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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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二)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结束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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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导向创新机制本文所探讨的市场导向是从国家到各地方、企业层面，技术创新立项和投入着眼于市场需求，追求在适应市场需求的方面具有竞争力，对品牌、顾客等外部无形资产予以重视，技术创新活动是对市场信息作出的反应。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着力于实现创新技术大规模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从而为下一步的创新活动积累更加广泛的资金支持和社会资源，为持续创新活动提供有力保障。通过技术、品牌和客户关系积累，以积累高附加值无形资产价值，形成高层次市场竞争优势[5]。技术创新的价值应当通过市场来实现，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方向、资金投入、技术方案选择、技术要素价格制定方面的创新资源配置的基础导向作用，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第一，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机制定位于市场和用户需求，重视经济效益的实现和品牌等无形财产的价值积累。与技术导向不同的是，这种机制是在现实地考察市场及用户对新技术的需求之后，由市场决定创新立项及其实施，其评价最终也是由市场决定。越来越多面向市场的技术成果可以更好地实现其转化，为转型升级、驱动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持续支撑，实现技术的价值和效益。第二，以市场导向的创新机制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企业是沟通技术创新与市场的桥梁，最能把握市场现实需求，同时也最可能实现技术工业化和商业化。促使高校等研发机构的创新成果向企业转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协同发展的自主知识产权创造体制，这也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明确要求。此种机制的技术创新强调产学研机构要善于调查了解本行业国内外市场对所在领域技术产品的需求，从而确定技术创新的主攻目标。第三，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机制着力于基础科学技术建设与人才培养，遵循科学发展一般规律。技术导向机制中，为实现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突破，制定政策强调先进性，忽视基础学科的教育和发展，没有形成完整稳定的科学技术研究结构。薄弱的基础科学技术不仅制约着技术进一步创新，也使企业商品化生产更容易遭受来自拥有完整技术体系国家的专利狙击。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机制重视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遵循，制定完善和发展基础科学技术和人才教育，努力建立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保障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避免国家经费过度倾斜于高精尖人才培养，保障技术创新持续良性进行。第四，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机制重视配套制度建设，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技术创新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实现，离不开一整套市场评价、相应财政、金融、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配套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政策等多个层面开展配套制度的研究制定工作，借助众多制度的有机配合，确保技术创新成果实现，为这些成果开拓宽阔的转移和应用渠道，有效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追求给企业和市场购买者带来实实在在利益，实现技术创新的最终成功。

二、技术导向创新机制的症结和瓶颈

长期以来，政府制定科技政策、产学研从事技术创新往往按照自己的思维活动，市场和用户处于被动接受的局面。盲目的做法在发明与市场之间人为设立了一道阻隔：技术创新与寻找市场的错位使得已经具备工业化生产条件的技术成果因不是根据潜在市场开发而难以转化，造成技术资源浪费。技术导向型创新机制随着国家科技发展态势变化以及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经验积累适时改变，这也是由此种机制自身缺陷导致，这些问题具体体现在：

1.技术导向机制片面追求数量的增加，以专利为代表的技术的质量和经济价值较低，创新能力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目前，我国专利申请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存在严重的专利质量低、经济价值小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第一，发明专利所占比重小，在关键领域的发明专利少。2012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比例仅为13.9%①，专利布局有待加强。发明专利是最能体现国家、地区和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虽然今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比重不断提高，但是发明专利所占比重仍然很低，许多专利申请是基于职称评选、课题经费申请等目的，这些非以生产为目的的专利申请增长中存在大量“泡沫”，质量发展水平滞后，专利制度难以激励创新。此外，体现基础性、原创性的发明专利仍然比较少，我国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复杂程度还比较低，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国内拥有的发明专利还比较少，改进型发明占多数[6]。第二，专利维持时间短。据数据统计，2012年我国专利维持率为1.39%②，有效发明专利中，国内维持时间10年以上的仅有5.5%，而国外则有26.1%。专利维持时间体现技术创新主体的专利运用和管理能力，也是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专利制度的好坏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之一。我国专利维持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技术创新资助政策及评价体系的不科学导致不当的低质量申请现象突出，技术创新主体研发的动因并非是面向市场的应用，市场在技术创新中的导向作用没有得到发挥，知识产权申请的高质量要求未得到充分考量。第三，专利市场化水平低，运用情况不佳。以专利申请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的目的应当主要面对市场的运用活动，创新动力原本应当主要源于创新的利益机制和对创新成功的预期，但是在技术导向机制下，高校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将专利与职称、工资等挂钩，成果评价机制不完善、技术成果运用的奖励措施不健全。同时，产学研运用体系未完整建立，技术创新整体规划和策略安排欠缺，低水平重复专利层出，推动技术成果转移的配套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问题导致技术成果转化失灵，技术创新活动没有实现经济效益，造成技术资源的严重浪费。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技术导向机制下，发明创新活动的直接目的在许多情况下并非以实现转移为目的：高校和企业为获取资金支持，研发人员希望通过增加专利数量提高职称和工资待遇。产学研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成果运用水平自然低下。2012年知识产权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31个省市中，知识产权运用发展指数高于80的仅有上海和北京，而低于60的有16个省市，技术成果转移问题在不面向市场的机制下很难得到解决，必须通过新的驱动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并且通过转移获取的资金促进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活动。

2．急功近利导致基础科学技术研究与人才培养薄弱，关键领域技术受制于发达国家为改变长久以来科学技术落后的局面，缩小与技术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国在实施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政策时，跨过基础学科建设和人才教育培训，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时违背科学发展规律，掺杂强烈的主观意志，使这些政策不能做到科学合理，实施起来稳定性也不足。此外，作为技术创新成果实施者的企业很难享受到这些政策的激励，中小企业能够从中获取的支持就更小了，这又严重限制基础科学技术体系发展。虽然我国近些年来在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领域实现了质的飞跃，但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却始终受到知识密集型国家的制约。跨国公司凭借其严密的知识产权体系，利用在电子、汽车、通信等领域的专利技术，不仅获取了丰厚利润，而且也制约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关键领域技术受制于发达国家，往往使我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IDC严重违反FRAND原则，在标准必要专利授权中对华为公司以歧视待遇就是我国关键领域缺乏技术支持的结果。虽然华为公司获得司法上的保护，但我国企业整体面临着技术专利胁迫的困境的局面仍未发生根本改变，要想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强化基础科学发展和人才培训。技术创新和发展是一个持久的活动，仅仅依靠单项高新技术不能扭转不利局面，必须建立科学完整的技术研究体系，以技术为导向的驱动机制应当转变。

3．技术创新资源分配不均，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举步维艰影响技术创新的条件包括创新主体、创新激励以及创新资源配置。在从事技术创新的主体当中，企业是最面向市场、也是最具有创新活力的主体，但是在目前激励创新的国家支持规划中，未能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给予足够支持，直接从事关乎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就更难获取政策资源分配。在技术导向机制下，国家规划主要是科技规划，在政策分配体制上，政府管理部门偏重于项目而忽视产业的协调发展，偏重于专门研发机构与大型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创造活力的激发，政策体系存在不够配套的问题，国家创新资源难以落实到中小企业中，市场与政策未能实现统一。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是发挥知识产权资产价值，实现知识产权价值变现的重要形式,就政府而言，需要从政策层面鼓励和引导企业知识产权的资本运营活动[8]。技术创新需要足够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支持，而获取资金是实现其他资源配置的必要手段。但是对我国中小企业来说，风险投资、产业资本等融资方式不健全，企业筹措资金的条件有待改进，我国目前的资本体系尚不能适应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需求，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陷入融资困境。目前政策支持的创新项目大量流向研发高新技术的大型企业和高校等机构，这些研究往往不面向市场化生产活动，许多技术在实现创新后搁浅。而对从事商品化生产的中小企业来说，缺乏资金支持的困境使这些创新主体一方面缺少支撑研发的资金，另一方面，这些企业难以承受研发失败的压力，双重问题使这些能够尽快将知识产权运用的企业艰难甚至没有能力从事技术创新活动。

4．技术创新成果评价机制不科学，资源浪费严重建立科学合理的技术成果评价体系对推动技术创新，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高科技管理水平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不仅关系到对技术创新成果价值的正确认识，还关系到对技术创新主体的正确评价、创新资源分配、科研价值取向等。但是，目前我国技术导向机制下，成果评价机制显现出僵化的局面，技术项目评估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误区。首先，绩效指标与产出指标不一致，许多指标在设置时将课题级别、经费与申请人的职称、学历等挂钩，重视数量轻视质量，重视形式轻视技术创新水平，往往应用性很强的创新项目因未能获取政策支持而流产。其次，评价方法不透明，不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会导致知识产权费用机制失灵，从而导致泡沫产生。我国的科研计划评价理论上采取科学计量的方式，但在操作过程中缺乏一个透明的阳光标准，一些管理者常常暗箱操作，对技术成果的不科学评价导致费用机制不能有效发挥激励创新的作用。最后，技术评价的行政化明显，按照行政标签判别项目的质量和级别，忽视技术创新的实际贡献，创新成果的运用价值不能得以体现和发挥。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如果不能改变不科学的政府介入行为，尊重和发挥市场机制在技术创新和评价中的作用，就不能实现科研项目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技术导向机制下决定技术创新立项、实施和评价的主体是行政部门，这些部门在评价时抛开市场和用户，忽视技术成果转化及其带动性，不能把握市场对创新的需求，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技术创新应当注重其实际贡献，将论文专利、项目经费等与科研人员的评价挂钩的方法不能形成正确评价导向，技术研发人员的创新活力得不到激发，大量发明被闲置，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三、如何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明确，要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技术创新驱动机制的改革创新对解决目前技术研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推进科技实力和市场化水平提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建立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是驱动技术创新的制度保障，关系到技术创新战略能否得到顺利实施，关系到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我们国家及企业核心竞争力能否得以有效提高，是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键策略。为此，我国在新一轮机制调整中，应当发挥市场机制在知识产权创新中的作用，具体应当做到：

1．转变技术创新思路，实施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战略，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政府仅从宏观角度对经济建设进行调控、监管。但是，在以往的技术创新过程中，行政机关及业务主管部门仍然过多介入微观创新活动，不科学的科研立项、评价导致技术创新成果市场化水平低，急需资金支持的项目因得不到原本应当由市场和用户评价的科研体系的支持而致使知识产权费用机制失灵。建立市场导向机制，就必须明确市场在技术创新机制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问题。改变行政机关及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不科学不合理的行政介入行为，必须尊重和发挥市场机制驱动创新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关系。行政机关应当对照其应有职能，对于市场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就要将权力放掉，而对遵循了市场规律并且市场因其自身局限而不能解决的问题，行政机关及主管部门就应妥善做好监管和调控工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崇尚创新的知识产权环境，确保技术创新的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激励和保障创新活动的合法有序进行。

2．建立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高校与研究机构之间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合作，通过教育、研发、生产的不同社会分工在资源优化和功能实现上协同化、集成化，从而确保技术创新活动的高效顺利进行。产学研协同是技术创新不同环节的有效衔接，是技术创新的基本形式，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有积极作用，已经成为知识转化为经济最有效的途径，为世界各科技发达国家所认可。企业是沟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应当是开展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发达国家企业从事技术开发和应用已是常态，甚至有企业从事基础研究。调查表明，美国企业的研究开发人员约占全国研究开发人员的80%，日本占67%，而我国仅占20%左右，我国近2/3的大中型企业还没有研究开发机构，近一半的大中型企业还没有开展创新活动[9]，国家的技术研发力量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这些情况严重制约我国的技术创新发展。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就必须突出企业在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产业化为目标，将国家产业和企业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以国家政策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应当有重点地支持一些有竞争优势的大企业加快创新步伐，突出大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骨干作用；同时重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市场运用能力，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大型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在加快集成创新方面有突出作用，产业结构重组、国家投资、技术支持、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应当协调综合构建，推动大型企业加快创新。中小企业有着非常敏锐的市场观察力，是积极从事创新活动的主体，应当着力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中小企业虽然在实力、竞争力、创新力方面要弱于大型企业，但是中小企业通常更加关注市场的现实需求，有很强创新意识。帮助中小企业提高基本创新能力，提供必要的补贴贷款、技术信息、减免税费、教育培训、产权保护，将中心企业的创新压力和风险控制到最低，对其技术创新成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产学研协同是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的同时实现技术、资金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是调整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失调的有效手段，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结合的有效形式。实施专项及综合措施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推动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协同创新。首先，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联系，利用学研提供的高素质人才和信息技术，实现科学技术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采取科学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及生产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使企业掌握应用技术和信息，提高生产工艺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稳定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其次，高等院校在人才资源和智慧成果方面拥有优势，决定其应当肩负起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责任。高等院校应当发挥学科综合优势，在教学上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质量人才，充分发挥其发展基础科学理论和探索高新前沿技术的作用；在科研活动中，紧紧联系市场和企业，丰富技术创新内容，促进科研和人才向产业输出，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体现出高校与市场、企业密切结合的优越性。再次，科研机构在专门技术人才和设备中具备优势，拥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在协同创新活动中，应建立建成高校人员技术实践基地和企业技术支持基地，使其成为信息、知识、技术与产业的沟通地，应当使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活动更加面向市场和需求，推动成果产业化，使创造发明转化为生产力，提高生产水平。最后，政府应当在推动产学研协同中积极发挥作用，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平台，变产学研间自发合作为系统有规划的战略性一体化创新合作。政府实现职能转变，在产学研间架起合作的桥梁，制定科学合理的技术创新战略和科研规划，指导一体化创新活动，推动各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同时，政府要将眼光放远，为产学研合作寻找契机的同时，也要为技术成果的实现和市场开拓提供帮助，既做好宏观调控，又为技术创新和发展提供服务。

3．完善创新配套制度建设，改革技术评价体系落实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驱动机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落实技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细化抽象规定，形成一个有效制度体系，实现政策与资源配置的优化结合。同时，针对我国目前技术评价体系僵化的情况，应当建立一套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的综合评价方法，客观、科学地评价技术创新，侧重强调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存在技术转移问题，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因复杂的审批程序很少向私人部门转移，政府没有动力和能力将技术发明产业化。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拜杜法案》使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该法案明确了政府资助研发成果专利权的归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建立政府、产业界和大学之间的相互协作机制，并建立专门的技术转移部门。在《拜杜法案》颁布之后，美国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技术转让法律，如1982年的《小企业创新发展法》、1984年的《商品澄清法》、1984年的《全国合作研究法》、1986年的《联邦技术转移法》、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1989年的《国家竞争性技术转移法》、1991年的《国防授权法》、1992年的《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1995年的《国家技术转让和发展法》等，这一系列的立法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技术创新法律体系。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我国制定了《科学技术进步法》，但是这一文件的规定相对抽象，缺乏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例如仍缺少政府资助研发专利的归属的具体规定，法律的可诉性受到削弱；兼顾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项目承担者利益，确保资金投入得到妥善利用的监管制度仍然没有建立起来；为避免重复发明和资源浪费的协调各技术创新主体研发的预见性科学规划整合体制没有构建，政府部门协调技术创新机制应得以建立；我国目前没有建立技术创新项目的公开透明机制，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技术开发水平的资源共享平台应当适时建立起来。此外，针对《科学技术进步法》所确立的基础性制度，对照科技事业发展的制度需求和科技工作的规范化要求，从配套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等多个层面开展配套制度的研究制定工作，其他一些相关配套制度制度也需要进一步细化，使《科技进步法》的规定通过配套制度得到落实。科学的技术成果评价体系对推动技术创新，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高科技管理水平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必须改变技术驱动机制下僵化的评价体系，改革和完善技术创新成果的评价体制，提供利于实用人才培养的条件。首先，应当改变评价体系过度强调高新技术的倾向，良好的评价和激励体系应当更加侧重于产业化，重视市场在技术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改变成果评价与科研人员的职称、层级、薪资挂钩的错误，在评价体系上形成正确的导向和驱动机制，增加创新成果运用能力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再次，成果评价标准应当作出科学调整，改变以往过度追求科研成果数量而严重忽视质量的情况，今后更加强调高质量技术成果对现实推动经济社会效益提高的意义。最后，成果评价体系的程序应当予以完善，使其更加透明阳光，扩大考核范围，将更多高质量、应用性成果纳入体系当中。

4．提高技术质量，增强创新成果产业运用我国技术创新整体质量较差，发明所占比重较小，原创性技术少，申请专利质量低并且存在泡沫，PCT国际申请比例低。这种局面从长远来看会制约我国技术创新，综合技术导向机制下的其他一些问题，进一步限制了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运用。为扭转我国目前高数量下低质量的尴尬局面，必须走出重视数量而轻视质量的误区，调整技术创新战略，综合其他措施，提高知识产权转化率，这些措施具体包括：第一，明确专利申请质量优先，确保专利申请质量提升。首先，严格专利授权标准，提高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的授权标准，鼓励真正的发明创造，提高我国专利申请质量。其次，避免对实质上同样的发明创造重复授权，防止仅仅字面有差异、缺乏创造性的技术成果造成资源浪费。最后，规范专利行业经营活动，努力营造专利行业健康发展的环境。做好专利行业申请工作，引导专利从业人员合法从事业务，防止不适格技术获取授权或者重复申请。第二，引导技术创新面向市场和用户，针对性地从事开发活动。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下，通过敏锐的市场嗅觉，发掘市场和用户现实需求的技术，根据科学的市场评估确定技术科研项目。第三，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实用人才培养，奠定技术创新长久进行的基础。从长期来看，过度强调高校技术发展而轻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实用人才培养的技术策略具有很强危害性，这种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应当在尊重科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技术发展规划，基础研究在这个规划中应当占据重要地位。国家政策、项目支持与税收优惠等应当鼓励基础研究的进行，确保科研活动长久稳定进行。实用人才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后备储蓄，过度重视高精尖人才培养而忽视基础和实用人才培养，将会导致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市场驱动机制下，应当重视基础和实用人才的培养及机会创造。第四，加强品牌建设，提高技术产品附加值，实现创新成果的经济效益。市场驱动机制下，技术创新主体的优势资源与品牌结合，以知识产权支撑品牌发展，同时又通过品牌引导技术创新、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产品销售等，实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企业的强大竞争力，实现品牌与技术创新结合的知识产权和企业发展战略，变知识产权优势为市场和品牌优势，提高和实现技术成果价值。第五，拓宽技术创新融资渠道，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平台建设。推动技术创新与金融结合，加大对企业补贴扶持力度，支持天使投资、风险资本、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评估作价参股融资等途径，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式，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对科技研发与应用的信贷支持，放宽资本进入技术创新融资领域的条件。推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立法完善以及相关制度建设，加大技术交易平台建设，积极发展技术市场，鼓励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集成化服务等技术交易，不断提高技术交易质量。

四、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取向

篇（3）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刻阐释了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运行规律，赋予了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并由此奠定了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人类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尤其是在当代中国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许多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因此，有必要结合现实问题，加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重要价值与当代意义的理解和认识。

一、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创立一百多年后，当代世界经济结构和中国社会现实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人类已经进人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提升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创造出新型的生产工具，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生产工具的发展使现代经济呈现出全新的生产模式。

在这种新变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超过了物质资本，人的劳动形态由此而发生了三个方面的改变:一是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类生产由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二是管理劳动在规模和作用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这种对生产进行科学组织与管理的劳动同样是一种高级的脑力劳动;三是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服务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并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社会产品中，活劳动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物化劳动的比重却逐渐增加。知识、信息、科技等日益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与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相比，现代劳动的内涵与形态所出现的巨大变化引发了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种种疑问，为此，只有对现代劳动形态下劳动创造价值的机理以及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与劳动创造价值的关系作出深人分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是活劳动创造价值。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活劳动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支出，而物化劳动则是指包含在过去劳动中的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认为，在价值形成的过程中，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作为生产要素的物化劳动只能依靠活的具体劳动转移价值，其本身并不增加价值量。而且，这些物化劳动在转移自身价值时，也需要通过具体劳动来实现。尽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优化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促使不变资本在产品中的比重大幅上升，但是，科学技术并不创造价值，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是人类活劳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活劳动本身，因此，它自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在商品生产中，新技术和新知识进入劳动过程，但不进人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也就是说，不是新技术、新知识本身在创造价值，而是掌握和运用了新技术、新知识的劳动者把人类的简单劳动变成了复杂劳动，而复杂劳动是自乘的或倍加的简单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总之，劳动创造价值的形态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发生变化，因为劳动价值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劳动创造性的提高，而不是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开始创造价值。

在当今社会，知识经济越发展，人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就越大，因为具有更高创造性的科技劳动必然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目前，世界各国及地区均日益加大了对各种高素质人才引进的力度，其原因就在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由此也印证了马克思关于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理论的科学性。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诞生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代的经济生活并未超出劳动价值论涵盖的范畴，反而为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劳动价值论在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以下四个方面显示着其当代意义:

(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阐述了价值来源于劳动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价值论所阐述的商品经济规律与规则为商品生产与经营制定了行为准则。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是社会分工和产品的私人劳动性，商品生产者要想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使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要求生产者努力去改进技术，逐渐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增加产品数量的同时提高产品质量。此外，劳动价值论还揭示了商品经济的根源，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社会分工，存在着各个企业自身的利益，就一定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使社会经济自然地发展成为一种商品经济。如果按照价值转化为价格的理论，商品的价值要转化为价格就必须依靠市场，即价值只有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努力建设有序的市场环境，对于企业的正常生产和运营以及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要求各种商品生产和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遵循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一个有序的市场环境至少应当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在商品交换中充分体现价值规律，严格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二是要拥有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并建立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因此，为了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导下，严格依据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而超额价值则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由于“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样社会平均劳动要多，因此，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生产利润，必然要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加强劳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获得超额的价值。所以，生产者在经济活动中会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巨大效用。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尽管是以简单劳动作为其研究商品价值的基本劳动形态，但马克思对含有科学技术因素的复杂劳动也作出了深人研究和充分肯定。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过程中的独立要素，与生产力中的各个要素密切相关。同时，他在阐述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因素时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可以说，在决定劳动生产力的诸多因素中，许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科学技术相关。由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激烈市场竞争的经营活动，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与发展压力，商品生产者必须在生产中积极追求科技进步，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劳动者，以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同时努力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复杂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如果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导下，大多数商品生产者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努力提高科技意识，就会带动整个国家的科技进步，并促进全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

(三)合理调整收人分配关系的指导思想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收人分配制度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劳动价值论不是形成收人分配制度的直接依据。一些研究者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支撑来探讨收人分配问题，实际上是混淆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分配与价值生产没有任何关系。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尽管物化劳动是创造价值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但它们在劳动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并不能直接形成新的价值。因此，在建立一定的收人分配制度时，应当充分尊重和维护创造价值的劳动者的权益，劳动者不仅应当通过劳动的付出来获得必要的产品，而且还应当名正言顺地参与其他产品利润的分配。

当前，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劳动形态与价值的形成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科技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的范畴，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并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按劳分配依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分配原则，但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也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所公认的分配原则，因此，在中国目前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把两种分配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与调整分配政策的重心应当始终放在尊重和维护劳动者的整体利益上。然而，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调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投资积极性，过分倾向于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造成了劳动收人与非劳动收人的严重失调，扩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人的差距，加剧了贫富分化。为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深人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让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劳动在生产中的主导作用，亲身体会到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在实际分配中理顺劳动收人与非劳动收人的关系，既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又允许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来参与分配，适当调整高薪阶层的收人，积极扩大中等阶层的收人，大幅度提高低保阶层的收入。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篇（4）

战略成本意识见指企业管理人员对成本管理和控制有足够的重视，充分认识到企业成本降低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无穷无尽降低成本的思想必须依靠组织措施的配合才能形成现代完整意义上的战略成本意识。表现为：

①把降低成本的工作从管理部门扩展到供应、生产和设计等各个部门，形成全厂全员式的降低成本格局，形成纵横贯穿企业内部各部门的“组织化成本意识”。

②将降低成本从战略布局的高度加以定位，即从选择开发项目种类、规模起就注入成本思想，确立具有长期发展现的“战略性成本意识”。

二、科技驱动型成本管理观念

笔者认为，成本管理的环境是成本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从目前市场环境来说，币场已明显进入了“微利”时期。因此，企业几乎不可能依靠高价格获取利润。计划体制下的“节能降耗”和单项成本管理等简单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因此，应树立科技驱动型成本管理观念，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成本管理方法。传统成本管理注重视有产品的节能降耗，成本下降空间极为有限。成本和利润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常常是老产品亏本促销、新产品高价难销，不利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科技驱动型成本管理重点是通过新产品开发、成熟产品的优化设计、新材料的运用、工艺技术的创新、设备技术的改进、员工素质的提高和采用计算机管理等措施，实现管理手段、方法的科学化，进而将降低成本与技术进步有机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企业成本管理框架体系。

2.更加注重科技在扩大利润空间的作用。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为增强竞争力，企业必须加快产品创新步伐，提升企业技术水平。科技驱动型成本管理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产品创新在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创新所带来的产出必须大于对创新活动的投入。为此，企业在实施成本管理时，特别强调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实行科学的产品开发规划和预算制度，通过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运用现代科技方法和手段，建立以科技驱动为核心的成本管理体系。

3.使企业生产组织更趋现代化，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科技驱动型成本管理很重要的特点在于，把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加快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转变；从注重物流管理向注重信息管理，按照信息化组织生产经营转变；从“产—供—销”的传统管理模式向“营销—开发—制造—销售”的现代管理模式转变，确定合理的组织结构和责任制以及完善的激励管理机制。

三、人本特色的成本管理观念

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主要是以“重奖重罚”为主，它只强调管理企业的目的，而不注重达到目标的过程，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及作为一个人的多方面的需求。因此，树立人本特色的成本管理观念，建立成本管理文化，仍有重要意义。其内容包括：

1.树立全员成本意识。向全体职工进行成本意识的宣传教育，培养全员成本意识，变少数人的成本管理为全员的参与管理。

2.调动职工成本管理的积极性。

①抓干部廉洁奉公，带头厉行节约，为职工办实事，使职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②抓精神奖励，使人本特色的成本管理中的优秀职工获得耀眼的来誉。

③抓物质鼓励，建立职工和企业的命运共同体。

3.开发职工成本管理的能力。

①建设人才成长环境。一是心理环境建设，提高全体职工对“搞好成本管理，人才是关键”的认识。二是政策环境建设，企业在实行技术研究开发和管理创新中，出了问题应由领导承担失误责任，而取得成绩时，荣誉、奖励、署名权都属于科技人员。三是物质环境建设，改善人才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保证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②建立人才培训体系。一是设立专职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制定以岗位培训为主，以脱产培训、专题进修为辅的教育培训计划制度等。二是在岗锻炼，迅速提高职工成本管理的理论认识和技能。

4.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创造一个各尽所能的氛围，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四、成本系统管理观念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应树立成本的系统管理观念，将企业的成本管理视为一项系统工程，强调整体与全局，对企业成本管理的对象、内容、方法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

首先，为使企业产品在市场上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成本管理就不能局限于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而应延伸到产品的市场需求分析，相关技术的发展态势分析，产品的设计，顾客的使用、维修及处置。按照成本管理的要求对产品的信息来源成本、技术成本、后勤成本、生产成本、库存成本、销售成本，以及对顾客的维修成本、处置成本等应以严格、细致的科学手段进行管理。如在产品设计阶段推行价值分析，就是一种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成本管理手段。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物质产品日趋商品化。与此相适应，成本管理的内涵也应由物质产品成本扩展到非物质产品成本，如人力资源成本、服务成本、产权成本、环境成本等。

篇（5）

同时,审计市场上,作为审计客体的审计产品是一种信息产品。作为一种信息产品,又具有一般产品所不具有的特点,即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审计师的审计报告在提供给一个使用者使用后并不减少其使用价值,即具有非排他性;审计信息可同时提供给无限多的使用者使用即具有非竞争性。正是由于审计产品的公共性的存在,使审计产品产生了外部不经济的经济后果,容易产生社会上的一些使用者“搭便车”,即使用审计信息而不付费,使实际审计产品供给量小于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的审计产品供给量,造成供给不足。这要求政府进行干预,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以上审计市场的两种特性,无论是作为一般市场产品,还是作为一种信息产品,都需要政府一定程度上的监管,以弥补市场本身的功能的不足;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同时,由于市场竞争中,以价格为核心的自由竞争机制是市场存在的优势形态,即相对于政府管制的经济来说是具有明显的优点,也就是说,政府的监管职能是作为市场功能的补充,而不能代替自由竞争的市场。

在商品市场中,到底自由竞争的力量和政府监管的力量各占多大的比重?或者说,政府的监管采取体积方式与自由竞争市场结合,能够使市场达到帕累托最优,使市场运行效率最大化,这便成为各国理性的市场监管当局关注的焦点。同样,审计产品市场作为各国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

对审计产品市场而言,各国市场对审计产品的供给者,即审计主体提出资格要求,要求审计产品供给者必须达到各国市场对审计服务的最低资质,包括会计知识、审计知识、必需的法律知识、财务知识等,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技能和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既然是为了解决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而对审计产品产生需求,那么在审计市场的监管上,特别强调审计主体资格等信息的透明性。类似的,在监管过程中,必须有既定的,明确地对审计质量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有相当明确的监管规则,来对审计师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并对违规行为进行惩戒。而在一定的时期,审计市场的监管又必须考虑大的市场环境,例如一国的政治稳定程度,经济发展状况,法律完善程度等,来对审计监管的各种资源(包括注册会计师协会管理力量,政府中相关的部门,社会其他团体的相关监管力量等)进行整合,并对监管的力度、范围、方式等做出必要的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并非监管者单方可以做出的,而是社会相关各方力量多次博弈达到的一种策略均衡。这种对审计主体资格的准入限制,对审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以及为达到监管目的而对监管的范围、程度、方法的调整,对监管的资源、对象、市场要素进行事例的系统,称之为审计市场管理机制。审计市场管理机制一般包括以下这些方面:对审计市场中供给方和需求方的监管,对审计执业行为的规范,对违规者的惩戒。这些监管又由不同的机构来实施,具体包括行业自律组织,政府部门和独立监管机构。而监管的依据大致有法律法规、行业准则等。

从上面对审计市场管理机制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世界各国的审计市场管理机制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属性:

1、是市场经济监管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会计信息市场监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自由市场竞争的一种补充。是为了促进和保证市场功能的发挥,而不是代替自由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

2、对市场中审计产品的供需双方之间关系的协调是对审计产品供需双方与市场中其他相关主体(例如同业之间,事务所与合伙人,社会管理机构等)之间关系的协调。

3、是对相关的社会资源的一种动态的整合,是审计市场管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相储存的有机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对其他市场运行机制的支持,同时,这个审计市场管理系统又依赖于其他的社会系统,如法律、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等系统。也就是说,该系统自成一个系统,同时又是其他系统的子系统或母系统。这是我们分析审计市场管理时必须考虑各国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历史等情况,又要将其放到国际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的系统论依据。

这些性质表明审计市场管理机制不同于与其他管理机制的质的规定性,那么其外在的表现性有哪些呢?

首先,各国在进行审计市场管理时,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视审计准则等市场规则的制定,通过制定明确的审计准则进行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理。并通过审计准则规定了进入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需要具备的资质条件,无一例外要求首先通过考试取得执业资格,并通过审计准则对审计师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篇（6）

当国务院出台停止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决定时，有不少市场人士称，这是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举措。但值得深思的是，面对二级市场之外的国有股廉价转让与拍卖，国有股停止向国内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减持，它到底是保护了还是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又放在何处？有人说，关键不在于其价格的高低，而是在于其定价方式是否符合“市场定价”原则。笔者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只是，分析上述两公司的交易过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低廉价格正是由于其定价机制的不科学，违背了“市场定价”原则所致。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即使设立了“国资委”，国有股协议转让的难点——价格形成机制问题仍然存在，这才是国有股协议转让过程中亟待突破的问题。

二、构建国有股协议转让的市场定价机制

国有股协议转让的市场定价机制不允许我们的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主观地事先决定这一价格是每股净资产值，还是仅略高于每股净资产值，或是处于每股净资产与流通股市价之间，也不允许主观地去搞什么平衡，而必须是把国有股的所有者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作为一个卖方，去与买方共同决定国有股这一特殊商品的价格。

（一）累计投标加权区间法

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数百倍乃至更大时，应用此法更能够确定充分体现“市场定价”和公平竞争原则的合理的协议转让价格和理性的投资者。

应用前提：(1)向全国所有的潜在购买者公布准备协议转让的某国有股的所有有关信息，包括反映该公司经济状况的所有财务指标，转让国有股的净资产值、数量、时间、程序、今后若干年内分批逐渐上市流通的规则等，尽一切可能吸引所有的购买者参与竞争。(2)在转让前设计好需要协议转让的国有股进入二级市场的流通办法，允许持有一定时期（如3年）后每年以一定比例（如20%）进入二级市场流通。(3)规定每一申购者的每次申购量为50力股或50万股的倍数。排除一切附加因素，如重组后的职工安置、税收问题。这些问题一概在转让协议中的非价格因素中解决。

第一步，投标竞价。借用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让所有竞争者以申报的方式参与投标竞价，申报前不设申购价格区间，不确定指导价格，允许同一账户的投资者以不同的价格多次申购，但不得重复使用资金。

与通过国内证券市场转让不同的是，参与申购者不是证券市场流通股股东，而是战略投资者、民营企业和外商等，申购资金也非证券市场资金。所以这种方式只是借用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它不会直接影响证券市场。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节省转让费用，又可使全国的所有投资者就近最方便地参与竞争。

第二步，确定基准价和配号区间。在申报结束后，计算出所有申购的加权平均价格。以这个加权平均价格为基准价B，确定配号区间，可每50万股得到一个配号。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一是等范围的上浮和下浮，其配号区间为：[B-Bf，B+BJ]，其中，B为加权平均价格，f为浮动强度因子，取值建议为5%～25%。

二是不等范围的上浮和下浮，其配号区间为：[B-Bf[,1]，B+Bf[,2]]，其中，f[,1]为向下浮动强度因子，f[,2]为向上浮动强度因子，f[,1]可以大于或小于但不等于f[,2]。不论是实行哪一种方式，申购价格处于配号区间的申购都为有效申购，高于和低于皆为无效申购。浮动强度因子的取值宜事前统一规定，避免事后人为操作选择、人为调节造成不公。

第三步，确定最后的购买者。若处于配号区间的申购量等于该国有股的转让量，则该区间的申购者即为最后的购买者；若处于配号区间的申购量大于该国有股的转让量，则以抽签的方式确定最后的购买者。若处于配号区间的申购量小于该国有股的转让量，则以加权平均价格B的1%为最低增加量，逐步增大配号区间，直到配号区间的申购量等于该国有股的转让量。

第四步，确定协议转让价格为加权平均价格B。这个价格可能高于该国有股的净资产，也可能等于或低于其净资产。

第五步，原国有股的所有者分别与众多购买者签订转让协议。

如：中国证监会借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协议转让某上市公司国有股5000万股，在所有购买者申报前不设申购价格区间，但规定实行第一种方式——等范围的浮动，其浮动强度因子f为10%。假设在申报结束后，计算出所有申购的加权平均价格B为每股5.00元，那么其配号区间为〔4.50元，5.50元〕，处于该区间的申购量为9000万股，这时组织该区间的所有申购者参加配号抽签。中签者获得购买权。而申购价格高于5.50元和低于4.50元的都是无效的，都不能参与配号抽签。最后中签者以加权平均价格5.00元获得购买权。

这种报价方式的配号区间，实行等范围的上浮和下浮，则没有将国有股的最终协议转让价格推高或低的动力。但是，若实行不等范围的上浮和下浮，如果上浮范围大于下浮范围，则具有将最终价格推高的内在动力；反之，如果上浮范围小于下浮范围，则具有将最终价格推低的动力。不过，担心超出配号区间这种心理决定了这种动力是很有限的。如某国有股协议转让，申购前确定上浮范围大于下浮范围，即下浮因子f[,1]为5%、上浮因子f[,2]为10%，申购后确定的配号区间将是[B-5%B，B+10%B]，这时人们会为了获得购买权，申报较高价格，但又担心超出配号区间，因此不会申报得太高，一般会根据该只国有股的净资产收益率，再结合竞争状况确定一个自认为合适的申购价格，最后在此基础上增加10%以下，作为最后的申报价格，这样据此确定的加权平均申购价格就会在。一定范围内偏高，当然最终的协议转让价格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偏高；反之，若f[,1]为10%，f[,2]为5%，即申购后确定的配号区间是[B-10%B，B+5%]，这时人们申报的价格就可能是在自认为合适的申购价格的基础上减少10%以下，这样最终的协议转让价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偏低。

对于配号区间的两种方式，我们可根据国有股转让市场行情和不同时期的需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当我们认为根据市场情况和国家的需要，应该将国有股的价格确定得高一些，但又不希望太高，则可实行上浮因子大于下浮因子的不等范围浮动；反之，实行上浮因子小于下浮因子的不等范围浮动。而当我们要求国有股的协议转让价格不要过多地偏离其内在价值，则实行等范围的浮动。

乍看起来，如此设计似乎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其实不然，按照通常的理解，商品应该首先售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但由于我们所设计的定价机制的目的是通过市场需求者共同确定公允价格，如果我们规定，超过某一价格以上的申购才能得到购买权，就会有许多人为了达到目的，尽可能填报一个较高的价格，这通常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报价，因为对这些填高报价者而言，如果最终定价果真如其所报的价格，他们事实上是不愿意购买的，而当这种高报价倾向成为一种普遍的倾向时，其定价就产生了被大大推高的趋势。这种高价格的协议转让不仅会由于社会投资人的积极性受到较大的打击而影响以后国有股的协议转让，还会给将来此次协议转让的国有股上市流通时的二级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增大股市泡沫。可见，若想使最终确定的协议转让价格真正体现市场定价原则，就必须剔除这种非理性的报价行为。因此，对超过整个加权平均报价某一范围的报价予以剔除，是实现报价理性回归的重要手段。

显然，这种“市场定价”方式，既可以体现公平竞争原则、实现引进多元产权主体、消除“一股独大”的目的，又解决了协议转让价格的一致性问题，也排除了将来上市流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投标式竞价拍卖法

投标式竞价拍卖法是指将投标方式与拍卖方式相结合，利用市场机制确定协议转让国有股价格的一种方法。此方法最适用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差不很大的国有股转让。

1、应用前提

(1)同“累计投标加权区间法”的第一和第二应用前提。

(2)组织报名投标单位的人员对拟进行协议转让国有股的公司进行考察。

2、投标竞拍的具体程序

(1)公布起拍价格。如以每股净资产的某一百分比作为起拍价格，将欲拍卖的国有股按占总股本的比例划分为若干等分，如每2%为一个出售单位，由欲参加投标的公司提交标书，列出其每股投标价格、每一价格下投标购买的份数（为避免新的一股独大，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可限制同一股东及其关联股东购买的份数），并按欲购买的总有效份数的某一比例缴纳竞拍保证金，然后按事先规定的竞价日进行集中投标竞价。没有递交标书的单位不可以参与竞价日的竞标。

(2)竞价前一天，公布本次有效竞价的购买单位数量、其投标购买份数及其价格。

(3)开始竞价之日，各竞标单位根据公布的竞价情况调整自己的报价、数量单位后，开始进行不可变更竞价投标，这里所说的不可变更是指在随后的若干轮竞标中数量不可变更，申报价格能涨不能降，但可以一直保持不变。投标人中途可以不参加新的竞价，原投标结果直接进入新一轮竞价，为避免投标人在中间轮次的竞价中隐藏真正目的，到最后一轮才猛然杀出，造成竞价的中间轮次形同虚设等状况出现，可规定每轮竞价在原竞标书报价的基础上一次最高加价不得超过某一幅度，这样真正想赢得竞标的人在中间阶段的竞标中就必须及时调整自己的报价，如此经过数轮竞标（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建立一般采用三轮竞价投标），某一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协议转让价格便可以确定下来，按出价从高到低的顺序（在同一价格下则按竞标购买的数量实行优先）依次确定购买权，该国有股协议转让的最终成交价格统一为最后一份获得转让的国有股的竞标价格，当最后同一价位的竞买数量超过所余数量时，可采取现场抽签的方式决定谁可获得最后的购买权。

如：某国有股需协议转让2000万股，起拍价为每股5元，在三轮投标竞拍中，其报价分别为5.50元、6.00元、6.30元，数量分别为1200万股、1000万股、700万股。首先确定出价6.30元的1200万股获得购买权，其次是出价6.00元的1000万股，而最终的转让价格既不是6.30元，也不是5.50元，而是获得购买权的较低报价6.00元。如此确定了该国有股的协议转让价格为每股6.00元。另外，报价6.00元的有1000万股（每个申报者的申报数量相同）超过了所余量200万股，这时要求所有报价6.00的申报者现场抽签（每份一个抽签号码，申报的份数越多获得的抽签号码越多）确定其购买权，而报价只有5.50就没有购买权。

(4)每一轮竞标过程中，由竞标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填写标书，现场投交到标箱中，并采取当场验标、唱标的方式进行统计和排序，为节省开支，可在全国设立几个分站点进行同时投标，并将各站点的统计结果报投标总站的方式进行。

当预定的国有股协议转让数量因购买不足或定价起点偏高不能实现全部转让时，可采取如下办法：将没有售卖的部分予以公告，允许在一定的时期内（如三个月）按已经成交的协议转让价格进行购买，若到期仍没有售出，证明这一价格已不被市场所接受，必须加以调整，降价出售。降价出售必须按事先设计好的程序进行，降价幅度在10%以内，降价后，原投标竞价购买的股东按其原购买比例拥有优先购买权，当拥有购买权的股东所登记购买的股份超过剩余股份时，按比例进行分配。若当时经过降价出售后仍有剩余，则进行新一次的竞价投标拍卖，直至全部售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出的价格决定机制不仅适用于国有股协议转让，也同样适用于新股的发行、大宗同质物品的分拆拍卖等，因此，这种价格决定机制具有普遍的推广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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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成本与包装的限制

近年来，有不少的晚会，策划伊始都犯一个通病，就是一味地追求大投入、大包装、大制作；舞剧化的编排、华丽的服饰；大段的、与主体技术的呈现无更多关联的舞蹈等，太多的光鲜与绚烂纷繁在此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话并非是说主题晚会、杂技剧这种形式不好，而是这种“同一种类型的一窝蜂”不好。俗话说“好吃不如饺子”，然而一桌席上全是“饺子，顿顿皆是“饺子”，最好吃的东西也是会大打折扣的。原本应该是画龙点睛，结果反倒成了画蛇添足，导至了成本巨大、本体的弱化，削弱了杂技的本体——这个原本就拥有核心价值、也是观众掏腰包到剧场所希望看到的主要的特色元素。10多年前，针对有的节目因包装过度，淹没了杂技的技巧本体，就有批评家批评到“杂技乎”？“舞蹈乎”？其原由还在于某些编导者自身的艺术修养与积淀的缺乏，或对杂技专业技术本体特性的了解与操控能力不足。这一点更突出地体现在某些主题杂技晚会的设置与呈现上。

三、关于主题杂技晚会和杂技剧

近年来主题杂技晚会和杂技剧的兴起，其贡献在于：将原本散点状的节目用一条主线串连起来，它不仅使几近雷同的晚会和节目个性化了，更是极大增强了晚会的观赏性，毋庸置疑，主体晚会给杂技的单一表演形式带来的一次多元的复合与升华。但是，杂技本来就不是能够把故事讲明白的艺术，与其情节晦涩难猜，使之身心疲惫，不如以清新、恬淡的写意去烘托杂技本体。编导者在设计案头时必须要启动“限制”的手段；认真揣度、避重就轻，这样才能够充分地赋予杂技以最佳的承载功能。然而，当我们从现今主题杂技晚会和杂技剧的泛滥局面看演出市场，从客观而科学角度去观察与思考，会发现又闹哄哄演进成了新一番问题而遭到诟病。

1、要防止刚刚摒弃“大一统”，又制造了新一轮的“大统一”。近年来为数不少的一些人，不是去下力气搞自己的创新作品，而是竭尽全力去“超级模仿秀”；只要是有一个好的节目或晚会样式出来，用不了多久势必遍地开花，似曾相识的节目与晚会，不约而同地演绎成了新一轮的“大统一”格局，带来的结果是：受众者会因新的审美疲劳而放弃他们的观赏兴趣。这里，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作为晚会及节目的策划核心，创作伊始，一定要认真去研究观赏群体的兴趣，否则，最终的结果都将是事与愿违，一切也都徒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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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收入分配人才

1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含义解析

(1)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就是要把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和严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分配制度,逐步转变为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来的,是党的十六大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的最大突破,它是在十五大解决了其它生产要素能不能参与收入分配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了其它生产要素怎么样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即按贡献大小参与收入的分配。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3)我国经济学界对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解释。赖得胜(2003)、许成安、王家新(2007)指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就是指按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给予报酬,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强调了生要素的市场竞争原则,并且各生产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卫兴华和逢锦聚(2003)认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指按生产要素在生产财富即使用价值中的贡献分配,其认为活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没有创造价值,它们只是创造了使用价值并按此贡献分配;周为民和陆宁(2002)则认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实际上是按劳分配的表现形式,按劳分配不能成为拥有自主财产权的劳动者直接的具体的分配方式,只能通过市场的作用,转化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方式。

因此,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程度应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并通过市场机制来衡量,其分配的客观依据应该是生产要素的实际贡献,而非所有权,也就是说生产要素投入了生产并通过市场的机制产生了贡献,当然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的大小参与分配也就是合理合法的。

(4)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表现形式。在当前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形式:一是指按资本要素参与分配,主要有居民银行储蓄存款获取利息收入,居民购买股票和公司债券等有价证券,获取利润、红利、股息以及资本利得,居民通过合资、入股等投资等方式获取投资利润;二是指按劳动力要素参与分配,也即是指工资收入;三是指按技术要素参与分配,即是指技术要素的所有者将自己所拥有的技术或者科研成果投入生产活动,并据以取得相应的收入;四是指按管理要素参与分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管理要素主要是指管理者的组织协调和指挥规划能力;五是指按信息要素参与分配,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所有者据以所拥有的信息对生产经营管理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

2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有效形式

(1)技术成果作价入股。对专业技术人员可实行专利、技术、成果入股的政策;针对试行产权制度多元化改革的有关单位,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也可作价入股,所占股份的数额由单位和员工双方商定。科技成果入股时,要委托具有法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要提倡和鼓励经费完全自理或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试行职工资金内部“参股”,年终分红的作法。允许科技人员以科技成果和职务科技成果入股。个人或法人以资金的方式投入到事业单位的基础建设、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经营活动等而获得经济效益的,可以按资金投入的份额确定投资者的分配。例如杭州市政府于2001年7月颁布的《杭州市技术成果作价入股的实施意见》。

(2)岗位津贴制度和考核奖励制度相结合。对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并从事相应技术岗位工作的职工,按月发放岗位津贴,标准可以参照上年度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相应比例确定奖励幅度。对具有高级技工及其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并从事相应技术岗位工作的职工,定期进行考核,考核合格且本人平时工作突出的,给予奖励,奖励的幅度可以参照上年度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确定。对能够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在技术革新或生产实践中做出突出贡献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高级技能人才可分别给予重奖,奖励的方式可以是一次性奖励,也可以按其产出效益比例提奖。

(7)推出“重大贡献奖励及岗位特殊津贴”等奖励措施。对重大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工艺攻关、管理创新的成果,按产品上市和改进管理取得的利润比例或荣誉大小给以重奖。对在研究开发和转让科技成果中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单位应给予重奖。鼓励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提供技术服务,并按一定比例获取收益。对在经营管理岗位上做出贡献的人员和提供重要经济信息并获得较大直接经济效益的人员,可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给予奖励。根据主要经营管理者的责任轻重、风险大小和工作业绩等因素,每年从单位税后净增利润中提取适当资金分配给创造经济效益特别显著的主要经营管理者。

(8)试行期权制。运用或借用期权分配模式,让单位经营者和技术骨干,通过增加业绩,以延期兑现方式使其人力资本获得薪金以外的报酬。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可实行股份奖励;对长期在关键技术岗位上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可实行期权激励的分配政策。

(9)年薪制。对长期坚持在生产技术岗位上致力于生产技术进步、工艺改革、设备改造等创新工作成效突出、业绩显著的高技能人才,可以参照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年薪制办法,实行年薪制,其年薪水平可按不超过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倍数确定。

参考文献

[1]赖德胜,《解析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人民日报》,2003年2月18日第9版.

[2]许成安、王家新,《按劳分配:现实还是趋势兼评关柏春和姚家祥两先生的学术争论》,《经济评论》,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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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过程管理

会计过程管理通常就是指在能够保证会计组织条件的前提下，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会计工作的实际效果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会计过程管理能够有效提升会计信息资源的质量，其重要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根据会计工作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相关制度和工作方式的调整，这样能够有效提高会计工作的准确性。其次，要不断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从而使会计工作能够更好地对市场环境中的风险做出反应，防止发生更大的经济损失，同时还要不断使其和社会各种资源有效协调。最后，要不断发现会计管理活动中存在的不足，采用相应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来改进，提高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会计管理活动最终目标的实现，以下笔者就会计管理活动中的主要内容进行简要的分析和阐述。

（一）会计决策会计决策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会计工作的实际效果，要根据评价的标准对提出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措施进行有效的分析，并且在比较之后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案进行实施，会计决策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期针对性非常强，还要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对会计工作进行有效管理，所以，在会计决策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同时还要求领导者必须要在决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二）会计计划计划是指针对一定对象即将开展的会计事项在时间和资源配置及使用方面所进行的事先安排。计划是会计工作安排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会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计划在会计管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为会计人员指明会计工作方向和协调工作中的各种关系,减少和避免内耗；二是对会计环境变化作出预测判断和分析，对不确定的问题作出应对安排，有效降低会计风险；三是对有效的会计资源作出必要调配和整合,避免和减少会计资源的浪费和重叠，更好地利用和使用有限的会计资源；四是有利于会计过程的控制，因为计划是控制的先导，它为控制确定了会计目标和实施的标准。

（三）会计领导会计领导在会计管理活动中主要体现在会计环境变化过程中极强的适应能力，同时还能够在会计管理活动中对复杂的会计问题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理，如果在管理的过程中，领导不能发挥积极作用，会计管理的质量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四）会计激励激励包括激发与鼓励、斥责与批评两种含义。会计管理的激励是指在一定的会计环境下,会计组织通过为会计岗位职责设置一定的职业规范和奖惩措施来引导、保持和激发会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挖掘他们的潜在能力，以便更好地完成会计任务,实现会计组织目标的系统活动。激励是建立在心理活动之上的人的行为,就会计管理激励而言,它具有促进性、融合性、过程性和适应性等特点。会计管理激励应当遵循物质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奖励（正）与惩罚（负）激励相结合、个性化与整体化激励相结合、公平性与合理性激励相结合、效率与效果性激励相结合等原则。事业单位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已经从单纯依靠财政资金,转向多渠道筹集资金。它的服务对象、服务方法也必然要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原有资产、技术和人力的作用方面已不同于过去,因此,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也应适应更广泛的市场经济需要,会计过程管理尤为重要,决策、计划、领导、激励和控制五个内容都对会计工作提出较高要求。

（五）会计控制会计管理的控制是指对会计计划实施跟踪监督，并随时纠正会计实际工作偏差的过程。会计工作的过程之所以需要控制，是因为会计工作往往会由于会计组织内部因素的变化（如人员变动、物质条件的改变、相关部门配合的不到位等）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如社会、政治、自然等条件的变化,金融、税收、财政等经济政策的变化）不可能完全按照原计划的设想去实施，而只有通过会计控制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会计计划实施中的问题，并最终实现会计目标，完成会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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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运输对促进经济的发展、货物的流通和劳动力的流动提供极大地便捷，特别是在内陆欠发达地区，公路运输是核心交通运输方式，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路运输作为基础产业能够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又会促进公路运输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2.公路运输会促进板块区域的发展

历史实践表明，要想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先铺设道路，道路打通了，交通方便了，能够促进劳力的流动和货物的流通。公路交通网络一旦建立起来，可以增强对投资商的吸引力度，对周边地区的各类经济发展具有辐射促进作用，经济的发展和公路交通的发达程度是正比例关系的，落后的公路交通则会制约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公路建设需要适当的保持超前速度。

3.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良好协调有利于社会发展

公路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创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和谐稳定的社会能够增强人们安居乐业的信心，提高生产的活力，促进经济的增长。公路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公共交通设施，是解决人们出行的主要运输方式，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要求，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措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公路运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为实现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的管理。

1.整合运算并控制好公路运输经济成本

加强对公路运输经济的管理力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拉动周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也不能盲目过度、不计较效益的膨胀化地发展公路运输经济。发展公路运输经济往往是要以一定的牺牲为代价成本的，比如修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对农田耕地占用、对周边居民的迁移成本等等，这些都是发展公路运输经济的成本，增加可持续发展的负担。所以，在发展公路运输经济的时候要整合运算公路建设和维护的成本，每一项工程的施工都会涉及到相关的利益体，这些利益都可以折算为成本，不管是工程前期还是勘验阶段都要做出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市场经济风险，并落实好工程职责，以合理、稳健推进公路运输经济规模的发展。

2.提高电子信息化管理水平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了促使公路运输经济进一步迈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就有必要采用电子信息管理手段来实现对公路运输经济的管理。在公路运输经济的实践管理过程中，要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特别是以计算机技术应用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将现代化的技术应用到经济的信息管理中来。电子信息化技术能够将相关的参数用数学模型模拟出来，并随着参数的变化自动得出相关的交通信息，可以更好的合理引导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正在向规模化发展，现有传统的管理手段效率低，已经无法适应管理的需求了，提高电子信息化管理水平，有利于实现公路运输经济的信息化和数字化，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益。

3.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

公路运输经济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基础条件上进行运作的，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前提条件而套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思维模式来进行管理。但公路作为国家的基础设施，公路运输经济具有一定公共事业性质，具有公共服务特性和非营利性质。所以，在面临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安全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公路运输经济项目时，需要调动政府的行政力量对其加以适度的管控，以确保国民经济的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不能让行政管理手段作为主要的管理管理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以市场经济发挥主要的调控作用，行政手段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负责公路交通运输的政府管理部门要协调运输经济的发展，承担其相关的责任，并将责任落实到位，保证公路运输经济在合理的市场调控范围内可持续的发挥作用，并配合适度的行政调控，使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不会偏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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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改革也使机制有了很大的变化，逐步完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结合的体系，保护了农民的既有利益，激发了农民的耕种热情，在改革的推动下取得了好的经济效益。政策的改革实行了新的分配办法，取消过去的统派购制度，建立了最新的合同定购制度，大力的调整农业的生产结构，使农业不断的增收，同时也保证了农民对土地承包所享受的各种权利，使过去大锅饭的发展方式得到了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从真正意义上保护了农民的权益，为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科学的发展思路，从而带动了农村经济的高效发展。

(二)加入创新的机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实现了公平税负，加强了服务体系的建设。

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加入了创新性的机制，使农民因素和政府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使农民和政府的关系更加融洽，并通过宏观调配的方式，使农民认识到现有机制的优越性，使农民能够主动协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动配合政府的管理，不断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的热情，使生产得到了保障，农民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政府通过机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民不再为日后的生活担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有更多的精力去发展生产，逐步带动了农民的精神面貌。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中体现了国家的公平税负原则，使每一个纳税人所承受的负担和自身的经济状况相吻合，使各纳税人的负担能够保持平衡，从而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强了服务体系的建设，使农民更好的发挥了服务功能，在不断生产中能够发挥自身的最大服务价值。同时也发挥了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功能，使政府通过农村机制的改革和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带动了农村的经济建设，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效益，并把政府、农民、其它社会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实现了农村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改革管理体制，实行政社分社，政企分开，组织和开放城乡的集市贸易，废除不利于市场良性运行的各种限制和禁令。

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未来发展中要改革管理体系，使公社管理的弊端从根本上得到改革，使传统管理体制出现的问题得到处理，要实行政社分社方针，分清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政府主动调配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更好的体现政府的职能，也能带动社会组织的高效发展，逐步提高农村生产效率，并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要坚持政企分开制度，要协调好政府和各企业的管理，要把政府和企业管理权限划分开，使政府和企业可以发挥最正确的作用，也使政府和企业能够实现既有的发展目标。要组织和开放城乡的集市贸易，通过加入集市贸易政策使生产的粮食能够及时的投放到市场中，不断提高粮食的流通效率，把粮食流通到各大城市内，使城市的群众也能够享受到粮食丰收的成果。政府要组织农民自发的组建成销售组织，定期到城乡集市进行粮食销售，把粮食销售到城市的市场，从而带动粮食的生产。政府要废除不利于市场良性运行的各种限制和禁令，同时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要限制政府禁止的市场行为，使粮食能够合理流通到各市场，为农业经济管理机制的改革提供市场和流通环节上的保障。

(二)允许和鼓励多种农业经济形式，要积极的引导和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要改革农业科技推广制度，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中政府要允许和鼓励多种经济形式，要把经济的发展方式向多渠道方向扩展，使各种形式的经济内容得到有效的反馈和利用，政府要协调好各经济形式之间的管理，积极的引导和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使各非公有经济组织能够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发挥自身对经济和市场的促进作用，要加大对生产渠道和销售渠道的管理，使公有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形式都取得最大的发展。政府要改革农业科技推广制度，通过对科技制度的推广，使农业发展有了科技上的保障，并得到制度上的支持，能够发挥科技对制度的促进作用。要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用科技的手段来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职能，把管理体系向科技化和服务化的方向扩展，主动发挥科技和服务的作用，政府要根据不同的市场分层次进行管理，并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采用最正确的服务政策，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全新的改革思路。