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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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篇（2）

调查结果表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高等教育中性别的纵向隔离程度。但是男女学生选择的专业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别隔离现象仍然比较明显：女性更多地集中在教育、艺术、语言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男性则集中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如在机电一体化专业中，女生仅占5%，而在创意服务专业中，男生仅占15.7%。

2.高职学生选择目前专业的原因分析

调查数据中，想学一技之长有更好出路的学生占45%，按照个人兴趣来选择专业的学生占22.5%，听取父母和老师的建议选择专业的学生占7.5%，也有学生随便填报专业，占样本总数的15%。由此看来，大部分学生选择专业是出于自身的发展和兴趣爱好。但是可能因为社会影响，女生选择专业时可能考虑能学习一技之长的“女性主导”专业，男生可能顺应社会意识流而选择“男性主导”专业。

3.高职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1）家庭方面（表1）在变量家庭所在地中，城市的学生选择专业时更注重个人兴趣，而农村的学生希望学习一技之长为毕业后有谋生本领，但两者性别差异都显著，男生倾向于选择理工科，而女生倾向于师范等文科专业。父母的教育期望变量存在性别显著差异。农村家庭特别是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态度很不一致,子女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也很明显，对儿子的教育期望明显高于女儿。这可能和我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带有浓厚的“父权色彩”有关。家庭年总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经济条件和父母受教育水平都不错的家庭，子女在专业选择方面已经不存在明显差异。独生子女变量上，专业选择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可能父母的意愿对子女选择专业起着重要作用。（2）学校方面（表2）高职女生中有68%会优先选择学校的重点学科，高职男生中有60.7%会优先选择学校重点学科。从结果来看，学校的专业优势性对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影响不大。可能是因为学生在报考学校时并没有太关注学校的专业优势性，而是关注学校的整体评价。在高考制度方面存在性别的显著性差异。在报考志愿时，有32.8%的女生和21.7%的男生遇到过学校限制性别而不能报考相关专业，这些专业主要集中于军事，航天等特殊专业。（3）社会方面在应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抗压能力方面，男生抗风险能力越强、成功信心越高。从男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男生对“男性应该承担起家庭的经济重任”这种体现性别特征越赞同，成功信心越高，探索性更强，他们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以及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两两选择时，他们越可能选择男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从女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女生对“我喜欢从事虽然挣不多钱但失业风险低的工作”这种判断越赞同,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选择时,她们越可能选择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在企业性别差异制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女生更愿意去男女都有机会公平竞争的企业工作，所以求职时女生可能会关注企业的同一职位的性别比例。总之，高职学生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女生继续倾向于选择女性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就可能加大专业间的性别失衡比例，甚至进一步影响她们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因此，解决高职教育中的性别公平问题，应该更多关注学生专业选择上的性别差异问题，使有能力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机会去选择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专业。

二、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提出相关建议

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差异现状，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整个社会的性别差异现象。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准确地考量一个社会进步的程度，而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在社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倡导全人类的男女平等。所以，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是合乎情理的。

1.政府要坚持教育的性别公平性，制定保障女性教育的相关政策

第一，在就业政策方面，“禁止因妊娠和分娩歧视”，“招聘公告中不能出现男性优于女性的内容”，“在所有招聘的职称后应该注明男女均可”。［3］虽然我国已试图利用相关法律政策为女性创造获得就业岗位的同等机会，但是实际操作中仍然出现“野火烧不尽”之势或者政府部门对违反相关法令的处置规定并不明朗。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须制定专门的反性别歧视法，确立性别歧视属于违法行为,明晰可操作性的法律细则。如果用人单位触犯，女性就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确立性别歧视惩罚和赔偿细则。比如“未做到男女同工同酬的单位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招聘和工作中遭受性别歧视的雇员,可以向用人单位索赔3个月工资的最高额”。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将聘用和培养女性劳动者的比例作为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之一。第二，应将性别社会化观点纳入教育政策之中，要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促进男女共同努力改变传统的“性别代言”，消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一方面，可以对现行的教育政策进行修订，例如，修改带有性别差异的教师退休制度，以消除其对女性工作晋升和专业发展的影响；减少教育收费以避免贫困家庭的“舍女保男”。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一些导向性或激励性的特别扶持政策，和学校一起鼓励女性走出“被单位拒之门外”的畏惧，大胆从事与自己专业或兴趣相符的工作。这样不仅提高女性的就业机会，而且也能鼓励有能力的女性选择自己擅长的专业。

2.家庭要改变“重男轻女”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教育观

家庭是影响学生专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诚然，对于现实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接受公平的教育是摆脱这种不平等的最好方式。但是，父母往往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对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的性别偏见，去指导子女的专业选择，带有一定的主观和从众色彩。在一些农村或偏远地区，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信息传递慢和个人视野的狭窄，家长对职业认识大多来源于媒体信息，更容易受社会刻板印象的束缚，陷入对子女职业指导的误区。如果家庭无经济能力供养孩子上学，那么女生辍学就是首要选择。因为家长们认为，女生勤快乖巧，能够帮助父母干活、照顾弟妹，并且受近几年“读书无用论”影响，他们坚持认为女孩“读书无用论”，将女性的角色局限于“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然而，家庭经济好的父母偏好于为子女选择专业，也是一种不当之举。总之，受中国“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男强女弱的性别偏见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的熏陶，子女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内化为指导和衡量自身行为的准则。因而，在专业选择时，男女呈现显著性差异。为改变这一现状，家庭要改变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新理念。第一，改变传统的性别教育观念，树立性别平等的教育观。当家庭对男孩的教育期望普遍高于女孩时,可能对女孩获得相同的教育机会和社会资源会更加不利。家长要摆脱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束缚，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公平看待子女的社会地位，这样才可以推进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公平化。同时，父母要认识到职业性别隔离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竞争性，尊重孩子的职业兴趣，帮助子女建立自己的专业选择范围。第二，父母应营造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帮助孩子增强自身平等意识。什么样的家庭必然教育出什么样的子女。家庭氛围对子女的个性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民主和谐的家庭环境能让孩子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而且，民主型家长在专业选择时更愿意帮助孩子分析选择专业的原因和兴趣，辅以参考意见，而非主观断决，违背子女意愿。

3.学校教学要注重性别教育均衡发展，保障女性身心健康发展

其一，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通过教材将知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传授给学生，在学生性别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所以，通过修订教材，可以逐渐取消课程的性别偏见和性别刻板印象。比如小学教材中的插图农民一定是“伯伯”，警察一定是“叔叔”。［4］在高等教育中鼓励男生选择工程、航天等具有挑战性的课程，而鼓励女生选择语言、文秘等缺乏探索性的课程。事实上，女性也具有向探索和挑战性职业方向发展的能力。因此，对于中小学教材的隐性性别歧视内容进行更改，势在必行。教材内容要摒除强调男性英雄角色和女性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设置，融入新的社会性别理念，提升女性的职业地位和人格优势，让女性从小生长在性别平等的环境，能够选取与自己专业符合的职业，不为就业的性别歧视而苦恼。其二，在教师发展方面，任何教育阶段，教师对学生性别的观念和行为塑造都是潜移默化的。如果老师对女生的鼓励多集中在听话、整洁；而对男生的表扬集中在大胆、创造性强。那么无形中就教导男女孩具有符合所谓性别规范的举止。［4］所以，学校教学要注重对教师获取性别知识进行专业的培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置于社会性别束缚之外，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兴趣从事各种工作，并能在以后工作中运用新的社会性别观念处理问题。

篇（3）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篇（4）

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高校女生在高校的比例中逐年上升，甚者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深受主客观因素特别是主观因素的束缚，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问题日趋突出，阻碍着女大学生作为对象性活动主体的成长成才。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先进性别文化建设为背景，以大学为载体，关注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强化女大学生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女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必是先进性别文化在和谐校园文化构建中的题中之义。

一、女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内涵界定

女大学生主体意识问题是一个关乎女大学生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其内涵即指女大学生作为主体，对自己所处客观世界的地位、作用、价值的自觉权义感知，包括对自己外部生存空间现实处境的把握，自己内部生理、心理运转变化的协调，以及自己生活道路可持续发展的争取。其内容具体包括：第一，危机意识。危机意识主要体现为一种对自我生存空间的认知以及认知后的进取精神。它要求女大学生在现实的生存处境中要消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思想的影响,为了自身发展要有敢于争取，力争上游的一种进取精神。争当敢作敢为的“新女性”。第二，自强意识。自强意识，就是一种担当，一种要求女大学生在变化发展的社会激流中“匹夫有责”，“匹女也有责”的自强不息气概。它要求女大学生要发奋图强做好女，要拥有独立的人格精神，意识到自己是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社会主体，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个性；要对事物能具有自己的主见进行分析、判断和选择,并承担。第三，善待意识。善待意识，即“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女大学生作为在校知识性女性，要学会主动了解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不要做生活中的“工具”型女人、怨妇。而是要学会优待自己、宽容他人，学会“孤芳自赏”的同时把快乐也感染他人，做生活的主人。第四，权义意识。“权义即谓守原则又能变通。行事合乎常道曰义，应时变通曰权。”[1]它体现的是一种在遵循道义基础上要有所创新力的精神本质。这就要求女大学生要打破惯于“三从四德” 束缚模式及从众的心理弱势和墨守成规的保守状态，在遵守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道义的基础上又要在所在领域有所创新的意识。使自己具有超越前人的无畏勇气与意志。

二、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分析

在先进性别文化背景下，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碍于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实效性的实现。“所谓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是指女大学生在对象性活动中处理自身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时,以自我消隐为存在方式,有意无意地放逐自我和自我边缘化,表现为:依附、自卑、无为等主要特征。”[2]女大学生群体的发展固然受客观因素诸如美女经济发展等的影响，但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即主观因素应是最为关键的。女大学生主体意识的不及，所表现的依附、自卑、无为等主要特征实则是女大学生对自我定位、自我作用、自我价值在现实环境生存与发展中被动的与不确定的自我认识。首先，依附性强，没有生利能力。生存与发展的延续，需要一种能力。生利能力强调的就是在活着时能够自我生产利益和财富。部分女大学生习惯把自身的对象性活动仅仅放置在依附男性主体的范围内，不主动的去创造财富，认为“女不如男”。而乐于在所谓“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理念下傍大款或追求“富二代”，做男人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其对象性活动的范围及水平。其次，自卑心理重，不善于社交。部分女大学生学业能力及成绩较之男生会很出色,但其综合素质大部分会不及男生。所以，在面对就业以及职业发展等现实问题不如意时,总是引发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绪，甚者扩及自我封闭。纵使现在女大学生占校人数比例比较高，但是女大学生对于社团活动或是对外社会实践活动都不惯于主动参加，缺乏“参政议政”的意识。她们不乐于“参政”表达意愿，不愿合作共进，而是局限于纯个体的被动性学业活动中或是被动的“相近”交往中。这种自卑封闭交往方式必然导致社会交往中主体间交往水平的低层次性及低发展性，使得女大学生在自我发展中缺乏不同主体间交互信息的互补性、发展性。再者，无为无所谓，随遇而安。由于社会刻板印象对女性的印象以及传统文化心理积淀所形成的“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等观念的影响，部分女大学生不自觉地以男性世界歧视性评价女性的标准作为自身对象性活动的动力支撑。面对多方压力的涌向，女大学生惯于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过得去就好”的与世无争的随遇而安心理。她们害怕变化，乐于守旧。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没有过多过高的要求，只求安稳多日子。甚者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夫教子” 的传统观念作为自身价值实现路径方向。这便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女大学生职业生涯中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及发展。

篇（5）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篇（6）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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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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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S·兰瑟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198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该书率先将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兰瑟是搞形式主义出身，后受女性主义影响，[1]195形式主义脱离社会历史背景，女性主义拘泥于性别政治，聚焦于男女之间的权利争斗，前者侧重于形式性，后者侧重于主体性，都难免偏颇。兰瑟摆脱经典叙事学的限制，大胆探索叙事形式的性别意义，将文本形式研究与社会历史语境结合起来，《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一书堪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山之作”，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并进行了具体批评实践。[1]195兰瑟后来于1986年在美国的《文体》发表了《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这篇宣言性质的论文，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并对这一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以下部分将对该论文主要内容予以梳理。

一、主义与经典叙事学

兰瑟的研究不仅受到女性主义文论的影响，还受到戈德曼，詹姆森和伊格尔顿等西方的影响。[2]277在论文开头她引了伊格尔顿的话：“理论的取舍依赖于研究的目的……在任何一种学术研究中，我们选择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以及方法，我们对其重要性判断取决于兴趣模式，而这些兴趣模式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样式……”引文呼应了兰瑟改造经典叙事学的重要思想，即改变叙事学不考虑社会历史背景的桎梏。文章首先分析了女性主义和叙事学表面的不可重叠性：叙事学重科学性，基于描述性；女性主义重感性，重价值判断，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3]109接着，她梳理了女性主义叙事的前期研究，从1980年发表的《文学和社会中女性及其语言》到沃霍尔，但这些研究遭到了女性主义者中甚至是那些支持结构主义的人的反对，批评其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但兰瑟认为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影响。接下来，她开始探讨叙事学同女性主义的相容性，她认为首先要弄清楚叙事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叙事学在美国文学评论语境中的地位，以及叙事学对文本阐释的丰富和拓展。她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叙事学对女性作品阐释的帮助以及女性主义对叙事学的改变。

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区别，表现在：叙事学重分析的技术、重词语等，而女性主义侧重政治语境； 叙事学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而女性主义由于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则反对或者质疑二元论等。除此之外，叙事学与女性主义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即叙事理论形成过程中，从选择分析的文本到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假设，都排除了性属的考虑，热内特、普洛浦、格雷马斯等，他们无一不是选择男性文本作为普适文本来进行分析。兰瑟认为，这种差异可以导致文本的重新解读以及文学史的重写，两者结合后，若把女性作为文本的生产者和阐释者的要素考虑进去，还会导致叙事学的重写，这会对女性作品的解读以及女性文本中叙事声音带来很大的意义。

二、主义叙事学

从经典叙事学到女性主义叙事学首先要调和的是前者的符号学视野和后者的摹仿论视野， 一种将文本视为：（1）现实的表征；（2）现实的记录；（3）摹仿的典籍。而另一种将文本视为：（1）非指涉的言语符号；（2）叙事者至于受术者的叙事；（3）大体来说是一种语言的建构。[3]112兰瑟认为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经典叙事学压制了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凸显了文本的符号性，女性主义则强调了文本与现实的摹仿，视作品中的人物为现实存在的人物，相反，叙事学视野下的人物更多的是其功能性的彰显，据此，她认为女性叙事学必须找到一套分类办法和术语，结合文本的符号性和现实的摹仿性。经典叙事学的符号性倾向使得文本与文本生成、接受进而其政治语境相分离，兰瑟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回到巴赫金等形式主义文论者提出的“社会诗学”上来，坚持将女性回到根植于历史的叙事理论中来讨论。

要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必须改变经典叙事学的前提和实践方式，其术语、概念既要反映文本摹仿的一面，又要体现其文学符号性，文本的研究要考虑到其综合要素——语言性、文学性、历史性、与作者的关系、社会性和政治性。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必须强化其准确性和简约性，术语更加明晰。她认为，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相结合，会对两个领域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有助于解决困扰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些问题：是否存在“女性书写”、男性和女性的书写方式是否相同等。

三、开型叙事和私下型叙事

兰瑟以1832年4月出版的《埃特金森的匣子》中某位年轻女子由于有责任向丈夫公开她写的所有的信件而向知心朋友寄出的一封信，用常规方式阅读，信件的内容是女孩对丈夫的赞誉之词，夸奖其夫君是如何温良宽厚，但信中有一则注释：“阅读上述书信秘密在于先读第一行，然后依次隔行往下读。”这样，书信成了对丈夫的缺陷和劣行的控诉。兰瑟指出，信件有两个文本：一个是显在的表面文本； 一个是隐藏的潜文本。通过对信件的表面文本和潜文本的分析，兰瑟认为信件还存在第三文本和相应的第三叙事声音以及第三受述者。所谓的第三文本存在于潜文本对表面文本的否定的行为之中，前者对后者的逐一否定，不仅是作为两种文本连接的纽带，否定本身亦构成文本，即第三文本，文本折射了女孩对丈夫的恨意，丈夫是十足恶棍，女性被当做，女性不能有自我的欲望（women’s desires are unthinkable）。[3]117该文本反映的是父权社会女性受压制的全貌。据此，女性书写的语言不仅是构建一种符合男权叙事要求的合法的叙事声音，同时也是对整个父权压制实践的更宏大的叙事判断，第三文本基于公共“陈列文本”，其受述者是文学的阅读者（the literary reader），他们没有特定的身份和性属差异之分的公共受述者，洞悉表面文本的玄机，能解读出隐藏于表面文本之下否定的文化意义，相当于热内特的“超文本”。

热内特把叙事分为外层叙事和内层叙事，前者的叙事者多为“作者型叙事者”，多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而后者叙事者多为故事中的人物，这种划分依据是叙事者与故事的关系。但兰瑟认为，这种分类没有考虑受述者，她提出，为了补充热内特的方法的不足，叙事可分为公开型叙事和私下型叙事，前者的受述者是故事外的，后者的受述者是故事中的人物，这种划分有利于分析女性文本。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往往呈现的书写文本为公共文本，其阅读者是大众，包括男性统治者，而该文本后藏匿的是私人文本，两种文本的对立或者对诗背后是第三文本，受述者是那些具有特定知识背景和意识理想读者。兰瑟认为这种划分的学理依据是话语理论，该理论认为话语的最小单位不是句子，而是句子产生的特定语境，据此，她认为叙事的最小单位是叙事产生的具体语境，表面文本与潜文本对峙的背后是女性叙事的高明所在。

四、事与情节

兰瑟接下来对经典叙事学的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提出质疑，她认为在上述分析的信件中，其表面文本中，给丈夫的这封信中没有行动变化，这种静止的状态消解的经典叙事学的故事情节观，而女性文本中像这种无情节的叙事还有很多，这种无故事的生存经历张显一种静止静待的状态，符合女性在父权下的生存现实。她认为信件中行动变化发生在女性叙事者的言说行为或者叙事行为上，通过叙事行为，主人公的期待得到消解，言说本身构成故事固有的部分。

女性主义叙事学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的评论历史语境是形式主义文论走向衰落，而文化批评、结构主义和政治批评形成，与形式主义息息相关的经典叙事学衰落，女性叙事学的出现，迎合了历史语境批评权力视阈的大潮，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曲线生存”方式。[2]293兰瑟试图通过向经典叙事学中注入历史语境来达到改造和丰富叙事学的努力，收效不大。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中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一支，但是没有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作为其技术上的支持，它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往往停留在作品的分析上。这就好比经典叙事学是基础科学，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应用科学，前者是基础，后者可能会促进前者，基础科学的发展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兰瑟的理论中关键要素是历史语境分析，虽然在具体作品分析中历史语境会让问题分析更加全面具体，但这个要素的强化反而会给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经典叙事学是叙事语法，它的研究要求剥离开语境，抽取形式。兰瑟举的《埃特金森的匣子》中信件的例子，并由此带出表面文本和潜文本，以及女性作品中的杂语性和复调，但杂语性和复调不单单是女性作品的特质，这更像是巴赫金的女性主义视野。公开型叙事和私下型叙事的划分，并没有让分类更明晰，这种划分的依据是受述者同故事的关系，一个喃喃自语的叙事者就很难界定其受述者。

参考文献

[1] 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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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译者和翻译行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都是比较谦卑的，翻译被置于与女性相同的地位：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女性，译者在传统女性角色中获得了自己的印镜，女性也从译者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喻像，女性与翻译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上找到了相似点和类比的基础，进而引发了两者相互结合的可能。本论文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基本内容出发，对译者地位的影响作简要研究，希望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张

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研究的视角，它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其主要观点包括：

（1）对传统翻译理论标准“忠实”的颠覆，强调叛逆。中外传统翻译理论一直把“忠实”视为翻译的根本准则之一，其翻译标准的核心就是“信”或“忠实”。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认为，语言中充满了性别歧视，“忠实”通常意味着剥夺女性的话语权（马丽娜，2012）。因此，在翻译中女性译者从女性视角对文本进行操纵，大胆实践自己的理论宗旨。

（2）重新界定译文与原作的关系，突显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译者与原作者的对立模式，提出“性别译者”（feminist translator）的概念，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过程中的不同，从而丰富了原文文本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并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

（3）消除翻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除了理论上的贡献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丰富的翻译实践，以消除翻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让女性的声音体现在译文中。在翻译的实践中，很多女性主义译者大胆采用新词、新拼法、新语法结构，为女性话语开辟新空间。

二、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方面，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提倡干预性的翻译策略，其中三种最常用的策略为：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 （prefacing & footnoting）以及劫持 （hijacking）策略。

增补策略是指以这对两种语言的差异之处予以平衡的创造。译者基于自己的立场在增补过程中对文本进行创造性改写，这种翻译方法体现了女性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有意识的干预。加写前言和脚注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翻译中最常规的策略，用以解释原文的背景，以突出女性译者翻译的差异性。这些说明和记录无疑是为了凸显译者让人们关注她们的女人身份，或者更明确的说，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方式，为的是解释她们在翻译过程中的真实感受，也是为了阐明那些为了想象的或者政治的目的而利用语法性别资源的文本。劫持策略是指女性译者基于自己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爱好对原本不属于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操纵。

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译者地位的影响

1.改变译者的从属地位

首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以忠实为第一要义的翻译观念。女性主义翻译家汲取解构主义理论的养分，宣扬原文的意义并不是绝对确定的、终极的，而是可以从多个视角与维度进行解读与阐释的，因而那种强调翻译必须忠实正确的再现原文文本的思想是行不通的。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忠实”重新进行界定，指出翻译所强调的忠实性，不是指译者要忠实于原作者或读者，而是指译者要忠实于他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环境及自己所持有的思想和看法，翻译应该是展示原文意义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过程，应该是“译者传达、重写、操纵一个文本，使该文本适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语际转换的过程”（谢天振）。由此可见，女性主义译论解构了原作者和原文本的中心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译者被作者压制了的“仆人地位”（从属地位），使得译者可以在翻译中显形并发挥主观能动性，呈现出更加内涵丰富的译文。

其次，女性主义译论和破除了翻译理论与实践中严重的女性歧视的陈旧观念。她们通过追溯女性从事翻译工作的历史，发现早在17世纪的欧洲就有许多女性在其父亲、丈夫或兄弟的影响下翻译过大量神圣的宗教文献，为国家的稳固和宗教的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并且，部分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改变了某些文本的原意，在译文中悄悄表达了自己的生活观、爱情观、政治观等等。更重要的是，因为有女性译者的大胆尝试，许多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才能重见天日。

总之，通过挖掘女性在翻译宗教文献、文学作品和维护自己权利等方面所做出的重要作用，女性主义翻译家逐步改变了认为只有男性才能从事翻译和文学创作的陈旧意识，激发了人们对女性、女性译者和译本给予足够的认同与尊敬，也强烈地鼓舞着译者，尤其是女性译者竭力在翻译彰显其风格，体现其能动性性和创造性。可见，女性主义译论为译者身份的认同和地位的提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强调译者的平等地位

自古以来，译者的地位就极其低下，是透明、隐身的。译者个人的风格、思想不能在译文中显现出来。译者的隐身不仅意味着翻译是低人一等的，还意味着翻译要用透明、通顺的语言抹去译者的痕迹，制造出译作好像就是原作的假象。然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地位总是这样那样地发挥作用。开始翻译前，译者有挑选原作的自由。译者可以挑选那些自己感兴趣，与自己的思想和经历能产生共鸣的作品。开始翻译后，译者有选择翻译方法和翻译类型的相对的自由。译者可以采取直译法，意译法或是直译、意译相结合的方法。而就思想内容而言，即使译者努力克制，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性情还是会渗透在译文中，打上译者自己的烙印。所以，原作者和译者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提倡女性译者利用女权主义方式再改写，因此，女性主义翻译观必然使译者的地位突显出来。女性主义者还认为译文的意义是对原文意义的补充和拓展，认为翻译本身就是意义生产行为，而不是意义的再生产。总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力求在译文中体现译者的存在，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和文化背景，强调翻译是创作，而不是再创作。女性主义者否定了原文的单一意义和权威地位，颠覆了忠实标准，主张原文与译文的共生关系，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极大张扬了译者的平等地位。

四、结语

女性主义自引人翻译理论以来，不断拓宽翻译研究的视域，较为成功地解构了原作和男性译者的霸权地位，为研究者反思传统译论中翻译的等值、文化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等问题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翻译的本质，扩大翻译研究的视野。

参考文献：

[1]Flotow， Luise Von. Translation and Gender.[M].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7.

[2]马丽娜.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之浅探.[J].湖北：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2：25-127.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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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西方古典音乐传统崇尚精英式的音乐制度，注重对伟大作曲家及其作品的记录和分析，对音乐的评价工作也由学术精英来承担，在此过程中，名不见经传的女性作曲家默默无闻，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20世纪70年代整个史学界破旧立新的学术背景下，史学家将目光从上层转移到下层，普通群众的生活走进学术界的视野。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运动的崛起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女性学”，而有关女性史的研究亦成为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基础。

为还原音乐史的全貌，重现几千年间女性的音乐生活状态，美国一些接受过专业音乐学训练的女性学者尝试在传统音乐史研究之外建立新的女性音乐研究体系，这种研究以女性为中心，质疑音乐传统对以“伟大”男性作曲家、作品为代表的音乐史的过度关注，出现了最早一批以女性音乐家为主体的音乐史书籍，如卡罗尔·诺伊尔斯－贝茨（Carol Neuls－Bates）辑录的《音乐中的女性》（Women in Music： An Anthology of Source Reading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1982．1996）、珍妮·鲍尔斯（Jane Bowers）和朱蒂斯·梯克（Judith Tick）于1987年合编的编年史《女性音乐创作：西方艺术传统，1150—1950》（Women Making Music：The Western Art Tradition，1150—1950，1987）、1991年卡琳·彭德尔（K．Pendle）编辑的《女性音乐史》（Women and Music：a History，1991）以及西尔维亚·格利克曼（Sylvia Glickman）和玛莎·施莱费尔（Martha Furman Schleifer）于1996年编辑出版的《女性作曲家：跨越历史的音乐》（Women Composers： Music Through the Ages）等。

篇（11）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 ）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关注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的作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中，莱辛一直致力于对时代生活与人的追问探索，她的作品题材广泛，涉及到种族矛盾、两性关系、原子战争、环境污染、科学危机等社会问题。2007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给这位关注女性体验的“史诗诗人”的颁奖词中就讲道:“她为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做出了巨大贡献。她对普通大众几乎是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对于每种形式的人类行为都不含偏见。她较早认识到全球环境威胁以及第三世界的贫困和腐败问题。” 莱辛在1999年发表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Mara and Dann, An Adventure)虚构了一万多年后的地球环境，在延续其对女性关注的同时，也反映了对现实环境恶化的关注。正如莱辛本人所说的那样，这部作品并非简单的是一本科幻小说。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出版后，她第一时间也是首次在线接受网友提问时就强调的“如果人们认为莱辛又转向什么科幻或空间小说了的话，那我会感到很遗憾”，并特意指出了这本科幻小说在环境和气候方面同现实的关联。

本文重点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分析小说中父权制度瓦解下的男性女性形象和人把自然他者化后的环境问题，指明玛拉丹恩之旅其实就是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模式的瓦解之旅，而旅途的终点就是和谐的精神家园。一、两性对立的瓦解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结合而成的思潮。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凯伦华伦指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与对女人的压迫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终极意义上讲，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即:二元对立思维和价值等级制。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不仅是对立关系，而且是上下等级关系。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和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念框架上的。因此，推翻父权制与拯救生态在观念层面上是交织在一起和彼此强化的。

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的生态关怀首先体现在对男权文化中心统治逻辑的否定上文学艺术论文，《玛拉和丹恩》对这种“父权制’世界观的消解是逐步进行的。首先, 传统的父权国度在小说一开始就被毁灭了，玛拉和丹恩的父亲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姐弟俩被带离王宫以后，就失去了父权制度给他们设定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忘记自己的真实姓名――那个代表着过去的父权制度的身份符号，从他们的心里被抹去了。在两人的整个历险过程中，他们完全忘记了曾经的身份，重新建立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文化身份。丹恩作为男性世界的代表，从一开始就被一再地告知不许讲话，保持安静。对丹恩的命令“嘘，嘘，安静”仅在第一章前两页就重复了六次。丹恩从一开始就实际上已处于了文化失语的境地，男性权力话语消失了。而在此后的历险中，丹恩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两人也几次因丹恩的恐惧，惊慌而逃亡北上的历程倍加艰难会计毕业论文范文。某种程度上，男性不再处于二元对立中的上级地位。

相反，玛拉的女性角色却显得异常地高大、勇敢和富于智慧。她对于知识有着无比的热情，如饥似渴，抓住任何机会吸纳学习远古文明，相比于文中大部分的男性角色，玛拉散发着耀眼的智慧光彩。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往往被视为生育后代的工具。玛拉在她的历险中，一直都极力摆脱这种父权制的价值观。在石村时，玛拉因干旱而身体虚弱，暂时失去生育的能力时，她并未伤心，反而因此松了一口气，因为她明白自己摆脱了作为生育工具的命运。玛拉在途经各地之后发现，由于环境的恶化，男性的生殖力已经极度退化。男性权力的象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权威。然而女性的生育能力依然是女性价值的最重要体现。玛拉遇到的第一男人，就想让她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玛拉拒绝了，离开安逸的生活，重新踏上旅程。而另一个男人想让她成为享受荣华富贵的王妃，为他生育后代，继承他的王位，因为他的原配不能生养孩子。玛拉意识到这样光鲜的地位，同样只是父权制度下的一个工具而已。有着独立思想的玛拉，为了追求自己理想的身份，再一次选择了离开。

当姐弟俩到达大陆的北方时，一对年老的本族夫妇希望玛拉和丹恩为了种族的延续而结合，从而延续从前的父权王国。玛拉坚持人性，说服了意志动摇的弟弟，战胜了邪恶的冲动，最终姐弟俩恢复了纯洁的亲情，各自与自己的爱人平静地生活在一起。这样文学艺术论文，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在此得到了消解，传统的男性逻各斯中心消失了，同时也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女性中心。

莱辛的小说告诉我们，要认识两性间平等互补的相互性，认识自己与他人的同生共存的命运，需要打破男性中心的意识，克服统治和支配的傲慢感觉，懂得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关爱的伦理。这样才能建构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才能感受亲情，升华爱情；才能消除性别偏见，构建一个两性和谐的生态社会。

二，人与自然对立的瓦解

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自然是他者，人类对自然开发利用是合理公正的。生态女性主义批判这种二元对立。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地球上的所有存在物就是一个有生命的统一体。大地、山川、花草、虫鱼、空气等都是大自然这个宇宙之链上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宇宙中一切生命体都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都是平等的，并且没有等级差别。大自然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存在，人类只不过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在自然之中”（陈喜荣，2002）。大自然中各种生命体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形成了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人类作为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链条，其存在依赖于和其他生物的和谐关系上。而人类目前这种将自然他者化，认为自然只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必导致对自然资源无限制地掠夺。这不仅会给大自然带来巨大破坏，而且会逐渐使整个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而最终伤害到人类自己

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的生态关怀也同样体现在她试图消解这种人将自然看做对立面，看做他者的传统理念。小说一开始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展示了未来恶劣的自然环境：干旱，沙漠化，冰川，洪水等等极端的自然灾难使未来人类的生存倍加艰难。莱辛通过展示未来的极端环境，引起人们对于自然与人关系的反思。小说中令人感触最深的一个意象是“渴”。小说一开始便呈现了大陆干涸的景象，“动物和植物都死光了。但拉斯塔充满了沙尘。他们说沙尘暴刮的昏天黑地，填满了房屋，掩埋了花园（P75）。”玛拉被囚禁在密不透风的石屋里，受到干渴的折磨。后来，在出逃的途中，他们遇到了洪水，便不顾生命安危，跳进水里嬉戏，因为在他们看来，水就是生命。当他们碰到一个小水泊的时候，用小桶挑着水，视为最宝贵的财富，时刻守卫着小小的两个小水桶。一旦遇到水源，“他们一个劲地喝着。两个人都在想，趁着还有水文学艺术论文，一定要喝个够（P101）。”干旱使大地颗粒无收，动物也渴死，人们食物短缺，身体受到极大损害，女性丧失了生育能力。

他们默默的承受着这一切，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到北方去，北方有水，有绿洲。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环境如此恶劣，以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然而，在旅程中，他们逐渐发现了原因，其实并非完全一直都是这样的干旱，这样的荒凉。在玛拉和丹恩到达中心，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描述古人类行为的文字“这些人根本不关注他们行动造成的后患。他们杀绝了野兽；毒死了海洋里的鱼；对森林滥砍滥伐，使曾经遍地森林的国家一个个变成了沙漠，荒原。他们破坏一切可以触摸到的东西。他们的头脑可能出了问题会计毕业论文范文。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古人确实应该受到冰纪的惩罚，他们罪有应得(P471)。”

在玛拉丹恩从南向北的旅程中，环境有了一些好转，有了河流，有了草地，甚至有了森林，虽然人们的生活依然艰难。干旱依然存在。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与自然的对立在慢慢的缓和，从小河到大河，他们一直航行在水上，这对于曾经身处干旱的他们来说是很奇妙的事情，河流两边也出现了一些城镇和村庄，越朝北的地方，人类的生活越发原始，工业文明的痕迹几乎消失殆尽.这一切表明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淡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慢慢趋于缓和。

莱辛认为正是人类对自然的肆无忌惮的破坏和利用，环境才发生着变化，森林消失了，河流消失了，沙漫天遍野到处都是，而人类也因此生存困难，只有消除掉这种传统的人与自然对立的模式，才能拯救生态，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和谐的精神家园

生态批评家先驱之一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Murphy）曾指出“生态学和女性主义在保留差异的前提下联合起来…这样的整合能够产生一种新的对于人与世界之关系的认识，使之朝拆解男权/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向努力…”，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追寻的，也是莱辛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文末所描绘的精神家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文学艺术论文，男性女性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平等和谐。

玛拉丹恩在经历种种历险，客服各种困难最终来到了他们向往的精神家园，这里自然不再是干涸的大地，不再有饥渴。“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蓝色，蓝色的海水和淡蓝色的天空交会到一起。蓝色中点缀着白色的，不断移动的浪峰。迎面吹来的是带着咸味的风，咸味就在他们的唇边（P491）。”自然以未受到任何压迫的面貌呈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未来的家则与自然和谐的融为一体。“右侧是海，前面是一个长长的山丘，山坡上是一个低矮的红砖大房子，带着门廊，立柱。”

两性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的紧张、对立，而在这种精神家园里也变得和谐起来。玛拉丹恩各自相爱的人都在这个家园里等待着他们。“他们看到门廊上有两个人。丹恩跑过去喊道：基拉…呆呆地看着那个斜靠在躺椅上冲他微笑的年轻漂亮女人。”玛拉的爱人沙必斯“站在那里，微微的向前探着身子，冲着玛拉微笑着，似乎在等待…”

和谐，这是文字中传递出来的信息。莱辛在文末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美丽的人与自然和谐，男性与女性和谐相处的图画。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致力达到的精神家园。正如莱辛文末极具含义的话语；“水融合到了水里”。人与自然的差异，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最终都融合为一体。

莱辛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倾注了她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关注，在她不懈的、发人深省的对自然和性别这些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主体的探索中，给我们展示了拓展的、进化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体现了解放女性与自然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天在科技发展所伴随的种种弊端中，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隔阂加剧的语境下，如何为人类找到摆脱痛苦、指明道路的灯塔、找到安身立命的家园，莱辛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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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oris Lessing online chatabout Mara and Dann at Barnes and Noble[M]. Com, Wednesday, January 20, 1999 -7pm.<http: // dorislessing. org/interviews.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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