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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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子金融；监管弊端；模式完善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我国也已进入电子金融时代，但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监管标准均存在一定的空白，成为行业的风险隐患。因此，要在鼓励发展的同时健全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成长。

一、电子金融概述

所谓电子金融（efinance），又称互联网金融。从狭义上讲是指在国际互联网上开展的金融业务，包括网络银行、网络证券、网络保险等金融服务及相关内容；从广义上讲，网络金融就是以网络技术为支撑，适应电子商务（ecommerce）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网络时代的金融运行模式，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金融活动的总称。

二、电子金融的主要存在形式

（一）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是指借助通信、计算机和信息安全技术，采用与各大银行签约的方式，在用户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间以第三方独立机构提供的交易支持平台。在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中，买方选购商品后，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账户进行支付，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达、进行发货；买方检验物品后，就可以通知付款给卖家，第三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账户。

（二）P2P网络信贷

网络信贷是指以网络信贷平台为媒介和载体，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提供中介服务，资金汇划主要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完成。该模式使得拥有资金并且有投资意愿的个人，通过第三方建立的网络融资平台牵线搭桥，以信用贷款的方式将资金贷给其他有借款需求的人，解决了资金供求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其收益率高、门槛低等优势，P2P网络信贷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三）网络银行

网络银行是指银行利用Internet技术，通过Internet向客户提供开户、查询、对帐、行内转帐、跨行转账、信贷、网上证、投资理财等传统服务项目，使客户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安全便捷地管理活期和定期存款、支票、信用卡及个人投资等。

三、电子金融的主要风险因素

（一）法律风险。中国目前只有《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电子银行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等几部零星法规，缺乏对网络金融系统、详尽的司法界定和行为约束。

（二）操作风险。一方面包括由于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的不完备或失效，或由于外部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另一方面客户缺乏金融业务的专业知识，对网路操作系统也不熟悉，很可能在自己办理业务过程中出现手误等操作风险。

（三）技术风险。网络金融业务及大量风险控制工作均由电脑程序和软件系统完成，在客观上存在计算机系统停机，磁盘列阵破坏、病毒入侵以及技术变革滞后于金融业务需要等问题。

（四）市场风险。当前，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不充分，金融业开放度不够。金融牌照严格管制、行业垄断明显、利率市场化进程缓慢、存款保险制度缺失、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尚未建立等。金融市场环境不完善给互联网金融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四、当前监管弊端

（一）法律规范不足

中国目前尚未出台关于网络金融风险安全及监管的正式法律条文。这使德监管部门在具体风险监管工作中无法可依。

（二）金融市场的行政管制过于严格

由于金融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金融监管机构被赋予了更多的行政管理权限，大量的创新需要报监管机构批准后才能推向市场，而监管机构对于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认识，风险容忍度低，导致企业创新步伐被迫放缓。

（三）监管责任不明确

互联网金融监管涉及到网络监管和金融监管两个方面，没有明确的责任权限，当出现监管问题时，两个部门容易互相推诿责任。

五、监管模式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体系

修订、完善现有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制定专门针对电子金融业务及其风险的监管规则，尽快将网络信贷等新型互联网金融形式纳入监管范围；完善与互联网金融发展相关的基础性法律，加快个人信息保护、互联网安全等方面的立法；加快电子金融技术行业专利保护立法，促进技术创新。

（二）明确监管职责

对相关监管部门进行改组，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并对其监管内容和方式进行调整，同时加强各监管部门的交流与协作。

（三）推进监管技术进步

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统计监测、反洗钱监管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有关基础性工作的技术创新和发展。

（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尽快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将互联网金融过程中产生的信用信息纳入企业和居民信用信息数据库的采集范围，作为准公共产品向严格准入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商开放；加快推动征信立法，利用各种措施增强全社会的信用评级意识，促进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良性竞争。

（五）发展互联网自律组织

为了帮助初生的互联网金融行业茁壮成长，行业自律成为正在拟定的监管大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动成立互联网金融主要业态的行业自律组织，制定自律规范，加强信息披露，建立行业内部投诉处理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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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养老保险作为最主要的养老保障，由于养老金具有给付周期长、涉及人群众多等特点，其保值增值问题日益重要。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国在养老金投资上都受到了影响，相关数据表明，OECD国家2008年养老金投资的名义损失为21.4%，养老金资产与GDP的比例由2007年末的111%下降到2008年10月的90%，养老金总额降为23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是特指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发展潜力大，力图通过体制改革与经济进步而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经济体。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天然资源丰富，国内GNP并未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在社保基金运作问题上，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相似困境，不少已采取了新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多支柱养老体系基本框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强制性现收现付制社会基本保险，即最低程度养老保障；二是强制性基金积累制的养老保障；三是自愿性补充养老保障。多支柱可有效分散风险，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养老责任，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扩大覆盖面。并且多支柱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有利于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东欧国家基本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保体制多少带有社会主义的遗留，其转型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土耳其的社保基金新系统更是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社保案例之一。匈牙利、俄罗斯和波兰的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均从政府主导向“三支柱”发展，既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还改善了国民养老保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东欧许多国家都允许商业机构管理投资养老基金，并给予参保人选择投资管理机构的权利，通过市场竞争，提高养老基金运作效率，政府主要负责监管工作。俄罗斯放开了第二支柱国家养老金基金积累部分供私营养老金公司和私营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波兰将第二支柱基金完全交给市场运作；土耳其实行自愿原则以及量入为出制度。使养老基金类似于一般的基金，完全根据市场的回报率决定养老基金的投入。

土耳其养老保险系统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其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实行三支柱体系，即传统的量入为出制，强制的私人基金制和义务的私人基金制。土耳其于2001年率先完成了第三支柱强制私人养老基金的建立。相关数据表明其政府债券和国库券，货币市场工具以及外国证券的投资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而逆回购协议和其他投资工具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政府债券和国库券，逆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工具都是低收益率高安全性的金融工具，前者信用等级非常高，而后两者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总体来说，土耳其社保基金的投资组合呈多样化而保守的风格。金融危机之前，土耳其养老基金规模呈稳步快速增长趋势，基金资产余额年增长率中位数为62%，到2007年时，基金规模达到了约28亿美元，占当年GDP总额的0.44%。2004到2007年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达到了16.66%，而保守型工具的投资名义收益率通常不会超过10%，说明土耳其社保基金投资在股票、外国证券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表现上较为优秀，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和安全性。2006年由于国际经济波动，油价高涨以及通胀率居高不下，市场对于政府对资本市场管制预期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得资本净流出加大，社保基金的投资实际回报率也急剧下降到了1.4%，在其他3年投资实际回报率都达到了9%以上，显示了其优秀的保值增值能力。

东欧国家的养老体系受智利阿根廷模式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在构建私营化管理基金制的保险模式方面，有共同特点和发展趋势：一、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第一支柱是国家最低程度的强制性现收现付制社会基本保险；第二支柱是与缴费水平挂钩的强制性基金积累制的养老保障；第三支柱是可提供更好生活水平的自愿性补充养老保障。二、基金积累制养老金的市场化运作。商业机构管理、投资养老基金，并给予参保人选择投资管理机构的权利，通过自由选择和市场竞争，提高养老基金运作效率，政府集中精力做好监管工作，保证基金安全稳定，养老基金类似于一般的基金，投资者可以每天随时查询个人账户的运作，完全根据市场的回报率决定养老基金的投入。三、相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东欧国家政府对养老金倾向于采取力度更大的限制措施，养老基金投资相对保守，抗风险或者说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能力较强，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保值增值能力以抵抗购买力风险。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具有典型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仅就养老金投资方面而言，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在养老金投资的发展水平、投资收益、监管体制等方面的发展都早于我国。经过有选择的对新兴市场国家养老金的投资组合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则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情况下提出适于中国的养老金投资组合策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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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金融危机时代全国经济发展形势

自全球性经济危机以来，我国金融业也受到一定冲击。对于金融市场发展并不完善的国内地方经济金融来说，在此金融风暴中，暴露出很多的问题。在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下，地方金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这同时也是一次新的机遇。

在针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关于全球经济的研究中，宋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在就“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话语权均受到大幅度削减”这一说法，答记者问时说，“但西方价值观与规则根基并没有瓦解，新兴力量真正崛起并起主导作用尚需时日，”“中国既不能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与作用，也不应置身其外，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参与国际事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协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另在主权货币国际化的时间跨度问题方面，宋玮表示：“货币崛起与经济崛起之间往往存在着30年至50年的时滞。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这一时滞有可能会缩短”，“强势经济是强势货币崛起的必要支撑与起点。”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大幅度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市场动向和金融发展方向势必引起众多关注。面对现阶段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只有看清局势、找准方向、权衡利弊、慎重决策，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获得飞跃。

（一）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趋势会逐渐发生变化

1、发达国家储蓄资金增高、消费额减少；2、新兴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急速上升；3、回归实体经济，减小金融危机影响和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4、低碳环保式经济发展壮大；5、国际化趋势加快。

（二）在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下，我国经济必然会做出一些调整

1、企业进出口比率的变化，出口额的大幅度缩水，要求企业向精加工、提高出口商品质量方向发展；2、创业型经济急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形成，要求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3、生产要素的转变，减少通过消耗自然资源获得的经济增长，提高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利用来带动经济增长。

中国的金融业在金融一体化的浪潮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深入改革，不断扩大发展，一直保持基本稳定。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明显不够成熟，金融结构并不平衡，国内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国内金融业如何在现阶段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实现国家针对金融发展的要求，是现阶段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现阶段地方金融现状分析

地方金融，主要是为当地居民或地方企业提供服务的。包括三类机构：1、地方正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2、地方准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3、其他地方性机构，贫困村发展互助资金社、农民资金合作社等。这三类地方金融业的发展并不同步，秩序性也依次减弱。随着近几年全国性的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地方金融业急速发展，各类机构不断涌现，但由于地方金融机构缺乏规范的管理制度、无法实施城市化金融市场监管，造成了地方金融业管理的混乱。现在地方金融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地方金融机构、同地方各类金融机构各自为政，造成地方性明显，使得吸纳来源广泛的外来资本困难，不利于地方金融的发展壮大。另外，地方金融机构对外借贷利率过高，借贷方式单一，这些都不利于吸引外来资本和零散资金的注入。

（二）地方金融机构的秩序混乱。城乡差异、或地方差异，导致某些金融管理制度，在地方金融机构中并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监管力度不够，规章制度设置不甚合理，这些都不利于地方金融在面向本地居民和当地企业时发挥作用，对当地经济产生更深影响。

（三）地方政府过多干预。地方金融机构在地方上建立并实现运转，必然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协助，但是地方金融中政府主导现象严重，或者地方政府利用行政管理职权，成立金融办、并授予金融办职权主导当地金融机构运作，如上海和宁夏等地，均不利于实现地方金融业的市场化。在地方政府主导模式下，应规范政府职权，明确政府干预方式，避免政府干预金融机构内部具体操作，影响金融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度和调控能力。

（四）地方各级部门、各类金融机构之间无法实现协调统一。各级地方金融机构之间，联系不够紧密，内部各级监管部门责任分工不明确，各机构之间交易手续繁杂、工序繁琐，无法适应高速的金融业的发展，不能实现统筹规划，促进地方金融的更深层次的发展。

三、后金融危机下地方金融管理问题的研究

在后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业面对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考验。在国际市场影响下，国内金融业高速发展，全面开放，地方金融业纷纷增加融资，提高经济影响力。但在现行金融制度下，地方金融管理暴露出很多问题，导致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地方金融管理改革刻不容缓。针对地方金融管理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来制定管理策略。

（一）金融管理模式方面

在“分类管理，专办协调”的模式下，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各级部门之间联系，增强金融管理。实行金融控股集团模式、政府监管模式与“分类管理，专办协调”模式相结合的方式，完善管理制度。一是完善国债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人民银行在国债监管方面的工作职责和处罚措施，为人民银行依法行政提供较高层次的法律法规依据，使国债监管有规可循、有法可依，为国家筹资和个人投资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债投资环境。二是按照《凭证式国债承销团成员考评办法（试行）》，加大对考评对象的国债发行组织和账务处理情况的检查考评力度，提高业务规范性，促进国债销售机构规范其国债业务核算，规避国债资金风险，自觉维护国债信誉。三是及时总结反映检查、考评情况，对于检查、考评工作中遇到的情况或问题，及时与上级国库沟通、反映。四是将储蓄国债发行时间纳入货币政策委员会“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时的考虑范畴，减少或避免因国债发行时间与利率调整时间冲突而取消国债发行的情况发生。

（二）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管理制度

针对地方金融发展状况，实时实地的实行国家相应政策。灵活运用，积极创新，增强地方金融管理制度在本地的适应性，使其更好的监管地方金融的发展，促进地方金融更好的为地方经济和当地居民提供服务。

（三）规范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管理方式

规范地方政府参与地方金融管理的方式，明确地方政府权限，不干预金融机构自身业务操作，将管理重心由争取资金转向协调服务。使地方金融更好的融入市场经济，提高地方金融的市场调控性。为地方金融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

（四）完善各级各部门的工作机制

利用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发展地方金融。加强“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调动税务、工商等部门共同协作，加强联系，相互监督，增强监管力度，完善各级各部门的工作机制，增强各部门的协调统一。

（五）加强对中小型企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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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经历一个由实词到虚词的演化过程，研究者多是通过对文献中“焉”的词性和用法进行计量分析，然后归纳出“焉”的词性和用法，并且得出其历时演变。另外一些研究者也对该领域中的一些普遍观点提出质疑。其中最为热点的是“焉”是否是兼词，以及对兼词这一概念的异议。这些到目前也没有明确的定论，所以还需要研究者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焉”的词性

（一）“焉”字兼词说。连元通过对《史记》中“焉”的研究，认为“焉”作兼词 ，相当于“於（于）”加上代词，表示与谓语中心成分有关的处所、对象等。

张玉金通过对战国出土文献中“焉”的研究，认为“焉”作兼词，有“焉、安”两种写法。将兼词“焉（安）”的用法分为七种，分别是施事、受事、表示对象、与事、伴随、比较、范围、时间。

（二）“焉”字语气词说。连元认为“焉”作语气词时可分为三种：①谓语中心成分后有补语、宾语。②谓语中心成分之前有表示对象的状语。③不及物动词、形容词、体词性词组作谓语中心成分，并且不需要补出处所或对象。

张玉金提出“焉”作语气词时只在表陈述语气词，并不表示疑问、测度、感叹等语气。并且有“焉、安、言”三种写法。

（三）“焉”字其他词性。连元认为“焉”作代词，可分别作人称代词和疑问代词。也可作助词。

张玉金认为“焉”可作顺承连词，有 “焉、安、按、案”四种写法，表示时间的前后关系。

许家璐则在认为“焉”有指示代词，疑问词、语气词的同时，提出“焉”具有连词的性质。且其认为语气词“焉”是由指示代词“焉”演化而来的。

二、“焉”的用法演变考略

（一）“焉”在句中位置的演变。张归壁通过对先秦至汉的传世经典中的“焉”分别进行计量分析，得出：①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出现“焉”字。②春秋以前的作品中“焉”字一般不单独用于谓语之前。③春秋末及战国时期的典籍中“焉”字被大量用于谓语之前。④汉以后，一般的叙述性语言极少在谓语前用“焉”。

（二）“焉”的词性演变。连元认为“焉”的演变主要是作语气词增多。从先秦到西汉，“焉”明显虚化。

李小军认为主观性对语气词的发展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指出由于主观移情的作用，“焉”的句法地位逐渐下降，最终语法化为语气词。

三、对“焉”是否是兼词的研究

（一）介词兼代词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提到“‘焉’代‘于是’者，指事也，代‘于此’者，指地也。”【1】其中“于”是介词，“是”、“此”是代词。

董希谦认为兼词“焉”常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作补语。并认为“焉”的代词性消失的用法是由兼词“焉”演变而来的。

何乐士、洪成玉、荆贵生、连元、张玉金也持同样的看法。

（二）指示代词兼语气词。王力提出“焉”是一个指示代词兼语气词，指示代词指的是某一范围和方面，经常用于叙述句的句尾表示停顿。

（三）决断词说。李佐丰认为“焉”是一个兼有指代作用的决断词。依据有二：一是“于之”在古书中很少见;二是将“焉”理解为“于是”等，已经取消了其决断作用。

（四）否认兼词说。关树法认为“焉”不是兼词。①从形成兼词的语音条件来看，“焉”不具有合音的条件。②从形成兼词的构词条件来看，“焉”不是“于”和“是”（或“之”、或“此”）的结合体。③他认为“焉”只是一个代词。④按语法学的要求把“焉”定为兼词，则是一种误解。

王世华持同样的看法。

王立军和王永安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证焉不是兼词：①兼者与被兼者理应处在同一历史平面上，而训释词和被释词则大多居于不同时代。②从兼词的定义来看，不存在合音词，也不存在兼词，只有合音字。③从兼词的印证来看，“焉”可以作为指示代词、疑问代词、承接副词、语气词这四种主要用法，但不能用这四种用法来解释兼词“焉”。

根据对前面研究者所做研究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对“焉”的词性和用法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焉”进行计量分析，并做出归纳，以达到分析全面的目的。

2.通过以往的研究，“焉”的词性种类的范围已基本确定，主要有代词、兼词、助词、语气词、连词这些分类。

3.在考略“焉”的历时演变的研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焉”在谓语成分前后位置的变化，二是“焉”的词性演变过程。

4.对于“焉”是否是兼词有不同的看法。何乐士、董希谦、洪城玉等人认为“焉”是兼词，而关树法、王世华、王立军和王永安则认为“焉”不是兼词。他们分别从合音条件，构词条件，时代性特征等多个角度对自己的观点提供依据。但是目前尚未形成定论，所以在这方面可以深入研究。

注释：

【1】马建忠. 《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4页，2007.

参考文献：

[1]董希谦，《古汉语简明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

[2]关树法，焉并非兼词――兼论兼词形成的条件，辽宁大学学报，1986 （1）.

[3]王世华，破 “兼词”说一一兼谈古代汉语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古汉语研究，1989 （2）.

[4]洪成玉，《古汉语教程》，中华书局，1990年.

[5]张归壁，“爰”“焉”用法演变考略一一兼谈《天问》的作者，古汉语研究，1990 （4）.

[6]王立军，王永安，“焉”字兼词说质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4）.

[7]连元，《史记》中“焉”字用法研究，北方论丛，1997 （2）.

[8]荆贵生，句尾 “焉” 字的词性及辨别方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 （1）.

[9]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年.

[10]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

[11]李佐丰，《古代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

[12]许家璐，《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13]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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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言

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不断引发新的创新浪潮，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投入，加快科技事业发展，重视基础研究，重点发展战略高技术及其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因此，如今的国际竞争从根本上说就是科技的竞争，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技术企业当前普遍面临融资难的现实问题，并且随着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和复杂，融资困难已经成为制约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1]。

（1）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瓶颈问题提供思路，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大部分中小企业存在融资渠道不畅通、管理不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弱、产业结构不合理、抗风险能力差、信誉度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其中，融资困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而管理不规范、技术创新能力弱、产业结构不合理、抗风险能力差、信誉度不高又是造成融资困难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其融资渠道、融资结构、融资环境的深入研究，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瓶颈问题提供思路，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2）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建议，加快科技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融资困难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融资机制不完善、渠道不畅通、方式单一、资金数额不足，不能保证企业持续发展，降低了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的动力。通过从融资渠道、融资结构、融资环境等几个方面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建议，完善融资机制。恢复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的活力，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2]。

2中小企业融资不同发展时期的融资战略

中小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资金需求特征，因此其融资战略也呈现阶段性特征：

2.1初中期的融资战略

（1）种子期阶段。此时企业还未真正创建立起来，创业者还只是处于一种有新思想新创意的状态。技术人员在企业创建之前，也要先进行产品的研制和开发，验证其可行性。在该阶段，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技术和产品开发风险，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出于稳健经营的考虑不会向处于这个阶段的个人、机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此时所需的资本大约有一半以上主要来自于创业者自身家庭的储蓄，以及向朋友借债，这种投资或以私人直接投资的形式，或以放弃工资的形式实现，风险投资尚未介入。另一种方式是天使投资，即富有个人的投资。他们在投资后作为董事会的成员参加企业整个的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此外，如果种子项目整体评估的投资风险是在可控制的、可管理的范围内，又符合专长领域，创业投资公司会提供少量的种子资金，但一般不超过其全部投资的10%[3]。

（2）创业期阶段。此时企业正式成立，完成了产品开发。在这一阶段，企业要生产，就要购买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以及为新产品开辟一条营销渠道。因此这一阶段对资金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而在该阶段，企业经营尚未步人正轨，企业规模较小，没有盈利记录，没有固定资产或资金作为贷款的抵押和担保，能否获得足够的资金占领市场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此时以规避风险为原则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放不愿意提供资金的支持[4]。

（3）扩展期阶段。这一阶段企业的初期产品已经完成，产品已经进入市场，企业经营业绩逐渐得到体现，其潜力也初步体现出来，为进一步开发产品和扩大生产规模，以及加强产品的营销能力，企业在R&D和广告等公共媒体上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所以这一阶段企业还需要大量的资金。但由于距离企业股票上市特别是在主板市场上市还有较大差距，从金融机构贷款融资需要担保、抵押等严格的条件，筹资渠道仍然比较窄。所以在该阶段，企业融资还主要是风险投资。由于创业投资机构已经有前期资本投入，又对企业前景看好，往往会主动追加投资，一般以45%-60%的投资组合比例投入该阶段，这一阶段的资金称作扩展资本，等企业发展壮大，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社会知名度之后，风险投资公司便将企业推向资本市场，同时撤出前期投入的资金。这时，高新技术企业进入下一个时期。

2.2中后期的融资战略

在这一阶段创业投资机构为实现创业投资的成功，顺利获得资本利得，会继续向企业投入一些资金，以便协助创业资本从创业企业中退出。实际上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进入中后期阶段，企业的融资渠道有了大规模的拓展，可以进入正常的融资渠道。这一时期融资方式主要有[5]：

（1）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

中小企业进人成熟阶段后，产品技术渐趋成熟，目标市场比较明确，管理也上了轨道，经营业绩有了长足进展，资金状况也有了较大改善，各种风险已大幅度降低，企业已经拥有足够的业绩记录来证明自己的信用，融资能力相对较强，此时以规避风险为原则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愿意提供贷款，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还具有成本低，手续简单，融资期限长等优点。而且，企业进入成熟期后，（）随着销售收入的增加，其自身已有了稳定的现金流入量，资金缺口逐渐缩小，所以该阶段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己成为可能也是最方便、最经济的方式。

（2）通过证券市场（上市、增）共开发行股票筹资

（股票发行与上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行时融资过程，上市只不过是使股票能够在证券交易所交易而已。不过，上市企业的股票比不能上市的要好些。）

中小企业发展到成熟阶段，企业得到广大公众的认可，上市条件已经成熟，上市已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中后期融资的另一种主要方式。上市一方面为高新技术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为风险投资撤出、实现投资收益提供了一个出口，而且通过撤出风险投资，使风险投资形成“投资——撤出——投资”的良性循环。高新技术企业发行股票上市融资，国外和香港主要是在二板市场上市，如美国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在NASDAQ市场上市，2009年3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于5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创业板市场建设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2009年5月，创业板发行审核制度和保荐制度基本明确，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6]。

3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理论分析

中小企业融资难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也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世界范围内，中小企业都不可避免地遭遇过各种各样的融资困难。依据现代金融理论，中小企业融资的最大特点是“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投资者为降低“道德风险”，必须加大审查监督的力度，而中小企业贷款“小、急、频”的特点使投资者的审查监督成本和潜在收益不相称，降低了它们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积极性。

3.1经济学分析

融资难是世界各国中小企业都面临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即便是在金融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虽然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比较健全，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主要为[7]：

（1）交易成本高。中小企业贷款过程中交易成本相对较高，使得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因为银行信贷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性，贷款规模越大，单位交易成本越小。

（2）中小企业在信贷筛选中一般处于不利地位。当银行面临逆向选择问题时，一种主动的策略就是提出某种非价格条件，即通过某种机制诱使贷款申请人提供抵押或担保。中小企业在贷款中所面临的抵押要求更严格。同时，受地理位置、资产专用程度、处置成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小企业在清算时其价值损失相对较大，只有通过更高的抵押要求才能补偿潜在的损失。

（3）中小企业经营风险较大。中小企业经营持续时间相对较短，退出市场的概率较高，客观上增大了银行信贷的风险。

银行的首要目标是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然而中小企业的高倒闭率和高违约率使得银行难以遵守安全性和收益性原则，导致银行不愿放贷。中小企业大都处于初创期，不仅数量多、规模小，而且单个企业需要资金量少，财务管理透明度差、生产管理制度化不够，再加上部分企业扩张欲望脱离自身基础，造成中小企业信用水平极低，因此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必然面临着超过金融机构自身承受能力的信贷风险。

3.2融资机制分析

（1）融资结构不合理。企业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因为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减少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当价值上升与下降的边际变动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前提是企业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为正，否则为负[8]。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可以良好运转。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然而，中小企业目前普遍存在高负债率，低销售利润率的高风险情况，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是负面效应。

4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模式研究

4.1改善金融机构服务 建立完善担保机制

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其高风险性又缺少信用积累和抵押资产，其融资问题历来是个难题。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发展融资担保是解决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资金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对于一些不愿意出让技术产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创业者来说，利用担保体系获取资金往往比风险投资更为有利。我国的担保行业目前还不完善，在运行的过程中操作机制还很不规范，无法发挥担保基金的放大效应。为吸引社会资本流向高新技术领域，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正常发展，我国应逐步探索完善科技投资的担保机制。首先，建立政府担保制度。由政府出资建立信用保证机构为高新技术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提供资金融通时的信用担保或由政府向商业银行提供高新技术企业贷款担保。其次，以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为引导，吸引商业银行、大公司等为担保基金提供资助，鼓励社会资金进入担保业。具体运作方面，可以借鉴国外风险投资保险公司的运作模式，开展担保业务。随着担保业的发展，政府逐渐退出，由民间资本主办担保业，政府适当地对其提供补贴和优惠政策。

此外，担保行业本身也要注意防止风险。从担保业本身看，担保实际上是将银行的风险外移到担保公司。在担保公司运营初期，担保公司一般可以比较谨慎地控制担保风险，但随着业务的拓展，担保公司担保的企业数量和金额不断增加，被担保企业的规模和被担保资金也会高度膨胀，数量和规模的集中自然会增大担保公司的风险概率。而由于担保公司以同样的资产多次、重复担保，银行的风险也并没有得到真正规避。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于目前比较吸引中小型企业的“无抵押”担保贷款，企业在借贷时要十分慎重。无抵押不代表无责任，它押上的是整个企业的信用。无抵押贷款虽然吸引人，但一旦政策变动或风吹草动，银行为规避风险，往注首先要保全借贷资金，结果引发其他债权人的恐慌。不少国际知名的大公司，就是因为忘记了资产负债的这条铁律，而毁于一些莫须有的传闻中。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担保公司能够帮助国内中小企业的一部分融资问题，因此它的发展有一定市场空间，但如果担保业的发展超出了一定限度，无论对企业、政府还是担保业本身，都要注意防范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4.2建立和完善直接融资市场体系

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是当前解决传统中小企业融资瓶颈的基本出路之一。企业不同的成长周期和阶段，需要不同属性的融资安排。当前中小企业板已经设立，应当探索中小企业板的运行管理模式，使这一融资渠道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要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传统中小企业到香港联交所等境外创业板上市，开办面向成长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板交易市场。在发展初期，不仅在一级市场上政府要给予扶持，在二级市场上政府也同样要给予扶持，这样就可以实现两个市场上的良性互动：在促进一级市场发展的同时又带动了二级市场的发展，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为此，首先应建立中小企业专项投资基金，专门买卖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以资产为支撑的证券，从而活跃二级市场。投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也吸纳其他商业银行、民间资金和个人资金，来壮大专项基金的实力。其次，政府应当研究中小企业发债的可能性，允许中小企业探索发行企业债券或可转换债券的路子，使得部分优质中小企业能够通过债券这一渠道进行直接融资。再次，可开辟重点为传统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以便传统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债权顺利转化为股权。此外，政府还可考虑成立民间投资基金，积极扶持、鼓励社会资金投资于传统中小企业，并加强对民间融资方式的监管。创业板市场是将资本市场的功能前移到创业时期，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直接融资对中小企业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导、示范、激励和规范作用。

在推行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积极的推进作用。在初始阶段应构建有政府背景的中介机构，充当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SPV（资产证券化特殊的中介机构）。政府出面组建这样的中介机构有以下几方面的好处：一是能够广泛地收购中小企业用于证券化的资产，有利于资产的重组和风险资产的风险对冲，从而降低风险。二是政府构建中介机构，有助于资产证券化这种融资方式的全面推广，以及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

4.3政府应当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融资的扶持力度

政府应当优化投资结构，继续保证和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投入。我国现有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作为政府的政策性与引导性基金，不是以自身赢利为目的，而是通过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总量增长做出贡献以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作为回报；它是政策性基金，通过支持高技术成果的转化，鼓励和引导中小企业参与技术创新活动，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它是引导性基金，通过向中小企业提供资助，带动和吸引地方政府、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并逐步推动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新型投资机制，从而进一步优化科技投资资源，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4.4府对风险投资应当给予必要的扶助和支持

政府应当尽快制定风险投资管理方面的法规，当前要尽快制定《风险投资管理条例》，以此来规范风险投资公司的业务范围和运作，并保障风险投资公司在资金簿资、项目选择、知识产权维护和所有者权益转让等方面的利益，经试行并积累经验后，再着手制定《风险投资法》。一个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是风险投资顺利运行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我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对风险投资给予各种政策支持，如政府补助、政府采购、税收优惠、政府担保；金融支持政策、放松准入政策等，必要的时候对少数前阳性、战略性领域进行直接投资，建立风险投资辅助机构。投资高新技术，不但要承担技术风险，而且要承担市场风险，为了充分评估高新技术的投资风险，在商品化过程中把投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可以建立风险投资辅助机构。从国外情况看，有两类专门为风险投资服务的机构：一类是专家咨询委员会.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牵头.提供技术咨询；一类是经营管理委员会，由法律、金融证券、管理专家组成，提供管理咨询。随着我国风险投资机构数量的增加，这些辅助机构作用将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 熊泽森. 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约束及其对策研究——从信息不对称视角考察[J]. 浙江金融. 2011（01）.

[2] 李雷，王溢泽. 破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再思考[J]. 中国商贸. 2012（03）.

[3] 于春玲. 市场化运作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J]. 中国金融. 2012（02）.

[4] 何剑峰. 中小企业信贷的内在动力[J]. 中国金融. 2012（04）.

[5] 童明军. 银行如何加强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管理[J]. 经营与管理. 2012（02）.

篇（6）

人类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文字产生之前的神话传说时代。在中国，酒的起源就有上天造酒、猿猴造酒、夷狄造酒、杜康造酒等不同版本的传说，对于今人来说，其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从种种造酒传说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酒的发明对于中国人而言绝对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创举。

在人类刚刚摆脱茹毛饮血踏入文明社会门槛的时代，严酷的自然环境、野兽侵袭、部落杀戮以及疾病瘟疫等对人类生存也形成了残酷的挑战。当脆弱的生命面对接踵而来的磨难时，巨大的死亡恐惧阴影就一直笼罩着整个童年人类那还远未获得精神独立的心灵，而这种死亡恐惧又唤起了人类超越于其他物种之上的生命自觉。为了获取精神上的救助摆脱死亡恐惧，人类的先知先觉开始了艰苦的精神探索。酒的产生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在整个巫神时代一直守护着人类早期的精神家园，那些让他们得以与天上神灵进行交流的美酒，也随之沾上了神圣的光辉。原始的酒神精神帮助人们顺利摆脱了死亡恐惧并实现了张扬生命自由与狂欢体验的飞跃。

一、汉字中蕴藏的酒文化遗迹

这种巫神祭祀的饮酒风习首先表现在蕴藏着中国文化精髓的汉字中。在距今三千五百年前的甲骨文字中，“酉”字象酿酒器之形，甚至有时直接可以和“酒”字通用。“酒”字为已酿成之美酒自缸中流出之意。“”（即今“丑”字）为饮酒过度之丑态。“尊”字指用手拿酒杯，后借指酒杯。“奠”字指酒樽至于架上以示祭祀。“鬯”指盛满谷物酿酒之形，“鬯”则指以郁金香与谷物混合酿制的美酒。甲骨卜辞中类似“丙寅，翊甲寅酒鬯御于太甲，”（粹190） “贞，来辛酉酒王亥”（粹767）“癸亥卜，争，贞：翊辛未，王其酒，河不雨”（掇2.195甲）等以酒祭祀鬼神的史料更是随处可见，也从而印证了史书所载殷人“宗天、尚鬼、嗜酒”之风习。翻开一部《汉语大字典》“酉”部之下，就如同进入了酒的王国，和酒有关的汉字居然达125个之多，可见酒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

二、先秦儒家经典中的酒行祭祀制度

这种巫神祭祀的饮酒风习在《周礼》、《诗经》等儒家经典中也可以见到大量的记载。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周礼》，对夏商特别是西周时期的巫神祭祀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当时已经设立了专门管理酿酒的机构，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酒人“掌为五齐三酒”，浆人“掌共王之六饮”，鬯人“掌共鬯而饰之”。而祭祀用酒又各不相同，分“五齐”（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沈齐）“三酒”（事酒、昔酒、清酒）“四饮”（清、医、浆、酏）“六饮”（水、浆、醴、凉、医、酏）。与隆重的祭典和多种酒类相配套，商周时代的酒器之多也令人目不暇接：酿酒的，贮酒的壶，贮而备斟的尊，盛鬯备送的卣，温酒的、，烫酒的觚，斟酒的爵、斗、觯，不一而足。《诗经》305篇中，《大雅・旱麓》、《小雅・信南山》、《江汉》、《周颂?臣工之什丰年》、《闵予小子之什载芟》等都以描写用酒祭祀鬼神先祖著称。特别是《诗・小雅・宾之初筵》，酒筵开始之时，“宾之初筵，左右秩秩。……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其未醉止，威仪反反”，庙堂祖先的灵位前，陈列着牺牲玉帛，摆放着鼎鼐豆鬲，随着悠扬的音乐响起，祭祀者装满美酒的酒杯举过头顶，倾注在祖庙前的苞茅上，美酒中融进了后世子孙的无限哀思和感念，还有祈求祖先在天之灵保佑后世子孙平安的企盼和希望。

三、楚辞中的酒祭巫神

如果说汉字中蕴藏的只是关与酒文化的历史遗迹、儒家经典中保留的只是酒行祭祀制度，那么对巫神祭祀饮酒风习进行形象描绘的历史重任则交由屈原来完成。

战国末期，北方中原地带经由周公所开创的礼乐文化早将殷商时代的嗜酒风习扫荡殆尽，地处于南方的楚文化却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而保存了远古时代“重巫神，多祀”的文化风貌。我们可以在屈原的作品中感受到巫神祭祀时那种陶醉和欢狂。在《九歌》祭祀“东皇太一”时，“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扬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描绘的还只是一派安宁祥和的氛围。祭祀“东君”太阳神时，诗篇中已充满了离奇的夸张与想象：“操余弧兮反沦降，授北斗兮酌桂浆”。到了《招魂》中，呈现出来的已经是诗人那不可遏抑的生命激情所迸发出的兴奋、迷醉和性灵的张扬：“瑶浆蜜勺，实羽觞些”，绿如碧玉甜似蜂蜜的美酒斟满了形如飞鸟的华美酒杯；“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冰镇过的酒糟令人清凉畅快；“华酌既陈，有琼浆些”，名贵的酒斗盛着美酒佳酿；“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嬉光眇视，目曾波些”，醉酒少女两腮娇红，顾盼间无限深情；“娱酒不废，沈日夜些。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酎饮尽欢，乐先故些”，彻夜的欢乐宴饮，无限的诗酒风流，舒展伸张的情思，不羁的生命热情，在一派迷醉的狂欢中超越了死亡的阴影，现实世界的痛苦与压抑，都在张扬的酒神精神中灰飞烟灭，只留下绵延不绝的风流气韵在无限的时间之流中书写出大写的生命赞歌！从以上《九歌》、《招魂》巫神祭祀饮酒场面描绘即可看出，屈原笔下的酒神精神披上了一件华美的巫神祭祀外衣，而且场面之壮观、参与者精神之投入程度几乎已经接近尼采所谓的那种古希腊式的“酒神精神”。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屈原的这种酒神精神陶醉是以清醒为前提的，它在本质上与古希腊式的酒神迷狂是不同的。古希腊式的酒神迷狂目的在于破坏，在于挣脱束缚，而屈原的酒神精神陶醉以拯救和恢复为旨归。屈原在本质上是排斥酒神精神，他宁肯清醒地投江自尽，也不愿在迷醉中苟存。

参考文献:

[1]汉语大字典［M］.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

[2]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M］.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5月

篇（7）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2-0093-05

一、引 言

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日益显著，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在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随之这一提法得到了全球范围的认可与推广。低碳经济的迅速兴起，催生了“碳金融”，所谓碳金融，是指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服务的各种金融交易活动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资与融资、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开发的交易和投资、以及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努力的其他金融中介活动。碳金融作为低碳化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手段，构建完善的碳金融体系也已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支柱。由于金融业在实体经济中拥有广泛的利益相关基础，因此碳金融的崛起与发展将对世界经济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发达国家围绕碳排放权，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并且形成了以碳交易货币为对象的直接融资、银行信贷、碳期货、碳期权、碳指标交易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我国作为世界碳市场最大的碳资源国，势必将成为国际碳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参与者，在全球掀起的低碳经济革命和发展低碳金融的趋势下，如何充分发挥低碳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把我国发展成为世界具有影响力的碳金融中心，是需要学者们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20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环境金融认识的不断深入，国际组织和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功能，并提出了环境金融的概念。Jose Salazar（1998）提出应当探寻保护环境的金融创新制度[1]。Eric Cowan（1999）探讨了发展环境经济而需要的资金融通的途径[2]。Marcel Jeucken（2001）分析了金融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强调了银行中介机构在环境问题上的重要作用[3]。Sonia Labatt和Rodeny White（2002）探讨了金融创新与环境的关系以及金融业进行环境风险评价的途径等相关问题。而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基础是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和科斯定理[4]。Coase于1960年提出利用市场和产权界定的方法解决外部性问题[5]。Dales（1968）进一步发展了科斯的理论，将产权概念引入污染控制领域，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的概念，成为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基础[6]。Montgomery（1972）证明在各种减排方式中，排放权市场化交易的减排成本最低[7]。Stern（2007）指出从减排的动态激励来看，排放机制有效性更高[8]。

近年来，国内相关学者对我国发展碳金融市场的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周小川（2007）指出金融业应该高度重视对节能减排的金融服务工作，一是金融机构应强化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责任意识；二是金融系统应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三是金融系统应对与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企业给予资金方面的支持[9]。李布（2010）提出我国应借鉴欧盟碳排放体系的基本理念和实施经验，发挥市场机制在低碳经济的基础作用[10]。舒丹（2010）认为以绿色信用、绿色信贷和绿色理财为特征的中国碳金融的发展成为金融业战略选择的必然，但是由于对碳金融的认识尚不到位，以及政策性风险和中介市场发育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碳金融发展进程充满不确定性，为促进我国碳金融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应从政策扶持、市场机制和中介组织建设等发面加大扶持力度[11]。张晖（2010）从中国碳金融市场现状入手，提出了构筑中国碳金融市场体系的设想，包括建立银行主导型的碳金融市场体系；建立新的碳金融政策性银行；鼓励商业银行加强对节能减排项目的资金支持以及设立碳基金等[12]。乔海曙、陈守端、沈淑娟、杜华青（2011）从碳金融市场创新、碳金融市场规模、碳金融市场结构、碳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碳金融市场制度建设五个层面，透视了截至2010年末我国碳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13]。本文从我国碳金融市场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入手，从碳金融政策体系、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多层次碳金融市场体系三方面提出了发展我国碳金融市场的战略布局。

二、目前我国发展碳金融所面临的问题

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全球碳交易额为108.64亿美元，2006年达到312.35亿美元，翻了将近三番；2007年为630.07亿美元，又比2006年翻了一番；2008年为1，263.4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2.6％。世界银行预测，到2013年全球碳交易额将达到1，8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而碳排放额度也将取代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①。发达国家围绕碳排放权，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并且形成了以碳交易货币为对象的直接融资、银行信贷、碳期货、碳期权、碳指标交易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相比之下，我国的碳金融体系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碳金融工具的多样性、碳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目前我国碳金融的发展面临了以下问题：

（一）碳交易平台建设不完善

目前全球的碳交易所均被发达国家所主导，我国的碳交易市场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因此缺乏全国性的碳交易所。2008年，我国先后建立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09年，湖北、云南、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建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机构。2010年，山西、四川、山东等省也尝试性的建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机构。但我国目前的碳交易市场，以清洁能源发展机制为依据，交易对象主要是基于实体经济减排项目的交易，并不是标准化的交易合约，交易品种单一、交易规模小。而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分区模式使其交易难以跨区域，加上排污收费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环境交易市场发展缓慢，也就阻碍了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二）国内金融业参与碳金融的深度和广度有限

碳市场分为项目化市场、商品化市场和金融化市场三个层次。目前我国在这三个层次方面的发展严重滞后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与国内发展较快的低碳经济相比，金融机构对碳金融工具的价值、碳金融产品项目开发、操作模式、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国家也没有提出规范的系统的碳金融政策文件作为指导。近年来，虽然金融部门一直在推进“绿色金融”，但目前仍是以银行信贷为主，直接融资占比小，融资方式除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外鲜有其他形式。为碳减排项目提供直接融资途径、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以及为企业CDM②项目获得联合国认证提供咨询服务等碳金融服务还处于空白状态，国内更缺乏碳证券、碳保险、碳基金、碳期货、碳期权、碳掉期交易等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和相关的金融服务。这都使得我国金融业对碳金融的参与度相对有限。

（三）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

在碳交易的基本流程中，涉及众多的中介服务机构，如研发机构开发交易标准和方法学，法律机构为碳交易体系建设提供服务。碳排放权是一种虚拟产品，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比如其中的CDM项目开发程序相对比较复杂，交易合同期限长，且涉及境外客户，非专业机构很难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14]。而我国本土的中介机构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难以开发和运作此类项目。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碳金融产品项目开发、操作模式、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只有极少数几家商业银行关注碳金融。另外，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专业技术咨询体系也相对缺乏。

（四）我国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话语权缺失

尽管我国是CDM项目主要供应国，但由于国内金融中介机构对碳金融产品项目开发、操作模式、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我们国家现在企业卖出的CDM，主要是由国际碳金融机构承接运作，定价权被国际金融机构所掌握。目前日元、欧元等充当着围际碳交易的结算货币，人民币不是主要结算货币，因此也不具备CDM定价权的条件。这造成了中国尽管是CDM市场的最大卖方，但却处于CDM市场产业链的最低端，由于缺乏碳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局面。

（五）对于低碳金融认识不足

根据京都协议书，我国目前尚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因此碳金融并未受到高度的重视，我国碳金融的发展缺乏综合性的配套扶持政策。地方政府仅仅着[于近期的发展，而不积极参与排污权交易，财政政策没有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使得注册CDM 项目的企业逐步失去了发展机遇。我国尚未提出相对规范和系统的低碳金融发展的法律规范和实施细则，由于没有形成强制性的要求，国内银行参与碳金融交易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另外，碳金融在我国传播的时间较短，国内许多企业尚没认识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

（六）碳金融产品数量和创新不足

目前，我国只有商业银行及政府推出了一些碳金融产品，投行和交易所还没有参加进来，虽然兴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做了一定的开发，但不论产品数量、功能还是多样性方面都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且我国目前在碳金融市场建设方面发展滞后，缺乏成熟的碳交易机制和碳交易平台，没有碳证券、碳保险、碳基金、碳期货、碳期权、碳掉期交易等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以及科学的风险分担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因此很难与国际金融机构相抗衡。[15]

三、后京都时代我国发展碳金融市场的战略布局

2011年12月11日结束的德班气候大会③决定，《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38个发达国家将继续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并在2020年之后要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涵盖所有缔约方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越来越大，对我国碳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将产生直接影响。我国应立足于经济自由化程度不高、工业现代化任务尚未完成和金融业受到严格管制的基本国情，提出我国发展碳金融市场的具体战略，以建立全方位的碳金融政策法规体系、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多层次的碳金融市场体系、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创新碳金融产品为目标，引导金融业的全面、深度参与，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广泛的融资渠道并分散风险，为我国低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一）建立全方位的碳金融政策法规体系

政府应该把发展碳金融纳入到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框架内。政府首先要完善碳金融法规。目前，国内关于碳经济和碳金融尚未提出规范的法律法规，碳金融参与主体权利的保护和义务的约束缺乏必要的适用准则，这就抑制了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加大了开展碳金融业务的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因此，要借鉴发达国家的运作经验，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支持，确保我国碳金融的规范发展。另外，还应以政策激励机制提高金融业参与碳金融交易的积极性。国家相关部门应出台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激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碳金融市场，加大环保信贷的投入力度，开通“碳金融融资绿色通道”，将跨境“碳资本”的自由流动列为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行目标，引导外资逐步流向低碳产业[16]。最后我国应积极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产品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并逐步推进碳交易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这是我国在碳金融领域争取碳金融市场定价权的关键一步。

（二）建立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

我国碳金融发展滞后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且处于国际碳金融产品价值链的最低端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的不健全，我国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建立起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体系。一是完善碳金融交易的辅助设施建设。在碳金融产品的价值链中，辅助设施的建设也很重要，因此应鼓励金融机构成立碳金融相关部门，专门设立碳产业基金，以鼓励碳金融产品的研发和推广，碳金融交易的风险控制机制和投资利益补偿机制，支持节能减排和环保项目债券的发行等。二是积极培育碳金融服务中介机构。我国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碳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不断优化碳金融市场上的参与主体结构。三是建立有效的碳信息披露数据库。碳信息披露主要指企业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评估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风险和机遇的评估，这是设计碳市场并引导其良性运转所需要的主要信息。应尽快出台促进企业主动进行碳信息披露的指导性文件，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碳信息，主动将碳信息披露融入到自身的经营运作中，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碳信息数据库，整合汇总各企业的碳信息资源，最终使该数据库能与国际金融经济数据库相对接，实现信息披露和采集的标准化，提升数据的公信力[17]。四是构建碳金融人才培养机制。碳金融工具的研发、资本运作、资源管理等相关业务和职能的实现，都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持，所以，要特别重视碳金融人才库的建立与维护。五是积极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金融机构应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碳交易运作模式，结合本国国情，开放出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本土化的碳金融工具和业务，如开展银行碳基金相关的理财业务、保理、信托类“碳金融”产品、以CERs④收益权作为质押的贷款、碳保险、碳资产证券化等业务，积极参与国内碳金融市场。

（三）建立多层次的碳金融市场体系

所谓多层次的碳金融市场体系指的是碳金融交易主体的多元化和碳金融交易工具的多样化。我国碳金融市场刚刚起步，应积极借鉴吸收国际先进的碳交易市场运作经验，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碳金融市场体系。一是活跃多层次的碳交易所市场，积极引进碳交易机制，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的一体化。交易所市场是碳金融活动和碳交易的公开平台，也是碳排放配额的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市场。首先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平台建设、区域规划、和制度设计三方面的做法，合理布局我国的碳排放交易所。另外应积极探索碳金融项目的风险投资以及私募资金的多元化方式，加大碳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场所的建设[18]。二是鼓励金融机构的参与到多层次碳金融市场体系的构建中来。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国银行业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实施[19]，抓住机遇，积极创新碳金融业务模式，将发展碳金融纳入其经营宗旨和目标体系中，通过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开拓碳金融市场，为发展我国碳金融市场做出应有贡献。三是不断拓展碳金融交易的参与主体，各主体之间分工合作，致力于建立有中国特色多层次碳金融市场体系。比如银行业可以承担碳金融的融资和信贷配置等责任，证券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可承担信托责任，承担低碳证券、低碳基金、碳掉期交易、低碳期货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主体的责任，保险业可承担规避和转移碳交易风险的责任。

（四）建立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

我国要加快建立统一的排放权交易平台，通过引入价格机制强化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将更多场外碳交易项目吸引到场内交易平台上，可行的思路是先自愿市场后强制市场，在自愿减排市场，可以在多家碳交易所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自动报价系统，将所有区域易所连接为国家级自愿减排交易所，有效提高交易效率。自愿交易市场很难做大，所以强制减排市场平台建设应该早做筹划和试验。2020年上海将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现有能源环境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以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建立统一的碳市场交易平台可能性很大。可以先在长三角试点开展碳排放贸易，发展碳预算、碳测算等技术，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实现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的具体途径，为碳交易所开展交易创造前提条件，为全国统一平台的建设积累经验。

（五）创新碳金融产品

碳金融业务蕴含着巨大资金需求，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产品创新。商业银行可以在CDM项目建设阶段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服务、发放CERs收益权质押贷款等解决CDM发展中的资金难题。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建立低碳企业上市“绿色通道”，引导资金流向低碳产业。碳基金是碳市场交易主体，给碳市场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可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成立“碳基金”，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组建碳基金，引导民间资本流向低碳产业。开发环保强制责任保险、与气候和碳排放相关的保险产品、森林保险、碳交易信用保险产品等，使碳保险为碳金融市场发展保险护航。当前，碳现货交易产品正不断规范成熟，在政策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推出尝试标准化的碳排放权商品为标的物的期货、掉期、期权等衍生交易产品，丰富碳金融市场产品，提高碳金融市场吸引力。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9，World Bank。

② CDM：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京都会议）通过的附件I缔约方在境外实现部分减排承诺的一种履约机制。

③ 德班气候大会是于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11日在南非东部港口城市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核心议题为“绿色气候基金”以及《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续问题。

④ CERs：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是CDM 项目下允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开展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核证减排量。这些项目产生的减排数额可以被发达国家作为履行他们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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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ina’s Development of the Carbon Finance Market

in the Post-Kyoto Era

He Haixia

篇（8）

关键词：加工贸易 进口替代 实业股权互投

我国加工贸易的业绩与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出口增长都在两成以上，2008年出口总额为14307亿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与全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相当，考虑到出口产业具有较高的增速以及庞大的间接需求，出口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是无疑的。其中加工贸易从1995年以来超过一般贸易一直成为出口的主要形式。

我国培植出口产业成长经过了长期的努力，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四个经济特区到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又从沿海发展战略到外汇并轨最终到入世，为了促进贸易产业成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此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认为“出口导向”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出口产业成长也给我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通过出口产业增长促进了经济增长；增加了大量的就业，由于我国还处于二元经济格局，出口企业吸收就业的主体是农民工，从而出口企业实现了高额的积累；由于出口增长迅速使我国外汇储备超过了两万五千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由于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使我国出现了显著的产品结构升级。

另一方面2009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同时也成为遭遇“反倾销”第一大国，这预示着随着中国占世界贸易份额的增加，所遇到的贸易摩擦也会同时增加；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增长，人工成本等要素价格也在上升，促使贸易条件的恶化，越南、印度等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方面显现出要素禀赋优势。这两点暗示着我国入世后一直持续以两成以上的出口高增长即将告一段落。

此外，随着加工贸易的规模扩张外汇过储已经成为难以忽略的重要问题。所谓重要问题是指：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年复一年的贸易顺差。出口企业在国内生产过程中形成了（或部分形成）国内需求，然后通过出口形成了对国际市场的供给（进口正好相反），所以贸易出超部分表现为国内市场供小于求缺口；如果本币被低估则这一缺口被放大；我国实施的结汇制使这一缺口成为净货币投放，货币乘数又大大增加了这一货币投放对总需求的刺激，总之严重的过储将导致通货膨胀压力。本次金融危机还告诉我们贸易依存率过高使经济运行的风险加大；其次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使国民人均外储超过了一万元人民币，如此巨量的外汇储备本身就存在着各种风险，比如美元每贬值百分之一我国就将损失250亿美元的财富，然而过储问题还在继续加重。如果在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下出现顺差、而资本项目是逆差还能够阻止超储的过快增长。但实际情况是低廉的资产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使我国成为：外商实业投资的首选；资本价格升值预期、房地产价格升值预期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都使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使（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项目下也出现了大量的顺差，即我国国际收支处于严重的“双顺差”状态，这一点也在促使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

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与进口替展战略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指：采取各种鼓励政策促进出口部门的发展，以非传统的出口产品替代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扩大对外贸易，使产品出口多样化，以推动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波、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都因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一般而言加工贸易企业的市场在海外，这一点与传统的出口导向模式非常相似；但是加工贸易企业是由来华外商治理的，这一点与传统的出口导向差异较大。加工贸易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出口的迅猛增长，尤其是对实行渐进式改革开放的我国而言加工贸易回避了诸多管理体制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国家或地区，因为市场较为发达、受冷战的负面影响较小、海外技术流入较为便利等因素，都实现了较快的产业升级。而我国的外资企业则大部分坚守在原行业之中，倾心于劳动密集型生产，止步于高新技术产业之外，展现出加工贸易难以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弊端。

进口替展战略是指：通过关税保护、进口配额和本国货币升值等措施限制外国工业品进口，同时鼓励本国工业品生产逐步达到替代进口工业品的目的。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进口替展战略，在实施中暴露出很多问题。进口替代战略忽视了本国的资本积累水平、技术状况和市场需求实力等方面情况，使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没能取得预期效果。进口替展战略的核心思想是国内市场要由本土企业来占领，这种思想显然是缺乏谋略。如果一种产品本土厂商不能生产，如果用技术水平较低的本土产品加以替代将增加使用成本或降低使用效用；如果该产品由外商在本土生产，外商将获得该产品的利润和生产折旧，外商生产过程中本土从业者和本土企业可以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本土从业者可以获得就业、本土可以获得地租等等；如果该产品进口本土将付出该产品的价格。从而吸引外商在本土生产（该产品）是上策。这是一种新型的国产替代，即外商在本土组织生产，这一点与加工贸易相类似，是对“国内市场要由本土企业来占领”的扬弃。此外针对新型的国产替代，我国具备了若干重要条件：一是较为成熟的招商引资政策；二是经过十余年的高校扩招，使我国人力资本种类极为齐全，同时连年扩招使人力资本价格被压低了，因为需要国产替代的产品大部分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所以这一条非常重要；第三我国是出国留学第一大国，这一点也将在新型国产替代战略实施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

国情为新型进口替代创造条件

随着加工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创汇能力的增强，进口规模也得到了长足的增长，2008年我国进口总额达11326亿美元，其中工业制成品进口达7702亿美元，约为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二，尽管石油、铁矿石、黄豆等大宗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猛增，仍然没有撼动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份额。按当前汇率计算工业制成品进口额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约为当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半数，如果以这一市场诱导外商来华投资情况会如何呢？

进口工业制成品多属于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我国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已经适应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1998年高校扩招又大大增加了人力资本总量，但是核心技术屏障仍然制约着国内厂商的进口替代步伐。

如果拥有核心技术的外企来华投资，同时我国投资公司对该企业实施等额股权投资，这一模式对外商来说有利吗？回答是肯定的：该企业可以获得在华市场规模的扩张，降低其生产的边际成本；该企业将获得稳定的战略投资者；来华投资过程该企业将增加分摊人工成本、研发成本的来源，这一点在经济危机时显得尤为重要；投资过程还会为投资国增加相应的间接需求。我国的市场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也将成为重要的诱因，同样我国与东盟2010年实现零关税也是重要的诱因。

实业与股权相互投资模式对我国来说有利吗？其回答也是肯定的：拥有核心技术的外企来华投资，通过本地前后向关联企业以及本地雇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技术外溢，实现国内产业技术升级；我们可以学到经营策略和优秀的企业文化；企业增加值中的本地雇员工资、税金、地租等都留在了我国，比单纯的国际证券投资要好得多；可以带动本地前后向关联企业的发展；当然也会获得股权投资的分红。

从机会成本角度看实业与股权相互投资模式有利吗？成套设备引进曾是我国学习国外技术、解决生产难题的重要手段，但是成套设备引进难以解决成套设备研发能力问题，也就是引进了第一代设备难免还要引进第二代同类设备，这样总跟在核心技术厂商的后面难以翻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前苏联整厂引进了一百多家企业迅速地提高了我国整体的工业技术水平，但是仍然没有获得研发能力的持续提高，从二汽（现为东风汽车公司）建厂花了二十余年才实现批量生产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不然有了一汽就应该能够迅速地建起二汽；购买专利似乎是一条捷径，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买专利是卖不到核心技术的。

一般来说大部分核心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我国与发达国家间还存在着较大的技术差距。而在实业与股权相互投资模式中，并没有使外商企业总公司重新选址，只是在我国建了一家分公司。发达国家中的总公司为了增强在我国分公司的竞争力，会不断向分公司注入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管理方法，使我国不断获得技术外溢，从理论上说只有我国总体工业技术水平赶上或超过目前的发达国家后，这种技术外溢才会终止。从实际境况看我国各大汽车厂商都与国外实现了二十年左右的合资经营，不仅各总公司的品牌不断进入我国，通过接受技术外溢本土厂商奇瑞、吉利等也都站了起来。

实业与股权相互投资，使高端进口产品逐步实现国产化从而带动国内产业发展的策略，当然是一种进口替代战略，这种进口替代战略与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相比：相同点是利用国内市场，不同点在于前者借助了外商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这种进口替代战略与加工贸易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地实现预期目标。

股权相互投资模式是特殊类型的国产替代，但难以说明该模式就永远不涉足海外市场，企业的核心目标是追求利润，当本土化的外商企业，在我国与新的要素禀赋优势相结合，比如雇用（比总公司所属国）更为廉价技术人员、使用（比总公司所属国）更为廉价的资产生产出更有竞争力产品，就能够扩大海外市场的份额。这将为我国出口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也使国内外的技术合作达到更高的水平。

结论

在对外开放总体国策下，借助特有的资源禀赋我国实现了加工贸易的迅猛增长，能否乘势使我国产业进一步升级，本文认为实业股权互投能够迅速地实现这一目的。实业股权互投借助了我国新的要素禀赋优势（如：资本相对充裕、人力资本价格较低以及外汇储备数量大等），使我国各产业能够迅速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中。

本文特别关注了技术进步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主要基于以下理由：2009年按支出法核算的我国GDP中全社会投资所占份额约为三分之二，这一数字列于全世界两千万人口以上国家的首位。同时我国产能过剩预警清单中已经囊括了吸纳投资的主要行业，这预示着仅仅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了，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索罗（Solow R.M.）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均实际投资受边际收益递减影响以及折旧等因素构成的持平投资持续地线性扩张，总有一天会使人均实际投资与持平投资相等，人均资本增长为零，进入稳态增长路径。进入稳态增长路径后人均产量的增长率仅仅决定于技术进步率，只有技术进步具有增长效应。此外技术进步能够有效地降低实际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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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志彪.中国贸易量增长与本土产业的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量的治理视角.学术月刊，2007(2)

篇（9）

一、引言

本文主要考察唐五代时期的双宾语结构，以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为主要语料来源，以其中的双宾语句式为主要研究对象。双宾语结构作为汉语的一个重要句型，一直广受汉语研究者的关注，但目前语法界对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各位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定义。熙将其定义为“一个述语后边接连出现两个宾语。这两个宾语可以都是真宾语，也可以是一个真宾语，一个准宾语。”[1]（P117）李临定将其定义为“谓语动词后边有两个独立的名词性成分的句式。”[2]（P114）张伯江则认为，“双宾语”现象不仅仅是一个动词后面跟随几个名词的词语串问题，也不是句法结构的套叠问题，因为这样的形式观点都无法解释该句式的独特语义，所以他选择从语义角度着眼，用“双及物”代替“双宾语”这一说法。[3]（P175）本文也将重点论证双及物句式的典型语法语义特征的问题，因此也采用了“双及物”这一名称。

贝罗贝（1986）认为从唐代起，双宾语结构分为五类：

1.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这是上古汉语的基本格式的继续维持。

2.动1+动2+间接宾语+直接宾语。

3.动1+直接宾语+动2+间接宾语，2类和3类于汉代和魏晋时代产生、发展，唐五代时继续存在。

4.与+间接宾语+动词+直接宾语，这是唐五代时产生的一个新的双及物式结构。

5.把（将）+直接宾语+动词（+与）+间接宾语，此类与第4类约同时期出现。[4]（P204）

我们认为考察双宾语句时，必须考虑宾语的位置，当宾语产生位移，并与其他词语发生结构联系时，就不能再认为是动词的宾语了。因此，贝罗贝所列的2～5类不宜看作双宾语。因此，我们认为唐五代的双及物式主要有两种结构：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

关于动词宾语的分类，吕叔湘认为：“动词后面的宾语有三类：第一类代表承受动作的事物，称为受事宾语；第二类代表受动者以外同动作有关的事物，如工具、方式、处所等，称为非受事宾语；第三类是数量宾语。数量宾语包括：1.主语或宾语所代表的事物的部分数量；2.动词所代表的动作的次数；3.动词所代表的动作所占的时间长短。”[5]（P22）通常，我们把第一类和第二类宾语称作“真宾语”，把第三类宾语称作“准宾语”，包括“数量宾语、动量宾语和时量宾语”。文章中为简洁起见，用“V”表示动词，“O1”表示间接宾语，下面标有直线，“O2”表示直接宾语，下面标有波浪线，“S”表示主语，根据动词的语义特点以及它们与宾语所构成的语义关系，我们将带双宾语的动词分为“给予”“取得”“等同”“其他”四大类，并对宾语构成成分以及动词和宾语的语义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给予类

这类动词有“送给、传递、询问”等方面的意义。给予类动词所在的双及物结构中语义关系是：“S”通过给予行为把“O2”给“O1”或者把“O1”给“O2”。唐五代卷中带双宾语的给予类动词有：教、传、付、与、赐、授、返、还、问、施与、度与。

1.教

（1）此二大德皆教人坐禅，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指此以为教。（《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55页）

（2）何不教伊自煎？（《祖堂集》，497页）

（3）唯愿和尚教某甲解脱法门。（《祖堂集》，452页）

（4）即我襄阳神会和上，悟无生法忍，得无碍智，说上乘法，诱诸众生，教道众生。（《神会语录》，46页）

2.传

（5）并叙本宗，传之后代。（《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65页）

（6）能於岭上，便传法惠顺。（《六祖坛经》，75页）

3.付

（7）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六祖坛经》，72页）

（8）峰云：“我有同行在彼，付汝信子得摩？”（《祖堂集》，516页）

（9）汝且去，一两日来思惟，更作一偈来呈吾，若入得门，见自本性，当付汝衣法。（《六祖坛经》，73页）

4.与

（10）汝等尽坐，吾与汝一偈（《六祖坛经》，101页）

（11）惭君与我一中餐，抱石投河而命极。（《伍子胥变文》，206页）

（12）越从吴贷粟四百万石，吴王遂与越王粟，依数分付其粟（《伍子胥变文》，209页）

（13）但知免更吃杖，与他邪磨一束。（《燕子赋》，323页）

（14）阿师是娘娘孝顺子，与我冷水济虚肠。（《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406页）

（15）你若归乡去，我与你休粮方。（《祖堂集》，489页）

（16）若有人道得，与汝一腰。（《祖堂集》，501页）

（17）为什摩不与他第一座？ （《祖堂集》，511页）

5.赐

（18）是时续有敕旨：赐远公如意数珠串，六环锡杖一条，衣著僧衣数对，兼将御举，来迎远公入内。（《庐山远公话》，281页）

（19）皇帝亦见，喜不自升，遂赐擒虎锦彩罗纨、金银器物、美人一对，且归私地憩歇，一月后别有进止。（《韩擒虎话本》，295页）

（20）王赐子胥烛玉之剑，令遣自死。（《伍子胥变文》，209页）

（21）卿等远来上帐，赐其酒饭。（《汉将王陵变》，227页）

（22）第三赐贺若弼锦彩罗绫、金银器物。（《韩擒虎话本》，294页）

“赐”后面的O2常常由多项并列的“数量名”结构充当，构成复合宾语。

6.授

（23）《涅经》云，早已授仁者记。（《神会语录》，36页）

（24）后叙师资傅授之言，断除疑惑。（《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64页）

7.返

（25）师谓弟子曰：“吾为汝剃发之师，汝今为吾出世之师。吾今返礼汝，以答其恩耳。”（《祖堂集》，556页）

8.还

（26）师曰：“无口则且从，还我眼来。”（《祖堂集》，528页）

9.问

在唐五代双及物结构中的“问”是一个多义词，包括问1（询问）和问2（问候）。

问1（询问）例如：

（27）又惠可禅师亲於嵩山少林寺问菩提达摩西国相承者，菩提达摩答一如《禅经序》所说。（《神会语录》，57页）

问2（问候）例如：

（28）沙弥问老人万福，老人曰：“法公万福。”（《祖堂集》，490页）

10.放

（29）师云：“放汝二十棒。”（《祖堂集》，529页）

11.殴

（30）师接得棒子，则便抱倒大愚，乃就其背，殴之数拳。（《祖堂集》，563页）

12.杖

（31）言讫，杖之数下推出，关却门。（《祖堂集》，563页）

13.拜

（32）第二拜杨素东凉留守。（《韩擒虎话本》，294页）

14.施与

（33）今日若能得上界，施与如来国内财。（《欢喜国王缘》，421页）

15.度与

（34）单于闻语，遂度与天使弓箭。（《韩擒虎话本》，295页）

在上述例句中，我们发现动词“与”和“V+与”这样的双音节动词在唐五代卷的双及物结构中已经同时使用了，如“施与、度与”。但这两个词在语义上有所区别，“施”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给予”义，而“度”本身不包含“给予”义，但和“与”组合在一起形成双音节词“度与”则表现出了“给予”义。“与”从原来的动词虚化为介词，贝罗贝认为，动词“与”的语法化是一个渐进的、涵盖几个世纪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后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完成于唐初。他认为，双宾语结构中动词后的“与”变成介词“与”只适用于它前面的动词是“本义与格”式中的“+‘给’式动词（如送、卖、传等）”[4]（P204）。

带双宾语的给予类动词和宾语的位置大多数是“V+O1+O2”的格式，只有在“即我襄阳神会和上，悟无生法忍，得无碍智，说上乘法，诱诸众生，教道众生。”“吾今返礼汝，以答其恩耳。”“能於岭上，便传法惠顺。”这三个例句中是“V+O2+O1”格式，随着口语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格式在此后各卷中慢慢不再出现。

三、取得类

取得类的动词有“索取、获得”等意义，它所在的双及物结构所表示的语义关系是“S”从“O1”处得到了“O2”。唐五代卷中带两个宾语的取得类动词如下：

1.图

（35）保福代云：“和尚图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粮。”（《祖堂集》，554页）

2.得

（36）子胥得食吃足，心自思惟：“凡人得他一食，惭人一色；得人两食，为他着力。”（《伍子胥变文》，198页）

3.乞

（37）启而言曰：“某缘是败军之将，死活二途，伏乞将军一降。”（《韩擒虎话本》，294页）

四、等同类

唐五代时期的等同类动词不多，最常见的是称谓类，其所在的双及物结构中，“O2”是主语方面对“O1”的称谓，其语义关系是：“S”称“O1”所表示的人或事物为“O2”所表示的人或事物，“O1”和“O2”所值相同，“O2”是对“O1”的解释，唐五代卷中带双宾语的称谓类动词主要为：称、谓、呼。

1.称

（38）师问白舍人：“汝是白家儿不？”舍人称名“白家易”。（《祖堂集》，455页）

2.谓

（39）起予者谓之应公矣。（《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36页）

3.呼

（40）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茶酒论一卷》，332页）

五、其他类

唐五代卷中，一些双及物结构的“O2”是准宾语，即数量宾语、时量宾语或动量宾语，这些双及物结构中的动词主要有：去、领、较、尽、伏仕、念、绕、振、引、弹、拜。

将“O2”分为：

1.数量宾语

数量宾语通常表示“距离、长短”，由数量词或“数量名”结构充当。

（41）王陵谓灌婴曰：“此双后分天下之日，南去汉营二十里，北去项羽营二十里。”（《汉将王陵变》，221页）

（42）王陵又谓曰：“左将丁腰，右将雍氏，各领马军一百余骑，且在深草潜藏。”（《汉将王陵变》，221页）

（43）师云：“犹较老僧一百步。”（《祖堂集》，559页）

2.时量宾语

时量宾语是由表示时量的数量词充当的，常常表示动作行为延续的时间。

（44）净能於柱内奏曰：“本愿尽陛下一世，谁知陛下中道起此异心！”（《叶净能诗》，313页）

（45）身是楚将钟离末，伏仕霸王。（《汉将王陵变》，224页）

3.动量宾语

动量宾语是指由动量词充当的，表示动作次数的宾语。

（46）目连见以唱其哉，专心念佛几千回。（《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398页）

（47）其弟僧年当三十一，迄逦往到始兴县曹溪山，恰遇大师上堂，持锡而上，绕禅床三匝而立。（《祖堂集》，467页）

（48）其僧行十步来，振锡三下曰：“自从一见曹溪后，了知生死不相干。”（《祖堂集》，515页）

（49）山便以手拍禅床引手一下，师回头云：“作什摩？” （《祖堂集》，517页）

（50）有僧出来弹指两三下，师云：“作什摩？” （《祖堂集》，557页）

（51）舜子走入宅门，跪拜阿娘四拜。（《舜子变》，234页）

这里的“拜用”是“拜”的本义，指一种表示敬意的礼节。而在“第二拜杨素东凉留守。”中“拜”是本义的引申，这里的“拜”是指“给某人委任某种官职、事务”，含有委任类动词的双宾语结构所表示的语义关系是“S”任命“O1”为“O2”所代表的官职。这说明这里的“拜”是一个多义词。

六、唐五代双及物式中O1和O2具体分析

（一）“O1”的构成成分分析

1. “O1”处为人名

（12）越从吴贷粟四百万石，吴王遂与越王粟，依数分付其粟（《伍子胥变文》，209页）

（18）是时续有敕旨：赐远公如意数珠串，六环锡杖一条，衣著僧衣数对，兼将御举，来迎远公入内。（《庐山远公话》，281页）

（20）王赐子胥烛玉之剑，令遣自死。（《伍子胥变文》，209页）

（33）今日若能得上界，施与如来国内财。（《欢喜国王缘》，421页）

（34）单于闻语，遂度与天使弓箭。（《韩擒虎话本》，295页）

2. “O1”处为人称代词

（2）何不教伊自煎？（《祖堂集》，497页）

（5）并叙本宗，传之后代。（《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65页）

（7）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六祖坛经》，72页）

（13）但知免更吃杖，与他邪磨一束。（《燕子赋》，323页）

（21）卿等远来上帐，赐其酒饭。（《汉将王陵变，227页）

3. “O1”处为一般名词

（1）此二大德皆教人坐禅，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指此以为教。（《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55页）

（23）《涅经》云，早已授仁者记。（《神会语录》，36页）

（28）沙弥问老人万福，老人曰：“法公万福。”（《祖堂集》，490页）

（38）师问白舍人：“汝是白家儿不？”舍人称名“白家易”。（《祖堂集》，455页）

（44）净能於柱内奏曰：“本愿尽陛下一世，谁知陛下中道起此异心！”（《叶净能诗》，313页）

4. “O1”处为处所名词

（41）王陵谓灌婴曰：“此双后分天下之日〔一八〕，南去汉营二十里，北去项羽营二十里。”（《汉将王陵变》，221页）

（二）“O2”的构成成分分析

1.“O2”处为人名

（6）能於岭上，便传法惠顺。（《六祖坛经》，75页）

（38）师问白舍人：“汝是白家儿不？”舍人称名“白家易”。（《祖堂集》，455页）

（39）起予者谓之应公矣。（《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36页）

2. “O2”处为人称代词

（25）师谓弟子曰：“吾为汝剃发之师，汝今为吾出世之师。吾今返礼汝，以答其恩耳。”（《祖堂集》，556页）

3. “O2”处为一般名词

（7）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六祖坛经》，72页）

（34）单于闻语，遂度与天使弓箭。（《韩擒虎话本》，295页）

（40）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茶酒论一卷》，332页）

4. “O2”处为复合宾语

（18）是时续有敕旨：赐远公如意数珠串，六环锡杖一条，衣著僧衣数对，兼将御举，来迎远公入内。（《庐山远公话》，281页）

（22）第三赐贺若弼锦彩罗绫、金银器物。（《韩擒虎话本》，294页）

5. “O2”处为数量名结构

（10）汝等尽坐，吾与汝一偈（《六祖坛经》，101页）

（16）若有人道得，与汝一腰。（《祖堂集》，501页）

（29）师云：“放汝二十棒。”（《祖堂集》，529页）

（35）保福代云：“和尚图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粮。”（《祖堂集》，554页）

6. “O2”是准宾语时有三种情况：

A. “O2”是数量宾语，例如：

（41）王陵谓灌婴曰：“此双后分天下之日，南去汉营二十里，北去项羽营二十里。”（《汉将王陵变》，221页）

（42）王陵又谓曰：“左将丁腰，右将雍氏，各领马军一百余骑，且在深草潜藏。”（《汉将王陵变》，221页）

（43）师云：“犹较老僧一百步。”（《祖堂集》，559页）

B. “O2”是时量宾语

（44）净能於柱内奏曰：“本愿尽陛下一世，谁知陛下中道起此异心！”（《叶净能诗》，313页）

（45）身是楚将钟离末，伏仕霸王。（《汉将王陵变》，224页）

C. “O2”是动量宾语

（49）山便以手拍禅床引手一下，师回头云：“作什摩？” （《祖堂集》，517页）

（51）舜子走入宅门，跪拜阿娘四拜。（《舜子变》，234页）

唐五代时期双及物结构主要存在“V+O1+O2”和“V+O2+O1”两种句式，其中“V+O1+O2”格式占大多数，如“汝等尽坐，吾与汝一偈”，只有少部分的“V+O2+O1”格式存在，如“能於岭上，便传法惠顺。”贝罗贝指出，在甲骨文中，这两种句式是并存的，此后“V+O1+O2”占绝对优势，“V+O2+O1”的比例虽然很小，但一直没有消亡。“V+O2+O1”与“V+O1+O2”语序相反，但却能并存，这是因为汉语词形不丰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格标记。汉语各成分之间相联系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而“V+O1+O2”和“V+O2+O1”中“O1”“O2”间没有虚词起语法作用，区分“O1”和“O2”首先可以依靠语义。两个宾语是两个信息的载体，一个是主要信息，一个是次要信息。[6]（P219）属于主要信息的宾语放在“O2”的位置上，属于次要信息的宾语放在“O1”的位置上，如“吾与汝一偈”，“一偈”是主要信息，“汝”是次要信息；“传法惠顺”中“惠顺”是主要信息，“法”是次要信息。另外，唐五代时期这两个句式的语法功能不一致，有两个根据：一是“V+O1+O2”格式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两个句式不是平分秋色；二是“V+O2+O1”格式一直存在，必然有其特殊之处，不能归于“V+O1+O2”格式。总之，“V+O1+O2”格式是唐五代时期最稳定、使用最广泛的双及物结构。

参考文献：

[1]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李临定.李临定自选集[C].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3]张伯江.现代汉语双及物结构式[J].中国语文，1999，（3）.

[4]贝罗贝.双宾语结构从汉代至唐代的历史发展[J].中国语文，1986，（3）.

篇（10）

近代生态城市理论发展迅速，被人们认为是未来城市发展的良好模式。生态城市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在生态理论的指导下,生态城市建设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浪潮，而在生态城市实践的过程中，生态理论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实和完善。世界上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生态城市是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与生产力，并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是现代文明在发达城市中的象征。生态城市的出现使人们对未来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充满了希望。

1生态城市概念

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生态城市。人们对生态城市概念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至今仍没有确立一个统一的含义。

前苏联生态学家O.Yanitsy(1984)首次正式提出生态城市概念，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理想城市模式，其技术和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图1）。

作为生态城市理论的实体，生态城市本身也具有自己的概念模式，它是一个以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为基础，经济为支柱，社会（政府、民众等)为支持的系统，最终要通过高效的循环生态实现三者的和谐。

2生态城市研究与建设的发展及实例分析

2.1生态城市的发展与分类

国内外生态城市是一个从“元件”生态到整体系统生态；在方法上，从单一向综合，从理论到方法与工程技术相结合；从纯自然到人与自然结合研究；从城市的纯粹社会学到心理、文化、经济与环境的整合；从经济发展到可持续发展；从开发利用城市中的自然到开发与保护相结合，以增强城市生命支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等。在城市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城市中人、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依赖性，生态城市建设的尝试就是一个开始，也将成为未来的趋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的生态城市建设也逐渐由于地区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生态城市建设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因地制宜的灵活过程，而不是对理论的生搬硬套。建设生态城市的目的和意义是一致的，因此不同的生态城市在各自的特点之外也必定会有共同点，这些也正是作为一个生态城市所必需的，通过比较分析各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可为今后中国生态城市建设提供捷径并提高生态效益，改善以往生态城市建设中诸多的不利因素。

生态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业化后的生态改造城市，这类城市一般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的条件下，通过生态化改善和提升工业科技化和信息化，并尽量减少工业化所带来的弊端；另一类是与工业化同步的生态化城市，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很多城市的生态建设就属于此类。这类城市在规划时就应积极运用生态学的思想，将环境生态意识融入城市的整体建设中去，改善以往生态城市建设的诸多不利方面。我们以第一类生态城市为例进行比较分析。

2.2南美洲：库里蒂巴与厄瓜多尔

库里蒂巴：位于巴西南部的库里蒂巴是巴西的生态之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接近生态城市的地方。该市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典范而享誉全球，也受到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称赞，还由于垃圾回收项目（联合国的环境项目）、能源保护项目（国际能源保护协会的项目）而分别获奖，并因其公交导向式的交通系统的革新成就而获奖。

最具特点的莫过于公交导向式的城市开发规划。其中库里蒂巴较为成功的土地利用与交通相结合的典型政策之一是，不仅鼓励混合土地利用开发的方式，而且总体规划以城市公交线路所在道路为中心，沿着5条交通轴线对所有的土地利用和开发密度进行了分区的线状开发，并且改造内城，以人为本而非以小汽车为本。由道路系统提供的快速与便捷促进了沿交通走廊的集中开发，土地利用规划方法也强化了这种开发。轴线开发使宽阔的交通走廊有足够的空间用做快速公交用路。城市的发展呈现了新的形态，拥有了逐步拓展的一体化交通网络、道路网络，城市外缘是大片的线状公园绿地（图2、3）。

除此之外库里蒂巴还关注社会公益项目，建设新的图书馆系统和公园绿地项目，人均公共空间从0.5平方米增加到52平方米。这正是迎合了瑞吉斯特的生态城市必须遵守的社会公平性原则理论。通过中心文化遗产去的步行街道改造和相应的政策，历史建筑得到了保护，业主收到财政补贴，古老的工业建筑也通过置换重新有了活力。

库里蒂巴较为著名的环境项目是1988年实行的、口号为“垃圾不是废物”（Garbage is not garbage）的垃圾回收项目，垃圾的循环回收在城市中达到95%。回收材料售给当地工业部门，所获利润用于其他的社会福利项目。同时垃圾回收利用公司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库里蒂巴对市民进行环境教育十分重视。儿童在学校受到与环境有关的教育，一般市民则在免费环境大学接受与环境有关的教育。

总结库里蒂巴数年来生态城市建设，其特点就是对旧城及未来城市发展采用公交导向式的城市开发规划形成一体化交通系统，同时重视资源回收再利用和公众教育，还在精神层面上满足人们的需求，改善人们的生活现状。

厄瓜多尔Bahia：1998年厄瓜多尔海岸收到了厄尔尼诺现象的侵袭，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Bahia受到暴雨和泥石流以及地震的严重破坏，所有的房屋几乎全部破坏。这是一个城市重建的实例，在重建过程中居民在NGO组织的帮助下试图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城市。

Bahia已经开展的项目列举如下：

①废纸回收项目。延续之前已有的生态项目，保护环境进行环境教育并同时增加社区收入和就业。

②对周围的山坡进行生态恢复。

③对遭到严重破坏的Maria Auxiliadora地区的进行恢复重建，并成为“废墟中的森林”。

④Fanca儿童生态俱乐部。

⑤Fancan农产品项目。回收家庭中的所有有机废物，并进行堆肥用于种植果树。

⑥生态市场。对有机、无机物进行分类收集再利用，缓解城市废物处理系统的压力和污染。

⑦Encarnacion农场。主要是堆肥，并生产有机虾饲料的原材料。

⑧有机虾场。全球第一个有机虾场，在养虾的同时在水塘中种植豆科类植物，提供虾食并促进逐步恢复红树林湿地。

⑨建立私人热带雨林保护区。

⑩有机农场/永续农场。

以及社区环境学校、街道树种植项目、在河口地区的红树林生态恢复项目和包括13个学校的生态学校项目。

Bahia未来项目：

①用湿地系统处理城市废水。

②全市范围的回收项目。

③建立废塑料压缩场，从而减少了因运送到他处处理的费用。

④在街道种植经济作物。

⑤设置自行车专用道。

⑥建立生态城市信息中心

⑦加强生态住宅建设，采用替代能源、最优化设计等措施。

总结厄瓜多尔的建设现状，作为灾后重建的滨海旅游城市，注重资源的循环利用，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自然环境的修复以及对公众教育重视是其建设生态城市的要旨。这是一个有计划和安排的循序渐进的生态城市建设的实例。

对比南美洲的两个生态城市建设，起步较早的库里蒂巴无论是从宏观控制还是微观实施建设以及特长的发挥和公众参与都十分的完善和全面，实现了因地制宜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而且也开创了公交时代的新纪元。而厄瓜多尔作为重建城市吸取了已有生态城市的经验，与库里蒂巴相同的是都非常重视资源的回收利用，并形成了循环系统，相比较作为滨海旅游城市，更重视自然环境以及景观的保护和恢复。两者各有侧重但又有相同点，利用不同的手段达到相同的目的，那就是改善环境，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追求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

2.3欧盟国家：德国Erlangen 丹麦哥本哈根

Erlangen：Erlangen是著名的大学城、“西门子城”和生态城市，二战后得到发展的Erlangen也产生了由于汽车增长环境质量降低而带来的困扰，在多方组织的要求下政府也开始制定政策，并开始了一项类似于“地方21世纪议程”的综合整体规划。

哥本哈根的总体规划的基础部分仍是景观规划。它显示了进一步发展的自然边界，保全了森林、河谷和其它重要的生态地区(占总面积的40％)，并建议城市中拥有更多贯穿和环绕城市的绿色地带。在分区规划中，考虑到了这些生态方面的限制，并尽可能地在这些必要的限制内更好地进行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新城区可接受的密度上尽可能地节约使用自然地带。市内和城市周边的绿地被绿色通道连接起来，是安全、吸引人的步行和骑车的绝佳选择，因此城市中任何一个住处通往绿地只需5至7分钟。在实施的项目中开始并强化实行节能、节水和节约其它资源的方法，以防止对水、空气和土壤造成污染和破坏，并特别强调重复利用。

最重要也是在开始时最富于争议的是Erlangen实行了一项新的交通规划。多年以来城市普遍实施的一直是以车为主的交通规划方针，在新的交通政策中不再给行车交通以特权，并开始减少和限制在居住区和市区的汽车使用，同时积极鼓励以环保方式为主的城市内活动，如步行、骑车和公共交通。

在与市民的交流合作中，政府努力与市民一起进行规划，并与各种民间组织合作，特别是对当地居民提供指导和帮助，由于当地居民知识层面较高，因此不但与政府积极合作而且使得生态城市建设政策实施更加顺利。大大改善了原有的城市面貌，并且居民们做到了在较小的居住空间内浓缩他们的生活和行为，这使得居住空间的增长和控制与同类城市相比收效甚佳。

总结哥本哈根近些年来的成果：①土地利用效率大大提高。②绿色通道使得Erlangen成为健康之城。③家庭废物管理取得成功。④城市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提高。⑤便利的步行和自行车系统大大降低了污染，新的交通政策以及步行与自行车系统与公共交通等的良好结合不但没有使整个城市丧失交通的便利性反而缓解了市区的交通和事故。

哥本哈根是著名的古城和旅游胜地，但是近几年闻名遐迩的应该是自行车王国这个称号。作为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手段，哥本哈根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自行车路线规划（图4）。这里的自行车专用道与汽车道一样宽，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因为有着完善的自行车道路系统及自行车租借管理系统，再加上政策的支持以及市民们的积极配合，与哥本哈根的历史一起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成为了世界生态城市建设中的奇葩。

不仅如此，哥本哈根同样也经历过工业城市带来的问题，汽车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环境质量降低，最终导致了中心城区和古城区的衰败，但是从1947年的区域“手掌规划”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旧城中心区的重新振兴，步行街的修建，不仅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发展，也利于市中心的历史保护和加强人们的地域认同感。因此哥本哈根中心城区的步行街也是其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措施。简言之,改造实施策略就是扩大步行空间范围,包括3条主要措施:车行道改造为步行空间与活动广场；步行区内建自行车网络；步行区完善快速交通换乘枢纽。也正因此造就了世界上的第一条步行街。

哥本哈根不仅注重交通上的建设，同时也更加关心市民们的社会公共生活。因此在不动迁原住民、不改变街区社会结构的前提下,调整市民出行方式，增加和改善市民日常生活空间及品质，激发邻里交往，强化市民日常生活与城市物质空间的互动联系,重建社会公共生活等也是哥本哈根生态城市建设的举措。旧城中心建构起完整的步行与自行车网络，完成了对机动车的驱逐,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与此同时,通过对旧城步行区域地铁站、公交巴士站、机动车与自行车等专用道及停车设施的精心布局和细部设计，旧城建立起完整、顺畅的交通换乘系统，保持步行网络的可达性与可进入性。旧城步行区并没有因为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的改变而脱离于城市之外，反倒因为交通速度降低、与穿越旧城的瑟地哈温海峡以及克里斯蒂安堡宫等传统建筑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并涌现出更加多样性的城市生活的公共空间，使旧城更具活力。

另一个可以充分体现哥本哈根生态城市建设特点的就是对旧城内建筑的拼贴和置换，将其改建为绿色建筑。这又是一个从微观入手的改造旧城的好途径，再一次为不利于从新规划建设和大面积调整的旧城提供了生态化的参考。

哥本哈根生态城的建设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由点及面的从微观物质空间的改良而改变整个城市状态的旧城概念的生态城市建设实例，这也说明无论是从宏观控制还是从微观改善，只要我们抱着同样的目的，最终都会得到收益，生态城市的理论也将通过这些城市实例的证明和探索逐步完善。

3国外生态城市实例比较分析小结

通过以上实例分析，总结各国的特点如图5及表1。

我们可以得出近年来作为生态城市建设所必需，也是被世界各国公认的重要因素包括了公众参与、自然环境保护、资源回收利用和良好的区域规划等，一个生态城市能否建立起来，主要就在于公众的参与。但是通过各国的不断探索还创造出了各自的特色，为今后生态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虽然各个国家对生态城市建设和理论的实践各有偏重，并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促进生态城的建设，但都以追求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为最终的目标。

总结各国生态城市实例的优点，生态城市的建设途径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得到完善：（1）紧凑型城市开发；（2）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开发；（3）社区驱动开发；（4）生态网络化和原生化兼具开发；（5）发展循环经济成为关键。

篇（11）

    第一,宋代地方财政基本奉行“以一路之资,供一路之费”即地方基本依赖本地财政收入、独立核算的理财精神。而当某一路分实在入不敷出时,中央更多采用的是直接调整其辖区的办法。以此形成了地方路级财政区。而宋代路级财政区的形成,无疑是中国传统帝制时期地方政区演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步骤。

    第二,宋代国家财政的征收,每年由中央财政机关“计司”督责各路转运司应办,转运司责之州,州责之县,县则科敛于民。宋代财政之分配,沿袭唐代用名,称为上供、留州、送使,其实质为上供、地方经费,及桩存地方的三部分。上供部分开支国家军政费用,桩存部分以备非常之用,并且由中央计司通融均不同地方的财政。随着冗官、冗兵、冗费三冗局面的出现及迅速发展,宋代国家财政危机亦随之形成并不断加深。在这一局面下,宋代国家财政分配关系中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自上供为始”,即以服从中央财政开支所需为第一需要。这使得中央拔留地方的经费开支逐渐固定化,而中央从地方征调的财赋却持续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地方财政相对于中央,在路、州、县各级,形成了一种“阶层性集权”结构,每一阶层都尽可能地将下一级的财政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这一局面,使得宋代国家的财政控制系统呈现一种中央集权与地方内部无序的双重特性,使得国家的财政管理出现明显非制度化趋向。最终结果,则是整个社会承担了由各级官僚专制机构所带来的层层加码的沉重财政负担,从而严重妨碍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由此可见中央集权并不一定能带来秩序与效率。

    第三,宋代赋税征收在税赋征调上常常不能循名责实、名实相符。这体现在两税税额的基本固定化与实际征收持续增长这一相对的两方面。为了不背上重敛虐民等恶名,拥有增税权力的中央政府表面上看起来很少增加新名目的科敛,但在实际上却用不停增加从地方调拔的方法,将税赋增收的责任转嫁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确保财政收入而不问其余的做法,为地方官吏法外征敛、残暴腐败提供了滋生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