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法律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政治与法律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伴随着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展开，素质教育成为当前教育的核心，它更加注重对学生思想素质与能力的教育与培养。初中生作为成长中的青少年在思想上正在逐步发育走向成熟，为了能够积极健康成长就必须了解并掌握必备的法律知识，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才能利用法律知识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难题。初中政治课法律知识教学的开展，需要将理论教育与现实实例结合起来，从而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初中政治课法律知识教学的意义

1.教授法律知识能够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当今充裕的物质条件提高了学生的生活质量，学生在家长的庇护下成长，缺少约束与教育，使得更多的初中青少年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性格，甚至出现未成年人犯罪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必须积极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加强对学生的法律知识教育，使他们在思想上受到法律的约束，进而约束他们的行为，提高他们的自制力，从而形成正确的守法理念。

2.法律知识教学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认识社会

初中生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力与判断力，然而由于家庭环境、接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使得他们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认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法律知识，结合学生的现实生活，通过列举案例来为学生解释一些违法现象，解说一些法律常识，学生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现象，产生正确的是非观念，才能对一些社会现象从法律的角度产生独到的想法，从而提高学生的判断能力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法律知识教育与学生现实生活联系的方法

1.教师主导，解答式教学

政治是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与价值观的引导，具有一定的说教、引导特征，特别是法律知识由于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权威性、强劲的理论性，需要教师发挥必要的主导功能，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指导与引导，侧重教师对法律知识的讲解，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并掌握法律知识内容与特征，从而收获必要的法律知识，具备积极的法律意识。同时，也要采取解答式教学方法，也就是教师要积极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对学生的问题给予及时解答，这样才能有效解除学生疑惑。

2.结合案例，引入学生现实生活

法律知识相对理论性强且抽象，单纯的法律条文或理论的灌输难免会使学生感到难以接受，这样就必须结合生活案例，引入学生现实生活，将法律知识教学与学生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同时，教师也要本着兴趣引导的原则，注重案例的生活化（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并将案例以引人入胜的故事、生动的语言等呈现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评说案例中的是非，自由发表看法，这样才能正确引导学生用更加犀利的眼光去理解生活、观察生活，从法律的角度正确分析现实生活，使学生通过实际案例理解并掌握法律知识，达到形象化教学的目标。

3.丰富教学形式，社会实践引导

法律知识教育教学不应该局限于教学课堂中的理论灌输，因为学生即使熟背了法律理论知识也不意味着就能够科学地运用法律，因此，要适当丰富创新法律知识教学形式，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法律知识学习。例如，可以邀请专业的法律人员来校进行讲座，为中学生输送必备的法律常识；组织学生亲临开庭现场，旁听法庭审理与宣判；鼓励学生参加法律宣传活动，从思想与行动上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在掌握法律理论常识的基础上提高自身能力，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受到法律知识学习的乐趣与积极意义。

此外，法律知识教育并不意味着将学生约束到一定的条条框框之内，而是要积极开拓、创新思维，在牢固掌握法律知识的基础上能够自主发挥自身能力，能够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灵活运用法律，积极理解并尊重不同学生的不同生活环境以及他们所养成的处事风格，也就是要将法律教学同学生的特点结合起来，力争实现对每一名学生的正确法律教育与积极引导。

总而言之，初中政治课法律知识教育必须同学生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利用生活案例来解说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从而提高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效率，带来良好的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篇（2）

课题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联系教学案序号

授课时间年月日课型新授

教与学目标

及重点难点1、知识方面：列举实例表明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具体表现。

2、能力方面进一步理解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区别与联系，从而培养初步的辩证思维能力。

3、情感目标：使学生了解和认识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密切联系，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的道理。教育学生更加自觉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为守法护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先学后教”

设计（学生

自学内容、

方式、方法，

教学思路、

方法、手段）1、自学内容：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具体表现。

2、方式方法：逻辑推理学习。

3、教学思路：温故知新—逻辑推理学习新课—小结—发散训练

自主、综合

拓展、创新

环节及内容逻辑推理学习。

教学与过程设计

授课内容与过程设计学生学习活动设计课中改进

一、温故知新：

1、我国法律的阶级本质是什么？

2、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是什么？

二、师生共进：

师：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与我国的法律在阶级本质上是相同的，这种本质上的一致性，决定着二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请同学们阅读第一目，找出它们的联系。

教师领学。

1、读我国宪法第27条、49条规定，分析说明。

结论：

第一、我国法律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并保障其顺利实施。（法律对道德）

思考

回答

阅读讨论

分析说明

讨论得出结论

教学与过程设计

授课内容与过程设计学生学习活动设计课中改进

2、读我国宪法第24条规定，分析说明。

结论：

法律确认了道德的基本要求，使之具有法律效力。

3、读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宪法第42条规定分析说明。

结论：

法律以其国家强制力对破坏社会主义道德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和制裁。对模范地遵守社会主义道德的公民进行表彰和奖励，从而保障社会主义道德发扬光大。

4、问题：社会主义道德补充我国法律的不足，并促进其贯彻实施。为什么？

5、读事例学习第二目。

事例一、单某拾金不昧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分析说明

讨论得出结论

分析说明

讨论

阅读讨论

教学与过程设计

授课内容与过程设计学生学习活动设计课中改进

结论：社会成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公民遵纪守法的思想基础。

事例二、五少年护法的事说明了什么？

结论：社会成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公民自觉护法的重要条件。

6、小结，提出行为要求。

三、发散训练：

1、读读想想议议

2、P18思考与练习3。

[答案]第一事例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道德能够补充我国法律的不足，并促进贯彻实施。

第二事例使我们认识到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有助于人们自觉地守法、护法。

板书设计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的道德的联系

一、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互相补充

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有助于人们自觉的守法、护法。

练习题设计

篇（3）

国家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进的相关意见，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相关教学法案，而“思想政治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下文都简称为“基础”）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必修课，提高其教学时效性也是教学工作者首要解决的问题。

1 处理好教学和教材之间的关系

首先，将教学体系与教材体系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是提高“基础”课程教学时效性基础所在。所有的教学体系都是以教材为基础的，教材承载着教学的内容和目标，能够为教学提供教学的思想、教学的目的、教学的内容以及培养人才的目标等内容。教学内容主要是依据教材的内容进行加工和设计得来的，如果将教学的内容随意变动，会将教材设计的理念和思想都改变，也就不能达到教材最初的设计目的，如果教学离开了教材，将变成没有源头的水一样。“基础”这本教材是经过中央的审定，加上诸多知名教授和专家编写而成了，汇集了众多大家的心血，代表着我国学术的最高水平，有一定的学术型和价值。所以，教师在教授这门课程时，要以教材为教学依据，将其放在基础的位置上。这门课程主要应用于学生成长和成才的阶段，能帮助学生树立清晰的人生价值观，明确人生实践和理论，与其他的思想政治必修课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功能型的课程体系，并担负着重要的思想教育重任。所以说，“基础”这门课对学生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对学生进行了人生观、道德、以及价值观的教育，还渗透了理论的教育理念，同时又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共同载体，教师在教学中是不能脱离这本教材的。其次，在教学中，应用教材是对教材内容的一种升华，在将教材的内容转化为实际的教学时，教师也将其中的死角条转变成了鲜活的生活，赋予了教材一个生命体。教学时应该将教材内部的主旨内容以及逻辑结构都体现出来，并关注学生接受的能力和对教材内容的理解性有多少，而且在教学前，教师还应该依据学生的情况和自身教学的特点对教材进行解读和分析，将教材中的中心内容和思想提炼出来，形成知识源于教材，并高于教材的一种教学体系，这样能为教学的时效性做好基础，提升教学效果。

2 处理好教材新内容和教师知识结构的关系

有一支优秀的教师团队是上好“基础”课程的前提，这门课程是将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两者有效的结合在一起，是两者的继承，又是所有思想政治理论相关课程有有机整合，内容面比较广，几乎超越了所有教师固有知识结构的范围，对教师的知识也是一种挑战。如果教师原有的知识不能很好地适应“基础”课程的教学要求，就会影响到教师对这门课程的整体性、思想性以及系统性的把握，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的教学功能也不能被发挥出来，达不到教学的目标，也就不能提高教学的时效性。所以，教师应该熟悉教材，认清课改和新课程的形势，找出自己与其的差距；还要把握住教材中的新内容和新思想；并且完善自身的知识架构，努力去掌握新知识的关键思想。“基础”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较高的教学素质，有一定的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并能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中，结合实际的教学情况、教材特点、学生情况，去摸索和创新出更有效的教学模式，使这门课程的核心要素都能体现在教学中，这样也是教学时效性提高的前提。

3 处理好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

在教学关系中，学生是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教育，一般是通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互动来实现的，实施思想教育，既要发挥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又要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地接受教育。教师在教学中，为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首先，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组织教学。教师要做到“以学生为本”，结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理解问题程度、接受问题能力和知识基础，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内容，构建教学方法体系；其次，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包括尊重学生的人格、隐私、行为选择等；第三，关注学生课上课下的思想变化，积极正面引导。大学生的思想变化性大，如不及时引导，《基础》课将失去思想教育的意义；第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掘学生学习《基础》课的潜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4 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

《基础》课具有鲜明的思想性、较强的理论性、突出的实践性特点。在《基础》课教学中，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缺一不可。教师在教学中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既是《基础》课自身的要求，更是增强教学实效性的需要。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应贯彻“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的原则，这是教学规律决定的。理论课教学是高校教学的主要形式，《基础》课是通过理论课教学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为学生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学生获取《基础》课知识的主要途径是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应作为理论教学的辅助形式，辅助理论教学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首先，实践教学过程是学生消化、理解理论课教学所学理论知识的过程；其次，实践教学将检验理论教学所学知识的正确与否；第三，实践教学为学生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提供机会；第四，实践教学为学生用所学知识变成指导实际生活的能力创造了条件。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在《基础》课教学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础》课教师应在理论教学中，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改进教学手段，引导学生真正领会和掌握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达到教学实效。理论和实践教学的有机统一，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补，使理论深入、升华，实践更精彩。

结束语

提高“基础”课程的教学时效性，首先要明确教材的中心内容，明确教材的编写目的，了解教材的知识架构，对教材进行深入的了解；其次，教师还要结合自身的知识，去不断充实新的知识，以便能胜任教学活动，教师好还明确教学中的主导和主体关系，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最后，还要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去从事“基础”教学。从多方面去完善教学，这样才能有效提高这门课程的教学时效性。

参考文献

篇（4）

2014年7月，笔者有幸阅读了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的1987年版《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因受限于本人目前知识的局限性，尚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本书，很难在每个问题上都进行深入的思考，更不能将这本书所介绍的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很好地消化并运用于实际法律工作中；但是，就如作者致中文版前言中所述般，通过阅读这本书，为我初步了解立法者和法律解释人员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打开了一扇门，而在这之前，这是我之前从未思考过的法律问题。

从语言风格来看，《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的译者邓正来多用长句作译，语句显得艰涩、绵长、修饰限制成份太多，有些语句若不重读三五遍，很难理解其所表达的含义。如果译者的中文翻译能简洁明了，或者说在翻译中将艰涩的语言能更流畅的进行转化，相信会增加读者对本书的阅读和受益程度。从内容上来看，这本书瑕不掩瑜，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综合、客观；这是一本法学理论很强的书，时间跨越了古希腊到现代法学，内容上包括了法理学、法律哲学、历史法学、社会法学、法律的性质和作法律的渊源和技术，以及法理学的发展演进中形成的各流派学说。

结合自身的职业，我重点阅读了本书的第二部分内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通过阅读，对公证制度的秩序和正义方面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思考。在本书中作者主要是通过“秩序”与“正义”这两个基本概念来分析法律制度，认为“它们是理解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及其实质性目的所不可或缺的”（第227页），从秩序入手，以秩序和正义为中心，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阐述。作者将秩序（order）这一术语“用来描述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特别是在履行其调整人类事务的任务时运用一般性规则、标准和原则的法律倾向”，“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第227-228页）。经过观察表明，作者认为在自然界中“秩序似乎压倒了无序、常规性压倒了脱轨现象，规则压倒了例外”（第228页）；在人类社会中“有序生活方式比杂乱生活方式占优势。在正常情形下，传统、习惯、业经确立的惯例、文化模式、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都有助于将集体生活的发展趋势控制在合理稳定的范围之内”。

在作者看来，“法律的秩序要素所关注的乃是一个群体或政治社会对某些组织规范和行为标准的采纳问题……秩序概念所关涉的乃是社会生活的形式而非社会生活的实质”（第260页）。公证作为一项在现代国家确保自由、安全和公正的基本法律制度，是锻造社会秩序的装置，具有预防和化解纠纷的能力，有的学者甚至将公证定性为一种预防性的司法证明制度。公证制度主要从主体和内容两个角度体现公证对秩序性价值的倡导和维护作用：在主体方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适用公证制度本身就意味着将主体的私人事务纳入到公共的司法领域来，意味着一个有独立性、自律的所谓‘法的空间’得以形成和维持”，于此同时，公证的主体无一例外地均置身于一定的制度化空间中，并因此受到来自制度的程序制约。在内容方面，公证的证明对象如契约或行为往往是一种排除一种外部法律适用的直接私人意思表达，如果缺失公证制度约束，这些内容就可能游离于法治之外，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而公证能够实现帮助、指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变更法律行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剔除纠纷隐患和不真实、不合法的因素的目的，显然就把法治所倡导的秩序内容契合于当事人之中，并且进入了本来应当提倡“司法谦抑”的私权领域，使得公证制度能够在诸多公权手段如诉讼、劳动仲裁、行政救济等难以介入的领域发挥秩序建构的作用。

博登海墨认为：“法律秩序中的规范与事实这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且互相作用。这两者要素缺一不可，否则就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则部分中的‘应然’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并不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第255页）因此，立法者将公证制度设置为一种法律制度，使其有足够的能力建立一种社会秩序，则必须同时具备规范和事实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我们发现，一般社会经验下的公证制度及其运行，往往能够获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任感、满足其对秩序的内心需求进而继续获得申请公证的激励和效用，并以此循环往复。正如马斯洛所指出的“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和有组织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第239页）

“人们在生活安排方面对连续性的诉求与他们要求在相互关系中遵守规则的倾向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无论何时只要人的行为受到法律规范的控制，重复规则性这一要素就会被引入社会关系之中。一种源于过去的权威性渊源，会以一种重复的方式被用来指导私人的或官方的行为。遵循规则化的行为方式，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很高程度的有序性和稳定性。”（第239页）由于公证是基于私人个体为获取公共信用证明而产生的，这就意味着如果能够借助公证制度获得所追求的公共信用，将会使得个体拥有进行持续性公证的主动需求，而公证的公正、真实、合法行原则恰好可以保障这种公共信用的实现，由此使得公证建立的社会公共信用体系和社会秩序能够获得长久存续的土壤。

博登海墨认为“从最为广泛的和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讲，正义的关注点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群体的秩序或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的目标……满足个人的合理需求和主张，并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续文明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第261页）。正义在公证制度上体现为公正原则（《公证法》第三条规定：“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应当遵守法律，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公正是公证的最本质要求，是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是保证公证质量、实现公证职能的保障。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公证证明内容即对公证申请人所申办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公证结果是公正的；程序公正是指公证活动的过程对公证申请人及相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也即是说公证参与人员在公证过程中受到的对待是公证的，国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得公证证明的权利。简而言之，实体公正是指“产品”是否合格，程序公正是指该“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否公正。

公证制度是国家公证机关进行司法证明活动的一种法律制度，它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证机构则是代表国家行使证明权，其所出具的公证书被法律赋予特定的公信力。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该项公证的除外。”由此可见，公证的效力可以直接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甚至直接影响司法诉讼的结果，决定着当事人的重大利益。正因为如此，公证应当严格贯彻公正原则，要求公证人必须做到：一方面对申办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公证结果是公正的；另一方面，公证参与人在公证过程中应享有的程序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平等对待。遗憾的是某些公证机构在坚持公正原则方面表现颇让人心寒，最为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发生的“西安宝马彩票案”。因公证本身存在体制弊端，有些公证机构甚至把办理公证业务当作“生财之道”，搞成了“公证经济”，将法律赋予的“证明权”视为垄断公证业务的“道具”和“资本”，在这种情形下，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公证机构及公证人人为简化法定程序，迎合客户的各种不正当要求以争取公证业务，导致错证、假证事件迭出不穷，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公证机构行使国家证明权，代表的是国家最高的证明行使，如果其中涉及营利因素和利润问题，那么必然产生竞争，以致其未能按照制度设计的轨道正常运转而可能出现偏轨行使的情形，更有可能淡忘公证职责，偏离执业宗旨。公正是公证的基本原则，是公证业的灵魂，是公信力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归根到底，我国的公证制度必须进行彻底的深化改革。

作为一名公证人，深知公证过程中秩序和正义的重要性，在以后的工作中定会对公证的本质多作思考，探求公证应该是怎样的，设计公证制度的初衷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追求社会和谐秩序、实现公平正义之目的等等。

以上观点为本人阅读博登海默先生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之后的粗浅感悟。读了此书后，本人更深刻认识到仅仅停留在课本上的目光始终是短浅的，而且束缚了人的思想。法律工作者只有广泛涉猎、不断积累才能拓宽视野、独立思考，才能成为具有专门技能、专门知识和专门职业道德修养的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篇（5）

一、法的正义价值的内涵

（一）正义价值的涵义

1．正义一词的辞源学由来。“‘正义’一词在西方出现于古老的拉丁语‘justitia’,是由拉丁语‘jus’一词演化而来的。‘jus’最初有正、平、直等含义，后来此词发展成为英语的‘justice’一词，根据《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它不但具有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公理、正义等含义，而且还有法律制裁、司法、审判等含义，可见，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法价值，仅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就具有久远的传统。”

2．正义价值涵义的界定。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正义涵义的界定总是仁者见仁，千差万别。庞德认为，“正义这个词在伦理上，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和政治上，我们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符合，足以保障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柏拉图的观点是，“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当属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述了：“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常的。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不妥协的。”

尽管人们对法的正义价值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最根本的落脚点上是一致的，即正义是一种应然之则，是法的最高精神和目标，它因涉及人际之间的交往而具有了攸关社会利益的内容。一方面，有了正义价值作指导，至少可以保证权利义务在形式上能够公正地分配；另一方面，法可以以震慑犯罪的形式保障正义价值的实现；再有，正义价值的客观存在使得法以补偿受害者的方式使失衡的正义天平重新回归平衡。由此可见，“法的神圣权威主要不是来自它的强制力，而是来自它本身所固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正义。法的强制性只有以正以上的理由为基础才可行。一个有法律的社会的正义价值的迷失必然导致法的价值的迷失和法治的失败。”

（二）正义价值在法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述那样，正义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尽管法还有自由、秩序、民主等价值，但他们都要从根本上服从于正义。换言之，法的正义价值较之于法的其他价值具有优先性。

二、法的效率价值的内涵

（一）效率价值的涵义

效率本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概念，指的是投入与产出之比。在被引入到法学领域之后，效率便成了法功利价值的基本要求。功利主义认为，“是否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衡量一切行为和制度之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幸福是一切行为的共同目标，行为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就是功利。”

（二）效率与效益的关系

在很多教科书中，效率与效益被认为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但是我认为，效率与效益二者在内涵上还是有区别的：效率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纯经济上的“私益”；而在效益的概念之中，“效”指效率，“益”更侧重的是“公益”，效益是效率与公益之和，即用个人经济效率之和减去在追求经济效率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负效率之后所得的一种净值。总而言之，我理解的效益代表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是一种“社会效益价值，它至少包括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即效率与正义之和才是效益。

三、法的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关系

“公平是一个古老的价值命题，而效率则是现代社会赋予法的新使命。”长时期以来，人们往往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那就是只要一提及正义与效率的关系，就很自然地要分出一个先后、轻重。其实不然。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正义的外部环境，既能使所有社会成员的投入与收获大致成比例，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样，我们也需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即效率最大化来创造社会财富。二者都是法的价值追求，谁都不能偏废。“正义与效率可谓法的双翼，法运行于社会的理想状态正是正义与效率的最佳平衡。”

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效率是正义的基础，正义是效率的目标。”在坚持一方面优先的同时，只有使另一方维持在一个最低限度，才能达到一种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平衡状态。

四、正义与效率价值的具体表现——以社会法为例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之间的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为客观基础的。”也即是说，只有以法的形式把权利义务的分配状况确定下来，并且这种规定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才能算是实现了法的价值。“法律制度对社会效率与正义的实现具有重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其重要性在于法律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社会进步。”要想理解抽象的法的价值恐怕还是要还原到具体的部门法的规定中去。下面我就浅陋地分析一下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是如何在社会法中得以体现的。

（一）实体方面

1．从基本理念上看。“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法原则是对当事人关系的一种反映。在社会法中，当事人的关系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往往表现为强势，社会表现为弱势，这样一来就要在立法中有所倾斜，以实现分配的正义，即实质上的正义。而民法由于提倡绝对的意思自治，其所宣称的平等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即矫正的正义。

法的作用就是为了制衡关系。当出现实质不平等的关系时，就要通过一种特殊的“不平等”手段来恢复正义，正像前文论述的那样，只要这种不平等的设定是为了达到结果平等的目的，那么这种手段就是正义的。

社会法保证结果公平，并不是抛弃效率，而是仍然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只不过这种空间不能扩张到社会的公共利益领域；这种公平只不过是在保障社会正义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即正义有助于实现更大的效率，也正是这一点，体现了前文所谈到的正义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2．从调整对象上看。社会法调整的是公私混合型的社会关系，有三方主体。而民法调整的是平等的双方主体之间的一种平权型的社会关系。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的图腾，可以最大限度的鼓励交易，促进市场繁荣，其结果就往往表现为经济效率的提高。然而根据经济人的假设，每个人所为的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的“有限理性”会直接影响交易的秩序和安全。要想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易，其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要使人们产生一种对交易的安全感、信赖感。因此，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需要，国家在这个时候就要责无旁贷地出面干预。因此，我认为在社会法的法律关系中，当事人间的横向交往产生的是效率价值，而政府的干预行为则是对正义价值的诠释。横向交往产生的纯效率总和再减去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负效率）所得的净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效益。即正如前文所述，社会效益是效率和正义的结合体，只有效率的提高和公正的维护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时，才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优化。

3．从主体资格确认标准上看。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身份—契约—身份的过程。从身份—契约的转变，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的属性，导致了私法的产生。私法确认主体资格的标准是“契约”。在私法中，当事人是“抽象人”，即不考虑个体资源禀赋、信息控制等具体情况，双方“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每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而被视作“强有力的智者”。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强势一方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自由、提升了自己的效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虽损害了正义。因此，不同于私法，社会法并未抽脱出那些不平等的个性因素，而是看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把人按照“具体人”对待，辅之于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权利义务分配，即以“身份”的标准来确定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对“身份”的矫正来实现法的正义价值。

（二）程序方面

没有诉权保障的实体权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对社会法而言，它通过自身独特的调节机制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体现在诉讼程序上。

由于社会法法律关系的特点决定了其责任追究程序应该是适用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由一人代表群体提出，达到“一人，全体受益”的效果，最大程度地提升了诉讼效率。

除此之外，公益诉讼的人可以不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由于世界的普遍联系性，每一个个体作为社会的成员，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因此，主体不以直接利害关系人为限，这样的制度设计打破了民事诉讼的局限，体现了社会法以一种防患于未然的事前救济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最大程度地维护正义。

五、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在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篇（6）

中图分类号:G621 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7A-0115-02

当代高职大学生是具有较鲜明的个性特点的青年群体,由于在高中阶段及职业高中阶段懈怠,部分学生在日常行为上对自己的约束较少,对吸烟、喝酒、泡网吧等不良行为不以为然,虽然高职院校学生大都怀着成才的强烈愿望,发奋学习,努力实践。但是也有一些受价值观的影响,脱离实践,在无聊中空耗几年大学生活,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怎样培育和保护高职院校学生健康成才并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就成了高职教育应高度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实践证明,高职大学生要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就必须提高自我控制和自我驾驭能力,就要注意加快完成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为此,就需要通过法制教育,学习法律知识,加强思想、道德、法纪等方面的修养,按照公民道德等社会行为规范去立身处世,从而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优秀人才。因此研究高职院校法律教育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会产生积极影响。

1在高职院校中开展法律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对外交往日渐加强。可以预见,中国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更加紧密地与世界融为一体,这种新形势对我国的高职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远大的目标。

众所周之,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新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少年强则国家强,把青少年培养成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和守纪律的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是祖国未来发展强盛的根本保证。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今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突出。且向低龄化、智能化、团体化方向发展,究其原因,有家庭、学校、社会等诸多因素。其中不学法、不懂法、缺乏法制观念确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高职院校学生实行法律基础的教育,也就势在必行。

进行法律教育是培育学生良好的法律品质。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的有效途径,是我国当代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需求所在。高职院校开展法律教育不仅要让学生学法,更要让学生爱法、守法,感到自己的生活离不开法,这样,法律学习才能成为学生发自内心的需要。我们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也应如此,只有满足学生内心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落到实处。使学生在注重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具备相应的法治素养和法律精神,只有全面提升其综合素质,唯有如此,才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才能成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杰出人才。

2法律教育在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2.1 法律教育是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的需要

由于当代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学习上面,致使接触法律知识较少,基本与社会隔绝,造成了许多大学生自治能力薄弱,社会阅历少,辨别是非能力差,容易受到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形成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我们的法律是培养和传播社会主义道德的有力工具,它把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确认下来,使之具有法的属性,成了法律上的义务。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通过保护合法行为,惩罚违法行为,打击犯罪活动,在无形中就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可见道德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因此,在法律教育中结合教学内容运用现实中的真人实例,剖析当事人的人生观,从而对大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 。更具有教育性、现实性,也更具有说服力,能收到良好效果。

2.2 法律教育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

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心和广泛关注。分析其原因,除了就业机制体系不够健全,社会各界应对就业压力的措施不够完善等外界因素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内在因素就是大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但是,专业过硬、知识面广博的复合型人才在社会上仍然非常抢手。所以,社会上的人才不是过剩,而是时代对大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对人才的更合理的利用。可见,加大学生的法律教育,优化其知识结构,有利于提高其综合素质,提升其竞争力。

2.3 法律教育是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需要

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在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头脑中,偏差的法律观点异常顽固地起着作用,现实生活中已有不少大学生合法利益遭受侵害,甚至是人身伤害,但却浑然不知或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案例。当这些学生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甚至会放弃法律武器,采用报复、“以暴制暴”、“以侵害对侵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增加。苏联教育家霍姆林斯基说过:“高校将一个无知的人送到社会,就是给社会增加一个危险分子”。因此,教育大学生正确处理纠纷,依法维权,关键是培养其法律精神,增强其法制观念。

3高职院校法律教学的现状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已经定位为,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而作为“高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教育,也应该从以往法律知识的传授向培养大学生法律素质转化,使法律教育更具有实效性。然而,在高职院校法律教育的实践中,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法律教育的实效性差强人意。

3.1 教学方式以封闭型为主

目前,课堂教学仍然是我国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主渠道,因此,高职院校中普遍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也就成为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的主阵地。而这门课程的知识点多,内容庞杂。由于教学课时少,内容多,教师多采取单一灌输的教学方式,课堂讨论、典型案例、社会热点问题等因为课时限制而不能进行。教师授课只是蜻蜓点水,匆忙赶进度,只能堆砌、罗列知识点,缺乏对知识点的深度分析。结果是教师讲授法律知识不少,但学生只是记在笔记里、划在书上,在指导自己行为上很少得以体现,可见封闭型的教学方法导致了大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并未培养出良好的法律素质,淡化了法律教育的实效性。

3.2 教学过程“轻权利,重义务”

在当前高职院校的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大多数教师强调义务本位,注重的是义务和禁令的宣传教育,而不是权利本位的教育。在法律教育中,向学生灌输最多的是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法律意味着约束,意味着义务,忽视了法律作为权利“保护者”的作用。这种教育导致学生认为自己不过是义务主体而已,而非权利主体,其结果是学生消极守法,加强了“我不违法就可以不学法”的心理定势,在这种情形下进行法律教育,学生不仅不会自觉接受,而且易形成逆反心理,法律教育自然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3.3 教学缺乏有效的实践环节

法律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实践性很强,因此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这也是提高高职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基本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实践教学环节远远不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视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忽视学生运用法律理论知识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其结果往往是学生为考试过关而学法律,致使学生法律素质并未有多大高,更未能养成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面对突发问题,不知如何维护合法权益,也不知如何解决生活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端,影响了法律教育的实效。

4高职院校实施法律教育的途径

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构建是大学生自觉遵守法律的内在动力,它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对法律制度的建设、对社会的安定团结都有重要的作用。

4.1 营造良好的学校法制教育环境

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精神需要建设良好的高校法制环境,因为高校作为一个承担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的机构,在法制环境的建设方面有不同的要求,而由于法制建设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目标、内容、主体状态等的特殊作用,对于高校而言,营造良好的高校法制环境,更是责任重大。责无旁贷。

学校是学生受教育的主阵地,制度建设是依法治校的基础。用法制观念指导高职院校的各项工作,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便于学校教学和管理的高效有序进行,便于保护学校各主体的合法权利。提高教职员工的法律素质,推行以“依法治校”理念为核心的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教师也应在教学方法上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着眼于大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抓住大学生的心理特征,使法律知识的讲解系统化、鲜活化。教师讲授方式可以面对当代高职学生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探索,使高职教育在主体、客体、内容以及方法上有所创新,加大法制教育。

4.2 增强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应当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育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高职院校在梳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时,应该把法律精神融入其中,促进法治与德治的协调发展,更多的考虑到当代大学生的个性特征,培养他们的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等法律精神。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开展一系列文明、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例如:组织学生举行模拟法庭、参观监狱、开展社会调查、法律知识竞赛、法律征文、开设法制宣传园地、开展法律知识及法律咨询活动、开办相关网站、校广播站开办法律专栏节目、组织校内治安联防等活动,鼓励学生去“做”,去实践。通过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逐渐丰富大学生的法律知识,使其能够深刻理解法律的本质作用和社会价值,牢固树立起法制观念,自觉的运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集体和国家的合法权益,从而增强法律教育的实效。

4.3 完善社会、家庭教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家长的言谈举止,对孩子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家庭教育存在缺陷,不健全的家庭或不正确的家庭教育将直接影响孩子的法律精神的形成。因此,作为家长在平时生活中要注意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同时,学校应建立与家长的经常沟通机制,使家长能及时将了解到大学生在学校的表现,掌握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形成良性的交流,必要时也可邀请家长听取法制宣传讲座以及优秀学生事迹的宣传、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例分析等,使家长们了解到家庭普法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要加强学校周边环境的整治工作,为大学生生活学习提供健康良好的学习环境。

强调法律精神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依靠其来促进和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新时期高等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重要标志和当前及今后的努力方向。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者与参与者,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较强的法制观念没有较高的思想道德修养,就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就会被社会淘汰。因此,法律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课,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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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活动、政治导向也无不与法律相关连，是人生生活、工作中重要法宝。找出纠正的误区，加强法律课程，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走出去，到相关法治单位学习参观；请进来，请法学人士讲座，以及一些切身利益的人员以身传教。真正的学到法律知识，思想进了步，政治头脑更加清醒，不偏离方向。找出师资的误区，唯物主义者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说学生学的好不好，透不透，教师起到关键性作用，也与学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两者相辅相承决定一个大学生的前途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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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社会权益被公民所平等的享有，同时，法律也规定了其必须担负相应的责任。对于大学生这种社会栋梁来讲，更是需要对法治内涵充分理解，提升个人法律意识，对于外界的各种不良诱惑，能够自觉抵制，弘扬社会正能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1、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意义

1．1构建良好的校园环境。

大学校园是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每一个大学生应该充满积极的正能量，方可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其中，法律素养是大学生必须具备的一项素质。需要积极开展法治教育，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通过学习相应的法律知识，培养法律素养，能够知法懂法，学会利用法律来维护个人权利，对社会上的各种负面因素，能够自觉抵御，从而维护校园环境。

1．2提升素质，完善素养。

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仅要求人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还需要有高尚的思想素质，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应试教育模式下，大部分学生在大学之前，往往只注意学习文化知识，没有足够的法治意识，无法分辨复杂社会中的是非。而大学教育过程中，借助于一系列的法治教育，包括《法律基础》等，促使学生对基本的法治常识积极掌握，个人思想道德修养得到提升。高校大学生不仅能够对本专业知识积极掌握，还可以培养法治理念，提升道德素养与综合素质，更好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1．3增强法律意识，提升个人实力。

正能量的新型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中十分需要的，通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能够帮助学生重视法治教育实施的紧迫性，遇到了问题，能够依靠法律途径来解决，对国家个人的利益合法维护。

2、现阶段大学生法治素养发展的现状

2．1法制意识不强，容易出现犯罪问题。

大学生与书本知识接触较多，且有着较为简单的社交圈子。家庭及学校的双重保护，其没有足够的法治意识，往往采取单纯的心思及狭窄的视角来处理社会问题，外界的不良因素很容易影响到他们，导致有多样化犯罪行为出现。部分大学生进入校园接触的学生有差异化的家庭背景，产生盲目攀比心态，如果自我挥霍需求无法满足，就会出现盗窃行为;而具有较高知识和技术的大学生犯罪行为，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危害。

2．2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大学生走上错误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在不断增强，我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也有诸多的不良社会因素出现，制约到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我国开始大力构建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将依法治国理念切实实施下去，逐步出台和完善了法律条款，但是部分人员为了获取较大利益，依然会打球，导致法律权威性受到影响;依然无法彻底杜绝非法谋取权益等不法行为。

3、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如何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

3．1依据学校教育，营造法治氛围。

高校法治教育的实施，专业性较强，主要目的是促使大学生的政治道德及法治水平得到有效提升，进而指导其参与社会建设及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学校就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师资，借助于专门培训，促使教师的法律专业素养得到提升;对法治常识阅览场所进行构建，通过阅览，来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

3．2优化网络环境，营造传媒环境。

互联网时代下，要求大学生能够正确看待互联网的优势和弊端。职能部门需要发挥作用，对网络环境严格监管，避免社会成员受到不良网络信息的负面影响，将良好的传媒环境构建起来;此外，高校也需要定期经常的组织讲座，引导学生能够对网络正确看待，对于那些不良的信息，能够自觉抵制;要积极学习法律文化知识，提升个人综合素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以便从内在拒绝腐败信息腐蚀。

3．3将法律指导实践开展下去。

大学生将法治知识理论掌握之后，还需要通过实践来科学检验，以便促使其了解这种理论知识是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将知识转化为切实能力。学校及社会各类团体，需要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如高校对法律审判场所进行模拟，学生融入到情境当中，扮演相关角色，这样大学生得到了锻炼，能够将法治知识践行下去。

3．4增强个人修养。

大学生要充分考虑未来的社会实践，要想获得周围人的认可，就需要具备较高的道德情操。因此，在校期间内，学生需要对法治方面的知识积极学习，充分重视法律素养的意义，不断努力，提升个人思想政治水平。针对外界的各种不良诱惑和侵蚀，大学生需要提升辨别是非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掌握的法律知识灵活运用，对外界诱惑自觉抵制，要一直坚持乐观积极的精神，努力学习思想和马列主义，对现阶段社会上出现的腐朽思想及时总结。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是高校大学生，其法律素养及道德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中，就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着重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促进其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刘建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法律素养提升的必要性［J］．纺织服装教育，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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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的正义价值的内涵

（一）正义价值的涵义

1．正义一词的辞源学由来。“‘正义’一词在西方出现于古老的拉丁语‘justitia’，是由拉丁语‘jus’一词演化而来的。‘jus’最初有正、平、直等含义，后来此词发展成为英语的‘justice’一词，根据《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它不但具有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公理、正义等含义，而且还有法律制裁、司法、审判等含义，可见，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法价值，仅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就具有久远的传统。”

2．正义价值涵义的界定。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正义涵义的界定总是仁者见仁，千差万别。庞德认为，“正义这个词在伦理上，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和政治上，我们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符合，足以保障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柏拉图的观点是，“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当属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述了：“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常的。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不妥协的。”

尽管人们对法的正义价值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最根本的落脚点上是一致的，即正义是一种应然之则，是法的最高精神和目标，它因涉及人际之间的交往而具有了攸关社会利益的内容。一方面，有了正义价值作指导，至少可以保证权利义务在形式上能够公正地分配；另一方面，法可以以震慑犯罪的形式保障正义价值的实现；再有，正义价值的客观存在使得法以补偿受害者的方式使失衡的正义天平重新回归平衡。由此可见，“法的神圣权威主要不是来自它的强制力，而是来自它本身所固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正义。法的强制性只有以正以上的理由为基础才可行。一个有法律的社会的正义价值的迷失必然导致法的价值的迷失和法治的失败。”

（二）正义价值在法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述那样，正义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尽管法还有自由、秩序、民主等价值，但他们都要从根本上服从于正义。换言之，法的正义价值较之于法的其他价值具有优先性。

二、法的效率价值的内涵

（一）效率价值的涵义

效率本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概念，指的是投入与产出之比。在被引入到法学领域之后，效率便成了法功利价值的基本要求。功利主义认为，“是否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衡量一切行为和制度之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幸福是一切行为的共同目标，行为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就是功利。”

（二）效率与效益的关系

在很多教科书中，效率与效益被认为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但是我认为，效率与效益二者在内涵上还是有区别的：效率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纯经济上的“私益”；而在效益的概念之中，“效”指效率，“益”更侧重的是“公益”，效益是效率与公益之和，即用个人经济效率之和减去在追求经济效率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负效率之后所得的一种净值。总而言之，我理解的效益代表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是一种“社会效益价值，它至少包括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即效率与正义之和才是效益。

三、法的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关系

“公平是一个古老的价值命题，而效率则是现代社会赋予法的新使命。”长时期以来，人们往往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那就是只要一提及正义与效率的关系，就很自然地要分出一个先后、轻重。其实不然。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正义的外部环境，既能使所有社会成员的投入与收获大致成比例，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样，我们也需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即效率最大化来创造社会财富。二者都是法的价值追求，谁都不能偏废。“正义与效率可谓法的双翼，法运行于社会的理想状态正是正义与效率的最佳平衡。”

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效率是正义的基础，正义是效率的目标。”在坚持一方面优先的同时，只有使另一方维持在一个最低限度，才能达到一种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平衡状态。

四、正义与效率价值的具体表现——以社会法为例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之间的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为客观基础的。”也即是说，只有以法的形式把权利义务的分配状况确定下来，并且这种规定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才能算是实现了法的价值。“法律制度对社会效率与正义的实现具有重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其重要性在于法律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社会进步。”要想理解抽象的法的价值恐怕还是要还原到具体的部门法的规定中去。下面我就浅陋地分析一下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是如何在社会法中得以体现的。

（一）实体方面

1．从基本理念上看。“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法原则是对当事人关系的一种反映。在社会法中，当事人的关系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往往表现为强势，社会表现为弱势，这样一来就要在立法中有所倾斜，以实现分配的正义，即实质上的正义。而民法由于提倡绝对的意思自治，其所宣称的平等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即矫正的正义。 转贴于

法的作用就是为了制衡关系。当出现实质不平等的关系时，就要通过一种特殊的“不平等”手段来恢复正义，正像前文论述的那样，只要这种不平等的设定是为了达到结果平等的目的，那么这种手段就是正义的。

社会法保证结果公平，并不是抛弃效率，而是仍然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只不过这种空间不能扩张到社会的公共利益领域；这种公平只不过是在保障社会正义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即正义有助于实现更大的效率，也正是这一点，体现了前文所谈到的正义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2．从调整对象上看。社会法调整的是公私混合型的社会关系，有三方主体。而民法调整的是平等的双方主体之间的一种平权型的社会关系。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的图腾，可以最大限度的鼓励交易，促进市场繁荣，其结果就往往表现为经济效率的提高。然而根据经济人的假设，每个人所为的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的“有限理性”会直接影响交易的秩序和安全。要想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易，其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要使人们产生一种对交易的安全感、信赖感。因此，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需要，国家在这个时候就要责无旁贷地出面干预。因此，我认为在社会法的法律关系中，当事人间的横向交往产生的是效率价值，而政府的干预行为则是对正义价值的诠释。横向交往产生的纯效率总和再减去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负效率）所得的净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效益。即正如前文所述，社会效益是效率和正义的结合体，只有效率的提高和公正的维护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时，才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优化。

3．从主体资格确认标准上看。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身份—契约—身份的过程。从身份—契约的转变，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的属性，导致了私法的产生。私法确认主体资格的标准是“契约”。在私法中，当事人是“抽象人”，即不考虑个体资源禀赋、信息控制等具体情况，双方“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每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而被视作“强有力的智者”。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强势一方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自由、提升了自己的效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虽损害了正义。因此，不同于私法，社会法并未抽脱出那些不平等的个性因素，而是看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把人按照“具体人”对待，辅之于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权利义务分配，即以“身份”的标准来确定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对“身份”的矫正来实现法的正义价值。

（二）程序方面

没有诉权保障的实体权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对社会法而言，它通过自身独特的调节机制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体现在诉讼程序上。

由于社会法法律关系的特点决定了其责任追究程序应该是适用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由一人代表群体提出起诉，达到“一人起诉，全体受益”的效果，最大程度地提升了诉讼效率。

除此之外，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可以不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由于世界的普遍联系性，每一个个体作为社会的成员，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因此，起诉主体不以直接利害关系人为限，这样的制度设计打破了民事诉讼的局限，体现了社会法以一种防患于未然的事前救济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最大程度地维护正义。

五、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在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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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多名政府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引咎辞职或被免职，从而标志着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正式施行。各项重大安全事故层出不穷，网络和各大新闻媒体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不断提出质疑，不得不说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还存在着很多缺陷亟待完善。

一、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度尚存在的明显缺陷

（一）行政问责风暴化

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相关领导和行政人员引咎辞职或被免职，引起了我国的第一场“问责风暴”。随后国家出台了一些法规，一些地方政府也通过了关于行政问责的办法，为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开辟了道路。但是，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还是层出不穷，2011年动车追尾事件现在还引起热议，今年校车事故的频发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官员因此被问责。然而，只要不贪不腐，发生任何其他重大事故和事件，似乎都与官员本人无关，少数官员“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现象难以扭转。[1]行政问责，应重在预防。如果行政问责仅仅是停留在“杀鸡儆猴”的阶段，只是一种为了平息民愤的“止痛剂”被作为一项应急制度，而没有确定的规范来加以规制，无疑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阻滞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

（二）行政问责复出法律机制不健全

官员被高调问责，随后又被不经意地发现低调复出，几乎成了现实操作手法的铁律，沿着出事问责冷却一段时间悄然复出被发现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规定不了了之（个别新的任命被撤销）的不算完美但有惊无险的轨迹一路狂奔。[2]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岿认为：“没有完整规范，正当复出与不正当复出鱼龙混杂，公众既然难分青红皂白，也就容易触发一律质疑的怀疑，这是问责制信用危机的根源所在。”[3]

（三）行政问责监督法律机制不健全

现在，因为“官治”“人治”的现象仍存在，由行政机关自己监督自己很困难，所以很多官员的“问责”事件似乎都与新闻媒体的曝光监督有关，以至于“媒治”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甚至公众也常常以某个地方政府是否善于在新闻事件中“危机公关”来评价其形象，这恰恰说明了“法治”的不足。

（四）行政问责不透明，信息公开缺乏

不能全面获取干部失责行为的信息，是当前行政问责中存在的主要障碍。从问责人员名单、问责官员的处罚、问责事故的调查以及问责官员的复出来看，整个过程都缺乏信息的及时公开。“7·23”甬温线事故、红十字会事件、故宫文物损坏事件相继引发持续不断的质疑和追问。由于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引发了多种猜疑，甚至有‘阴谋论’之说。

二、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要以国外行政问责法律制度为参考

1、瑞典

瑞典对政府的监督主要通过议会进行，具体是通过监察专员办公室和宪法委员会来实施。除议会外，瑞典政府也有自己的监察机构，如国家审计署审查国家机构、国有企业及国家经济部门的商业活动；政府还设有与议会监察专员相对应的监察办公室。

2、美国

美国政府和国会都设有监督部门，分别负责对政府各部门及其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国会设有政府责任办公室，帮助国会调查联邦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预算经费的去向等。该机构还对政府的政策和项目情况进行评估和审计，对其违法或不当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并提出法律决定和建议。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政府道德法案》，规定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政府中某些雇员必须每年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并且详细规定了对高级政府官员所提出的指控进行调查的程序。

3、法国

在法国，官员的失职或等行为，往往成为行政法的惩戒对象。法国在1993年通过了反贪法，并成立了跨部门的“预防中心”。该中心由高级法官及内政部、地方行政法庭、司法警察和税务部门的专家组成，定期组织对国家机关、公私企业的监督人员进行培训。此外，在法国还有公共生活透明委员会、审计法院、中央廉政署等民间或官方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

（二）广泛征求民意，扩大公民参与，加强监督

监督缺失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寻租，实践已经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普遍真理。当前，中国应建立以人大和舆论监督为主导，派、人民团体、社会公众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配合的异体问责体系。完善各级人大的监督程序、质询程序、特别问题调查程序和国家工作人员任免程序，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等，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另外，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推进，要将新闻媒体监督引入行政问责体系中，并提供相应保护机制，保障媒体曝光的安全性。

（三）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使行政问责更加透明化

问责的前提是政务公开与透明，问责必须先知情。因此，要完善信息公开机制，除了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知情权外，还要采取高效的信息公开手段，健全制度，切实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保证新闻媒体宣传的客观公正性。

三、结语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重要制度措施，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吸取各方面优秀的成果和经验，寻找最适合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状况的问责之路，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参考文献：

[1]裴智勇：问责常态化与做官风险.人民网—《人民日报》.载自：.2012年3月6日访问.

[2]问责成忽悠？问题官员几乎100%复出，免职如同带薪休假，载自：.2012年3月6日访问.

[3]问责成忽悠？问题官员几乎100%复出，免职如同带薪休假，载自：.2012年3月6日访问.

篇（11）

现代社会正步入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政府公共信息更是在对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根据政府公共信息的性质，政府公共信息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府掌握的不涉及个人信息的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信息。第二类是政府掌握的涉及个人信息的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信息。这类政府公共信息涉及一部分公民、法人的信息，但是这类信息根据法律可以向公众公开。比如公司法人的登记信息等。

因为政府公共信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拥有一个完善的政府公共信息的公开制度是我们社会必不可少的。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种形式的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法律体制改革在全国各地广泛掀起。最近一个显著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我国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上的进步，2008年9月11日晚，中国卫生部指出，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发现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随后企业对有毒有害奶粉进行了召回，在对有毒有害奶粉召回过程中，由政府向社会公众公开该事件中的相关细节。这说明我国政府在处理公共安全及相类似事件中较以前有了重大的进步，也说明了我国各级在公共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通过对改革开放后的政府公共信息制度的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我国各级政府公共信息的开放化和透明化首要推进力是自上而下的。毫无疑问，在上级的大力支持和要求下，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直接效果确实立刻能显现出来，但是这种模式存在了极大的弊端，因为很多情况下就是以“上级发文、下级落实”的方式展开的。它往往导致了各级政府都习惯于“以文件落实文件”，越到基层越是敷衍塞责、消极应付。同时，我国的政府公共信息相关法律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尚处在起步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是在去年才生效和得以实施。其次，政府公共信息公开制度和各级政府实践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公开的主体范围狭窄，主要限于基层；公开的内容范围狭窄，主要限于法律法规、政府文件及执法程序、收费标准，公开的方式大多限于主动公开等。

因此，现阶段我国迫切需要一个完善的政府公共信息的公开和管理的相关法律和管理制度，以适应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以及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服务型政府体制的需要。

一、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相关立法

(一)确立行政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立法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到第十二条规定了很多政府应当公开的公共信息。但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规定的政府公共信息，现阶段行政机关因为没有法定的义务，故可以不予以公开。我国法律将行政公开确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原则上，行政机关应该将其所掌握的文件资料向公众公开，但有时行政公开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影响行政效率，以及暴露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因此立法者必须在行政公开的公共利益与不公开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力求在利益平衡中扩大公民对行政的参与，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因此，在现代社会，公开已成为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免除公开时，行政机关才能不予公开。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公开范围的规定也应当是规定政府对公共信息不公开的范围，除此之外都应当公开。

(二)逐步完善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立法

在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法制建设上，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在于以规范、明确的法律、法规来保证政府及时有效地提供公共信息服务。

具体来说我国应当尽快制定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并以该法为基础，完善一系列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用法律来约束、规范各级政府履行公共信息公开的法定义务，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该法律应规定政府公布公共信息的范围、时效以及政府在公民信息知情权上所负的责任；规定对基于自身利益而选择有限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或扭曲性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行为要严加监督和处理，以确保公共信息资源无偿地向公众公开，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企事业单位，在不违背国家保密法的前提下，都可以获得其需要的政府公共信息。

在这个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中应当尽快出台我国的《公共信息公开程序法》。行政程序法是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武器。此外，制定政府公共信息安全服务方面的法律也应成为我们的立法目标之一。

二、加强对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监督

(一)明确不履行公开义务的法律责任

推动依法负有公开义务的国家机关依法公开政府公共信息承担公共职责的政府职能部门，对于公众关心的本部门各种信息，只要不涉及法律规定的秘密事项，都应该及时通过适当的途径予以。因为政府公共信息得不到及时的公开，导致群众利益受损害，政府工作被动的例子在现阶段举不胜举。比如城乡建设规划，路将从哪里通过，房将在哪里建，公共设施如何配套，这些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却常常被职能部门“藏在深闺”直到工程要开工了才动员群众配合，但因涉及征地搬迁等复杂事项，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如果国家制度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规，在有条件的地区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在明确具体公开义务的同时，也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话，上述不公开行为便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二)设置实施公共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

设置有效的监督机构是一个好的制度要想得以在实践中推行的必然需要的途径。

首先，要调动公民监督的积极性。公民是信息公开最直接最主要的受益人。因此，信息公开的法律应当明确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信息公开的请求权，以及为落实这一请求权所必须的诉权—即对不履行法定公开义务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其次，进一步完善司法监督机制。政府的公开职责应当接受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政府公共信息公开很大程度上保障的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而且作为被监督者的政府反而拥有了信息公开的解释权、决定权，显然不利于信息公开的推行。同时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包括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以及不特定对象的公共利益的行为”的规定，无疑堵塞了公民申请司法救济的渠道，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从法律上加以完善。因此在加强政府公共信息公开制定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全面的规定政府不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同时还要在对政府公共信息进行行政诉讼程序立法，对政府公共信息公开进行有效的监督。

再次，加强权力机关和政府内部监督，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须追究。监察部门要依法独立履行监督职责。制定出一套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教育监督并重的政府内部对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规定。

最后，要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新闻媒体要通过他们的舆论力量加强对政府公共信息的监督，对政府不公开相关公共信息的应当即时曝光，甚至可以诉渚法律程序，以切实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实现。

三、制定相应的隐私法，注意对公民隐私的保护

在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电子技术的发达，公民个人资料越来越多地掌握在政府手中，行政信息公开在某些情形下将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因此，在加强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同时，还要注意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家庭权利、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等属于隐私权范畴的内容，但没有确立隐私权的宪法地位，更没有制定专门的隐私权法，因而不利于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如果我国在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法制化过程中同时通过相应的《隐私法》，也可以在保护公民的知情权的同时，尽大可能的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四、健全和完善法定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

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服务的范围必须加以扩大。有关行政会议主题及决议的内容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应当允许新闻媒体依法采访、报道和评论，反映社会公众的要求和呼声。除了扩大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范围外，扩展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内容还包括：要深入挖掘现有公共信息资源，强化信息分析、预测和调研服务功能，把握事前、事中和事后等动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