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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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美发达国家养老储蓄税收优惠政策

（一）美国养老储蓄政策美国的养老储蓄政策主要包括三种：401（K）计划，如果雇主没有提供这一计划，雇员可以参加个人退休账户（IRA）以及为自雇人士（如独资、个体户）提供的基奥账户（KeoghAccounts）。三种类型的账户针对的对象不同，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基本相同。以401（K）计划为例介绍美国的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401（K）计划中，允许雇员将一定比例的工资薪金存入账户，缴款只要不超过限额是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雇主也按照一定比例为职工缴存养老金。养老金的投资收益是免税的。提款有一定时间限制，59.5岁之前不允许提款，但是如果发生死亡、永久伤残、大于年收入7.5%的医疗费用、55岁离职或下岗或提前推行等特殊情况可以提前提款，70.5岁必须提款，否则罚款，允许以养老金账户抵押贷款或贫困提款。

（二）OECD国家储蓄养老保险的政策在OECD国家，养老保险主要包括强制性养老保险和自愿养老保险，强制性保险类似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自愿性养老保险类似中国的企业年金。我们主要比较自愿养老保险。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分析可知，英国的雇主养老金覆盖率最高，为49.1%，其次分别为比利时（38.5%）、加拿大（33.9%）、美国（32.8%）、德国（32.2%）、爱尔兰（28.6%）。在另一些国家，自愿性雇主养老金的覆盖率则非常低，如希腊（0.2%）、土耳其（0.5%）、波兰（1.2%）、墨西哥（1.5%）、卢森堡（3.4%）。这些国家自愿性养老保险覆盖率低主要是因为强制养老保险过于慷慨，对自愿性养老保险的依赖性。根据中国企业年金的设计，中国企业年金的金的目标替代率为20%左右，但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根据徐颖和张春雷基于随机波动模型，估算了企业年金的替代率，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制度下，女性职工的替代率仅为10%左右；男职工的替代率为15%。根据相关资料分析，OECD国家中，自愿性养老保险替代率最高的是爱尔兰：37.6%；英国：36.7%，加拿大：30.8%。德国16.9%、比利时：15.6%、新西兰：14.6%、挪威：12%、捷克：11.3%。OECD成员国的自愿性养老保险的税收政策虽各有不同，但大多数是以EET模式（在补充养老保险业务购买阶段、资金运用阶段免税，在养老金领取阶段征税的一种企业年金税收模式）为主。通过延期纳税调动雇员与雇主的积极性，吸引劳动者尽早为其退休后的生活进行储蓄。

三、企业年金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企业年金是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补充，尤其是在中国老龄化进一步加剧的阶段，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逐渐降低，养老金的缺口越来越大，增加国家的财政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学者提出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延缓退休年龄虽然在许多国家已经实施，但是我们是老龄化和就业压力大同时并存的国家，延缓退休年龄势必会是就业形势雪上加霜，所以解决这一问题要从多角度出发，首先延缓退休年龄要选择适当的契机，在对就业不会造成很大压力的情况下稳步推行，循序渐进。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大力发展企业年金，中国企业年金的规模还非常小，覆盖面不到3%，替代率不高，低于20%。中国2014年刚刚推行了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但是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不够完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企业年金的发展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提高覆盖率目前中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很窄，在参与企业年金的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不到3%。覆盖率是衡量企业年金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覆盖率达到一定程度，企业年金才具有一定意义。目前中国的企业年金覆盖率低，只是少数人的一项福利。随着中国双轨制养老金制度的并轨改革，机关事业单位也可以建立只有养老金计划，在事业单位建立企业年金，可以弥补并轨后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降低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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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管理部门在物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不仅具有合法性，还有影响力，并且有着紧迫性，属于完全利益相关者。从政府的税收管理职能来看，政府采用法律、经济、税收等手段调节国民经济，确保正常的市场秩序，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调解物流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雇员、客户、供应商间的冲突与矛盾。政府希望解决社会就业问题，而物流业作为服务业能够安置社会成员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绩效与发展前景好坏，直接关系到行业储备人员的规模，进而牵涉到社会就业水平与社会秩序的安定性。同时，维系政府部门正常运转履行职责的物质基石来源于税收，企业偷漏税或经营不善会减少政府财政收益，进而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及职责的履行。此外，政府的物流服务采购需求也要经由物流企业实现，如何确保物流服务质量乃政府部门所关注的内容之一。在物流企业的运营活动中，政府的物流业税收政策与物流企业经营业绩有着密切关系，乃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水平的间接体现。政府管理部门作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之一是毋庸置疑的。

2.物流企业物流企业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有着紧迫性要求，但不具备合法性，影响力不大，属于苛求利益相关者。物流企业不仅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管理对象，又是税收政策的服务对象，物流企业作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显现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管理的核心准则，也反映了物流业税收政策以物流企业满意为服务导向，物流企业对物流业税收政策有着最真实、最深刻、最直接的感受，让物流企业合法地参与到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中去，是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进行评价的科学有效方法。

3.立法机关立法机关有合法性与影响力，但紧迫性不强，属于占优利益相关者。立法机关拥有法律所赋予的评价权利，对物流业税收政策行使权力实施评价乃合乎逻辑的必然要求，立法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能够获取更为翔实、丰富的资料数据，拥有更先进评价方法与手段，也更为理性。物流业税收政策综合绩效评价乃一种科学民主的治理工具，是科学民主的制度安排，为立法机关绩效管理职能的顺利实施与强化提供了高效合理的选择路径，且经由翔实具体的指标体系来全方位评价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可以精准有效的对物流业税收政策进行绩效判别，进而调整物流业税收政策，这也正顺应发扬立法机关绩效评价效力，实现国家民主化、法制化的革新方向。

4.社会公众社会公众拥有影响力，但不具备评价的合法性，紧迫性也不强烈，乃潜在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乃物流业税收政策的最终感应主体，因此也应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的评价主体之一，这也符合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以民为本的价值导向。但社会公众参与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的评价时，具有分散性、感性及孤立的属性，欠缺专业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技术知识，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充分。社会公众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进行评价时，要注意依照法律法规对物流业税收政策进行，代表社会公众意愿而非个人意愿展开，经由绩效评价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在开展物流业税收政策的专项绩效评价时，要关注社会公众作为绩效评价主体的制度设计与组织建构，从而有效发挥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5.第三方评价机构第三方评价机构拥有合法性，但紧迫性与影响力不大，属于自主利益相关者。第三方评价乃指聘请多位专家成立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组织，依照一定的评价标准与指标，运用一定的手段把专家个人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的评价整合为整体评价，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做出全面判断。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的评价专业性较强，需要由专业人士进行评判，从而获得具有精确性、可信性的绩效评价结果，为政府部门实施相关物流业税收政策调整提供可靠科学的智力支持与信息咨询。让第三方评价机构参与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能够保证评价的专业性与中立性，从而确保评价的可信度，因此第三方评价机构有必要作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主体之一。

二、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体系的选择路径

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链日益多元化与繁杂复杂，任一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皆有着自身独特的评价视角，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与无法取代的比较优势，这必定要求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组成。我国应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实际，经由构建多元化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体系，来保证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有效性、权威性与公正性。

（一）法律保障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为了规范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利益表达、确保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利益诉求及确保弱势评价主体的利益，各级立法机关及有关政府部门制定实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相关法律法规，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多元化体系的构建编织牢固的法律制度保护网。经由法律法规明确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建构，并对各评价主体的评价范围、评价手段与评价内容等进行明确规制，从法律上保证了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多元化主体的合法性、权威性。

（二）合理选择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针对不同物流业税收政策展开评价时随意采用人人参与的绩效评价主体是不适宜的。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中不仅要引入多元化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且要对各绩效评价主体进行恰当的组合和配置。在各绩效评价主体组合中，要以立法机关为核心主体，在立法机关引领下，各绩效评价主体从各自特定的视阈、利益诉求出发评价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绩效，形成各评价主体间长短互补的搭配格局和联动机制，从而增强绩效评价的精准性与可靠性。扩大社会成员参与绩效评价的广度和深度，实现社会成员的全面参与。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功效，确保第三方评价的常态化、全面性和中立性。对政府管理部门要形成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赋予物流企业参与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合法性。

（三）恰当配置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比例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构成是一个多元结构，但这并不表示各评价主体是相同分量，各评价主体间是一种相互合作、竞争与耦合的关系。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已明确的前提下，针对同一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对象，各个绩效评价主体间的比重会对绩效评价结果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这也是绩效评价主体结构的组合是否合理的重要根据。通常，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比重关系主要体现于各评价主体承担的指标在整个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构成与权重分配比率。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过去皆为行政主导、评价主体较为单一。但从长久发展看，以社会成员、专家、第三方评价机构为主的外部评价主体在物流业税收绩效评价中的分量会逐步加大，这是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必然发展态势。

三、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发展对策

在合理确定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基础之上，还需从内部与外部要素的视角完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以切实提升绩效评价的成效。

（一）内部要素的优化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作为物流业税收管理中的重要一环，伴随物流业税收政策的发展，绩效评价在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中日益重要。为规范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提升绩效评价的质量，构建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相当关键。

1.健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需要考量各地区、时间等各个因素。由绩效评价主体利用各自资源一道合作，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扩大到物流业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能力、生产经营规模、进销规模、仓库出入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对物流业生产经营展开分析，且采用经济指标，从性质角度实施模糊分析，有机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以提升绩效评价的准确性、科学性与可靠性。也便于绩效评价机构对各指标的搜集、统计、评价与处理。

2.合理设置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流程绩效评价乃一个搜集信息数据、分析应用信息数据、反馈信息数据的全方位活动，依照绩效评价活动的内在要求与规律，基于绩效评价活动各环节分工负责，为保障评价结论的真实、可靠，绩效评价活动需要遵照严肃、合理的活动流程，具体工作流程见图2。

3.提升绩效评价人员素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的专业性较强，对从事绩效评价活动的人员有着较高的素质要求。纵观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制度健全的国家不仅有完善的绩效评价机构，还有专业的绩效评价队伍，绩效评价人员的专业素养直接关系到绩效评价活动的质量。由于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的专业性，要求绩效评价人员不仅要精通财务、计算机、法律及相关税收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还要对物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所认识，并要有丰富的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及评价能力等，能够合理利用科学的评价方法与自身的经验积累来综合评价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真实绩效。但当前，我国开展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人员专业素质良莠有别，多数绩效评价人员未达到绩效评价工作的素质要求。因此在实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的初期，需采取一定举措提高绩效评价人员的专业综合素质。首先需实施严格的绩效评价人员选拔机制，选拔专业综合素质高、有物流业税收相关工作经验，有较强责任心的专业人才从事绩效评价工作。其次，需对从事绩效评价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不断提高绩效评价人员的专业综合素质与评价技能，以达到绩效评价活动的要求。对与绩效评价活动有关的物流业税收业务、财会知识、计算机技术、各项绩效评价指标的应用分析及调查技巧等内容展开系统培训，并结合绩效评价活动，组织绩效评价活动经验交流会、典型案例分析会，快速提升绩效评价人员的专业综合素质及绩效评价技能。

4.研发应用统一的软件管理系统充分的涉税信息乃绩效评价活动的基础，而现代信息技术为绩效评价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当前计算机技术系统在涉税信息的提供及处理上未达到绩效评价的要求，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依然处在发展阶段，需要研究开发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统一应用软件，避免各机构各自研费过多资金。一套统一规范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软件应用系统可以提升数据信息的自动读取、指标的分析、评价对象的选择及评价结果的处理水平，还能经由人机合理耦合补充人员素质与数量上的不足，将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推向规范化、程序化与现代化发展轨道。

（二）外部要素的优化

1.健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法律法规发达国家在推进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中，相当关注法制建设，明确规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范围、内容、依据、方法等，运用法律手段规范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为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提供法律依据。在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制度化建设中，需要完善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绩效评价的法制化程度。作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工作的内容之一，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法律地位及其相关社会经济范围的法律法规体系，会影响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的质量与效率。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发展到现在还没有统一、科学、规范的法律制度，在缺乏法律支持的状况下，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依据仅仅为财务和税收的内在关联关系，绩效评价不具备确定力、执行力与约束力。构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相关法律法规，使得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此外，还要健全政府部门与有关部门共享涉税信息领域的税收法律法规。确保各有关部门配合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积极主动提供物流行业的涉税信息。

2.构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信息网络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准确有效乃以真实涉税信息为基础，而税收政策数据信息化乃开展绩效评价活动的基石。信息失衡会使得绩效评价难以取得预期结果。为确保税收政策数据传导顺畅、准确，需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发达的信息网络乃获取涉税信息的保障，国外发达国家投入大规模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来建设信息网络。我国可学习国外模式，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信息网络体系，经由网络体系实现信息数据的存储、调用、交换、档案管理等绩效评价管理活动。此外，在完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内部信息网络之时构建外部信息网络，建立国税、地税、工商、统计、银行、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外部网络。实现不同部门间信息数据的共享与交换，提供信息交互平台。

3.增强金融监管物流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目的乃获取经营利润，资金流动不仅为财务核算的主要客体，也反映物流企业生产经营的运作情况，若绩效评价部门可以及时掌握物流企业的实际资金流动状况，就能把握物流企业生产经营的动态数据，以此为基础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必然可以获得乘数效应。伴随经济社会的进步，企业经由金融体系展开经营交易已是主流，需要加强金融机构在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中的辅助功效，通过详细规范的法律法规，确保金融机构有责任有义务对企业资金流动实施监管。可以进一步健全银行法的相关规定，使金融机构采用企业的税务机构代码作为企业银行账户账号，实现税务部门网络与金融机构网络的交互沟通，达成资金结算数据的共享。还可学习发达国家的丰富经验，从法律上硬性约束金融机构主动配合税务部门。譬如美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人发生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且款项存入银行，银行要向国内收入局报告，若银行不主动报告，银行会受到相应处罚；银行组织法也依照法律规定，明确规定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且存入银行或由国外汇入10万美元的，银行要报告给国内收入局。同时要加快改革金融体制，健全银行结算方法，激励企业在交易中使用银行转账或信用卡付款，尽量少用现金交易，若有大额现金交易需及时报告税务部门，从而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有效开展提供完整、真实的资金流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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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企业所得税政策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在征纳时除了可以税前扣除的项目（我国当前的财税制度规定，保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来源包括按照合同征收的全部保费、被减免或者返还的流转税、国家对保险企业财政性补贴或其他补贴收入、保险企业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库券的所得，其中购买的国债到期获取的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之外，其经营中央、地方财政进行保费补贴的种植业险种业务，提取不超过保费收入25%的农业巨灾赔偿准备金，也可税前列支。同时，财税[2010]4号文件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到2013年12月31日止，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而获取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该保费收入的90%计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压力，也增强了其自身应对巨灾风险赔偿的能力。

二、外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政策简述与经验借鉴

为了保证农业保险计划的顺利实施，各国(地区)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给予税收优惠（如表2所示），这些税收优惠措施对我国农业保险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表2的内容可以看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幅度均较大。首先是免税范围广，如美国、菲律宾等国家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收；其次是税收优惠幅度大，如日本对农业保险开征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低于其他行业，俄罗斯对农业保险获得的利润免税等;再次是激励作用强,各国(地区)通过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保障了农民收入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应该借鉴境外农业保险的税收政策，推动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借助政府扶持，将农业保险办成惠民事业。

三、进一步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优惠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涉农保险的税收优惠范围对农业保险经营免除营业税政策应当按照近期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精神，适用于农林牧渔业保险，覆盖种植业、林业、养殖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的农牧保险范围。条件成熟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有关农民人身健康、财产安全、农田水利设施等。政府应该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二）扩大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税收优惠范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范围要从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扩展到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各类保险组织。我国《农业保险条例》第2条规定，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是指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条例》从我国实际出发，确定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其他合作互助保险组织都有参与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直保业务的权利。因此，对于互助保险公司等非盈利组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应进行税收减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资金扶持的压力。

（三）配合营改增的实施，改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税基计算方式当前国内普遍是以保险经营主体通过经营保险业务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全部款项作为其营业税的征缴税基，存在不合理性。由于保险机构总保费收入中相当一部分的最终所有权并不归其所有，可能会作为赔款方式支出，因此，把保险经营主体收取的全部保费收入作为其缴纳营业税的计算依据需要改进。当前可以结合国家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积极探讨金融保险业营改增的措施，并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农业保险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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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的大多数国家对金融企业以征收直接税为主。在所得税（即直接税）上基本采取与其他行业一致的税制政策（个别规定上略有区别），在间接税制（即我国的流转税）上，采取的是与其他行业不相同“从轻不从重”的特殊政策。这些国家的做法基本上可以看作国际通行做法。

总的来讲，OECD国家对金融企业总营业收入不征收间接税（大致相当于我国的营业税），而是将金融服务项目细分为货币结算、存款业务、贷款、金融担保、票据和股票交易、期货、期权、人寿保险等27大类，针对不同的金融服务确定不同的征税制度。

OECD的多数国家实行增值税（VAT）和商品劳务税（GST）制度（美国除外），对金融企业的不同业务，征税办法分为四种情况：①征税；②免税，但是不能抵扣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增值税；③实行零税率，即在免税的同时，允许抵扣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的全部进项增值税；④金融服务不作为增值税的征税对象，即不在增值税范围之内。各国针对不同的金融服务项目实行的税收政策是不相同的，但是各国的做法也有许多共同点。

比较一致的做法是，大多数国家对货币结算、存贷款业务等多数金融服务实行不可抵扣的免税政策，即不征收增值税，同时对金融企业购进固定资产也不能抵扣其所含的增值税款。实行这种政策的主要理由是，金融企业的服务具有特殊性，难以确定它们的增值税税基，实行不能抵扣的免税政策，其不能抵扣的购进品的进项税接近对金融服务的“正确”征税，所以可视同对金融企业的征税。如果对金融业同样实行发票抵免型增值税的话，一方面难以操作，另一方面可能会重于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征税。

另一个比较一致的做法是，对金融服务中的保管、咨询服务、基金管理等收费业务都要征税。

美国比较特殊，目前国内的间接税主要是消费税和零售税。总的来说，对金融服务是免税的。但有资料反映，美国对外国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以保险费收入为税基征收消费税。

日本对金融服务业征税的项目要明显多于大多数国家，银行业务收取的手续费都要征收消费税，但对利息收入、保费收入是不征收消费税的。

韩国对商品和劳务征收增值税，但对金融服务也实行大多数国家的免税做法。有特色的是从1982年开始至今，对金融保险企业的总收入征收0.5％的教育税。

二、我国金融企业税收政策与制度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政府由原来与国有银行、保险公司的利润上缴、政府拨付信贷基金的关系，逐渐转变为金融机构缴纳税收、政府作为所有者向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补充资本金的关系。对金融企业，尤其是对国有金融机构的税收基本上采取与其他行业企业“区别对待”的特殊政策。这种特殊政策的主要特点是：①金融业的营业税税率比其他服务业偏高。1994年税制改革，对国有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实行5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比非国有金融企业和国内其他行业企业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出22个百分点。1997年在将国有金融机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调至33％的同时，将全部金融企业营业税税率由5％提高到8％。今年5月1日起分三年将金融企业的营业税税率降到5％，仍高于国内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和建筑安装业3％的营业税率，在服务业中处于较高水平。②国内金融企业比外资金融企业的税负重，因为外资金融机构在企业所得税上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流转税上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之所以对国内金融业采取这样的税收政策，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第一，到目前为止，国有金融机构在金融业中仍然占主体地位，金融资产的60％集中在国有金融机构中。政府与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关系，使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把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银行当作“二财政”、国家的“钱匣子”对待，而没有将其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风险产业看待。第二，金融业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几次财税体制的重大调整，事实上都是从短期财政利益考虑，为保持金融业总体税收规模不变来设计金融业税制。第三，与其他行业比较，国有金融企业改制相对滞后，这也是对金融业税收政策没有做重大调整的重要前提因素。第四，与我国目前的利率管理体制相关联，在存贷款利差较大时，政府可以利用税收杠杆对金融企业利润进行控制和调节。上述因素中前两个因素是最主要的。

三、现行税制下我国金融企业的税负偏重

我国是实行增值税的国家，由于各种原因，金融、交通、建筑等服务业目前还没有实行增值税制度，而另外实行营业税制度。由于征收营业税时，不允许金融企业抵扣购入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所以金融企业事实上承担了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种税收负担。

在我国以流转税（即国际上所称的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框架下，金融企业的税负中流转税负担大大高于企业所得税负担。目前金融企业交纳的流转税500多亿元，企业所得税不过百十亿，前者是后者的5倍。交纳营业税及附加税后的金融企业利润就很少了，这是造成金融企业资本充足率不足的客观原因之一。

按照OECD多数国家做法和美国研究中国经济的著名专家尼古拉斯。R.拉迪的计算方法，分析金融企业的纳税占其总收益的比重，目前我国金融企业的总体税负（流转税加所得税，不包括金融企业购入固定资产中所含的增值税）在65％－75％左右。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为例，1999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平均的总体税负为74.68％（详见表1），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平均的总体税负为68.37％（详见表2）。

与OECD国家比较，我国金融企业的税负明显偏重。如果按照OECD多数国家对金融业采取的税收政策和做法，对金融企业取消征收营业税及其附加的话，我国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将降低一半以上。以四大国有独资银行为例，不征收营业税及附加，这部分税款（304.84亿元）转化为税前利润（参见表1），并对其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税款为100.60亿元，实际总体税负降为30.24％。在税负降低的同时，金融企业税后利润将由116.38亿元（154.78亿－38.40亿）增加到320.62亿元（116.38亿＋204.24亿），利润增大1.5倍以上。这种计算只是建立在理论推算上，不是精确计算。按照三年后营业税降为5％测算，营业税及附加的减税幅度为37.5％，所得税增加，税收合计为266.65亿元，总体税负为58.02％。

四、几点建议

面对我国金融即将开放的形势，必须抓紧解决我国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问题。除了金融企业的产权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等企业内部问题外，我国长期形成的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痕迹的金融业税收政策和制度，也是影响我国金融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外部因素。过重的税收负担使金融企业的税后利润很低，难以持续地依靠企业自身积累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曾采取一次性拨付2700亿元增加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的办法，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率。但这只是权益之计，如果长期使用此种“输血”性办法，既不利于提高国有银行自身的资本积累能力，又会给国家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只有立足于解决金融企业的体制问题，同时调整对其的税收政策和制度，建立起我国金融企业良好的“造血”机能，才能既有利于金融发展，又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

另外，考虑到我国加入WTO以后，将逐步开放金融服务业，即便我们采取内外资金融企业完全相同的税收政策和制度，但是由于外资金融企业的总部在国外，国外的金融业税收负担远低于我国金融企业，他们的分支机构可以得到总部资金支持，我国金融企业仍会处于十分不利的竞争地位。加上金融业本身的风险特点，随着金融业开放后的市场化进程加快，我国金融企业必须加强自身抗拒风险的能力。所以，建议参照国际通行做法，考虑中国国情，逐步调整和改变目前我国金融企业的税收政策和制度。具体建议如下。

（一）将金融企业的总体税负目标确定在40％左右。其中企业所得税按照国际通行及我国的改革思路，与其他行业的税制相同，总体不做特殊规定，主要调整流转税制。

从根本的制度建设上，应将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按照OECD多数国家的做法，对金融企业大部分业务实行不可抵扣的免征增值税办法，对手续费、咨询费等金融业务征收增值税。值得说明的是，目前国际上对金融业这种征收增值税的办法，也存在一些讨论和异议，认为需要寻求更好的征税制度，如已经有人提出对金融企业征收“现金流量税”的办法。

如果我国在未来3－5年不能将服务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话，也可以在目前的税制下，为达到金融业总体税负40％左右的目标，逐步将营业税税率降到1.5％－2％。按照1999年四大国有独资银行总税负测算，营业税降为2％，营业税及附加的减税幅度为75％，所得税增加75.45亿元，总税收减少近45％，总税负降到41.35％（如果加上不可抵扣的增值税，总税负还会更高一些）。

（二）金融企业税收政策调整必须以国有金融企业改制和改革为前提。

在没有对我国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实行改制和改革以前，“单兵独进”的税制调整存在很大的风险。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表明，在没有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之前，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虽然可以起到调动企业经营积极性的作用，但也造成利润和财务分配失控，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富了和尚穷了庙”的负面效应。因此，为了防止在目前国有独资金融企业体制下，调整税制后金融企业收益分配的“预算软约束”，应该在调整税制之前，先推进国有独资企业的改制。

篇（5）

1.增值税、营业税及附加税费政策

(1)自2011年11月1日起，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按期纳税的，月销售额(营业额)统一提高到5000～20000元;按次纳税的，每次(日)销售额(营业额)提高到300～500元。自2013年8月1日起，对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2万元(含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中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免征增值税或营业税。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营业额)2万元至3万元的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或营业税。

(2)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含3万元)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

(3)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从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或再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三年内免征营业税。享受三年营业税减免政策期限已满的担保机构，仍符合规定条件的，可继续申请减免。

2.企业所得税政策。

(1)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且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不超过规定标准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自2010年1月1日起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2012年将年应纳税所得额标准提高到6万元，2014年再次提高到10万元，同时扩大税收优惠范围，采取核定征收方式的企业也享受该政策。

(2)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3)金融企业按照规定条件及比例计提的贷款损失专项准备金，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4)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按照规定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未到期责任准备，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3.个人所得税政策

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时，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工资、薪金所得，适用3%～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将计征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42000元/年(3500元/月)。

4.印花税政策

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止，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该政策的适用范围不仅是向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金融机构，而且还包括与其签订借款合同的小型微型企业，其实质是鼓励金融机构向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5.进口环节税

中小企业投资国家鼓励类项目，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中所列商品外，所需的进口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将符合条件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中的技术类服务平台纳入现行科技开发用品进口税收优惠政策范围。2015年12月31日前，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国内产品性能尚不能满足需要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环节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此外，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支持创业投资、鼓励研发创新、改善融资环境、促进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税收政策，小微企业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条件下同样适用。

(二)现行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1.小微企业概念不统一

2011年，国家出台新的小微企业划型标准，但是目前在税收政策上，直接提及并使用小微企业这一概念的仅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签订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的通知》(财税［2011］105号)、《关于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13］52号)及其相关配套文件，而企业所得税政策使用的是小型微利企业，增值税政策使用的是小规模纳税人，这使得主管税务机关在落实相关税收政策时需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把握，从而产生一些实际操作方面的困难。

2.相关税法体系不尽完善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整套系统的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法体系，有关小微企业的税收政策大多数都分散在各条例、通知、办法中。这种零散的税收政策对企业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小微企业不能快速地了解其所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而现实中，小微企业因自身财务核算能力有限、信息获得渠道不畅等原因，往往很难真正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的扶持。

3.税制结构复杂制约小微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小微企业需要缴纳的税种多，且有些税种的计税依据计算复杂。以所得税为例，企业所得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需要扣除的项目繁多，且扣除比例不同，容易出现多次计算结果不一致的情况。而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且存在加成征收和减征的政策，计算过程繁琐。税制结构复杂造成小微企业难以准确计算其应纳的各项税额。

4.税收优惠门槛较高

我国鼓励研发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要求的条件比较严格，小微企业因人员、资金等条件的限制，在技术研发上处于弱势地位，很难满足税收优惠条件。比如高新技术企业需要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六个标准才能被相关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而绝大多数小微企业受自身发展条件限制无法满足条件，也就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5.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政策有待改善

一方面，多数小微企业因为销售额未达一般纳税人标准而被视为小规模纳税人进行纳税，在计算应纳税额时不能抵扣进项税额，而只能以3%征收率来计算缴纳增值税。另一方面，若小微企业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但未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或者已经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但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则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如果小微企业没有健全的会计核算，就必然承担较重的税收负担。此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免税农产品，按照13%的扣除率计算抵扣进项税额，企业再销售或者销售以免税农产品为原材料生产加工的产品时则按照17%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增加了农产品收购企业的税收负担。例如广西2013年蚕茧和生丝产量分别达32.24万吨和3.54万吨，分别占全国产量的42%和26%，由于增值税“高征低扣”，全区每吨生丝需多负担1.15万元的增值税，全区缫丝企业每年将要多负担4亿元的税收，加重了企业负担，不利于广西丝绸产业的发展壮大。

二、促进我国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统一小微企业认定标准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由多部门共同制定，规范了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因此，国家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尽量采用现有的小微企业认定标准，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政策目标附加相应的限制条件。

(二)提高小微企业税收政策的法律层次

通过立法形式规范我国小微企业相关的税收政策，特别注重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协调性。通过对现有税收政策的整合，按照公平竞争、税负从轻、促进发展的原则，清理、完善小微企业税收政策，从科技创新、促进就业、创业等多方面建立规范的小微企业税收政策体系，从而促进我国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三)注重对小微企业生存能力的保护

对新设立的小微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免除其非生产经营收入需要缴纳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税费，保障创建初期的小微企业能顺利地生存下来。对于处在发展上升期的小微企业，着力从解决企业资金困难、鼓励其再投资、促进企业安置就业等方面给予税收政策支持。

(四)加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力度

1.进一步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增值税和营业税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降低税负有利于促进消费，进而刺激企业投资和生产。建议适当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按期纳税的，可提高到月销售额(或营业额)5万元。

2.扩大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范围。待“营改增”完成后，在提高增值税起征点的基础上，可考虑降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同时取消小规模纳税人的规定，只区分具有增值税扣税资格和不具有增值税扣税资格两类经营主体，对具有增值税扣税资格的企业实行查账征收，而对不具有增值税扣税资格的企业免税。

3.进一步完善小微企业所得税制度。一是实行小微企业所得税全额累进税率，具体可设置三档税率: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万元的，税率为0;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0万元至20万元的，税率为5%;年度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至30万元的税率为10%。二是提高小微企业研发费用扣除标准，提升小微企业科技创新水平;同时批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提取一定数额的科研开发准备金;为促进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人才培养，适当提高企业职工教育培训费的扣除标准。三是允许小微企业购进新设备的投入可按照一定比例冲抵应纳税所得额;适当提高小微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比例，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计提折旧;放宽小微企业亏损结转期限，在企业现有的亏损弥补向后结转5年的基础上，允许小微企业同时向前结转2年。四是赋予小微企业一定的纳税选择权。我国现行税法对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其他企业的投资者在企业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后进行利润分红时，还需要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加重企业和投资者的税负。为促进小微企业经营发展，建议给予符合规定条件的小微企业一定的纳税方式选择权，可由企业自主决定缴纳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

(五)完善小微企业税收征管，优化纳税服务

篇（6）

（一）推动了研发投入稳步增长

从2008-2012年，全国研发费投入总量迅猛增长，由2008年的4616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0298亿元，年均增长22.24%。其中，企业研发支出从2008年3382亿元增长到2012年7625亿元。我国研发投入强度②也从2008年的1.54%提高到2012年的1.98%，逐步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二）促进了税收增长和企业发展

2008-2012年，全国申请享受研发加计扣除优惠的企业累计91043户次，年均约占全国企业所得税纳税户数千分之二多。5年来，企业享受加计扣除研发费金额累计5120亿元，平均约占同期企业研发支出的19%，年均增长25.32%；按法定税率换算，5年累计减免税1280亿元。与2008年相比，2012年全国享受研发加计扣除优惠的企业增加了11356户，年均增长17.55%；户均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减免税额从2008年121万元增长到2013年154万元，年均增长6.4%。

（三）政策覆盖面较广，但存在地区和行业性差异

一是大、中、小、微型企业普遍受惠。其中，大型企业受惠户数较少，但受惠金额较大；中小微企业受惠金额较小，但受惠户数较多。二是地区性差异明显。2011年东部享受研发加计扣除优惠金额占全国72.84%。三是政策适用相对集中于内资企业。2011年内资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享受加计扣除占全部优惠企业的57%。四是政策适用相对集中于制造业企业。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土木工程建筑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行业，行业分布不均衡。

二、我国研发费加计扣除税收政策及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设计方面

1.研发费财务核算和税务归集的永久性差异增加了企业涉税风险。企业通常按照《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若干意见》（财企[2007]194号，以下简称“194号文”）进行研发费的财务核算，同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116号，以下简称“116号文”）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通知》（财税[2013]70号，以下简称“70号文”）进行研发费加计扣除的税务归集。高新技术企业则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08]362号，以下简称“362号文”）对研发费核算、归集③。这几个文件关于研发费的核算范围和归集口径不完全一致，加大了会计核算难度，增加了企业涉税风险。

2.政策适用范围有限、立项门槛高，制约了企业研发积极性。根据116号文，研发优惠需做两类认定：一是“一般认定”，即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技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工艺、产品，取得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对本地区相关行业有推动作用（不包括常规升级和直接应用）；二是“特殊认定”，即对《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所列项目认定。这两类认定究竟是互为条件、还是并列条件，税法没有准确表述。在实际执行中，税务机关主要以企业科技投入是否属于这两个领域项目，作为给予优惠依据。

（1）一般认定。一是限制了企业的立项口径。一些企业自行设立的项目属于企业内部技术创新，能有效推动产品或工艺改进革新，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但其往往达不到对本地区相关行业“具有推动作用”。二是排除了“常规性升级”。常规性产品的升级是目前许多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方式，其研发费支出比重很大，无法享受税收优惠，影响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三是要求“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创新性研发活动一般投入资金大、失败概率高，如果只有“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研发费才可以加计扣除，其政策效应与国家鼓励技术创新的目的相悖。

（2）特殊认定。虽然上述的“两个领域”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科研方向，但作为2007年出台和2011年更新的标准，难以适应当今科技发展的步伐。并且，该项政策只针对自然科学领域，不允许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发享受，也使得此项政策存在一定的功能缺失。

3.政策规定不明晰，容易造成税企争议。

（1）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的核算范围过窄、甚至不合理。现行政策以“正列举”方式规定了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但是一些容易判定且明显属于研发投入的费用并没有包括进来：如，在“与任职或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中，从事研发专职人员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教育经费等不允许扣除，对于软件、信息等人员成本投入较多的行业影响较大；再如，“上级及主管部门拨付的科技项目资金”不得加计扣除。对科技投入资金的来源进行限制，仅对自有资金给予优惠，不符合政策本意。

（2）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的表述含糊。例如，如何理解“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工资”，“直接从事”是指一线工作人员，还是包括为整个项目服务的有关人员；再如，“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是否指设备“专用”惟一性，如果普通设备一段时间用于生产活动、一段时间又用于科研活动，能否视为“专门用于”；还有“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费用”等，其相关内容税法没有释义。此外，研发活动起止时间、研发支出费用化和资本化界限、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划分以及多个项目研发费等划分不明确，影响了企业研发费归集的准确性和可比性，给了企业操纵税收优惠的空间，也加大了税务监管的难度。

4.关于集团研发存在的问题。一些企业集团由总部构建高层次研发机构，集中从事重大研发活动。但由于集团总部通常只是个管理型的职能机构，没有相应的营业收入和直接的税前所得，无法支撑其享受此项优惠。而且，现行税法仅对集团集中研发分摊研发费用给出了原则性指引，并没有规定具体分摊办法，可操作性不强。

5.关于合作开发存在的问题。一是如何界定合作各方研发费。按照规定由合作各方就自身承担的研发费分别计算加计扣除，“各自承担”是指各方实际支付的研发费用，还是按照合作开发协议应当承担的研发费？如何监控合作各方自身承担的研发费与合作开发总支出之间的关系？实践中极易出现合作各方费用支出和收益分享不配比的情况。二是税法没有对研发地域作限制规定。在高新认定方面，对中外合作开发有明确的限定，即“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占全部研发费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而116号文和70号文对研发活动地域没有限制，这就意味着企业在中国境外的研发支出，也可以在中国享受加计扣除。这不利于激励企业在中国境内开展研发活动。研发活动只有更多地在中国境内发生，其在技术外溢性、人才培养和产业推动上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6.关于委托开发存在的问题。一是自主开发与委托开发税负不公。自主开发加计扣除的计算只包括规定的费用项目，加计扣除额度有限，且需要履行繁琐的备案程序；而委托开发加计扣除的计算则是会计的完全成本，包括了受托方为项目所支付的所有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甚至包括利润，且纳税申报时，只需提交委托项目费用清单即可。二是关于费用支出明细和受托方利润排除问题。按照规定，委托研发必须提供受托方费用支出明细，否则不允许加计扣除，即加计扣除时不包括受托方利润。但实际上，受托方出于商业利益考虑，一般不愿意提供费用支出明细单。即使提供，其清单的格式、内容、繁简程度等五花八门，真实性无从考究。此外，委托研发是按照“委托方实际支付金额”，还是按照“受托方研发归集明细表”加计扣除，税法没有明确，各地执行不一。三是委托境外企业开发，缺乏地域性限制，不利于企业本土创新。许多国家都要求研发支出必须发生在本国境内，以吸引和激励研发资源向本国聚集。即使允许研发在境外开展，也规定极为严格的条件。四是委托方和受托方税务机关缺乏信息传递和共享机制，无法核实委托研发费用的真实性。集团研发也有类似问题。

7.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他税收政策问题。例如，研发形成无形资产的加计摊销范围及后续管理没有明确规定。现行规定对研发费的归集做出了列举式的规定，但对形成无形资产的部分未作明确，是直接按照无形资产成本150%摊销，还是需要对该无形资产加计摊销部分进行调整；对于研发形成的未摊销完毕的无形资产对外出售、投资或提前报废还能否享受加计扣除优惠，以前年度已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是否需要调整等，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再如，研发形成的中间产品存在一定程度的处置收入，在计算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时，如何对待这部分处置收入也存在争议。

（二）政策执行方面

1.政策执行管理环节脱节、漏洞较多。现行税收政策虽然对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执行作了一些管理规定，但是对于税务机关如何介入和监控企业科研项目的推进过程，没有做出相应的安排，可能直接导致日常税收管理漏洞和风险概率加大。

2.部门联动和协调机制尚未形成，影响了政策的执行和管理。以“两个领域”出台和认定为例，相关政策出台涉及七八个政府部门，但参与该政策执行实际管理的仅科技和财税部门，且两个领域目录涉及的技术领域范围广、项目多、认定难度大，仅靠科技和财税部门来认定和管理，显然力不从心。

3.区域间优惠政策落实力度不同、征管做法不统一。地方政府财力直接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政策落实力度较大，欠发达地区政策落实力度相对较小。并且，目前由于加计扣除政策缺少统一的操作细则，各地执行各异。

4.事后备案的管理方式，既不利于税务机关监管，也因不确定性增加而影响了企业申请的积极性。事后备案由于程序简单、时限较短，税务机关无法进行实质性审核，一般通过后续管理方式进行监管，即在汇算清缴结束后再对企业进行核查，对发现问题进行调整、补税。这种事后核查方式使企业产生顾虑，即只要申请政策，被查机率就高。因顾忌税务检查，一些企业倾向于放弃享受该优惠。

（三）企业方面

1.在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一是立项和备案。一些企业自主立项较随意、研发项目预算变更无序；还有一些企业对研发项目的管理水平较弱，导致研发项目相关资料的缺失和不足。二是财务核算。一些企业未实行专账管理，未按会计准则规定设置“研发支出”及相关明细科目，对不同的研发项目没有分别核算，或未按研发费用性质进行明细核算；还有一些企业会有意无意扩大研发费用归集范围。三是管理制度。一些企业没有规范的企业研发管理制度。还有一些企业会计制度体系不配套，研发费用难以归集。

2.一些特殊类型企业因获取税收利益有限，放弃或忽视了优惠申请。有的企业出于战略层面考虑，担心技术外泄，放弃优惠政策适用；还有的集团企业，由于集团总部对所属企业管理费有总额控制，会导致研发费不能足额核算归集；有些已经享受较低税率的企业，如高新企业，认为此政策激励效果不明显而放弃申请。另外，创业初期的中小企业很难做到按规定严格核算归集研发费，最终被迫放弃。还有一些持续亏损企业，若其研发周期较长，超过亏损弥补期限，也无法享受该优惠。

三、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国际比较和借鉴

（一）各国支持企业研发投入的财政政策选择

鼓励企业创新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一致的政策取向。各国一般运用直接的财政补贴政策（如知识产权保护、补助金、贷款等）和间接的税收激励政策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财政补贴政策一般直接资助那些社会收益率较高的项目或任务，如国防、卫生或者能源领域等，而税收激励政策在产业、地区和优惠对象上则基本保持中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期研究资料，运用直接的财政资助方式还是间接的税收激励方式来扶持企业研发，各国差异明显。有些国家如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卢森堡、墨西哥、新西兰、瑞典、瑞士等，根本就不提供研发税收激励政策；而美国和西班牙等更多地依赖于直接的财政资助政策来扶持企业研发活动；还有些国家，如加拿大、荷兰、葡萄牙和日本等，则主要依赖间接的税收激励政策鼓励企业研发投入；俄罗斯、法国和韩国给企业研发提供了包括直接和间接方式的最大力度的财政支持，等等。

（二）各国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概况、主要形式及发展趋势

1.实施概况。目前，无论OECD成员国还是非成员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都被广泛运用。1986年，OECD34个成员国中只有7国向企业研发投资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到2011年已增加到26个国家。在非OECD成员国中，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新加坡和南非等也都提供优惠力度各不相同的研发税收激励政策。

2.主要形式。多数OECD国家都通过税收抵免或加计扣除来具体实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税收抵免是从应纳税额中直接减免，而加计扣除是指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中按正常情况100%扣除了工资、资本项目折旧的基础上，再额外给予一定比例的扣除。这两种机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直接减少应税义务，而后者应税义务减少的额度取决于公司所得税税率。税收抵免根据其计算抵免的依据不同，又分为基于研发支出总量和增量的税收抵免。就目前情况来看，多数国家倾向于采取基于研发支出总量的税收抵免（如法国）或加计扣除方案（如英国）。另外一些国家采取的是基于研发支出增量的税收抵免，如美国和爱尔兰；也有国家既考虑研发支出总量又考虑增量，实施混合模式税收抵免，如葡萄牙和日本；还有一些国家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优惠范围相对较窄，仅仅针对公司负担的研发人员工资和社会保障方面税收，而不是通常的公司所得税，如比利时、荷兰；还有的国家对于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和其他来源于知识资本的所得给予优惠税率，如英国的专利盒子体系（APatentBoxRegime）。

3.发展趋势。后金融危机时代，OECD成员国大都在积极地调整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如法国（2008年）和澳大利亚（2010年）均以优惠力度更大、更易于操作、基于研发支出总量的税收抵免方案，取代了过去相对复杂、既考虑研发支出总量又考虑增量的税收抵免方案。一些国家为帮助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临时性研发税收激励计划。例如，日本和荷兰均暂时提高了可申请的研发税收抵免上限等。

（三）各国鼓励企业创新税收政策的主要特点

1.绝大多数国家以普惠性为基础，但对中小企业等给予特别优惠。除中国、印度、南非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适用于所有企业，没有行业或技术领域限制。对于一些特定目标，多数国家选择在“普惠性”基础上，再给予一定特殊优惠，如对于中小企业、产学研合作研发、IT、能源等行业以及企业聘用高层次人才等，给予一定特殊优惠。

2.从发展趋势上，采用税收抵免方式占多数且呈增加趋势。为避免公司所得税税率较低或波动对税收优惠力度的影响，目前在实施研发税收激励的国家中70%以上采用抵免方式。2009年，澳大利亚、奥地利将实施多年加计扣除改为税收抵免。

3.各国对从事研发活动的地域或者是否保留知识产权等规定各异。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一般强调在本国保留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往往对研发费用税前扣除附加事先审批条件。从研发活动发生地来看，有些国家通过给予本地研发更为优惠的条件进行激励。如澳大利亚，如果企业就海外研发支出申请税收减免，必须向相关管理部门申请“临时证书”，并且总量不能超过研发支出总额的10%。

4.所谓“合格”研发支出范围的差异较大。企业研发支出包括两类：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对于经常性支出，多数国家范围较宽，包括人工费、原材料费、研发外包费等直接费用，以及日常管理费、水电公共设施费等间接费用；对于资本性支出，多数国家采取与经常性支出一样的优惠政策，少数国家采用单独的税收优惠，多为“一次性扣除”或“加速折旧”。

5.研发税收优惠的管理机制。一是研发活动和项目认定都是税务机构以外的机构承担。如澳大利亚的管理部门是澳大利亚创新理事会和税务局。企业首先要向创新理事会登记注册所从事的研发活动并提交减税申请，经审核获得特定注册号码。在年度申报纳税和申请研发费税收优惠时，企业可将此号码填写在申请表上，由税务局负责对研发经费审核并审批最终减免税额度。二是建立研发政策跟踪、评估和服务机制。如南非科技部作为研发激励计划运行的管理者和监督者，负责每年对政策效果的评估分析，向国会提交报告。

四、对完善我国研发费加计扣除税收政策体系的建议

（一）政策设计方面

1.统一研发费税务归集的口径和标准。国际上通行三种税务会计模式：财税分离型、财税合一型和财税混合型。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一直采用财税混合型模式，通过纳税调整进行税务会计的核算。这种模式客观上必然导致研发费的财务核算和税务归集的不同。这种差异是客观允许的，但是目前研发费税务归集仍存在高新认定和加计扣除的两重标准。为了便于税企双方理解和操作，建议放宽加计扣除的标准口径，与高新认定标准口径简化统一，统一标准、统一范围，列出具体、明确的归集项目和归集范围等；同时，将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动漫企业以及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研发费归集的范围和标准，与高新认定的范围和标准相统一，便于企业核算和税务监管。

2.科学界定研发费加计扣除的范围和归集标准，统一操作性规定。一是改进加计扣除正列举费用的核算科目和范围，尽可能与会计核算原则、标准相匹配，减少税企理解分歧。二是进一步清晰划定模糊的界限标准，如明确“实质性改进”与“常规性升级”界限标准，建议由科技部门制定操作性标准，以利于企业和税务部门执行；取消现行政策对本地区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有推动作用的规定，只要企业对其自身业务有实质性改进即可认定；清晰划定费用化和资本化界限，明确资本化归集加计扣除的范围；对于多项目研发费用的分摊，建议细化有关费用项目分摊方法，等等。

3.完善现行税法未明确事项。一是对研发试制品或报废品和用于中间试验的模具，其直接对外销售或作为企业用于销售产品的组成部分的，其收入与支出应该分别核算，对其研发试制品或产品成本中的材料、燃料及动力等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加计扣除，对收入部分也应按规定申报纳税。二是建议对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加计摊销部分，应按规定调整后才能加计摊销。研发形成的、未摊销完毕的无形资产对外出售、投资或提前报废，对尚未摊销的部分，在资产处置时不应再享受优惠，对以前年度已享受的加计摊销的部分，也不再调整。

4.完善集团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一是建议允许企业集团研发费延长向后结转年限。考虑到企业研发费投入产生的效益一般要向后递延很多年。为了实现收益与费用的配比，保证研发费加计扣除权利的充分实现，并考虑到向前结转需要退税，涉及复杂的税收征管程序，建议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允许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延长向后结转年限进行加计扣除。二是合理确定企业集团研发费的分摊方法，如按上年研发支出的比例等。

5.完善合作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一是完善合作开发收益计量和费用分担的配比控制。二是明确对境外研发的优惠限定。这样可以吸引和激励开发资源向本国聚集，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针对部分研发活动在中国境内不具备开展条件的实际情况，可以对享受优惠的境外研发费用占研发费用总额的比例规定上限，如10%。

6.完善委外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一是统一委托开发费用清单的格式和内容，减少税企争议。二是鼓励境内委托研发。对于服务外包企业受境外企业委托开发，符合条件的境内受托方可以享受加计扣除税收优惠。三是为了公平自主研发与委托研发的税负，简化税收征管，建议委外研发费一律按研发费发生额的80%进行加计扣除。

7.拓展我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建议。一是适当扩大可加计扣除研发费范围，增强政策激励效果。建议明确对与企业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费用允许加计扣除，如能够按项目归集的在职从事研发人员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教育经费等。二是研究制定专门适合中小企业、操作便捷的研发费税前扣除办法。适当放宽限制条件，对核定征收企业，只要其研发费能独立核算，也给予优惠。三是增加鼓励研发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科技研发人员的数量与研发创新的需要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为了加强我国企业研发人才队伍的建设，建议对于企业雇佣高学历研究人员，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四是借鉴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即以普惠制为基础，没有行业或领域限制，采用税收抵免法，允许未使用的税收优惠向前或向后结转等。

（二）政策执行方面

1.简化申请鉴定及备案流程。一是建议税务机关与科技部门开通电子平台，简化工作流程，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工作效率；二是简化和明确税务备案和科技鉴定的资料和要求，减轻企业税收遵从负担，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力。

2.完善财税部门和科技部门的相关管理措施。建议财税及科技等相关管理部门加强对企业政策的宣传和业务培训，引导企业更多地关注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和效果；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帮助企业正确归集、审核研发费用；加强对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管理。

（三）企业管理方面

篇（7）

1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

当今，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一个世界潮流，一个国家的经济有没有活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看小企业的状况如何。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强有力的税收政策，以支持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1.1美国

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采用了多种税收优惠措施：（1）雇员在25人以下的有限责任公司实现的利润，可选择一般的公司所得税法纳税，也可选择“合伙企业”办法将利润并入股东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避免了重复纳税。（2）对年收入不足500万美元的小型企业实行长期投资减免税，对投资5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给予永久性投资税减免。（3）对创新型的小型企业将其资本收益税率减半按14％征收。（4）购买新的设备，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购入价格的10%可抵扣当年的应纳税额。（5）对中小企业实行特别的科技税收优惠，企业可按科研经费增长额抵免税收。（6）准许小型企业实行加速折旧和特别折旧制度。（7）地方政府对新兴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减免一定比例地方税。

1.2法国

法国中小企业众多，政府实行了较为全面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1）中小企业缴纳的公司所得税的附加税2003年起已全部取消。（2）从1996年开始，中小企业用一部分所得再投资，这部分所得可减按19％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3）1983年建立了“研究开发投资税收优惠待遇”制度，规定中小企业研发投资比上一年增加的可以免缴相当于研发投资增加额25％的公司所得税（1985年这一比例提高到50％）。（4）1992年起，对中小企业转为公司时的资产增值暂缓征税，并允许企业将亏损结转到新公司。（5）新办小企业在经营的前4年非故意所犯错误，可减轻税收处罚，并可适当放宽缴纳的时间。

1.3日本

日本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也非常全面：（1）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政府就规定，对资本额在1亿日元以下，而年度应税所得额在800万日元以下的，税率降为28%（大企业的税率为37.5%）。（2）对试验研究费用超出销售额3%的中小企业和创业未满5年的中小企业，减收6％的法人税或所得税。（3）允许中小企业设立改善结构准备金，对于提取的准备金，不计入当年应税所得，年度终了使用有结余后可交回再提。（4）促进中小企业新技术的投资，给予相当于购置价7％的法人税特别税额扣除，此外还有强化中小企业技术基础的法人税税额扣除。（5）对进行新技术和设备投资以节约能源和利用新能源的中小企业，在设备折旧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6）对年课税销售额不足5000万日元的中小企业，实行折扣征收消费税的边际扣除制度。

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税收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中小企业从税收上给予扶持和支持是西方发达国家税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及其制约因素

我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比较重视，早在2002年就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税收政策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中小企业税收政策，而只有一些能够使中小企业受益的税收规定。在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涉及到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1）对年利润在3万元以下的企业减按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年利润在3万元至10万元的企业减按27%征收企业所得税。（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对年销售额在180万元以下的商业小规模纳税人减按4%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对年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的生产性小规模纳税人减按6%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3）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创办新的中小企业，对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的，3年内免征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4）对新办的独立核算的从事咨询、信息、技术服务的企业，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5）新办的城镇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当年安置城镇待业人员超过企业从业人员总数60%的，可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免税期满后，当年新安置待业人员超过原企业从业人员30%以上的，可在2年内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6）对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只缴纳个人所得税。（7）对符合规定的校办企业、民政部门办的福利企业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8）“老、少、边、穷”地区的新办企业，可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3年。（9）乡镇企业可以按应纳税额减征10%。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分散于各个税收法规中的有关中小企业税收政策已不能适应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要求，存在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窄、优惠手段单一、优惠目标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中小企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1现行增值税税制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限制

我国现行增值税造成小规模纳税人困境。我国将增值税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且规定从1998年7月1日起，凡达到销售额标准（工业企业年销售额100万元，商业企业年销售额180万元）以上的为一般纳税人，规定额度以下的为小规模纳税人。由于两类纳税人的界定标准不合理，把中小企业大量地划为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如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要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而且只能按“征收率”填开应纳税额。这些政策一方面造成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所含税金不得抵扣，这就增加了成本负担，另一方面，小规模纳税人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而使购货方因不能足额抵扣进项税额而不愿购买小规模纳税人的货物。这就阻断了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之间的正常经济交往。这使得占总纳税户90%以上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而且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偏高（工业企业6%，商业企业4%），其税收负担远远超过一般纳税人。再加上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制，使企业购置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得不到抵扣，又加重了其税收负担，使其产品成本高，在国内外市场缺乏竞争，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2.2现行所得税税制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限制

现行企业所得税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激励力度不大。现行企业所得税主要是对已形成科技实力的高科技企业及享有科研成果的技术性收入实行优惠，而对技术落后，急需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正在进行科技研发活动则缺少税收优惠。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企业重视对科研成果的应用与转让，忽视对高新技术的研发；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中小企业科技创新难度。现在内外资所得税虽已合并，但到明年才开始实行，而且对外资有过渡期，所以仍然是对外资企业优惠多，税负轻；对内资企业优惠少，税负重；同属内资企业，对大型企业优惠多，对中小企业优惠少，中小企业实际税负过高。

2.3现行税收征管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纳税人不设置账簿和账目混乱或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核定征收”的办法。但在实际中，有些基层税务机关对并没有违法的中小企业都采用“核定征收”办法，扩大了“核定征收”的范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制定的“应税所得率”标准，明显偏高，工业、商业为7%～20%，建筑安装业为10%～20%，也不符合中小企业薄利多销、利润率低的实际情况，有的甚至不管有无利润，一律按核定的征收率征收所得税，损坏了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3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针对我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小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并借鉴发达国家税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3.1调整和完善增值税制

调整和完善增值税税制的措施主要有：（1）推进增值税转型及扩大税基。逐步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同时把与扣除项目有关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房地产业以及转让无形资产等营业税税目改征增值税，使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抵扣，降低投资成本特别是新创办成本，以鼓励中小企业创办和再投资，加快技术进步，促进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使用。（2）降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建议取消认定增值税的应税销售额标准，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只要会计核算健全，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能准确报送税务资料，遵守国家各项税收法规，可经申请核定为一般纳税人。（3）适当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改革后的工业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不应超过4%，商业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则应为2%，以此降低其税负，并与一般纳税人的税负相平衡。

3.2调整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

调整和完善企业所得税税制的措施主要有：（1）尽快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我国虽已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但外资企业仍有一点的过渡期，在税前列支标准、税率水平等方面有诸多的优惠待遇，内外资企业竞争地位仍不平等。（2）降低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税率,并提高适用优惠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标准。（3）扩大中小企业税收优惠范围。①要适当扩大新办企业定期减免税的适用范围，并延长其减税的期限；②允许中小企业投资的资产净损失从应税所得额中扣除；③取消“计税工资”规定；改按企业实际支付的工资金额税前列支；④对中小企业给予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再投资退税待遇，引导中小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⑤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创办的中小企业，授权市县人民政府给予减免税扶持。

3.3改进现行税收征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对于中小企业税收，在征管中一定要做好中小企业的管理服务，要体现公平执法，方便纳税，为中小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纳税环境。（1）大力加强中小企业税法知识和建账建制的辅导培训，提高中小企业财务人员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以利扩大中小企业建账面。（2）广泛开展税法宣传，利用媒体或利用办税大厅免费提供税法宣传，提供税务咨询服务，以利中小企业能及时获得税收法规变动的可靠信息，促使其依法遵章纳税。（3）积极推广税务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税务咨询，税务，尽量减少因不了解税收法规而造成的纳税差错。（4）改进对中小企业的征收办法，积极扩大查账征收范围。尽量缩小核定征收的比重，同时对核定征收的“应税所得率”和“纳税定额”，一定要调查核定准确，以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篇（8）

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规定是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第五条第二款。明确以全部价款减除可扣除的费用之后作为营业额，适用税率为5%。旅游业相关税收政策存在以下不足。1.旅游涉税政策单一，但影响行业税负因素较多。旅游涉税政策主要就是营业税暂行条例，缺少对整个行业上下游及周边服务行业一起考虑的综合性政策。与旅游相配套的包括吃、住、行、娱、购等各行业，而这些相关行业税负的叠加也将间接带动我国旅游业的税负上升。对以门票收入、收入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因自身业务开展而发生的费用无法在流转税环节扣除，存在重复征税的可能性。2.旅游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对于旅游消费者而言，在境外旅行购物时，一般都会考虑购物的免税或退税政策，而在国内旅游购物税收政策较少，仅为海南省离岛免税政策和上海在世博会期间的世博园区相关政策。对于旅游服务的开发和提供者而言，可以享受到的旅游行业税收优惠政策也十分有限。

（二）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目前，对交通运输业已实施征收营业税向征收增值税改革，税率从营业税3%变为增值税11%（小规模纳税人3%），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不足在于以下两点：1.交通运输相关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较少。税收政策对于交通工具装备制造、国际运输服务公司背后的支持或辅助等行业的扶持有限。例如研发费用中，用于营业税项目的原材料消耗进项税额不能扣除；还有对基于互联网商务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物流业，其相应的仓储厂房可享受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优惠等较少。2.船舶登记政策、船员优惠政策力度较小。船舶购置往往金额巨大，购进时的关税、进口增值税等税收成本较高，对中方所有者的“方便旗”船舶进行单独发文的税收减免力度较小。此外，中方船舶往往青睐于雇佣中籍船员，但我国对于中籍船员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

（三）与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待完善

与企业走出去密切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是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及在财税[2009]125号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此外，尽管已与一百一十多个国家签署税收协定，但也有尚需完善之处。一是需要用实物及配套服务等形式出资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若不具备出口经营权则不能享受增值税免抵退政策。二是对于境外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这使得企业在应对不可预见的经营风险时，容易遇到资金瓶颈。三是对于国家鼓励支持、或战略需要、以及具有明显贸易创造效应的被投资企业，其经营产品（如矿石、原油等）或服务的进口没有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减免。

二、提升服务贸易相关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需要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使增值税进一步扩围到服务贸易相关领域

对服务业课征增值税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项目中的旅游、建筑、保险、金融尚处于应纳营业税范围。今后，对已经适用增值税的服务项目中，需要在退税政策方面予以创新，探索适用于生产业的免抵退税政策；对于尚未达到条件扩围入增值税范围的如金融、保险等服务应当考虑给予跨境服务减免营业税；探索不限于技术性离岸服务外包的增值税免税政策。

（二）构筑有助于服务业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

从有助于服务业发展出发，针对服务业产业链各环节，构筑和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比如：促进旅游业发展，可参考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的优惠政策；给予旅游业企业在品牌推广、服务提升等方面研发支出予以加计扣除。重视如旅游、船运、航空等行业从业人员的培养，给予特定职业或岗位个人所得税优惠。为激发旅客购物需求，除机场免税购物以外，可在部分城市试点境外游客购物退税政策，并考虑在合适的旅游景点推广。

篇（9）

一、基金本身适用于企业所得税吗？

基金法律身份和税收义务密切相关，国际上存在3种主流的税务处理方式：（1）公司型基金具备法人身份，必须缴纳公司所得税。拥有公司型基金的国家多数采用这种税务处理方式。（2）契约型基金不具备法人身份，一般不用纳税。如日本、韩国、比利时等多数国家。（3）少数国家将契约型基金虚拟认定为公司，缴纳公司所得税，甚至在个别国家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澳大利亚规定投资信托基金没有分配对象时，基金本身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组织形式上属于契约型，根据上述国际惯例可以从3种税务处理方式中选择。从我国税收条款规定来看，现有基金税收条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基金纳税方式的确切规定。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我国与基金相关的税收条文中又隐约对基金的纳税身份有所暗示，并可以推断理解为：基金承担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由基金管理人代为缴纳。比如“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该两点所述的“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暂免征企业所得税”俨然可以被理解为，我国契约型基金虽然没有法人身份，但需要单独缴纳企业所得税，只是当前处于暂不征收的阶段。

我国基金究竟是否负有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呢？笔者认为，“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提法是错误的，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的认定规定。根据《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很明显，我国基金不应属于企业类，那是否可以归属到“其他组织”呢？在《实施细则》中“其他组织”一词被详细地解释为，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依法注册、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问题于是被继续演化为，基金是否是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组织呢？这一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提供了答案。其第一章第二条中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基金）是指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由此可见，基金只是一种投资方式，一种投资工具而已，既不属于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也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的其他组织。同时，我国各项法律条款都没有涉及基金公司虚拟化问题。所以，我国契约型基金不应该被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基金本身适用于营业税吗？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营业税”出自《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128号]，和上文“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提法一样，容易使人误解为：基金管理人是基金买卖股票、债券价差收入的营业税的纳税人。显而易见，如果基金管理人是纳税人，则与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相违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纳税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管理办法》（国税发[2002]9号）（以下简称《申报管理办法》）的通知中规定：“金融保险业的纳税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根据《申报管理办法》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同属于营业税纳税人的范围，即“单位”纳税人或“个人”纳税人。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被认定为“单位”，属于契约型的证券投资基金却没有任何理由被认定为“单位”或“个人”。换言之，倘若基金可以被归入到“单位”而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则明显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基金性质的定义相矛盾，导致相关法规发生抵触。笔者认为，《申报管理办法》关于基金缴纳营业税的规定和《营业税暂行条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相违背，应该予以废除，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本身不应该缴纳营业税。

三、改变个人所得税扣缴人、扣缴时机的做法是否合理？

我国关于基金个人投资者获得基金分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先后有过3个：第一个是1996年12月下发的《关于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221号），该通知规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为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派息分红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第二。第三个通知是财税字[1998]55号和财税字[20021128号。通知规定，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银行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显然，3个通知关于扣缴人的选定发生了改变，扣缴人由基金管理公司改换为上市公司、企业和银行，相应地，扣缴时间也由基金分配时提前到股息、红利、利息分配时。

政策意图十分明显，改变扣缴人的做法利于税款在来源处征缴，确保了税款及时入库。但是笔者认为，在来源处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损害了税收公平原则。首先，损害了个人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我国绝大多数的基金契约对基金分配制定了3项限定条件：（1）若基金投资当期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不能低于面值；（3）基金当年收益应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才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改变扣缴人的做法使得个人投资者的股息、利息收入在来源处就被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必然导致以税后收入来弥补基金前期和当期可能拥有的投资损失，甚至可能因提前扣除税收，致使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低于面值，进而不能满足分配条件。其次，提早了未分配收入的纳税时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净收益的90%.若在来源处预先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则意味着基金未分配的部分也提前承担了税负。再者，违背了基金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按照国际惯例，基金投资者不是在基金获得收益时，而是在基金分配收益时才被确认获得基金收益，并产生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我国在来源处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恰恰违背了收入确认的国际惯例。

从税率设置来看，财税字[2002]128号文件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支付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此后，包括企业在内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所有收入都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条规定考虑到，由于存在着获得投资者纳税身份变动信息的技术困难，处于上两个环节的被投资企业无法准确判断代扣代缴适用税率，为便于征管，无论是企业或个人投资者，一律按照个人所得税20%的税率征收。这种做法存在几个缺陷：（1）明显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所得税的区别；（2）投资者取得的股息收入本身就是被投资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它与投资者取得的利息收入性质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投资者取得的利息中的企业债券利息，它在被投资企业缴纳所得税前进行了扣除，减少了被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而股息收入则是被投资企业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后收入的分配。根据我国税法相关规定，如果派发股息的上市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等于或高于投资企业适用的税率，投资企业不必对此项收入再缴纳任何所得税，即投资企业收到的股息收入是一种免税收入。所以说，上市公司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及利息时不分清收入性质一并代扣代缴20%所得税的做法，没有任何税法依据。虽然能够提高税收征管的便利性，但是加大了基金投资者的税负，造成了税收制度的混乱。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制定税收条款时的不严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不同性质投资者税款的做法不合理，不能在确保税法一致性基础上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四、我国基金税收是否存在多重征税问题？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理论和现实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基金税收存在严重的多重征税问题，主要理由是：作为同一笔信托资产，基金资产在委托状态和委托人收到信托收益时承担了两次以上不同类别的税收。如，基金投资股票、债券收益缴纳所得税和营业税后，投资者在获得分红时仍要纳税。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按照2‰的税率征收印花税，投资者买卖基金也要缴纳印花税。但是，上述结果仅来自于理论上的推理，其中多数条款仍属于“暂免征”状态，或许将来征收时会得到印证，可目前的征管实践并非如此。

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政府对基金业贯彻的是优惠多、税负轻的财税政策思路，税制设计的主观意愿是避免多重征税，现实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基金在我国尚属新兴金融工具，对其进行税收界定还存在一个理论认识和深化的过程，少数环节仍然呈现出多重征税或税负不公的情况。体现在：（1）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承担了双重税负。不同于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的价格等于单位净资产值，当开放式基金获得派息和分红时，基金单位净值提高，若投资者在此时赎回基金单位，按规定企业投资者需为赎回和申购差价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差价中已经包括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了20%税收的派息、分红额（其他部分是证券差价收入），这导致了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承担双重税负的现象。企业买卖封闭式基金也会产生类似情况，但封闭式基金的市场价格并不等于净资产值，对买卖价差征税可以理解为对资本增值课征的利得税，不属于多重征税。（2）金融机构买卖基金单位既征收营业税，也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金融保险企业买卖金融商品需缴纳营业税。这是考虑到我国金融商品增值额未列入增值税范围，造成了税源流失，由于对金融产品增值额的确认在理论上和操作上都存在障碍，只好通过开征营业税进行弥补。但是，从基金投资者角度分析，同样属于买卖基金的价差收入，金融企业投资者承担了双重税收，非金融企业投资者只承担企业所得税，个人投资者没有承担税负，税负显然不公平。

开放式基金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承担双重征税的根源在于投资收益纳税环节的错位。被投资企业分给基金投资者的股息、利息在流入基金资产时被提前扣缴了所得税，但是。这些投资收益并没有作为税后收益随即分配给投资者，而是重新计入到基金资产中进行资本增值性运转，必然在资本增值实现时承担资本利得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延后投资收益纳税环节的做法来解决，即在基金分配时对分配额代扣代缴投资收益税。一方面，分配额可以在纳税之后立即分配到投资者手中，基金净资产随即因除息而减少，相应地基金价格回落，资本增值的税基中不再包括被分配掉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基金分配额中还包括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益，从而弥补有做法中这部分差价收益不用纳税的税法漏洞。同时，在基金分配时征税的做法恰恰符合对基金征税国际贯例中的“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这也对将来我国为适应基金跨国投资提供—个共同的税法口径。

对于金融业增值额的纳税问题在国外讨论已久，考虑到增值确认的技术困难，以及鼓励资本流动的原因，多数国家还是免征了金融业的交易税（增值税）。我国基金业处于发展阶段亟需大量流量稳定的资金支持，培育机构持有者是已被国外经验证实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我国金融企业投资基金时需要负担5.5%的营业税及附加和33%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明显偏高于非金融企业和个人投资者。为培育基金机构投资者，建议可以对金融企业买卖基金暂免征营业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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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税收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税收政策调整的背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这是本轮税收政策调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出口下滑，市场流动性趋紧压力激增，政策取向开始大幅调整，并定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从2009年的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宏观经济还处于艰难复苏初期：尽管国家对相关行业多次出台出口退税政策，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大量的贷款投放并没有使微观经济快速复苏，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机过后，资产大幅缩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势难言乐观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尽管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我国经济在欧美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

（三）通胀预期不断增强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形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将给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二、税收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提升市场信心、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比如，两次大幅度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系列税收政策等。这些惠民生的举措，受到老百姓热情赞许。而在税收政策调整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值税改革和大范围调高出口退税率方面。

（一）增值税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税转型方案，这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的一次减税行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

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此次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和行业因资本有机构成差异造成的税负失衡，有利于降低资本有效税负，促进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出台时机上，在经济总体趋紧的情况下出台这项改革避免了投资过热风险，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减轻企业税负，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有利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尤其是机器设备投资比重较高、资产耗损较快、投资回报率较低的行业受益较大。转型后的增值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将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会使企业的投资周期明显缩短。同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转型将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应防止实物资本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过度替代，以免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二）出口退税率提高是把“双刃剑”

从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为稳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将综合出口退税率由12.4%提高到13.5%。长期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优化出口结构，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出口退税率的适当上调虽然对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于出口企业的实际影响不大。当前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整体的需求在下降，这并不是靠出口退税就能解决的。以钢铁业为例，目前北美、欧盟等地区部分制造业的开工率还不到60%，因而对钢材需求并不高。对企业而言，退税政策只能惠及一时，长远来看，最发愁的仍然是订单。

而实际上，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是一把“双刃剑”。出口退税率上调后，外国采购商必然相应降低产品报价，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税补贴了外商，出口企业的收益反而会小于外商采购商。同时，上调出口退税率，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台外贸政策尤其要谨慎和小心。对于政府而言，应抓住时机对税收政策调整做出理性选择。应借此机会推进出口税收支持政策的转型，按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改革，取消针对外商投资举办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纳入出口结构优化的调控范围，消除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

三、对金融危机下我国税收政策再调整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全球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的活力。未来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国经济“滑坡”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认为，在税收政策上应更多地发挥减税的作用，同时加大财政对改善民生、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目前中国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内需也不足，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偏低。

如果要弥补外需不足带来的影响，必须要提高内需。光靠投资，持续性不足，故只有扩大居民消费，才是长久之策。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置于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凸显出国家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失衡这一问题的决心。目前我国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这势必影响民间的投资与消费。因此，“还富于民”将是未来政府必须要着力解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较低、税率较高，加上实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使得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基本上落在广大工薪阶层的身上。因此，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将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改为综合所得课税与分类所得课税相结合的征税模式等措施，将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目前，我国各类中小企业已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8%，其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和60%左右。从就业方面而论，近年来，我国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

①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把钱留给它们去投资是最理想的。遗憾的是，中小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税负重的问题，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已在危机中倒闭。如果能给他们大幅减负，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笔难得的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将是显著的。然而，政府实施的5500亿减税方案，中小企业真正从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给中小企业减负，会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多给中小企业免税，这将会明显拉动就业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减税就是减收，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会扩大赤字。考虑到目前政府拥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和良好信誉，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并且发行成本很低。由政府发债来给中小企业减负，实际上是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时中小企业的存活与发展会扩大税源。这对于优化当前偏重重化工业、严重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和提升就业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财政与税收》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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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的原则，第二个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三者之间是词典式序列，不可逾越。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税收公平衡量有两大原则:一个是受益原则;另一个是支付能力原则。受益原则是将公共物品类比于私人物品，主张以纳税人能够从政府公共服务中获得的收益大小来充当确定税收负担的分摊标准，以实现公平的原则。但是在税收实践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功利主义的兴起，冲击了受益原则。

(二)效率优先原则

严格的效率优先原则要求税收不干预资源配置，避免纳税人会因为纳税而改变自己的效率经济活动，最后导致社会蒙受额外的损失。同样在经济学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很多前提假设:(1)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边际替代率相同，且同意物品在生产和消费双方的边际替代率相同。(2)工作与休息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休假体验与收入体验之间的边际转换率，同时也等于工资率。(3)未来消费与现代消费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未来生产和现在生产的边际替代率。学者们一般将税收的影响概括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从社会总效用最大化去考虑的话，最优税收制度要求征税导致的消费减少对于任何一种商品的比例都是相同的，也就是等比例下降准则。如果政府采用扭曲性的商品税来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化，那么最优税率结构应使得每一种商品的实际消费都同比例地减少，从而保证税前税后，或者说征税与否的消费结构保持不变，而减少的消费全部以税收形式转移到了政府手中。这样就可以使得税收的扭曲效用降到最低，效率的损失被降至最小，从而保证社会总效用达到最高点。

(三)兼顾原则

最优税收制度理论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结论，其中前两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第一，低收入家庭的在社会总福利中所占的权重较大，因此在税收上可以给予其适当的优惠;第二，在商品税制度上，对低质量的商品进行补贴，对收入边际效应为正的商品正税，对奢侈品征以重税。这也是全球各国在制定税收制度时都普遍采纳的结论。而第三个结论就需要加以详细阐释了，莫里斯提出了“倒U型”最有所得税率，即高收入者高纳税，低收入者低纳税，但收入级别的最高档和最低档的边际税率特别低。如果最高收入阶层受到边际税率为零的刺激，就会促使最高收入阶层减少闲暇，反而会使税收总额增加，提高了社会总福利，最终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当然在最优线性所得税时，反弹性原则同样适用于所得税的优化问题，即劳动的供给弹性越大，则税率就应该越小。通过对整个西方税收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效率与公平衡量的问题始终处在税收制度的核心。我国在实际应用税收理论的时候必须考察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比如完全竞争的市场就不太符合我国的基本情况，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在实际上是不健全的。当然，套用马克思•韦伯的观念，这些学术上的研究一定存在理想化的特征，因此这些理论在实践运用和制度对比的时候，这些税收理论只需要发挥价值参照的作用即可。所以下面将分析我国税收政策的实际情况和改进措施。

二、我国税收政策的特点

(一)分税制

分税制是我国税收制度的重要特点，是指将全部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借以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收入的问题，其提出的最初目的是解决中央财政危机。文章最开始提到的“营改增”的背后就是分税制的问题。按照现行的分税规定，营业税是全部归地方政府所得的;而增值税属于共享税种，中央政府可以拿走其中的四分之三，所以有人说如果所有的“营改增”都完成了的话，地税部门就可以半退休了。从理论上来说，分税制是一项较为理想的制度，因为其是由事权来决定财权的，可以有力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同时保障了中央政府的稳定收入，满足国家层面上公共支付的需要，也有利于中央通过财权对地方进行控制。

(二)税收成本

上文提到的三个理论都忽略了税收的成本问题，特别是政府去征税的成本。但实际上税收收入在扣除征税成本之后的纯收入才是政策制定者们最关心的。因此在制定政策时都会考虑其征收的成本。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窗户税。我国2006年取消农业税，相信也一定有这个考虑。随着第二、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农业能够提供的税收已经很少了，但是征收农业税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除了经济成本外还是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2006年以前，我国农村大多都是因为政府要求农民必须照章纳税，但是很多农民交不出税，被逼无奈只能出此下策了。所以，我们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的时候一定会考虑课税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