响较大。同样,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V2在y1、y2、y3和y4上有较高荷重,说明林业产值总额、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也对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交叉负载系数(crossloadings)是典型变量与另一组的观测变量之间的两两简单相关系数[18]。由于第2对典型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天保投资规模中两个主要变量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呈高度相关;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中的四个变量与天保投资规模的第2对中的森林管护和社会保险也呈高度相关。这种一致性从数量上体现了天保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与天保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实际意义是吻合的。
2.3.4冗余度分析冗余指数(redundancyin-dex)是本组典型变量对另一组变量总变差的百分比,也是交叉的总方差共享比例[17]。由表8可知,第2对典型变量U2和V2均较好地解释了对应的那组变量,而且交互解释能力也比较强。来自天保投资规模的方差被天保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解释的方差比例分别为52.4%和52.4%;来自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差被天保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解释的方差比例为84.1%和84.1%。
3结论及对策建议
二、建立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建立民营经济通过带动就业和再就业,优化劳动者工资和劳动效率之间的关系来提升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金融通过其资产保值和增值来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为了能进行对比分析,我们把经济增长这一对居民收入增长更为根本的影响因素也纳入模型里。同时,由于我国各项经济指标近十几年来一直表现为正向增长,直接对绝对量进行时序数列回归难以撇开共同趋势项的干扰,因此我们使用各项因素的增长速度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二)变量定义及数据说明1.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INri)。由于在统计口径上我国对农村和城镇居民分别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统计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本文通过城乡居民各自人口总数分别乘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获得我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额,进而推算出可支配总收入额的增长率。2.民营经济增长率(PECOri)。如前文所述,民营经济的主体是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因此本文采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注册资本总额来表示民营经济,并直接通过这一总额推算出其增长率来表示民营经济增长率。3.金融行业增长率(FINri)。考虑到我国金融行业里银行、保险公司、股票证券三者鼎立的现实情况,本文选用银行储蓄余额总额、保险费总额以及我国股市总市值三者之和与我国总人数的比值作为衡量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指标,并用该指标直接推算出其增长率来表示金融行业增长率。4.GDP增长率(GPDri)。GDP一般由国家进行核算,所以本文直接引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指数来表示GDP的增长率。本文主要采用了1990~2012年相关经济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为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私营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回归软件采用Eviews6.0。
三、统计检验及回归结果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检验方法为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由表1可以看出,除了金融增长率以外的其它指标均是非平稳的,没能通过单位根检验。而对各指标一阶差分后,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且显著性较强。因此,对模型中的各个指标进行一阶差分。
(二)异方差检验我们对模型先进行一次尝试性回归,以方便我们对模型的异方差进行检验。残差的white检验结果显示异方差的确存在, 检验结果如表2:我们采用加权最小二乘回归对异方差进行消除,根据通常做法权重系数设定残差绝对值的倒数,即Weightingseries=1/ABS(RESID)。
(三)自相关性、协整检验及方程的拟合度等检验。加权回归后残差做white的检验较显著的获得了通过。下表是方程回归结果。表3显示,两组数据其方程的拟合度均比较显著分别为0.946和0.752。模型方程F检验也获得了显著通过。从D.W统计值来看,两个方程的D.W值都很接近2,在本文的样本容量为22和自变量为3(差分后的有效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在两个方程中均几乎不存在自相关。最后我们要对方程的协整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4的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方程分别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方程是协整的。
(四)回归结果分析首先,民营经济的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呈现高度正相关,从回归系数来看民营经济的增长率提高1%,将带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多增长0.15%。金融增长率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008,说明金融的发展的确能带动居民收入的提升,但是目前提升作用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同时,尽管相关系数上显示,GDP每加快增长1%将带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提速0.0096%,是正相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相关关系是很微弱的,这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确没能跟上GDP增长速度。其次,虽然回归系数显示金融的发展抑制了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提升,二者相关系数为-0.0225,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一点,金融的发展的确还没能给广大的农民带来财富的增值。GDP的增长虽然也提升了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加,二者相关系数为0.0068,但是这种提升效果和提升强度远远落后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GDP的增长对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提升强度要弱于对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相关系数显示,当民营经济增长提速1%,农村居民纯收入将提速将近0.25%,这是相当可观的。从模型的这两组回归结果上可以看出,相对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在提高收入上处于明显弱势。一是我国经济资源的配置明显偏向城市;二是农民可以用来提升其收入的途径相对有限,这也意味着他们提升收入时更面临更大的风险。总的来说,回归结果再次印证了我国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不相协调的问题。模型回归较好的证实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富裕城乡群众”这一令人为之振奋的经济现实。本文回归结果中关于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结论与郭志仪,赵小克和景文宏(2012)研究结果不一致,我们的结论跟个接近温涛等人(2005)的结果即金融未能支持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孙永强,万玉琳(2011)等的研究结果,即我国现有不合理的金融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分析
在迄今已经发表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文章中,均或多或少地讨论了循环经济的定义。然而,现有关于循环经济的内涵,主要是从人与自然关系、技术范式、经济形态等方面表述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循环经济的文章并不多。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为来源,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并举,把人类生产活动纳入自然循环过程中,所有的资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
循环经济的本质是以生态学规律为指导,通过生态经济的综合规划和设计规范社会经济活动,使不同企业间形成资源共享和副产品互换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上游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实现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达到产业之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使区域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的循环中得到永续利用,从而实现产品清洁生产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和谐型经济发展模式。它不同于传统经济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资源消耗的线型增长,而是通过系统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叠加的物质流转换和能量流循环,最大限度的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循环经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传统经济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性生产流程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则实行“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生产流程,通过开采资源,生产产品,回收废旧物品,重新利用,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可见,循环经济不仅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二、循环经济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
循环经济强调节约资源、有效利用资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革命,是解决目前可持续发展中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主要表现在:一是可以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经济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强调资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环,延长产品的使用期,提高重复使用率,使产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内在价值,提高各类紧缺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减量化是循环经济的第一准则,它从经济活动的源头节约资源核降低污染,并在产品制造、消费、回收等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有助于恢复环境的自净能力和生态平衡,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共赢。三是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加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而资源型贫困、污染型贫困是三大差别拉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是发达的地区,产生的污染和废弃物越多。越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遭受的污染越为强烈。西部地区资源的粗放利用不仅没能摆脱贫困,反而带来资源的浪费和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区域功能互补,提高资源、环境的运行效率,降低发展成本。
(二)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
自然资源是区域生产发展的自然基础,某种自然资源的数量越多,利用该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生产部门的规模就有可能越大。有某种资源优势就可能发展起以开发利用这种资源为主的产业部门,不同种类自然资源的组合就有可能导致以这些资源为利用对象的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资源结构对产业结构产生了影响,区域资源分布图与产业分布图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同样的投入和工艺管理条件下,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不同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制约,区域自然资源的状况是决定区域经济部门分布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某些自然资源数量越少,对区域生产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发展循环经济可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合适的位置,使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作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循环经济能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有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环流动型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两低两高”,即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和高循环率,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废弃物资源化和无害化。追求的是速度与效益并重,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兼顾,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使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降低到尽可能小的一种生态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创新性经济发展模式,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发展循环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
循环经济不仅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也体现了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循环经济是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最佳方式,是促进经济、生态、社会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基本手段。循环经济是运用知识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来整合和提高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利用效率。
由此可见,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三、区域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
(一)在区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大力推进循环经济
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优化产业结构,继续淘汰和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加快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以及开发区的盲目发展。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区域发展、产业转型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促进区域产业布局合理调整。开发区要按循环经济模式规划、建设和改造,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工业生态效应,围绕核心资源发展相关产业,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链。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建立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基地,大幅度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绿色消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以绿色消费推动循环经济发展。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要积极引导绿色消费,优先采购经过生态设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以及经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ISO14000认证的企业的产品,鼓励节约使用和重复利用办公用品,要逐步制订鼓励绿色消费的经济政策。
(二)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
生态工业园区是循环经济在区域层面上的典型实现形式。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的原理,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设计建立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的新型工业组织形态,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代谢共生关系。在产品、原辅材料和废弃物的交换中构建生态产业链,以达到工业集中布局,基础设施共同使用,资源节约利用,财富高效产出,废弃物循环回收,污染物低排放的目的。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特别是新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或工业园区,从规划、设计到整个实施过程中,都要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实现区域间功能互补
用循环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发展活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实现区域间功能互补,统筹发展。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环境的退化,建立以市场调节为手段、法律保障为前提、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地区从收益中按适当比例支付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是承认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价值性质,是在经济建设和市场交换中体现生态价值、连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纽带,也是突出功能互补,降低发展成本,解决相邻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推进,长期要求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无偿奉献、安于贫困、抑制经济发展,既不公平,也难以奏效,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吴殿廷,区域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1循环经济的内涵
所谓循环经济,即在经济发展中,遵循生态学规律,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循环经济的提出是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突破,它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理论把经济和环境系统人为割裂的弊端,要求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自然生态规律的基础上,使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全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物,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及社会进步的“共赢”[1]。循环经济是一种“物尽其用”的先进经济形态,内容包含了基础设施、工业、农业、服务业、能源以及建筑物等各个方面,其本质是生态经济,基本形式是清洁生产,根本目标是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系统地避免或减少废物,实现低排放或零排放,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行为准则(简称3R原则)。减量化原则(reduce)即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特别是减少有害于环境的资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或消费目的,从而在经济活动的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再使用原则(reuse)要求制造商尽量延长产品的使用期,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和反复使用;再循环原则(recycle)即产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
2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
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截然不同。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消费—污染排放”单向的开环式线性经济,特征是高开采、高投入、低利用、高排放。循环经济将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的闭环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其特征是低开采、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显然,只有当人们的行为从高排放的线性经济转变为低排放的循环经济的时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才会真正来临。
从上世纪90年代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发达国家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现在,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有的国家甚至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进。如德国1996年就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该法规定对废物的优先顺序是避免产生—循环使用—最终处置。日本也提出了建立循环经济的概念。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植田和弦指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体系曾经是20世纪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是,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旧的经济体系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基础。在废弃型社会里,人们把废弃物在数量上的增加和性质上的恶化,理所当然地看成是“生活富裕”的结果和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这种经济体系的弊端是不言而喻的,它造成了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环境恶化,同时,大部分废弃物都是潜在的资源,在处理废弃物的过程中,人们实际上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为此,必须推动废弃型社会向循环型社会转变。近几年来,日本相继制定了《容器包装法》、《家用电器循环法》、《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在2000年召开的“环保国会”上,还通过和修改了多项环保法规,如《推进形成循环经济型社会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等,这些法规均已在2001年4月份之前相继付诸实施。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加紧制定《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日本有关专家认为,循环型社会的建立,将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和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转变,它还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树立新的价值观念[2]。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脆弱,在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两个方面都已经不起传统经济形式下高强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如果继续走传统经济发展之路,沿用“三高(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模式,以末端处理为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那么只能阻碍我国进入真正现代化的速度。从长期角度来看,良性循环的社会应从发展阶段开始塑造,才不会走弯路,才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我国的消费体系仍在形成阶段,建立一个资源环境低负荷的社会消费体系,走循环经济之路,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3]。
3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是当前地方可持续发展建设中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建设生态型城市的实现途径[4]。在实践中要按照循环经济原理来布置新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调整淘汰老产业,逐步减少人类的“生态足迹”。例如各地在开发兴建工业园区、开发区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时,不能再走老路,而要按照产业生态园区、工业生态园区的建设思路和模式来规划和实施。地方新上项目,从设计的一开始就要按单个企业循环经济模式建设。同时,地方政府要把各方面科技人员组织起来,协同作战,加大对可持续发展技术进行联合攻关,技术开发必须保护资源、不破坏生态环境、遵循生态道德。
循环经济是集经济、技术、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其启动和推广不仅需要政府、企业、科学界和公众等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和共同参与,而且需要资金、技术以及法规、制度等软硬环境的强力支撑。在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健全激励机制方面,应认真落实国家有关清洁生产的产业政策、技术开发和推广政策,制定详细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方面的鼓励措施,使循环经济型企业得到更多实惠。在健全循环经济发展制度方面,应建立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财政信贷鼓励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标志制度、押金制度等,从生产到消费各个领域倡导新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另外,应健全相应的领导干部目标责任制,将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纳入各级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尽快制定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文件,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统一规划,明确决策者、生产者、设计者、销售者、使用者、处理者等的相应责任,提高可操作性[5]。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已颁布并于2003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里程碑[6]。各地区应尽快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强化该法规的执行力度;修改或完善与循环经济发展不适宜的法律法规;加大资金投入,继续提高政府对环保的投入比例,发挥其引导作用;积极探索成立循环经济发展基金,滚动发展,专款专用;改变政府作为防治污染主体的地位,实施“谁污染、谁治理”政策,推动企业自觉进行污染防治的技术改造;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股票债券融资、招商引资、金融信贷、民间资本等多元化筹融资体系,为循环经济型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软环境[7]。
参考文献:
[1]马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管理,2004(10).
[2]李赶顺.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3).
[3]贺新元,王晓林.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社会机制建构探略.学术论坛,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