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经济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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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aperintroducesfiveaspectsofurbandesignandlandscapedesigninJapan,bringsoutthatthefirstproblemofurbanlandscapedesignistoprovidetheplacetocommunicateandcontactwitheachother,whichisusefultocommunicatebyheartwithhumanbeings.Andthesekindoflandscapedesignispowerful.

Keywords:humanbeingsnatureurbanlandscape

在今天，许多人认为有两种文化类诗人存在于社会，其一是诗人，其二就是景观设计师。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城市景观的创造活动”并迅速普及到全国，这种活动大多是地方或居民自发的，景观设计师利用当时的机会与民间活动融为一体，创造出很多优秀的作品。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近代主义理念急速变迁的城市建设及建筑机能主义、合理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和制限曾一度出现缓慢状态。使“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得不到人们广泛深刻的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的真正价值才被人们重新再认识。

随着越来越大范围的地球环境污染侵袭人类，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深思阪神大地震结束后留给人们一个课题，在复兴计划中如何设计创造一个安心、安全合理的人居环境，并结合科学技术手段指导创作。即使这样综合各方面条件，也无法解决多样而又复杂的自然观念、生活观念，由此造成了很多不合理问题的出现。这时人们意识到城市景观设计与人的直接关系。日本能在城市景观设计上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应该说是国民整体对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意识的全面提高。我曾经在日本留学工作8年多，在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学的就是景观设计，在日本就职工作也一直是建筑设计与景观设计的内容，在学习与实践中我学到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充分认识到景观设计不仅仅是日本的专利。中国在城市建设中也应该把城市景观设计放在首位，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反映，全社会的人都应重视。在新时期条件下的景观设计理念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把中国建设成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活环境的环保国家，这一目标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对于城市景观设计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必须能够给使用者之间提供相互交流、相互接触的活动场所，起到人与人之间心灵相互沟通的“精神家园”的作用。要通过对城市景观的设计创造出心理景观概念，与建筑和周边环境空间融为一体。起到表现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和谐、融洽的景观理念，走入“人与自然共存”的新时代。

日本城市设计、景观设计的特点大致分为五个方面。

1.重视地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

在人类的现阶段，对作品的表现是离不开地域文化根基的。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取决于此的。从日本城市景观设计看日本城市生活、文化，可以从中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在生活中的自然流露。无论是山村小镇还是大都市，景观设计都离不开它的地域文化根基。进入这样氛围的环境中无法不让人感受到地域文化内涵。自然与人的共存是日本景观设计理念。因此，这样的景观设计才有生命力。

2.利用有限的空间再创造

对每一位景观设计师来说，要想创造历史文化与自然景物的时空关系，即空间再创造，始终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就是对利用空间的艺术再创造，否则就会导致作品的失败。人们深知景观设计师创造的作品最终都是为了服务于使用者，使用者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景观应该与地域文化特点相结合，这样才是景观设计师的创造程序，在创造中使用者和地域文化是二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我拍摄到的日本城市景观实景图片中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使用者，地域文化，再创空间”这就是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3.人与自然共生

日本城市景观设计，可以说体现了“人与自然共存”的主题思想，这样的作品随处可见，我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共存”这样的概念并不仅仅只局限于对视觉形象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包括用身体去感受自然界中的一切，这就是现代日本城市景观设计中常用的理念，用中国人的语言表述就是“与自然对话”，日本城市景观设计都是在体现这一理念，城市景观设计的表现手法涵盖了视觉、触觉、嗅觉等等。就像大家看到的文中图片那样,为使用者提供了体验自然与人类文明的魅力场所和时空关系。这一点可以称得上是日本在城市景观设计上成功的法宝。

4.城市花园中，乡村桃园中

中国人常用“花园”和“桃花园”比喻美景和盛景，象征着对美好生活、理想化生活环境的向往。这样的城市景观意境在今天的日本可称得上是实现了。“城在花园中”的这一理念在规划设计上被日本设计师作为头等大事，也是衡量规划设计的最高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把人们设想到的“理想”变成真正的“现实”。

篇（2）

2室外风环境模拟分析

2.1模拟工况

本项目根据《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确定夏季和冬季的风向和风速参数，在室外风环境模拟中研究的具体工况及参数设置。

2.2模拟分析

2.2.1风速。

1.5m高度处风速云图（夏季、过渡季/平均风速）夏季、过渡季风向为NNW向时，风速为3.3m/s时1.5m高度处的风速分布情况。由图可见，铁路局商业广场风速均低于3.2m/s，建筑的朝向与主导风几乎一致，有利于夏季、过渡季的自然通风。项目建筑外周围风速基本处于0.50~3.2m/s之间，周边流场无滞风现象，不影响周边环境质量。距地1.5m高度处初始风速、最大风速分别为2.17m/s、3.2m/s，风速放大系数为1.47，小于2；最大风速小于5m/s，满足标准的要求。

2.2.2风压。

分析项目各立面风压分布状况，迎风面风压等值线图（夏季、过渡季/平均风速）以同样的步骤分析冬季平均风速情况下的建筑周边流场分布状况。

3结论

3.1风速舒适性

铁路局商业广场建筑区域周边的流场分布较为均匀，气流通畅，无涡流、滞风区域，主要通道风场流线无明显的气流死区。项目建筑周边人行区域1.5m高度处风速均小于5m/s，同时风速放大系数均＜2，符合行人舒适的要求。

3.2自然通风

铁路局商业广场在夏季、过渡季节的建筑前后保持3Pa左右的压差，从而避免局部出现涡流和死角，有利于室内采用自然通风。

3.3防风节能

冬季主导风向项目周边区域风速均小于5m/s；在平均风速条件下，除迎风面之外的建筑部分前后压差在4Pa左右，满足“严寒地区冬季保证除迎风面之外的建筑物前后压差小于5Pa”的要求。

3.4达标判断

铁路局商业广场的建筑朝向为南北向，建筑朝向有利于夏季的自然通风，避开冬季主导风，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06第5.2.6条一般项“：建筑总平面设计有利于冬季采光并避开冬季主导风向，夏季有利于自然通风”中关于建筑朝向的要求。各季节在平均风速条件下，铁路局商业广场周边人行区域距地1.5m高度处风速均小于5m/s，风速放大系数小于2，无涡流、滞风区域，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06第5.1.7条一般项：“建筑物周围人行区风速低于5m/s，不影响室外活动的舒适性和建筑通风”的规定。

篇（3）

Abstract:Germany''''ssocietymarketeconomylegalregimehastheimportantreferencefunctionwithoutdoubttoourcountry''''ssocialistmarketeconomylegalregime.Myself1993-1995yearskeepGermanperiod,happentohaveexperiencedGermany1994superelectionandtheGermaneconomy1990to1994transformfromthedeclinetotherecoveryprocess,thereforehavetheownobservationtoGermanylegalregime''''seffectivenessandthedeepunderstanding.

keyword:Germany;Socialmarket;Marketeconomy;Legalregime

一社会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含义

根据德国"经济奇迹之父"艾茵哈特的设想，社会市场经济就是把市场竞争自由原则和社会利益均衡原则相结合，把个人进取心与社会进步相结合，以社会大众福利制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体制〔1〕。因取得社会进步和贯彻福利制是国家的任务，所以国家必须建立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机制。因此社会市场经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三是大众福利制。社会市场经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取得执政地位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提出的执政纲领，在他们战后长期的执政中这一纲领得到了充分的实施，在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基本国策规定入宪法之后，也得到了曾经一度执政的社会人的遵守。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商品生产与交换为目的，以自由竞争为手段的经济体制。德国历届政府和学术界的一致看法是，市场经济是和计划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体制，根据西方社会多年发展的经验，因为市场经济能够保障个人自由并发挥个人积极性创造性，故只有它才能提供国民经济发展的自觉的和永久的动力，而计划经济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德国实行的是全面的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战后德国也有实施计划经济的机会，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时参与竞选的社会就是把计划经济作为他们的竞选纲领的。但是随着社民党人这次竞选失败，计划经济的主张在德国似乎永远失去了支持者，而社会市场经济成为宪法规定的国策。

所谓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指的是国家利用各种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积极干预的各种制度的整体，这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自由放任式经济体制提出的。德国人认为，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正如1929-1933年的国际性经济危机证明的那样。为协调经济发展，平衡社会利益分配，缓和阶级冲突，国家必须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这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目的之一。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目的之二，是防止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垄断），使企业始终处于竞争的状态之中，使国民经济始终具有发展的动力。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市场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国家把经济发展的一切决定权放手给企业和民间，但是一经显示国民经济发展有异常情形，国家则立即施行多种干预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整，使其归于正常。德国人对此的概括是："平时国家不问不管，紧时国家多方出面"。

所谓大众福利制，就是使德国公民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的制度。按德国基本法的规定，福利制是德国建立的四大原则之一，也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目的之一。所谓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一词，在德语中本来就有大众福利的意思。追求利润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动力，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却是为社会公众造福。因此在德国，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业、交通、邮电等行业长期以来并不完全服从于市场经济规则，也就是说这些行业并未全部进入竞争机制，因为它们不能完全着眼于利润。在这些部门曾经保留着很大的国营经济成分（但是从1995年1月1日起德国铁路、航空公司、和邮政电讯实行了私有化改造，即按照私营公司的形式进行了重新组合，现在的德国国营企业仅仅只有鲁尔区的几个煤矿）。另外德国还对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实行累进税制，并以国家财政支持对雇员的养老、医疗、失业等实行全面的保险，并对职业教育、儿童教育、低收入房租、贫困者的社会救济等方面进行补贴。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就是德国为保证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的手段、实现福利制国家目的而建立的法律制度的总和。这些法律有，为商品生产和流通提供基本规则的民法和商法，为国家调控提供手段的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稳定法等，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实现福利制的社会立法等。这些法律构成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完全法律化的经济体制。它的运转机制是完全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的。"法治原则"也是现代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立国四大基本原则之一。该国现行有效的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大约3600多个，最大的法律如民法有2385条，小的有几十条，它们基本上覆盖了的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完善的法制提供了社会经济所需要的稳定政治环境。

二提供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法律--德国民法和商法

提供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的法律，亦即规范市场经济的参加者及其行为的法律，在德国是民法和商法，这是毫无疑义的。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规范市场经济参加者身份，赋予市场经济参加者用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需要的基本的权利、提供商品交换基本的法律规则。民商法把商品生产者与商品交换者的基本需要，按照平等、自由、公正、公开、诚实信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一致等原则，规定为民事权利主体、物权、债权、公司、票据、保险等具体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按照这些法律制度健康正常地运转。民法和商法所提供的规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规则，这在德国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我国有关的探讨中，对此似乎缺乏足够的认识〔2〕。

（一）德国民法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法律规范涉及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大到涉及国计民生的财产支配关系和流通关系，小到个人、家庭与邻里之间的关系，都是民法的调整范围。所以它是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其重要性只有宪法可以相比。德国现行民法是1886年颁布、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明年该法典诞生就已经整整100年了。100年来，德国社会与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成立时制定的《德国基本法》即德国宪法承认《德国民法典》仍然有效。当然该法典也曾经过不少的修改，但其基本结构和内容没有大的改变。德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的开办者和经营者都必须有学习过《德国民法典》的经历，每个大学生，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都必须有《德国民法典》的学分。一部法典能有如此之长如此之大的生命力，其主要的原因有：

（1）体系宏大，覆盖面广。民法因调整范围广泛，在一般国家也都是体系最宠大的法律。《德国民法典》开始制定时，正是分裂数百年的德国刚刚统一之时，立法者也想利用该法典把长期分裂割据而混乱不一的德国社会统一起来〔3〕，这就更加扩大了民法典的规模。因此，该法典在立法时基本上把当时能够设想到的市民社会的民事法律关系统统都规定进去了。这就使得整个德国社会都建立在该法典之上，使得《德国民法典》实际上成了规范整个德国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法典，也使得后来想废止该法典的人常常自叹乏力（比如希特勒就曾想废止该法典〔4〕）。同时也由于立法的这种背景和德国人一贯办事细致认真的传统，该法典的条文达到2385条，成为当今世界最宏大的一部现行法典。

（2）采纳科学，多有创新。《德国民法典》制定时，立法者尽量采纳了当时法律科学研究的成果，使得这部法典非常富有创新性。这一点比较突出的如：在立法模式的设置上，它放弃了在当时影响极大的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把民法规范规定为"人"、"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变更"、"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三篇结构，而根据本国法学家的研究成果，把民法典的内容划分为"总则"、"债务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这五编式的结构，这样，民法的全部内容安排得清晰合理，人们从各编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相互区别和相互联系。又如"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法人"、"物权"等法律概念和制度，关于"有限所有权"理论、"权利滥用禁止"理论等，也是《德国民法典》吸收法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在法典中首创使用的，目前这些概念及制度的科学性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并已经得到普遍使用。

（3）结构严谨，技术性强。《德国民法典》充分体现了德意志民族惯于抽象思维和讲究专业化、技术化的特点。《德国民法典》中大量地应用了"事实的抽象-概括式表达"、"一般性条款"、"共同性规定（提取公因式）"等法学逻辑手段和技术，使得《德国民法典》的层次分明，而且结构严谨。为了节省文字和篇幅，该法典中还大量地使用了"援用"技术，很多条文直接引用其他条文的事实规定或者法律效力。在立法语言上，《德国民法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尽量使用法律规范语言而不是一般民众的生活语言，这就使得法典条文的含义尽量地精确无误。在《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曾有人就它的立法技术和语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它过于专业化，疏远民众，是"教授的法律"。不过正因为此，该法典才做到了"法律计算机"〔5〕般的精确，给法官执法提供准确的应用规则，并限制了法官的任意性，从而使法律得到准确的贯彻，而大众化的立法技术和立法语言是做不到准确执法的。

（4）立足长远，讲究质量。《德国民法典》同时还体现了德意志民族认真、精确的特点。该法典从1873年起草，到1896颁布，先后三易其稿，共计24年方才制成。在整个法典之中，至今人们还很难发现冗言赘语，也很难发现没有实用意义的条文，一些被后来实践证明过时的或缺损的内容，立法者也都进行了废止和补充。举世公认的是，《德国民法典》不愧为讲究立法质量的楷模。

当然，时代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任何法典，即使它制定时再完善，也得要不断地进行修改。截止到1994年11月5日，《德国民法典》已经进行了122次修改，涉及的条文约500余条〔6〕。其中废止的条文主要是封建色彩浓厚的家庭与婚姻制度方面的内容，增加的条文主要是禁止权利滥用、男女平权、侵权责任。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法的内容必须不断增加。德国立法者也认识到，试图用一部法典来概括和规范全部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当增加个别条文无济于事时，立法者干脆重新制定一部新法，作为《德国民法典》附从法。目前这些附从法有《地上权条例》、《住宅所有权法》、《通用交易条件法定规则法》、《婚姻法》、《消费者信用法》等。

（二）德国商法

商法是规定以营业为目的的人（包括法人）和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顾名思义，商法就是专门规定有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人（包括法人）和事实的法律。从法律逻辑上来说，商人是民事主体的特别形式，商行为是民事行为的特别形式，所以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法是商法的一般法。在法律适用规则上，应优先适用商法，在商法无特别规定时，可以适用民法。1897年生效的《德国商法典》，对它和《德国民法典》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规定的。

《德国商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是同时制定也是同时生效的，以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时又同时得到《德国基本法》的承认。德国在民法典之外另外制定商法典的原因，是商人和商事行为虽然具有民事主体和民事行为的一般性质，但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他们表现更多的是其独特性，即具有以营业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目的，即以商业性盈利为目的的特点〔7〕。而且商行为比一般民事行为运转更快，因而其风险更大，所以它有更高的安全性要求。为社会公益和社会经济生活安全而言，必须有国家立法对商人和商行为制定明确的规范。《德国商法典》包括四编共905条，第一编：商人，内容有商人，商业注册，商号，商业帐簿，商业代表等规定，第二编：商事公司及匿名合伙，是关于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第三编，商行为，内容有商行为的一般规定、买卖、批发、运输、仓库、运送等。第四编是海商法的规定。

《德国商法典》并没有规定商法的全部内容。以后德国又单独制定了《票据法》、《保险法》、《支票法》、《银行法》等商事法律。由于商业的迅猛发展，商法典的内容的更新和变化要必民法典更快更大。比较突出的有：1937年有关股份的法律从商法典中抽出，制定为单独的《股份法》；1986年通过《资产负债表规则法》用100多个条文使商法典第三编得到更新：1989年又根据欧共体法制定了新的商业法。

三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手段的法律制度

由于对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产生的经济危机的深刻认识，德国才改行国家宏观调控式市场经济，其目的一是为了均衡社会经济利益，二是为了防止因为垄断而导致限制甚至扼杀竞争的现象，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就是说，国家不再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只当作私人事务，而要以社会的最高公共仲裁人的身份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如果说民商法提供给市场经济参加者合法的身份和必要的权利，那么国家的积极的干预则是要给市场经济提供和谐发展的秩序，保证它能顺利发展。

在法治国家的原则下，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德国在这一方面制定的法律主要有：

（一）关于保护竞争的法律。

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竞争。因此促进竞争并保护竞争顺利进行就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对竞争不能如自由放任时期那样放任不管，因为放任竞争会产生如下两种损害竞争的情况：一是竞争的滥用，即不正当竞争；二是企业之间达成协议限制甚至扼杀竞争。为此德国专门制定了如下立法：

⒈《反限制竞争法》又名《卡特尔法》。1957年制定，1980年和1990年两次修改。之所以又称之为《卡特尔法》，因为该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就是要消除企业之间达成的限制竞争的卡特尔协议。有时卡特尔也指根据上述协议而产生的企业组织，如企业集团、企业组合等〔8〕。该法列举的卡特尔形式有：交易条件卡特尔，它给一个行业的企业规定一个统一的合同条件：价格卡特尔，它规定一个统一的最低价格；顾客或者地区卡特尔，它为每个企业规定特定的顾客种类或者特定的营业地区等。卡特尔的极端形式是辛迪加，它是指将价格、交易条件、合同条款、有关产品的一般条件等全部统一规定从而形成垄断的卡特尔形式。卡特尔行为可以产生于市场的各个行业，也可以发生在市场交易的各个阶段。总之，卡特尔的本质，就是使企业减少甚至是免于竞争压力，保证他们在不改进其为顾客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的条件下而能够获得稳定的甚至是不断提高的收入。

在对卡特尔行为进行国家干预时，确定它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否真正造成损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企业的联合有时是好事，有时是坏事。按《卡特尔法》的规定，当企业之间的协议造成他们"支配市场"的地位（垄断），并滥用此地位剥削合同相对人或者消费者时，即认为其是法律应该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即卡特尔行为。对交通、能源、以及自然资源开发型企业等自然垄断行业，也要根据上述标准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限制竞争的行为。国家对卡特尔行为的干预方式是：对要成立卡特尔的企业实行准许制，即企业之间成立卡特尔时必须向联邦经济部申请准许，否则为非法。对已经成立的卡特尔组织，由设在柏林的联邦卡特尔局或者各州的卡特尔局进行调查，以确认他们是否能够造成他们"支配市场"的地位以及他们是否有"控制滥用"（即利用其地位操纵市场）的情形。由于对此情形的判断在具体的事件中是很困难的，所以立法者赋予卡特尔局一种可以假设的权利：根据企业的某一行为（比如规定价格）确定，它在市场上是否具有限制竞争甚至取消竞争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卡特尔局将颁发一个"联合禁止"命令，宣布企业之间的卡特尔行为无效，并将其予以解散。在德国，成立卡特尔必须得到联邦经济部的批准，而联邦经济部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慎重，只有能够创造或者扩大就业机会的卡特尔才能获得批准，而卡特尔的本性一般来说是消减就业机会的，故新成立卡特尔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在德国，只有环境保护企业不受《卡特尔法》的限制〔9〕；另外因受欧洲联盟法（原来的欧共体法）制约的农业等行业，因不参与竞争，故也不受《卡特尔法》的限制。

⒉《反不正当竞争法》又名《竞争法》，1909年制定。该法的立法目的，是排除竞争中的不公正、不道德行为，建立并发展公开、公正的竞争秩序，保护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卡特尔法》在具体调整范围上虽有差别，但是他们的作用是互补的，目的是相同的。该法制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是德国政府早就认识到国家应当积极干预市场经济的意义并实施了干预的一个象征。当然此后德国对该法也曾进行过一些补充和修改，如1932和1933年颁布两个附加条例等〔10〕。

该法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分为四大类：第一种是"顾客误导"，指的是使得顾客自己作出决定而损害自己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如通过诱惑性广告进行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强迫买卖等。第二种是"妨碍对手"，指通过毁灭性价格战（即倾销行为）、封锁、贬低他人的广告甚至违法犯罪等手段，降低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第三种是"剥削性竞争"，指的是企业对他人劳动的剥削，如假冒他人的成就（如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与他人相同的包装等）、模仿他人的广告、盗用他人的声誉、诱拐挖走他人的工作者等。第四种是"违法竞争"，指企业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以违背税法、工商法等谋取竞争优势，获得不正当利益，如给回扣、行贿等。另外该法还具体地列举了一系列有关的法律事实，并从中甄别出正当与不正当的界限。这些事实有：迷惑性广告、清仓出售、甩卖和季节末大甩卖、购物券交易、行贿、诬陷、营业性诽谤、吐露商业秘密等。

虽然《竞争法》对种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作出了细致的规定，但是它又规定，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利，并不属于企业和个人，而是属于法院。受害人可以依据事实向法院，但只有法院有权判定某种竞争行为是否正当并决定是否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关于国家调节、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

即使各种社会经济力量完全按照合法的方式存在和竞争，有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等，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常见的。此时就必须有国家出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调节，把市场经济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德国1967年制定的《稳定法》就是给国家提供调节社会市场经济的手段的法律。该法的全称是《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它规定，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联邦政府有权以间接的干预措施调节经济发展（所谓"经济干预"）；调节的目标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保持稳定的物价、高的就业率和对外贸易平衡，保持各州、城镇、乡之间的经济均衡发展：调节的主要手段是预算、税收、社会福利措施等。它还规定，监督、调节社会市场经济，是联邦政府的义务，联邦政府必须对协调各地的经济发展负责，对各地区的投资用税收进行引导，并在每年初就过去年度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向国会报告。《稳定法》的施行，其意义一是它给国家提供了经常的明确的调节控制经济发展的权利义务、以及实施调节的手段；二是它扩大了联邦政府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力，缩小了经济的地方自决权，对联邦制条件下的经济地方自治原则进行了修正。

德国在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方面，除利用《稳定法》进行大胆的调节之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为抑制、消灭通货膨胀，规定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独立，使其脱离联邦中央政府机构系列，中央银行董事会的组成不属于联邦总理的职权。这样，政府就无法决定货币发行量，这就消除了政府为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滥发钞票导致的通货膨胀。

设立经济发展理事会，成员有联邦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各州政府一名代表、乡级政府的代表等。理事会的任务是：对德国境内全局性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协商，寻找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方法并尽可能地采取一致行动。因德国是联邦制国家，经济事务的决策权属于各州政府。成立经济发展理事会后，联邦政府便可以对各州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并贯彻联邦的经济政策。

设立财政计划理事会，其成员与经济发展理事会组成方式一样，其任务是协调国家、州和乡的财政计划，使公共收支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设立社会力量监督国民经济运行的常设机构，于1963成立的一个由德国境内没有党派色彩的五个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理事会，人称"五贤士会"。该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鉴定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每年秋季撰写一部关于宏观经济发展的优劣的鉴定报告。这份报告要向社会公布，而且对政府实施政策有直接的作用。在每年1月份召开的联邦议会上，联邦政府要将他们对该鉴定的意见向议会提出专门的说明。

（三）关于市场准入的法律

对于允许公开竞争的行业，国家均规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不达到标准者不得开业进入市场。市场准入制度是企业开业登记制度之外的另一种考核制度，任何营业者当然都必须经过国家登记方可开业，但德国法律要求，营业者在申请登记之前，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市场准入条件。这些条件是，对各种公司，依据商法的规定实行规范制和批准制；对个体商人，则要求其具备职业知识。对具有高级技术知识的个人营业者，如医师、律师、会计师、经济师和税务顾问等，国家还要求他们必须经过特殊的培训并达到一定的年龄。德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法律是非常严格而细致的。例如，即使是修鞋师傅、家庭用水管道修理师傅这样的个体开业者，法律也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实科中学毕业（六年制中学）毕业、学徒三年、帮工五年、最后通过政府专门考试的履历。

四关于劳动者的法律

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来源，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理所当然地是立法的中心任务之一。由于德国是私有制国家，贯彻的是"劳动自由"的原则，故劳动关系的建立完全采用市场化方式即采用劳动契约形式，由雇主与雇员自己决定是否发生雇佣关系，并决定工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休假、劳动保护等有关劳动的具体事宜。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总是处于较不利的地位，他们的权益常常难以得到保护，劳资冲突的产生是必然的。为缓和这种冲突，稳定社会关系，德国法律在保护劳动者上采取了较大的举措，其主要有：

⒈制定独立于民法的劳动法。在《德国民法典》关于雇佣关系的规定显然已经不足以保护劳动者的条件下，把劳动关系从雇佣的法律规范中分离出来，另外从19世纪末开始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规，这些法规最初是针对个别行业制定的，尤其是针对矿工等劳动保护最为迫切的行业制定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为劳动法群体。1969年德国制定了专门的《劳动法统一法》，把所有的劳动法规统一为一个大法。该法以《德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为基础，但又广泛地引入行政法措施，确立了统一的劳动保护条件。该法的另一个显著的成就是，把对劳动关系的司法管辖权从一般管辖权中分离出来，为成立独立的劳动法院提供了法律依据。

⒉设立独立的劳动法院，对劳动关系进行特别司法管辖。德国于1979年制定《劳动法院法》，规定设立县、州、联邦三级劳动法院系统，审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劳动关系争议。该法规定，区别于一般的民事争议的是，劳动争议的审理贯彻程序捷便和费用节俭的原则。

3提倡"社会伙伴关系"。所谓"社会伙伴关系"指的是德国社会的一种说法，它认为德国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代表者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根本冲突，而是一种在客观上既有矛盾但又谁也离不开谁的、要共同为经济稳定和繁荣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伙伴关系。德国法律对这种说法至少是采取了鼓励的态度，法学家们在其著述中也大量采用并阐述这一说法。按照"社会伙伴关系"，只有雇主与雇员之间、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在出现劳资冲突时即互相斗争又互相协调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看法可以说在德国形成了共识。1993-1994年德国南部的钢铁工人长达10个月的罢工就是在工会与雇主联合会顽强而又灵活的斗争中得到解决的。

2建立"共决权"制度。所谓"共决权"制度，指的是德国法律规定的，在所有的企业中建立的由就业者享有参与和雇主共同决定企业事务的权利的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有：⑴"企业委员会"制度。按照1952年颁布、1989年修订的《企业法》，在一切企业中设立企业企业委员会，企业委员会由就业者或者就业者代表组成，它享有代表就业者讲话以及决定部分企业内部关于就业者事务的权利。其权利主要包括：在集体事务方面如就业者的休假计划、工作时间、职员宿舍的安排以及工作秩序、工人岗位劳动监督、企业新技术引进等问题上企业委员会拥有决定权；在企业对就业者的个人处置事务如就业者的培训、岗位调换、解雇等问题上，企业委员会拥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在企业变更损害到20名以上的就业者的利益时，企业委员会有为他们取得利益补偿和申请社会救济的建议权等。企业委员会不同于工会，因前者是法定组织，有法定权利；而后者是自愿成立的社团，其权利来源于组织章程；而且前者只可在企业内部活动，而后者可以是行业的、地区的甚至是全国的组织。⑵就业者参加企业监事会制度。根据德国前述《企业法》、1951年的《产业企业共决权法》、1976年的《共决权法》等法律，就业者有权在一切股份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监事会席位。法律对就业者席位的多少有明确规定，如在拥有500名以上就业者的矿山、钢铁企业中拥有1/3至半数的席位，在企业集团如康采恩的监事会中拥有至少20％的席位。在监事会中，就业者监事行使与其他监事同样的权利。

⒌工会的统一化和独立化。德国法律规定，某一行业只能组织统一的工会，其目的是避免该行业工人力量分散，保持工会的强大。所谓工会的独立化，指的是德国法律规定，工会不能从属于任何党派或者教派，而只能保持其独立。该规定的目的，是要防止把工会作为党派的竞选的工具或者教派斗争的工具，使工会保持其只为工人利益活动的特性。

⒍建立完善的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制度。德国对劳动保护的法律制度见于民法、商法、行政法的一系列法律之中。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种是针对劳动中的危险对就业者的保护，如劳动秩序、就业者健康、劳动技术条件、危险品作业的保护等规定；另一种是劳动时间保护、劳动报酬保护、解约保护等。另外，对特殊劳动者如妇女、青年、重残疾人、以及家庭劳动者等，由法律针对其特性作出规定。虽然德国法把劳动关系的缔结仍然当作民法上的一种合同，承认其成立依据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但是它把劳动保护条款规定为强制性条款，雇主只能接受，而不能改变和抛弃。同时，德国对一切就业者建立以企业资金和国家资金为基础的强制性保险制度，它规定所有的雇员都必须参加医疗、养老、事故、失业等项保险，保险费由雇主与雇员各半分担。如就业者失业，除其可以领取失业保险赔偿外，还可免费接受由国家财政支持的职业培训和转岗培训。

总之，一方面由于就业者技能的提高和劳动市场的一百多年的"磨合"，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对就业者的完备的保护，德国的就业者的法律地位和劳动条件已显著提高，据1991年的统计资料，其劳动力价格已经成为世界之冠，个人的消费达到全国社会净产值的56.1％，远远大于同期国家的各项支出〔11〕。

五关于社会福利制的法律

如上所述，所谓福利制，就是使德国公民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的制度，这是德国基本法规定的四大原则之一，也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目的，为实行福利制国家的目标，德国长期把农业、交通、邮电等行业置于市场之外，使之未进入竞争机制。同时，德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国家的财政为基础在该国建立起了全面的福利制制度。这些制度除上文谈到的就业者的福利措施外，还主要有如下方面：

⒈住房。德国依据国家财政支持建立起了西方国家唯一的"福利制住房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住房十分紧张，大量的无房居住者使得住房市场对居住者非常不利。因此德国政府开始实行住房市场的国家控制，使其基本上不再依市场调节。控制的手段之一，是国家强制投资住房市场，并获得对住房的部分支配权，然后把住房低价出租给社会低收入者阶层不定期居住，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制住房"。控制的手段之二，是依《住宅义务法》（1948年）强制规定对房主解约的限制，后来该规定导致对《德国民法典》的修改，而建立起了"承租人保护"的法律制度。依靠这些制度，德国的住房市场曾有过长期的对居住者宽松的局面。但是自从德国统一后，住房市场目前仍然比较紧张。

⒉养老。德国对全社会实行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通常男子年满65岁，妇女年满60岁即可领取到养老金、退休金。

⒊教育。德国对全体居民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制和一切教育免费制度。对受教育有困难的居民，国家给予特殊的帮助，比如对残疾人国家建立特别的学校予以教育。对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国家给予未来可以减免的贷款。对失业者，国家举办专门的学校使他们免费学习新的技能。

⒋贫困者的社会救济。德国对低收入者实行国家补助。补助的方式有发生活补助费、提供福利制住房等。

六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参考价值

关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效果的分析，例如原西德如何依靠这种制度而取得举世注目的建设成就的情况，在我国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介绍。此处当不再赘言。所应补充的是，在德国统一后原东德地区的经济重建过程中，德国式市场经济又一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东西德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巨大，统一后为发展东部经济而耗费了大量资金，从而导致德国经济从1990年到1993年没有正增长率，但是德国马克的币值与汇率基本保持未变，通货膨胀率没有超过3％，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没有下降，未出现大的社会动荡。1994年德国东部的经济改建已经基本完成，德国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出现2％的增长率，1995年经济可望持续增长。正因为此，执政已经三届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在多数人预期竞选失败的情况下，在1994年的超级大选中又一次取得了竞选胜利。这一切与前苏联地区及东欧地区某些引进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的政治动荡、经济难以发展、人民怨声载道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然，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从法律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并非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对它的批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国的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需要广泛地吸收和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制经验，尤其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制的成功经验。实事求是地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对我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借鉴作用，最突出的方面应该是以下几点：

⒈依靠民法来建立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行为规范基础。民商法是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正如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其实也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法律制度所表明的那样，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立法是民法以及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商法，因为他们提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整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立法者对此并无清楚的认识。目前我国民法立法非常薄弱，根本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规范的需要。现行民法最基本的法律"民法通则"过于简单，只有156条，在其实质内容方面，不但物权财产权（最突出的是不动产财产权）、债权这些民法中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的法律规范，在我国可以说是缺乏有实质意义的规定，而且已经被改革实践和其他法律所否定的内容，如关于不许土地出租的规定等，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民法的有效条文，所有这些给我国目前的改革确实带来不少困难。但同时这也给改革带来良好的契机。因为大家都能看到的是，旧的古老传统很难适应当代的情势，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行为规则又被改革和人民群众所抛弃，所以我国目前最缺乏的就是民间的基本的行为规范。而民法依其本源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间社会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如果现在我国能够制定出一部详备而得当的民法，不但会弥补我国目前的民间社会行为规范缺乏的漏洞，而且会极大地促进改革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从《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和施行百年时理应得到的经验。

⒉依靠法治方法实现法治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点，目前从上到下已经没有疑义。但是对怎样才能实现法治经济这一问题，理论界无人提及，实践上可以说并不明确。因为，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改革方法可以说是与法治目标相违背的。其主要的表现是，新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常常不依靠法律的手段和方法，没有遵循"先立法、后行动"这一法治国家普遍的原则，而是绕过现行法律、甚至违背现行法律的规定，依靠非法律的种种手段推进改革的进行。比如，改革中大量存在的"先试验、后立法"方法就是如此。这样，几乎每一次改革措施出台都会带来法律威信下降的副作用，它违背了法治国家的目的。这一点无疑也是我国目前法制威信不高的原因之一。对此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德国等法治国家的作法。在德国，对政府的行为实行的是"法律之外一切行为均为非法"的原则，政府施政如有新的举措，首先考虑的是把自己的纲领制定为法律，然后才付之于行动，如不然，政府的行为就是非法行为。这一原则虽有僵硬之嫌，但它却维护了法律的尊严，遵循了法治的原则，收到了长远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我国对改革也应贯彻"先立法、后行动"的改革策略，也就是依靠法治手段达到法治目的的策略，把一切改革活动纳入法治轨道。要做到这一点在我国并不难，因为目前所推行的改革制度，常常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为我国台港地区或者其他国家证明是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甚至有些改革措施就是直接从这些地区和国家引进的。那么在吸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经验时同时引进他们的有关的法律制度、同时把这些法律制度通过立法转化为我国的法律制度，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1〕A.Hofmann.TatsachenueberDeutschland,Societaets.Verlag1992,Seite185.

〔2〕参见张贤钰：《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法制的评价》，《中国法学》1993年第6期等。

〔3〕HelmutKoehler:EinfuehrungzumB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SeiteIX

〔4〕HelmutKoehler;EinfuehrungzumB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1993,SeiteXIX

〔5〕KonradZweigert&HeinKoetz,EinfuehrungindieRechtsvergleichung,Tuebingen1971,Seife268.

〔6〕Schoenfelder:DeutscheGesetze,VerlagC.H.Beck,1994,11.

〔7〕WolfgangHefermehl:EinfuehrungzumH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Seite7.

〔8〕Creifelds;Rechtswoeterbuch.VerlagC.H.Beck.Neuauflage1994,Seite645

篇（4）

二、交往空间的合理设计

随着生活的进步，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变得越来越少，不仅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淡化，也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户外空间设计中良好的交往空间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密切程度，增加人们的集体活动频率，使住户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融洽，也增加了小区的人文氛围。在目前，居住建筑外部空间环境设计中也对交往空间的设计内容越来越重视。为了让交往空间的设计更加合理，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空间足够的地方设计群体活动的广场。广场，是群体活动的重要空间，尤其在目前老年人广场舞盛行的情况下，广场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群体活动场所。广场的设计应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设计得足够大，以容纳更多的人同时活动，增加集体活动分为，同时，广场的设计地点应当避开小区主干道、适当原理居民生活区，以免对小区的交通和居民的休息造成影响。第二，私密性和公共性的同时注重。交往空间并不是一味地按照公共场所的设计理念进行设计就可以的，也应当同时重视对于个人私密性的设计。在户外交往空间中，既应当设计群体活动的空间，如广场，也应当设计少数人和个人活动的空间，如僻静的长椅、草坪中央的凉亭等，供个人活动、情人活动或者老人下棋等。第三，交往环境的塑造。调查发现，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人们更加愿意选择安全、僻静、舒适的地方，如咖啡厅。在居住建筑外部空间的交往环境设计中，也应当注重交往环境的安全性、隐蔽性和舒适性，例如，在凉亭的设计中，可以在凉亭周围种植绿色植物，以使凉亭不会完全暴露在视线当中。又例如，在林荫小道的设计中，应当使小道有一定的曲折性，在小道旁种植绿色植物、草坪等，一方面让小道周围环境变得更加优雅，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人们在小道中行走的舒适感体验，让人有一种安静、祥和、安全的感觉，有利于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交往。

篇（5）

2户外活动场所儿童行为活动探析

通过户外儿童活动场所景观设计与儿童素质培养联动关系的研究发现，场所中儿童的行为活动已然成为儿童素质培养和场所景观设计之间的唯一联动节点。因此，如果想通过户外儿童活动场所的景观设计来实现培养和提高儿童综合素质这一目标，首先必须从分析在该场所中的儿童行为活动入手。本文从道德行为、智力表现、身体体质表现、心理反应及社会适应性5大方面，对儿童行为现象及原因体系展开分析，并形成了“儿童素质行为现象—原因”体系。纷繁复杂的儿童行为活动现象背后既有深层次的社会根源，更与场所的设计和营造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应该说，儿童户外活动场所设计的科学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该场所中的各种儿童行为活动的发生和发展，并最终影响到儿童相应方面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因此，本文在充分分析儿童户外行为活动的基础上，以景观设计为途径，尝试着构建起一套儿童户外活动场地“景观设计—行为活动—素质培养”的联动机制。

3儿童户外活动场所“景观设计—行为活动—素质培养”联动机制的构建

3.1儿童户外场所行为活动的景观设计机制的提出

在充分分析儿童户外行为活动表现的社会及场所设计原因的基础上，对儿童户外现场及儿童素质培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分析研究，针对儿童道德、智力、心理等5大方面的素质，从景观设计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相应的设计途径和措施，同时，在相应设计措施类型下分别对具体的景观空间及场所行为活动安排进行相应的探讨，并形成了相应的景观设计机制。可以发现，尽管本文针对每一大类素质的培养都提出了相应的景观设计措施，但繁多的设计措施如何在一个场所设计中同时展开又成了一个新的棘手的问题，也就是说，要让各类设计措施在同一个场所设计中发挥最大的效果而又不至于互相冲突和消耗，必须在各个景观设计措施之间构建起一套联动机制，通过该机制，让设计措施之间形成互相促进的作用，使每一设计措施效益发挥最大化，进而达到儿童户外活动场所景观设计效果最大化乃至儿童素质培养效果的最佳化。

3.2户外儿童活动场所景观设计联动机制的构建

为了构建场所景观设计的联动机制，首先应该对城市户外活动场所空间按照场所的空间环境特点进行分类，把纷繁复杂的城市户外空间归结为商业型、居住型、度假休闲型、城市交通型及专类型5大类。同时，针对每一城市户外空间类型的环境特点，的各类型景观设计类型措施进行针对性、互促性、强化性地重新组合，形成适合该类城市户外空间类型特点且有利于提高儿童综合素质的儿童户外活动场所景观设计机制，即:“商业型、生活居住型、度假休闲型、城市交通型、专类区”5类环境下的儿童户外活动场所素质培养的景观设计联动机制。并提出了符合该类型空间环境特点的设计目标、原则、措施等。

4海口白沙门儿童户外活动场所景观设计

在比照景观设计联动机制的基础上，以海口白沙门城市户外空间为例展开基于素质培养的儿童户外活动场所景观设计探析。研究地点区位示意图

4.1研究对象的选择

选取位于海口市海甸岛的白沙门区块，该区块在功能上集居住、教育、旅游度假、商业经营、厂区生产、城市交通于一体，属海口市人口最密集区块之一，其空间类型基本上涵盖了各类型城市户外空间。在这一区块中，选取“白沙门村临街小游园、白沙门商业街、碧海浴场、污水厂厂前广场”4地点中的儿童活动场所作为研究对象。

4.2景观设计探析

为便于表述的统一性，分别从“现状、属性、优势、存在问题及景观设计应对措施”5个方面分别对这4处研究地点中的儿童活动场所进行探析。

4.2.1白沙门村临街小游园(表5中居住和交通氛围2类)

1)现状:位于白沙门村居住区出入口及人民大道旁，面积约2500m2。

2)属性:属于居住氛围型和交通氛围型城市户外空间。

3)优势:便利性、可达性强，方便居民使用，处于城市快慢行系统中，属于城市绿地系统的一部分，植物景观优美。

4)存在问题:景观空间安全性不够，功能设施不完备，缺乏有效的儿童活动场所。

5)景观改造措施:

①以疏林草地、铺装场地、沙坑等设立符合不同年龄段的有效儿童活动场所，解决活动场所有无的问题;

②在现有植物配置基础上，从场地空间形态、铺装形式、儿童活动内容、设施配置等方面营造空间场所的丰富度、艺术性，解决儿童有效活动场所缺乏问题;

③由于紧靠居住区，强调儿童活动场所设计的包容性，可以吸引家庭其它成年人参与到场所中来，提高场所的利用率;

④由于临近城市干道，场所的设计应尽量利用地形和植物配置来降低城市交通对场所带来的干扰，特别是安全方面的影响

4.2.2白沙门商业街

1)现状:介于公园和大型居住区之间的一条以商业娱乐休闲为主的商业街，长约300m。

2)属性:属于商业氛围型城市户外空间。

3)优势:紧邻公园和居住区，日常人口多，由于商业运作因素，各种商业性儿童活动场地多，有利于儿童心理素质、智力素质的培养。

4)存在问题:

①活动特色单一，过多地强调探险精神(如海盗船等)，

②对于商业运作以外的公益性大众化活动场所设施陈旧，影响儿童参与性;

③各场所在创意性、景观性方面吸引力不够，地方文化特色较弱，对于儿童的社会适应性素质及道德素质的培养不利。

5)景观改造措施:

①在保证商业运作为主的同时，适当增强和改善公益性、大众化活动场所的场地和设施;

②在商业运作的基础上，除探险性内容外，还可以增加诸如集体协作性、科学趣味性、艺术性等内容的活动场所，强调儿童活动场所主题内容的多样性，以利于儿童多元素质的培养;

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儿童活动场所平时闲置节假日挤破头的不平衡使用情况，提高场所的使用率。

4.2.3滨海浴场

1)现状:位于白沙门公园北端包括滨海泳区、沙滩及带状滨海绿地3部分。

2)属性:属于休闲氛围型城市户外空间。

3)优势:

①由于所处位置的特殊性，使场所本身就具备较强的景观艺术审美性(如壮阔的天景、海景)和生态环保性(无污染的水质沙滩);

②登陆海南纪念广场、开阔的沙滩海面为儿童开展各项沙滩水上活动奠定良好基础，有利于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的教育培养。

4)存在问题:

①场所活动安全保障性弱，浴场沙滩日常维护管理缺位，使儿童难于参与其中;

②活动内容不够丰富，基本停留在看海的状态之中，难于实现儿童素质的培养。

5)景观改造措施:

①规范滨海浴场的安全及日常维护管理，让儿童能够安全地参与场所内各项活动;

②加强海面、沙滩运动型、游戏性、环保型等儿童活动项目的策划并设置相应的活动场所，让孩子们有活动参加，避免单纯地停留在看海的低层次。

4.2.4污水厂厂前广场

1)现状:位于污水处理厂前，原先并非儿童活动场地，但由于良好的可达性、临水性及低干扰性，目前该场地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儿童航模基地和轮滑场地。

2)属性:属于专项型城市户外空间。

3)优势:

①良好的可达性;

②受外界干扰小，安全性强;

③毗邻公园景观环境佳。

4)存在问题:

①由于属于厂前空间，场所中的轮滑、航模活动并非设计安排，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和暂时性，不利于儿童素质培养活动开展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②缺乏必要的场地管理，无法规范场地内的各种儿童活动。

5)景观改造措施:

①充分利用场地的优势，规范管理，形成航模轮滑主题特色鲜明的儿童活动场所并稳定下来;

②在解决好污水厂厂前景观效果和停车的前提下，在不妨碍厂前交通的情况下，完善与航模轮滑场所配套的其它景观场所，解决家长陪同、参与及路人观赏航模轮滑活动的需要。使得该场所成为培养儿童智力素质(航模制作)、身体素质(轮滑)和社会适应性素质(航模精准协同操作)的户外活动场所。

篇（6）

中图分类号：F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3－0033－03

一、涉外经济合同的特征

涉外经济合同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同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之间。为实现特定的经济贸易目的，明确相互权利和义务关系而签订的协议。这类经济合同主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但其中货物买卖合同，还要适用对我国生效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涉外经济合同的主要特征有：

1、它是中外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协议：

2、它涉及两国的经济交往，关系两国的利益，并常常受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影响：

3、由于合同主体的国籍不同，涉及到适用的法律问题：

4、要受国家间条约及当事人所在国承认的国际公约的支配，并需遵守国际惯例。

二、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

(一)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直接适用的法理依据

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强制性法律的直接适用效力来自其本身的“公法”属性。“公法”，是强行法，具有高于任意法(对比私法)的效力。由此，在本国领域内，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可以排除根据内国冲突规则选择的内国“私法”或外国“私法”，而优先适用于涉外经济合同关系。然而，应当看到，这些管制立法的适用与传统的合同法律(指“私法”)选择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同属于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适用制度的整体，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半公法半私法”性质的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而言，这两种法律适用方法更是互为融合。难以截然分立。显然，简单地援用公法适用理论难以圆满解决这些管制立法的法律适用问题。

另外，一些学者主张，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的适用可纳入传统国际私法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范畴。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把这些管制立法称为助公共秩序的法律。在传统国际私法中，公共秩序保留方法有二：一是消极性公共秩序保留，指外国法的适用不得违背内国公共秩序，否则，内国将不予适用：相对于这种直接限制外国法适用的做法，二是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则指内国的某些法律具有强行效力，本身可以排除外国法的适用，显然。这是对外国法适用的一种间接限制手段。此类立法例最早出现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该法典第3条第1款规定：“比有关警察与公共秩序的法律，对于居住在法国境内的居民均强行力。”

(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作用

内国设立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外国法的适用从而间接扩大本国法的适用范围，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也不例外。这项制度的实施往往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适用中，对于一个受外国法支配的合同。如果适用于合同各部分的该外国法中有一项规定与内国的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相抵触。那么就得全部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即使是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场合。也是如此。例如。在1930年著名的“维他食品”案中，英国判例法确认，当事人选择法律必须符合善意、合法以及不存在规避公共政策等3项条件。据此，如果当事人虚构连结点逃避内国强制性法律，那么整个法律选择协议将被视为违反其中的第三项条件，而被判全部无效。

最近，各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大量增加，继续沿用传统的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方法。容易形成对外国法适用的过多排斥，以致破坏法律选择应有的稳定性和明确性，从而最终影响涉外经济合同法律关系的稳定。何况，据此做出的判决也难以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性法律的适用规则开始脱离传统的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逐步趋向独立。

强制性法律的效用在于管制涉外经济关系，而不在于直接排除外国法，只是其实施的结果，间接地、有限度地限制了外国法的适用，因而一般不会造成法律效力的滥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方法的缺陷。同样，在涉外经济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对于一个受外国法支配的合同，如果该外国法中的某项规定违反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内国仅将排除此项规定的适用，至于该外国法中的其它部分对合同仍然有效。与此相仿，当事人协议选择外国法，也不得影响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但在这些管制立法的规定之外，合同的其它部分仍然可以受当事人选择的外国法支配。例如，1979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41条第2款规定：“在涉及该国法律(注：指上款规定的合同准据法)的强制性规定的范围内，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法律选择不生效力。”根据该款规定，可以推定，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中，与合同准据法所属国强制性法律不相抵触的那部分。仍然可以适用。

在立法形式上。现在。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和有关的国际公约已将强制性法律直接适用制度“从比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分离出来。前者如1986年西德《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后者如1980年《罗马条约》。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草案)》原将二者一并纳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待1987年该法正式出台时，则已破旧立新。将助强制性法律直接适用制度单列出来，专条加以规定。

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适用规则的确立，在理论上又得力于美国现代国际私法理论的出现及传播，特别是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和卡弗斯的“社会政策定向方法”。运用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适用强制性法律的逻辑程序是，依内国冲突规则选择外国法在先。依该制度排除外国法适用在后，对此，美国现代国际私法理论予以猛烈抨击，认为这种做法恰恰反映了传统法律选择方式的盲目性。而由他们提出的“政府利益分析”和“社会政策定向”等法律适用方法，既适合于传统民商法等(比如私法)的法律选择，也通行于具有“公法”性质的强制性法律的适用。在法律适用程序上。主张强制性法律应自始一并加入法律选择的行列，也就是说，可以将原来充当“预备役”(即作为事后公共秩序保留手段)的强制性法律直接送上法律选择的前线。实现由原来保留适用到现在“直接”适用的转化。由于内国强制性法律是本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们所具有的“政府利益”或所体现的“社会政策”要明显高于或强于一般的民商法规范，经“政府利益分析”和“社会政策定向”之后。理所当然，这些强制性法律得予优先适用。

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4条规定：“订立合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订立

涉外经济合同，必须遵守我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如外汇管理法、外贸管理法、海关法、税法等等，无论合同适用的是我国法律(指“私法”)，还是外国法律(指“私法”)。进一步来看，该条将不得损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与“遵守我国法律”两种情形加以区分。在具体适用时，似可解释为，前者规定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后者着意在此之外专门规定我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的直接适用制度。对后者作这样的解释，意味着在适用外国法时(指“私法”)，只对其中违反我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那部分规定予以排除，该外国法中的其他部分，则仍然准予适用。其结果，既能保证我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又不会造成对外国法适用的过分限制，符合“平等互利”这一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三、外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

(一)外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概述

根据传统的法律适用理论，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带有“公法”的属性，而“公法”的适用具有严格的属地性，效力只及于本国域内。因此，内国一般都不会适用外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然而。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外国“公法”不能适用的原则是先验性的，并无令人信服的理论或实际上的理由作为基础，而且可能发生不便和与当代国际合作的需要不相容的结果。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外国“公法”不能适用的戒律已被逐步打破。再从传统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看。各国一向没有义务遵守外国的公共秩序，包括没有义务适用构成外国积极性公共秩序的该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现在。这种理论已受到美国现代国际私法理论的冲击。

(二)外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适用实践

在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适用的实践中，各国普遍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决定法律选择。随之，往往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某外国法依内国冲突规则应成为合同准据法，该外国法中的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本应得到适用，但由于当事人选择其他国家法律，实际上排除了这些立法的适用。以往，针对这种情形。当事人如属恶意而为之。那么。内国一般都以当事人“规避法律”为由。判定该项法律选择全部无效。然而。在具体断案过程中。非但对当事人主观上有无“恶意”不易查清，而且判定当事人法律选择全部无效。容易造成对意思自治原则限制的滥用。因此，这种方法没能长久通行。

现在。许多国家的立法和有关国际公约直接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不能排除在没有该项选择的情况下本应适用的外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而不管当事人主观上有无“恶意”，这种做法也不是必然导致当事人选择法律行为的全部无效。例如，根据1986年《秘鲁民法典》第2095条和2096条的规定。合同履行地国的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对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就只能起到部分限制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内国利益和内国法律适用不受损害，也为了防止外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适用过多危害意思自治原则的主旨。绝大多数国家都给本国法院在具体适用外国这类法律过程中。留下了可供自由裁量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