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本体论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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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 正 文】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批判并终结传统哲学的工作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创立了实践本体论。然而，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受到了种种误解、曲解和非难。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大的理　论问题。本文拟就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　哲学及其本体论的研究。

一、实践本身的矛盾特征

实践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早就引起了哲学家的注意，但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的，却是康德。问题在于，康德的“实践”概念没有脱离伦理实践的范围。费尔巴哈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但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与生活的真实关系，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黑格尔以抽象思辨的形式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性特征，不仅指出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区别，而且涉及实践在改造世界、创造人类历史方面的重要意义。但是，黑格尔讲的实践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人的活动只是这种抽象理念活动的“样式”。从根本上说，黑格尔“是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人的生命表现为“一个与人自身有区别的、抽象的、纯粹的、绝对的本质的经历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176、97页。)。

旧哲学之所以没有正确解决实践的本质问题，除了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各自的主观原因以外，还有客观原因，即实践作为人所特有的活动本身就具有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实践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含有人的主观因素，受人的理性、意志的支配，体现了人　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另一方面，实践又是作为物质实体的人通过工具等物质手段同物质　世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客观过程。

马克思发现，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每日每时必须进行的基本活动。当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作为实践的首要的、决定性的形式和根本内容时，他所理解的实践是同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社会过程，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产首先是人类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必然要互换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又制约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物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物质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作为目的在生产者的头脑中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这个目的是生产者“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并通过实践活动转变为现实存在。这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的“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过程。这就是说，生产实践既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又是人和人之间互换活动的过程，同时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与观念的转换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把能动性、自由性、创造性与现实性、客观性、物质性统一起来的基础。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对实践本质的这一理解和规定，首先肯定了实践活动的对象性质，即它是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现实活动。更重要的是，实践把人的目的、理想、知识、能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实在，创造出按照自然规律本身无法产生或产生的几率几乎等于零的事物，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因此，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176、97页。)。

作为人所特有的对象化的活动，人通过实践使自己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物，这就是主体对象化。在这一过程中，对象按照主体的要求和需要发生了结构和形式上的变化，形成了自然界原来所没有的种种对象物。这种种对象物是人在与外在世界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物化体现，也就是主体的本质力量通过活动转化为静止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即积淀、凝聚和物化在客体中。因此，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向客体渗透和转化，即主体客体化。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结果都是主体对象化的结果。

在主体对象化的同时，还发生着客体非对象化的运动。所谓客体非对象化，是指客体从客观对象的存在形式转化为主体生命结构的因素或主体本质力量的因素，客体失去对象化的形式，变成主体的一部分。在实践中，主体一方面通过物质和能量的输出改变着客体，同时主体也需要把一部分客体作为直接的生活资料加以消费，或者把物质工具作为自己身体器官的延长包括在主体的生命活动之中。这些都是客体向主体的渗透和转化，即客体主体化。

主体对象化或者说主体客体化造成人的活动成果的体外积累，形成了人类积累、交换、传递、继承和发展自己本质力量的特殊方式——社会遗传方式，从而使人类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成果不会因个体的消失而消失。而人通过客体非对象化或者说客体主体化这种形式占有、吸收对象(包括前人的活动成果)，则不断丰富人的本质力量，从而提高着主体能力，使主体能以新的更高的水平去改造客体。主体对象化和客体非对象化，或者说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是人类实践活动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互为前提、互为媒介，人们就是通过这种运动形式不断解决着现实世界的矛盾。这种运动形式是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和主体对客体的超越性的生动表现，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内容。

从运行机制上看，实践活动是通过目的、手段和结果的反馈调控过程而实现的。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正是通过这三个环节进行的，这三个环节实际上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运行机制。

目的是实践过程之前在人的头脑中预定的活动结果。从目的的形成来看，目的首先是人们对自身需要的意识，同时包含着对客体及其与主体关系的认识。由于外部对象不能现成地满足人的需要，因此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内在需要对外部对象进行改造。这种改造首先是在思维中进行的，即通过“思维操作”，消灭外部对象“当前存在”的自在的客观性，在思维中形成了一个符合人的内在需要和主观要求的“理想存在”，在观念中建立起主体与客体新的统一的关系。这种思维改造对于实际改造来说是一种超前改造，是实践改造外部对象的过程在思维中的预演。这种超前改造形成了实践的目的，并规定了人们活动的目标。

实践活动中的目的性把人的实践过程同自然运动过程区别开来。在自然运动过程中，客体和客观状态及其发展直接受因果规律制约，事物的现状主要是被过去的事件所支配的，是过去制约现在。人的实践过程却不是一般的“原因——结果”的转化过程，而是“目的——结果”的转化过程，目的作为环节插入客观联系的因果链条之中，作为一种特殊的原因而起作用。在这种特殊的因果关系中，目的作为原因并不指向过去的事件，而是指向一种尚未发生的事件。因此，人的活动并不是纯粹地为过去的事件所制约，而　是同时受到未来事件的制约，而未来的事件在现实中还并不存在，它是主体选择的结果　。这样，实践过程就表现为一种自在自为的物质运动过程。这种过程改变了客体的自然　进程，使其成为主体制约下的运动过程。这就是主体活动的客观性与客体运动的客观性　的本质区别。

“‘因果关系的运动’ = 实际上是不同的广度或深度上被捉摸到、被把握住内部联系　的物质运动以及历史运动”(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可以说，整个自然科学就是依据因果范畴建立起来的，离开因果范畴就没有自然　科学。但是，人的实践活动总是体现着目的性的活动，离开目的就无法说明人的实践活　动，而这种有目的活动与客观的因果性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难以相融。正如恩格斯所　说：“人的活动能够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　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　立起因果观念，……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验证，……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　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目的是主观的，而它要改造的对象却是客观的。因此，目的不能直接作用于客观对象，“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客观对象只能被一种客观力量所改变。手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的客观力量。目的要在外部对象中实现自身，必须依靠手段，但是手段是依据主观目的的要求选定的，只有符合主观目的要求的“物”才能成为手段。实现不同目的必须使用具有不同功能的手段。同时，手段功能的发挥也必须服从于目的，手段依据目的而运动，并始终为目的所制约。“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203、409、410页。)。因此，手段是服务于目的并为目的所控制的物质运动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手段就是主体置于自己和客体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递到客体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203、409、410页。)。因此，手段是人的身内器官的功能与身外自然力的矛盾统一。手段由身外的自然物所构成，它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功能却是人的身内器官功能的外化，是人的身外器官。正是依靠这种身外器官的作用，人首先占有和支配了一部分外部自然力，把这些自然力变成主体自身的力量，并用这部分自然力去征服其他自然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人们就可以突破身内器官功能的局限，使主体的力量具有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提出要注意“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和“批判的工艺史”问题，并指出：“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资料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注：马克思：《资本论》(作者修订　的法文版第一卷译本)，第374页[注]。)需要认真研究作为手段的工具，创建“批判的　工艺史”，“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203、203、409、410页。)。

“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表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点是使用人们自己制造的工具，而不是使用天然工具。这说明手段首先是人们过去活动的结果，而后才是未来活动的前提；手段不是天然的自然物，而是凝聚了、物化了人的过去活动的自然物。如果说人的身内器官是一种天然器官，那么手段作为一种身外器官却是一种人工器官，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203、409、410页。)。因此，手段与人的肉体器官的关系，不仅是身外器官与身内器官的关系，而且是人工器官与天然器官的关系。只有同时具备过去活动结果与未来活动前提这两种性质的东西，才具备手段的性质。换言之，手段是人的过去活动和未来活动的矛盾统一。

手段把人的过去活动与未来活动统一起来，把前人活动与后人活动统一起来，就使人的活动具有不同于动物活动的特点。这样，每一代人在使用手段进行活动时，实质上是把前人活动及其成果作为自己的手段，因而每一代人都突破了本身力量的局限，把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力量的总和纳入自身之中，以“类”的资格去从事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一个不断向上的、滚雪球式的过程，形成了区别于生物进化规律的社会发展规律。

目的通过手段而实现。实践结果就是在外部对象世界中以客观形式实现了的主观目的，因此实践的结果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现实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主体自觉地认识、把握和利用客体自身的规律，使客体达到适应主体需要的性质和状态。这样一来，自然界本身潜存着的因果联系，就通过“目的手段结果”的运动被有选择地实现出来了。

同自然运动的结果相比，实践活动的结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它具有成败的属性。自然结果仅仅是由原因引起的，自然运动本身受自然规律支配，不存在违背客观规律的可能性。所以，在这种原因和结果之间没有成败问题。而实践的结果却始发于目的，而且在整个实践过程中目的都没有消失，并支配着人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人既可能遵循客观规律，也可能违背客观规律，因而实践结果一旦形成，就马上进入与目的的对比之中。这种对比关系构成实践结果所独有的成败属性。因此，实践结果对实践目的具有反馈作用，人们可以以此或坚定或修正实践活动的目的，反思实践活动。

可见，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与自然的物质运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就是因为人的活动是在理性支配下的活动。人作为主体，其活动根本特点就在于：在这个活动过程中，理性向主体展现了可供选择的客体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对各种可能性后果的估计；同时又反映着主体内在需要的多种层次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从而确定活动的目标，把客体的可能性和主体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并在活动中把这种可能转为现实。这样，就实现了必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即人类世界。

二、实践本体论的内涵和意义

属人的对象世界即人类世界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摆在人们面前的是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从本质上看，社会的自然也就是“人化自然”。毫无疑问，人们并不是在自在自然之外创造人化自然，而是在自在自然所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建造人化自然。人的实践可以改变自在自然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乃至其规律起作用的方式，但是它不可能消除自在自然的客观实在性。相反，自在自然的客观实在性通过实践延伸到人化自然之中，并构成了人化自然客观实在性的自然基础。人化自然又不同于自在自然，自在自然是独立于人的活动或尚未被纳入到人的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界，其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一切都处在盲目的相互作用之中。人化自然和人的活动不可分离。人化自然是被人的活动所造成的自然，它体现了人的需要、目的、意志和本质力量，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人化自然的独特性就是它的主体性及其对主体实践活动的依赖性。从根本上说，人化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属于人的对象世界。统一的物质世界　本无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之分，只是出现了人及其活动之后，“自然之网”才出现了缺　口并一分为二，即在自在自然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与它既对立又统一的人化自然。而实　践就是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如前所述，实践不仅使自在自然发生形态的改变，同时还把目的性因素注入到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之中，使自然界的因果链条按同样客观的“人类本性”发生运转。生产实践虽然不能使自然物的本性和规律发生变化，但却能把人的目的运用到物质对象上去，按人的方式来规范物质转换活动的方向和过程，改变物质的自在存在形式。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仅发现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发生时所必需的那些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在实践中，自在自然这个“自在之物”日益转化为体现了人的目的并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这一过程就是自然的“人化”过程，其结果是从自在自然中分化出人化自然。“自然的人化”强调的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换言之，“自然的人化”强调的不是自然界的变化，而是自然界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获得属人的性质，不断地被改造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现。因此，人化自然是“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24页。)。

自然的“人化”过程同时就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形成、改造和创造着自己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24页。)。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可能有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这就是说，自然的“人化”是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在社会之外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95页。)。

实践改造自然，不仅仅是改变自然物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界中贯注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力量，使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力量本身进入到自然存在当中，并赋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尺度——社会性或历史性。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界意味着什么，自然对人的关系如何，人对自然的作用采用了什么样的形式、内容和范围等，都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现在人化自然上，并给自然物一种独特的社会性质。要把人化自然从实践的社会形式中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自然不仅保持着天然的物质本性，而且被打上了人的烙印；不仅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且具有社会历史性。人化自然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本质上是社会的自然或“历史的自然”。

在属人的对象世界中，如同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也被自然所中介。人类社会是在劳动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人类历史也无非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在人类世界中，作为客体的自然其本身的规律决不　可能被完全消融到对它进行占有的社会过程中。通过实践，自然进入到社会之中，转化　为社会生活的要素，并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自然不是外在于社会，而是作为一种恒定的　因素出现在历史过程中；社会的需要归根到底只有通过自然过程的中介才能实现。“在　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　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注：《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42卷，第122、95页。)。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得以　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社会发展既不是纯自然的过程，也不是脱离自然的超自　然的过程，而是包括自然运动在内的、与自然历史“相似”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是自然的社会或“自然的历史”。把自然以及人对自然的理论和实践关系从社会　(历史)中排除出来，也就等于把社会(历史)建立在虚无上。

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都是人们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实践是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中介，也是两者互为中介的现实基础。一句话，实践是人类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在人类世界的运动中具有导向作用。人类世界当然不能归结为人的意识，但同样不能还原为自在自然。人类意识、人类社会以至整个人类世界对自在自然具有不可还原性。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都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实现或表现的。人类世界只能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的本体论意义首先体现在它使世界二重化了，创造出一个与自在世界既对立又统一的人类世界。

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不仅体现在世界的二重化以及人类世界的形成上，而且还体现在人类世界的不断发展中。如前所述，人类世界是实践中的存在，而实践本身就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因此，属人的对象世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不断形成更大规模和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马克思早就批判过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认识世界的直观性：“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人与自然的统一“在每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7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或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7页。)。

人类世界对人的生存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所以马克思又把人类世界称为“感性世界”、“现存世界”、“现实世界”。人类世界的现实性包含着客观性，而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又进一步确证人类世界的客观性，并使人类世界及其与自在世界的关系呈现出历史性。现实性、客观性、历史性、实践性，构成了人类世界及其与自在世界关系的总体特征，其中实践性是根本特征。人类世界只能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构成人类世界的真正的本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67—68页。)。

正因为人类世界对人的生存具有现实性，而实践又构成了人类世界的本体，所以实践与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一句话，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即人的生存本体。马克思说过，“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这一论断极为深刻，它表明这样一个真理，即判断一个物种的存在方式就是看其生命活动的形式。具体地说，动物是在消极适应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的，动物的存在方式就是其本能活动，是由其生理结构特别是其活动器官的结构决定的。与此不同，人是在利用工具积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的，实践成为人的生命之根和立命之本。人的秘密就在实践活动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67—68页。)。实践由此构成了人类特殊的生命形式，即构成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和人们生存的本体。人的一切包含其生存状态的异化及其扬弃，都是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发生和完成的。“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

“世界的物质性”时，就已经悄悄地对上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物　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

我不能说斯大林的观点没有一点道理，他毕竟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但是我不能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且不说自然观能否作为历史观的理论基础，斯大林割裂了理论与方法的内在联系，混淆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论述“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时，斯大林向我们展示的实际上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的共同点，并把“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这句话当作马克思本人的话加以引用，把它作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实际上这是一段明显的误引，即斯大林把马克思对于霍布斯思想的复述看成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把马克思所批判的观点看成是马克思本人所赞赏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不是偶然的疏忽，它表明斯大林并未清楚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

总之，斯大林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理论与方法相分离、唯物论与辩证法简单相加、并且带有浓厚的自然唯物主义色彩的自然观。以这样一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或哲学的本体论，必然使马克思所关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及“人类学的自然界”不见了，人的实践及其本体论意义被消解了，人与人的关系被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生产方式的发展成了一种神秘的运动过程，历史规律成了一种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预成的“绝对计划”。斯大林企图通俗地阐述哲学，但他却简单地理解了哲学及其本体论，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的终点。

卢卡奇对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持一种激烈批判的态度。在史上，卢卡奇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就是确认科学的实践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并把历史唯物主义规定为社会存在本体论，即社会实践本体论。按照卢卡奇的观点，在社会存在中，实践尤其是作为“第一实践”的劳动，始终占据着基本的、核心的地位，整个社会存在就其本体论特征而言，正是建筑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正是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即把劳动理解为有目的、创造性存在物的唯一的生存方式的理论，第一次奠定了社会存在的特性”(注：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第309、2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把社会存在本体论又称为“社会实践本体论”。

卢卡奇认为，“人的劳动总有目的——它定下目的，而这个目的是选择的结果，因此人的劳动表达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存在，只表现在使服从物质世界因果规律的客观自然力量运转起来”(注：《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203页。)。这就是说，对象性的劳动包含着人的目的性，存在着客观的物质前提。这是一种能动的、改造自然的活动，它在客观的因果链条中插入了人的目的这一环节，不仅使自然发生形式变化，而且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人的目的，从而使自然不断地被“社会化”。同时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的“限制”不会消失，“这里谈的是自然限制的退却，而不是自然的消失”，人类不可能“完全扬弃这些限制”。这样，卢卡奇就把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以及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纳入实践范畴，从而使实践概念有了实在的内容。

卢卡奇的见解与马克思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是占有自然物质的有目的的活动。马克思曾一再强调这个观点，而且将它写进了《资本论》的定稿。卢卡奇由此认为，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本体论基础：“正是劳动把目的性和因果性之间的、以二元论为基础的、统一的相互关系引入存在之中，而在劳动之前，自然界只有因果过程。所以，这一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复合体仅仅存在于劳动及其社会结果中，存在于社会实践中。于是，改造现实的目的性设定的活动就成了一切人类社会实在的本体论基础。”(注：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英文版，第14—15、326、472、151、10页。)

由于正确理解了实践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卢卡奇便极为强调“物质实践”、“劳动”是哲学的基本范畴，并通过实践范畴把社会和自然联系起来，力图建立社会存在本体论。“劳动概念是我分析的关键”，“遵循马克思的思想，我把本体论设想为哲学本身，但是在历史基础之上的哲学……人类社会，它的本质就是人的有目的的行为，也就是劳动。这是最主要的新范畴，因为它把一切都包括在内”(注：《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203页。)。卢卡奇的论述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马克思的名言，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篇（2）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对高校教师发展本体意义上的理解是个令人头晕的事情。国际学术界对于高校教师发展内涵的六种典型解释[1]反映出对这个概念认识的多样性和模糊性。这六种典型解释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代表性观点：即专业能力观（Menges R.J，Mathis B.C.1988；Dilorenzo T.；M，Heppner P.P.1994）、全面发展观（Crow M.L，Milton O，Moomaw W.E.et al.1976）、教学质量观（Boice R.1984；Berquist W.H，Philps S.R.1975）、科研观（Schmitz C.C，Bland C.J.1986）。在国内，对于高校教师发展内涵的理解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解释本质上也是一种专业能力观，狭义的解释是一种初任教师的适应观[2]。也有一些学者未能区分高校教师发展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差异，把两者理解为同一概念。由于国内外学术界对于高校教师发展内涵理解的不同，导致了对高校教师发展实践策略的认识和行动的各说各话，各行其是。因此，需要对高校教师发展进行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再思考，并从中找到高校教师发展的实践逻辑。

一、高校教师发展为了什么：本体论的反思

1. 高校教师发展本体论的误读

强调技术层面的能力发展，将高校教师发展等同于教师专业发展，忽视教师作为人的内在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存在，高校教师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灵肉分离是对高校教师发展本体论的误读造成的。高校教师发展是一个整体，片面重视技术层面的能力发展，如教学能力提升，专业水平提升等并不能够真正促进高校教师发展。只有在实现教师个体价值需要基础上实现教师发展目标与组织发展目标的统一，才能够促进高校教师的持续发展。高校教师发展既与教师内在自我需要相关，也与组织发展目标、社会发展需要相关。高校教师发展是一种主体性的发展，受社会大环境、高校发展目标的制约和影响；高校教师发展是一种系统的、全面的发展，既和教师专业能力和水平相关，也和教师个体的发展需要和价值体现相关。高校主导教师发展过程，通过制度规定教师发展的方式途径，影响较大的是教师的专业发展而非教师发展。在高校这个特殊的学术文化组织之中，教师参与教学、科研、学校管理和社会服务等专业性活动，需要不断提升专业化活动的水平。但是，不能够因此忽视教师个体价值目标的内在追求，不能够忽视教师获得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需要。

高校教师发展既是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学校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教师发展过程中，知识既是教师工作的对象，也是实现教师发展目标的媒介。对于教师个体发展而言，教师的内在修炼，获得职业身份，获得尊重和社会声誉，自我价值实现都以高深知识为基础；对组织发展而言，教师通过学术活动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提升学校声望、增强组织竞争力；对社会发展而言，通过学术活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福祉。因此，我们从本体论反思高校教师发展，就是要重新确定高校教师发展之所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2. 高校教师发展为了什么？

高校教师发展为什么存在是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发展为了谁？简而言之，高校教师发展是为了促进自身的成长，为了促进知识的发展，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了实现高校的组织目标，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

（1）为了促进教师自身的成长。高校教师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作为教师的自我存在价值，满足教师自我的不断发展的内在需要，而这也正是促进高校教师发展的源动力。教师是高校的核心资源和资本，是第一生产力。高校发展的基础在于教师发展，只有教师发展，才能够推进大学发展。高校教师发展只有满足并激发教师内在成长的强烈动机，才能够有效实现教师发展的目标。教师自身成长的满足感来自于教师对于事业的贡献，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高校教师发展的所有制度设计都应围绕教师自身成长的需要来进行。反思、批判、建构是教师自身成长的内在逻辑。

（2）为了促进知识的发展。高校教师所从事的是一种与“高深知识”密切相关的职业，他们从事的职业被广泛理解为学术职业。高校教师不仅仅是高深知识的传授者，更重要的是高深知识的创造者和应用者，促进知识发展是高校教师的重要使命。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需要教师具备必要的知识储备和“传道、授业、解惑”能力；作为高深知识的创造者，需要教师具备创新知识的能力；作为社会生活的知识工作者，需要具备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只有具备这些能力，才能够有效促进知识的发展。

（3）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促进学生发展是高校教师的基本工作职责，是高校教师发展的基本使命。没有学生，就没有大学，也就没有教师这个职业，也就谈不上教师发展。学生发展是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高校教师发展要求教师具备促进学生发展的能力。高校教师的教书育人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仅需要教师接受高级专业训练，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教师还要具有专业精神和专业道德、富有专业智慧，尤其重要的是需要教师有一颗大爱之心。高校教师不是传授知识的机器，对学生终身发展影响最深的还是教师对学生的关爱。冷漠的教师，教授水平再高，对学生的发展影响也很小。而教师对学生缺少关爱正是我国高校教师在促进学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4）为了实现高校的组织目标。现代高等学校系统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组织中的“轴心组织”，具有明确的组织目标，这些组织目标具有多元性的特征。社会赋予高等学校的功能越来越多，高等学校对社会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也越来越大，教师作为大学功能的实现者，也就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高等学校实现其功能，保持其在激烈竞争中的优势，就需要教师不断地提高适应高校发展的能力。高校组织目标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也给教师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新的要求。高校是教师学术生活的组织平台，是教师存在、发展和成长的环境。高校教师只有不断适应组织环境的变化才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只有两者的和谐统一才能够促进两者的和谐发展。

（5）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高校越来越多地参与现实社会生活，通过参与社会生活，提升声望，获得资源，增强竞争力。高校教师在坚守“象牙塔精神”的同时必须走进现实社会，运用知识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这就给高校教师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国著名组织社会学家伯顿·克拉克在其《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中从分析国外高校成功经验入手，对建立创业型大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创业型大学的转型具有至少五个因素：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拓展的发展，多元化的资助基地，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一体化的创业文化[3]。从本质上讲，创业型大学的核心在于通过形成教师的学术优势，并运用多种方法和途径服务于社会，促进社会发展，获得社会支持，形成可持续的竞争力。因此，高校教师发展适应社会发展是必然要求。

3. 高校教师发展的本体论解释

本体论是一种存在论，是关于事物为什么存在，是什么的本源的理解。从本体论来论及高校教师发展，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发展。发展是事物在对立、转化、统一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优化自身及与相关事物之间关系的要素与结构，提高自身适应环境、促进与环境的和谐功能，继而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的过程。促进和谐的功能与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是发展的核心内涵，是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由此及彼，高校教师发展就是在教师职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专业能力，适应高校发展需要，促进与高校发展目标的和谐统一，实现作为教师存在的价值的过程；是内在的，主体的发展过程；是教师主动适应组织发展需要，在与组织和谐发展过程中，提升自我职业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与环境的双向建构过程。

对于高校教师发展而言，其内涵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高校教师发展包括内在道德和外在伦理的发展、专业发展和地位发展几个方面；二是高校教师发展贯穿教师的整个职业发展生涯；三是影响教师发展的有个体的教育经历、价值取向和外在的学校环境等因素，在教师个体的教育经历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学校环境对教师发展发挥主体作用；四是高校教师发展是顺序性的，是一个不断增强的单向性过程，无可逆性。

二、高校教师发展的目标、内涵与特征：

认识论的解读

1. 高校教师发展的目标：教师和环境的和谐统一

对于一名获得高级学位准备进入大学从事学术职业的学术人来说，高校教师发展是从一个“学校人”成为一个“学校社会人”的过程。具体来说，高校教师是从一个“受教育者”成为一个“教育者”的过程，从一个“知识的学习者”成为一个“学习型的教学者”、再成为一个“专家型教师”的过程，从一个“知识人”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的过程，从一个“社会跟随者”成为一个社会的“领路人”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获得更高社会地位和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

高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是教师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人从出生开始就进入了一个社会化的环境，在这个社会化的环境中，人不断地接受社会行为规范的规训，并将这些社会行为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人内化社会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但是，高校的价值标准，所承担的社会角色，需要掌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于社会的能力，以及高校生活对于大多数准备进入高校从事学术职业的人来说，并没有在接受大学教育过程中得到训练和适应性学习，也无法进行真实环境下的适应学习以成为一个“学校社会人”。因此，在从一个“学校人”成为一个“学校社会人”的过程中，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一个某一领域专家，一个以知识服务社会的能手，并在学术活动中获得职业身份，担当职业角色，承担教师的使命必然成为了教师发展的目标。而成为一个“学校社会人”的过程，就是教师与环境实现和谐统一的过程。

学校社会化的强制性和教师的能动性是从一个“学校人”成为一个“学校社会人”的过程中的既成矛盾。高校对教师的文化影响和制度规训，以及教师对学校主动选择与能动调适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和谐统一过程，能够实现和谐统一就能够有效促进教师和高校的共同发展；反之，不能够适应高校环境的变化，高校教师发展的程度和效果就必然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适应学校环境的需要，学校满足教师自我发展的要求，实现学校组织目标和教师个体目标的统一。由于每个教师个人特点和所处具体环境不同，教师社会化过程也不完全一样，因此，社会化过程也是教师个性化形成的过程。

2. 高校教师发展的内涵：伦理道德发展、专业发展、地位发展

高校教师伦理道德发展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而又彼此相关的内容：一是教师内在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高校教师道德就是教师在从事学术生活与育人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则和必须具有的品德，其养成既受整个社会道德理念的影响，又和高校教师的工作特性相关。其核心是善。热爱教育，文行忠信，以身作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基本道德规范都是以爱为中心的具体行为。二是教师在从事学术活动中与知识、社会、人的伦理关系的发展。除了教师内在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以外，高校教师的伦理道德发展则包括教师在从事学术活动中与知识、社会、人三维度的和谐关系的发展。首先是教师与知识之间的伦理关系，体现出对知识的忠诚和虔诚上；其次，教师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则体现出教师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责任感；第三，教师和人的伦理关系，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热诚服务上。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专业水平不断提高以满足学校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其核心在于教师在从事学术工作过程中的能力发展，主要包括在高校教师专业活动中的育人能力、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等几个方面的能力发展。这些能力涵盖了高校教师专业工作的主要对象——学生、知识、学校、社会。作为教师，其首要工作是育人。育人能力是高校教师的一种十分重要的专业能力，既需要教师内在的道德修炼作为基础，同时也需要在实践中进行不断反思学习。过去我们认为育人是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职责，忽视教师育人能力的发展，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师育人脱节的状况，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教学能力是国内外教师发展理论的核心，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就是教学能力发展。围绕教学能力发展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反映出教学能力发展在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毛里斯（Millis）认为大学教师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改善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4]。科研能力普遍被认为是教师个体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已经获得的能力训练，而不被认为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实际上，科研能力的提高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提高不断学习不断发展的过程，过去的学术训练并不能完全适应不断发展的科学研究的需要。

高校教师地位发展包括教师收入水平、工作条件、声望，参与高校内部管理的权利，以及社会影响力的提高等多个方面。从教师个体来说，高校教师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地位获得，通过内在道德修炼，不断提高专业发展水平，获得地位发展。

高校教师发展的三维内涵并不是一个平行的结构，而是相互联系的，彼此发生作用的“轮式结构”，核心轮毂是教师伦理道德发展，中间轮毂是教师专业发展，轮毂是教师地位发展。如图所示。

3. 高校教师发展的基本特征：终身发展、多向度、个性化

就教师个体来说，高校教师发展具有教师终身发展，多向度发展，个性化发展三个典型特征。

高校教师发展是一个终身发展的过程。终身发展既是高校教师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也是教师不断适应并促进组织和谐发展的方法。高校教师在其一生的教师职业生涯中，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伦理道德水平，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发展水平，从而促进其职业地位不断提高。这个过程是教师发展不断和组织发展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过程，也是教师不断成为学校社会人的过程。

高校教师发展是一个多向度发展的过程。高校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组织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无论是中世纪的意大利/法国模式，近代的德国模式和现代的美国模式，大学发展模式各不相同。即使在一个国家，也存在着层次、类别、功能各不相同的高校组织体系，因此，高校组织的差异性决定了高校教师的多向度发展。基于不同高校教师发展的目标，教师发展在发展的理念、内容、方法和实施途径上是多向度的。

高校教师发展是一个个性化发展的过程。每个教师个体都是独特个体，其教育经历、文化理念、专业兴趣、职业发展目标各不相同，这决定了高校教师发展是一种个性化发展。尊重教师个性，促进教师个性发展，是形成教师个样化发展的基础。促进教师个性化发展就要求组织围绕每一个教师的个性特征来确定教师发展计划。高校教师的学术生活依托于一个学科，一个基层学术组织，一个学术团队，因此，教师所依托的学术组织是促进教师个性化发展的核心力量。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老新教师“师徒制”，“导师制”实际上就是促进教师个性化发展的有效实践。

三、高校教师发展的实践逻辑：方法论的思考

1. 组织与教师发展目标的统一

高校教师发展是高校、教师在教师伦理道德、专业发展水平和地位获得等方面的双向建构过程。教师进入高校从事学术职业，通过培训、交流、感知等多种方式认知自己所处的环境，并不断将认知的信息进行同化和顺应，使高校的组织文化、制度、目标成为自己认知结构的一部分，从一个组织的局外人逐渐成为一个对组织文化高度认同的局里人，形成在价值观上的同构。与此同时，高校在不断接受教师对于学校发展意见的过程中，不断调适学校的制度和文化，使学校的制度和文化更加有利于教师发展。在高校和教师的这种双向建构过程中，高校和教师不断地相互适应，形成统一和谐的学术共同体。在这个和谐统一的学术共同体中，高校教师发展促进大学发展，大学发展不断给教师提出新的要求。教师的工作态度、专业水平和职业声望建构大学的声望，实现大学的目标，反过来，大学的声望给教师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不断建构教师的伦理道德水平，专业发展水平和提升教师地位。

目前，高校行政部门主导教师发展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师个体内在需求，控制性的高校教师发展制度把教师看成是组织的雇员，而不是独立的，具有自由思想意识的教师，将教师规训在大学发展制度之中，禁锢了大学教师主动发展的积极性。显然违背了高校教师发展的基本逻辑。在高校教师发展制度和策略设计中，高校与教师的双向建构是基础。

2. 组织制度与文化的共同作用

高校教师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教师本身的强烈的发展动机，这就需要组织制度和文化对教师发展施加长期的影响。促进高校教师发展的制度包括学术休假制度，教师聘任制度，教师流动制度，教师评价制度等，这些是高校教师发展外在的制度保障[5]。但是，制度建设不能够简单集中在培训制度的设计和完善上，更重要的是学校教师管理制度的有效整合。而组织文化对高校教师发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院校文化、学科文化，基层学术组织文化都对教师发展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有利于激发教师强烈的自我成长的意愿。制度和文化的共同作用，可以促进教师的持续、和谐发展。

3. 教师培训与终身学习相结合

高校教师发展的实践途径是终身学习。高校教师发展作为一个终身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高自身伦理道德水平、专业发展水平和获得职业地位，实现教师价值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因此，教师的终身学习是促进教师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举办新教师培训以及针对教师发展的其他各类培训都只是教师终身学习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形成教师终身学习的理念，文化和制度保障，保证教师在职业生涯过程中持续学习。

对于新教师的职前培训，需要建构一种融大学文化、制度、能力、方法和非智力因素一体化（意志、态度、情感、合作、友谊）的培训体系，通过培训让新教师了解大学制度和文化，掌握基本的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提升新教师对于组织文化的认同，依靠组织文化凝聚教师的组织向心力。对于老教师而言，教师发展的重点在于学术团队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激励，团队的学术文化直接影响着大学教师的发展。

4. 在学术场域中强化教师的教学能力

吴振利在分析涉及大学教师发展内容的73份资料过程中发现，有67份明确提到了大学教师的教学发展，其中有44份重点阐述了大学教师的教学发展能力，其余6份材料中，还有5份虽然没有明确提大学教师教学发展能力，但所阐述的内容也包含教学发展能力的内容。由此可见，教学能力确实是大学教师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大学教师发展的重要领域[6]。因此，世界各国对于高校教师发展的理解更多倾向于围绕教学能力而展开。教学能力提高不仅仅是青年教师发展的需要，也是所有教师的终身需要。教学能力可以通过训练得到初步提高，但是教学实践是一个教师与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互相作用过程，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形成教学伦理，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建构具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在提升教师教学能力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学术团队的经常性讨论和交流。在一个由同行组成的学术场域中，教师之间相互学习，彼此交流，自我探索，能够有效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方式，教学模式和个人性格有关，具有多模式、独特性的特征。

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评价重点在于能否增进学生终身发展，而不能够以简单的知识传授效果作为评价标准。而提高教师教学能力，让教师成长为学识渊博，能够促进知识发展、学生成长的专家型教师需要在一个和谐的学术场域中进行，在教中学，在学中教，教学相长，共同提高。

参考文献

[1] 徐延宇，李政云.美国高校教师发展： 概念、变迁与理论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2）：50-53.

[2] 乔连全，吴薇.大学教师发展与高等教育质量[J]. 高等教育研究，2006（11）：106-109.

[3] [美]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

篇（3）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经济学是达尔命和19世纪末物理学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世界观的产物，而新古典经济学仍是以经典物理学所产生的牛顿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更具体地说，演化经济学是以动态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以静态的、机械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哲学基础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因此，正如美国老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试图按照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一样，根据威特的看法，演化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学中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们知道，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哲学基础或者更特定地说有关实在的本体论假设不仅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经济理论的构造，而且对经济实践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对哲学并不重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缺乏自觉的哲学批判意识，这是导致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被相当多的大学师生顶礼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经济学领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经济学家加强对其哲学基础之一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撰文讨论其哲学基础问题，但绝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忙于对具体的实际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在方法上和研究兴趣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裂”，这是导致演化经济学目前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使演化经济学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具体化，实现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同时也是为了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演化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如经济学)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进行深入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本文在霍奇逊和何梦笔等演化经济学家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图概括性讨论演化经济学的六大本体论假设及其对学科建设和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有机层级本体论

演化经济学深受怀特海、皮尔斯乃至马克思的有机论哲学的影响。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一书中，根据怀特海、克斯特勒、迈尔等人的见解，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本体论上的“层级观”扩展到社会及心理领域。根据这种层级观，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在层级结构中每一层上的系统或亚系统具有双重特征，即它们自身既是整体又是其他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个子整体(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赖性，这被称为“杰纳斯效应”(Jalius effect)。每个子整体拥有两个相反的极性(阴阳)――个作为更大整体一部分去运作的整体倾向和一个保持其个体自主性的自我决定倾向。在这一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中，贯彻的是突现原则。虽然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现象的影响，但是每一层上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

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都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更重要的是，每个层级的突现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论中)根据其组成部分的知识演绎推出，或通过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结合来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突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何梦笔曾以企业举例：“企业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实体，不能化约为一种使个人最优的合约网络。”进而，每个层级在解释上具有某种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释原则和自己的分析单位。突现原则表明了所有将复杂系统简化为共同的、简单的单位和理论规律的简化论或还原论方法的无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论立场必然是拒绝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将理性个人作为唯一的理论本原以及将描述和解释压缩到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层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还原论的多分析单位和多层级的分析。

有机层级本体论对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创新体系文献的发展遵循着有机层级本体论的原理。自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伦德瓦尔于1985年提出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目前该文献已经发展成由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地方)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和创新型企业所构成的体系框架，这种在不同层级上以互补和非简单加总的方式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有机层级本体论直接指导着演化经济学有关“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推导宏观经济理论”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为一般均衡理论基础的原子论个体的微观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演化经济学不仅论证了宏观经济学相对自主的本体论地位，而且进一步指出，作为个量和总量的微观和宏观框架无法处理在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上所发生的结构变迁和质变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观－中观－宏观框架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的体系结构。

二、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对于建立有关实在的、基本的演化动力学来说，心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何梦笔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这种二重结构可以依据有机层级本体论的突现原则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别是生物层级的突现产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实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个实在中相对自主的领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二重结构，知识状态的变化不能化约为世界状态的变化。心智对世界的反映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错误，不正确的知识或“谬见”并非是偶然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正确”或者“谬见”主要应从相对于心智单纯地作为外部世界的“镜像”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换言之，它特别地与拉赫曼的主观预期以及罗斯比有关认知与决策的想象标准相关，意味着人类心智在与外部世界交互过程中所显现的创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说明了演化经济学在本体论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意味着心智单纯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产生的知识状态只是由世界实际状态

和实际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并可以化约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模型中纳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计算成本之类的赫伯特・西蒙有关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杨小凯和汉斯‘伯杰等人指出的，这种改进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均衡框架下进行的，它低估了行为人面对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严格局限性。实际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强调了环境和不完备理性对人类心智的约束作用，但没有包括人类心智所具有的主观和特异性质、“根本的无知”以及人类心智的能动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论体系中处理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变化，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稳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等所有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人类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设。

三、人性假设：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

演化经济学在人性的本体论假设上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第一，人类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这两种倾向或性质，这充分反映了人类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类原始禀赋的本能，具有基础性的本体论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经济学假定中预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人类还具有独立于利益关系的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但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却更具根本意义的人性。正如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曾经指出的，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样我们可以说，人类经济活动的天职就在于发明、生产、创新或创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制度对人性的作用不仅是约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动性的作用。换言之，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这个含义。第四，人性和制度的关系是互动的。对此，霍奇逊曾指出：“个人与制度是相互设定的。制度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并由人们的行为所塑造。”

演化经济学有关人性的本体论假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首先，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制度对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须考虑到如何唤起并发挥人类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完全市场化的医疗保健体制改革之所以无法成功，就是因为按照“自利经济人”的“工作假设”所设计的制度解决不了医疗保健中的“老大难”问题。后者的例子则有：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按照“自利经济人”的逻辑，必然只关注于产权改革、管理层高薪和所谓资本运作，而如何通过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同舟共济”的奋斗目标就被严重忽视了。其次，文明创造者的假设在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应该发扬光大。目前，经济学家们太多关注于人类的利益本性，而没有注意到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但人类文明史却说明，创造者的假设不能化简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许多情况下，创造的欢乐是利益的多寡所无法衡量的。因此，笔者曾经指出，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五四的延续和超越，发明、创造和创新应该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

四、异质性(多样性)假设

正如著名生物学思想史专家迈尔指出的，达尔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在这种哲学体系中，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与物理学中流行的本质论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相对立。本质论思维的实质就是把变化多端的现象化约为同质性的某种基本类型，认为世界上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基本类型的内在本质，而基本类型与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被忽视的东西。物理学是本质论思维的避难所，其基本特点就是对质点模型的追求。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经济学实现数学形式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明确把经济学与物理学相类比，把丰富多彩的个人和企业行为简化为“代表者”，抹杀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及其多样性，通过对类似于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制造了市场自动创造和谐的神话。这种同质性假设不仅预先从理论体系中排除了多样性和人类的创新行为，而且否认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对国家贫富所产生的极其重要影响。

达尔命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上述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只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因此，达尔命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伦指出的，“适应和演化来自这种事实：知识、技能和惯例在个人间从没有完全被传递，个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人类心智的不完备，它所具有的主观性质，不同的制度、文化、习俗、阶级差别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塑造，个人经验以及人类心智的创造性理解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个人即使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样的想象机会，其认知和行为也不会完全相同。以此类推，不同的企业、地区、国家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业都具有不同的知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演化经济学所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以个体群思维为基础的异质性或多样性假设也构成了个体知识和意会性知识这些概念的哲学基础。

五、时间不可逆、不确定性和历史重要

时间可逆和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本体论基础，恰如琼・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的，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类比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正是因为这种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政策。但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时间不可逆在经济系统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技术轨道、技术经济范式、路径依赖、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和经济类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经济学的这些概念都渗透着时间不可逆的观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们越是研究时间，就越是会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演化过程的历史性是以新奇创新为特征的，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在时间进程中“不可改变”地不断突现，甚至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有序的变异和选择的事件。因此，时间进程是不会完全重复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种新质要素的突现是以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为基础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依赖于人类能动作用的转变潜能，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相对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时空制约或地理历史性为基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相对不变(或缓慢变化)的有关实在的理论，那么，社会科学家则要更快地改进他们对相对快速变化、具有高度时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爱伯纳也指出，“大

多数的经济现象是时间依赖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它们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无法用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和概念来对待。经济理论只能通过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来应对这些经济现象，而这些模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因此，经济学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存在着少数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经济规律，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多数规律只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其有效性与地方化的条件高度相关。

根据这种历史时间的本体论假设，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在以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并制定经济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脉络主义就是“情境和脉络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它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考虑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精神，把社会事件及其“规律”置于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空间限制之中。脉络主义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经济时空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经济时空新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脉络主义类似于《易经》中“时位相关”的概念，按照《易经・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时间和空间并不构成一个可供事物在其中发生的“宇宙容器”；毋宁说，它们是与作为创造性之脉动的事件和实在一起被创造的。因此，按照脉络主义的基本原则，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而不是如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

六、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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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总监制度属于财务监督范畴

目前一些国有企业建立财务总监制度，其最直接的现实动因是不少国有企业存在着会计信息失真、财务滥收乱支、国有资产流失这三个与财务工作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国经济生活和国有企业改革。这三个问题存在着内在联系：财务滥收乱支是因，国有资产流失是果；这一因果关系是这三个问题的实质内容，而会计信息失真则是因之而生产的表象。在这三个问题中，财务收支管理上的失控是最根本性的一个问题，表明我国现实企业管理中财务监督十分薄弱。所以，国家在一些国有企业中通过建立财务总监制度，利用货币收支对经营过程的基础保证作用（支付职能），从时间、数量上对实际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同时，利用各种财务收支及管理标准，对实际和将要发生的财务收支进行监督，监督的领域主要涉及投资、筹资、收入分配和日常经营收支，基本覆盖企业的经营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可见，财务总监制度是针对加强财务监督而来，其工作内容涉及财务监督的主要方面。

财务总监制度实际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总会计师制度和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关于财务工作组织运行和财务监督上的更高层次的发展与完善，它吸收和集中了总会计师和内部审计中的部分财务管理与监督职能，也弥补了总会计师在企业组织地位和职责权限上的不足，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内部审计监督的滞后性缺陷。另外，根据《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设立的监事会是政府监督机构根据需要派出的对企业财产保值增值实施监督的组织，以其职能来看，基本上也属于事后监督，同样，在设立监事会之后，再辅以财务总监制度，可弥补监事会的不足。从国有企业财务总监选派程序和职责上看，国有企业财务总监是政府派出并授权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及所属大中型国有企业整体财务（包括事前、事中、事后）进行专业、专职财务监督的人员。

二、财务总监制度实质上代表着所有者利益

尽管“两权分离”已成为我国企业改革的目标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要求，但现实中，两权完全分离是不可能。两权分离的确切含义，应该是形成两权互相制约、促进、保证的关系。在现代产权制度及企业制度条件下，所有者有必要对经营者实施适当的监管，这种监管主要体现在两大环节上：一是对经营者的选择；二是对经营者重大经营决策、财务决策（包括对国有资产调配与处置）的审定和制约。对此，国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公司法》对国有企业进行规范，以及部分赋予经营者管理权力的同时，制定了《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财务通则》、《财务制度》和相应的财务监督制度。但从现实情况看，在两权关系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所有者主体缺位和经营者行为失控并存。特别是后者问题更为严重，经营者失控，即经营者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约，必然会产生经营者、谋取私利、独断专行等问题，使“两权分离”下的企业约束机制流于形式。这样前面出现的会计信息失真、财务滥收乱支、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就难以避免。《中国资产新闻》报1997年5月刊登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关于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当前深化企业改革过程中，许多地方和部门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对此57.6％的人认为企业经营者要负大部分责任。因此，规范和约束企业经营者的行为，不仅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力保证，也是企业经营者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

改变所有者主体缺位和经营权失控状况，绝非一蹴而就，但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上首先建立起比较确定的互相制约的机制，无疑会有助于克服上述问题。财务总监制度的建立，一方面使财务总监代表所有者利益把好财务监督关，另一方面也可为经营者充分施展经营才华，最大限度地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提供强有力的保证，硬化所有权对经营权的财务约束，使经营者在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和财务收支活动方面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所有者利益，这也是是国际上处理“两权关系”的通行作法。上述调查结果同样显示：除股份制企业的经营者把代表所有者利益作为首要选择之外，各类所有制企业的经营者认为首先代表的是企业利益；在国有企业中，首先选择国家出资者利益方面的经营者只占34.1％。可见，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产权需要更加明晰，企业经营者的责任以及在保障所有者利益上的要求应更加明确，并且需要通过法律和契约形式，把维护所有权和接受来自所有者方面的产权监督明确下来。毫无疑问，财务总监制度是代表所有者利益，规范和约束经营者行为的有力措施之一。

1994年深圳市政府为维护国有企业所有者利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率先在部分国有企业中实行了财务总监制度或财务部长逐级委派制度。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代表国家经营和管理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法人机构）向管辖的124家企业委派财务总监或财务部长，124家企业中有18家一类企业，资产经营公司向这些企业派出财务总监。财务总监作为委派的董事进入董事会，对企业财务计划的制订有参与权，对财务计划的执行有监督权，对企业重大资金的调拨有签字权，限额以上数额的外拨资金只有经过财务总监签字才能对外拨付。可见，财务总监是从产权角度去行使权力，体现的是一种来自于产权约束的监督关系，财务总监制度的必要性和意义也是源于此。

应该明确的是所有者对经营者行为及企业财务活动的监督，并不是干预经营者的经营权。所有者的监督，也不可仅仅停留在事后监督上，即仅仅通过审阅公司财务报告，考核公司经营业绩等途径来实现监督。所有者监督必须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收支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那种认为实施财务总监制度将会侵犯经营者合理权益的观点是不妥的。因为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收支必须体现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这是任何社会经济制度下企业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经营者与财务总监在组织财务收支上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赋予财务总监代表所有者行使监督使命是完全合理可行的，这与强化企业自我约束，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与保障经营者合法权益，与政企分开和两权分离的基本要求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只有所有者利益得到了维护，与之有关的经营者利益、职工利益等各方面利益最终才能得到维护。很难想象，一个连对所有者利益也不尽维护义务的企业，就难以指望它能对社会各方面承担责任。

三、财务总监制度是现代企业内部约束机制和管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代表所有者利益的财务总监制度与来自企业外部的社会监督（如来自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宏观调控者身份对企业实施的必要监督）有着本质区别。一方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涵之一，是通过明晰产权关系，强化产权约束，依靠产权制度的自身运转的内在机制，构建企业内部决策、执行和约束职能相统一的有机体制，从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财务收支方面自动地防范和避免背离所有者利益的行为不受约束，从而实现对资产运营过程中的产权控制，硬化产权监督。尽管财务总监往往是由企业所有者委派到企业中，但其职责的履行是与企业内部经营活动以及经营决策行为紧紧联系在一起，财务总监制度是构成现代企业内部约束机制的有机部分，在内部约束机制运行中发挥财务监督职能，这种监督具有及时性、有效性、经常性、自觉性特点。显然，作用于企业内部约束机制的监督是企业外部任何监督所无法取代的。

另一方面，财务总监制度还具备一定的管理职能。表现在财务总监要在企业资本的投入、资金的筹集、资产调配、费用成本、利润分配以及财务计划、财务考核、会计组织运行等许多财务会计工作和财务活动中与经营者一起共同行使组织、协调、控制等管理职能。加强企业管理，优化管理者行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毫无疑问应是企业所有者的根本要求，也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源泉，同样也是财务总监制度的目标之一。在优化和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中，应充分考虑财务总监制度在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使之成为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财务总制度应是财务监督职能与管理职能的有机统一，其中监督职能是本质，管理职能是实现监督职能的途径，即财务监督是寓于财务管理之中，在财务管理过程中，体现出财务监督意义；离开大量的具体的财务管理活动，财务监督便失去立足之地，毫无意义，同样没有财务监督，财务管理便失去目标，走向失控。

四、财务总监督制度是两权分离下企业组织规模和经营规模扩大化和复杂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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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为主原则

我国是一个粮食需求和消费量巨大的人口大国，粮食生产和消费必须坚持以自给为主的原则。近几年，有人主张压缩国内的粮食生产，增加对国际市场的粮食进口，实行粮食自由贸易。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中国坚持粮食自给为主的政策已经使中国经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对粮食的巨额补贴使政府的财政包袱越来越重；硬性的购销计划，不利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

笔者认为，坚持粮食自给为主的方针，确实使国家财政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我国的粮食生产也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无论怎么说，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品，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为维持一定的粮食自给率，都无一例外地对国内的粮食生产给予了可观的财政补贴，事实上，这种财政补贴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必要成本和代价。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对本国粮食生产适当的财政支持，才能够真正降低国家粮食安全的成本。同时，国际粮食贸易常常受意识形态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尽管贸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粮食禁运的可能性，但粮食被某些大国用作外交手段来干涉他国内政的事情仍然有可能发生。

安全优先、兼顾效益的原则

虽然实现国家的粮食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过程中可以不计成本，忽视经济意识和效率意识。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粮食安全分为两种：一种是粮食既安全又经济，即向社会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给，同时又没有粮食过剩和浪费等不合理现象。另一种是粮食安全但不经济，保证了粮食的供给，成本却过高。

显然，我们要力争实现第一种粮食安全，避免出现粮食安全但不经济的情况。

当然，从长期来看，粮食安全和经济是统一的。一方面，安全是经济的保证，只有安全才谈得上经济，不安全就是最大的不经济。粮食的生产需要较长的周期，生产粮食的重要资源（土地）又具有不可再生性，粮食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其需求的价格弹性很小，如果粮食不安全，粮食的供给不足，必然会引起价格和产量的剧烈波动，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和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经济又是安全的重要条件，只有经济才能保证粮食生产的长期安全，如果我们的粮食安全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必然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使粮食安全失去存在的条件。短期内粮食安全和经济也可能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则应遵循安全优先的原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追求经济目标的实现。

有利于市场化改革的原则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粮食安全体系的建设必须与这一目标相适应，只有这样，粮食安全才具有坚实的体制基础和制度保证。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要实现国家的粮食安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计划经济之路，用国家计划、行政命令等非市场的方式来稳定粮食的种植面积，保证粮食的供给；另一条是市场经济之路，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粮食生产资源中的作用，主要依靠经济手段管理粮食的生产、供给和需求。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前一条路虽然走起来方便，但实现粮食安全的成本很高，资源浪费很大。走市场经济之路，利用市场来解决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粮食生产、消费过程中的作用，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这确实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而且，这又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相一致，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怀疑和犹豫。

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原则

城市化是我国社会今后的发展趋势，城市化对粮食安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导致的城市聚集效应，有利于对土地的合理使用，城市化使得农村人口减少，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张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可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城市化发展对粮食安全也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必然导致耕地递减；在城市化过程中向城市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往往都是年纪较轻、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口，使得农业劳动力呈退化趋势；城市化进程中非农产业的比较收益会高于农业，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城市化是我国社会的发展趋势，粮食安全体系的建设只有和这一趋势相适应才具有生命力。城市化是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我们为保证粮食安全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必须有利于城市化的发展，不能同城市化相冲突。其次，在实现粮食安全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克服城市化对粮食安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充分利用城市化对粮食安全的有利因素，实现城市化发展和粮食安全的有机统一。要实现这个统一，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增加国家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大力提高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提高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二是大力发展节地和节水农业，降低粮食生产的资源消耗水平，提高粮食的单位产量。三是制定切实可行的促进全社会节约粮食的政策措施，用经济手段保证粮食的合理消费。

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原则

提高农民收入，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粮食安全体系的建设必须和提高农民收入相统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农民收入不断提高，粮食安全才有坚实的基础，同时，粮食安全又是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当然，在一些情况下，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也可能产生冲突和矛盾，比如在粮食价格太低时，农民种粮的正当利益就得不到保证。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应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责，政府在制定粮食安全政策时，必须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提高农民收入问题显得更为迫切，国家应该在财政、税收、金融、贸易、收入分配政策等方面，给予农业和农民以较大的扶持。

有利于环境改善和优化的原则

改善和优化环境是保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粮食安全体系的建设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不能同环境的改善和优化相冲突。近年来，由于一些地方不合理的扩大粮食生产，滥垦耕地，导致我国天然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化速度加快，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给我国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此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实现粮食安全和环境优化相统一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农业集约化之路，不断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技术投入，提高土地与劳动的生产率，实现粮食生产高产、优质、高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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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已进入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过去的四年间GDP年平均增速为12.8%,比实施振兴战略前增速提高了2.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也取得重大突破。截至2007底,辽宁省90%以上的国有大型工业企业实现了股份制改造,2008年全年将完成剩余企业改制,国有中小工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吉林省列入攻坚计划的816国有工业企业改制全面完成,目前正着手解决改制后企业的后续有关问题,以及推进商业、建筑等行业国有企业改制工作;黑龙江省完成改制企业3302户,占应改制企业的96%,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基本完成。全国10万亿元国有总资产中,辽宁就有8400亿元,整个东北地区的国有资产约为辽宁的两倍;东北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国有资本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需要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提供有效的进入和退出平台。

二、东北区域资本市场体系构建

1.扩展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业务范围,整合东北区域产权市场

整合现有的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家省级产权交易市场,成立一个面向东北的区域性产权市场成了当务之急。

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是东北区域内成立最早的产权交易市场,其前身是沈阳产权交易中心,主要负责辽宁省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及交易活动。作为辽宁省会,沈阳地处辽宁中部城市群、环渤海经济圈和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位置,是联系东北经济腹地与沿海经济带的黄金通道,是东北的经济、文化、交通、商贸、物流和信息中心。事实上,沈交所近几年也正在不断云集力量,并在省内产交资源整合方面得到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2006年以来,沈交所开始不断创新产权交易竞价转让体系,运用网络竞价、电子竞价、拍卖、招标等多种方式,使竞价转让更加科学化和标准化。2006年沈交所竞价交易为25宗,2007年上半年竞价交易达到39宗,比去年全年竞价宗数提高56%,国有资产的增值率达到138%。省属企业、金融资产、保险企业等新的交易领域竞价转让均实现了零的突破。在去年和今年的全国企业国有产权管理暨产权交易机构工作会议上,沈交所竞价组织工作连续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表扬,同时,沈交所针对央企市场的开拓,成立了专门机构――央企部,并正在对东北的央企交易资源进行调研,有望成为继京、沪、津、渝之后第五家央企交易平台。

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与黑龙江产权交易中心成立时间较晚,业务结构单一,缺乏竞争力。如果可以将这三家主要的产权交易中心整合成立“东北产权交易所”,在各省、市设办事处,那么不仅可以提高省间的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可以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合理配置。

2.建设地方性企业债券市场

在国内,东北地区发行的企业债券较少,大连港、东北高速和东北电网等大型国企在06-08年内获准发行中等数额的企业债券,之所以获批企业如此之少是因为企业发债的最大难点在于审查较为严格,其发行是否具备可行性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方案被批复的可能性。大型上市公司都申报困难,更不用说中小型企业,更是难上加难了。面对这种情况,东北三省应联合力量,借助振兴东北的有利政策时机,向有关部门提出发行请求,先让国有大型企业走在前面,然后培育和促成优质中型企业紧跟其后,打破东北地区在深沪交易所,交易企业债券稀缺的局面。

3.在沈阳或大连建立区域资本市场交易所

与全国性资本市场相比,东北区域资本市场的上市标准应依据辖内中小企业的现状,进行合理设置:

(1)盈利要求。对东北区域资本市场来说,从国家开始实施东北振兴战略至今已过去6年时间,而对东北区域资本市场来说,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地区内发展前景好、处在优势行业的业绩较好的企业,其经营年限有可能较短,对其盈利要求可设置为连续两年盈利。

(2)股本规模。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生产规模较小,所以,区域资本市场应放松对公司股本总额和发起人拥有股本总额的限制,将股票发行后股本总额定在不低于2000万元即可。

(3)股本结构。借鉴美国区域性资本市场股东人数不少于300人,英国区域性资本市场股东人数不少于400人的做法,我们可将东北区域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股东人数定位不少于400人。发起人在股票上市前必须认购发行股份的35%。同时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应不低于公司股份的25%。

(4)企业的主营业务。申请在东北区域资本市场发行股票的公司应该通过各省市的客观合理论证,如提出具体、合适的经营战略和经营策略,并且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企业未来1-2年财务盈利预测报表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让投资者相信公司的高成长前景,使投资者对企业抱有足够大的信心。

(5)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东北区域资本市场主要为区域内发展前景好、处在优势行业的业绩较好企业提供筹资渠道,对于投资者来说,只有发展前景良好、增长潜力巨大的企业,才能接受。

(6)保荐人制度。东北区域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在做上市申请前必须以合约委任保荐人,并约定一段固定期间,该期间至少必须包括证券上市时该财政年度的剩余时间及其后两个财政年度。

参考文献:

[1]Levine,R. And Sara Zervos(1998).“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Long-Run Growth”.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0,n.2,22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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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网是有着智能特性的一种网络，能根据网络上的资源实现推断及思考，从而让数据之间的语义的功用以及互联得以达成，最后能够实现人类同计算机之间的沟通，具有人性化的沟通，让网络应用实现智能化。语义网就其结构来说大致由这些部分组成：元数据部分、资源描述框架部分、本体部分，而实现各个数据之间的语义通信是需要通过给互联网里面的文档进行元数据的添加来实现，这也是其核心。

所谓的元数据就是对数据进行描述的数据，其特点就是有着语义的共享性；而资源描述框架是对网络上的资源进行描述的，能够提供一种数据存储的结构；最后说到本体则是提供相关的定义，比如概念、概念关系、概念属性等多个定义，给我们的语义网所涉及语义推理就提供了一个基础。

二、简析知识点库本体构建的方法

（一）简析需求分析同系统规划

本体开发的最为开始的一个阶段就本体需求分析，它是我们本体构建的一个基础。其主要的任务有：

第一，对其专业的范围和领域要予以明确。

第二，明确其构建的目的，也就是要清楚是学习还是教学的需求等。

第三，明确其目标用户，即受众的问题。

第四，明确是不是有可以重用的本体，如果没有就应该设计下一步，如果有就可以根据目的及需求对这一本体进行相应的扩充或者调整。

由需求分析所得结果本体的设计者可以进行分析，然后确定这一本体所具有的构建环境和其进程的安排等，从而编写出具有科学性的正规的合理的本体构建设计书。

（二）本体的主体结构以及知识粒度的确定

本体构建的具体方法可以从层次性的角度分成三种：从总体再到具体这样的自上而下的方法、从具体再到总体这样的自下而上方法、综合方法（将前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第一种方法能够将概念具体化；第二种方法能够将概念逐渐抽象概括化；第三种方法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本体。而该阶段的任务是对其上面一个阶段的本体主体架构进行细化，从而确定软件工程专业所属领域中的本体中主体科目之下具体的知识组织架构，能够将其细化分解到最小知识粒度。

（三）简述创建实例

简单地讲实例其实就是类的一个具体表示，同时还是类中定义中多种关系的实现。而其中实例之间建立起不同关系以及其实例数量的多少是该专业整体的知识点库本体的具体应用效果最为直观的一个反应，这些实例关系具有丰富性，能够帮助知识点所获得推理结果具有全面性。但其实创建实例在我们整个本体开发过程当中是一个具有繁琐和庞大的工作量的阶段，需要一个较为长的时期。

（四）简述本体形式化

简单地讲本体的形式化就是进行知识点库本体的编码，而这一过程是需要利用本体描述语言来进行，把它们转换成为现代计算机能理解的一种程序语言。因为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采用我们的本体描述语言进行手工编码，不仅工作量大，费时费力，易错，效率低，所以我们采用了更为简化和高效的辅助开发工具，其中Protege等使用较多，能够直接地把本体模型导出来成为用本体语言表示的相应的OWL文件。

（五）简述本体评估以及维护

本体评估其实主要就是对于构建成的本体进行验证，看其是不是满足了该专业本体构建的相关原则，比如是否具有有效、正确、一致、可扩展等性质。若是评估的结果是不合格的，就要返回至上一阶段本体分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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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3）04002705

相关概念释解

在本文的叙述中，将涉及几个相关的基本概念——文本、编辑、出版，需要集中做一阐释。

“文本”，在应用广泛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文件的某种本子（多就文字、措辞而言），也指某种文件。①在《汉语大词典》中亦做相似的解释：文件的某种本子，亦指某种文件。②社会普及率极高的工具书，加之明晰易懂的解释，对于“文本”概念的理解与应用甚有益处。至于它在学术界所对应的外文语词（Text）及计算机领域被广泛运用的意涵，非本文探究的主旨，此处不做进一步拓展。在本文对于该词汇的现时使用，仅以中文传统语境的意涵同时置入音乐的专业范畴中，将其拓展为：“音乐文本”，即人们视觉可见的以种种符号所呈现的各类音乐文件。它包括了以音乐文化为内容构成的图书、报刊、网络等介质中所承载的文字、乐谱，以及个人所抄写的各类专业的文字、乐谱等形式。结合以上对“音乐文本”的阐释，其所内含的功用及意义对于音乐界学人来说就要重要得多，对这种重要性略做整理就可以包括：音乐文本应是记录、保存音乐文化成果的重要（非唯一）方式；音乐文本是交流、传播音乐文化成果的重要（非唯一）工具；音乐文本也是体现和展示音乐创作者专业学术水准的重要（非唯一）平台。由此，我们对待各类（音乐）文本的态度及做法毫无疑问应表述为：以虔敬之心、秉客观的态度、持规范的标准、呈易解的形式，唯有如此，方能体现文本在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价值。

对于“编辑”一词，国内编辑出版界早有释读，以字义来讲：“编”，即编排、安排；“辑”，释为收藏、聚集。两个原本独立的单音节词的连缀组合，代表着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化行为——搜集材料，整理成册。③但按照今天编辑出版界的广义理解，“编辑”已经不单单是一种文化行为。在当今出版界的普遍理解中，“编辑”一词至少具有三重意涵：其一，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编辑”是为保存、传播、继承、发扬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而做出奉献的高尚的举动；其二，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职业，“编辑”是指新闻出版部门从事选题策划、编写、审读、加工、剪辑、设计等工作，以使相关内容达到传播目的或符合复制要求的工作人员；其三，作为技术职称系列中的一个级次，“编辑”是新闻出版行业职称序列中的中级职称。而我们作为“文化人”尤其是学界中人，“编辑”与我们每个人的学习生活密切相关，更多地呈现它的“文化行为”的意涵，成为我们从事学术活动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音乐编辑”当然与音乐文化的继承、保存和传播交流须臾不可分离。因此，对于“编辑”及其行为，我们更应持宽广的人文观照：“编辑”应是我们日常学习、科研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类文本责任人专业水平、文化素养的体现，是实现文本创写目的的必要步骤，是尊重广大文本受众的一种行为。

按照传统的理解，作为社会文化行为及行业名词的“出版”，即把书刊、图画、乐谱、音像制品等编排并制作出来，向公众发行。观察这种文化行为，其与“编辑”职业或行为的关系甚为密切；对于正常的出版行为来说，更是逢出版必有编辑行为相伴。但作为学术研究者，除了应关注普通“出版”的规律及与编辑间的密切关系，更应注意这样几个概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特点：（1）当代出版形式的多样化，即“出版”是包含了图书、乐谱、报刊、音像、多媒体、网络等媒体形式的制作发行的，而非专指图书的印制行为；（2）出版是需要流通环节（发行）相助的，在出版的流通环节中，应予区分“出版物”的不同流通方式，即公开发行、内部交流与私人记忆的区别（恰如期刊的正刊、内刊与私人日记的区别）；（3）出版过程中的批量化工业生产与“手抄本”的区别，出版业属于文化产业，或称“文化工厂”制作产品，需要大批量地复制产品以赚取利润，它与“内部资料”甚至手稿有着物品属性的巨大差异（在不同领域，可称为原生文献、再生文献；文化产业与小众交流）。

音乐文本编辑属于音乐文化发展至一定高度之后的文化行为，具有较高的实践性特色。对于音乐文本的编辑实践活动，应以人类创造各类表意符号为始，并将伴随人类音乐活动之始终。这是与音乐文本作为承载音乐文明成果的特点相适应的。

在我国的文明进程中，按照中华先人记载、传承文明成果的印刷复制技术的发展程度，结合我国音乐文化自身的衍变历史，我们认为前人对于音乐文本的编辑实践活动已经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一）春秋至隋代（公元前770年～公元618年）。随着人类记录符号体系的日益成熟和传播介质的相对稳定，原始的文本编辑活动开始了。商周时期的对甲骨文、金文、石文的镌刻，被出版界认定为“原始编辑活动的出现”，④但这一时期对于音乐领域来说，难于寻找出其文本编辑活动的直接证据。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及竹简、布帛介质的普遍应用，原始的编辑出版活动得以快速发展，而此期孔子的编辑活动又是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据《史记》《论语》等文献的记载，孔子在春秋末期曾经对于宋、鲁等诸侯国保存的文化典籍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搜集和整理，主要是对《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部文本，即后世所称的“六经”。其中，反映在与音乐相关的领域，是他通过“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现场采访与核对，⑤以及“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的唱奏实践，编订了音乐作品集《诗》，并编辑了乐论文献《乐》，从而使这两部“乐书”能够在战乱的年代得以更好地保存和传布。学术界虽然对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历来说法不一，但完全否定古代文献相关记述的“疑古”做法很难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多数学人还是认可孔子对这些文献所进行的述、删、订、编等不同程度的工作，这种工作恰是古代编辑实践中的核心内容。以此为典型，在印刷术尚未来临的“写本书”时期，以孔子的这种追求“述而不作”，重在据实搜集、记录、整理的编辑特色持续了一千多年。当然，对于其中的音乐文本的编辑，也是这一编辑特色下的实践成果。

（二）唐宋至清代晚期（公元618年～19世纪上半叶）。唐王朝所开创的帝国盛世，使其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诸领域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体现于编辑出版业的贡献，首先莫过于唐代初年开始出现的雕版印刷以及由卷轴装订改为册页装订技术的运用。⑥这些出版技术提升的间接成果，也逐步改变了对文本编辑出版的实践方式（自然包括对音乐文本编辑出版的实践方式）。在此“印本书”逐步来临的时代里，随着对文本刻印、流通、传布的便利，使得文化科技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音乐文本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改变。从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中对各个历史时期音乐理论著作和乐谱集册的记载情况就是一项很好的体现：唐代以及之后的各个时代里，论乐的专著及乐谱专集明显增多，无论由宫廷官府组织编撰刻印的大型著作，还是私人出资或亲自参与撰述的图书、谱册，在音乐活动或社会生活中均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尤其到了明代，诸如冯梦龙编辑的民歌集《挂枝儿》《山歌》，朱权编辑刊刻的《神奇秘谱》……均融搜集、整理、注疏、解题、刻印于一体，成为体现这一时期音乐文本编辑实践活动的代表性案例。他们的实践活动按照今天的行业与专业分类，也已融合了多业于一身，其总体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将个人的专业抱负与兴趣，以搜集、整理加注疏、演绎的方式，使文本的编辑实践渐显职业化风范。

（三）近现代阶段（19世纪上半叶～20世纪80年代）。自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出版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图书出版行业的变革发展，报刊、广播、影视多种媒体的相继出现，使文本编辑形式与形态发生转变。对于以书、报、刊为主的平面媒体来说：编辑、印刷、发行一体化，按需组稿、约稿，编辑行为职业化、制度化等成为职业常态；西方艺术音乐的传入和快速传播，要求音乐文本编辑的内容、形态和形式发生着同样的变化。从文本编辑方面来讲，这一时期的总体特征是：编辑实践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出版机构和出版数量的增加，渐求文本呈现形式的统一规范。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政府对于媒体传播作用的重视，使编辑职业化程度的提升、职业人群的扩大、编辑制度化的健全，及至编辑家群体出现、编辑业专著专刊出版、职业化教育机构的成立、“编辑学”的建设，均提上了日程。在此一百多年的大变革的时代里，编辑出版行业大领域的编辑实践队伍由弱渐强，音乐文本的编辑由业余逐步走向职业化，从19世纪传教士刊刻的供于教堂的音乐书谱，⑦到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出版的活页歌选、音乐教材，再到20世纪40年代末万叶书店将出版主业由文化大类转变为音乐一隅，⑧直至1954年公私合营的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前身）在北京成立，宣告了对音乐文本编辑的实践提升到了国家级的职业化层面，音乐文本编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规范化要求。

（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由于“”时期各项事业的受阻乃至破坏，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成为各方面事业跳跃式快速发展的年代。在音乐领域，创作、表演、教学及学术研究各领域的快速发展，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对编辑出版业的发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当时国内有限的编辑出版能力甚至成为妨碍音乐文化更好更快发展的瓶颈，继而出现了在20世纪90年代及至新世纪前后音乐出版业的发展乱象。⑨与此同时，随着音乐创作、科研以及出版物数量的增加，有关出版规范、标注规范、学术规范的倡议和学者自身文本规范意识的增强，使出版机构职业编辑与教育、科研院所的学者自身均对文本的规范化呈现提出了要求；同一时期传播介质、传播手段、传播环境的快速更新，使文本规范与编辑的话题显得更加突出。由此，这一阶段文本编辑实践的特征呈现出：富有专业特色、学术自觉精神突出的文本编辑意识与实践开始形成；即使在音乐这个并不显眼的学科领域，也呈现出初步的对文本编辑技术问题进行探索的理论成果，领域内从事各个学刊编辑工作的资深编辑经常应邀赴各地高校的讲学活动，对于音乐文本编辑的规范化建设同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对文本编辑的理论研究并未达到系统化、学理化、常态化的程度。

从一般的学科意义上说，编辑（出版）学是一门研究编辑出版活动基础理论、工作规律和工作方法的应用学科。作为音乐编辑学，则是编辑学科内的专门领域，是音乐学与编辑学相交叉的子学科。作为一门学科，音乐编辑学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音乐学术的快速发展，亦跟随编辑学的脚步，在学科建设中“悄然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⑩但毋庸讳言的是，彼时业已起步的音乐编辑学科虽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目前仍处于学科的初起阶段：从研究队伍上来说，寥若晨星的学术力量基本以音乐学刊、音乐出版社的主要办刊人和编辑人员，以及近年来由他们所指导的部分青年学生在学期间的学术投入为主，其他领域或专业的学者很少关注此域——迄今并未显现成规模的稳定的研究队伍；与学者队伍的现时状况成正比，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自然难以令人满意，论域基本限于对20世纪的专业期刊历史与特色的研究、办刊经验的总结、从业体会和研究生在学期间为保证毕业而必须从事的课题成果；人才培养方面，由于该学科的应用性特色，对人才养成的要求就非单一的校园培养能够胜任，而必须结合一定量的从业实践，但国内数量有限的相关出版单位以及出版机构的企业化运作，又使二者间很难搭起畅通的桥梁，致使院校与出版机构之间面对编辑人才的培养均感无从下手。

从当前的科研环境与学术进展来说，快速增强的国家经济实力和稳定的社会大局，推动科研及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由此也带来学术环境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学术研究及创作的快速发展，推动文本数量的激增，文本传播交流方式与范围的扩大，显现的是量增而质平，甚至呈现良莠混杂的局面；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等艺术教育的扩张，致使艺术类高校的各级次生源均快速膨胀，青年学者群体在短期内骤增，加之不恰当地给予研究生就读阶段的科研、创作压力，致使在短时期内产生了大量稚嫩的音乐文本；电子网络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带来的学术统计、检索以及文本复制传播的极大便利，使音乐文本的交流、传播因“门槛”降低而更加便捷，同样促使大量缺乏认真论证、修饰、加工的网络文本出现；过度强化学术评价制度的作用，片面追求科研成果的数量，并人为划定媒体等级以机械套用来评判成果质量，使科研评价体系偏离了评价的初衷，由此却催生出大量难以卒读的音乐文本成果。

其实，对于音乐文本表达形式的规范问题，早在近代工业化的文本复制印刷之始就已引起编辑出版者的重视，但彼时对文本形式的关注更多表现在文本表达的基础规范方面，如语词、标点的使用是否合乎文化传统和国家出版标准？乐谱符号的记写、刻印是否与欧洲标准相统一？当时所订立的文本编辑标准往往即直接以所谓的“权威标准”为据来做对照，而并未在理论上总结和探究各类文本表达的自身体系与规范。B11比如，在大家熟悉的表达理论研究成果的文本类型时（主要包含理论著作、学术论文），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从作者到出版机构仍呈现自然自为的编辑状态，1988年时由当年尚在海外求学的杨沐先生的两篇文章，B12方逐步引发学界对于理论研究型文本表达规范问题的重视；之后的90年代及至世纪之交，同样居于海外并从事学刊编辑工作的周勤如先生、国内音乐编辑家蔡际洲先生等专家的不断参与，B13方对这类文本编辑规范的若干较为凸显的技术问题予以阐述和探讨。

笔者的以上所述，无非是尝试指出，无论在何时何地，社会及学界对于传播途径中的音乐文本的要求除了治学与创作阶段所必须的科学、客观、严谨等等要求之外，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和学术成果已长期积累并仍在急速增长的时期，对于文本自身的科学、艺术本质内容之外的反映形式方面，已决非传统出版业发稿之时的“齐、清、定”的编辑标准，B14而是要求其既富科学的、智慧的内涵，又符合当代学术规范的要求，还应切合国家有关语言文字、标点符号以及音乐出版行业内的种种专业符号的记写规范，也就是我们所提倡的音乐文本的规范表达。这种对于音乐文本规范化表达的追求，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很难再是经由学者的“自我感悟”“自学成才”逐步实现，而是迫切需要一套能够既符合学术精神又符合出版规则的理论体系——音乐文本编辑理论的出台。

未来的构画：音乐文本规范化呈现

音乐文本编辑理论的内涵是什么？按照笔者的理解，它是为追求音乐文本的规范化展示而制订或约定的各类规则及为此所从事的各类活动。音乐文本编辑理论并不等同于日常所说的学术规范，因学术规范是我们在学术活动中应遵守的合乎相关法律法规和科学精神的共同规章；文本编辑理论除了遵从学术规范的各项应用性的规章之外，还应对文本涉及的各类符号的记写以及版式设计予以规范。由此，我们追求音乐文本编辑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音乐文化成果的记录、保存、传播、交流而以各类符号书面记写的文本的规范化呈示。

至21世纪的今天，当面对无数先辈已经传承、演变了两千多年的音乐文本的编辑实践，以及初步的理论探索成果，我辈尝试思索如下几个基本问题：

由前文的阐述可以确定的是，音乐文本编辑理论研究所面对的对象非为直接表达音乐艺术的音频所呈现的听觉艺术，也非视频所呈现的鲜活舞台艺术，而是以人们视觉可见的各类记录音乐成果的固化了的符号，它包括文字、乐谱、图画等构成的与音乐相关的书谱、报刊、文件、网络、海报等登载的内容为具体观照对象。若从学科建设的意义上说，这种理论研究尚包括音乐文本编辑的历史，音乐文本编辑的方法与流程，以及对职业文本编辑相关问题的研究，等等。

一些学者认为，“编辑”行为是编辑者的职责范围，与我何干？这是一种狭隘的编辑观念。笔者认为，作为创作社会精神财富的学者或艺术家，除了具备开展创作、科研应具有的文化功底、艺术审美观、专业技术水准，还应该具备能够规范自身科研、创作成果所表达文本的知识与意识。因此，音乐文本编辑面对的主体既包括传统的“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职业编辑人员，也包括每一位音乐文本的创作者、传播者乃至接受者。

不同的时代因不同的编辑意图而具有不同的文本编辑原则：孔子的时代以实现自己的治国安邦理念和教育目标，采取“述而不作”的编辑原则；明代藩王朱权的时代尊琴为“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虔敬之下从“琴谱数家所载者千有余曲”中以“其一字一句、一点一画无有隐讳”的态度精选62曲以传世；钱君匋等先贤所处的近现代以西学为师、中学为宗，既注重准确、实用又兼顾审美；现当代社会及至今天，在关注文本内容科学、完善的基础上，逐步讲求文本的延伸功能及社会传播。因此，我们今后所提倡的文本编辑原则应该是以人类长期实践所形成的既有文化知识为依据，根据已有的文本编辑规则，使各类音乐文化内容便于保存、传播和接受。

（四）音乐文本编辑理论探究的目的及未来构画

简而言之，我们主张音乐文本编辑理论的建设，意图通过对既有文本编辑实践活动的梳理、总结和交流，整理编订出适合当代音乐文本记写的“参考”规则；通过音乐编辑家的不懈著作、讲学、宣传，以引起音乐界、学术界、出版界对音乐文本规范问题特殊性的适当重视；通过此域专业人士的教学、示范、实践活动，提升音乐学界尤其是青年学人的文本自我编辑能力和水平；通过以上的长期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实现音乐文本呈示的规范化愿景。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1318页。

②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文本”词条，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

③潘树广编著《编辑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页。

④肖东发等：《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45页。

⑤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⑥在我们所了解的“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来临之前的唐代初年，雕版印刷的技术已经在中国社会出现，因此也才可能进一步促进唐代社会呈现文化繁荣的历史局面。但印刷技术的成熟和提升显然非朝夕之功，宋代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仍是出版技术的开创性贡献。参考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231页。

⑦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音乐研究》，2006年第2期，第7377页。

⑧吴光华：《钱君匋传》，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86189页。

⑨陈荃有：《当前音乐出版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人民音乐》，2003年第11期。

⑩参阅蔡际洲《一个悄然兴起的研究领域——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编辑学研究》，载《中国音乐年鉴》（2001年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B11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万叶书店时代，叶圣陶先生就重视所刊印乐谱的规范、统一与美观，曾在书店内部组建一支专业的抄谱人员（见吴光华《钱君匋传》，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89页）；20世纪50年代，新成立的音乐出版社也曾翻译出版苏联音乐机构的记谱法，（[苏]纽恩堡著、陈登颐译《记谱法》，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并建立自己的绘谱车间，培养专门的绘谱技术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人民音乐出版社成立40周年之际，该社还曾举全社之力，编辑出版了《音乐编辑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9月版），以期规范音乐文本的编辑成果。

B12杨沐：《译文应注明出处》，《音乐研究》，1988年第2期；《我国音乐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几个问题》，《音乐研究》，1988年第4期。

篇（9）

高校最基本的职能是培养人才，培养人才要通过课程教学来实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量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运而起，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使命和任务。要培养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应用型本科专业课程体系。

应用型本科教育与培养人才的特性

1.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特点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全日制普通高校可分为3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第二种是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大学或学院；第三种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我国占大多数，从事应用型本科教育。虽然这一类院校情况复杂、门类繁多，历史长短不一，水平差别较大，但这类院校有共同的特点：一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二是以培养本科生为主；三是应用型本科以教学为主；四是应用型本科以面向地方办学为主。

2.应用型本科院校所培养的人才特点

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是为地方或区域社会经济服务的应用型人才。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是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并有较强的应用、推广和转换能力。应用型人才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培养的学术型人才不同，也有别于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的技能型人才。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承担着为更高层次教育提供生源的任务，要求所培养的研究型、学术型人才基础知识宽厚、综合素质较高，具有良好的自学能力。高职高专院校培养面向生产、服务、建设、管理一线的技术型人才，要求具备一定的基础理论，具有较强的应用能力和职业素养，他们的知识更新能力、专业提升能力和综合素质比应用型本科院校要求低一些。[1]

应用型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

为了更好地讨论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我们有必要对课程的基本理论进行再认识。

1.课程和课程体系

大学的课程是大学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所建构的某一门学科科目及其教育、教学活动系统或教学的共同体。

大学的课程体系是大学培养人才的载体。它包括了课程各层面的性质，把课程的知识、目标、计划、学习、评价诸多要素整合为一体，把教育传授文化遗产的功能、服务社会和发展社会的功能、发展智力和培养个性的功能整合了起来。[2]一个专业或一所学校的课程体系，从总体上能较完整和有特色地反映该专业或学校主体就业领域所需人才应具备的合理知识结构、能力水平及素质要求。课程体系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人才的培养质量，反映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

2.应用型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

大学课程体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实现培养目标需要哪些课程及其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二是各课程间在内容和呈现上如何互相配合和衔接。[3]应用型本科院校要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在构建专业课程体系时，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注重基础理论，设置使学生能具备坚实理论基础的基础课程。应用型本科专业的基础理论不能按照研究型大学的要求那样又深又厚，也不能按职业教育的要求只够用便可。应用型本科专业基础理论要坚实，理论的科学性要准确、实在。要把一个正确的理论摆出来说清楚，让学生能够掌握这个理论，至于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构成，有多少学派等就应该适可而止。应用型本科教育要注重如何将理论转化为思想，思考理论是如何应用到思想的。[4]

第二，要突出实践教学，构建完善的实践性教学体系。应用型本科院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能够熟练运用知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用实践性教学体系来完成。实践性教学体系是一个系统的、贯穿于整个培养方案的概念，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教学，要求我们必须从培养应用型人才出发，把实践性教学贯穿于人才培养过程的始终，要把实践性教学体现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各个方面。[5]要构建完善的实践性教学体系，需要对课堂实践、实验课程、实习、社会实践和毕业（论文）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整体的设计。所有的实践教学环节都必须有时间、大纲和教材、场所、物质以及队伍的保证。课堂实践（包括课堂讨论、模拟操作、教学观摩、课堂辩论和课堂演讲等）要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理论性课程还是应用型课程，都要有课堂实践，要把学生参加课堂实践教学活动的情况作为课程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加强实验课程，严格按照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分学时开设实验课程。专业实习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实习是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要建立稳定的校内外实习基地，对实习作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要建立一支由校内外教师组成的实习指导教师队伍，给实习提供必要的经费保证。要重视社会实践活动，有计划地开展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活动，把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时间列入培养方案，并制定社会实践活动的年度计划，确保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在培养方案中，要对毕业论文（设计）的学分学时进行明确的规定；要改革实践教学方法，坚持理论与能力并重，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要通过实践项目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加强校社、校企合作，促进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使学生走出学校。

第三，要坚持需求导向，以能力为主线设置专业课程。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行业或职业岗位的人才要坚持需求导向。

一是要了解社会需求情况。对专业所对应的行业或职业需求进行充分的调研，了解本专业所对应的行业或职业对本科学历层次人才可能的需求情况、当前的人才使用情况及最急需的人才类型、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和素质要求。

二是要了解学生情况。学生情况包括毕业生情况和在校生情况。要开展毕业生情况的调研，除了包括对毕业生目前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与内容的了解外，还应分析对他们工作中最有帮助的教学内容、最需要加强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从事专业工作应具备的能力、本专业毕业生在工作中最欠缺的能力等。要对在校学生进行调研，了解学生期望的工作领域以及期待从事的工作类型、最感兴趣的专业知识领域、课程设置中最需要加强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目前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对专业实践教学的形式及内容的意见和建设等。在调研的基础上，对行业或职业岗位能力、对学生的需求情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设置课程体系。

三是要吸收社会、行业和企业人员参与课程体系的设计，征求他们的意见，将合理部分反映到课程设置中。

构建应用型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1.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教育的根本是育人。育人包括培育身心健康和高雅修养的完善个体以及能造福于集体、民族、国家和人类的社会人两个方面。这是因为人生存在社会中，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与社会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求得身心的全面发展，实现自身价值。因此，人必须学会与社会整体和谐相处，学会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以及合作共事的基本态度、知识（包括各种道理、原则）和能力。一个能够在社会上自由发展的人，就必须了解历史变化的规律，顺应时代潮流，抓住环境提供的机遇，既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最大贡献，也为个人的生存与完善创造最佳条件。[6]

高校要培养各级各类专门化人才，但育人还是最根本的目标。因此，高校在开展专门化教育的同时，还要开展通识教育。高校的通识教育是培养学生“做人”的教育。其主要任务是造就人；造就能享用与时代和环境相适应的物质财富的人；具有较高精神境界，能享用真、善、美的意蕴而产生满足和愉悦感的人；了解自然和社会发展大势，并能以此驾驭自己行为的人；能与人相处、交流沟通、合作共事、有事业心、对社会负责任的人；能正确思维，不断学习、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人；有健全体魄、身心健康的人。专业教育旨在培养一个人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要的能力，是培养学生“做事”的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协同才能实现育人的目标。高校不仅要重视专业教育，而且还要重视通识教育，同时，要把培养学生做人渗透到所有教育环节中，要把通识教育的精神渗透到各门专业或非专业课程中，要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形成优越的育人环境。

中华女子学院是我国第一所女子本科院校，是全国妇联所属的女子院校。目前学校的定位是教学型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但学校地位特殊，培养的应用型人才应是日后在工作岗位上能参与社会决策和管理的女性人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女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或接近男生，据教育部2010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普通本专科女生所占比例为50.86%，硕士女研究生所占比例是50.36%,博士女研究生所占比例是35.48%。[7]但在社会各个领域女性“高端缺席”的现象依然突出，所有高端数据比例都在5%左右。[8]为此，《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要提高女性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贯彻落实《纲要》要求，是中华女子学院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使学校毕业生日后在岗位上脱颖而出，成为管理者和决策者，需要使她们具备宽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能够掌握事业的全局和各种相互关系，高屋建瓴地洞察发展趋势。从这一角度上看，实施通识教育对学校尤为重要。学校在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中，充分重视通识教育，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改革现行专业课程体系，改变专业课程体系“学科化”的倾向，压缩专业课时，精减专业课程，构建一个应用性强的专业课程体系。突破现有学科框架，从有利于树立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出发，设置课程。突出思想性和科学性，改革通识课程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建设一支高水平的课程教学团队。

2.课程的“弹性”问题

课程的“弹性”体现为课程的可选修性和课程的可组合性。课程的可选修性是高校“以生为本”的重要体现，而课程的可组合性标志着课程适应学生和社会的程度。加大课程的“弹性”，即加大课程的选修自由度，实现课程的可组合性是应用型本科院校适应社会和学生需求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的行业和职业不断变化，应用型本科院校要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需要构建适应这种变化的课程机制。实现课程的可组合性，以模块构建课程，当社会行业或职业的需求发生变化时，学校不需要对整体的课程体系进行大的调整，只需要进行课程模块的调整。另一方面，当前高校的学生越来越有个性，需求也越来越多，发展学生的个性，是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一个前提。为此，学校要提供给学生可选择的机会和空间，在课程体系中，要增加选修课，设置不同方向性的课程模块，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服务，必修课也要逐渐实现可选择性。

参考文献：

[1] 潘懋元．略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定位[J]．高等教育研究，2009，(5)．

[2] [3]胡弼成．大学课程体系现代化[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4]潘懋元．应用型本科教育特点与建设重点的探讨[J]．广东白云学院学刊，2010，(4)．

[5]李明舜. 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培养应用型人才[A] .中华女子学院教学和教学管理研究论文集（第一集）[C].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35．

[6]王义遒．当代大学理念与通识教育的再思考[J]．大学通识教育报，2007，(9):1．

篇（10）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类社会在为经济发展欢呼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要求减少企业环境污染、降低影响环境的物质能源消耗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因此诞生了现行会计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会计分支――环境会计。具体地说,环境会计就是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社会性的组织,从环境影响角度加以考察,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采用多种计量手段,反映和控制与企业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环境成本核算是环境会计计量的核心过程,构建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将直接决定企业环境会计实施的成败。

一、环境成本的概念及内在化的趋势

根据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15次会议的文件《环境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立场公告》的定义,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的措施的成本,以及企业因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而按照企业所发生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可划分为:第一,弥补已发生环境损失的环境成本。这类环境成本所弥补的是已经发生的环境破坏后果,如“三废”排放、重大事故、资源消耗失控等造成的环境污染补偿支出。第二,维护环境现状的环境成本。这类环境成本是和不良环境影响同时发生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环境现状而不至于恶化,如污水处理成本、焚化炉运转成本等。第三,预防未来出现不利环境影响的环境成本。这类环境成本在环境损失出现之前支出,如改进产品环境属性的设备购置、生产工艺的调整支出等。第四,企业有关环境保护的研究开发成本。第五,环境内在化成本。

自然资源与环境关系密切,人们在使用自然资源时常常产生外部性,无论是造成外部的经济性还是造成外部的不经济性,都可能在原来生产成本之外再增加一定的成本。这部分新增加的成本如何内化为生产成本呢?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主体会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它。以环境污染为例,发达国家利用其资金和技术的优势,提出环境成本内在化问题,一方面根据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者应彻底治理污染并将所有治理费用内化为企业的成本支出,比如与排污有关的企业要购买一定的排污指标并对指标进行实施和管理。另一方面,这一做法客观上量化了企业相关的环境成本,为环境成本的可靠核算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当然,这种做法只是一种趋势,也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环境成本支出核算,要完善环境成本核算,还必须探索一套完整的成本核算方法体系。

二、与环境成本计量相关的会计核算问题

1、环境成本的资本化界限问题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紧急问题工作组(EITF)认为处理环境污染的成本通常应费用化,但同时也规定了环境成本资本化的条件。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就可以资本化:延长企业拥有资产的寿命、改善其安全性或提高其效率的成本;减少或防止由以前经营活动引起但尚未出现的环境污染的成本以及由未来经营活动引起的环境污染的成本,包括稍后发生的改善资产购置时状况的成本;原本预备销售的资产在其出售前所发生的必要成本(EITF 1990)。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判别环境成本是否进行资本化处理时采用的是另一类方法。这类方法是以经济角度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认为导致未来经济利益增加的环境成本才予以资本化,相对上一类方法而言条件比较苛刻。IASC认为“企业可能会因为安全或环境原因购置一些不动产、厂房和设备。企业未来能从其他资产中获得未来经济利益,其购置可能是必须的――虽然它们不直接增加任何特定的现存不动产、厂房和设备的未来经济利益。处于这种情况时,这种不动产、厂房和设备的购置可被视为资产加以确认,此时,这种购置能使企业从有关资产中获得超过它们没有购置时所能获得的未来经济利益。然而,这些资产只能在以下的程度上被确认,即这种资产及其有关资产所产生的账面金额不能超过它们的可收回总额”(IAS16)。

可见,相同的环境成本,对于使用不同判别标准的企业来说,有的作为费用处理,有的则可能将其资本化。而根据不同的准则要求处理的结果更是大相径庭。比如说,某企业清理其以前污染的一块土地。根据IAS16的规定,如果该环境清理的成本是可回收的,并且能增加该土地未来的经济利益,则该成本可以资本化,确认的金额不能超过它的可收回总额。但是,EITF则认为该土地的净化成本应该费用化处理。原因是该土地在净化后相对于其被购置时的状况并没有改善,而仅是恢复。并且该净化并不能减少和防止企业未来经营活动对该土地所造成的污染,而仅是对过去已发生的污染的清除。因此,在环境成本的资本化问题上,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可操作程度还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2、环境成本的会计核算方法体系

目前现存的环境成本核算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传统成本核算方法、作业成本法、产品生命周期法。

用传统成本法核算环境成本时,通常把环境成本看作是制造费用的一个组成项目,并在期末以所有产品为对象进行分摊。该方法的优点是环境成本完全是从历史数据得来的,在分配到产品之前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但由于缺乏客观的成本分配依据,使得环境成本信息的相关性较差。

作业成本法是指以作业为核算对象,通过成本动因来确认和计量作业量,进而以作业量为基础分配间接费用的成本计算方法。作业成本法同样可以运用于环境成本核算,通过在作业层次上对环境成本的动因深入分析,并按照不同动因分配标准把环境成本细化到各个产品,使得环境成本对象化更为准确和有效。

生命周期成本法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一种针对产品生命周期的会计方法,最初是用于对产品成本进行预算。生命周期成本法运用于环境成本核算时,环境成本不仅包括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环境成本,而且包括了产品开发、销售直至淘汰整个生命周期过程的环境成本。生命周期成本法也运用作业成本法对环境成本进行动因分析。生命周期成本法对环境成本的作业成本分析不再局限于生产所导致的成本,使得产品成本项目更为完整,从而满足了企业管理对产品成本计算的需要。生命周期法的缺点是由于存在一定的估计因素,可靠性相对较差。

从环境成本信息质量特征和成本收益原则出发,环境信息的提供对于企业来说是有利的,并且传统成本核算方法已经不适用于对环境成本的核算,而应考虑新方法:作业成本法或生命周期成本法,其中作业成本法的信息来源更加具有可靠性,而且由于环境成本动因复杂、数额日益增大、发生不均衡等自身的特点,作业成本法从核算机理上在当前阶段是最适用于环境成本核算的。而且从环境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考虑,作业成本法更易于明确具体作业环节的成本归属。当然,除了以上提及的核算方法以外,不排除存在或将来会出现更适合于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3、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问题

环境成本的核算体现在会计账簿中是以相关环境资产的消耗、环境负债的发生和环境费用的确认为前提的。虽然企业的环境成本有自身的特点:如涉及的内容广泛、具有可追朔性和前后关联性,成本计量的不确定性等。但依据现有的会计制度,企业在进行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导致环境成本的事项确已发生。这是确认环境成本的首要条件,一项支出要想确认为环境成本,必须与环境直接相关,并且确实已经发生,任何估计将来要发生或不能确定是否发生的或有环境负债不能确认为环境成本。第二,环境成本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和合理地估计。对于已经发生的环境支出可以按历史成本原则进行量化,不能取得实际成本数据的,可以根据已经发生的成本和相关范围及变动因素进行合理的估计。如企业为环境污染补偿费、环境维护费以及购买排污指标费等都可以根据实际支出确认环境成本,但对于正在进行的环境研究开发费和环境治理费用必须根据已经发生的相关阶段和范围的成本数据进行估计。

可见,环境成本与企业一般成本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原则是基本一致的,而且目前企业一般比较容易遵循,就日常的会计处理来看,我国目前的做法是:与环境有关的支出在实际发生时直接计入期间费用,或营业外支出,或在金额较大时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处理,这种做法固然有操作简便的优点,但也暴露出其内在的缺陷,其严重后果表现在:直接影响企业财务成果和税负,财务报表信息严重歪曲,最终导致报表使用人做出错误决策。模糊了成本发生的动因,不利于企业挖掘潜力,降低成本。由于企业把环境支出费用计入期间费用,搞“一锅煮”,不利于企业管理当局对成本发生的前因后果进行分析,从而使得企业对环境支出控制不利,导致环境成本上升。所以,环境成本核算的核心问题还在于建立适用于作业成本法的成本核算体系。

三、基于作业成本法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的构建

1、基于作业成本法的环境成本核算流程

作业成本法认为: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资源消耗成本。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环境成本核算中,可以这样理解: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资源消耗则影响环境。所以,作业可以看成是产品与环境成本之间桥梁,是作业将和产品有关的生产要素转换成了可能的环境污染。因此,如果能对每一项作业进行环境成本状况分析,识别对应的材料和能源消耗、废弃物和能量释放,然后以作业为中心进行汇总,就可以全面核算出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引发的环境成本,并根据分析情况进行管理控制,从而将环境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此实现企业环境目标。

具体来讲,按照作业成本法的思想,在确定了哪些项目为环境成本后,对造成这些成本的作业进行分析,选择适当的成本动因。选择标准是与产生的环境成本相关的成本动因,如排放物和处理的废弃物的产量、排放物和处理的废弃物的毒性、环境影响的增量(即产量与处理的单位排放量的乘积)等等,并根据这些环境成本动因分配环境成本。图1即是环境成本核算的流程模型。

2、环境成本核算方法与现行成本核算体系的衔接

环境成本最终在会计上会表现为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费用和直接计入利润的环境损失。在设置“环境成本”及其明细科目的同时,还应当在传统的损益类科目下设置与环境成本有关的明细科目,包括“税金及附加―环境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环境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环境销售费用”、“营业外支出―环境成本损失”等,同时在“生产成本”总账科目下按照产品设置的明细账中,单独设置“环境成本”项目,与原材料、工资及福利费、制造费用等成本项目并列,操作如下。

设置“环境成本”一级科目,该科目用来归集发生在企业各个生产阶段的符合环境成本核算范围的成本支出。为了核算的方便,在此,可以引入生命周期法,依据产品生产的生命周期阶段设置明细科目:“环境成本―采购环境成本”,“环境成本―研发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制造环境成本”,“环境成本―销售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回收和处置环境成本”,对于不能具体归入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的环境成本记入“环境成本―其他环境成本”明细科目中。

对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环境成本,可以根据核算内容的不同,分别记入“固定资产―环境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环境无形资产”。需要强调的是,这类环境成本可以在发生时在“环境成本”科目中归集,待达到资本化条件时再转入相关资产科目。环境固定资产应该在预计的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折旧费用按照作业成本法进行分配后记入相关产品的成本,即“生产成本”下的“环境成本”项目。环境无形资产的核算也可比照一般无形资产的核算方法进行相应的确认和摊销。

对于采购阶段发生的环境成本,应当从原材料的采购成本中剥离出来单独确认,先记入“环境成本―采购成本”,待这些材料入库后再将其确认为“存货―环境存货”。在领用时,传统的成本记入了产品成本中的“原材料”成本项目,而这部分成本则依据作业成本法记入产品成本中的“环境成本”项目。

对于制造阶段的环境成本,应当先在环境成本科目下进行归集,按照作业成本法能记入产品成本的直接记入产品成本中的“环境成本”项目,不能记入的从“环境成本―制造环境成本”转入“管理费用―环境管理费用”或“营业外支出―环境成本损失”。

销售阶段的环境成本核算比照制造阶段进行处理。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回收和处置阶段的环境成本,需要进行一定的估计和测算,在记入“环境成本―回收和处置环境成本”科目的同时,确认“预计负债―环境预计负债”,再根据作业成本法分配记入产品成本,从“环境成本―回收和处置环境成本”转入生产成本的“环境成本”项目。

在现有的成本核算系统中加入环境成本的方法,不但现有的会计系统可以正常运作,而且可以带来其他的额外利益,如提高管理者对企业环境管理活动影响的意义和广度的认识;为把环境成本标准融入公司资本预算系统打下基础;辨识造成环境管理重点和成本的产品及服务;把环境成本各因素分解进行风险分析,以及依据环境成本进行特定产品、服务的定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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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5-0021-02

众所周知，实验教学是高等教育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的基本途径，对提高教学质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改革实验教学，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那么，目前实验教学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又应如何解决呢？

目前已有许多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实验教学质量提高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实验教学的经验和体会，对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一、加强实验队伍建设，提高实验队伍水平，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实验技术人员素质与水平的高低，对实验教学质量有着直接而关键的影响。提高对实验教学地位的认识，重视实验队伍的建设，建设一支水平较高、热爱实验教学岗位的实验队伍，是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目前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实验教学从属理论教学，把实验人员作为教学教辅人员来看待的现象。所有这些都使实验技术人员产生了从事“第三产业”的错觉，从而严重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工作上表现为消极被动，应付差事。这些问题应当从思想上、政策上加以解决。要逐渐形成一种人人关心、重视实验教学和实验室工作，使实验技术人员愿意并安心从事实验教学工作的良好氛围。使他们在实验教学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

实验技术人员担负着集管理、服务与实验教学于一体的综合性任务。这需要他们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要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除了平时自己努力以外，还要与教师一样，需要学校为他们提供机会，创造条件，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他们进行培训提高。如组织他们外出参观学习，选派他们到相关高校和企业进行实践锻炼，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实验教学研究与实验装置的研制开发等工作。在校内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各种形式的实验教学经验交流会或学术研讨会，以达到开阔眼界，互通有无，共同提高的目的。

实验课应注重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这需要实验教师具有较丰富的实验教学经验和动手能力。目前高校教师队伍中青年教师占多数，他们又多为从校门到校门，从课堂到课堂，缺乏实验教学经验。近年来学校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改变，但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仍需要一个过程。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可以把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实验技术人员充实到实验教学岗位上来，让他们主讲并辅导学生实验，改变目前实验技术人员的主要任务只是准备实验，很少直接参与实验教学工作的状况。这对于充分发挥实验技术人员的作用，充实和完善实验队伍，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更新实验内容，创新实验形式，调动学生参加实验的主动性

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验教学，都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边活动。因此，只有在实验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学生的主观努力，才能达到学习目的。目前普遍a存在着以下问题：（1）受现代教育制度导向的影响，学生还存在着重理论，轻实验的思想，不热爱自己的专业，有“改行”思想，从而缺乏实验学习动力；（2）缺乏科学而有效的实验考核，引不起学生对实验课的足够重视；（3）实验内容单调，形式呆板，使学生在实验中处于被动地位，引不起学生的实验兴趣。这些问题的存在，从根本上制约了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为尽快改变这一状况，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加强对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应当结合实际情况，从理论课到专业课，从课内到课外多渠道全方位对学生进行专业思想教育，使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轻视实验课的危害性。

强化实验考核。采用平时考核和考试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对学生实验进行科学而有效的实验考核。平时实验考核要贯穿于预习准备、实际操作、实验态度、实验报告等实验的各个环节中。实验考试可以采用实际操作、答辩、设计、笔试等形式进行。从而能够客观、公正、全面地评定出学生的实验成绩。同时增大实验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例。所有这些可引起学生对实验课的重视，使他们以认真的态度和较高的热情投入到实验中去。

更新实验内容，创新实验形式。实验教学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因此，实验教学的内容与形式既与理论教学密切相关，又具有其自身的内在联系和相对独立性。

在教学内容上，要科学制定实验教学计划，不断更新实验内容。要及时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实际生产的需要，将先进的实验手段和实验技术引入到实验中来，剔除那些陈旧落后的实验内容。可遵循先易后难，逐步提高的原则，分阶段安排不同类型与水平的实验内容，要逐步减少验证性实验，增加综合设计性实验。这样，既能使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掌握先进生动的实验内容，又能调动学生参加实验的积极性。另外，要避免把实验内容安排得过多而时间紧，使学生忙于“照方抓药”，应付差事。

在教学方式上，采用灵活多样的实验形式，实现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达到良好实验效果的目的。要根据每门课程的内容情况，采用集中或阶段集中的方式安排实验，对实验学时较多、系统性较强的实验课可采用集中实验的方式，即将全部实验集中时间安排，这样既节约了时间，又提高了实验效率，使学生能至始至终、系统地把实验完成，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反复而系统的训练，同时还能达到综合运用理论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目的。

三、改善实验条件，创造和谐氛围，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实验环境

提高实验教学质量，要以物质条件为基础。在努力加大实验设备经费投入，提高实验仪器设备档次，增加实验设备台套数，以满足学生实验需要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仪器设备的作用。为此，对通用型贵重仪器设备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专管共用，消除“垄断”，以提高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同时要加强管理，对出现故障的仪器设备及时维修，使仪器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和较高的完好率。另外要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倡导土法上马，自制或改造仪器设备，最大限度地满足实验教学的需要。

目前学生数量多、工作任务重，并且学生自主选课，每次实验的学生都是随机的，并且试剂与部分仪器共用，这给实验教学带来了许多实际困难，如学生互不了解，情况参差不齐，不便于实验教学管理，容易出现疲于应付实验教学、产生秩序混乱、卫生不良、相互干扰等现象，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实验课的顺利进行。因此，要加强管理，增加仪器与试剂组数，方便学生实验。努力创造一个秩序井然，卫生整洁、光线充足，通风良好的实验环境，为学生实验创造条件，为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打下基础。

除了物质条件外，实验软环境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实验的情感体验，进而影响到实验效果。在准备实验过程中，既要努力为学生提供实验方便，又要努力为学生提供动手机会。在指导实验过程中，要努力利用实验教学的各种手段，创设一种有力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实验兴趣的良好环境。讲解实验要目的明确，思路清晰，精辟简练，富有启发性。防止讲得太多太细，这样不但占用学生较多地实验时间，而且限制了学生思维和动手能力的提高。示范操作力求准确、熟练、直观，富有感染性，坚决避免误导。辅导实验要做到既严格要求又热情耐心，既简洁直观又循循善诱，让学生从精神上感受到关爱和温暖。通过一系列师生互动、情感交流，可有效地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实验兴趣，调动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学生实验过程中，力求做到讲解、演示与辅导的高度统一和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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