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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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乡村旅游悄然兴起，进入90年代中后期，我国乡村旅游进入了发展较为快速的阶段。国家旅游局1998年推出了“华夏城乡游”，1999年推出了“生态旅游年”，全国各地纷纷抓住机遇，形成了一股乡村旅游热。这一旅游形式和农村以及农民生活息息相关。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农民生活、农村文化等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免费论文。免费论文。

一、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内在机制

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本源在于城市与乡村文化势差。文化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最活跃的因素。现代旅游已然不再仅仅停留在自然景观的表层，它更需要文化元素的充实。古老而厚重的乡村文化积聚着中华上下5000年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历史不断冲刷而形成风格各异的村落民居，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民俗等人文信息，传承着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在传统的乡村文化面前，中国城市文化呈现着另一番文化形态。中国城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渗透了西方文化的因子，它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难以保存中国本身最为原真的文化面貌。两者之间出现了文化势差，这正是乡村旅游形成的吸引力本源。这是一种现代人追求的生存质量，更是一种生活时尚。这种文化势差是建立在空间势差、视觉势差、心理势差的基础之上。城市的喧嚣繁杂与乡村的宁静悠然、城市的钢筋水泥与乡村的砖瓦木房、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与乡村的慢调节奏，这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文化势差的表层现象。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空前地渴求着远离城市的喧嚣，返璞归真，亲近泥土，将情感、智慧和理想纳入一片宁静平和之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客源地的城市性与目的地的乡村性级差或梯度是乡村旅游的动力源泉。都市人在追求清新宁静的乡村环境，释放心理积郁的同时，他们更深层的是在体验与城市文化截然不同的乡村文化。

二、乡村旅游与农村社会变迁的关系

乡村旅游是发展乡村旅游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加速器，社会变迁促进或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反映出了旅游动态的一个特征――流动。最基本的一点是乡村旅游带动了人的流动。人的流动又带动了信息，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把现代文明,外部信息带进了乡村，促进了当地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改变。作为乡村旅游接待者，他们开始注意到科学文化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开始放弃过去头脑中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观念，不断参与就业市场竞争，他们开始以商品经营者的身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去生产经营。乡村旅游加速了乡村人观念的转变，进而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变迁。社会变迁之于乡村旅游有一个先被动后主动的过程，乡村旅游首先带动和促进了乡村社会变迁，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乡村社会又会主动改变自己以适应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社会变迁促进或影响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三、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牵扯到方方面，包括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风俗文化的变迁等。当然，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和大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是影响农村社会变迁的主导因素。

1. 人口变迁

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乡村旅游需要一整套的服务设施，不仅需要导游、管理人员、服务人员，还需要住宿、饮食、商场、交通、文化等行业，能吸收利用大量劳动力就业。根据乘数效应理论估算，旅游业每创造1个直接就业机会，将产生另外3个间接就业机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2. 经济变迁

乡村旅游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吸引力之一就是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一种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的特殊资源。在人类社会早期，良好的生态环境就像阳光，空气，水一样，是自然界本身提供的，并不具备经济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污染日益加剧，人们对乡村清新的空气、优美的自然风光产生强烈的需求，使乡村生态环境成了稀缺资源，具有了经济价值。乡村旅游能够使生态效益转化经济效益,成为充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而这种促进反映在乡村旅游中就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势必对乡村旅游地的农民和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一个带动作用。表现在：

（1）乡村旅游的发展，使一大批老少边贫地区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贫困地区依托本地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业，是脱贫致富征途上做出的一种实事就是、因地制宜的选择。这种选择，使脱贫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广。据河南省有关调查，全省通过发展旅游业而脱贫致富的农村即达到1200多个，30万户，近百万人。据此推算，全国通过发展旅游业而脱贫致富的村庄不会少于1万个，人口不会少于300万人。这是发展旅游业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所做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同时，对促进我国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乡村旅游的发展，为闲散的劳动力开辟了广阔的就业门路。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当地居民围绕着游客吃、住、游、购、娱的需要，兴办了各类企业，围绕旅游点而发展起来的餐饮业、运输业、旅馆业等比比皆是。人们通过开展各种为旅游者服务的活动，找到就业机会，有了生财之道。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减轻了各级政府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压力。

（3）发展乡村旅游缩小了城乡差别。在我国大城市的郊区县，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区位优势，其主要表现就是直接面对周末假期、民俗佳节、庆典活动等需求的稳定而庞大的城镇居民市场。在大城市发达的工业文明的辐射下，都市附近的县郊区已经进入现代化农业文明阶段。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不仅使本地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使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加快了大城市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落差已越变越小。

3. 社会结构变迁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管理层面的全面改革，旅游产业增加了村庄管理者的业务量，促使管理者改进管理方法，使许多管理者由原来的“兼职”管理村内事务的同时，农业生产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变为“全职”，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参与管理所得。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管理机构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原先村委会负责村内的所有事务，现在可能很大一部分事务由村民组建的“股份公司”处理，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呈现相分离的趋势。社会成员地位结构也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而产生显著的变化。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生产致富的机会，但是由于村民们资源条件的差异以及抓住机遇的能力不尽相同，总有一部分人更快发财致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地位影响社会地位，对于不同村民来说，旅游产业的发展在提高他们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社会地位体验，这就是农民阶层的分化。农民的分化是由于财产关系与职业系统的变迁，出现了多样化的职业类型、生产资料的所有形式及经营形式的背景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当农村在集体经济之外引入了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双层经营形式，在农业劳动之外引入了其他多种职业类型之后，农民相互之间的地位差别才变得明显起来。此外，乡村旅游业很好的结合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村民职业由原来的“纯”农民转变为服务业从业者与农民的混合职业者，村民职业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4. 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是程度不同地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乡村旅游带动了人的流动，而人的流动又带动了信息，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把现代文明,外部信息带进了乡村，对乡村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最强烈、最直接的冲击，促进了当地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改变。他们转变了对待传统和变革的态度，由恪守古训，求稳怕变转变为主动迎接新时代，接受新观念；转变了传统村民知足常乐、固步自封的态度，转而积极进取，主宰命运；他们转变了怕冒风险和胆小守旧的处世态度，逐渐提高了风险意识和承担风险的承载能力；他们转变浪费时间、不讲效率的劳动态度，使“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他们转变了对待知识与科学的态度，更加重视对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对下一代的教育投入。

生活方式由价值观念所主导。农民的衣食住行不断追求品质与高效。例如中国民间饮食结构逐步由过去的主食消费向主副食相结合转变，传统的粗粮细吃、稀稠搭配也有了新的内涵。

5. 乡村文化的变迁

这是分析社会变迁内容的一种综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发展乡村旅游使得社会文化的表现更加丰富多彩。

（1）乡村旅游本身存在的传统文化对旅游者产生的影响。旅游者（主要是城市居民）离开居住地到乡村地区旅游的最大起因就是城乡之间在自然景观、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差异性,因此决定了传统乡村文化在旅游产品的生产和组合中可以作为最重要的素材和着眼点的地位。天人合一式的环境,健康、朴素、简单的生活,可以读到历史,可以看见的美德,正是这些传统乡村地区所独有的魅力,也是乡村与现代化城市环境,生活的差异成就了乡村的旅游吸引,因此可以说,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活动的最大特点。乡村旅游注重传统事物和传统价值,将旅游活动和旅游者融入乡村生活之中,为旅游者提供一个安静、自然和原原本本的乡村生活体验。免费论文。

（2）乡村旅游有助于保护乡村文化和历史遗产，增强乡村社区的自豪感。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乡村旅游将对旅游地造成较大的文化冲击，破坏传统的乡村文化，同时游客的大量涌入将对旅游地的古建筑等历史遗产造成破坏。而国外的很多研究案例表明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乡村旅游开发之前，乡村社区的一些独特文化和历史传承很少为人所知，处于逐步衰微的状态，乡村旅游的开发不仅没有破坏乡村的独特文化，而且在保留历史传承、发掘乡村文化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开发乡村旅游，通过发掘、包装和宣传当地的历史传承和独特文化，提高了乡村的知名度，增强和复兴了乡村社区的自豪感。事实上，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和当地政府总是会逐渐认识到乡村文化在旅游业中的核心作用而加以保护开发。某些乡村文化和历史遗产，其最好的保护方法是让它成为乡村旅游项目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蔡碧凡等.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7.6

[2] 夏林根.乡村旅游概论[M]. 北京：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社, 2007.6

[3] 蒙睿等. 乡村生态旅游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7.6

[4] 李慧欣.发展乡村旅游的经济思考[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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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媒介；工具；功能；受众；社会变迁

一般来说，我们现有的对媒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媒介的内容、媒介的功能和作用等方面，媒介的本质这一原本很确定的问题却越来越受到质疑。经历了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媒介，现在已经填满了人们的现实生活，那究竟媒介的本质有没有发生改变？

一、媒介

“媒介”的本义是指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工具。在麦克卢汉的笔下，“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万物。而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处于职业传播者和大众之间的媒介体。指复制、传递信息的机械和传播组织及其出版物和其他内容。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媒介就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代名词。[1]

不论是原来广义的媒介，还是我们今天用来特指大众传播媒介的这个特殊意义的媒介，他们的本义都是使事物发生关系的“工具”。而媒介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出不尽相同的作用，只是由于其本身的多样性导致了其功能的多样性，这其中并不存在“媒介作为一种工具”这一本质上的改变。

从最初的口语传播开始，我们经历了文字、印刷、电子等不同的媒介发展历史，从它们的诞生来看，它们都只是被人们发明用来实现某种特定用途的技术，而当它们被用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时候，它们也就属于了传播技术。对于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发展过程来讲，它们都是人类众多工具中间的一种。如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开播，这些新闻类节目的走红表征着我国新闻媒介第一次以“新闻”作为自己的“第一卖点”。在此之前，我国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主要是宣传教化的工具、文化传承的工具以及娱乐消遣的工具；而从这时起，新闻的“社会守望”功能第一次被实际地上升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首要功能。在我看来，这时的媒介也不过是作为一种社会守望的工具而得以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后来随着这些媒介技术被越来越少的人所掌握，这种原本平等的传播活动就变得不平等了。

正如郑美娟在其《从工具到公器――媒介的社会角色定位研究》一文中所说：“媒介被某个掌控势力所俘获，作为其宣讲利益的工具，并服务于该阶级。媒介没有自己的思想主张，没有观点，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传声筒。”[2]而现代社会，媒介逐渐走向一个开放、自由的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内，媒介是信息的传输站，是为公众所有的共享平台。有人提出，媒介在被公众所有以后，就应当从“工具”的角色演变为“社会公器”。但在我看来，公器也是工具的一种，差别只在于，这一工具被谁掌握、受谁控制而已，其工具的本质并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

综上所述，媒介是作为一种工具而产生的，不论媒介在现在或是将来会对整个社会及人类发展起到何种功能与作用，它的本质仍然是工具而已。

二、媒介与社会变迁

有关大众媒介是否影响社会变迁以及如何影响社会变迁，一直是传播学产生以来研究的重点。在这里我们将社会变迁概括为“社会中人们生活方式、行为、及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变化”[3]等多个方面。而要知道媒介是否会影响社会变迁及如何影响社会变迁，我们就可以分别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和论证。

无论是主动地选择还是被动地接受，现代人已经无法置身于媒体设置的有形和无形的网络之外。 媒介对受众的影响首先体现于媒介对人们认知的影响。现代社会，媒介充斥着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五花八门，但这些渠道无一例外都属于媒介的一种而已。这些媒介及其所传递的信息，构成了我们头脑中对整个社会的认知，正如议程设置理论中所讲，媒介通过其自身的信息选择和侧重，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同时，在现代社会，新技术、新媒介层出不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大众对整个社会的认知状况。著名的知沟理论认为，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高低影响着人们对新技术的接触程度的多少。因此，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会加大社会中人们的认知水平之间的差距，而且这种状况会随着技术的不断向前发展而逐渐严重。

由此可知，媒介对受众的认知方面的影响不可小觑。而与此同时，也必须指出媒介对受众的行为有一种先行示范的功能。

因为，新技术的产生，同样会改变我们对其的利用方式。例如，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和新媒体形式的层出不穷，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泛，这也逐渐改变着人们的信息接受方式，改变着我们常规的阅读方式、交流方式，甚至也改变了某些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当然，互联网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就像章辉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互联网正在催生着新的社会形态。”[4]

受众是媒介及其内容的直接接收者，媒介通过不断地信息，逐渐地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接着又潜移默化的指导了人们的行动。这种微观的影响是长期的、不断进行的。最终，媒介通过影响所有受众的所有方面，而达到一种影响整个社会的宏观作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媒介是通过受众来影响社会变迁的。

另外，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媒介对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影响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媒介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从整个社会发展过程来看，媒介的形态与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最初的口头传播时代，相对应的是相对落后、封闭的政体和相对保守的社会心理，而与如今的网络媒介相对应的则是，一个开放的、平等的社会和普遍参与、自由表达的社会心理。因此我们说，媒介的不断演进，尤其是媒介的逐渐开放，使整个社会逐渐向现代的、以人为中心的的模式发展。

其次，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大众文化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媒介的普及而产生的，同时，媒介既有文化产业功能，又有舆论宣传和引导的功能，其文化产业的功能直接推动着大众文化向前发展。还有人指出，媒介能超越社会文化。文字这种媒介的出现，就超越了当时的面对面的、当场传播的文化；随后，广播、电影、电视媒介的出现，则慢慢将文化由精英型演变为大众型。

另外我们还知道，媒介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其中一小部分，而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也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共同影响社会的发展。比如，媒介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前者往往是后者的传达者和承载者，后者也常常会从观念、内容等层面影响与制约前者。然后，双方一起影响社会的发展。[5]

从结构功能论看，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部分的变化会引发整体的暂时失衡。所以媒介作为社会机体中最活跃的一部分，通过重复而有序的持续性信息交流和沟通，来凝集社会各种力量成一个整体，从而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平衡平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媒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这二者之间是一个互动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就会给技术提出新的要求，就会要求淘汰旧技术、发明新技术，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相应地，传播媒介就在当代社会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创造出新的媒介形式。这就体现出一种社会推动媒介发展的历史轨迹。当然，媒介的原有形式由于新技术的应用而一次次被打破，这就使得媒介形式越来越多，媒介分工也越来越细，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也就随之越来越深，从而也就产生了对社会变迁的新的更深入的影响。

【注释】

[1]蒋原伦，张柠.媒介批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2005.1.1.5.

[2]申凡.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人民出版社，2008.12.1.

[3]郑美娟.从工具到公器――媒介的社会角色定位研究.东南传播，2010.11.

[4]陈世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转引自：申凡等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人民出版社，2008.12.1.

[5]章辉美.传媒与社会变迁.汉江论坛，2004.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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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语言是人类社会进行交际活动的最重要的工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发展起来的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社会的变化会引起语言以及相关因素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微小变化也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这种反映主要体现在语言词汇上；二是从语言及其各因素的变化中，去发现人类社会生活发生的改变。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社会也势必会对语言产生深刻影响。英语作为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对受人类社会变化的影响，以及其对全球生活的反映都比较突出，研究英语词汇的社会变迁，对帮助我们认识和把握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1．历史对英语词汇变迁的影响 

1.1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公元450－1150年） 

语言学家把这一时期又称为古英语时期。历史记载在公元449年，欧州大陆上的三个日耳曼部落即盎格鲁人（anglos）、撒克逊（saxons）和朱特人（jutes）侵犯不列颠。之后，这三个部落形成统一的英吉利民族，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方言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即古英语。这时期的英语词汇富含日耳曼语族的特点，复合词的比例很大。据研究[1]，在史诗《贝武尔夫》中有1 069个复合词。比如，有下面这些自我解释的复合词： 

fair－pavedthe shepherd of evils 

bone－frame hand－gripe 

life－dayhall－guardscastle－dwellers 

在这一时期，英国还发生了两次对英语词汇有很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首先是基督教于公元597年传入英国。当时的英国还没有自己的宗教，作为传教工具的拉丁语就影响到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英语借入了大量的拉丁语词汇，比如： 

anthem赞美诗priest牧师nun修女 

disciple门徒 epistle使徒书alms施舍物 

alter祭坛angel天使abbot修道院院长 

这些借入的词汇主要反映了基督教及教会。另外，公元790年左右，英国遭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入侵，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受到北欧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英语中的一些常用代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如：they，their，them，same，both等；英语的一些日常用词源于斯堪的纳维亚语，如：bank，gate，meek，wrong，give，rotten，happy，ill，birth，calf，lift，raise等；有些村庄的地名也受其影响，如：woodthorp，linthorp，rugby，allthorp，whitby，estoft等；还有人名也受其影响，如：jackson，johnson，thompson，stevenson，anderson等姓氏中-son便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 

1.2中古时期（1150－1500） 

在英国历史上，诺曼底公爵（william，the duke of normandy）为争王位于1066年从法国入侵英国，英军大败，公爵称王之后，法语单词开始渗入英语，并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许多英国本族没有的词汇大量地流入英语，及到政治、宗教、法律、军事、时尚、饮食及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比如： 

government政府 state国家 chancellor大臣 

empire帝国religion宗教 theology神学 

bar法庭 suit诉讼 defence防御 

army军队 apparel服饰 cloak斗篷 

art艺术 sculpture雕刻prologue序曲 

1.3早期现代英国社会（1500－1700） 

在这段时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同时，英国“圈地运动”的兴起以及欧州“文艺复兴”运动在英国盛行。这些新思想、新事物的出现给已有的英语词汇带来了挑战，也对英语词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英国人又一次借来外族词汇来表达新生事物。例： 

拉丁词：allusion，denunciation，dexterity 

希班牙：potato，armada，hurricane，banana 

意大利：balcones，volcano，portico，violin 

希腊：anonymous，catastrophe，criterion 

法语：detail，dual，geuted，vogue 

这些外来词不但增加了英语的表达能力，有些词根还和英语单词组成新词作为扩大英语单词的一种重要手段。 

1.4现代英国社会（1700－20世纪初） 

自18世纪至20世纪，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近现代科技的发展，所引发的新生事物都在英语词汇中得到体现。英语自身通过多种途径创造出新词，尤其是一些科学技术词汇或者汽车、电影、广播等词汇，比如： 

atomic energy原子能deep space深层空间 

electron电子relativity相对论 

automobile汽车 spark plug火花塞 gear shift变速 

cinema电影院scenario电影剧本 microphore麦克电话筒 

2.现代社会对英语词汇变迁的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起重要作用，美国政治外交方面的变化在英语词汇上可以看出，比如： 

black power黑人权力 boycott静坐示威 

the lost generation迷茫的一代 

iron curtain铁幕developed countries发达国家 

shuttle diplomacy穿梭外交 

cold war冷战superpower超级大国 watergate水门事件 

desert storm沙漠风暴 

另外，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英语词汇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 

microwave oven微波炉 mobile phone移动电话 

digital camera数码相机 

the internet英特网 e－commerce电子商务virus病毒 

hacker黑客transgene转基因 dioxin二恶英 

mad cow disease疯牛病 

如今的英语已不再象中古英语时期那样大量引进外族词汇，而是在已有词汇基础上，通过外借、合成、旧词获新义等途径，或者通过前、后缀等构词方法组成新词来表达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下面这些词汇都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词汇： 

the european u-nion欧盟，the european currency欧元，texter发送手机短信的人 

mp3微型移动音乐播放器，mp4微型移动音乐电影播放器 

tsunami海啸，flash mob闪聚一族，metrosextual都市玉男 

street board街道滑板，realityshow真人秀，google谷歌搜索引擎，yahoo雅虎搜索引擎，surfing网络冲浪，bird’s nest鸟巢，water cube水立方 

3.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语言的词汇也会敏锐地反映出社会的变化、制度的变革或者科技的进步。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的语言，其词汇的社会变迁不仅反映出英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当代英语词汇反映了当代世界的潮流与科学技术的进步。

 

【参考文献】 

篇（4）

影像人类学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①]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有关学者首次呼吁摄制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诸形态，反映和记录各民族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文化遗产的影片。就在当时，中国知名的影视人类学专家杨光海拍摄了《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等五部影片，也成为中国独立拍摄人类学影视片第一人。随后，中国影视人类学开始生产出大量有关民族文化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民族影视片。而以拍纪录片为主的贾樟柯，从1995年开始，相继拍了《小武》，《站台》，《三峡好人》，《无用》，《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等三部纪录片和八部剧情片。近几年他的作品越来越受到重视，他用胶片一寸一寸地记录了变迁中的中国，其电影被认为是“传递着最为真切的生命体验，在表现新时期个体与环境的强烈冲突中，始终冷静客观地关注着最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②]“电影实践以及对社会文化的思考，在诸多方面与文化人类学的理念有诸多相似之处”。[③]本文将结合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从人类学视角对贾樟柯电影进行分析，探讨其中反映的人类学理念与方法，以及蕴含的人类学色彩。

《三峡好人》拍摄于2006年，以三峡拆迁移民为背景的电影，地点是四川奉节。贾樟柯及其同事在三峡呆了一年，前后去了6次，[④]拍出了奉节周期一年的变化。这是田野工作

式的实践方法。田野工作一般是指经过训练的人类学者对一个社区及其生活方式从事长期研究，一般一年以上，通过参与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方法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人类学学科奠基人英国人马林诺夫斯基曾说：“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它不仅是人类学研究最主要，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是获取资料的最基本途径和民族志构架的源泉。而通过这样的田野工作，贾樟柯获得了一种对于当地文化的理解。贾樟柯在导演笔录《贾想》里说，“在三峡，如果我们仅仅作为一个游客，我们仍然能看到青山绿水，不老的山和灵动的水。但是如果我们上岸，走过那些街道，走进街坊邻居里面，进入到这些个家庭，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古老的山水里面有这些现代的人……我们同时也在承受着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压力。”《三峡好人》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矿工韩三明，坐船来到奉节，寻找16年前他买的妻子，后两人见面决定复婚；一个是护士沈红，她的丈夫到奉节工作。两年前却中断了和她的联络，他们的感情已不能挽回，做了一个决定，离婚。这两个故事都是讲外来者到奉节寻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面对感情问题都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不管复合还是离婚，用一种决定给自己一种自由和尊严。每一个文化都给它的成员某种确定的世界观，某种确定的对生命的热情。这种从不同的，为某种文化所独有的角度体谅生命和世界，看待他者的世界观，他者所呼吸的生命气息和生活的现实，被称为“他者的理解方式。”通过他者的眼光，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启示：在复杂、快速、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要要面对自己我的生活，为做一个负责任的决定。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我们可以进入他们的意识里，并通过他的眼睛观察外面的世界，……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丰富和深入我们的世界观，认识自己。”[⑤]从田野方法到“他者的眼光”，不仅是一种以中国其研究技术与工具的手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贾樟柯的电影结构，采用了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多点民族志，最早是郝瑞提出来的，他主要应用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比较研究上。而后马尔库塞提出了“多点民族志”，是指作为一个世界模式的论述，田野的场景转化是必须的。《三峡好人》中，同一个地点三峡，分别讲述互不相关的两个人物的故事。在《无用》中，马可因为反叛服装流水线的机器生产，产生了无用的创作；在山西，遥远矿区的裁缝店因为广州大型服装加工厂的存在而日渐调零。广州的服装流水线，巴黎的时装会，山西的小裁缝店被一部电影结构在一起，彼此参照，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不同的人际关系和地域空间，通过参照和对比，形成了新的经验世界。这种整体主义观把事物看成一个整体，各部分相互联系。任何一个层面的文化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带动其它层面的文化要素发生变化。多点民族志揭示了文化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研究某一种要素时，把它置于整体文化的结构中，通过研究它与其它要素及外界条件的联系，建立了一种深刻全面的认识。

而贾樟柯把《三峡好人》分成烟酒茶糖四个部分，反映了贾樟柯对物的重视。物的概念在人类学中也很重要，法国人类学家莫斯考察交换制度，研究礼物载的人的精神；列维-施特劳斯考察婚姻交换，探讨人作为物的流通。而两千多年前，庄子提出了“齐物论”，主张人与物之间的混融。[⑥]这种混融关系反映在看人赋予物的社会意义，物也是人，从物性看对人的影响，人也是物。《三峡好人》的英文片名取名静物，就是指被人忽略，依旧沉默的人。放在桌子上的瓶子，和黝黑的民工，是同一种的物。

他们共同留有时间的印迹，保守着生活的秘密。而烟酒茶糖这种物的取择在于是生活交际不可缺少的东西,它被拿来在在亲戚朋友中赠送流通，渗透到普遍的人际关系中。而在电影《无用》里，延展了人物共融的观点。“无用”是指在活跃的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判断标准发生很大的变化，一切都被量化，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东西往往被视作无用。电影里马可的服装采取完全的手工制作，体现的是对记忆的珍惜，对时间积累带给人的心理感受的重视。另一个地域空间里，在珠三角的服装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完全是一种密集型劳动，而中小城市的成衣店多半已经消失不见，裁缝店非常凋敝，除了定制一些高级的服装如旗袍之外，多半都是改短裤长等缝补的活。《无用》是对中国当下经济生活的审视，呈现出了同一条经济链条上完全不同的劳动方式。这部电影从服装角度看人的生存现状，沿着服装提供的线索，发现了同一个经济链条下不同人的现实存在。无用”本身有一种对中国快速发展，对速度本身，对以发展的理由抹杀记忆，及过度浪费自然资源的质疑和反叛。而在对记忆的追寻下，马可把衣服埋在土里，将时间作为另一个设计师，让物自己留下痕迹。物不再是等待着被人激活和被人赋予着色彩的静态的物，它本身的生命力和记忆更新了它的社会意义。

贾樟柯电影里是从个人的角度书写历史，通过对人物不断的累积和提炼典型，最终形成了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作品形成新的书写历史的方式。电影《二十四城记》是一个关于在50年代建立的老厂的故事。工厂被夷为平地之后盖起了摩天大楼，三代厂花——60，80年代和现代的三位女性，和其他人物典型，面对变迁回忆，讲述的不同的人生和情感经历。贾樟柯接触了一百多个工人，拍了五十多个工人，在这些被采访的人物里，找了五个真实人物放在影片里。另外四个人物是虚构的典型的个人表达。从1950年代到当代，每个人物又有一个封闭的但是属于他自身的时间，通过这九个人的接力，来讲述一个线性的历史。这九个人个人讲述的组合，形成了一个集体群像。不过从个体出发来书写历史在学术上存在疑义。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云雷认为，从个人的角度难以解释历史，也无法解释个人的遭遇。因为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偶然性，个人记忆不能从整体上认识与表现我们的时代。在贾樟柯认为，个人表达排成了集体群像之后，就不再局限于封闭的个人表达，而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不被封闭、不被个人讲述局限的历史经验。在这其中，个人的弱点、局限性、甚至迷茫变成了历史讲述中珍贵的知识。换句话说，贾樟柯式的个人表达是集体下的典型表达，是对文化记忆的记录，也使我们感受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变迁给普通人带来的影响。魏斌宏认为，“与现代虚无主义相比，贾樟柯更是从不故弄玄虚，倾力专注于历史变迁中的细枝末节，在冷酷的现实中保持着一种温暖的基调。追求影像‘对现实表象的穿透力。’”[⑦]这种“对现实表象的穿透力”就是历史的真实感。在《二十四城记》，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对历史真实感的追求。换句话说，贾樟柯认为历史是一种想象的真实，而追求真实感要大于真实本身。而《二十四城记》式的个人表达，是集体式的个人表达，“集体”反映在常识性、代表性的表达上与个人表达组合形成的集体影像。

当今世界已经步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等手段改变和扩展了人们的视听方式，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和学术研究。贾樟柯的电影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由他者的眼光，来思考社会变迁的意义。多点民族志的电影结构包含了不同的人际关系和地域空间，建构了相对完整地社会变迁中的状态。对物的重视，电影里则探讨了人与物的关系，及其对社会记忆的关注。由个人表达书写历史，电影通过人物的接力，讲述了一个线性的历史，形成了一个集体层面的典型表达，发展出了新的书写历史的方式。换句话说，其电影实践集中反映了人类学的文化理念，人类学方法与电影实践相结合，不仅是影视人类学的一个典范，而且对于社会变迁及其多元文化理解有着重要意义。

[①]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②]魏斌宏，《底层的呼喊——从《世界》看贾樟柯的电影创作风格》，《大众文艺》，2010年第21期

[③]马旭，《用影像记录社会生活变迁——从人类学视角看贾樟柯电影》，《电影评介》，2009年第20期

[④]贾樟柯，《贾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篇（5）

从亚G家庭的出现看贵族社会的变迁

次仁央宗在2007 年《中国藏学》第二期上发表有关社会变迁的论文。文章认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观念的产生，为后来达赖喇嘛和他所属的“亚G家庭”的产生，提供了坚实信仰基础。“亚G家庭”的出现，给近代贵族社会带来了变动，这种变动正是为贵族社会渐进多元变迁提供了模式。随着历代达赖喇嘛的圆寂、转世灵童的确认，新旧亚G家庭也在更替。新的亚G家庭一旦被确立，就面临着适应、发展和巩固。原本不是贵族的亚G家庭首先要学会适应贵族社会的潜在规则；学会利用机会，发展家庭利益；学会表现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贵族社会。文章指出格鲁派在近代历史范围内建立了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政教权威，达赖喇嘛亚G家庭的出现为贵族社会增加了一个新的家族等级。而每一个新的亚G家庭产生，地方政府都要拨付大量的庄园和农奴，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地方政府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使得地方政府开始无法避免地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围绕地方政府周围的贵族阶级也随之走向落败。这不仅是亚G家庭的社会变化，也是整个贵族的社会变迁。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前宗派时期之比较

班班多杰在2007 年第二期的《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上。认为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虽然都源于印度，但在传播、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这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作者认为在汉、藏两地学人高度理性自觉和主流话语的引领下，佛教被传播播到中原和吐蕃，且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本土的体制、思想、文化的过滤、透析，为佛教的本土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当然，其方式、途径因不同地区条件的差别而不尽相同。问题的焦点是，不同地区按照固有的基础、体制、语境和现实的需要理解、传播佛教，抑或照搬照抄、照本宣科印度佛教的文本、义理，其结果并不相同。前者昌，后者亡，这已为历史所证实。并且证明了人类社会中一种文化被传播到另外一种新的环境后，会发生演变。

《四部医典》中的心理治疗思想

篇（6）

一、明初钱钞兼用体系的建立及宝钞的崩溃

自唐代飞钱产生，纸币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钟爱，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明初亦继承前朝，实行宝钞。明初钱钞并行兼用，白银作为贵金属在明初属于非法货币，受到国家严禁，明初明确规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1），直到以英宗时期“金花银”的出现，白银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官方承认，终于成为合法货币。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主要是由于铜钱铸造和使用的限制：一方面，由于政府财政力量不足，铜源短缺，铜钱铸造数量有限，出现供给困难，同时官府为了得到足够铜材，令人民以私铸钱及铜器输官的做法，引起民间的抱怨与不安；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贸易用钱量增大，不便携带的铜钱成为商业周转的弊端，已经习惯于用纸币交易的商贾们不愿重为铜钱所累。明钞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流通不限制地域和时间，出现之初弥补了铜钱的不足，于是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的逐步形成，虽给明王朝带来了更大的统一性，，但是由于宝钞自始就是政府不兑换的纸币，明朝发行宝钞无准备金，发行量又无限制，这也直接导致了洪武末年由于滥发纸币纸币，通货膨胀，百姓不再相信纸币的信用度，出现了金银交相使用，商人拒绝使用纸币的情况。

政府为了维持纸币的流通，多次强行禁止使用白银。洪武七年，明确规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后明朝廷要求“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洪武三十年重申“交易用金银之禁”。而这种以惩治为主的强制措施在永乐以后发生了变化，新的货币回笼政策出现。永乐二年皇帝采纳了都御史陈瑛的建议，开始实施“户口钞盐法”，在《明史・食货志》及《明会典》中均有记载，每户大人配食盐一斤，收钞一贯，孩童减半（2）。仁宗时期，朝廷虽然认识到纸币滥发导致宝钞贬值厉害，但是民间形成的物重钱轻现象已不可控制，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的政令在民间令行不通，出现了“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宣德初，政府被迫放松了布帛米麦交易之禁，但是对于金银的交易罚钞越来越重。尽管政府采用各种政策回笼货币，但是钱钞兼行的货币体系的崩溃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宝钞的购买力一路下滑，至正统九年，米价已经涨到宝钞一百贯，政府放弃用银的禁令，上下都不愿意用钞而用银、钱，成化年间，一贯纸钞只值一文钱。正统时，宝钞一度到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地步，不再通行，只有官俸还是用钞折付，到弘治、正德年间，宝钞实际已经废止不行了，使用纸钞也仅限一贯，其它不复流行，虽明末还以钞字代表货币，实际上支付的是银或钱，纸币流通名存实亡。此后，明朝基本上没有再行纸币。明末天启、崇祯年问，给事中惠世扬和何楷力主恢复行钞均未获准，特别是在崇祯十六年，崇祯皇帝本人也接受了行钞的主张，并设立了内宝钞局，日夜赶造。但此时明朝江山已摇摇欲坠，没有人肯用白银去换纸币，明朝最后的行钞努力终于没有成功。

二、铸币的尴尬地位

白银为何能在明代超越纸币和铜钱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从内外因角度分析，一是白银自身的因素，二是同时期流通领域的其他货币存在无法避免的弊端。

首先从外因分析，钱钞体系的崩溃为以白银为主的新货币体系提供了机遇。明代通行的主流货币有宝钞、铜钱、白银，有时粮食衣帛等实物也用作交换。上文已叙述了宝钞的崩溃，而铜钱铸造也存在问题。明朝铸造铜钱数量有限，为历朝历代最少，尤其以万历之前，其发行量甚至不如汉唐时期。明朝的铜钱可分为制钱、古币、私钱三种，有学者将明代的铜钱政策分为四个时期：一、洪武至宣德年间的铸钱而禁用钱；二、正统至成化年间不铸钱但逐渐弛钱禁；三、弘治至隆庆年间大规模铸钱；四、万历至崇祯年间铸币再次陷入混乱状态（3）。据《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载洪武元年铸“洪武通宝”8 900余万文，洪武五年铸钱22 241.956文，洪武七八年间铸钱各铸钱19 984.983万文，宝钞发行之后，为确保宝钞的流通铸钱减少，据载“宣德通宝”只是两京宝源局及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宝泉局铸行了十万贯，数量不多。永乐、宣德两朝铸钱所开钱局相同，连两京在内也只有六处鼓铸，每年铸行也都不超过十万贯。与之相反，宋朝实行铜本位制，铸币为历史之最，据《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道中时期年铸钱为80 000余文，景德时期年铸钱1 830 000文，天禧末150 000文，明前期铸币量最高几乎为宋景德时期的十分之一。

明朝铸钱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铜源限制，明初甚至由于铜矿资源的紧张以及私铸钱的影响下令私铸钱作为废铜送官，并责令百姓出铜，以至“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明史・食货志五》载“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二处”，正德九年（1514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此后遂屡开云南诸铜场。有人建议：“两京铸钱以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可采云南铜，自四川运至岳州府城陵矶开铸”（4）。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采取鼓励铸币的政策，屡开云南诸铜场，久之产量减少，崇祯时，回收古钱用以铸钱（5）。其二，私铸钱也造成了钱币流通的紊乱。明末清初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述“惜铜爱工，钱即恶薄，私铸繁兴”影响了明朝的钱法施行。嘉靖四十三年因私铸币质量低劣，盗铸引起贸易不通，嘉靖帝采纳大学士徐阶的建议不得不暂停铸钱。万历十年曾因铸钱混乱下诏“近因铸造不精，私钱淆杂，及不系产铜去处买运艰难，领发行使阻滞不便，诏书到日，各该开局铸钱，地方暂行停止。”（6）其三，铸钱在明代地位尴尬。在洪武八年“大明宝钞”出现前为专用铜钱的时代，但是官府铸币十分有限，宝钞出现后构建了以宝钞为主、铸币为辅的货币体系，通货膨胀加剧了旧的货币体系的崩溃，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白银在成化、弘治年间成为铸币，新的以白银为铸币、铜钱为辅币的货币体系建立，可以说在中国大明时期铜钱处在了尴尬的辅币地位。明钱发行量有限，大多流行古币，古币之中以唐宋钱居多，特别是宋钱最多。据研究，明朝到十六世纪底两百年间不超过千把万贯，而且有一大部分收藏于官府之中，因此实际流通的铸钱以古币和私铸钱为主。明朝不仅铸币少，还有一部分流到国外，这部分铸币以古币和私钱为主。明代官制铜钱由于铸造量少等原因购买力很高，但是古币和私铸钱的购买力不断下降。

因此，在宝钞不断贬值，铸币作为辅币亦无法稳定货币流通，势必需要新的货币体系的诞生。

三、以白银为主币的新货币体系的建立

白银最开始作为非法货币，被政府明令禁止，但明初宝钞政策失败，铜钱资源的紧张，民间使用金银的趋势不可阻挡。据傅衣凌先生对146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分析指出“洪武、永乐之间以钞为主，宣德、正统则钞、稻谷、布、银兼用，成化、弘治以银为主”，万明在白银货币化的研究中据此得出“明初至成、弘年间，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作为宝钞最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7）。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并论证了白银货币化由自下而上趋势转而为自上而下的转折标志是成化、弘治以后，而非正统初（8）。大量的历史事实也证明白银货币化的全面展开是在成化、弘治以后，不可否认的是英宗“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国家正式公开使用白银，白银成为合法货币，它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基本职能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

万明将白银货币化的发展阶段分为三个时期并详细分析了各阶段特点：第一阶段明洪武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这是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在民间社会启动和发展的阶段；第二阶段明成化二十三年-嘉靖十九年，这是白银货币化的国家与民间社会互动扩展的段；第三阶段明嘉靖十九年-明末，这是白银货币化在国家与民间社会极大扩展后走向世界的阶段，是国家、社会与世界三者互动的阶段（9）。故此不再赘述。

明代白银货币化走的是先自下而上再到自上而下的道路，可分为三个阶段民间层面-国家层面-国际层面。万明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从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详细探讨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白银能够在明代成为主币除去钱钞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其本身也具有特殊的优势：1、体积小，耐腐蚀，易保存；2、单位价值高，与铜钱和宝钞的兑换值大，购买力强；3、易于分割，分割后损失较低。命人对使用白银的便利有着明确的概念“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混烂；是以白金（银）之为币长也。”（10）

学界对于白银货币化的研究集中于唐宋时期和明代，其中王文成著有《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日本学者加藤繁的《唐宋时期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和万明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及一系列相关论文。笔者比较赞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论断，即第一次白银货币化发生在两宋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明代中后期。经过第一次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民间使用白银的习惯已经逐渐形成，虽然期间政府多次禁银，但是民间自用金银，因此政府不得不屡禁屡开。因此，白银能够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从非法货币成为合法货币原因之一就是历史习惯的传承与延续。

白银的形制多样，民间交易所用白银最初以首饰的形式出现。明初多次禁止民间交易使用金银，但是首饰器皿不再禁止范围之列（11）。同时政府虽然禁银，但是在课税方面仍然认可白银，如《宣宗实录》在宣德六年六月，浙江温州府知府何文渊谓时政虽禁银，但是商税征银，朝廷的禁银令实行艰难。在明初，白银虽为非法货币，但在民间对白银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的优越性十分认可。

其次，同样作为不同货币体系中的主币，白银相较宝钞而言，购买力更加稳定。白银在明初购买力就非常高，其后不断攀升，十五世纪后半期最高，后购买力下降。根据宝钞与白银的兑换率可知宝钞的贬值速度十分迅速，远不及铜钱和白银稳定，铜钱也由于铸造量少处于尴尬的辅币位置，因此白银取代宝钞成为主币也是理所应当的。

同样，尽管初期白银与铜钱同样面对了开采量少的境遇，但是随着本土出产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白银从国外流入中国，白银的产量大大增加。白银产量的增加包括两个方面――国内增产和白银内流。《明史》记载，洪武十九年增加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二十四座，成祖开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世宗开大理矿，期间银矿皆有开罢，至神宗为收刮钱财，大肆开采银矿（12）。据研究洪武二十四年只产白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宣德五年增加到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天顺成化年间只云南每年就可产白银十万两。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源于日本和美洲。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起，日本向中国输出的货物由刀剑、扇子、屏风、硫磺等转变为白银，随后六十年代到十七世纪前半期为明治以前金银产量最多的时期，万明指出此间为“中国白银货币化加剧进行，对白银需求急速扩大，国内开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期”，中国内需促进了日本的白银激增（13）。因倭寇影响，明朝实行海禁，唯通过广州-澳门-日本航线用丝绸等与日本交换白银。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大量金银矿被开采，欧洲人用西属美洲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等物品等奢侈品。据万明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540-1644年间，从日本流向中国的白银大概有7500吨，在1570-1644年美洲白银大约有12620吨流入中国（日本约每年流出白银75吨，美洲约每年约180吨），美洲白银产量为当时世界大百分之八十。自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后，外来白银取代本土白银占据中国货币市场的主要地位。

除了钱钞体系崩溃，白银自身特点及时代的特殊背景，政府在白银货币化进程中也起到了想到重要的作用，对此万明的相关著作及论文介绍分厂详细（14）。

小结

明朝初期从“大明宝钞”的发行开始明政府致力于构建以宝钞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可是宝钞和铜钱都有着致命的缺点，明钞无准备金，正如《重评“大明宝钞”》中总结“明政府过分自信没有采用前朝的方法加强人们对宝钞的信心及准备金制度，只是依赖政府的威信，这可是宝钞失败最大的致命伤”15，同时滥发纸币而导致的宝钞大幅贬值，人们最终对宝钞失去信用，多采用实物及金银进行交易，造成物贵钱钱，最终钱钞体系崩溃。铜钱在整个明朝都处于尴尬地位，铸币少，造而禁用，铜钱流通混乱，官制铜钱大部分被官藏，古钱和私铸钱购买力也不断下降，铜钱作为辅币无法弥补铸币的缺陷。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合法货币，证明了白银在明朝具有特别的优势，经济发展的推动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白银作为贵金属特有的特点，历史习惯的继承性，还有海外白银流入克服了矿源限制，使得白银能够克服宝钞和铜钱的不足，替代钱钞体系成为新的货币体系。

注释：

（1）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2

（2）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3

（3）周玉英：论明朝铜钱政策[J]，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281-287

（4）转引自薛亚玲：中国历史上铜、锡矿业分布的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参考《续文献通考》23卷《征榷六・坑冶》

（5）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1974

（6）转引自张诗波：明代“私铸钱”与国家的应对措施[J]，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参考《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八[Z].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7）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46-147；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载《明清社会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47；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二期，并论证正统初年金花银名称尚未出现，金花银存在一个逐渐形成定制的过程，以正统初作为朝野广泛用银的标志不能成立。

（9）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J]，《中国钱币论（第五辑）》，2010，249-254

（10）转引自孙玉良：试论明代的白银货币化[J].3。参考王世贞：《州史料后集》卷37，《钞法》

（11）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3

（12）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772-1773

（13）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236

（14）参考万明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下》、《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考》、《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等等

（15）赵善轩、李新华：重评“大明宝钞”[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73

参考书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篇（7）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系统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旅游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内含流动性的社会实践，为东道主与游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东道主在与游客持续接触的过程中，较易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影响。在旅游目的地社区，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也会发生某些形式的转变。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叙事方式[1]，家成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概念。家既是个人生活意x的中心，也是构成社区的核心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由现代化理论发动的对家庭历史及其现代演变的研究热潮中，旅游地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也逐渐受到关注。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现代性在目的地的影响途径和辐射效应。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阅，梳理这一领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内容，以期深化关于旅游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1 相关研究历程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常常将家作为研究对象，借以透视不同时空环境下的社会文化变迁。既往的旅游社会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发展进程中东道主家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的变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区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微观视角。因而，对于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实质上体现了旅游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学科交叉。

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1，并经人工核对，最终确定相关度较高的文献95篇。从各年度文献刊载量来看，2007年之前各年发文较为零散，2007年以后发文量有明显增加，2011年开始发文量急速增长（图1）。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从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来看（表1），关键词较为分散，反映出相关领域研究话题较为广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关注度较高，在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各层面都有探讨。2011年之后，研究对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第二居所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影响得到了重点关注，还出现了关于家庭客栈（homestay）的研究。同时，研究深度也不断推进，居民态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动性（mobility）等关键词的词频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论上屡有突破，社会表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系统论等都大量出现。

中文文献主要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旅游”“社区”和“家庭”作为主题词对该数据库所收录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学科类别的期刊进行模糊查询，经人工筛除，得到与本文主题关联度较高的期刊论文42篇。总体来看，这一主题的文献在2002年后开始出现，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数量激增（图1）。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虽起步滞后，但发展速度和阶段大体相同。文献中高频关键词集中于“参与”“民族”“影响”“乡村”（表1）。民族或乡村地区的社区旅游参与问题是核心研究内容，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而在不同时段，关键词演变态势有所差异。自2007年开始，“居民”“利益”“经营”“女性”等关键词关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区居民的旅游收益开始受到重视，且妇女在旅游从业中角色凸显，对家庭旅游影响的研究也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2011年至今，该主题文献呈现出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如“感知”就表达了社区居民对地方社会的所持情感；而从制度层面对旅游社区增权、社区治理等问题的讨论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进入这一领域。如多位国内学者探索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测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3]都作为与旅游影响感知相关的变量被引入。但综观这些研究，其主要着眼点仍放在社区层面，家庭层面的细分要素并未被明确纳入自变量。仅有个别研究者在家庭微观尺度上，测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传统风俗的影响[4]

2 相关研究流派

随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的多样化，日常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Berger和Luckmann认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会实在[5]。他们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主观和客观的结构。家作为一个微观尺度的社会单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进化论、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社会心理学说等社会变迁理论[6]的启示下，现代家庭社会变迁也逐渐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人文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

结构功能论者试图以结构化的方式来观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会关系。如Levi-Strauss的“亲属原子结构”[7]、Parsons的“洋葱理论”[8]，以及所提出的传统中国乡村家庭以同心圆模式为特征的差序结构[9]。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下传统家庭的变迁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在进化论和结构功能论混合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成为解释现代家庭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认为，现代家庭正从传统大家庭向独立的核心家庭转化，且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夫妇式家庭制度之间、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适应的。他同时指出，工业化和家庭是两个平行的过程，均会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的影响，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都会对二者产生影响[10-11]。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者考虑的 重点。

2.2 的研究

者认为，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将引发冲突，而冲突正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路径。首先，他们将社会再生产作为家庭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在资本社会中，家庭不但是劳动力休息和繁育的场所，也成为资本支配的社会再生产空间[12]。而在更多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国家，家庭还叠加了面向外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功能（如家庭车间），从而成为兼有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属性的重要场所。其次，者还竭力控诉资本社会中权力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福柯指出，在国家的规训和监督下，居民的生活成为权力的对象[13]。权力关系不再被掩盖在家的温情面纱之下，家的空间构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权力几何学（power geometry）所决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态和功能变迁正体现了资本权力作用的轨迹。

2.3 女性主x的研究

功能主义学者持二元论的观点，他们常常将家庭视为与外部世界相区分的和睦统一的整体。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继承了的批判社会学视角，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家庭现代化的历程视为固定和同一的发展模式的观点。这一派学者强调关系导向和关怀伦理，关注家庭体验的性别差异。她们认为，将家庭视为私人领域掩盖了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15]，因而鼓励女性离开家返回到真实的政治和商业世界中[16]。家庭的多样性、不平等与冲突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还吸收了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从多样性和合法性的视角对既有的单一家庭变迁模式提出挑战[17]。Stacey 认为，家庭不是一种基于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与象征的社会建构[18]。由于当代家庭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特征，因而可以通过表达女性经验来重构社会。

2.4 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学者重点强调的是人在场所中的情感。他们指出，理论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经验。他们也批判了对家的浪漫主义观念，以及对家的社会结构及地方体验之间关系的肤浅理解[16]。在Relph对地方经历、段义孚对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对生活世界、Seamon对身体经历、Ley对地方意义的理论表述中[19]，家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在他们看来，家就是由日常实践、生活经验、社会关系、记忆和情感形塑的物质和情感空间的综合体[20]。人文主义还借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说明场所环境与自我同一性的密切关联。人类需要通过适当的认同而对其环境产生有意义的意识[21]。换言之，自我认同也依赖于场所环境。由此，家庭的社会变迁也成为地方变迁的真实映射。

3 相关研究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一些旅游社会学者深入欧洲乡村社区，他们在观测社区所受到的旅游影响的过程中发现，东道主家庭在亲属关系、婚姻关系上、两性关系和性观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由此开始了对该领域的探查[22-24]。更为全面的分析视角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旅游社区家庭就业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家庭控制的变化等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25-26]。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迟至200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研究内容基本与国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区。

3.1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

家庭的经济收益是其成员维持生计需要的基础。但多数学者仅仅将旅游体验和消费家庭视为劳动力繁育和休息的社会再生产场所，而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生产场所的可能。女性主义学者揭示了家庭经济对工业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贡献，由此确认了家庭与工作相互依存的关系[27]。当代社区旅游的发展为女性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东道主的家庭被改造为一个场所。因此，东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

在经济落后地区，旅游常常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的途径而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Tao和Wall认为，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方式。虽然旅游不是脱贫的万能钥匙，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活动方式，它不仅可以使那些直接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家庭获益，也能间接提高周边其他家庭的经济收入[28]。与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认为，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已经和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紧紧联系一起了。它不仅改变了当地家庭的收入结构，而且自产自销的家庭旅馆经营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员的服务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发达地区，旅游对家庭的生计收入提高作用却并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起到实现地方认同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作用[30]。

但是，当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着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区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励下获得旅游发展的再分配收益，但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体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腊乡村旅游社区研究中发现，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被流转到外地人手中，农民转而成为旅游从业者。外来投资者一般都会占据当地最高级别的接待设施，而当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级资源，且住宿设施级别越低，作为其拥有者的家庭数量也越多[25] ，并呈现出旅游资本支配下社区旅馆的金字塔等级分布。

3.2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性别地位的变化

家庭内两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旅游对女性家庭地位转变所起的作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31]。这些学者深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将旅游从业视为女性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有效途径。她们认为，现代旅游业恰为东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转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女性可以通过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将其家务技能变为职业技能，从而完成由主妇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化。Cone以中美洲的两位玛雅妇女为研究个案，发现她们自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则肯定了合作社在乡村家庭妇女旅游就业转型和男女平权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东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与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也与妇女组织性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带来的就业和获利机会的增加，不仅可能对家庭劳动分工造成影响，也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35]，从而帮助她们扭转父权制社会下日渐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在此，尽管经济资源的占有往往对两性之间的权力建构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学者认为，发生在家庭领域的女性地位和权力变化，是建立在当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基础上的。如在云南泸沽湖的摩梭社区，女性不但通过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来实现同性之间权力的代际过渡[37]，还进一步引导文化回归，使得以母系为主体的思想在摩梭社会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于旅游的褒扬，并非是完美无瑕的。在一些文化内向性强的旅游社区，两性地位的变化只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在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实现[38-39]。事实上，在不少民族地区，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内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当地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发展后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40]。而从女性旅游从业的内容和性质来看，性别区隔也使得东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职位、低报酬、缺少发展机会和临时性的旅游服务工作上[41]，这些职业在形式上类同于家务劳动。甚至东道主女性自身也成为被消费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职业从歌舞表演延伸到以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性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创汇的重要来源。从事性旅游业的青年女性多来自偏远乡村的贫困家庭，她们的收入是其整个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43]。尽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试图向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44]。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区，这些妇女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其自身家庭的认可，尚未见相关论述。

大量文献将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场现象较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将旅游领域中的男性视为女性的参照物。如认为在女性当家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开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增强其对家庭的决策权力[37]；或是对两性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产生了共识[46]。Harrison通过对非洲不发达国家青年男性的研究发现，旅游从业导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化

当代旅游业发展所引发的地方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东道主家庭结构。社区参与旅游，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旅游接待，带来了东道主家庭结构层级和关系空间的变化，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看来，是结构，而非个体决定了家庭的演变方向。他们运用动态化和系统性的分析，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迁给予了新的注解。婚姻关系、家庭规模、生育观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内容都与此密切相关。

婚姻礼俗和制度的变迁体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由经济要素主导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对家庭形成的约束，从而使得东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适应了旅游发展和现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对希腊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发现，社区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开始多样化。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的陪嫁品从实物形式逐步演化为货币、不动产甚至是产权形式[25]。而在旅游发展后的贵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从传统的补偿娘家财物转化为提前赠予新婚家庭以遗产[48]。王伯承和吴晓萍发现，在贵州苗寨社区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居民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和范围正在扩大，但基于当地文化内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旧延续[49]。对于一些具有独特婚姻制度的地区，旅游带来的冲击更为明显。在泸沽湖摩梭人社区中，当地原来以母系为主的家庭形态在旅游发展后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母系家庭、双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开始在年轻一代出现；走婚对象的选择标准中也渗入了经济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出现的新的两往方式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道主社区原有的通婚范围，同时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进入东道主社会也会促使新的异往关系的形成。一些来自欧洲发达地区的女性游客往往与东道主地区的男性青年，如带有异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发达国家的沙滩男孩，产生所谓的浪漫旅游和友谊旅游。处于其间的当地青年男子更倾向与女游客保持长期的情侣关系，甚至期望这种关系能帮助自身实现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44，51]。魏雷等则通过当代泸沽湖的“旅游走婚”现象对此进行了回应。她们认为，这种当地男性与外地女游客之间的“旅游走婚”行为，是当地传统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当地男性的身份认同，也通过其自身的反思与抉择维系了大家庭的和谐[52]。

家庭规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发展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层序有致的传统大家庭因为难以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小型化。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妇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龄都有明显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目的地社区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缩小[45]。魏雷在研究泸沽湖摩梭人旅游时也发现，旅游接待活动的家庭化、社区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现实需求，以及当地年轻夫妇生育观念受旅游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使得传统大家庭数量开始下降，核心家庭数量上升，且每个家庭人口规模也趋小[52]。

旅游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当地一些从事接待的家庭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未成年人辍学参与旅游接待或讲解活动的现象较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经营对家庭的影响时发现，乡村旅游除了具有促进农村家庭和谐、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时也使得经营旅游业的家庭对后代的教育有更严苛的要求，“外出闯天下”成为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屋格局的变化

旅游业向地方的渗透改变了东道主家屋格局。由于东道主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往往将住房改造为经营性场所（如家庭客栈），因而家庭旅馆建筑格局的变化成为地方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标志[36]。在社会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双重作用下，西双版纳傣寨家屋的演变隐喻着当地家庭生计方式的变化[56]。为满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为目的地社区家庭客栈经营者们的共识。丽江古城居民一改传统纳西家屋中卧室不许开洞的习俗，对家庭客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应着“定制的真实”（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广西黄洛瑶寨的民居旅馆在建筑体量、建材使用和内部格局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导下，家庭客栈建筑向传统民居的回归也可成为当地振兴旅游一条重要途径[59]。

家屋格局的变化也引发了旅游中不同主体围绕这一场所空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激进的学者强烈抨击旅游资本对家屋空间的剥夺。他们认为，在现代性的谎言下，资本无孔不入，甚至侵入东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间。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东道主的日常生活成为旅游商业化的对象。一方面，当地传统的好客文化已然转化为一种商业行为；另一方面，东道主的家庭生活成为了游客镜头中被凝视[60]的异域景观。受到资本权力的操控，东道主传统社会中既有的家庭成员对于家屋空间本身、社会化劳动和资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断重组[37，52]。在这种为资本权力所建构的不平等空间关系中，作为弱势一方的东道主并不会轻易放弃对家园的捍卫。东道主自主生活空间的丧失引发了他们对旅游者和外来经营者强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为客栈，不但呈现出住宅空间属性由围合密闭的私人空间向开放性公共空间的转化，也使得住宅空间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员扩展到商铺业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园，家屋空间内涵的多元化促进了主客互动，从而使之成为当地居民与外部世界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或旅游设施建设而被迫迁移[62]。家的迁移直接改变了原有的住居格局。尽管便捷、方便的现代设施创造了干净、整洁的移民社区环境[63]，但这些明显带有城市环境特征的卧室社区（bedroom community）却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间狭小、传统生计活动受限、信仰空间缺失等问题，使得移民很难适应新环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节性迁入的旅游者对其第二居所进行改造，由此带来当地聚落格局的渐进变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对典型乡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乡村风貌[65]。这些消费力较高的季节性度假游客虽然会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来自原居地的环境罩却深深影响了异文化下的家的构建。风景优美、气候适宜、装修豪华、私家花园和服务一流等是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节性旅游从业者的临时性住所则较为不同，那里只是暂时转变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变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热姆海滨度假地，一些旅游经营者会在旅游旺季时租用当地人的家屋作为他们的店铺和临时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时这些房屋又会恢复为当地传统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种植园[68]。

3.5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认同的变化

人文主义学者将家屋视为人类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个感知空间。他们认为，家屋功能的变化会导致人们身体经历和生活世界的变迁。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们对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成员的情感认知展开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间的变化既体现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亦对空间内涵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69]，因而在外来资本和游客的冲击下，东道主对家的感知和认同正变得日益模糊。家作为记忆和情感空间的属性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在全球流动性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认同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复杂。不管是引发东道主迁移还是身份变换，旅游发展都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Wang 和Wall对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东道主对迁移后的卧室社区缺乏认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乡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对家庭的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袭才是维持家庭认同的关键。如果因为过度的旅游发展而丢弃家庭存在感，那么业已形成的家庭认同也会因此丧失[70]。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外迁或家屋功能的改变，也是家作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义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构世界的基准也就会随之偏移。因而，人文主义在此更强调现代性冲击下家的意义的维续。

当家庭认同感发生变化时，东道主也会主动作出调适，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家庭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Brandth和Haugen通过对比挪威两个传统农场旅游转型的案例发现，旅游发展引起了农场主家庭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造成其地方归属感的波动。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惯习以及目标游客对乡村的喜好，大多数农场主还是会通过一些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农业活动来维持对他们对农场的归属感[71]。由此看恚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策略的调整，既是对现代性适应的结果，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延续[48]。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作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时间。研究者往往通过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历时性分析，或以两个资源条件相似而旅游发展程度不一的社区做跨区域的横向比较展开研究设计。从国内外文献计量比较来看，国外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对第二居所、居民态度、地方、流动性等话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国内研究自2007年以来有了较快发展，逐步向性别、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领域扩散。

20世纪70年代，受早期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大都将家视为一个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扰动的对象，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因此也呈现出被动和机械的特征。其后的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分别将家视为一个资本权力竞逐的场域或一个社会性别建构的空间，东道主家庭变迁成为解释社会权力作用机制的最佳注解。进入21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学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瞩目。他们倡导通过人的主观感知来认识空间。因而，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既是旅游社区中家的空间变化的结果，也改变了人们对家的情感依恋和环境感知。目前，该领域相关研究内容已涵盖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婚姻关系、家庭结构、家屋空间和家庭认同等多个方面的变化。

4.2 讨论

尽管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尤其对于东道主家庭这一微观的社会地理单元还缺乏充分的关注，对东道主家庭变迁与较高尺度的社区或区域变迁的关联性也未能明确。因而，该领域研究中尚存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首先，从不同研究流派出发，笔者提炼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内容：

结构-功能论强调人类被既有的（社会/空间）结构所创造，而相对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结构的调适[19]。实际上，东道主家庭往往因应旅游影响而出现再结构化的现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现的旅游消费移民，往往与其寓居的东道主家庭产生了类亲缘关系，从而产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结构。因此，相关研究可以视为对结构-功能论上述缺陷的完善。

权力理论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区中外部力量对东道主家庭内部权力重组的作用机制。但家庭外部的权力作用与其内部的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还较少见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导型与社区自主型旅游发展所形成的不同权力架构，对家庭权力配置的影响有何不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内外观照的解释框架。

性别理论对于揭示东道主家庭内部分工的差异性，倡导性别权利平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探究东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别的成员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的差异，从而了解性别建构的家庭社会空间是如何在旅游场域中发生变化的。此外，家作为一个提供安全和承载养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传统使用空间。对在家与离家的旅游从业女性的比较研究，可以反映其职业变化是如何影响她们对家这一场所环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将东道主家庭发生的变化归并为几个因变量，借此来分析旅游这一自变量对家庭的影响。而事实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快的当代社会，旅游业只是当地家庭变迁的影响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区中，个体因应现代化而进行的就业选择、当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等，都会对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都具有差异性的特征。而文化差异在东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如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所构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伦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区家庭的结构化表征。因此，未来研究中或可考虑设计一个基于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结构方程（SEM）影响模型。

再者，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多选择少数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为案例地，并将游客与东道主区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社会群体，这是与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主客二分法容易导致研究对象的偏狭，也不便准_了解游客对东道主的家的感知。未来可将研究案例扩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类社群关系中来考察东道主家庭的变迁，从而摆脱固有的中心-边缘理论的约束。

最后，关于旅游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见诸于真实性、旅游凝视等旅游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动中对家的消费与现代性的关联[1]。然而，这些讨论都是以旅游者为出发点来展开的，对于东道主社会现代性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事实上，旅游者与东道主共同从属于旅游现代性的架构。如果说旅游者对家的消费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为旅游消费对象的东道主家庭则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地被再社会化（re-socialized），从而引发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旅游现代性的判读，本文的研究为我们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致谢：感谢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南英博士为本文修订英文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周尚意教授和两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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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

篇（8）

李零在《药毒一家——方术四题之四》(载《读书》一九九七年第三期)中说烟、茶、酒与“狭义的还是有相似性”。实际上，李零的这句话说得很谨慎，即便如此，读者见了仍然顿生疑问：茶何毒？(见《读书》一九九七年第十期) 

烟、茶、酒之所以与“狭义的”有相似性，主要是因为香烟中的尼古丁、茶里的咖啡因(一大杯165克的茶中约含25—110毫克的咖啡因)以及酒中的酒精与海洛因、鸦片一样被人长期使用以后都能产生心理或身体依赖，人体对它们都会产生耐药性和戒断症状。所谓耐药性就是指在大量使用某种药物之后对药效的免疫力增强。比如，一个人在吸食同一剂量的海洛因长达数月之后，如果他想继续获得同样强烈的效果，他就必须增加剂量。而戒断症状则指习惯性地使用某种药品之后如果立即停用就会产生不适反应，如恶心、痉挛、呕吐等。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煞有其事地宣布：戒烟。但没坚持几天就又不得不吞云吐雾。戒烟失败的关键就在于长期抽烟形成的心理或身体的依赖性以及恶心之类的戒断症状难以被克服。抽烟如此，喝茶、饮酒亦是如此，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如果从心理、身体依赖以及耐药性等方面来评价的话，确凿的研究结果表明：抽烟(尼古丁)、饮酒(酒精)对人造成的伤害实际上要比被人们称为“”的大麻要大。 

一谈起，人们往往容易联想到鸦片、海洛因、吗啡等，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它们天生并不是。在亚洲、中美洲的许多古老文明中都不乏对大麻、鸦片等今天被视为毒蛇猛兽的的赞美。甚至上个世纪的人们也许不会想到鸦片在今天所受到的待遇。严景耀先生在他三十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告诉我们：“吸鸦片在过去是正常习惯。有个时期，人家如有一副考究的烟具用以待客被看成是很时髦的事。以鸦片待客和今日以香烟待客是同样理所当然的事。”(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从根本上讲，鸦片就是鸦片、海洛因就是海洛因，它们成为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是或者按照法律条文它们被解释为(而且这种解释也是依具体的环境条件而定的。比如，医生给需要用海洛因治疗的病人注射海洛因，我们就不能说医生在给病人注射。)，而人们认识的改变以及新的法律条文的产生也只是人类整体文化变迁的一个方面。从这种文化变迁的观点看，谁能肯定未来的人们不会以更理性也更精密的眼光来看待烟、茶、酒呢？ 

篇（9）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以及重要性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各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了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老问题将是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 农村居民生产方式分化，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转移。我国正处于从农业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二）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传统家庭模式改变。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以老人已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且高出城市1.24个百分点，进入老人典型的老龄社会。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困境的分析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农民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然而现如今却产生了“政策微效”的现象，即政策结果距离政策预期有很大的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政策微效”的结果呢？许多研究者大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或是具体操作层面寻求制度萎缩的原因。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理念发生偏移。

社会学研究探讨的问题很多，但社会公平一直是核心问题。因此在社会学视野中，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应该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价值目标，旨在保障公民个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要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建设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指导。面对城乡收入的逐渐扩大和当前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边缘化和弱势化的进一步加深，政府将更多的社会保障资源投向了城镇居民。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变迁

目前社会正处于快速变迁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农村人口出现分化等。这一系列变迁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农民养老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鉴于此，政府积极探索为农民养老建立正式制度安排。可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对社会变迁的积极回应，但却又未能很好地适应并促进这一变迁过程。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分类实施对策建议

1.为纯农业人口（以经营土地为生的农民）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在已经推行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变“个人缴纳为主、集体缴纳为辅、政府给与政策扶持”的原则，政府应该给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定的财政投入，由政府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政府投入一部分纳入到社会统筹基金，农民个人缴费和部分政府投入一部分纳入划入个人账户，国家投入要偏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时鼓励建立由集体补助的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式的商业养老保险。

2.为农民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农民工是一个流动不定、庞大而且复杂的群体。因此，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鉴于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客观上已经走上了非农化、城镇化的不归之路，并必然会因各种生活风险的客观存在和平等意识的觉醒而提出相应的社会保障诉求，应该从现在起开始起动建立这项制度，并根据进城务工农民的不同情况纳入有差别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二）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资金来源

篇（10）

根据我国体育总局下发的相关体育教育研究文件的内容可以得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包括，体育文化的教育、体育学科体系的构建、体育竞赛制度的设立、体育传播价值的研究、体育行为规范的研究以及促进全民体育等方面。 

1.2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1.2.1 利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的科学定位 

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策、方针、政策等的制定与世界体育的发展状态、发达国家的体育技能及水平、我国国内的体育文化发展现状、我国体育教育水平、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以及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正是研究关于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发展关系及规律的学科。所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发展利于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的科学制定，即，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成果的准确、科学、合理、实用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定位的正确与否。 

1.2.2 影响着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 

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关于人、体育、社会三者关系的研究，联系到了大众、社会以及广大体育爱好者，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广大体育爱好者的切身利益等，而且，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探讨了体育与社会的发展走向，而体育运动的锻炼是很多体育爱好者的理想和毕生爱好，因此，这一研究也带动了群众谈论、学习、关注体育的热潮，进而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 

1.2.3 促进了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体育产业作为我国经济产业的一部分，不仅带动了各地体育文化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利于实现我国体育文化的传承，保护了传统民族体育文化，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利于提高偏远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体育区域体育文化的开发等。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涉及到了体育产业开发的方方面面，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给体育产业在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开发思路，利于体育产业开发的科学、正确和合理。 

1.2.4 促进我国体育发展法制化建设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彻底地研究了体育与人的关系，分析了我国体育社会发展现状中的不足，分析了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调查了社会发展带来的体育发展与时代不想协调的原因，构建了较为合理的我国体育行为规范体系等。这些研究数据的统计、研究现状的不足、体育发展的混乱等共同促进了我国体育发展法制化模式的出台、推广和施行，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功劳。 

2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原因分析 

2.1 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概念不明晰 

虽然，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成果也相当可观，但是，由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时间较短，我国各地区体育文化、体育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因此，目前还存在许多地方、许多体育研究人员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学科概念、学科研究内容、学科发展方向等不明确、不了解的现象，为了切实地提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水平，我国各大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机构、各大高校等相关部门有必要及时、广泛地进行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概念的普及等，以方便促进“全民体育”。 

2.2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我国社会矛盾的分析稍显浅薄 

由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研究体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双方的互相影响以及我国社会与体育发展的矛盾等。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有必要着重对我国的社会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但是，调查发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少，即使有也是较为浅薄的研究，甚至只是对矛盾的表面进行解读等。究其原因，与我国社会变迁过快，体育的发展跟不上时代，体育发展落后以及我国社会矛盾话题的敏感性相关。但是，为了保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可持续、高水平发展，相关部门有必要邀请有资质的专家、学者等进行研究指导，以求保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可持续，更加深入地分析社会，以便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2.3 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远落后于应用的研究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点等同于其他一般性的体育理论一样，失去了在实践中的应用，一切理论研究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呈现出远远落后于应用研究的现状。这种体育研究理论与实践不相协调的发展现状不利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不利我国体育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体育人文社会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如何改善这一问题，如何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步调一致，将是今后各大高校及教育管理部门需要引起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3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完善方法及对策研究 

3.1 提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觉醒意识 

在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浪潮中，广大体育人文社会学专家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而研究的主流仍然是广大学者、普通高校学生以及人文体育专业的学生们。为了切实的提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必须促进、引导广大学生们的研究意识觉醒，使其积极、主动地投身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研究能力，利于提高学生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习技能等。 

3.2 营造良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氛围 

体育人文社会学严谨、健康、科学、和谐的研究氛围的构建利于广大研究成员及时地交流研究成果、平等的探讨研究历程，利于对研究结果的评价和批判，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实用性价值。 

3.3 加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实践一体化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不能只是“纸上谈兵”，也不能只在实践中“蛮干”，而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现的問题及时地在理论研究中解决，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水平，这也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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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