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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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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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法律制度对青少年的犯罪问题历来持宽容的态度，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处遇原则。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却呈现出了明显的增长趋势，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受到国家、社会的关注。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作为青少年成长的监护群体都希望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遵纪守法，对青少年的轻微违反犯罪行为也是“宽容多于严厉”。但是，这种“博爱”不仅未达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效果，反而还成为青少年犯罪状况的恶化的诱因。有效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关键是重视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预防和矫治，因此，以青少年犯罪的特点为材料基础，进而了解青少年的犯罪心理状况并据此予以矫治，才能够实现有效防止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目标。

一、青少年犯罪概述

（一）青少年的界定

对青少年界定的年龄标准各个国家是不同的，例如，《日本少年法》规定青少年是指14岁以上20岁以下的少年；《德国青少年刑法》规定是指从“14岁到18岁”，《德国青少年法庭法》规定“18岁到21岁”的群体也可适用《青少年刑法》。青少年的范围应该界定为13岁到25岁比较合适。

（二）我国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特点

1. 暴力犯罪突出。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率在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江西等省份由于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青少年犯罪率有所下降），犯罪情节愈发恶劣，犯罪类型趋于复杂。暴力文化的传播对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来说充满了刺激性和吸引力，抢劫、盗窃、、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型犯罪极为突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日益严重，青少年暴力犯罪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智能化的犯罪手段。青少年犯罪的手段日趋成人化、智能化，利用手机、电脑、网络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作案的情形也日益增多。青少年的年龄虽然小，但具有较强的认识能力、模仿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为突出，其犯罪手段的智能化比较明显。

3. 团伙犯罪突出。人具有集群的意识，青少年表现的更为突出。青少年一般喜欢拉帮结派、组成小团伙，在这样的小群体中，具有各种不良行为和心理倾向的人混迹一起，便会诱使成员之间互相模仿、交叉感染，强化共同犯罪案件的不断发生。近几年各地发现了不少在校生和社会不良青年组成的带有封建行帮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也是青少年犯罪的新动向。

二、青少年犯罪的心理成因

（一）内部成因：心理发育与生理发育、外界环境的矛盾

青少年在青春期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是不均衡的，生理发育迅速，而心理发育缓慢，由此产生了如下的矛盾：一是生理发育和心理水平发展不均衡。心理的发展要具有一定的生理基础，青少年的生理发育迅速，而缓慢的心理发育不能与之相适应，使他们缺乏调节和支配自己的能力，常表现为无法正确处理过于旺盛的精力，甚至在不良因素的影响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二是青少年心理发育状况与外界环境不相适应。容易诱发犯罪的青少年时期，青少年的自我心理不成熟，心理调节能力差，往往不能很好的承受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特别在中学阶段，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不能依靠自身进行心理调节，也无法通过与他人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来宣泄，青少年往往会选择寻找刺激、欺负他人等外部行为来缓解，在不知不觉中去犯罪。

（二）外部成因：成长环境

1. 家庭环境。家庭是社会教化的起始场所，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缩影。各种社会影响可以通过家庭这个中介反射到孩子身上而发生作用。从我国现阶段来看，不良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庭结构存在缺陷。不完整的家庭结构是青少年犯罪的“催化剂”。夫妻关系是家庭存在的基础，当夫妻双方感情破裂，或者因为离婚、死亡、服刑以及其他原因失去了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时，致使家庭结构的完整性遭到破坏，极易导致青少年放任自流，误入歧途。二是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家庭教育方式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成败，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态度表现为两个方面，要么过分宠溺、骄纵，要么过于严厉的管教、动辄打骂。在这两种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极易产生逃避和叛逆的心理，当压力超过他们心理的承受能力时，就很可能受偏激心理的影响而误入歧途。三是父母行为不良。家庭中的社会化很多都是在无形中进行的，父母的言谈举止、性格态度等对青少年产生着较大的影响，父母的不良行为会给子女的心理以某种消极的“暗示”。

2. 学校环境。良好的学校教育，可以对家庭不当教育的影响起到弥补和矫正的作用，帮助青少年抵制和消除不良因素的影响。但是，学校教育也存在不利于青少年的社会化的方面，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是忽视思想品德教育。由于在教育观念上片面强调智育的重要性，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和培养，即使有这方面的教育也往往是方法简单、陈旧，并且内容空洞、脱离实际，对学生缺乏吸引力，这样很容易使成长中的青少年排斥主流文化，而对不良亚文化产生认同。二是法制教育效果不好。学校法制教育效果不好，学生法制观念淡薄也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学生的价值观与法律规范的要求不相适应，不能使法律规范的要求内化为学生自己的需要和行为进而形成守法的行为习惯，达不到预防犯罪的效果。三是青春期性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滞后。目前，学校的青春期性教育基本上仍是空白。而青少年的青春期基本都是在学校度过的，青少年对性的理解具有模糊性，由于未获得正确性知识和性教育，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指导，使得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书籍等，加上自我控制能力不强，往往会出现越轨行为。

3. 人际交往环境。差异交往理论认为，一个人参与系统的犯罪行为的几率，大致上是由他与犯罪行为模式进行接触的频率和持续性决定的。同龄人的相互交往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青少年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并恶性发展，与其同同龄群体的不良交往息息相关。团伙犯罪一直在青少年犯罪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不良交往往往是青少年走上团伙犯罪道路的起点。一些被家庭和学校排斥和抛弃的“不良青少年”，在不良文化的“感召”下，基于相同的感受聚集起来，使错误的社会意识、不良的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得到强化，而且还可能形成地域性的不良群体或犯罪团伙。

（三）个体成因：个性的偏倾

个性是个体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一定倾向的比较稳定而独特的个性心理特征的总和。个性的形成主要受社会生活条件、教育以及个体的社会实践和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影响。由于青少年心理和人格的不成熟，身心发展矛盾的复杂性以及外界的影响，使青少年容易形成错误的思想意识、造成心理畸形发展，甚至形成颓废、腐败的思想观念。

三、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特征

（一）认知特征

青少年常表现出认知能力低下、认知结构畸形、认知标准模糊的特点，缺乏应有的社会生活经验。犯罪青少年当中的大多数人具有颠倒的、错误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缺乏正确的法制观念，甚至藐视法律，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和恐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极低的认知水平和消极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与犯罪行为有因果关系的腐朽没落的人生观：封建主义的“哥们义气”、剥削阶级吃喝玩乐的“享乐主义”、“亡命称霸”的英雄观和“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观是引发犯罪的错误认知内容。

（二）动机特征

动机产生于需要。青少年的犯罪动机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1）情境性，青少年本身具有喜爱模仿、好奇心强等特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再加上自身意志的薄弱，易形成犯罪动机；（2）情绪性，犯罪青少年的动机与其情感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犯罪动机的产生、变化和转移易受情绪的影响；（3）隐蔽性，青少年对犯罪动机本身很模糊或者不清楚，开始是属于未被意识到的动机，后来才发展成为意识到的动机。

四、青少年犯罪心理预防和矫治

（一）犯罪心理预防

犯罪心理预防是运用犯罪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消除诱发犯罪心理的相关因素，防止犯罪心理的形成与犯罪行为的发生。对于青少年犯罪心理预防的基本途径有：

1. 依靠外界力量。犯罪行为是犯罪心理形成之后在一定犯罪情境中产生的，所以需要改善外界环境以排除和减少外在环境中的消极因素：（1）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学校作为传授知识的重要场所，应当完善教育内容，注重素质教育，加强学校管理，切实关心每一个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发展起着极大的影响，父母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为子女树立良好榜样；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可以迅速而广泛地反映社会的风气和文化，所以应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和控制，消除不利于青少年身心成长的各种不良资讯。（2）重视开展心理卫生工作。开展心理卫生工作，是维护心理健康、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如果能有效地消除犯罪心理，或者防止犯罪心理的形成，就可以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

2. 依靠自身力量。个体心理包括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如果消极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就有可能演变为犯罪心理。因此，加强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地进行自我完善，增强自我控制能力：（1）提高自我认识的水平。自我认识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自我意识完善的程度，因此，培养青少年的自我意识，首先应提高自我认识的水平，增强其自我认识的主动性。（2）促进自我意向的发展。自我意向，即自我对待意向，它表现在对自己的期待、要求与控制的水平以及对自我意向的内容方面。促进青少年自我意向的进一步发展，引导其形成比较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根据实现自我理想的需要，合理安排社会生活。（3）发展自我控制的能力。自我控制能力主要表现在自觉性上，要促使青少年形成合理的需要和远大的理想以及对自己选定的奋斗目标坚持不懈的精神，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

（二）犯罪心理矫治

1. 社区矫正。社区矫正在美国最先适用，采用非监禁刑（社区矫正）为主的模式，基于民主自由的理念和塑造守法公民的目标，把非监禁刑作为改造罪犯的主要形式。对青少年实行社区矫正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矫治，与成年人罪犯隔离改造避免了交叉感染，让其充分的意识到自己罪过的同时还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调整心理状态，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避免误入歧途。

2. 再犯心理评估预测。再犯心理评估预测在香港得以广泛适用，方便了法定机关作出多项以资料为依据的决定，有助于降低再犯风险和实现暴力行为的矫治目标，对暴力罪犯的更生工作至为重要。对青少年采用再犯心理评估预测的方法，可以及时地掌握其犯罪心理意向，在其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之前予以有效预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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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赟，孔一，张崇脉.犯罪原因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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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测试是在一定的社会人际关系中进行的一种社会心理测试。因此，在实测过程中，除了心理科学的考虑外，主试必须考虑到足够的伦理学问题。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犯罪心理测试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活动，把特殊的人（如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可疑人员）作为测试对象，不可避免地涉及人与人之间相对特殊的伦理关系[1]。广义的伦理贯穿犯罪心理测试的整个过程，包括测试前的准备活动、具体的测试过程以及测试结果使用等方面。

一、犯罪心理测试中的伦理问题及原因分析

广义伦理准则并不是本学科所特有的，而是所有科学研究主试需要遵循的学术伦理和道德，譬如不篡改数据、维持数据的真实可信等[2]。而笔者所讨论的主要是狭义的伦理，即在犯罪心理测试进行过程中，主试与测试对象互动时必须遵守的规则。总体上讲，国内学术界已经意识到犯罪心理测试过程中伦理规则的重要性，但受制于多种因素，伦理原则落实起来仍有较多不足。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测试过程中一些主试并没有将伦理问题上升到足够的重视高度；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伦理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不同犯罪心理测试主试可能对同一伦理规则有不同的理解。而在制度顶层设计方面，国内机构并没有普遍制定或公布正式的行为规范，指出哪些专业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不被认可。认识分歧、制度缺乏是目前国内犯罪心理测试工作忽视伦理问题的两个重要原因，而前者尤为突出。统一的伦理规范有助于建立有效的伦理审查机制，也有利于其发挥作用。例如，犯罪心理测试中一般要征求测试对象参与测试的意愿，这个原则没有很大的争议。即便是对所谓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不道德甚至非法的手段强迫其接受测试也是不被法律许可的。自愿的前提是参与者必须知情，了解测试目的和过程，这要求主试必须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然而，现实测试中存在两种例外情形。首先，某些测试采取隐秘的方式，并不告知参与者，比如主试隐瞒身份参与某种测试，采取观察或者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倘若告知测试对象，那么很有可能测试无法进行。这是犯罪心理测试中科学要求与伦理要求的冲突。因而要求主试在具体的测试中合理权衡，在与测试对象互动中互相妥协，在没有严重影响测试对象的权利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隐瞒测试过程，或者测试后给予参与者一定的说明或补偿。可见，伦理规则并非绝对化、统一化的，而是要求主试有高超的智慧和良好的道德，将科学要求和伦理要求在测试实践中统一起来。此外，主试需要区分欺骗和必要的技巧。在犯罪心理测试中，如果直接介绍测试的计划是“了解你嫌疑程度有多大”，这样，测试对象就会倾向于调整他们的回答和行为，以显得不存在犯罪嫌疑。采用一定的技巧，不代表就是恶意的欺骗，但同时能测试回答的效度和信度，不失为一项合理的选择。其次，有案例显示，即使测试对象知情，但仍有可能不同意参与测试。笔者认为，原则上主试需要尊重测试对象的选择，不得强迫他们参与测试。但是，考虑到“自愿”作为测试对象的一项权利，基于权利的可让渡性，主试可以采用其他合理手段使测试对象同意参与，比如给予物质补偿或者心理抚慰。同样的道理，心理测试不能对测试对象有害。尽管没有人在原则上反对该伦理，但是完全遵守这条规则是相当困难的。测试的目的是通过选取样本，采用适当的方法收集样本资料，从中发现、证伪或验证某种现象。测试设计不当、提问有失礼貌都有可能伤害测试对象。除了这种可能的显性伤害外，“测试”本身作为一种生活介入因素，即可能对测试对象产生隐性不良影响。在测试实践中，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限制，主试不可能预料所有后果，但伦理规则还是要求主试永远提高警觉，不断自问是否会对测试对象造成伤害。在伤害不可避免时，亦要权衡测试活动的重要性及相对的危害性[3]。

二、提高犯罪心理测试主试伦理水平的途径

根据以人为本的伦理学学说，犯罪心理测试中的伦理可以分为两部分加以论述：其一是作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所必须遵循的实事求是、严谨审慎的一般伦理原则；其二是作为以人为测试对象的犯罪心理测试主试所必须遵守的特殊道德原则。提高犯罪心理测试主试伦理意识水平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应用制度化设计，明确犯罪心理测试主试的一般伦理范畴

通过加强行业管理顶层设计，努力做到在犯罪心理测试活动中，主试自始至终都应该奉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审慎的工作作风。大多数主试都能够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测试中采取诚实客观的态度，力图报告事实。然而，由于受到测试仪器、测试方法或者主试自身的期待心理，有的人可能无意地歪曲了事实。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歪曲其实是可以通过科学家严格谨慎的测试态度来消除的。在测试过程中必须力求精细、严格，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得出结论时务必仔细核对、小心谨慎，容不得半点大意。唯有如此，心理测试才能真正客观、准确。

（二）重视针对被试的伦理原则的落实

犯罪心理测试以人的生理心理为测试对象，以人为被试，为犯罪心理测试带来诸多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涉及被试人员的犯罪心理测试必须遵循以下伦理原则。

1.切实保障被试的知情同意权

切实保障被试的知情同意权这一原则要求被试有权利了解测试目的和内容，并仅在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参与测试。主试在测试进行之前必须如实告知被试测试的目的、程序以及测试所具有的特点，包括那些可能导致有害影响的部分。即使这种告知可能影响被试乐意参与测试的程度，主试也要如实履行这项义务。

2.保障被试在测试中途有退出的自由

保障被试退出的自由这一原则要求主试必须尊重被试的自由选择，允许被试在任何时候放弃或退出测试，被试应当被告知自己有权利随时选择放弃测试。

3.保护被试免遭伤害

保护被试免遭伤害这一原则要求主试在测试进行时和测试完成后，都必须确保被试不会因为测试而产生任何不良反应。在测试过程中，主试必须对被试的状态保持密切注意。因为即使是最缜密、危险程度最小的测试计划都可能产生未曾预料的后果，所以主试应当随时准备向被试提供帮助和建议。

4.保密原则

所谓保密原则就是指在未经被试许可的条件下，主试不应泄露被试在测试中的任何表现，尤其是被试的个人信息。保密原则看上去简单易行，但实际执行时却有可能遇到道德的两难境地。比如，在测试中发现某个被试患有明显的抑郁症却从未得到治疗，主试究竟应该遵守保密原则而忽视被试可能遭受的潜在伤害，还是应该打破保密原则将情况告知专业临床心理专家以促进被试心理安全？在这种两难境地下，主试必须进行衡量：到底哪个道德准则更为重要？如果主试坚持对该被试进行治疗，他可能会怀疑主试侵犯了他的隐私，因而会产生持久的愤怒和不信任；如果主试选择遵循保密准则，那么该被试就会处于严重的抑郁状态而不接受任何治疗。如此看来，保护被试免遭伤害比坚守保密原则更加重要。因此，犯罪心理测试的伦理规范必须建立在实效的基础上，即主试必须首先做到最好地保护被试，然后才考虑如何完成一项有意义且有效的测试。这就是科学测试有效性与道德伦理的统一。

总之，我们务必要重视对犯罪心理测试主试行为进行伦理心理学解剖分析，加强犯罪心理测试主试个体道德规范，对犯罪心理测试主试道德培育的建言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意义。本文是一次从现代伦理学视角探讨犯罪心理测试职业伦理的尝试。

[1] 谈际尊. “科学伦理”研究范式的转换[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7， 02.

篇（4）

犯罪心理机制是犯罪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美国心理学家武德沃斯将机制定义为一种或一组有目的的反应方式，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机制代表由压抑而产生的无意识的行为动因。华生、斯金纳等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机制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对应关系。国外学者一般认为犯罪心理机制是与犯罪有关的防卫机制，是个体在精神受干扰时保持心理平衡的手段。日本学者森武夫认为，虽然犯罪有着复杂的原因，但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行为人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国外关于犯罪心理机制的问题研究出现了很多学说，本质相异论，包括生理相异论和心理相异论，前者认为生理上的异质或部分异质是发动犯罪行为的驱力和机制，心理上的异质论是把犯罪者看作是“心理上异常的人（狂人、智力低下者、性格异常者）”即具有某种犯罪人格。犯罪倾向论认为正常人与犯罪者都存在侵害他人利益以满足自己欲望的犯罪倾向。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外界诱惑对个体犯罪倾向的推动力的大小所决定的。美籍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Franz Alexander和瑞士精神分析学家Aichorn等人认为的神经症犯罪人是“由无意识的罪恶感引起了犯罪。”

欲求不满论源于精神分析学派，以弗洛伊德为首的精神分析学派指出，人的心理活动并非时刻处于有意识状态，意识不是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人的某些需要、兴趣、欲望和以往经历过的某些没有得到满足和重视的经验和心理，在内心深处潜伏起来，成为无意识。“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部分和动作”。“所谓无意识，它一方面包含着种种因潜伏而暂时不为意识所知，其余一切都与意识活动相同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包含着种种被‘压抑’的活动。”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同有意识一样，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它不同于人的有意识活动之处在于，它潜藏于主体心底，是未被主体自觉地意识到的意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强调了人的本能作用，把人的精神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本我是人的本能活动，包括饥、渴、性等各种原始本能和欲望。自我是受现实伦理原则压抑而伪装的本能，为了获得社会认可和生存权利，自我对本我进行控制并尽量通过合理化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欲望，它代表理性的判断，协调本我与自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看守无意识的门卫。超我是完全道德化和完善的一个理想化自我，是与本我的欲望、渴求相对立的，专门指导自我最大限度的限制本我。当本我过强，自我和超我的力量过弱，本我受到过多压抑时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违法犯罪行为。这种顺应不良是由于意识面临着与它不相称的环境和任务而引起的。弗洛伊德强调欲望的冲动，包括性本能、死本能、趋乐避苦和自我防御的心理机制，他认为，人类社会中之所以存在犯罪现象，根源在于人类本性中的死亡与毁灭的本能倾向。“死本能导向外部时对他人的攻击仇恨和谋杀。”反映了他的人格理论和犯罪观。

《犯罪心理学》（罗大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提到，犯罪心理结构中的无意识主要存在动力结构、特征结构和心理状态结构中。日本学者安倍淳吉1990年对犯罪心理做了具有层次结构性的表述，认为犯罪者的基本自我和中心自我在犯罪行为发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邓思（2004）在论文“人是否生来具有犯罪心理”对人犯罪心理的研究是从自然科学中的“张力场”概念的角度，从刑事法学领域来进行论证的。余华（2003）在“人性角度上的犯罪心理探究”一文中，运用“张力场”的概念来说明犯罪心理。赖勇龙（2005）在其硕士论文“女性犯罪个性心理因素分析”中提到以婚外情为原因的杀人案件，‘触及人性底层最恐惧、最容易引发痛苦的“背叛”情结，会给当事人带来难以平复的巨大的心理创伤。’李枚瑾（2006）“犯罪心理学不仅研究表现于外的行为和征象，还要深入研究行为背后的个体意识层面，甚至是更深层次的无意识内容，以找到犯罪的真正起点。”“人在早年对冷漠无助的绝望感不能成为眼前杀人的辩护词，但他确有可能造成次杀手冷酷残忍之心的心理背景。”李霞（2005）在其论文《移置与凝缩机制在诸种无意识形式中的研究》等对梦的理论分析。在犯罪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方向是“无意识在犯罪心理构成中的存在”，而对于无意识心理状态与犯罪心理之间的关系，对犯罪心理的影响因素未做具体的研究。

国外有关司法出版物的摘录、地方政府研究报告和文章的的网站，心理学百科全书网站，包括Susanne Karstedt教授在Keele大学所做的演讲，有关司法统计局的网页，并使用EBSCO数据库平台查阅资料，输入“Unconscious Crime”.出现类似相关文献，无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罪犯进行心理咨询时所需要挖掘的隐性因素，把罪犯的人格成长和心理健康做为且国外的研究理论和方案，在可行性和具体操作上，对制定中国本土化的对策的借鉴性和实用性稍显薄弱。

参考文献

篇（5）

犯罪现场存在的痕迹就存在状态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既有形的物质痕迹和无形的心理痕迹。物质痕迹具有广泛性、稳定性特点；心理痕迹具有客观性、可知性、抽象性、间接性、隐蔽性等特点。物质痕迹和心理痕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1]只有认请有形痕迹与心理痕迹的关系，从有形痕迹中认识人的心理痕迹，从心理痕迹中找出某种有形痕迹的形成原因，使两种痕迹相互印证，才能在确认犯罪过程中具有较高的科学性。[2]

心理痕迹是相对于现场上的有形痕迹而言的，它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某些稳定的、典型的心理特征。勘查人员依据犯罪心理学的原理以及其他相关的学科知识，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将现场的心理痕迹和物质痕迹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得以正确地分析案情，刻画犯罪嫌疑人，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

依据心理学原理，犯罪现场上的心理痕迹正是罪犯行为人的主体状态在与特定现场情境相互作用下决定犯罪心理状态支配的犯罪行为活动的产物。生理和心理是个体行为的内在原因，社会环境是犯罪产生的外在因素。因此可以利用心理学、生理学的原理分析犯罪行为的个性特征、心理特点、心理变化；利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处于群体与社会环境中的犯罪心理的形成过程及犯罪行为规律；利用刑事侦查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现场心理痕迹和物质痕迹的联系、成因和变化，从而完成对犯罪行为所对应的心理特征的分析。

一、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过程和个性特征分析

我们研究犯罪心理痕迹，即是探讨在犯罪心理支配下的，犯罪现场构成的核心要素——犯罪行为，即是在探讨通过犯罪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案犯犯罪心理状态以及这种心理状态所表现出来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动机和目的的组合即是所谓的心理，心理是客观事物在脑中的反映，是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性格、能力等的总称。犯罪心理痕迹则是指行为人形成犯罪决意，并支配犯罪行为实施的（包括犯罪实施过程中和犯罪实施前后的）各种心理因素的总和，是案犯在一定的情境中和条件下，心理过程和个性特征的综合反映。它包括行为人的认识、情感、意志、需要、动机、兴趣、习惯、个性倾向和心理特征等。

犯罪行为人在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所遗留的能够反映某些稳定的心理特征，如气质、能力、性格、爱好等，体现的是犯罪行为人个性的独特性。个性特征是行为人在犯罪行为实施前已经存在，在犯罪行为实施中起着支配和推动作用的心理因素的有机而又相对稳定的组合。犯罪分子长期在社会实践、犯罪活动中会形成“习惯思维定式”。这种能够反映案犯个性特点的“习惯思维定式”在适宜的条件下，必然会自觉不自觉的、或多或少的“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物质痕迹中，“遗留”在被害人和知情人的记忆中。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是分析犯罪行为人的气质和性格。个人气质类型不同，犯罪的手段和方式也不相同。气质类型常常影响到犯罪的类型。比如，胆汁质的易产生抢劫、杀人、伤害等暴力犯罪，多血质的易选择盗窃、诈骗等犯罪方式，粘液质的多选择贪污、走私方式。即使是同类型的犯罪，不同气质的犯罪人也会采用不同的犯罪手段，胆汁质的倾向暴力、激情，而抑郁质的工于心计、暗下毒手等。

二是分析犯罪行为人的习惯。习惯是经过长期练习而巩固下来的行为技能和方式，是动力定型的外在表现形式。习惯是经过长期练习而巩固下来的行为技能和方式，是动力定型的外在表现形式。一些惯犯由于经常进行同一类型的犯罪活动，往往在作案时间、作案对象、作案环境、出入路线、作案工具的选择、使用、作案的手段方法、对现场的破坏伪装等房门形成定型，留下相同或相似的痕迹特征，表现处作案的“习惯性”。

二、分析犯罪嫌疑人的技能和经历特征分析

通过对现场痕迹连贯性、整体性的研究，分析犯罪人的犯罪经历、职业特点以及作案时的心理状态。如入室盗窃罪案中，初犯往往由于技能的不熟练、心理的紧张恐惧，形成的现场痕迹紊乱，翻动较多且效果不佳，撬压动作手法单一，不熟练，常伴有多余动作等。而惯犯目标明确、手法老到、撬压动作干净利落，现场痕迹不乱、翻动较为彻底，没有多余的动作，两者反映出不同犯罪技能和经历。犯罪经历不同，对犯罪活动的实践不同，技能表现的水平也不同。

三、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心理状态分析

一是分析作案时的情绪紧张程度。大多数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都是非常紧张的，紧张的原因是由于恐惧、对作案环境的不适应等因素造成的，控制心理紧张的能力，体现了嫌疑人的作案能力。一般掌握有较强的作案技巧的、心理素质稳定的惯犯，在作案中就越沉着、镇静，现场留痕就少，反之现场留痕就多，还会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痕迹。因此，可以很据现场的遗留痕迹推测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水平和状况。

二是分析作案人的意志水平。意志是通过克服困难而达到某种目的的心理过程。犯罪嫌疑人的意志水平主要体现在犯罪行为的自觉性和完成犯罪目的的坚持性，以及克服干扰的自制力和处理问题的果断性等方面的表现。

三是其他心理状态。比如一个人的兴趣爱好。有的犯罪嫌疑人有着特殊的兴趣、爱好，如有嗜烟好酒、吸毒的犯罪人在现场见到好酒、，会难以控制占有的欲望。有的爱好相机、照片，爱好集邮、纪念币，有的对古董、字画显示处一定的鉴赏技能和爱好等。这种长期生活中严惩的兴趣和爱好往往表现的相当顽固。另外，在一些特殊的现场，还会出现某些心理扭曲的心理状态；精神病的心理状态；变态人格的心理状态等等。

四、犯罪嫌疑人的无意识特征分析

人的意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意识时个体当前所能清楚地认识到的心理活动，而无意识则是行为过程中没有被行为人认识到的但对人的活动产生影响的心理活动，是整个心理活动的必要补充和辅助成分。无意识特征是指犯罪行为人在犯罪现场遗留的不受犯罪人意识控制的那些痕迹。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注意分配的均衡性和持久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有意识的行为中也会反映出大量的无意识行为，而且无意识的行为很难加以伪装和修饰，因此，无意识的犯罪行为产生的痕迹往往更加真实、有效。

心理痕迹受人的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所制约，再狡猾的犯罪人也无法彻底抹去自己的心理痕迹。根据犯罪心理学的理论，犯罪环境—犯罪心理—犯罪行为之间既有因果关系又彼此交互作用。现场心理痕迹与犯罪行为及由此产生的物质痕迹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对应性的特点，认清物质痕迹与心理痕迹的相互关系，从物质痕迹中认识犯罪人的心理痕迹，从心理痕迹中找出某类物质痕迹的形成原因，使两种痕迹相互印证，是从现场物质痕迹分析犯罪嫌疑人心理痕迹的必然途径。

小结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对犯罪心理痕迹分析技术（即我们常常所说的“行为画像”、“犯罪人格画像”、“犯罪心理画像”等）的研究与运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技术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刑事犯罪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大量疑难案件的最终查破提供了强有力的辅助。然而，我国犯罪心理痕迹分析技术的开发、研究尚处在萌芽阶段，缺乏系统理论体系的指导，尤其是对其在侦查活动中的运用缺乏可操作的参照标准，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距。为应对新时期刑事犯罪发展的复杂形势，应当对犯罪心理痕迹分析技术进行全面的研究、开发，并将其运用于侦查实践，从而增强公安机关查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强化对刑事犯罪的防范与控制。[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先进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犯罪手法也在不断的翻新，日趋现代化、技术化，犯罪行为的智能性、预谋性、隐蔽性更加明显，反侦查心理也更为强烈，心理痕迹的分析有利于明确侦查方向，缩小侦查范围 ，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心理痕迹研究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方格：《浅析犯罪现场中的物质痕迹和心理痕迹》，《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3年04期。

篇（6）

关键词 犯罪 社区矫正 措施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机关和团体监督并帮助其矫正犯罪心理和恶习,改善更生、重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为被判处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的五类犯罪人。社区的广泛自由度与监狱的紧闭环境相比,有利于罪犯加强与亲属、社会的联系,能够起到良好的教育改善效果。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全新的社会内处遇框架也为具体矫正措施的设计和应用提供了宽阔的空间。

社区矫正配套性措施的设计应围绕以下原则进行:1.减少刑罚、重视对罪犯的教育;2.实行罪犯分类管理;3.运用现代科学成果综合矫正;4.增加罪犯回归社会的可能性。综合犯罪学、刑罚学、心理学、管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对犯罪防控的理论贡献,借鉴国外通行做法,我设计的社区矫正配套性措施具体包含以下内容:

一、分类处遇制度

将罪犯按照犯罪性质、情节、人身危险性、环境条件等考量因素分为不同类别和等级,以合理配备矫正资源。对高危险性的罪犯实行高频处遇和实时监控,其行动空间狭窄,并接受全方位的行为矫正治疗。通过分类对每一个罪犯设计符合自身情况的矫正计划,既能够实现分级危险控制,又有利于罪犯正当利益的保护,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良策。分类处遇制度灵活机动,根据罪犯的奖惩表现,各人的处遇等级可升可降。

二、心理矫正制度

犯罪心理的生成是罪犯实施行为的内心惹起因素。定期由心理医生或心理学专业志愿者对罪犯进行心理治疗,能够改变其犯罪心理结构,消除某些变态心理、社会适应障碍、品行障碍及其他心理问题,使其恢复心理健康人格。具体来说,可以开展罪犯心理测试与诊断、再犯罪心理预测、矫正质量评估、心理关怀等诊治活动,逐步减轻罪犯内心与社会的心理对立。此外,对信教的罪犯可以组织修行,请宗教人士以说教的方式对其施以感化。

三、行为矫正制度

对罪犯的行为矫正借助公益劳动、技能学习、思想通联三项活动完成。根据罪犯的特长、爱好、甚至犯罪原因,就近安排罪犯从事固定时限的公益劳动,能够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强化心理矫正效果;为罪犯提供就业咨询和技能学习的机会,则有助于他们提高职业技能,在回归社会后能自食其力;每月学习政策法规,提交思想汇报,与矫正工作人员接触、交流思想,有利于监督人员掌握罪犯思想动态,为其定制或调整矫正计划。这三项活动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社区矫正惩戒、教育、服务的功能,增加了社会对矫正对象的容纳性。

四、量化测评制度

通过建立科学的量化评分标准和测评内容,对罪犯在社区的实际表现情况实行加减分值记录,督促罪犯自律和加强改造,并将测评结果作为罪犯行为评价、分类转化、给予奖惩的客观依据。如,对矫正期间有重大发明、发现的罪犯加3-5分,在期刊上发表文章、论文者加1分,社区劳动旷工者减2分。每月根据测评成绩施以奖惩措施,以此引导罪犯积极表现,自觉纠正不端行为。

五、点名考勤制度

社会矫正的罪犯与监狱在押人员相比拥有更多的自由,为了预防危险,必须加强对罪犯的行动控制,实行每日点名和考勤制度,对其心理施加严密的监督压力。罪犯每日早中晚三次在固定地点集合由社区督察点名,行动不便或其他特殊情况者可实行电话点名或由督察步巡喊话点名。此外,督察对罪犯个人的请销假、社区劳动到位情况、矫正活动出勤情况予以详细记录,作为量化测评管理的考察内容。

社区矫正的配套性措施之间紧密联系,相互配合,为开放型改造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体系。

分类处遇制度是实施所有配套性措施的基础和首要,矫正机关通过罪犯分类,拟定个人矫正计划和处遇等级,有针对性地施行心理矫正措施和行为矫正措施,并以罪犯的配合程度、矫正效果为依据对其现实表现进行量化测评,最后将测评结果反馈至分类基础再作新的分类调整,制定新的心理、行为矫正措施,如此循环往复以至矫正目的的达成。这一过程中以点名考勤制度作为危险防控的措施,切实保障社会矫正机制的安全运行。

篇（7）

一、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目的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成立于1957年，设有行政警察学系、刑事警察学系、公安安全学系、犯罪防治学系、消防安全学系、交通学系、外事警察学系、行政管理学系、法律系等系部，是培养台湾地区警察高级人才的最高学府。其中，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的刑事警察学系，与大陆地区警察院校的侦查系相类似，现设有本科、硕士、博士等多个层次，是培养台湾地区刑事侦查人才的地方。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具备下列专业能力与素养：刑事侦查能力，刑事鉴识能力，刑事法学素养，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治安对策分析能力。

二、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情况

以台湾中央警察大学为例，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主要分为侦查原理、侦查科技、侦查法学、现场侦查四大领域，内容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强调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学术内涵。

（一）侦查原理侦查原理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犯罪侦查学、犯罪模式分析、犯罪剖绘、犯罪侦查案例研究、组织犯罪侦查、窃盗（盗窃）犯罪侦查、性犯罪侦查、谈判与危机处理、刑事警察业务、刑事警察勤务、行为科学、刑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侦讯与社会心理学、侦讯实务与笔录制作等课程。台湾警察大学设置侦查原理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通过全面分析台湾社会面临的多种犯罪类型，运用比较全面、系统的犯罪数据库，分析各类犯罪模式及犯案手法，并寻求最佳的侦查对策；2.深化特殊重大刑案侦查管理的探讨，强化侦查原理研究；3.研发人力、知识、装备、侦查思维之间的转化，提升刑事业务与侦查勤务的统合规划，以推动犯罪侦查与防范机制。

（二）侦查科技侦查科技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计算机犯罪侦查、通讯犯罪侦查、治安信息系统概论、网络通讯概论、科技犯罪侦查、计算机化鉴识、电子电路设计、法医学、验枪学、指纹学、刑事化学、文书鉴定、微量物证分析等课程。台湾警察院校设置侦查科技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培养科学侦查及数字侦查人才；2.研究网络、通讯分析、数据库应用及鉴识科技等知识，强化侦查专业学生的科学技术侦查能力。

（三）侦查法学侦查法学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比较刑法专题研究、特种刑事法令、信息法、警察法规、侦查科技法专题研究等课程。台湾警察院校设置侦查法学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加强学生研究并掌握侦办各类刑事案件的法律基础及法定规范；2.培育兼含法律知识与侦查科技的刑事侦查人员，在提升侦查人员技术层面的同时，降低这些未来侦查人员误触法网（执法违法）的可能性。

（四）现场侦查现场侦查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刑事摄影学、刑案现场处理、现场重建、科学办案实作、侦查实务、刑事昆虫学及犯罪侦查案例研讨等课程。台湾警察院校开设现场侦查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培养刑案现场搜证与证据处理的专门人才；2.培养学生运用新科学器材与基础科学原理、研发新应用技术、强化刑事鉴识鉴定证物的能力，以达“现场重建”、“科学办案”的目的。

三、大陆与台湾地区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之比较

（一）大陆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情况大陆地区警察院校本科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主要有：专业必修课，包括刑事侦查学总论、现场勘查、侦查措施、案件侦查；专业选修课，包括侦查讯问、国内安全保卫学、经济犯罪侦查、痕迹学、刑法、刑诉法、犯罪学、公安应用文写作等。

（二）大陆与台湾地区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之异同因课程较多，本文采用图表的形式表明大陆与台湾地区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课程之异同②（见113页图表）。

四、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

（一）课程内容的专业性和多元性首先，台湾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内容包含侦查过程中所涉及法律层面的基本程序问题（其中以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证据法为主）。其次，包含侦查过程所涉及的各项侦办技巧与侦查管理等内容，其中以侦查原理、刑案现场处理、各类犯罪模式、侦查科技与侦查组织管理为主。再次，涉及为讲究证据力所涉及的刑事鉴识的层面（如物理鉴识、化学鉴识与生物鉴识等）的内容。综合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情况，可以看出其内容的专业性和多元性，学生所必须修读的科目涵盖法律、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等范畴，专业性强且十分广泛。

（二）课程内容设置比较细化从大陆和台湾地区课程对比表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侦查学专业课程，大陆警察大学侦查专业绝大多数也开设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同样的课程内容，台湾地区可能是专门的、独立的一门课，在大陆警察院校则属于一门课程内的一部分教学内容。如台湾警察大学分别开设的“性犯罪侦查”、“组织犯罪侦查”、“窃盗（盗窃）犯罪侦查”、“计算机犯罪侦查”等几门课程，在大陆警察院校的侦查学专业则统属于一门课程“刑事案件侦查”。也就是说，大陆警察大学需要在“刑事案件侦查”这一门课程中既讲授“性犯罪侦查”，又讲授“组织犯罪侦查”、“盗窃犯罪侦查”、“计算机犯罪侦查”，而且要讲授如“抢劫犯罪侦查”、“绑架人质犯罪侦查”等内容。因此，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大陆地区课程相对课时较少，教学过程中只能相对较为粗略、相对笼统地介绍，而台湾地区因为分属不同的课程，课时充裕，讲授的课程内容相对比较系统、全面、细化，教与学相对比较充分。

（三）比较强调心理学在侦查领域的应用台湾地区侦查学课程开设了“刑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侦讯与社会心理学”课程。其中，“刑事心理学”是以刑事办案的角度来教授普通心理学，对各种办案时可能碰见的问题以心理学的观点解析。例如，面对被害人，在采用其证人证言时的真实性，以及如何利用心理学的技巧引导被害人重建现场等。“犯罪心理学”课程，是运用心理学较专门的领域知识加上犯罪学知识来剖析犯罪者的心理，对犯罪者的罪行、现场、犯罪过程、犯罪动机作评估及推测，帮助重建现场及确定罪嫌。“变态心理学”课程，是通过了解犯罪者的心理，为何及如何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让准刑警的学生可以模拟变态犯罪者的心理，去推估其犯罪动机及犯罪模式。“侦讯与社会心理学”课程，是以心理学的角度，了解社会脉动和现今社会大部分犯罪者的心理，以及社会的诱发犯罪因子，将这些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运用在实务侦查上，以犯罪者的心理作假想，在侦查时增加破案的几率。大陆地区侦查学课程，则没有专门的刑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课程，其中相关的内容也只是散落在犯罪学、侦查学的一些课程中。由此可见，台湾地区课程比较强调心理学研究成果在侦查领域的广泛应用。#p#分页标题#e#

（四）注重最新科学技术发展在侦查中的应用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课程中“通讯犯罪侦查”、“计算机化鉴识”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台湾警察大学特别提出，近年来随着侦查技术的发展，除现场勘查、跟踪等传统侦查技术之外，几乎绝大多数案件都会涉及电话单分析、通讯监察技术、电脑犯罪侦查等技术，而且因其效果明显，越来越成为警方办案的首要利器。因此，台湾警察大学迅速地将研究成果引用并推及侦查学专业的教学中，使学生走上社会能够迅速适应当前侦查形势的发展。

（五）强调“犯罪模式分析”与“犯罪剖绘”“犯罪剖绘”的方法是利用统计资料和心理学来协助确定侦查方向，类似于大陆地区的“犯罪心理画像”。“犯罪模式分析”主要是讲授犯罪特征的分析思路和方法。“犯罪剖绘”、“犯罪模式分析”在欧美国家刑事警察侦查实践中非常流行并效果明显。台湾警察大学亦属于较早开设这两门课程的学校。

（六）注重侦查执法的合法性以台湾地区侦查学专业课程“侦查科技法专题研究”为例，该课程专门讲授侦查办案中侦查人员在借用各种科技的办案技巧过程中，如监听票的申请、通联（手机等通讯信息）的追踪等，都有可能侵害个人隐私权等法律问题。因此，该课程重点讲授各个侦查案例中的各种可能状况，教授学生在将来办案中如何使用侦查科技而不触法。此外，台湾地区侦查学专业还有专门的“警察法规”课程，专门教授与警察有关之法令的内容，使学生了解未来执勤执法时的法规，以及警察的工作内容和职责，依据此法规行使警察的权限等。

五、启示

目前，大陆地区警察院校正面临改制问题，其中一个突出而迫切的问题就是课程的设置问题。大陆地区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的目的和指导思想是培养既有较强执法能力和管理水平，又有强烈的公共服务意识，全面、系统地掌握刑事侦查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实践中从事刑事侦查工作以及在相关领域从事教学、科研的复合型人才。随着大陆地区侦查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大陆警察院校的侦查学专业课程无论从教学内容、教学条件及教学方法、手段上都有了跨越式的发展，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也越来越科学、完善。考察台湾地区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的课程设置，笔者认为，大陆地区警察院校的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强化专业课程设置从大陆和台湾地区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的比较情况来看，两者大多数课程内容相同，主要区别在课时设置上。如台湾地区分别为几门课程的内容，在大陆则属于一门课程内容中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专业课时量少，讲授中无法充分、具体。考虑当前警察院校改制特别强调课程的专业性和实践性，建议在压缩公共基础课的同时，强化专业课程设置。

篇（8）

一、品格证据概述

品格证据应该是一个包容性、演进性的法律概念，起源于英美法系。早期品格证据侧重于证明一个人所享有的声誉（reputation）以及其道德水准。随着时展，品格证据逐渐摆脱了声誉、品德的桎梏，范围日渐宽泛。法学家墨菲总结渐成通说，“character”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指一个人在其熟悉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名誉。第二，指一个人以特定方式行为的倾向性。第三，指一个人历史上发生的特定事件。①

二、量刑程序中采纳品格证据的理论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于决定从2010年10月1日起开始试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将若干类型的品格证据纳入量刑依据范围之内，并指出了其具体适用方法。

传统证据法理论认为，品格证据不应适用于刑事审判。首先，允许使用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可能会导致法官或陪审团对刑事被告人的偏见；其次，纵使前科劣迹和后续犯罪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但这种关联性远不能达到刑事审判所需要的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再次，采信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可能扰乱案件争点，延缓诉讼进程，降低诉讼效率。②

但量刑阶段与定罪阶段分离开来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量刑程序发生在定罪程序完成之后，法官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形成了确信无疑，适用品格证据不会增加法官对犯罪人的偏见。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审判程序的价值理念是惩罚，惩罚应当和被告人的行为责任相适应；而量刑程序的价值理念更多的是教育和矫正，教育和矫正应当“因材施教（矫）”，应当和犯罪人本人相适应。③因此，在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截然分开的制度背景下，品格证据被用以证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可改造性，从而影响法官的具体裁量。④

此外，犯罪人的品行与其人身危险性紧密相关，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可以通过品格证据来证明。就少年犯的良好品格证据来说：第一，犯罪心理学研究证明，大多数初犯在罪后都会有深深的自责与后悔心理，对其进行刑罚改造的效果一般好于累犯与惯犯。⑤这意味着对于初犯，只需略施薄惩即可取得较好的改造效果。第二，较长的刑期对于少年犯有可能适得其反。未成年人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需要社会的正确引导和教育。如果一向品行良好的少年犯被处以较长刑期，一方面可能导致其形成抵触情绪，对个人前途灰心失望，拒绝改造。另一方面，未成年人有模仿他人的倾向，长时间的监狱生活很难避免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增强少年犯的人身危险性。所以对品行良好、没有前科劣迹的未成年犯从宽量刑更能实现刑罚的矫正效果。

前科劣迹、累犯、再犯、犯罪次数的相关证据属于被告人不良品行证据，应当采纳。现代以来，量刑个别化思潮兴起。学者主张既要关注被告人的犯罪危害又要考虑被告人再次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如果不能准确的测定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刑罚个别化就无从谈起。⑥

三、《意见》关于品格证据的规定与评述

按照当事人的不同，我们可以将量刑程序中的品格证据区分为被告人品格证据和被害人品格证据。两者在《意见》中都得到了体现：

（一）被告人品格证据

被告人品格证据包括被告人的行为倾向、个人声誉和个人历史上的特定事件。《意见》中涉及的有被告人品行声誉和特定事件两种。

1、品行、声誉的证据。在常见量刑情节一节中：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即允许提出未成年被告人的良好品格证据作为辩护理由。值得注意的是，《意见》规定应当根据一贯表现的相关证据来从轻处罚，也意味着对于少年犯，品行证据只是作为从宽处罚的依据。如果被告人的品行一向良好，那么法庭应当据此作出较轻的量刑判决。但如果被告人品行不佳、个人声名狼藉，不得据此作出从严处罚。

2、关于累犯、再犯、犯罪次数的证据。量刑步骤中规定，应当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针对七个常见罪行量刑的规定如下：对于有前科劣迹的，综合考虑前科劣迹的性质、时间间隔长短、次数、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意见》在常见犯罪的量刑部分规定，对于犯罪者，如果具有再犯的情形，可增加基准刑30%以下。在量刑上明显重于有前科的普通罪犯，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对严厉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累犯是指是指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被判处一定的刑罚之罪的罪犯。在常见量刑情节中，对于累犯，应当综合考虑前后罪的性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至再犯罪时间的长短以及前后罪罪行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40%。累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一段时间内即重新犯罪，体现了犯罪者有比普通再犯更坚定的犯罪意志、更强烈的意识、更大的人身危险性。因此，法律对待累犯也科以比普通再犯更重刑罚。

（二）被害人品格证据

《意见》也将被害人的品格证据纳入了量刑的考虑范围。在常见犯罪的量刑部分规定：在故意伤害罪中，因被害人的过错引发犯罪或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在非法拘禁罪中，为索取合法债务、争取合法权益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在这两类犯罪的量刑中，考虑被害人先前行为，从宽处理被告人的原因在于：上述情形下，被害人的先前行为导致或诱发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发生，本身应当对犯罪的损害结果承担一定责任；这两种情形的犯罪本质上都是私力救济过当行为，私力救济对于高效率地实现社会正义有着重要作用，法律不能规制过严；这类犯罪的被告人往往是出于一时激愤或者对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不足而犯下罪行，主观恶意不大，人身危险性较低，不需科以重刑即能达到对犯罪人的教育目的。

结语

采纳品格证据在量刑程序中就不仅是一种可能，更是一种必须。《意见》的出台正响应了这种趋势。然而由于我国对于品格证据的立法还处于摸索之中，因此《意见》中的品格证据规定要得到全面落实，仍然需要社会调查制度等配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See Peter Murphy《Murphy on evidenc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② 郭志媛《刑事证据的可采信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117～120

③ 文姬《危险性评估的证据资格》载于刑事法评论 第28卷 277页

篇（9）

一、童年期虐待与犯罪心理形成的相关性分析

童年期虐待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情感虐待：人对于儿童自身及社会适应力的打击，使儿童的情感或行为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严重负面损伤。事实上，情感虐待与心理虐待有一定的差异。情感虐待是指对儿童长期、持续、反复和不适当的情感反应。

2.情感忽视：指没有给予儿童应有的爱，忽略对儿童心理、精神、感情的关心和交流，缺少对儿童情感需求的满足。

早期的心理问题并非必然引起后来犯罪，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早期的恋母情结或者其它方面的焦虑会在心理上“固着”。罗伯特·哈勒提出理论认为“连环杀手的受害者使杀手想起早年在生活中羞辱过他们的人”。荷兰精神病马腾斯写到“许多心理病态者和健康人一样爱他们的配偶、孩子、父母和宠物，但与健康人不同的是，他们难以对其他人产生爱和信任。他们又非常希望得到爱和关心，但他们这种渴望常常得不到满足，多数心理病态者缺乏社会网络或缺乏与他人亲密的私人关系。”童年期的创伤也属于创伤后应激障（PTSD），PTSD是个体经历了创伤性事件，这种事件确实危及生命或造成严重伤害，或使自己或他人的身心健康存在危险。包括战争、躯体或待、绑架、被扣为人质、严重车祸、地震、龙卷风、沦为战争难民、关入集中营、患有致命性疾病，等等。创伤之后个体对这个世界产生悲观的想法，而童年期创伤易让孩子认为自己所受的创伤是应该的，孩子就会把虐待等归为自己的错而不是施虐者，从而认可这种行为是正常的。个体对创伤的反应有强烈的紧张、无助甚至惊恐，最终出现在创伤性事件之前所没有的持续性的焦虑和警觉状态，形成了对世界悲观消极的看法。

二、留守儿童与犯罪

据报道“2008年7月来自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调研组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据该院未成年人犯罪信息采集系统的资料显示，2002年至2007年，该院共受理1000多件未成年犯罪案件，涉及2000多未成年人。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在这些案件中，涉及留守儿童的案件比例很高，而其中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的更是占了大多数。且”留守儿童走向犯罪，家庭教育缺乏是最主要的原因。长时间见不到父母，这样的家庭结构，无疑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犯罪的根源就会趁机滋生。”

儿童情绪忽略是童年创伤的一种，有报道情绪忽略对儿童身心的影响不亚于儿童躯体或待，儿童早期与父母分离是常见的一种情绪忽略，特别是在留守儿童中比较普遍，留守儿童成年后可能出现人格问题。儿童早期与父母分离常产生分离性焦虑，客体关系理论家认为儿童早期经常处于焦虑状态可能导致焦虑泛化，影响到其成年后的人格的形成。

三、亲子依恋与犯罪者的人格障碍的关系

婴儿依赖类型有以下几种：

1.安全型：这类儿童跟母亲在一起时，能在陌生的环境中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玩耍，对陌生人的反应也比较积极；当母亲离开时，表现出明显的苦恼和不安；当母亲回来时，立即寻求与母亲的亲密接触，继而能平静地离开，只要母亲在视野内，就能安心地游戏。

婴儿每次一开始哭泣母亲立即喂奶，或是每次婴儿表现出向照料者索取食物或关注的时候都立即满足孩子，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易形成依赖性人格障碍，依赖形人格障碍的人在长大后会表现出无主见，难以独立生活，他们自己的人生与他人（一般是父母）紧紧相依，他们对自己的价值评价也依赖他人，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个人趣味、人生观，因为他们怕由于自己与别人的观点差异被抛弃所有宁愿顺从别人，这种人格障碍患者害怕被别人抛弃，当亲密关系终结时，感到异乎寻常地绝望。

2.回避型：这类儿童对母亲在场或不在场影响不大，母亲离开时，并无忧虑表现；母亲回来了，往往不予理睬，虽然有时也会欢迎，但是短暂。这种儿童实际上并未形成对母亲的依恋。这类儿童成人后易形成逃避型人格，其最大特点是行为退缩、心理自卑，面对挑战多采取回避态度或无能应付。

这个类型的孩子长大后易形成回避型人格障碍。鲍尔比观察到，“被分离的婴儿会以极端的方式（如哭喊、紧抓不放、疯狂地寻找）力图抵抗与父母的分离或靠近不见了的父母。”当时的精神分析家认为婴儿的这些表达是婴儿不成熟的防御机制的表现，它们被调动起来，以抑制情感痛苦。

3.反抗型：这类儿童当母亲要离开时表现出惊恐不安，大哭大叫；一见到母亲回来就寻求与母亲的接触，但当母亲去迎接他（她），如抱起时，却又挣扎反抗着要离开，还有点发怒的样子，孩子对母亲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即使在母亲身旁，也不感到安全，不能放心大胆地去玩耍。

4.混乱型：对母亲离开后再回来表现出混乱的反应，分不清是婴儿对母亲的态度究竟是怎样.。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由难以与人建立友好的交往关系，因为他们担心。

许多专家都指出：婴儿与父母和照顾者之间健康的关系，是孩子一生中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是对权威的尊重与同情心的流露。而许多犯罪人员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往往是糟糕的，他们一般孤独、没有朋友，也就没有交流的对象，独自面对一些可能是一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早期的依恋关系中又没有形成安全的模式就容易出现用不当的方式（如暴力等）处理问题。成人在自己的成年关系中是否有安全感，可能部分地反映着他/她在早年儿童期中的依恋体验。犯罪人员尤其是暴力犯罪人员往往缺乏安全感，他们不断寻求安全感但却又无法信任别人。

四、因童年期非正常发展模式产生人格障碍最终引发犯罪的讨论

1.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个体的突出点是行为具有悖德离社会规范的倾向，且在损害社会和他人之后没有愧疚之心，不能从挫折与惩罚中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的报复社会。

一般来说家庭破裂、儿童被父母抛弃和受到忽视、从小缺乏父母亲在生活上和情感上的照顾爱护是反社会型人格形成的主要因素。父母的行为或父母对孩子的要求缺乏一致性。父母对赏罚没有一定的标准，使得孩子在奖励惩罚中习得的行为无规范，这样的儿童发展不了一致的自我同一性。这些都是由于家庭成员对于自己的行为无原则、、缺乏一致等恶劣榜样造成的。反社会人格者内心没有限制，可以说他们没有了“超我”，在这里是指我们内心所内化的父母与社会给我们设定的规则。反社会人格障碍很难与他人共情，他们不太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别人的痛苦，而在依恋关系中照料着如未能很好地通过抚摸、安慰、陪伴等方式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关怀的话，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便不能体会到他人的情绪情感，爱与痛，由于不能体会他人的痛苦，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在对他人施暴等犯罪过程中就没有节制，他们理解不了受害者的痛苦所以无限放宽了施虐的暴力程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往往做出的犯罪行为都是令人发指的并且社会危害性极大。例如2009年6月5日的公交车自焚事件中的纵火者就是典型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他只关注自己的行为和感受，并没有一丝丝考虑到其他无辜的乘客。

2.冲动控制障碍型人格障碍的主要犯罪类型：

（1）偷窃癖：偷窃癖一般是从童年或少年期就开始发生，每次行窃后心理上都会感到与满足。强迫性的偷窃行为是为重拾童年时的失落感，是缘于幼年爱的缺失。所以这样的行为象征性的满足潜意识的冲动、希望、或冲突，而这些冲动或希望，可能是关于性或者被虐待的事件，有人认为与强迫症类似。“偷窃癖”外在表现是偷，但根源却是焦虑、抑郁等，这多与患者犯罪人员儿时的成长经历有关。儿童时期，缺乏关爱的一些孩子可能通过恶作剧、偷东西等破坏行为以引起父母关注，从而获取情感上的需要，偷窃的行为让他们享受到紧张刺激的，而当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被人发现或让他遭受惩罚时，心理上获得一种受人关注的满足，弥补其情感上的缺乏，更让他们无法自拔。儿时的恶作剧在犯罪者年幼的时候起到了作用，便使这种行为得到强化并习得这种模式，在长大后变成为一种固定的、无来由的癖好。

（2）纵火癖：纵火癖的人往往缺乏社交技巧，由于他们不能在正常的人际生活中处理好问题从而造成心里上的紧张压抑，从而只能将问题搁置而心里的紧张和压抑又渴望得到解决和释放，纵火癖则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发泄、释放这种紧张感。

篇（10）

严格责任制度是英美国家刑法有的一种刑事责任制度:对于这种制度，英美学者评论不一，褒贬损誉皆有。我国刑法学者对于严格责任制度也进行了一定范围的探讨，但对于严格责任制度的含义，严格责任制度的可借鉴性等问题众说不一。严格责任制度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呢?我国刑法是否能借鉴这种制度?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的含义

严格责任制度是英美国家刑法有的一种刊事责任制度。对于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的含义，我国学者的认识各异。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解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认为绝对责任也可以称为严格责任，绝对责任就是法律许可对某些缺乏犯罪心态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绝对责任就是无罪过责任:第二种是认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在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不明确时，仍然对其危害社会并触犯刑律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严格责任并不与罪过相对立，而是罪过责任的一种.只是罪过的具体形式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不明确而已第三种是认为严格责任强调举证责任的转移，某些特定案件中，检察官只需对犯罪行为的存在以及犯罪行与被告的关系进行证明，被告是否具有与犯罪行为相应的犯意的证明则交由被告进行匡第四种是将严格责任理解为:行为人如果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或处于法律规定的状态中.或导致了法律否定的结果，司法机关无须证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即可使其负刑事责任。

英国著名刑法学教授米切尔·杰菲逊在其所著刑法学教科书中详细地解释了严格责任的含义。他说:“在有些罪中，控方不需要证明与犯罪行为的一个或几个要素相关的犯罪心理因素犯罪行为是必须存在的.但对于犯罪行为的每一可、要件，并不都要求有相应的心理认识因素、例如，某一法律禁止出售不适于人类食用的肉类.如果某人违法出售了这种肉，即使该人并下知道所出售的是变质的肉类，法院仍可以对他定罪。这里并下是不要求犯罪心理状态即犯意的存在.而是不要求具备行为人对肉的不可食用性的认识。但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其它各了、方面的内容必须有认识，如他必须认识到自己所实施的是‘卖肉’这一行为。”因此.“严格责任是实施危害行为人对该行为的某一方面或几方因素;一般是行为的危害性或导致行为危害性的因素少没有认识时仍然对某定罪。这一定义已被法院接受”。

英国J·C史密斯和B0霍根教授著《英国刑法》第，版中对严格责任含义的解释是:某些对于特定行为的一了、或多、要件不要求故意、轻率. 甚至疏忽的犯罪被称为严格责任”，并特别强调，“实际情况是，如果特定行为的某一单独要素不要求犯意，那么这个罪行就被视作或者说是适当地被视作严格责任犯罪。某一要素通常是非常重要的要素，但这绝不意味着对构成该罪的其它要件也不要求犯意。”

可见，严格责任并不是我国有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在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不明确时，对其危害社会并触犯刑律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亦不是司法机关不需证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而仅根据其客观危害行为、结果或状态而使其负刑事责任。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的要义在于;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触犯刑法的危害行为、在支配实施这一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中。即使不存在对行为的危害性质或导致危害性质的其它某些行为因素的认识，法院亦可追究其刑事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严格责任是一种一无过错责任。

但是，严格责任绝不意味着不存在主观心理状态就可构成犯罪。这就涉及到“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的区别。在英美早期的刑法理论中.严格责任等同于绝对责任，现代刑法理论则将两者加以区别:通常认为。在绝对责任的情况下，不需要存在任伺主观心理状态而仅仅银据触犯刑律的危害行为就可定罪，即使对未达到法定责任年龄人，精神异常者实施的行为，受胁迫或由于生理原因而产生的非心智控制下的行为亦然。因此。在绝对责任的情况下通常的阻却犯意的辩护事由不发生作用而严格责任则不同，如前所述严格责任犯罪中必须要求存在某种心理状态。而仅仅是不要求存在对某种行为因素的认识并且。无论在普通法或制定法中。一般的辩护事由都适用于严格责任的犯罪。严格责任是否如有的学者所论、意味着举证责任的转移呢了的确在英美刑法特别是制定法有关严格责任犯罪的条文后。有的附了“但书”条款.规定如果被告能证明一定事实一般是关于被告无过错或已尽所有注意的事实。则可以此作为其法定的辩护理由，从而使被告承担证明自己无过错或行为出于善意的责任。例如英国与食品处理和销售有关的各种犯罪在。食物安全法的前条中得到规定。其中许多犯罪.如果不是全部犯罪，则属于严格责任的犯罪。不过，第11条第一款也规定，对于受到上述任何罪行的指控的人、如果他能够证明他已经采取了所有合理的注意和作了所有正当的努力以避免自己所支配的人实施有关犯罪，则可以作为辩护理由。

但是，举证责任的转移不是严格责任制度内在的含义。制定法的辩护只是一些规定严格责任犯罪的规范的一种变通条款。用以减轻适用严格责任而产生的严厉的后果，但它并不是关于严格责任制度的一种普遍的原则:事实上，也有的刑法条文规定了严格责任犯罪而没有特别地规定相应的辩护事由。可见，说严格责任意味着举证责任转移并不正确，尽管将法定辩护事由原则化是主张改革严格责任制度的学者中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制度是刑法规定对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即使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中缺乏对行为某种要素一般是行为的危害性或导致行为危害性的要素，的认识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二、严格责任制度的合理性评价

严格责任制度是否合理，这在英美刑法学者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赞成严格责任理论的理由归结为一点就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现实需要。具体而言，是保护公共福利的需要。这是由严格责任犯罪的特点决定的。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一般是侵犯公共福利的犯罪，存在着较大范围的潜在受害者。严格责任制度能够引导和促使潜在的犯罪人完成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预防责任。另一方面，在违反管理法规的犯罪中，要证明被告的行为是否出于故意或过失、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若将犯罪意图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往往会使被告逃脱惩罚，使法律形同虚设。另外，也有人说，如果对事实的无知或认识错误总是可以作为辩护理由而被接受。那么。许多虚假的辩护都可以成功。 反对严格责任制度者认为;它导致对无罪过的和不应该要求他们以任何方式改变自己行为的人定罪，因此它是不必要的.是违反道义的。应该采用刑法以外的其它机制来使这些管理法规得到遵守。

主流的现点是对有关严格责任犯罪的法律进行修正，在保护严格责任理论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避免罚及无辜二英国上议院法律委员会提出的《刑事责任(主观要件)法案》中.规定了故意、明知和轻率的定义.并假定对法案通过后新创制犯罪的所有罪行要素都要求故意，明知或轻率。如果国会希望创制要求更低程度犯意或只要求疏忽或严格责任的犯罪，则由其予以论证并在法规中说明。

依笔者的看法，从现代社会的发展看，对严格责任制度进行必要的修正并使其在遏制特定领域犯罪方面发挥积极广泛的作用，将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趋势。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环境、交通、食物等公共福利领域的犯罪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危害社会生存和人们的生活。这些犯罪具有如前所述的特殊性，严格责任制度的运用能较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这类犯罪，严格责任的理论和制度必将在其自身的修正和完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严格责任制度的可借鉴性及相关问题

严格责任制度是适应现代社会对于危害社会公共福利的犯罪的预防和遏制的要求的。这些危害社会公共福利的犯罪，不仅在英美国家十分严重。在我国亦然，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愈来愈成为一种严峻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些犯罪，要求国家司法机关逐一证明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罪过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很可能因难以举证而放纵犯罪，因此，笔者认为严格责任制度在预防和遏制危害社会公共福利的犯罪方面，对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是有借鉴意义的矛尽管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看，是否定严格责任的，但在刑事司法和立法实践中，实际存在着追究严格责任的情况。

当然、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的确存在着可能对无主观过错的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但是，对传统的刑事责任制度作适当的修正可以把这种可能性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斯威特诉帕斯利一案在这点上作出了有意义的表率。该案中、里德和皮尔斯法官基于他们对澳大利亚根据管理法规定的犯罪产生的问题所采取的解决办法的理解，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从而使乍看起来似乎应负严格责任的那些触犯管理法规的犯罪可以被解释为适用这祥的辩护理由。即被告诚实而合理地认为存在某种事实。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事实.就使被告的行为无罪。但证实这一事实的举证责任落在被告身上。这一建议的结果包括了以“无过失”作为辩护理由的情况。这样，将善意辩护事由作为严格责任制度的内在含义而予以原则化，使严格责任制度更具合理性。

下面笔者对这种全新含义的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于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的有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严格贵任制度符合我国刑法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

在英美国家刑法中、严格责任制度是由法官将那些未对犯意明确规定的法律规范解释为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的规范而形成的。这种法律适用解释虽然从理论上讲仍是对立法意图的一种说明，但已经偏离了罪邢法定主义原则了，这同英美国家的法律传统有关。我国刑法中如引人严格责任制度。则须对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在法条中予以明示，以便于司法操作。这同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是一致的。

(二)严格贵任制度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我国的犯罪构成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严格责任制度是否与我国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呢了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从善意辩护事由是严格责任的内在含义这一全新的意义上理解严格责任制度，则它与我国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是一致的。这种全新的严格责任制度并不否认故意或过失是成立犯罪的必要因素，而只是将证明自己没有故意和过失的证明责任适当地转移给被告承担:这说明它与我国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一致的。

篇（11）

社区矫正起源于欧美，在欧美慢慢发展开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提倡人性化和刑罚轻缓化的社会环境下，尝试寻找更为合理的方式来矫正罪犯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总体趋势，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的一种创新形式应运而生。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开始之初于2003年7月10日颁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随后，又通过修正案等不断发展。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制度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的发展

对于社区矫正概念的界定，多数学者认同的是，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放在自己家庭生活的社区，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矫正条件的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置于自己家庭生活的社区，在专门国家机关的主导下，在相关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等多种力量的参与下，由专业工作机构和人员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顺利使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未成年人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其年龄决定了他们对行为的认识和控制能力要弱于成年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社区矫正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美国是最早开展社区矫正的国家之一，美国的社区矫正委员会由矫正协会组成，该组织将社区矫正定义为：“社区矫正是通过提供制裁和服务来促进公共安全并使被害人和被告人处在社区中的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最早美国通过采取中间刑法制裁措施、医疗模式等方式，形成完善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形成了本国特色的社区矫正体系。而日本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在借鉴美国矫正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保护观察”和“更生保护”为核心的具有日本特色的矫正制度。

随着各国的发展，犯罪也在不断的年轻化，未成年犯的比例逐年提高，怎样从社会角度对未成年犯罪进行降低，是各国亟待研究的，而这时社区矫正成为各国的切入点。在研究中针对未成年犯特点，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十九世纪美国矫正专家布雷斯认为，那些困境少年是危险群体，需要采取缓解措施，于是提出创建纽约市儿童援助协会，安置未成年犯到收养家庭，对未成年犯进行个别化教育和矫正培训，先从社区矫正入手，对未成年犯进行心理矫正与社会适应，从而缓解未成年犯重返社会的问题。日本学者小河滋次郎提出未成年犯要特殊对待；未成年犯的犯罪原因是社会因素、家庭因素、自身因素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待未成年犯时，要设置福利性设施；充实社会保障及各种儿童福利立法等。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二、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的制度保障

（一）基本制度

在法律制度方面，很多国家都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规定，用法律支持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在美国，最早通过社区矫正法案的是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早在1973年的社区矫正法案中就社区矫正设定了一个较为宽泛的矫正范围，包括成年犯和青少年犯、审前未决犯、已决犯以及刑满释放人员。而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建设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目前未成年社区矫正仅有些规范制度，没有统一的成文法规，没有标准的操作话程序制度，没有适合的矫正制度体系。

针对未成年这一特殊群体，体制保障是基础，美国学者迪恩·约翰（2008）认为矫正可以根据不同模式进行划分，通过分级管理达到对犯罪人员的层次化矫正，形成矫正的体系化。制度化保障的社区矫正模式逐步开始，但是各国因体制、未成年犯罪特点等不同问题，形成适合国家社区矫正发展的体系。在我国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制度建设方面，佟丽华（2007）认为要以未成年人人权为保护核心，对未成年人非监禁刑的适用方面进行深入讨论，对当前针对未成年缓刑犯的专门制度与法规涉及相对较少，对未成年犯的关注度不高入手，人权为根本，以保护为核心，设立针对未成年缓刑犯的相关制度，建立保障体系。豍吴宗宪也提出未成年犯罪人因有其特殊性，应实行社区矫正的重要一步就是做出恰当的刑事判决，然后根据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身心特点，对他们实行特殊的社区矫正制度，同时重视发展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恰当开展矫正工作。

（二）管理体制

未成年社区矫正中管理体制的问题突出，刘志伟（2010）在《社区矫正专题整理》一书中提到社区矫正的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作为社区矫正应当设置专门的审理和裁决有关社区矫正案件的审判机构；设置专门的法官，专司其职，并肩负社区矫正适用案件的跟踪考察与全程控制的职责。由此形成法院与社区矫正机关相互配合，彼此制约的矫正决定与执行机制。刘强（2010）在《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比较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和社区矫正官制度的几点思考，他也对管理机制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看法。他认为司法所担任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弊大于利，建议试点要拥有一支公务员身份的专职矫正官。豎他认为中国当前的社区矫正存在制度管理模式不完善的问题，应多借鉴国外和港台社区矫正立法成功的经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管理模式。

我国2010年，经国务院批准，司法部成立了社区矫正管理局，全国有27个省（区、市）也设立了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隶属于社区矫正管理局，管理日常具体的社区矫正事务，具体操作由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执行。机构的设置就是为了防止与成年人之间交叉感染势在必行。因为未成年人具有很高的可塑性，在这一阶段，很容易受到不良影响，而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我国的管理模式一直在摸索前行，法行政部门从性化管理方式开始进行社区矫正，减轻未成年犯的心理负担，但在管理中，出现的不适应问题同样存在，监督管理制度方面，应当针对未成年人的年龄、心理特点以及身心发育需要等特殊情况，采取有益于未成年犯身心健康发展的一系列监督管理措施。管理体制工作在对罪犯进行教育矫正使其重返社会方面、适应社会方面、融入社会方面做的还不好，需要从管理方式入手，提出适应当前社会的管理模式。

（三）模式构建

当前各国有不同的社区矫正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刑罚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公众保护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更生保护模式，各模式都存在自身的特点，而我国根据本国的体质与发展也应该形成适合本国的模式。我国专家提出了社区制度、管理、机构的一体化建设模式，当前针对未成年社区矫正模式建设上，胡艳辉（2005）提出“问题少年”矫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多采用横向比较的方式，总结国内外问题少年矫治的基本问题，借鉴国外成功项目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综合社会矫治机制，完善司法保障体系；形成适合本国社区矫正的发展模式；同时他指出，要发挥学校的作用；推进矫治社会工作；发展社区矫治综合模式；增强家庭教育功能；启动心理干预工程等措施，建设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保障未成年犯合法权益。

矫正模式对于社区矫正融合于社会大环境有重要意义，矫正模式直接影响其行刑方式、适应社会等，适合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更有利于未成年犯回归社会，有效防范其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针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出现的问题，我国社区某专家提出一是完善的社区发展矫正基础，二是成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组织，三是有针对性的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治，四是开展有助于未成年的矫正项目。国外的社区矫正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社区矫正处于开始阶段，对不同的体制不可用统一的制度方式，对社区矫正的效果还需要实践证明，方式的对否也需要效果的好坏决定，所以我国的社区矫正还需要时间去检验、建设、完善。

三、简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